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杰,贾保倩
出版社：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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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觉醒：从鸦片战争到南湖红船试读：
作者简介
陈杰
80后，浙江杭州人，从小就对历史书沉迷不已，后选择历史为求学志向，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现供职于杭州某博物馆研究部，目前已有《日本战国史》、《明治维新——改变日本的五十年》等多本著作出版。
贾保倩
80后，河南南阳人，毕业于浙江大学历史系。在中原浓郁的历史文化气息中选择了历史这门学科作为自己研读的方向。喜读书却并不呆板，秉承“读万卷书，行万里路”的信念将著书立说作为自己一生追逐的理想。
代序
时光如梭，匆匆九十载，如云似烟。站在2011年的今天，回望1921年，期间沧海桑田，昔日烽火连天，军阀混战，强敌入侵，民不聊生的中华大地，如今正以蒸蒸日上，日新月异的姿态屹立于世界舞台上，吸引着全人类的目光。
说到建党，我的脑海中如时光穿越般闪过中国近代历史的种种。从鸦片战争的硝烟，到八国联军的炮火；从辛亥革命的激越，到五四运动的昂扬；一幅幅如泛黄老照片般的历史画面将我们的记忆拉回到那个慷慨悲壮而又惊心动魄的年代。
如何来写好这一段历史，着笔处也曾反复踌躇，作为80后的我们并没有老一代史学家那样卓见的笔锋，也没有90后新锐作家那样前卫的思维。我们最先想到的，是曾经在课堂里认真听讲历史课的场景。
中国近现代史是我们这一代人高中时代的必修课，但在那个懵懂的时代，历史很多时候变成了以“标准答案”为主导的课程。在我们摇头晃脑地背诵那些“标准答案”的时候，心里多少有着难解的疑惑。
诸如教科书上告诉我们：太平天国证明了中国农民阶级不能领导中国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仅此一句话不由得让我们疑窦重重。这如何证明呢？太平天国运动本身究竟存在哪些问题？为什么太平天国运动最终没能为近代中国指明一条出路？
再翻过几页，教科书又告诉我们：戊戌变法证明了中国不能走君主立宪的道路。我们又困惑了，为什么同是亚洲国家的日本却可以成功转型为君主立宪进而成为强国，中国却不行呢？教科书上写得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成为一纸空谈，问题何在？
又翻过几页，教科书又告诉我们：辛亥革命证明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由于自身的软弱性，不能领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那么，这种软弱性究竟体现在哪里？只是因为孙中山把临时大总统的位置让给了袁世凯吗？领导辛亥革命的革命党人们究竟在哪些环节上出了问题？
我想，这些都是我们当时困惑过的问题。只有试着去解决这些问题，我们才能够对“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这个命题给予充分的证明。
所以，在这里，我们也不腆大胆，希望能够借助自己的一点学习心得，来试着对这些曾经因为教科书的语焉不详而引起我们困惑的问题提出一些自己的解答。这些解答或许并不能让每个人满意，但是，我们希望这些解答能提供给人们一个思考的空间。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数千年以来为追求理想社会而不断探索总结出的智慧结晶。在今天的西方社会，马克思主义仍然受到许多政治家、思想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关注。中国人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的年代，正是中国政治黑暗、国家饱受欺辱、人民穷困不堪的最艰难困苦的年代。从这个意义上讲，在当时“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作为当时传入中国的一种思潮被接受，中国知识分子仅仅把它当作解决中国问题的“药方”之一。但它自身具有的独特魅力和与中国环境的契合，使它最终成为指引中国走向独立、自由、民主的明灯。在我们看来，这绝对不是偶然的。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中国近代史对于今天的时代发展尤其具有借鉴意义。中国共产党从1921年诞生，到1949年建立新中国，使中国摆脱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束缚，走过了28年的风风雨雨。中国共产党从呱呱坠地到成长成熟，历经艰辛与磨难，终于变得坚强而沉稳。我们的祖辈见证了这段风雨，而历史也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留下刻痕，但更多的是回首时那欣慰的笑容。作为中华儿女，今天我们在他们千辛万苦打下的天地里茁壮成长，虽不曾经历那时的惊心动魄，却在他们的音容笑貌里感觉出那段历史其实离我们并不遥远。第一章从理想映照现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光辉历程第一节人类的梦想一、天下为公——“大同世界”与理想国
人类从来都没有放弃追逐梦想。
对大海的向往成就了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对天空的向往成就了蛛网般密集的国际空中交通网，对交流的向往成就了信息爆炸的互联网时代，对太空的向往成就了航天工业的蓬勃发展和无数科学幻想作品的问世。
那么，人类对理想社会的向往成就了什么呢？
从古到今，无数的哲学家、思想家在探讨着同一个问题：什么样的社会才是人类心目中的理想社会。他们从各自的时代背景、思维模式、道德标准等方面出发，给出了各种各样不同的答案，这些答案，令人深思，发人深省。
对理想社会的追求几乎与哲学同时诞生。在中国的儒家经典《礼记》中，记载了春秋时期的先贤孔子所说的一段话：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孔子的“天下为公”成为中国思想史上影响最为重大的理想之一。“天下为公”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概念呢？孔子后面做了一系列表述：大家一起选择贤明的人治理天下，人人讲信用，社会很和谐；每个人不仅仅只尊重照顾自己家中的老人，也不仅仅只关爱自己的子女，而是把尊老爱幼的风尚推广到整个社会，所以，每个老人都能安享天伦之乐，每个青壮年都能发挥自己的能力，每个孩子都能得到良好的教育；鳏寡孤独等弱势群体都能得到救济；每个男人都有自己的职业，每个女人都能找到好归宿；每一种资源都不会丢在地上浪费，也不会随便占为己有，每个人都不会好逸恶劳，也不会只为一己之私卖力；夜不闭户，路不拾遗，没有偷盗抢劫等犯罪行为，这样的社会就是“大同”。“天下为公”后来成为许多中国革命志士的毕生理想，其中就包括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图为孙中山手书“天下为公”。
