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华文存：复旦学报(社科版)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集(史学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黄颂杰,吕晓刚,周桂发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光华文存：复旦学报(社科版)复刊30周年论文精选集(史学卷)试读：

总序一

至于那时的欢欣鼓舞，实在不只是由于《复旦学报》的复刊，而是由于复刊的《复旦学报》所追求的学术品格：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无所畏惧地探索、创新，既富于时代性，又富于学术性。这种追求是在复刊第1期就鲜明地显现出来的。该期所载当时校党委书记夏征农同志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便是其最突出的代表。但要充分了解其意义，则必须联系其时代背景稍作阐述。“文革”期间，“四人帮”假借无产阶级专政之名，疯狂破坏人民民主，正如胡耀邦同志在“四人帮”被粉碎后不久就指出的，他们搞的实质是封建专制主义（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11页）。而且，为了搞封建专制主义，他们把民主说成是资产阶级用以颠覆社会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所以，无论是为了揭批“四人帮”和极“左”思潮的实质，还是为了防止封建专制主义的再次肆虐，都有必要阐明民主的重要性及其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而这也就牵涉当时思想界的一场严重的斗争。

原来，在1977年2月7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和《解放军报》联合发表了社论《学好文件抓住纲》，其中公开提出：凡是毛主席做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通常简称为“两个凡是”）。这篇社论提出上述方针，是经当时的中央领导决定、批准的。这样一来，给人民和国家造成巨大灾难的“文革”不但不能被否定、批判，今后还得根据“最高指示”每隔七八年再搞一次；跟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有关的一切已造成严重后果的政策、措施必须继续执行，一切冤假错案也根本不能平反；与此同时，由于“四人帮”的许多罪行和反动谬论（包括他们的疯狂破坏人民民主和对民主的蓄意攻击）往往是以“拉大旗当虎皮”的手段制造出来的，根据上述方针当然也就不能反对而应加以维护了。

正是看到了“两个凡是”的严重危害性，尚未获得平反的邓小平同志在同年4月就公开表示“‘两个凡是’不行”（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21页）。自1977年3月开始担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的胡耀邦同志原就不同意“两个凡是”，在得知了邓小平同志的有关讲话后，“更加坚定了从思想理论上拨乱反正的信心”（同上书，第221页）。同时，在理论界也有一些勇敢而敏锐的学者自动地在抵制、反对“两个凡是”。于是，在胡耀邦同志的组织和支持下，党内理论战线上的几位有相当地位的负责同志（包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长期担任复旦大学党委书记、当时担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杨西光同志）和理论界的有生力量共同努力，撰写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论文，于1978年5月11日在《光明日报》头版头条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发表，新华社当天便作为重要文章予以转发，《人民日报》、《解放日报》与全国七家省市级大报于次日全文转载。这就揭开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与“两个凡是”的大论战的序幕（同上书，第224—227页）。不过，“两个凡是”是经当时的中央领导批准、决定的，提倡和支持者位高权重，远在胡耀邦同志之上。所以，这场论战一开始，“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主张者就受到了沉重的压力，被批判为“砍旗”——砍倒毛泽东思想这面红旗，胡耀邦同志也受到了点名批评。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同年7月22日与胡耀邦同志的谈话中支持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同上书，第227—229页），但还不足以推翻中央领导正式批准、决定的“两个凡是”。直到同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举行的有中央和地方党政军负责人参加的工作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议上，还有人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提出指责，反对“两个凡是”者则挺身而出、据理力争。经过这样面对面的争论，邓小平同志在会上正式肯定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这场斗争才有了明确的结论（见满妹：《思念依然无尽——回忆父亲胡耀邦》，北京出版社2005年版，第229—230、232—233页）。

而《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第1期是在1978年10月出版的，正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两个凡是”斗争激烈、尚未见出分晓的时期。此期所载《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基本观点显然与毛主席在“文革”时期的某些论述——例如要“在整个上层建筑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相矛盾，从而也是与“两个凡是”相对立的；全文洋溢着解放思想、破除迷信、无所畏惧地探索、创新的精神。其提出这个基本观点的理论前提则只能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由于其所论证的问题和提出的主张对当时的社会发展、人民利益极为重要，其论证又切中要害、深刻有力，可以说这是一篇富于时代性和学术性的力作。

我之所以提出这一篇来，乃是为了说明《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自复刊以来所追求的是怎样的一种学术品格。从复刊第1期我们也就意识到了复旦大学的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今后将沿着怎样的方向发展；当时校内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的复刊而欢欣鼓舞，其故便在于此。

现在，《复旦学报》复刊已经30年了。自复刊以来所追求的这种学术品格已越来越鲜明而突出，无论社会科学抑或人文学科方面的论文全都如此（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人文学科的有些论文虽然说的是古代的事，但都是为了推动当代的人文学科的发展，因而仍然具有时代性）。对此，我们感到无限的欣慰。

为了纪念《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复刊30周年，我们从中选编了这部论文集。限于篇幅，也限于我们的水平，选编工作不能不存在若干失误，诚恳地希望读者赐予教正。

总序二

记得德国哲学家康德曾经说过：有两样东西，我们越深入地加以思索，敬畏之情就越增长，那就是头上的星空和心中的道德法则。其实，在阅读那些经天纬地、笔力千钧的学术论著时，也会油然而生“高山仰之，景行行止”的感受。

当五大卷厚厚的纪念文集摆放在眼前时，我们的内心受到了巨大的震撼。从内容上看，这些文集涉及文学、史学、哲学、经济学、政治学、法学、管理学、社会学等诸多学科，几乎涵盖了复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全部领域。其中既有以“为往圣继绝学”自况的前辈大师留下的畛域广泛、烛隐发微的珍贵文字，也有以“守护思想”自期的中青年学者写下的返本开新、自出机杼的扛鼎之作。其气象之恢宏，犹如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其说理之缜密，宛如水银之泻地，雕琢之无痕。庄子云：“且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力。”这五大卷的纪念文集不正是复旦深厚久远的学思传统的一个真实写照吗？

当我们逐卷浏览文集中的一篇篇杰作时，一阵阵新观念的热浪迎面向我们扑来。从风格上看，这些佳构包罗宏富，色彩纷呈：或考证精审，微言大义；或征事数典，抉发详备；或放言高谈，臧否人物；或独造精微，自成体系。似乎思想的会饮在此岸举行，仿佛精神的百花在这里盛开。从内涵上看，它们的主要特征可以概括如下。

一是正本清源。众所周知，20世纪70年代后期，人们还没有完全从“十年浩劫”的阴影中走出来，“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观念仍然梦魇般地支配着他们的大脑，而“两个凡是”的错误观念又为思想戴上了新的桎梏。于是，解放思想、正本清源就成了学术界义不容辞的责任。曾几何时，当《光明日报》特约评论员的文章《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发出第一声狮吼的时候，复旦学人紧随其后，在思想学术领域里擎起了拨乱反正的大旗。夏征农先生的《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漆琪生先生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学说过时了吗？》、全增嘏先生的《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史观》、王中先生的《论评论文写作和新闻学上的几个问题》等雄文，高屋建瓴，振聋发聩，别伪求真，发隐举疑，堪称这方面的开山之作，积极地推进了当时的思想解放运动。

二是接续传统。人所共知，“文化大革命”中流行的思想观念常常是以文化虚无主义的方式表现出来的。在这种表现方式中，传统被推进了硫酸池，消失得无影无踪，而当代中国人的思想似乎像智慧女神雅典娜一样，突然从宙斯的脑袋里蹦跳出来。不用说，这是一个十足的现代神话。历史和实践一再启示我们，即使当某些人以“反传统”自诩时，他们实际上仍然是从属于传统的，因为传统内部本来就蕴含着“反传统”的要素。要言之，“反传统”本身也是一种传统，因而当代人对传统的抗衡，犹如婴儿对母腹、麦子对镰刀的反抗，注定是苍白无力的。当然，肯定传统的重要作用并不等于说它是固定不变的。诚如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言：“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既然我们始终置身于传统之中，那么试图抹掉传统，就像拉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那样，必定是荒谬之举。正确的做法是，从当代生活世界的本质出发，对传统进行创造性的转化。在这方面，王蘧常先生的《顾亭林逝世三百周年祭》、周谷城先生的《儒学别解》、陈子展先生的《〈橘颂〉解》、郭绍虞先生的《提倡一点文体分类学》、蔡尚思先生的《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严北溟先生的《论佛教的美学思想》等大文，持论平允，见解深邃，取精用宏，含英咀华，在对传统的接续和反思上，真可谓功不在禹下！

三是融贯中西。与改革开放同步的是，西学东渐又形成了新的高潮。与闭关自守时期百花凋零的学术窘境相对峙的是改革开放时期思想文化上的繁荣昌盛。即便在风雨如磐、素缟遭染、人人谈西学而色变的日子里，复旦学人仍然不骛时尚，不逐时流，孜孜不倦地埋首于对西学经典和最新思潮的探索中。贾植芳先生的《中国比较文学研究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汪熙先生的《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刘星汉先生的《国际人权保障与美国人权外交》、刘放桐先生的《杜威哲学的现代意义》、金重远先生的《戴高乐的五月十三日》等佳作，陶铸百家，钳锤中外，天姿神迈，独标悬解，无人能出其右。

四是戛戛独造。在披阅文集时，感受最深的是复旦学人老吏断狱般的治学态度和发前人之所未发的创新精神。他们既不泥古崇古，唯前人之马首是瞻，也不矫情鸣高，奉西学之定论为圭臬，而是泛滥百家，首创山林，融贯中西，自造新境。顾颉刚、谭其骧先生的《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周予同先生的《“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胡曲园先生的《从〈老子〉说到中国古代社会》、朱东润先生的《论传记文学》、蒋学模先生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运行规律和运行机制》、章培恒先生的《关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的形成过程与写作年代》等巨制，提挈纲维，开示蕴奥，大音希声，震古烁今，犹如空谷石崩，留下了经久不息的回音。

阅毕文集，如坐春风，掩卷而思，感慨良久。最令人欣慰的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复旦青年才俊也远绍前贤，近取同志，寂寞孤怀，卓然颖出，成绩斐然，难分轩轾。限于序言的篇幅，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然而，他们不迷信古人，不趋附时相，沉潜往复，从容含玩，守定身心，厚积薄发的治学精神表明，复旦学思传统的血脉已经贯通下来，足见斯道不孤矣！尽管浮躁情绪不绝如缕，像靡菲斯特菲勒斯一样纠缠着中国人，但复旦学人却愿意不徇流俗，不囿旧说，掉背孤行，心无旁骛地浸淫于学术之中，并把德国诗人歌德在《浮士德》中的箴言引为同调：

浮光只图炫耀一时，

真品才能传诸后世。

分卷序

复旦大学创办伊始，便十分重视对学生进行中外历史教育，1925年正式设立史地系。数十年来，名师汇聚，学术积淀极为丰厚。即使在“文化大革命”那样非常的年代，以谭其骧教授为代表的一批学人，刚走出牛棚，一边继续接受批判、斗争，一边仍在坚持绘制毛泽东先前提议的多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从事周恩来总理嘱咐和关注的《沙俄侵华史》、《日本军国主义史》、《战后日本经济》等研究。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历史学界如井喷一样，走在各学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拨乱反正前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也不例外。收录在本集中的50余篇论文，绝大部分作者都曾经在或正在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另一部分作者和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也都有着密切关系，他们多次来复旦大学讲学，也很高兴地将他们的研究成果交《复旦学报》发表。这些论文，只是这些作者30年来研究成果一角，因为篇幅所限，每人只能选录一篇，但亦足展现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从拨乱反正到开创全新局面的发展轨迹，成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历史学成长与复兴的一个缩影。

首先，从这些论文可以看出，30年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是如何激醒了大量被长时间遗忘、掩埋或曲解了的历史记忆。五四爱国运动以往历史记述中，独缺清华，王造时《在五四运动中》填补了这一空白。这篇文章发表时，这位为中华民族独立和民主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君子”在“文革”中已被莫须有的罪名迫害致死，这是从他在监狱中所写的自述中选录的，作为对他的纪念。因为清华当年这场学生运动的领袖人物竟是罗隆基、王造时这些被忌讳的人物，这段历史记忆也就被人为地忘却了。如今，人们的历史记忆超越了先前只局限于阶级斗争、政治斗争的狭窄范围，民族认同、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文明认同，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民主化、法治化、世俗化、世界化进程，人的尊严、人的权利、人的解放，知识生产、知识传播、知识结构转型，纷纷成为历史记忆新的关注热点。历史认识的视野由此越来越开阔。对今日之中国、今日之世界由何而来，全局真实状况究竟如何等问题，人们就能获得更为准确的认识。从《复旦学报》上选录的这几十篇论文虽然数量有限，但从中不难看出，社会实践的伟大变革是如何有效地释放了历史记忆，多维视野下的历史记忆又如何有效地帮助人们更为全面、更为深刻地认识自身。

同时，从这些论文还可以看出，当中国现实社会的发展超越了先前的“西化”与“苏化”两大模式，而努力探寻符合中国实际的自身道路时，历史诠释如何相应地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马克思本人所发现和坚持的历史唯物主义仍旧为中国历史学家们所遵从，但他们对很长一段时间因政治权力和领袖权威而被视为“绝对真理”的若干诠释模式提出了质疑，历史事变、历史运动不再被实际上视为由伟大人物或政治事件所决定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下层民众的真实思想、感情、行为方式，则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历史学与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特别是社会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的结合，现代自然科学、技术科学成就在历史研究过程中的广泛使用，使历史诠释越来越多样化、多层次化。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由顾颉刚、周谷城、周予同、谭其骧、陈守实、胡厚宣、杨宽、马长寿、耿淡如、蔡尚思那一代学人奠定的，即复旦校训所述“博学而笃志，切问而近思”的严谨学风，经由金冲及、汪熙、田汝康等，一直传承下来，在新时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扬与光大。

30年来，中国历史学界的历史书写方式也发生了重大变化。档案、文献、实物、图像、声音，越来越广泛地为人们所自觉使用。除去宏大叙事继续为人们所关注外，越来越多的研究者将注意力转向深入细微的个案研究、微观研究。各种观念如何产生和演绎，各种制度如何孕育、诞生和实际运作，形形色色的社会群体如何形成和演变，村庄、城市、企业、学校、教堂寺院、社区真实场景如何再现，特别是公众史学的兴趣，使历史学走出殿堂，回归大众。复旦大学历史学系的师生们在历史书写方式这一深刻转型中，也常常走在全国前列。这一点在本集所选录的论文中应当说表现得也相当突出。学术论文的书写自有其成熟的规范，但是，历史研究并非少数人的自娱自乐，归根结底，历史研究的成果要交给社会，要交给大众，因之，历史书写方式的多样化便成为历史发展的必然。《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不仅发表复旦大学师生的学术成果，还发表了国内外其他许多作者的学术论文，它不仅是复旦人，而且也是国内外学人共有的一个重要的公共学术空间。坚守学术自由、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是一个学术刊物得以生存，并赢得崇高学术信誉的根本规则。以历史学而言，学报先前这样做了，相信今后将会做得更好。

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

先生《尚书研究讲义》中所列之十三部，非西汉之十三部（不但非武帝时之制，亦且非平帝时之制），兹已证实。（一）西汉司隶校尉部不在十三部之列。十三部刺史之初置，在元封五年（《汉书·武帝纪》、《百官公卿表》），而司隶校尉之初置则在其后之十七年——征和四年（《百官公卿表》）。是知十三部云者，其中并无司隶校尉一部也。（二）西汉有朔方刺史一部。《汉书·地理志》：“武帝攘却胡越，开地斥境，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兼徐、梁、幽，并夏周之制，改雍曰凉，改梁曰益，凡十三部，置刺史。”虽未明言十三部之名为何，但以文意推之，则朔方亦一部也。且朔方为一部，故可曰“朔方之州”；若朔方但为一郡，则州郡为截然不同之物，断不能作如是云也。此言证之以他书而益信：《汉书·地理志》颜师古注引胡广记：“……分雍州，置朔方刺史。”《晋书·地理志》：“（汉武帝）南置交趾，北有朔方，凡为十三部（凉、益、荆、扬、青、豫、兖、徐、幽、并、冀十一州，交趾、朔方二刺史，合十三部）。”《晋志》“并州”条：“汉武帝置十三州，并州依旧名不改，统上党、太原、云中、上郡、雁门、代郡、定襄、五原、西河、朔方十郡，又别置朔方刺史。”

是则朔方郡为朔方郡，属并州；朔方刺史部为朔方刺史部，分自雍州，果两不相关者也。按朔方郡，元朔二年置（《武帝纪》），而朔方刺史部则自为元封五年所置也。（三）终西汉但曰交趾刺史部，不曰交州刺史部。“交州”字样，不见《汉书·地理志》本文，惟颜师古注中有之耳。而颜注实误。观夫上引《汉志》“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晋志》“汉武帝南置交趾，北有朔方……”，皆称交趾而不称交州。而《晋志》之注则复明言所谓十三部乃十一州二部之合称，交趾未尝称州也。又，师古注引胡广记云：“汉既定南越之地，置交趾刺史，别于诸州，令持节治苍梧。”交趾不曰州，其制度果有别于州也。

以司隶为十三部之一，朔方并入并州，交趾为交州，盖东汉建武建安二代改制后之制：《后汉书·百官志》：“司隶校尉，孝武帝置，成帝省。建武中复置，并领一州。”可知司隶至此始预于十三州之列也。《后汉书·光武纪》建武十一年：“是岁省朔方牧，并并州。”《晋书·地理志》：“（后汉）省朔方刺史，合之司隶，凡十三部。”盖既省朔方，复以司隶为一部，于是仍合十三部之数也。朔方自武帝元封中置，至此省，计凡百四十年。《晋志》交州条：“元封中……置交趾刺史以督之。……顺帝永和九年（骧案：永和无九年，只有六年），交趾太守周敞求立为州，朝议不许，即拜周敞为交趾刺史。……建安八年，张津为刺史，士燮为交趾太守，共表立为州，乃拜津为交州牧。”交趾至建安八年始立为州。若误以为武帝元封中所立，则前后相差三百有余年矣。

前汉十三部，后汉亦为十三部，《前汉书·地理志》既不明言所谓十三部之名为何，于是后之人乃多有误认后汉之制即为前汉之制者矣。此不特先生为然，即号称地学专家之白眉初氏，以及各种坊间发行之地理沿革图，亦莫不有此误也（手头无杨守敬图，不知此图有无此误）。

兹复列表以明东西汉之异制：

十二州既为东汉之制而非西汉之制，故先生所谓“《尧典》之十二州系袭诸汉武之制”一义应有所改正也。然推翻此点，殊无伤于全文之大旨；不但无伤，且益可证实之。何者？盖西汉抚有朔方、交趾之地而不以为州，《尧典》中之尧亦抚有朔方、南交之地而亦不以为州，此点汉制与《尧典》全然相合；至西汉实际只有十一州，而《尧典》有十二州者，当由于《尧典》作者有意凑成“天之大数”。按《尧典》未明言朔方、南交不在十二州之列，但既与嵎夷、西相并列，嵎夷、西非州名，朔方、南交自亦不以为州也。学生　谭其骧二十、十、二晚乙、顾颉刚与谭其骧书其骧学兄：

顷接来书，读之快甚。西汉的十三州久已成为一个谜，现在经你这样一整理，觉得大有弄清楚的可能了。

我的讲义所以如此说，自然是用《汉书·地理志》的注文。注文于每一郡下皆注明“属某州”，所以很容易引得读者把它辑集起来，排成一篇州郡统属的目录。我的讲义固如此，就是王应麟的《通鉴地理通释》也是如此。这些“属某州”的注文是什么人注的呢？你说是颜师古注的，我则以为不是颜师古而是班固。凡是《汉书》的注文，不管是颜氏自注或是引别人的注，均书明其姓名。即如“臣玷”的不知其姓，也必书其名。至于颜氏自注，则称“师古曰”。其不书人名的，便是班固的原注。反观《地理志》，也是如此。今录其朔方郡与交趾郡两条如下：“朔方郡（武帝元朔二年开；西部都尉治窳浑；莽曰沟搜；属并州。师古曰：“窳音庾，浑音魂。”）”“交趾郡（武帝元鼎六年开；属交州。）”

则朔方郡条颜氏之注仅有“窳浑”二音，其它悉是原有；交趾郡条则全非颜氏之笔了。

我在讲义中所以这样写，正因为这注是班固原注的缘故。我当时也诧怪注文和叙论中的说话冲突，何以班固一人在一篇之中而有二说？但我想，注文逐郡逐县记录，当是班固根据官府簿籍为之，叙论包举大纲，则是班固自己做的文章，其正确性自比注文差一点，所以就择取了注文，而把朔方并入并州了。

但讲义上虽这样写了，我心中总觉得未安。所以那天上课时，在黑板上写道：“此表所列系汉平帝时地理制度，与武帝时已多不同。”为什么这样写呢？因为《平帝纪》上说：“四年……更……十二州名。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这件事是发动于王莽的，《王莽传》上记他的奏书道：“圣王序天文，定地理，因山川民俗以制州界。汉家地广，二帝三王；凡十三州，州名及界多不应经。《尧典》十有二州，后定为九州。汉家廓地辽远，州牧行部，远者三万余里，不可为九。谨以经义正十二州界，以应正始。”我很疑《地理志》注文所说“属某州”云云就是这一次“以经义正十二州界”后的区划。

现在接读你的来信，使我更相信注文所云不是汉武帝时的制度。你说武帝置十三部刺史在元封五年，而其置司隶校尉在征和四年，后了十七年，当然司隶校尉不在十三部之内。十三部中，有了《禹贡》的九州，又加了《职方》添出的幽、并二州，再加上了交趾、朔方二部，当然已足十三之数，更插不下司隶校尉。这是极确切的论断。

可是十三州不仅是一个数目问题，而尚有事实问题在后面。汉武帝时，四面拓地，为《禹贡》九州所不能包，故必于向日九州之名有所更变。其“改雍曰凉”者，非真改雍州之名为凉州也，乃在雍州之外更新辟一个凉州也（酒泉、武威、张掖、敦煌四郡）。其“改梁曰益”者，亦非真改梁州之名为益州也，乃在梁州之外更新辟一个益州也（犍为、牂柯、越嶲、沈黎、汶山、武都、益州七郡）。所谓兼周制而有幽州者，实兼有燕将秦开所辟之上谷、渔阳、右北平、辽东、辽西五郡，加以新辟之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耳。所谓兼周制而有并州者，实兼有赵武灵王所辟之云中、雁门、代三郡及秦始皇所辟之九原郡耳。朔方之地，只有一郡，倘使为此一郡而特置一刺史部，岂非与他部广狭相差太殊。就是把元朔四年所置的西河郡归给这个刺史部，也只有两郡之地，依然不广。且并州本应属冀州，只以北境所开太大，故使脱离冀州而独立；若北境已有朔方刺史部管辖了，并州就没有独立的资格了。同样，如果汉武帝时已有并州刺史部了，朔方郡已属于它了，试问以何种的需要而再置一朔方刺史部呢？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我对你的话赞成一半，反对一半。赞成的，是武帝时朔方不名州；反对的，是朔方刺史部与并州刺史部同时存在。我以为并州之名亦是后起（所谓周制《职方》当然靠不住），武帝时只有朔方刺史部，平帝时由王莽“以经义正十二州界”及“更名”的结果，才改为并州刺史部。至胡广所谓“分雍州，置朔方刺史”，这和杨雄《并州箴》所谓“雍别朔方”，恐都由《禹贡》来而不由汉制来，因为朔方之地如照《禹贡》讲当属雍州之域而汉制本无雍州之名也。

我尤其反对的，是你讲的朔方郡属并州，朔方刺史部分自雍州，两不相关之说。朔方既已属于并州，何必再设一朔方刺史部呢？朔方刺史部既分自雍州，朔方郡又何以属于并州呢？现在我们已知道朔方分自雍州之说为古典主义之下的说法，则知朔方刺史部是从朔方郡升起来的；而朔方刺史部之复降为朔方郡及其属于并州，当然是后起的事了。

你的所以致误，是由《晋书·地理志》说“并州统朔方等十郡”，又说“又别置朔方刺史”而来。《晋志》之所以致误，亦由于《汉志》的自相矛盾。《汉志》在注文里说“朔方郡属并州”，故《晋志》有“并州统朔方等十郡”之说。《汉志》在叙论里说“武帝北置朔方之州，置刺史”，故《晋志》有“又别置朔方刺史”之说。至《汉志》之所以致误，乃由于汉武帝和汉平帝的两次改制，弄糊涂了。

既然并州为后出，司隶校尉又为征和四年所置，那么元封五年的“置刺史部十三州”岂不少了一州？再有一州是什么？

我对于这个问题，也不能作满意的答复。所以然者，武帝时的分州材料我们已看不见了。看得见的，只是东汉初年班固写的《汉书》，那是在王莽改制以后的，西汉的事情给他弄乱的已不少了。

但我们从《汉书》里看，也可寻出些痕迹来。《平帝纪》元始元年：“大司农部丞十三人，人部一州，劝农桑。”那时不是已有了司隶校尉了吗？为什么不说十四州而依然是十三州呢？我想，这可以有两种解释。

其一，汉武帝元封五年本置十二部刺史，因为后来增加了司隶校尉，故有十三部，而倒记其事于元封五年。

其二，司隶校尉本不在十三部之内，故置司隶校尉之前（元封五年）称十三州，置司隶校尉之后（元始元年）亦称十三州。

第一个解释似乎不经，但史书里实有其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于二十六年统一之后，记其地之四至云：“东至海暨朝鲜，西至临洮羌中，南至北向户，北据河为塞。”其实“北据河为塞”乃是始皇三十二年“蒙恬击胡，略取河南地”及三十三年“西北斥逐匈奴，城河上为塞”之事；记在二十六年，早了七年了。作史者既有这种“倒记”的事情，就说不定元封五年的十三部刺史也是在这一个例子之下出现的。

第二个解释也很可能。司隶校尉所部既有司隶校尉，自然不必再有刺史。既称十三部刺史，则司隶校尉不在内也可知。所以平帝时虽已有司隶校尉而仍称十三州，足证武帝元封五年虽无司隶校尉而自有十三州。到元始四年，王莽始改十三州为十二州。但汉武帝时的十三州是什么呢？这还是待猜的一个谜。

照我想，《禹贡》的九州，当然是照样分的（雍州之所以改为凉州，因为新辟的地偏于西北方的太多，而《禹贡》中所说的雍州诸地已大都包在三辅中了）。幽州，因燕的拓地到辽宁而来，《禹贡》的不收或者因作书在燕国拓地以前，或者因已满了九数，不能再添之故，皆不可知。但战国诸子已说得多，汉武帝又在朝鲜辟四郡，是不容不设的，于是有了十州。加上“南置交趾，北置朔方之州”，于是有了十二州。再有一州，我猜它是西南夷；所谓“改梁曰益”，我疑它是平帝时的话而不是武帝时的，在武帝时原是梁州与益州并列的。因为——（1）如果把武帝时所辟之西南夷合之于《禹贡》之梁州，则奄有今四川、贵州、云南三省之地。四川一省已够大，况加以云贵两省，这一个刺史部未免太大了。除非王莽以经义正定，否则不当如此（试看清代于四川置一总督，云贵又置一总督，就可想见当年的刺史行部也不能相差太远）。（2）巴蜀诸郡久已化为中国，而牂柯、越嶲、益州诸地则尚为蛮夷，因生活习惯的不同，治理的方法应与诸夏有异，颇有特立一刺史部的需要。这和朔方之不属雍州，交趾之不属扬州与荆州，其情形正相类。《汉书·食货志》云：“汉连出兵三岁，诛羌灭两粤，番禺以西至蜀南者，置初郡十七；且以其故俗治，无赋税。”

这十七个初郡据晋灼注云：“元鼎六年，定越地以为南海、苍梧、郁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珠厓、儋耳郡；定西南夷以为武都、牂柯、越嶲、沈黎、汶山郡，及《地理志》、《西南夷传》所置犍为、零陵、益州郡。”交趾九郡，既然因为是“初郡”而独置一刺史部了，为什么西南夷七郡（连属荆州之零陵则为八郡）独异，要与治法不同的汉中、巴、蜀诸郡合置一刺史部呢？合置一刺史部也罢了，为什么不以诸夏文化之汉中、巴、蜀为主而曰梁州，反以蛮夷文化之牂柯、越嶲为主而曰益州呢？因为有了这些疑窦，所以我猜想汉武帝时本以西南夷独立为一刺史部，与梁州刺史部是并列的。这一刺史部所以名曰益州者，因元封二年已立有益州郡，故过了三年立十三部刺史时，即以益州郡升作益州刺史部；正似以交趾郡升作交趾刺史部，以朔方郡升作朔方刺史部一样。当时并无所谓“改梁曰益”之说。到了王莽时，离武帝立郡立部已有百年了，华化已浸洽于蛮夷了，他才更定州名，而有“合梁于益”之事。后人不知其因由，乃以此制为武帝原定，而有“改梁曰益”的解释。

以上两个解释似都有其可能性，虽则都没有充分的证据，只好存疑。在这两个解释中，我以为第二个解释颇为近情，就那时的政治制度看是应当有此区划的；否则雍也不必别朔方，荆扬也不必别交趾了，大可复《禹贡》的九州了。

至于你说交趾改为交州是汉献帝建安八年的事，以前无称交州的，这也未免过于信任《晋志》。建安八年固然有表立交州的事，但在没有证明《汉书·地理志》注文不是班固原注之前，我们不能说班固时无“交州”之名。在没有证明杨雄的《交州箴》（见《艺文类聚》州部）是伪作以前，我们也不能说杨雄时无“交州”之名。我以为这一名大概是王莽立的，故即为杨雄所用，到东汉初还未废，故又为班固所用，不知何时废弃了，故至建安八年而又上表立之。

总上所言，作一结论。我对于你的话，赞成的是：（1）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内无司隶校尉一部；（2）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内有朔方刺史部，不属并州；（3）元封五年之十三部内有交趾刺史部，不称交州。

对于你的话，不赞成的是：（1）朔方刺史部与并州刺史部同时存在；（2）朔方郡属并州，朔方刺史部分自雍州，两不相关；（3）交州之名始于东汉建安八年。

我以为我们这次讨论的结果，有下列收获：（1）汉武帝时的十三州，究竟如何，我们已不可知。（2）平帝时王莽所定的十二州，大约就是现在《汉书·地理志》注文中所举的某郡属某州之文（除了司隶校尉）。其时朔方为并州，交趾为交州，合之《禹贡》九州及幽州正是十二。（3）东汉建武中设司隶校尉，领一州，合之于王莽时十二州则为“十三部”。这即是《汉书·地理志》注文中所载的。后人因后汉的制度而载于前汉的史书，遂错认为前汉的制度。这个错误，班固不能不负责任。

存疑的有下列二事：（1）并州之名似非武帝时原有的，若是有了就不必再置朔方刺史部了。王莽时，似因整齐州名之故，将此刺史部改为并州，而以朔方郡属之。到光武即位，再明诏定之。（2）武帝时所置的西南夷七郡，实有立一刺史部之资格。或武帝时曾以梁州与益州并列，至王莽而合并之。班固不知，遂以为武帝改梁曰益（彼时交趾刺史部所辖九郡，无异说。朔方刺史部所辖当有朔方、五原、西河、上、云中、定襄、雁门七郡。至后属并州之太原与上党两郡，彼时似应属冀州。又后属益州之汉中、广汉、巴、蜀四郡，彼时似应属梁州）。

有了上面的结论，更照我的见解，写定这三朝的州制如下：（一）汉武帝所立之十三州：①豫州刺史部，②冀州刺史部，③兖州刺史部，④徐州刺史部，⑤青州刺史部，⑥荆州刺史部，⑦扬州刺史部，⑧梁州刺史部（？）。以上《禹贡》所有。⑨幽州刺史部，⑩凉州刺史部，[11]朔方刺史部，[12]交趾刺史部，[13]益州刺史部。以上除凉州东半外，皆《禹贡》所无（假使益州与梁州并立，则益州全为《禹贡》所无）。（二）王莽所更定之十二州：①豫州，②冀州，③兖州，④徐州，⑤青州，⑥荆州，⑦扬州，⑧凉州，⑨幽州。以上为因仍汉武帝之制。⑩并州，此由朔方刺史部改。[11]交州，此由交趾刺史部所改。[12]益州，此似由梁州刺史部与益州刺史部所合。（三）光武帝所列之十三州：①豫州，②冀州，③兖州，④徐州，⑤青州，⑥荆州，⑦扬州，⑧益州，⑨凉州，⑩并州，[11]幽州，[12]交州。以上十二州刺史部，因仍王莽之制；惟交州刺史部其后改为交趾刺史部。[13]司隶校尉部，此为新制，即西汉三辅及三河之地。

这一个表，不知尊见以为如何？敬待商榷。

这些问题，如果班固当年精心考核一下，正不必劳我辈的讨论。不幸他把西汉、新莽和东汉的三朝制度胡搅一阵，把《汉书·地理志》弄成了“四不像”，表面上说武帝，而实际则把新莽的十二州和东汉的司隶校尉安放进去，弄得人莫名其妙。自《晋书·地理志》沿袭了他的误谬，一直到我们现在。我们现在虽有跳出他的圈套的可能了，可惜汉武帝时的材料已找不到了！

但我们不要怕，只要肯找，总有新材料可以发现！顾颉刚启　二十、十、三.丙、谭其骧再与顾颉刚书颉刚师：

复函赞成敝见者三点，反对敝见者亦三点。兹再就所反对之三点讨论如下：

一、先生以为朔方刺史部与并州刺史部不能同时存在，武帝时有朔方而无并州，并州乃王莽以“经义更定十二州界”之结果，即是前之朔方刺史部，此言恐有误。按《汉书》，朱博曾为并州刺史；据本传，事在哀帝建平二年为丞相之前。又成帝绥和元年更刺史为牧（《纪》），是处称并州刺史而不曰并州牧，自当又在绥和之前。而王莽之更定十二州名则在其后十余年之平帝元始年间（《纪》作四年，《传》作五年），是并州之名不自王莽始可知。又翟方进亦在成帝世曾为朔方刺史（本传），是则并州部之与朔方部，事实上果尝同时存在者也。

先生不以并州为汉武十三部之一部，因以梁州充十三之数，并详言益梁分立之可能，于理可通，然于事无证。《汉书》王尊、孙宝、任安、王吉、王襄皆曾为益州刺史，而梁州刺史不闻一人焉。盖西汉果无梁州，改梁为益之言为可信。且使武帝时益、梁果同时并有，果至王莽而始合而为一，则王莽崇古之人，岂有不名之为梁而名之为益之理（梁有经义可据）？

二、先生以为“分雍州置朔方”之雍州为《禹贡》雍州而非汉制雍州，以为既有朔方刺史部不能另有朔方郡统于并州，此言甚是。特先生因不承认并州之并朔方而存在，故以朔方、五原、西河、上、云中、定襄、雁门七郡属朔方，太原、上党二郡属冀州。今既已证实并州、朔方确曾同时存在，则朔方所统将为何几郡乎？钱大昕《廿二史考异》卷十四言《后汉书·郡国志》“右并州刺史部郡九”下注“《古今注》曰：‘建武十一年十月，西河、上郡属魏’”之“魏”字系误：“按《光武纪》，建武十一年省朔方牧，并并州。此西河、上郡必朔方刺史部所部，至是始属并州耳。《班史》，冯野王为上郡太守，朔方刺史萧育奏封事荐之，是上郡属朔方部之证也。注文当有脱漏，又因下引《魏志》而衍一‘魏’字耳。”其证甚健全。且按上郡略当今陕北之榆林道，西河、朔方在今内蒙古河套内外，皆在黄河以西，依地理言此三郡确可与河以东太原、上党、定襄、雁门诸郡分立而成为一部，则其说益可信也。又五原与朔方同年所置，境土紧接，关系最切，动辄相与连称，疑亦属朔方。如此，《汉书》注文中之所谓并州九郡，当有一半属朔方，一半属并州。

三、先生以《汉志》注文及杨雄《交州箴》为西汉末东汉初有交州之称之证，因以为交趾于王莽时曾改称交州，沿及于班固作《汉书》时，其后始改称交趾，至建安八年又改交州。但《后汉书·岑彭传》：“（建武四年，彭）引兵还屯津乡，当荆州要会，喻告诸蛮夷，降者奏封其君长。初，彭与交趾牧邓让厚善，与书陈国家威德……”是时光武势力未及荆湘以南，故岑彭屯兵要会而招谕之，则是所谓交趾牧邓让者，乃王莽所任命者也。王莽时亦称交趾矣，岂独杨雄作《交州箴》之某年某月称交州乎？又《后汉书·南蛮传》：“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及其妹征贰反……略六十五城，自立为王。交趾刺史及诸太守仅得自守。”使莽世果称交州，则建武十六年已改称交趾矣，班固《汉书》之成在其后（章帝建初五年），应无“交州”字样。岂莽改汉武之称，光武建武中又改莽之称，至班固作《汉书》时又改建武之称，其后又称交趾，又改交州乎？如此改复纷更，东汉非十六国五代，窃以为必无之事也。

总上所论，因对先生所谓讨论结果收获三事，窃以为应有所改正：（1）汉武帝时之十三州，当仍以第一信表中所列者为是。并州与朔方同时存在，无梁州。《汉志》注中并州九郡当分隶于朔、并二部。（2）平帝时，王莽所更定之十二州已不可知。据《后汉书》建武初年有并朔方入并州之记载，又叠见交趾刺史之称，则王莽之制一仍西汉之制也，何改之有？（3）光武建武十一年省朔方并并州，在未尝证明此言不确之前，未有确证可证明王莽时已曾合并之前，东汉司隶而外之十二州当仍以“就西汉十三部并省改称而成”之说为是。

仍然不明白者为二事：（1）交州之称究竟是否在建安八年以前已有之？（2）《汉书·地理志》注文非师古所注，亦不似班固所注，究竟系何人何时所注？

此则必有待于详查前后两《汉书》及新莽时之著作而后始有解决之希望也。学生　谭其骧　十月九日丁、顾颉刚再答谭其骧书其骧学兄：

上旬接读来函，佩甚。

你既寻出了朱博在成帝绥和元年前曾为并州刺史，又寻出了翟方进在成帝世曾为朔方刺史，那么，并州自是先于王莽的更定州名而存在，且确是与朔方刺史部同时存在。

我在杨雄《益州箴》中也寻出了益州不与梁州同时存在的证据。写在下边，证明我上次猜测的失败。箴文云：“巖巖岷山，古曰梁州。华阳西极，黑水南流。……义兵征暴，遂国于汉。拓开疆宇，恢梁之野。列为十二，光羡虞夏。”按所谓“恢梁之野”者，即汉武帝于《禹贡》梁州之外更辟西南夷也。所谓“列为十二”者，即于巴、蜀、汉中、广汉原有之四郡以外更辟犍为、武都、牂柯、益州、越嶲、汶山、沈黎七郡也（按尚有一郡不可知，或后来有所并省）。然则益州确是梁州所扩大的而不是与梁州并峙的可知了。

并州既与朔方刺史部同时存在，益州又不与梁州同时存在，则武帝所设的十三部刺史的事实可定，且足证明《汉书·地理志》叙论中的话是不错的。这十三部是：①冀州刺史部，②兖州刺史部，③青州刺史部，④徐州刺史部，⑤扬州刺史部，⑥荆州刺史部，⑦豫州刺史部。以上七部，大致为《禹贡》的旧地，故沿用《禹贡》的旧名（所不同者，为冀州移至东面而以河东与并州，扬州移至江南而以淮南与徐州）。⑧凉州刺史部，⑨益州刺史部。以上二部，为《禹贡》所有，不用《禹贡》的旧名（凉州的西北部、益州的西南部新辟于汉武帝，非《禹贡》的雍州、梁州所有）。⑩幽州刺史部，[11]并州刺史部。以上二部，非《禹贡》所有而为战国时所已辟（幽州为燕所辟地，并州为赵所辟地。惟并州所属之太原、上党二郡原在《禹贡》之冀州，又幽州所属之朝鲜四郡则为汉武帝所辟）。[12]朔方刺史部，[13]交趾刺史部。以上二部，非《禹贡》所有，亦非战国时所辟，乃初辟于秦始皇，不久放弃，继辟于汉武帝者。

