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状元时代的思考(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白延庆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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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状元时代的思考试读：

前言

作为编者，我首先向正在备考的广大高中生推荐此文集。

此文集完全可以作为你们高考作文写作的案例教材。

此文集的大部分作者，不仅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的优秀学子，更是近几年来的高考状元，均在高考作文写作实战中有出色表现。而且，考入清华后，他们勇于拓行，奋发努力，写作水平又有了飞跃进步，不但摆脱了在高中阶段自觉或不自觉形成的作文“八股”气，还培养出独立思考的可贵精神，以及富有才气的文章构架能力和个性鲜明的驾驭语言能力。而这些，正是当今高考作文所倡导的。他们走在了时代前列。读这样的文章，一定会使你们耳目一新，一定会让你们大大启迪心智、开阔视野、解放思路、激发热情，写出富于时代风貌特质的高质量作文来。

其次，我要向正在备考硕士研究生的在校大四学生推荐此文集。

此文集作者与你们是同龄人。有的年龄可能稍逊于你们，但与你们确实是同龄人。读一读他们的文章，你们就会感到同龄人之间那种特有的自然亲切，以及没有任何代沟的同龄人之间那种畅所欲言的坦诚交流。

当今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作文是其中所占分值最高的考题，而且难度很大，不但文体是论说文，还以两种形态出现，即驳论文与立论文。尤其前者，不是一般意义的驳论文，所批驳的不是论点与论据，而是论证，是论证的漏洞、偏颇、错误以及论证的无效性，要求考生必须具有相当敏锐的思想力和十分周密的逻辑力。而无论思想力与逻辑力，本文集中的多篇文章，都有卓越表现。阅读这样的文章，一定不会令你们失望，恰恰相反，凭你们的悟性，一定会从中汲取一种智慧与力量。而这种智慧与力量，于你们非常重要——信息时代与市场社会，所考评、所拼比的根本，不正是智慧与力量么？

第三，我要向当今的广大青年群体推荐此文集。

常言说：青年是国家的未来。其实，青年更是国家的现在。没有现在哪有未来？而现在的国家的一个非常富有活力的支撑便是青年。现在的青年没有了活力与血性，现在的国家也就没有了活力与血性，何谈未来？ 而且，未来永远是一个不确定概念，变数极大，缥缈难测，现在则是实实在在的存在。

现在青年人的活力与血性，不是青年人的蛮力与血腥（青年人的蛮力与血腥的时代早已过去！），而是青年人的蓬勃朝气以及充满正义感与科学精神的敢做敢为，是不依附任何人的清醒的独立思想与自由精神。而这一切，在本文集中均有大面积体现，几乎蕴含于每一篇文章之中。

渴望这一切的当今青年，请你们相信，该文集的作者，一定会成为你们的朋友，与你们倾心而谈，与你们共同面对孤独、苦闷、困惑、迷茫，与你们一起探索、思考、觉悟、拼搏。

他们会令你们意外地惊喜和兴奋。

第四，我要向大家推荐此文集，向对于当今社会的关注者、思考者、担当者推荐，特别是向其中对于广大青年群体的关心者、爱护者、培养者、支持者推荐，以及向其中拥有青年儿女的家长推荐。

你们会看到，青年人在进步，因此国家才在进步。不必再讨论70后、80后、90后的话题，实在是一个没有什么意义的话题。重要的是面对，是比较，是开阔的视野以及现代化的价值观。不用宽容与包容，他们和她们用不着谁宽容与包容；不要居高临下，要平视。

他们的弱点与问题，在中国既往的哪一个时代青年人身上都曾存在，而他们的优势，却不是过去任何一个时代的青年人所具备的。这正是今日中国大踏步进步的一个极大动力。保护好这种力量，支持这种力量，发展这种力量，中国就会有更大的进步和光辉灿烂的明天。

读一读他们，读懂他们，不应该感到担心和忧虑，而应该感到一种巨大的欣喜和安慰。

2009年9月开始，我受邀于清华大学经管学院，为本科新生讲授“中文写作”课程。该课是清华大学经管学院1984年建院以来首次开设的课程。该课的开设，是现任院长钱颖一先生推行教学改革的一项重要举措与尝试。我倍感责住重大。至今，对这门课程的讲授已是第四个年头，收获颇丰。现在呈现在各位读者面前的便是这几年来的教学成果。实事求是地说，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成果。我十分欣慰！

在钱颖一院长的大力推动下，从2009年秋季学期，清华经管学院遵循“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相结合”的教育理念，推出了新的本科培养方案，对本科课程的设置做了较大的调整。在通识教育方面，增加了诸如“中文写作”、“中文沟通”、“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心理学概论”、“中国与世界”、“生命科学导论”、“物理学导论”等多门新课程或课程组。“中文写作”是通识教育中重要的课程内容，钱院长不仅对本科教育改革做出了多次重要的指示和战略安排，同时，对此门课程的开设、本文集的出版，给出了很多具体意见，指导工作的顺利开展。

经管学院是目前清华最优秀的学院之一。其每年招生录取分数线在清华大学均名列前茅，自然，在中国所有大学中也名列前茅，状元云集。能为这样的学生授课，不但深感荣幸，也是莫大享受。有时不免怀疑，我有资格为这些来自全国最优秀的学子授课么？他们的优秀，也时常构成对我的巨大鞭策。

世人常有一种误解，总爱把当今的高考状元看作应试教育高手，甚至误认为他们是考试机器：除了考试什么也不会。持这种观点的人，大概没有与广大高考状元近距离接触过。他们哪里是应试高手，分明是游戏规则的高手！ （注意，不要误解：是高手而不是奴隶）试想，有一天中国彻底改革了高考方式，取消应试，换成全新的录取方式，我推断．所谓“状元”，也一定非他们莫属！我实实在在感到，这些青年，属于当今中国最优秀的群体之一。其学习品质、意志品质和人格品质，非一般青年可以相比。同时认可法国存在主义大师萨特的一个重要观点，即存在决定本质（原话：存在先于本质）。

清华经管学院学子的优秀，是由其优秀的存在决定的。而其优秀的存在，绝非仅仅其高水平的考试成绩，更体现于其扎实而完备的知识结构，适宜自己又十分高效的学习方法，聪慧的悟性以及吃苦耐劳、力争上游的可贵特质。在此之上，则是其独立思考的精神风骨——这正是清华大学百年立校之本。

人的本质存在源于人的独立思考，源于人的自由选择，源于做出选择以后的行动以及对自己行动的担当。没有思想力的人只有身体存在没有本质存在；没有自由选择力的人只有身体存在没有本质存在；有了自由选择力却没有行动力的人同样只有身体存在没有本质存在，而有了行动力却不敢于对自己行动担当的人，同样只有身体存在没有本质存在——身体存在与本质存在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汉语词典里有行尸走肉一说。

本文集作为清华经管学子第一辑文章集，展现的正是青年学子们的富于朝气和勇气的思想力，是其在理性思想指导下做出的自由选择、选择后的行动以及对于行动的担当，是其年青生命本质存在的铭证与昭示。书名取作《后状元时代的思考》的意义正在于此。是的，不可

置疑，当今清华经管学院有一大批青年思考者！欣喜至极！

你可以说，他们太不成熟；你可以说，他们太偏激；你可以说，他们太不周密；你可以说，他们不能自圆其说；你可以说，他们在哗众取宠；你可以说，他们在沽名钓誉；你还可以说……但你必须看到，他们不是任伺人的传声筒，不是任何人的喉舌与工具；他们不是在趋炎附势，也不是在随声附和；他们不是在拾人牙慧，也不是在“拾己牙慧”。他们是在进行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思考，他们是在发出仅仅属于他们自己的声音。

挑剔别人从来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挑剔青年。

指责别人从来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尤其指责青年。

久违了！耳边不禁回荡起老科学家钱学森先生临终前振聋发聩的提问：为什么设有几千所大学的中国，竟培养不出一位世界一流的人才来？！

感谢清华经管学院的钱颖一、杨斌、白重恩、朱玉杰、钟笑寒、何平等多位教授，周光、杨静达、苏红霞、邢立君、王欢、翟萌萌等多位老师，为本文集的编辑出版付出了大量努力，教学办公室的其他同事也不同程度地参与其中。

感谢本课程的助教、学生辅导员、各班的班干部同学们，他们为收集整理学生作文开展了许多细致的工作，他们是：匡碉、吴翔文、何家琪、朱婕、綦静、方雅、徐翔、苏阳、何家琪、夏雪、韦江、杨诺、吴曦、艾孜扎·艾尔肯、雷伟、吴彦臻、吴启纬、高婧、刘健、王珊、林天天、陈骁、贾乐、程美华、李志杰、杨安琪、陆听清、王天乐、姜曾明、王永平、姚橹、闵雪、贺子剑、李卓、李家祺、贺义丹、董世霖、管悦、廖宁、宋思嘉、童卓、崔逸超、朱一江、杨佳琳、温仕宏、冯予、谷天佐、曾馨弱等。

感谢清华大学出版社为本文集的出版所开辟出的一个坚实而开阔的平台；感谢责编刘美玉女士热诚、辛勤和严谨、周密的工作。

愿更多的读者读到此文集。

愿更多的读者认可，并喜欢此文集。白延庚2012年10月8日晨

所谓八千里路云和月

挺喜欢这句词的，“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昂扬，潇洒。这句话也是我高三时最愿意诵读的，当时家中的墙壁上挂了一幅清华学堂的巨大的宣传海报。每每回到家，迎着落日的余晖，配上铿锵的诗词，少年的雄心壮志，热血沸腾便喷薄而出了。那时心中总是怀有一个梦想，姑且称之为大学之梦吧，便是情定清华。

之后的日子就很惨淡了，高考生物29分的失利，让我通过自招加分进入了朝思暮想的清华园，鬼使神差的是，我居然被调剂到了生物。由于父母坚持反对复读，我被“押送”到了这里，虽正值八月，却有一种“风萧萧兮易水寒”的悲凉。于是，开始的一年大学生活，便如同高三的战场一般。我为了转系，发誓要拿到一个高高的学分，做梦有一天自己会来到心仪已久的经管学院。考虑到“又红又专”的要求，我在业余时间做了各种社工。支教，暑期学校，外联，勤工，主持，辩论……身体的疲惫都可以克服，可是内心中强烈的疲惫常常让我窒息。一年之间先是在压力之下重了10斤，又在忙碌中瘦了15斤。最终，如愿以偿，坐在新生之间补课，突然之间想起当年那句话，感觉恍如隔世。

这一年，我的大学梦，去哪里了呢？

为了一个目标，我的一切做法变得极为功利，学习不是因为热爱知识，志愿不是为了服务他人，甚至没有去过一次荷塘，一次情人坡，新生舞会上没有舞伴……

我最初为什么要来到清华？我反反复复地问自己。当时的我，认为清华一切都好神圣，老师也好，制度也罢，是一个可以施展拳脚抱负的平台，是一个锻炼自己、提升自己、净化自己的圣地。可是现在呢？我获得了什么，我的梦，去哪里了？

