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冯平刘东岳牛江涛
出版社：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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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文学简史试读：
前言
马克思曾经说过：“文学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反映的产物。”
文学是一种社会意识形态，与社会、政治以及哲学、宗教和道德等社会科学具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因此，它能深刻反映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特定时期的社会生活面貌。文学的功能是以形象来反映社会生活，是用具体的、生动感人的细节来反映客观世界的。优秀的文学作品能使人产生如临其境、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感觉，并从思想感情上受到感染、教育和陶冶。文学是语言的艺术，是以语言为工具来塑造艺术形象的，虽然其具有形象的间接性，但它能多方面立体性地展示社会生活，甚至表现社会生活的发展过程，展示人与人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和人物的内心精神世界。
作家是生活造就的，作家又创作了文学。正如高尔基所说：“作家是一支笛子，生活里的种种智慧一通过它就变成音韵和谐的曲调了……作家也是时代精神手中的一支笔，一支由某位圣贤用来撰写艺术史册的笔……”因此，作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也是社会生活的雕塑师。
文学作品是作家根据一定的立场、观点、社会理想和审美观念，从社会生活中选取一定的材料，经过提炼加工而后创作出来的。它既包含客观的现实生活，也包含作家主观的思想感情，因此，文学作品通过相应的表现形式，具有很强的承载性，这就是作品的具体内容。
文学简史主要指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这跟各国历史发展是相辅相成的。历史的发展为文学的发展提供了时代背景，而文学的发展也形象地记录了历史发展的真实面貌。
总之，学习世界文学，就必须研究世界著名文学大师、著名文学作品和文学发展历史，才能掌握世界文学概貌。
为此，我们综合了国内外最新的世界文学研究成果和文学发展概况，编撰了“世界文学百科”丛书。本套书系共计24册，包括三大部分。第一部分“文学大师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家、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世界古代著名作家、亚非现代著名作家、美洲现代著名作家、俄苏现代著名作家、中欧现代著名作家、西欧现代著名作家、南北欧现代著名作家等内容；第二部分“文学作品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著名作品、中国现代著名作品、世界古代著名作品、亚非现代著名作品、美洲现代著名作品、俄苏现代著名作品、西欧现代著名作品、中北欧现代著名作品、东南欧现代著名作品等内容；第三部分“文学简史篇”，主要包括中国古代文学简史、中国近代文学简史、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世界古代文学简史、世界近代文学简史、世界现代文学简史等内容。
本套书系内容全面具体，具有很强的资料性和系统性，是广大读者学习了解世界文学的良好读物，也是广大图书馆珍藏的良好版本。本书编委会壹 先秦两汉文学先秦两汉文学概述
先秦两汉文学，中国远古至秦朝以前的文学和西汉、东汉两朝文学的合称。泛指中国自有文学以来到东汉末年的文学。如从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算起，时间跨度在三四千年，经历了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初期3个阶段。
先秦文学包括远古口头文学，夏、商、周直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早在上万年之前，中国人的祖先在开发黄河、长江以至珠江流域的同时，就已开始了精神文明的创造。
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不仅出现了独立的美术、音乐，口头文学也已产生。伴随着对自然神和祖先神观念的出现与崇拜，出现了属原始歌谣形式的赞颂与祈祷神灵的韵语和借助想象解释神的活动的神话。前者如伏羲氏时的“网罟之歌”，神农氏时的“丰年之咏”；后者如伊耆氏的《蜡辞》和《弹歌》，以及“女娲补天”、“后羿射日”、“大禹治水”、“精卫填海”等故事，“黄帝战蚩尤”、“舜逐三苗”、“共工怒触不周山”等传说。这些远古时代的口头文学，曾在先民中一代又一代口耳相传。《山海经》、《淮南子》、《楚辞》等后世著作中，记载了这些远古时代的神话传说。
夏禹传位于子启，标志着中国奴隶社会的出现。到了商、西周，出现了灿烂的奴隶社会文化。殷墟的甲骨文、殷周的青铜器铭文、《周易》繇辞和《尚书》，留下了中国古代最早的散文篇章。周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诗歌的兴盛，《诗经》中较早的诗篇主要是反映周民族发展历史的史诗和反映民间疾苦与心声的歌谣。
春秋末年，由于社会经济的逐渐发展，社会向封建制转化。随着奴隶主贵族文化的下移，社会出现了作为知识分子的士阶层。至战国时期，形成了繁荣学术文化的百家争鸣局面，出现了儒、墨、道、法、阴阳、名、纵横等不同学派，以及反映他们的论辩，表现他们的学说思想的《论语》、《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吕氏春秋》等著作，后人统称为诸子散文。此外，这一时期还留下了《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等历史著作。它们作为历史散文著作，也对散文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屈原是中国的第一位伟大诗人。他生活在秦楚相争的年代，曾为在楚国实现“美政”而奔波，后被楚怀王疏远、流放。他在逆境中写下了《离骚》、《九歌》等属楚辞体的诗篇，千古流芳。屈原之后的宋玉等人，把屈原的辞令演化为赋——一种新的文体。
先秦文学不仅是中国文学的开端，而且为中国文学打下坚实的基础。《诗经》、《楚辞》开创的写实与浪漫两种创作方法与风格影响深远；诸子散文注重现实与民生的精神也成为中国文学的优良传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告一段落，中国文学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秦代统治短暂，文学成就不高。此后的两汉文学，在辞赋、史传文学、政论文和乐府诗歌4个方面取得较高成就。
西汉初年，散文和辞赋有较大发展。贾谊、晁错的政论文（如前者的《过秦论》、后者的《论贵粟疏》等）议论恢弘，切实中肯，说理酣畅，感情丰沛，文采飞扬，影响后世唐宋两代散文。继承骚体传统的辞赋，虽多模拟之作，但贾谊的《鹏鸟赋》等抒发了自己的政治抱负，形式上显示了向汉赋过渡的痕迹。枚乘的《七发》则成为汉大赋正式形成的标志。
汉武帝时代，汉朝进入全盛时期，思想文化上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这一时期到西汉末，由于乐府机关的设立与扩展，广泛搜集民间歌谣，对中国古代诗歌发展有重大影响。汉赋创作也进入鼎盛时期，司马相如是最有成就的作家。此外还有东方朔、枚皋和扬雄等人。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成为中国古代历史文化的一座丰碑，其开创的历史传记文学，为文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东汉王朝是西汉王朝的继续，但其统治思想以今文经学特别是谶纬之学为代表，文学有新的变化和发展。班固的《汉书》，是东汉史传文学的杰出代表，其中的一些人物传记，叙事细密准确。王充在《论衡》中提出了反对“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学主张。辞赋虽因袭风气盛行，但从班固开始的京都大赋，题材有所开拓。现存汉乐府民歌，多为东汉作品，反映了人民的思想感情和苦难生活。长篇叙事诗《孔雀东南飞》是在民间故事与民歌基础上产生的杰出诗篇。文人五言诗的形成，特别是无名氏《古诗十九首》的出现，是东汉文学的另一重大成就，其表现力与抒情性，影响了后世五言诗的发展与近体诗的产生。先秦两汉散文
先秦时代的散文，指与韵文相对而言的文体，包括所有论说文与记叙文。其中，殷商时代存留的甲骨卜辞，可算作中国散文的雏形。此外，商周时代在青铜器上铸刻的铭文，以及《易经》中记载的卜筮之用的卦、爻辞，都说明了中国的散文在形成过程中。
中国古代第一部记叙文和论说文的集子则是《尚书》。它是记言的古史，大都是一些誓词、政府的文告、贵族的告诫之词，以及一些记述文字，有殷商时代与西周时代作品，也有春秋与战国时代作品。《春秋》是一部鲁国的编年史，简略地记载了周王朝、鲁国和其他各国242年（前722～前481）的事件。总的来说，商周到春秋时代流传下来的散文不多，出色的也少，是散文的开端期。从春秋末年到战国时期，散文分别向着偏于论说的诸子散文和偏于记述的历史散文两方面发展。从诸子散文方面看，由于“士”阶层的壮大与活跃，分别代表不同阶级、阶层利益，发表意见，进行论辩，形成思想文化领域的百家争鸣局面。
前人把诸子分为十家：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代表作有：儒家的《论语》、《孟子》、《荀子》，道家的《老子》、《庄子》，法家的《商君书》、《韩非子》，墨家的《墨子》，杂家的《吕氏春秋》等，还有兵家的《孙子兵法》。早期的《论语》，是一部师生谈话录，活泼自由；《孙子兵法》已是一部兵家专著，结构谨严，论证周密。中期的《孟子》、《墨子》，采用对话形式，属学派集体著作，多带驳论形式，阐发详尽透彻；《庄子》则属庄周学派的论文集，基本上是一种专题论说文，不仅驳谬，还正面阐述自己的主张，是散文从语录体向专题论说文体转化的表现。到了《荀子》、《韩非子》，则是属学者个人的论文集了，多数篇章中心明确，条理清楚，逻辑严密，论证充分，说服力强，是先秦论说文成熟的标志。诸子散文注重文采，普遍地使用比喻、排比、夸张、映衬和运用寓言，形成各有个性的文风，创造出多种多样的文体。
从历史散文方面看，传说古时王者身边有左右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汉书·艺文志》）。春秋时期历史著作很繁盛，但留传下来的很少。战国时代，有编年体的《左传》，国别体的《国语》、《战国策》等。《左传》以《春秋》所记大事为纲，具体记叙了春秋时代250年的历史事件，具有历史的真实性。思想倾向的鲜明性和语言的形象性。《国语》偏重记言，具有一定艺术性。《战国策》记述战国时代历史，特别是纵横家的言行，叙事连贯、集中，具有情节性，并能刻画出富于个性的人物。先秦散文虽非纯文学作品，但对后世文学有着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是后世各种文体——从议论文、史传到小说、汉赋的滥觞；它的或纵横、或平易的文风，滋养了后代作者；它的表现手法（如春秋笔法，左传义法等），也成为后世文学运动的旗帜。