至于你说《后汉书》建武四年有交趾牧邓让，是王莽时任命的，可见王莽时亦称交趾而不称交州。又建武十六年交趾女子征侧反，交趾刺史仅得自守，可见光武帝时亦称交趾而不称交州。加以建武初年有并朔方入并州之记载，可见王莽时朔方与并州两刺史部亦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你说“王莽之制一仍西汉之制也，何改之有？”我以为单就这方面看，证据固甚充足。但再就别方面看，则《汉书·平帝纪》有“更十二州名”的记载，《王莽传》中又有“谨以经义正十二州名分界，以应正始，奏可”的话，以及杨雄的《十二州箴》，班固的《汉书》自注，则是明明说王莽改西汉之制，且交趾之名亦确改为交州的。所以关于这个问题，你和我的主张各有理由，亦各有证据；我固不能掩没你的证据，你也不能抹杀我的证据。只恨古书太多牴牾，古人不可复生，无法作根本解决耳。

不过，我还要说我的主张是对的，因为杨雄的《并州箴》终是一件王莽时的史料（见《汉书·杨雄传》、《后汉书·胡广传》），早于你所根据的。按《十二州箴》的名目，依《艺文类聚》之次，为：①冀州，②扬州，③荆州，④青州，⑤徐州，⑥兖州，⑦豫州，⑧雍州，⑨益州，[10]幽州，[11]并州，[12]交州。依《古文苑》之次则为：①冀，②兖，③青，④徐，⑤扬，⑥荆，⑦豫，⑧益，⑨雍，⑩幽，[11]并，[12]交。其《交州箴》云：“交州荒裔，水与天际。越裳是南，荒国之外。爰自开辟，不羁不绊。……大汉受命，中国兼该。南海之宇，圣武是恢。稍稍受羁，遂臻黄支。杭海三万，来牵其犀。”按《汉书·平帝纪》：“元始元年春正月，越裳氏重译献白雉一，黑雉二，诏使三公以荐宗庙。群臣奏言‘大司马莽功德比周公’，赐号安汉公。”“二年春，黄支国献犀牛。（应劭注：“黄支在日南之南，去京师三万里。”）”又《王莽传上》云：“莽复奏曰：‘太后秉政数年，恩泽洋溢，和气四塞，绝域殊俗，靡不慕义：越裳氏重译献白雉，黄支自三万里贡生犀。’”读此可知这两件事是王莽秉政之初了不得的德化南夷的感应。《交州箴》中也这样说，足见杨雄此箴是作于平帝元始二年（西元二）之后的。然而箴中又说“大汉受命”，足见是时汉尚未亡，自当是在王莽始建国（西元九）之前。这六年之中应当归在哪一年呢？这固然不可知，但元始四年王莽即更定十二州了，杨雄受了这时代的刺激，即为新定的十二州作上十二箴，自然是可能的。所以我以为杨雄作箴的十二州即是王莽更定的十二州，王莽更定的十二州并非不可知。

王莽的十二州，比汉武帝的十三部确是不同了：

第一，并朔方部于并州，于是本有的十三部变成十二部（杨雄《并州箴》云：“雍别朔方，河水悠悠。此辟獯鬻，南界泾流。画兹朔土，正直幽方。”汉武帝时的并州在河东，不能以泾水为界；朔方在河西，不能与幽州相值。今既合并，故《箴》文云然）。

第二，改交趾之名为交州，使十二州的名称划一（《尧典》云“宅南交”，是“交”字已可独立，王莽取之，所谓“以经义正”也）。

第三，改凉州之名仍曰雍州（这当然也是“以经义正”的。杨雄《雍州箴》曰：“黑水西河，横截昆仑，邪指阊阖，画为雍垠。”按昆仑为地枢，阊阖为天门，是当时将雍州之地扩至无穷远矣。又云：“陇山以徂，列为西荒。……并连属国，一护攸都。”是将张掖等郡、匈奴属国、西域都护皆兼包于雍州之中矣）。

这三点，都是就杨雄的《十二州箴》中钩稽出来的。假使我们能见那时的图志，所得当远不止这些，因为《平帝纪》中说：“分界郡国所属，罢置改易，天下多事，吏不能纪。”实在王莽把汉武帝的地界改得太多了，你说“何改之有”，这决非事实。

但何以王莽时有交趾牧呢？又何以光武帝时有交趾刺史呢？我想，这或许是沿用习惯上的名称而不是当时的正式名称。例如北京这个地名，是明代和南京对立而有的，在那时原是一个正式的名称。清兴以后，没有南京了，北京只应叫顺天，但大家还叫它北京，这便是习惯的名称。现在已改名为北平，然而民间却依然沿用着“北京”这一旧称。

但建安八年既有张津表立交州时，则可证东汉时确曾把交州之名改回为交趾。但这是何年的事，书缺有间，不可知了（看班固《地理志》注文尚称交州，此事当在班固之后）。

又《后汉书》有建武初年并朔方入并州的记载，你以此证明两部合并为光武时事而非莽时事。但我以为杨雄的《并州箴》中已说明了把朔方并入并州，则便不能不说是王莽时事。我想，这也有一种可能的解释。光武即帝位，当然要把王莽的政令悉数推翻，则朔方自与并州分而设牧。但到建武六年六月，因户口耗少而吏职繁多，下诏省减吏员，这一年就并省了四百余县。到九年又省关都尉，十年又省定襄郡。在这减政的潮流之中，朔方是曾被王莽并省过的，自然旧事重提，又把朔方牧裁去了。

以上的话，不知你以为如何？愿赐讨论。顾颉刚　二十、十、廿四戊、附说

这几封通信都是讨论汉代的州制的，为什么要印了发与诸位同学，占据《尚书研究》一课的时间呢？这有两个原因：一是藉此可以明白古人治学方法的不正确，使得我们从此不要再上他们的当；二是藉此可以对于以前注解《尧典》“肇十有二州”一语的各家说作一个总评判，使得这些妄意的猜测从此失掉它们存在的地位。（中略）

临了，敬致感谢于谭其骧先生。要不是他提出质问，我们一定循着传统的见解，习用班固在《汉书·地理志》注文中的说法。现在经过这样的辩论之后，不但汉武帝的十三州弄清楚，就是王莽的十二州也弄清楚，连带把虞舜的十二州也弄清楚了。对于这些时期中的分州制度，二千年来的学者再没有像我们这样的清楚的了！庄子说，“知出乎争”，这是极确切的一句话。希望诸位同学更能在他处提出问题，让我们永远地争下去，让我们常常地得到新知，无愧于这一个“研究”的课目！关于汉武帝的十三州问题讨论书后谭其骧

1930年秋，我进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研究生。第二学年秋季开学，我选读了顾颉刚先生所讲授的“尚书研究”一课。顾先生在讲义中讲到《尚书·尧典》篇时，认为其写作时代应在西汉武帝以后，一条重要的论据是：《尧典》里说虞舜时“肇十有二州”，而先秦著作称述上古州制，只有九分制，没有十二分制的。到汉武帝时置十三刺史部，其中十二部都以某州为名，自此始有十二州，所以《尧典》的十二州应是袭自汉武帝时的制度。为了让同学了解汉代的制度，当时还印发给班上同学每人一部《汉书·地理志》，作为《尚书研究讲义》的附录。我读了这一段讲义之后，又把《汉书·地理志》翻阅了一遍，觉得顾先生在讲义里所列举的十三部，不是西汉的制度，实际上是东汉的制度。有一天下课时我对顾先生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先生当即要我把看法写成文字。我本来只想口头说说算了，由于他提出了这一要求，迫使我不得不又查阅了《汉书》、《后汉书》、《晋书》等书的有关篇章，结果益发增强了对自己看法的信心，就把这些看法写成一封信交给了顾先生。想不到他在第二天就回了我一封长信，结论是赞成我的看法三点，不赞成的也是三点。这就进一步激发了我钻研的兴趣和辩论的勇气，六天之后，我又就他所不赞成的三点再次申述我的论据，给他写了第二封信。隔了十多天他又给了我一复信，对我第二封信的论点又同意了一点，反对二点。通信讨论到此结束。不久，他把四封信并在一起又写了一个附说，加上一个“关于尚书研究讲义的讨论”的名目，作为这一课的讲义的一部分，印发给了全班同学。这一学期顾先生在“尚书研究”一课上所发的讲义很多很多，可惜我把这份讲义的本文早已不知丢到哪里去了，至今只留下一册《汉书·地理志》和这一份《讨论》。《汉书·地理志》早已装订成册，成为我插架图书之一。《讨论》共二十三页，因是散页，压在书箱底下，夹杂在旧纸堆中，多年没见过面了。前不久清理书箱，又把它翻了出来，搁置案头。适值《复旦学报》编辑部同志见访，把这份东西借去看了一遍。随即建议要在《学报》上发表，并以将当时通信的经过简单叙述一下，再谈谈现在有何感想见嘱，准备作为原件的书后一起与读者见面。通信的经过略如上述，下面就谈一点感想。

这是一场展开于师生之间的学术讨论。这师生不是过去的师承关系，而是正在课堂上发生授受学业关系的师生。这位老师还不是一位普通的教师，而是一位誉满宇内的名教授，举世钦仰的史学界权威！而我这个学生，一个二十岁刚出头的毛头小伙子，竟然敢于对这样一位老师所写的讲义提出不同意见，直言不讳地说您那一点讲错了，胆量可真不小。

我这点胆量应该是值得肯定的。没有我这点胆量，就不会引起这场讨论。然而，这场讨论之所以能够充分展开，导致取得颇为丰硕的成果，从而基本上解决了历史上一个相当重要的问题，关键决不在于我这个学生敢于提出质问，而在于作为老师的顾先生对待这样一个大胆学生的态度。当我对他提出口头意见时，他既不是不予理睬，也没有马上为他自己的看法辩护，而是鼓励我把意见详细写下来。当我交给了他第一封信后，他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回答了我一封长达六七千字的长信，可见他是何等重视我的意见。我两次去信，他两次回信，都肯定了我一部分意见，又否定了我另一部分意见。同意时就直率承认自己原来的看法错了，不同意时就详尽地陈述自己的论据，指出我的错误。信中的措辞是那么谦虚诚恳，绝不以权威自居，完全把我当作一个平等的讨论对手看待。这是何等真挚动人的气度！他不仅对我这个讨论对手承认自己有一部分看法是错误的，并且还要在通信结束之后把来往信件全部印发给全班同学，公之于众，这又是何等宽宏博大的胸襟！正是在顾先生这种胸襟气度的感召之下，才促使我对这个问题努力深入钻研下去，勇于独立思考，提出了一些合理的见解，对这个问题的解决作出了一定的贡献。而顾先生后来之所以会写出《两[1]汉州制考》这篇名著，我的这两封信当然是起了推动作用的。

开展这场讨论之后的第二年，我开始走上了大学讲台；从40年代初起一直到现在，还陆续带过多个研究生。至今当老师当了将近半个世纪了，可是我和我的学生之间却从来没有展开过像这一次那样热烈的学术讨论，不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的。难道是学生对我的讲授完全同意，一点意见都没有吗？这是不可能的。看来讨论之展不开，原因该是由于我这个老师诱导无方，而当学生的也不够大胆。这种情况也不单是我的课堂上如此，其他教师的班上基本情况大致也都是如此。师生之间的关系只限于一方讲课一方听课而没有讨论，这不是一种理想中的最高学府的应有现象。

解放以来有若干年各教研组规定要定期举行教师之间的学术讨论，各门课程规定一学期要举行两三次同学之间的课堂讨论。但这种讨论一般都是各人各说一套，很少针锋相对展开辩难。学生在课堂讨论中的发言，又往往是从书本上或报刊上抄来的，很少出自自己钻研，独立思考。并且讨论一般只限于口头，不要求写下来，讨论会一结束，讨论也就过去了。老师和学生既各搞各的讨论，学生参加讨论的兴趣也就有限。因此，尽管制度上规定有讨论，实际上讨论的效果很不理想，远远赶不上半个世纪前我和顾老师之间展开的这场关于西汉州制的辩论。当年这场讨论，不仅像顾先生在附记里所说的那样把一个二千年来多少学者没搞清楚的问题基本上搞清楚了，还有一点顾先生没有提到而同样很重要的，那就是：通过这场讨论，使我这个青年对历史地理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提高了我做研究工作的能力。这对于我后来能够在大学里当一名还算称职的教师，在学术上多少能够取得一些成就，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这也就是说，师生之间开展学术讨论，既对学术本身有利，又对培养人才有利。所以今天我重读了这份《讨论》，深感当前为了加速搞“四化”，加速培养人才，在大学里大力提倡开展各种学术讨论，包括师生之间的讨论，是很有必要的。这需要形成一种风气。而要造成这种风气，光靠领导号召是办不到的，还得需要我们当老师的、当学生的共同努力！原载1980年第3期[1]载1933年《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外编》——《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

明初与蒙古关系

元顺帝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朱元璋命诸将北取中原。《明史纪事本末》卷八载其谓徐达等曰：“自元失其政，生民涂炭，予与诸公仗义而起，冀有奠安生民者出。岂意大难不解，为众所附。遂平陈友谅，灭张士诚。闽广之地，将以次而定。尚念中原扰攘。山东则有王宣父子反侧不常；河南则有王保保上疑下叛；关陇则有李思齐、张思道彼此猜忌，与王保保互相嫌隙。元之将亡，其机在此。今欲命诸公北伐，计将何如？”（常）遇春对曰：“今南方已定，兵力有余，直捣元都，以我百战之师，敌彼久逸之卒，可挺竿而胜也。都城既克，乘胜长驱，余皆建瓴而下矣。”太祖曰：“元建都百年，城守必固。若如卿言，悬师深入，顿于坚城之下，饷不继，援兵四集，非我利也。吾欲先取山东，撤其屏蔽；旋师河南，断其羽翼；拔潼关而守之，据其户槛；天下形势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则而彼势孤援绝，不战可克，既克其都，鼓行而西，云中、九原以及关陇，可席卷而下。”诸将皆曰：“然。”（参看《明史》卷一《太祖纪》、《皇明世法录》卷一）

此系明代官档，记录朱元璋北伐的战略。战略的主旨在于进兵山东、河南，利用各地区特殊势力的矛盾各个击破，然后再进兵北上大都。其中的缘故：一方面可避免元中枢号召和地方兵力入援，减少军事上的抵抗力；另一方面也显示了朱元璋的军事实力不够强大。

洪武元年（1368年）闰七月，常遇春攻克德州，与徐达合兵北进，取通州。元顺帝闻明军逼近，在大都集众商议北奔。《蒙兀儿史记》卷十七《妥懽帖睦尔可汗本纪》载其事云：

汗御清宁殿，集三宫后妃、皇太子及太子妃同议避兵。失列门及知枢密院事黑厮、宦者赵伯颜不花等谏止，不听。伯颜不花恸哭曰：“天下者，世祖之天下，陛下当以死守，奈何弃之。臣等请帅军民及诸怯薛歹背城一战，愿乘舆稍安。”卒不听，夜半开健德门北奔。

又《蒙古源流》卷五记顺帝退出中国时情形说：

方大乱时，各处转战蒙古人等四十万内，惟脱出六万，其三十四万俱陷于敌。于是先后脱出之六万人聚集于克哷伦河边界，起造巴尔斯和坦城居住。

按此数字为屠寄取入《蒙兀儿史记》，当然它只是一个约数，不甚可靠。元代兵籍是保持秘密不公开的，怯薛歹的秘密性更强。但是从这一条记载来看，有名的怯薛歹近卫军同时退出，却是毫无疑问的。又朱元璋谕齐、鲁、河、洛、燕、蓟、秦、晋的北伐檄文云：

自宋祚倾移，元主中国，此岂人力，实乃天授。……予本淮右布衣，因天下乱，为众所推，率师渡江，居金陵形势之地，得长江天堑之险。今十有三年。西抵巴蜀，东连沧海，南控闽越，湖、湘、汉、沔、两淮、徐邳皆入版图。奄及南方，尽为我有。民稍安，食稍足，兵稍精。控弦执矢，日视我中原之民，久无所主，深用疚心。予恭承天命，罔敢自安。方欲遣兵北伐，拯生民于涂炭，复汉官之威仪，虑人民未知，反为我仇，挈家北走，陷溺尤深，故先谕告：兵至，民人勿避……（《明史纪事本末》卷八）

除强调“天命”“复汉官威仪”外，檄文还顾虑人民不了解北伐之意，“挈家北走”。可见顺帝退出大都时有一部分势力并未消灭，而且还有一部分人随之北去。洪武三年，李文忠克应昌，捷报至京师，百官称贺。朱元璋命礼部榜示：“凡经仕元者不与。又以庚申君（即元顺帝）不战而奔，克知天命，谥曰‘顺帝’。”朱元璋又自为祭文，曰：

朕于其时，非有三军六师以威天下，乃代君家而为民主，亦莫非天命也。曩者君主沙漠，朕主中国。君与群臣乃固执不移，致边警数兴。今闻君殁于沙漠，朕用恻然。（同上卷十）

不久，李文忠遣人送俘获元诸王买的里八剌（顺帝孙）等及其宝册至京师时，朱元璋不欲采取唐太宗对待王世充的办法，而是礼待买的里八剌，谓：“元人入主中国，百年之内，生齿甚繁，家给人足，朕之祖先亦预享其太平，虽古有献俘之礼，不忍加之。”（同上）朱元璋对元君臣不采取严格的敌对态度，显然是对蒙古退出中国后的势力有所顾虑。同时，元顺帝退出大都后，他所率领的蒙古人，在生活上起了很大的变化，这使他们不能不流连于恢复旧业。《蒙兀儿史记》卷十七《妥懽帖睦尔可汗本纪》载：

……先是，汗居应昌，常郁郁不乐，作歌曰：失我大都兮，冬无宁处。失我上都兮，夏无以逭暑。惟予狂惑兮，招此大侮。堕坏先业兮，获罪二祖。死而加我恶谥兮，予妥欢帖睦尔奚辞以拒。歌声甚哀，继之以泣，至今蒙兀人尚能按之。

此歌词载于《蒙古源流》，词甚长，屠寄节译改写如此。又有疑为明代蒙兀人所作。对于由定居区退入草原的蒙古人来说，他们凭借原有力量，对退出大都必然悔恨交加，并会在边境上增加他们的军事侵犯。朱元璋的对策，就是增强边防，寻机分头出击，并用分化怀柔的政策，希望阻其内犯，借以保障边境的安全。

洪武三年，朱元璋以元将王保保为西北边患，命徐达为征北大将军，李文忠为副，率领冯胜、邓愈、汤和等重要将领出征沙漠，分兵两路。西路军在徐达率领下自潼关出西安，捣定西，取王保保，在沈儿峪口击败了王保保军，但明兵亦受相当损失。东路军在李文忠率领之下，进攻应昌，迫使元嗣君爱猷识理达拉北走和林旧都，而都督孙兴祖及庞禋等均战死于五郎口，海宁卫指挥副使孙虎的军队亦败于太尉买驴，死于落马河。这就是颁布平定沙漠诏于天下的所谓重大胜利的内容。

朱元璋不但优待元俘，即为蒙古人所重视的服装亦不勉强改换。令衣本俗衣，于宫中朝见。朝见后始赐以中国衣冠。且曰：“朕取天下于群雄，非取天下于元氏。”（《明史纪事本末》卷十“故元遗兵”条）谷应泰说：“顺帝北出渔阳，旋舆大漠，整复故都，不失旧物，元亡而实未始亡。”这话是符合事实的。

蒙古大帝国建立后，草原地区的游牧经济，由于中原农业区生产方式的影响已逐渐改变。由于色目人、汉人大量的移徙与屯垦，生产力已有提高，社会经济面貌亦由内地物质财富的调剂而不同于旧时。《元史》卷五十八《地理志》载：

中书省统山东西、河北之地，谓之腹里，为路二十九。……上都路……上都留守司，兼行本路总管府事。户四万一千六十二，口一十一万八千一百九十一。领院一，县一、府一、州四。州领三县。府领三县、二州。州领六县。……岭北等处行中书省统和宁路总管府（和宁即和林——引者注）。

注：太宗乙未年城和林，作万安宫。丁酉治迦坚茶寒殿，在和林北七十余里。戊戌营图苏胡迎驾殿，去和林城三十余里。

又注：至元二十年，令西京宣慰司送牛一千，赴和林屯田。二十二年，并和林屯田入五条河。三十年，命戍和林汉军四百留百人，余令耕屯杭海。元贞元年，于六卫汉军内拨一千人赴称海屯田。北方立站……一百一十九处。

又，《大元马政记》载：

大都、上都以及玉你伯牙折连怯朵儿，地周回万里，无非监牧之野。

元代的君主每年往还于上都、大都间。上都路属中书省直辖。和林旧都属岭北行省。世祖忽必烈时，兴建上都，后迁大都，政治重心逐渐南移，而和林为帝国故都。这是见于东西记载的带有世界性的都城。世祖、成宗时，有汉军屯戍，畜牧业、农业大有发展，流动性的游牧经济已逐渐定居化。从上都到和林，人口分布的密度增长，比过去已大大改观，游牧区已向定居区过渡之中。元末农民起义，红巾军领袖韩林儿的檄文指斥元朝，说它“穷极江南，富称塞北”。元对于江南财富地区物资的搜刮十分厉害。单只食粮一项，在文宗天历二年（1329年），从海运运到大都的就高达三百三十四万三百零六石。《元史》卷九十三《食货志·海运》条载：

元都于燕，去江南极远，而百司庶府之繁，卫士编民之众，无不仰给于江南。

顺帝至正十一年，江淮间农民起义爆发，粮运中断。此后江南粮食只有很少数北运，且不经常。明师北伐，元顺帝急于北奔，当然与粮食的供应大有关系。但是北部的农业、畜牧业生产的增高，仍可以作暂时的支持，亦事属可能。虽然顺帝北走不久，就死于应昌，但西部的王保保和辽东的纳哈出都还有相当力量。洪武三年，李文忠占领了应昌，元嗣君爱猷识理达拉再北退至和林，王保保也败奔和林，但他们仍集结着相当大的兵力，而且漠南北不同于旧时，并非东西飘忽的空隙地带。故朱元璋的对策首先是采取怀柔分化政策，除对蒙古不取严格的敌对态度外，就是分化蒙古部族，使他的力量不能聚集起来。其次便是吸引汉族的元官吏。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卷十载：

洪武四年二月……元辽阳守将平章刘益降。……（明）以益为指挥同知。未几（益为元将所杀）……辽东之众，因推（张）良佐、（房）暠权卫事。至是，良佐以闻，并遣使贡马……上元所授印章宣敕金牌，献贼杀刘益逆党，仍上其事于中书省曰：本卫地方辽远，僻处海隅，肘腋之间，皆为敌境。元平章高家奴固守辽阳山寨，知院哈喇张屯驻沈阳古城。开原则有丞相也速之兵，金山（开原县西北）则有太尉纳哈出之众。彼此相依，互为声援。

刘益、张良佐、房暠均系元官吏，投降后，即予原官。明又命马云、叶旺等渡海，驻兵金州，招降元参政叶廷秀，遂进至辽东，又使吴祯帅舟师运饷辽东。在辽东方面由于元军内部的离心分化，纳哈出等就不能不后退。以后明对北边的部署是：

洪武四年，徐达采取坚壁清野的办法，徙北平山后之民三万五千八百户散处卫府。籍为军者给衣粮，籍为民者给田以耕。凡已降而内徙者三万四千五十六户。

洪武五年，徐达、李文忠、冯胜三路出师清沙漠。此役除压缩蒙古人后退外，未获多大胜利，死伤相当。

洪武八年，扩廊帖木儿（王保保）死。蒙古南犯之师稍衰。

洪武二十年，蓝玉、冯胜、傅友德等北征。纳哈出据金山，见明大军进逼，计穷，诣蓝玉降。玉出酒与之饮。纳哈出酌酒酬玉。玉解衣以衣之，谓曰：“请服此而后饮。”纳哈出不肯服。后谕降其众凡四万余人。玉悉以纳哈出来降将卒妻子及其辎重南行。傅友德遂编集新附军士，驻兵于大宁。

洪武二十一年，蓝玉自大宁追击元主脱古思帖木儿。获其次子地保奴等六十四人，及故太子必里秃妃并公主等五十九人。又追获吴王朵儿只、代王达里麻、平章八兰等二千九百九十四人，军士男女七万七千三十七口。

洪武二十二年，置泰宁、福余、朵颜三卫于兀良哈。

洪武二十三年，燕王朱棣率傅友德等出古北口。乃儿不花降，收其部落马羊驼牛而还。

洪武二十五年，冯胜等籍太原、平阳民为兵伍，置卫屯田。东胜立五卫，大同立五卫，大同以东立五卫。每卫五千六百人（以上均见《明史纪事本末》卷十）。徙蒙古及山后降民于内地或边区，收其壮丁为军伍。二十一年蓝玉招降蒙古军民男女七万余人，二十二年设置泰宁等三卫，这些降附的蒙古士兵，大部分都被安置在这里。永乐八年，明成祖朱棣北征，侍臣胡广、杨荣、金幼孜等随从。三月出塞，行经凌霄峰，登绝顶，远望漠北，“万里萧条”。朱棣谓胡广等曰：“元盛时，此皆民居也。”（《明史纪事本末》卷二十一《亲征漠北》）蒙古统治中国时期，大都、上都、和林草原地区与农业区的隔离状态已不存在。一百多年中，牧区向定居区转化。元末明初这一带的持续战争对生产力发生相当大的影响。明代南北的界限，大体上便是以明初时期的边防据点为标识。在这据点后面，蒙古与明有一空隙地带隔离开来，这就是成祖朱棣北征时所感慨的万里萧条的真空地带。这些地区原来的民户有些北撤，有些内徙——当然是被强制移徙的——于是，旧有的农耕土地变为旷土和牧场了。《皇明世法录》卷十四载：

洪武六年谕徐达等曰：“今闻胡人窥塞，有入寇之意，事不可已，故再命卿等总率将士，往镇边陲。然夷狄……出没无常，但保障清野，使来无所得。”

又同书卷十五载：

洪武二十三年燕王临塞谕诸将曰：“吾与诸将军受命，提兵沙漠，扫清胡虏。今虏无城郭居止，其地空旷。千里行师，必有耳目。不得其所，难以成功。”

又同书同卷载：

洪武三十年朱元璋敕晋王、燕王曰：“前岁秋，山西塞外降胡逃归岭北。”

此种由军事所造成的人为的隔离状态，其结果遂使蒙古族退回到原来的游牧生活。

蒙古族生活方式上的后退，刺激他们对定居区的物质欲求和经常性的南扰。从明初将领对蒙古作战的军事经验来看，在漠南北的作战，还不可能有很大的胜利把握。朱棣久镇边陲，在洪武时曾有两次出征，即位后又有五次出征，但也并未获得多大战果。

元顺帝退出长城，洪武三年死于应昌，子爱猷识理达拉嗣，复北走和林。洪武五年，王保保在和林与大汗会合，募军，准备南下，朱元璋遣徐达北征，与王保保战于土剌河畔，无功而还。洪武八年，王保保死于合剌那海之牙庭。洪武十一年，爱猷识理达拉死，弟脱古思帖木儿为大汗（此据《蒙古源流》，《明史》作子），使纳哈出纠集东北地区的诸蒙古族入犯辽东。洪武二十年，蓝玉败纳哈出于金山。二十一年，脱古思帖木儿又败于捕鱼儿湖畔，仍奔回和林，依丞相咬住，至土剌河畔，为长子也速迭儿所弑。子恩克卓里克图汗嗣，洪武二十五年死。弟额勒伯克汗嗣，建文元年死，子坤帖木儿嗣。蒙古诸部族不相团结。建文四年，部帅鬼力赤杀坤帖木儿自立，改称鞑靼可汗。永乐三年，东部诸王成吉思汗子搠只后裔阿鲁台杀鬼力赤，往亚洲西部撒马尔罕迎立坤帖木儿弟本雅失里为可汗。本雅失里获得东部诸蒙古族的支持，实力较强。永乐七年，大败明统帅邱福军于克鲁伦河（胪朐河）畔，邱福战死。

旧属蒙古之斡亦剌部，此时称瓦剌，占据蒙古西部及天山北路，与鞑靼对峙，互不合作。瓦剌乘鞑靼与明作战，统一了漠北。其部长猛可帖木儿死后，分裂为三部。一为马哈木，二为太平，三为把托孛罗。永乐六年，马哈木入贡请封，并袭击鞑靼。七年，明封马哈木为顺宁王，太平为贤义王，把托孛罗为安乐王。朱棣利用瓦剌与鞑靼的互相对峙，于永乐八年亲征本雅失里，会战于斡难河畔。阿鲁台、本雅失里败退。十年，瓦剌马哈木杀本雅失里，立其族人答里巴，自专权。阿鲁台原与马哈木有仇隙，遂率鞑靼余众降明。永乐十二年，朱棣与阿鲁台合军攻破瓦剌，追至土拉河畔。马哈木穷蹙，也投降明朝。

蒙古族的共主在漠南北已不能统一。元顺帝后的大汗，多不得善终。朱棣在永乐六年致书本雅失里称：“自元运既讫，顺帝后爱猷识理达拉至坤帖木儿，凡六传（大汗位相传，非嗣续相传），未闻一人得善终者。”可见蒙古族内部的不团结。又本雅失里避居撒马尔罕，此地系帖木儿首都。在洪武二年帖木儿已称汗于巴里黑，建立蒙古帝国于亚洲西部。当爱猷识理达拉徙都和林时，帖木儿移都于撒马尔罕。撒马尔罕的回回商队常往来于和林。此时，蒙古大汗不但不能使瓦剌居于臣属地位而加以团结，即对西部的帖木儿帝国亦缺乏联系，这就使明初的离间政策获得了效果，取得了孤立各部，并用全部军队亲征多次，加以分散削弱，才获得边境的暂时安宁。

关于帖木儿帝国的事迹，《蒙兀儿史记》卷一百四十一《帖木儿传论》云：

驸马帖木儿乘元室土崩，察阿歹汗国瓦解之际，起家列将，依托阿萨兰教，自擅于俱罗速可萨尼牙。东出天山，西平波斯，北侵斡鲁速，南服五印度。三十余年，无征不克。声威所播，几执世界坛坫之牛耳。其自比蒙兀太祖帖木真，号称成吉斯可汗，无愧色焉。《明史·撒马尔罕传》称帖木儿于洪武二十年、二十五年均入贡于明，且称“自是频年贡马驼”，并在凉州求互市。朱元璋未答应，遣回撒马尔罕商人，且云元时回回遍天下，居甘肃者尚多，诏令守臣全数遣回。这时遣归撒马尔罕者就有一千二百多人。所谓朝贡，或者只是回回商人的假托。二十七年，史称帖木儿奉表进贡，朱元璋称其奉表有文，重加赏赐。实际上西域表文书辞，由哈密转译，文字已有改易，并非原辞。此时帖木儿正欲效法成吉思汗，重建蒙古大帝国，他绝不会作卑辞向明朝屈服的。所以明遣往西域的使臣如傅安、宽彻等到达即被拘留。永乐二年，帖木儿率兵东行，朱棣得讯，命甘肃总兵宋晟警备。帖木儿东征中途，至讹打拉病死。到永乐五年，傅安等才被释放回国。关于帖木儿帝国的事迹，《明史》记载不详。然观于元裔本雅失里曾避地撒马尔罕，和林地区多撒马尔罕商人，明在西北的凉州遣回撒马尔罕商人至一千二百多人，则帖木儿帝国与东部蒙古关系也并不单纯。不过明初对于帖木儿帝国的实际情况不甚了解，所谓“哈密以西事多茫昧也”，但亦绝不如《明史》所载那样简单片面。永乐三年开始的郑和下西洋是与这事有关的，因为此时印度已入帖木儿帝国范围，而帖木儿死后，撒马尔罕诸宗王（在孝宗弘治二年）曾遣使从海道入中国。宪宗成化十九年贡使怕六湾亦曾从陆路贡狮子，从广西海道还。是帖木儿帝国在亚洲西部给予明的威胁，并不在东方元裔之下。很显然，朱棣的海上经营，绝非单纯地为了追求珍奇和朱允炆（建文帝）踪迹这类细故可知。原载1980年第1期

“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

我认为，研究中国古代学术思想史，必须解决“六经”与孔子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过去学术界议论甚多，至今尚无定论。这里提出我的一点意见，作为研究者的参考。

研究孔子，最重要的材料，当推《论语》。它是孔子言行的汇录，出于孔子的学生或再传弟子之手，自然比较可信。但现行的《论语》，[1]经过西汉末张禹和东汉末郑玄两次改订，已成为今古文的混合物。其中涉及孔子与经书关系的材料，一则保存得不多，二则有的还成问[2]题。因而，我们研究这个问题，除《论语》外，还需要借重其它材料。在现存材料中间，对于孔子删定“六经”的史迹，说得比较有系统的，要数《史记》的《孔子世家》和《太史公自序》二篇。

依照司马迁的说法，“六经”都曾经孔子之手，虽然关系密切的程度不同。概括地说，司马迁以为孔子做了这样几件事：编次了《书》，删订了《诗》，编定或修订了《礼》、《乐》，作了《易》的一部分和《春秋》的全部。据说孔子因鲁史记而作的《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因而在“六经”中顶要紧，所谓“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3]《春秋》”。

司马迁调查过孔子事迹，提供的材料，值得人们重视。然而他对“六经”与孔子的关系的看法，显然受到董仲舒的影响。因而后来的经学家，并不都以为他的说法可信。清末以来，歧说更多。现在我只举两种极端不同的见解。一、“五经”皆孔子所作说

清末皮锡瑞在其所撰《经学历史》和《五经通论》二书里，极力[4]主张“五经”都是孔子的著作。他认为，从原材料说，“五经”虽然大部分来自孔子以前的古籍，但把那些杂乱无章的篇籍进行整理，给它们注入经学所独有的灵魂，即所谓“微言大义”，使之成为“经”，则开始于孔子。例如，《经学历史》开宗明义就说：

经学开辟时代，断自孔子删定六经为始。孔子以前，不得有经。……古《诗》三千篇，《书》三千二百四十篇，虽卷帙繁多，而未经删定，未必篇篇有义可为法戒。……《仪礼》十七篇，虽周公之遗，然当时或不止数而孔子删定，或并不及此数而孔子增补，皆未可知。观“孺悲学士丧礼于孔子，士丧礼于是乎书”，则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犹之删《诗》为三百篇，删《书》为百篇，皆经孔子手定而后列于经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辞》、《彖》、《象》、《文言》，阐发羲、文之旨，而后《易》不仅为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笔褒贬，为后王立法，而后《春秋》不仅为记事之书。此二经为孔子所作，义[5]尤显著。

皮氏为清代今文经学家。以“五经”为孔子的著作，今文学者的意见大体一致。只是他们没有认定《易》、《礼》为孔子所作，如皮氏这样彻底而已。皮氏的见解，是针对宋学而发的。他不满于宋人的改经删经的方法，对于清代考证学的发展是相当地加以赞许，但又不以为考据是经学研究的止境。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则对他的主张，就可以有合理的解释。然而皮氏究竟只是一个经学家，而且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帜下来批评对立面，并每每好加以主观的议论，因而在陈述己见时便不免有不少荒谬的思想，即如上举论点，也就有武断之嫌。[6]这我在五十年前已揭示过。正因为皮氏走到了经今文学的极端，所以他的说法发表后，便很快受到章炳麟的驳斥。章氏站在经古文学的立场上，批评他以《易》、《礼》为孔子所作的说法，乃是“妄以己[7]意裁断”，“愚诬滋甚”。二、“六经”与孔子无关说[8]“五四”以后，钱玄同撰有《重论今古文问题》等文，完全否认孔子与“六经”有关系，当时殊为学者所重视。现在撮录钱氏的话于下，以见另一极端。他认为：（1）孔丘无删述或制作“六经”之事。（2）《诗》、《书》、《礼》、《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书（“乐经”本无此书）。（3）把各不相干的五部书配成一部而名为“六经”的缘故，我以为是这样的：因为《论语》有“子所雅言，诗、书、执礼”和“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两节，于是生出“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史记·孔子世家》）之说……又因为孟轲有“孔子作《春秋》”之说，于是又把《春秋》配上……（4）“六经”底配成，当在战国之末……（5）自从“六经”之名成立，于是《荀子·儒效篇》、《商君书·农战篇》、《礼记·经解》、《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记》（甚多）、《汉书·艺文志》、《白虎通》等，每一道及，总是六者并举；而且还要瞎扯[9]了什么“五常”、“五行”等等话头来比附了！

那么，“六经”究竟是些什么性质的书呢？钱玄同以为，要考孔子的学说和事实，只有《论语》比较的最可信据。所以，他把《论语》之中与“六经”有关的话，逐条抄出，进行考证后断言：（一）《诗》是一部最古的总集；（二）《书》似乎是三代的时候的“文件类编”或“档案汇存”，应该认它为历史；（三）《仪礼》是战国时代胡乱抄成的伪书；（四）《易》的原始卦爻，是生殖器崇拜时代的记号，孔丘以后的儒者借它来发挥他们的哲理，陆续配成了所谓“十翼”；（五）《春秋》在“六经”之中最不成东西；说它是“断烂朝报”或[10]者“流水账簿”，都极确当。

钱氏从“疑古派”的怀疑精神出发，全盘否定了“六经”同孔子有关系的说法。他的见解，自然不好说全不对，比如关于《诗》、《书》性质的判断，就有道理。但总的来看，他的怀疑的立足点，却很成问题。就是说，钱氏对这个问题先存否定的意见，然后在古代文献中去寻找论证来替自己的观点张目，这就不免陷于主观主义。何况《论语》本身也还有学派和传本的问题要仔细解决，并不是字字句句都可信据。拿现行的《论语》来作为判断是非的标准，从而断定“六经”与孔子无涉，《荀子》、《史记》等书的记载都是瞎扯，岂非也有武断之嫌吗？所以，钱氏的主张，表面上同所谓“五经”悉为孔子所作的主张完全相反，其实都各执一偏，不足为据。

从前我在批评“孔教救国”论的时候说过：“孔子学说的真相究竟怎样；后世儒家所描写的孔子，后世君主所提倡的儒教，后世学者所解释的儒学，究竟是否真的孔子，都是绝大疑问。”同时我在批评“六经致用”说的时候又说过：“孔子和《六经》的相关度，以及《六[11]经》和致用的相关度，不仅相去很远，而且根本上还是大疑问。”现在我仍然觉得，当这些疑问还没有为科学研究解决以前，要做到客观地深入地估计孔子的历史功罪，恐怕也难。我们都知道毛主席的一句名言：“社会主义比起孔夫子的‘经书’来，不知道要好过多少[12]倍。”假如我们连孔子与“经书”的关系还闹不太清楚，也就是对于封建主义学说的基本文献的面目还不太了然，又怎么能彻底暴露封建主义的落后性，清算这长期的封建社会呢？况且这些疑问搞不清楚，不仅孔子问题，连中国哲学史、中国思想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文化史的问题，也无法彻底解决的。但我觉得很遗憾，即使前揭两种极端的见解，虽然发表都有好几十年了，似乎还没有被批判地克服，用主观臆说来捧孔子或骂孔子的现象，也似乎还存在。这无补于问题的解决。因此，我想再率直地陈说一下自己的初步看法。

