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丰,彭希哲,顾宝昌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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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化与低生育率：中国的选择试读：
编者的话
2008年5月在复旦大学举办的《上海论坛》上召开了一个“东亚低生育率及其经济社会影响”的专题研讨会。到会的有来自中国、韩国、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德国、新加坡的知名学者。尽管这个会议的规模不大，但聚集了世界上众多知名人口学家，包括现任国际人口学会（IUSSP）主席、澳大利亚国立大学麦克唐纳（Peter McDonald）教授。同时，这也是第一次在中国就低生育率问题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因而具有独特的意义。在研讨会上，各国学者就低生育率的形势及其应对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其中不乏真知灼见。为了使更多的人能够了解会议的讨论和交流，有利于目前对于我国面临的低生育率形势的认识，我们遂决定将会议的外方发言翻译成中文，与中方发言一起，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以飨读者。
继序言后，全书分三个部分。序言就近年来蔓延全球、影响人类的两大趋势，经济的全球化与人口生育率的下降，加以理论的探讨与简要的文献回顾。第一部分“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收集了四篇关于中国低生育率形势的文章。北京大学郭志刚的文章中全面分析了我国近年来出现的低生育水平的形势，特别是指出了人们对低生育水平到来的认识上的迟缓。“人们总是不相信每个调查取得的低生育率，认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低，便归因于存在大规模出生漏报，于是费尽心机地对生育率做调整提高，并期盼下次调查能够取得可信的较高水平。然而，十几年以来这种基本判断从未得到过确凿的证实，这种高生育率的期盼也几乎从未在调查中得以实现。”相反的，多年来的各次调查相当一致地报告了我国处于1.4左右的极低生育水平。利用入学数据来论证出生漏报又引发了对入学率估计偏低的问题，而这变成了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争论。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所报告的生育率达到1.87被视为生育率居高不下的明证。但郭文指出，该调查报告的一孩总和生育率高达1.32的反常现象表明了调查存在着严重的样本偏差问题，即“遗漏”了大量（30岁以下）的妇女，而其中很大比例是未婚者。这些外出的“打工妹”的被遗漏就造成了在计算生育率时的分母人为缩小，而生育率人为升高。他提出，人们在关注出生漏报造成的统计误差时，为什么不考虑中国社会确实存在着导致生育率下降的种种因素呢？包括生育意愿减弱、性别选择性人流、婚育时间后推、不婚不孕率上升、人口流动加剧等。而这种对低生育率到来的迟缓认识就难免造成对长期低生育率可能带来的人口后果的估计不足和应对不及，也就不奇怪了。
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蔡泳的文章回顾了多年来人口学对世界和我国人口变化，尤其是低生育率和超低生育率的研究，提出要从全球化的视野来认识我国的低生育率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他指出，在低生育率及其负面影响越来越成为各国关注的热点时，在中国对人口变动的认识却局限于短期出生率和出生数的小幅波动，而忽视低生育率和超低生育率对社会长期稳定发展带来的挑战。“二战”以后出现的世界人口快速增长促使人口学的研究集中在探索高生育率的成因及下降的途径，同时以避孕节育为中心的生育控制成为世界性的社会运动。他的研究表明，几十年来世界生育率的下降表现出与社会经济发展之间强烈的负相关关系，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每提高1%，总和生育率就下降0.013，这种线性关系在过去30年间几乎没有变化。这即意味着，随着今后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生育率将进一步下降。而中国生育率的下降正是世界生育转变的一个缩影。他认为，如果说1970年代我国生育率的急剧下降主要是由于强有力的政策，那么1980年代后期以来的生育率下降更大程度上应该归结为改革开放引起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的巨大而迅速的变化。
由于生育率的下降并没有根据“人口转变”理论的假设而停留在更替水平上，从而引起了关于“第二次人口转变”的讨论，个人实现愿望的强化冲击了婚姻、家庭、生育之间的传统联结，促使生育率的继续下跌。而发达国家的实践表明，国际迁移很难成为解决低生育率引发的人口老化、人口萎缩和劳动力短缺的手段。随着社会经济的急剧变化，在其他国家导致低生育率的种种因素也在中国不断出现，但由于对人口分母论的偏爱而往往看不到低生育率的到来，而农民工的涌入又弱化了低生育率效应的显现。蔡文认为，生育率下降和人口负增长都并不一定是坏事，但人口的大起大落必然对社会提出挑战。他表示，在寻找新的发展方式的同时，积极应对低生育率带来的变化，尽快启动对现行生育政策的调整是我国正确处理好人口和社会、经济、环境之间关系的关键。