在这一年中，有幸看到过百年华诞的盛况，大体经历了一个清华人的生活方式。有时和周围同学聊天，知道清华人出来有大师，帅才将才，但还有一类，是混子。那位同学戏称自己是混子，拜我是“学霸”，可我在想，那些“非混子”（如果我也算一个的话）中有多少是真正热爱自己的专业知识，特等奖评选时大家列举自己是全系第一，自己志愿时间是几百小时，可有多少是发自内心的行为？是不是为了转系，是不是为了工作，抑或是推研、保研、直博？考公务员？我并不是优秀的清华人，我没权利质疑别人，我至少可以说，自己就是这样的功利。中国人一般比较看重数字吧，所以用数字似乎说明了一切，但唯有内心，唯有梦想，唯有灵魂，是用这些冰冷冷的数字说明不了的。

我很佩服一名学校是三本的同学，他当年报考那所学校是因为风景很美。一年之后，他对我说，他一直梦想着在云南丽江的美景中读书，他的梦实现了。我，一瞬间汗颜。当初的豪情壮志，到如今的“蝇营狗苟”，我失去的太多，连梦想也消磨掉了，却什么也没得到。相比之下，那位同学，似乎更加幸福。

直到如今，我走在园子中，抬头看到清华学堂在落日的余晖中愈发美丽，一直想要重新找回自己，找回我最初的大学之梦，思索之后，是幡然醒悟。这一年，虽看到了清华圣洁羽毛下的阴影与尘垢，却更加笃然地相信清华的高洁所在；知道了很多认识的必然和不可为，也看到了一些社会的真相，黑暗与污秽，琐碎和参差，由此对清华更是对自己更生了一种客观打量后的热爱和信任感。虽然有一些东西让我们大跌眼镜，但至少在清华，通过努力，自己终究能成为高尚、热爱并执著的追梦人。

现在，重新拾起曾经那句，八千里路云和月，有了很多新的理解。一个年轻人抱着改变世界的心态必处处碰壁，他成熟的标志就是下定决心先从改变自己开始。我知道我并不能改变自己现在所处的环境，但我可以先从改变心态开始。不再过分地追求任何东西，甚至包括所谓的内心的安宁，灵魂的静谧，一腔的热血。因为，我知道，在很多时候，将自己的梦想落实到每一件具体的事上，才更有意义。不争名逐利，但也不逆潮流而行，学会了选择取舍，在理想现实之间主动寻求平衡，也由此学会了接受世界的多样性和不可避免的残缺，或是说，这本身就是一种更为成熟的梦。

当我抬头仰望，当我低头沉思。

我终于感到安定，因为我努力过，思考过，已然成长，已然坚决。

而梦的种子，经历过寒冬，正在春的心田中，静静发芽，慢慢长大。

坚硬如水

细读马寅初，溯2006年他被好事者称为“实乃谋杀汉民族的回回”。对这荒诞的批驳自然一笑置之，然而，半个世纪尘封的新人口论至今仍引起如此强烈的情感回声，实在发人思索。或许人口在我们的文明中蕴含着传承血脉的意味，尤其是在“社会主义永远不会存在人口问题”特殊的时期，一个经济学家要挑战人口信仰，必有西西弗斯的勇气。

当学术怀抱政治，学者极容易沦为权力的辩护者。然而抗日时期，马先生敢于将矛头直指当局的战时经济政策，要求征收临时财产税，用发国难财者的财产补给战争经费，因而罹罪。20世纪60年代，又“虽年近八十，明知寡不敌众，自当单枪匹马出来迎战，直至战死为止”。因新人口论被打成右派，幽居十九年。学术怀抱政治，但绝非政治的附庸，他拒绝写检讨，以捍卫学术的独立与尊严。

真知，应是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却不幸由各色主义，国情的借口所尽情涂抹，篡改，成了任人打扮的洋娃娃。这个仁慈而宽厚的老人，被判为第二个以战争削减人口的马尔萨斯。常有人说，假如新人口论及时得到认同，如今421的家庭结构将不需存在。然而，历史只能将真知证明，只有真正的勇士才能挽狂澜于既倒，用它照亮混沌之世。男儿应是重危行，岂让儒冠误此生。马先生以学者的自尊履行着战死不屈的承诺。

新人口论遭到批判，马先生的儿子把这个坏消息告诉他时，他正在洗澡，他听了只“呜”了一声，没有再说第二句话。几十年过去了，他的冤案彻底平反，已高龄的儿子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时，他又在洗澡，听了之后仍然是“呜”了一声，不再说什么。读罢我忽然沉静下来，一个生活在混沌之中的学者，没有刀枪勇武，没有惊世的言语，有的是这书生意气，宁折不弯的脊梁。

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宁鸣而死，不默而生。

我不知是否应当相信这个宁静而蓄力的故事，因为马先生的次子近来将此事称为荒谬，说父亲并未受到迫害，即使门外张贴着大字报，仍经常锻炼，热爱生活。我忽而语噎，为躲避迫害，马先生将百万字经济学著作《农书》付之一炬，我脑海中浮现出跃动的火光。抑或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只介乎身体而无关灵魂？抑或毁百万字的纸张不如鞭笞肉体的切肤之痛？我不敢断言他别的企图，只是若身处其中，我必乐于将父亲的所谓缪传延续，就让历史悄悄邂逅这美谈。

孩提时代，我被告知经济的意义乃“经世济民”。如今经济学家一心为利益集团代言，经世济民的理想，已然退为诉求“良知”的底线。我常听郎咸平教授的节目，且不论其对错，却是马寅初所谓“言人之欲言，言人之不敢言”。当我们再不愿听人云亦云的假话，便带着热忱怀念哪怕十分偏激的真话。

马先生的马，不是马克思的马，也不是马尔萨斯的马。正是奔跑，不羁于草粟，而志于千里的骏马，行云流水般奔跑。水之坚硬，在于无物以易之，浩然乎溪流河谷，源源长存。

智慧之光

1843年。

这一年，《海国图志》出版，广州、厦门相继开埠，清廷与英国在中国香港签订了《中英五口通商章程》。也是在这一年，遥远的英国，一个叫詹姆士·威尔逊的苏格兰帽匠，用报纸的名义注册了一份杂志的发行。很难说孰轻孰重，但是若论对今日世界的影响，1843年应该因为这本叫《经济学人》的杂志而被铭记。《经济学人》刚刚创刊的时候，它的创立者就曾这样阐释它的立场——“我们严肃地相信，自由贸易和自由交流会比任何其他可见的动因都更能促进文明和道德在全世界的扩展。”而这一思想，毫不夸张地说，为古典自由主义做了一个富于实证性的注脚。而这一百多年来，《经济学人》一直坚持着自己的思想，客观，公正，全球化，一切观点都经过事实检验。

在我刚刚进入清华经管学院的时候，第一节经济学原理的课是由钱院长讲的，第一节课他就向我们推荐了《经济学人》。这个名字在幻灯片上排在了“怎样提高英语”的下面，可是我深信，他对这本杂志本身也是赞赏的。他告诉我们，这本杂志所有的文章都没有署名，都由集体创作。当时我想，这么狠。现在我明白了为什么。对于《经济学人》来说，文章由谁而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思想，是富于见地的观点，是追求真理的情怀。那么面对这一篇篇没有署名的文章时，我们可不可以把整个杂志想象成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这位经济学家摒弃了狭隘的个人崇拜，引导读者将目光聚焦于经济观点本身，聚焦于深刻的思考与广阔的视角。

不设专业门槛，不故作清高，追求自由，伴着经典的英式幽默，《经济学人》的每一篇文章都不需要艰深的专业知识才能看懂。这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真正在学术高层和社会大众之间搭起了一座桥梁。实事求是，立场鲜明，不畏霸权。它可以拿《托尼·布莱尔的末日》做封面标题，可以把一只蒙着眼睛的公鸡作为法国未来的象征，支持同性恋婚姻，支持合法卖淫，支持私营组织探索宇宙，反对死刑，反对一周工作35小时，反对最低工资标准。“他”发明了“巨无霸指数”，通过比较麦当劳在各国的快餐店销售巨无霸的价格来比较国与国之间的购买力平价，而在纪念“巨无霸指数”创立20周年的时候，“他”又尖锐指出它被不少美国政客滥用的事实。

在每一本《经济学人》的目录页都印有这样一句话：参与一场推动前进的智慧与阻碍我们进步的胆怯无知之间的较量。我说这是一位伟大的经济学家，并非因为经济学领域的惊人成就，而是因为它参与了这场较量，毫不退缩地坚持自己的原则，以经济学为载体，让智慧之光洒到了世界的每个角落。

生不逢时的经世奇才

已是隆冬，可他的心却如熊熊大火般热烈。

走出皇宫时已是傍晚，他浑然不顾凛冽的寒风，沉醉在自己早已酝酿多时的宏图大业之中。眼前恍惚间浮现出心中理想国的图画来：国家富强，百姓安居，一派繁荣。心中莫名地一阵兴奋和紧张，他想，梦或许不再是梦了。

他叫王安石，他和他的变法注定名垂千古。

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早已让这位杰出的古代经济学家心痛不已，他深知要想改变这种局面，必须推行富国之法。而富国之法，当在经世济民。

事实证明，王安石实在是个天才。他颁布的方田均税法，一下子粉碎了几代人未曾解决的难题。豪强再不能隐漏田税，胡作非为了，而政府也得到了很大一笔税收；他的市易法，充分考虑到了供求关系，有效地调节了市场规模，给国库添了一笔外快；还有他的免役法，让农民们免受各种徭役的折磨，得以回到土地上去，充分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亦是一剂良方；另外，他还打破了皇宫贡品由既定地方供给的先例，在深入调查皇宫需求和地方供给能力的基础上，制定最节省的方案，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也未必能被政府做好，可见王安石经济头脑非同一般。

如果光是以上的作为，王安石就不是王安石，也称不上伟大了。最难能可贵的是，在将经世之才发挥得淋漓尽致的同时，他没有忘记济民于水火。前代的很多可称得上经济学家的人或许在“经世”上不逊于王安石，但他们却忽视了黎民苍生。而王安石却深知“民乃国之本”的道理，更从一个经济学家的角度认识到人民作为经济个体的巨大作用。这从他的另一些变法措施中可见一斑。比如说有名的“青苗法”，由官府出面借钱给无力买种的农民，收成后纳税，这很大程度上让农民免受高利贷的盘剥；他还相当了解农业对当时国民经济的重要性，以及水利在农业中至关重要的地位，他据此实行的农田水利法对当时的农民绝对是福音，而这同时也是增加税收的重要举措。可以说，王安石的变法方案有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一条是增加国家收入，另一条则是减轻人民负担，而他将两者融合得相当完美。

只是王安石太天真了，天真到以为单凭自己一个人就可以改变这个世界，实现那经世济民的梦想。他从未意识到自己将要面对的是什么，他不知道，他满心欢喜的变法或许可以让这个死气沉沉的国家焕发生机，但对于那些贵族们而言，这是在砍他们的手脚，喝他们的血。王安石的悲剧在于他所对抗的几乎是整个世界，而他所能依靠的仅仅是一个举棋不定的优柔皇帝。像他这样的不世之才，恐怕未必逊于亚当·斯密这样的经济巨人，只是他没有斯密那般幸运，生不逢时，只有英雄末路。后人偶有所感，大概也只能说，北宋有王安石，实是北宋之幸；北宋未用王安石，实为北宋之悲。