第一，通过对现存的“五经”的考察，我们有理由相信，它们决非撰于一人，也决非成于一时，作于一地。举例说，《易》的经（卦爻辞）部分，《书》和《春秋》，无论文字结构、编辑体例，或者撰述内容，都有相当大的差异。《诗》中的“风”诗，多由民间采集，属于地方乐歌，也就是各地的土乐，它们产生的地域，除陕西外，还包括现在的山西、河南、河北、山东及甘肃的南部。人们当然要问：“经书”中这些不同的东西，是从哪里来的呢？都是由孔子周游列国时亲自采访到的吗？显然不是。我认为，这种种差异表示，在孔子以前，必有很多古代文献遗存下来，它们的一部分，就残存在“经书”之中。

这个事实，除“经书”本身透露的消息而外，在先秦子书中也有间接证据。比方说《庄子·天运》就记有孔子谓老聃曰：“丘治《诗》、《书》、《礼》、《乐》、《易》、《春秋》六经，自以为久矣，孰知其故矣？”老子曰：“夫六经，先王之陈迹也，岂其所以迹哉！”可见，孔子以前确实存在着“先王之陈迹”的文献。后世不断出土的商周钟鼎彝器铭文，被有的学者视作《书》类文献的原型，我觉得是有道理的。

第二，那时“先王之陈迹”的文献，数量应该比现在的“经书”要多，而且可能已出现经过删削的不同传本。孔子为了设教的需要，对各种故国文献，加以搜集和整理，以充当教本。这些教本，传下来便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

关于数量问题，可举《诗经》为例。《史记·孔子世家》说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存三百五篇。此说属实么？唐以来经学家们聚讼纷纭，或以为《论语》两称“《诗》三百”，即是孔子未尝删《诗》的证据。但我认为，如果承认《诗》中的风诗部分主要采自民间，那么几百年间积累三千余篇，当然完全可能。在采集后，需要经过删重加工，使之适合统治者的艺术标准或政治标准，也完全可以理解。这样的删削加工，必定不止进行过一次。据《国语·鲁语》说，孔子的十世祖正考父，曾经“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太师”。既称“名颂”，那就意味着《商颂》中还有其它作品，未被正考父校录。到孔子正乐，使“《雅》、《颂》各得其所”时，《商颂》已仅存五篇。这表明，经过删削的《诗经》传本，在孔子前的确有过。《诗》如此，其它《书》、《易》等，无疑也如此。

孔子对那些文献有没有重加整理呢？也完全可能。孔子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创办私立学校的教育家。《论语》记载他自己说：“自行束脩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史记》记载孔门弟子先后有三千人，“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可见他收学生，除学费一项外，没有门第之类限制，因而学校规模才那样大，高材生才那么多。拿孔子开创的私人讲学同过去教育为学官所垄断时候的情形互相比较，我觉得梁启超、章太炎他们肯定孔子实行“有教无类”、“因材施教”有好作用，是不无值得考虑的。孔子既然设教讲学，学生又那么多，很难想象他没有教本。毫无疑问，对于第一所私立学校来说，现成的教本是没有的。《论语》记载孔子十分留心三代典章，指导学生学习《诗》、《书》及礼乐制度。因而，我以为，孔子为了讲授的需要，搜集鲁、周、宋、杞等故国文献，重加整理编次，形成《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种教本，这种说法是可信的。

孔子的确曾以“六经”为教，这在《论语》之外的其它典籍内，也有很多记录。如《礼记·经解》说：“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絜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这是说可以从人们品德知识的不同表现，来分别判断“六经”教育的效果。又如《史记·滑稽列传》引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这是说“六经”教育对于治理国政可能发生的作用。它与上条引语正好从两个侧面证明，孔子何等重视以“六经”施教。

所以，我认为现存的“六经”，无疑经过孔子整理，也因此而成为儒家学派的“经典”。

第三，孔子整理“六经”，自有他的一定的标准，这是今文经学家与古文经学家都承认的。但说到具体标准，他们的分歧可就大了，今文学者把“五经”看作孔子的“致治之术”，古文学者则把“六经”看作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书。他们就是由各自的门户之见出发，去寻找孔子的“经书”的义例。不消说，他们找到的种种所谓标准，必然充斥着宗派的偏见。科学与偏见不能共存，我们只能超出一切经学的派别来研究，更应从存在决定意识的高度来研究。据浅见，关于孔子整理“六经”的标准，至少有三则记录，值得注意：[13]

其一是“子不语怪、力、乱、神”。宗教观念，说到底，反映着人们的社会关系。在周代，上帝无非是周天子的形象在天上的投影。周室东迁，地上的周天子的地位大大动摇了，于是上帝这个影子，便不能不随之模糊起来。春秋时代的统治者中间，很有些人在思想上要摆脱旧的“天”的观念的羁绊，表现出他们对于旧时的鬼神观念，即旧时那种愚民政策的工具的效用，不同程度地发生了怀疑。孔子的“不语”，就体现着这股潮流，说明他也基本上不信鬼神。孔子不是也时常谈“天”说“命”吗？是的，他还有相当的宿命思想，我称之为反鬼神而取术数，说明他仍有迷信。但我认为，孔子说的“天”，同殷周统治者传统所谓的“天”，在概念上已经起了变化。孔子实际上把“天”当作宇宙间一切都在变化的代称。然而那个时代的历史条件，限制着他不能对宇宙变化做出符合自然规律的解释，而剥削阶级的偏见，更限制着他不敢直接否定“天”的传统权威，因而发表的言论类似泛神论，最终流入宿命论一途。我以为，现存的“经书”里，很少有涉及鬼神主宰之类的芜杂妄诞的篇章，但说“命”的内容却存留不少，正显示着孔子整理“六经”时的矛盾见解。这就是说，故国文献中大量有关鬼神的糟粕，被孔子本着“不语怪、力、乱、神”的原则删节了。[14]

其次是孔子说的“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所谓“异端”，就是与孔子学说相对立的或不同的议论。这一点，我想不必也不该替孔子讳，如有些封建学者所曲为解说的那样。问题在于孔子为什么提出排斥“异端”。我觉得这同他关于“仁”的思想有密切关系。当上古统治者对于劳动的奴隶还可以任意屠杀的时候，人的地位往往比牛马还低贱。春秋时代，对“天”的看法起变化了，对“人”的看法同样在起变化，同样反映了当时新旧社会力量的斗争。孔子及其开创的儒家学派，在这时一致强调“仁”。这个“仁”字，有没有一点人道主义的意味呢？有没有把人当做人的新的涵义在内呢？我以为不能否认。当然也不能否认，没有超阶级的“人”，因而也就没有超阶级的“仁”。可是从涵义的发展来探讨，便不能不注意“仁”的思想，主要是针对旧时统治者对“人”的看法而发的。孔子的这个学说，提出于社会大动荡的时期，受到其它学说的非难，乃至攻讦，我觉得道理也就在这里。为了维护自己的学说，孔子起而斗争，把对立的学说看作应该排斥的异端，乃是百家争鸣时代的必然现象。所以，他在整理“经书”时，删节自己认为是有害的见解，便不值得奇怪。这同后世的封建统治者利用孔子的儒家学说，将它变成儒教，仗着封建统治势力强迫人们去信仰，而把其它一切学说都加以禁止，我觉得不可同日而语。[15]

再次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孔子整理“六经”，原是拿来作教本。他所依据的材料，毕竟是故国文献。其中很多记载，都属于古代的历史事迹。孔子对它们，尽管有删节，但态度是“信而好古”，也就是保持原有的文字，包括原来的史事内容和表达风格，所以现存的“经书”才仍然被我们看作研究历史的重要史料。不过，话也得说回来，述与作也不可能有严格的界限。所谓“六经”，从形式上说是叙述旧文，从内容上说又有创作新意。因为既然按照一定的指导思想进行筛选，还按照自己的见解来阐明经义，那么就总体而言，经过整理的“六经”，自然可说是孔子的一套著作，因而也同时被我们看作研究孔子和儒家学说的重要史料。

第四，孔子整理过“六经”，但现存的五部“经书”，却不完全是孔子整理后的原书。

现存的“经书”，内容有两部分，一部分是保存下来的孔子整理过的文字，另一部分则为后来的儒家学派所增添。例如号称“十翼”的《易传》，共七种十篇，不但文体同《论语》不相似，而且思想内容也不一致；说它根本与孔子无涉，固然不可，说它为孔子所作，就更成问题。据我的考察，它就包含着孔子说《易》的记录，和后来传《易》学者所补充的内容。再如《仪礼》，今本有《丧服传》一篇，相传即子夏所作。又如《尚书》，问题更多了，除掉伪古文《尚书》二十五篇已被学术界公认为是伪作而外，真古文《尚书》十六篇是否存在过也是疑问，而且即使是今文《尚书》二十九篇，向来被学者认为都是孔子整理过的传本，但经过近代学者考订，已证明至少是其中的《禹贡》篇，也是战国时的作品。

这些事实，说明孔子整理的“经书”，经过历代的变乱和后来儒家学派的利用，而流传至今的那些篇章，从文字到内容，都未必能说全是当初孔子整理的旧文。我们在使用它们时，必须慎重对待。

孔子根据自己的哲学、政治和历史的见解，对大量古代文献进行筛选，保存了很多有价值的历史资料，也使“六经”成为系统表达儒家学说的著作；孔子订定的这些著作，随着封建社会的发展，儒家学派地位的变化，而被封建统治者尊为“经典”；但现存的“经书”，其中有孔子整理过的经文，也掺杂着后来儒家学派的著述，同时在流传过程中还有散佚。所以，我认为“六经”与孔子的关系很密切，但对现存的“经书”，哪些同孔子有关，哪些与孔子无涉，则需要仔细研究。我期望有人深入研究这个问题，写出反映历史实际的科学著作来，对于孔子问题和中国学术思想史一系列问题的解决，必定大有好处。原载1979年第1期[1]《论语》在汉代的传本，起初有三种，即属于经今文学的《鲁论》、《齐论》，以及属于经古文学的《古论》。西汉末，安昌侯张禹首先混合《鲁论》和《齐论》，进行改订，号称《张侯论》。东汉末郑玄注《论语》，又混合《张侯论》和《古论》，于是形成《论语》的现行本。[2]例如今传本《论语·述而篇》有“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好像孔子学《易》是没有问题的。但据《鲁论》本，则孔子只是说“五十以学，亦可以无大过矣”，并没有说自己学《易》。一字之差，就使基本事实是否靠得住成了问题。所以《论语》也还有学派和传本的问题要仔细解决。[3]《史记·太史公自序》。[4]今文经学派以为《乐》本无经，存在于《诗》与《礼》之中，因而只提“五经”，不承认有“六经”。[5]皮锡瑞：《经学历史》一“经学开辟时代”。[6]周予同：《皮著〈经学历史〉注释本序言》。[7]章炳麟：《驳皮锡瑞三书》，见《章氏丛书·文录史》。[8]见《古史辨》第五册。[9]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见《古史辨》第一册。[10]同上。[11]周予同：《皮著〈经学历史〉注释本序言》。[12]《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257页。[13]《论语·述而》。[14]《论语·为政》。[15]《论语·述而》。

儒学别解

这个题目可有下列各项说明。一、“仁”的基本意义（1）“仁”这个字，是由“人”“人”合成的，而不是由“二”“人”合成的。人人两字连写，常写成“人”，即在头一个人字下加“”即得，正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常写成君、臣、父、子一样。（2）人人意即像人或把人当人：对自己讲，要争取做人；对别人讲，要把人当人，韩愈谓“人其人”，即把人当人之意。这种以同一之字解释自身的办法，颇与柏拉图（Plato）所谓“凡物必肖其自身”相似；与陆德明《经典释文》中以同声之字解释某一字之义，也有一点相似。二、实现“仁”的规范（1）作为实现“仁”的规范的有两个字：一曰忠，二曰恕。何谓忠？曰“尽己之谓忠”。何谓恕？曰“推广及人之谓恕”。（2）具体的解释，可有一大串：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曰“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诸人”；曰“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等等。（3）缩短一点说，只有四个字，即“絜矩之道”。何谓絜矩之道？曰“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加于左；所恶于左，毋以加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4）严复以软译的方法，把西方的“自由”（liberty）译成“群己权界”；我学他的样，把中国的“絜矩之道”，软译成“自由”。这虽像文字游戏，但也颇近真。不过西方维护“群己权界”靠法律，中国维护“絜矩之道”则靠道德。其实道德之上未尝不可加一点法律；反之，西方人在法律上也未必完全不讲道德。三、实现“仁”的过程（1）这可用一言以蔽之，曰由礼到乐的生活过程是也。故曰“立于礼，成于乐”；礼是过程之始，乐是过程之终。何谓礼？何谓乐？礼乐是否与生活无关？《礼乐记》曰“礼辨异”；曰“乐统同”；曰“礼乐不可斯须去身”，意即礼乐一刻也离不开生活过程。（2）用现代的话详细一点说，由礼到乐的生活过程，即是由了解情况、分析问题、解决矛盾、克服困难，到情况了解、问题清楚、矛盾解决、困难克服的过程。也可以说是由紧张、努力、奋进的有差别的相对境界，到松弛、清闲、自在的无差别的绝对境界的过程。（3）由礼到乐的过程中之礼与乐或紧张与松弛，或有差别的相对境界与无差别的绝对境界，都是断而相续的。列宁论马克思的辩证法，即提到断而相续（breaks in continuity），例如紧张与松弛，就是断而相续，相互交替的，故曰“张而不弛，文武勿能也，弛而不张，文武勿为也；一张一弛，文武之道也”。就现实说，例如打仗，是紧张的，但不能永远打仗或无限紧张；仗打胜了，开庆祝会是松弛的，但不能永远开庆祝会，无限松弛下去。又如吃馒头，只能一个个吃，不能无限吃下去，吃饱了就要停止，待再饿时再吃可也。又如小学生演算数学难题，感到很紧张，很困难，一道难题解开了，立即感到轻松愉快。我有一个小孙，有一次遇了数学难题，要他母亲帮助；我批评曰，要自己做。过了一会，他狂欢似地对我说，他把难题解开了；我说，你已暂时进入无差别的境界了。“文革”时期，人们争着说，矛盾是永远不能解决的，这不现实。矛盾是一个个的，可以随时解决；解决了再生，永远解决不完是事实；永远不能解决，则我们将无努力之余地了。和谐稳定之类都谈不上了。（4）儒学的无差别的绝对境界，不是永恒的，而且是克服困难之后获得的；与佛家的“进入涅槃（Niervana）”相似而大不同，也与耶教的“与神同在”相似而大不同。进入涅槃，是永恒的，且是绕过困难而进入；与神同在也是永恒的，也是绕过困难而同在的。已故农工民主党中央委员张申府同志常把儒学与佛家、耶教相提并论；就他的《所思》一书看，似未注意及此。其实佛与耶的永恒论与儒学的断而相续论，截然不同。四、儒学对当前的影响（1）这可以有两方面的说法：首先，认儒学中有可以让我们照着做的道理；所谓去粗取精，去伪存真，即是说儒学在我们今日，还有可取之处。（2）不过即使无可取处，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研究过程，却能活跃我们的思想，提高我们的判断能力；对我们的今天是有益而无害的。如果进一步把儒学放在古今中外的各种思想中，比较研究，将更是无害而有益。（3）所可怕者为简单化。例如整理祖国思想，把重要的思想删削太多；引进外国思想，把引进的范围限得太小，则是有损而无益的。这不足以活跃我们今日的思想，不足以提高我们判断的能力，从而自己也不能独立解决问题。先哲有言曰“一致而百虑”，“殊途而同归”；曰“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我们自己今天也常宣传“敞开思想”，“百家争鸣”，唯一目的，也只在尊重学术民主，防止思想僵化。原载1989年第4期

在“五四”运动中

1919年5月4日正是清华建校八周年纪念日，我身着童子军制服招待来宾忙得不亦乐乎。下午五点钟左右，忽然传来消息，说北京城内各校学生举行了示威游行，打了卖国贼，烧了卖国贼的房子，后来许多学生被捕了……我听了立即找罗隆基、何浩若商量。三个人都主张马上派人进城了解情况，于是同去找高等科四年级级长乔迈选。乔胆小怕事，拿不定主意。罗、何二人便自告奋勇立即进城。七点钟吃晚饭的时候，罗隆基在电话里告诉我：“今天下午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学生，为争回青岛和山东权益问题，举行示威游行，走到赵家楼，打了卖国贼章宗祥，并把卖国贼曹汝霖的房子烧了。三十多个学生被捕，有性命危险，情形非常严重。北京各校正在设法营救，决定明天罢课，望你马上向同学报告。”我丢下电话筒，马上跑到中等科食堂，拿了一条长凳放在食堂门口当中地方，跳上去大声叫道，“同学们！有重要消息报告。”接着把罗、何两人打听到的消息告诉了大家。我说：“同学们！北京各校同学已经起来救国了，我们应该急起响应。望同学们注意时局的发展，并提出救国的办法。我还要到高等科去报告。”同学们听了之后，大为震动，议论纷纷，并且高呼：“罢课！罢课！”我随即跑到高等科食堂作了同样的传达报告。

当时清华学生没有全校性的组织，只有各级级会和各种会社。高等科四年级是高等科最高的一级，实际上四年级级长可以领导高等科各级级长。依据同样的理由，中等科四年级的级长也可以领导中等科各级级长。我当时是中等二年级的级长，人小言轻，只有找高四和中四的级长，请他们出来召集各级级长商量。大家认为时间急迫，如果要成立学生会还必须经过许多手续，不是仓猝之间可以完成，不如由高、中两科科长（即高四和中四级长）召集各级级长和各会社领袖来讨论办法。但罗、何两人当晚十点多钟才回校中，来不及召集会议。会议乃于次日（5月5日）上午开始，我以级长资格参加。出席的都慷慨激昂，当场一致通过了三件事：（1）与北京学生取一致行动，坚持到底，并宣布从即日起罢课。（2）即以各会社领袖组织一临时机关，名曰“清华学生代表团”。（3）派代表至北京与各校联络，互通声气。

从5月5日起清华学生便与北京各校学生一致行动了。

5月5日，北京专科以上学校召开会议，清华派有代表黄钰生等参加，并发表演说，略谓昨天事出仓猝，清华僻处西郊，未及进城参加爱国运动，现已决定与各校一致行动。

同日，各校实行罢课，并宣布罢课的理由：“各校学生沉痛外交之失败，复愤同学之被拘，更有何心研究学问。此罢课之第一理由也。青岛问题当以死力争，被拘同学极宜营救，全体奔走，日无晦咎，学虽至宝，势难兼顾。此罢课之理由二也。”（《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二期，第55页）

专科以上学校学生行动起来后，中学学生也不甘落后，一致要求参加，于是在5月6日便成立北京中等以上学校学生联合会。

5月7日清华学生代表团正式宣布成立，当日出席代表共有五十七人，当即拟定组织简章，规定设正、副团长各一人，下分为秘书和外勤两部，后又加增纠察、会计、干事、推行、编辑五部。各部大多数设正、副部长各一人，也有不设副部长的。后来还创立学生义勇军，设军长一人，实行军事训练，准备为外交后盾。又设立救国实业团筹备处，设处长一人，专门筹集款项，制造国货，以排斥日货。

清华学生代表团自成立起至放暑假止，共开了常会和特别会议四十余次，每日至少一次，往往开到深夜。如遇紧急大事，则召集全体学生大会。在紧急的日子里，夜间没有一个人肯先去睡觉，总要等进城的代表回来。有时，进城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的代表向大家报告了北京学生活动情形后，全体同学还要表决重要的议案。熄灯了，大会还在继续。会散了，暗地摸回寝室，还在谈论国家大事，有的还要跑到代表团办事处去帮忙。我是代表团的一员，自然常常搞到半夜三更才睡。

代表团办的事情大大小小不下百数十件，有游行演讲，派代表往各省联络，派代表见各国公使，致电巴黎和会要求主持公道等等。我的主要工作是参加进城演说，编写传单，有时也代表清华参加北京学生联合会的具体工作。

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清华每年都要纪念这个日子，但从来没有像这一年那样充满悲愤的气氛。学校挂着半旗，校园内各电杆上都贴着“勿忘二十一条！”“还我青岛！”“打倒卖国贼！”等标语，触目惊心。全体同学在体育馆举行纪念大会。追悼仪式的布置和沉痛的演说，使参加的人无不义愤填膺，痛恨日本侵略者，热爱祖国。在肃穆的空气中同学们庄严宣誓：“从今以后愿牺牲生命以保护中华民国人民、土地、主权。”散会后又在操场上大烧日货，学校售品所以前进的日货也都付之一炬。

清华学生的主要爱国活动还是宣传工作。在罢课期间，每天差不多都有一部分同学前往北京城内作街头演讲。我是经常参加这项活动的。代表团隔天公布进城去演说的名单，把参加的人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五六人，指定一人为组长，其他有负责带五色小国旗的，有担任散发传单的，有带着地图的，当然还有担任演讲的。传单和演讲的内容主要是反对在凡尔赛和约上签字，揭露卖国贼的罪状和日本侵略我国的罪行，反对“二十一条”亡国条约，抵制日货等等。演讲组每日一早出发，一到城内便分组前往预先指定的地段，看好场地，就把国旗一扬，传单散发给周围群众，演讲员于是站在比较高的地方，或站在从商店借来的凳上，大呼：“同胞们！……”人群很迅速地围拢来。演说到动人之处，群众有时为之泪下，有时兴奋起来，高呼打倒卖国贼，打倒日本鬼子。有的热烈鼓掌，有的端送茶水给同学们解渴。整个北京到处都是东一堆人群，西一堆人群。学生们冒着炎热的天气，尘土飞扬，奔走着呼号着，真是把一般市民都感动了。有的身体差的同学，经不起连日的困顿便生病了，甚至于牺牲了，徐曰哲同学便是其中的一个。徐曰哲比我大二岁，高三个年级，江西吉水县人。他成绩很好，但身体衰弱。5月16日早上，我看他脸色不好，疲倦不堪，而太阳又是炎炎逼人，劝他休息几天。他说：“不，我不能掉队。我身体虽然疲劳些，但精神很好。”那天活动范围是前门外大街朝南一带。大概从上午十时开始，一场接着一场的演讲，到下午一时左右，大家都汗流湿潮全身，又饥又渴，走进一个茶铺里休息喝茶时，曰哲实在疲乏极了，打了刻把钟瞌睡。之后我们又在街上活动了差不多两个钟头，才走上归程。一到学校，他已经发烧，次日就住进校医院。我第三日演讲回来去看他，他还问我这两天报上消息如何，本校代表团的工作怎样。谁知第四日就病情转剧，第五日去看他，呼吸很短促，医生说患了肺炎症，不让进去。到5月22日下午三时半这位爱国青年竟与世长辞了。消息传出，全体同学为之悲恸不置。5月23日徐曰哲灵柩出校，全体身着军服列队送至校门，后来本校及北京学生联合会都开了追悼会纪念这位为爱国运动而死的烈士。

自5月15日北京学生总罢课以后，全城街道、胡同，各游戏场所，无不见学生活动的踪迹。北京政府越来越害怕了。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禁止学生游行演讲，查封新闻等镇压措施开始了。学生们面对警察宣传说：“你们生于中国，将来也是死于中国，我们大家都是中国人，中国人难道不爱中国人吗？难道爱欺侮我们的日本吗？”“我们酷暑热天，舌枯唇焦，奔走呼号，就是为爱国，为争回我们的青岛，争回我们山东的权利，反对日本侵略我们，欺负我们。”有一次，我边讲边流泪，旁听的也流泪，警察也流泪。大家的心融在一起了。

反动政府见禁止演讲无效，乃下令派军队镇压，用马队冲散学生队伍和听讲群众，限三日内各校一律上课。学生置之不理，并于限期届满之日（5月28日）召集临时代表会，共同决议，各校同学自29日起均将行李书籍等物收束齐整，专候政府下令解散，即行全体出校，另谋救国之道。

反动政府见威胁不成功，又于5月30日大施分化利诱，下令各校自即日起停课，应届毕业生照章举办毕业考试，其余各班提前放假，暑期考试暂停。同时举办文官高等考试和外交司法官考试，以资利诱。但学生并没有上当，仍旧罢课，并更积极进行演讲及其他爱国活动。

反动政府于是在6月1日再次下了两道命令，一道是为卖国贼曹、章、陆辩护，另一道是宣布解散学生团体，逮捕“聚众闹事扰及治安者”。为表示镇压决心，警察于6月2日逮捕了贩卖国货的学生六人。二、“六三”演讲

学生知道反动政府正在着着进逼，不能不急起反抗。于是北京学生联合会在6月2日夜间秘密决定：于6月3日上午十时同时恢复街头演讲，预料政府必逮捕拘禁，要求翌日出发人数加倍，又翌日又加倍，以至全体学生被拘禁而后已；若遭到鞭笞杀戮则情愿甘心承受。清华学生代表团听到此项决议，便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讨论执行办法。结果决定6月3日派一百多人进城演讲，我也是其中的一个。我们这一队被指定在西城西单牌楼一带活动，虽然被如狼似虎的丘八大人和奴隶成性的警察解散了无数回，干涉了几十次，用马队冲，用警棍赶，然而到晚上还是安全回到了学校。到吃饭的时候，得到各方面的报告说，今天在东城捉去了三四百学生，清华就占了四五十名，押在北京大学法科监禁，校内外都张有军幕，驻扎军警看守，近校一带禁止行人来往。又据悉政府有将北京大学文理两科作为第二、第三拘留所之用。我听到这个消息愤怒犹如火烧，巴不得明天再派我出去。夜晚北京学生联合会果然决定仍按原计划增派一倍人出去演讲，我校代表团当即决定派出一百六七十人。看到我的名字仍在名单中，非常高兴。这次，我们这一队被指定在北京最热闹的地方——东城东安市场活动。我觉得重要和光荣。吃过早饭，换上童子军服，头戴灰色呢帽，足着黄色皮靴，左肩水壶，右肩黄袋子，装着牙刷、毛巾、书，左手还拿着棉马甲，打点停当预备坐牢。十时，我们步行至清华园火车站。在火车上，全体决议：今天如果被捉去倒也罢了，否则的话，我们一齐去投监。火车到西直门，我们又搭乘环城火车到朝阳门下车。因怕警察不准进城，急忙雇了胶皮车到青年会门口集合，再步行至东安市场。此时北京城内已经相当紧张了，人流特别汹涌。我们为引起群众的注意，特举着小国旗在场内横行直走，转角拐弯绕了一圈。结果跟来的人，越来越多，层层围拢，人山人海。我们马上开始行动，传单像雪片似地散出去。正当演讲开始时，两边跑来四个身着黄色制服的警察喊道“此地不准演讲”，“捉！”说着就行动。这么一来，动了公愤，群众大呼：“打！打！”但前面却跑来了一排身着灰色军服、肩背着枪的丘八，把我和另一个同学拉下来，两个夹押着一个，押到北京大学法科。据说这天被捕的学生有一千人左右。

第二天吃过早饭，清华学生代表团派人来慰问我们，带来被毯数十条。下午四点多钟，我正在看《水浒》，忽然东南角上一片喊声震天。原来对面有两千多同学来投监，要和我们共患难。军警用枪柄横冲直撞，致高等法文专修馆学生方敦元及工专学生陈峥宇、聂肇灵三人俱受重伤。我们被捕的同学看见如此情景，愤激得不可形容，叫的，哭的，跳的，跑的，都要出去与军警拼命。军警恐怕闹出重大流血惨案，乃许外面的同学派八个代表进来慰问。我们里面的人就立刻举行大会，请进来的代表报告外面一切情形。会还没开成，就有人跑来报告说，围守我们的军警已经撤走了。据说撤退的原因，第一是6月5日出动的学生比6月4日更多，总数在六千以上，军警捉不胜捉，而步军统领衙门、警察厅拘留所、北京大学法科和理科的临时拘留所都已关满了被捕学生。第二是清华学生进城投监时，在西直门路遇军警把住城门，同学们向前冲锋，军警便把城门关得水泄不通。于是学生队伍除留两队相持外，其余都绕城至德胜、阜城、安定、东直、朝阳等门，军警也急令闭城，于是西北东三面交通就完全断绝。市面一下子变得人心惶惶，如有大变，城内金融骤然恐慌，市民纷纷向各兑换所兑取天津、中交钞票现款。第三是北京十五个女校联合会在石驸马大街女子师范学校开了一个大会，议决4日下午十五校女生四千余人穿着制服到天安门汇齐排队到总统府去，要求撤退军警，保全大学生的尊严，不得干涉大学生爱国演讲。第四是北京商界已经议决，如果该日五时还不下令撤退包围在北大法科的军警，就要宣布罢市。第五是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安庆、南昌、武汉、长沙、厦门、济南、开封、太原等地的学生在北京各校罢课以后原已先后罢课，6月3日北京警察大举逮捕学生的消息传出以后，学生运动开始在全国沸腾起来。从6月5日开始，上海工人阶级举行了大规模的罢工，商人也在学生的鼓动下实行罢市。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决定释放被捕学生，并于10日罢免曹、章、陆，13日下令保护学生。

军警撤去后，我们被捕的人马上开会讨论对策。我和其他一些人主张，我们是无辜被捉进来的，不能随随便便地出去，应该提出要求政府罢免卖国贼和保护学生爱国运动。一日不达目的，我们一日不出去。这个主张一提出，受到全体热烈赞成，并组织临时警备司令部，维持秩序，恐怕夜间有奸人乘机扰乱，议决派人轮流出去侦查，并完全交给清华大学担任。

6月7日上午十点钟的时候，国务院一个代表和教育部两个代表来向我们道歉，希望我们回校休养。北京各校学生联合会也认为与其在里面死守，不如出来奋斗，于是议决次日各校派代表来欢迎我们回校。这天各团体各学校来慰问的人特别多，我参加招待。

6月8日，也即我被捕的第五天，我们上午在里面准备出去。到了十二点钟，被捕在理科的同学也都过来聚齐出发。各校各省同乡拍照作为纪念，号鼓齐鸣，掌声和欢呼声四起，鞭炮声也响个不停。下午一时各校被捕同学整队排列，全体照相。然后各校循序而出。同学们和同胞们拥挤在法科门前北河沿一带欢迎的不下数万人。每校被捕学生出门时，就内内外外一齐欢呼，声震天地。

我校被捕的同学都穿了制服，精神更好。由我校派来欢迎的八个代表手执高大国旗、校旗引路。看的人真是人山人海，欢呼鼓掌之声不绝。到前门，我校军乐队及全体义勇军第一、二、三连奏乐立正，我们也举手还礼。彼此三呼“中华民国万岁！中国学生万岁！清华学生万岁！”然后向西直门走去。号声洋洋，鼓声咚咚，旗帜飘飘，步声哗哗，沿途各铺商人都出来看。直到四点多钟，才到西直门火车站。我校中文部教员又派代表欢迎。不久到了校门口，两旁站着来欢迎的中国教职员、外国教职员、校警、工友及附近一带乡村的同胞。中文部教员并买了许多鞭炮放起来，与军乐声，欢迎呼声相应。我此时感动得只是流热泪。三、八·二七请愿“六三”之后便放暑假了，没有回去的学生组织了“消夏团”，留在本校中等科。我没有回江西，也参加了“消夏团”。“消夏团”办有日报，我担任日报的编辑。

就在暑假期间，发生了驻济南的“参战军”第二师师长马良枪杀爱国回民的事件。报上披露了这个消息以后，山东、天津、北京各界派出代表向政府请愿，要求解除山东戒严，严办凶手马良。结果总统拒绝接见，代表还被警察逮捕。8月25日，天津人民派了第二批代表，由马骏带队赴京与北京的代表一起，第二次到新华门请愿，又被军警团团围住，企图采取“画地为牢”的办法，让烈日暴晒得他们软化。代表们热汗如雨，但斗志仍然昂扬。直到天黑，代表们才吃上北京同学冲破阻挠送去的茶饭。饭后代表们继续坚持，斗争了整整一夜。

8月27日清早，清华“消夏团”立即召集代表团会议，决定仍然自报公议，选派五六十名同学去支援，我是其中之一。我们立即整装出发，差不多都穿全副童子军制服，仍带毛巾、牙刷、牙粉、干粮、水壶，并手持童子军木棍，赶到新华门。这时北京各校也先后有一千多名学生来了，汇成一支请愿大军。围困代表的军警，故意放开包围圈，来一批就困一批，好像一个无底的陷坑，要把所有来这里的人都吞没下去。代表们多次要求会见总统，都被拒绝了。反动政府以为用这种拖延政策和艰苦环境就能削弱学生们的战斗意志和救国热忱。但事实却是相反，代表们不但不气馁，反而越战越勇，大家把新华门包围得水泄不通，时而引吭高歌抒发爱国热情，时而振臂疾呼，号召人民斗争。到了傍晚，各校少数代表在门房里开了一个会，主张今晚暂时撤退，明天整队再来，以免年小的同学和女同学在此露宿生出病来。忽然有位天津女代表慷慨激昂说道：“我们一定要在这里坚持下去，徐世昌一天不见，我们一天不退。今天一退，再要组织起来就不容易。我是女的，我不怕困难，不怕生病，不怕牺牲，难道你们男同学就怕了吗？”她说罢就抱头痛哭起来，全体代表为之感动，立即一致通过坚持到底、决不撤退的决议，并马上组织起来，由清华童子军四面担任守卫。我和吴泽霖、罗隆基担任了纠察。我们把新华门的传达室暂时做了司令部，纠察总统府出入人员。他们不准我们进总统府，我们也不准他们进总统府。到了深夜十二点钟左右，我和吴泽霖发现有一个人走到新华门前东张西望形迹可疑，我们立即派童子军把他包围起来，问他深更半夜来这里干什么，他起先吞吞吐吐只说经过此地看看热闹，后来说出他是警察厅的便衣侦探，来侦察我们的行动。我们教育他一顿，就把他放了。到了快要天亮的时候，又发现第二个可怜虫，我们也照样地打发走了。

8月28日，我们了解到新华门虽然被我们包围了，但一班反动官僚却可以从后面的福华门出入。于是我们决议来它一个全面包围，把一半的请愿队伍留在新华门，一半代表绕到福华门去。正在出发的时候，大雨倾盆，我们沿途高呼口号，到了福华门。我们整齐地列队在门的两旁，等了许久，从里面传话出来，总统准备接见，但须派代表。后来推出了马骏等十四人前去。

又过了一些时候，有大批军警源源而来，枪头上了刺刀，一排站在我们队伍的前面，一排站在我们队伍的后面，前后夹住，他们二人对准我们一人，忽然传出一声口令“捉”，于是两个军警挟着我们一人，开步就把我们带走了。我们当初不知他们要把我们捉到哪里去，只是沿途大叫口号：“打倒卖国贼”，“惩办马良”，“抵制日货”，“中华民国万岁！”军警把我们送进了天安门，我们发觉原来包围新华门的请愿队伍也被军警捉来了。

那时天安门只有靠东有一所破房子，没有门户，约可容纳五六百人避风躲雨。我们马上决定让女同学及一部分体弱的男同学站到里面去，其余的站在屋外，由我们清华童子军站在最前线，手执木棍，紧紧地把守防卫。下午四时，京师警察厅警察总监吴炳湘，带着卫护人员，离开我们远远地叫人来传话，说要见各校代表。我们回答，我们个个都是代表，吴总监有话便对我们说。吴不得要领，旋即退去。我们意识到他的目的是要捉我们的代表人物，尤其是天津的代表马骏。于是有人建议，由一位女同学装病（肚子痛），须出天安门去就医，并由我校吴泽霖同学扶持她出去，吴出去后即设法打电话给清华，要学校请校医美国人拉福斯乘小汽车来接身体不好的同学回校，让马骏藏在车中带出去。谁知吴泽霖扶着那位女同学出去后，直到傍晚还不见回来。正当大家在盼望他的时候，突然有一个满脸横肉的警官，带着大批警察，气势汹汹地奔来，高声嚷道：“天津代表马骏出来！”我们全体答道：“我们都是代表，有话便讲。这里没有马骏。”在人群里大家就把马骏化装起来，换了长袍、布鞋，戴上一顶宽边呢帽，架上一副眼镜，目的是让军警和特务们认不出谁是马骏。同时，在最前沿的清华童子军把木棍连接起来组成一道防线。

不久大批军警赶到，一声令下“搜”，便分由西南北三方面冲了进来。一接近我们的前线，我就情不自禁地大声叫道：“用我们的童子军木棍来抵抗啊！”我们的木棍就挥舞起来，同军警们的枪托接触，女生们也奋勇抵抗，天安门内顿时变成了一个战场。那时天已经黑了，雨还在下着，一片撞击声、喝骂声、惨叫声，震人心肺。“军警杀人啦！快来救命啦！”天安门已被军警层层包围，请愿队伍很快被冲得乱七八糟了，我只和十几个清华同学一起跑着。忽然前面有人大叫：“马骏捉去了！马骏捉去了！快来救马骏啦！”后面的人拼命向前涌去要抢救马骏，有些跑不动的、站不稳的，或气力小的女同学和小同学便倒下去受伤了，流血了！我前后左右的二十几个人拼命向前冲到天安门口，看见层层军警，手持着枪作冲锋状。我们当中有个时昭涵同学（他是清华最有名的运动员，也是华北甚至全国有名的运动员），很勇敢，有正义感。他想冲开一条出路，就用身体往军警的枪杆上扑去，军警没料到有这么一个不怕死的人，不由得把枪缩回去，我们就乘这个机会冲开了一条出路，有几十个人飞奔出来，不顾军警的叫喊，奋勇地向外跑到东交民巷。其中有清华同学十余人，除我自己而外，有李鹤林、罗隆基、何浩若、时昭涵。我们冲出来了，如何才安全？又如何救被关在天安门内的人？那时我们大家把希望寄托在美国人身上，以为美国使馆可以让我们进去避难，然后通过美国使馆去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并通过使馆，要学校派车前来把清华童子军[1]接回去。到了美国使馆门口，李鸿林、罗隆基先后跑上去与两个站岗的美国兵说话，他们动也不动，望也不望。我们想进美国使馆的希望没有了，只得自己向清华通风报信讨救兵。我自告奋勇想办法完成这个任务，便向东走去，向没有路灯和灯很少的地方钻，左绕右绕，东张西望，居然由东面走出了东交民巷。看看没有人跟着，就雇了一辆胶皮车，拉到宣武门外西草厂胡同安福会馆。打开门跑进去看见刘希陶先生，我不禁大哭起来。

我把当天的经过简要地告诉了他，并说现在第一桩事是要打电话到清华去报告。刘先生说：“已经十一点多了，很难通话。即使有地方打电话也难接通，还是在这里休息几个钟头再说。”我一时想不出什么办法，就又急着要回去找伙伴们另谋解救的计划。我对刘先生说，想雇一辆马车到东交民巷走一趟。刘先生考虑再三，决定帮我化了装，借给我一个红顶瓜皮帽子，一副黑眼镜，一件黑色马褂，一件白绸长衫，一双布鞋子，把我打扮成一个小老头，然后去雇了一辆大马车，我坐了进去，俨然是一个小官僚，马车自西边进东交民巷，走得特别缓慢。我在里面东张西望，前瞻后顾，没有看见我们那伙人的影子。马车又走了一遍，还是没有找到一个人。只得回到安福馆，已是深夜二点多了。不等天亮，我就告别刘先生赶回清华报告。到了清华，才知昨夜东交民巷的那二十几个人，自我走后，又等了个把钟头，看看周围并没有什么形迹可疑的人，便一个个悄悄地溜出去了。有的回学校，有的回家或亲戚家去，清华的几个人大多数都回校了。