概括而言，孔子心目中的大同社会就是一个拥有选贤任能的政治体制，讲信修睦的人际关系，人人有所为、有所养的社会制度，天下为公的道德体系，自觉劳动的价值观念这样一个理想社会。
孔子为我们描述了一个极其美好的社会，这恰恰是他所处的那个社会的一个反面。孔子身处的春秋时代是“礼崩乐坏”的时代，诸侯国各自为政，互相攻伐，导致民不聊生。诸侯国君或者荒淫无道，或者滥行不义，或者穷兵黩武，弑君夺位，杀人越货。为了权力，甚至兄弟父子反目成仇，同室操戈，“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只能成为一个美好的幻想。孔子目睹这一切，感慨之余，不由怀念起他想象中的夏商周“三代以前”的美好“大同”社会。他把这个想象中的和谐社会作为自己奋斗的终极目标。
孔子终其一生也没能看到他理想中那个“大同”世界，甚至没能完成他的最低目标，让天下或是某个侯国恢复尊崇礼制、上下有序的体系。但孔子的那番“大同”论却给了后世中国人许多的启发。近代，康有为在经过维新变法的洗礼后，又初步接受了当时欧洲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思想，遂断断续续写就了一本《大同书》。他把孔子的“大同”思想和维新变法、社会“进化”相结合，构思了一个理想国家。在这个国家里。人人都是“天子”，都是“同胞”，从一出生就能接受完善的教育，在成长中通过各个梯次的教育系统的教育，实现健康成长；每个人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才，都有一项专长，社会也因此而完美和谐。他把这个社会看成是未来发展的最终方向，他希望通过君主立宪，渐而共和，再渐而实现“大同”。
无独有偶，在西方，类似“大同世界”的思想也在孔子生存的那个时代之后不久萌芽了，其代表作品就是哲学家柏拉图（Plato，公元前427—前347）的《理想国》。
柏拉图是西方第一个留存有大规模著述的哲学家，他生活在雅典城邦贵族民主制走向衰落的时代。在柏拉图出生前不久，希腊古代民主的“灯塔”——雅典所领导的提洛同盟与寡头政治的代表城邦——斯巴达所领导的伯罗奔尼撒同盟为争夺霸权开始了一场战争。在公元前429年，雅典城爆发了一场大瘟疫，雅典最杰出的政治家和领袖伯里克利也成了瘟疫的牺牲者。失去了伯里克利领导的雅典最终在战争中战败，雅典的民主政权被倾覆。而斯巴达也在这场希腊人的内战中元气大伤，希腊城邦制度自此日薄西山。
这些，都成为柏拉图惨痛的记忆。而对柏拉图打击最大的一件事是在公元前399年，他的老师苏格拉底被判处死刑。在雅典人看来，雅典的衰落是因为触怒神灵的结果，而苏格拉底作为一个智者，受到当时许多“愚人”的羡慕、嫉妒、恨。因此他就被冠以不敬神灵的罪名，被推上了审判席。在被判决死刑以后，苏格拉底本有逃亡的机会，但他坚决拒绝做出违背城邦法律的行为，最终服毒而死。恩师的死，对柏拉图来说，是一次心灵的震撼，他一方面对当时的政治体制充满了失望，另一方面也为恩师的信念而深深感动。《理想国》是柏拉图的代表作品。柏拉图的作品一般采用对话体的形式，《理想国》也不例外。柏拉图借用老师苏格拉底之口，勾勒出了一个“理想国”。
柏拉图认为，一个理想国应该是一个“正义”的城邦，在这个城邦里所有的公民分为治国者、护卫者和劳动者三个等级。治国者由充满智慧而又德高望重的哲人充当，他们用自己的智慧决定国家的发展方向；而护卫者拥有健壮的体魄和勇敢的精神，他们护卫国家不受外敌侵犯；劳动者则各司其职，为国家创造物质和精神财富。在理想国中，男女平等，女性也可以充当统治者。在柏拉图看来，私有财产是罪恶的根源，所以第一、二等级没有私产，而劳动者也不允许过于奢靡，整个城邦的运行是为全体公民谋取共同利益。所有的人必须从出生开始接受教育，杜绝诗歌、戏剧等“错误”因素对思想的侵蚀。理想国里的每一个人都各司其职，都认真地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柏拉图认为这就是代表着“正义”。
当然，理想国终究是理想。在柏拉图看来，世间的政体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斯巴达式的追求荣誉的城邦，第二类是追逐财富的寡头政体，第三类是追求自由的民主政体，最后一类是采用暴力统治的僭主政体。柏拉图认为这四种政体都各有各的违背“善”的一面。那么，要怎么样才能达到“理想国”的境界呢？柏拉图认为只有让哲学家来充当统治者，或者让统治者成为哲学家，这样才能以智慧引导城邦走向“正义”。
由此可见，柏拉图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与孔子有异曲同工之妙，他们都非常重视“智慧”和“知识”的引导作用。因此，他们同样身体力行，传道授业，希望能把知识和智慧普及给更多的人。柏拉图特别重视理性思维，他在《理想国》的第七卷中用了一个著名的“洞穴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观点。他假设有一个黑暗的洞穴，一些囚犯被捆绑着，无法行动，无法看见洞穴的出口，只能看见他们面前洞壁上因火光投射而映照出的影子，他们只会认定这些阴影就是事物本身，他们也会把身后的人或物发出的声音当做是阴影所发出的。如果其中有一个人被释放，转过头来看到火光和这些事物的本体，他很可能会不知所措。如果他被带出洞穴，看到更广阔的外面世界，刺眼的阳光会在一瞬间伤害到他已经习惯黑暗的眼睛。所以，柏拉图认为应该用循序渐进的方式来让人们接受知识，慢慢转变对事物的看法。而人们在看事物的时候，也不能关注于事物表面的特性，而是要跳出事物的可感知的现象转而关注事物的本质。在这个比喻里，囚徒走出洞穴就可以看成一个肤浅的人完成“灵魂转向”的过程，而他看到的太阳就是“理性世界”的象征。那么当这个被释放囚徒认识到“真理”后，他就会产生对昔日同伴的怜悯，但当他回到洞穴中说明其感受时，其他人可能不但不会接受他的说法，反而会嘲笑他出去被太阳灼伤了眼睛。柏拉图
在某种程度上，这个被释放囚徒或许指的就是柏拉图的恩师苏格拉底。他认识到“理性世界”，想回来拯救雅典其他的“囚徒”时，却不被理解并被处死。《理想国》是西方哲学史上的一本开天辟地之作，《理想国》中的许多典故都被一而再，再而三地引用。譬如那部轰动世界的奇幻名著《指环王》中可以使人隐身并能腐蚀人心的魔戒，其源头就来自于《理想国》中所引用的“裘格斯戒指”（Ring of Gyges）的典故。清新明快的语言，生动活泼的比喻，发人深省的观点，包罗万象的知识，是这本著作经久不衰的原因。有人评价说，如果一座图书馆被烧毁了，只要还有一本《理想国》，就可以重建图书馆。
孔子和柏拉图，一个在东方，一个在西方，同样都是震古烁今的大思想家。他们提出的“大同世界”和“理想国”的理念吸引了东西方一代又一代的人为之探索，为之奋斗。二、幻想中的“乌有之乡”——乌托邦与太阳城
时间翻到东晋时期，天下再度大乱。中国北方前有八王之乱，后有五胡乱华，生灵涂炭，百姓流离失所。东晋朝廷偏安江南一隅，不思进取。王、庾、桓、谢四大家族相继秉政，朝政混乱，吏治腐败。一位诗人眼见如此现状，不愿为五斗米折腰，放弃了乌纱帽，过起了“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隐居生活。
这位诗人就是陶渊明。在他放旷的表面背后，一直埋藏着一个梦，一个大同世界的梦，于是，就有了那篇脍炙人口的《桃花源记》。在这篇文章里，作者借用一个武陵捕鱼人的见闻，描绘了一个“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进入桃源的路径亦颇有传奇色彩，先要经过一片“芳草鲜美，落英缤纷”的桃树林，接着又要经过一个洞穴，眼前豁然开朗，就见到了一片祥和的美景。这里“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没有凶狠的官府中人前来收取租税，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幸福的笑容，邻里之间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武陵人出来以后，再想去寻找这个世外桃源，却再也找不到了。
