法国革命史(汉译名著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法)勒费弗尔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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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革命史(汉译名著本)试读：

发生在1789年的大革命具有深远的民族历史根源。从其主要成果来看，它加速了民族历史的进程，但没有改变历史发展的方向。正如夏多勃里昂所说，这场革命是由“贵族”闹起来的；它是贵族反抗加贝王朝的长期斗争的最后阶段，因而也是以往的王朝历史的结束。这次由“平民”完成的革命实现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它既是法国近代史的起点，也是前一历史阶段的终点，因为资产阶级在它所破坏的封建世界中的孕育成长，正是长期历史演变的一个基本特点。

法国革命的以上两种性质在欧洲并不是孤立现象。欧洲各国全都是以损害贵族的利益而形成政治国家的，并且都导致了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虽然上升的速度有快慢的不同。法国革命并不是使资产阶级获得利益的第一次革命；在它之前，英国的两次革命和美国革命已经开辟了这条前进的道路。

就文明发展的总趋势而言，大革命的意义似乎要更加宽广些。从蛮族入侵结束后，欧洲人在征服狂热的驱使下，竭力要统治整个世界，并且努力去发现和制伏自然力量。与此同时，为了求得个人的幸福和人类的完美，他们坚定地怀有统一经济、统一社会和统一习俗的雄心壮志。1789年的资产阶级保障科学家享有研究自由，保障生产者享有兴业自由；它同时还试图对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进行合理调整。由此可见，法国革命是决定西方世界命运的一个重要阶段。

然而，资产阶级在扩张其实力的同时，本可以不同贵族决裂而取得政权。在十七世纪的革命后，英国的绅士和资产者联合起来，同国王分享了权力；在美国，绅士和资产者一致主张不要君主制。到了十九世纪，大陆各国的王朝在顺应历史潮流的同时，能够控制住局势，实行了妥协。法国则相反，贵族既想压服国王，又要让第三等级受它控制。资产阶级鼓吹权利平等，奋起反抗。由于人民群众的介入，旧制度顷刻间土崩瓦解。贵族不仅丧失了特权，财产也受到部分损失，它的社会地位也随之下降了。但是，农民和手工业者在支持资产者进行战斗的同时，又用权利平等的原则武装自己，转过来反对资产者。大革命瞬间导致了政治民主，接着导致了初步的社会民主。

大革命以猛烈的突变加快了历史进程的步伐，它在国境线外唤起了热情的希望，但也激起了遭受威胁的各国国王和贵族的强烈反应。所以，从1789年至1815年，欧洲型文化的各国历史在很大程度上都以这一伟大事件为转移。

大革命在事后的人类生活中仍然有它的影响。作为后人，我们今天容易把它看作是世界史的一个篇章，但我们决不能认为，在本书论述的那个时代里，大革命果真具有这样的性质。当时，欧洲人对地球上相当大一部分地区还并不了解；伊斯兰教控制下的各国文明以及印度、中国和日本等国的伟大文明还没有向欧洲人的思想开放。当时，人类的大多数对在地球一角刚刚点燃的熊熊烈火或者一无所知，或者没有感觉到它的热度。世界的统一是在我们这代人亲眼目睹下开始实现的，真正的世界史因而也只是在这个时候才刚开始。第一编法国革命前夕的世界第一章　欧洲和新大陆

从十二世纪起，欧洲的对外征服已经在各方面跃跃欲试，而到了十六世纪，竟势如破竹地发展了起来；这股势头一度在教会和国王的反动下受到了压抑，但在十八世纪，即在米希勒所说的“伟大时代”或真正的“复兴时代”，它又重新迸发了出来。我们这里先讲述欧洲在探索和征服新大陆方面的进展，以及它的相对说来还很有限的扩张程度。一、对地球的认识

经过十七世纪的间歇后，远洋探险在科学的推动和技术的帮助下，又重新活跃和组织起来。确定航船的位置是当时的重大创新之一，船舶的导航和地图的测绘均有赖于此。有了圆规、六分仪、纬度仪等新式航海仪器后，人们便可以精确地测量出纬度；随着秒表和船钟的制造以及星座表的制订，人们就能够算出以前仅靠估计的经度。这是一场真正的革命。

库克在1772至1776年间曾进行了多次远洋航行，其中第二次远航曾绕过澳洲大陆，到达了极地的边缘。对太平洋（占地球表面三分之一）的探险正在进行中，库克的第一次和第三次远航正是进行这样的探险；拉佩罗兹不久前曾沿着美洲和亚洲的海岸环游了太平洋。许多岛屿被发现了，只是没有统计其数字和登岸观光。此外，寻找南极洲陆地以及从东北部和西北部穿越北冰洋还尚待进行。

比海洋更难深入的大陆腹地只是慢慢在对外开放。加拿大人到达了温尼伯湖、大奴湖和哥伦比亚河，并越过落矶山脉，到达诺特加海湾，他们在这里与来自阿拉斯加的俄国人以及与来自加利福尼亚的西班牙人相会合。在美国，拓荒者进入了俄亥俄平原，但人们对密西西比和加利福尼亚之间的广阔地带仍一无所知。对于亚马逊河流域，人们知道得很少；对亚洲的了解只是一鳞半爪；至于非洲，除地中海沿岸地区外，还是个未知数。机器还没有把地域的距离缩短：地球依旧是那么大，广大地区被笼罩在神秘之中。但是，大陆和海域的分布已大致被弄清；地球从黑暗中露出了自己的面目；法国的梅尚、德朗布尔和拉朗德就要去测量子午线的长度了。二、瓜分新大陆

正如十五和十六世纪的发现新大陆一样，这些进步并没有改变欧洲的命运；新大陆的发现使欧洲赢得了对海外的统治，而这个统治的四分五裂也正反映着统治者的四分五裂。对新大陆来说，欧洲似乎是征服者的一个整体，但欧洲并不像最初几次十字军东征时团结一致对付伊斯兰教那样去征服新大陆。诚然，欧洲依旧是基督徒的欧洲，但宗教分化正日趋剧烈：东欧有东正教，北欧有基督教，南欧有天主教，中欧是各教混杂；同时，到处都有自由派的出现。在政治上，各国间的纠纷出现得更早些。随着各政治大国在十八世纪从西到东地逐步形成，统一的欧洲已不复存在，因为各个王朝的立国图强势必引起相互间的冲突。新大陆的发现扩大了敌对的领域。由此产生了两个结果：一方面，在大陆战争之外，增加了越来越复杂的海上的和殖民地的争夺；另方面，瓜分新大陆只对濒临大西洋的沿海各国有利，这些国家的经济得到了促进，从而加强了西方的领先地位。离大西洋愈远的国家，其经济的繁荣和文明的发达就愈加缓慢。地中海已经丧失了对亚洲联系的垄断，不再像以往那样是欧洲生命攸关的中心；更何况，地中海的部分沿岸地区被伊斯兰教占领着，那里的自然资源远没有西方那样丰富。从威尼斯经由布兰耐尔、奥格斯堡和莱茵河谷通向布鲁日和安特卫普的大道如今只供地区间的贸易之用。意大利和德国在欧洲经济中所占的领先地位已消失殆尽，两国在新大陆竟没有插足之地。意大利还勉强保住已得的部分财富，至于德国，它在三十年战争中被搞得民穷财尽后，直到十八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才终于恢复元气。只能通过波罗的海进行国际贸易的东欧，困难就更多了。它落后于西方的距离愈来愈大。尽管十八世纪开明君主的努力，东欧仍然是贫困的。人们只是不久前才开始把派别林立的莫斯科人当作欧洲人；人们没有想到，莫斯科人占领西伯利亚，也是想要建立殖民帝国：俄国的亚洲部分当时只有五十万人左右。