至于被捕在天安门内的一千多个没有冲出来的同学，后来也都放出来了。据说就在天安门的门洞口，军警靠着煤油灯的照明，抓着了马骏，并威胁说：“你们不立刻解散，就打死他。”群众不但没散，反而说：“如果你们动马骏一个指头，我们就和你们拼了。”军官看势不对，忙装出一副笑容改口说：“大家有话好商量。”谁知就在这个当儿，大批军警蜂拥而上，警官举起枪来，朝天放了两枪，就押着马骏走了。其余的同学就被军警两三个挟一个拖到天安门外，问：“你是哪一个学校的？”如果答是清华或高师的，横蛮的军官就下令说：“押到西边去枪毙。”押向西走十几步就踢你屁股或用手推你背部一下，“滚你妈的蛋，去罢！”如果是北大或天安门以东的学校的学生，就押向东边，然后同样踢你一脚，叫：“滚你妈的蛋！”就这样把关在天安门内的同学都放走了。

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的消息像一阵风似地传开了，次日一早北京大学全体在校学生好几百人，就包围了警察厅，要求“放出马骏，释放代表”。其他各校也在酝酿行动，各地爱国团体的抗议函电飞向北京。天津几千名学生也包围了天津警察厅，他们在长途电话中向北京宣布：“不放马骏，不放代表，决不撤退。”30日天津学生在周恩来、郭隆真等率领下，赶到北京，和北京学生一起同反动政府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广大群众汹涌的爱国运动的压力下，反动政府不得不在8月30日释放马骏及全部被捕学生代表。由此运动又转入了新的阶段。（整理者：何碧辉、赵寿龙）原载1981年第3期[1]此处“李鸿林”与上述“李鹤林”应为同一人，但因时间久远，无法确证——编者注。

朱熹的书院教育与礼教思想

中国的书院制度，开始于唐代，发展于北宋的四大书院或六大书院，而以经过南宋朱熹重修、先后订立教规的白鹿、岳麓两个书院为最著名。但唐玄宗首先设立的丽正修书院，不久改名集贤殿书院，置学士，集学士讲学，与后来私人创办的书院，性质不完全相同。而朱熹却真正和中国的书院制度分不开。

由于官学失修，科举流弊，以及儒者要同佛教禅林争夺教育园地等原因，书院大多设在山林名胜之处。书院都以儒家礼教为教学宗旨，为王朝培养忠于自己的人才，有利于维持、巩固封建社会秩序，所以能在科举时代兴盛起来，各地方都设有书院。直到清末改设学堂，书院才不复存在。不能否认，有些著名学者在书院讲学，确实培养出了不少有学术贡献的人才，直到清末犹如此。

朱熹一生无论做官与不做官，都在进行私人讲学。黄幹称他“一日不讲学，则惕然以为忧”，确是实情。故本文首先简单回顾一下朱熹的书院教育内容，重点则在于探讨其书院教育的核心——礼教思想。一、朱熹以礼教为宗旨的书院教育

1.朱熹的教育目的

有人认为：“朱熹之教育目的论，穷理尽性一语，可以了之也。”其实，朱熹的教育目的不是穷理尽性，而是所谓三纲五伦五常即儒家的礼教。他是以教育为实现礼教的手段的。此点将在下面再指出。

2.学校分为大小两期而非两事

朱熹认为，“大学者，大人之学也。古之为教者，有小子之学，有大人之学”（《朱子文集》四卷十五）。就年龄的大小来分，从八岁到十五岁读小学，十五岁以后读大学；就内容的深浅来分，浅的是“当然之事”，深的是“其所以然之理”。他说：“小学者学其事；大学者，学其小学所学之事之所以。”（《朱子语类》卷七）清初陈瑚的教育方法，“小学为入孝、出悌、谨行、慎言、亲爱、学文，大学为格致、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平”，“小学先行后知，大学先知后行”，这也可以为朱熹此说作注脚。但朱熹却有个声明：“大学与小学不是截然为二”，“只是一个事”。所谓“一个事”，指的主要是伦常礼教，无论大学、小学，都是绝对不能离开它的。他特别强调小学在思想上也是基本教育：“古者小学教人以洒扫、应对、进退三节，爱亲、敬长、隆师、亲友之道，皆所以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本，而必使其讲而习之于幼稚之时，欲其习与知长，化与心成，而无扦格不胜之患。”他是何等地重视小学教育！

3.学校用的教材课本

朱熹在学校所用教材课本包括经、史。要先读经，用《六经》为课本。先读《论语》，次看《孟子》、《中庸》，再看一经。朱熹认为《论语》一书，最为重要，再也无有似此书者（详见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之一乙编）。所以他生平关于《论语》的著述也最多。因为，朱熹的道统托始于孔子，《论语》是专门记载孔子言行的书。至于史，要先读《史记》，次看《左传》、《通鉴》，有余力再看全史（详见《朱子语类》卷十一）。为什么必须先读经，后读史呢？因为这样，学子胸中先有“一个权衡”，“才不会多为所惑”（同上）。这就是说，在朱熹看来，必须先有儒家的经书做思想指导，再去读史书和其他的书，才不致被异说所迷惑。古来的尊孔读经者都是特别注重经的。后世至有以“经”作书院之名者，如俞樾主持的诂经精舍、廖平主持的尊经书院、皮锡瑞主持的经训书院等。

4.白鹿洞书院的“学规”、“教条”

朱熹的教育是由他的礼教思想决定的，教育只是礼教思想的一种传授与宣传罢了。朱熹说：“天生斯人……而使之有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之伦，所谓民彝也。……古先圣王为是之故，立学校以教其民……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不失其性，不乱其伦而后已焉。”（《朱子文集》卷七十七）“如舜之命契，不过欲使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只是此五者。至于后来圣贤千言万语，只是欲明此而已。”（《朱子语类》卷十四）

他以五教为圣人教人的“定本”（同上卷八），即教育的根本宗旨，起先把它作为“白鹿书院学规”，以后又把它推广为岳麓书院的“书院教条”，认为“学者学此而已”（《朱子文集》卷七十四）。入学者只是学此最为根本的五教而已。以此为主，当然不会以此为限，所以此下还有“为学之序”、“修身之要”、“处事之要”、“接物之要”等。他认为“圣贤教人为学，非是使人缀缉言语，造作文辞”（同上）。这些都只是次要和不重要的了。

朱熹白麓书院的教规，是书院办学宗旨的主要代表，所以后世书院一直奉为标准。其教规内容完全是以孟子宣传的是非为是非的。

在治学方法上，与朱熹对立的陆九渊主张五伦五常是本心固有的“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被朱熹目为顿悟派。其实，朱熹也是以三纲五伦为大本为先天的。就此一点而论，二派目的并没有什么大的不同，所有程朱派、陆王派都是尊孔重礼的。二、朱熹把礼教发展到最高地位

中国的礼教不仅等于宗教，而且超过了宗教。就其发展来看，可以分为三个大阶段：头一个阶段，是从周公周礼形成孔、孟、荀等的礼教。韩非学于荀子，根据所闻而把它称为三顺。第二阶段，是西汉董仲舒出，把它称为三纲。他本身注重神学，就把这个三纲神学化了。从此以后，礼教的中心一直叫做三纲，如同礼教其他重点并称，就是三纲五伦、三纲五常、纲常名教等等。第三个阶段，是南宋朱熹出，又在董仲舒的基础上，加以他本身注重理学，就把三纲理学化了。无论董仲舒的神学化三纲，或朱熹的理学化三纲，都托天命，神学化就是天神化，理学化就是天理化。到了朱熹，三纲已经发展到了无以复加的最高地位了。其实，无论董仲舒的神学化三纲，或朱熹的理学化三纲，都是来自孔子，在孔子的礼教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道德、道理、天理同是伦常礼教

道德是什么？朱熹把它解释为伦常礼教：“道者古今共由之理，如父之慈，子之孝，君仁，臣忠，是一个公共的道理。德便是得此道于身，则为君必仁，为臣必忠之类，皆是自有德于己，方解恁地。……大道以先，羲黄以降，都即是这一个道理。……以其古今公共是这一个，不着人身上说谓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于己。”（《朱子语类》卷十三）

朱熹所说的道理，也还是伦常礼教：“道即理也，如父子有亲，君臣有义是也。”（同上卷一百）“吾之所谓道者，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当然之实理也。”（《论语或问》卷四，参看《论语集注》卷一）“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古今所共的道理。”（《朱子语类》卷四十五）

不仅道德与道理同是伦常礼教，而其所说当然之理与自然之理，也仍然是伦常礼教：“臣子无说君父不是的道理……此是自然有的道理。”（《朱子语类》卷十三）“五教……当然之理……出于人心之本然，非有强而后能者。”（《朱子文集》卷六十五）“父子、兄弟、君臣之间，各有一个当然之理。”（《朱子语类》卷三十五）

朱熹所说道德、道理、当然之理、自然之理，其实都是天理，即纲常礼教的理学化：“有君臣便有事君的节文，有父子便有事父的节文，夫妇、长幼、朋友莫不皆然，其实皆天理也。”（《朱子文集》卷四十二）

朱熹以廖子晦来书所说为“一一皆契鄙怀”：“盖天人无二理，本末无二致，尽人道即天道亦尽。……虽谓之圣人，亦曰人伦之致而已。……即日用而有天理，则于君臣、父子、夫妇、长幼之间，应对酬酢食息视听之顷，无一而非理者。”（《朱子文集》卷四十五）

朱熹的理学，翻来覆去，几乎无一不是归结于纲常礼教。

2.违反伦常礼教就会违反上天而使天地易位

朱熹为了配合加强封建王朝的统治，而把伦常礼教理学化。他说：“天教你父子有亲，你便用父子有亲；天教你君臣有义，你便用君臣有义。不然，便是违天矣。”（《朱子语类》卷六十）“天降生民，厥有常性，仁义礼智，父子君臣，爱及昆弟，夫妇朋友，是曰天叙，民所秉彝，失之毫分，穹壤易位。”（《朱子语类》卷八十八）这不仅同董仲舒一样，认为一切都出于天，而且还作出一种自欺欺人的宣传：只要丝毫不合伦常礼教，就会使天地颠倒过来。这更是连孔子、董仲舒也自愧不如了。

3.伦常礼教是先天的、未有人类以前就有的

朱熹非常强调的是理高于一切而且存在于一切之先。说理在事之先，乃是离事而言理：“此言未有这事，先有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之理，未有父子，已先有父子之理。”（《朱子语类》卷九十五）

说理在物之先，乃是离物而言理：“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朱子文集》卷四十六）

说理在物之先，乃是离事物而言理：“有是理，方有这物事，如草木有个种子，方生出草木。”（《朱子语类》卷十三）朱熹不知草木与种子都同是一个事物。他把草木的种子说是理，把生长的草木说是事物，是硬分同一事物为二。

在朱熹看来，理不仅在事物之先，而且在天地之先：“未有天地之先，毕竟是先有此理。”（《朱子语类》卷十三）这是离天地万物而言理。

4.三纲五常是天经地义、万古不变的真理

朱熹鼓吹三纲五伦五常，缺一不可，也不能一日离，只要做人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盖君臣、父子之大伦，天之经，地之义。”（《朱子文集》卷七十七，参看《朱子语类》卷六十一）“五伦皆人所不能无者。”（《朱子语类》卷十五）“盖民有是身，则必有是五者而不能以一日离，有是心则必有是五者之理，而不可以一日离也。”（《朱子文集》卷七十九）“三纲五常亘古亘今不可易。”（《朱子语类》卷二十四）“三纲五常阙一不可。”（《朱子文集》卷四十三）“仁莫大于父子，义莫大于君臣，是谓三纲之要，五常之本，人伦天理之至，无所逃于天地之间……逆理之祸，将使三纲沦，九法斁……人心僻违，而天地闭塞。”（《朱子语类》卷十三）

朱熹又列举所谓历史事实证明五伦“岂以古今治乱为存亡者哉”（《朱子文集》卷七十八）：看秦将先王之法一切扫除了，然而所谓三纲五常，这个“不曾泯灭得。……天地之常经……以后皆变这个不得”，“三纲五常，虽衰乱大无道之世亦都在，且如继周者秦，是大无道之世，毕竟是始皇为君，李斯为臣，始皇为父，胡亥为子，三纲五常，地位占得大了，便是损益不多”（《朱子语类》卷二十四）。

按朱熹此说，第一，正好作为孔子论三代之礼直到周以后百世也不会变革的注释。无论孔子与朱熹等人，都是断定礼教永久不会变化的。第二，朱熹为迷信礼教、宣传礼教，竟混礼教与生物学为一谈。要知道，纲常礼教从属于政治学、伦理学、社会学一类，不是生物学，怎么可以说，只要人类有父子、兄弟的存在，就等于礼教会万古不变呢？生物的生子传代是不会变的，但人类社会对于礼教却是会变的。这不能不说是常识问题吧？

5.动物也有伦常礼教

在朱熹这个理学家、礼教家那里，不仅人类，甚至连其他动物如犬、马、牛、羊、虎、狼、豺、獭、雎鸠、蜂、蚁等，也都被他利用来当作向人们宣传礼教的资料（不过，蜜蜂以雌蜂为蜂王，他就一点也不敢提及了。因为一提及雌性蜂王，就会令人联想到国家的女皇帝，这不符合男性中心的社会观念与压迫妇女的传统风俗，对他宣传三纲礼教是大不利甚至适得其反的）。朱熹所以宣传其他动物也有伦常礼教，是要使人们感觉到人可不如动物。

朱熹说：“羔羊跪乳，便有父子；蝼蚁统属，便有君臣；或先或后，便有兄弟；犬马牛羊成群连队，便有朋友。”（《朱子语类》卷二十四）这一段话，欠通之处至少有二：第一，小羊跪在母羊的腹边吃乳是因为不跪下就吃不到母羊的乳，不是在“孝事”母羊。第二，如果按照朱熹的逻辑，可以用人类的社会现象对其他动物进行推理，那么自然也可以更进一步地对一切生物进行推理了，难道一切生物如树木花草等，就没有“或先或后”的“兄弟”和“成群连队”的“朋友”么？这样说来，除了万物完全消灭之外，伦常礼教便是永久普遍存在的事了。

朱熹还举例道：“物亦有是理……如虎狼之父子，蜂蚁之君臣，豸獭之极本，雎鸠之有别，曰仁兽，曰义兽是也。”（《朱子语类》卷四）他这样称赞禽兽，目的仍在鼓励人们遵守礼教。

如果说佛、道、孟子、陆、王等都认为万物皆备于我，那么朱熹就更明显更具体地认为伦常礼教“皆备于吾身”！他说：“如万物莫不有君臣之义……父子之亲……兄弟之爱……夫妇之别；自家这里也有，是这道理本来皆备于吾身。”（《朱子语类》卷六十）人们如敢违背伦常礼教，岂不就等于违背其自身、违背其天性了么？

6.理学与儒、道、佛三教究竟是什么关系

就礼教方面而言，理学家与儒、道、佛三教的关系有主次之分，它是以儒家为主，以佛、道的玄学（佛是大玄，道是小玄，都是玄学）为次。以儒家为主即以礼教为主。道家根本反对礼教，佛教与儒家更有相反之处：如儒贵家，佛出家；儒入世，佛出世或厌世；儒大讲父子、夫妇的伦理，佛教徒就根本没有父子、夫妇之可言。就道统方面而言，道统非始于理学家，但却是到了理学家才被更强调、更系统化了。这是由于理学家看见佛教有佛法与衣钵相传授的制度，也就人人都大谈儒家道统，大争儒家道统了。朱熹就是以孟子的嫡传而集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尤其是程颐理学之大成自居的。就语录方面而言，理学家更大受佛教禅宗的影响，却同时又想用儒家的语录去和禅宗的语录相对抗。这就是理学家多有语录，语录在宋代盛极一时的主要原因。就书院方面而言，朱熹到处大办书院，也是要同佛教禅宗争夺教育园地的。

有人对理学家与儒、佛二家的关系作了比较说：“佛学之影响于宋学，其时最久，而其力亦最伟。吾人如谓无佛学即无宋学，决非虚诞之论。宋学之所号召者曰儒学，而其所以号召者实为佛学；要言之，宋学者儒表佛里之学而已。二者殊不相同。至理学之所以异于儒家者，则完全受佛学之激刺与影响。盖佛学玄妙之说，本非儒家所企及；后儒欲以儒抗佛，不能不于本体论或形而上学有所说明；而欲有所说明，则又不能不借助于佛学。”我以为宋代理学的本体论或形而上学，的确是来自佛学，而异于古代的儒家，但这不是理学家的主要部分，理学家的主要部分仍然在形而下学的三纲五伦。影响最久最大的是儒学而不是佛学，因此，古来的人都称他们为宋儒而不称他们为佛教徒。宋儒只是一部分受佛学的影响而绝不是完全受佛学的影响，是以儒家为主要基础而绝不是“二者殊不相同”。三、结束语

朱熹特别感叹的是：“呜呼！礼废久矣。”（《朱子文集》卷八十一）“遭秦灭学，礼最先坏。”（同上，卷八十三）他看出中国礼教以五伦五常为中心，而三纲又是这个中心的中心。所以肯定三纲是天经地义、万古不易的真理。清康熙也看出此点而大加赞美：“紫阳朱子特起，而振举三纲。”（《通鉴纲目序》）振举它，也就是复兴它、发展它。康熙和李光地互相唱和，二人以圣君贤相自居，拜倒在孔子、朱熹的脚下。在此种专制学风下，清初程朱派大信徒，竟以朱熹独得孟子之传为未足，终于吹捧朱熹兼孔、颜、曾、孟之长，以道统为五百年而一传，康熙以皇帝之尊而上承朱熹之道。连这个皇帝也默认自己愿继朱熹为“后圣”，朱熹居然超过孔子，至少也成为“三代下的孔子”了。朱熹与孔子确实有若干相同的地方，如一生长期从事教育工作，而以礼教为其中心思想，均为后世封建王朝所利用以统治天下。

孔子、董仲舒、朱熹三人均有超过前人之处。如形成礼教，以礼教代宗教，就是孔子超过周公等前人之处；把礼教加以神学化，就是董仲舒超过孔子之处；把礼教加以理学化，就是朱熹超过孔子、董仲舒之处。朱熹为维持走下坡路的封建王朝而把礼教发展到最高地位，这个问题，是很值得学术界多多注意和讨论的。

朱熹生长于福建，原籍安徽，所以被封建王朝封为徽国公。朱熹代表理学中的闽派，以闽派而集关、濂、洛各派理学之大成。他以福建为理学的根据地，一生到处大讲理学，弟子满中国，尤其是高足都在福建，推动了福建的教育文化，使福建曾经处在亚于邹鲁（即孔孟的家乡）的地位。但正由于他的大力宣扬，使福建的礼俗最惨酷，尤其是三纲之一的节妇贞女特别多。我儿时在德化县城内外，还到处看见由封建王朝赐下而建立的高大石坊，并听见许多惨无人道的故事。除节妇贞女之外，妇女缠小足是世界独一无二的孔俗，也为朱熹所提倡。我又看见永春、德化二县的妇女，其足之小与其弓鞋、膝裤（有人误为裤腿）、脚布的讲究，均非我后来到过的上海、北京、南京、武汉等都市的小足妇女所能比。在朱熹以后，缠小足不再单纯是审美问题，而已经与礼教密切结合起来，而主要是为了加强礼教观念，其次才是显示审美观点（贞节与缠足二事，请参看拙作《中国传统思想总批判》新版第99～103页）。我还听见私塾老师在感叹道：“可惜我们是小县，得不到朱文公的光临。传说上游（按此指闽北好多府县）凡建有朱文公的祠堂处，周围连鸡犬也不敢交配。朱文公生前大力提倡礼教，死后这样久还在显灵。人为万物之灵首先表现在礼教，何以人而不如鸡犬么？”这些礼教先生竟引朱熹这类礼教故事为美谈。朱熹这个礼教家，在他生长的福建，竟变成大神了！（1986年为白鹿洞书院建院一千一百周年和朱熹纪念馆开馆而作）原载1986年第4期

中国古代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

去年8月承蒙西定生先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原东洋文化研究所长、十卷本《中国历史》主编）邀约到日本访问讲学，今天得有机会向许多历史学专家请教，这是十分荣幸的。

当时西先生希望我作一篇论文报告，对于中国古代历史上坟丘式墓葬的起源及其演变，作有系统的探讨。我为了便于说明问题，选择了这个论文题目，着重探讨帝王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中国历代帝王之所以重视陵寝的建设及其朝拜祭祀的礼仪，无非是作为推崇皇权和维护身份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尽管这种陵寝制度只是为了朝拜祭祀已故帝王而设置的，但是它的起源和演变，是和当时社会的变革、政局的变动息息相关的。因此必须作一番有系统的探讨，才能把它的源流说清楚。

关于这个问题，我国清代以前学者把它作为“礼”的重要制度来

[1]研究，近年来我们很少从事这方面的钻研，只是结合考古调查作过部分的探讨。今天所谈的，只是一些不成熟的粗浅看法，恐怕不能达到西定生先生所提出的希望，请各位专家们多多批评指教。一、陵墓的起源（春秋、战国之际）

中原地区殷周时代的墓葬是没有坟丘的。西汉末年刘向说：周文[2]王、周武王、周公的墓地是没有坟丘的。东汉崔寔也说：周文王、[3]周武王的墓葬是平地。在今陕西咸阳东北坟丘很高的“周王陵”，[4]是出于后人的张冠李戴，这原是战国时代秦惠王、秦武王的陵墓。近年来在长江以南、安徽、江苏等地，发现一些西周时代坟丘式的墓葬，这是由于这一带地势低下，向地下挖掘墓坑容易出水，在当时缺乏防潮材料的条件下，采用了从平地上堆筑起坟丘的办法来建筑墓葬[5]。这是特殊的地理条件所造成的，和中原地区出现坟丘式的墓葬的情况是不同的。

中原地区出现坟丘式墓葬，开始于春秋晚期，正当孔子在世的时候。当孔子把父母亲合葬的时候，据说因为他四处奔走，为了便于识别，筑了四尺高的坟丘。当孔子去世的时候，子夏说：孔子曾看到四[6]种不同式样的坟丘，孔子赞成的是一种狭长而像斧的刃部的式样。到战国时代，墓葬就普遍建筑坟丘，所有统治者的墓葬都有高大的坟丘，开始把坟丘的大小高低作为身份等级的标志。

这时所以会推行坟丘式墓葬，该与当时的社会变革密切有关。春秋以前的贵族实行宗族的集体墓葬制度，每个贵族成员的埋葬，按“礼”都有一定的位置和规格。到这时，按宗族组织的贵族开始没落，以家族为单位的地主阶级开始成长，家族私有财产的继承制逐渐代替了宗族共有财产的继承制，许多拥有财富的家族重视已故家长的丧葬，开始讲究坟墓的建筑，于是原有的宗族的墓葬制度开始瓦解，以家族为单位的墓葬制度逐渐兴起。同时由于经济上和政治上的交往加强，流动的人增多，每个宗族或家族的墓葬出现分散各地的现象。最初是为了识别，采用各种式样的坟丘作为墓葬的标记，后来随着集权的君主政权的建立，新的爵位等级制度的推行，坟丘的大小高低和墓地上种树的多少，就成为身份等级差别的标志。

春秋以前的史料都称墓葬为“墓”，没有称为“丘墓”、“坟墓”、“冢墓”的。“冢”原是指高起的山顶，“坟”原是指高起的土[7]堆，“丘”原是指高起的土丘。由于战国时代坟丘式墓葬的普遍推[8]广，“丘墓”、“坟墓”、“冢墓”就成为墓葬的通称。君王的坟墓称“陵”，也是从战国时代开始的。最早是公元前335年（赵肃侯十五年）“起寿陵”，其次是秦惠王的坟墓称为“公陵”，同时楚国把祖先的墓[9]地叫做“夷陵”。这是因为当时君王处于等级制的最高一级，坟墓造得最高，人们已把各种高大坟墓比作山陵；同时人们为了避免不吉[10]利，常把君王去世隐讳地称为“山陵崩”，而君王活着预先建造的坟墓称之为“寿陵”或“陵”。把君王的坟墓比作崇高的山陵，这是推崇皇权的一种表现。二、陵寝制度的创始时期（从战国中期到西汉）

古时君主居住的宫殿，前面设有“朝”，作为君主朝见群臣和处理政务的地方；后面设有“寝”，作为君主及其家族生活起居的处所。君主供奉祖先的宗庙，是仿照宫殿的规模建筑的，前面设有“庙”，用来陈设祖先的神主，作为朝拜和祭祀的地方；后面设有“寝”，用来陈设家具和生活用品，作为祖先灵魂生活起居的处所。与此同时，也有把“寝”与陵墓造到一起，作为墓主灵魂生活起居的处所，这就是所谓“陵寝”制度。根据礼书记载，西汉时期不但把“寝”与陵墓[11]造到一起，还把“庙”造在了陵园旁边。

根据文献记载，汉武帝的“庙”造在他的陵墓“茂陵”之东，汉[12]宣帝的“庙”造在他的陵墓“杜陵”西北。根据考古调查，汉高祖的“庙”造在他的陵墓“长陵”以北三百八十米处，汉景帝的“庙”造在他的陵墓“阳陵”以南近四百米处，汉元帝的“庙”造在他的陵[13]墓“渭陵”以北三百米处。西汉诸陵的“寝”在什么地方还有待于作进一步的调查研究。日本足立喜六《长安史迹考》认为有些陵墓的顶上有棋盘格式的土墙的建筑遗迹，“寝”就造在这些陵墓的顶上，但是，现在咸阳市博物馆正在那里进行考古调查的同志否定这一点（这是我最近写信给咸阳市博物馆王丕忠同志，征询他的意见的结果），认为汉高祖长陵的陵墓底部北边很近地方有建筑遗迹，可能就是“寝”的所在。

秦始皇陵原来称为“丽山”，《山经渭水注》：“秦名天子冢曰山，汉曰陵。”近年秦始皇陵园中出土有铭文“丽山园”的铜钟和陶文“丽山”的陶器和陶片，在陵墓西边的建筑遗址中发现有陶文“丽[14]山飤（饲）官”“左”和“丽山飤（饲）官”“右”的陶壶盖两件，说明此处是“丽山园”中掌管供奉饮食的官署所在。最近在陵墓封土[15]西侧十七米处发现两辆由铜人驾驭的四匹铜马的大型铜车，说明此处是存放死者灵魂乘坐出巡的专车所在。从汉代以后陵寝附设有厨房和安置有交通工具来看，这里的“寝”当即设在陵墓的西侧。秦始皇陵园是朝东方向的，陵园的外层围墙只有东面设有大门，两个大的兵马俑坑在陵墓东方的偏北地方，所有兵马俑组成的庞大军队的阵势都是朝东方向。秦始皇陵的“寝”当造在陵墓的西边，即陵墓的后面。这样的看法只是推测，还有待于今后考古调查来证明。

从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资料来看，西汉时期的陵墓边侧造“寝”、陵园附近造“庙”的制度，在战国中期以后的秦、楚、中山等国都已经实行。[16]

根据文献记载，秦昭王的陵墓在芷阳，即今西安市东北灞河弯曲处的东岸，正当汉代长安城之东。秦昭王的庙在秦国大臣樗里疾的[17]住宅和墓葬的东面，樗里疾的住室和墓葬正当汉代的长安城中，可知秦昭王的庙也在汉代长安城之东，应该离开秦昭王陵墓不远。楚国祖先的庙也已和祖先的陵墓造在一起。秦将白起在攻取楚的国都郢的同时，焚烧了楚的先王墓地夷陵（今湖北省宜昌市东南），后来秦的[18]相国范郢指责白起“焚其庙”，吴师道《战国策鲍注补正》解释说：“焚其庙，即所谓烧夷陵先王之墓也。”这样把烧夷陵先王墓称为“焚其庙”，知楚国的祖庙已经造在陵园的附近。

值得注意的是，战国时代不但实行陵园附近造“庙”的制度，而且也已实行在陵园之中把“寝”与陵墓造在一起的制度。这从河北平山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铜版可以得到证明。

中山王墓出土的《兆域图》，有二道长方形的围墙，中间有并列的五间“堂”，中央是“王堂”，“王堂”的左右两侧是“王后堂”和“哀后堂”，在“王后堂”和“哀后堂”的左右两侧是“□（字不清）堂”和“夫人堂”。这并列的五间“堂”，应该就是这五个墓主的“寝”。现在已发掘的是中山王墓和先于中山王死去的哀后墓。当制作这幅《兆域图》铜版的时候，王后、夫人等三人尚还健在，所以在这幅图的王后、夫人等三人的“堂”上，都记载有将来入葬时所用棺椁的规格，因为这三间“堂”就是准备作为这三个人死后灵魂安居的“寝”的。我在新版《战国史》上（第75页）把这五间“堂”说成是享堂，有些考古学者还把这五间“堂”作为享堂来复原，我们从陵寝制度的沿革来看，作为享堂来复原是不妥当的。古代祭祀祖先的处所一律叫庙，到战国时代还是这样。祠堂和享堂的名称是后起的。古代宗庙中供奉的神主，是各级贵族的族长。就一国来说，就是国君或国王。祭祀的时候，当以国王为主，王后仅属于配合祭享（或称为“配食”）的地位，不可能把国王、王后甚至夫人建立并列的五间享堂而同时祭祀。古代宗庙只有同时祭祀几代祖先，分别建立庙堂，但必须按照左昭右穆来排列，不可能同时建立横排并列的祭祀国王、王后甚至夫人的五间庙堂。古代君主居住的宫殿中，君主和夫人分别各自有[19]“寝”的，君主住的是“正寝”或“路寝”，夫人住的是“小寝”。仿照宫殿建筑的宗庙中的“寝”也该相同。因此中山王墓《兆域图》中并列的五间“堂”只能是“寝”而不是“庙”，不可能是享堂。把它和汉代陵寝制度作比较，建筑在陵园的围墙以内的，也只有“寝”而不是“庙”。1950年发掘的河南辉县固围村三座战国大墓顶上的建筑遗迹，也该属于“寝”的性质。

从战国到西汉，所以会产生这样的陵寝制度，看来和当时宗庙的地位发生变化有关。春秋以前贵族在政治活动中，是把朝廷和宗庙并重的。朝廷作为议论和处理军政大事的处所，宗庙除作为祭祖和宗族行礼的处所以外，更作为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如朝礼、聘礼、策命礼等）和宣布决策的地方。战国中期以后，由于社会发生变革，贵族势力衰落，集权的君主政权建立，君主的朝廷重要性大大超过宗庙，朝廷已成为政治上举行重要典礼和宣布决策的地方，宗庙只成为祭祖和宗族内部行礼的处所。因此这时除了与陵墓一起建筑有“寝”以外，还把“庙”移到陵园附近。这就使得陵墓在统治者礼仪制度中的地位开始显得重要了。三、陵寝制度的确立时期（东汉）

古代有没有墓祭，向来是个争论的问题，清代学者也有不同的看法。顾炎武认为古代没有墓祭，阎若璩反对顾炎武之说，认为古有墓[20]祭，赵翼又认为墓祭是从春秋、战国之际开始的。春秋、战国之际，民间虽然开始流行墓祭，例如鲁国世代对孔子冢墓的祭礼，齐国国都[21]的东郭以外冢墓之间常有祭礼，但是像宗庙里那样隆重举行的祭礼确是不在墓地举行的。从战国中期到西汉，虽然已把宗庙迁移到陵墓附近，但是只有“寝”造在陵园以内、陵墓的边侧或陵墓的顶上，“庙”还造在陵园以外的附近地方，并不作为陵园的一部分；寝只作为侍奉墓主灵魂日常生活起居的处所，重要的祭祖典礼还必须在陵园以外的“庙”中举行。《汉书·韦玄成传》说：从汉高祖以下，许多皇帝“各自居陵旁立庙，又园中各有寝、便殿。日祭于寝，月祭于庙”。所说“日祭于寝”，并不是每天举行祭礼，就是“日四上食”，如同侍奉活人一样每天四次供奉食品。所谓“月祭于庙”，就是“岁二十五祠”，每年举行大小二十五次祭礼，其中以八月举行的“酎祭”（或称“饮酎”、“尝酎”）最为主要而隆重。所谓“酎祭”，就是把新酿成的高级好酒向祖先奉献。在宗庙中，只有这次“酎祭”礼由皇帝亲自率领公卿诸侯来主持的，祭祀的牺牲要用“九太牢”（九份牛、羊、豕三牲），诸侯王、列侯必须按照封地内人口数的比率，出黄金助祭，叫做“酎金”。如果献纳黄金数量短少，或者成色不足，就要剥夺爵位。

到东汉明帝的时候，他把每年元旦公卿百官会集朝贺皇帝的仪式，搬到光武帝的“原陵”举行，成为皇帝亲率公卿百官上陵朝拜祭祀的典礼，从此陵寝开始有隆重的朝拜祭祀的仪式。原来元旦举行的公卿百官朝贺皇帝的仪式，除了公卿百官和皇室亲属向皇帝朝贺以外，各郡到京师来“上计”（上报开垦田地、征收赋税、库存粮食、户籍人口等等统计数字）的官吏要当面向皇帝汇报。这时的“上陵礼”采取同样方式，“上计”的官吏要向“寝”中的“神坐”汇报，[22]说是要让已故皇帝的神灵听到。与此同时，原来在宗庙八月举行的主要祭礼——“酎祭”，也移到了陵寝来，按照“上陵礼”的仪式一[23]样举行。这样，每年一月和八月要在陵寝中举行两次隆重的朝拜祭祀典礼，从此陵寝在祭祀祖先礼仪中的地位就凌驾于宗庙之上，宗庙就显得不重要了。

明帝临终下遗诏，说是为了节俭不起宗庙，把神主安放到光武帝的更衣室中。所说节俭不过是讲得好听的话，所以不起宗庙，主要原因还是由于宗庙已经失去重要作用。从此以后，历代帝王的宗庙都照此办理。不但废除了西汉在陵园附近设立宗庙的制度，而且取消了为每个神主建立一庙的制度，只是把许多神主供奉在一个祖庙里，实行[24]“同堂异室”的供奉神主办法。这样宗庙的祭祀更显得不重要了。

东汉时期一方面对于宗庙采用“同堂异室”供奉神主的办法，使得宗庙的建筑集中而规模缩小；另一方面对于陵寝采用上陵朝拜祭祀的仪式，使得陵寝的建筑规模不能不扩大。为了适应举行大规模上陵朝拜祭祀仪式的需要，陵寝中开始建设大殿，称为“寝殿”；用石材建成的，称为“石殿”；同时因为举行隆重仪式需要“鸣钟”作为开始的信号，还要在大殿旁边建设悬挂大钟的“钟虡”（即钟架）。过去只有朝廷和宗庙建设有悬挂大钟的“钟”，例如汉高祖庙有钟十枚，[25]可受十石（钟的容量可以容纳十石的东西），撞之“声闻百里”。从这时起，陵寝上也开始建设有悬挂大钟的“钟”了。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到陵寝的规模已经发生重大变化了。《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古今注》，列举了东汉诸帝陵园的规模，有的设有寝殿和钟■，有的设有石殿和钟■。不论寝殿或石殿，都是为了适应举行上陵朝拜祭祀仪式的需要。

这种以上陵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就是东汉时期开始确立的。此后历代的陵寝制度，就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扩大和改革。

这时所以会确立这样以朝拜祭祀为主要内容的陵寝制度，是和西汉后期豪强大族势力的发展，东汉政权以豪强大族作为其基础有关的。豪强大族重视族长的丧葬礼仪，重视祭祀祖先，用来作为巩固大族团结的一种手段。他们不但推行儒家所鼓吹的“三年之丧”，还纷纷大规模地建筑坟墓和祠堂，不少祠堂用石材建筑，石壁上雕刻画像，石祠之前还多建有石阙。东汉的皇帝和大臣原来都是豪强大族出身，他们原来都有规模较大的祖坟和祠堂。光武帝的祖坟和祠堂在南阳、舂陵，后来光武帝做皇帝以后，还是命令地方官代为按时祭祀。东汉皇帝对陵寝制度的改革和扩大，建设寝殿或石殿而举行上陵朝拜祭祀之礼，就是把原来豪强大族流行的祭祀祠堂办法加以扩大，搬到了陵园中来。豪强大族的重视祭祀祠堂，是用作团结大族成员的一种手段。东汉政权建筑寝殿和钟，创立由皇帝亲率公卿百官上陵朝拜祭祀的隆重仪式，更是为了把代表豪强大族势力的公卿百官和地方官吏团结在东汉皇帝的周围，用作巩固其统治的一种手段。四、陵寝制度的衰落时期（魏晋南北朝）

魏晋时期由于政局不稳定，战争不断发生，许多坟墓被盗掘，帝王不得不暂时放弃陵寝制度。

魏武帝（曹操）去世，葬于“高陵”，原来按照东汉制度筑有祭殿，后来魏文帝（曹丕）借口“古不墓祭，皆设于庙”，下诏毁去殿屋，把陵寝的车马归还到厩中，衣服归藏到库中。同时魏文帝建造寿陵，鉴于所有汉代陵墓都被盗掘，决定把陵墓造在山腰里隐蔽起来，[26]不起坟丘，不造殿屋。魏文帝这一决定对此后魏晋时期影响很大。

晋代基本沿袭魏的制度。西晋从司马懿（追尊为宣帝）到惠帝（司马衷），先后建筑五个陵，始终没有恢复陵寝制度和上陵的礼仪，只有晋武帝（司马炎）曾经“再谒崇阳陵（司马昭之陵）”和“一谒峻平陵（司马师之陵）”。东晋时期虽然恢复了谒陵礼仪，还没有恢复陵寝的规模。东晋诸帝的陵墓，大多数在半山腰的南麓凿挖墓坑筑成，并不起坟，把墓室隐蔽起来。例如已发掘（在今南京富贵山）的晋恭帝冲平陵，墓坑位置挖在两山的峡谷之间的凹地上，埋葬以后，[27]填土使之与两旁山梁齐平。根据记载，东晋诸帝的墓葬大多“不起[28]坟”，只有晋穆帝的永平陵起了坟，高一丈六尺，比起西汉诸陵一般高十二丈，只有八分之一的高度。魏晋时代由于经济的衰退，同时为了防止盗掘，一反东汉豪强大族讲究建筑坟墓、祠堂和厚葬的风气，因而魏晋时代的大墓很少发现。

南朝的陵墓，大体上沿袭东晋的制度，依靠山腰筑成。有的起坟，有的不起坟，起坟的要比东晋多些。据记载，宋武帝初宁陵、宋文帝长宁陵、陈武帝万宁陵和陈文帝永宁陵，都有一丈四尺到二丈高的坟丘。已发掘的（在今南京西善桥油坊村）的陈宣帝显宁陵，坟高十米[29]。南朝陵墓不同于东晋的，就是在陵前陈列有一对石兽以及石柱、石碑等等。现在这些南朝陵墓，多数坟墓因为依山腰筑成，不很显著，而为人瞩目注意的就是陵前的石刻。

北方在十六国时期，入居中原的少数部族，为了防止盗掘坟墓，沿用他们原来的风俗，多数采用“潜埋”方式而不起坟。例如后赵石[30]勒的母亲王氏、石勒本人、南燕慕容德死后，都采用这种方式。《宋书·索虏传》就把这种“潜埋”而不起坟的方式，看作当时北方少数部族流行的风俗。正因为这样，十六国时期的大墓至今没有发现。

北方坟丘式墓葬重新多起来，是从北魏开始的。自从北魏统一北方，经济逐渐恢复，政局开始稳定，逐步进行汉化的改革，因而出现鲜卑风俗和汉族文化相结合的陵寝制度，北魏建筑较有规模的陵园，是从文成帝（拓跋濬）之妻文明皇后冯氏开始的。冯氏汉族人，在献文帝（拓跋弘）时和孝文帝（元宏）初年，以皇太后和太皇太后的地位，两度临朝听政，前后当政二十五年之久。她开始进行汉化的改革，此后孝文帝的（元宏）的进一步改革是出于她的栽培的结果。

