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秀丽,黄正林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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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近代乡村研究的理论与实证试读：
代序
）以开放的心态研究经济史徐秀丽首先感谢各位学者参加这次会议，并提交高品质的学术论文。在一个学风和社会风气都比较浮躁的时代，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经济史，尤其是研究不属显学而又相对枯燥的乡村经济史，没有学术兴趣和学术精神是难以坚持的。对于今天这样一个“同类相聚”将进行较为深入的学术对话的会议，收到邀请的绝大多数学者都给予积极的回应，这让我们对中国学术的现状和未来产生乐观和信心。
学术会议具有多方面的功能。大规模的学术会议，对交流信息、沟通思想、增进学者之间的了解具有积极作用，而比较小型的专题学术会议，则有助于讨论深层次的学术问题，有可能解开制约某个研究领域发展的症结，在关键性问题上取得共识或受到相互启发。现在各类学术会议众多，而以主题广泛的大中型会议为主，《近代史研究》作为一个专业研究机构所属的专业性很强的学术刊物，有责任在专题研究方面起到力所能及的推动作用。经过较长时间的考虑，也经过与一些学者的商讨，近代史研究编辑部决定与其他学术机构合作，组织系列学术会议，对近代史研究中学术关注比较集中、争议较多、讨论空间较大的问题进行研讨，会议的邀请对象都是在相关研究领域长期工作、发表过重要学术成果并在一定程度卷入争论的代表性学者，规模在30人左右，以期真正对相关研究有所推动。
今天召开的这次会议，是我们设想中的系列会议的第一次。之所以选择这个主题，是因为它符合我们对会议的设想，即关注比较集中、争议较多、讨论空间较大。会议之所以冠以“理论与实证”的名称，是因为我们认为，中国近代乡村史研究的推进，不但要进行更加扎实系统的实证研究，要运用更加多元有效的理论方法，而且需要加强两者之间的有机结合。吴承明先生一再说：据说经济史是门交叉学科，其实没有这门学科，研究经济史的不是学经济出身的，就是学历史出身的。这就很自然地形成两大学派：学历史出身的注重史料考证，学经济出身的重视理论分析。这两种研究方法都好，两派比一派好，可互相促进。他本人是学经济出身的，但他反复强调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局限：一方面，经济学理论本身有很大的局限性，任何理论都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另一方面，理论是对现象的抽象，不舍弃一些条件就无法抽象为理论，而舍弃就会离开历史实际。吴先生认为，经济史属于历史学，而历史学属于人文科学，实证研究是治经济史的基本方法，不可须臾或离。我认为，正因为吴先生是从经济学出身研究经济史，他对运用经济学理论研究经济史的局限和问题有着高度的警醒，这表明了一位大学问家的谦虚和清醒，这也是一个学者能够站到高处的原因和结果。
然而，对于从历史学出身研究经济史的学者来说，是否需要从另一方面进行思考呢？我认为是非常必要的。有海外学者说：中国经济的历史尽管用很多方式写作了很多遍，但中国的经济史却还没有开始写。这是指中国的经济史研究缺少理论指引和理论概括。这一说法当然有过甚其言的地方，因为不一定所有的经济史研究都需要借助理论工具。英国经济学家希克斯说：在史学研究中是否运用理论，取决于研究者是对一般现象还是对具体经过感兴趣。“如果我们感兴趣的是一般现象，那么就与理论（经济学理论或其他社会理论）有关。否则，通常就与理论无关。”但是，不能否认，经济学对经济史研究确实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虽然有学者认为其造成的损害一样多），尤其是当考察经济结构和经济运行的长期演变及其规律时，如果没有经济学的慧眼，难免雾里看花，甚至连问题意识也难以形成。经济学是对经济史影响最大的社会科学，社会学、人类学、民族学、农学、地理学、生态学等学科对经济史也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以开放的心态接纳众多的社会科学理论，将有助于经济史研究的深入。我相信，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对于美国学者施坚雅解释中国市场体系的理论都会有深刻的印象，虽然许多学者对其模型进行了各种各样的修正和补充，但是他的理论依然具有难以企及的解释力，而这正是理论的力量和魅力之所在。
前辈历史学家有云，历史是现在和过去之间永无止境的对话，是历史事实与我们的见解之间一次又一次的“游戏”，作为历史学者，我们最清楚地知道知识的有限性和相对性，正如我们清楚地知道，我们的每一次问答和游戏，都有助于更加全面、深刻地理解历史。对于如何进行历史研究，学者完全可以有自己的选择，任何学术选择都应该受到尊重；同时，我们相信，历史学家的多元选择并不会影响相互讨论的乐趣和益处，毋宁说，正因为存在着众多的差异，才使得彼此切磋论辩成为必要和可能，而这也是我们之所以愿意毕生奉献给历史学研究的重要原因。如同任何其他学问一样，心态开放、多元共存是历史学发展的前提和保证。
如果这次会议能对大家的思考有所启发，如果大家能够从中获得智力上的乐趣，对会议组织者而言，就算大功告成了。
谢谢大家！（本文原为会议开幕式发言）
真假亚当·斯密
——从“没有分工的市场”看近世中国乡村经济的变迁夏明方内容提要 本文聚集于阿里吉《亚当·斯密在北京》一书，对国内外中国经济史学界有关斯密型动力的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评与讨论，对阿里吉与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表现所作的解读提出强烈质疑，并通过阅读斯密、马克思的原典，力图还原一个真实的斯密，即强调“社会分工”的斯密，并引入吴承明“没有（社会）分工的市场”概念，主张将两者（即真假斯密）结合起来，用历史的眼光对明清以来中国小农经济的演变做出重新解释，进而为中国乡村经济的未来发展提供一条不同于主流认识的新思路。