免费的代价——我的关于经济学的研究

史蒂夫·列维特：“大多数经济学理论只是常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真正地把这些常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去。”读完了《魔鬼经济学》和《超爆魔鬼经济学》，我开始逐渐关注生活中的一些普通的有趣的现象，并且从中试图发现一些规律。

实例1：我女友自行车丢了，我陪她去某一个修车摊买车。她选好了附送车锁车筐的、标价为280元的一辆车。由于我自己的自行车车筐破了个洞，我想知道卖车的人是不是可以再赠送一个车筐给我。这个提议被拒绝了。正当我们正要离开的时候，我突然冒出了一个主意，于是改口问车是否可以便宜10元钱，卖车的人同意了。结局显而易见：我用那10元钱买了一个车筐，还找回来一元钱。我后来去学校里几个修车摊，分别询问了几个摊主，是愿意便宜10元钱还是愿意白送一个筐，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去便宜10元钱。

实例2：我要下楼，顺便要扔宿舍里的三个空绿茶塑料瓶。因为要写这篇文章，便改主意拎到了楼下，做一个试验。我走到了一个报刊亭前面，问他们收不收这三个塑料瓶。女店主好像听错了我的话，说，你就放那儿就行了。男主人纠正她说，他问的是收不收，要给他钱的。这时候女店主改口，说他们不收这玩意儿，我便转身离开。

第一个事例中，如果卖车的人送给我那个车筐，她不仅能够多赚一元钱，还能避免与我多费口舌的时间成本，显然这样的话卖车者状况会更优；第二个事例中，一个大空塑料瓶如果卖给废品收购者，就能得到一毛钱，而他们最后转卖给收废品厂自然价钱更高。而报刊亭平时出售饮料，并且地上专门有一个放空塑料瓶的箱子，他们肯定也会转卖，但是他们只愿意接受免费的午餐，最终拒绝了我的好意（甚至都没讨论一下我卖这个瓶子的价格）。

我认为，这就是免费的代价，免费让我们失去了理性。在第一个例子中，卖车者原本可以多赚一元钱，但是由于“免费”送车筐不大好听，让人心里感觉亏了一个筐，而多卖一个筐让人感觉是多赚钱，所以卖车者没有同意附送一个筐，而选择了收益更少的选项。同样的道理，如果塑料瓶是免费提供，报刊亭就有了“白拿了”的感受，感觉自己占了便宜而乐于接受，而哪怕支付一点点费用也就不在他们能够接受的范围之内了——他们宁愿这次交易没有进行也不愿意掏出一点点钱而获得更多的收益。

进而我想到，“买一赠一”的存在也验证了这种免费的代价——消费者更倾向于接受免费的东西而不是将定价减半以后的东西（这个应该可以调研一下进行分析，大多数商品买一赠一的时候价格一定提价了）。免费扭曲了我们的利益最大化，蒙蔽了我们的理性。

涨工资可以解决“血汗工厂”的痼疾吗

几年前，美国退休人员组织问一些律师是否愿意低价为一些需要帮助的退休人员服务，大约一小时获得酬薪三十美元，律师们表示无法接受。后来，该组织的项目经理想出了一个绝好的点子：他问律师们是否愿意免费为需要帮助的退休人员服务，同意的律师竟然占压倒性多数。

一直很好奇这个案例中两种截然不同的结果的产生缘由，零美元为什么会比三十美元更有吸引力？为什么律师们宁可做义工，也不愿意接受低一些的报酬？

直到读到玛格丽特·克拉克的理论才豁然开朗，她说我们同时生活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一个由社会规范主导，另一个则由市场规范来制定法则。社会规范是友好的、界限不明的、不要求及时回报的，多是人们互相之间的友好请求，能给彼此带来欢愉；市场规范却是黑白分明的，它要求利益比较和及时偿付，在市场规范中，我们总是按劳取酬。

因此，当退休组织向律师们提到钱的时候，律师们用的是市场规范，认为报酬与他们的实际工资相差太大，大都拒绝；而不提酬薪时，律师们考虑社会规范，出于社会责任感和公益之心，多数则乐于为需要帮助的退休者服务。

这个问题不禁让我想到如今很多企业为了提高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和归属感，为了吸引和保留更多的人才，往往采取涨工资的方式，以促进企业的发展。但这么做，真的可以解决“血汗工厂”的痼疾吗？

在我看来，企业应该认真思考人们对社会规范和市场规范的不同反应。

同样有1000元现金将要补贴给员工，作为企业，应该把这1000元通过奖金还是通过礼物发给员工呢？作为员工自身，大多数肯定会选择1000元奖金，因为企业发的礼物可能自己根本就用不上，抑或用这1000元现金可以买到更需要的物品，这么看来，金钱好像更方便且更有效率。

但是，当企业把1000元奖金发给员工时，他们只会用市场规范来衡量，他们会觉得这是按劳取酬，他们会公事公办。而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可能指望员工们在开车回家的路上，在淋浴间里洗澡时也想着工作么？可能指望着员工冒着生命危险去完成工作的使命吗？显然，员工们只会把工作和休闲严格地划分界限，只会把个人和企业明晰地隔离开来。

所以，一个企业要真正地做大做强，仅仅靠涨工资是不够的，金钱往往是最昂贵的激励方式。

而为了营造这种社会规范，一方面企业可以学习美国的苹果公司，为员工配备手机、电脑、笔记本电脑来消除家庭和公司的界限，在让员工享受到福利和关怀的同时，又在不经意间让工作可以随时占据员工的闲暇时间，一个短信、一条MSN就可以让假期中的员工全心地回到岗位中来；另一方面，企业也可以借用谷歌公司的方法，为员工提供多种多样的福利，如精美的午餐等等，从而在企业内部营造出亲善的氛围，让员工们有归属感，让他们相信，自己不是在一个人工作，困难厄运面前，整个公司都会保护帮助他们，与他们同在。

所以，作为依靠员工的努力程度和知识技术的“血汗企业”，要实现更大的发展，或许不能仅仅依靠涨工资来吸引、保留人才，他们应该努力在员工心中建立起社会规范，从而真正培养出员工的忠诚和信任，实现自身的做大做强。

高校集中百利无害

美国斯坦福大学允许高技术公司租用其土地作为办公用地，它与周围的众多名校为这些公司源源不断地输入人才与智慧，最后这里成为美国与世界的IT基地——硅谷。以清华、北大为中心的条带状的高校区稳稳坐落于中关村大街，成为中关村“忠实的智库”。中国各地也在城市规划中把教育区的规划提上日程，建立了不少大学城。北京建立了良乡大学城，厦门建设了集美大学城，广州、福州、上海松江、重庆、廊坊东等地也纷纷建立了大学城。

政府看到了高校集中的好处：促进高校与地市高教事业在资源共享与整合，发展新兴学科与专业方面的优势，实现科技对产业的提升力，实现后勤社会化，集中了办学精力，并节约了办学成本。我们也必须看到：有些大学城对功能定位不准造成教育资源浪费，人文氛围不浓、“软环境”思考与建设不够。在这个倡导科学发展的和谐社会，最严峻的事，是大学城的建设加重了对自然资源的浪费并恶化了自然环境。

以水为例，高校普遍提供免费的自来水，同学们没有节水的激励，在洗衣服和洗澡时不会采取节水措施，造成自来水的使用率低下。

再以电为例。“2003年是我校（清华大学——作者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快速发展年，紫荆学生公寓、六教、创新大厦等建筑相继建成并投入使用。新增建筑面积多达60万平方米，致使全校用电量快速增长……学校各级领导高度重视，成立了由修缮中心、规划室、热能系、电机系、电管科的领导和专家组成的专家工作组，专项负责11万伏变电站的扩建，以确保全校各项工作有充足的电力。”（摘自清华新闻网）学校在运营过程中用电量很大，学校规模的扩大给供电部门带来了很大的技术压力。加重这种压力的，正是电的浪费现象。因为不同的课程课容量不同，对各个教室的利用率也就不同，校方不能合理协调同学们集中使用教室，只能为教学楼、图书馆的每个教室提供同等充裕的资源。比如说，教室不上课的时候用作自习室，每个自习室都坐不满人，甚至没人，但电灯持续被使用，使资源浪费，缺失电的合理配置。我们必须看到，闲置或没有得到充分利用的设施，正在浪费着我们稀缺的资源，我们需要的是优化资源配置的机制，比如说应用集体自习的方式。

以上是高校运营中的浪费现象，我们认识到，大学城的建设可能加剧对资源的浪费情况。高校的集中和对资源的不合理的大规模使用使学校的运营面临着缺乏连续性的危机，更加剧了整个城市的资源压力，甚至可能牵制城市中其他产业的发展，不利于城市整合资源，阻碍其可持续发展。当然，在乡村或城镇建设大学城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因此，在大学城的规划与运营过程中，必须做好资源供应的工作。同时，协调各方，找到合理使用资源的方式，减少不必要的浪费。采用激励机制，鼓励同学们节约资源。从学生的角度来说，应珍惜来之不易的资源，承担青年的义务。从决策者角度看，在规划城市时更应谨慎，考察该地区是否有能力承担这些资源压力。只有这样，才能使大学城不仅有大师，而且有大楼，更重要的是，这些大楼并不浪费资源，而是和谐地运转着的。

戏，仅需观赏

钱钟书曾以《围城》的诙谐调侃：“萧氏说‘诺贝尔设立奖金比他发明炸药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自1901年首次颁发起，诺贝尔奖仿若成为人们心中最崇高、最向往的一大奖项。每年的提名、候选、审批、公布，过程总是那么轰轰烈烈、万众瞩目。可以说，几乎没有人会想过去拒绝它、拒绝这莫大的荣誉，这不仅仅是奖金的问题，更是因为它在人们心中一贯代表着的影响力与认可。

那么诺奖除了带给人们这些名与利层面上的闪耀的东西，它还有什么？首先，是各种等级的划分。曾被获1964年诺贝尔文学奖而拒绝领奖的法国作家萨特这样告诉我们：“这些荣誉是一些人给另一些人的，而给这荣誉的这些人并没有资格给这荣誉。我无法想象谁有权利给康德、笛卡儿或歌德一项奖，这奖意味着现在你属于某一个等级。一个作家在政治、社会和文学方面的地位，应该仅仅依靠他自己的工具也就是他写的词语来获得。我们把文学变成了一种有等级的实在，在这种文学中你处于这种或那种地位。我拒绝这样做，所以我拒绝一切荣誉。”其次，它导致了公众对它的盲目崇拜。由于诺奖的评选机构仅限于瑞典皇家学院，并且每个奖项均由只有5人组成的诺贝尔委员会评选，这5名评判世界事务的评委有很多不谙世界事务，也并非该领域里的行家。在评选过程中，他们也没有设计征求各冲突方意见的程序。这样一个来自只有400万人口的高度发达国家的政界人士的委员会有能力、有知识、有见地代表全世界60亿人口制定标准吗？再者，所谓的“不沾染”政治的诺奖又为何在1939年将希特勒列入和平奖候选人名单？

