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方蕤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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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生琐记：我与先生王蒙试读：
难忘初恋
我们不会忘记最初的相识，它决定了我们的一生，并用这一生证明：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
1951年，我在北京女二中读书。同年寒假，被临时调至中共东四区委协助“三反五反”运动做文书工作。
东四区委坐落在东四十一条39号。这是一座很讲究的三进四合院，各院都有自己的耳房和小跨院。王蒙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应该是以这个院子为原型。
能来这里工作很让人兴奋。参加过期末考试，没等做完期末评定、总结之类的事，我就立即来报到了。
一进门，我被带到中院的北房。这是间很宽敞的办公室，里外间有许多明亮的玻璃窗。后来我才知道，宣传部在这里办公，里间是当时区委宣传部部长韩冲的办公室。
接待我的是陈大姐，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些甜，看上去很朴实。她见到我说：“欢迎你来帮忙。”
我被领到后院。正在忙着搬运行李的时候，见一个男青年，身穿一件不太合身的灰色棉袄，脸上托着一副淡黄色边的圆眼镜，向我们宿舍走来。
这不是在河北北京师范学校暑期办公室，召集我们开会的团区委的王蒙吗？
这时他已经走近。
果然是王蒙。
他看着我，又看看临时改装的寝室，兴奋地说：“来这儿工作？欢迎！欢迎！你就住在这儿啊！来几个人？”“就我一个。”我说。“太好了，你跟陈大姐一起工作呀。我就在你们前院的办公室，一个大门里。”他自我介绍。“好啊！好！”我想怎么这样巧，又在这儿相遇了。
这天中午，我们同在一个厨房打饭。没有餐厅，打好饭，端回自己的办公室去吃。
队伍很长，我见王蒙打好饭，往前院走去，隔几步还回头往队伍中看看，走到办公室门口，没有马上进去，而是把头大幅度地转过来，刚好我们的目光相遇，他朝我笑笑才走进屋去。
当时我想：这个人挺有意思，挺热情。
那时大家吃的都一样，一碗白菜汤和两个窝窝头。每月的伙食费是11元5角。后来我知道，当时王蒙吃饭不花钱，他那时是供给制。
连来带去我在这儿待了半个月的时间。和大家一样夜以继日地工作，完全不知道疲倦。
王蒙那时由团市委中学部调到东四区团区委，还做团的工作。有一天晚上，11点多钟了，我正在办公室专心做表格，忽然听到嘭嘭敲窗户的声音，抬头一看，王蒙正趴在玻璃窗上，朝着我笑。他在窗户外，我在窗户里。
他说：“一天没看见你，我在团市委开了整整一天的会，刚刚回来。”“你们好辛苦啊，这么晚才回来。”“你不也是嘛！别干了，休息一会儿，出去散散步！”
这么突然，这么直接，我一时不知该怎样回答。而且陈大姐就坐在我的对面，他却只对我一个人发出邀请。“不，不去了，我的事还没干完呢！”
他不走，一步也不动。“去吧，外面的空气特别好。”他怯生生地说。“对不起，我真的不想去，我的事还没做完呢。”我不知该怎样推辞。“去吧，就走一会儿，去吧，去吧！”他的声音中带点乞求。
我迟疑着慢慢站起来，跟陈大姐说：“一起到外面散散步去吧！”
陈大姐会心地一笑，说：“不了，我不去了，你们去吧！”
走出办公室，就看到王蒙掩饰不住他的得意。“我们从后门出去好吗？”他建议。“好吧，听你的，我不熟悉。”
走出正院，经过侧面的一个小跨院，见那里有一架双杠。他问：“你练吗？”还不等我回答，他腾地一下就上了双杠，前后摆动，还做了前翻。
我笑了。
他问我：“怎么样？”
我“哼”了一声，还在笑，心里却在想，工作上是我的“前辈”，这时候倒像我的低年级同学！
大概已进入午夜了，街上行人很少。也许是我第一次跟一位异性单独待到这么晚，而且是深更半夜地走在大街上，所以感觉很不自然。走前走后，离远离近，都觉得别扭。已全然没有心情去欣赏夜景，只是东一句西一句，说些八竿子打不着的话，话题无论好不好笑，都刻意去笑，而且一笑笑半天。
从东四十二条西口出来，不知不觉地走完了半条东四北大街，我们都意识到该回去了。
那天，王蒙送我到区委会后院，分手时他跟我说：“回见！”时过境迁，许多记忆淡漠了，但那一刻的情景始终清晰。
很快开学了，我匆忙赶回学校。
回校不久，出乎我的意料，接到了王蒙给我的第一封求爱信。开始是这样写的：“你为什么这么快就离开了，你走了，也不跟我说一声，我想你……”
情感波折
我和王蒙的情感联系曾有一年的中断，那是因为我的情绪多变。弥合之后，我们都体会到：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在到东四团区委帮助工作前，我已和王蒙相识。那时他是团区委的干部。团区委成立了生活指导委员会，借河北北京师范学校的房子办公。7月的一天中午，他们在一间坐西朝东的教室里，召集我们学生干部去开会。当时我正在北京女二中读书。我一进去他便说：“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我也感觉他不陌生。当时他穿着件小领口的白衬衫，式样旧，又不合体，个儿不高，脸瘦长，戴一副小镜片的圆眼镜，一说话眼镜就不停地往下滑，于是不停地往上托。
结婚后我们常争执第一次见面究竟在何时何地。他说，是那一年春天，在北海公园前门的一株大柳树下。但是我明明记得那一年我还不认识他呢！
夏天这次会面，我只感到这个人既亲切又滑稽。
这一年，王蒙只有18岁。
不久，他向我表示了好感。
有一次，他鬼鬼地笑着问我：“你猜我爱的第一个人是谁？”我一愣，说：“我哪里会知道。”心想你不过才18岁，怎么已经有过恋人了！他说：“是周曼华，我在电影里看到她时，觉得她真美。我想将来我长大后，就娶像她这样的人。”说完我们都笑了。“那年你多大？”“12岁。”
那以后我们在一起，无所不谈。他给我的印象是年龄不大，智商很高；爱读书，有见解；热情洋溢、诚挚幽默。
秋季里的一天，我们去阜成门外（现在的钓鱼台附近）郊游。当时那里一片荒野，有农家小院，护城河的流水十分清澈。我们在一片绿地上席地而坐。王蒙为我背诵了许多古诗，我更加感到他的少年老成。