低生育率的到来与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有什么关系？中国社会科学院郑真真的文章作出了回答。郑文报告了在江苏六县开展的生育意愿与生育行为调查的结果。江苏在当时制定城乡一孩的生育政策的同时还制定了单独夫妇可以生育二孩的政策，但长期以来，独生子女太少也太小，因此这个政策“形同虚设”、为人忽视。近年来，随着独生子女比例增大、人数增多，并进入婚育年龄，“单独二孩”政策的现实意义越来越强。那么，当越来越多的夫妇符合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时，他们想生吗？他们会生吗？会不会引发新的出生高峰？就成了当地计生部门的现实关切。有意思的是，在所调查的4000多符合当地政策可以生育两个孩子的妇女中，实际生了两个孩子的不到10%，认为两个孩子最理想的只有45%，而其中确实打算生二孩的只有21%。如果人们完全按照所表达的生育意愿付诸行动，所能产生的生育水平只有1.45。它表明，人们的生育意愿并没有随着拥有生育二孩的权利而上升。人们更期待着江苏课题组的近期追踪调查结果将反映这些育龄妇女从上次调查以来的生育行为与她们当时所表达的生育意愿有多大的一致性，为探索低生育率下生育政策、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的关系提供实证的启示。
北京大学李建新、香港中文大学骆为祥的文章是对江苏调查结果的进一步分析，特别是从代际角度考察了人们生育意愿的变化。他们的分析发现，在所调查的妇女中，生于80年代的妇女所希望的生育孩子数量明显少于生于60年代、70年代的妇女，而在所希望的生育数量变少的同时，对生育子女的性别偏好也变得明显变弱，一定要男孩的80后要低于60后、70后，对生男生女持“无所谓”态度的人在增多。与此同时，所希望的生育年龄在不断上升。很重要的是，这一点在城乡之间居然没有明显的差别。以孩子为中心的婚育观念不断退化，认同“应该有男孩”的人越来越少。随着个人的权益意识的不断增强，人们在生育问题上的从众倾向在减弱，而独立理性在增强。所调查的80后所表达的生育水平只有1.36，这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的警示意义，因为正是年青的一代决定着我国未来的生育走向。
第二部分“东亚及世界经验的启示”收集了五篇国外学者关于东亚低生育率的研究文章。东亚社会由于与中国地缘相近、文化相似，他们在应对低生育率方面的经验对中国特别有借鉴意义。美国夏威夷东西方中心的金敏子的文章比较了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等三个东亚社会在应对低生育率到来的经历。这些社会在1960年代以前生育率都高达6，随后由于快速的社会经济发展和强大的计划生育的推行，生育率迅速下降，到1980年代降到更替水平。尽管曾出现短暂反弹，生育率仍一路下滑到了极低水平。金文从考察东亚社会的家庭结构认为，妇女婚姻比例下降和推延导致了生育率的下降，而高昂的养育成本也使人们在生育子女上趑趄不前。东亚社会政府的生育政策经历了从推动小家庭到不鼓励少生到促进多生的漫长而曲折的路程。其中新加坡在促进生育方面应对最早、措施最烈，但迄今效果甚微。然而，这些地区人们的理想生育数量仍保持在更替水平给人们以希望。如果能够克服导致人们少生的原因，也许生育率有朝一日能够回复到更替水平。
日本庆应大学津谷典子专门讨论了日本的低生育率形势。津文指出，日本经历了二次生育转变，在二次大战后由于婚内生育率的下降造成了生育率从历史高水平下降到更替水平，而从1970年代中期后则由于婚姻率的下降使生育率下跌到更替水平以下，而最近的婚内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使生育率出现进一步的下跌。妇女受教育水平的上升和就业竞争的加剧，以及家庭内男女分担的不平等都促使了日本社会的生育水平不断下滑。生育率的不断走低不可避免地使日本出现劳动力短缺、老龄化严重以致人口负增长。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日本政府不断出台各种政策以图扭转生育率低迷的局面，但迄今收效甚微。津文认为，由于日本是亚洲第一个进入人口负增长的国家，它的经历应该对亚洲国家产生警示。
美国夏威夷大学安德鲁·梅森的文章从经济学的角度探讨了低生育率带来的影响。他指出，人们在关注人口总量在不断增大的同时，往往没有注意到人口中的儿童数量在不断减少。如中国的儿童数量到2050年将比1975年减少65%。这种大幅度减少的推动力是生育率的下降，同时促使人口加快老龄化。人口结构对经济的影响在于人口中以创造价值为主的人群和以消费为主的人群之间比例的变化。人口结构转型导致年龄结构变化，年龄结构变化导致消费变化。由于生育率的下降使劳动人口的盈余上升，产生第一次人口红利。如果需要供养者的需求不是来自劳动人口的经济转移，而是来自自身的财富和资本的积累，就可以产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他指出，我们不知道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会下降到什么水平，也不知道发达国家的低生育率是否会回升，但劳动人口的减少、纳税人比例的下降、需要供养者的增多是难免的。如果能采取有效的经济政策，如推迟退休年龄、提高人力资本、鼓励财富积累，就能缓解老龄化带来的严重后果。
韩国汉阳大学金斗燮的文章专门讨论了近年来引人注目的韩国出生性别比问题。1980年代中期当韩国的生育率降低到更替水平时，出生性别比也上升到正常范围以上。但到1990年代中期后出生性别比出现迅速回落，2006年达到107的正常范围。金文认为，韩国出生性别比的失衡主要是由于性别选择性人流，并且孩次越高，出生性别比越不正常。而韩国90年代中期出生性别比的下降主要是由于三孩及以上的性别比的大幅下降。人们对小家庭的追求和强烈的生男愿望通过性别选择性人流得以实现，而由于政府干预、宣传教育、政策引导、养育成本等原因使人们更关注子女数量而不是子女性别。那些出生性别比高的地区也往往是儒家思想影响较大的地区，反映了文化观念的影响。模拟推算表明，产前胎儿性别鉴定和性别选择性人流的确造成了推高出生性别比和降低生育率的双重后果。面对男多女少的“婚姻挤压”，姐弟婚、同龄婚、涉外婚正在韩国逐渐增多。
新加坡国立大学盖文·琼斯的文章系统回顾和分析了东亚国家和地区低生育率的状况和应对。东亚国家和地区长期以来推行由政府主导的强有力的计划生育以促使生育率下降的政策，而在执行中往往把控制人口增长放在首位，而群众特别是妇女的权益受到忽视。在生育率已经大幅下降到更替水平以下时，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和应对显得十分迟缓，政策的转向一般都经历了10年以上的艰难历程。有趣的是，琼文中提到韩国在关于生育政策的辩论中的两派观点和我们看到的当前国内的分歧何其相似。他认为，这种滞后是由于人口惯性造成人口继续增长而看不到政策改变的必要性、长期的思想定势阻碍了人们看到低生育率的到来，而人口转变理论的缺陷又使人们以为低生育率是一时的现象而无需关注等诸多原因所致。