对于诺奖，我们不应被其左右，而忘掉了脚下应坚定的立场与方向。对和平的理解与追求、对正义的推崇与向往，这些生而为人所与生俱来的东西，本就应无论周遭好坏而根植在心，更不必说应不应该全然以诺奖的标准来衡量了。诺奖不是一切，一切也都不是诺奖所能诠释的。对待它，就应淡然处之，仅供参考，依着自己内心的价值观附和或调侃几句。就好比萨特没有领奖，在抉择中他宁愿选择保持文学的本真，而非名誉、金钱与荣耀。林语堂在1944、1972、1973、1975年四次被提名，1975年被提名落选后，正值他八十大寿，他说：“我们要讲道理，我们对生命不可要求太多，也不可太少，一定要抱着适可而止的态度。”这对于我们同样也十分受用，在今天诺奖被西方主流思想影响日益加深的情况下，其结果中的偏颇、是非、争议，又或是更深层次的有关国家利益争端问题，都并非是我们所能够改变的。将它当成一出热闹的戏，戏里戏外，深知在心，也就足矣。

卞和·和氏璧

时光回转到2010年的8月。那时候，已经迈入了高三门槛的我总是在被一个很俗的问题困扰着——我要如何去选择专业。身边的许多人不停地告诉我，船到桥头自然直，可是这并不能够阻止我继续去思考。而同样是在2010年的8月，前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来到我的高中做讲座。是他告诉我们，纵然竖向成才比比皆是，横向成才也未尝不可。

在20世纪80年代担任武汉大学校长的刘道玉，是当时中国高等院校中最年轻的一位校长。他在武汉大学率先推行了一系列从教学内容到管理体制的改革措施，拉开了中国高等教育改革的序幕。1977年12月，一名叫王小村的知青报名参加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高考，被武汉大学历史系录取。进入大学无疑是王小村命运的转折点，但是他的命运又是掌握在谁的手中？他并没有专注于历史系的功课，相反，他仍然在做着生物之梦，而生物，是他从小到大的兴趣所在。1979年的初秋，王小村带着转系报告直接来到刘道玉的办公室。刘道玉立即通知教务处副处长来商量。他们在看过王小村的文章和生物系教授的推荐信以及详细了解其经历爱好后，当即决定同意其转到生物系学习。这是全国首创的转学制度，允许有特殊爱好和特长的学生，转入到他们喜爱的专业学习。受惠于这项改革的武大学生数不胜数。中文系78级学生徐传毅对数学有着特别的爱好，转入数学系后成绩优异，毕业后被麻省理工学院数学系录取为研究生，又被斯坦福大学聘为副教授。生物系79级学生田贞见做梦都想当一名作家，却被乱点鸳鸯谱录取到生物系，每次上解剖课都想象着放在砧板上被人宰割的是自己。被批准转入中文系后，他从一只被解剖的兔子变成了千里马。现在已经是一名作家，出版过10多部小说，还担任《少年文学报》的主编。

尊重学生的志趣，这是一条被公认的教育原则，但是在传统的教育制度下，只讲统一而不允许个人自由，只要求服从而不给个人选择的权利，还美其名曰“坚持国家招生计划的严肃性”。这样的做法，致使很多学生的学习兴趣受到泯灭，个人特殊才华被埋没。没有爱就没有教育，不尊重学习者志趣的教育是屠宰心灵的教育。

1988年2月10日，国家教委驻汉工作组在东湖宾馆召开武汉大学校级干部会议，宣读了国家教委免除刘道玉职务的传真文件。时值春节前夕，消息传出，全校哗然，业内震惊。一位教授说，刘道玉的免职是因为观念超前了，改革的步伐太大了，致使那些“九斤老太们”不能容他。他的名字曾经被刻意回避甚至封杀。

想起了那个抱着玉石恸哭的卞和，两次刀斧加身，剁去双足，才知遇琢成了举世无双的和氏璧。识玉者的悲哀，改革者的悲哀，怕是因为世上有了一批不觉悟者的存在。正如易中天所说，刘道玉并不是伟人或者完人，他是一个战士，有理想有担当，亦有失策和失误。烟尘满面却又义无反顾，勇往直前。战士是会赢得尊重的，哪怕是受伤的战士。评价一个历史人物，我们需要看到他代表什么，面向何方。刘道玉成为武大乃至中国教育历史上绕不开的话题，不是因为他一贯正确，不是因为他完美无瑕，是因为他代表着一种精神。

位，真的可以定吗

当我们翻开一本本号称“成功秘籍”的大部头时，我们多半会看到“找准定位”这样的字眼；当我们向长辈前人探询人生经验时，我们也经常会听到“在什么位置就做好什么事”的劝告。当我们已经习惯于把“定位”挂在嘴边，并视其为生命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时，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却被忽视了：位，真的可以定吗？

在每个人的心目中，人生的位置常常是不确定的而不是固定不变的。因为我们不是圣贤，不能做到“人不知而不愠”；我们难以时时心忧天下，“不以物喜，不以己悲”；我们更不会看淡一切，曳尾涂中抑或鼓盆而歌。小有成就意气风发之时，我们会梦想着做一番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大事业；遭遇挫折被人误解之际，我们也会感慨命途多舛世事不公乃至自暴自弃。每时每刻境遇不同，感受不同，对所处位置的判断自然也就不同。谁人能说，人生有一确定的位置？

更何况，我们的位置不仅仅受客观环境的影响，还与他人的评价紧密相连。从出生到现在，亲人、老师和朋友等周围的人就在不断地对我们评头品足。暂且不论其动机好坏和内容优劣，其结果是确定的，那就是我们被贴满了各式各样的标签，甚至会不自觉地按照他们所期望的形象塑造自己。当我们被控制于股掌之间时，我们的位置难道不会因他人的操纵而挪移沉浮吗？

也许有人会说，以上的因素固然可以改变一个人的位置，但不足以使命运偏离轨道太远，位置充其量也不过是微调。那么，“二战”期间大规模屠杀犹太人的日耳曼人又该作何解释呢？大多数德国人在战争爆发前都是遵纪守法的文明公民，战后审判时也与正常人毫无二致。然而战争期间，他们却走向了极端的恶，成为刽子手，化身为杀人狂。难以想象，曾经产生过歌德与席勒、巴赫与贝多芬的日耳曼民族竟然会犯下令人发指的滔天罪行！人性的巨大反转，德国人历史地位的颠覆性改变，让我们再难说出“定位”这两个字。当时代的滚滚洪流冲刷着一切时，每个个体都难以逃脱被席卷被裹挟的下场。当今社会更是瞬息万变，位，怎么可能定？

令人沮丧的是，我们甚至不能证明感知到的外部世界是真实存在的。“缸中之脑”的实验告诉我们，当人脑的特定区域被刺激时，受试者会产生与亲身经历同样的感觉，而实际上他正躺在手术台上什么都没做。《黑客帝国》则更为夸张地构造了一个由电脑矩阵控制意识和记忆的世界，在那里人们的大脑被放在营养液中却具有同样的感觉。也就是说，我们周围的世界也许只是幻觉而非实体，知识大厦也建立在虚构的基础上而成为空中楼阁。由此推论，每个人的位置也许不过是某个邪恶科学家心血来潮的产物，那么“定位”又从何而来？

依我看来，定位不过是个不存在的概念，“找准定位”、“按定位去做”的说法更是荒谬至极。我们所能做的，不是挖空心思确定本不存在的那个坐标，而应该是尽己所能让自己的人生在社会的坐标系中画出一道优美的曲线。位，不是可以固定的状态，而是或连续或跳跃的过程！

苏联模式之殇——谈1952年清华大学院系调整及时代影响

清华大学素有“红色工程师的摇篮”之称，也许，在大多数人眼中看来，这是对清华“又红又专”，浓厚的工科氛围的一种褒奖。可事实上，目前国家各个行业的总工程师中真正出自清华的少之又少，原因为何？表面说来，当今多元化的时代需要人文素养与技术基础兼备的复合型人才，而大多数仅仅掌握过硬的技术本领的清华优质工科男要挑起运筹帷幄、统领大局的重任，实在有些力不从心。究其深层原因，可能要从1952年清华大学的院系调整说起，那是清华的一道硬伤，是清华人心中永远的痛。

新中国成立伊始，百废待兴，国家建设急需大量专业人才。而当时的苏联作为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国，其专业化，学年制的教育为我们描绘了这样一幅蓝图——在计划经济的指令管理下，人们像机器上的螺丝钉般各司其职，很快就能实现社会化大生产，创造迅速崛起的社会主义工业奇迹。为了满足国家需要，清华大学从一所人文与自然学科兼备的综合性大学，变为了红色工程师的培养基地。农、文、理、法、航空及工学院部分系、专业先后调出，叶企孙、周培源等一大批享誉世界的大师被调离清华，“通才教育”、“学术自由”的“大清华”时代便永远地停留在蒋南翔校长那代人的记忆之中，百科争鸣，文理贯通成了遥远的梦。

清华就这样踏上了工业救国的红色征程。在人才专业化的培养模式下，我们成绩斐然，汽车制造出来了，原子弹爆炸成功了，卫星上太空了。“两弹一星”、密云水库是清华的骄傲，是祖国的骄傲。但是，时代不同了，技术落后的年代我们需要苏联式的专业化人才添补各项领域的空白。而今天，对巨变中的中国，发展中的世界来说，专业人才已经不再符合时代的胃口，可是苏联模式的改革却给清华的后续发展留下了挥之不去的阴影，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是理工科学校，专业之间依然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而通识教育也仅仅沦为了钱院长教育改革的一个尝试。

清华绝对不是职业培训机构，它的使命不应是为社会输送基础扎实的工程师，制造社会这台大机器上的一个个螺丝钉，它的终极信仰是培养拥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精英人才。专业化的工程师就如整条生产线上的一个工人，他对自己面前的技术烂熟于心，但是他缺乏整体的眼光，他对整条生产线一无所知，如井底之蛙，只关注头顶那片小的可怜的天空。这不是我们想要的时代精英，因为精神的创造性和潜力的无限可能已经埋没在机械的专业理论中了。

西方的笛卡儿不仅创立了解析几何，同时还是“我思故我在”的哲学大师，达·芬奇不仅创作出享誉世界的《蒙娜丽莎》，还是近代生理解剖学的始祖。这些天才们没有专业，兴趣就是他们的专业。如同钱伟长先生的那句“我没有专业，祖国需要就是我的专业”。再看看我们，毕业证书上的学位划分得清清楚楚，经济学学士，管理学学士，但是一个骄傲的清华人，一个社会眼中的精英更应该懂哲学，懂艺术，敢于发出时代的呐喊，而不仅仅是“听话”、“出活”……当走出清华走向社会的那一天，每个学子可以无悔地说，这所大学给予我的，不是专业知识，而是一种能力，一种思维，一种人生。