还有一次约会，是在离女二中不远的北新桥。我在马路对面，远远地就看见他手里托着两个梨，站在那里等我。我心想，怎么能带梨啊？“梨”的谐音是“离”，认识不久就“离”，多不吉利呀！我还没来得及说什么，他就递给我一个，“吃梨！”了解他后才知道，所有水果中他最喜欢吃梨。可见他从来不在意没有“道理”的“道理”。
还有更有趣的事——
一天我们走在天安门西大街上，我有点儿累，就说：“咱们坐电车吧！”
他不肯。谁知电车一进站，他却把我推上去，自己关在电车外。我在上面着急，他在下面笑。电车当当地往前开，他就在马路上跟着电车跑。
初恋时，我们不懂得爱情。我与王蒙的感情也有过反复。那时我还是个学生，情绪不稳定，变化无常，曾一度中断了和他的联系。但我们再度和好却颇为神奇。
1956年，我在太原工学院读书。3月末的一天上午，课间休息时，我来到学校的前门庭院，无意间看见黑板上写着“王蒙”两个字。我很好奇，原来是《火花》编辑部正在寻找小说《春节》的作者，误认为王蒙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小说的主人公自称是太原工学院的学生。
第四节课后，我顾不上吃饭，一口气跑到解放路的新华书店，在阅览架上找到当年3月号的《文艺学习》，上面果然有王蒙的小说《春节》。我难以抑制内心的激动，直接坐到了阅览架的地上，小说中的“我”，呼唤的不正是我吗？
我完全没有了以往的矜持和拘谨，立即给王蒙去了一封信。
我想不管他曾受过多大的委屈，看了这封信之后，也会迫不及待回信的。
盼啊，盼！我急切地等待他的回音。
出乎我的预料，信如黄鹤，一去杳无音信。
那年暑期，在我即将离京返校时，王蒙突然来到我家，我非常惊讶。他怯生生地说：“我们出去散步吧！”我们一时无话，默默地走着。一阵沉默后，王蒙直率地说，在没有我的日子里，他的生活难以想象。
我问自己，没有王蒙的日子，我是不是也同样？
感谢命运之神赐予我的厚爱，我和王蒙最终走到了一起。
分别后不久，9月9日，王蒙第一次离家出远门来太原看我。那天我正在新分配的女生宿舍里复习功课。一阵脚步声后，有人在敲门。没有想到王蒙站在门口。“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我说。“我来了不好吗？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
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
我把他介绍给几位女同学，大家七嘴八舌，一致认为王蒙是我的最好人选，劝我跟王蒙好，一定要我遵命。
我领他参观了我们的新校园，又看了看侯家巷的旧舍。他却不无遗憾地说：“我没上过大学，大学生活多好。”
在校园里，我们照了许多相。可惜胶卷冲出来后，却是一片空白。原来是胶卷没有上好。那部相机是王蒙用第一笔稿费买的，苏联制造，镜头还好，只是装胶卷太麻烦，需要在胶卷边缘剪裁下来一个槽，才能上好，这也是用了好久才总结出来的。尽管没有留下照片，但至今抹不去那时的记忆。
那次我们还去看了丁果仙的晋剧《棒打芦花》。一到声调高亢的拖腔时，王蒙就兴奋地鼓掌，我倒觉得过于刺耳。散戏后没车了，从柳巷到学校大约有七八里路，我们便步行回校。一路下来走到移村的桥头，这座桥是新建的，桥的另一边就是我们的学校。过桥时，王蒙说：“哦，风好像小一些了。”我说：“哪里风小了，是桥栏杆把风挡住了。”话音未落，他笑得前仰后合，问我：“桥栏杆还能把风挡住？”至今我也弄不清当时怎么说出那样的蠢话。以至这些年来只要我说话做事不太贴谱时，他总会说“桥栏杆把风挡住了”。
太原海子边公园的小巷里，有家小餐馆，生意红火。那个年代，生意做得如此热气腾腾已属不易。我们找个座位点了山西名菜过油肉，只见一名方脸男服务员，头戴小白帽，一手高举着菜盘子，脚下生风满堂飞，口中吆喝着：“来了！三鲜汤一碗！”……同时又忙不迭地招呼着另一桌的顾客。那种热情，那种微笑，那种从容，以后多少年也没见过。王蒙在他的一篇散文《鳞与爪》里描写过我们对这个服务员共同的美好印象。
那一次的经历，我至今难忘。
我体会到王蒙常说的一句话：“分手以后的团聚，是命运给人的报偿。”
特殊婚礼
结婚一年后，王蒙成了“右派”。而少不更事的我们，当时却浑然不觉，一派欢天喜地。多年以来，王蒙不断地感慨：“爱情和文学的成功，使我成为幸运者。”
深深的海洋，深深的海洋，你为何不平静？不平静就像我爱人，那一颗动荡的心。
在流行唱这首南斯拉夫民歌的年代，王蒙向我求婚了。
我踌躇不定。那年我才是个大学三年级学生，还没独立，还没有条件考虑婚事。
然而王蒙接二连三地来信。我想，那时候他的文学天赋和语言能力真是帮了他的忙。频繁的信件来往，有时甚至一天两封，而每封信都像诗，都像散文，亲近、体贴，又充满才华和理性，让我无法也无力拒绝。
在他频频的求婚攻势下，1957年1月28日，我们结婚了。
婚礼是在我们的住所举行的：北京小绒线胡同27号前院南屋。那是两小间破旧歪斜的房子，纸糊的顶棚上常常有老鼠爬来爬去，一年四季见不到阳光，与邻房一点儿也不隔音……但我们已经是兴高采烈，精心地在房子里安置了几件还算体面的家具。软椅、转椅、手摇留声机、玻璃门书柜……
婚礼没有任何仪式，没有主婚人，没有伴娘、伴郎和牵纱童。
绿色镶花边的中式棉衣，就算我的礼服，王蒙穿的是一身藏蓝色海军呢的中山服。
婚宴是自家做的炸酱面，用餐时没有来宾。王蒙那个时候对于热闹的婚礼有一种特别的反感，所以，我们的婚礼，王蒙根本就没有告诉几个人。另外，当时王蒙刚调动工作，与新同事来往还比较少，与熟悉的老同事之间，还因为特殊时期，处在一种不正常之中……
他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已经酝酿着一场风波，涌动着一股暗流。舆论对王蒙非常不利。我们选这个时候结婚，很多人不来很自然。
当天下午，亲朋好友来祝贺，送来花瓶、相册、衣料、书签，这些礼品在当时已很珍贵。但是我仍然觉得，婚礼不应该这样冷清，我隐隐有种不祥之感。
客人们说说笑笑。虽然桌上摆的喜糖、花生、脆枣现在看来都很低劣，却没有影响大家的兴致。
我的很多同学是第一次参加别人的婚礼，除了问安、祝福以外，显得有些拘谨。
王蒙提议，我们一起听唱片吧！
我们放了苏联的《列宁山》、周璇的《四季歌》、《天涯歌女》，又放了柴可夫斯基的第四交响曲第二乐章——《如歌的行板》，还有《意大利随想曲》。接着，王蒙自告奋勇唱了一首意大利歌曲《我的太阳》。
大家恭维他可以当歌唱家。
或许受了王蒙的感染，大家唱起《深深的海洋》。这是当时学生们最爱唱的歌。
在同学的祝福声中，我们度过了一个特别的婚庆。
婚后不久，1958年年初，王蒙在“等待处理”期间，去景山少年宫基建工地当小工。