随着欧洲国家应对低生育率的措施的不断出台，东亚国家和地区也开始着手改善状况，诸如给家庭发放津贴、优化产假制度、改善妇幼条件等，但与欧洲国家相比还是力度低、效果差。琼文特别指出，在控制高生育率时曾出现把矛头指向妇女的情况，而面对低生育率又出现了类似的倾向，在生育政策问题上，如何对待妇女的权益就显得十分重要。他最后建议，生育率到2.7以下就不应再实施控制生育的政策，而在1.8以上就不应采取鼓励生育的政策，并需要对超低生育率下的诸多社会和家庭政策进行反思。
第三部分“中国的政策选择”收集了三篇文章。王丰（美国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复旦大学）、郭志刚（北京大学）、茅倬彦（国家人口计生委科研所）的文章集中讨论了中国人口的负惯性增长问题。他们指出，人们比较关注长期不断增长的人口中具有一种继续增长的趋势，但很少考虑在长期不断缩减的人口中具有一种继续缩减的趋势。这就是人口负增长惯性。对中国来讲，即便目前人口总量还在增长。长期的低生育率必然使人口结构内部的正增长惯性释放净尽，而随之而起的负增长惯性将促使未来中国人口规模持续萎缩。通过对人口内在增长率的介绍以及自然增长率和内在增长率的比较，他们的分析表明，中国的人口内在增长率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中经历了从大于到小于自然增长率、从正值到负值的变化。近年来已降到近-20‰，即表明中国人口仅需35年就将缩减一半。内在增长率越低、持续的时间越长，形成的负增长惯性也就越大。而认为要在人口达到零增长后才考虑生育政策调整正是忽视了人口负增长惯性的内在规律性。中国多年来的低生育率已经形成并将继续积累未来人口负增长的巨大惯性。如果等到中国人口已经开始负增长再采取措施来提高生育水平，则会为时太晚了。
南京大学陈友华针对目前对生育政策的激烈争论，考察和分析了世界与中国生育转变的历史、现状与前景。在进入生育转变以前，世界各国的生育率的差异甚小。由于较发达国家进入生育转变较早、速度较缓，而欠发达国家进入生育转变较晚、速度较疾，形成各国生育率差异经历了先扩大后缩小、先分化后趋同的过程。这一趋势如果从净再生产率来考察比总和生育率表现得更为明显。中国各地区的生育率的差异也经历了一个类似的先扩大后缩小的过程，相应的，引致各地区人口问题的原因也由复杂与多元而趋于简单与一元。生育率差异减弱的同时也使不同国家和地区面临的人口问题的异质性减弱而同质性增强。陈文认为，这一点与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传媒的一体化密切相关，“迅速填平”了人们行为的差异，必然影响到人们的生育意愿和生育行为。陈文指出，世界生育率趋同的过程就是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向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靠拢的过程。而中国早已走过了分化阶段，正处于趋同阶段，由低生育水平，特别是超低生育水平所引致的对社会经济的负效应正在迅速地积累与扩散，将面临一系列新的人口问题。区域生育率趋同要求重新审视现行生育政策的成本和代价问题，也为全国生育政策趋于一致创造了良好的条件。与此同时，在个人与家庭层面，应该承认和尊重人们的生育选择，和生育行为的多样性。陈文认为，生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不应该建立在某一或某些特定人群的生育行为的基础之上，而应该建立在所有人群的平均生育行为基础之上。
复旦大学彭希哲则从整合的社会政策的角度讨论了中国生育政策的选择问题。本文以上海为例，分析了长期的超低生育水平对上海人口发展产生的多维影响，提出应当按照人口发展的自身规律以及人口与社会经济发展的互动关系来全面地理解和诠释人口发展态势。作者论证了中国人口转变在有效地减慢了中国人口过度增长的压力的同时，也在不断地累积人口风险，重点分析了人口老龄化进程的加速和劳动力供求关系的转变等问题。作者提出亟须适时地完善或调整生育政策，明确政策调整的目标，优化政策实施的环境，善用人口红利，通过整合的社会政策引导人口发展的趋势并调整各种人口群体之间的利益关系。作者强调，政策目标的讨论和设立不能停留在工具理性的层面，更应当从以人为本的理念出发，给个人和家庭更多地在生育等人口行为上的选择和决策权力，以此化解和应对各种可能的人口风险，为中国未来的社会经济和环境资源的协调可持续发展创造良好的人口环境。
本书各章从不同的侧面和视角分析了低生育水平及其影响，作者的观点和结论代表了研究者对这些问题的理解和判断，希望能帮助读者深化对低生育率问题的认识，也欢迎开展学术讨论，共同推动中国人口政策的完善。
本书的出版和与此相关的研讨活动得到“复旦大学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研究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基地”的支持和资助。编者2011年4月
序言：全球化形势下低生育率及其对中国的挑战
王丰、顾宝昌20世纪后半叶，世界经历了两个全球性的变化，一个是经济快速增长，另一个是生育水平的大幅度下降。1960年至2006年，世界人均GDP水平上升了2.4倍，与此同期，以总和生育率衡量的平均生育水平由1962年的5.4下降到2006年的2.5，减少了54%（World Bank,2008）。时至21世纪之初，全世界一半以上的人口已生活在人口再生产低于更替水平之下的国家中。同时，越来越多的国家也正在加入这一行列之中。这意味着这些国家不久将步日本与俄罗斯等大国之后尘，进入人口老化与人口减少的历史行程（Morgan and Taylor, 2007）。对于人类来说，这种不是由大规模战争、饥荒或瘟疫所造成的人口减少是史无前例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人口规模缩小对人类社会带来的挑战也是前所未有的。
这次全球性的低生育率大潮仅仅在一代人之前还是人们始料未及的。在20世纪70年代，全世界的关注点是把人类推向末日的“人口爆炸”。这是因为在漫长的人类历史中，世界的人口增长一直十分缓慢。三个世纪前，即1700年时，全球人口仅为7亿人。其后，经历了150年的时间，人口才增加了约一倍，达到1850年的12.5亿。而工业革命以后，人类生活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医疗技术的进步与推广，导致人口死亡率大幅度下降。在20世纪这100年中，世界人口的期望寿命翻了一番，由30多岁至60多岁，成为20世纪对人类最具真实的革命性意义的历史进步。由于历史上与这种高死亡水平相应的高生育率没有以同一速度迅速下降，20世纪的后半期出现了世界性的人口急剧增长。全世界人口最近的一次翻番，从1950年的25亿到1985年的50亿，仅用了35年时间。作为历史上第一人口大国的中国，人口规模从1954年的6亿增加到1964年的7亿仅用了10年时间。而随后从7亿至8亿、从8亿到9亿各用了5年或不到5年的时间。不难想象，如果全世界人口照此速度无限增长下去，地球很快会变得连生存空间都没有了。