欧洲各国的不幸纷争在旧制度末年造成了两个后果。在十六世纪后，对世界的瓜分不能顺利地进行，这并非因为欧洲人的统治遇到了挑战，而是殖民帝国面临着内部瓦解的威胁。殖民扩张虽仍在进行，但殖民主之间的纠纷阻碍着殖民地的进一步扩大，因而使欧洲未能控制地球上的大部分居民。三、各殖民帝国

本土狭小的葡萄牙和荷兰只保留了它们原有领地的一部分；前者占有巴西以及非洲和亚洲的一些港口，后者占有安的列斯群岛的部分岛屿、圭亚那的一部分、好望角、锡兰以及爪哇和马鲁古。相反，西班牙不仅继续占有它的属地，甚至还通过占领加利福尼亚和取得路易斯安那而有所扩展。在加利福尼亚，出现了旧金山这个新兴城市；在路易斯安那，有了直达密西西比河的出海口和新奥尔良城；因此，西班牙控制了墨西哥海湾和加勒比海的全部海岸，以及其腰带状群岛中的两块宝地。来迟一步的英国和法国为占有北美、印度和小安的列斯群岛进行了争夺。法国遭到了失败，只保留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和法兰西岛；1783年，法国收复了圣卢西亚岛、多巴哥以及塞内加尔的几个口岸。所以，法国虽然受到了损失，却保住了大部分食糖生产。而且，建立不久的大不列颠帝国似乎被美国的独立运动所震动，对印度的征服已暂缓进行。英国占有孟加拉，逼迫乌德向它纳贡；加尔各答的地位超过了孟买和马德拉斯。但是，继瓦伦·哈斯丁之后的康沃利斯在致力行政改革的同时，休兵歇战，拒绝支持受迈索尔邦铁普苏丹进攻的尼扎姆。另一个同样可怕的敌手似乎是辛提亚，他控制着马拉塔封建王公的联邦，并被蒙古可汗承认为世袭执政官。尽管如此，英国的兴盛在欧洲是不容否认的。

所有这些殖民帝国的开发都主要是为了满足商业贪欲。每个宗主国都从自己的殖民地攫取它所缺少的东西，并在那里推销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宗主国原则上禁止殖民地种植和创造与自己竞争的产品，禁止殖民地同外国进行贸易，并强制使用本国的船只。这就是法国的所谓“专营贸易权”。因此，欧洲在海外不仅具有必买其产品的顾客，而且还取得活跃其经济的两种主要资源：贵金属和热带产品。

拉丁美洲提供世界四分之三的金砂开采和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银矿。随着波托西矿的枯竭，白银主要来自墨西哥。自从一些德国人整顿了阿尔马登矿的开采后，新的矿藏接连被开发，水银的价格下跌了一半，而产量却在1760年后猛烈地增长，并于1780至1800年间达到了年产九百吨的高峰。相反，用淘洗法取得的黄金产量下降了，虽然巴西和非洲的几内亚沿岸新增加了黄金开采。

粮食种植在发展着，畜牧业在潘帕斯草原也有所发展。为了出口皮革而于1778年开放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港开始繁荣起来。但真正为欧洲人感兴趣的只是热带作物：首先是甘蔗，然后是咖啡、可可、棉花、靛蓝和烟草。巴西的食糖、咖啡和棉花补充了西班牙殖民地的供应不足。香草、奎宁、洋苏木、桃花心木等当地的植物产品也属出口之列。被迫定居和从事强迫劳动的印第安人提供了绝大部分劳动力。卡洛斯三世原则上解除了印第安人在矿里的“徭役”，解散了把他们集合成村子以从事种植业的“土著定居村”；实际上，以墨西哥的雇工为例，他们的雇佣条件同奴隶制很少有差别。此外，土著居民要纳付直接税，官吏们勒令他们购买从欧洲运来的、强行摊派的工业品。由于许多印第安人为逃避压迫而移居沼泽或山林地区，人们还使用了更能经受苦役的黑人奴隶。然而，据洪堡估计，黑奴的人数并不多；他认为在拉丁美洲一千六百万居民中，黑人占百分之五，印第安人占百分之四十七，还有百分之三十二的“混血儿”。

安的列斯群岛、路易斯安那以及北美从佛罗里达到马里兰的大西洋地区都没有矿产，那里的热带作物占绝对优势；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况也是如此。例如，大部分食糖和咖啡来自安的列斯群岛。英法两国把这些岛屿当作最宝贵的殖民地而珍爱着。美国出口烟叶，但还没有棉花，棉花从“海岛”引进只是1786年的事情。在安的列斯群岛，原有的加勒比人已被消灭干净，大陆上的印第安人在殖民主的压迫下向内地迁移；于是，这一地区的全部经济就建立在黑人奴隶制的基础之上。根据洪堡的材料，黑人约占安的列斯群岛居民的百分之四十；这个百分比似乎小了一点，因为据奈克尔的估计，黑人约占法属各岛居民的百分之八十五；路易斯安那约有百分之五十的居民是黑人，美国至少也有五十万黑人。

从1790年起，估计每年有七万四千名奴隶被“黑奴贩子”运到美洲。非洲成了新大陆的“乌木”仓库，在欧洲人的劫掠下，非洲的居民正急剧减少。被装运上船的黑人一部分死在海上。白人有时也通过他们开辟的口岸同当地的土著进行交易，但他们并不力图征服土著居民。在亚洲，他们长期采用这种纯商业的办法，即不用通过武力征服，而是向当地王公购买开辟口岸的许可证，开展贸易活动。直到十八世纪，这个方法还部分地保留着。此外，美洲原有的许多享有特权的公司，除在加拿大留下少数几家从事皮毛收购外，都已不再存在，而各国的东印度公司却始终保持它们的垄断权。因美洲战争而债台高筑的联合省东印度公司摇摇欲坠；卡龙于1785年重建了法国东印度公司；皮特于1784年改组的英国东印度公司占着主导地位。

这些公司在远东售货较少，而购货很多。在四年里，法国公司的出口额为七百万里佛，购回的货物则达五千万里佛。英国公司在同期只卖出少量毛织品和五金产品，却买进棉纱、靛蓝、食糖、大米以及大量的硝石，每年的贸易逆差达二百万英镑左右。贸易垄断没有扩展到中国：1789年，在停靠广州港的船只中，除去五十艘英国船和五十艘从事邦际贸易的印度船以外，还有二十五艘挂不同国旗的船只。但贸易也出现了逆差：中国人只买少量的鸦片，却卖出成箱的茶叶、瓷器和漆器。所以，欧洲人在美洲大发横财，在亚洲却相反入不敷出。各公司的股东们并没有因此吃亏：他们把货物重新售出，从自己的同胞那里取得巨额利润。