千百年来，有无数人在寻找着陶渊明笔下的这个美丽的世外桃源。但在现实社会中，桃花源似乎永远只是一个美好的梦想，像是一个童话故事中的国度。
西方世界里，也有不少人编织着世外桃源的故事。他们的桃源，比陶渊明更为形象更为具体，但也更像童话。
托马斯·莫尔（Thomas More，1478—1535）就是追寻桃源的其中一位。托马斯·莫尔生活在英国都铎王朝的后期，他出身于一个法律世家，毕业于著名的牛津大学，后来就以律师的身份进入宫廷服务皇室，深得国王亨利八世的信任，后被选中担任副财政大臣，又被推荐担任下议院议长，最终出任大法官，成为英国举足轻重的政治人物。
当时的英国，一场圈地运动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由于大航海时代的到来，欧洲大陆的毛纺织业在市场需求的刺激下逐渐兴起，羊毛作为原材料，顿时身价百倍。英国是欧洲主要的羊毛生产国之一，养羊业成为极其有利可图的行业。于是，大批的贵族、乡绅和农场主就决定把大量的农田圈成牧场，并把农地上的农民驱赶出去，由此导致大批的农民被迫出外流浪。对此英国政府一方面规限圈地，另一方面又颁布血腥法令，严禁流浪，用残酷的刑罚对付流浪的农民，强迫他们成为雇佣劳动力。“圈地运动”就这样用血腥的方式帮助资本主义完成了原始积累。身处高位的托马斯·莫尔并没有无视这些现象，他抱着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去关注民生疾苦。托马斯·莫尔
托马斯·莫尔早年在牛津大学曾攻读古典文学，熟谙希腊文的他对柏拉图的《理想国》十分推崇。他与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伊拉斯谟又是莫逆之交，受后者的影响很深。这些影响托马斯·莫尔的因素成就了那部空想社会主义的开山之作——《乌托邦》。《乌托邦》1518年巴塞尔版封面《乌托邦》全名叫做《关于最美丽的国家制度和乌托邦新岛的既有益又有趣的金书》，乌托邦（Utopia）是一个来自于希腊语的生造词，意思是“乌有之乡”。在大航海时代的背景下，托马斯·莫尔想象中的乌托邦也是借一个航海家的口描述出来的。在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托马斯·莫尔辛辣地讽刺了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状，特别是圈地运动，他将这种血腥的资本原始积累方式形象地称呼为“羊吃人”。而第二部分，托马斯·莫尔描绘了一个世外桃源般的乌托邦岛。
这是一个中间宽、两头尖的新月形小岛，中部宽200英里（1英里＝1.609344千米），长500英里。新月的两个尖端之间有一个长11英里的海峡，围着一片风平浪静的海湾作为港口。岛上有54座城市，彼此相距都不到一天的路程。
在乌托邦的城市中，街道宽敞，规划统一。所有住房都是三层楼房，既防火又抗风暴。住房每十年抽签轮流居住，居民在公共食堂中用餐，所有住房自由出入，夜不闭户，路不拾遗。
乌托邦的政治制度是每30户人家选出官员一人，叫做摄护格朗特（Syphogrant）。每10个摄护格朗特隶属于一名更高级官员——特朗尼普尔（Tranibor）。一个城的200个摄护格朗特用秘密投票的方式选举一个总督，总督除非渎职，否则终身任职。特朗尼普尔一年一选，但无必要亦不做更换，其他官员一年一换。
乌托邦人不论男女老少都以务农为职业，同时学习一门技艺，如毛织、麻纺等。他们轮流从城市到农村去参加农业劳动，产生的物质财富平均分配，运送到城市中的指定市场，所有居民则免费从市场中领取生活必需品，任何人都不需要囤积私人财产，这是一个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人们每天只有六小时工作，其他时间都在休息、参加文体活动。进行专门学术研究的人可以豁免体力劳动，但如不能胜任，仍然会退下来从事体力劳动工作。所有居民既不懒散，也不会从事无益的工作，使得工作效率很高，物质极大丰富。
乌托邦人有完善的医疗健康体系，注重居民的生活质量，注重环境卫生。乌托邦就好像《圣经》里描述的伊甸园，是一个天堂一样的国度。
更难得可贵的是，托马斯·莫尔作为一个天主教徒，表现出了宗教宽容的态度。他笔下的乌托邦秉持着“任何人不能由于自己的信仰而受到责罚”这一信念，这和当时欧洲宗教裁判所林立，罗马教廷四处迫害“异端”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比。
托马斯·莫尔最后评价说，乌托邦人“享有我巴不得所有人都能享有的那种形式的国家”，“在本国铲除了野心、派系和一切罪恶的根源”。这样一个国家的人是幸福的，而且团结一致，没有任何人、任何势力能够使他们动摇。
乌托邦从此成为人类想象中的最美好社会的代名词。托马斯·莫尔后来因为反对亨利八世的宗教改革而被处死，但他的精神却流传下来。他在西方第一次描绘了一个完美社会的完整蓝图，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滥觞。
继托马斯·莫尔之后接过空想社会主义大旗的是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哲学家、作家康帕内拉（Tommaso Campanella，1568—1639）。
康帕内拉生活在西班牙帝国统治下的南意大利。他在15岁时就进入了修道院，开始研究经院哲学。但随着他视野的逐渐开阔，封闭的修道院已经不能束缚住他的心灵。在一次偶然的辩论中，年轻的康帕内拉引经据典，成功驳倒了对手，他因此对修道院所推崇的亚里士多德学术体系产生了更多的怀疑，成为意大利哲学家特列佐的推崇者。1589年，康帕内拉用了短短七个月时间写就了一本《感官哲学》，以此来驳斥意大利哲学家雅各·安东尼·马太用整整十年时间写就的对特列佐的批判著作。正是这本书使他进了宗教裁判所，幸好这次他获得了宽大处理。
此后，康帕内拉仍然没有放弃他对真理的追求，他因此再度被宗教裁判所迫害，甚至遭遇开除教籍的处分。对意大利有着深厚感情的康帕内拉加入到反抗西班牙帝国统治的宣传鼓动斗争中去了。1599年，康帕内拉因叛徒出卖而被逮捕，被指控传播异端邪说和试图推翻西班牙统治当局。他坐了25年的牢，期间辗转50处监狱，受过七次残酷的刑讯，最后一次甚至长达40小时，在血肉模糊和神志不清的情况下被扔进坑里。在监狱中，他一边抗争，一边总结自己的思想，著名的《太阳城》就是在这期间写就的。康帕内拉《太阳城》篇幅不长，康帕内拉与托马斯·莫尔一样，无法“免俗”，也借用了航海家之口来描述太阳城。
太阳城建设在一个大平原的小山上，小山直径两英里，整个太阳城就以山顶为圆心，一圈一圈向山脚延伸，一共七圈，山顶上是一座神殿。太阳城的最高统治者是一位司祭，称“太阳”，掌管世俗和宗教一切权力，在他下面有三位领导人：威力、智慧和爱。“威力”掌握和平与战争事务，负责领导军队，抵抗外敌入侵；“智慧”负责管理艺术家、手工业者和科学家，根据“智慧”的命令，所有的城墙上绘满了美丽的图画，帮助居民了解知识；“爱”掌管生育事务，监督两性结合，确保后代成为最优秀的人物。
太阳城的孩子们两到三岁就在城墙和房屋边玩耍，认读字母，稍大一点就会进行体育锻炼，然后送到作坊去见习。八岁的时候开始学习数学和自然科学，接着就会被传授各种劳动技能，让他们都能成为对社会有用的人。在太阳城里，人人劳动，一起创造社会财富，所有财产公有。