在面临被称为是“人口爆炸”的挑战时，人类社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显示出其集体的决心、智慧与能力。各国政府、国际组织、私人基金会以及各种民间组织对控制人口增长付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这种种努力通过全世界家庭和个人的醒悟与配合，竟然出乎预料地成功了。目前，尽管世界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但增长的速度已经大幅度地减缓。更重要同时也更出乎预料的是，人类可能会成为自身控制人口增长过分成功的牺牲品。以一对夫妇生育2.1个孩子作为人口自身繁衍的更替水平标准，全世界已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这种标准之下的国家之中。在全世界竭尽全力控制人口增长的时候，几乎没有人预想过生育率会在达到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降，更没有预想过人们会不愿再要孩子。不难想象，如果生育率低于更替水平不断持续下去，有一天人类会从地球上彻底消失。比控制人口、降低生育率更为困扰学者和政策制定者的是，他们不知道人们为什么不愿生孩子，不知道生育率继续下降的谷底在何处，更不知道依靠什么政策与手段才能诱导、鼓励甚至是强迫人们生孩子。可以说，这种控制人口的成功与人口趋势的逆转到来得如此之快，让各国政府措手不及。一、经济的全球化与全球化的低生育率
20世纪末最后一轮的经济增长与低生育率在全球的蔓延是在同一政治经济环境下产生的。这一历史大环境便是近年来讨论颇多的全球化。然而，对经济全球化的议论和对低生育率的认识却像是两列并行的火车，各行其道，互不相扰。生产和再生产真是互不相干的吗？回答这个问题要从对经济全球化的认识开始。
近30年来，全球化成为最时髦、最常见的囊括万物的词汇。这一说法的兴起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制度的反思与经济市场化的推行有明显关系，因为世界似乎在一种经济制度下大同了，资本、劳动力、市场似乎可不再受国界的限制了。然而，全球化这一最流行的词汇也是最受争议、最不确定的说法（Mittelman, 2000; Stiglitz,2002）。不管全球化是否是新现象，也不管怎样去定义它，并对它作出何种价值判断，我们认为近年来的全球性的政治经济变化有以下五个共同性的特点，而这些在生产领域内的特点与人类在再生产方面的变化是有密切关系的。
全球化的第一个特点是经济不平等程度上升和对社会中间阶层的压力加大（Alderson and Nielsen,2002; Cornia,2004）。随着跨国集团公司势力扩大与资本、金融、贸易流通加速，一个后工业化的劳动力市场应运而生。在这个市场上，国际资本与地方劳动力短兵相接。国际资本流动性加大所导致的后果之一是更多不稳定的服务性的工作产生了，诸如非正式工、自我就业者与短时工。与工业化时代的大制造业相比，后工业化社会中的服务行业中工作品种日益多样化，报酬也越不均等。同是在服务行业，从事金融或高科技的人员与卖快餐和从事零售人员的收入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对于所有在服务业工作的人来说，工作不稳定成为常态。低收入人数的增多意味着越来越多的人无法负担住房、幼托与子女教育的费用。对于他们来说，最宝贵同时也是最缺乏的是时间。
随着经济不平等程度加剧，人们的生育意愿与行为和经济资源的关系形成了一种U字形，即在资源拥有分布处于最少和最多的两个极端的人们的生育水平高于人数居多的处于分布中间的人们的生育水平。对于那些处于低端的人来说，尽管他们承受的经济压力最大，由于他们所处的地位低，他们可以丢失的也最少，也即经济学中所说机会成本最低。对于那些处于收入高端的人来说，他们的资源可以允许他们不为个人与子女的住房、教育、就业担心，甚至可以让夫妇一方放弃工作全职生儿育女。最受压力的是那些处于中间阶层的人群。而随着不平等程度的加剧，中间阶层人数增多与他们平均占有资源水平降低，社会的整体生育水平也就越低。
全球化的第二个特点是对人力资本的要求和对技术工人需求的加大。随着低端制造业工作的消失，以及在新技术行业和金融服务业就业报酬的增加，能否在这些高收入行业里找到工作，越来越取决于受教育程度与接受专业培训的资历。为了能赶上不断更新的技术变化从而能保证工作的稳定与收入增加，年青人对在高竞争环境下自己以及自己后代在教育方面的投入不得不高度担忧。年青人为追求教育、保证就业、职业发展而推迟结婚生育。许多人在工作、生活比较有保证而再安排生育时，发现怀孕生育的最理想生物时机已被错过。年青人对子女受教育程度的期望以及对子女教育费用和时间投入的担心，也成为他们何时结婚育子的重要考虑。
近年来全球化的第三个特点是政府对社会服务的削减以及对个人期望的加强。尽管个人主义的意识形态——包括个人成就与满足感在人生意义中的重要地位——在人类历史尤其是西方社会历史上由来已久（Macfarlane,1978, 1986），我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新的变种，即“制度化的个人主义”（Beck and Beck-Gernsheim,2002）。这种“制度化的个人主义”是现代福利国家的产物，因为“福利国家中的主要权利与待遇是为个人而不是家庭所制定的。在许多情况下，这些权利与待遇的前提假设是就业。就业意味着要接受教育。就业和受教育都假使人是能流动的”（Beck,1999）。近年来，医疗、养老等方面服务的不足以及各国政府对这些方面开支的缺空乃至削减比比皆是（Esping-Anderson, 1999; McDonald,2002）。社会安全网的削弱导致生活不确定性的增加，从而也会影响年青人的生育计划和行为。
全球化的第四个特点是资本与劳动力的流动性加强。资本追随着利润，而劳动力跟随着资本。资本流动到哪里，劳动力就流向哪里。随着资本流动性加大，劳动力的流动性也随之加大了。人口流动对于婚姻和生育也产生重要影响。这些影响包括寻找配偶以及维持稳定婚姻关系的困难，长时间的夫妻分离，以及由于流动给生活带来的其他不确定性。