关键词 斯密型动力 社会分工 技术分工 “没有分工的市场”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包括乡村经济史在内的中国经济史的研究，逐步进入一个以市场分析为主导的新时代。此类研究，在经过“去资本主义化”的过滤之后，越来越呈现出如下几种倾向：其一是将过往对于生产关系的探讨转向对生产力的研究，关注的焦点也从“人”转向了“物”，转向了资本、商品和技术，进而浓缩成一种叫做GDP的数字分析；而即便有“人”，那也是“经济人”，一个被认为可适用于任何时代因而也就脱离了具体历史的抽象个体。其二是将经济问题从其他各种社会关系中剥离出来，作为一个孤立的对象加以考察，结果造成一系列的二元割裂倾向，如城市与乡村割裂、经济与社会分离、人与自然互不相关、传统与现代截然两分。其三则是此类研究无不以现代化、工业化、城市化为中心，即使在所谓的乡村研究中也深深地打上了“城市导向”的烙印。“城市化”既是理想，也是衡量一切的标准。其四是对研究对象缺乏批判性的反思精神，缺乏一种对立共生的辩证分析态度，过往那种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式的两极化思维依然主导着人们对历史与现实的研判。最后，这样的研究总摆脱不了“断尾巴蜻蜓”之嫌。尽管我们往往在现实发展之中获得灵感，对过去展开一而再再而三的重新解释工作，但是很少自觉地把从历史研究中获得的智慧用来观照或反思当下，也很少把当下的现实作为一个历史的过程进行考察，以至于——仅是其中一个例子——对当代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的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即城乡分离运动或美其名曰“城乡一体化”建设，已经或即将带来的巨大影响，长期缄口不言；或听凭一大批主流经济学家的肆意鼓吹。无论如何，这都不利于对中国乡村经济之历史的认识，也无助于把握当下及未来中国乡村经济的走向与命运。
早就应该到扭转这一倾向的时候了。在中国这样一个持续几千年之久的农业文明国度，一切问题都是农民的问题；农民的问题不解决，中国的问题就没有希望。这已经成为几代中国人的共识。可是，面对当前汹涌而来的城市化、非农化的潮流，我们更应该从反面的角度提出这样的疑问：如果农民真的消失了或者被终结了，中国的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吗？是否将因此面临更大、更严重的问题？有没有可能走出另一条不同的道路？有了这样的问题意识，再捡起一个极具洞见却备受冷落的概念，即“没有分工的市场”，也就是从农工结合的角度，或许会对近世中国数百年乡村经济的历史变迁贡献一点不同的认识。限于篇幅，暂且停留在国内外学界的相关争鸣之中，希望借助对这些争鸣的梳理，寻找可能的线索。一 “社会分工”抑或“技术分工”：多重变幻的斯密形象
何谓“没有分工的市场”？乍看起来，这是一个极其荒谬的概念。只要稍具经济学常识，都会反问：没有分工，何来市场？其实，这里所说的分工，非指社会的劳动分工，是指劳动的社会分工；这里的“没有”，亦非绝对意义上的不存在；这一概念并非笔者捏造，是从著名的中国经济史研究泰斗吴承明先生早期提出的“不依靠分工的市场”这一说法借用而来。据吴先生的研究及笔者本人的理解，这种“市场”，在微观层面上，主要表现为农业和手工业在家庭内的结合，是以家庭内部的劳动分工形式参与市场交易活动；在宏观层次上，一则表现为地域分工——一种基于地理环境的特殊性和自然资源禀赋差异而形成的广域交换形式（长距离的贩运贸易），而不是基于要素市场相对自由的流动所形成的产业集聚和空间分异；一则表现为城乡之间基于租、税征缴而形成的从乡村到城市单向度的不对称交换，而不是城乡分离的各自独立的产业之间的商品交换。吴先生认为，这种不分工的市场是中国传统市场的基本形式，“它所造成的市场繁荣，[1]不必代表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是反映封建经济的成熟”。但是到了明清时期，就在这种市场不断扩大的同时，新的基于社会分工基础上的市场也在逐步成长，近代以后，其作用愈益显著，而前者作为小商品市场，在吴先生看来，是必须而且必然要被近代市场所取代的。不少中国学者因之主张将这样的市场作为虚假市场而踢出研究视野之
[2]外。近年来，吴先生的观点发生了明显变化，即越来越强调基于社会分工的斯密型市场的作用，并把它看作明清以来中国经济成长的最重要的动力。虽然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放弃“没有分工的市场”这一概念，但是其对历史过程的斯密式解释，实际上又将此前所谓的“小商品市场”或“虚假市场”转换成“斯密型市场”了，客观上也可能会导致概念上的混淆。
这一变化与近十余年来加州学派的兴起相辅相成。后者是在吴先生曾经领导的中国资本主义萌芽的研究或后来的近代市场经济分析的基础上衍生出来的，反过来又对前者乃至中国大陆的中国经济史研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并不在于其具体观点有多少被中国学者所接受，而在于隐身其后的新的规范认识或理论范式。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在讨论近世中国市场发育的过程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把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混为一谈。在中国大陆，这样一种倾向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去资本主义化”的过程如影随形，而对于带有浓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色彩的加州学派来说，无视“社会分工”，自属天经地义。正如英国学者迈克尔·佩罗曼指出的，西方现代经济学家，除了马克思，“几乎毫无例外地热衷于斯密的劳动分工观点”，而“很少涉及社会劳动分工这一领域，以至于在思考[3]生产的社会关系时，社会劳动分工被完全排除在外”。笔者在五六年前曾就此提出批评，指出这一做法“既与斯密的原意大不相符，也造成了现实研究中的叙述混乱”，并希望借助环境史的方法，“进一步发掘分工与不分工市场的相互关系”，进而找出“摆脱目前之理论[4]困境的最佳途径”。林刚则依据对斯密原著的阅读和对中国经济史研究的梳理，对斯密的“分工”理论及其在中国的不当运用进行了颇[5]具启发意义的辨析。但最引人注目的，还是乔万尼·阿里吉（Giovanni Arrighi）在其新著中所做的更加鲜明的阐述。如其所言，读者往往被斯密在《国富论》的开篇所提及的制针厂的例子迷惑住了：
斯密的叙述开始于一个针厂的例子，用来说明分工如何改善了劳动力的生产能力。但是，自那以后，他的注意力就离开了隐蔽的生产场所，转而继续聚焦于社会分工（城乡之间，或不同经济部门和活动之间的分工）；聚焦于把专门从事不同经济活动的单位联结起来的市场交换；聚焦于推动贸易和生产部门之间进一步分工和专业化的竞争；聚焦于政府能够采取什么行动，来促进、调节和利用竞争和分工的协作。只是在将近结尾处提倡政府在大众教育上采取行动的时候，斯密才含蓄地回到了技术分工上。但是，他并没有像叙述开始时那样强调技术分工对生产能力的积极影响，反而谴责它对劳动力的毒害。[6]
也就是说，在斯密看来，改善劳动能力最重要的，“是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和出现了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亦即“专业化生产单位和分支的出现（社会分工的发展），而不是单[7]位本身内部工作任务的专业化（技术分工的发展）”。因此，加州学派将明清以来直至今日中国经济演进的动力一概称之为“斯密型动力”，可谓大谬不然。