在大革命前夕，荷兰人和英国人采用了一种新的办法。他们像在美洲那样对当地的土著进行统治，直接剥削土著，不必再运送黑奴。荷兰人强迫马来人必须在他们的垦殖园进行劳动，强制农村种植某种作物，并征收一部分收获。英国公司垄断着食盐、鸦片和硝石的贸易，同织布商签订有利可图的预付合同，尤其代替失势的王公们征收土地税。公司经纪人的敲诈勒索甚至在英国也引起了愤慨；这在克莱武案件和瓦伦·哈斯丁案件中均有所披露，他们两人因以往的功绩而受到了宽恕；但从已暴露的事实看，他们下属的胡作非为也就可想而知了。虽然在亚洲没有“奴隶贩子”，但这里所用的办法不能不令人想起西班牙冒险家在拉美曾用过的那些手段。

雷纳尔教士在其《东西印度哲学史》一书中强烈谴责了征服者的暴行。他们的统治同奴隶制简直一模一样，这使宗教界和慈善界开始看不过去了。长期以来，只有基督教公谊会单枪匹马地谴责奴隶制；后来，一些哲学家也开始说话；最后，于1787年在伦敦成立了一个“黑人之友会”，1788年在巴黎建立了分会。维尔倍福斯和皮特对该会的纲领颇感兴趣，因为这纲领并不要求立即取消黑人奴隶制，而是主张通过废除黑奴买卖使奴隶制逐渐消失。至于殖民体系，由于这同政治家和商人的利益关系甚大，所以没有考虑放弃它，何况，还有人为殖民体系进行辩解。英国殖民者在印度或北美开战寻衅、侵城掠地的行为，在大陆各国人士中找不到很多辩护者。但是，在关于拉丁美洲的问题上，有人反驳雷纳尔说，混战的被禁止以及在工具和经济方面的显著进步，这对土著人不是没有好处的，因为大家公认，尽管有饥荒和病疫发生，土著的人口还是增加了。有人举出为减少弊端而进行的改革，提到一部分种植园主的仁慈，以及教徒们的热心相助，例如巴拉圭的耶稣会教士曾经把印第安人召集到他们的“教会”中进行教育。有人声称，富裕的和受过教育的印第安人和混血儿正形成着中间阶级的萌芽。但不容否认的是，无论本土的欧洲人或当地的种植园主都并不扶持殖民地，他们在殖民地发展生产无非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利润，从不考虑提高土著人的地位，以为把天主教强加于土著人就足够了。西方的语言和习俗通过交往、利益和社会分化得到了传播；充满种族偏见的白种人对被同化了的土著，甚至对他们生下的混血儿，仍然一概予以排斥。可是，大多数被征服者从没有完全逆来顺受。他们把外国语改造成为“洋泾浜”，秘密地举行自己的宗教仪式——例如，圣多明各的服图教——甚至还保留他们的司法习惯。

白人不在热带亚洲和非洲定居。气候不允许他们这样做，西方公司的大批士兵和经纪人在那里因病死于非命。这与美洲和马斯卡林群岛的情形大不相同。在那里，除官吏和军人外，还生活着种植园主、商人、技工，以及各行各业的地位不一的“次等白人”。其中的许多定居者在当地传宗接代，因而到十八世纪末，土生土长的白人便大大超过来自宗主国的白人。

据洪堡估计，西属美洲约有百分之十九的居民是白人；在墨西哥，他认为欧洲出生的居民约占百分之七。据奈克尔的计算，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白人仅占百分之十二，还有百分之三的有色人种自由民。可是，少数的奴隶主面对绝大多数的奴隶，天长日久就难免要出危险。奴隶不时揭竿而起，进行暴动。图帕克·阿马鲁于1781年在秘鲁举行起义；提拉唐代斯于1792年在巴西被处决。

种植园主对黑奴经常的行凶闹事和此起彼伏的暴乱深感恐惧。在他们看来，这是与制度本身不可分割的缺陷；在适应这种状况的同时，他们对未来充满着信心，因而逐渐摆脱对宗主国的依恋。四、各殖民帝国的危机和美国革命

各国政府把它们的统治方法——君主专制、官僚集中、军队和警察统治，以及宗教褊狭——搬到海外领地去。唯有实行君主立宪的英国颁布了宪章，给予在美国的英国国民一定程度的自主权。旧大陆还把自己的社会结构的某些特征移植到拉丁美洲：教士享有特权，贵族骄横无忌；法属加拿大甚至建立了领主制。然而，这些特征在新的国土上有了一定程度的缓和，至少在城市中是如此。例如，在法属安的列斯群岛，直接税确实得到了实施，任何人不得减免；教会财产为数甚微；贵族和平民不分彼此地转变为近代的资产者，这些富裕产业主的地位高于“次等白人”。

在非洲和亚洲，仅有少数临时居住的白人不顾一切危险，但求尽快获得私利，他们不会想到向大公司的垄断进行挑战。虽然纠纷也不时出现，那只是个人间的对立和冲突，可是宗主国也一样受到影响。至于在殖民地土生土长的白人后裔，他们的态度就完全不同了。那些事关他们利害的重大问题竟由内阁各部的官僚们作出决定，这使他们愤愤不平。他们嫉妒王国政府的派出代表，渴望独立和自己管理自己。“专营贸易权”极大地束缚着他们，他们特别希望能同别国进行自由贸易。就安的列斯群岛来说，如果能用食糖和罗木酒换取新英格兰的定期食物供应，那对他们将是件有利可图的事。除了利害冲突以外，还有启蒙哲学传到美洲所引起的争执。白人有他们自己的中学和大学；即使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殖民地，书籍也不顾宗教裁判所的禁令到处流传。玻里瓦尔的老师罗德里格斯是卢梭的门生。此外，也有一些白人后裔来到欧洲留学。美国革命终于瓜熟蒂落，促使人们不再满足于抽象的思辨。

与拉丁美洲各色人种杂居的情形相反，在沿大西洋的北美边缘地区，居民是清一色的白人；其中，那些寻找土地或职业的劳动者根本就不需要黑奴或被奴役的印第安人，居领导地位的白人是一些以商人为主的、一般尚属小康水平的资产阶级。这是欧洲扩张的第三种形式。成群拥来的盎格鲁–撒克逊人组成了新的西方世界的核心，这种“美国型”的新西方不仅继承和发展了欧洲的冒险精神和创业精神，而且以强烈的个人主义为标榜，这种一扫因循守旧的个人主义同旧大陆上曾迫使清教徒离乡背井的教会、贵族和国王的专横统治是格格不入的。他们共同关心的问题是驱逐印第安人和不再同充当教皇走卒的法国人相毗邻。对法国人的痛恨，加上对宗主国的派出代表及其强制推行的重商主义的厌恶，促使当地白人同新英格兰和宾夕法尼亚的殖民主、港口的批发商、弗吉尼亚的种植园主，甚至同南部各州的种植园主接近起来。在南部各州，美国型的特征诚然是存在着的，但被大产业和奴隶制冲淡了。清教徒的独立精神包含着天赋人权的概念，向各殖民地颁发的宪章保留着英国“习惯法”的传统。殖民主们拒绝服从他们不派代表参加的伦敦议会，并进一步同宗主国断绝关系，由此诞生了合众共和国。美国独立的榜样在欧洲深得人心，并有力地推动了未来的社会革新和政治革新，但可以预见，它也将动摇各殖民大国的权威。首先，美国的独立表明，假如英国今后要建立由白人居住的殖民地，它就必须设计一个崭新的帝国结构。当然，这个问题的解决还并不十分紧迫，因为无论法语区的加拿大或来自美国的移民，都毫不使人感到担心：前者信奉天主教，内部十分团结，对外则显得孤立；后者因忠于英国，定居在大湖区的北部。问题仅仅是要防止两部分人之间发生冲突；皮特于1791年通过建立两个独立的地区，终于做到了这一点。