清华的今天已经恢复了人文、法学等文科院系，但是规模与当年大师云集的境况还是不能同日而语。更让人慨叹欷歔的是，苏联模式潜移默化地控制了我们的思维，让今天的清华很大程度上还是无法摆脱专业化的魔咒。

我们理所应当学好自己的专业，但我们不是一台有用的机器，大学生群体不是分工明确的“蚁族”社会！

其实，专业不是生活

专业究竟是什么？这个简单的问题又有多少人可以给出答案？猛然想起清华操场上国防生响亮的吼声和整齐的步伐，还是有人漠然地将这种魔鬼的训练视为“为了几分不惜出卖自己灵魂”的报应。持续走高的失业率和停滞不前的经济发展，曾经有梦想的少年无不选择了功利模式——车子、房子、票子、位子……专业，成为飞跃的跳板，人，成为专业的奴隶，其实，专业不是生活。

1919年，《凡尔赛合约》无耻地将德国在山东的权利转让日本，作为战胜国的我们难道仅仅为了所谓胜利者的名号就要舍弃捍卫领土的尊严？那一年北京大街小巷上遍是流淌的热血，振臂高呼，众志成城，当时的大学生引领了中国一个时代的进步，年轻即力量，振兴中华，义不容辞。

当年，何曾有人问过学生的专业？何曾有人规定过只有政治系、公共管理系、社会学系或者国际关系系的学生才拥有上街游行的权利？那时的教育制度并不完备，但却给予了学生最大的自由，专业传授的仅仅是知识，自我建树的才是品德，呕心沥血的才是事业。

如今，公务员考试不少岗位都有特殊要求，最为惊异的是几乎一切岗位都有专业限制。要求具备一定的专业背景相当合理，然而，相关背景与文凭绝无必然关联。专业只能代表着你曾经系统地学习过某方面的知识，不能注定你的生活。每个人都应有权利选择自己的事业，社会也应给大学生这种自由，并且提供机会。胡锦涛总书记是学习水利工程系河川枢纽电站专业的，温家宝总理毕业于地质学院地质构造专业，我们没有要求国家领导人一定必须是政治或法律专业，为什么却一定要求我们的公务员必须是某专业毕业，并且以此来限制大学生的自由呢？

条条框框，狭窄的就业面导致专业束缚的不仅是职业，还有人的心智。商科的学生在每年毕业论文作弊统计中傲视群雄，供给与需求的理论和效用最大化的模板使得本该单纯的年华过早沾染了铜臭气；曾经一同欢笑的男生被扣上了“不解风情的工科男”的帽子，繁复的实验、恼人的报告，渐渐地有人不再喜欢关注社会，因为行业注定了决定他们命运的唯有分数和技术……有人圆滑世故，有人木讷呆滞，有人不问世事，也有人追风起哄，我们，仅仅因为大学前甚至不明真相地选择就被划分了区域，眼界开始缩小，曾经的世界成为A4大小的试卷。

诚然，不同专业的人才需要具备不同的品性，然而我还是相信进行这种选择的是大学生自己，而不是社会的压迫，打压梦想已经令千万有志青年成为碌碌无为的“蚁族”，为什么还要不断加深专业的鸿沟，扼杀纯真的梦想？仅仅因为文凭上的毕业于“某某学院”，太多的学生进入大学就丧失了斗志，甘于平庸，我的轨迹已经注定与辉煌无缘，又何须徒劳做功？在这种社会模式下，我们可以完成的就只有自我的改变，想要走自己想走的路，就只能尽快走完并且走好自己不想走的路。

其实，专业不是生活，不用在意制度与偏见。新清华学堂落成时，中国爱乐乐团来首演，加场时指挥说，“钱院长虽然是学经济的，但比我有文化多了”，顿时心里泛起一阵深深的悲凉之气。难道商科的学生就注定是没有文化的金融骗子？工科的学生就注定是不解风情的技术疯子？理科的学生就注定是不问世事的实验懒人？不要一味地被专业赋予不属于你的特质，人生是自己的，生活不是社会的，打破条条框框才有飞跃的机会。我学习的是专业，但是，我成为谁仅仅因为我的意愿。

冷眼旁观

读过鲁迅的人想必都会记得先生笔下那些鲜活的人物形象：在饭店被讽刺连半个秀才都没捞到从而“头上青筋条条绽出”的穷酸秀才孔乙己，被一遍遍问及阿毛被狼吃了的故事的祥林嫂，小栓吃着沾满鲜血的馒头，阿Q被人打后给自己注射着“儿子打老子”的安慰剂……先生的文章总是让人悲悯且愤怒，先生的小说有着剔骨刀的力道，他是要为人们刮骨疗伤的。除了每个故事的主角，我们还总可以看到一群似乎无关紧要的路人甲、乙，他们会在烈士刑场上像“被捏着脖子往上提的鸭子”一样看热闹，会一遍一遍戳着主人公最痛的伤疤来为无聊的午后增添一些笑料，有些时候我们甚至会觉得这群人似乎渺小到为之产生任何愤怒的情绪都是一件可笑的事，但这群人就是这样存在着，不光存在而且占据着相当大的人口比例，人们把这群人称为“看客”，而那时的中国人也似乎很乐意把自己定义为一个看客。

现在的人们似乎自以为很了解先生的口味，知道先生对于看客的憎恶，便每每在读到先生的文章时露出一副愤诧的表情，以显示自己是多么强烈地鄙夷着无知且冷漠的人的行为。此时人们都把自己标榜成一个极具正义的热血青年，他们把自己定位在了最高的位置上来俯身批判那些行为低劣的人。人们甚至觉得那些故事中的情节就像一个个荒唐的笑话，若要放在文明的今日是决不可想象的事情。但历史似乎只是耍了一个把戏，看客把自己变成了一只披着羊皮的狼，他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张着血盆大口去撕破别人的伤口，他只是默默地，看着别人的伤口流着血。

现在的人们早已习惯了各人自扫门前雪的生活，我们一边鄙夷着小说里的看客，一边却又用行动把自己定位到了新时代的看客群中。

现实的生活中不停地上演着一幕幕悲情剧目。司机阻止持刀歹徒被连捅五刀车上无一人出手相助；老人坐在房顶扬言跳楼，赶来的记者却津津有味地吃着麦当劳等待报道；小月月被车碾在路边，路人走过视而不见……

记不清曾经在哪里旅游，看见路边的旅游品纪念商店里出售一只木雕的双手捂嘴的猴子。由于猴子造型实在特别，于是忍不住多看了一眼，顿时骇然，竟然发现其名曰：“不该说的别说。”我不知道木雕的作者是出于什么样的目的创作了这幅作品，我也不能想象是否会有人如获至宝地把它买回家供养起来，每天膜拜，当做座右铭一样地坚决奉行。也许木雕作者想要表现强烈的讽刺意义，但不管怎样，不该说的别说，却实实在在反映了现在中国相当一部分人的真实心理。现在的人们似乎都处在一种道德沦丧，人人自危，明哲保身的精神状态里。人们有意或者无意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看客，从心底就没有打算要为不牵扯自身利益的任何事件发出任何声音，只是和鲁迅先生小说里不同的是，先生笔下的看客是愚昧而无知的，现在的人们什么都知道，只是什么都不说，什么都不做。

这让我想到了在美国波士顿树立的“二战”犹太人蒙难纪念碑上，德国神父马丁留下的一段发人深省的铭文：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后来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新教徒，我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为我说话了。

现在的人们难道不是这样吗？歹徒刺伤了路人，因为我不是受害者，所以我不说话；拆迁公司强拆了民房，因为我不是房主，我不说话；老板拖欠了工资，因为我不是农民工，我不说话；司机撞倒了老人，以为我不是家属，所以我不说话……那么，如果有一天，当残酷的现实终于直逼你而来时，还有谁会来为你说话呢？

我们从不把自己当救世主，我们只会在灾难来临时祈祷受难者不是自己。我们只把自己定位成无关的路人，杀头也罢，抢劫也罢，自己不过是一个冷眼旁观的看客。我们像青蛙一样在还算合意的温水里麻痹着自己的中枢神经，只因为自己不是被踩在最底下，挣扎在最水深火热中的那一只而已。

这个时代总需要一些勇敢的人去发出呐喊，去揭露阳光背后的阴影，从而使得这个世界更加光明。倘若所有人都默默地站到了路人的队伍里，那剩下的只能是长久的沉默。先生说：沉默啊沉默，不再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谁能告诉我，我们终究会走上哪一条道路呢？

被政治绑架的画家——捍卫我们的专业

清明休假期间，和朋友去参观了中国国家博物馆。在中央展厅里陈列着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油画作品，都是经典的主题，熟悉的历史故事。这些本没有什么特殊，但接下来看到的情景却深深地震撼了我：两幅《开国大典》赫然在目——一样的色调，一样的布局，若不是仔细观察就不会发现差别——左右并置在展厅的中央，引起了众多参观者的注意。

人们啧啧称奇，语气中有一些惊讶，也有对历史轶事的感慨叹息。那一瞬间，个人经历的沧桑坎坷、历史潮流的纷繁复杂，就这样被坦然地呈现出来，令人有一种眩晕的感觉。在这样的正式场合直面历史、公布真相，确实是时代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但仔细体会其中滋味，又是多么苦涩！

故事要追溯到1951年。那时正值建党三十周年筹办画展，中国革命博物馆将巨幅油画《开国大典》这项艰巨的任务交给了37岁的青年画家董希文。巧妙的构思，精湛的技艺，董希文经过两个月废寝忘食的工作后，不负众望地完成了这幅气势恢弘的画作。然而，作为一幅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绘画，动荡的政治时局早已注定了它坎坷的命运。《开国大典》完成才三年，由于“高饶事件”，董希文被要求修改画作，将高岗的形象从画中抹去。“文化大革命”时期，董希文又被命令删掉画中的刘少奇——此时的董希文已是癌症晚期，却还是抱病完成了这项任务，将刘少奇改为董必武。这大致就是现在展厅里两幅《开国大典》的来由——一幅原稿，一幅改稿。

冷静面对这段历史，董希文的绘画技艺虽然得到了施展，但更多的，却是绑架个人才能的血淋淋的现实。一个有目标、有理想、有良知的人，能够通过个人专长来实现自身价值，但这需要一个根本前提：社会制度保障我们拥有对专业的主权——个人是主体，专业是我们生存、发展和再创造的途径，我们完全有自主选择，自主创作的权利。然而，这段惨痛的历史却揭示了这样的现实：人们虽有一技之长，却只能被政府、被统治者安置于某一个机械化的位置，从事一些毫无意义甚至荒诞可笑的工作。我们的制度，我们的社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董希文在修改画作时，心中一定在淌血——绘画这一人类文明的伟大艺术，何时变得如此卑微、不得不屈服于强权？艺术家自由创作的精神愉悦，何时变成了对上级命令的小心翼翼、唯唯诺诺？专业本该体现人类的智慧，体现人类文明的真、善、美，倘若我们的专业主权被践踏，每一个创造性的个体都将成为专制强权的牺牲品。当今社会的“蚁族”现象，不就是鲜活的事例吗？历经多年的寒窗苦读获得对一个专业技能的掌握，然后呢？满腔热血被社会冷酷无情地转化为固定位置上机械运作的力量，日复一日地重复着所谓的“专业工作”，只为谋求生计。专业被制度绑架，个人价值被专业绑架，远大理想也被我们渐渐遗忘。