然而，发现其中奥妙的阿里吉，居然还是将中国过去已经发生以及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都叫做“斯密道路”，并将“亚当·斯密在北京”的发明权归于加州学派，则不能不令人大惑不解。阿里吉的“澄清”，使这一潭理论之水变得更加浑浊。只有再一次返回这些经典作家的原著，并结合其后众多理论家，包括阿里吉对他们的阅读与理解，才可以大致重塑斯密形象。不过，首先要做的，还是探究一下阿里吉是怎样重演了一幕“龙凤掉包”的学术大戏。
阿里吉对盛行学界的假斯密现象的发难，是从加州学派的对立面——同属加州大学的黄宗智与布伦纳开始的，他认为后者“把大规模生产和技术分工抬到了作为经济无限发展的条件的高度，这就把斯[8]密对这两个现象的负面看法本末倒置了”。这一批评指出了布—黄学派的一个重要局限，却构成了对布—黄学派的最大误解。黄的早期研究确实是将城市化和大规模的农场经营看作是英国截然不同于中国的最重要的经济发展指标，并把它视为中国经济未来发展的前途，一度为中国如何摆脱“过密化陷阱”、最终走向与欧美相似的道路而费心尽力，因而多少也带有欧洲中心主义的意念，但是其目的在于挑战当时占主导地位的“商品化等于资本主义化（或近代化）”的规范信念，进而勾勒出一幅市场发育多元化的现实图景，而且至少就其对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开始改革开放之前的历史所做的观察来说，黄并未将阿里吉最初发现的亚当·斯密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始终不变的动力。此处不应模糊其理论中隐性的“价值评判”与其对具体的历史进程所做的“事实裁定”之间的界限。倒是阿里吉本人，其真正意图乃在于反复强调东亚“勤劳革命”（亦译作“勤勉革命”）在中国经济演进中的作用，极力赞同日本学者杉原薰所提出的“东亚道路”。如此一来，又势必与其“发现”的斯密模式或社会分工模式背道而驰。于是，经过一番理论改造，阿里吉便将杉原薰模式径直包装成后者，认为他“对东亚道路典型的小规模家庭生产的优势所给予的积极评价完全是斯密式的，其中主要包括：保存了有能力圆满完成多种任务的劳动力；对生产的自然与社会环境变化作出灵活反应；以及未雨[9]绸缪地解决生产管理问题”。由此发现阿里吉心目中的另一个亚当·斯密：这一位斯密，既非“自我调节”的市场的理论家与鼓吹者，亦非作为“无休止”经济扩张发动机的资本主义的理论家和鼓吹者，也不是《国富论》第一章描述的那种针厂分工（即“劳动分工”）的理论家与鼓吹者，所有这些，都是后世绝大多数读者对他的误解；相反，这一位斯密，更强调“市场是政府的工具”，强调“竞争与分工是现存社会框架内经济扩张的互动条件”，以及“国家财富是国家力量的来源”，更重要的是，他还发现了一条通向富裕的“自然道路”，或[10]者准确地说，是发现了人类历史上两条不同的经济发展道路。根据阿里吉的分析，斯密加以理论化的这两条道路，一是以欧洲为典型的“非自然的”或以外贸为基础的道路，一是以中国为典型的“自然的”或以国内贸易为基础的通道。它们既非加州学派之“欧亚相似论”所鼓吹的同一条道路，也不是布—黄学派所主张的那样，即认为欧洲道路比中国道路具有更大的潜力；相反，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且都会导向停滞或高水平均衡陷阱。然而实际上，在阿里吉看来，“斯密本人不但把中华帝国晚期看作市场发展的一个样板，而且他还认为中国几乎达到了那种发展的顶峰”，而欧洲道路则是一种“非自然的倒退的”的路径，故此他“把中国而不是欧洲看作是政府最应该追求的那种市场经济发展的典范”，“他给欧洲政治家建议的主要方向是把本国的发展过程转向‘自然的’道路”。今日东亚的复兴，在阿里吉眼中，也可能表明斯密关于市场发展的这一观点在某些方面的[11]正确性。
若稍加辨析，便可看出，阿里吉在这里实际上采用的是黄宗智的逻辑，即把市场形成过程与资本主义发展过程区别开来，认为两者之[12]间，至少就中国而言，存在着根本差异，并以此为基础，提出[13]“两种不同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之路”。他也承认，“杉原薰关于劳动密集、能源节约型发展道路类似于黄宗智所说的‘内卷式增长’”，但是由于黄的这一“没有发展的增长”的概念，没有像杉原那样考虑到“劳动密集生产在推动经济发展中发挥持久作用的可能性”，忽略其“进化”和“发展”的趋向，故而被看成是“没有依据[14]的”。因之，阿里吉与布—黄学派的真正分歧，是对勤劳革命——一种不同于英国工业革命的经济成长方式——的不同评价，一个看到的是其中消极的一面，一个却突出其活力所在。从这一意义上来说，阿里吉又将黄宗智的逻辑来了一个倒转，在黄宗智那里属于斯密逻辑（也包括马克思）的“工业革命和市场资本主义发展”，被仅仅称之为“熊彼特或马克思的发展”；在黄那里被视为反斯密的市场，即所谓“勤劳革命和非资本主义的市场发展”，则变成了“斯密本人[15]从理论上建立起来的”另一类型的“市场经济发展”。而且这一发展类型一直持续到今日，成为东亚或中国当代复兴的火车头。阿里吉似乎忘记了斯密从来没有对市场做出这样的区分。他所做的工作，从这一意义上来看，与其说是“发现”真实的亚当·斯密，不如说是“发明”了一个新的亚当·斯密。这样的亚当·斯密，既是对既有理论的曲解，也是对历史事实的罔顾，同时背离了他本人对亚当·斯密的所谓重新“发现”。恰如其著作标题“亚当·斯密在北京”所揭示的，今日中国固然到处都是亚当·斯密，但是这个亚当·斯密与阿里吉所“发现”的真正的亚当·斯密，完全是两个模样。二 “自然道路”与“反自然道路”：一个真实的亚当·斯密
究其实，阿里吉也看到了加州学派有关斯密增长概念的问题，还指出杉原薰关于东亚勤劳革命具有持久重要性的论题，并没有质疑欧洲道路那种典型的、以工资劳动为基础的大规模生产的竞争优势”[16]，但他仍然将其归之于斯密型增长，其原因就在于阿里吉误解了亚当·斯密关于中西发展道路的论述。从行文中看，他之所以推崇斯密所说的“自然的”道路，与他特别强调的斯密的所谓“反城市偏见”密切相关。据其研究，这一由罗森堡揭示的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认为农业工人比产业工人更少受到技术分工的负面影响，更具高超的智慧和灵活的技能，“假如有机会成为小私有经营者，庄稼汉将是比大私有经营者更好的企业家”；“任何国家通过商业和制造业获取的（资本），都是极不稳定和靠不住的财产”，除非至少有一部分“已经在该国土地的耕作和改良中得到了保护和实现”，因为“农业更坚实的改良所产生的财富来源则远为耐用持久，并且不能被毁灭掉”。斯密因之建议立法者推动“非自然的”道路自动地与“自然的”[17]道路趋同。正是基于这样的发现，阿里吉一方面承认杉原薰并没有引证斯密，也没有质疑欧洲道路，另一方面却仍然将其有关东亚道路的表述与“斯密模式”连接在一起，并将斯密模式的适应对象转移[18]至中国。至于所谓的欧洲道路，据其行文判断，其实是马克思的立场，尽管后者在《资本论》中所展开的分析，是从“市场和市场条件下的社会分工”开始的，但他“很快就让我们离开‘嘈杂的’市场领域，跟随生产资料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去考察资本究竟是怎样进行生产以及如何被生产，亦即进入技术分工[19]的领域”。