相反，对各拉丁大国说来，美国的解放使它们面临着像英国一样遭到肢解的威胁。群情激愤的白人后裔本能地把他们的目光转向从十六世纪以来与天主教国家在利益上和信仰上始终对立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英国人对开放西属美洲的广阔市场怀有野心，对产糖诸岛也馋涎欲滴。毫无疑问，美国不久也会高兴地看到把欧洲人赶出新大陆；在这以前，美国取得法国人的同意，于1784年进入了安的列斯群岛的某些港口。委内瑞拉人米兰达后来曾向华盛顿和皮特请求给予帮助，1787年，巴西人梅依阿在尼姆试图争取杰弗逊的支持。

其实，“起义者”之所以取得胜利，是因为各宗主国不由自主地要互挖墙脚。法国、西班牙和荷兰一起支持起义的殖民地反对英国，殖民地的白人因而可以指望同其他国家结盟，并从中渔利。欧洲在它所征服的海外领地打上自己的烙印：人们可以看到，以欧洲为形象的人类正在全地球形成着。虽然有色人种觉醒的时代还远没有来到，但欧洲开始发现，它把自己的儿女送往海外，也就为海外脱离自己做好准备。与此同时，欧洲各国间的纠纷也让世界的其他部分能够暂时保持平静。五、其他各种文明

几个世纪以来，穆斯林和基督徒似乎始终是不可分开的。双方都在宗教狂热的煽惑下进行圣战。继承了希腊和罗马文明和横跨亚欧两大洲的伊斯兰教曾经是中世纪文艺复兴的酵母；地中海的贸易把两个大陆紧紧地连接在一起。当时，伊斯兰教继续在苏丹和马来亚招收信徒；但是，它在欧洲方面被迫采取守势。随着亚欧两洲的贸易绕过了伊斯兰地区，该地区的经济便停滞不前，思想和艺术的活力也日渐衰弱。

当近代的晨曦来到时，奥斯曼苏丹似乎正实现伊斯兰的统一，但他没有成功。摩洛哥对他不予理睬；波斯的什叶派奋起抵抗；柏柏尔人也不再服从他。在阿拉伯中部，阿卜杜·瓦哈伯首先鼓吹伊斯兰教应恢复建教初期的苦修生活，萨乌德接着又准备进行圣战。由于幅员辽阔，奥斯曼帝国保持着强大的外表，但它的衰落却已经显而易见。土耳其武士已习惯在“封地”的定居生活，他们竭力为自己受过学校教育的子弟谋取官职；从此，他们为奥斯曼苏丹建立起来的很有特色的行政结构和军事结构开始摇摇欲坠。外省的帕夏逐渐趋向独立：阿里·泰布兰霸占了亚尼纳；在埃及，马穆鲁克骑兵更为所欲为。土耳其人并不要基督徒改宗伊斯兰教，也不设法去同化他们，却听任他们在自己的神甫和官吏的治理下生活。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在港口经商和开设银行，他们同那些受“特惠条例”保护的欧洲商人进行贸易，逐渐形成资产阶级。此外，帝国仅有的商船——希腊船舶在地中海到处航行。最后，基督教国家为众人所注目：天主教徒受法国的保护，塞尔维亚投靠奥地利，门的内哥罗和希腊倒向俄国。奥地利首先利用奥斯曼帝国的衰落，征服了匈牙利。不久，叶卡特琳娜二世在扩展到黑海和布格河后，吞并了克里米亚和高加索，从而结束了鞑靼人的劫掠，并使俄国农民能够开垦“肥沃的黑土”。土耳其帝国再也不能把欧洲同穆斯林世界隔离开了。

在非洲，欧洲人仅来到沿海口岸，主要在塞内加尔和几内亚海湾的口岸寻找奴隶。至于内地，除了好望角的荷兰殖民主外，只有苏丹和东部地区的少数阿拉伯商人才冒险深入。那里，一些王国正在形成中，其存在的时间长短不一；例如贝宁王国在十六和十七世纪曾产生了光辉的青铜艺术，到十八世纪一度相当繁荣。豪萨各国十七世纪后在尼日尔东部兴盛了起来；索科托、博努和坎南各国在十九世纪初曾建立了稳固的统治。这些国家对整个历史没有产生过任何影响。

相反，亚洲神话般的财宝和伟大的文明远在欧洲以前就达到了顶点，它继续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波斯国王和蒙古可汗的金碧辉煌和奇珍异宝没有丧失其神话般的名声，但人们开始看到，由于几百年来不再前进，世界的这部分地区正是一个供人掠夺的目标。印度正落到英国人的手里。缅甸和柬埔寨决不会进行任何反抗。比尼奥·德·贝海纳主教和本地治里的商人利用越南中部的无政府状态，企图碰碰运气。叛乱的太松族山民在占领了北越和顺化后，向交趾支那发动进攻，阮映于1787年签订了一项同盟条约，答应把岘港、昆仑岛和贸易垄断出让给法国。然而，路易十六没有批准这项条约。其实，这是因为印度支那的吸引力不如中国和日本那么大，传教士和商人在十六世纪已经向中国和日本渗透，但从十七世纪起，他们便不再许可去那里了。

在中国，于1736年登基的乾隆皇帝已接近暮年。这位崇尚武功、治国有方、才学高深的圣明君主成功地继承了康熙的事业，使满族王朝达到了强盛的顶点。他征服了历来骚扰中国和欧洲的蒙古部落和土耳其斯坦部落，并使尼泊尔和越南成为藩属国。

另外，外出的侨民也扩大了中国的影响。在日本，唯有中国人才受到接待，他们在交趾支那定居，远航孟加拉和菲律宾，到处都通过经商和高利贷发财致富。乾隆不准外国人进入中国，甚至严厉惩罚加入耶稣会和遣使会的中国臣民。对于那些给他带来钱财的“蛮夷”，天子采取宽容的态度，允许他们同本朝臣民从事贸易，但只限广州一地。西方人钦佩中国的纯伦理哲学，钦佩它的开明君主，以及中国社会的民主性，因为中国的贵族只是一个荣誉称号，并不意味着特权和官职，所有人都能通过考试而为国效力。确实，中国的官吏制度当时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何况中国过去还出现了一些发明家和思想家。

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处于墨守成规和停滞不前的状态，官吏的学识往往流于形式。劳动力过剩使技术不能进步，至今只是使用畜力而已。皇帝的权威实际上得不到制度的保证，在亚洲历来是这样，一切都有赖于他个人的才干。皇帝名义上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实际上却要受带兵理财的督抚们的牵制，而他们只向国库缴纳很少一部分税款。在北京和几个重要城市周围驻扎的军队只拥有陈旧的装备。最后，尽管满族人对汉族实行怀柔和合作政策，无数秘密会党正酝酿着一场民族主义运动。乾隆末年曾不得不镇压了多次暴乱。这个幅员辽阔的帝国也不可能对欧洲人进行有效的抵抗。