秦王朝统一中国后只存在15年，没有散文名篇留世。西汉散文，则是先从政论文发展起来，而在史传文方面，取得突出成就。西汉初年的贾谊和晁错，是政论文的代表作家，他们的作品或针砭时弊，或总结秦王朝灭亡原因，借古喻今，说服力强，鲁迅在《汉文学史纲要》中对他们的政论文有很高的评价。稍后的桓宽编成的《盐铁论》，改造了汉赋主客问答形式，有创新意义。东汉初年王充所著《论衡》，不仅是批判天道神权，指出孔孟言论中的荒谬，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一部重要著作，而且批判了当时以辞赋为主的正统文学的华而不实、伪而不真的文风。
汉代散文中，成就最突出的当属史传文。其中西汉时期司马迁著《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中一部继往开来的伟大著作。它以人物为中心的传记，是中国古代历史传记文学的开山之作，对后代文学家有着多方面的巨大影响。东汉班固撰成的《汉书》，体制承袭《史记》，既是中国第一部断代史，其史传文学的成就也较高，对后代史学和文学也产生了重大影响。此后，汉代散文中，还有类似小说（当时属志人、志怪一类作品）的，如刘向的《说苑》、《新序》、《列女传》等，既有史事，也有一些流行民间的轶事、传闻；《吴越春秋》等所谓“杂史”，除了根据史书记载外，也融入了有关的民间传说，对后期历史演义小说颇有影响。先秦寓言
先秦寓言是指先秦时代诸子散文、史传著作中的寓言故事。它在原著述中并不独立成篇，而只是作为论证手段之一，借助于带有劝谕或讽刺性质的简短故事来阐明一定道理。但因它自身具有高度的文学性而独立流传，对后世文学产生深远的影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体裁。“寓言”一词最早见于《庄子》。它产生自民间，是从比喻中发展起来，并在战国时代盛行。《庄子》一书，寓言共有200多个，《韩非子》中达300多个，其余著作中也不少见。它或是来自民间流传的故事，或是历史传说，或是作者创造的故事，大多瑰丽奇特，富有文学色彩。
就其作者而言，运用寓言的目的，主要是为了说明作者的观点，或者作为比喻，或者作为寄托，或者作为论证，以便阐发自己的主张，即庄子所说“以寓言为广”。
从内容方面看，先秦寓言中，一种是以寓言的具体性和形象性，来帮助人们理解和接受比较抽象以至深奥的哲理，如《孟子》的“揠苗助长”阐明他的养气说；《庄子》用“望洋兴叹”来阐释他的“道”的无与伦比，以“庄周梦蝶”来说明人生如梦。一种是以寓言来帮助阐述政治主张，如《韩非子》中的“郑人买履”、“守株待兔”说明“以先王之政治当世之民”是愚蠢的；《吕氏春秋》中的“刻舟求剑”，也是指责不顾时代变迁仍搬用旧法令的保守派人物。一种是阐明道德修养的，如《庄子》“庖丁解牛”喻养生之理，“佝偻承蜩”喻专心致志之道；《孟子》的“齐人乞墦”，讥讽追求富贵利达而不顾廉耻的人，“二子学弈”也阐明，学习须专心致志才能有所成。此外，还有用以阐明纵横策略的，多见于《战国策》中，如《魏策》中季梁以“南辕北辙”劝阻魏王伐赵，《齐策》中陈轸以“画蛇添足”劝止昭阳攻齐。
寓言引用者用寓言阐明论说的主旨，但寓言本身形象具有客观意义，它同引用者的理解可能一致，也可能有差异。此外，寓言还有自身的价值，我们可以从中看到社会的面貌，包括当时社会的本质、人情世态，具有很高的社会认识价值。
先秦寓言的艺术成就也很高，特别是作者通过丰富的想象，虚构的情节，塑造出许多生动的形象，具有浓厚的浪漫主义色彩。这在《庄子》中尤其突出，如斥鴳讥笑大鹏（《逍遥游》），盗跖怒斥孔丘（《盗跖》）等，故事千奇百怪，但都寓庄于谐，具有典型意义。夸张是先秦寓言常用的手法。拟人化也是常用手法，作者赋予大量动植物以人的性格特征，借以反映社会生活，如《战国策》中的“狐假虎威”、《庄子》中的“鸱得腐鼠”等故事，借狐的狡猾、虎的凶猛、鸱的丑陋，讽刺了社会中普遍存在的一类人物的性格与灵魂。
先秦寓言想象丰富，形象生动，夸张和拟人化手法的运用，以及一般结构简洁，语言简练与口语化、个性化，所具艺术价值也很可贵，不仅直接影响唐代、明代的寓言创作，而且自身起着上继神话，下启小说的作用。先秦寓言中简单的故事情节，个性化的对话启发了后代小说的产生；其中不少寓言，可看作魏晋杂事、志怪小说的雏形。汉赋
汉赋是西汉流行的赋文体。赋作为一种文体，战国后期已产生。《汉书·艺文志》载，荀子有赋10篇；旧说楚国宋玉也有赋体作品，如《高唐赋》、《神女赋》（有人疑为伪托）。战国后期纵横家的散文和楚辞的产生，促进赋体的进一步发展。与汉代社会变化密切相关，汉赋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
第一时期从汉高祖初年至武帝初年。当时文化思想比较活跃，其辞赋主要继承《楚辞》的传统，称为“骚体赋”，内容大都抒发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代表作家有贾谊与枚乘等。贾谊的《吊屈原赋》，悼念屈原借以自喻，抒发愤慨之情；《鹏鸟赋》则是用主客问答体以寓志遗怀，散文的气味浓厚。枚乘的《七发》通过太子与客的问答形式，批判了统治阶级的腐化享乐生活，结构宏大，辞藻富丽。
第二时期从武帝初年至东汉中叶之间，共约200年。《汉书·艺文志》著录这一时期汉赋有900余篇，作者60人。其中的西汉中叶90年间为鼎盛期。这一时期是汉帝国经济大发展、国力最强时期，特别是汉武帝向北抗击匈奴，向南讨伐部族，成为文人眼里的“盛世”；而武帝本人又好大喜功，雅好文艺，提倡辞赋，招纳文学侍从，因而产生了大量歌功颂德的作品。这些辞赋成为一种宫廷文学，其中一类作品支持汉武帝的政治、军事行动，歌颂他的武功；一类作品专供宫廷娱乐，专写天子游观之乐；也有一类作品因一些作家对自己作为文学侍从似俳优的地位不满而流露了感慨身世与对皇室奢侈生活加以讽喻的思想。司马相如是这一时期成就最高的代表作家。《子虚赋》、《上林赋》二赋（近人考定二赋或本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是其代表作，用夸张的笔法描写诸侯、天子游猎盛况和宫苑的豪华壮丽，借以歌颂汉帝国的强盛与汉天子的尊严。华丽的辞藻，夸饰的手法，韵散结合的语言和设为问答的形式，成为铺张扬厉的汉大赋的奠基之作。这期间的汉赋作家还有东方朔、枚皋、王褒等人。后期100年间，作品尚有特色的作家有扬雄和班固。扬雄作为西汉末代表作家，以其《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著名。作为东汉前期代表作家的班固，则以《两都赋》著名。
第三时期从东汉中叶至东汉末年。因国势转弱，社会动荡，以歌功颂德、铺张扬厉为特点的汉大赋转为以反映社会黑暗现实，讥讽时事，抒情咏物的短篇小赋兴起。张衡的《二京赋》、《归田赋》是代表性赋作。前者除了铺陈帝都形势、宫室、物产外，还写了民情风俗；后者则以清新的语言，描写自然风光，抒发自己不愿同流合污、自甘淡泊的情志。张衡的作品使赋从内容、体制到风格发生了根本的转变。汉赋是两汉400年间文人创作的主要文学样式。其中作为正宗的大赋虽有较大的思想上、艺术上的局限，但它对都市、宫廷的描写，对语言辞藻的锻炼，技巧的追求，特别是因辞赋的出现促进文学观念的形成，使它在中国文学史上仍然占有一定地位。两汉诗歌《两汉诗歌》，指的是西汉至东汉历时400年间的诗歌创作。包括民间歌谣和文人创作两部分，以两汉乐府民歌和东汉后期文人五言古诗的成就最高。
秦末汉初，盛行楚声短歌，项羽《垓下歌》、刘邦《大风歌》为其代表。武帝时正式建立乐府机构，担负搜集整理民间歌谣，制定乐谱，教习乐工的任务。这些乐章、歌辞即为“乐府诗”，简称“乐府”。
西汉采集民歌的规模不小，东汉仍然沿袭了下来。两汉乐府民歌大多已亡佚，今存总共50首左右，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是收集乐府歌辞最完备的一部总集。
这些乐府民歌多为“街陌”之间的产物，出于社会下层群众之间，表达了劳动人民的心声。思想内容主要表现在4个方面：
一是反映民间疾苦，抨击统治者对人民的奴役和掠夺。如《战城南》传达了人民反对战争和徭役的呼声；《东光》表现了对劳师远征的抱怨；《十五从军征》反映了战争给人民生活带来的痛苦与破坏。
二是反映人民的贫困境遇和漂泊生活。如《妇病行》中描写一个贫民家庭的悲惨景象，《古歌》、《悲歌》写出“游子他乡”的流荡漂泊生活的悲痛和愤激。
三是反映上层社会生活，如《陌上桑》、《鸡鸣》、《相逢行》，或揭露统治阶级的荒淫无耻，或暴露他们的生活的奢侈享乐。
四是表现爱情和婚姻的诗作，如《有所思》、《上邪》、《上山采靡芜》等，或表现对爱情的执著追求，或抒写夫妇离别的哀伤，或表达弃妇的哀怨。诗作《孔雀东南飞》，通过一对恩爱夫妻的婚姻悲剧描写，控诉了封建礼教的罪恶，是东汉时期最杰出的长篇叙事诗。
总的来说，仅乐府民歌以其反映社会现实的广阔与深刻，叙事与描写的成功，比兴手法的灵活运用，四言、五言、杂言等多种形式的采用，而有珍贵的价值。它不仅丰富了中国文学宝库，也促进了文人诗的发展。
五言诗是汉代诗歌精华之一，它在西汉歌谣中已流行，到了东汉乐府民歌中得到发展。文人创作的五言诗，更使它的发展进到新的阶段。
班固的《咏史》是今存最早一首文人五言诗。以后又有张衡《同声歌》、秦嘉《赠妇诗》、蔡邕《翠鸟》、郦炎《见志诗》、赵壹《疾邪诗》和孔融的《临终》等诗，有的抒写了真挚感情，有的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而且五言诗技巧也臻于完善。此外，还有一些无名氏诗作，包括收入萧统《文选》的《古诗十九首》和被后人称为苏武、李陵作的“古诗”。这些文人五言诗抒发了下层文士伤时失志、离愁别怨和愤世嫉俗的思绪，表达了他们向往仕进，渴望爱情和友谊，以及悲叹人生无常的情怀。“古诗”大多语言自然、简洁、生动，深挚的感情在平淡而含蓄中道出，耐人寻味，作为古代抒情诗，其艺术成就较高。
两汉诗歌继承、发展了《诗经》、《楚辞》的优良传统，反映了两汉的社会生活与人民的思想感情，而且使五言诗达到成熟阶段，对后代诗歌艺术有深远的影响。贰 魏晋南北朝文学魏晋南北朝文学概述
历史上魏晋南北朝时期，始于东汉末献帝建安年间形成的魏、蜀、吴三国鼎立，中间经历西晋短暂的统一，随即“永嘉之乱”酿成南北分裂，北方匈奴等五族入侵，南方东晋偏安一隅，最后被宋刘裕取代，而转为南北朝时期，直至隋文帝统一中国，历时近400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可分为魏晋文学和南北朝文学。
东汉末年，皇朝的统治被农民大起义摧垮，魏、蜀、吴政权相继成立，出现三国鼎立局面。这一时期由于思想比较活跃，使魏国建安文学得以兴盛。曹操父子三人（称“三曹”）和“七子”是这个文人集团的主要人物，又以曹丕、曹植为核心。曹操的诗文表现了他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壮阔胸怀和豪迈气概；曹丕的诗歌清丽隽秀；曹植的作品则骨气奇高，词采华茂。孔融、陈琳、王粲等“七子”也各标其美。但建安文学有着共同的时代特征，就是“慷慨悲凉”，作者关心现实，面向人生，作品反映了汉末社会的变故和人民的疾苦。后人称这些时代特征为“建安风骨”（又称“汉魏风骨”），受到推重。以嵇康的散文和阮籍的《咏怀诗》为代表的正始文学，继承了建安文学的优良传统，但受老庄、玄学影响，对现实多持冷淡的态度。