后来我们的房子作了调整，跟王蒙的母亲一起住后院。房子是一明两暗，我们住一间，还算有自己的一个小窝。但是很快情况发生了变化。1958年5月，王蒙被戴上“右派”帽子，秋天被下放到门头沟区桑峪一担石沟劳动，我已经怀上了第一个孩子。这期间我经常回到我母亲那边住。而我们在小绒线的房子也因此没有了往日的温馨。
那段时期，王蒙从山沟回来，我们俩很难相遇。据说上面担心这些改造者如果预先知道休息日，会有问题，所以一般是当天宣布，当天开始休息。而他休假只有两三天，在这极短的时间内，他徒步翻山越岭，花去半天时间。到了北京城，首要的事是尽快找到我，上哪儿去找呢？到孩子姥姥这边，我却在奶奶那边等他，当他赶到那边，我又回来了。
为此，他落下了病，常常在夜里做同一个梦，给我打电话，不是电话号码错了就是打不通，好容易接通了，“喂、喂”了一阵子，说话的人却不是我，于是又开始不停地重拨。
1989年他卸任部长以后，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是《我又梦见了你》，里面记述了这个情节。我知道，这中间包含着我们共同的记忆。
我和王蒙相识、相恋是在1952年冬季，那时他18岁——后来，他写了长篇小说《恋爱的季节》，对这部小说的内容和十分贴切的名字，或许我最能心领神会。
王蒙曾问过我：“你怎样证明你的真实的人生？”
我说：“有你了。”
王蒙又问：“怎样证明我的存在？”
我说：“有我了。”
我们一步一步地走过人生旅程，结婚以来，我们从没有婚外的风流故事，他更不会去“拈花惹草”，我们珍惜的是我们自己。
王蒙常常感慨地说：“家庭就像健康，你得到的时候认为一切你所获得的都是理所当然，甚至木然淡然处之；而当你失去之后，你就知道这一切是多么宝贵，多么不应该失去。我这一生没有什么憾事，人间没有比爱情和文学的成功更令人骄傲的了，我是一个幸运者。”
身世不幸
和王蒙的相识，使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王蒙身世不幸，这或许更成就了他的才华。
幼年的王蒙，生活在一个不幸的家庭里。由于种种差异，使得父母的关系水火不容。外祖母、母亲和姨妈组成联盟，一致对抗单枪匹马的父亲。有一回，王蒙的父亲从外面回家，刚走到院中，一盆才出锅的热绿豆汤兜头泼过来。直到今天，都无法抹去滚烫的绿豆汤烙在王蒙心中的印迹。
王蒙印象最深的是他5岁那年，父母不知什么原因又闹了起来。妈妈哭着把王蒙藏起来。王蒙心里很恐慌，但他还是懂事地劝妈妈：“你不要哭，等我长大后，挣了钱给你。”一会儿，他又想起爸爸，便问妈妈：“爸爸呢？爸爸哪儿去了？”妈妈却伸手捂住他的嘴，吓唬着说：“别出声，不许你见他。”
王蒙的堂姐从小跟三叔（王蒙的父亲）好，见三叔可怜，偷偷跑过去，悄悄对他说：“他们都在家，藏起来了。”父亲手里拿着巧克力，却找不到孩子。他坐在一把褪了色的旧藤椅上，一根接一根地抽烟，不知什么时候，屋门被反扣上，推也推不开。父亲大声喊着：“快把门开开！”王蒙站在门外，扒开门缝往里看，只见爸爸像愤怒的狮子，来回不停地走着；一会儿又坐回那张藤椅，点着烟，吸进去，吐出来，屋里弥漫着一团团的烟雾。
这种残酷的事实，使王蒙幼小的心灵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我们相识以来，他并不轻易提起这些。我能感觉到，他不愿触动这块伤痛，但是，他却常在说，人需要爱，没有爱的人生是沙漠里的人生，是难以忍受的。这是他的切肤感受。
王蒙上学后，不喜欢放学就回家，宁愿一个人在马路上闲逛，因为他害怕看到父母吵架。7岁时，有一次他漫无目的地走在西四牌楼的南北大街上，忽然闻到一股肉香味儿，原来是一家烤肉店。看到橱窗里摆着的各式美味佳肴，真想美餐一顿。但是他没钱，也不可能向爸爸、妈妈要。于是他恋恋不舍地离开烤肉店，照直往前走。无聊的他，看到路边的一家棺材铺，顺手推门走进去，看看这口棺材，又看看那口。突然问道：“掌柜的，您的这个棺材多少钱？”店铺掌柜惊讶地看着这个小孩。“你这小兄弟问这个干什么？还不快回家。”王蒙自觉没趣儿，赶紧退了出来。
小时的王蒙打发这种无聊、寂寞生活的方式有两种，幻想和读书。冬季的中午，遇到好天气，太阳暖暖的，大人在午休，他就会陪着猫，坐在房檐窗下的台阶上，看树枝上的小鸟自由自在地飞来飞去，想象如果自己有一双能飞的翅膀该多好！思绪一下子把他带到童话世界里，他可怜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感叹七个神秘的小矮人……他编织着一个又一个五彩缤纷的梦。
王蒙自幼爱看书。9岁时，他独自去离家最近的民众教育馆内的小图书馆看书，入了迷。直到天黑，整个馆里就剩下他一个人，管理员不断催促，他才回家。他在那里看了《少林十二式》、《太极拳式图解》、《十二金钱镖》、《小五义》，看了《悲惨世界》和沈从文、丁玲的书。他对文学的兴趣，或许从那时候已经开始孕育。
直到有一天，王蒙不经意地流露出深藏心底的痛苦。我们的儿子山儿3岁那一年，我在花市书店为他选了一本活动的小画册。这是一本很奇妙的书，它会在掀动中不断变换图形。一会儿头部是火车汽笛，身子是拖拉机，脚部是汽车轮子；而翻过一页，脚会变成雪橇，身子成为机翼，头部成了旗杆。
王蒙看到后不住地问：“这是哪儿来的？”“买的。”“哪儿买的？”“书店呗！”
我很奇怪，为孩子买的一本小画册，怎么招来这么多的盘问？
王蒙说：“我小时候，也曾有过这么一本，是父亲给我买的，羊角、鹿身、马腿，变来变去。那时，没有别的玩具，觉得很好玩儿。”接下去他说：“这种扭曲，使我想起许多……”
这句话，让我感到震撼——多年来，他承受着莫大的痛苦，他把这些深深地埋藏在心底。
80年代末，他写下了长篇小说《活动变人形》。这是他写得最痛苦的作品。他说，写起来有时候要发疯。别人说，这是王蒙唯一一部家族小说，身心和灵魂全部沉浸在小说中。而王蒙自己也说，这部小说付出了很多个人情感，有自己非常刻骨铭心的经验。
少年才华
王蒙5岁上学，五年级便越级考上中学。这是因为他强大的学习动力和他的刻苦用功。我常想：如果现在的孩子们能够这样，还愁学不成吗？
王蒙常常夸耀自己，5岁上学，同时考上两个学校，最终选了北师一附小（现名为西四北四条小学）。
我说：“谁能比得上你，你是神童嘛！”
他却只顾自说自话：“整个小学，只第一学期考了第三名；其他各学期，回回第一。小学没毕业，读完五年级，跳级考入中学。”
说王蒙是“神童”，是玩笑话，而他的用功却是事实。对他来说，最重要的是成绩好可以免缴学费，这样就能为妈妈省点钱。