日本对欧洲更加敌视。它只向与长崎隔海相望的一个小岛上的几个荷兰人出售少量的铜，但从不向他们购买任何物品。此外，德川家族虽然征服了各“藩”，恢复了秩序，并强迫各“藩”通过国家出售他们领地的多余农产品，但将军和大名的藩政仍保留了下来，幕府继续让他们垄断地权和统治农民，并禁止农民外流，以保证各藩对劳动力的需要。日本具有巧夺天工的艺术，为贵族服务的绘画和木刻在清长、歌麿和北斋时代达到了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如同中国一样，日本在技术和实验科学方面没有任何进展。尤其，日本的武士还停留在中世纪的阶段。

在十七世纪，这个国家似乎十分欣欣向荣，据说人口达二千三百万左右。但到了十八世纪，困居小岛弹丸之地的日本居民因连年灾荒而成批死亡。随着国家和各藩收入的减少，税收、劳役和田赋加重了农民的负担；货币不再稳定，币值不断下降。由于各藩财政支绌，向武士提供的俸禄不够他们维持生活，武士们开始不顾自己的门第而就业谋生，有些甚至沦落为社会上寻衅闹事的“浪人”。

到了德川家族的不肖后代德川家治掌权的时候，大将军和幕府官僚们对武士的衰落不但毫不关心，相反穷奢极侈，加速了这一衰落的进程。京都的皇室为了换取大将军和幕府的顺从，也助了一臂之力。1786年，尚未成年的德川家齐出任大将军职，一切事务由他的哥哥一桥代拆代行，据说田沼老中曾提出过一些改革主张。德川家族于1788年推翻了一桥。新任摄政的松平定信着手恢复旧制，他至少通过限制奢侈、缩减债务和巩固币值等法令，整顿了财政。但是，由于与京都不和，又受到前任的抵制，他被迫于1793年引退；那时，德川家齐恰好长大成人。在大城市中（主要在大坂）已存在着商业和金融资产阶级，他们虽颇有影响，但不得出任官职和占有地产。他们是否受到华侨中崇高理性的儒家思想的影响，我们至今还不清楚；据说这些华侨竟敢断言，人在天神面前没有高低之分，他们竟敢怀疑天皇是太阳的化身。田沼和松平定信同资产阶级是否有联系，我们也并不了解，但他们同西方的开明君主却有某些相似之处。总之，一个神秘的和民族主义的潮流开始上升，这个潮流取得了于1769年去世的贺茂真渊的门生、宣扬神话历史的本居宣长的支持。贺茂真渊纯洁了日语，主张恢复“神道”，抵御中国的影响。本居宣长提出，天照大神的子孙天皇应统治世界。这个主张取得了文人和武士们的纷纷支持。这种浪漫主义在政治方面表现为谴责大将军谋篡王权。但是，使幕府制垮台的欧洲的干涉是迟迟在四分之三世纪以后的事。

中国和日本的技术落后使两国人民蒙受侵略的威胁。诚然，在帆船时代，遥远的距离保护着远东：往返中国的旅途需要花十八至二十个月时间，而去地中海的伊斯兰教地区，就不用考虑路程了；何况，俄国继奥地利之后，从陆上向奥斯曼帝国发动了进攻。但是，欧洲内部的敌对延缓了对外的侵略。当时欧洲约有二亿人口；美洲约有二亿五千万；一亿左右的非洲人和五至六亿的亚洲人还不在欧洲势力的控制之下，因而当法国爆发革命时，世界的大多数人都没有想到，在世界一角发生的这场革命竟会使他们的子孙受到其思想的影响。第二章　欧洲的经济

随着各大国推行重商政策和从事新大陆开发，在中世纪末年已不断有所发展的欧洲经济加快了前进的步伐。英国经济在十八世纪革命般的迅猛发展开创了机器和蒸汽的新时代。到了法国大革命前夕，英国已处遥遥领先的地位，这对后来出现的长期冲突产生过根本的影响。然而，即使在英国，人们通常所说的工业革命也是慢慢才胜利的。从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它在当时仅是世界变革的萌芽。英国人在工业革命初期所居的优胜地位恰恰意味着，大陆各国还很少受到这一革命的影响。事实上，虽然十八世纪末的经济已相当繁荣，它同旧时代毕竟还相距不远。一、传统经济及其演变

在旧的生产技术条件下，农业依旧受气候的支配，因而发展缓慢，产量低下，常遭歉收；工业则受原料匮乏和动力不足的限制。农民为满足自己的消费而劳动，他们之所以出售产品，无非因为国王、领主和地主向他们索取现金。手工业者仅能满足当地市场的需求。交通的极端困难迫使每个地区必须自给自足，人们紧紧抓住当地生产的粮食不放，出口既少，进口也没有条件。这种情况在当时较为普遍：如英国进口的羊毛只占所需总量的十分之一；中欧和东欧仍停留于近乎封闭的经济状态中。当然，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人们也得建立一定的互通有无的关系。首先是粮食，据杜尔哥的估计，流通量约为六百万至七百万担。西班牙、葡萄牙、挪威和瑞典经常购买粮食；瑞士和英国六分之一的粮食消费依靠国外进口。除了粮食以外，波兰和俄国的木材、柏油、松脂和钾土，瑞典和德国的矿石和冶金产品也销售甚畅。地中海沿岸地区的产品有西班牙的葡萄酒、烧酒、食盐、苏打和羊毛，意大利的明矾和硫磺。东欧、中欧和南欧主要出售食物和原料；西欧则以制成品和殖民地产品作交换。

欧洲各国间的贸易基本上取海道进行，这对北海、英吉利海和大西洋的港口和商船，对英国、荷兰、汉萨同盟和斯堪的纳维亚等国的商人十分有利。地中海的马赛、热那亚、里窝那等港口也起一定的作用。当时出现的一个重要的新现象，即波罗的海贸易的兴旺，使控制着松德海峡的丹麦受益匪浅。这条要道成了英国海上航运的生命线，它沿着欧洲海岸包括了普鲁士、波兰、斯堪的纳维亚和俄国。相比之下，各国国内贸易显得微不足道。在这方面，英国仍处于领先地位，法国次之。内河航运比较经济，但因河道年久失修和运河很少而深受限制，通常采用的陆路运输则成本要高出一半以上。在英国、法国和荷兰，道路不断在改善；而其他各国只有一些多少铺点石子的小路，到了冬天便不能通行。例如，那时的阿尔卑斯山区还没有可供车辆行驶的大道。即使在道路较多的国家，大道间的通路和乡间小路也不宜行车，运输通常依靠牲畜驮载。愈是朝东欧和南欧方向前进，这方面的困难就愈加严重。因此，集市贸易虽在西部正日趋瓦解，但在博凯尔等南部地区仍占有相当的地位。在法兰克福和莱比锡，集市贸易甚至还像中世纪时代那样兴旺。在这种状况下，各国的君主和领主开始设立海关（英国除外）和征收关税，虽然这样做没有把国内市场搞得支离破碎，但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形成真正的民族市场。