西晋时期作家颇多，但成就不高。文学却已进一步自觉起来，指出了“诗缘情而绮靡”（陆机《文赋》）的特征。陆机的拟古诗作影响了后人，他的《文赋》是一篇论文名作。潘岳的《悼亡》之作，传诵千古。左思的诗作寓咏怀于咏史，笔力雄厚，成就最高。张华除诗赋外，所撰《博物志》是现存志怪小说中较早的一部。东晋时期，文坛流行玄言诗赋，它是时代清谈务虚风气的产物。陶渊明是这一时期最有成就的诗人，其诗作写出自己从仕官到归田的生活体会，自然朴素，直率新鲜，蕴含着淳朴高尚的思想和美学价值。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开始兴盛，一类为因巫风盛行、佛道传播而产生的鬼神志怪作品，一类为以清谈风气影响而产生的记载士大夫轶事清言的志人作品。志怪小说名作有东晋干宝的《搜神记》，志人小说的先驱则有裴启的《语林》，还有葛洪的《西京杂记》（托名刘歆）。
南朝文学是指东汉以后，在江南地区连续出现的宋、齐、梁、陈4个朝代的文学。由于江南物力富饶，为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充分的物质条件。豪门士族垄断了文化，并造成了普遍重视文学的时尚和文坛的繁荣。但是由于时代政治形势的动荡和作家生活的优裕与思想的消沉，又造成了作家作品数量之多和作品内容的单薄空虚。作品在描写自然、爱情、友谊时不乏真情，但大量的属饮宴、应酬、咏物之作，有的为艳体诗。为了掩饰内容的贫乏，作家们十分重视形式的精美，追求辞藻的华丽，声律的和谐和属对的工切，轻靡绮丽成为这一时代的文学风貌。
南朝文学的主要形式是诗歌和骈文。代表作家有刘宋时期的鲍照、谢灵运。鲍照的乐府诗强劲奔放，充满悲愤不平；谢灵运的山水诗精致清新。梁代的宫体诗讲究调声选色，规整工丽，突出的作家有谢朓、沈约、江淹等。
南朝小说也可分为轶事和志怪两类，前者有刘义庆的《世说新语》，后者有刘义庆的《幽明录》等。
文学批评在南朝时代有充分的发展，刘勰的《文心雕龙》是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划时代的巨著，钟嵘的《诗品》是一部重要的诗论专著。南朝文学虽然内容贫乏，但其形式的成熟，为光辉灿烂的唐代文学的发展准备了必要的条件。北朝文学指北魏、北齐、北周三代的文学。它繁荣于后期，但在诗、赋和骈文方面，成就难与南朝相媲美。
散文方面，出现了一些著名作家，如郦道元的《水经注》，虽为学术著作，其中写景的一些片断，为后人传诵；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虽不完全是文学作品，但有些部分的文采，也被人们喜爱。今存少数民族作品《敕勒歌》，则历来被视为诗歌中的杰作。魏晋南北朝诗
魏晋南北朝，历时约400年，是中国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时期，不仅政治历史情况复杂，文学发展也在不断变化中。诗歌则有长足的进步，成为重要发展时期。
在长达200年的魏晋时期。如果说两汉时期，文人创作以辞赋为主，进入以魏为中心的三国时期，文人创作的重点则转向了诗歌，并在此后出现了几次创作高潮。
首先是以曹操父子三人为代表，包括“七子”、蔡琰等作家在内的建安文学的出现，掀起了诗歌创作的第一个高潮。他们的诗作继承了汉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传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动乱和民生的疾苦，表现了统一天下的理想和壮志，具有悲凉慷慨的时代风格。《薤露行》、《蒿里行》、《七哀诗》、《悲愤诗》等，是这类诗歌的代表性篇章。这一时期不仅有曹操的《短歌行》等四言诗佳作，而且五言诗创作也进入鼎盛年代，其中曹植的作品（如《赠白马王彪》、《杂诗》6首等）最为成熟。文人七言诗也在兴起中，曹丕的《燕歌行》是代表性作品。文人乐府诗也得到发展，“三曹”与“七子”都有不少乐府诗作流传。
随后的正始时代，司马氏与曹魏夺权斗争，出现黑暗、恐怖的政治局面，崇尚清谈、消极避世的思想得到发展。在这一现实状况下，出现了正始文学，代表作家有阮籍和嵇康。他们的诗作主要是对黑暗恐怖的政治现实的揭露，但往往用比较曲折的方式来表达，流露了韬晦遗世的消极反抗思想。阮籍的《咏怀诗》是代表作。
西晋王朝建立后，出现过短暂的全国统一局面，产生了太康年间的繁荣。这期间的诗人有张华、张协、陆机、陆云和潘岳、左思等人，诗作较少反映现实生活，内容多浮泛，但开了雕琢堆砌之风。左思的《咏史》诗成就较高，西晋、东晋之交的诗人，刘琨、郭璞是代表。他们的作品现实性较强。其后，诗坛盛行玄言诗。直到东晋末陶渊明的出现，才使诗坛大放异彩。他的作品富有现实内容，表现了诗人对士族社会的否定，对高贵品格和理想的追求，具有自然平淡的风格与深远的意境。陶渊明是中国诗歌史上最优秀的诗人之一。
南北朝时期，南方经历了刘裕的宋代晋、再经齐、梁、陈4个朝代为南朝。北方自西晋亡国后，进入了五胡十六国时期。南朝社会相对安定，经济有了发展，但导致帝王与士族日益腐朽荒淫。在南朝文学中，诗歌较为繁荣。其诗作虽然反映社会现实而比较狭窄，但艺术形式与艺术技巧有重大进展。
刘宋时期，出现了以谢灵运、颜延之和鲍照为代表的“元嘉三大家”。其中的谢灵运是山水诗的大家；鲍照的乐府诗和拟古诗古朴、活泼，反映了民间疾苦。齐、梁诗歌以谢朓、沈约为代表（号称“永明体”），讲究诗歌声律，提倡“四声八病”说，为唐代格律诗奠定理论基础。梁中叶到陈的诗作，出现以萧纲、萧绎为代表的“宫体诗”，其内容贫乏，风格柔靡，但也有一些健康的诗。
南朝的民歌，以其短小的形式，清新的风格，表现人民对爱情的追求和对封建礼教的反抗，也值得珍视。北朝诗歌远不如南朝的繁荣，文人诗兴起较晚，其中有影响的诗人如庾信、王褒，也是由南朝流入的。其形式、技巧也是学习了南朝诗歌，虽然内容和风格不乏自己的特色。南北朝民歌
从晋室南渡到隋代统一，270余年，南北形成对峙局面。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由于生产条件的悬殊，政治环境的差异，以及地理、风俗等各方面的不同，在文学上，也形成南北不同的色彩，这在民歌中反映得尤为明显。
首先从诗歌的题材方面来看，南朝民歌尽管数量多，但题材比较狭窄；北朝民歌虽然数量少，但题材相当广泛。现存南歌约有400多首，主要分为“吴声”和“西曲”两大类。在内容上几乎是清一色的情歌，而且所写的大多是以女子为第一人称。其中的男女私情，往往是“非礼”的关系，或是私相爱慕，或是萍水相逢，充满了对感情热烈而执著的追求。这些现象的出现，应是有其社会根源的。江南自“永嘉之乱”后，中原人民大量南移，农业、手工业、商业都有很大的发展，尤其是沿江的许多城市，如建康、江陵、襄阳等，空前繁荣。而这些都市中，又聚集着大量的中小商人、手工业者、无业游民。他们家庭中的妇女，因生活的环境和社会地位，对于礼教的观念较为淡薄，在男女爱情问题上也更为热烈、恣肆。而民歌中对此的表现，又恰恰迎合了当时腐败了的上层阶级的胃口，故得以广为流传并被大量保存。
现存的北朝民歌，只有60多首，内容却相当广泛，战争的频繁、生活的艰苦、民风土俗、北国的风光景物等等都有涉及。如那首著名的《敕勒歌》：“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寥寥几笔，勾勒出北方草原雄浑苍茫的壮丽景象，这在南歌中是没有的。当然，最突出的是，北歌中出现了《木兰诗》这样一首堪与“汉乐府”中的《孔雀东南飞》相提并论的优秀长篇叙事诗。
其次，从语声方面来看，南歌婉转清丽，北歌质朴明快。尤其是南歌中大量使用了双关隐语，使诗歌更显缠绵含蓄。双关隐语的构成，主要是利用谐音字和一字多义，故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情形是同音同字：“合散无黄连，此事复何苦。”“散”既是药名，亦喻聚散之“散”；黄连之味“苦”又喻相思之“苦”。第二种情形是同音异字：如“莲”双关“怜”，“丝”双关“思”等等，如“雾露隐芙蓉，见莲不分明”。这些手法的大量运用既是南方民间习俗在诗中的渗透，也给诗歌添上了几分活泼与生动。北歌的语言，却以质朴明快、刚健有力见长。没有南歌的精巧文辞，更不用双关隐语的技巧。
再次，从形式体制方面来看，南北朝民歌均以五言四句占多数，这种格式对五言绝句的形成，有较大的影响，不过南歌中有五言三句、五句、六句者，为北歌所无；北歌中的七言二句、四句体也不见于南歌。
最后，南北朝民歌的整体风格特征亦与语言特征及反映的感情特征相关联。南歌委婉细腻，北歌豪放粗犷，这与地理环境差异也有一定关系。南方气候温暖湿润，河网密布，物产富饶，容易陶冶出以明丽妩媚为特征的艺术情趣；北方是一马平川，景观缺少细部的变化，生活相对简单而严峻，大自然却有南方无法比拟的博大、崇高和雄浑，这样的环境较容易铸就北方人民宽阔的胸怀以及豪迈而又质朴的审美特征。因此，同样是爱情歌曲，南歌真挚缠绵。北歌大胆干脆。
对后代影响巨大而足以代表北朝民歌最高成就的当然是《木兰诗》。《木兰诗》在我国古典诗歌发展史上，初次塑造了一个英姿飒爽的具有典型英雄性格的女性形象，再配上北方雄浑的自然景色，画面气魄宏大，读来令人意气振奋。《木兰诗》在体式上使用杂言，轻便灵活，接近于口语，既注意押韵，又注意韵脚的不断转换。诗的结构、布局也极有特色：铺排时淋漓酣畅，简略时则惜墨如金，如木兰10年的戎马生涯，只用了20个字，便一笔带过。另外故事情节特强，比喻新奇幽默，叙事与抒情相糅合等等也都是这首诗的特点。魏晋南北朝赋
魏晋南北朝时期，辞赋的地位已经远不如诗歌，但仍有不少诗人兼作，产生了不少佳作，辞赋本身也经历了一个发展演变。魏晋时期，首先表现为由两汉时期以铺写京都、宫殿、苑圃、田猎为主的“体物”大赋，逐渐变为抒情小赋，并且朝骈化发展。
建安时期辞赋创作较普遍，今存赋作达150多篇，大部分为小赋，作者包括了曹操父子三人和建安七子诸人。其作品内容一是题材扩大，二是反映社会生活的功能加强，三是强化了抒情性。佳作有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魏末的辞赋作家有何晏、阮籍、嵇康等。
西晋太康作家写辞赋的更多，作品数量超过建安时期，形式也以小赋为主。著名作品有：潘岳的《西征赋》、《秋兴赋》，陆机的《豪士赋》、《文赋》，成公绥的《啸赋》，木华的《海赋》等。
这时期著名的大赋则有左思的《三都赋》，描绘了三国时期魏、蜀、吴都城盛况，作品在当时身价极高。东晋时期的辞赋不重雕琢，比较明确、畅快、清新，著名作品有郭璞的《江赋》，孙绰的《游天台山赋》，陶渊明的《闲情赋》、《感士不遇赋》等。
南朝的赋包括宋、齐、梁、陈四代之作，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咏物抒情小赋；一类是以“体物”为主，偏重于铺张、夸饰的大赋。前者多传诵名篇。
刘宋初年有颜延之的《赭白马赋》，用典繁密。谢灵运的长篇《山居赋》，铺陈过多，不如《罗浮山赋》、《岭表赋》等山水之作流丽。稍后有谢惠连和谢庄的咏物之作，如前者的《雪赋》、后者的《月赋》，隽永清新。鲍照的辞赋成就最高，如所作凭吊广陵（今扬州）的《芜城赋》，笔力雄健，写出了广陵昔盛今衰的面貌；他的《舞鹤赋》、《野鹅赋》等也寄托深远。齐代的作品较少，仅谢朓的《临楚江赋》尚遒劲。
梁代是南朝赋作鼎盛时期，作家与作品较多。当时的宫体诗人也写作绮语闲情、轻艳流荡的辞赋。简文帝萧纲今存赋作就有23篇。成就最大的是江淹，作品今存约40篇，题材较广泛。《恨赋》、《别赋》是他所作传诵不衰的名作，主题、题材均新颖别致。沈约也是梁代著名辞赋家，他的《丽人赋》等属于轻绮一派代表作。陈代仅存赋作20篇，较著名的有徐陵的《鸳鸯赋》。总的来说，南朝辞赋崇尚华靡，创新之作不多。北朝的赋包括北魏、北齐、北周三代之作。兴起时间较南朝晚，成就也不如南朝。张渊的《观象赋》是北魏最早的赋作。孝文帝迁都洛阳后，辞赋作品仍不多见。孝明帝即位后，北魏朝政日乱，才有文人利用辞赋发愤抒情。如元顺的《绳赋》，借物喻人，以讥讽世态；李骞的《释情赋》，抒写身处乱世而洁身自好的志趣；袁翻的《思归赋》，抒情意味强烈。北齐文人的赋作留下不多，由南方入齐的颜之推所作《观我生赋》，记载梁末北齐史事，颇有文采。