王蒙在他的同学中算是小个子，坐在第一排，头显得很大，看上去跟他的身体不协调。上课他用心听讲，功课一经老师指点就明白。他喜欢提问题，以他的聪明对付课堂上的功课绰绰有余。果然，一个学期读下来，他品学兼优，不仅免缴学费，还得到其他精神、物质的奖励。五年级便越级考上中学。
多年后，王蒙虽然从事文学创作，但从没减弱过对数学的兴趣。他非常佩服几何老师王文溥，并夸耀自己“强大”的逻辑思维能力，是从王老师那里学来的。1990年原平民中学（现四十一中）举行校庆，师生分别四十余年又在母校重逢，王蒙问王文溥老师：“您还记得我吗？”
王老师说：“还能把你忘了？我教了几十年书，好学生多得很，但真正出类拔萃的，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并不多，你，我当然记得很清楚了。当初我就想，你应该学数学。”王老师还进一步发挥，“如果你学了数学，估计早成大数学家了。”
每当王蒙说起这件事，都是一副十分得意的样子。
王蒙很喜欢上音乐和外语课。至今他还没有忘记乔书梓老师教唱的《车水歌》与《第一次的春雨》。他说乔老师是一个很出色的男高音歌唱家，在歌剧中扮演过重要角色。这种经历让王蒙一直叹息，现在的中学音乐教育完全不能和他那个时候相比。
王蒙对英语教师华玮的牛津式发音赞不绝口。他说，华老师是满清贵族的后裔，举止高贵，风度翩翩。华老师的教学技艺使他在初中就对英语产生了浓厚的兴趣。遗憾的是，初中毕业后几十年，他都没有接触过英语，直到1980年第一次去美国，在机场办理登机手续，完全无法交流，才痛下决心，要重新拾起英语。在衣阿华大学，他为自己定下指标，一天背30个单词，并且同时参加了几个英语学习班。短短几个月过去，他居然可以自如地应付一些场合。不论是美国人还是华人，都对他英语水平的突飞猛进感到惊讶。衣阿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的一位负责人在谈起王蒙的英语会话能力时，感到难以置信，大声说：“It is impossible！”（那是不可能的！）
王蒙的文学和语言表达能力似乎有天赋之才——之所以说是天赋，因为对他来说，几乎毫不费力——初中二年级时，他的一篇作文《春天的心》就被选入北平平民中学的年刊。当年他还参加过校级和市级的演讲比赛。小小的个子，站在讲台前，露出一个大脑袋，胸有成竹，振振有词，显示出他的少年才气。
当年，王蒙参加全市讲演的题目是“三民主义与四大自由”，内容经过“军事调处执行部”代表叶剑英将军的随员李新指点，以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罗斯福提倡的“四大自由”为论据，怒斥国民党的反动统治。他对政治的关切也过早地表现了出来。
1948年，在动荡不安、民生凋敝、民怨沸腾中，只有14岁的王蒙，在高年级进步学生的引导下，参加了汹涌澎湃的学生运动，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始终觉得，这未必能表示他政治上的成熟。他是被时代剥夺了童年！
不忘恩师
王蒙平生第一次造句，造了一个大长句，受到级任老师华霞菱的“激赏”。王蒙称这是他“写作”的开始。一个老师的一句话成就了一个孩子的一生。
据王蒙说，他小时候总体来说是听话的，但也有例外。一次在课堂上，老师低头看书，他从课桌内放出一只小鸟，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老师拿腔拿调地说：“太放肆了！”王蒙因此挨了一通批评。
后来王蒙常给孙子讲这个故事，孙子们百听不厌，最感兴趣的是老师说的四个字“太放肆了”。
王蒙说，他也做过不大光彩的事。一次语文考试，有一个字怎么也想不起来。因为一个字，得不了100分太可惜了。于是他偷偷看了书。老师在宣布成绩时说：“有一位同学，虽然卷面上全对了，但是我不能给他100分，下课时这位同学到我的办公室去。”让王蒙留下的，正是他由衷佩服的华霞菱老师。
王蒙清楚地记得上二年级时换了级任老师华霞菱。华老师个子比较高，脸庞大，还有点儿麻子，当时刚从北平师范学校毕业，是北师的高才生。
华老师口齿清楚，教学态度很认真。她特别重视语音教学，她用当时的“国语注音符号”一个字一个字地校正他们的发音。王蒙说，自己有些字读的和现在的普通话不一样，比如“伯伯”读“bebe”，“侦察”的“侦”读如“蒸”，“教室”的“室”读上声而不肯读去声，等等，都是从华老师那里学来的。尽管知道正确发音，但只要一说话，就回到华老师的道上了。
王蒙说华老师要求非常严格，她经常对一些“坏学生”训诫体罚，如站墙角、不准回家吃饭等，他和同学都很怕她。但她教课、改作业实在是认真极了，所以，即使受处罚的学生，也都认为华老师真正是一位好老师。
王蒙平生第一次造句，句题是“因为”。他造了一个大长句：“下学以后，看到妹妹正在浇花呢，我很高兴，因为她从小就不懒惰。”
华老师在全班念了这个句子，从此，王蒙受到了华老师的“激赏”。
王蒙说，他平生第一次下馆子是华老师请的。那次，华老师带他去先农坛参加全市中小学生运动会。会前，请他去一个糕点铺吃了一碗油茶、一块点心。这件事带给他一次新的体验，以至多年后还不忘把这种体验写在小说中。
王蒙说，1942年以后，华老师就不再教他了，以后再没有一个人像华老师那样严格而细致地教过他。
1983年5月，王蒙写下《华老师，你在哪儿？》的文章，文章中写道：“华老师，您能得知这篇文章的一点信息吗？您现在可好？您还记得我的第一次造句（这是我的‘写作’的开始呀）吗？您还记得我的两次犯错误吗？还有我们一起喝油茶的那个铺子，那是在前门、珠市口一带吧？对不对？我真想念您，真想见一见您啊。”
1945年，华老师响应当时政府的号召，为了推广“国语”去台湾任教，成为台湾卓越的幼儿教育专家。许多年来，王蒙无时不在寻找他的老师，谁能想到，他们竟然有重逢的一天。
1988年9月3日，我在日记中记录了这一天的情况。
王蒙写了《华老师，你在哪儿？》，在那个时候，这简直像是在“问天”了。
谁能料到，被海峡分隔阔别43年的师生，竟在1988年金色初秋的北京重逢了。
9月2日黄昏，在细雨蒙蒙中，王蒙来到北京饭店，一进门，一眼就认出了他的老师，快步上前，鞠躬，握手。“华老师，您好！”望着眼前的老师，他有些恍惚，不知是在梦里，还是在现实中。华霞菱老师身着淡色旗袍，黑发高绾，尽管年过七十了，依然那么精神。“哦，这就是我的学生，王蒙。部长，你好！”华老师一口流利标准的普通话。“您可别这么称呼，”王蒙马上说，“我是您的学生……”