几百年来促进欧洲经济变革的因素继续在起作用。西欧各大国从诞生的那天起便立即推行了重商主义政策，十八世纪的君主们完全继续沿用这套办法：禁止进口或课以重税，颁发航行条例和实行专营贸易，设立王家工场或垄断公司，对某些私人企业实行优惠，以某些行会的名义制订行规。在英法两国，行规尚有某些孔隙可钻：行会不能控制所有的城市和行业，乡村对行会更置之不理。重商政策无疑保护了每个国家的新兴工业——首先是奢侈品和纺织品工业——免受外来的竞争，促进了资本的积累，并让本国人独占海运和殖民开发的利益。尽管经济学家在批评重商主义和动摇它的基础，大多数君主却严格按照柯尔培尔的主张，坚持这一政策。此外，批发商和制造商虽然对贸易自由十分神往，他们却不准备接受外来的竞争，并坚定不移地维护关税制度。国家与国家间签订具有自由主义倾向的贸易协定，如维尔琴纳和皮特签订的1786年协定、叶卡特琳娜二世关于同意开放黑海港口的协定等，只是个别例外。

王公权贵们大量购买奢侈品，并为整个统治阶级所模仿，这对奢侈品工业的发展有所促进。但是，政府为扩大军事力量而增加订货对冶金、船舶制造、纺织、制革等工业的帮助则更加可观。最后，由于间接税实行了承包，由于政府以短期偿付、长期偿付和年金偿付的形式委托供应商包办某些公共服务部门和供应军需物资，金融家和银行家的事业日渐兴旺，他们的经营收益甚至不同程度地影响着王公们的财政收支。

另方面，新大陆的开发恢复了十六世纪时的强大声势。首先，贵金属产量不断增长，并于1780年达到了新的高峰。在整个十八世纪，白银和黄金的产量分别为五万七千吨和一千九百吨，而最后二十年的产量则达一万七千五百吨和三百五十六吨，分别占总数的百分之三十和十九。黄金的身价抬高了，白银在1774年后的英国已成为辅助的流通手段。卡龙于1785年不得不改铸金路易，以减少铸币的重量。十分之九的铸币来自拉丁美洲；西班牙和葡萄牙用铸币支付进口，转手交给英国、荷兰和法国。其中，一部分流向亚洲；另一部分用于积储或奢侈。法国的现金流通量约为二十至三十亿，按人口计算，大于荷兰，但小于英国，虽然英国的流通量不超过十亿。除此以外，还有银行的信用货币。货币的充裕使金融家有了资金；可惜的是，根据传统，他们更喜欢把资金借给负债累累的政府，虽然也部分地向生产投资。在这方面，阿姆斯特丹占据世界的首位；尽管阿姆斯特丹银行在向印度公司和市政当局的贷款中受到很大损失，处境岌岌可危，但阿姆斯特丹的金融家却始终有钱借给外国。据说，他们每年都能提供一千四百万荷盾的贷款，投资总额高达十亿荷盾。热那亚、日内瓦和伯尔尼也输出资金。伦敦和巴黎的金融家以向外借款居多。这些大城市的银行家相互保持紧密的联系，等待有利时机的到来，积极准备建立超国界的国际金融网。他们是伦敦的贝林、阿姆斯特丹的霍普和拉布谢尔、汉堡的帕里什、法兰克福的罗斯柴尔德和贝特曼，以及控制着巴黎的、以瑞士人和新教徒居多的外国银行家。在每个中心城市的交易所，麇集着一批“金钱贩子”；期票交易在阿姆斯特丹和伦敦早已存在。

铸币的增多，加上英国发行信用货币和许多大陆国家发行纸币，再加上银行信贷和商业期票的流通，造成了物价的持续上涨。从1730年左右开始，物价平稳被长时期的不稳定所代替，并一直延续到1820年。虽然中间曾有周期性的波动，物价上涨为生产打开了有利可图的前景，从而鼓励人们去兴办企业。以1760年为开端的人口增长从扩大消费和增加劳动力这两个方面为兴办企业起了催化作用。但是，物价上涨仍然是刺激欧洲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

最后，西欧与新大陆的关系使它的贸易有了巨大的发展。在法国革命前夕，英法两国百分之四十的贸易是同它们的殖民地进行的；在从殖民地取得的产品中，相当一部分又转手出口。英法在向西班牙、葡萄牙提供其殖民地产品的同时，也就在某种程度上间接地支配西、葡两国拥有的产品。此外，还有在西属美洲和巴西的走私活动。欧洲地主从经营种植园和其他殖民开发中取得的纯收入也可计算在内。根据皮特1798年的估计，英国人在美洲种植园的收入为四百万镑，亚洲约为一百万镑。最后，贩卖黑人的收入十分可观。据估计利物浦的“黑人贩子”每年有三十万英镑进益。在1783年至1793年期间，他们装备了一百一十至一百二十艘船只，卖出了三十万以上的奴隶，价值达一千五百多万英镑。这些资本集中在为数不多的人手里，其中一部分被穷奢极侈的开支所浪费，另一部分被借给国库，或被用于购买地产和储蓄；当然，也有相当部分向企业投资。从技术的角度看，棉花进入欧洲工业似乎比任何其他事件都更加重要。印花布的制造便由此开始；不仅如此，英国最早的机器也应用于棉纺织业。

需要大胆和冒险的航海业培育了第一代革新家；大宗批发和向国家投资起着辅助的作用。这些商人改变了历来锱铢必较的习惯，他们为追逐利润敢担风险，并以尚武好胜的气概去赢得竞争，投机已成为他们进取的动力。至此，资本主义的某些特征开始表露出来，也就是说，资本和企业的集中使经营日趋合理，进而使这种经济方式在欧洲文明的发展中占据头等重要的地位。在十八世纪末，国内的批发业和金融业所冒的风险较小，而远洋贸易显然要碰运气。例如，在法国，对远洋贸易的投资被称作“冒险贷款”；作为补偿，这种投资能赚大钱。经营合理化的进程开始已久：复式簿记制和收付记账法的采用完善了汇兑、商业票据和储蓄银行的技术，并有利于企业的个体化。垄断性的大公司把企业领导权从股东手中夺走，交给了技术人员，这更是一项新的改进。合理化进程远没有结束。由于船主既是商人，又兼营运输，同时还是经纪人、保险人和银行家，职责的混乱依然存在。经营方法的改善速度不快：商品交易所只提供一个聚会地点；期货交易只是个别现象；仅少数商行雇佣推销员。因此，流动赶集的商人仍起重要作用，他们并非在集市设摊售货，而是以批发商身份去拜访零售商。许多零售商，即法国通常所说的“杂货铺”，也并非专一地从事经商。此外，在许多地区，甚至在英国，乡村里竟没有零售商，居民购买物品要靠小贩。