阿里吉似乎忘记了他早先作出的判断，即斯密是从制针厂这一“隐蔽的生产场所”转向包括城乡分离在内的“社会分工”。从阿里吉阐述斯密“反城市偏见”的行文中可以看出，斯密对于农业的偏爱并没有偏离这一“社会分工”的立场，他之强调“自然的”道路，并非返回到农业和手工业相结合的家庭生产状态，而是强调在以工、农分离为基础的城镇工业发展起来之后，这种以牺牲农业为代价的资本是如何因其在城镇的积累过于庞大，竞争激烈，以致利润降低，被迫流向农村，在土地上扩散，从而“在那里创造了对农村劳动力的[20]新需求，必然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的工资”。据斯密的原著，罗马帝国崩溃后，欧洲各国适于远地销售的制造业的发展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由对外贸易促成的；一种是“随着农业发展而推广改进的”，但是“其推广与改进，在欧洲的现代史上，一般迟于那些由对外贸易促成的制造业”，它实际上是“国外贸易和直接由此而产生的制造业的最后和最大的结果”。易言之，“在欧洲的大部分地方，城[21]市工商业是农村改良和开发的原因，而不是它的结果”。斯密还详细探讨了工商业都市的增加和富裕对所属农村的改良与开发所做出的三个方面的贡献，即“为农村的原生产物提供一个巨大而便宜的市场”；推动都市商人投资于农村，进行土地改良；侵蚀和瓦解了农村旧的封建体制和农村居民的依附状态，使其逐步形成一个和城市一样的社会，即“有秩序，有好政府，有个人的安全和自由”。尤其是后[22]者，斯密誉之为“一种极重要的革命”。他在批评重农主义的思潮时，特别指出，那些“为了增进农业而特别重视农业，并主张对制造业及国外贸易加以限制的”学说，“其作用都和其所要达到的目的背道而驰，并且间接妨害他们所要促进的那一种产业”；相反也是如此。也就是说，斯密真正倡导的是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均衡发展，而非孤立地强调农业的重要性；对他来说，任何特别鼓励特定产业或特别限制特定产业的做法，都“违反自然趋势”，都“只能阻碍，而[23]不能促进社会走向富强的发展”。正因为如此，当斯密发现国防需要和国家经济发展之间存在一个重大的矛盾——即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国民财富增长一方面使国家成为贫穷邻国更具吸引力的打击目标，一方面又损伤了大部分人口的战斗力，因为那些专门从事工业、商业和农业的工人既没有准备作战，也没有时间从事军事训练，根本无力保卫自己，而在对外贸易极少而只有家庭工业的农牧国家，每个人就是战士或者可以轻易地变成战士时，他并没有主张回到所谓的自然的道路，而是像阿里吉自己所承认的那样，把他的社会分工优势理论扩展到“战争艺术”上，即建立一支专业化的，依靠机械技术的现[24]代常备军。就此而论，斯密对所谓“自然的”发展道路的偏爱与其对国防的强调并不矛盾，矛盾的是阿里吉自己对斯密的误读。
进而言之，当斯密将欧洲道路称为“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时，他实际上有可能在欧洲的经济发展史上预设了一条前此而存在的与“中国”雷同的“自然的”道路。而且，诸如利斯、赫利法克、设菲尔德、伯明翰、沃弗汉普顿等地的制造业，在斯密看来，正是“农业的结果”，是“自然而然地发展起来的”，以致严立贤就此总结出一条由斯密描绘的“与中世纪制造业以及原初工业化论者所强调的农村[25]工业完全不同的工业化发生机制与过程”，但在斯密眼中，这一自然道路的演进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并不曾占据主导性地位，更多的地方走的还是另一条非自然的道路。问题是，前者是如何走上这种非自[26]然的道路的呢？斯密先是在序言中将其归因于国家政策的不同，继而又在第3篇“论不同国家中财富的不同发展”中专门来讨论到底是“什么情况使人们采用和规定这种政策”，只是其表述又略有变化，[27]认为“这种反自然的退化的顺序，乃是风俗习惯造成的”。不管怎样，从其对自由的、独立的、有自己的耕田资本同时又有权利保障的英格兰佃农，以及自由的、独立的、与乡村社会相分离的“都市的勃兴与进步”的推许之中，还是可以窥其端倪的。不过，真正揭开其中秘密的还是马克思的《资本论》。从中可以看出，这一秘密不仅存在于“隐蔽的生产场所”，更存在于这一生产场所之外，只是需要将时间稍作前移、重点探讨资本的原始积累过程，即劳动者和其生产条件的分离的过程。这一部分内容就其结构的安排而言被置于《资本论》第1卷之后，但就其历史的顺序而言，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忽略的。可以说，无论是斯密，还是马克思，他们重点讨论的都是资本主义——更准确地说是“商业社会”——的发展问题，而不是起源问题，尽管各自的侧重点不同。阿里吉的错误在于将斯密的横向比较所显示的空间差异变成了永恒的纵向演进的过程，以致回避了这样一个问题：欧洲非自然的倒退的道路究竟是怎样形成的？帕特里克·奥布赖恩在批评加州学派关于大分流与工业革命的解释时曾指出，“什么[28]开始了工业革命和什么维持了工业革命的问题就不应混为一谈。”同样，这里也不应该把资本主义的起源与资本主义的发展混为一谈；其二，就中国的情况而言，依据阿里吉的引述，斯密的所谓“自然的”道路，亦非所谓的“东亚勤劳革命”，而同样是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经济演进道路，其与欧洲的不同，仅仅在于其资本的投入是按照先农业、后制造业、最后是对外贸易这样一个顺序依次展开的，相反，[29]“现代欧洲各国，它在许多方面却完全被颠倒了”。此处颠倒的只是发展的顺序，而非以社会分工为基础的发展道路本身。很显然，如果斯密曾经对中国做出这样的描述，那么这种描述也只是一种理想化的解释，或者说是对中国现实的误解，这条道路在中国的历史上从不曾存在过；阿里吉却抓住家庭工业（至于勤劳革命，另当别论）这一[30]现实，把它植入斯密的思想体系之中，结果造成了双重的误读。
更重要的是，这样一种被阿里吉单独与中国联结在一起的所谓“自然的”道路，其实只是亚当·斯密设想的一种理想化的模型，而且这个理想化的模型即“自然的顺序”，“在所有进步的社会里都已在某种程度上发生”。斯密坚信：
在所有拥有多少领土的社会，资本总是在某种程度上按照这种顺序投用。总得先开垦了一些土地然后才能成立很多城市；总得在城市[31]里先有了些粗糙的制造业，然后才会有人愿意投身于国外贸易。
此处不能忽略引文之中“在某种程度上”这一限定性短语所表现出来的犹豫的心态。差不多同样的表述在另一处又被设定了这样的条件：
设使人为制度不扰乱事物的自然倾向，那就无论在什么政治社会里，都市财富的增长与规模的扩大，都是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32]结果，而且按照乡村耕作及改良事业发展的比例而增长扩大。