要成为太阳城的最高领袖，首先就必须是一个无所不知的充满智慧的哲人。太阳城每个月举行一次“大会议”，所有20岁以上的公民一律参加，人人有权对政府的施政和政府官员的好坏提出意见。而以“太阳”为首的政府负责人也每八天举行一次会议。“太阳”和其他三位领导人则每天举行会议讨论日常事务。
当然，我们还应该看到《太阳城》仍然保留着许多不成熟甚至显得幼稚的观念，比如康帕内拉所设计的太阳城中还有“共妻”的习俗，还有太阳城极其“原始”甚至有点野蛮的司法体系。这些可以看出作者思想还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产生于中世纪末期的《乌托邦》和《太阳城》借着文艺复兴的“春风”，冲破了欧洲中世纪的黑暗，为那时的人们带来了一丝曙光。随着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的蓬勃发展，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理性重新武装他们的精神世界，世界进入了一个大变革的时代。三、向“颠倒的世界”宣战——空想社会主义
16世纪尼德兰革命首先揭开了资产阶级登上政治舞台的序幕，荷兰共和国成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接着，1640年，英国的资产阶级和新贵族在议会的领导下掀起了反抗斯图亚特王朝专制统治的斗争。1775—1783年在北美十三州，华盛顿、杰斐逊、富兰克林等人领导的北美独立战争建立起了一个富有活力的新生国家——美国。1789年，巴黎人民起义攻打专制的堡垒——巴士底狱，法国大革命奏出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强音。
在革命的硝烟背后，一场看不见战火的革命也在各新生资本主义国家悄悄进行着。从英国的纺织技术革新开始，一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工业革命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席卷了欧洲和北美。一时间，冒着滚滚黑烟的烟囱如雨后春笋般竖立起来，蒸汽机带动的火车开始沿着铁路开向各个新兴工业城镇。人们开始享受工业蓬勃发展带来的幸福，也开始承受幸福背后的一系列不幸。
尘埃落定以后，就有不少有识之士开始反思这一切，资本主义真的是人类最完美的制度吗？为什么它从一开始就显示出那么多的弊端？人类究竟应该打造一个什么样的社会？一些思想家就从现实出发，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也构思他们心目中的新“乌托邦”。
法国思想家圣西门（Claude Henri de Rouvroy，Comte de Saint-Simon，1760—1825）便是其中之一。圣西门出身于法国一个贵族家庭，但他从小就有着远大的志向。他让他的仆人每天以这样的话将他叫醒：“记住，伯爵先生，您还有更伟大的事业要去做！”17岁时，圣西门参军入伍，不久就去北美参加独立战争。回国以后，他积极投身法国大革命。在雅各宾派恐怖统治期间，他被捕入狱。1794年他出狱以后从事金融业，又遇人不淑，赔得倾家荡产。从此，他决定投身于政治学研究。圣西门
圣西门对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了严厉的批判。他认为资本主义是一个“是非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剥削阶级享受着奢靡豪华的生活，而真正的劳动者却遭受着奴役，一贫如洗。他认为“社会有两个值得同样畏惧和仇视的敌人——无政府主义和专横霸道”。他猛烈地抨击当时的法国政府对广大工人阶级的悲惨境遇不闻不问的做法。
当然，圣西门承认，资本主义社会相比以前的社会是一种进步，他把资本主义看做是向理想社会发展的一个过渡阶段。那么，什么样的社会才是理想的呢？圣西门构思了一个“人人都要劳动”的理想社会，他主张建立起一个人人幸福的“实业制度”。在那里，生产不再是无政府状态，而是在政府的统一计划下进行。在政府的组织下，人人都用劳动来创造社会财富，没有任何人有特权，也没有专横霸道，而是人人平等。
怎样去实现这样的社会呢？圣西门把希望寄托在国王和当权者身上，希望他们能领导一次自上而下的改革来改变现状。在他的《论实业制度》中就有一封致国王的书信，希望国王能够主持进行社会变革，同时提出“博爱者应利用王权来改造社会”。他相信“道德感的力量会促成这种变革”，所以谆谆告诫“要向各国国王进谏”，“要向国王表达自己的愿望”。这种把希望寄托在统治者身上的理想自然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想。
与圣西门同时代的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72—1837）也是一个批判资本主义制度的著名思想家。傅立叶
傅立叶于1772年出生于法国贝桑松的一个商人家庭。但他从小就厌恶经商，尤其对商人的欺诈行为深恶痛绝。同时，他又表现出了对贫民的关心，常常接济贫穷百姓，因此还受到父母的责罚。在他九岁时，父亲去世。为了强迫儿子“子承父业”，傅立叶的父亲立下遗嘱，强迫傅立叶将来从事商业，否则就得不到半分遗产。因此，傅立叶不得不辗转巴黎、里昂、贝桑松等城市经商，这也开阔了他的眼界。他在里昂亲身经历了法国大革命的波折，又目睹了雅各宾派恐怖统治被推翻、督政府上台和拿破仑夺权等一系列政治变故。这些都使他的思想产生了极大的变化。
傅立叶对资本主义社会给予了辛辣的批判。他文笔犀利，嬉笑怒骂皆成文章，对自己所看到的社会不公平现状给予了抨击。他说：资本主义是一个“颠倒的世界”。在他的著作里，对现实的讥讽比比皆是：“道德过去和现在永远只能为犯罪行为服务，因为它为了能够不客气地挑剔弱者的小过错来麻烦他们，就势必对比较有势力者的犯罪行为，装聋作哑……如果你们攻击小的盗窃行为，你们就把那个为免于饿死而为自己偷窃生活资料的不幸者送上断头台，而对于那个侵吞数百万巨款的贪污盗窃犯和那个使二十户善良家庭，以及二十个在他那里有小额储蓄的家仆陷于贫困的破产者的高尚事业却默不作声。”
傅立叶构思了一个名叫“法郎吉”（phalange）的合作公社。在这个合作公社中，每一个成员都可以根据自己的爱好来选择自己每天的工作，劳动创造的财富由大家所有。在“法郎吉”的核心地带是一个名为“法伦斯泰”（Phalanstères）的巨大建筑。这个建筑囊括了图书馆、食堂等公共场所，也是所有“法郎吉”成员的住所。大家一起在里面过着集体生活，共同劳动，共同实现理想。傅立叶构想的“法伦斯泰”
傅立叶把“法郎吉”的实现寄托在有良心的富翁身上。他的晚年在巴黎度过，每天的生活极其有规律。他一直期望能有一位大发善心的富翁慷慨解囊帮他创造一个“法郎吉”。一直到1837年他在孤独中死去，仍然无人问津。
英国思想家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71—1858）是少有的能将自己的理想社会构想付诸实践的人。欧文
罗伯特·欧文1771年出生于英国的一个小手工业者家庭，在十岁时就到店里见习，不久前往伦敦。1799年9月，他与新拉纳克（New Lanark）纱厂厂主的女儿结婚，从而成为这个纱厂的经理和股东。他首先就在这个纱厂推行自己的理念。他停止了工厂里的童工劳动，并为童工开设幼儿园进行教育；同时改善工人的工作条件，提高工人工资水平，缩短工时。在欧文的努力下，工厂利润年年翻倍，他一夜成名，成为一个有名的慈善家。