冯太后亲自选定方山（今山西省大同市西北）营建寿陵，称为永固陵，同时在陵南起建“永固石室”，又称为永固堂。孝文帝为了表示孝顺，曾在永固陵东北营建寿陵。后来孝文帝迁都洛阳，重新选定洛阳以北的北邙山区作为“山园之所”，筑在这里的寿陵就成为“虚[31]宫”，号称“万年堂”。现在永固陵和万年堂的遗址都还保存。永固陵在方山南部的山顶上，有高大坟丘，基底方形，上部圆形。万年堂的形制相同，只是规模只及永固陵的一半。现在永固石室的建筑已不存在，幸而《水经注》上有较详的记载。永固石室就是用石材建造而成的祭殿，前面布置有青石的屏风，屏风上“隐起忠孝之容”，这是采用汉族传统的儒家思想；同时在石室的西侧布置有“思远灵图浮屠”，图的西边建筑有“斋室”，又采用了佛教的信仰。冯太后这个永固陵的兴建，标志着北魏开始恢复陵寝制度和举行上陵祭祀的仪式。

北魏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进一步推行汉化的改革，在北邙山区为自己营建寿陵——各陵，即今洛阳老城西北十五里官庄村以东的大冢，把这里作为内迁的鲜卑族集体安葬的长地，规定内迁的鲜卑族死后不许归葬。从此以长陵为中心，逐渐成为北魏所属内迁鲜卑墓族[32]以及降服臣属的集中葬地。现在这个墓葬区域内建筑的遗迹已不清楚，但是从北魏统治者每临大事都要上陵拜谒的情况来看，长陵附近不可能没有举行祭祀仪式的建筑。孝文帝每临大事，频繁地到永固陵拜谒，宣武帝（元恪）沿袭这种体制，于改元时、亲政时，都到长陵拜谒。估计长陵之前也该有和永固石室一样的祭殿建筑。

北魏把北邙墓地作为内迁鲜卑各族集体安葬之所，是沿袭鲜卑族原来族葬的遗风。但是他们这样以帝王陵墓为中心，营建“山园”，在陵前建设祭殿、上陵拜谒的制度，显然是进行汉化改革的结果。但他们不是定期举行上陵朝拜祭祀的仪式，而是每逢改元、亲政等大事才上陵拜谒，具有向祖先神灵请示报告的意思，该又是沿用鲜卑族的原始风俗。由于他们采用族葬的遗风，坟丘式墓葬就显得特别集中，所出土的墓葬也特别多。五、陵寝制度的扩展和改革时期（唐宋和明清）

自从唐代建立统一王朝，随着社会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统治力量的加强，陵寝制度得到恢复和扩展。

唐代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唐高祖（李渊）去世，营建献陵，唐太宗下诏按照汉高祖“长陵”规模（高唐尺九丈）建筑，后经大臣的规谏，许定降低陵墓高度，按照光武帝“原陵”（高六丈）规格兴建。后九年，唐太宗营建寿陵，即是“昭陵”，就确定了唐朝一代的陵寝制度。昭陵的墓室，沿用魏晋和南朝流行的办法，在半山腰南麓开凿而成，没有起筑坟丘。刚造成时，围绕半山腰筑有栈道通达墓室，直到唐太宗去世葬入墓室以后才拆除。

昭陵的规模比东汉诸陵要大，东汉的“寝”造在一处，昭陵把“寝”分造三处：[33]（一）神游殿，建筑在半山腰墓室的门顶上，以供墓主灵魂游乐之用，相当于汉代陵寝附设的便殿。（二）献殿，建筑在方形围墙的南边大门（朱雀门）以内，正当[34]陵墓之前。相当于东汉的寝殿或石殿。主要供上陵朝拜和举行隆重祭祀仪式之用。（三）寝宫也叫下宫。这是供奉墓主灵魂起居生活的地方。昭陵的寝宫原来造在山上，紧靠陵墓西边围墙以外的西南角。因为山上没有井泉，百姓供应用水很疲劳，内官供奉饮食也困难，后来发生火灾[35]烧毁，就迁移到山下“瑶台寺”的旁边，离开陵墓有十八里。下宫这个名称，可能就是因为迁到山下而得名。

后来唐代所有皇帝的陵墓，基本上都依照昭陵的格局建成。多数墓室造在半山腰，封闭墓门之后，形迹不显。也有少数陵墓如唐高祖的献陵、武则天母亲的顺陵、唐德宗的崇陵、唐武宗的端陵，在平地上起建方形的坟丘，沿用汉代陵墓的形制。昭陵那样建筑在墓室门顶上的神游殿，不见有继续采用的。全都沿用昭陵在陵前建有献殿和山下建有下宫的制度。多数唐代陵墓的下宫建筑在离开陵墓五里地方，[36]也有距离三里、四里、七里、八里、十里的。大体上，下宫都建筑在陵墓的南方偏西处。唐代这样分别建造献殿和下宫，既是为了分别适应上陵朝拜祭祀和日常供奉起居饮食的需要，更是为了把上陵朝拜祭祀典礼和日常供奉起居两者区别开来，突出上陵朝拜祭祀典礼的重要性。

北宋的陵寝制度大体上沿袭唐代，只是规模较唐陵为差。可能与营建陵园的时间短促有关。宋代取消预先营造寿陵的办法，必须等待死后才开始建筑，只有七个月的建筑期限。因为按照礼制，必须死后七月安葬，才得把神主送进太庙供奉。在今河南巩县的八座宋陵，属于同一规格，只是一些建筑物的高低、大小、距离有差别。陵墓都是方形，四周都有方形围墙，四面正中开门。北宋陵园的主要建筑也和唐代一样有两所：（一）上宫，也叫寝殿，即唐代献殿。建筑在方形围墙的南边大门（司马门）以内，正当陵墓之前。（二）下宫，也叫寝宫。唐代下宫建造在陵墓南方偏西处，而宋代的下宫建造在陵墓的北方偏西处。因为宋代建造陵墓迷信阴阳堪舆（看风水）。当时流行把姓氏归五音（宫、商、角、徵、羽），再按“音”选定吉利方位的办法。宋代皇帝姓赵，属于“角”音，利于北方偏西的方位。因此有的陵墓把下宫造在皇陵的围墙以外的北向偏西处，“祔葬”的后陵之前，如宋太宗的永熙陵；有的造在西北方向的[37]“祔葬”的后陵之后，如宋真宗永定陵等。下宫设有“正殿”安置有座位和交通工具，“影殿”陈设有墓主的画像，还附设有厨房、洗[38]涤的院子、守陵宫人住处和主管陵园官吏的官署等等。

这时上宫属于献殿、下宫属于寝宫的性质是很明显的。皇帝举行“上陵”之礼，在上宫要用太牢（牛、羊、豕三牲）或少牢（羊、豕二牲）作祭品，要举行祭奠仪式，由官吏宣读“祝册”；在下宫只供[39]奉一些珍贵的食品，由内官办理，没有宣读“祝册”等仪式。

南宋陵园的建筑是比较特殊的。南宋皇室因为北方祖宗陵园失陷，对已故皇帝只在绍兴选择陵园暂时埋葬，准备将来收复失地之后迁回北方，重建陵墓。南宋的陵园沿用北宋制度，建有上宫和下宫。和北宋陵墓不同的是，墓室之上没有建造方形陵台（坟丘），建造了一座建筑叫做“龟头”，把墓室掩盖在这座建筑下面。这座“龟头”建筑的前面就是“献殿”，因而把“献殿”和“龟头”两座建筑合称为“上宫”。下宫设有前殿和后殿，还附设有厨房、库房、换衣厅、神[40]游亭等等。下宫依然是“寝”的性质是很明显的。

明太祖修建的明孝陵，对唐宋陵寝制度作了重大改革。改革重点有下列三个方面：

第一，陵墓由方形改为圆形。这可能因为六朝以后南方帝王陵墓都用圆形，沿用了南方的习惯。

第二，取消下宫（即寝宫）的建筑，保留和扩展祭殿（即上宫）的建筑。与此同时，相应地取消了留居宫女日常侍奉起居生活的制度。就是顾炎武所说：“明代之制，无车马，无宫人，不起居，不进奉。”[41]这是对陵寝制度的一项重大改革。从先秦到西汉，所谓陵寝制度，就是把“寝”与陵墓造到了一起。到东汉，由于开始举行上陵朝拜祭献仪式，从“寝”中扩建出大殿，称为“寝殿”，原来“寝”中日常供奉起居生活，开始处于次要地位。到唐代，把“寝殿”（即献殿）和“寝宫”（即下宫）分别建筑，进一步突出朝拜祭献仪式的重要性，更加降低了日常供奉在礼仪制度中的地位。到明代，取消下宫设施而扩展祭殿建筑，就废止了日常供奉而更加突出朝拜祭献的隆重仪式。这一改革，说明随着社会文化的进步，陵寝中原始的迷信方式不能不逐渐废止；同时由于统一王朝政治上的需要，进一步讲究上陵朝拜祭献的排场，作为推崇皇权和巩固统治的一种手段。

第三，陵园的围墙从方形改为长方形，分成三个院落，以突出祭殿的重要地位。第一院落，两旁设有碑亭、神厨、神库。第二院落，主要设有祭殿（或称享殿），两旁设有配殿。第三院落，设有牌坊、五供桌和明楼、方城，后面有围墙围着圆形大坟，称为宝顶。

后来的明十三陵，都是按照明孝陵的格局建造的。清代的陵园，无论东陵和西陵，都是按照明陵格局建造的，变化不大。六、历代陵寝制度和身份等级制

历代帝王设置陵寝制度，既是为了推崇皇权的需要，又是为了维护身份等级制的需要。

陵寝制度一开始创立，坟墓的高低大小就成为身份等级的一个标志。战国时代已重视这点，《礼记·月令篇》孟冬之月和《吕氏春秋·孟冬纪》已谈到这点。到汉代，法律上就有明文规定：“列侯坟高四[42]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从已发现的汉代诸侯王墓来看，确实比列侯墓要高得多，大体在汉尺五丈到八丈之间。根据记载，西汉诸帝陵墓一般高汉尺十二丈，武帝茂陵高汉尺二十丈，景帝阳陵高[43]汉尺十四丈，现在实测的结果，和记载相同。根据记载，陪葬于茂陵的李夫人墓高汉尺八丈，说明夫人之墓要比皇帝、皇后低一等。

汉代法律不但有坟墓等级差别的规定，还要对超过规定的加以处罚。例如东汉明帝时，桑民枞阳侯就因为坟墓超过制度被判处髡刑[44]（截去头发的刑罚），削去爵位。正因为法律上有这样处罚的规定，王莽对于恭王母（即傅太太后）和丁姬（即丁太后），就借口她[45]们陪葬在渭陵的坟墓和元帝陵同样高度，作为重大罪状之一。也有外戚在这个问题上自己表示克制的。例如马太后（明帝之后）的母亲蔺夫人，起坟微高，马太后就向其娘家提出，由她的哥哥马廖等人立[46]刻加以减削。

汉代坟墓的等级不仅表现在高低大小上，更表现在形制上。汉代坟墓以方形为贵。除了汉高祖和吕后的陵墓作长方形以外，大多数皇陵、后陵都作正方形。汉代对于宠爱大臣有赏赐葬具和墓地的办法，更有赏赐墓地陪葬于皇帝陵园之旁的，叫做“陪陵”。对于有特殊功勋的大臣，还有对陪葬坟墓准许造成特殊式样的。例如陪葬在武帝茂陵的霍去病墓造得像祁连山，卫青墓造得像庐山。

魏晋和南朝，许多帝王常常不起坟墓，当然不可能讲究坟墓外观的等级制度。北魏虽然恢复了陵寝制度，却保留了鲜卑原有的族葬的风俗，对于坟墓的外观没有作出等级的规定。到唐代，随着陵寝制度的恢复和扩展，坟墓外观的等级重新被重视。从昭陵陪葬墓来看，数量上文武大臣还比皇族为多，皇族坟墓除三个嫡出公主（新城公主、长乐公主、城阳公主）规格较高以外，其他庶出的皇子、公主和妃子的墓葬形制，都没有超过文武大臣的等级。文武大臣中以魏徵、李靖、[47]李勣（徐懋功）三墓的规模尤为宏大，说明唐代政府和汉代一样，把坟墓的等级制度用作维护中央集权政治体制的一种手段，这和北魏北邙山区的陪葬墓以鲜卑族为主体的制度显然不同。

唐代对于坟墓的形制，和汉代一样以方为贵。唐代陵墓除了葬在山腰里形迹不显的以外，在平地上起建陵台的都作正方形。从陪葬墓来看，正方形的要比圆锥形的级别要高，在方形之中，双层台阶式的又比单层台阶式的级别要高。在唐高宗、武则天乾陵的陪葬墓中，“号墓为陵”和“不称陵”的形制有显著区别。例如懿德太子墓和永泰公主墓都“号墓为陵”，除了陵园范围较大、石刻较多以外，坟墓都是双层台阶式的方形土台，而章怀太子墓“不称陵”，除了陵园较[48]小、石刻较少以外，坟墓是单层台阶式的方形土台。

在昭陵的陪葬墓中，方形覆斗式的坟墓级别要比圆锥形的高。例如长乐公主墓、城阳公主和驸马薛权合葬墓以及另一不知名墓，前后都有四个土阙，四周有围墙，坟墓都作正方形覆斗式，高达十五米到二十米。另有赵王福墓、清河公主墓和兰陵公主墓都没有土阙和围墙，坟墓都作圆锥形，高仅七米到十三米。从这一对比，可知正方形坟墓比圆锥形坟墓的级别要高得多，只限于皇族的嫡系亲属使用。昭陵大多数陪葬墓都是圆锥形的，包括许多著名的重要大臣在内，其等级差别就在于高度和宽度的尺寸。昭陵陪葬墓中形制特殊的，只有李靖造得像阴山和积石山，李勣墓造得像阴山、铁山和乌德■山。这是仿效汉代霍去病、卫青的墓葬形制。

唐代以多层台阶式方形土台为贵的制度，为北宋所沿用。北宋皇陵按规定是三层台阶式的方形陵台，后陵是二层台阶式的方形陵台。到明孝陵改方形陵台为圆形，从此方形和圆形之间的等级差别才取消。

唐宋以后，坟墓的高度也有等级的规定。按规定，陪葬的大臣一[49]品官，坟高三丈以上，四丈以下。如果有特殊功勋而经特许的，就不在此限。例如李勣墓高达二十米，近乎唐尺七丈。至于皇室亲属也不在此限，例如长乐公主墓和城阳公主墓高十五米，合唐尺五丈。

唐代规定一品官“陪葬”的可以坟高四丈，这是特殊待遇。在通常情况下，一品官的坟只能高一丈八尺。二品以下，每低一品减低二尺，六品以下为高八尺。开元二十九年（公元741年）下令减少各品入葬明器件数和降低坟墓规格，一品官的坟从一丈八尺减为一丈六尺，二品以下依次削减二尺，六品以下从八尺减为七尺，庶人坟高四[50]尺。这一减低坟墓高度的法令，实际上没有执行。宋代依然规定一[51]品为一丈八尺。明清两代基本上沿用唐宋的规定。

上面我们把陵寝制度的起源及其演变，从先秦开始一直讲到明清为止，讲得很简略。其中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作深入的研究。目前许多著名的陵墓已成为参观游览的单位，有的已设有专门的管理机构，有的正在作深入的考古调查，想来今后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在调查研究方面也一定会取得新的成就。今天我讲的肯定有不少不周到和不恰当的地方，请多多批评指教。原载1981年第5期[1]徐乾学《读礼通考》中有专门辑录历代“山陵”的资料。朱孔阳编辑有《历代陵寝备考》一书。[2]《汉书·楚元王传》附《刘向传》。[3]崔实：《政论》严可均辑本。[4]顾炎武：《日知录》卷二十二“历代帝王陵寝”条。[5]安徽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安徽屯溪西周墓发掘报告》，载《考古学报》1959年第四期；南京博物院：《江苏句容县浮山果园西周墓》，载《考古》1977年第五期；镇江市博物馆、金坛县文化馆：《江苏金坛鳖墩西周墓》，载《考古》1978年第三期；镇江市博物馆浮山果园古墓发掘组：《江苏句容浮山果园土墩墓》，载《考古》1979年第二期。[6]《礼记·檀弓上》。[7]《诗·小雅·十月》毛传、《礼记·檀弓上》郑注、《方言》卷十三、《释名·释丧制》。[8]《战国策·东周策》、《吕氏春秋·怀宠篇》、《史记·田单列传》等。[9]《史记·赵世家》、《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史记·楚世家》。[10]《战国策·秦策五》记载吕不韦游说秦王后之弟阳泉君。[11]蔡邕：《独断》、《后汉书·明帝纪》注引《汉官仪》、《续汉书·祭祀志》、《汉书·韦贤传》附《韦玄成传》。[12]《三辅黄图》。[13]王丕忠、张子波、孙德润：《汉景帝阳陵调查简报》；李宏涛、王丕忠：《汉元帝渭陵调查记》，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创刊号。[14]赵康民：《秦始皇陵原名丽山》，载《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三期。[15]《秦始皇陵出土两组大型铜质车马人》，《文汇报》1981年1月7日，附有二张发掘现场图。[16]《史记·秦始皇本纪》末段。[17]《史记·樗里子列传》。[18]苏辙：《古史·白起王翦列传》引《战国策》、今本《战国策》末章。[19]《左传·僖公三十三年》杜注、《仪礼·既夕》贾公彦疏引服虔说。[20]顾炎武：《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阎若璩：《四书》释地、“墦间之祭”条；赵翼：《陔余丛考》卷三十二“墓祭”条。[21]《史记·孔子世家》、《孟子·离娄下》。[22]《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谢承《后汉书》。[23]《续汉书·礼仪志》。[24]朱熹《禘袷议》对此有评论，见《朱子大全》卷六十九。[25]《三辅黄图》。[26]《三国志·魏文帝纪》。[27]南京博物院：《南京富贵山东晋墓发掘报告》，载《考古》1966年第四期。[28]《建康实录》。[29]梁宗真：《南京西善桥油坊村南朝大墓的发掘》，载《考古》1963年第六期。[30]《晋书·石勒载记》、《晋书·慕容德载记》。[31]《魏书·礼志》。[32]宿白：《北魏洛阳城和北邙陵墓》，载《文物》1978年第七期。[33]《唐会要》卷二十“陵议”。[34]《长安图志》卷中《唐昭陵图》、《唐肃宗建陵图》、《唐高宗乾陵图》。[35]《唐会要》卷二十一“陵议”、《长安志》卷十六“醴泉”的“太宗昭陵”条和《长安图志》卷中《唐昭陵图》。[36]《长安志》卷十六、十八、十九、二十。[37]李牧：《宋朝事实》卷十三“英宗葬永厚陵”条。[38]郭湖生、戚德耀、李容淦：《河南巩县宋陵调查》，载《考古》1964年第十一期。[39]《宋史·礼志》凶礼二“上陵之礼”景德三年、景德四年条。[40]周必大：《思陵录》。[41]《日知录》卷十五“墓祭”条。[42]《周礼·春官·冢人》郑注引《汉律》。[43]《续汉书·礼仪志》刘昭注引《汉旧仪》、《史记·景帝本纪》集解引《帝王世纪》。[44]《潜夫论·俘侈篇》。[45]《汉书·外戚传下》。[46]《后汉书·皇后纪》“明德皇后”条。[47]昭陵文物管理所：《昭陵陪葬墓调查记》，载《文物》1977年第十期。[48]李求是：《谈章怀懿德两墓的形制问题》，载《文物》1972年第七期。[49]《旧唐书·宋璟传》、《唐会要》卷二十一“陪陵名位”条。[50]《唐会要》卷三十八“葬”条。[51]《宋会要辑稿》礼三一之一四和礼三七之四八记载至道二年三月二十三日太常礼院言。

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驳法国汉学家戈岱司在这个问题上的看法

戈岱司是法国统治时期河内远东博古学院院长，专门从事东南亚古代史的考据，在许多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可惜的是他经常发表一些离奇的意见，以致资产阶级学术界都把他列入“学术研究中[1]的想象派”。

早在1947年，戈岱司根据对古代柬埔寨、老挝、印尼、缅甸、泰国和马来亚的碑铭考释，写成《印度支那与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一书时，便开始发表了与历史事实相违背的说法。他说：“中国从来不喜欢在南海有什么强盛国家的建立，而且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扶南、真腊的最强盛时期以及爪哇和苏门答剌帝国的建立，一般都是[2]与强大中国王朝的衰微相互关联的。”接着到1964年，他又在《东南亚历史杂志》发表《东南亚印度化国家古代史中的几个问题》一文，声称他1947年的说法需要加以修正。他的论点应该是“中国从来不喜欢在南海有什么强盛帝国的建立”，将“强盛的国家”改为[3]“强盛帝国”。他认为中国古代封建王朝与东南亚邻国间在兴盛衰亡上有着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甚而彼此间出现了反比例关系的规律，照他的说法：“四、五世纪扶南之能称霸于印度支那半岛恰值中国三国六朝时代”；“七世纪占城能在隘云关内外建立统治，前吴哥时代的柬埔寨的权势能达到顶点，恰值中国晋、陈朝代衰落时期”；“八世纪时柬埔寨的解体，占城之退入南部各省，印尼海上舰队之侵入印度支那半岛，恰值唐代霸权建立时期”；“十世纪柬埔寨吴哥王朝的灿烂成就，占城能恢复北部各省统治，室利佛逝能成为马来海峡两岸统治者，恰值中国唐末五代衰微时期”；“十一世纪末吉蔑、占、缅等帝国的峙立恰与宋代的没落与衰亡[4]相呼应”。《东南亚历史杂志》编辑对于戈岱司的言论特别加上按语，说：“戈岱司是东南亚古代历史的开创者，当他担任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院[5]长的时候，本杂志许多撰稿人都还没有出生。”这显然说戈岱司的说法是应该有极大权威性的。我们认为长时期从事什么研究，丝毫也不能保证研究成果一定会正确。现在，戈岱司这种不符合历史事实的言论正为人所利用而广泛传播，苏联的御用历史学家就搬弄戈岱司这种说法来作为反华的工具。他们叫嚷说“中国历代皇帝……都认为南亚和东南亚是在其影响下的主要区域，是中国渗透的主要目标”等等[6][7]，并七拼八凑地编印了《中国与邻国》一书，阴谋挑拨中国与邻国间的传统友好关系。在这些谰言的蛊惑下，东南亚国家中也不时出现一股别有用心、随声鼓噪的逆流。所以对戈岱司的看法加以剖示并说明历史的真相还是很有必要的。一、所谓相互关联何所根据

要在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邻国之间找出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逻辑关联，是件很艰巨的工作。它需要历史唯物主义的指导，它需要大量地占有材料，需要深入细致地进行研究分析，然后才能获得完满的科学结论。因为所谓关联必须有科学的历史事实作为根据，必须经得起客观实际的检查。如果将历史事实随意加以安排，那是把历史科学作为儿戏来玩弄。

中国同东南亚邻国都具有悠久的历史，每一个邻近古国的历史都曾经跨越了中国许多不同的封建王朝。在这样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戈岱司不去追溯发展的原因，也不考虑发展的最后结果，动辄截头去尾，在中国历史中挖空一段，另在邻国历史中挖空一段，然后将这两段历史编排在一起，随意贴上一些标签，将这段称之为兴盛，将那段称之为衰亡，或是将这段称之为衰亡，将那段称之为兴盛，这就是他的所谓逻辑关联。

戈岱司所讲，中国封建王朝的盛衰决定了邻国的兴亡，无非是想说中国封建王朝兴盛的时候，对邻国政治的压迫、经济的剥削和军事的征伐多一些；衰落的时候，则这种压迫、剥削和征伐便少一些。这是否符合历史事实呢？我们得用具体历史事实来检验一下。

以历史最悠久的古国扶南来说，照戈岱司的说法，这个古国兴盛的时代开始于范师曼的统治，他“自号扶南大王，穷涨海，攻屈都昆、[8]九稚、典孙等十余国，开地五六千里”，中经过范旃统治时代，到范寻时代一切达到最高峰。这时期恰值三国的吴国时代。照戈岱司的方法类推，扶南兴起的另一面自然应该是孙吴的衰落了，而孙吴衰落的具体事实表现，其中当然包括无力对外进行海外活动了。但事实恰恰相反，在中国历史上，孙吴当然是割据的政权，但这是一种相对的说法，在三国争衡上所表现的割据状态，并不曾阻止它加强海外的活动。由于无法同曹魏在中原争霸，更由于曹魏控制了中国陆上对外贸易的交通要道，孙吴只好竭力扩大海外的活动，增强与南海诸国的经济往来。226年孙权向大秦贾人垂问“方土谣俗”，并“差吏会稽刘咸”送归，230年派遣卫温、诸葛直求访亶州、夷州，以及245—250年朱应、康泰长期出使海南，遍及扶南、林邑、明堂诸王，经历和得之传闻的国家达到百数十个，大规模地开始了古代中国与南海的正式友好来往。事实说明，孙吴应该是中国古代史上对外活动最频繁的王[9]朝之一。怎么能说扶南的屹起一定是孙吴衰微的结果呢？

反过来，又有什么具体事实足以说明中国封建王朝的强盛会导致东南亚邻国的衰微呢？唐代总应该算是一个强盛的封建王朝罢！既然说它同“柬埔寨的解体，占城的退入南部各省，印尼海上舰队的侵入印度支那半岛”有关系，那么它对东南亚邻国政治压迫、经济剥削和军事征伐的具体事实表现在哪里？既然没有事实作为根据，可见戈岱司所谓“兴衰”和“起复”仅是几张随意张贴的标签，其中并不存在任何逻辑上的关联。二、何以自圆其说

戈岱司所谓“七世纪占城之能在隘云关内外建立统治……恰值中国晋、陈朝代衰落时期”的说法也同样经不起客观事实的检查。相对地说，在中国封建王朝与东南亚邻国的关系当中，与占城的纷争次数[10]最多的，是在刘宋统治时期。这样的纷争记录同欧亚其它帝国情况相比，自然是微不足道，而且较之占城与当时北越间的争战来说，更是微乎其微，因为整个一部越南古代史始终贯穿着北越与占城间的争战记录。与占城的纷争是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关系史上的一种特殊现象，根据《大越史记全书》的记载，这是由于“林邑无岁不寇”想“寇日[11]南九真而求领之”的结果。正因为中国帮助北越进行了抗拒，“自[12]是南海澄波”，印度支那半岛才获得了比较长时期的安定与和平。我们且撇开这些根源不论，就照资产阶级所谓“客观”的历史观点来说，这也同样丝毫不能为戈岱司的说法找到什么立足的根据。历史事实告诉我们，恰恰是戈岱司所谓的“衰落”的西晋和刘宋封建王朝制止了林邑的侵略，使得古代南北越之间重新建立近百年的友好关系，[13]并且占城因停止征战，“而其国亦殷富矣”。

要是戈岱司的说法是确有根据的，东南亚邻国的兴盛是由于中国的衰微的结果，那么，上述的历史事实应该如何进行解释？中国封建王朝只有一个（且不管它是衰微或是强盛），到底它应该对哪一个邻国负责呢？……应该对北越的衰弱负责呢，还是对占城的兴盛负责呢？

以此类推，中国周围的邻国还不止一个，在很多情况下，伴随这一个邻国的强盛而来的常是另一个邻国的式微，这一个邻国灭亡的结果所引起的常是另一个邻国的屹起。很明显的，扶南的衰落相对的便是占城的强盛，扶南灭亡的结果便是真腊的兴起，由于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帝国的式微所招致的是爪哇山帝王朝的繁荣，缅甸东吁王朝霸权建立后接着就出现了对泰国阿瑜陀耶王朝的侵略，像这一类的例子实在太多。在这种情况下，兴盛或衰微的中国封建王朝仅有一个，它要是影响了扶南的衰微，它便不能够促成占城的兴盛；它应该对扶南灭亡负责，它便不应该对真腊的兴起发生作用。依照戈岱司所提出的推论方法，怎么能有第二个答案的可能呢？戈岱司自己说过：东南亚国家“是为地理和经济上的纽带联结起来的，一个国家为人民大众所奋[14]起而发生的任何内部变乱，都会对其它国家发生影响”。戈岱司对上述的事例比谁都清楚，但他仍然把中国说成是引起这些历史变迁的主要条件。这就是戈岱司作为“想象派”相互矛盾的具体表现。三、内因和外因[15]“社会的发展，主要地不是由于外因而是由于内因”，历史上社会经济形态的改变完全是社会内部矛盾发展的结果。因此，要掌握东南亚各国历史发展的规律，首先得对它们内部矛盾发展的情况有所认识。很遗憾的是我们对东南亚各国历史的了解还很不够，对许多最基本的情况知道得还很少。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无法对东南亚邻国的“兴盛”和“衰微”作出科学的判断，也正因为这样，戈岱司遂能够随意地编造他的结论。

外部的力量当然可能对一个国家历史的发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绝不是什么决定性的影响，而且产生这种影响的原因也是极其复杂的。在戈岱司所论述的这些国家中，每一个国家都有好几个邻国，它们间在地理和政治关系上都远较中国更加接近和密切。扶南与真腊、占城间所发生的政治军事纷争远较中国来得频繁；与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帝国关系最密切的应该是爪哇山帝王朝，绝不是中国；泰缅几个古国接触频繁的程度，中国无论如何也比不上；促成柬埔寨吴哥王朝的崩溃和伟大吴哥古迹的毁灭的，最初是爪哇的入侵，随之是占城的不断征伐，最后更是与泰国间的长期战争；攻陷大城并征服阿瑜陀耶王朝的是缅甸贡版王朝统治者孟驳；同苏门答腊室利佛逝帝国敌对的力量，近的始终是爪哇的王朝，远的还有来自南印度的注辇王国。这些事实说明：在漫长的历史时期中，不论就东南亚哪一个国家来说，能发生影响的邻国很少轮得上中国。

元代对东南亚的扩张活动是无可否认的，但也从未对邻国产生过什么严重的后果。元军刚一撤出爪哇，强盛的麻诺百诺帝国便立即出现，其规模之大在爪哇是空前未有的。至于所谓蒙哥进入大理引起泰族大迁移的说法，戈岱司是不赞成的。他认为泰族的迁移过程是缓慢[16]的，早在蒙哥进入大理以前就已经在进行了。戈岱司自认：元朝大规模的海外活动，只能说是对东南亚印度化文明的崩溃起了加速的作用，绝不能说是崩溃的原因。东南亚印度化文明的解体应该归咎于[17]“广大人民对印度统治阶级文化无法适应的结果”。在这里，“外因[18]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外因通过内因而起作用”的科学论断，得到了确切的证明。正因为这样，戈岱司只好把这种关联关系排列到南宋为止。也就是说，在印度化国家相继崩溃之后，古代中国封建王朝所能产生的影响即随之而宣告终结！四、中国封建王朝对外关系的特点

应该声明，我们没有为中国封建王朝统治者进行辩护的必要。在阶级社会里，统治者对内进行奴役剥削，对外进行侵略扩张是必然的现象，封建统治阶级国家之间的相互攻战怎么能加以避免呢？中国封建王朝对东南亚邻国也进行过侵略。例如隋仁寿四年杨坚遣刘方掠夺林邑，便是例子。但若同欧亚洲其它帝国比较，中国封建王朝对外侵略记录又显得突出的少。这并不是由于中国封建统治者特别来得和平友善的缘故，而是由于中国封建社会的特点所造成的。中国是一个幅员广大的大陆国家，中央集权的封建统治曾长期存在，统治阶级可以从地租剥削中获得一笔很可观的收入，满足其穷奢极欲，而且由于幅[19]员广大，剥削伸缩的幅度也特别大，对内的剥削掠夺往往冲淡了对外掠夺的需要。同时，也因为剥削残酷，所以“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20]义和农民战争规模之大，是历史上所仅见的”。这种风起云涌的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也束缚了封建统治者无法肆意对外进行侵略。中国劳动人民一方面承受了统治者最繁重的剥削负担，另一方面继续不断地打击了统治者对外侵略的气焰，因而使东南亚邻国人民得以摆脱奴役和征战的痛苦。

历史上可以同中国封建王朝的规模相比拟的，在欧洲有罗马帝国和沙皇俄国，在亚洲有奥托曼帝国。但是相互比较起来，不论在对外侵略频繁的程度上或是规模上，中国封建王朝都是望尘莫及的。罗马先有六十年的布匿战争，继而发动了近百年大规模领土扩张的侵略性战争，随后在二百五十年帝国统治的时期，歼敌五千以上的凯旋游行，歼敌三百以上的小凯旋式，是罗马市民生活中经常的事。雷神庙前的祭祀，将军头上的桂冠，成了有关记载中最习见的内容。奥托曼帝国存在六百三十二年（1290—1922年），可以说没有一年不在进行对外战争，1683年以前是侵略性的战争，以后是防御性的战争。周围邻国没有一个不受到它的奴役和蹂躏的，与俄国的战争，前后共进行了两百多年，与匈牙利的战争也长达百年。俄国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二百一十七年当中，对外战争占据了一百零六年，达整个王朝的一半时[21]间。在彼得一世执政的三十五年中，只有最后一年没有发动对外战[22]争，在前三十四年，总共也只有十三个月是没有战争的。

中国封建王朝对外侵略最频繁的要数元朝。但即使把元朝计算在内，中国封建王朝对东南亚邻国以刀刃相见的事情仍然是能够用手指头数得出来的。以戈岱司所举的几个国家来说：将近两千年来，中国同极为邻近的柬埔寨没有过任何军事纷争，同马来亚半岛诸国也从没有兵戎相见过，同建国七百多年的泰国也相安无事。两千年来，封建王朝对东南亚邻国所发动的侵略性战争，对缅甸共计两次，1281—1287年元代的侵缅战争，1765—1769年清代的侵缅战争；对印尼计一次，1292—1293年元代侵略爪哇的战争；对占城的关系最不愉快，但其间却又存着如上述的特殊原因。地区如此靠近，时间如此长远，而彼此间关系却能这样和睦，同其它欧亚封建帝国比较一下，这确是极其少见的现象。

正因为这样，所以从汉唐以来中国疆域的范围是很稳定的，始终在一定范围内增减，变动的幅度不大。这说明中国封建王朝的对外扩张同欧亚帝国的情况完全不同，罗马在公元前146年布匿战争结束后一百年内便吞并了十五份领土，从一个意大利城邦进而扩张到南欧、日耳曼西南部、小亚细亚、叙利亚以及北非各地，成为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庞大帝国，扩张速度之快是令人惊异的。又以奥托曼帝国来说，从穆拉特一世（1360—1387年）奠定帝国统治基础开始，直到苏里曼一世极盛时期一百五十多年内，灭拜占庭帝国，占领巴尔干半岛全部、叙利亚、巴勒斯坦、北非各地，建立一个东起克里米亚，西达北非阿尔及利亚，北自多瑙河布达佩斯，南抵红海湾也门的规模最大的伊斯兰教王朝，它不断进行扩张的速率也是中国封建王朝所瞠乎其后的。至于沙俄领土的扩张更是骇人听闻了。在1325年伊凡·卡利达（伊凡一世）统治时期，莫斯科公国的领土面积不过约六百平方公里，一百五十多年后，在伊凡三世统治时期，其疆域已“北达白海，[23]南至奥卡河，西及德聂伯河上游，东抵乌拉尔山的支脉”，总面积[24]约计二百八十万平方公里。俄国历史学家费茨尔曾这样夸耀说：“不管希腊、罗马以及新旧世界对他们的英雄们是怎么样地引为自豪，并竭力加以歌颂，我却不相信他们竟然敢于做西伯利亚英雄们……和[25]其他人所曾做过的事情。”在罗曼诺夫王朝统治的三百年内（1613—1917年），沙俄领土的扩张平均每天以一百五十平方公里的速度进

[26]行着。五、和睦共处

古代中国绝不是一个无法和睦相处需要昼夜提防的强邻，这可从原始资料中得到证明。

柬埔寨是古代中国最邻近的国家，而戈岱司又以考据印度支那半岛碑铭著称的，所以我们就来看看柬埔寨所发现碑铭的情况吧。柬埔寨所发现的碑铭共八百多块，其中有历史资料记录的共三百多块。这些碑铭对古代柬埔寨国内外政治经济情况提供了极宝贵的资料。例如斯多卡郡碑记载了吴哥王朝创始者阇耶跋摩二世（统治时期约802—[27]850年）企图摆脱爪哇统治所作的努力，费门南卡宫碑叙述了阇耶跋摩七世（统治时期1181—约1219年）时柬埔寨与占城间军事冲突[28]的详细情形，“猫城”碑描绘了柬埔寨人民保卫祖国的英勇战斗[29]。但是，在这么多丰富的原始碑铭材料中，中国仅仅被提到两次，一是吴哥寺附近的罗勒寺碑，其中叙述到在哇索跋摩一世统治时期[30]（889—900年），其疆域曾北达中国；另一是吐贺儿谷碑，其中记载了汉萨跋摩统治时期（900—约922年）所发出的一个礼物单，据[31]考接受礼物的可能是一个中国官吏，但还不能肯定下结论。这是与中国极为邻近的柬埔寨的情况。至于翻阅其它国家的碑铭，不论印尼也好，或是缅甸也好，那便连中国这个字也难找到。可是真像戈岱司所说那样，中国封建王朝据有主宰东南亚邻国兴亡的地位，难道在这么多丰富的原始资料中会没有一点反映吗？

古代中国并没有将什么东西强加于东南亚邻国。两千多年来，差不多所有邻国都完全保持了自己的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和政治法律制度。除去贡使报聘、僧侣学者往来、贸易交换这些活动外，常是几百年甚而上千年相安无事，事实俱在，连苏联的御用历史学家也不得不承认：中国文化的影响“在柬埔寨和暹罗很少看到，在其它南海[32]国家则更少察觉到”。要是16世纪是一条分水岭，从此以后，东南亚邻国开始沦为欧洲侵略者的殖民地，那么16世纪以前对东南亚邻[33]国普遍进行侵略的应该是其它国家，绝不是中国。六、相互依存

要是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邻国间存在着什么关系的话，那是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历史事实告诉我们，一旦中国社会受到内部矛盾推动而获得发展的时候，东南亚邻国也随之出现一片兴盛繁荣的气象，与戈岱司的说法刚刚相反，中国的兴盛并没有造成邻国的衰微，结果倒是为邻国的发展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

唐代初期昆仑南海一片蓬勃发展的新气象便是最显著的例证。在[34]这时期，马来族在苏门答腊建立了“有城十四，以二国分总”的室[35]利佛逝帝国。孟族在泰缅平原兴起了拥有昙陵、陀洹两属国的堕和罗国。上缅甸有骠族的室利差坦罗国，《新唐书》、《旧唐书》谓其有二九八部落、九城镇、十八属国。下缅甸的孟族也正在兴起，出现了许多小的王国，另外孟族还在跨交通要点的马来海峡地带建立了狼牙修国。在柬埔寨，这正是吉蔑族阇耶跋摩一世为真腊帝国奠定基础的时期，其疆域范围已北抵南诏，南遍湄公河下游各地。7世纪上半期整个昆仑南海之所以会这样欣欣向荣，这是东南亚国家作为一个地理整体在经济上相互依存的结果。因为在这时期，中国与南海和阿拉伯国家间的贸易往来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经济上的相互促进推动昆仑南海出现了这种空前未有的繁荣景象。

但是在唐天宝以后，当中国封建社会内部矛盾发生剧烈变化的时候，东南亚邻国也开始动荡，出现了近百年的混乱局面。这便是戈岱司所谓“柬埔寨的解体，占城退入南部各省，印尼海上舰队侵入印度支那半岛”的时期，但这个时期并不是“唐代霸权建立时期”，实际是唐代由和平统一转为分裂与战乱的时期。很明显，这是中国与南海与阿拉伯国家间贸易往来受到阻碍所引起的连锁反应。