北周的辞赋，也是首推由梁而留在北周的作家庾信的成就最高，代表作《哀江南赋》，怀念故国，自悲身世，感情诚挚，风格苍凉沉郁。他的抒情小赋《松树赋》、《小园赋》艺术成就也很高。魏晋南北朝散文
魏晋南北朝时期，历时约400年，社会处于长期分裂和动荡不安的状态。在这复杂的历史情况下，中国文学也经历了许多变化，但它是文学走上独立自觉的时代。这一时期的散文，不仅讲求遣词造句的艺术技巧，逐渐走向骈偶化，而且在表达社会政治见解的同时，个人抒情色彩也越来越浓厚。整个时期，骈文有突出发展，在散文中占据统治地位。
魏晋时期的散文，当首推曹氏父子三人。曹操的《求贤令》等文，清峻通脱，质朴简约；曹丕的《与吴质书》等书札，清丽绰约，富于情意；曹植的表章多有哀怨，书札（如《与杨德祖书》）情浓词美。“建安七子”则各有所长，如孔融的文章刚健锋利，陈琳的檄文铺张扬厉，阮瑀的符檄文思敏捷。其他如蜀国的诸葛亮《出师表》，言辞恳切，被认为是章表类的一篇杰作。魏晋之交的散文，多论难之作、玄理之辩、嫉世之辞。阮籍的名作《大人先生传》语重意奇；嵇康的《管蔡伦》、《与山巨源绝交书》明快犀利。他们都长于辩论。王弼、何晏的文章不多，也不如阮、嵇的文章感人，但尚能深辩玄理，言约意深。西晋时期的散文走向骈偶化了，文体也越来越多。陆机被认为是骈文的奠基者，《豪士赋序》等能把说理与抒情结合起来；潘岳擅长哀诔文。
东晋时期仍盛行骈文，但也有人以散驭骈，成绩突出。王羲之的《兰亭集序》笔势飘逸，清淡而多情。陶渊明是这一时期重要的散文家，文章自然淡泊而内涵丰富，用山水田园、人情物态的描写，代替了魏晋间的玄学佛理的空谈。他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序》、《五柳先生传》等是千古传诵的不朽名篇。
南北朝散文，指南方的宋、齐、梁、陈四代和北方的北魏、北齐、北周三代的散文。整个南朝时期，除部分论议、奏疏外，骈文在散文中占统治地位。骈文是讲究语句偶俪、音调铿锵、对仗用典的文体，起自东汉，经过西晋至南朝，特别是齐永明以后，已成熟而定型。
作家们撰文，一是在隶事用典上更加繁复，二是追求声律的和谐更加自觉，三是句式愈趋整齐，大多以四、六句为主。南朝文常被后人视为文风卑弱的标本，这同作家们大部分出身豪门士族，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缺乏对广大人民的生活感受，又不能直面现实政治生活有关，以致文章内容空泛，风格轻靡。虽然不少优秀的叙事文、抒情文与议论文也能做到内容与形式的完美统一，但大多数文章却被骈四骊六等形式束缚。
南朝骈文的优秀作家有鲍照、江淹、刘峻、徐陵、沈约等人。其代表性作品则有鲍照的描写山水风景的名篇《登大雷岸与妹书》，丘迟的喻理动情的名篇《与陈伯书》，孔稚珪的讽刺假隐士的俳谐名篇《北山移文》等。
北朝文学不仅兴起晚，成就也不如南朝。北魏前期，几乎没有产生过什么作品，散文也不例外，直到孝文帝元宏年间迁都洛阳后，大力推行汉化政策，才有文人逐渐开始致力诗文创作。但初时文人如温子昇、邢劭等，作文大都受南方文人的影响。直到两魏末年，梁代作家庾信、王褒等来到长安，一时间北周文人所作的骈文多了起来。庾信是这个时代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骈文家，当时与徐陵齐名，号称“徐庾体”，其风格苍凉悲愤，笔力刚劲，用典与对偶的技巧圆熟。他撰写的《哀江南赋序》是名篇，被人们称为一首无韵的抒情诗。整体看北朝文重气质，便于时用，但大都为骈体文，又有其局限性。属于散体的文章，则有郦道元的《水经注》、杨衒之的《洛阳伽蓝记》和颜之推的《颜氏家训》。前两部书重辞藻，有不少佳作，如《水经注》中的写景文字，《洛阳伽蓝记》中记述佛寺掌故时兼及贵族淫靡生活的文字；后一部书重说理，所以虽然不是纯文学作品，却颇有文采，被后人喜爱。汉魏小说
汉及魏晋时期的小说，处于中国小说发展的萌芽期。
小说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奏汉以前，如《山海经》、《穆天子传》中保存的神话传说，先秦诸子文中夹杂的一些寓言故事。《汉书·艺文志》中著录小说15家，但大多已亡佚。唐人编《隋书·经籍志》在史部地理志中列入《神异经》、《海内十洲记》，旧事类列入《汉武帝故事》、《西京杂记》，杂传类列入《汉武帝内传》、《汉武洞冥记》和晋以后的《搜神记》、《搜神后记》、《异苑》、《续齐谐记》等。宋人已把这类书归入小说了。清人又把野史笔记之类也归入小说。
这就是汉魏小说的概貌。对这些作品，大致可以分为志怪和轶事（又称志人）两类。
志怪小说的产生，同汉末以来神仙方木说盛行，佛道两教广泛传播，侈谈鬼神、称道灵异的社会风气蔓延相关。当时冠以“志怪”的书层出不穷，其内容十分庞杂，大致可分3类：一类为地理博物之琐闻，如《神异经》、《十洲记》、《汉武洞冥记》及张华的《博物志》，既记述异域的山川异物，也掺杂神仙道术事；一类为夸饰正史以外的历史传闻，如《汉武帝内传》、《汉武帝故事》和王嘉的《拾遗记》等；再一类是鬼神怪异的故事，如干宝的《搜神记》、颜之推的《冤魂志》、托名曹丕的《列异传》和刘义庆的宣扬佛法的《幽明录》等。
其中的一些优秀部分，虽然带有神异色彩，却通过美丽的幻想，表达了人民的爱憎和理想。著名的故事有：《干将莫邪》、《韩凭夫妇》、《李寄斩蛇》、《吴王小女》和《宋定伯捉鬼》等。
轶事小说是记载一些知名人物的言行轶事汇集而成。较早的有葛洪的《西京杂记》，其中的《王嫱》写毛延寿贪贿、王嫱远嫁匈奴的故事，《鹔鹴裘》写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故事。
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专写人物言行轶事的一部集大成之作。其中表扬了一批正面的人物，如《管宁割席》中的鄙薄金钱与权势的管宁；《言语》、《雅量》等篇中，具清谈家、政治家风度的谢安；也记述了士族阶层的性格和表现。《世说新语》有较高的艺术成就，它能即事见人，通过人物的言行写出其特征，传达其神态与心理，文字简约、隽秀。叁 隋唐五代文学隋唐五代文学概述
源远流长的中国古代文学，到隋唐五代时期，发展到了一个全面繁荣的新阶段，整个文坛出现了自战国以来所未有的百花齐放、万紫千红的局面。其中诗歌的发展，更达到了高度成熟的黄金时代。唐代不到300年的时间中，遗留下来的诗歌就将近5万首，比自西周到南北朝一千六、七百年中遗留下的诗篇数目多出两三倍以上。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也大大超过战国到南北朝著名诗人的总和。而李白、杜甫的成就，更达到诗歌创作的高峰。在散文方面，由于古文运动的胜利，创造出许多传记、游记、寓言、杂说等新型短篇散文。在小说方面，也出现了许多打破六朝志怪小说格局、别具一格、富于文采与意想的传奇作品。除了这些前代所已有的文体在这个时期获得推陈出新的辉煌成就而外，变文一类通俗讲唱文体在民间的广泛流传；词的从民间到文人，从萌芽到成熟，更为后代文学的新发展开拓了道路。
这个前所未有的文学全面繁荣局面的形成，一方面固然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变革的结果，但更为根本的还是决定于文学发展的社会基础和历史条件。
经过了将近400年的分裂动乱的痛苦之后，隋唐时代终于实现了人民所渴望的国家的统一。隋唐统治者为了巩固统治的地位，不得不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在政策上不得不照顾中小地主阶级的利益，限制豪门士族的势力。自隋代开始，士族势力逐渐削弱，隋末农民大起义更给士族以沉重的打击。隋唐实行均田制，把国家掌握的官田、无主地、荒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一部分农民。对地主豪族过多地占有土地也有限制，某些豪族逾限占有的土地曾被没收，一部分农民就从地主豪族的部曲转为政府的均田户。在生产发展中，租佃剥削方式的庄园地主经济，逐渐代替了奴役部曲剥削方式的豪门地主经济。租庸调税法的实行，赋税、徭役负担有所减轻，中小地主阶级逐渐抬头，劳动人民的处境也有一些改善，再加氏族志的重修，户第的重新划定，士庶界限逐渐消失，豪门士族的势力更日益衰微了。正由于这一系列生产关系的调整变化，唐代国家迅速强大起来，从贞观至开元100多年中，农业、手工业生产不断上升。贞观时期，斗米值三四钱，成为历史佳话。手工业方面，绫锦、陶瓷、纸张、金属制品等都达到很高的水平。杜甫《忆昔》诗描写说：忆昔开元全盛日，小邑犹藏万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仓廪俱丰实。九州道路无豺虎，远行不劳吉日出。齐纨鲁缟车班班，男耕女桑不相失。……
唐代极盛时期势力所及的范围，东北至朝鲜半岛，西北至葱岭以西的中亚，北至蒙古，南至印度支那，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封建帝国。城市的空前繁荣，更标志着当时封建经济的发展水平。唐代首都长安城，周围约有35.5公里，其规模之巨大，为当时世界所少见。全城人口共30多万户。南城商业区布满“邸店”（旅店）和“商肆”（店铺），聚居着中亚、波斯、大食等国的外商。长安有5条大道通往全国各方。水路则“旁通巴汉，前诣闽越”，“控引河洛，兼包淮海”。除长安外，洛阳、扬州、广州、成都、凉州等城市也都非常繁华富庶。对外交通也非常发达，陆路有北、中、南3条路通往中亚和印度。水路上，中国海船可以远航至红海、印尼、日本。当时所有的亚洲国家都和中国有经济文化上的往来。而朝鲜、日本、印度、中亚各国和中国的关系尤为密切。
隋唐统治者为了扩大统治基础，除经济方面采取措施而外，在用人方面也一反魏晋以来保护士族特权的九品中正制，实行科举，通过明经、进士等常科以及其他种种名目的制科考试，选取官吏。许多宰相、大将都是科举出身，这就在许多中下层地主阶级文人面前展开了比较宽广的出路，激发了他们对功名事业的种种幻想。在宗教和文化上，唐统治者对儒、道、释三家思想都很重视，儒、道经典都列为科举考试的重要内容，佛教也得到武后、宪宗等的提倡，其他宗教和学说也未受排斥，这对文人思想的活跃也是很有利的条件。作家的队伍扩大了，许多作家都来自中下层地主阶级，生活上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磨炼，他们对社会情况、人民生活都比魏晋六朝那些上层文人更为熟悉，思想感情、精神面貌也比他们充实而健旺。“遍观百家”、“好语王霸大略”、“喜纵横任侠”成为唐代许多文人共同的风尚，在政治上，他们更往往高谈“济苍生”、“安社稷”、“致君尧舜”。韩愈的辟佛老，俨然以天下为己任，柳宗元的《封建论》更在肯定君权前提下倡言“公天下”。这种思想活跃的状况，对文学有相当深刻的影响。儒家的仁政思想，对杜甫、白居易等现实主义诗人的创作有明显的好影响，道家蔑视礼法，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思想，在李白等浪漫主义诗人的作品里也焕发了光彩。此外佛教的流传，除对王维等作家的思想有影响外，对变文及其他讲唱文体也有很大的作用。当然，儒、道、释思想对文学也各有消极的影响。
国家空前规模的统一，对文学繁荣也提供了有利的条件。过去由于南北对立，文化发展殊途。在学术上是“南人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在文学上是“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但自隋代统一，双方就开始互相吸收。唐初文人更明确地提出南北文学应“各去所短，合其所长（《隋书·文学传叙》）的要求。这种愿望终于在统一局面下实现了。”