全球化影响生育行为的第五个特点是物质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观念。以追求物质生产效率为中心的全球化经济进一步促进了及时行乐的物质主义文化。对物质产品无止境的追求和对物质产品无限制的占有感代替了家庭及养育子女给人们生活所带来的幸福感与人生意义。与经济全球化同时而来的也是以个人主义为重要组成部分的西方文化观念。“选择、决定、把自己塑造成自己人生历程的作者”以及“个人身份的创造者”已经成为“我们这一时代的中心标志”（Beck,1999）。在人口再生产领域内，各国政府与诸多国际组织进一步促成了这种文化观念的转变：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为了控制人口增长投入了难以估量的资源，造就了一个根深蒂固的反生育的新文化。多生育子女被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表现。
以上这些全球化的力量，综合起来，形成了一个孕育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的、同时对人口再生产不友好甚至是敌对的政治经济环境。在这种环境下，普通人所面对的是前所未见的风险与不确定性。用社会学家贝克的描述，过去那种“简单的、线性的、以民族国家为主的工业现代化”已为一个远为复杂的过程所替代。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社会所面对的是同时应付全球化、个人化、性别革命、不充分就业以及全球性风险（如全球性生态危机与全球金融市场危机）带来的挑战。相对于后工业化的社会发展或贝克称之为的第二个现代化，人们对第一个现代化更容易理解与适应，因为当时的“集体生活方式、进步与可控制性、充分就业与剥削”都是在民族—国家的环境下发生的。而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是一种新的资本主义、一种新的经济、一个新的国际秩序以及一种新的个人生活。这个时代我们崇尚的是多宗教、多民族、多文化的社会。我们所看到的是“非正式经济部门与劳动力灵活化的扩张，对经济部门中诸多领域与工作关系法律制裁的放松，国家合法性的丧失，失业与不充分就业增加，跨国公司干预加强，以及日常生活中的暴力与犯罪”（Beck,1999）。
在人生中所有需要做出承诺与担负责任的决策中，很少有几个能和生儿育女的重大决策相比。在现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个人要对生育子女的风险与代价进行仔细的思考。在决策由家庭转向了夫妇，甚至是个人的前提下，对风险的计算更为显得重要。有时这意味着推迟结婚生育、有时这可能意味的是完全错过机会。不确定性提高了生儿育女的代价，再生产的不平等与经济上的不平等日渐趋同。二、怎么认识低生育率？
在应对20世纪后半叶世界人口急速增长的同时，人口学及其他学科对人口的研究聚焦在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后果，以及怎样降低生育率。生育率为什么会在降到了更替水平之后继续下走，而且持续很长时间，并向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扩延，是仅仅几十年前人们完全没有预想到的。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与人口老化、人口规模缩小的后果对人类来说是第一次，也是过去没有很好研究的。世界人口变化“大船掉头”，也为人口学研究提出了全新的课题。
对低生育率研究的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发现是人们认识的滞后。但在许多国家中，对低生育率的认识以及政策应对都有一个时间差。在亚洲一些最先步入低生育率的国家和地区，一般至少滞后了10年或更长时间之后，政府的控制人口的政策才开始转向为鼓励生育的政策。中国也更不例外。尽管我国的生育率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低于更替水平，对这一转折性的变化的认识是缓慢的，甚至是十分困难的。这个缓慢而艰难的过程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既有数据与技术方面的原因，也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中国与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相似之点在于，我们都迟迟不愿相信生育率会降到这么低，同时维持在很低的水平上。
国际上对于低生育率的解释，既有人口学方面的，也有社会经济学方面的。人口学的研究集中在对产生低生育率的时间因素的分析，即在多大程度上生育水平浮动或下降是由于人们推迟结婚生育造成的，在多大程度上是由于人们放弃生育带来的（Bongaarts and Feeney,1998；郭志刚，2000）。研究结果表明，人们推迟生育可作为解释生育水平下降的一部分。但这里有待回答的是，这种推迟会不会成为永久性的，即转换成不可弥补的生育数减少。
对于低生育率的社会经济学解释可大体分为两类：结构性或压力性的，与意识形态性或主观能动性的。持第一种观点的人认为，低生育率主要是经济压力和各种限制条件使得年青人无法生育。对此，英国Population Studies杂志在2003年有专题辩论（参见Caldwell and Schindlmayr,2003）。持这种解释的人也指出，尽管在许多国家社会调查得到的人们理想的子女数多为两个左右，实际生育水平却远低于此，说明现在的问题是人们想生而没有条件。而另一方面的解释，以“第二次人口转变理论”为旗帜，则认为生育率下降主要是由于现代人生活观念发生的根本变化，即人们对婚姻家庭观念的淡化甚至摒弃，取而代之的是注重个人发展与满足的个人主义。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也使用不同社会的大量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一系列与生育有关观念的变化，诸如对家庭的看法、对婚前性行为的看法与经历，以及对子女在生活中地位的看法（参见van de Kaa, 1987; Lesthaeghe,1995）。