那么，我们能做些什么，来捍卫自己的专业？个人力量无法改变制度，制度也总有不完善之处；但是，制度可以控制行为，却不可以控制思想。我们的当务之急，便是培养专业的自觉——让每一个人都知道，专业不是我们机械工作的技能，它关乎我们的生命质量和人生价值，正是因为专业，我们才能找到自己的发展方向，追逐自己的人生理想。面对专业，我们不仅需要认真严谨的态度，还需要理性的判断、深入的思索、坚定的信念和长远的眼光。

捍卫专业，就是捍卫我们的人生！

治国者的专业

自隋大业元年至清光绪三十一年，科举作为历代王朝选拔官吏的制度，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虽说科举所考察之八股文受限颇多，经常被批判限制了文人的思想活力，但我们仍可以从中看到其选拔人才的一种方式。

科举主要考察儒家经义，《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涉及的多是为学、为政、为人之道，包含着深邃的思想与深厚的文化底蕴，对其的理解自然也要求文人博古通今。这样的选拔方式对于作为理科生的我们来说是难以想象的。虽说古代的科学尚未形成完整成熟的体系，但数学、天文、地理、农学、水利、建筑等在国家的建设中也是不容忽视的。科举的考核撇去了自然科学和工程技术方面的一切，唯独考察为政为人之道与文学才华。有人说，正是由于这种将技术人才排斥在领导阶层之外的选拔方式，中国的科学技术才会陷入发展的困境。对于这一点，我不予否认，可我仍然觉得，虽然国家的发展需要理工科人才，但治理国家的最高领导层应该是有思想的文人。“康乾盛世”、“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不置可否的两个鼎盛时期，其君主康熙、乾隆、唐太宗均对历史与经典有很深入的了解，且留下了不少诗作，具有较高的文学造诣。

美国，屹立于世界之林的超级大国，其历届总统多具有文科的学术背景。具体看当今的美国领导者：奥巴马在大学主修政治学及国际关系，之后又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法学博士学位；国务卿希拉里也主修政治学，获法学博士学位；国防部部长盖茨主修欧洲史，攻读硕士阶段主修历史，攻读博士阶段主修俄罗斯史。在美国的国家领导群体中，历史、政治、法律专业占据了主流地位。

的确，理工科的专业训练能够强化思维的逻辑性与严密性，但文科的专业背景却能培养思维的活跃性与创造力。纵观上千年的历史，可以以史为鉴；横览中外千百家思想，可以融会贯通，获得启发。文科的专业背景往往能使人有更为宽阔的视野，以至运筹帷幄，顾眼前而不失长远。中国千百年来的优秀文人政客与美国多具文科背景的历届领导者，也用事实说明了文、史、政在国家治理中的重要作用。

然而，看如今的中国领导高层。胡锦涛毕业于清华大学水利工程系，温家宝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其余的七个中央政治局常委中，五个都毕业于工科院系。习近平虽然攻读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的研究生和法学博士，但其本科背景也是化工技术专业。不仅是当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始终存在着工程师治国的主流形势。

诚然，刚起步的中国迫切地需要发展科学技术，完成各种工程建设，理工科的专业是必要的也是重要的。但是，理工科专业真得适合在国家的最高领导层中占据绝对优势吗？我们确实不能仅凭一个人的专业去判断其领导力与政治见地，但不得不承认，长期受教于理工科体系之下的人或多或少会缺少一些文人的感知与胸怀。那么，我国政治领导层的专业格局是否应该有所改变，在理工科建国的基础下回归文人治国的局面呢？

社会人？地球人？家族人

全村最后一片土地被村委私下贩卖，乌坎村村民却上访数十次无果，甚至一村民因此被刑事拘留，三天后死在看守所里。三千名村民在同政府多次对峙无果后，矛盾激化，并引得国际媒体关注。今年2月，乌坎举行村委选举，由全村一人一票选出，谋求自治。最终，中央介入，乌坎土地问题得到了解决，事件平息。

再看山西黑窑，为了赚得更大利益，煤窑将工人奴隶化：从人贩手上购买民工甚至大量童工，用暴力强迫他们从事高危、高强度的体力劳动。案件被媒体曝光后，在网上引起公愤，也得到了中央关注，之后公安机关采取侦查、营救措施。

两事件看似都得到了圆满的结局，解决过程似乎也并无二致：媒体关注——惊动中央——事件解决。但，它们真的并无二致么？

自2007年山西黑窑被曝光至今，陆陆续续的后续报道显示，山西黑窑问题仍然未能被解决，甚至有不少被解救出的窑工再度失踪。但那些曾经群情激愤的网民对这些报道似乎已不再有最初的震撼，偶尔在网上吐吐槽，却也不成气候，于是，事件影响力逐渐下降，不再足以惊动日理万机的中央，而沉疴依旧。

同样是弱势群体，自身利益同样遭到了严重侵害，乌坎村村民从最初的上访到对峙再到后来的谋求自治，直至诉求得到圆满答复，整个过程中他们都是自发地组织起来，为自己的命运奔走呼号。

这就是差别。

这种差别根植于中国传统的小农经济，发源于传统中国人对于自己的定位。

小农社会的特点是自给自足，拥有高度的独立性。在中国封建时代，官民比例之低是西方社会所不能企及的。占中国90%以上人口的农村社会管理长期由地方乡绅、地主负责，中央政府只设到县一级。这种体制依靠宗族血缘的关系，以及良好的私交维系着。

这明显相别于西方市场经济的陌生人社会。不同于中国农村的小农经济，市场化的社会生产需要稳定的社会信用环境以及法度严明的仲裁机构。这注定了西方社会人比起中国的农民更为关心社会的大环境，各个利益集团，国王，教会，大资产阶级，以及小市民不断地争夺着城市的领导权和制定游戏规则的权利。正是在这种利益集团不断地冲突，为自己维权而奔走中，公民社会诞生了，每位公民人从小就被灌输，个人的利益集中体现在城邦利益中，体现在行业商会里，体现在社会的方方面面。人是社会人，这是西方人对自己的定位。

我们常说权利和义务是相生的，个人对于社会有所期待，就必须有所行动，行动就是履行社会责任。履行城邦人的责任，被征召入伍；履行行会人的责任，不擅自更改价格；履行公民的责任，在选举中为自己的党派投下一票。可以说，社会化的生活是公民社会产生的必要条件。

但是在中国农村，对一个人来说，世界上只有两种人，一种是自己人，比如同乡人、宗族、亲朋好友，其他人都是陌生人。对于自己人，嘘寒问暖，体贴入微，反映到现在，每到逢年过节长辈免不了问些工作、情感状况，让人不胜厌烦。对陌生人则是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

西方社会是一个多维的社会，每个人在不同的社会组织里有不同的定位，但都在社会人的大范畴定位之下；中国社会则几乎完全由血缘宗族组织起来，每个人对自己的定位仅仅局限在我是张家人，你是白家人，充其量，我是吴人，你是楚人。

在前文的例子中，煤矿所在地的百姓完全不会把童工当成自己的孩子一样心疼，对于他们来说，那些孩子是别人的孩子，是不认识的人的孩子，而不是我们的孩子。这里的我们指的是社会。

这就是我们不能理解西方社会的原因。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示威游行反对千里之外的反人道主义行径；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盖茨和巴菲特会把大部分财产捐献给慈善组织；我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们要求跨国公司提高海外“血汗工厂”的薪金待遇。在这种意义上，西方社会已经超越了公民社会，超越了利益的争夺，很多人是出于普世的价值观在行事。

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地球人。

但是，我们呢？我是我妈的孩子，我是我爱人的老伴，我是我哥们儿的死党，然后呢？没有然后了。我们的定位总是局限在一个狭小的天井中。

比如小月月，比如摔倒的老太，我们的眼中没有他们。“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不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说话；此后他们追杀工会成员，我不是工会成员，我继续不说话；再后来他们追杀天主教徒，我不是天主教徒，我还是不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站起来为我说话了。”

这是小农社会的必然下场。

从这个意义上看，“乌坎事件”也只是一场利益之争。村民揭竿而起的时候，他们想反对的不是不合理的制度安排，不是对自由的严重威胁，不是对于公民权利的践踏，而仅仅是，地被私分了，老李被打死了，我们真心怒了。所以在广州的工作组进驻许诺解决问题后，村民们兴高采烈地接受了党中央的安排。

我们不应该高估“乌坎事件”，它仅仅是集体维权的加强版。中国的政治改革任重道远。中国需要的不只是自上而下的改革，更需要公民意识，人民对自己的全新社会定位。

寻找民族自立的平衡点——自卑与自大的摇摆

那是动荡的民国初年。

青年学生、工人纷纷走上街头，打着“民主”与“科学”的旗号，试图“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为体弱多病的中国注入新的活力。但是，与文艺复兴运动的“借古迎新”有所不同，“破古立新”成为当时的活动纲领，为人们所认可接纳。

也许是被封建专制体制迫害已久，也许早已对所谓民主的民国政府失去了希望，人们对破坏一切沾染了封建和旧时代气息的东西有着强烈的热情。胡适提出的“打孔家店”的口号，被主观情绪强烈扭曲，竟变成了“打倒孔家店”。

于是，在那个新旧不两立的民国初年，我们的民族，开始摈弃原有的传统。任何关于儒家的传统道德、礼仪都被扣上“腐朽”、“封建”的帽子。这种反传统主义的思潮，一直持续到了20世纪70年代末。“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都对中国传统经典文献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我们，已经失去了很多。

也许，也是从那个年代开始，对传统文化的失望情绪弥漫开来，民族自卑情结进而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深深地扎下了根。

我们引进西方的技术和资金，学习西方的市场经济体制，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奇迹，“西方的就是先进的”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等迷信情绪日益加强；同时，西方在意识形态方面不断“西化”的努力，国人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距离感、隔阂感，以及对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史中应有的崇高地位所缺乏的清晰认识使得民族自卑情绪深深地植入了我们的思想。

我们是自卑的，所以才会对星巴克入住故宫反响格外强烈，所以才会掀起一次又一次的抵制日货、法货的狂潮，所以才会欣赏外国人在选秀节目中用一口流利的中文唱京剧、念顺口溜、唱中文歌曲……这一切或是刺激了本已脆弱的民族自尊心，或是满足了小小的民族虚荣心。但究其根源，仍是民族自卑情结的表现。

但我们，又是自大的。

当我们宣扬道，“中国有五千年的传统文化”时，当我们拿出京剧、昆曲、书法、活字印刷术来代表我们的文明成就的时候，人们有没有想过，难道这些就是我们几千年文化的积淀吗？这些就能表现出唯一存活至今的古文化的崇高之处吗？“国学热”背后，也许又是一波狂热的民族情绪，一次盲目与自大。我们的确需要守护传统文化，需要更多的人来关注和维护。但是，在丢失和迷失了的传统文化尚未重新找回其原初价值和立足点的时候，大规模的宣传和炒作，只会使本已脆弱的传统文化变得更加浅薄而没有内涵。