实际上，在讨论一国资本之用于农业、工业和对外贸易三种事业时，他更倾向于这样的结论，即“人类繁荣的过程，似乎从来未曾延续这样的久，使得任何一个大的国家，可从而获得了足够的资本来兼营这三种事业”；因此，“同一资本在国内所推动的劳动量有多有寡，所增加的土地和劳动的年产物价值有大有小，要看它投在农业上、[33]工业上、批发商业上的比例的不同而不同”。也就是说，历史上还没有一个国家真正走出一条不曾受过干扰的“自然的”道路，面对有限的资本，各国因具体情况的不同，资本投入的结构各有差异，实际上走上了不同的财富增长的道路（非“经济发展”）。就此而言，斯密在第2篇第5章至少提出了三种财富增长的不同路径，即北美、欧洲和包括中国、印度、埃及在内的亚洲，而不仅仅是中、欧两种不同[34]的道路。这是从一国的产业结构以及演进过程着眼的。如果联系第1篇第8章的相关论述，也就是从财富的总体状况与演变趋势来判断，中国和印度又各有差异。综合起来，斯密实际上提出了四条经济[35]演进之路。如果说欧洲走上的是一条“反自然的退化的”道路，那么中国也并非像阿里吉声称的那样被斯密奉为“自然的”道路的典范。斯密对中国，还有印度、古埃及等国曾经达到的富裕程度屡屡表示惊讶，但是他还是明确无误地断言：“就连一切记载所推为世界上最富的这三个国家，也只主要擅长农工业。他们的国外贸易，并不繁盛……至于中国的对外通商，向来就不发达。这三个国家的剩余产物，似乎大部分都是由外国人运到外国去，换回他们所需要的其他东西，[36]那常常是金银。”如果说欧洲道路“无论就哪一点说，都是违反自然、违反理性的”，其走向“很大的富裕程度”的过程本身“是极缓[37]慢、极不确定、极易遭到不可胜数的意外事故的阻挠”，那么中国道路，固然使其成为“世界上最富的国家，就是说土地最肥沃、耕地最精细、人民最多而且最勤勉的国家”，却也从此“停滞于静止的状态了”，看似“未曾退步”，却也难以前进，毕竟这种“静止”状态自马可·波罗访华至斯密时代已经延续了500年之久；至于东印度的孟加拉及其他若干英领殖民地，则踏上“社会急速退步”的不归路。[38]真正走上国民财富不断增进之途而被斯密奉为典范的，大约只有英属北美殖民地了。此处财富增长以及相应的人口数量和劳动报酬的增加，既不同于“不增不减”的中国，也不同于“逐渐增加”的欧洲，[39]更不同于急速衰败的印度，而是处于“迅速增长”的态势。其关键在于此处“几乎把所有的资本都投在农业上”，而且可以预见，其[40]制造业“一定会随着农业的进步而产生”。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斯密当时所谓“经济发展”（实际应为可持续的财富增长）的两条道路，与其说是欧洲与中国，毋宁说是欧洲与美洲；欧洲与中国之间所显现出来的差异，与其说是国民财富增长或经济发展道路的不同，不如说是两条经济演化之路的分歧。前两者涉及的是发展过程中的问题，后两者则是发展与不发展的问题、或者说发展与停滞的问题。具体而言，就是林刚明确指出的两条道路，一条“外向的、通过市场交换发展经济的道路”，以英、法、荷、葡、西、意等国家为主，强调国外贸易、产业分工、城乡分离和提高劳动生产率，重在以最低成本获取最大利润；一条则是以家庭为单位，以求生为最高准则，以“农业与副业、手工业密切结合，自给性生产与商品性生产密切结合，自给性粮食生产与商品性工副业生产密切结合”为主要特征的“中国[41]传统经济发展道路”。尽管这两条道路，一条以不分工的市场——这是斯密和阿里吉都不曾明了的——为基础，一条以分工的市场——这是斯密着意强调的——为基础，按照阿里吉的说法，最后都可能会导向一个所谓的“高水平均衡陷阱”，但是由于这是两条不同的经济演化之路，而非经济发展之途，其最终的走向亦有很大的差异：一个表现为停滞或经常性的周期性循环，一个则通过“创造性破坏”而呈现出螺旋式上升的态势。至少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哪一位学者能够断言，前一条道路可以自然地通向后者；当然也没有哪位学者能够说明，作为非资本主义的不发达国家共同遵循的前一条道路，究竟在欧洲是怎样走上后一条道路的。
美国加州大学迈克尔·佩罗曼教授，曾经对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传统中或隐或显的“社会分工情结”进行过系统而深刻的批判。这一批判，从另一个角度，有助于解释阿里吉为什么在“发现”或正确地指出了斯密分工理论这一精髓之后，又莫名其妙地弃之而去。据其研究，从亚当·斯密到大卫·李嘉图，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除了极少数人之外，在其公开出版的著作中总是喋喋不休地鼓吹所谓“自由放任”理论，以致此后很少有人会意识到，这些“古典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原始积累的‘同谋’”；但是，只要认真阅读他们的日记、信件以及针对时事而发的一些应用写作，就可以发现，他们对传统的乡村生产者为满足自己需要而进行生产的能力和“特别可恶的韧性”深恶痛绝，“对由市场力量决定劳动社会分工持怀疑态度”，因而其真正的用意和目的，就是把农民和土地分割开来，也就是建议或支持政府剥夺小农场主自给自足的生活方式，强迫他们接受雇佣劳动。正是这样一种“自由放任”的意识形态与政府干预的政策话语之间的背离，使他们对于劳动的社会分工的表述颇显模糊和质疑，有时[42]甚至自相矛盾。但如果明了这一背景，事实上也可以从劳动的社会分工角度予以合理的解释。
如前所述，阿里吉之反转斯密形象，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就是斯密的“反城市偏见”。这一点确实不容否认，在其著作中时而可以看到斯密对农业、农民和乡村景观的推崇、眷念和赞赏，或者相反，对深受专业化分工之害的城市工人的鄙视。但是依据佩罗曼的研究，此类情感流露，与其说是对“自然道路”的执著，莫如说是在英国的原始积累或社会劳动分工已经达到一定的程度以后才发出的感慨而已。斯密设想人类历史会按照四个阶段自然地演进，也就是从狩猎、采集、[43]农业社会，依次过渡到商业社会，也多次申述在任何没有交换的、自给自足的农业社会中，都会超越原始状态，自然而然地形成劳动社会分工，认为这是“一种交流、交易、交换的本性使然”，而不[44]是“任何人类政策的结果”，但是他不时又会感觉到农业与分工之间的矛盾。他在《国富论》的开篇就把“劳动生产力上的巨大进步”视为“劳动分工的结果”，可他很快就意识到，“农业的本质特征”，[45]不像制造业那样，“允许如此多的细致分工”；他对苏格兰农民的批评，也显示了这一点。在他看来，造成苏格兰高地经济落后的原因，在于高地农民还没有适应现代的劳动分工，他们仍然兼做“屠夫、面[46]包师和酿酒人”，而非依赖于购买的商品。就如在他之前公开提倡采用原始积累途径的詹姆斯·史都华一样，斯密也认为，需要让现代的、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农场主，从乡村中那些所谓“多余的嘴”的人们手中夺过土地，减少佃农以及其他一些小土地所有者的数量，并认为“这一举动在欧洲的每个部分都直接预示着进步和更好的工作”。[47]事实上，对于具有“多面手”技能的农民，斯密还给出了一幅“怪诞的漫画”，认为“每一个乡村工人都很自然地就养成了闲逛、懒惰、粗心的习惯”，他们“几乎每半个小时就要被迫换一种工作，换一些别的工具，使他们变得懒散、懒惰，即使在最紧迫的情形下也无法变得精力旺盛”；一旦通过技术和制造业的进步，提高农耕技术，[48]这些农民就“和工匠一样没有什么空闲了”。