在亲切的相互问候中，他们来到二楼龙寿厅。陪华老师来大陆探亲的傅春安先生，是著名歌星包娜娜的丈夫，经常往来于新加坡和海峡两岸，是他在台湾找到了华霞菱。华老师一开始听说大陆的“文化部长”找她，她还有点紧张，后来听到包娜娜的名字，才放下心来。华老师一直在台北从事小学及幼儿教育工作，间或也写些儿童文学作品。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祝贺他们师生重逢，感谢傅先生立下的汗马功劳。话题自然转向师生的旧情。华老师亲切地说：“你的大作，我已拜读，写我的那篇，我很感动，想不到你当时小小的年纪也对我的印象如此深刻。记得当年我刚毕业，教学经验浅，那天还有师范生去实习，我紧张得竟在黑板上写错了一个字，好像是‘窝’字，结果被你指出来，有这回事吧？现在想想，实在可笑。”
王蒙想了想说：“这个我不记得了。我记得华老师宣布写字课必须携带毛笔、墨盒和红模字纸，偏偏我和一个瘦小女生没带，我们低着头站了起来，您皱着眉对我们说：‘你们说怎么办？’我流出了眼泪，我最怕在教室外面站墙角了。那个女生说：‘我出去站着吧，王蒙就甭去了，他是好学生，从来就没犯过规。’我当即喊道：‘同意！’想起来真惭愧。事后，您对我进行了个别谈话，这是我平生受到的第一次最深刻的品德教育啊！”华老师笑了。
我问道：“华老师，您教过的学生这么多，桃李满天下，时隔43年了，您还认得出您的这位学生吗？”“认得认得，我教过那么多学生，印象最深的有两个孩子，一个是现在在美国任教的哲学家林毓生，一个就是王蒙。细看他还是小时候那个样子。不知为什么，我临离开北京时，他送给我一张4寸的全身照片，那么小，多有心。本来我一直保存着的，后来在一次水灾中弄丢了。”
当晚，师生互赠了纪念品，王蒙送给老师的是他签名的四卷本《王蒙选集》，华老师送给学生的是一件精美的手工艺品，那是她在海峡彼岸亲手编织的，王蒙对此赞叹不已。
这是自1945年华老师被招聘到台湾任教以来第一次回大陆探亲访友。华老师在京仅13天，王蒙三次拜会华老师。当王蒙得知老师定于9月13日启程回台湾时，考虑届时有公务缠身，不能送行，便在前一天晚上赶到北京饭店，与老师话别。他祝愿老师健康长寿，希望老师多回来走走。华老师留下了她家的电话号码。王蒙很高兴，这样他就可以经常跟恩师通电话了。
夜深了，为了让老师好好休息，王蒙不得不起身告辞。华老师依依不舍地一直将他送下楼。
这些年，又与华老师见过三次面。1993年12月，我俩应台湾《联合报》系列邀请，参加“中国文学四十年”的研讨会，在台湾停留十几天。12月19日是个星期天，我们登门拜访了华老师。
华老师兴师动众，把三位公子全召回来了。晚餐摆了一桌子菜，然后上的是炸酱面，炸酱里除了放肉外，再放上些小碎豆腐干，完全是老北京的做法。在台湾吃上这样的炸酱面，真有回家的感觉。
我们离台坐的是国泰航空公司的飞机，巧的是，华老师的二公子正好在那里做事，他热情地替我们选好座位，为我们送行。这真是我们和华老师的缘分。
名字由来
王蒙的名字源于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起名人又是大文学家何其芳，这似乎是王蒙与文学先天的缘分。
和王蒙初识时，他自我介绍，他是“蒙古”那个“蒙”字。后来知道“蒙”字有三种读音。第一声“蒙人”的“蒙”，欺骗的意思；第二声，读“萌”，意在幼稚无知；第三声，“蒙古”的“蒙”，还指美德。按王蒙的个性，他会选择第二声，他喜欢说“大智无谋”，计谋太多的人没人相信，宁肯“幼稚无知”。
有一次，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播音员问他：“您的名字到底读‘萌’还是读‘猛’呢？”王蒙想了想，郑重宣布应该读“萌”，这样可以与军方的王猛同志区分开来。从此，正式场合他的“蒙”字就读作第二声了。但是，常和他打交道的人，还是习惯地把“蒙”读作第三声。
王蒙说，他的名字是何其芳先生给他取的。何其芳是他父亲王锦第的北大同学，同宿舍的除何其芳外还有李长之，李先生给王蒙的姐姐命名为王洒，语出蒙娜丽萨的“萨”音。给王蒙起名的“任务”就落在何先生身上了。何先生后来成了著名的诗人、文学评论家，这似乎是王蒙与文学先天的缘分。
1934年10月15日，甲戌年农历九月初八，夕阳落山的时候，一个婴儿呱呱落地。当时，他年轻的父亲正热衷于研讨哲学，而何其芳先生在研究法国文学，何先生说：“给你的儿子取名叫‘阿蒙’吧！”这是从小仲马的名作《茶花女》中获得的灵感，书中男主人公的名字叫阿芒，阿芒、阿蒙，只是译法的不同。王蒙的父亲一听，连声说好，只是不喜欢那个“阿”字。南方人习惯叫孩子什么“阿猫”、“阿狗”的，北方人听着别扭，于是确定起单名“蒙”字。
恐怕何先生都没有想到，元朝有位大画家竟然也叫王蒙——我们曾在台北的“故宫博物馆”，见过此人的山水画精品——以至于有一个不太喜欢王蒙的人，看到一篇文章提起王蒙对于山水画的贡献时，竟然大为恼火，质问别人：“王蒙怎么又把手伸到美术界来了？”
另一位和他同音不同字的是前国家体委主任、广州军区政委王猛。而且巧的是，这位王猛也是沧州地区的人，原籍盐山，与王蒙原籍南皮相距不远，口音也接近，两人时常闹出笑话。王蒙到某地参观，接待者一口一个“王政委”地叫，弄得王蒙挺尴尬，赶忙声明自己不是政委。当王蒙向王猛说起此事时，王猛哈哈大笑，说：“那又怎么样，我走到哪里还常常有人问我有什么新作品呢！”
“右派”经历
1958年5月，王蒙成了“右派”。他情绪一落千丈，百思不得其解问题的症结。最后还是想到了一条：自己太狂妄了。不狂妄，年纪轻轻，能写出那么多小说来？
近些年来，王蒙时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当初你发表《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不是毛主席还说过话吗？怎么你还被打成‘右派’？”
王蒙说：“我不知道，我怎么知道？不是我自己把自己定成‘右派’的。”
1957年11月，正在七三八工厂做团委工作的王蒙，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受命去北京团市委参加“学习”。
领导对他说：“这次要解决你的思想问题。”
这一去，他便不断地学习，不停地检讨，但是最终他也不知道自己究竟犯下了什么罪过。最后开了整整一天批判会。会开得规模很小，只有5个人。会也开得很文雅，大家说话细声细气，只是一切“问题”都被猛烈上纲上线。
1958年5月，王蒙终于被戴上“右派”帽子。这顶“右派”帽子和所谓“摘帽右派”加在一起前前后后一下就是21年。