盛唐的诗歌，中唐的古文，正体现出南北文化汇流的汪洋浩瀚的局面。同时国家的统一，水陆交通的发达，也使作家生活视野扩大了。唐代作家如李、杜、高、岑、元、白、韩、柳等都走过很多地方，都有许多出身地位、思想性格不同的朋友，这是六朝文人，乃至许多两汉文人所不及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唐代国内各民族关系比过去更为融洽，中外文化的交流，也比过去更为活跃。中国传统的音乐、舞蹈、绘画、雕塑乃至日常生活的饮食、服饰，都受到其他民族文化的影响而有重要的发展。唐代在中国各民族音乐的基础上吸收外来音乐，建立了燕乐、清乐、西凉、高昌等10部乐曲。舞蹈方面，剑器舞、胡旋舞等也来自西域。绘画方面也吸收外国色彩、晕染的技巧，出现了敦煌许多壮丽的壁画，也出现了阎立本、吴道子、李思训、王维等绘画大师。各种艺术的发展，大大地促进了文学的发展。王维的山水诗，号称“诗中有画”，显然受到山水画的积极影响。
音乐的发展，不仅有助于诗歌的入乐传唱，还直接促成了词的诞生。更值得注意的是吸收其他民族文化的精华，使唐人精神生活大大地丰富了。我们读李颀、岑参、杜甫等人描写音乐、舞蹈、绘画的诗歌，可以看出当时艺术创作饱满的内容，新鲜的活力，也可以看出当时作家们勇于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精神。鲁迅说：“遥想汉人多少闳放，新来的动植物，即毫不拘忌，来充装饰的花纹。唐人也不算弱。例如汉人墓前石兽，多是羊、虎、天禄、辟邪。而长安的昭陵上，却刻着带箭的骏马，还有一匹鸵鸟，则办法直前无古人。……汉唐虽也有边患，但魄力究竟雄大，人民具有不至于为异族奴隶的自信心，或者竟毫未想到，绝不介怀。”（《坟·看镜有感》）这种魄力和信心，正是来自国家的强大和统一。
唐代文学的繁荣，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从先秦到汉魏六朝，文学经历了长远的历史发展过程，诗歌、散文、小说等方面都积累了丰富的遗产。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的光辉传统的建立和发展，不同思想倾向的表现，不同题材领域的开拓，不同文体特征的探索，以及声律的运用，语言风格的创造，手法技巧的革新，都为唐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值得借鉴的财富，同时，也留下了不少深刻的教训。这些都是唐代文学繁荣的必要条件。但是，更值得重视的是，唐代作家对文学遗产所采取的批判继承、推陈出新的态度。
隋及初唐时期，齐梁形式主义诗风虽然还占统治地位，但初唐四杰已开始对它表示反对，到了陈子昂，更大力扫荡齐梁诗风，标榜“风雅比兴”、“汉魏风骨”的传统，在复古之中实现革新。李白继承着陈子昂的革新精神，一面说“自从建安来，绮丽不足珍”，一面又学习楚辞和乐府，创造了独特的浪漫主义的诗风，完成诗歌革新的使命。到了杜甫，更总结自己的创作经验，明确提出“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的主张，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注意内容精神，又注意声律形式。正因为如此，他的现实主义的诗歌才能够“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负起了继往开来的任务。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理论，更深刻地揭示了中国诗歌的现实主义的传统。在散文方面，韩愈一方面指责六朝文风：“其声清以浮，其节数以急，其辞淫以哀，其志弛以肆，其为言也乱杂而无章”，但是他并不全废骈俪，而且他的“陈言务去”的主张，也受南朝文人“辞必穷力而追新”的启发。
这些唐代杰出作家在对待遗产上，都体现了一种既批判又继承的共同精神。虽然他们批判的标准、继承的目的和我们显然不同，但是这种既不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能虚心向古人学习的精神，使他们借鉴而不流于模仿，继承而又能有所创造。这是非常值得珍惜的。
唐代的君主，很重视诗歌，也大都能做诗，太宗、玄宗的诗曾为某些文人所称赞。武后宴集群臣，宋之问赋诗最佳，曾获御赐锦袍；王维死后，代宗曾关心他诗集的编纂工作；宣宗也曾写诗悼念白居易，这对倡导做诗风气，提高诗人声誉，是颇有作用的。我们知道，唐代非常重进士之科，故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摭盲》）的谚语。在进士科考试中，诗歌是重要内容之一，所谓“丹霄路在五言中”。这种制度对一般文人普遍重视诗歌技巧的训练及诗歌形式的掌握，也是有一定作用的。
唐代人民群众爱好诗歌成为普遍风气。《全唐诗》中收录了很多和尚、道士、尼姑、宫人、歌妓，以及无名氏的作品，可以看到诗歌在唐代的确不是少数文人的专利品。唐代小说不少引用诗歌，变文和其他通俗文学大量应用五言、七言诗歌作唱词，都说明群众对诗的喜爱。高适、王昌龄、王之涣在旗亭听歌妓唱诗的故事，以及白居易的诗传诵于“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的事实，更可以想见著名诗人作品在人民群众中广泛流传的盛况。这种诗歌和群众之间的亲密关系，是过去的诗人所无法想象的。这固然是唐诗繁荣的结果，但反过来对诗歌创作也是一种促进的力量。
上面是隋唐五代文学（主要是唐诗）所以繁荣的一般原因。但是，隋唐五代文学的发展过程中，不同时期还有不同的特色。
隋文帝统一全国，结束了汉末以来400年的分裂混乱局面，社会一度出现繁荣的景象。到了隋炀帝继位，却穷奢极欲，又多次发动侵略战争，严重地破坏社会生产力，不数年便弄得经济凋敝，民怨沸腾，隋王朝也就在四面八方的人民起义中灭亡了。
隋朝前后只统治30多年，作家大半是南北朝旧人，受南朝文风影响极深，加上隋炀帝大力提倡梁陈宫体，因此浮艳淫靡文风仍然泛滥文坛。但是，由于隋初国势增强，对外战争取得一定胜利，隋文帝又曾提倡改革文风，隋初的一些诗歌，尤其是边塞诗歌中也曾出现了一些比较清新刚健的作品。这又表明隋代文风开始向唐代过渡的特点。
唐开国以后，唐太宗吸取了隋末农民起义的教训，采取了隋文帝行之有效的均田、租庸调、府兵、科举等一系列的减轻人民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安定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生产、加强国家力量的措施，同时整顿吏治，改革政府机构，使社会很快走向安定和繁荣。从贞观到开元100多年中，国家政治、经济达到了我们前面所描述的昌盛繁荣的顶点。
伴随着经济的繁荣，国家实力也日益加强。从太宗、高宗到玄宗时代，取得了一系列对外战争的胜利，解除了东、北边境的威胁，并使广大的西域地区各国纷纷内附。在帝国四境先后设置了6个都护府，使边境长期保持巩固安定的局面，并以积极友善的种种政策措施，促进了和各民族经济、文化的交流，促进我国文化的全面繁荣发展。
但是封建社会不可调和的矛盾也继续存在，继续发展。这首先突出地表现在土地兼并问题上。唐代虽然有过均田的措施，占田的限制，但到高宗时代，洛阳豪贵占田逾限者已很多。到玄宗天宝年间，更“法令弛坏，兼并之弊，有逾于汉成哀之间”。在经济繁荣外衣下面阶级矛盾日趋尖锐。玄宗早年虽颇能“励精图治”，晚年却沉湎酒色，信任奸相李林甫、杨国忠，内政日趋腐败，对外穷兵黩武。天宝10载、13载两次征南诏，全军覆没，更给人民带来巨大灾难。玄宗为加强边防，设置节度使，更种下了边镇节帅拥兵作乱的祸根。天宝14载（755年）终于爆发了“安史之乱”。这一变乱持续了8年，唐帝国的统治力量受到严重打击，开始由盛而衰，逐渐走向没落。
唐初诗歌，并没有随着政治经济的统一繁荣而迅速转变，相反的齐梁诗风凭借着帝王的势力还继续统治着诗坛。唐太宗时的虞世南、高宗时的上官仪，都是皇帝优宠的专写浮艳的宫廷诗的代表人物。武后时的沈佺期、宋之问也写了大量宫廷诗，但是他们继承前人的成绩，完成了五、七言律诗形式的创造，对诗歌发展有一定的贡献。唐代诗风转变的关键，在于代表中下层地主阶级利益的新起诗人和宫廷诗人展开了斗争。高宗时，“初唐四杰”崛起于诗坛，他们虽然还没有脱尽齐梁诗风的影响，但是已经提出了轻“绮碎”，重“骨气”的主张，对以上官仪为代表的宫廷诗风，深表不满。他们的诗或表现从军报国的壮志，或揭发贵族生活的荒淫空虚，或抒发自己怀才不遇的悲愤，题材内容扩大了，思想感情也开始变化了。
武后时代，陈子昂更高地举起了诗歌革新的旗帜，有破有立，提出了在复古中实现革新的主张。而且在创作实践上完全摆脱了齐梁浮艳习气，反映了当时社会、政治上存在的种种矛盾，显示了刚健的风骨。终于改变了齐梁诗风统治的局面，端正了唐诗发展的方向。
盛唐时代，唐诗的发展达到了繁荣的顶峰。充满蓬勃向上精神的浪漫主义的诗风是这时期诗坛的主流。以高适、岑参为主，并有王昌龄、李颀等人共同形成了边塞诗派，这是浪漫主义中一个重要流派。他们的诗表达了将士们从军报国的英雄气概，不畏边塞艰苦的乐观精神，描绘了雄奇壮丽的边塞风光，也反映了战士们怀念故土思念家乡的情绪，揭露了将士之间苦乐悬殊的不合理现象，使唐诗增加了无限新鲜壮丽的光彩。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山水诗派，受佛老消极思想影响较深，在政治失意后过着退隐生活。他们的作品以描写悠闲宁静的山水田园生活为主，思想虽然不高，但艺术上很有成就。他们的诗使晋宋以来形成的田园、山水诗更加丰富，在文学史上也具有一定的地位。
伟大的诗人李白，具有进步的理想，宏伟的抱负。但他生活在唐代统治阶级开始走向腐化，社会各种矛盾逐渐显露的时代，理想无法实现。他写出许多热烈追求光明理想，猛烈抨击黑暗现实；极度蔑视腐朽无能的权贵人物，勇敢冲击封建礼教制度的光辉诗篇，表现出强烈的叛逆精神。他的诗风壮浪纵恣，摆脱拘束，丰富多彩，千变万化，不愧是屈原以后另一个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
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生在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时代。在天宝年间，他已经密切注意社会的种种矛盾，揭露了统治阶级的专横骄奢、穷兵黩武以及贫富对立的黑暗现实。安史之乱发生后，许多盛唐诗人的浪漫豪情消失了，对动乱的现实也很少反映，杜甫却和人民一起经历了一段饥寒流浪的生活，写出了很多惊心动魄的诗篇，愤慨外敌的入侵，期待国家的中兴，描绘了人民深重的灾难。他的诗像一面镜子，照见了安史之乱前后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赢得了“诗史”的称号。宏深博大的思想内容，海涵地负的艺术才力，“转益多师”的学习态度，“毫发无遗憾”的严肃创作精神，使他成为中国现实主义诗人的伟大代表。
安史之乱，是唐代社会由盛而衰的转折点。这次动乱虽然最后被平定，但国家元气已经大伤。原来存在的社会矛盾，一个也没有解决，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日趋尖锐。首先，王朝统治的力量衰微了，无力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这些藩镇拥有土地、人民、甲兵、财富，“喜则连衡以叛上，怒则以力相并”。王朝权力所及的地域大大缩小，百姓们饱受他们的屠杀掠夺。在王朝内，宦官也掌握了军政大权，任意废立皇帝，政治极度腐朽混乱。在官僚中，旧门阀世族的代表和新科举出身的代表又分成两派，势同水火，这就是所谓“牛李党争”。这一斗争一直延续到晚唐，对许多文人的生活也有很大影响。宦官和官僚之间，有时互相勾结，有时又彼此对立，使中唐以后中央政权长期处在动荡不安的局面之下。帝国的边患，也日益严重，使唐王朝疲于应付。