我们所持的观点是，外部的经济压力与内部的观念变化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不同地区、不同个人推迟甚至放弃生育的现象。我们与其不同的是，这两种不同的解释不是互斥的。更重要的是，再生产不可能与生产分割开来，而应放在同一个国际大环境下加以分析认识。这个国际大环境，如我们以上所述，就是经济的全球化。三、低生育率对中国的挑战
中国的低生育率已是不争的事实了。经过十多年对各种数据的反复分析研究，国内外学术界的共识是我国在1990年代初期就已进入到低于更替水平的低生育率的新阶段。除了城市人口中30年来普遍只生一个孩子之外，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与流动人口也选择只生一个孩子。而生两个以上子女的夫妇越来越少。加总之后，全国平均生育水平仅为每对夫妇1.5个子女左右。
由于中国30年来实行的提倡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独生子女政策，不少人认为中国的低生育率与世界其他地方不同，是政策人为造成的。这种看法有一定的道理，但远不能被用来解释中国的低生育率。中国1990年就已经开始的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在一定程度上与我国政府成功贯彻计划生育政策有关，但近年来在全球化环境中我国经济制度改革、人们生活水平提高，以及生育观念变化等因素对生育行为的影响不应被低估。无论是解释地区之间生育水平的差异或是个人生育意愿的不同，政策都远远不是最重要、更不是唯一的因素。反之，解释世界上其他国家地区低生育率的因素也完全可以用来解释中国的低生育率。作为处在全球化最前列的中国，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中国人的思维逻辑与行为与其他地区的人们有什么根本的不同。
长期以来的低生育率对中国社会尤其是亿万家庭的长远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中国人口在21世纪将面临的负增长已经不是假设，而是定势了。中国社会马上要面临的人口老化是劳动力的老化。在未来的10年左右的时间内，中国劳动力年龄人口（在此定义为20—60岁）的总数仍将颇为可观，但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人数将大幅度地萎缩。这是近年来低生育率的直接后果。未来10年中，新加入劳动力队伍的20至24岁人口组的规模将会急剧缩小，由2010年的约1.25亿下降到2020年的0.68亿，即在10年中减少几乎一半。这部分劳动力人口占全部劳动力人口的比例将由现在的约15%减小至仅占8%左右。不仅如此，如果目前的低生育率不能得到及时扭转，这种劳动力老化的趋势会不断加剧。对仅仅是担心就业的决策人来说，这似乎是求之不得的佳音。然而，这个年龄组的新生劳动力是受教育程度最高的，最富创造力的。这部分年青人口也是消费力最强的。这个年龄组人口的急剧减少不仅对劳动力供应，同时也对消费需求和结构产生巨大影响。因为这意味的是新结婚夫妇对数的急剧减少，对新建住房需求的减少，对所有与青年人有关的消费需求的减少。青年劳动力人口的急剧减少也会使他们人均负担的养老费用不断上升。这是中国人口老化的另一个方面。
中国过去30年的经济快速增长，除了制度变化的因素外，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益于人口转变过程中所产生的人口红利，即由于年青劳动力人口占总人口比例扩大而带来的经济收益。这部分年青劳动力与大量的外来资本结合，造就了历史性的无法重复的经济增长。各种不同的估算认为人口红利对中国20世纪末20年中经济增长的贡献为15%至25%（蔡舫、王德文，1999；王丰、梅森，2006）。日本、韩国及中国台湾地区早期的经济腾飞也受益于这种人口红利的贡献。但这些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红利由于生育率的急剧下降已耗尽并将为经济增长拉后腿。日本近20年的经济停滞，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
中国社会由于低生育率带来的最大负面效应还不是今后劳动力的老化与萎缩，而是只有一个子女的亿万户家庭。过去的30年中，很大程度上由于独生子女政策的限制，中国已产生了1.6亿独生子女，也即1.6亿个独生子女家庭，约占全国总家庭户数的1/3多。若现行的低生育率不能及时扭转，这些独生子女家庭将成为永久性的独生子女家庭。至20世纪中，60岁妇女中将有一半人只有一个子女。子女对父母、家庭的重要性远不止于他们可能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和帮助，而是他们在日常生活、社会交往、精神支持方面所起的不可替代的根本作用。这些作用是任何政府支持辅助项目所无法弥补的。家庭为社会之本。中国如此之多的独生子女家庭，将对这些家庭带来巨大的压力，同时也成为21世纪中国社会所面临的最大的、长期的风险来源。
中国所面临的新的人口形势与世界上许多国家和地区有很大的相似性。在许多欧洲国家及东亚各国，低生育率已经开始给那些国家和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困境与挑战。长时间的低生育率以及人口年龄结构老化将给养老与医疗健康体系带来挑战，影响整体劳动生产率与整个经济的竞争性。当抚养负担日趋加重时，人口老化也将影响到代际关系，甚至社会的整合与民族的兴衰。同时，将生育率提高到更替水平并非易事。近年来，尽管越来越多的国家、政府已经开始采取措施鼓励生育来逆转生育率下降的趋势，而至今为止这些鼓励生育政策奏效的还寥寥无几。
在人类经历了20世纪前所未有的人口增长之后，21世纪给我们带来的新的挑战是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长期性人口减少以及人口老化。认识人口惯性与人口变动的规律，有助于我们未雨绸缪，减小由于盲目观望等待所带来的不必要的代价。由于人口年龄结构的影响，中国人口总数还在继续增加。对于不了解人口变化内在规律的人来说，中国似乎应在人口增长停止时再重新考虑公共政策，尤其是人口政策的讨论与调整。然而，如果真把公共政策建立在人口总数是否还在增加的基础上，则完全忽视了人口变动的内在规律，即人口惯性。