当时的王蒙情绪一落千丈，多少天食无味，夜无眠，他百思不得其解自己问题的症结。最后还是想到了一条：自己太狂妄了。不狂妄，年纪轻轻，能写出那么多小说来？
一段时间以后，他对我说：“我自幼受党的教育，现在党给我戴上帽子，就要戴上，这是纪律，也是对我的挽救与一种特别方式的教育。现在需要改造，我就应服从，好好改造……”
我知他这是不想拖累我，让我跟他划清界限。
然而，我却无论如何想不通，在我眼前明明是一个堂堂正正、才思过人、有正义感、有理想的好人，为什么偏偏要睁眼说瞎话呢？
我不去想，我也想不通，我依旧是，我行我素。
1958年5月，我成了自由人。（我自己的事，暂且不说。）
王蒙“右派”期间的生活被写进他的长篇小说——《失态的季节》。
1958年上半年，“听候处理”的王蒙在北京少年宫当小工，学手艺——和泥递灰、抛砖供瓦、抹墙抹地，身体单薄的王蒙竟然可以胜任重体力劳动。他很有些欢欣鼓舞，骄傲地说有一次跟别人比赛挑砖，竟比得对手闪了腰。
秋天，去门头沟区斋堂公社军响乡桑峪生产队参加农业劳动。
1961年冬季，王蒙被荣幸地摘帽，“回到了人民队伍”，但仍被称为“摘帽右派”。同年，被分配到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任教。
对于“摘帽右派”一词，他有一个独特解释。他说，“摘帽右派”一词的构成与特色极近似于“原部长”或“前部长”，人当了原部长、前部长，就成了刀枪不入、金刚不坏之身，也就是说无法再改变、再免职了。就像成了“摘帽右派”以后，也就永远无法再摘帽子了。摘的结果是无法摘，前和原的结果是永远的永远。
他喜欢搞这些个文字操练，真没有办法。
1959年春节，他有几天休假，便建议我与他一道去桑峪探望农民老乡。他始终认为农村和农民都是很纯洁的。
我当然很乐意去，并且做好了一切准备。但没想到的是，遭到了许多阻拦，“他那儿是什么地方你不知道吗？”“你怎么可以在过年时到一个‘右派’改造的地方去？”“你的立场哪里去了？”最使我感到难以接受的是，说这些话的不是别人，都是我的一些亲人。为这事，我和他们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我决不会屈服于他们的压力，决不接受他们为我所设计的态度和做法。
我选择的是与王蒙同甘共苦。
大年初二，我们坐了百十里地的火车去桑峪。
一进村口，王蒙忽然显得慌张起来，很不自然，不停地催我快走。这是为什么呢？我们在一起使他觉得惭愧？自己没有权利与妻子共同欢度春节？
我被匆忙领到老乡家，也许这样更安全，能避免更多的麻烦。
虽然平日我们有很多的话，但是，这样的气氛中，只有沉默寡言。
我还做了一件常人无法做到的事，就连当时的王蒙都感到惊讶。
1961年，王蒙在三乐庄劳动。这一年很关键，因为在头一年，“表现好”的已经摘了帽子。而王蒙仍然没有摘帽。
当年的五一节前几天，我计划去三乐庄看王蒙。我知道，愈是“五一”、“十一”，他们这些有问题的人愈是不允许回城。于是我特意去国际友人服务部买了一盒他喜欢吃的点心。“五一”凌晨，我换好衣裳，穿上结婚时买的一双半高跟、式样很入时的鹿皮鞋，提着食品兜，向南郊方向进发。
我在体育馆路西口与红桥的交界处乘上有轨电车。街上的人逐渐多起来，男男女女南来北往，颇有点儿节日的气氛。
我在永定门下了电车，换上长途汽车，在大兴县的西红门大队下了车。穿过马路，隔着麦苗已经返青的农田，远远看到一片平房，心想这就是王蒙他们的生产基地了。
走过农田，来到生产基地，远远望见一个人，正从一道断壁后绕过来，向北边的房子走过去，突然又停下不动了。那不是王蒙吗？我急忙加快脚步，可那双半高跟鞋实在让人走不快。
我走到他面前，兴奋不已，说：“真巧，你在这儿。”
王蒙看了看我，表情平平，没有一点儿喜悦的神色。只是愣愣地说：“你怎么来了？”“我来看你啊。”
他心事重重，好像没听进我的话。“你们住在哪儿？我还给你带了点心。给！”
他踌躇着，一时不知怎样才好。
过去，谈起他的改造生活，王蒙总是把它形容成一次神奇的旅行或者一次伟大的洗礼……但是眼下，王蒙看着他们的那间房，好像很担心此时会出来一个人。
他紧张地说：“你快走吧！”“我，我要看看你住的地方，你是怎样生活的？”
王蒙很为难，又不忍心立刻让我离开，只是紧张地说：“你看一下就走吧，他们都是‘右派’，你、你不要太热情……”
我不假思索地就跟他走进房间。房子虽多，但他们全集中在一间里，屋里空气的污浊难以形容。“右派”们都坐在自己的床铺上，埋头写着什么。
我一进去，所有的人都抬起头，看着我，像是看一个外星人。“你们好！”我不敢太热情地问了个好。“啊，啊！”一两个人对我的问候有一点儿淡淡的回应，其他人仍低头做自己的事。
王蒙示意让我离开，我退了出来。
他勉强跟出来，说：“你快走吧，我不送你了。”说完转身就回去了。
直到今天，我才了解到王蒙在那个非常时期，受到一些非人的待遇，他都是默默地独自承受。他怕我伤心，更不愿我为他担心。
他能从逆境中挺过来，还因为他“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他觉得他选择了革命，同时就选择了曲折和艰难，这一切不完全是外来的。从灾难中走出之后，王蒙常常说：“我个人有个发现，在严峻的日子里，家庭的功用实在是无与伦比。仅仅政治上或工作上的压力是不会把一个人压垮的，凡是在那不正常年月自杀身亡的人几乎无一不是身受双重压力的结果。即是说他们往往是在受到政治上的打击与误解的同时又面临家庭的解体，在家庭里受到众叛亲离的压力。反过来说，身受政治与家庭两重压力而全然能挺过来的实在不多。有许多宝贵的人才、可爱的人物身处逆境而终于活过来了，健康地活过来了，我想这应该归功于他们的家庭和家人。是家庭和家人使身受严峻考验的人得到了哪怕是暂时的温暖，得到喘息，得到了生活的照顾，得到无论如何要坚强地活下去的信心和耐心。”王蒙为自己庆幸。
在大部分“右派”实现了脱帽、撤离生产基地后，王蒙先是分到北京近郊的县城，做些实地调查工作。而后，于1962年9月被调到北京师范学院，教了一年半书。当时听过他课的一些学生，像冯立三、汪兆骞等人，至今还常来看望他们的老师。王蒙自己并没有上过大学，却有这么一段在高等学校任教的经历，这是他后来颇引以为荣的。
1963年春节刚过，我们从小绒线胡同迁入北京师范学院在景王坟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临时租用的一幢教工宿舍。我和王蒙结婚以来首次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住二楼一间朝阳的居室，光线能直射到我的床头。这比起我和王蒙的旧居，有天壤之别。