当然，欧文并不满足于此，他希望能进一步实践他的社会主义理想。他在1825年前往美国，在美国的印第安纳州的新哈莫尼（New Harmony）买下了一块地皮，在这里建设了一个劳动公社，与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一起为理想打拼。不过，现实总是和理想有差距。几年以后，这个劳动公社就宣告破产，无法维持。欧文的满腔壮志成了“浮云”，一贫如洗地回到英国。
回到英国的欧文继续投身工会运动，希望能通过和平手段，通过自上而下的改革实现自己的理想，但他改造社会的呼吁却不断遭受挫折。
空想社会主义是在资本主义初步发展的阶段诞生的。无论是圣西门、傅立叶还是欧文，他们的思想中不免有一些空想的、不成熟的成分，但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构思无疑给了后人很大的启示，他们“提供了启发工人觉悟的极为宝贵的材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创造者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站在他们这些“巨人”肩上，才看得更远。第二节世纪伟人——马克思与恩格斯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的诞生
工业革命养肥了资本家，同时也催生了一个新的阶级——工人阶级。以往在工场手工业时期，工人与工场主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尚不密切，工人还可以在劳动之余回到农村进行耕作。但工业革命完全将工人与农村分开，他们的劳动时间被限制在工厂中，除了出卖劳动力给资本家以外，别无任何生活来源。同时，大批手工业者因为机器化工业的发展而导致破产，加入到了产业工人的行列中，工人阶级的队伍不断扩大。
为了从工人身上获取最大的利润，资本家强迫工人每天劳动16~18个小时，还大量雇佣童工和女工。以英国为例，1835年英国的21.9万工人中，有18岁以下的童工11.5万，其中13岁以下的有4.9万，女工有6.7万。工人陷入了赤贫的状态，健康也没有保障，生存状况极为悲惨。许多工人家庭住在阴暗潮湿的地下室，缺衣少食，甚至连床都没有，生活异常艰难。
在这种情况下，工人阶级开始为自己的权益而奋起抗争。早期的工人运动把怒火发泄到了机器身上。自英国工人卢德捣毁机器向资本家抗议以后，越来越多的工人加入到了卢德的行列中，掀起了一股捣毁机器的浪潮，史称“卢德运动”。
在发现捣毁机器无法解决实际问题后，工人开始团结起来以武装斗争的形式反抗资本家。1831年，法国里昂工人发动罢工。里昂作为法国的工业中心，工人待遇很差，工作时间长，工资又遭到盘剥克扣。罢工很快就发展为武装起义，愤怒的工人拿起武器对抗政府军队，但起义被血腥镇压下去。1834年，里昂工人再度起义，再一次遭到镇压。英国宪章运动
属于普鲁士的西里西亚是德国的纺织业中心，那里的工人受到工厂主齐万茨格尔兄弟的压榨，苦不堪言。1844年，西里西亚织工发动起义。普鲁士当局惊慌失措，立刻调集军队镇压，将起义镇压在血泊中。
英国工人阶级则自发行动起来，开始为争取自己的政治权利而战。1836年，他们成立了伦敦工人协会，发起了轰轰烈烈的宪章运动，要求实现普选，给予工人阶级政治发言权。在和平请愿失败以后，英国工人于1842年发起了大罢工，充分展示了工人阶级的力量。1848年，在全欧掀起革命浪潮的同时，英国工人又发起了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被英国政府强行镇压。
以里昂工人起义、西里西亚织工起义和英国宪章运动这三大工人运动为代表的19世纪中期工人运动，为科学社会主义的诞生奠定了政治基础。他们用实践表明，发展中的工人阶级要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迫切需要有一种科学的理论给予指导，而完成这一任务的是两位划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马克思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Karl Marx，1818—1883）出生于德国莱茵省特利尔市的一个开明律师家庭。1841年，马克思以《德谟克利特的自然哲学和伊壁鸠鲁的自然哲学的差别》为题发表博士论文，并获得哲学博士学位。毕业以后他担任《莱茵报》的主编。正是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马克思逐渐形成了他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和共产主义的革命理论，也因此结识了他的忠诚革命战友恩格斯。马克思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1820—1895）出生于德国莱茵省巴门市的一个工厂主家庭。1837年，在父亲的逼迫下恩格斯辍学到巴门的一家商业事务所做办事员。一如著名空想社会主义者傅立叶的父亲，恩格斯的父亲也希望儿子成为一个精明的商人，从而继承他的衣钵，但恩格斯十分厌恶经商。1841年，他到柏林服兵役，常常在业余时间到柏林大学旁听，受到了黑格尔哲学的影响。1842年，他来到英国曼彻斯特。在那里，他亲眼见识了宪章运动，也开始深入地了解工人阶级。在赴英途中，他还第一次会见了马克思，并开始为《莱茵报》撰稿。期间，他完成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等重要著作。恩格斯
1843年，普鲁士政府强行关闭《莱茵报》。马克思在这一年10月迁居巴黎，并在那里完成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初步将经济学引入到共产主义的理论中，从经济学的角度去看社会运转，初步进行了建立科学社会主义的尝试。
1844年8月，从英国回国的恩格斯在巴黎第二次会见了马克思。两人自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开始共同致力于科学社会主义体系的构筑。
概括而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主要有三大理论来源。首先是产生于19世纪初，以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1770—1831）和费尔巴哈（Ludwig Andreas Feuerbach，1804—1872）两人为代表的德意志古典哲学。黑格尔是继康德以后德国影响最为深远的一位哲学家。他的思想受到康德等德国哲学家的影响，体系博大精深，著作覆盖面极广。黑格尔的思想同时也是法国大革命和工业革命的产物。他发展了辩证法，即：认为世界是在不断地运动、变化和发展中的，而运动的内在原因就是矛盾。当然，他认为做出运动的主体是“绝对精神”而非物质，他是一个客观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的“粉丝”在当时遍布欧洲，但他的哲学在后世引起的争议也很大，许多人对之有批判，费尔巴哈就是其中之一。他在所著的《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中对黑格尔的唯心论点做了批判，他认为精神不可能是世界的本原，精神只能是物质的产物，物质并不依赖于精神而存在，但他却无法用唯物的思想去解释社会现象，只能归结于“人性”。