同样，斯密对城市下层工人的看法，并不表示斯密对城市化的质疑。相反，他只是由此而担心这样的工人阶级“会以一种公开的武力方式，将别人降到和他们同样的地位”（斯密语），因而需要借助“法律和政府”对富人的财产予以保护；他还希望借助于“高工资能使工人阶级的文化逐渐消亡，从而使工人们觉得更像小资产阶级”。[49]前文提及的斯密之关于劳动分工与国防需要之间相互矛盾的论述，与其说是出于对工人福利的关切，不如说是对富人财富和国家安全的担忧，故此他呼吁政府“对教育程序进行干预，希望能通过学校教育，使那些有潜在的难以驾驭性的工人阶级，更多地接受军事纪律，接受财产权”，当然也通过专业化的训练，“培养尚武精神”，以保护[50]富人的财产。
因此，正如佩罗曼反复强调的，尽管斯密总是“固执地想证明”，在由独立家庭组成的农业社区中，劳动社会分工和资本主义将会自然地演进；尽管斯密始终不曾明白（在我看来，抑或是不愿意明确说出），这些工场为什么突然出现，这些同样固执的农业小生产者，为什么突然放弃自给自足的经济形式，而去接受工场里的雇佣劳动，[51]但是他不时流露出的对农民小生产者的敌意，却显示了两者之间的内在的冲突与裂痕，显示了斯密之市场取向的劳动社会分工自然进化理论的不可靠，这或许也是斯密为什么在其讨论政府作用时坚持国家干预立场的潜在动因之一。需要指出的是，斯密的自然进化论，其最终趋向乃是劳动社会分工的形成与扩大，与阿里吉的“自然道路”不可混为一谈，否则我们将很难理解斯密为什么要反复申述欧洲道路的“反自然性”。不过，这并不表示以斯密为代表的欧洲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家庭生产始终坚守排斥的立场。佩罗曼在他的研究中精辟地指出，他们对家庭生产的看法，实际上“取决于资本主义发展所处的阶段”：
每当自给自足经济构成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扩张的严重阻碍时，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就会对维持工人家庭自给自足能力的条件，不断表现出敌意。一旦政治经济学确认家庭经济发展几近停滞，家庭作为生产者的地位将从属于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经济学家就似乎对社会劳动分工的演变完全失去了兴趣。相反，他们力劝家庭应成为劳动力的更为有效的生产者。最终，当有效需求问题得到更多关注后，经济学家就将家庭看成了消费场所。结果是，家庭作为生产场所的作用被普遍[52]地遗忘了。
也就是说，一种总体上对资本主义曾经顽强抵制的家庭生产，在资本主义占据统治地位以后，并不是就此完全消失，相反，从一定意义上来说，它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工厂生产体系中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分析详后）。佩罗曼的讨论给我们最大的启示，就是不应该对“家庭生产”和“商品生产”“劳动分工”与“社会分工”或者“欧洲道路”与“勤劳革命”做绝对化的非此即彼、二元对立式的理解，更应从历史的角度理清两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就此而论，即使斯密对乡村怀有眷念，他也不可能真的去倡导回归那样的田园生活了。
这从他对英国殖民地的农业或经济发展道路的讨论中，可以看得更加明显。上文已经指出，斯密最钟情的“自然道路”实际上是美国道路，但有意思的是，斯密并不赞同美洲人按照农业、制造业和对外贸易的途径自然而然地走向富强之路，更不赞同他们“联合起来，或用其他激烈手段，阻止欧洲制造品输入”，进而使本地人独占制造业，垄断全部输出业。他认为这样一来，“将不但不能加速他们年产物价值的增进，恐怕还会加以阻碍，不但不能使其国家渐臻于富强，恐怕[53]还会加以妨害”。相反，对自己的祖国英国，他的态度截然相反。佩罗曼以不无讽刺的口吻指出，尽管斯密信誓旦旦地宣扬农业的优势，但他事实上并不是英国农业保护的坚定拥护者；这样的农业，尤其是专门从事农业，在他看来，“是适合所有新殖民地的行业”，是殖民地迅速走向繁荣发展的最佳途径，至于必需的工业品和奢侈品生[54]产，“购买外国货比自己生产要来得便宜”。对苏格兰，斯密的态度也没有什么两样，他一方面批评苏格兰的落后，另一方面却不希望苏格兰变成一个与英格兰比肩的制造业中心，而是要将这一地区“永[55]远作为依附于英格兰的原料产地而存在”。可以说，斯密对美国自然道路言不由衷的赞美，充分体现了一位依靠发展起来的劳动社会分工确立其世界经济霸权地位的英国殖民者的心态，是对当时以工业化英国为中心的国际劳动分工体系的坚定维护。这样的道路，固然可以使其所在的国度继续保有某种乡村的美景，但在斯密那个时代，显然只是留给被殖民者的礼物。不过，后来的历史表明，像斯密这样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理论家”，其作为殖民者的意识形态，并不能阻止美国的成长，更不能阻止成长起来的美国对殖民扩张事业的继续，以及随后对英国殖民霸权的取代。三 从继承到超越：马克思与斯密“社会分工”理论的联系与区别
公平地说，阿里吉对于欧洲道路及其帝国主义特征，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做出了极具挑战力的分析，正是这样的分析构成《亚当·斯密在北京》这部新著最富华彩的一部分。但是，如上所述，作为这条道路坚定不移的“看护人”和阐释者之一的斯密，却被他完完全全地遮蔽掉了。这样的处置手法，实在令人费解。毕竟，连他自己也声称，“马克思和熊彼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理论确实极其深刻地洞悉了欧洲道路的特性”，但“在解决欧洲那种以外贸为基础的发展与军事力[56]量优势之间的关系问题上”，“还不如斯密的历史社会学有用”。在另一处，他甚至指出，斯密和马克思都把以下几个特点，即“它的外向性，它嵌入了全球市场，以及它由外贸到工业再到农业的‘倒退’[57]的前进方向”等等，看作是欧洲道路的“基本特性”，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将其中的一条道路留给斯密，另一条道路却送给马克思呢？仅仅是因为斯密对阿里吉所谓的“自然道路”有所偏爱？可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态度何曾有过这样的情趣？我们不应该忘记，斯密在其著作中所讨论的，几乎全都是英国等欧洲国家的国民财富增长的状况，为什么不能把欧洲道路也看成是斯密道路呢？阿里吉当然有自己的理由与依据，这就是在斯密和马克思之间设置了一道不可逾越的界限。这固然有真理的成分在，可更多的还是误解和臆造。可以说，斯密与马克思的不同，与其说是对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发展道路各有偏好，不如说是对资本主义本身的认识有所不同而已。此种不同，当然与各自的研究计划、研究课题、研究战略以及研究内容的差异有关，也与各自所处时代不同的现实情境以及中心话题有关，更与各自的立场密不可分，但是并不能就此割断两者之间的联系。