从这时起，我可以和王蒙单独在一起生活了。我整天哼着最流行的《美丽的哈瓦娜》。歌中有一句词是“明媚的阳光照新屋，窗前开红花”，正好表达我们结婚6年得以平安地正常生活的美好心情。
那时的生活过得单纯而愉快。王蒙白天在学院上课或听课，晚间在家备课或批改作业。
一天晚饭后，突然有人敲门，进来的是两位陌生的青年。他们自我介绍是北大的学生，听说王蒙住在这里，慕名而来。他们说去了很多书店，想买《青春万岁》，可是买不到。书店的人也说，不知什么原因书还没有出来。两个年轻人的话触痛了王蒙。平静的思绪被搅扰，王蒙怎么能轻易放下写作的初衷？
瞬间决定
王蒙和我用了不到5分钟的时间，就决定举家西迁新疆。而几年前，王蒙还得到过毛泽东的亲自保护。他一身豪气地说：“活一辈子，连正经的痛苦都没经历过，岂不是白活一回？岂不是枉走人间？”
当外人问起我们是怎样去的新疆。恐怕没有人猜得出过程是这样轻而易举。
1963年秋的一天，我正在109中学上课，课间，有我一个电话，是王蒙打来的。
——我正在会上，号召作家们到下面去，我们去新疆好不好？
——我同意，新疆是个好地方。
——你同意，我就请新疆的代表王谷林给联系了。
——孩子呢？
——一起去啊，全带上。
前后通话不到5分钟，就定下了举家西迁的大事。放下电话，我忽然感到两腿无力，气血一直往上升。新疆，多么遥远的地方，而我们基本上是没有出过远门的。
但是我能理解王蒙。
正因为从来没离开过大城市，没有离开过北京，我们才有一种对于遥远，对于边疆，对于辽阔国土的向往。用王蒙的话来说，这里有拼搏，有冒险，也有自信。
王蒙悄悄对我说：“有本事走，就有本事回来。敢远走高飞，就敢做出一点成绩。如果什么都没做成，一事无成，老死边关，自然也心甘情愿。”
我俩商量定了，才分别告诉我们的双亲和朋友，自然遭到他们好心的质疑和劝阻。
——在北京，你们才安顿好家，还不好好过几天安定的生活。多好的地方也不如北京好。
——怎么还要带孩子去？你们太年轻，异想天开，这样考虑问题不实际。
——如果一定要去，先让王蒙一个人走，看情况，再考虑下一步。
亲友的话不无道理，但王蒙能安于在北京师院中文系任教的平稳生活吗？虽然他已博得学生们的喜爱，且拥有一个安逸的小家庭。
我们也知道这是去一个全新的环境，是边疆，是少数民族地区，但我喜欢新鲜生活，对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我有兴趣。我想即使环境再恶劣，生活再苦，条件再差也没什么，我能行。
我一心只求这个环境对王蒙比现状好，有这一条足够了。很多细微的事不必去想。
至于王蒙先去，这是不能考虑的。我俩必须在一起，这是没有商量余地的：在一起，边疆也是家园；不在一起，家园也就不再存在。
我知道，虽然不正常的经历使王蒙变得畏畏缩缩，但他对自己的热情、才华和未来仍然充满信心！
我们都是这样浪漫而且自信，不怕背水一战。我也相信，新疆的辽阔大地对王蒙是有好处的：他的感情可以锻炼得更加坚强，他的经验可以变得更加丰富，他的心胸将会变得更加开阔，他的文学素材将在新疆得到积累，他的文章风格将会在新疆得到改变与发展。我认为，十年中王蒙将会做出卓越的成绩，十年后我们是可以胜利地回来的。
1963年12月23日，我们举家西迁。清晨，作家萧也牧代表中国青年出版社来送行，出版社并派遣了车辆为我们代步。
登上开往乌鲁木齐的69次列车，找好座位，把精心携带的一瓶小金鱼平放在桌上，然后打开窗户，洒泪告别亲朋至友。
在嘈杂声中，听见人们议论：“还带小金鱼？”
是啊！我们四口之家，两个年幼的儿子——5岁的山，3岁的石，再加上必不可缺的行李包裹，“阵容”已够庞大的了。但是，金鱼非带不可。那是在他重新走上工作岗位，且有了自己的家之后亲自饲养的。金鱼陪伴我们，给我们增添了生活的乐趣。
列车疾驰飞奔，把村庄、农户、高高低低的山丘、树叶脱落的树干，相继甩在后面。“我们什么时候能回来？”我问。“三五年，顶多十年。”他毫不犹豫地自信地说。谁料到，这一去就是16年！
金鱼死了
金鱼不能适应新疆的水土，人总应该比金鱼强吧？
我们抵达乌鲁木齐已是深冬腊月，满处是内地罕见的冰天雪地。
友人说：“你们为什么这时候来？现在正是最冷的季节。何不选一个好季节？”
这话不无道理，但当时，王蒙那股热劲儿是等不及的。他这个脾气至今还是如此，做任何事决不拖泥带水，说办就办，性情急。当然在当时的处境下，王蒙清楚，有必要去一个新地方，寻找新的机遇。他担心夜长梦多，如果不是趁着文联读书会的东风把调往新疆的事办好，今后，又有谁来过问他的工作安排？王蒙热爱文学，也自信有搞创作的本事，然而他毕竟刚一发芽就被掐了尖儿，连一本书也没有出过就成了“右派”。
到了乌鲁木齐，我们被热情地接到文联南门家属院。
一进院子，就给我们一种好感：一扇大黑门，经过门厅是个四合院，后跨院有一排很整齐的平房。院墙粉刷得洁白。其中有两间房是纵深相通的格局，王谷林走到这间房前，止住脚步，“这就是你们的家。”
迈进家门，一股暖流迎面而来，和在户外冰天雪地的寒冷形成明显的反差。
房间整整齐齐，连接里外间的是一扇火墙。做饭和取暖用的火炉，是砌好的一个砖灶。炉灶内的火焰烧得正旺，原来是邻居徐广华提前两天就已经把火点起来。他们还把自家的茶具拿过来，给我们使用。我们感动极了，这就是我们温暖的家。
到新家后不久，食堂做的饺子就端了上来。于是大家七嘴八舌地介绍新疆羊肉如何肥嫩可口，新疆牛奶如何浓香醇厚、营养丰富等。新疆购物按公斤计量，价格比北京高，但工资标准也高。初次与大家见面，王蒙非常高兴。最后同志们为了照顾我们的休息，赶紧告辞了。
煤在炉灶里噼里噼里燃烧着。王蒙望着熊熊的火焰，有兴致地拿起火钩和煤铲，不停地添煤。添进去新煤，又拿出将要烧尽的煤，不厌其烦地摆弄着。
陌生的环境带来了新鲜感，当然也带来不适应，当天夜间王蒙就捂着肚子叫苦不迭。不知道是在从火车站到家的途中喝了凉风——当时乌鲁木齐的气温是摄氏零下二十多度，还是新疆饺子的羊肉馅太肥，或许是他太兴奋了。幸好没有酿成大病。
第二天晚上，四条小金鱼全都死了。
说起来，同志们都问：“你们换水了？”
答：“换了！”
同志们说，新疆的水硬，怎能不晒几天再换水呢？本来在新疆养鱼就不容易的呀。王蒙相当扫兴。金鱼是不能适应新疆的水土了，人呢？人总应该比金鱼强吧。
没有几天，火墙也出了问题。王蒙添煤太多太勤，反而使煤得不到充分燃烧，不但火经常灭，而且燃烧不充分的烟郁结在火墙的烟道里，使烟道很不畅通。随着严寒的加剧，房间里愈来愈冷。我们没有足够的防寒物品，带来的只有在北京时用的被、褥、衣、帽。于是赶紧添置了新疆毛毡，花50元为王蒙买了一件栽绒外衣。这件外衣他穿了十几年，直到1979年，我们返回北京时，又把它传给了正在新疆大学读书的儿子。