11世纪和12世纪的情况也一样说明这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严格说来，宋代是古代中国封建王朝与东南亚邻国在经济上进一步深入联系的时期，不单是贸易范围有所扩大，同时贸易数额也有所增加。也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邻国间又出现了另一次繁荣兴盛的景象。在占城[36]是“邻无侵夺，俗有舒苏”。在柬埔寨是吴哥城与吴哥寺建造的时期，到阇耶跋摩七世统治时期（1181—约1218年）吉蔑帝国的兴盛达到了顶点。在缅甸是蒲甘王朝的兴起，缅甸第一次获得统一，政治、经济、文化都显现出空前的繁荣。在爪哇是从爱尔朗卡到谏义里和新柯沙里王国的时期，爪哇也另一次重新获得统一。在苏门答腊，尽管这时期由于南印度注辇的骚扰，但在中国与南海及阿拉伯国家贸易深入发展的推动下，经济上也重新得到复苏，并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这样繁荣兴盛的气象继续了很长一个时期，充分表现了中国与邻国间相互依存的关系。这种关系一直继续到欧洲殖民主义者入侵的时代。

历史不是儿童游戏的七巧板，可以凭个人想象随意加以编排和拼凑的。戈岱司对古代中国与东南亚邻国关系的看法是与实际历史事实相背驰的。原载1978年第2期[1]威金森：《印度对早期马来亚的影响》，《英国皇家亚洲学会马来亚分会会刊》1935年，卷十三10月号，第6页。[2]《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1964年，巴黎新版，第7页。[3]《东南亚历史杂志》，1964年，卷五第二期，第11—12页。[4]《东南亚历史杂志》，1964年，卷五第二期，第11—12页。[5]同上书，第1页。[6]季索扬：《扩张的方针》，《真理报》1974年3月2日。[7]齐赫文斯基主编：《中国与邻国》，1970年，莫斯科版。[8]《梁书》卷五四《扶南传》。[9]《三国志·吴志》卷二《孙权传》、卷十五《吕岱传》；《梁书》卷五四《海南诸国传》、《中天竺国传》、《扶南传》；《水经注》卷一引康泰《扶南传》；《南齐书》卷五八《扶南传》。[10]《安南志略》卷八；《宋书》卷九二《杜慧度传》；《晋书》卷九七《林邑传》；《隋书》卷五三《刘方传》；《水经注疏》卷三六《温水》。马司帛罗：《占婆史》，1928年，巴黎版，第二至四章。[11]《大越史记全书》，明治十七年引田利章校订本，外纪全书卷四。[12]同上书，外纪全书卷五。[13]《大越史记全书》，明治十七年引田利章校订本，外纪全书卷五。[14]《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1964年，巴黎新版，第7页。[15]《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0页。[16]《印度支那和印度尼西亚的印度化国家》，第349—350页。[17]同上书，第450页注一；《东南亚历史杂志》卷五第二期，第10页；戈岱司：《印度支那半岛人民》，1962年，巴黎版，第128页。[18]《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291页。[19]《十五至十八世纪中国海外贸易发展缓慢的原因》，载《新建设》1964年，8—9月号，第84—88页。[20]《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9页。[21]库罗巴特金：《俄国军队以及对日本的战争》，英译本第一卷，1909年，伦敦版，第37页；沙茨罗：《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夜的俄罗斯帝国主义和海军的发展》，1968年，莫斯科版，第12页。[22]《克留契夫斯基文集》第四卷，1958年，莫斯科版，第50页。[23]潘克拉托娃：《苏联通史》卷一，1955年，莫斯科版，第152页。[24]邵可侣：《世界地理》，英译本，1887年，伦敦版，第一，第477页。[25]费茨尔：《西伯利亚史》，1774年，圣彼得堡版，第630—631页。[26]胡萨克编辑：《俄国帝国主义——从伊凡大帝到革命》，1974年，新译西版，导言第1页。[27]费诺：《斯多卡郡碑考》，《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院刊》卷十五，1915年，第二分册，第88页。[28]费诺：《吴哥碑铭考之十，费门南卡宫碑》，《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院刊》卷二十五，1925年，第三十四分册，第372—374页。[29]戈岱司：《柬埔寨研究第二十四，米海德拉普纳朝世系新释》，《法国远东博古学院院刊》卷二十九，1929年，第309—315页、167页。[30]穆宗达：《柬埔寨碑文集》，1953年，加尔各答版，第82页。[31]同上书，第167页。[32]《中国与邻国》，1970年，莫斯科版，第七章，鲍科沙宁：《中国与南海诸国关系简史》。[33]穆宗达：《远东古代印度殖民地，第一部分，占城》，1927年；《远东古代印度殖民地，第二部分，黄金半岛》，1937—1938年；《柬埔寨的古代印度殖民地》，1944年；《远东印度殖民地》，1944年。[34]《新唐书》卷二二二下《室利佛逝》。[35]伍尔特曾将室利佛逝的兴起和衰亡和古代中国对外贸易的繁荣的凋敝紧密联系起来。见《印度尼西亚的早期贸易——室利佛逝起源的研究》，康奈尔大学出版社1967年版；《从马来西亚历史看室利佛逝的衰亡》，1970年，纽约版。[36]《宋史》卷四八九《占城》。

从汉冶萍公司看旧中国引进外资的经验教训

19世纪90年代（1894年），在汉水之滨崛起了一座新式的钢铁厂——汉阳铁厂。它是中国也是远东最早的一个钢铁联合企业。它的出现引起了欧洲人士的震动，招来了东邻日本的觊觎。经过三十多年[1]的风风雨雨，这个被张之洞称为“创地球东半面未有之局”的汉冶萍公司终于以失败告终了。比汉冶萍公司迟办两年的日本八幡制铁所[2]主要依靠汉冶萍供应矿石与生铁，却发展成日本第一流的钢铁企业。从1896年到1933年，八幡制铁所的钢产量占日本钢产总量的一半左[3]右，生铁产量则占将近60%的比重。直到今天它作为日本最大的钢铁企业——“新日本制铁会社”的一个组成部分，继续在发挥作用。汉冶萍是失败了，但是它所经历的坎坷曲折的道路却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经验教训，值得人们总结和深思。

在旧中国，汉冶萍是一个以借取外债而闻名的企业。它曾经不断地向英、法、德、俄、日等资本集团借款。从1899年到1930年，它的外债积累总额达58，383，672两（海关两）合42，044，836美元（参阅表5）。一个企业同时向这么多国家的资本集团借债，这在当时的世界上也是少见的。这一点常为史学家所诟病，认为“汉冶萍的不幸结局，就是因为大举外债的结果”。然而汉冶萍为什么要借外债？该不该借债？外债究竟对它产生了哪些正面的和反面的作用？有没有可能避免这一“不幸的结局”？这些问题似乎都还值得进一步探讨。一、借外债以前的汉冶萍公司

汉阳铁厂从一开始就遇到困难。它的创办人张之洞在筹建阶段就连续走错了好几步棋。

首先，采购了错误的炼钢设备。张之洞在任两广总督时（1885[4]—1889年），为了“开利源，塞漏卮”，向英国订购了炼钢设备。承办单位要求首先化验矿石和焦炭的性质以便决定采用哪一种类型的炼钢炉，张之洞拒绝了，下指示说：“以中国之大，何所不有，岂必[5]先觅煤铁而后购机炉，但照英国所用者购办一份可耳。”英国厂家只得照英国酸性炼钢供应了贝色麻炼钢炉，另外配备了一个小型马丁炉。张之洞调湖广总督时（1889年），机器在英国尚未启运，他就把这套设备改运到湖北汉阳装配。湖北的矿石（大冶矿）含磷较高，用酸性贝色麻炉炼钢，去磷能力较差，炼出来的钢，含磷0.2%，不符合路轨钢材含磷0.08%以下的要求。于是汉阳铁厂的钢材销路壅塞，成品积压，机器搁置，数以百万两的设备投资不能充分发挥作用，造成了巨大的亏损。因此《清史稿》说张之洞“莅官所至，必有兴作。[6]务宏大，不问费多寡”。

其次，选错了厂址。关于汉阳铁厂的厂址，许多人（包括洋工程司）都建议设在近煤或近铁的地点，以减轻运输成本。但是张之洞“屡谏不从”（盛宣怀语），力排众议，一定要把厂址设在汉阳大别山下，以便就近监督。汉阳距铁矿基地大冶约一百二十公里，距萍乡煤[7]矿约五百余公里。每吨生铁为此要多耗用运费六十九元左右。而且汉阳是一个低洼地，为了防洪，在建厂前召雇了数以万计的民工，填土九万余方，耗银三十余万两。所有这些都为后来汉阳铁厂无法与洋轨竞争埋下了不利因素。

再次，燃料问题没有解决。炼钢需耗用大量焦炭。筹建铁厂时，张之洞心中只有一个“中国之大，何患无煤”的朦胧概念。建厂以后张之洞先后花了几年的时间派矿师沿长江中下游探测煤矿，足迹遍历[8]数省，“访寻两年有余，试开窿口数十处”，结果一无所得。由于燃料缺乏，汉阳铁厂无法正常生产，1894年6月28日第一次开炉炼钢，但焦炭供应不上，同年10月就闭炉停产了。不得已只得用高价购买开平煤，甚至日本、德国焦炭。当时生铁市价每吨才二十两，而开平煤的汉阳到岸价格每吨已达十七八两，洋煤则更贵。汉阳铁厂的煤焦成本几乎为当时外国钢厂的三倍，炼出来的生铁与钢，在市场上没有竞争能力。开炉炼钢既要亏本；闭炉不炼，每月固定开支也要七八万两，同样要亏本，真是进退维谷，走投无路。

同日本八幡制铁所对比，可以看出日本对钢铁事业所采取的郑重的态度。1895年底，第九次帝国会议决议设立八幡制铁所后，就责成商务大臣组织专人对铁矿、生铁、钢材、焦炭、耐火材料以及生产费用、厂址的选定等经过十一次的反复试验和调查，最后才确定预算[9]与计划。这与张之洞那种坐在衙门里以意为师的一套完全是两种做法。二、借外债中的汉冶萍公司

到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在机器、厂址、燃料等问题上几次反复后，张之洞的日子很不好过。当化铁炉无煤供应，停炉七八个月后，他诉苦说：“若炉久不开，每月徒有工费，而无出货，成何事体？每月总需七八万金。以后用款无从罗掘；以前欠债无从筹还。鄙人实[10]无颜再向朝廷请款，亦无词以谢谗谤之口，是死证矣！”张之洞经[11]过估算向海军衙门请领的办铁厂的官款是2，468，000余两，事实[12]上全部工程装配完竣已用了5，586，416两。超支部分都是东拉西扯挪借来的。开工以后，不但还款无期，而且月月坐亏几万两，廷议与谕旨交相指责。这时张之洞最大的愿望已不再是“开利源，塞漏卮”了，而是如何千方百计把包袱掼掉，越快越好。他先是想把整个厂包给洋人去办，催促他的下属“分电比国、德国各大厂，速派洋匠前来[13]估包”。结果无人承应。于是转而看中了盛宣怀。张之洞素来鄙视盛宣怀的为人，但这时也顾不得了。他写信给李鸿藻说：“盛之为人，海内皆知之，我公知之，晚亦深知之，特以铁厂一事，户部必不拨款，至于今日，罗掘已穷，再无生机，故不得已而与盛议之，非此则无从[14]得解脱之法，种种苦衷，谅蒙垂鉴。”盛宣怀的算盘也很精明，他提出的条件是，要接收汉阳铁厂就必须兼办铁路，因为掌握了铁路就掌握了钢材的销售市场。张之洞力求“解脱”，明知盛宣怀有所挟制，也只得隐忍不发，会同王文昭奏保盛宣怀为铁路总公司的总理。接着盛宣怀就接收了汉阳铁厂这个烂摊子，由他任督办负责招收商股，筹还官款。从此汉阳铁厂由官办转为官督商办。时间是光绪二十二年六月十二日（1896年7月22日）。（一）汉冶萍外债对生产的作用

盛宣怀接办汉阳铁厂后，主要着手解决两个燃眉之急的问题：一是招收商股解决资金问题；二是解决燃料供应问题。

关于第一个问题，成效很少。据郑观应（当时任汉阳铁厂总办）说，铁厂的生产效率只有当时英、德钢厂的一半，美国钢厂的三分之[15]一左右，根本无法与洋钢竞争，年年亏本。自1896年官督商办[16]起，到1905年已亏折2，259，216两。正是“煤矿未成，化铁甚少，[17]外状颠危，人情观望”。在这种情况下，要吸收商人资金是很困难的。不得已，盛宣怀只得利用他兼任轮船招商局、电报总局、通商银行等官督商办企业督办的职权，从这些企业里抽调了二百万两，算作“商股”，投入到汉阳铁厂和萍乡煤矿。但是杯水车薪，哪里济事？事实上燃料问题不解决，生产不上轨道，不能转亏为盈，不但商股招不到，连汉阳铁厂的存在都成问题。折腾了几年，盛宣怀决定还是先解决燃料供应问题。但是要对长二十里、宽十里的萍乡煤矿实行新法开采，就需要巨额投资，而且还得修筑铁路把煤从山沟里运出来。在官款奇缺、商本无着的情况下，盛宣怀乃于1899年向德商礼和洋行借款四百万马克（合2，680，965海关两），又于1905及1907年向日本大仑组借款二百三十万日元（合1，776，010海关两）。利用这笔资金对萍乡煤矿进行了较大规模的建设，包括开凿平巷三条，直井一口，安装矿轨、煤车、起重、抽水等机器，建立大小洗煤机、炼焦炉，还有栈房、码头、医院等基本建设。总共耗银五百余万两，其中约三百万两是依靠德、日借款，其余则是股款（约一百五十万两）和到处挪借来的债款。采用新法开采以后，逐步见到效果。1900年它的煤产[18]量已足供汉阳铁厂的需要。萍矿的煤，每吨售价十一两，远比每吨十七八两的开平煤便宜。单是煤焦一项每年就可为汉阳铁厂节省约二[19]百万余两。汉阳铁厂的燃料问题总算是解决了。

但是汉阳铁厂的根本问题还在于酸性贝色麻炼钢炉不适合于炼制含磷过高的大冶矿石。这就涉及炼钢炉和相应设备的改造问题。所以盛宣怀说：“逮甲辰年（1904年）萍矿告成，醴路已通，煤焦不虞其[20]匮乏，然后可以扩充钢厂。”“扩充钢厂”，谈何容易。历年亏损，已经使汉冶萍债台高筑。从1896年到1904年，它的华洋债款总[21]额已达三百十六万两。要摆脱这个困境，除了增加投资、改造设备、扩大销路以外，别无出路。当时的情况是相当紧迫的。盛宣怀说：“汉厂机炉旧而且少，不能足用，颠覆即在目前。官款无可拨，商股[22]无可加，洋债无可抵，数年以来焦头烂额。”在这种情况下，他一方面与日本兴业银行洽借日金三百万元，同时，派汉阳铁厂总办李维格带了两位洋矿师出国考察，先到日本八幡制铁所，再到欧美各国。在英国请专家化验了大冶的铁和萍乡的煤，认为都是上品，问题是矿石含磷过高，若改用碱性马丁炉可以炼出优质钢。李维格回国后就利用日本兴业银行的三百万日元贷款着手炼钢炉的改造和扩建工程，包括拆去原来的贝色麻炉和十吨的小马丁炉，安装三十吨马丁炉四座、一百五十吨大调和炉一座，又拆掉已废旧的化铁炉，添建二百五十吨化铁炉一座，马丁炼钢炉两座；另外还建立了轧钢、钢轨、钢板厂，扩充了机修厂和电机厂。这一浩大工程于1908年全部竣工，耗银三[23]百余万两。

汉阳铁厂经扩建与改造后，在降低成本和提高质量上有显著的改进。到1909年，盛宣怀已经敢于自称铁厂的出品是“货美价廉”了。他说：“总之，‘货美’二字，工程司自有公共之法试验，不容假[24]借；‘价廉’二字当可与外洋钢价比较。”这时正是我国大规模兴建铁路的时候，需要大量的钢轨和铁路器材。汉阳铁厂适逢其会，供应了粤汉、京汉等路的钢轨。当时的订货是如此之多，甚至有应接不暇[25]之势。到1909年，汉冶萍公司的账面上开始出现盈余，虽然只有一万五千四百元，但毕竟是一个转机（参阅表1）。

不过也不能因此认为汉冶萍已经立定脚跟了。1908年盛宣怀把汉阳铁厂、大冶铁厂、萍乡煤矿合并成为一个机构——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以后，原来打算招足股本二千万两，还清所有华洋借款并进一步扩充设备。但是商情不踊跃，反应微弱。到1912年4月，汉冶萍的资本实有940万两（合13，160，009元），但华洋债款却达24，[26]407，600两。这一年7月，盛宣怀写信给梁启超说：“汉冶萍所负[27]中西[债务]本息两倍于资本金，皆属股东肩任。”这时汉冶萍所面临的局势是，要么宣布破产，全军覆没；要么再扩充生产，还有一线希望。盛宣怀选择了后一条路。

1913年国内局势已较稳定，盛宣怀又自日本正金银行洽借日金一千五百万元的借款。以日金六百万元还清以前所欠大小债务本息，以日金九百万元在大冶添设新熔铁炉两座，并改良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机电厂的设备。由于设备改善，矿石、生铁、钢、煤和焦炭的产量都有较大的增长（参阅表2）。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在世界范围的钢材供应很紧张的情况下，汉阳铁厂的生产有了较大的跃进，应当归功于这次抢在大战前的设备更新和扩建。

若以汉冶萍1900年的产量为基数（钢产量的基数是1907年），到1920年（焦炭为1924年）汉冶萍的矿石产量增长12.8倍，生铁增长3.8倍，钢增长3.4倍，煤增长31.9倍，焦炭增长3.4倍（参阅表2）。当然，这些产量同先进工业国家比较是微不足道的。1920年汉冶萍的生铁产量只占同年英国产量的1.47%、德国的1.88%、美国的0.31%，但却占日本的22.22%。假使我们把汉冶萍的生产情况作一个纵的考察，就会发现它的主要产品（矿石、生铁、钢、煤和焦炭）在1903年、1909年、1913年都有较大的跃进（参阅表2），这都与这些年引进外资、引进技术，进行大规模的设备投资分不开的（1913年以后的外债，大多用于企业的应急费用，很少设备投资）。因此，我们可以说，汉冶萍的外债对它的生产发展是起了促进作用的。（二）汉冶萍外债的殖民地性

汉冶萍公司借取的外债具有明显的殖民地性。在同日本的往来中表现得尤为突出。（1）借款具有很强烈的政治意图。汉冶萍的对日历次借款，表面上是由三井洋行和横滨正金银行出面，实际上背后完全由日本政府在主持其事。早在1905年，日本外务大臣桂太郎给曾弥大藏相的公函中就宣称，日本的贷款目的是借“表面上的商业关系”逐步达到攫取萍乡和大冶的采掘权，并在时机成熟时“控制整个汉冶萍的管理

[28]权”。当然，这是他们插手于英国势力范围——长江流域的好机会。这种侵略性的政治目的支配了它们的贷款条件（贷款时间长、只准以原料偿还贷款、以矿山为抵押品等）。在洽商1904年的日金三百万元贷款时，日本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就密电上海总领事小田切万寿之助，要他把贷款期限拉得长一些，以便根据合同享有的权利，较长期地控制大冶的资源；当张之洞建议取消借款合同中以矿山为抵押的条款时，小村寿太郎指令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说：“删去这一条款的建议是绝对不能接受的。因为这一项规定正是我们贷款的主要目的。”[29]结果这一条款非但没有删掉，反而规定得更加严格了。1912年日本力主汉冶萍中日合办，1915年在“二十一条”中更提出要把汉冶萍直接置于日本政府的控制下。这些，都是侵略意图的具体表现。（2）控制购销和价格。在借款合同中（特别是三井洋行的借款合同）总是附有独揽购销的条款。1915年汉冶萍拟委托别家行号购买机器时，日本人就宣称：“查汉冶萍扩充资本系由日本政府招致资[30]本家集合而成……欲购各种机器均应由东洋行家承揽。”至于矿石、生铁的供应，日本也采取独占购买的政策。1910年，当汉冶萍拟将多余矿石售给美国西方钢铁公司时，日本就提出“除售[予]制铁[31]所外，能否兼售他国”的质询。在洽商1910年11月17日正金银行贷款时，日方迫使盛宣怀向若松制铁所保证在借款合同期内（十五年）若有多余的生铁、矿石“当尽先贵所购买，如不愿买，敝公司即[32]售予他人可也”。更严重的是，售予日本的矿石与生铁的价格不是以国际市场的价格为标准，而是以“制铁所购入价值为标准”，由公[33]司与制铁所协商行事。这一条规定使汉冶萍在欧战期间铁价大涨时，吃了很大的亏。（3）控制贷款来源。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全部控制汉冶萍的目的，千方百计地保持“独占贷款人”的身份。因此，在1913年的一千五百万日元的贷款合同中就规定汉冶萍今后不得以“非中国自有的资本”来还款，也不得向“非中国自有的资本”去借款。甚至中国政府要代汉冶萍偿清债款时，也得根据这一原则办事，必须是“确在本国内所得中国自有之资金”（《盛档》1913年贷款“别合同”附件）。日方还迫使汉冶萍公司向日本制铁所和正金银行作出如下承诺：“如敝公司要借大宗长期外资时，在本合同期内，必先与贵所、贵行[34]相商也。”日本方面的谈判代表小田切万寿之助更把这一问题提到两国政治“交涉”的高度，说“若同一借款，何以不要借日本之款。[35]深恐商业变为交涉”。1914年和1915年汉冶萍打算向英国制造师协会和通惠公司（中国公司）洽商借款还清所有华洋债务。日本屡加阻挠，最后甚至威胁说，汉冶萍若坚持向通惠公司借款，则“在实业[36]即无联络之道，在邦交业开反目之端”。商业交往竟变成了政治恫吓。后来在汉冶萍多次与北洋政府商洽改为国营和官商合营时也受到日本的强行干预。1913年借款后，汉冶萍一度酝酿官商合办，日本政府即以债权人身份威胁称：“惟自日本方面视之，借款合同成立后，未经几时，并无知照或协商于债权者，而匆率决定之事甚唐突，不免[37]有漠视债权者为门外汉，置之不理之议，似稍抱忿懑者。”控制贷款来源就是控制抵押品（矿山、厂房、机器及其他财产）和控制汉冶萍的管理权，从而控制日本钢铁业的原料供应。（4）使汉冶萍成为日本钢铁工业的原料基地。日本是一个铁矿资源非常贫乏的国家，随着本国钢铁工业的发展，对矿石和生铁的需求日益增加。八幡制铁所在创立初期的全部矿石、生铁供应几乎都取自汉阳铁厂和大冶铁矿（参阅表4）。自1904年起，八幡制铁所采用高炉炼钢，改进了炼钢技术并完备了压延工序，开始建立钢铁联合企[38]业，对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需要更加迫切。1904年三百万日元的借款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洽谈成功的。从1900年到1928年，八幡制铁所输入矿石总量的41.95%取自汉冶萍（参阅表4）。而盛宣怀为了贪图预付价款的取给方便，也乐于向日本保证，“贵国所需钢铁年盛一[39]年……敝厂正在决议推广化铁炉”。在官督商办的第二年，盛宣怀就说：“去年与桂太郎谈，系我专售生铁与彼，由彼多加马丁炉炼钢，[40]供通国用。”俨然在日本与中国之间，就钢铁与原料的生产进行了分工。这样的业务方针自然完全适应了日本的需要。于是，汉冶萍矿石产量的56.40%（1900年到1931年）、生铁产量的54.87%（1903年到1911年）都输往日本（参阅表3）。汉冶萍生铁与矿石的供应对日本的军事钢铁工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在日俄战争时，日本的军舰和武器所需的炼钢原料，大多来自汉冶萍，沙俄为此提出强烈抗议，而日本政府则向中国坚决主张汉冶萍的生铁与矿石不能作为中立国的“战[41]时禁运品”禁止出口。（5）深入企业内部控制财务与生产。早在1899年的“互易煤铁合同”中就规定日本得派人驻矿“经理购买矿石等一切事宜”。其实这些日本驻矿代表都是探听情况的“代表”。他们经常将汉冶萍的情况，特别是其他外国资本掺入汉冶萍的情况向日本外务省汇报。1904年大借款的前夕，日本对德国工程师在汉冶萍的实力地位表示极为关切，说“德国方面的竞争异常激烈”，于是关于所谓德国“竞争”情况的汇报源源涌向外务省。提供消息来源的就是日本驻矿代表[42]西泽公雄。1913年12月15日的借款合同中，更明确规定汉冶萍必须聘用日本“最高顾问工程师”，“公司一切营作改良修理工程之筹计及购办机器等事，应先与最高顾问工程师协议而行”；此外，还要聘请日本“会计顾问”，“关于公司所有收入、支出之事，应与会计[43]顾问协议而实行”。事后证明，这位会计顾问（池田茂幸）原来是大藏省的一位官员，假充为正金银行（债权人）的职员派到汉冶萍代[44]表日本政府实行监督。在会计顾问监督下，汉冶萍所有契约及抵押品单据和地契等都得存放在一个保险柜里，它的钥匙要备一式两份，[45]一份交日本会计顾问保存，“非经双方同意不得将此地契取出”。从此，汉冶萍事实上成为日本八幡制铁所在中国的派出机构，而两“顾问”则是成了太上皇。

随着日本贷款的金额越来越大，期限越来越长，对抵押品的控制越来越严，汉冶萍要想摆脱日本的控制也就越来越困难了。（三）汉冶萍丧失了摆脱外债桎梏的机会

1914年欧战后，由于战争的刺激，世界钢铁（包括矿石与生铁）的价格迅速猛涨，到战争结束时生铁每吨市价最低一百六十元，最高[46]二百六十元。但是由于1913年与日本签订的借款合同规定汉冶萍在四十年内应供给日本矿石和生铁两项共三千余万吨，每年产品须尽先供应日本。在大战高潮期间（1917年）汉冶萍生产的矿石有四分之三都输往八幡制铁所（参阅表4），留给自己生产生铁和钢的原料就所剩无几了。特别是受合同的限制，矿石与生铁都不能按国际市场价格调整，吃亏很大。1916年虽经日本同意把生铁价格提高到每吨[47]一百二十日元，但也只有日本东京生铁市价的四分之一。有人计算，汉冶萍在欧战期间售予日本生铁三十万吨，损失三千万元，若与矿石[48]合计，公司于欧战期贡献给日本的达华银一亿一千五百五十万元。欧战时期钢铁价格猛涨，是汉冶萍还清日债（当时约日金三千五百三[49]十万元），打一个翻身仗的好机会，但是它丧失了这一千载难得的良机。从1916年出现的盈余像昙花一现，没有几年工夫又一亏到底了（参阅表1）。从1921年起，战争繁荣已经过去，世界铁价猛跌，[50]只有1918年的六分之一。汉冶萍从此更是一蹶不振了。三、结论

任何一个后进的国家要迅速实现工业化都有一个引进资金和技术的问题。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化比英国迟一步，它也曾大量引进英国资本和技术，这都是尽人皆知的事了。至于日本那更是如此。1896年建立八幡制铁所时，日本全国的外债总额不过四十六万日元，1904年兴业银行贷款三百万日元给汉冶萍时，日本外债总额上升到四亿二千万日元；1913年正金银行贷款一千五百万日元时，日本外债已达[51]十九亿七千万日元。当时日本在中国是一个债权国，但在欧洲市场，它却是一个大债务国。除向国外借款以外，从中国掠夺的甲午战争赔款约合三千八百万英镑，这笔无偿收入，使日本有了充足的准备金转变为金本位制，因而更有利于引进外资。从1896年八幡建厂到1913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日本引进的外资总额（国际收支相抵以后的[52]总额）占这一时期日本生产领域资本的20%。没有这些借贷的与掠夺的资本，日本要在明治维新以后迅速实行工业化是不可能的。钢铁是一个需要巨额投资的行业，在19世纪末，一个日本钢铁企业最少须投资二千八百万到三千万日元，而建立一个纺织厂只需要投资二十[53]五万日元就够了。八幡制铁所一开始就是国营，主要也是因为在当时只有依靠国家的力量才能把这个投资巨大的工业发动起来。

考虑了以上的一些历史对比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在19世纪的90年代，张之洞和盛宣怀敢于“务宏大”把钢铁事业搞起来这是很了不起的。这么大的一个企业既得不到政府的支持，又招不足商人资金，要支撑下去，维持生产，只有在外资上找出路。1913年，汉冶萍由于挪借无着，无可开支，面临闭炉停工的危险。一停工每天仅利息的负担就要赔七千两，盛宣怀向日本人告急说：“特是西江之水[54]不及苏涸辙之鱼，若无急救之法，转瞬即入枯鱼之肆。”盛宣怀为了免于“枯鱼之肆”的命运，借外资以增添设备，改建工厂，想从扩大生产中谋求出路。他回忆当时利用外资改造萍乡煤矿，解决了燃料问题后的情景说：“萍焦冶铁，初试新硎，居然京汉铁路，除芦保一段外，二千余里，皆属汉厂自造。虽不免亏折，数年间得轨价四百数[55]十万两，练成一班工匠，萍矿亦借此岁月，以竟全工。”这是符合事实的。盛宣怀在临死前两年说：“钢铁有富强关系，已经办到七分，[56]只有三分，何忍半途而废，一息尚存，此志实不容少懈。”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钢铁事业的重要性有此认识，并立志不懈的，尚不多见。

当然，盛宣怀借外债也有其自私的目的。他常以外债作为保护自己的工具。辛亥革命后，为了保存他的财产，免被革命党人没收，力[57]主中日合办，借取巨款；1913年为了反对“国营”，他还力图挟日本外债以抵制北洋政府，急不可待地密电高木陆郎“能否出于迅速，[58]以免夜长梦多”，“鄙见总以秘密速办为第一要义”。盛宣怀的这些弱点自然被日本人充分利用。正金银行一向把盛宣怀引以为知己，保[59]持着“亲密关系”。辛亥革命前夕，日本很注意盛宣怀的健康状况，估计他“肺病咯血，今后只能活五年”，恐怕五年以后，“别人取[60]代，关系突然变化，购买铁矿石的事就要落空”，所以力争在盛宣怀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把贷款一笔一笔地敲定。具有个人打算的盛宣怀也就一步一步地套进了日本圈套，最后终于使汉冶萍陷于日债而不能自拔。

汉冶萍之所以失败，带有殖民地性的外债固然是一个原因，但这是外因。外因要通过内因才起作用。汉冶萍的失败还有其深刻的社会经济、制度结构、文化传统和国势力量等原因。没有这些内因，外债也不会对汉冶萍构成那种灾难性的后果。

汉冶萍时代的中国已经丧失了主权国家的地位，处于落后挨打的状态。由于关税不能自主，汉冶萍无法享受国家保护关税的庇护，幼稚的工业产品——钢轨，无法与工业先进国家的洋轨竞争（1896年[61]汉阳轨每吨五十四两，而洋轨的中国到岸价格仅三十五两）。汉冶萍的总办李维格曾痛切陈词说：“各国保其本国钢铁事业，加重进口税，使外铁不能侵入。中国则不但不能加重[税]，且并值百抽五之轻[62]税亦豁免，一若故欲洋轨之来与汉厂斗者。”没有国家保护，汉阳轨被“斗”得一败涂地。1896年以后，日本更挟其战胜国的余威对清政府极尽恫吓、威胁之能事。1904年的贷款三百万日元，年息六厘，为期三十年，而且还附有很多苛刻条款，但终于强使中国接受，也是因为中国当时处于一种挨打的地位，没有什么选择的余地。在1912年的三百万日元贷款合同中，甚至订明在必要时日本制铁所与正金银行可“暂作代理人”接收整个的汉冶萍公司（合同第七款）。只有殖民地才会接受这种漠视国家主权的强制性条款。汉冶萍也曾试图挣脱日本人的外债桎梏。1901年试销矿石与生铁于美国市场并拟[63]以货价的一部分投资于美国的西方钢铁公司；辛亥革命以后，多次[64]拟议借用英国资本或由国家担保发行公司债券等，都是这种企图的尝试，但每次都被日本以有碍“邦交”，将引起“交涉”等危词要挟的警告，吓得不了了之。

汉冶萍诞生于中国多事之秋的年代，战乱连绵，政局极不稳定。义和团运动的爆发，使芦汉铁路停工，汉冶萍的生铁无法炼轨，只得向日本寻求销路；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停工和直接所受炮火损失达[65]三百七十余万两。民国以后，南京临时政府向日本借款二百五十万[66]日元应急，后来也划归汉冶萍承还。北洋政府时期，汉冶萍地区成为湘、鄂、赣、黔诸军的战场，矿工拉为壮丁，厂房充作兵站。汉冶萍的一些负责人如张謇、赵风昌、叶景葵等组织统一党反对同盟会想投靠袁世凯，有所结托，结果整个企业差一点被袁氏手下的新交通系[67]财团一口吞掉。没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要发展生产是很困难的。汉冶萍由于不完全是它自己的过错丧失了外债的偿还能力，于是日本人借口保护“债权人”的权益，兵舰游弋在大冶江上，兵士则荷枪实弹登陆，陈兵在大冶山麓。国家积弱与动乱的悲惨处境给汉冶萍带来了穷途末路的命运。外债，作为一种国际信贷，也只有在这种条件下才能成为侵略者肆虐的工具。

晚清政府的昏庸统治和腐朽透顶的官僚政治以及它所推行的封建文化传统，也给汉冶萍带来无穷的灾难。汉阳铁厂的创办人张之洞从[68]一个“由文儒致清要”的清流派转而办钢铁厂，这不能不是一个进步。但是他是力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办钢铁厂当然是“西学”，“体”则是四书五经、三纲五常、封建政治。对于西学，张之洞有他自己的解释，但是不管他是怎么想的，“西学”最后总归要导致资本主义的来临。“体”与“用”的矛盾是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是目的与手段的矛盾。这样，张之洞就提出了一个他自己也无法解决的矛盾公式。他本来想把办钢铁厂这个“西学”纳入封建的模式，搞成官办，让“体”与“用”统一起来。但是办到后来，焦头烂额，才力求招股商办，结果事与愿违，办出了一个资本主义（股份公司的商办）。搞资本主义，就必须允许“人皆自主，家私其家，乡私其乡……商愿专利，工愿高价”，但是张之洞却说这将是“子不从[69]父，弟不尊师，妇不从夫，贱不服贵，弱肉强食，不灭人类不止”。真是势不两立，矛盾得很。张之洞的解决办法是在商办前面加一个“官督”，变成“官督商办”。这样他就把封建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矛盾引进了企业内部。官督商办的企业实际负责人是督办，督办由总督奏[70]请皇帝任命，督办听命于总督，有“用人、理财”之权。这个权很大，盛宣怀就是靠一系列官督商办企业的“督办”起家，成为晚清富甲中国的第一代的官僚资本家。至于真正的商人呢？张之洞说：“盖[71]国家所宜与商民公之者利，所不当听商民专之者权。”商人无“权”，自然无“利”。谁愿意来投资？汉冶萍办了几十年，商股从来[72]就招不足，其原因就在于“商情疑惑，何肯出赀”，而“商情疑惑”的根本原因在于商人在官督商办企业中既无“权”又无“利”。张之洞用卡住“权”、“利”的办法来维护他的“体”，使封建体制不至于坠落，但是却使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变成了官府衙门，把汉冶萍办得奄奄一息了。当时钟天纬正在汉阳铁厂当文案，他以亲身的体会说，张之洞办厂“每出一差，则委员必十位八位，爵秩相等，并驾齐驱，以致事权不一，互相观望。仰窥帅意，事事喜用官派，故不喜闻[73]商办之说”。这样，“爵秩相等，并驾齐驱”地办衙门则可，办企业必亏本。因为是办衙门，所以“公司职员，汉、冶、萍三处，统计不下千二百人，大半皆盛宣怀之厮养，是其妾之兄弟，纯以营私舞弊[74]为能”。汉冶萍人虽多，因为大都是“厮养”，所以并不顶用，一任洋矿师擅权营私，“十数年来[赖伦]大权在握，购不急之料，弗无用之工。矿中各项机器，悉彼经手，惟回用是图，多购旧式。……赖[75]富而公司负债重矣！”当时上海有一位颇有名气的商人经元善谒见[76]张之洞以后，感到“官气之浓甚于沪上，最是商情所大忌”。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却为资本家所“大忌”，这个企业还办得好吗？但是汉冶萍却被清政府看成是一块大肥肉。由张之洞奏请清帝，自国家定购钢轨之日起，汉冶萍每出一吨生铁抽银一两归还前垫官款（5，586，416两），甚至还清官款以后“仍永远按吨照抽，以为该商报效[77]之款”。这种不计盈亏的“报效”，表明清政府事实上把一个资本主义性质的铁厂变成了封建皇室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金库。到1900年时，实际报效数已六七倍于当时按吨抽银一两的数额，搞得[78]汉冶萍“勺水无源，其涸立待”。所有这些都使汉冶萍成为一个生产效率低、成本高的衙门企业。八幡制铁所远自外洋从汉冶萍输入矿[79]石，但它每一吨生铁的成本只有汉冶萍的77%。在汉冶萍年年亏损的情况下，日本的若松制铁所从1900年到1912年却年年盈余，累积[80]的净盈利达六百万日元。身负重债而不讲求投资效果，这是汉冶萍的致命伤。追溯它的根源，就是腐败的官僚政治、昏聩的衙门式的管理、腐朽的封建文化之“体”。

同日本相比正好是一个鲜明的对照。明治政府对工业的发展采取了加意扶植的政策，由国家给予大量的补助金。他们一心搞资本主义，没有什么“用”与“体”的矛盾。自1868年到1881年，从农业税中拨支了三千四百万日元投资于工业部门。这一数字相当于政府税收的[81]5.5%，占政府支出的13%。对于钢铁事业举国上下都作为一件特等的大事来抓。1900年八幡制铁所第二高炉尚未建成，日本皇太子和伊藤博文首相都亲临视察。1901年八幡点火开炉在当时被日本看成[82]是“本邦创始之大事业”，举国瞩目。为了签订1904年的三百万日元的兴业银行贷款，日本外务大臣同日本驻中国公使和驻上海总领事函电往返达五十六次，反复推敲商议，而中国方面只有盛宣怀一个[83]人单枪匹马地对阵。张之洞创办汉阳铁厂的五百多万两银子，由于衙门办企业，用于厂地、机炉的只有二百多万两，“余皆系浮费，于[84]公司毫无利益”。而八幡制铁所的四百多万日元的预算，用于固定[85]资产和基本建设的就达78.84%（3，229，100日元）。在日本政府的积极支持下，到20世纪初，后起的八幡制铁所的生铁产量已为汉冶萍的一倍半（1901年到1909年），钢产量为汉冶萍的三倍（1907年[86]到1910年）。日本继八幡制铁所以后，吴工厂两套西门子电炉投入生产（1899年），大阪工厂的四吨平炉也开始投产（1900年）了。当汉冶萍在外国侵略、国内动乱、政府勒索、衙门管理和腐朽封建的“体”的压力下濒于破产倒闭时，八幡制铁所却日益扩充，走上了日本钢铁自给自足的道路！

汉冶萍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但汉冶萍的某些经验教训至今仍对我们有用处。其中最主要的两条是偿还能力与投资效果。