马克思早年受黑格尔的影响很深，他在大学时期就是黑格尔哲学的拥趸。但他并不盲目崇拜黑格尔，而是对黑格尔哲学进行了理性的思考，特别是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抱着怀疑的态度。1844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神圣家族》，对黑格尔唯心主义给予了批判，并指出物质生产在社会发展中起决定性的作用。1845年，马克思受到法国政府的驱逐，被迫移居布鲁塞尔。在那里，他和恩格斯又合著了《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第一次系统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创造性地指出了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是人类历史发展的根源，并论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形态，从而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第二个来源则是由亚当·斯密（Adam Smith，1723—1790）和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1772—1823）所创立的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亚当·斯密被认为是经济学史上的“教父”级人物，他的旷世巨著《国富论》被誉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开山之作。在这部作品中，他系统阐述了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分析了自由经济的运行模式，特别是他创造性地提出了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两种属性，商品价值的多少取决于劳动者投入的劳动量，“只有劳动，能在一切时代，一切地方，比较各种商品的价值”。大卫·李嘉图则对亚当·斯密的经济学理论做了更进一步的阐述，他进一步提出了“投入劳动价值论”，认为商品的价值不仅包含了生产商品所需的劳动，还包括为生产制造设备、厂房等投入的劳动价值。这些经济学的合理因素都被马克思所吸收。马克思创造性地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说明：资本家之所以能通过剥削获得利润，是因为工人所生产的商品价值，超过了工人通过工资的方式所获得的报酬的价值，初步奠定了“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
第三个来源就是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在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从而科学地预见了共产主义社会。他们同时还指出，资本主义的矛盾诞生了革命的无产阶级，而要根本上解决资本主义的矛盾，就只有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革命才能解决。
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组建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广泛地与欧洲各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联系。184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由德国工人组建，并吸收英、法等国工人参加的“正义者联盟”，并建议将联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这一年11月底到12月，共产主义者同盟举行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出席了，并接受大会的委托起草宣言。在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合作完成了一部党纲性的文件，并于1848年在伦敦出版，这就是著名的《共产党宣言》。
提起这本书，每个人都会想到书中那句激励了千万无产者的给力口号：“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这声响亮号召是在科学理论的指导下发出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宣言中系统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他们指出，资本主义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表明，这种生产方式已经开始逐渐落后于生产力的发展，社会的发展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工人阶级作为最革命的阶级，有责任也有能力起来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取得全人类的解放。所以，宣言最后满怀激情地说：“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共产党宣言》是一本神奇的书，从来没有像这样一本简短的作品能获得如此大的影响。这部作品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的完成，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一盏指引方向的明灯。《共产党宣言》封面二、国际共运的“初体验”——第一国际与第二国际
1848年革命使资本主义制度在欧洲各国进一步确立。随着工业革命在欧美广泛地推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获得了极大的成功。新兴资本主义各国开始在世界范围内争夺原料产地和商品市场，从而把世界连成一个整体。
这样的发展犹如一把双刃剑，一方面，世界的联系更为紧密了，另一方面，经济危机的冲击也从一国延伸到了世界。1857年，爆发了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各国都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同时也导致了工人生活状况的进一步恶化，工人阶级运动也跟着资本主义一起“国际化”了，英国、法国、德国等国的工人纷纷开始成立工人联合组织并开始和“国际接轨”。
马克思和恩格斯也在时刻关注这一情况的进展，他们一方面在书斋中继续著书立说，充实社会主义理论；另一方面也走出书斋，积极地与各国的工人领袖进行联系并给予指导。就这样，成立一个国际性的工人组织的时机已经成熟。