为安史之乱所破坏的社会经济，虽然到贞元、元和时代逐渐恢复，但整个北方已今非昔比，经济重心逐渐转向南方。德宗时权德舆说：“江淮田一善熟，则旁资数道。故天下大计，仰于东南。”（《新唐书·权德舆传》）南方的扬州、苏州、杭州、广州、鄂州、洪州、成都等城市比以前更加繁华，歌楼妓馆，更加发达。但是这种畸形的繁荣，更助长官僚、地主的享乐欲望。
安史之乱后，由于土地兼并的加剧，地主的庄园经济日益发展。以前的许多均田户，逐渐沦为庄园地主的佃户，有很多农民则流亡道路，衣食无着。王朝的税收办法，也不能不适应土地兼并迅速、无数田园易主的形势，在德宗建中元年，改祖庸调为两税法。这个新的税法解除了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的负担，一度保证了国家财政的收入。加以航运的恢复，江淮物资能够顺利北运。宪宗时，国家实力有所增强，曾经先后平定了剑南、淮西两个藩镇，其余藩镇也开始表面上归附中央。这就是史家所谓的“中兴”，对中唐文学的繁荣有很大的刺激作用。但这个局面没有维持很久，随着政治的日益腐败，两税法的弊端百出，人民的负担又越来越加重了。到穆宗时，人民的赋税负担比德宗时增加了3倍。其他杂税徭役，更有增无已。皇帝公开奖励各地官僚进奉“羡余”，立“月进”、“日进”等名目。各地藩镇官僚更借进奉为名，残酷搜刮，“唯思竭泽，不虑无鱼”。
人民起义反抗的浪潮，此伏彼起，终于在侯宗乾符元年在山东爆发了王仙芝、黄巢的大起义。这支势力雄厚的起义军，风驰电掣般地扫遍了黄河、长江、珠江流域的各个地区，诛杀贪官、摧毁暴政，并攻入长安，沿途受到人民的热烈欢迎。起义虽然被唐王朝和藩镇的联合力量镇压下去，但唐帝国也终于在藩镇割据势力更加猖狂的火并中灭亡了。
初盛唐文学主要是诗歌，中晚唐文学却有多方面的发展。除诗歌风格流派更加复杂多样而外，古文运动在这时期取得了胜利，传奇小说也发展到了全盛的时期。变文等通俗民间文学也有更大的发展，从民间诞生的词，也逐渐转入文人手中成为新的诗歌形式。
在社会矛盾复杂尖锐的形势下，诗歌创作中的现实主义潮流形成了波澜壮阔的局面。安史之乱后，元结、顾况等揭发社会矛盾的诗歌，成为杜甫的同调。中唐时代，白居易、元稹、张籍、王建等更继承杜甫的传统，进一步主张“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掀起新乐府运动。他们的新乐府诗揭发了统治阶级的骄奢淫逸、残酷剥削，对人民的深重疾苦表示同情，对国势的削弱也深感不安。他们的诗在当时就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除了以白居易为首的现实主义诗派而外，中唐时代诗歌的风格流派比盛唐更多了。大历年间，刘长卿、韦应物的山水诗，李益、卢纶的边塞诗，都是盛唐诗风的余响。贞元、元和之际，韩愈、孟郊以横放杰出的诗风，开创了奇险生新的新风格。青年诗人李贺，更融合楚辞、乐府的浪漫幻想的传统，以浓丽的色彩，出人意表的想象，写出了精神上的种种苦闷和追求。刘禹锡的学习巴楚民歌，柳宗元的借山水以抒幽愤，艺术上也有独到的成就。
晚唐诗歌，随着国势的衰危动乱，风格面貌也有很大的变化。杜牧、李商隐的诗歌，在艺术上有一些新的发展，但无论写忧国忧民，或写爱情生活，都有相当浓厚的感伤情调。皮日休、聂夷中、杜荀鹤在黄巢起义前后写的一些揭露社会黑暗的诗篇，继承了白居易新乐府的传统，但感情更愤激，批判的锋芒也更尖锐，从他们诗里，我们看见了唐朝国势摇摇欲坠的景象。
古文运动的胜利，也是中唐文学发展的重大成就。六朝骈文统治文坛的局面，虽然自隋代李谔、王通，到初唐陈子昂、盛唐李华、萧颖士等都曾经努力反对，却一直很少改变。到中唐时代，由于社会矛盾的发展，政治思想的斗争趋于尖锐，骈文已经无法适应这种要求。韩愈首先发起了复兴儒学的运动，幻想通过加强儒家思想的统治，遏制佛老思想的流行，加强中央集权，并改变藩镇割据的局面。
在文章上他也反对六朝骈俪的文风，主张恢复先秦两汉的散文传统。他的政治主张虽然受到一些人拥护，并没有获得成功。但是在文体改革上，却得到和他政治见解颇不相同的柳宗元等人的支持，产生了更大的影响，形成了规模宏大的古文运动。韩、柳二人除写了许多政论外，还写了不少传记、杂文、寓言、游记之类的文学散文，以深厚的功力，独特的风格，锤炼精粹的语言，显示了散文在艺术表现上的优越性，终于使骈文在文坛上失去了统治的地位。
晚唐骈文虽然继续流行，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继承韩、柳散文的传统写出了许多富有战斗锋芒的讽刺小品，也显示了散文的艺术力量。
唐代传奇小说，其源出于六朝志怪。初盛唐时期的传奇，作品不多，并且还有六朝志怪的浓厚影响。到了中唐时期，作者增多，创作达到了极盛阶段。由于城市的繁荣，社会生活的复杂，作品也更多地表现社会现实生活，志怪的色彩渐渐淡薄。文人对功名富贵的梦想，文人和妓女的爱情，成为新的题材，有的作品还流露浓厚的市民生活情调。情节的委曲细腻，人物的生动鲜明，也大大超过了初盛唐时期。这是我国短篇小说达到成熟的标志。
由于唐代帝王提倡佛教，当时寺庙中讲唱佛经故事之风相当盛行，于是产生了变文。后来更产生了讲唱历史故事和时事的变文。这种讲唱文学，初盛唐已经存在，中晚唐更为盛行。除讲唱结合的变文外，还有只唱不讲的词文，以及只讲不唱的话本。这些通俗讲唱的文学，故事情节多想象夸张，语言多铺排渲染，艺术比较粗糙。但对后来的白话小说、讲唱文学有较大的影响。唐代民歌流传下来的虽然不多，但形式短小，现实性很强，值得我们重视。
在唐代城市繁荣，音乐发达，歌楼妓馆大量出现的情况下，出现了配合“胡夷里巷”歌曲的曲子词。现存敦煌曲子词，多数是中晚唐时代歌妓们传唱的民间词。内容相当广泛，有歌楼妓女的辛酸，也有征夫思妇的痛苦。中唐时代开始有文人词出现。到晚唐时代，以温庭筠为代表的文人词，内容偏于艳情，成就不大，但艺术上有独创性，影响较深远。
唐亡后，藩镇割据的局面延续下来，成为五代十国分裂混战的局面。当时北方战争频繁，文学毫无成就。南方十国之间，虽然也有战争，局势仍相当稳定。南唐、后蜀两国国势较强，历史较久，经济、文化都有所发展。
五代十国时期，词的创作成就有新的发展。后蜀在温庭筠直接影响下，出现了花间派词人。他们的作品绝大多数是绮罗香泽之词，但有少数词人风格颇有变化。韦庄词有较多个人抒情意味，风格清丽疏雅，有一定意义。南唐词人有冯延己和李璟、李煜他们的词内容仍然很狭窄，感情也不够健康，但较少浓艳的脂粉气。李煜在亡国以后写的一些词，能直抒胸臆，写个人国破家亡的感受，扩大了词的表现范围，艺术上也有独特的成就，对词的发展有一定的贡献。隋唐五代诗
隋及初唐是诗歌史上的过渡时期。唐代诗歌达到全面繁荣，成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的黄金时代。仅《全唐诗》所收，就有诗人2200余家，诗作48900余首。独具风格的著名诗人约有五六十个，产生了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伟大诗人，标志着中国古典诗歌创作的高峰。
隋代诗歌，齐梁影响根深蒂固，但隋初诗人如卢思道、杨素、薛道衡等，他们的一些较好的边塞诗，反映了征人的生活体验和思想感情，具有某种清新刚健气息，透露出一点新气象。形式格律亦有进一步的发展，像卢思道的《从军行》、薛道衡的《豫章行》，已初具初唐七言歌行的规模。隋炀帝的《江都宫乐歌》，已接近于唐代的七律。而无名氏的《送别诗》，其声调韵律，已是很成熟的七言绝句了。
初唐诗坛沉浸在“梁陈宫掖之风”里，宫廷诗人如虞世南、上官仪、杨师道、李义府等，诗风淫靡浮艳。沈佺期、宋之问两人虽未摆脱齐梁影响，但他们完成了律诗形式的定型，在声律方面有重要贡献。被称为“初唐四杰”的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积极开拓诗歌的表现领域，从题材内容到格律形式都有新的探索，显露了新的独特风貌。继四杰之后，陈子昂以鲜明的创造革新精神，扫荡齐梁余风。他提倡“汉魏风骨”，以复古为革新。所作《感遇诗》和边塞诗，内容丰富，刚健朴质，现实性很强，实践了他的理论主张，开启了一代新风。
盛唐诗歌发展了各种体裁和形式，风格流派众多，达到全面繁荣的高潮。除李白、杜甫外，出现了以写山水田园闲适生活为主的山水田园诗人和以写边塞征戍生活为主的边塞诗人。
山水田园诗人如孟浩然、王维、储光羲、常建等，语言清新洗练，意境深幽秀丽。但思想内容上带有逃避现实的消极因素。
边塞诗人如高适、岑参、李颀、王昌龄等，把边塞的奇丽景色与建功立业的英雄壮志结合在一起，气势雄伟，情调悲壮，具有奇情异彩的艺术魅力。
李白是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他热爱祖国，同情劳动人民，蔑视权贵，追求自由，表现出对封建社会一切压迫和羁绊毫不调和的叛逆态度。诗作想象奇妙，热烈奔放，色彩缤纷，飘逸不群，成为屈原之后浪漫主义诗歌的新的高峰。
杜甫作为现实主义的“诗圣”，关心人民的疾苦，关心祖国的命运，对人民无限同情，对统治阶级的罪恶强烈憎恨。其诗作忧国忧民，沉郁顿挫，饱含爱国激情，具有高度的人民性。“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他们的诗歌对以后诗歌的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中唐大历前后，元结、顾况等人的诗，继承了杜甫同情人民、批判现实的精神，诗风质朴，词意深挚。刘长卿、韦应物主要以山水诗见称，风格含蓄温和，清雅洗练，皆自成一家。当时影响较大的“大历十才子”，内容浮浅，实际成就较差。
贞元、元和年间，诗坛又出现大活跃的景象。白居易、无稹、张籍、王建等倡导“新乐府运动”，继承杜甫的现实主义传统而加以发展革新，以批判现实为主旨，写下大量政治讽喻诗。其他诗人如韩愈、孟郊、柳宗元、刘禹锡、李贺等，在艺术上也有各自创造。其中韩孟一派努力探索诗歌的新形式、新风格，或气象阔大，或思力深刻，或奇崛险怪，或笔力峭拔；有的有散文倾向，有的流于艰涩怪诞，对宋诗影响很大。贾岛以“苦吟”著名，李贺则在语言形象上精思独造，形成独特的浪漫主义风格。在元白和韩孟两派诗人之外，柳宗元的山水诗意境深沉，情致委婉。刘禹锡的《竹枝词》富有民歌风味，开朗流畅，都有鲜明特色。
晚唐五代诗感伤颓废的情调和藻饰繁缛的风气逐渐增浓。杜牧、李商隐的诗忧时悯乱，感叹身世，有“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之感。他们的七律和七绝在艺术技巧上有独特贡献。皮日休、杜荀鹤、陆龟蒙等人的诗，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末的社会动乱和阶级矛盾。五代诗坛冷落，是唐诗的尾声。
唐诗完成了中国古典诗歌各种形式的创造。古体诗的五言、七言、乐府歌行，近体诗的五律、七律、五绝、七绝、排律，无不齐备，这些形式，上承风骚，下启词曲，并成为中国文学史上流传最普遍、影响最深远的诗体。唐诗的成就空前绝后，成为以后各代诗的榜样。唐五代词
词是唐五代兴起的一种配合音乐歌唱的新诗体。现传最早的唐代民间词是在敦煌发现的曲子词。文人词始于中唐，传为李白所作的《菩萨蛮》、《忆秦娥》，张志和的《渔歌子》，韦应物的《调笑令》，白居易、刘禹锡的《忆江南》等，是较早的作品。初期文人词题材较广泛，形式较短小，一般都具有清新、明朗、活泼的特色。
词至晚唐，作者渐多，艺术上趋于成熟。以温庭筠影响最大。温词题材偏于闺情，内容娇娆柔弱，词句过于雕琢。如《菩萨蛮·小山重叠金明灭》、《望江南·梳洗罢，独倚望江楼》等。