刚刚过去的20世纪与开始不久的21世纪是人类历史上人口变化的最大的转折点。20世纪后半叶的全球性人口增长是史无前例的，21世纪的人口负增长也将是前所未有的。作为地球上的第一人口大国，中国在20世纪成功地控制了人口增长。作为对这一成功付出的代价，21世纪中国所面临的是人口负增长。作为快速融入经济全球化同时快步加入世界低生育率国家行列的人口大国，中国所面临的不仅是丢失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的桂冠，而是更深层、更持久的挑战。
低生育率时代的到来对于中国的人口学研究和发展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在20世纪后半叶，当各国人口学界面对世界人口的快速增长而纷纷开展对于世界人口快速增长成因与对策，特别是高生育率的决定因素及其后果的研究之中，中国的人口学界是一个后来者。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口学界不断增强与各国人口学界的交往，而各国人口学界对于人口快速增长和高生育率的研究成果成为推动中国人口学发展成长的强大动力，推动了中国对于自身面临的人口问题的认识和应对。
进入21世纪以来，各国不断强化对于愈见显著的低生育率对于整个人口走向以致未来社会经济走向的关注和研究，但这方面的认识迄今为止应该说还只是在它的初始阶段，人口学对于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变动的规律性及其影响的研究方兴未艾。低生育率下的人口形态、特点、趋势以及与社会经济发展的相互关系已经表现出了与高生育率下的情况相去甚远，但要真正实现从实践与理论相结合的认识，把握它的规律性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中国的人口学界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已经积累了一定的研究队伍和研究实力，在全球化时代到来的今天，在全世界面临的低生育率带来的挑战中，中国人口学界完全可能也应该和世界各国的人口学界共同努力、同步前进，为研究和认识低生育率下的人口规律性作出自己的贡献，并从中赢得中国人口学自身在新的时代的进一步发展，这是可以预期的。这是时代赋予新时期中国人口学界的责任，也是新时期中国人口学界茁壮成长的机遇所在。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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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丰、梅森：《中国经济转型过程中的人口因素》, 《中国人口科学》2006年第3期。第一部分中国已进入低生育率时代中国近年来的低生育水平郭志刚一、中国近年的低生育率
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在短短的30多年中完成了历史性的人口转变，从20世纪60—70年代那样一种每对夫妇平均要生5、6个孩子的高生育水平，到80年代时就降到了3个以下，后来生育率的进一步下降使中国完全跨入低生育水平的行列，并且生育率之低即使在低生育水平国家中也算得上名列前茅。
生育率的更替水平指针对特定死亡水平条件能够达到代际人口平衡（即不增不减）的生育率水平。对于中国当前的具体情况，这个更替水平通常以平均每对夫妇生育略多于两个孩子的总和生育率（即TFR=2.1）来表示。所谓低生育水平是指低于更替水平的生育率（low fertility，或below-replacement fertility）。鉴于全球已经有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处于低生育水平，因而国际上对低生育水平的研究方兴未艾。人口状况是社会经济各个方面发展的基础，而不同水平的低生育率将会导致未来十分不同的人口后果，所以更细口径的低生育水平划分也不断应运而生，以便推进科学研究与制定对策。
国际上已经存在两种关于低生育水平的划分口径：一种口径是“极低生育率”（lowest-low fertility），指等于或低于1.3的TFR水平（Kohler, Billari and Ortega,2002）；另一种口径是“很低生育率”（very low fertility），指低于1.5的TFR水平（Caldwell and Schindlmayr,2003）。但是这两种口径只是约定俗成，并没有像更替水平那样的人口学意义。
中国生育率转变的本质跨越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199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总和生育率（TFR）为2.3，还明显高于更替水平（约为2.1），然而两年以后由国家计生委举行的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简称38万调查）就爆出令人惊讶的低生育率结果，引发了对调查统计质量的强烈质疑。
总和生育率作为时期生育水平的概要指标无论是对研究还是决策都太重要了，而我们又不知道实际生育率到底有多高。在这种情况下，国家人口计生委一直沿用生育率为1.8作为工作规划和宣传中的指导口径，这种状态至今已经延续了十几年。实际研究、工作和宣传的需要还催生了多种生育率估计，绝大多数估计都建立在认为调查统计存在大幅度漏报的基本认识上，因而在估计中都相应大幅度地调高了生育率。
然而根据实际调查结果统计，全国生育率1990年代后期就已经下降到1.35，并且后来一直保持在这一水平左右。这种结果在全国人口普查、各年人口变动调查、国家计生委的各次全国计划生育抽样调查中都大体一致。尽管如此，由于这一生育水平太低，并且确有迹象存在一定出生漏报，所以很长时间几乎没有人肯相信这些调查数字。
可以说，1990年代初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形成了巨大的冲击，完全超出了人们的认识能力，一时间的确难以接受、理解和解释这种巨大落差。所以，1992年38万人口调查的低生育结果不仅引发了强烈的否定和抵制，也没有正式公布调查得到的TFR水平，以至至今很难找到该次调查的TFR到底有多低。从《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图集》（蒋正华，1994）的全国TFR曲线上大致可知1992年水平约为1.7，而在《1992年中国生育率抽样调查论文集》（蒋正华，1996）中有关论文所引用的TFR数值却林林总总、莫衷一是，上下差距很大。其中，只有郝虹生、高凌（1996）一篇论文中有关于总和生育率抽样误差的专门讨论，才使今天的人们得知1992年这次调查的全国TFR其实只有1.57，相应的95%置信区间上下限估计为（1.51,1.63）。显然，他们这种基于调查结果和抽样方法的低生育率估计在当时根本没有人信。