1864年，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国工人齐聚伦敦，召开声援波兰起义的国际工人大会。波兰在近代是一个遭遇凄惨的国家。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弱小的波兰坐拥东欧平原的肥沃土地，成为欧洲列强觊觎的对象。因为其地理位置的原因，三次被周围的三个大国俄国、普鲁士、奥地利瓜分。波兰人因此一次次起来抗争。在这次声援波兰的大会上，法国工人提出了成立一个国际性工人组织的建议，得到了与会工人的积极响应。会议很快选举出了一个临时中央委员会，马克思也被选为委员之一。这个委员会确定了组织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并选举出了协会的领导人及各国通讯书记，马克思当选为德国通讯书记。这个组织便是历史上著名的“第一国际”。
马克思随后为第一国际起草了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在成立宣言中，马克思指出无产阶级必须起来夺取政权，才能获得自身的解放。他同时号召各国工人团结起来，共同争取斗争的胜利。在宣言的最后，马克思把《共产党宣言》中那句给力的口号照搬过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同章程则规定了第一国际的目的、任务和组织原则。第一国际的目的就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马克思同时确定了第一国际的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每年举行一次国际工人代表大会，在代表大会休会期间由总委员会主持日常工作。
第一国际成立以后，就在各地成立支部，吸收工人团体和工人个体加入。同时，第一国际积极支持各国工人的斗争。1866年和1867年，英国工人举行大罢工时，第一国际就号召法国、德国、丹麦、荷兰等国的工人给予支持，拒绝接受英国资本家的招募，从而粉碎了资本家试图从国外招募工人破坏罢工的阴谋。在瑞士、法国等国工人发动罢工抗争的时候，第一国际也同样伸出了援助之手。
除此之外，第一国际还跟当时的各种错误思潮作了斗争。前期主要是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蒲鲁东（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著名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他早年以一句“财产就是盗窃”闻名一时。他自称是无政府主义者，反对一切政府的存在，主张互助主义。在他的社会构想中，每个人都依据自己的自由意志追求利益，所有人享有同等身份，所有的小生产者根据自愿原则订立联合协议，“平等地”交换产品，保证小私有者不再破产。在斗争方式上，蒲鲁东采取改良主义态度，他反对一切暴力革命，反对政治斗争，也反对所有的政府和工人组织。这种小资产阶级的幻想式思想在法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一些工人组织中风靡一时。
1866年，第一国际在瑞士的日内瓦举行代表大会。会上，蒲鲁东主义分子遭到了大家的“围观”。大多数工人代表都认为蒲鲁东主义者反对成立工会组织和反对罢工的理论简直是奇谈怪论，凭什么工人不能起来争取自己的权益？蒲鲁东主义者还反对妇女参加生产和享有与男子平等的权利。日内瓦会议的决议最终批判了蒲鲁东式的无政府主义。蒲鲁东
在1868年的布鲁塞尔大会上，已成强弩之末的蒲鲁东主义被予以最后一击。会议通过了马克思提出的土地问题报告，认为应该实行土地公有，反对小土地私有制。带着小布尔乔亚情结，坚持小土地私有制的蒲鲁东主义者一败涂地。
接过蒲鲁东主义大旗的是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巴枯宁（Mikhail Alexandrovich Bakunin，1814—1876）。巴枯宁的思想比蒲鲁东更为“危险”，他也主张无政府主义，认为政府是资产阶级压迫人的源泉，消灭政府就消灭了资产阶级。之所以说巴枯宁“危险”，是因为他主张用暴力消灭政府。他所幻想的“暴力”手段倒类似于《终结者》中的天网，一夜之间袭来，摧毁所有政府。在进入第一国际以后，巴枯宁就开始积极策划夺取第一国际的最高领导权。在1869年的巴塞尔代表大会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处心积虑，想要把自己的人安插进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但投票结果却让他们大为失望，他们一个都没能当选。
1871年3月，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战败，巴黎工人为保卫国家，反抗资本主义压迫，发动了著名的巴黎公社起义。这次意义重大的无产阶级革命成为一块试金石。巴枯宁主义者指责巴黎公社是“犯罪行为”，并开始拉拢一部分反对起义的人分裂第一国际。1871年9月，第一国际在伦敦举行会议，巴枯宁分子拒绝参与，并在瑞士洛桑试图另立国际。但参加洛桑会议的只有16个人，场面冷淡，令巴枯宁颜面大失。第一国际于1872年海牙大会上宣布将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出第一国际。
海牙会议以后，第一国际迁到了美国。到1876年，第一国际实际上已经停止了活动，并宣告解散。它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在第一国际短短十余年的历史中，马克思主义得到了极大的推广和传播，团结教育了一大批工人，并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领袖。可以说，第一国际的活动，是马克思主义传播发展过程中的一次里程碑事件。
在第一国际宣告解散大约十年以后，国际工人运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局面。1886年，美国芝加哥工人发动了“五一”大罢工，最终发展成为美国全国性的大罢工，这也是今天“五一”国际劳动节的由来。这次声势浩大的工人运动对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法国、俄国、德国等国工人也纷纷举行罢工，争取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19世纪80年代以来，德国社会民主党、法国工人党、英国费边社等工人政党和社会主义团体纷纷成立。在这种情况下，成立新的国际工人协会，领导和团结国际工人运动就成为迫切的要求。
在马克思于1883年3月14日去世以后，恩格斯继承了马克思的事业。1889年7月14日，在法国大革命100周年纪念日之际，巴黎隆重召开了国际工人代表大会，除了恩格斯以外，还有德国的李卜克内西、倍倍尔、伯恩斯坦，法国的盖德、拉法格，俄国的普列汉诺夫，比利时的王德威尔德等各国工人领袖也参加了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标志着第二国际正式成立。伯恩斯坦
虽然第一国际和第二国际在名称上像一对孪生兄弟，但它们的组织方式却有着很大的区别。与第一国际不同，第二国际并没有一个类似总委员会的领导机构，组织形式比较分散，参加第二国际的各国工人组织都可以自行其是，而第二国际的国际局仅仅是对各国的工人运动和工人组织给予指导。这就方便了各国工人组织依据本国的特点制定自己的方针政策。