五代时赵崇祚编《花间集》，以温庭筠为首，西蜀词人为主，内容多闺情离愁，形式上追求藻饰。唯韦庄词语言清丽，稍有内容，如《思帝乡·春日游，杏花吹满头》、《菩萨蛮·人人尽说江南好》等。另有牛希济、李询的词，也给人以清新开朗的感受。
五代时词家集中在南唐首都金陵，重要作家有冯延巳、李璟和李煜。冯延巳留词100多首，为唐五代同人存词最多者。多写闲情、春愁，语言清新流转，继承温庭筠婉约词风并有所发展，对宋代晏殊、欧阳修等人有很大影响。
李璟遗词4首，具有浓厚的感伤情调。李煜原为南唐国君，初期词多写宫廷豪华生活，降宋后所写词大多为家国之恨，感慨极深。如《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浪淘沙·帘外雨潺潺》等，艺术上以白描取胜，语言明净，意境优美，以鲜明生动的形象言怀述志，抒写特定的生活感受，一改花间词人镂金刻翠的词风，对词的创作积累了新经验，开拓了新境界，在词的发展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唐代新乐府运动
新乐府运动指的是中唐时期以创作新题乐府诗为中心的诗歌革新运动。由诗人白居易、元稹等人倡导。所谓“新乐府”，是指唐人用新题而作的乐府诗。从初唐诗人至杜甫、元稹、韦应物等人，都有新题乐府之作，可算作乐府运动的先驱。作为运动，发生于唐安史之乱后的贞元、元和年间，在唐王朝正走向衰落，社会各方面矛盾加剧的社会背景下，一些统治阶级中有识之士，希望通过改良政治，使唐王朝中兴。
因此，在文艺领域，便有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白居易、元稹倡导新乐府运动、后者首先由李绅、元稹写了《新题乐府》，互相唱和，后来白居易写了《新乐府》50首正式标举。
张籍、王建等人都写了大量体现革新方向的新题、古题乐府诗，从而形成了一个影响很大的诗歌运动。
白居易、元稹分别在他们的书信、诗文中，阐述了新乐府运动的理论，其要点是：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基本宗旨，主张诗文要反映时代与社会现实；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白居易《与元九书》）为创作目的，强调诗文要服务于政治；以“惟歌生民病”（白居易《寄唐生》）、“但伤民病痛”（白居易《伤唐衢》）为诗歌的内容，指出诗文要表现人民的生活。
同时，他们阐发了诗歌的特性，指出“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白居易《与元九书》），要求诗歌内容（“情”与“义”）和形式（“言”与“声”）统一，用“质而径”、“真而切”的言辞，“顺而肆”的体式反映民间疾苦和社会弊端，使诗歌具有巨大感染力，让人易于接受。
他们的乐府诗作如《卖炭翁》（白居易）、《田家词》（元稹）、《野老歌》（张籍）、《水夫谣》（王建）等，比较广阔地反映了中唐社会生活，揭示了当时社会面临的藩镇割据、宦官擅权、贫富悬殊、战祸频仍等尖锐问题，针砭现实，指斥时弊，以比较深刻的现实意义和鲜明的思想倾向，平易通俗和直切明畅的艺术特色，实践了他们的现实主义的理论主张，并展示了运动的实绩。
由于新乐府诗的创作对权势者的触犯，以白居易为首的诗人先后遭受贬斥，运动逐渐衰落下来。但是新乐府运动在中国文学史上留下了光辉的一页，对后世诗歌创作与理论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隋唐五代文
隋唐五代是由骈体文向散体古文转变的时期。韩愈、柳宗元领导的古文运动，最终摧毁了骈文的统治，完成了文体的革新。东汉以来至魏晋南北朝时期，骈文统治文坛达数百年之久。
隋统一中国后，随着社会生活的日益广阔和复杂，骈文越来越成了表达思想、反映现实的桎梏，随之产生了文体改革的要求。隋文帝于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直实录”，李谔上书，主张复古。
唐初王勃等主张文章要有儒学内容，陈子昂大张复古的旗帜，虽意在诗的革新，也对文风的转变发生了作用。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提倡散体一反对骈文，以儒家思想为依归，强调文章的封建教化作用，成为韩、柳的古文运动的先驱。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倡导古文运动，强调文道合一，以文明道，内容与形式相统一，形式服从内容。
韩愈提出文学语言应在继承古代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要求“文从字顺”，自然流畅。他的《原道》、《原毁》、《原性》、《师说》、《答李翊书》、《送孟东野序》、《柳子厚墓志铭》、《祭十二郎文》、《进学解》、《送穷文》等，内容复杂丰富，形式多种多样，体现了他的创作主张。
柳宗元的寓言讽刺文和山水记是两类最富创造性的文章。如《三戒》等寓言，讽刺一些社会现象，概括某种普遍的生活真理，锋利简洁，发人深思。他的山水记如《永州八记》，在对自然美的描绘中渗透着自己的感受和情怀，文笔清新秀美，富有诗情画意。其传记散文往往借题发挥，揭露尖锐的阶级矛盾，缜密谨严，条理井然，风格严峻沉郁，如《捕蛇者说》、《种树郭橐驼传》等。
韩愈的学生李翱、皇甫湜、沈亚之等及诗人白居易、刘禹锡等，也是古文好手。另有刘蜕、孙樵、杜牧等人的文章，题材广泛，风格多样，各擅其胜。
除新起的散体文外，骈文在隋唐五代依然流行，但已向自由发挥、切近实用方面发展，出现了不少精美的骈文作品。如初唐四杰，盛唐张说、苏颋，中唐陆贽，晚唐李商隐，唐末五代罗隐、徐铉等人，都是骈文名家。
辞赋这一文体在唐代亦有发展，柳宗元、刘蜕、杜牧等人均有佳作，如杜牧的《阿房宫赋》。
唐代佛教盛行，在大量唐译佛经中，也有不少佛教文章具有文学特色并在中国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唐宋古文运动及影响
唐以前，在文学上无所谓古文。古文概念的提出，始于韩愈。他把自己的奇句单行、上继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称为古文，并使之和“俗下文字”，即六朝以来流行已久的骈文对立。在唐德宗贞元时期，由于韩愈的努力提倡，古文发生了广泛的影响。许多人向韩愈请教，一时“韩门弟子”甚众。到了唐宪宗元和时期，又得到柳宗元的大力支持，古文的业绩更加显著，影响更大。从贞元到元和的二三十年间，古文逐渐压倒了骈文，成为文坛的主要风尚，这就是文学史上的所谓“古文运动”。
但是这个运动，并非突如其来，而是有其发展过程的。散文的骈俪化，原是两汉以来散文和辞赋发展的结果。六朝时代，士族文人以骈辞俪句掩盖他们生活内容的空虚，骄文逐渐成为文坛的统治形式。但在骈文鼎盛的当时，也就萌发了对立的复古思想。齐梁时刘勰著《文心雕龙》便提出了文学应该“宗经”、“征圣”和“明道”的主张。裴子野的《雕虫论》，也反对骈俪文的“摈落六艺”，“非止乎礼义”。在北朝，西魏宇文泰提倡复古，苏绰仿《尚书》作《大浩》，成为无生气的拟古。北齐颜之推，也认为文章应“以古之制裁为本，今之辞调为末”（《颜氏家训·文章篇》）。隋文帝杨坚统一北中国后，于开皇4年，“普诏天下，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当时李谔上书，同样主张复古（《隋书·李谔传》）。隋唐之际，王通更以排斥异端，复兴儒学正统的继承者自居，他的《中说》，在论文时就非常强调“道”的内容，已初具文以载道的观念。
唐初文风，沿南朝骈俪之习，王勃、杨炯等虽对当时文坛有所不满，但他们还是以骈文名重一时。陈子昂出来，又大张复古的旗帜。他的功绩，固然是在诗的革新方面，但对文风的转变也起了一些促进的作用。“今观其集，惟诸表序犹沿俳俪之习，若论事书疏之类，实疏朴近古。”（《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149）陈子昂以后，“属词皆以经典为本，时人钦慕之，文体一变。”（《旧唐书·文苑传》）但唐玄宗开元时期，苏颋、张说号称“大手笔”，他们虽主张“崇雅黜浮”，而骈文的陈腐习气实际还是很重的。
直到天宝以后，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人继起，复古的思潮才进一步高涨起来。他们研习经典，以儒家思想为依归，真正成为韩、柳古文运动的先驱。萧颖士以为“平生属文，格不近俗，凡所拟议，必希古文”；“魏晋以还，未尝留意。”（《赠韦司业书》）李华则认为“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本乎作者，六经之志也；系乎时者，乐文武而哀幽厉也”（《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他的文章“大抵以五经为泉源”，“非夫子之旨不书”，是“文章中兴”的开启者（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元结则从创作实践上，力变俳偶为散体，多记叙山木园亭和表现愤世嫉俗之作。独孤及强调“先道德而后文学”；特别推崇两汉文章，认为“荀、孟朴而少文，屈、宋华而无根，有以取正，其贾生、史迁、班孟坚云尔”（梁肃《毗陵集后序》）。梁肃文论思想受独孤及的影响，更提出“气能兼词”的论点（《李翰前集序》）。柳冕以儒道为根本的文学思想，更系统，唯不善为文，自谓“意虽复古，而不逮古”；“言虽近道，辞则不文”。
总之，关于文章必须宗经、载道、取法三代两汉的思想，在韩柳之前已提得越来越明显，而且这些主张的基本精神是和韩柳一致的。只是他们在创作实践中，都还未能彻底摆脱骈文家的积习，不能卓然有所树立、改变一代的文风。但完全可以肯定，他们在文论上的主张，或创作中的努力，是为韩柳古文运动作好了充分的思想准备的。
古文运动所以在中唐这个特定的历史时代发生和发展，更重要的原因还在于客观的现实社会条件。天宝以来，萧颖士、李华、独孤及、梁肃等人的复古主义思潮，就和安史之乱的现实有关。安史之乱后，大唐帝国陡然走向了衰落的道路。贞元、元和时期，号称“太平”和“中兴”，实际藩镇割据的严重局面，并没有根本改变。而且佛道二教盛行，僧尼道士已成为一种特殊势力，他们“不耕而食，不织而衣”（《唐会要》卷47），不但和广大人民有矛盾，而且由于“使农夫士女堕业以避役，故农夫不劝，兵赋日屈”（《唐书·李叔明传》），也和唐王朝的利益发生矛盾。但是贞元时期20年苟安的太平，不仅使摇摇欲坠的唐王朝得到了暂时的稳固，而且在唐王朝的统治区内也恢复并发展了生产，因而也给统治阶级带来了“中兴”的希望。
以韩愈为代表的复古主义思潮，在贞元时期发展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思想运动，正是从意识领域内来挽救这个严重的危机，促进“中兴”局面的出现，从而加强和巩固唐王朝统一的封建帝国统治。这是一个美好的愿望。除军阀大地主外，它确是反映了广大阶层人民的现实要求的。韩愈打着复古的旗帜，主张恢复孔孟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反对佛道二教，来整饬社会风尚。他清楚地认识到：人们对儒家所谓“君臣之大义”、“夷夏之大防”发生了动摇，就意味着封建等级制度的破坏，就意味着统一帝国的封建统治走向衰落和崩溃。他所写的《原道》、《原性》、《原人》等篇，就是他所试图建立的理论体系的重要论著。在这些论著中，韩愈着重提出并论述了与佛老尖锐对立的儒家之“道”，这个“道”，是历圣相传、有其悠久的传统的，也就是以孔孟儒家为正宗的封建思想体系。