占有远方市场的商业资本主义很早就开始控制手工业，并在农村发展低工资的和不受行会约束的乡村工业。棉花的引进使乡村工业在整个西欧迅猛发展。批发商地位的上升还很不平衡。有些仅满足于收购；而更多的却注重改善生产组织，提供原料和工具，统一规格，负责上浆和印染。他们以辅助工资为诱饵，吸引农民做工，对他们进行培训，增加劳动时间：早在工厂出现以前，妇女和儿童已经被编入了劳动大军。按通常的说法，城市中的所谓“工场”只是指商人在城市中或在城市附近雇佣的工人总体。但“工场”还有另一个含义，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演变后，部分或全部工人便集中在同一个车间内，有时甚至居住在附属的建筑物中。工具的昂贵使制造业不适于采用手工业生产方式。采矿、冶金、玻璃、陶瓷、造纸、缫丝、酿酒很久以来就是在企业主直接领导下集中进行的，印花布等新兴工业更是如此。但是，工人的人数一般并不很多。

工商业虽然兴旺了，但农业生产仍然是基础。任何人都十分明白这一点：无论富人或穷人都始终希望成为地主；政治家们也完全懂得，人口的增长要靠农业，而只有人口增加了，纳税人和兵员也能相应增加。可是，重商主义禁止原料出口往往使农业为工业作出牺牲。尤其，当局不顾经济学家和土地贵族的恳求，对取消工商行规犹豫不决。粮食的贸易自由意味着推行面包高价政策，这会激起饥民的暴动。因此，农民不能自行出售粮食：他们必须去市场出售。在那里，顾客们的讨价还价和当局的必要干预压抑着粮价的上涨。内地的粮食流通要受到种种检查；至于海上运输，运粮人必须出示证明，担保船只在本国港口靠岸。陆上运粮要受到当局的盘查和引起居民的反对；粮食出口原则上是严格禁止的。至于种植自由，政府也不愿给予通融，因为几乎所有的农民对传统惯例仍留恋不舍。

大陆上继续保持着几个世纪以来固定不变的基本特征。唯有佛兰德地区取消了休耕制，开始种植牧草和油料作物，实行集约耕作和牲畜圈养。其他各地主要靠开荒和晒地等粗放的办法来增加生产。在山区或在因土质缺钙而荒芜的地区，农民只在小块土地上耕种，这些土地四周用树桩围着，以防牲畜进入，因为牲畜是在广阔的公共荒地上放养的；人们每隔一段时间，通过放火烧荒开垦出一些地块，然后围起来耕种。在适于耕种的平原，村庄的土地仍实行轮休，北欧三年一次，南欧为二年。每个庄园都有休耕地，北欧的地块呈长条形，比较分散，其余各地比较规则。由于缺少肥料，休耕制似乎是必需的。缺少牧草的农民在冬天只能圈养少量牲畜；其余季节的牧草可取自轮休地、公共荒地和树林。牲畜的自由放牧要求开放耕地。树桩围地的做法在北欧遭到禁止，在其余各地也颇受物议，除非在荒地甚多的地区，例如法国西部，才不受干涉。自由放牧只是在地中海沿岸地区才不如此重要，因为这里耕地不多，位置分散，地块较小，部分耕地可以灌溉或修成梯田，耕地之间还种有葡萄、橄榄和其他果木。由于农民的负担很重，他们没有余力去改进耕作方法，有点积蓄也用于购买土地。他们往往是些文盲，因而极其守旧。尤其，他们顽固地维护自由放牧，认为取消这一传统将使他们无法饲养牲畜。在他们赖以为生的“集体权”中，放牧权占了首位，其次是采伐权，即在森林中伐木，供取暖和建筑之用。

以上是整个欧洲的概貌。然而在十八世纪发生了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事：银行组织的发展和新工艺、新机器、新动力的出现导致了生产的彻底变革，工业资本主义代替了商业资本主义的地位，成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此同时，近代农业的轮廓也逐渐形成。

这些革新主要发生在英国：英国在开始觉醒的西欧遥遥领先，而中欧和东欧则依然一团漆黑。二、英国的经济革命

十七世纪末的经济发展明显地对英国有利。在十八世纪，英国拥有的船只数量增加了两倍，吨位增加了三倍。英国造船量仅1788年就达九千六百三十艘，载重量达一百四十五万三千吨。1790年出入英国港口的船只等于1714年的三倍多。进出口贸易额从十八世纪初的六百万英镑增加到进口额一千九百万和出口额二千万。英国由于整个国土离海不远，沿海航运方便，而且优越的地理条件使它容易地建成了运河网，此外还根据麦克–亚当的设计修筑了一些道路，所以，它国内贸易的增长比其他国家容易。英国使用煤炭也比大陆更早和更多。从十五世纪起，英国的商业资本家就不以控制城市手工业为满足，开始发展乡村工业。

据估计，在1740至1800年间，英国的流动资本增加了十四倍。英国从出口贸易、贩卖黑人、开垦种植园、出租船只和经营保险业中取得了大量铸币，因而在十八世纪最后的二十五年已基本上实行了金本位制。然而，早在1694年，商人与国家已经一起在新的基础上创办了伦敦银行：一方面以黄金储备作抵押发行银行券，另方面对商业期票开办贴现业务。到了1789年，银行券的流通额约为一千万至一千一百万英镑，虽然在各郡的流通额不超过一百万。但从1695年起，苏格兰也有了发行银行券的银行，1783年在都柏林又创办了这样一家银行。此外，伦敦约有六十家私人银行，外省约有三百家，苏格兰和英格兰也有，它们往往发行银行本票。如同大陆的金融家一样，伦敦银行在某种程度上也屈服于国库的需要，对大臣签发的财政证券和支票必须一概接受。但是，它还用银行券做商业期票的贴现，从而为企业开放了短期贷款。伦敦银行虽然只与本地客户有业务往来，但它允许某些也从事贴现业务的私人银行在它那里立户，因而实际上起着超级银行的作用。

工业革命进一步巩固了英国的领先地位。随着煤炭代替了木材，钢铁业分别于1783年和1784年采用了搅拌炉和轧钢机。机床的增多使铁的用途更加广泛，人们开始用钢铁建造驳船和桥梁；伯明翰的五金用品名扬四海。工程师的职业地位日渐提高，后来的莫兹利便是享有盛名的工程师之一。棉纺织业技术革新的影响更大：珍妮机、水力机和克伦普敦在1780年发明的骡机使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卡特赖特接着发明的织布机使织布的效率跟上了纺纱的进步。陶瓷制造和印染技术也在改进中。蒸汽机的发明以及瓦特于1764至1789年对蒸汽机的改进向人们提供了新的动力，并逐渐显示出其无比重要的意义。

工商行规一天天在被破除，商人纷纷向印度公司的垄断挑战。然而，重商主义并没有丧失其全部地位，它继续用保护关税、殖民地的专营贸易权和航行法规对付外来竞争。另方面，随着分散的“自由放牧”地被合并和公地被瓜分，农业正沿着解放和现代化的道路迅猛前进，圈地正逐步成为可能，自由放牧正陆续被消灭。圈地的主张并不新鲜，但它的全面推广却在贵族通过第二次革命掌握了全国政权以后才终于实现，议会于1780年才以法律形式把它固定下来。苏格兰的贵族把圈地扩大到苏格兰高地。由拥有知识和资本的农庄主经营的大庄园取代了自由放牧，他们发展牧草种植，增加牲畜数量，实行圈养和选种；这使英国的畜群名声大振。在1688年后不久，大地主开始主张生产粮食，实行了谷物法：谷物法一反以往的传统，准许粮食出口，但在粮价不利的情况下禁止进口。