在经历了30年改革开放后，中国经济产值的迅速膨胀也带来国民心理的膨胀。一方面，我们依然在西方的经济和金融体制中摸爬滚打，依然有所依赖；另一方面，我们强烈渴望自立，强烈希望证明自己。但是我们选择的方式是，先在心理上“强大”，然后在此情绪的支持下“自信”地前行。

然而，实现民族真正的自立，我们需要摆脱自卑和自大的心理倾向，寻找和思索民族真正的立足点，客观定位，冷静发展。这样的自立才是真正的独立与自强：不需强调，不需渲染，不需别人的赞扬与目光。

中国人的膝下是什么

当勃兰特郑重屈膝，向被迫害的犹太人纪念碑下跪时，世界震撼了。这一跪，无声，却声如洪钟；这一跪，屈膝，却让整个德国挺立，挺立在广袤欧洲的一隅，挺立在世界民族的心中！

当苏州男子被迫屈膝，为一条狗的误伤而下跪时，中国也震撼了。这一跪，同样是无声，却是痛彻心扉；这一跪，同样是屈膝，却是真真正正的屈膝，屈膝在自尊的践踏中，屈膝在民族魂的丧失与懦弱之中！

面对勃兰特那“撼动世界的一跪”，作为拥有如此深远悠久的“下跪文化”的国家，我们不禁要问：中国人的膝下到底是什么？

自古以来中国便有下跪的传统，臣跪君、子跪父、民跪官，仆跪主。觐见要跪，宣旨要跪，受罚要跪，获赏也要跪。倘若男儿膝下真的有黄金，想必那黄金也早被中国人的双膝碾平了罢。

反观当今，现代化的鳞次栉比带来了自由的信念与意志，经典文学的字字珠玑更振聋发聩般地呐喊着：人人生而平等。然而，即使在这样自由、开化、民主、平等的年代里，中国人下跪的奴性却依然没有摒弃，而是深深隐藏在国人流淌的血液里：三千名学生被李阳以“尊师重道”为由要求下跪；女服务员因未及时递送纸巾而被逼下跪道歉；辽宁省千人下跪以讨官方说法；为求取缔污染钢厂，教授研究生下跪请愿……

在这些舍弃尊严的“一跪”中，有理念与价值观错位的“违心之举”，有荒诞至极、毫无素质的无理要求，更有或迫于生计或忧国怀民的悲情与无奈。然而无论为何，一旦弯下腰身，屈下膝盖，这一行为就无言地宣告了——“我承认，我是弱者；我承认，我愿意舍弃尊严”。

这是多么可悲的一幕，而这样的懦弱戏剧却又一次次地在中国上演，让我们不禁失声质问：中国，你在跪什么？中国，你真的是弱者吗？

其实，下跪并不可怕，勃兰特的下跪就跪出了一个民族的尊严，而真正可怕的是中国那些如此轻易的下跪，那些扭曲心灵的下跪，那些定位严重偏离的下跪。因为内心深处对自己是弱者的定位才催生出以抛弃尊严这种“弱者的手段”来保护自己的行为；因为社会生活对自己是无能者的定位才上演了那一场场以“下跪道歉”奢求息事宁人的闹剧；更因为思维意识上对自己只是会走会动的生物的定位，才最终导致了人权意识的模糊，导致了对“下跪与否”、“尊严缺失”的冷淡与缺少执著。

正如一位哲人所说：“伟人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总是习惯跪着。”如今的中国早已挣脱了封建王朝与制度的枷锁，更摆脱了“东亚病夫”与“东方睡狮”的桎梏，“中华人民共和国”确实“站起来了”。然而，国歌中那高亢激昂、心潮澎湃的一声“起来”不只是呐喊着中国的经济、政治的崛起，更是呐喊着中华民族内心与自信的崛起，呐喊着中华儿女对自身定位的崛起。

当我们挺身站立，伟人就在面前；当我们正确定位，尊严怎可抛失？当我们昂首向前、大步流星，用尊严捍卫自己、捍卫民族、捍卫祖国，那么，中国的铮铮脊梁才真真切切地挺立起来，中国的威严才能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其实，关于定位，中国的先哲早已告诉了我们。

踌躇的信仰之光

世间之变，大抵恒久存在，片刻未息。从古有“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到如今“物质是不断变化”的实证，变化或迅猛，或微细，但其背后必可寻得驱动这一切变化的本质与根源。我以为，“变”之根本在于“新”，变化，变幻，变通，乃是从腐朽中萌动出新绿，从废墟中脱颖出一只独立的鹤来。而近几日，逢胡适先生逝世50周年，我对胡适与鲁迅的分道扬镳探求甚切，二人由亲近变疏离，胡适在“文革”时甚至遭“反右”批判，这种关系之变，实则是思想信仰的冲突和文化前路的叩问。

在官方的文化史与民众记忆中，鲁迅总是一尊冷峻犀利的斗士形象，以一杆笔戳透国民的愚昧，教科书中也常如此。而我们了解的胡适往往是其在文学笔法上的主见，对他的美国梦、弃旧观念避而不谈，甚至对胡适的批判甚嚣尘上。再看历史，鲁迅从早期对胡适考证的欣赏，变为1925年后以文字辛辣攻击其为“王权拥护者”、“民族利益出卖者”，如此针锋相对，我以为，他们的信仰之光同样刺眼，只是射向了不同的方向。

那么，究竟为何信仰变得不同？早期的胡适待人接物仍是儒家学者的风范，而在求学美国时，自由炽烈的个性主义，西方哲学家如拜伦的思想渗透，婚姻与信仰的自由，都共同指向人不必在唯一的道德旗帜下生存。多元化的价值观从经史子集走向实证理论与怀疑主义，胡适信仰科学，发现东方旧文化“自安于愚昧”，“不想革命，只做顺民”。此种观念我虽不完全苟同，但其思合理，其愿也诚，绝不应背负如此多的抨击和骂名。他愿站在文化前锋，探寻文化的出路与变革的可能。此种变革，是站在世界的视角，自省自问。而鲁迅之所以与胡适反目，因他站在底层民众的角度，在胡适从书斋走向政治的同时，鲁迅变为走向民间。我们早已深谙其弃医从文的深沉壮丽，也看到他在黑暗的中国土壤奋争。他亲睹民主斗士的前赴后继与间谍的卑劣，体察民众疾苦，免不了与崇尚西洋的所谓“高等华人”势不两立。

而我想，在这不同的信仰变化背后，正隐含着中国文化近代发展的两条道路。信仰与文化密不可分，信仰变文化亦在变，它该如何发展？一种如鲁迅、闻一多，坚守弘扬传统，以原有文化为本位，修枝剪叶却不完全推翻。他们抵制外来文化的过分入侵，渴望在旧土壤中孕育出新的参天木。只是这参天木需要肥沃的土壤，而在当时的背景下，这泥土太过坚硬与贫瘠，改造需要换骨之痛、涅槃之火。而另一种，则如胡适、蔡元培，放眼彼岸，也注一腔爱国豪情在胸中，只是换了一种方式，自省质疑，渴望以新思想、新价值启发世人，以实证科学照亮前路，也让这文化变革来得更彻底、更颠覆。只是这尺度若把握不当，难免走向全盘西化、所谓离经叛道的厄运。反观当下文化渗透的大格局，我以为，折中发展，批判吸收，“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既有包容也有底线，方是中国文化乃至世界各文化生存繁荣的途径。

胡适与鲁迅，同是20世纪的知识先锋，一个选择在激荡的黑暗深渊中开天辟地，一个选择在炽热的个人主义中自由发展。周国平说：“信仰是内心的光。”我想生命即是追随这光奔跑到底。即便每个人的信仰之光因时而异，此番变幻也仍然值得用一生丈量。且不论二人关系的变化与对峙，他们的伟大，正在于都为中国的文化忧虑奔走，在于追随信仰矢志不渝。变的背后，实则是永恒的不变。而我站在当代仰望巨人，听祖国复兴的召唤，眼前也似出现了那道信仰之光。

专识教育——钱学森之问的替罪羊

但是，专识教育真的是使中国缺失顶尖人才的罪魁祸首吗？

随着知识库的扩增和时间精力的有限，面面俱到学习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且“雨露均沾”难以深入挖掘知识。由此可见，专业化是人类谋求发展的必由之路。现今很多人认为专业异化了人心，使思维困于一隅，不仅使人们眼界狭小，目光短浅，而且造成功利主义盛行。我认为，钱学森之问的指向绝不在于专识教育。首先，近代中国引进西方大学的专业化教育模式并不能抹去我们延续几千年的传统教育的烙印。再者，中国短短一百年的专识教育很难将一颗颗充满温情的心扭曲成机械化的空壳。当今中国出不了高精尖人才的重要原因在于功利主义盛行。大学生的眼光局限于毫无生命力的专业知识，争名夺利只为毕业后谋取一个“铁饭碗”。金钱、权力成为衡量事物的首要标准。试问，面对这样一群大学生，开再多的通识教育课程又有何用？大一大二强制学习“与专业无关”的通识课程，学生们只会视其为副课。课上做专业课的作业，考前突击复习，凭借超强的应考能力依然可以获得骄人的成绩，但一学期结束仅仅混得一个学分和令人歆羡的成绩，这些人类文明的核心知识对学生思想的影响微乎其微。任选课在功利主义者的眼中终究还是一个刷学分，刷GPA的捷径，好的专业排名才是王道。

功利主义为什么如此盛行？

我想，当人们被迫在夹缝中生存时，便会不惜一切代价苟活。这不是功利，只是生物的本性。事实上，这群功利的大学生原本都怀揣着美好的梦想，然而残酷的现实使他们从理想世界中惊醒，他们不得不直面这个“资源极度匮乏”，“竞争异常激烈”的现实，他们不得不直面大学生从“天之骄子”沦为“蚁族”的现实。太多不得不直面的现实让他们选择了放弃最初的梦想，因为坚持就意味着举步维艰，只有适者才能生存。不是中国人太多，只是现有的机会太少，发展的空间太小。无止息的奋斗也只愿祈求有一片立锥之地。这样的结局太令人寒心。

哪个学子不想追求精神的高天，哪个学子愿意“残杀”同胞。我们不求荣华富贵，只愿求得一片自由的天地。战火中的西南联大虽然没有物质享受，但每个人的心灵是自由的，每个人的精神可以独立，每个人的信仰不会被践踏。尽管今天的物质生活高于从前，但又有几人能挣脱现实的枷锁？无休止地赚钱或许不是贪婪，只是为了多一点自由。也许身体可以自由，但我们的心呢，我们的思想呢？

当思想的自由遭遇危机时，教育的“通”与“专”之争只是危机背后真相的挡箭牌。

理财旨在经世济民

不论是因为国家发展还是因为物价上涨，中国的财是越来越多了。当年人穷志短，想着有饭吃有衣穿，如有余力还得屯起一些财，以防第二年的天灾人祸，于是一张薄薄的粮票硬是被紧攥着浸进了汗水，而这张薄纸的持有者却仍然欣慰于有票在手，似乎这就意味着未来的衣食无忧。噢不，粮票只管购粮，豆腐票、布票什么的自然也是一票难求——可即使攥着票，也没见有票的人吃得有多饱、活得有多自在。