韩愈要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儒家思想，而六朝以来“饰其辞而造其意”的骄文，已经成为表达思想内容的桎梏，因而自然地需要开展一个文体革新运动，也就是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古文，指汉以前的散体文，不仅语言长短不拘，抒写自由，便于表达现实生活内容，而且它本来是载道的，因而也便于学习和宣扬儒家之道。所以韩愈提倡古文总是和学习古道联系在一起的。他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唯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答李秀才书》）。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于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显然韩愈学古文是为了学古道，换句话说，要学古道就必须学古文。道是目的，文是手段；道是内容，文是形式。这就是以韩愈为代表的古文运动的基本内容。
这里应该指出，柳宗元虽也主张文以“明道”，但在“道”的具体内容上，是和韩愈不尽相同的。韩愈所谓“道”，多伦理性质，他的“传道”文章封建色彩较重。柳宗元虽也谈儒道，同样是为封建地主阶级说教，但他的唯物论思想和政治革新的主张却是很突出的。
韩派古文家和柳宗元关于文体革新的理论，是古文理论的精华。他们的文体改革是建立在散文传统的继承和革新的基础上的。韩愈首先强调作家的修养。他说：“根之茂者其实遂”，“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答李翊书》）。所谓根或气，都是指作家的人格修养。对于文学语言，韩愈重视在继承散文传统的基础上有所革新和创造，坚决反对模拟抄袭的不良文风。他主张学古文应“师其意不师其辞”，“唯陈言之务去”，指出“推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樊绍述墓志铭》）。他还认为运用语言，必须“文从字顺”，即合乎自然语气。而且要从实际出发，“因事陈词”，使“文章言语，与事相侔”；还必须做到“丰而不余一言，约而不失一辞，其事信，其理切”（《上襄阳于相公书》）。
韩派古文家李翱在《答朱载言》书里，透辟地发挥了韩愈反对因袭、主张独创的理论。他认为圣人的《六经》，以及百家之文、屈原之辞，“创意造言，皆不相师”。他以为“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辩，理辩则气直，气直则辞盛，辞盛则文工”。义是共同的原则，也就是道；而意则是各家表现义的具体思想。因此，意是需要各家自己创造的。他以为文章并没有一成不变的“尚异”、“好理”、“尚对”、“不尚对”、“爱难”、“爱易”等等标准，主要在是否“能极于工”。“义虽深，理虽当，词不工者不成文”。那些“自成一家之文”，“独立于一时，而不泯灭于后代”之文，一定是“文理义”“三者兼并”的。因此，文章之词也必须是独创的。韩派另一古文家皇甫湜也同样主张从意到言的新创。他说：“夫意新则异于常，异于常则怪矣；词富则出众，出众则奇矣。”但他实在已走到了极端，从要求“新富”而竟至要求“奇怪”了。
柳宗元同样提倡文以明道，反对“贵辞而矜书，粉泽以为工，道密以为能”的颓靡文风（《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他认为对社会生活作“褒贬”或“讽喻”是文章应有的功能（《杨评事文集后序》）；文学批评必须重视作品的思想价值，那些用美丽的辞藻包藏着错误内容的作品，对读者的危害是更大的。他认为真正优美的作品，不仅应该有完美的形式，而且必须有正确而充实的内容，二者不可偏废（《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他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对于写作态度、写作技巧等有关作家修养的问题，也都有精辟的论述。
唐代古文运动的胜利，是我国散文发展的一个转折点。它打垮了骈文的长期统治，开创了散文的新传统。韩愈、柳宗元是司马迁以后最大的散文作家。他们不仅在理论上奠定了散文创作的基础，更重要的是在创作实践上作出了典范。他们开创了一种摆脱陈言俗套、随着语言自然音节、自由抒写的文风。他们不仅恢复了散文的历史地位，而且把散文的实用范围推广了，使散文在传统的著书立说之外，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表现自己的写景、抒情、言志的广阔园地。
韩愈由于不顾流俗的訾议，抗颜而为人师，在当时就发生了广泛的影响。同时知名古文家如樊宗师、李翱、皇甫湜、李汉、沈亚之等，或为朋友，或为授业弟子。而孙樵则为再传弟子。他们或者趋尚艰涩，或者唯能平易，或者只求奇异，一般成绩不大。诗人张籍、元稹、白居易等在文章方面也都直接或间接地受韩愈和古文运动的影响。晚唐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讽刺小品，文学价值较高，则显然是在韩柳古文影响下的一个发展。
中唐时代，传奇小说和古文并兴，二者是互为影响的。古文运动解放了文体，使着意好奇的传奇家，得到更自由的表现形式，因而促进了传奇小说的发展；传奇小说的题材和表现方法，也给古文家以借鉴，因而也有利于古文运动的推广和成功。韩愈、沈亚之都是把二者统一起来的。他们既提倡古文，也写作传奇小说。
但是，从晚唐五代到北宋初，古文运动实际趋向衰落，骈文恢复了统治地位。原来古文运动，就形式说，是对骈文的革新运动。但是骈散文之间并无绝对严格的分界线。韩柳古文并未废除骈词俪句固不必说；在韩愈提倡古文，反对“俗下文字”的当时，裴度就持反对的意见，以为“文之异在气体之高下，思致之深浅，不在磔裂章句，隳废声韵”（《寄李翱书》），就是说，文章重在思想内容，不在骈散的形式。完全从形式着眼来反对骈文，意义是不大的。裴度还批评韩愈“恃其绝足，往往奔放，不以文立制，而以文为戏”（同上），就是从韩愈古文的内容来批评的。古文运动当时所以发生广泛的影响，是和韩柳文内容的深广有密切的关系的。韩柳以后，社会矛盾进一步发展，不仅藩镇割据的分裂局面无法挽回，而且爆发了农民大起义，道统的宣传既无补于统治阶级的没落和崩溃，士大夫振作有为和希望，也渐趋破灭，后起的古文家乃不得不把古文引上狭小、琐细的道路，古文便成为少数隐者之流的抒写生活情趣的工具。这些古文虽然也反映了一定的社会内容，但毕竟不够深广，不足以振奋人心，因而也就自然地不为人所注意了。这样，形式主义的骈文就轻易地恢复了统治地位。
北宋初期，柳开、王离偁、姚铉、穆脩等，都标榜韩柳古文，反对晚唐五代的浮靡文风；到了中叶，在新的现实条件下，以欧阳修为首，再一次掀起了古文运动。由于欧、曾、王、苏诸古文大家在创作上的努力和成功，从此韩柳古文遂成为新的传统。明代唐顺之、归有光等的古文和清代“桐城派”的古文，都是以韩柳为首的唐宋古文新传统的直接继承和发展。这个古文新传统，支配中国文坛1000多年，直到“五四”新文学运动才被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语体散文所代替。
古文运动提倡“道”和“道统”，维护封建统治，为历代统治阶级及其文士所利用，这使古文即散文蒙上浓厚的封建说教的色彩，逐渐走上陈陈相因，腐朽僵化的道路。但是韩柳的创作实践，不仅是为了“传道”或“明道”，更重要的还是以古文鸣不平，反映一定的现实社会内容，这样就起了积极的影响。韩柳以后古文有了更广阔的园地，许多古文家用它来叙事、写景、抒情和议论，为日常生活所必需，而且也使之成为文学史上源远流长的一种重要的形式。
古文运动的理论，特别是韩愈所提出的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论点，指导了后来无数古文家的写作。直到今天，仍有借鉴意义。唐代传奇
中国小说发展到唐代，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鲁迅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婉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中国小说史略》）
唐人小说之称为“传奇”，始自晚唐裴铏的《传奇》一书，宋以后人遂以之概称唐人小说。对于小说，历代正统文人总是采取鄙视态度的。《汉书·艺文志》固然摒之于九流之外，唐人也“每訾其卑下”。但是实际上，当时参加传奇小说创作的人，却有不少是著名的历史学家、古文家或诗人。李肇说：“沈既济撰《枕中记》，庄生寓言之类；韩愈撰《毛颖传》，其文尤高，不下史迁：二篇真良史才也。”（《唐国史补》下）这说明唐人传奇由于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在思想艺术上都取得新的成就，已经逐渐改变了人们的传统看法了。
唐代传奇的兴起和发展，首先是由于唐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促进了城市经济的繁荣，给传奇小说提供了丰富的素材，使它由单纯的谈神说鬼，向反映复杂的社会生活发展。同时，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市民阶层兴起，为了满足他们对文化娱乐的需要，产生了“市人小说”，为文人的传奇提供了一些新的思想内容与艺术方法。而唐代举子们的“温卷”，对传奇发展也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宋赵彦卫《云麓漫钞》说：“唐世举人，先借当时显人以姓名达主司，然后投献所业，踰数日又投，谓之‘温卷’，如《幽怪录》、《传奇》等皆是也。盖此等文备众体，可见史才、诗笔、议论。”由于名利关系，“温卷”的风气，到中晚唐尤为盛行，这和唐代传奇的发展情况也是一致的。此外，佛道教义、神怪传说的流行，对传奇创作也有相当的影响。
唐代小说的发达，也是文学本身不断发展的结果。虽说“传奇者流，源出于志怪”，但终与志怪不同，这在很大程度上，还取决于其他文学体裁对它的影响。唐代传奇作家如王度、沈既济、陈鸿，都是史官。他们利用《史记》以来传记文学的传统经验，使本来只是粗陈梗概的小说，体制更为阔大，波澜更加曲折，人物性格更加鲜明，这是很自然的。其次，唐代变文、俗赋、话本、词文等通俗文学的盛行，对传奇的创作也很有影响。从《游仙窟》、《柳氏传》、《周秦行记》等传奇中，我们可以看到类似变文的散韵夹杂的文体；而《李娃传》更来源于民间的《一枝花话》。最后，唐代古文运动与诗歌的发展，也影响传奇的创作。这不仅表现为一些传奇作家如沈既济、李公佐、白行简、陈鸿、沈亚之等和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的作家有过联系；更重要的是，新乐府运动的现实主义精神既在一定程度上引导传奇作家面向现实，而古文运动对文体的解放，又使传奇作家能够充分利用其成功经验，自由地抒情叙事。再则唐传奇如《长恨歌传》、《莺莺传》、《无双传》等，都是小说与诗歌相辅而行，诗人与小说家互相协作，比如白居易写了《长恨歌》，陈鸿就写了《长恨歌传》；元稹既是写《莺莺传》的小说作家，又是写《李娃行》的诗人。正是在各种文学形式的交互影响下，形成了唐代传奇以诗歌与散文结合、抒情与叙事结合的独特风格：既有美妙的意境，又有细致的刻画；既有丰富的想象，又有如实的描绘。因此无论就现实意义或美感价值来看，唐代传奇都超过了六朝志怪小说。唐传奇优秀作品多出于中唐，原因也正在这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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