新技术的纵深发展要比长期以来人们所想象的缓慢。圈地虽然发展最快，但个体农民在部分地区仍然存在。直到1788年，只有一家棉纺厂使用蒸汽机；二十七座高炉生产五分之一的生铁，其余炼铁设备仍用木材做燃料；织布还没有采用卡特赖特的织布机；毛纺工业根本谈不上使用机器；在伦敦，除酿造业外，手工业方式占着统治地位。英国的银行业虽然十分发达，但仍不能充分满足企业的资金需求，因而资本主义集中受到一定的限制：合股公司不但必须经过议会批准，而且不能适应英国的国情。

此外，随着蒸汽机的使用，改善交通已成为当务之急。船舶制造有了改进，从1780年起，船身开始包有铜壳。但是，船身依旧由木材制成，造船的数量和大小取决于木材采伐（造一艘大船要用四千根栎树干）和树干的长度（一万根栎树干中只有一根可做桅杆）。大多数船只不超过百吨，只是印度公司才有几艘超过八百吨的船只。还有，帆船行驶速度既慢又不安全。驿车有了一点进步，最大的运货马车载重不到一千五百磅，而且至少要四匹马才能拉动。大批劳动力从事运输，工业一旦实现了机械化，这种状况很可能使工业陷于供应不良和销售不畅的两个极端。

然而，新时代即将到来。英国的人口有了增长，部分居民又从事工业，粮食已不再完全自给。在1789年英国发生的粮食危机中，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歉收的缘故，人们却把责任推给机械化的不完善和对机器的迷信。伦敦银行的贴现额从1788年的五千八百万镑下降至次年的三千五百万镑。人们指责私人银行随意放款，造成了生产过剩；人们指责棉纱生产过多，使手工织布消化不了。人们还说，东欧的战事关闭了原有的市场，而新的市场又没有打开，致使经济陷于瘫痪。大英帝国的优势直到法国革命和拿破仑时期才真正建立起来；那时候，英国才向反法同盟诸国提供了财政支持，称霸海洋，逃避大陆封锁和为本国工业打开新的市场。三、欧洲大陆的落后

欧洲大陆明显地落后于英国经济，即使西欧各国也是如此。法国并不例外，虽然它在大陆占着首位；越往东去，停滞状态就越加严重。

银行最早出现在意大利的热那亚和威尼斯以及荷兰的阿姆斯特丹，但这些银行只是普通的储蓄所，付款凭证虽然允许转手，但毕竟起不了银行券的作用。没有一家银行做商业贴现。法国在1776年后才有了一家“贴现金库”，由国家批准发行纸币，支付存户向他们的客户开出的汇票。这种纸币仅在巴黎及其附近流通。私人银行为数甚少，奥尔良等大城市竟一家也没有。私人银行非在特殊情况下不敢贸然使用本票。法国只有巴黎一个城市由于税款集中而银根充裕；在外省，信用贷款很难得到，利息也很高。商业期票在意大利甚至不能贴现。一般说来，企业主拥有的资金完全是他个人以及亲友的投资，或者由企业主的地产作抵押。另方面，企业主不得不放宽买主的付款期限，即使极其富有的买主也往往采用“骑士式”的通融票据。法律只承认所谓“通用公司”，即合办的无限股份公司。成立有限股份公司必须取得国家的批准；股票是具名的，或至少在公司的同意下才能转让。此外，经理和股东的责任没有法律的明文规定。由于法国的习惯法很不明确，它只是把经理和股东的责任限制在股份范围之内。同英国相反，大陆各国的银行起不了集中游资并向企业投资这样的杠杆作用。

在英国人看来，阿姆斯特丹和汉堡是重要的金融中心；里斯本同样如此，它在伦敦的汇兑市场占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自从梅都恩协定以来，葡萄牙几乎成了英国的殖民地。只有法国依然是英国的竞争劲敌，法国的贸易额在大革命前夕打破了十亿大关，足以与英国相匹敌。法国的贸易诚然有逆差，出口额为五亿四千二百万，进口额达六亿一千一百万，但其中二亿的进口额来自殖民地。法国虽然拥有二千艘远洋货轮，但海运却发展不快。国内运输也显然落后。通航的运河有南方运河和佛兰德运河；在毕卡第和勃艮第开凿的另外三条运河尚未完工。河道使用很少，在夏托–梯叶里和芒特，每年过往船只分别仅有200艘和400艘。利用农民的劳役修筑王家道路网的巨大工程正在工程桥梁局的工程师指导下继续进行，完工尚颇费时日，大道间的通路和乡村小路则毫无眉目。国内的税卡林立造成了严重的地方主义；省际的粮食交流还刚刚开始，各省几乎普遍种植葡萄。首都的产品主要供应本地及其近郊，向外地的输送不超过七万五千吨，南部地区更鞭长莫及。

按照传统，大宗买卖在法国占着首位，海上贸易在马赛尤其兴旺；到了十八世纪，南特的地位不断上升，接着在十八世纪最后几十年，又出现了波尔多。许多工业，特别是炼糖业，保证了各海港的日益繁荣。为国王服务的金融业已积累了巨额资产。商业资本主义支配着手工业。从十六世纪起，里昂的“制造商”实际上就是买进蚕丝和出口丝织品的批发商：他们把生丝分发给织工加工。乡村工业有了很大的发展，并于1762年获得了御前会议正式批准。许多外省均从中受益，特别是佛兰德的棉麻毛织品，康布雷齐、埃诺和韦芒杜瓦的细麻布，上诺曼底的“鲁昂织品”和呢绒，曼恩和布列塔尼的麻布，香槟和奥尔良的针织品和朗格多克的毛料。此外，还有为国王生产奢侈品而开办的名符其实的手工工场，为海军制造船锚和大炮、为陆军制造枪支和刺刀的兵工厂。私人也创办了冶金等大企业，例如勒克勒佐工厂和佩里埃兄弟的夏约工厂。奥贝坎布在阿尔萨斯和茹依昂若沙开设了纺织厂和花布印染厂。化工业有沙普塔尔在蒙彼利埃开设的工厂。政府当局倾向放宽工商行规，但仍在摸索中。杜尔哥取消了行会；后来，行会又改头换面地复活了。工商界人士在专营贸易权和关税保护的问题上寸步不让，因为英国的现代化生产对他们是莫大的威胁。1786年协定激起了无数人的抱怨。

法国人并不缺乏创造精神：贝尔托莱于1785年改进了漂白工艺；在这以前，蒙戈费埃把气球送上了天。他们对新机器并非无动于衷，英国人向他们提供了棉纺机械。然而，直到1789年，法国拥有的珍妮机估计仅九百台，而英国却有二万台。佩里埃兄弟工厂制造的蒸汽机还只用于昂赞和阿尼希的煤矿和克勒索工厂。冶金业变化很小，一般均使用木柴，而且十分分散。

据皮埃尔·莱翁的考察，1730至1830年间的工业增长速度在不同地区间，尤其在不同的生产部门间，是很不平衡的。传统的纺织业（即毛织和麻织业）发展缓慢：整个法国在一百年内增加了百分之六十一。在技术进步和巨额投资刺激下的“新兴”工业，如煤矿、冶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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