房外到处是冰，厕所好像一座冰丘。除了冰，看不到地面。茅坑深有10米，底部是一个大的连通池，望下去如临深渊，望而生畏。使用时找不到可以蹬踏的一小块地面，净是高低不平的若干小冰峰。
上街步行，原本是件极平常的事，可是对于初去的人，不亚于走钢丝。大街小巷，处处是坚硬、光滑、污浊的冰，简直令你寸步难行。尤其过马路，更是提心吊胆，唯恐在你滑倒的时候，正好过来车辆。王蒙还算心细，他观察了当地人走路的样子，很快总结出诀窍：勇敢迈开步伐，用力往下蹬地。王蒙打趣地说，到处是冰场，滑冰不用买门票了。
当然，与这些小小的不适应相比，初到新疆的我们，感受更深的是同志们的热情关怀。自治区文联的同事、作家前来看望，帮我们整理行李物品。文联的同志还为我们两个儿子找好了幼儿园——自治区妇联幼儿园。王蒙很快到《新疆文学》编辑部上班，立即适应了工作。关于我的工作，出了一点儿麻烦，因为人们想当然地认为我是教语文的，所以就为我安排了教授语文的岗位。其实，我是物理教师，而当时似乎乌鲁木齐的中学不缺少物理教师。最后，有关部门与我商量，让我到市三中去教地理，并打趣说，反正物理地理都有一个“理”字。于是，我当了三个月的地理教员。
忽然展翅
寂寞中王蒙写下了一首诗，有这样几句：“多少青春，多少肌肉，忽然展翅，不飞。”明显感觉生命被搁置的痛苦。
我们到新疆一年来，王蒙几乎没有几天留在家里。1964年春天，他去了吐鲁番，写下散文《春满吐鲁番》，发表在《新疆文学》上。这给了我们相当的安慰。5月，他又去了边远的南疆喀什地区。
对于初到乌鲁木齐的我，一个人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生活的艰难自不待言。一天，我病倒了，发烧39摄氏度，昏迷过去。醒来时口干得要命，尽管热水瓶就在床头柜上，我却硬是抬不起胳膊，喝不上一口水。当时，我是多么希望王蒙就在我身边啊！
当年秋天，王蒙风尘仆仆地从南疆回来了，带来了欢笑和作品。
出人意料，迎接他的却是无情的拒绝与排斥。
初下去时，他是受到称赞的。《新疆文学》的一位负责人刘波给正在南疆的他写信说：“你来了，很快就下去了，而且写出了作品，东西写得好，区党委和大家都很满意……”
但是，等他回到乌鲁木齐的时候，“文艺整风”已经开始。电影《北国江南》和《早春二月》正在接受批判，对《海瑞罢官》也已开始“商榷”、“争鸣”，气氛极为肃杀。在这种气候之中，怎么会有王蒙写作与发表作品的可能呢？已经排好版的《红旗如火》，在付印前被抽了下来。人们窃窃私议：“王蒙这样的人是不能用的……‘右派’帽子虽然摘了，但仍然是‘摘帽右派’……”难道他永远被排斥在革命文艺队伍之外吗？我们的心情又沉重起来。万里迢迢来到新疆，到头来竟仍然是“不能用”！
王蒙对我说：“这种事情真是毒化我们的生活啊！什么时候生活里能够消除这些毒素呢？”
文章虽然发表不成，王蒙心里却留下了去南疆的深切感受。他瞻仰了世界驰名的喀什大清真寺，目睹了在尘土弥漫的街道上行走的戴面纱的女人，品尝了南疆盛产的各种瓜果，还结识了不少少数民族友人。其中麦盖提县文化馆的阿卜都米吉提·阿吾提，当我们1990年秋再次访问喀什的时候，还特意赶来看望我们！
最令人难忘的是，王蒙买了两顶精致的羊皮小花帽，微型的，用针别在头巾上作为饰物，据说这是于田妇女特有的装饰。直到如今，我仍把它保存得完好无损。还有一件质地上乘的风雨衣，王蒙说那是在喀什一家进出口贸易商店买到的，底灰色，袖口、衣领、口袋和前襟都镶嵌有淡蓝色的宽绒边，式样新颖，色彩协调，我很喜欢它。以至于到了80年代，我穿上那件风雨衣，仍然觉得式样并不落伍。
年底，又说下乡搞社教，王蒙也榜上有名，并参加了集训。但后来传出消息，有三个人“没资格”，不配当社教干部，被“退回”。一位是画家，因有海外关系；另一位是个维吾尔族女同志，据说在“反修”斗争中有思想问题；第三位就是“大右派”王蒙。当时，下乡搞社教条件很艰苦，要求也很严，不过像王蒙这样的体质，下去搞上几期是完全能够胜任的。
现在不用去了，这对于我倒不是坏事。但他再一次被排斥，被打人“另册”，又使我们感到一切都是那么渺茫。
当然，也有许多好心人设法帮助他，保护他。
当时的文联有关负责人请示自治区党委主管文教的书记林渤民同志，把王蒙怎么办才好。研究结果，他们想出一个办法——找个条件好一点儿的农村，让王蒙以“劳动锻炼”的名义下去，长期蹲点，同时兼一点基层工作，这样既有劳动锻炼的性质，也有作家深入生活的意思，而且还可以把家也搬了去，安心在农村多待几年。
这样的安排，在当时情况下，可以说是最佳方案了。第一，有利于深入生活，了解生活，开拓眼界，扩大知识面。这对王蒙和他的文学生涯肯定是有好处的。当初我们决心离开北京到新疆来，追求的不正是这个吗？第二，王蒙早就下决心要学习维吾尔语，在南疆已经学了一点，但因为身边有翻译，学得不算快。这回去农村落户，干脆把他“抛”到一个维吾尔农民聚居的村落，不管怎样，也得学好维语，以至多年以后，他竟自诩在“伊犁语言学院”进修了6年——一个硕士生的学习时限。第三，他正好躲了风。政治气候一天比一天紧张，王蒙如果待在乌鲁木齐，无异于坐以待祸，自找麻烦。不光是自己，还会连累文联和区党委。到了农村，目标就小得多了，谁问起来都好说，下去了嘛！
事实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就有这样的大字报：“质问文联及区党委，为什么把‘大右派’王蒙调至新疆？”
所以我们是心甘情愿到边城伊犁去，高高兴兴地“服从党的安排”。
但也有许多好心肠的人来劝说：“那地方不能去，要去，让他一个人先去。”“怎么你也跟着一块儿去？那里是边界城市，现在中苏关系紧张，有个风吹草动的，那里可不太平。”“乌鲁木齐是首府，你为什么不留在大城市，偏要到那么偏僻的地方！净是少数民族，汉人寥寥无几。”
我别无选择，也无须选择。既然我和王蒙一起从北京来到大西北，就早已下决心放弃大城市的生活。至于乌鲁木齐还是伊犁，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如果从另一个角度看，伊犁更富有民族色彩，更令我向往。何况最重要的是，我们全家能够在一起，即使发配到天涯海角，也是我的幸福。“要去，我们一块儿去，只要一块儿，到哪儿都行。”我说。
王蒙给予我会心的苦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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