偿还能力的问题，在今天仍然是引进外资的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世界经济证明，第三世界在引进外资与技术的基础上，确能促进本国的经济发展，有些国家在其经济迅速发展中的外债总额占其国内总产值（GDP）的很大比重（如巴西1957年到[87]1961年占14.5%，1963年到1966年占22.3%）就是一个明证。但是偿还能力仍然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仍以巴西为例，1979年它的外债总额已超过四百亿美元。现在所借的外债大部分用来偿还旧债和利息。[88]1978年为此目的而需借的外债即达七十亿美元左右。自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第三世界非产油国家的外债总额已达其出口额的一倍[89]半，或相当于这些国家官方储备的四倍了。现在一致公认只有用不[90]断提供新贷款的办法才能避免它们债务的总垮台。这个问题也应该引起我们的注意。从历史上看，汉冶萍陷于外债而不能自拔也吃亏在没有认真地考虑偿还能力。如1913年借款合同规定汉冶萍在四十年内供应日本矿石三千万吨。据地质学家翁文灏的估计，大冶铁矿的蕴藏量为汉冶萍公司所有的总共不过二千万吨，所以即使把汉冶萍卖尽[91]了，还倒欠日本人一千万吨。又如1904年三百万日元的借款，周息六厘，每年利息十八万日元，因此每年至少须输往日本六万吨矿石（按合同规定每吨三元）才能偿清利息。但1904年实际只输出了38，703吨。若再加上1908年、1910年、1911年、1912年和1913年的借款合同，须输往日本矿石一千七百万吨和生铁八百万吨。很明显汉冶[92]萍无论如何是不可能履行这些合同要求的。最后的结果是无力偿还。因而就必须承担不能偿还债务的一切后果。

偿还能力又与投资效果有密切的关系。这里所涉及的问题不仅仅是一个经济问题。引进外资的成败常常与一个国家的经济制度、文化传统、技术基础、教育水平有密切关系。引进的外资当然要归还，但伴随引进外资而引进的技术则是不应“归还”的，而要求在自己的国土上生根开花。汉冶萍虽也曾零零星星地派出技工到国外培训，但从未认真抓过，因此几十年中只培养出一个像样的中国工程师（吴健），一切技术大权都操在洋人手里，洋人一走，技术也就“归还”了。二战后日本的经济在战争的废墟上迅速发展起来，除引进资金与技术外，是同他们自己拥有雄厚的技术基础分不开的。日本的钢铁工业每引进一元技术就要投入二至三元的研究费用，加以创新提高。新日铁（它的前身是八幡制铁所）拥有的三个研究所的研究费用占营业额的1.3%（即一亿美元）。日本每年有一千六百多名冶金专业的大专毕业[93]生，比英、德多七倍，比美国多一倍。只有积极提高科学技术的水平才能充分保证引进外资的投资效果，否则就要走汉冶萍公司的老路。劳动生产率是取得投资效果的关键问题。汉冶萍的产品由于劳动生产率低，无法与欧美和日本的产品竞争，只能靠卖原料（矿石）过日子，到后来甚至连这一点阵地也保不住了。假使引进外资的投资项目（或企业）劳动生产率低，产品没有世界市场的竞争能力（我们的产品不能关起门来称大王），就无法偿还外债。今天，封建主义的传统、衙门式的官僚主义在有些部门仍然是我们的大敌。不涤荡这些，隐患无穷。汉冶萍封建衙门式的管理在这一点上造成的灾难性的后果是一个沉痛的教训，我们应该引以为戒。原载1979年第6期[1]《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张集》）奏稿，卷二八，第2页。1908年汉阳铁厂、大冶铁矿、萍乡煤矿合并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2]小林正彬：《八幡制铁所》，东京1977年版，第206—207页，参阅本文表4。[3]威廉·洛克伍德：《日本的经济发展1868—1938》（William Lockwood：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Japan，18681938），伦敦1955年版，第109页注3。[4]《张集·电稿》卷一二，第50页。[5]盛宣怀档案资料（以下简称《盛档》，藏上海图书馆）；叶景葵：《汉冶萍史》。[6]《清史稿》卷四三六，列传二二四，中华书局版，第13380页。[7]全汉昇：《汉冶萍公司史略》，香港1972年版，第66页。[8]《张集·奏稿》卷二一，第5页；电稿，卷二三，第14页。[9]小林正彬前揭书，第182页。[10]《张集·奏稿》卷二一，第5页；电稿，卷二三，第14页。[11]《张集·公牍》卷九，第33页。[12]《盛档·户部责成湖北铁政局按期归还官本折》（1900年8月），全汉昇（前揭书第41页）计算为6，097，865两。今从《盛档》。[13]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六日，张之洞致蔡勇锡电（抄本，张之洞电稿），转引自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第一辑下册，第819页。[14]光绪二十二年张之洞致砚斋中堂函（北京大学经济系藏件），转引自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史工业资料》第二辑上册，第471—472页。[15]《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九月十一日（1896年10月17日）。[16]《盛档·汉阳铁厂财务报告》光绪三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1905年12月14日）。[17]《愚斋存稿》卷十四，奏疏，第13页。[18]《矿务档》（四），第2289页。[19]全汉昇前揭书，第90页。[20]《盛档·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注册商办第一届纪略》。[21]《盛档·财务报告》光绪二十一年十一月十八日（1905年12月14日）。[22]《愚斋存稿》卷六十二，电报，第7页；卷一四，奏疏，第22页。[23]《汉冶萍煤铁厂矿概略》，载《东方杂志》第6年第8期，第15页。[24]《愚斋存稿》卷六十二，电报，第7页；卷一四，奏疏，第22页。[25]《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93页。[26]《盛档·李维格致八幡制铁所长官中村雄次郎函》，1912年4月3日。[27]《盛档·盛宣怀致梁启超函》，1912年7月7日。[28]兼外务大臣桂太郎致曾弥大藏臣函，1905年8月2日，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8卷第2册，第1117号。[29]小村寿太郎外务大臣致上海小田切总领事函、电，1903年3月10日及12月24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2册，第1015、1075号。[30]《盛档·高木陆郎致李维格函》1915年10月29日。[31]西泽公雄致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函，1910年5月20日，《日本外交文书》第43卷第2册，第644—653号。此事经往返辩诘，盛宣怀认为“查照合同无不符之处”。[32]《盛档·盛宣怀致若松制铁所长官函》，1910年11月7日。[33]《盛档·汉冶萍公司董事会议事秘录》，1913年12月10日。[34]《盛档·盛宣怀代表汉冶萍公司复日本制铁所、横滨正金银行函》，1912年3月23日。[35]《盛档·张謇致杨廷栋函》，1913年。函内引用小田切来函。[36]《盛档·小田切万寿之助致孙宝琦函》，1915年11月6日。[37]《盛档·高木陆郎致盛宣怀函》，1914年3月28日。[38]永野真孝：《海外贸易振兴会国际经济课》，载日本《海外市场》1977年11号。[39]《盛档·盛宣怀致井上謦函》，宣统元年三月六日（1909年4月25日）。[40]《盛档·盛宣怀致李维格函》，宣统元年八月十二日（1909年9月25日）。[41]外务大臣小村寿太郎致日本驻华公使内田康哉电，1904年4月22日，《日本外交文书》第37卷第二册，第916、917号。[42]上海小田切总领事致小村外务大臣函，1903年6—8月，《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2册，第1021—1025号。（按：小田切的情况来自西泽公雄）[43]《盛档·聘请最高顾问工程师及会计顾问职务规程》，1913年12月15日。[44]《盛档·高木陆郎致盛宣怀电》，1914年1月17日。原电为“昨电会计顾问现任大藏省官吏之事，请保严重秘密。因该员阳称系正金银行之人以受聘顾问之故”。[45]《盛档·汉冶萍公司董事会议事秘录》，1913年7月18日。[46]《盛宣怀未刊信稿》，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65页。[47]同上书，第266页。[48]侯厚培：《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1919年版，第129—130页。[49]据高木陆郎及小田切万寿之助在提出二十一条前对公司财产的调查，转引自李毓澍：《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上），1916年版，第228、332页。[50]全汉昇：《汉冶萍公司史的研究》，载《中国近代史丛刊》第二册，第344页。[51]洛克伍德前揭书，第255页。[52]侯继明：《外国投资与中国的经济发展，1840—1937》（Chi-ming Hou：Foreign Invetment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China，18401937），哈佛大学出版社1973年版，第101页。[53]洛克伍德前揭书，第19页，注31。[54]《盛档·盛宣怀致高木陆郎电》，1913年9月10日。[55]《盛档·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注册商办第一届纪略》。[56]《盛档·盛宣怀致杨廷栋函》，1914年3月23日。[57]陈旭麓、顾廷龙、汪熙主编：《辛亥革命前后》，上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四章“关于汉冶萍公司”。[58]《盛档·盛宣怀致高木陆郎密电》，1913年7月20日、8月2日。[59]富川康编：《横滨正金银行史》，1976年东京版，第232页；又见《横滨正金银行史资料》第三集第二卷第二回，第63—67页。[60]北京小田切董事致高桥正金银行总经理电，1911年5月4日，《日本外交文书》第44卷第二册，第220、223页。[61]《盛档·郑官应致盛宣怀函》，光绪二十二年八月九日（1896年9月15日）。[62]《盛档·李维格开送曾使述肇、王参议治昌为汉冶萍创办概略》，1914年1月12日。[63]《盛档·汉冶萍公司向美国西雅图西方钢铁公司出售生铁及矿石合同》，1910年3月22日。汉冶萍进入美国市场后，商情踊跃，盛宣怀也信心百倍到处招股，他写信给李伟侯劝购汉冶萍股票说：“试买千股，计五万元，如不涨价可以罚我。”《盛宣怀致李伟侯函》，宣统二年二月二十八日（1910年4月7日）。同样函件也寄往吕海寰、杨俊卿、李经羲等。[64]《盛档·盛宣怀致高木陆郎函》，1913年9月29日。[65]全汉昇前揭书，第153页。[66]《盛档·汉冶萍董事常会纪录》，1912年6月22日。[67]《盛档·陶湘致盛宣怀函》，1915年4月1日。[68]《清史稿》卷四三七列传二二四，中华书局版，第12377页。[69]张之洞：《劝学篇·正权》，光绪戊戌年两湖书院刊本，第23页。[70]《张集·奏稿》卷二八，第8页。[71]《张集·奏稿》卷四三，第10页。[72]《盛档·盛宣怀致张之洞函》，丁未七月二十一日（1907年8月29日）。[73]《盛档·钟天纬致盛宣怀函》，1896年2月12日。[74]《时报》，1913年3月4日。[75]《盛档·孙德全致盛宣怀函》，1913年9月26日。[76]经元善：《居易初集》卷二，第39页。[77]《盛档·户部折》，光绪二十二年五月十六日（1896年6月26日）；又参阅《张集·奏稿》卷二七，第6页。[78]《盛档·盛宣怀致张之洞函》，光绪二十六年七月八日（1900年8月2日）。[79]《盛档·王勋致盛宣怀函》，1915年8月26日。制铁所生铁每吨成本二十三元，汉冶萍为三十元。[80]《盛档·中村男爵关于若松制铁所情况的说明》附件，1913年8月12日。[81]费伟凯：《中国早期的工业化》（A.Feuerwerker：China's Early Industrialization），哈佛大学出版社1958年版，第40页。[82]小村正彬前揭书，第208页。[83]《日本外交文书》第36卷第二册，第1013号至1078号。[84]徐珂：《清稗类钞》第17册，工艺类，1920年第四版，第12页。[85]小村正彬前揭书，第208页。[86]参阅本文表2及小村正彬前揭书，第221—222页。[87]罗斯贝恩等编：《关于巴西经济与政治发展的时论选集》（H.J.Rosenbaum：Contemporary Brazil Issues in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伦敦1972年版，第97页。[88]《泰晤士报》1978年9月25日。[89]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系：《第三世界国家经济与反两霸的斗争》（讲义），第9页。[90]魏格堪斯编：《通货膨胀的威胁》（G.C.Wiegance：The Menace of Inflation），康涅狄克1977年版，第74页。[91]全汉昇前揭书，第194页。[92]费伟凯：《中国十九世纪的工业化——汉冶萍公司》（A.Feuerwerker：China's Nineteenth Century Industrialization：The Case of Hanyehping Coal and Iron Co.Ltd.），载柯文编：《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C.D.Cowan：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of China and Japan），伦敦1964年版，第108页。[93]《日本钢铁工业的现状》（油印稿），第5—8页。

一八六七年同文馆的争议——洋务运动专题研究之一

现在国内史家惯称的洋务运动，在19世纪60年代就出现了不少相当进步的方案。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1861年左右成书）提议科举制度下的考试一半的名额应录取学习西洋技术的人才。李鸿章1864年春致恭亲王奕䜣的信中，虽然没有说科举应录取多少技术人才，但是他主张科举应“专设一科取士”，鼓励“制器之器”的技术，“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则业可成，艺可精，而才亦可集”。同年，他在上海设同文馆，不但教外语，还教数学和科学。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开办船厂，也特别注意兼学西艺，最先设立的就是教西学的“求是堂艺局”。这些都表示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仅注重军事工业，而且也注重科学技术，而外语则是学习科技的工具。后来1872年容闳带领学生赴美留学，也是这个政策的一部分。问题是：为什么洋务运动自19世纪60年代起办到90年代中日战争时止，中国接受西洋科学教育的成绩还是那么薄弱呢？

这问题的答案当然很复杂，但其中牵涉一个互相联系的问题，即当时的政治和思想对于接受西洋科学与技术的障碍。我想这是凡研究洋务运动史的人都要注意到的问题。

1867年，北京同文馆曾经打算增设天文算学馆，当时在北京主持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奕䜣和文祥试图利用“天文”、“算学”这两个在传统学术里还有一点地位的名目来提倡西洋科学技术，希望能奖励愿意学习科技的儒者，借以提高科学技术在教育政策和行政制度中的地位。这可以说是一个极重要的变法方案。但是因为大学士倭仁等的反对，结果这一个重大的改革方案并没有依原议施行。依据史料对这个具体事实进行分析，我想是可以帮助我们了解19世纪接受西洋科学技术的困难所在的。同文馆争议的背景

北京同文馆早在1862年就由总理衙门奏请设立，但是当时设立的目的只是训练中外交涉需用的外语人才而已，并没有计划教西洋科学技术。上面已经说过，1864年李鸿章在上海办同文馆，1867年左宗棠在福州船厂附设学校，事先也都上奏朝廷，说明教习西洋科学技术的必要，得到朝廷的许可。早在左宗棠筹办求是堂艺局时，奕䜣和对他影响最大的满族政治家文祥就已经对扩大同文馆的问题，作过一个非常重要的构想。他这个构想当时可能受两个外籍顾问——丁韪良和赫德的影响。丁韪良是一位曾为总理衙门翻译《万国公法》的教士，曾把一架电报机搬到总理衙门去做实验，请文祥等大臣来看。1866年赫德去英国休假一年，奕䜣和文祥吩咐他在欧洲为同文馆物色数学和物理的教师。但是奕䜣和文祥的目的不仅是在同文馆附设一个新学校，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要慈禧太后和全国文学地位最高的翰林院承认科学技术是一门正当的学问，使一般士大夫尊重科学技术的价值。

1866年12月，奕䜣和文祥关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所上的第一篇奏折只建议鼓励有举人或贡生资格的人（无论已否服官）申请入天文算学馆。1867年1月28日，奕䜣、文祥等又上一篇奏章，则进一步提议鼓励有进士资格的人，尤其是翰林院中地位很高的文人学者申请入学，“今拟推广，凡翰林院庶吉士、编修、检讨，并五品以下由进士出身之京外各官，俾充其选”。这些人在天文算学馆读了三年之后，将会得到“格外优保”的升官机会，“今议此项人员，均准各按[1]升阶，格外优保班次，以示鼓舞而广招徕”。这个建议在19世纪60年代提出，是了不得的大事。如果真能推行，我们可以想象整个清代教育制度和官僚制度都会受到影响。所以我想这个提案和戊戌变法时期关于教育及考试制度和文官制度的变法方案，是可以比拟的。

但是这个提案是不是能够付诸实施呢？这当然要看提案在政治上能不能得到大力支持，而能不能在政治上突破，又与当时统治阶层中某些分子的思想和态度有关系。

我们都知道，慈禧太后是在1861年自热河行宫回京政变成功后，取得了“垂帘听政”的大权。听政之初，她和在政变时帮她忙的奕䜣是合作的。但是当时北京大官中有一批原先受到咸丰皇帝看重的理学家。如咸丰的太傅杜受田（1787—1852）是一个信崇程朱思想的理学名臣。咸丰很尊重杜受田引进的一批和他思想接近的人。把祁嶲藻（1793—1866）擢拔为领班军机大臣，就可能是受杜受田的影响。祁嶲藻在学术方面主张融汇汉宋——一方面尊重宋学的讲究内[2]心修养，一方面又注重汉学的经学考证。19世纪40年代（道光朝的晚年），祁嶲藻已经是军机大臣。他和道光宠信的穆彰阿，当时就常常在政见上不和。咸丰把穆彰阿罢了。祁嶲藻做了几年领班军机大臣。他在1855年退休以前，曾推荐好几个思想和他相近的人做内阁大学士，最重要的有翁心存（1791—1862）、周祖培（1792？—1867）和贾桢（1798—1874），从而构成一个把理学思想抓得很紧的官僚集团。1861年慈禧垂帘听政以后不久，翁心存去世。但是他的儿子翁同龢（1830—1904）于1856年考中状元，入翰林院，很快便高升。周祖培和贾桢做内阁大学士，并无决策之权，但是他们在北京及各省官吏中威望很高。因为他们常常在考试时当主考官，也常常担任翰林院内部考试的监考。许多官吏都算是他们的学生，尊重他们的思想和政见。

慈禧的地位本来就是靠她和同治皇帝的母子关系。她当然特别看重以孝为中心的整套儒家伦理思想。而且在政变后，她也很快地看清了当时官僚的思想和态度，学会了利用思想来控制政治。因此，不久她便任命当时的理学大师蒙族人倭仁（1804—1871）为都察院左都御史，也就是御史的领导官员。第二年（1862），倭仁升任内阁大学士，同时为同治帝的教师。另外一个“德高望重”的理学家李棠阶（1798—1865）本来已经退休住在河南，现在被慈禧叫来代替倭仁领导都察院，又受命为军机大臣。李棠阶并不是玩弄权术的人物，他的确对程朱的修身思想身体力行。慈禧要他做军机大臣，主要是用他作为一个象征，表示朝廷倾向正统的程朱思想。

到了1865年，慈禧统治下的两个派别已经形成。1865年4月，慈禧亲自拟了一个文句不通、别字连篇的手谕，叫周祖培、倭仁等内阁大学士替她修改，由内阁宣布，责备奕䜣贪污和侮慢皇帝，把他所有职务都撤去。当时宗室亲王中还有人替奕䜣说话，慈禧于发上谕后十天又恢复奕䜣军机大臣和总理各国事务大臣的职位。但是1861年政变后慈禧为奕䜣设的“议政王”尊职，则取消了，实际上削弱了奕䜣[3]的地位。慈禧虽然一时还不能不用奕䜣处理政务，尤其是镇压捻军的军务和有关西洋各国交涉的事务，但是经过这一次罢黜，奕䜣的气焰就大不如前。接着在1865年冬天，慈禧任命一个既懂得搞政治同时又是理学家的李鸿藻（1820—1899）做领班军机大臣，而且还任命他做同治帝的主要教师，由翁同龢和徐桐做他的助教。从此李鸿藻便成为慈禧朝廷中卫道派的领袖，而他的朋友倭仁便是这一派的理论权威。1867年同文馆争议起时，李鸿藻虽然丁忧告假，但是仍住北[4]京，常常接近翁同稣等人，商量对付奕䜣的策略。倭仁与同文馆新计划的挫折

总理衙门1866年12月和1867年1月关于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馆的奏折获得慈禧的批准。李鸿藻这一派人一时按兵不动，不立即提出抗议。但是3月初，有一个叫做张盛藻的御史上奏争论，认为中国要“自强”，并不一定要靠船炮等技术，提倡“机巧”只会使士大夫失去[5]气节，“与士习人心大有关系”。依他看来，技术和道德是不能相容的。慈禧接到这一篇奏章后，表面上还是替奕䜣辩护，在谕旨上说，[6]“天文算学为儒者所当知，不得目为机巧。”到了3月中，有不少士大夫到总理衙门去投考同文馆的天文算学馆。奕䜣和文祥的计划好像很有希望。但是3月20日慈禧收到了内阁大学士倭仁的奏折。倭仁以他理学大师的地位，大声疾呼：“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在倭仁的眼光里，科学与技术简直就是异端的“术数”。他说：“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7]并且进一步攻击学习技术而“奉夷人为师”，是卑鄙之至。这篇奏折慈禧把它公布了，而奕䜣、文祥毕竟不是理论家，答辩的时候，只能采取现在所谓“实用主义”的论调。那时候还没有“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套比较有说服力的理论（冯桂芬的《校邠庐抗议》中虽然有近似的说法，但是讲得不够鲜明，不是完整的理论）。奕䜣和文祥根据他们在英法联军期间亲历的经验说：“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既不足以办外交，“折冲樽俎”，更谈不到御外侮，“制敌之命”。他们引用了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沈葆桢这些人在建议创办军事工业和科技学校时所说的话进行反驳说：“该督抚等所论，语多激切，岂故好为辩争，良由躬亲阅历，艰苦备尝，是以切实不浮，[8]言皆有物。”曾、李、左、沈这些人难道都背叛儒家的忠信礼义吗？

也许因为奕䜣当时的威望还很高，一时赞助倭仁的奏章好像仅有[9]一两篇上到皇宫，由慈禧决定公布。但是举足轻重的倭仁另一篇奏折，力言“奉夷为师”的结果，一定是“未收实效，先失人心”，对[10]国家危险更大。慈禧把倭仁这一篇奏折（可能连同奕䜣，文祥第一次的答辩）也公布了。倭仁这两篇奏折在北京士大夫中起了极大的作用。曾经报考同文馆天文算学馆的人都顾虑会被同僚和同乡耻笑，而不预备去考试了。北京士大夫中有人组织非正式的团体，誓言不受同文馆“格外优保”的诱惑，还有人在门口贴对联讽刺同文馆要“孔门弟子”向“鬼谷先生”学习。到了4月末，奕䜣、文祥已经知道进士、翰林甚至举人都不会来投考北京同文馆，只好放弃这个希望，承认失败。他们向慈禧上一个奏折说：“当御史张盛藻条奏此事，明奉谕旨之后，臣衙门投考者尚不乏人；自倭仁倡议以来，京师各省士大夫聚党私议，约法阻拦，甚且以无稽谣言煽惑人心，臣衙门遂无复有投考者。”他们只好请慈禧准许仅就现有报考的人，依原来计划，举行一[11]次考试。

这一次争议的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尽管举行了入学考试，并且有满汉七十二人应考，但多是年老失业的人。据当时一个外国人的观察，他们是一些“衰颓无能的人，为着总理衙门对同文馆学生发给的[12]优饩而不顾他们的名誉”。这七十二人中有三十人总算考上了，但最后毕业的只有五个人。同文馆后来虽然也出了一些好学生，但他们多系总理衙门奏请由上海同文馆调来的，其中不少是上海一带商人和低级士绅的子弟。我们应注意奕䜣、文祥并不因倭仁所说的“奉夷为师”而不用外国专家。1868年，赫德从欧洲请来的两位教员到了北京。原来在北京的传教士丁韪良升任为总教习。他计划一个八年的学制，除必修外语外，还教授数学、物理、化学等科目；到1872年又加上生理学和人体解剖学。但是同文馆科学方面的教学，因为学生素质太低，慈禧的态度又冷淡，发展毕竟是有限的。同文馆培养出来比较好的学生，后来多半在总理衙门和清政府1877年以后在外国设置[13]的使领馆工作。直到戊戌变法时期，清政府才真正考虑关于教育制度和文官制度的改革。思想与政治——一个分析

我们在分析上述具体事实时，首先要指出思想态度在当时的确是一个力量。倭仁的论调当然也反映了当时北京许多官僚的利益，更重要的是它也代表了儒家思想的一个主流。当时翁同龢的朋友中，就有人在谈话中表示轮船算学是可以学的，但是气节廉耻毕竟更为重要[14]。这一种理论是有很深厚的背景的。倭仁反对“奉夷为师”，怕士大夫的忠君观念可能因此动摇。同时倭仁又是一向凭借程朱思想反对法家思想的。他的文集里就有文章赞扬朱熹对法家的批评，认为管仲、[15]商鞅重武轻文的政策并不能真正有助国家富强。在他关于同文馆的第二篇奏折中，也承认如果能做到中国士大夫不至为夷人所用，算学也不是完全不可学；但是如果是在求利禄和有损“志行”的情形下学[16]算学，那就会有失人心的危险，不如不学之为愈了。但是奕䜣和文祥建议用利禄的动机来鼓励进士翰林学西洋科学，的确关系到中国政治传统的一个难题。倭仁在他关于同文馆的第二篇奏折里说：“夫利[17]之所在，众所必趋，既有薪水，又得优保，人亦何乐而不从？”倭仁是讲“义利之辨”的，反对用高官厚禄来引诱进士翰林学习西洋科学，因为他认为这种人可以说是无“志行”，不是“礼义之士”。其实儒家素来就不能不讲利禄。整个考试制度，从一方面说来，就是用利禄来笼络和控制知识分子的。怎样才能又用利禄鼓励人，而又维持士大夫的道德呢？这的确是儒家传统的一个两难问题。

至于奕䜣和文祥，他们代表的可以说是晚清经世思想。儒家传统中一向有这种讲求实用的精神。鸦片战争以前，在学术上更有经世学派的兴起。魏源在1829年代贺长龄拟的《皇朝经世文编》叙文中，就说“善言心者必有验于事”、“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等话，强调[18]理论要用实践来检验。魏源等人又主张在“王道”的范围内谈富强，[19]而且主张要调融公私，“化私为官”。可惜这一派的思想，到了19世纪60年代还没有在儒家的哲学和经学方面，发展成一套完整的、有说服力的理论（这个问题很复杂，让我另文讨论）。奕䜣和文祥虽然好像并没有研究魏源的思想，但是也主张“学期适用，事贵因时”。他们基本上是就事论事。他们说：“夫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英法联军打到北京，迫签条约，这是中国的大耻。若要报仇雪耻，空言是无用的，最切实的方策就是学习西洋科学技术，他们认为，当时中国的工匠很难于学西洋科学，必须由儒者来领导：“匠人习其事，[20]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奕䜣和文祥不是理论家，并没有把科学的“理”和理学的“理”沟通。至于“义利之辨”的问题，他们也就只好不提了。

这里当然有一个关键的政治问题，就是慈禧太后的态度。很明显，慈禧并没有给奕䜣和文祥充分的支持。慈禧也装着并不完全依顺倭仁的意思。例如，倭仁第一篇奏章中曾说，要学算学，“天下之大，不患无才”，何必要请西洋人来教？慈禧就给倭仁一点难堪，在谕旨中叫他另办一个算学馆，专请中国数学家来教，同时任命倭仁为总理衙[21]门大臣之一。倭仁无法交卷，也不愿参加总理衙门的工作，就只好装病告假。其实当时慈禧对倭仁也有所不满。因为1867年3月12日，倭仁和两个帮助教同治读书的学者，徐桐（1819—1900）和翁同龢，联名上一篇奏折，劝两宫太后不要带同治常去各亲王府上看京戏[22]。慈禧看了这奏章，当然不高兴。但是她并不因此就赞成奕䜣的整个建议。关于天文算学馆，她最后决定“就现在投考人员，认真考试，[23]送馆攻习”。至于鼓励进士翰林报考，上谕就一字不提了。这也就是说：尽管慈禧表面上驳了倭仁几句话，给他一点难堪，她基本上还是支持倭仁，反对奕䜣的。

我们不要忘记，慈禧本人的利益和儒家正统教条是一致的。她必须维持忠孝等伦理思想，对于讲礼教讲得最有力的程朱学派，她是要尊重的。但是，奕䜣、文祥、曾国藩、李鸿章这些人又何尝攻击忠孝和礼教呢？曾国藩不也讲程朱思想，提倡“礼学”吗？慈禧为什么不采取比较接近实用主义的儒家经世理论呢？我想除了因为当时经世思想在理论上还不够鲜明，还不足与正统宋学抗衡外，更重要的是慈禧的政治动机——这也就牵涉到政治史和思想史联系之处了。慈禧对于奕䜣之受倭仁攻击是不会不高兴的。她当时的愿望就是要削弱奕䜣的威望和权力。1868年9月她在一篇谕旨里说：倭仁和奕䜣两个人是当时责任最重的臣子——一个是皇帝的义理导师，另一个是领班的[24]军机大臣。慈禧把倭仁的名字列于奕䜣之上，这是有政治意义的。

同文馆争议过了三年就发生“天津教案”。李鸿藻这一派的道学思想便应用到外交政策上去。此后慈禧鼓励“清议”攻击洋务派比较缓和的外交政策，到了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慈禧利用清流党攻击奕䜣，取得了完全胜利，免除了奕䜣在军机处和总理衙门的职务。中法战争后，慈禧统治下的派别政治又换了一种形式，倭仁早就死了，连李鸿藻也可以不必用了。这是后来的事。但是我们要研究同治朝和光绪朝初期洋务运动受阻碍的原因，我想我们可以从1867年同文馆争议中找到一个典型的例子，作为解释历史的根据。原载1982年第5期[1]《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1961年版，第26—27页。同年2月25日，总理衙门奏请《瀛寰志略》作者徐继畲为总管同文馆事务大臣，后亦未果。[2]参看徐世昌辑：《清儒学案》卷一〇七，1938年版，第19页。[3]参看吴相湘：《晚清宫廷实纪》，1961年版，第102—111页，及插图十。[4]参看李宗侗、刘凤翰：《李鸿藻先生年谱》上册，1969年版，第154—160页。[5]《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8—30页。[6]《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8—30页。[7]同上书，第30—31页。[8]同上书，第32—33页。[9]1867年5月1日通政使于凌辰上折反对同文馆增设天文算学科目，认为这个新设施“其果能得力与否尚不可知，而先令风臣子别户分门”；“争端启则朋党必成”。后来6月23日又有直隶州知州杨廷熙上折请撤销同文馆，“以杜乱萌而端教，弥天变而顺人心”。《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9—40、43—50页。[10]《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4—35页。[11]《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6页，参看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一册，1970年排印本，第370、372、377页。[12]转引自毕乃德（Knight Biggerstaff），《中国最早的现代化官立学校》（The Earliest Modern Government Schools in China），1961年版，第119页，注47。[13]参看上引毕乃德书，同文馆章。[14]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第一册，1970年排印本，第370、372、377页。[15]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卷首下，1894年版，第22—23页。[16]《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4页。[17]同上。[18]贺长龄编：《皇朝经世文编》，1873年版，“叙”；亦见《魏源集》上册，1979年版，第156页。[19]《魏源集》上册，第166—168页；下册，第431页。[20]《洋务运动》第二册，第25页。[21]同上书，第37—39页。[22]《翁文恭公日记》第一册，1970年排印本，第369页。[23]《洋务运动》第二册，第37页。[24]《清大历朝实录》，1937年版，同治朝，卷二三八，第17页。这篇上谕通发京外各官，更见其政治意义之大。

罗斯福与珍珠港事件

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中，迎来珍珠港事件的四十周年。四十年的岁月，并没有磨灭人们对它的记忆。这一个在世界现代历史中占有重要地位的事件，不仅当时富有戏剧性，而且给后世留下一个有争论的历史研究课题。

罗斯福担任总统时期，特别是珍珠港事件前一年多的美日关系，呈现出十分复杂的局面，对这种关系中的若干现象，出现了十分不同或者截然相反的认识。一种意见认为，由于美国对日本长期以来执行绥靖政策，纵容了日本的侵略，因此鼓励了日本的军国主义冒险，引出了珍珠港之变；一种意见则认为罗斯福对日本步步相逼，经济压力、武力威胁、援助中国，三管齐下，使日本不得不背水一战，珍珠港之变是罗斯福逼出来的。还有人甚至认为罗斯福有意识逼日本放第一枪，他则后发制人，从而战胜孤立主义的阻挠，把美国投入世界大战中。这种论点的代表人物中有美国大名鼎鼎的查尔斯·比尔德教授和另一[1]个具有强烈反华反共观点的查尔斯·坦西尔教授。这些不同的认识，实际上涉及这样几个问题：

在复杂的美日关系中，基本方面和起主导作用的因素是什么？在两国的相互关系中是怎样反映出来的？

罗斯福的对日政策中，有没有绥靖的成分？如果有，有哪些表现？如果没有，如何解释珍珠港事件前日美关系中的若干现象？

以“珍珠港”为序幕的太平洋战争与罗斯福的对日政策是什么样的关系？

本文拟就以上问题作粗略的探讨。历史的回顾

珍珠港事件是自1853年开始的美日关系演变的不幸结局。如果说在1898年以前，太平洋这片广阔的角逐场上，还看不太清楚美国的身影的话，从美西战争后，美国在太平洋上投射出越来越巨大的身影，它同1895年打败了中国而变得野心勃勃的日本，相互死死盯着对方，摩拳擦掌。到了1905年日俄战争后，双方都开始把对方当作假想敌，着手为有朝一日的摊牌作准备。但是，这场酝酿已久的美日太平洋大战的帷幕，由日本一方以直捣龙潭的方式揭开，则是大出世人（包括美国人和绝大多数日本人）意外的。

美国人斥责日本对珍珠港是偷袭，是不宣而战，是谋杀；日本人说不是偷袭，是奇袭，是“合法自卫”，被处绞刑的甲级战犯、太平洋战争时期的日本首相东条英机就是这样说的。1946年，东条在东京巢鸭监狱接受预审时，美国审判官问他：“日本袭击珍珠港是在致送宣战照会之前，这不是战争，而是谋杀，你同意不同意？”东条回答：“不，我不同意，我认为这是在面临挑战时的合法自卫。”至于宣战照会没有在炸弹落下前送达美方，东条说这是日本人犯的“一个[2]诚实的错误”。东条的谬论，同美国的比尔德、坦西尔等罗斯福远东政策的反对派所持论点，至少在最根本的一点上是一致的：罗斯福是挑战者，日本则变成了自卫者。这是对历史的歪曲。

罗斯福担任总统期间的美日关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情况。他在第一个任期（1933年3月—1937年3月）中，主要注意力放在内政上。他首先要解决经济危机及其严重后果——一千万失业大军。在大西洋彼岸，几乎与他本人进入白宫的同时，希特勒当上了德国总理；在太平洋这边，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铁蹄从中国东北踏进了吴淞口。尽管国际风云险恶，但是，国会内外孤立派势力的束缚，使他难以采取主动行动来对国际局势施加影响。在对欧政策方面，他只能用“我憎恨战争”的表态来满足孤立派的愿望和赢得一般老百姓的喝彩；又用“警惕地注视”这种模糊不清的宣言来抚慰自由派。在远东方面，除了“不承认”原则外，没有拿出一点罗斯福自己的东西来。赫尔在1948年回忆罗斯福第一个任期中的情况时说：“那时在与孤立[3]主义浪潮进行的斗争中，没有成功的希望，也不可能有所得。”

1937年7月，罗斯福第二次总统任期开始不久，日本发动对中国的全面进攻，目的在于独占中国。这是它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对“门户开放”政策的再次挑战。这时，“新政”已经收到一些成效，罗斯福的注意力开始更多地转到外交事务上，对日政策也开始增添他本人的色彩：想给一匹野马套上缰绳。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他担任海军助理部长时，就认为与日本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日本于1931年对我国东北发动侵略后，罗斯福以更加警惕的心情注视着日本对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他在1933年就任总统后，在第二次内阁会议上，[4]又谈到了美日发生战争的可能性。

1937年10月5日，罗斯福在进行横贯全国的巡视途中，选择当时美国孤立主义情绪最强烈的芝加哥，发表了一个著名的“防疫”演说。这次演说是赫尔建议的，要他宣传一下国际合作的好处，演说稿也是由国务院的专家起草的。可是，罗斯福在演说的时候，增加了一些连赫尔事先也不知道的段落：“世界上百分之九十的人的和平、自由和安全，受到了其余百分之十的人们的危害，他们正在威胁着要打碎国际秩序和法律。愿意生活在法律之下以及根据若干世纪以来用普遍所接受的道德标准来生活的那百分之九十的人们，一定能而且必须找到使他们的愿望得到实现的途径……”他不指名地谴责日本最近的侵略行动，他说：“世界上无法无天的瘟疫正在蔓延，看来这是不幸的事实。每当一场侵害人身健康的瘟疫初起时，社会上都会赞同并实行隔离病人，以资保护本区居民的健康，防止病疫蔓延。”罗斯福警告说，如果侵略得逞，“谁也不要想象美国会幸免，会受到怜悯，我[5]们这个西半球会不受到攻击”。罗斯福的这一番话，表明美国赞成以集体行动对付侵略者，并暗示美国卷入战争的可能性。但这只是一种试探，摸摸舆论的脉搏，看看选民的脸色。讲话一出，在国际和国内都引起很大反响。日本政府宣布拒绝参加讨论中日两国关系问题的任何国际会议。国内，孤立派和出口商大为恼火。《华尔街日报》直截了当地警告罗斯福：“总统，停止煽动战争！”《商业周刊》认为罗斯福是在“煽起日本人进行军事报复。……防疫意味着战争”。劳联作出决议：“美国工人拒绝卷入欧洲战争或亚洲战争中去。”马文、霍华德这些有影响的新闻界人物提醒罗斯福，美国对中国的一年贸易[6]额，还抵不上美国与日本打一个星期仗的战争费用。孤立派众议员[7]费什和廷克汉姆威胁要对罗斯福提出弹劾。和平主义者发起了一个征集二千五百万人签名的“使美国置身战争之外”的运动。罗斯福对他所受到的攻击的猛烈程度和广泛性感到吃惊。他意识到，步子走快了。后来他对他的密友罗森曼法官谈起这次演说时说：“你一心想带[8]领人们前进，可是掉头一看，没有一个人跟着，这真可怕。”如果认为罗斯福在这次不利的反应之后就束手无策，无所作为，那就失去分析此后日美关系发展的一条主要线索。罗斯福是一个善于见风使舵、迂迴前进的掌舵人。他察觉现在风向不利，暂时收下了帆，但是仍然在原来的航线上缓缓前进。

罗斯福的内阁成员中，对待日本咄咄逼人的扩张行动所持的态度很不一致。大体上说来，可以分成两派：一是所谓“强硬派”，包括内政部长伊克斯、农业部长华莱士（1941—1944年任罗斯福的副总统）、财政部长摩根索，以及在1940年6月被罗斯福延揽入阁的陆军部长史汀生和海军部长诺克斯，还有罗斯福的亲密对外政策顾问霍浦金斯也可以归入这一派；另一派是所谓“安抚派”（或称慎重派），在民主党内颇有势力的邮政总长法莱、驻日大使格鲁、副国务卿威尔斯和国务院内一些专业外交人员，都属于这一派。陆军参谋总长马歇尔、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海军上将、海军作战计划处处长特纳海军上将、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理查森海军上将等，是安抚派的有力支持者。但是这些人主张对日安抚的出发点又不一样。军方的首脑们是因为要避免马上同日本摊牌，因此不同意刺激日本。至于格鲁，则是安抚派的中心人物，从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一开始，他发给华盛顿的报告，几乎都是为日本开脱罪责的。1937年7月16日给国务院的电报，[9]竟说日本自华北增派军队是因为中国政府调军队到华北之故。日本军队已在进行侵华全面战争，格鲁却报告说日本政府和军方都不想[10]“摊牌”。1939年，格鲁在给国务院的报告中还说“日本决不是一个极权国家”。日本的南进意图已经十分明显以后，格鲁仍幻想日本统治集团内部出现“温和派”压倒军方的局面。根据格鲁的看法，日本天皇、近卫首相、内阁多数成员、平沼骐一郎伯爵和大多数海军人[11]员都不主张对美开战，因此他一再建议罗斯福不要采取可能被“极端派”利用的任何行动。格鲁的这一看法，对赫尔有不小影响。在1940年夏日本决定对印度支那采取行动后，格鲁的态度有些变化。他主张停止对日本的“节制和忍耐”政策，但实际上，直到珍珠港事件前夕，他也没有丢掉幻想，东条上台后，格鲁认为他是一个“保守派”，而且会对“极端派”起抑制作用。