阿里吉是从三个方面给斯密和马克思划清界限的。为了行文方便，先从阿里吉所说的第二个重要区别谈起。在他看来，马克思仅仅赞成斯密的一个看法，即“经济发展的欧洲道路不是建立在短距离（国内）贸易上，而是建立在长距离（对外）贸易上”，而对斯密主张“通过政府行动来反制资本家的权力”和“偏爱以农业和国内贸易为[58]基础的发展”“完全陌生”。第一个问题，姑且放到后文讨论，此处主要讨论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与国内外市场关系的论述。
马克思确曾多次说过，15世纪末以来由于“各种大发现所造成的新的世界市场的贸易需求”，“是促使封建生产方式向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一个主要因素”，“标志着资本主义生产时代的曙光”，[59]但又曾特别提醒读者，“正是这个事实产生了完全错误的观点”，这显然是指对世界市场的作用做过分的夸大，毕竟，这样的“现代生产方式，在它的最初时期，即工场手工业时期，只是在现代生产方式的各种条件在中世纪内已经形成的地方，才得到了发展”。因此，16、17世纪“商业的突然扩大和新世界市场的形成”，对“旧生产方式的衰落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勃兴”所产生的“非常重大的影响”，只是“在已经形成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发生的”；而现代生产方式的形成，反过来以其“固有的、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的必[60]要性，促使世界市场不断扩大”。
之所以如此，在马克思看来，是这两种生产方式本质上的对立造成的，因此商业——现在用词，就是市场——“对旧生产方式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起着解体作用，这首先取决于这些生产方式的坚固性和内部结构”；并且“这个解体过程会导向何处，换句话说，什么样的新生产方式会代替旧生产方式，这不取决于商业，而是取决于旧生产[61]方式的本质”。他还以遭受英国征服和侵略的印度和中国为例，以“因农业和手工业的直接结合而造成的巨大的节约和时间的节省”对大工业的产品进行的“最顽强的抵抗”，证明“资本主义以前的、民族的生产方式具有的内部的坚固性和结构”对于商业的解体作用造成[62]了“多大的障碍”。马克思在这里，既没有过于强调工业产品的“低廉价格”优势，也不曾忽略“直接的政治权力”所起的作用，故而当阿里吉用下面的判断来反驳马克思的时候——“至少在中国问题上，使东方屈从于西方的关键是军事实力，而不是隐喻的廉价商品[63]重炮”，他和马克思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歧。在一定的意义上，也可以说，马克思对阿里吉所总结的两种类型的“市场”（后者用的是“市场经济”），大约同样也不会有太多的不同意见。只不过在前者的笔下，一种是“简单的商品流通和货币流通”，一种是服从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市场”或“贸易”。这在他讨论商人资本与产业资本、小商品生产者与资本主义生产之相互关系时，已经表达得非常清楚。[64]与阿里吉不同的是，他没有将两者看作是各自独立、齐头并进，进而互争优长的经济发展之路，也没有将它们按地域分成两半，一截赠欧，一截还中国，而是首先分成时间上的先后，进而在其后的地域分歧上，探讨两者之间的纠结、互动以及造成的新变化。
马克思既否定世界市场对欧洲道路形成的决定性作用，又将资本主义市场与前资本主义的商品经济区别开来，恰是为了确立他独特的国内市场论。这样的国内市场，当然不会否认农业的前提作用，但也不会赞同所谓从农业到工业再到对外贸易这一条渐进的自然的转化过程。更重要的是，他从农民与土地分离或者城乡分离的角度来揭示资本主义国内市场的形成路径，如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以及由此导致的商品市场的扩大，但是与斯密的温情脉脉的国内市场不一样，他更多揭示的是这一市场形成的暴力倾向——这就是众所周知的资本原始积[65]累，以及这一市场的形成对人类生态系统的损害。他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使它汇集在各大中心的城市人口越来越占优势，这样一来，它一方面聚集着社会与历史的动力，另一方面又破坏着人与土地之间的物质变换，也就是使人以衣食形式消费掉的土地的组成部分不能回到土地，从而破坏土地持久肥力的永恒的自然条件。这样，它同时就破坏城市工人的身体健康和农村工人的精神生活。”同样，在大工业基础上形成的现代农业，其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劳动量的增大，也是“以劳动力本身的破坏和衰退为代价的”，而且，“资本主义农业的任何进步，都不仅仅是掠夺劳动者的技巧的进步，而且是掠夺土地的技巧的进步，在一定时间内提高土地肥力的任何进步，同时也是破坏土[66]地肥力持久源泉的进步”。他的最终目的还是要走向城乡结合，也就是在工业化所造成的城乡之间物质循环的新陈代谢断裂之后，重建新的生态循环体系，从而将被资本主义发展所破坏了的“一切财富的源泉——土地和工人”重新汇合在一起。这样的汇合与斯密的乡村情结有着本质上的差异，乃是对农业和土地的真正的“偏爱”。
当然，由于他的中心话题是讨论农民与土地的分离，而且反复强调“只有消灭农村家庭手工业，才能使一个国家的国内市场获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范围和稳固性”，“只有彻底地剥夺了极大多数农村居民，使农业和农村家庭手工业完全分离，铲除了农村家庭手工业的根基——纺纱与织布”，“才为工业资本征服了整个国内市[67]场”，也由于他更主要地是在讨论工场手工业的兴起与发展、讨论这样的工业组织形式如何为机器大工业的兴起准备条件，进而又主要围绕资本主义工业这一中心，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进行系统的探讨，这样就很容易使一般读者将他的研究归结为一种“工业导向”“城市导向”，其研究本身也的确没有对这一“分离”过程的对立面——农业和工业的结合——在现实经济变迁过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给予足够重视。但是，无论如何，这并不代表他对这些问题“完全陌生”；相反，他曾在不同的场合对此加以讨论，甚至是专门论述，或者将自己的有关看法放在正文的注释里面。