当然，第二国际从一开始就和机会主义思潮共生。在召开第二国际成立大会的当天，以法国“可能派”为代表的一批主张和平斗争的工人组织也在巴黎召开会议，与第二国际分庭抗礼。
而第二国际成立以后，又有许多人提出走合法斗争路线，希望能通过议会选举、和平示威等方式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放弃社会主义革命。恩格斯针锋相对地指出了这些思潮的错误性。在恩格斯于1895年8月5日去世以后，第二国际中以伯恩斯坦为代表的一批修正主义者趁机跳到了前台，大肆活动。“修正主义”这个词语正是伯恩斯坦本人的创造，他认为马克思主义已经“过时”了，必须进行“修正”。如何“修正”呢？他提出了一系列的观点，认为主要通过议会选举，在议会占领多数席位，就可以获得社会主义的胜利，就能使资本主义一点点过渡到社会主义。同时，他还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修正主义”思潮的出现，使第二国际发生了分裂，李卜克内西、倍倍尔等左派坚决拥护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而伯恩斯坦等社会民主党右派则背离马克思主义，也吸引了一批工人追随者。另外，还有考茨基等中间派分子。
1899年，法国社会党人米勒兰偷偷拜访了即将组阁的皮埃尔·瓦尔德克-卢梭，在内阁中谋得了工商业部长的职位。一个社会主义者和镇压巴黎公社的刽子手加里费将军（时任军事部长）坐到了一起，顿时在法国社会主义者中引起了大争论。米勒兰坚持认为自己入阁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盖德等人则对其行为进行激烈的批评。最后，争论闹到了第二国际，伯恩斯坦等右派分子也支持米勒兰。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中间派则出来打圆场，提出了一个“橡皮决议案”，建议第二国际对此事不发表意见。
但是，第二国际的沉默并没能挽回局势。米勒兰入阁以后根本没对社会主义有任何裨益，第二国际也完全分裂。到1914年，第二国际中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投票支持德国发动世界大战，从根本上背叛了社会主义的原则，第二国际名存实亡。
第一国际、第二国际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初“体验”，它们把马克思主义推向了世界政治舞台，使越来越多国家的工人阶级开始接受科学理论的指导，因而注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占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三、资本家们是怎么赚钱的？——经济学巨著《资本论》
有这样一本书，在经济危机席卷全球的时候，它成为了各国政要热捧的对象。在德国的书店中，它一度脱销，许多中青年读者纷纷抢购，想从中寻找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甚至前德国财政部长施泰因·布吕克也成了作者的忠实粉丝。
这本书的作者不是在福布斯富豪榜上名列前茅的比尔·盖茨、乔布斯，也不是被传得神乎其神的“股神”巴菲特、“金融大鳄”索罗斯，而是一位已经离开人世一个多世纪的伟人。如果他还活在世上，想必光凭这本书的版税就足以让他摆脱他生前写作该书时贫病交加的窘况。
这本书的名字叫《资本论》，是马克思一生最杰出的作品。为了写就这部著作，马克思在伦敦的大英图书馆中整整耗费了12年的时间，阅读了大量的书籍。一个很流行的传闻是：马克思当年在大英图书馆读书时，固定地坐在一个位置上年复一年地学习，天长日久，座位下磨出了马克思的脚印。虽然这只是一个不靠谱的传说（大英图书馆从来不会专门为某个人预留位置，马克思当年也从来未固定坐在一个位置上，且大英图书馆的工作人员也从未听说过所谓马克思的脚印），但由此也可以看出人们对马克思这部著作的喜爱之情。《资本论》封面《资本论》的第一卷于1867年问世。在第一卷出版以后，马克思陷入了贫病交加的状况。他的忠实战友恩格斯操起了自己所厌恶的经商行当，用赚来的钱帮助马克思。在1883年马克思逝世后，恩格斯又为老友整理手稿，使《资本论》的第二、三两卷分别在1885年和1894年得以出版。《资本论》最突出的贡献就是完成了“剩余价值”理论。什么是“剩余价值”呢？那就首先必须从价值说起。马克思接受了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学说中合理的部分，认为任何一种商品都具有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所谓使用价值就是某一件商品具有可使用的性质，如果没有使用价值，就不可能存在交换。而交换价值则是商品在交换时所体现的价值。马克思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凝结在商品中的无差别的人类劳动所决定的，这种“劳动”并不是大卫·李嘉图所认为的那种具体劳动，而是一种抽象意义上的概念。
对于剩余价值的产生，马克思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模型来说明。
假设有一个资本家，他雇佣工人来生产棉纱，制做棉纱必须用到原材料棉花和工具纱锭。假设资本家现在花了10个先令购买10磅棉花，每个工人一天工作6个小时，他在这6个小时中可以把10磅棉花做成棉纱，并取得3个先令的工资，并造成2个先令的生产工具损耗值。那么这10磅棉纱的总价值就是棉花的价值＋纱锭的损耗价值＋工人的劳动＝15英镑，而棉纱的市场价是15英磅。那么资本家在这一过程中成本与收入刚好相抵，一无所得。
但是，在资本家手里有一种很独特的商品，那就是工人的劳动力。劳动力的特殊性就在于它能够创造价值。之所以说劳动力也是一种商品，是因为它具有商品的特点。工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一无所有，他们所能出卖的只有劳动力。他们通过出卖劳动力，才能与资本家所拥有的生产资料相结合，创造出新的价值，从而获得自己的基本生活资料。所以制造和生产劳动力的“成本”就是工人维持体力、健康、职业技能等等方面的支出，这个支出在一定社会条件下是固定的，但劳动力可以创造比这个支出多得多的价值。
现在我们再回到那个简单模型中，假设一个工人一天只需要3先令的工资就可维持一天的各项需求，那么资本家可以把工作时间延长，让工人一天工作8小时，给予3先令的工资。前面6个小时中，工人生产的价值就与成本相抵。后面2小时中，工人又生产出了10/3磅棉纱，消耗了10/3磅也就是价值10/3先令的棉花和2/3先令的生产工具。而这一阶段的生产，资本家不用支付给工人工资，这部分多出来的价值就被资本家收走了，这就是剩余价值的产生过程。
由此可见，剩余价值是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除了增加工作时间以外，资本家也可以采取其他方式获取剩余价值。比如通过大规模的技术革新提高工人的工作效率，缩短制造单位产品的工作时间。通过增加劳动时间所获取的剩余价值就称为“绝对剩余价值”，而通过提高生产效率所获得的剩余价值就称为“相对剩余价值”。
经营产业的资本家通过发展生产来获取剩余价值，而商业资本家和借贷资本家则通过买卖商品和借贷利息与产业资本家分享剩余价值，形成了一个互为依存的关系链。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