1990年代初生育率急速下落形成的迷茫并不是只体现在对上述计生委调查的质疑，同期国家统计局进行的年度人口变动调查很可能也遭遇了同样的情况。从统计文献中可以看到，国家统计局编制的年报系列《中国人口统计年鉴》中有三年（1991、1992、1993）中断了提供年龄别生育率统计的惯例，其原因很有可能是刻意回避了当时人口变动调查的很低TFR水平。
自那以来，中国的生育率水平就成了一团迷雾，形成一个循环往复的统计怪圈：人们总是不相信每个调查取得的低生育率，认为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这么低，便归因于存在大规模出生漏报，于是费尽心机地对生育率做调整提高，并期盼下次调查能够取得可信的较高水平。然而，十几年以来这种基本判断从未得到过确凿的证实，这种高生育率的期盼也几乎从未在调查中得以实现。无论是199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0年人口普查、2001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以及各年度全国人口变动抽样调查总是不断地重现很低的生育率水平，并且各次调查结果之间的一致性符合度还很高，尽管数据中也能看出以前调查存在一定出生漏报，但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严重。国家统计局和美国东西方中心的研究人员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重建的1990年代生育率估计结果表明，1992年的全国TFR只有1.67，这个水平不过略比郝虹生、高凌当时对1992年的TFR上限估计略高一点点而已，然而却比政府主管部门已经沿用十几年的1.8生育率指导口径要低得多。
图1提供了1990年以来各次全国人口调查的生育率统计和其他估计结果。
图1中的生育率统计曲线可以大致区分为两组：一组是基于人口调查数据、统计和估计结果，另一组是国家人口计生委的指导口径以及一些根据其他数据来源的生育率估计。从图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基于人口调查直接得出的TFR统计值要大大低于国家人口计生委的生育率指导口径。要是依据直接调查的TFR结果，则可以认为中国的生育率已经是“很低”甚至“极低”了。并且，调查结果所揭示的1990年代前期生育率下降趋势实际上是在向现行生育政策要求的平均生育水平1.47（郭志刚等，2003）接近，而后来又多年来保持在这个水平左右。
国家人口计生委作为指导口径的1.8生育率水平，尽管也是大大低于更替水平的，但距离实际调查到的很低生育率还是高出了很多。根据教育部小学入学人数所做的高方案TFR估计（翟振武、陈卫，2007）相对接近于1.8，主要是因为这个方案1996年以后的TFR几乎没有下降；而根据同一数据的中方案估计则反映出1996年以后TFR有所下降。
于是图1清楚地展现出我们当前在生育率上所面对的一种困境，即人口调查统计结果与人口规划与宣传所用的生育水平之间存在着极大差别，并且这种状况已经延续了十几年了。这样下去是十分危险的，因此人口学者有责任指出这个问题，让更多的学者、公众和政府知道这种状况。更重要的问题是，面对如此情况我们应当如何来把握当前的生育水平？图1 各种来源的全国总和生育率统计或估计数据来源及说明：（1）统计局公布：见各年的《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1990—2007年。其中1991—1993年没有提供生育率统计，图中该曲线相应年份数值是根据1990年和1994年生育率做线性内插估计的，相应部分用虚线表示。（2）国家计生委：见国家人口计生委编，《人口和计划生育常用数据手册》（2005）。转引自《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总报告》，中国人口出版社2007年。（3）1997年调查：郭志刚（2000）根据1997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4）2000年普查：郭志刚（2004）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1‰样本数据估计。（5）2001年调查：丁峻峰（2003）根据2001年全国人口与生殖健康调查数据计算。（6）NBS/EWC五普：中国国家统计局/美国东西方中心（2007）根据2000年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估计。（7）2005年小普查：郭志刚用母子匹配法根据2005年全国小普查2‰样本重建并调整（已收入国家统计局编研究报告集，即将发表）。（8）2006年调查：郭志刚根据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数据用人年泊松回归计算（内部报告），该套估计提供更多年份的估计结果。而该调查只正式公布了2001—2005年的TFR值（张维庆主编，2008）。图中所引的TFR值在相应年份比正式公布结果略微高一点。（9）小学生 中：翟振武、陈卫（2007）根据教育部小学入学人数统计所做的中方案的TFR估计。（10）小学生 高：翟振武、陈卫（2007）根据教育部小学入学人数统计所做的高方案的TFR估计。
由于人口发展是一个长期的连续过程，因此人口过程中的各年变化与各时点上反映出的各种人口结构之间有着极强的一致性。因此，人口数据内部的一致性是人口数据可靠性检验的一种基本方法。
从这个角度来看，实际上多年来各次调查反映的生育率水平之间大体一致，只有2006年全国人口与计划生育调查结果例外，在2004年及以后年份表现出异常的飙升，完全脱离本次调查（同时也是所有其他调查）所反映的以前各年的生育水平趋势，直冲1.8水平。然而，对该次调查的研究分析已经证明，该次调查的这种异常统计不过是抽样有偏的结果（相关说明将在后面提供）。所以，多年来绝大多数实际调查所反映的全国生育率基本处于1.5以下的很低水平。
此外，实际调查所反映的这种很低生育率实际上与各次调查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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