在那样一个量入为出的朴素时代过去以后，票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另一种薄纸。这种流通性更广的薄纸不只能够换粮食，还能换来几乎所有东西。于是，大家似乎忘记了它只是一张薄纸，追赶着想要得到更多的纸片。我们不再攥着这些票子直到出汗也不敢放开，相反，我们把它们存入银行指着那一点点利息，或是投资于股市沉沉浮浮。可我们似乎忘了，我们的收入中有很大一部分，都给了国家。

而如今的中国，一个走市场经济道路的国家是如何理财的呢？

国家的收入大致来源于税收、债务收入、国企运营收入、国有财产收入、行政司法收入和其他收入。就税收来说，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低收入国家的宏观税负宜为13%左右，高收入国家为30%左右。中国目前还是一个中低收入国家，宏观税负却已经达到了34.5%。其中包含有“个人所得税”之类几乎人人熟知的税种，也有“增值税”、“消费税”之类知道其存在，却在日常意识不到它存在的税种，甚至还有如“城市维护建设税”这样的一般人完全没有耳闻的税种——可是，不论存在感的强弱，不能否认的是，这些各式各样的税种掠走了大量国民个人可支配的财产。同理，国企的投资是由全民的税款和其他国民资产承担的，而国企的运营收入则是由国家带国民保管、花费——这又是大众几乎漠不关心的一项个人财产的去处。

在获得政府收入之后，国家又把钱花在了哪里呢？基本建设、国防外交、教科文卫、农林工商、社保债务等都是开支类别。可是，政府的收入有多少是国民清楚了解到从自己这儿拿走的，又有多少开销是国民愿意付出自己的财产来承担的？多少国民，尤其是身处底层的劳动者，对“在超市买一包纸的花费中包含了给国家的税”这件事从未听闻；多少国民，尤其是热心政治的爱国者，因“三公”消费过高而呼唤政府开支透明化却遭噤声；甚至又有多少愚笨而疯狂的仇富者，看到官二代只知艳羡“国家的钱好赚”，却意识不到国家的钱其实是属于每一个爱着这个国家的国民的。

认“干爹”、拼亲爹，皆因爹在体制内、爹赚国家钱、爹拿铁“饭碗”，可是又有多少人意识到，自己才是赋予那些“爹”权力、财力的人。戏谑点儿说，要不是遵纪守法、勤劳努力的劳苦大众如我们，他们是不足以当“爹”的——他们难道不应该是孙子辈吗，怎么反倒骑到我们这些供养者的头上、让我们妒火与怒火共燃了？

一个国家的理财，必是在尊重人民的基础上寻求到的资源最优配置的，必是使政府活动、国民需求和企业发展的福利最大化的。在了解整个国家的各方需要之后理性分配并尊重民意，才是国家理财的最好方式。而这之中的第一步，就是透明化所有的收支——每一项税种、每一项公共支出；接下来，则应是了解各方需求并作出权衡抉择，而这是一项十分浩大的工程，倚赖着所有人的参与，在这过程中，全民参政积极性、经济金融专业人才、国家内部信息流通等，都是有待发展的部分。

而如今，唯有尽自己的努力为这张宏伟蓝图添色加彩、并寄希望于每一个身处这个国家的国民，才能使之不再是空中楼阁。毕竟，理财旨在于经世济民。

我，甘愿平凡

承认平凡是需要勇气的。作为一个清华人，承认平凡，恐怕更难。

有太多人梦想成为治国英才，脚踏长城，惊诧世界。或是金融才俊，力挽狂澜，富可敌国。而我，却没有那么多的期冀。但是，淹没在茫茫人海中的我却从不惋惜，更不会自卑。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太阳，也许没那么耀眼，却不失温暖。

那片生我育我的土地如此的贫瘠，生活不富足，教育也很落后。看着儿时的玩伴一个个出门打工，其实内心也有彷徨。漆黑的教室，泥泞的道路，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前路坎坷。从没有抱怨社会的不公，只有日夜的辛苦耕耘。我永远也不会忘记，校门上的七个大字“不放弃，就有希望”。在十岁那年，我就开始在外求学了。八年过去了，我实现了自己儿时的梦想。然而，我只是那一群群农村孩子中的一个啊，还有千千万万的孩子只能忍受梦想的无情破灭。并不是他们不够努力，而是他们一无所有。回想看看，如果我十岁那年没有勇敢地跨出家门，现在也许和他们一样，待在破旧的工厂，一无所有！

我一个人的梦想实现了。但是，这个世界上还有千千万万的梦，因为贫穷而化为乌有。也许，他们要的仅仅是一套完整的教科书，甚至只是一块面包，一滴淡水。虽然那么的简单，却又那么的遥不可及。我只有一个平凡的梦，就是能帮到一些贫苦的孩子摆脱饥饿，得到更好的教育。不管最后，我自己能有多大的能力，能走到哪里。我希望的仅仅是能帮到一些需要帮助的孩子。因为，我曾经也感觉到那么的无助，我曾经也得到过很多的帮助。

也许，这太过于平凡。清华经管的学生应该学会经世济民，有全局的眼光。但是，当他们一个个奔向投行或是决心涉入政坛时，他们的经世济民思想早已烟消云散。世界经济繁荣发展了六七十年，那么多的企业家，追逐的恐怕都是自己的私利。几个世纪不断鼓吹的人道主义，恐怕也已成为政客们沽名钓誉的武器。当红十字也开始腐败时，人们的同情心已经消失殆尽。当“首善”们的利益链暴露于世时，什么狗屁的慈善事业已经没人相信了。我的梦，不敢伟大了！我不敢经世济民了！曾经还想，等到自己成为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时，或是一个足以影响世界的政治家时，不是就能帮助更多的更远的孩子了吗？不要那么傻了，那时候的你早已利欲熏心，早已没有责任心。所以，平凡吧！

我甘愿平凡，因为我不要虚伪的伟大！其实，这个社会有太多平凡的人，但是他们都不敢承认平凡。不甘心只是平凡地扶一扶过街的老人，不甘心只能帮助一两个无助的孩子。他们的思想那么的伟大，最后也只是沙漠的太阳，只能让这个饥渴不已的世界更加贫瘠。其实，如果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能平平凡凡地做一些有良心的事，也许就没有那么多的荒谬了。这个国家要的不是你凄怆的承诺，而只是简简单单的付出。想解放全人类的宣言太多，而送往非洲的救济粮却很少。我只是一个平凡的人，我甘愿只是简简单单的付出，我也愿意只身一人，把救济粮送到非洲！哪怕自己就这么被平凡掩盖了，但我希望这个世界能多一些无私的帮助，能多一些甘愿平凡的人。那么，孩子们的希望才能不那么的惨白无力，这个世界才能多出一些曙光。

仁心，仁术

值班医生。

尽管事后院方一再澄清这只是一起单一的暴徒伤人恶性事件，但借此重拾的涉及医患矛盾连年激化、医生从业环境日趋恶化的话题再一次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而其中有关“六成网民对杀医案表示‘高兴’”的调查结果更是迎来了最为热烈的探讨与争论。

年轻的生命正要绽放却刹那凋零，换来的不是反思而是诸如“医生该死”的冷酷谩骂，无怪协和医院的清华校友在微薄上大发感慨：“珍爱生命，请勿学医！要有尊严，请勿学医！”

的确，当清华、北大等高校以其经济管理类学科不断刷新着状元纪录而骄傲的同时，医学已悄然跌下神坛，渐渐成了鸡肋甚至无人问津的冷门。看看我们人人视为“健康所系，性命所托”的医疗体制吧，它的状况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反映在患者身上，是看病难、看病贵、缺乏信任感；而反映在医务工作者身上，则成了工作累待遇差和极度没有安全感。更加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一种两头不讨好的情况居然历经无数改革呼吁之声，而依然故我，难言有任何实质性的改善或推进。

时代在发展不假，但人们对医学的认识可有丝毫的进步与提高？《随笔集》中写道：有一个医生向尼可克莱斯吹嘘众人对他的医术怀有敬畏之情，尼可克莱斯说道：“确实如此，杀死了那么多人还能免受惩罚，这样的人当然令人敬畏。”按照蒙田在他“诚实的书”中的话讲，医生是占了大便宜的人，因为“他们的成功总是受阳光的普照，他们的失败则由大地来掩埋”。我敢说时至今日，这样的观点仍被大多数人所深信不疑，至少潜意识中如此。如果说此等局面的延续与医学本身并无相关也有失偏颇。其实大部分的医疗工作者都坦诚，医学学科很难被确切地定义为一门“科学”，原因很简单，人体的构造千变万化各有不同，致病因子小至病毒微生物大到环境气候，其变异差别同样难以捉摸，而当这二者一结合，临床症状自然如恒河沙数不易轻松判别。这么讲并非意味着医生对病人病情完全无能为力或者可以毫不负责，而只是想说明医患间的矛盾很大程度上源于患者及家属将对现代医学过高而不切实际的期望落到并不如想象中那般发达和精准的医术上所爆发出的失落感与抗拒感。另外经济因素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协和医院住院费不如停车费的“笑谈”让多少医生苦笑鼻酸？开着宝马在三甲医院外倒卖专家号的黄牛们，又捧了谁给的饭碗？八年的本硕博求学生涯加之从住院医步步走来的一路辛苦之上重压的，是十年不变的14元专家门诊，又何尝不是现实强加给这一群体的扭曲、残忍的身价标定？

现在这个社会，理想是可以当饭吃的，因为多数人的理想无外乎多捞点钱、多买尺地而已，可怜医生又倒退回“耻以医见业”的年代，不仅经济回报效率低下，日以继夜工作的结果，不过是落得个治好算是守了本分，治不好那就轻则恶语中伤重则拳打脚踢不在话下的下场。然而医者所受的最为恶劣的侮辱，不就是视他们为漠视生命的错误职责吗？我一直坚信，知识带给人气质的改变，阅历影响着他对世界的观感。登山临水，乃怀体国经野之心；考古证今，方存济世安民之略。而能遍读浩如烟海的医学书籍，每日浸在世间百态“四苦”中的人，能不渊博不坚强不温情不睿智么？难道不是可敬可爱的么？那些看见了前路淋漓的鲜血依然勇往直前的人，该是怎样的坚定意志支持他们一往无前的呢？当金钱的激励地位在现代人类社会中被一路抬高放大，只有那些真正懂得生命、敬畏自然的人们，才能以业为乐，在误解与轻视中依然无悔地付出吧。

专业而已，倒没什么高尚与低贱之分，不过供求关系的产物。然而医生，特别是中国的医生们，支撑他们所坚持奉献的到底是什么恐怕连他们自己也难以说清，也无怪他人不理解的苛责。只愿我们的政府能快些做出改变，不要让那些有志于救死扶伤的年轻人再望而却步，更不要让那些已经走在时代前头的可爱的人们，独自饮下更多寂寞的苦酒。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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