这些讨论，尽管显得零星和不系统，且多是从负面的角度切入，却充满真知灼见，对于进一步认识近代欧洲乡村经济与工业化、城市化的关系富有启发意义。例如在探讨15世纪末的世界市场的革命在欧洲各地带来的经济后果时，他曾提及在意大利北部产生的“一个方向相反的运动”，即“城市工人大批地被赶往农村，给那里按照园艺形式经营的小规模[68]工作带来了空前的繁荣”；在讨论工场手工业在城市的兴起时，他注意到因水力资源的空间分布而导致的纺织手工工场生产“分散在农[69]村”的情况；在讨论工场手工业之城乡家庭手工业的趋势时，他也承认，即便是在真正的工场手工业时期，它也“只涉及国民生产的很小一部分，它一直以城市手工业和农村的家庭副业作为广阔的背[70]景”，甚至在它以某种形式，“在某些工业部门，在某些地方消灭城市手工业和农村家庭副业”的同时，“又在其他地方使它们重新出现，因为它需要它们把原料加工到一定的程度”。结果，一方面，“资本主义经济在农村日益发展，农民日益被消灭”；另一方面，“这些农民不断重新出现，虽然他们人数在减少，处境日益恶化”。不过，这样的农民，是“一个新的小农阶级，这些小农以种地为副业，而以[71]工业劳动为主业，把产品直接或通过商人卖给手工工场”。马克思在这里实际上对工场手工业前后的小农经济做了性质上的区分，从而与阿里吉的“勤劳革命”划清了界限。同样，机器工业兴起之后，马克思固然一再强调这样的工业才能彻底铲除农村家庭手工业，但他并没有否认“家庭工业”的存在。这样的“家庭工业”，指的是“在工人的私人住宅或者在小工场中进行生产的”劳动单位，但是马克思明确断言，它“与那种以独立的城市手工业、独立的农民经济，特别是以工人家庭的住宅为前提的旧式家庭工业，除了名称，毫无共同之处”，“它现在已经变成了工厂、手工工场或商店的分支机构”，这些“分散在城市和农村的家庭工人大军”，不过是“由大工业和大农业所[72]造成的‘过剩’人口的最后避难所”。马克思注重的是“工场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厂、手工业不断地转化为工场手工业”的大趋势，[73]可也没有否认这个曾经“构成封建生产方式的基础”的“小农经济和独立的手工业生产”，在“封建生产方式瓦解以后又和资本主义[74]生产并存”的历史事实。但是，在后一种情况下，其生产的主体，也就是独立农民或手工业者，已经分裂为资本家和劳动者的“两[75]重身份”，结果是“他作为资本家来雇佣他自己这个工人”。虽则如此，他对工场手工业的讨论，毕竟还是忽视了乡村手工业一度的勃兴及其对机器工业形成的积极作用，这一点已经被20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的原工业化研究填补了。也正因为如此，阿里吉所总结的纯粹的欧洲道路，就要打上问号了。
从上所述可以看到，阿里吉之关于亚当·斯密与马克思学说的第3个重要区别，实际上并不成立。据阿里吉判断，斯密的研究计划，把他从偏重技术分工的针厂带出来，着重考察“市场与社会分工”，而马克思则让自己进入隐蔽的生产场所，着重考察“劳动和资本的关系[76]以及技术分工”。这样的批评，对于绝大部分西方现代经济学家或1960年代之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说，可能比较贴切，但是对于中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学者，更重要的是对马克思本人来说，可以说是毫无根据。这样的指责，未曾注意到马克思在讨论社会分工与劳动分工（或叫技术分工）相互关系时所采取的辩证态度。他讨论技术分工，是为了揭示由此造成的社会分工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带来的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未来走向；他之讨论技术分工，也不是像后来的不少学者所误解的那样，把它作为区分资本主义生产与非资本主义生产的唯一标准，而是放在社会分工体系之中予以综合考察。事实上，阿里吉这个判断本身就已经包含着社会分工的内容，如“劳动和资本的关系”；在给出这个判断之后所做的一系列论证，更是明确得出了一个相反的结论。例如他指出，“在马克思看来，生产单位规模的扩大和技术分工的提高，无论对经济效率和劳动素质产生什么影响，都是资本所有者在与劳动力所有者的关系中获权或致富的基本条件”，“是导致劳动日益实质性屈从资本的工具”。他还指出，马克思明确赞同斯密的观点，“即技术分工对经济发展的好处从根本上远逊于社会分工”，因为，“正是技术分工的影响造成了劳动力的道德和智力退化”，“把工人变成畸形物”，但是另一方面，以这种技术分工为基础的大工业“决定了劳动的变化、职能的更动和工人的全面流动”，从而“通过它的灾难本身使下面这一点成为生死攸关的问题：承认劳动的变换，从而承认工人尽可能多方面的发展是社会生产的普遍规律，并且使各种关系适应于这个规律的正常实现”，最终“用那种把不同社会职能当作互相交替活动方式的全面发展的个人，来代替只是承担一种社会局部职能的局部个人”。只是阿里吉误解了这段话的意思，也未曾引用加下划线部分的内容，而将劳动的变换、更动等，视[77]为“经济进一步发展的障碍”。此外，他还特别指出，即使在描述19世纪各个产业中正在出现的工业革命时，马克思“强调的重点也几乎完全放在社会分工而不是技术分工上”，并认为马克思的描述“没有任何东西与斯密的叙述不相一致，即把经济发展看作是日益提高的社会分工驱动的过程，包括出现了专门生产资本产品的部门以及专门生产科学知识的个人和组织”，而这样的过程，“并不是雇佣工资劳动力的单位的规模越来越大，而是支撑这个过程的资本的自我扩张”；这种以“破坏性的平衡”为特征的自我扩张，就是后来熊彼特[78]所说的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马克思和斯密的手，在被阿里吉的分析造成短暂分离之后，又终于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再没有更精彩的语言来取代阿里吉上面的概述，但是这里还是想要针对学界的一些误解，多说几句马克思对技术分工、社会分工与资本主义形成的关系所做的阐释。《资本论》第1卷在“工场手工业内部的分工和社会内部的分工”这一节最后一段，做了这样的总结：“整个社会的分工，不论是否以商品交换为媒介，是各种社会经济形态所共有的，而工场手工业分工却完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独特创[79]造。”于是，不少学者便把工场手工业的内部分工，即技术分工的形成与否，看作是资本主义诞生最重要的标志乃至唯一标志，但是如果联系作者前面的论述，不难发现，这样的分工必须具备一个“起码基础”，即生产资料“独立化为资本而同工人对立”，也就是劳动者与其生产资料（主要是土地）的分离造成的社会分工，而工场手工业分工一旦形成和发展起来，反过来会进一步巩固社会分工，即资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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