至于处理美日关系的关键人物赫尔，实际上是接近于“安抚派”的。他也想尽量延缓摊牌时刻的到来，也幻想争取日本统治集团中的“温和”势力箝制军方（这里要说明，美国政界和舆论界人士把日本不赞成对美作战的人叫做“温和”势力，至于他们对待中国的态度，则不是衡量“温和”与否的标准）。罗斯福则有时支持安抚派，有时支持强硬派，因时、因事而异。不过罗斯福在对日外交方面，给了赫尔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在对欧政策方面，赫尔对罗斯福的影响远不如霍浦金斯），赫尔本人对日本的态度，当然会反映到美日关系中来。但是，在关键时刻，总是由罗斯福作出决定，而这种决定有时是与赫尔的想法并不一致的。

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后，罗斯福曾经考虑对日本实行禁运。禁运几乎是罗斯福手中唯一可玩的牌，但是这张牌还打不出来。芝加哥“防疫”演说引起的反应，显示美国公众舆论对罗斯福的建议暂时还不能接受。赫尔和海军的许多高级将领也反对对日本实行禁运。在这种气氛下，罗斯福只得采取“见机行事，灵活反应”的办法。1938年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行动十分猖獗的一年。5月陷徐州，6月占开封，10月攫汉口，11月宣布建立所谓“东亚新秩序”。根据日本外相有田的说明，建立“新秩序”就是不承认“门户开放，机会均等”的“旧秩序”；陆军大臣板垣宣称，日本为建立“新秩序”，不惜与第三国一战。面对这种形势，罗斯福作出了有针对性的反应：5月17日，国会根据他的要求通过了十年建造军舰一百一十五万吨的庞大的海军扩建法（文森法）；6月30日英、美、法三国海军订立相互使用港口协调行动的协定；使日本更加恼火的是美国在1939年7月26日宣布1911年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在1940年1月26日到期后不再续约。尽管如此，这一行动仍不过是罗斯福根据日本的行动作出的有限反应，因为不再续订商约，不等于中断两国间的贸易关系。这一行动的政治意义大于经济意义，它向日本表达了一个并不十分明确的信号：美国对日本的行动不会不作反应。但反应到什么程度，根据赫尔的信条，对自己的对手，不能亮底，要让他去猜，让对手猜，这是最[12]好的策略。美日商约废止后，美国一方面拒订新约，一方面仍继续进行两国间的规模缩小了的贸易。因为美国企业界并不是都支持罗斯福这一政策的。美国《幸福》杂志在1940年7月就日美贸易问题，向全国企业界人士作了一次征询意见的调查，在接受调查的一万五千名企业界人士中，包括最大公司的总裁、七百五十家最大公司的董事和经理。询问他们，美国对日本应该：

1.绥靖他们。如果是这样，那就与日本订立一个新贸易协定，承认他们宣称的“势力范围”；

2.强硬对付他们。如果是这样，那就对日本禁运，以武力进行含义深刻的威胁；

3.听其自然发展。

结果，主张绥靖的占40.1%，主张“听其自然发展”的占35%，主张强硬对付的占19.1%，其中主张以武力相威胁又只占29%。被询[13]问的人中，绝大多数主张同日本继续做生意。

希特勒初期的胜利，使日本不禁蠢蠢欲动。1940年4月15日，在希特勒侵入北欧并即将对荷兰下手之际，日本外相有田发表声明，为进攻荷属东印度制造舆论，美国迅速作出反应，赫尔在4月17日奉罗斯福指示公开声明：对荷属东印度内部事务的干涉和改变其现状，都将损害整个太平洋地区的稳定、和平和安全。美日两国为了在荷印问题上取得一个临时解决办法，在1940年6月初开始，在东京举行了为期数周的有田—格鲁会谈。在会谈中，日方提出了希望达成协议的三个问题：一、鉴于两国无商约情况，美国可否采取作为权宜之计的临时措施？二、美国有无可能停止援助蒋介石，与日本合作“重建中国”？三、美国可否承认“东亚新的状况”，美日两国在太平洋各自[14]保持它的势力范围？赫尔表示：这些不能作为任何协议的基础，同意它们，就是承认日本“在世界东半部的霸权”。可是赫尔又不愿中断会谈。美国提出一个反建议，没有表示对日方建议的看法，而提出由美日双方互换照会保证维持欧洲各交战国在太平洋属领的现状。日本当然不会同意美国的建议，有田在6月29日发表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的声明，干脆把英、荷、法在太平洋的属领，甚至菲律宾和澳大利亚、新西兰都纳入“共荣圈”内了。

正当美日双方为荷印前途进行斟盘的时候，罗斯福采取了一次令人注目的“威慑行动”。美国太平洋舰队在1940年春集结在夏威夷，这是针对日本摆出的一种姿态。舰队司令理查森本来奉命在5月9日率领舰队回美国西海岸进行训练。可是在发生荷印危机的情况下，罗斯福命令舰队继续留在夏威夷。理查森向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写信要求回西海岸。斯塔克在5月27日对理查森作了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答复：“你留在那里可以对日本攻击起威慑作用。日本会攻打荷印吗？如果它打，我们怎么办？我们的回答是：我不知道，而且没有人能够回答你。……要记住，只要日本人摸不清楚我们的意图，他们就会感[15]到犹豫，有所忌惮。这些想法是非常秘密的。”其实，斯塔克也不懂得罗斯福有什么锦囊妙计，就直接要求罗斯福对他面授机宜，罗斯福回答得很坦率：“当我不知道该怎样动作时，我就留在原地不动。”[16]美国军方对罗斯福的这种姿态表示疑虑，理查森海军上将认为用军舰示威来为外交服务是“幼稚的”行动，因为他的舰队未作任何准备，而且缺乏训练。罗斯福在说明他不把军舰调回的理由时，着重在心理因素，他说：“如果我能够很好地说清楚，使美国人民和日本政府都相信我们把军舰调回西海岸而不表示我们往后退的话，我才能相[17]信让军舰留在西海岸是必要的。”罗斯福认为把军舰留在珍珠港，对日本未必是一个有效的威慑手段，可是此时此际把军舰撤回国，肯定会使国内外都认为美国害怕了。

罗斯福采取的另一个颇能说明他的政治魄力的措施，就是延揽两个著名的共和党人史汀生和诺克斯入阁，分别担任重要的陆军部长和海军部长职位（那时还没有国防部）。难道说，民主党内连两个部长人选也找不出？当然不是，这是做给日本人和国内孤立派看的。这两个人是以主张对日本持强硬立场著称。所谓强硬，也不是硬到主张马上动干戈。而是主张对日本施加更大的经济压力（如全面禁运），更积极的军事准备（如加速海军扩建），更多一点的援华，以显示美国决不退出日本想要独占的那一部分太平洋。罗斯福这一决定，加强了他的内阁中“强硬派”的力量。这不是一件通常的人事任命，它在以后的美日关系的发展上将产生重要的影响。

罗斯福采取的警告性的零敲碎打的禁运和有限的军力示威等等措施，当然不会使日本止步。它在1940年7月迫使英国关闭滇缅公路三个月，8月迫使法国同意日本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北部，9月27日，德、意、日三国公约在柏林签字。对于日本的前两个行动，罗斯福以禁止航空汽油及废钢铁运往日本作出反应，并给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一笔贷款。对于三国公约在柏林签字一举，美国把它作为一个全局性问题来对待，因为公约第三条是针对美国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公开警告美国不得卷入欧洲和亚洲的战争。10月4日，罗斯福在内阁会议上非常严重地谈到了德、意、日三国公约签订后美国面临的局势，会议决定——据史汀生当天的日记记载——美国“要做点实际的事，让[18]日本明白我们是认真的，我们一点也不怕它”。内阁中的强硬派提出了对日全面禁运的主张，史汀生回忆说：“1919年秋，威尔逊总统发怒，禁止对日本出口棉花，也抵制它的生丝，结果，日本在两个月内就屈服了，从西伯利亚撤出了它的全部军队，就像挨了鞭子的小狗[19]似的。”史汀生拿1919年的日本来与1940年的日本相类比，当然是不当的，但确是反应了当时美国一部分人认为日本会屈服于美国经济压力的天真看法。海军部长诺克斯比史汀生还激烈，他在10月5日在华盛顿发表演说时大声疾呼：“三国公约是直接针对美国的，美国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他引用美国独立战争时著名的民军领导人约翰·派克上尉在列克星敦针对英国殖民者讲的一句名言：“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他们硬要战争，让它就在这里开始吧！”（“Don't fire unless fired uPon, but if they mean to have a war, let it [20]begin here.”）可是军方领袖反对对日本采取激怒措施。马歇尔和斯塔克认为，最近将来与日本开战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美国没有在太平洋方面做好准备，而且对希特勒的战争和支持英国比对付日本更重要。美国军方的意见实际上更接近罗斯福的意见。在为谋求第三次连任总统的关键时刻，他不会支持史汀生、诺克斯等的主张。1940年10月30日他在波士顿的演说中，向全国选民中的父母保证：“你们的孩子们不会送到外国去打仗。”尽管罗斯福明白这不过是竞选语言，但是他懂得选民的情绪。1940年如果罗斯福提出美国不惜以武力来制裁侵略者的口号，他就未必能打破美国历史传统三次连任总统。但是，罗斯福必须保持箭在弦上引而不发的姿态，一方面有利于争取外交上的主动，另一方面有利于动员国内舆论。罗斯福与赫尔多次商量后，对德、意、日轴心做出以下的反应：第一，宣布增加陆军兵员；第二，增加军用飞机生产；第三，成立军用物质生产专门机构；第四，为了避免国会阻挠，决定更充分使用非常时期总统权力。1940年11月30日，罗斯福宣布一笔一亿美元的援华款项，并立即给中国政府五十架新式驱逐机；与此同时，增派一批军舰和飞机到菲律宾加强力量，根据赫尔的解释，增援菲律宾是要“让无法无天的政府费点心思去猜测”，“猜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我们会战斗。当日本继续不断进行猜测的时候，我们也可以继续不断进行应该进行的[21]各项准备”。罗斯福这些反应，看起来比以前进了一步，但实际上是唱“空城计”。1940年12月他向格鲁解释他的进退两难的处境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如此广泛而又相互牵扯，哪怕只是提一提这些问题，也必须想到五大洲七大洋。”他承认，美国处于守势，它缺乏可以应用的力量，不能制定坚强而立即作出反应的政策，只能根据环境[22]允许的条件行事。简而言之，就是力不从心。

唱“空城计”的不只是美国，陷入对华侵略战争的日本也在唱“空城计”。在欧战爆发后，日本虽然想利用这一局势，但是它“北进”之门由于1938年和1939年两次对苏联的试探性进攻都遭到沉重打击，因而不敢再贸然去敲打；“南进”这条路，也不平坦。日本宫内大臣木户1940年8月10日的日记表明，日本海军反对当时对荷属东印度使用武力，因为日本海军还没有做好在海上同时对付英美海军的[23]准备。因此，两方都要争取时间做准备。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1941年的美日秘密谈判。摊牌之前

1941年太平洋上更加云谲波诡。

1月23日，日本所谓知美派人物野村吉三郎启程赴美担任新的驻美大使，他笑容满面地对美国记者们说，“日本和美国没有任何理由打仗”。

1月27日，赫尔接到驻日大使格鲁的密电，说秘鲁驻日大使舒里巴从多种来源获悉：“日本与美国之间一旦发生‘事端’，日本军方准备对珍珠港进行大规模突然袭击，而且日本将使用一切军事手段来发[24]动这种袭击。”第二天，国务院向陆军部和海军部通报了格鲁的电报。这正是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五十六作出奔袭三千海里直捣珍珠港的作战计划的时候。

与此同时，日本少壮派军人领袖、受到东条信任的陆军省军务课课长岩畔豪雄大佐和近卫的密友、有“外务省编制外大臣”之称的合作银行总裁井川忠雄等出现在华盛顿。

更不寻常的是，1月23日，赫尔把两名与日本政界有密切关系的美国神父（纽约玛利诺教堂主教詹姆斯·沃尔什，神父詹姆斯·德劳特）带进白宫，同罗斯福进行了两小时的谈话，谈的不是传教问题，而是敏感的政治问题。

原来，岩畔豪雄等人同两名美国神父在同时进行一项特殊使命：为美日秘密谈判穿针引线。这两个在日本“传教”的美国人对赫尔和罗斯福说，日本“温和派”有意“改变与欧洲轴心国的政治关系和对中国的态度”，“承认在中国的‘门户开放’”，“假如日本能够与美国取得一个保证日本安全的协定，‘温和派’就会取得对军方的优势”。他们的活动，被赫尔认为是与日本建立接触的一条可以利用的[25]渠道，他说，“不能忽视在太平洋避免发生战争的任何机会”。

两个美国神父和岩畔豪雄等人用了两个多月时间，在华盛顿写出了从形式到内容都很奇怪的文件来，正式名称叫做《1941年4月9日通过私人媒介和日本个人向美国国务院提出的建议》（又简称为《日美谅解方案》）。主要内容是：日本在西南太平洋不使用武力改变现状；只有在德国受到侵略攻击时，日本才履行三国公约的义务；由美国出面敦促蒋介石政府与日本谈判，如蒋介石政府拒绝，美国即停止援蒋；美日共同宣告“亚洲门罗主义”，不允许第三国改变东亚现状；美国同意恢复与日本的正常贸易，协助日本从西南太平洋获得战略物资；承认经济领域的“门户开放”，美国从经济上援助日本；建议罗斯福与近卫在檀香山会谈。这个方案得到日本新任驻美大使野村的完全赞同，并由他作为非官方文件交给了赫尔。对于这样一个来源不清、措辞含混、用心险恶的文件（美国史学家费思称之为“出生在私人小医院双亲不明的婴儿”），罗斯福的反应是：“他们（日本）恨我们。他们靠拢我，从牙齿缝里发出嘶声说：‘总统先生，我们是你们的朋友，日本无所求，只希望与美国友好。’然后，他们又从牙缝里发出嘶声。我们知道他们正准备揍我们。啊，他们恨我们，迟早他们会对[26]我们动手。”赫尔虽然同意罗斯福的看法，但是他认为具体条款中，有的可以同意，有的需要修改和取消，并且在罗斯福的同意下，提出“四原则”对案：（1）尊重相互和一切国家领土完整和主权；（2）支持不干涉他国内政原则；（3）支持平等原则，包括商业机会均等；（4）太平洋现状不得受到干扰，除非现状的改变是出自和平手段。

5月12日，日本政府根据“4月9日方案”，提出了正式建议，这个建议是经过力主“南进”的亲轴心的外相松冈修改过的，删去原方案中“不诉诸武力”南进的条款，表达了日本恪守德意日三国公约的决心，关于中国问题，日本坚持在中国的驻军权。赫尔在5月16日与野村的会谈中提出了对案。其中关于中国问题，赫尔的方案提出：如果日美双方达成协议，美国将建议中日双方进行和平谈判，根据双方同意的日程撤出日本军队，双方采取平行行动，反对“外部颠覆活动”，“满洲问题通过友好谈判处理”；日本则在美国对德国采取防卫和自卫措施的情况下，不承担三国公约规定的义务。5月20日，赫尔—野村会谈时，对双方的方案进行了具体讨论。“4月9日方案”的起草人之一的岩畔豪雄大佐以日本驻美大使馆助理武官身份代表日本军方参加谈判。岩畔十分明确地对赫尔说：日本从中国撤军，是指在若干年内（具体年数，岩畔没有说，但他得到的指示是二十五年），从华中和华南撤军，而不包括内蒙和中国本部的边远省份，以及远至青岛的交通沿线。也就是说，日本军队继续占领河北、山西、陕西、察[27]哈尔和绥远，共四十万平方英里、八千万人口的广大地区。赫尔拒绝接受这样的“撤军”方案。

美国与日本进行这种极为秘密的谈判是背着它的盟国英国、荷兰和中国进行的。英国谍报机构截获日德之间的密码通讯，知道了美日谈判这一件事。英国十分不满。英国向美国指出，日本的企图是：一、通过与美国的谈判分裂美英关系；二、在保持“满洲国”和在目前战争中获得的重大利益（包括在印度支那和泰国获得的地位）的条件下从中国抽身；三、使美国取消在太平洋和大西洋援助英国。英国外交部的备忘录向美国指出，日本布置了一个“陷阱”，希望美国不要陷

[28]进去。

美日秘密谈判自然也引起蒋介石政府的不安。5月23日赫尔召见当时中国驻美大使胡适，“与他谈了关于目前中日和平谈判的谣言”。赫尔向胡适指出：“最近欧洲局势越来越糟（德国人占领巴尔干，英国从北非败退）。就我们的防务而言，我总是把远东和欧洲战争当成一个联合体来对付。当然，我们对西方和东方都绝对坚定地坚持我们的基本政策和原则。”至此，赫尔话锋一转，对胡适说，“如果欧洲局势更趋危急，我就不能肯定珍珠港我们的海军的很大一部分不会调往大西洋”，因此，“关于（远东）和平问题的各种说法自然就会产生，即便如此，事情也还没有发展到将要举行谈判的地步”。赫尔安抚胡适说：“无论如何，我在没有首先同你和你的政府中的同[29]僚进行充分商量之前，不会采取重要步骤。”

1941年5月美日之间第一次谋求暂时妥协的企图，由于日本拒绝考虑真正从中国撤军，以及反法西斯有关各方面的坚决反对而没有实现。在这以后，日本军方看准美国避免立即摊牌，因此采取了更加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7月23日，日本军队开进印度支那南部。这一行动导致赫尔—野村谈判的暂时中断。

赫尔在8月初只得承认太平洋的形势，随时可能发展成为一个军事问题，而不是一个外交问题了。他认为现在很难阻止日本横冲直撞[30]了。

8月中旬，罗斯福与丘吉尔举行大西洋会晤，协调了对日方针。回到华盛顿后，罗斯福在8月17日召见野村，强烈警告日本止步，否则，美国将被迫立即采取任何和一切必要步骤。这是在半个月中第二次向日本提出警告。在罗斯福采取了几步强硬步骤后，日本又想进一步探查美国的意图和虚实，建议恢复谈判；同时近卫想松一松绷得过紧的弓弦，因此，亲自提出希望与罗斯福直接会晤的建议。这一次，赫尔却对这种形式的会谈是否明智提出了疑问。他向罗斯福建议，在两国首脑会谈之前，必须先就解决双方争执的主要问题的一些基本原则取得一致意见。据赫尔的概括，有三个大问题：“一、日本从中国撤军，二、日本与三国同盟的关系，三、太平洋地区贸易机会均等。”[31]罗斯福同意赫尔的建议。他在9月3日接见野村时，一方面对近卫的“和平愿望”表示赞赏，另一方面提出了赫尔建议的会晤的先决条件。实际上，罗斯福的这番话就是无限期推迟他与近卫的会晤。10月16日，近卫内阁在军部压力下辞职。东条继任首相。

东条上台，预示美日关系已临近摊牌。罗斯福对东条接管日本政权十分重视。他接到这个消息后，立即召开“战时内阁”会议，包括赫尔、史汀生、诺克斯、霍浦金斯、马歇尔和斯塔克等人。会后，斯塔克指示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采取预防性警戒措施，但是不要构成对日本的挑衅。斯塔克10月17日写给金梅尔的信说：“我们仍将力求在太平洋维持现状。能维持多久，难以逆料，不过总统和赫尔先[32]生正在为此努力。”

越临近摊牌，美国军方对行政当局施加的压力越重。1941年11月5日海军和陆军首脑斯塔克和马歇尔给罗斯福的备忘录，全面地阐述了军方的观点，对罗斯福制订最后阶段的政策，有很大影响。备忘录写道：

1.……美英两国基本目标是打败德国。如果日本被打败了，德国仍未被打败，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无论如何，不应该对日本进行不加限制的攻势，因为这样一种战争，势必会大大削弱在大西洋打击最危险的敌人德国的联合活动。

2.正当（美国）在远东集结防御部队时，应该避免美日之间的战争，除非日本攻击或直接威胁对美国的安全至为重要的领土……

3.如果与日本的战争无法避免，应该按照已有的战争计划的战略路线行事，军事行动主要应是防御的，目标在于守住领土，并削弱日本的经济地位。

4.从世界战略来考虑，日本进攻昆明或进攻泰国前述地区以外，或攻击俄国，都不宜作为对日开战的恰当理由。

5.扩大对中国中央政府除战争行动以外的一切可能援助。

海军作战部部长和陆军参谋总长建议美国的远东政策应以上述结[33]论为基础。

他们的观点，为罗斯福所采纳。美国从情报部门截获的大量日本外交密码电报中（美国以“魔术”来称呼这种破译活动），了解到日本已将谈判最后期限定为11月29日，美国不在限期之前接受日本的“建议”，日本即将发动战争。罗斯福为了延缓摊牌时间，考虑了一个短期的“权宜”方案。罗斯福把他的设想的梗概，写给了赫尔：六个月

1.美国恢复经济关系——现在一定数量的石油和大米——以后再加别的。

2.日本不再派遣更多军队到印度支那和满洲边境，或南边的任何地方（荷兰、英国或泰国）。

3.日本同意即使美国参加欧战也不援引三国公约。

4.美国介绍日本与中国对话，但美国不参加双方会谈。[34]

太平洋的协议容后进行。

赫尔根据罗斯福的设想，让国务院远东司起草了一个对日本最后通牒的答复。内容包括：日本不对东北亚、北太平洋地区、东南亚和南太平洋地区采取军事行动；日本从印度支那南部撤军，印度支那北部驻军人数最多不得超过二万五千人。美国同意修改冻结日本在美资财的命令，每月供给日本不超过六十万美元的原棉，每月供应一定数量的民用油，美国从日本进口一定数量的生丝。这个临时性措施以三个月为期（这是根据美国军方的要求定的。陆军说，不到1941年12月，增援部队到不了菲律宾；海军说，不到1942年2月，海军训练计划完不成）。在此期间双方可考虑是否希望将此临时性措施扩大为整个太平洋的和平协议。

这个“权宜”方案，初稿完于11月22日。除了送罗斯福核阅外，还征求了英国、澳大利亚、荷兰和中国的意见。结果受到激烈反对。罗斯福在方案上批注道：“我们不抱多大希望，我们必须准备对[35]付真正的乱子，可能很快发生。”这说明罗斯福现在真正考虑的不是和平，而是战争的前景。在各方反对下，赫尔的这个方案没有交给日方，相反，在11月26日，赫尔向野村提出了被日本认为是美国提出的“最后通牒”的《美日协定基本纲要》草案——四点口头声明和十点备忘录，这十点中包括一条对日本一方的要求，即“日本政府从中国和印度支那撤出一切陆海空军和警察力量”，其余九条是对双方的共同要求，其中包括：“美国政府和日本政府除了承认以重庆为临时首都的中华民国政府外，不支持（包括军事上、政治上和经济上）任何其他政府。”这一条包括不支持伪满和汪伪政权在内。还有一条是“两国政府同意不得与第三国或其他一些国家签订可以解释与本协定基本目标、与建立和保持太平洋地区和平相抵触的协定”。这一条是针对德意日三国同盟的。日本大使野村和特使来栖看了赫尔提出的文件，目瞪口呆，来栖说，这些条件是要日本“举手投降”。两个日本人当时就表示关于中国的条款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如果美英政府坚持这样的条款，就根本没有可能达成任何协议。日本人提到了汽油问题，赫尔对他们说，美国公共舆论对这件事的反应是如此尖锐，如果[36]他本人同意让汽油自由运往日本，他可能就会遭到私刑处死。两个日本使节把赫尔文件电告东京，日本大本营和政府联络会议经过讨[37]论，断定“美国已经决心对日作战”。1946年，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检察官凯南在讯问东条时问他对1941年11月26日赫尔照会是不是[38]很熟悉，东条愤然回答道：“我一辈子也忘不了它。”这说明日本当局对美国的这一行动是没有料到的。

史汀生在11月27日早晨向赫尔打听“权宜”方案搞得怎样了，赫尔回答说：“整个事情告吹了。”他接着说：“我洗手不干了，现在[39]该你和诺克斯——陆军和海军来干了。”可是，马歇尔和斯塔克在11月27日给罗斯福的备忘录中，再一次强调了他们在11月5日申述过的观点，并且进一步说明：“从美国的观点来看，当前最重要的事情是争取时间。可观的陆海军增援部队已开到菲律宾，但仍没有达到所希望具有的力量。增援过程还在继续。……为数达二万一千人的地面部队预定在1941年12月8日从美国出发，使这些增援部队在战端开启之前到达菲律宾是十分重要的。我方鲁莽行事的军事行动应该避免，只要这样做是符合国策的。时间越往后拖，使这些岛屿保持为海空军[40]基地就越有保证。”但是他们不知道，在他们提出这份备忘录的前两天，11月25日（华盛顿时间），日本攻击珍珠港的特遣舰队，已经离开在千岛群岛的集结地单冠湾，向夏威夷进发了。

从美国这一方来说，事情为什么会这样急转直下？从起草“权宜”方案到提出“十点”备忘录，时间不过几天，怎么会出现这样大的变化？

赫尔战后在国会调查委员会上作证时，为采取权宜之计进行辩护说：“这样一个文件有利于表明我们直至最后仍热衷于和平，并且在日本不予接受时使它受到揭露。它还使两国的会谈得以延长下去，为[41]我们的陆军和海军赢得了时间进行准备。”“争取时间”，在美国军方的考虑中是一项压倒性的因素，罗斯福作为总统和三军总司令，他必须重视军事首脑的建议。

但是，为什么赫尔又发出了十点备忘录呢？实际上，不论罗斯福，或是除了内部和美国的盟国对“权宜”方案的强烈反对外，赫尔对搞“权宜之计”也是没有信心的。1941年11月25日白宫举行的一次“战时内阁”会议，对此提供了重要背景。史汀生的日记记录下来的会议某些情况，成了美国研究珍珠港事件的一个最有争议的问题。史汀生写道：“我们（马歇尔将军和我）在十二点钟去到白宫，一直到将近一点半钟我们都在那里。参加会议的有赫尔、诺克斯、马歇尔、斯塔克和我。总统提出的完全是与日本人的关系，而没有提出‘胜利检阅’（总参谋部关于欧洲战争行动国家战略计划的代号）的事。他提出我们有可能在下星期一（12月1日）遭到攻击，因为日本人素以不加警告就攻击而臭名昭著。问题在于我们该怎么办。问题是我们应该怎样调动他们到对我们不致过于危险的阵地去放第一枪。这是一个十分困难的问题（我们的陆军和海军顾问们已经警告我们，如果听任日本人进攻英属马来西亚或荷属东印度而不加阻止，我们不可能得到安全[42]——史汀生）……”“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的说法，在1946年美国国会调查所听证会上，被参议员富格森死死抓住反复询问马歇尔、史汀生、赫尔等，极力想用来证明是罗斯福故意迫使日本人放第一枪的证据。特别是史汀生作了如下的证言：“一个问题使我们十分为难。如果你知道你的敌人正要揍你，等待敌人跳将过来对你主动进攻，那是颇不明智的。可是，尽管有此种危险，我们认为，为了得到美国人民的完全支持，那就需要确切地加以证明。日本人就是这样一种人，这样谁也不会怀疑究竟谁是侵略者。我们在这次会议上讨论了可以对我国人民和全世界更清楚地解释我国立场的根据，那就是由于日本采[43]取了某些突然行动，因此我们不得不投入战争……”罗斯福政策的反对者就更加大做文章，把罗斯福的对日政策说成是逼日本走上发动战争之路。马歇尔在听证会议上一再对对他进行盘问的参议员富格森说，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是从外交意义上来说的，不是真正指用枪射击，只不过是用外交的手段保护美国的利益，不让日本以危险的方式作更进一步的侵入。马歇尔强调：“这不是一个军事命令。这不是[44]一个军事安排。”但是，说珍珠港事件是罗斯福把美国拖入战争的计谋的人（如比尔德），始终咬定“调动日本人放第一枪”是事实，因为在这次会议后的第二天，赫尔送出了十点备忘录，马歇尔立即通知美国夏威夷军区司令肖特中将“战争可能随时发生。……如果战争不能避免，美国希望日本首先公开采取行动”。斯塔克给驻珍珠港的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的电报第一句话就是“把这封电报当作战争警告”。

不管这个“第一枪”是外交含义，还是军事含义，或者是兼而有之，以1941年11月26日“赫尔备忘录”为标志，罗斯福（以及赫尔）实际上停止使用外交手段来延缓最后摊牌的曲笔，而采取了迎战的态势。至于直到日本飞机即将凌空出击前夕，罗斯福还给日本天皇发出一个电报，那已经不是力挽狂澜的最后一着，而是做给世人看的一个姿态，因为电报中没有提出任何新的建议。小结

从1937年10月5日的芝加哥“防疫”演说，到1941年11月26日“赫尔备忘录”，在这四年多的时间中，罗斯福的对日政策，经历了十分曲折的过程。比如在对日全面禁运问题上犹豫不决，直到1941年8月才实现；在1941年5月和11月曾经两次在中国问题上出现迁就日本侵略行动的图谋，虽然都没有成为事实。正如本文探讨过的那样，罗斯福受到了多方面的制约：第一，在珍珠港事件以前，美国全国缺乏进行战争的精神准备和物质准备，因此罗斯福要尽可能稳住日本，维持太平洋现状不受完全破坏，使美国赢得时间；第二，与第一点相联系的，美国军方强烈反对两洋作战，先欧后亚，先大西洋后太平洋，成了既定战略方针。这个方针，从反法西斯战争全局来看是正确的，但是美国军方一些高级人物如斯塔克、特纳等人，一直把避免日本南进的希望放在它攻打苏联上。特纳甚至到了1941年11月，还认为日本正在准备攻打苏联。第三，是孤立主义的掣肘，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成为美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个突出现象。但是应该说，美国孤立派目标主要是欧洲，反对卷进欧战中，但是也反对美国直接卷入太平洋战争。反对卷入欧战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但泽送死”的口号，反对卷入太平洋战火的孤立派提出“我们不为欧洲人的殖民事业火中取栗”。这些听起来像是很有道理的口号，对有反战情绪的美国普通百姓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像孤立派领袖参议员惠勒、奈伊等人，对罗斯福采取的任何遏制日本的措施都强烈反对。奈伊在1941年12月7日日本飞机在珍珠港上空投下第一批炸弹时，还在匹兹堡发表他反对对日采取强硬措施的演说，演说还未完毕，传来珍珠港被日本袭击的消息，他的演说匆匆结束。一般都以奈伊的这次演说作为美国参[45]战前的最后一次孤立主义演说。

从罗斯福对日政策（1937—1941）的整个发展过程来看，尽管他受了多方面的制约，也出现过像史汀生、伊克斯这些罗斯福内阁要员们曾指责过的绥靖倾向，但是整个来说，不是执行的像张伯伦那样的对德投降妥协的慕尼黑政策。张伯伦是不惜一切代价避战，罗斯福是有条件地争取时间以备战；张伯伦以牺牲捷克来乞求希特勒大发慈悲，罗斯福1941年5月曾经有过对十年前日本用武力制造出来的“满洲国”予以事实上的承认（在前此不久，1941年4月的苏日中立条约中苏联对“满洲国”予以事实上的承认），以换取日本在关内“撤军”的想法（这种打算，在1941年11月26日的“赫尔备忘录”中已完全放弃）。但是，罗斯福不是张伯伦。罗斯福在根本问题上没有打算把中国出卖给日本，而且中国不是捷克，没有人能出卖得了。当时日益发展着的中国广大人民的抗日战争，使任何形式的“远东慕尼黑”都难以得逞。这就是“慕尼黑”在远东终于没有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从局部和暂时的意义上说，它有过这种可能性，但这种可能并没有发展成现实。

从根本意义上来说，美日两国在太平洋上的矛盾从1931年到1941年是日益发展的，兵戎相见，并非意外。双方八个月近五十次的谈判，如果不说它是一场骗局的话，恐怕可以用“云谲波诡，钩心斗角；方枘圆凿，格格不入”这十六个字来概括。珍珠港被袭，美国疏于防范，这不是罗斯福执行“绥靖”政策的结果，而是战术上的失误，是由于对侵略一方疯狂性、冒险性估计不足，导致对日本进攻方向作出了错误判断。

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和利己主义曾经紧紧地束缚着美国，珍珠港的一阵炸弹，用史汀生的话说：“自我束缚的巨人得到了自由。”祸兮福所倚，四十年前的这一段历史，对美国正是这样；至于日本一方呢，大概可以用得上福兮祸所伏这半句话了。原载1982年第1期[1]比尔德的观点集中体现在1948年出版的《罗斯福总统和1941年战争的来临》一书中。坦西尔在《从后门参战：1933—1941年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中对他的观点作了表述。坦西尔认为珍珠港事件是赫尔和罗斯福挑起的，目的是要从“后门”投入战争。他荒谬地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为了“防共”，而罗斯福的援华政策成了日美交恶的主要原因。坦西尔不胜惋惜地说：“日本无疑不想和美国作战。松冈正确地认为日本在它下次战争中合乎逻辑的对手是俄国，但是逻辑不是罗斯福政府外交政策的基础。”也就是说，他认为罗斯福的外交政策是不合逻辑的。这本在50年代美国反共歇斯底里浪潮中写成的书，留下了那个时期的烙印。[2]罗伯特·博脱：《东条和来临中的战争》，普林斯顿1961年版（Robert Butow, Tojo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Princeton，1961），第387页。[3]罗伯特·博脱：《东条和来临中的战争》，第400页。[4]格罗里亚·巴伦：《危机期中的领导——罗斯福和走向干涉之路》，纽约，1937年版（以下引用时简称《危机期中的领导》）（Gloria Barron, Leadership in Crisis：FDR and the Path to Intervention, New York，1973），第10页。[5]《无所畏惧：富兰克林·罗斯福一九三二年至一九四五年演说选》[R.D.Zevin（Edi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historical notes），Nothing to Fear：the Selecte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19321945，Boston，1945]，第114页；《赫尔回忆录》，第544—545页。[6]多罗西·博格和冈本合编：《珍珠港事件的历史》（D.Borg and S.O.Kamoto eds.，Pearl Harbor as History, New York，1973），第41页。[7]《赫尔回忆录》，第545页。[8]《危机期中的领导》，第22页。[9]乔治·沃勒编：《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列克星敦，1976年版[George Waller（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con），Pearl Harbor：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Lexingron，1976]，第60—61页。[10]同上。[11]威廉·兰格和S·格利森合著：《未宣战的战争，1940—1941》（William Langer and S.E.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19401941，New York，1953），第480页。[12]《赫尔回忆录》，第638页。[13]同上。[14]《赫尔回忆录》，第894页。[15]《珍珠港的历史》，第350—351页。[16]罗伯塔·沃斯尔斯泰特：《珍珠港：警告和决策》，斯坦福，1962年版（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Warning and Decision, Stanford，1962），第82页。[17]威廉·兰格和S·格利森合著：《未宣战的战争，1940—1941》（William Langer and S, E.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19401941，New York，1953），第41页。[18]同上。[19]乔治·沃勒编：《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列克星敦，1976年版[George Waller（Edited and With an introductcon），Pearl Harbor：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Lexingron，1976]，第132页。[20]威廉·兰格和S·格利森合著：《未宣战的战争，1940—1941》（William Langer and S, E.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19401941，New York，1953），第36页。[21]《赫尔回忆录》，第915页。[22]诺曼·格雷卜勒论文：《胡佛、罗斯福和日本》，引自《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125页。[23]威廉·兰格和S·格利森合著：《未宣战的战争，1940—1941》，第7页。[24]《赫尔回忆录》，第984页。[25]同上书，第985页。[26]威廉·兰格和S·格利森合著：《未宣战的战争，1940—1941》，第325页。[27]《赫尔回忆录》，第1005页。[28]约瑟夫·纳什：《罗斯福与丘吉尔，1939—1941》，纽约，1976年版（JosePh Lash, Roosevelt and Churchill，19391941，New York，1976），第335页。[29]《赫尔回忆录》，第1006页。[30]《勉力奉公》，第338页。[31]特雷福塞编：《珍珠港事件真相——1941年12月7日日本人袭击珍珠港及其背景文件集》，纽约，1958年版（Hams Trefousse ed.，What Happened at Pearl Harbor？Documents Pertaining to the Japanese Attack of December 7.1941and Its Background, New York，1958），第291页。[32]《珍珠港：警告和决策》，第146页。[33]查尔斯·比尔德：《罗斯福总统与1941年战争的来临》，纽黑文，1948年版（Charles Beard, President Roosevelt and the Coming of the War, New Haven，1948），第447—448页。[34]《罗斯福与1941年战争的来临》，第511页。[35]《罗斯福与丘吉尔》，第469页。[36]美国国务院远东司助理司长、美日谈判参加者约瑟夫·巴兰廷1941年11月22日赫尔—野村会谈备忘录。见《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43页。[37]〔日〕实松让：《偷袭珍珠港前的365天》，上海译文出版社译本，第266页。[38]《东条和来临中的战争》，第498页。[39]《罗斯福总统和1941年战争的来临》，第516页。对这句话，赫尔在他的回忆录中表示否认，他说只要有一线希望，他也要为和平尽力（《赫尔回忆录》，第1080页）。[40]《赫尔回忆录》，第448—449页。[41]《珍珠港：罗斯福和来临中的战争》，第23页，赫尔证词节录。[42]《罗斯福总统和1941年战争的来临》，第518页。[43]《罗斯福总统和1941年战争的来临》，第519页。[44]同上书，第523页。[45]《珍珠港事件的历史》，第320页。

洋务运动与儒学传统

1884年秋天中法战争之际，出版了一部洋务文集——《敦怀堂洋务丛钞》，编者是曾以批评洋务活动“遗其体而求其用”受到郑观[1]应称道的张树声。这部文集今天仍然值得人们注意，与其说是由于它收入了一些洋务派的论说，毋宁说是由于它还包括《太公阴符经解》、《孙子九地篇》和《火攻备要》等古代兵书。列作《丛钞》第一种的是同年夏天在上海刊行的朱克敬《柔远新书》，这同样是一部古今兼收的文献汇编：既有曾国藩、李鸿章和左宗棠等洋务首领的海防奏疏，又有上自汉文帝与匈奴和亲诏、下迄杨嗣昌边情疏的关于对外关系的诏疏论说，而更摘取四书五经的章句列诸篇首。不论《洋务丛钞》，还是《柔远新书》，这两部文集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问世，完全出于编辑者对中外矛盾激化的严重关注和现实的需要，然而，文集所收篇什表明，他们显然想从古代传统中寻绎洋务的渊源或根据。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体或基干，它同洋务运动究竟有没有思想渊源可寻？对于这一运动有过怎样的影响？洋务运动曾否或怎样引起儒学本身的变化？研究洋务运动历史，或考察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进程，都将涉及对这些问题的探讨。洋务派与儒学经世传统

洋务运动作为一个低层次的西化运动，以引进西方船炮器具、声光化电的物质文明为主要内容，它是具有悠久深厚的儒学传统的中国在19世纪下半叶对于西力东渐的挑战作出的积极反应。由于这种反应，西学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速度输入中国。

洋务运动的领导者是封建地主阶级中尊奉儒学为正统的当权派人物，它的不少参加者也都是深受儒家思想熏陶、以儒学为立身处世原则的知识分子。他们举办洋务，对西学的输入作出积极的努力，同他们承续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洋务运动是在晚清经世学风影响下产生的。

经世思想是儒学的悠久传统。清初学者心怀明末亡国之痛，继承东林“本经义推之政事”的遗风，强调儒学“以经世为宗”。在清王朝的高压与笼络的政策下，株守考订的汉学和崇尚空疏的宋学虽曾经统治学术思想领域，思想界的空气令人窒息，万马齐喑，乾嘉之世仍然有章学诚高举“学术当以经世”的旗帜。鸦片战争前夕社会激烈动荡，王朝季世败象日显，经世致用更蔚然成为新的社会思潮。魏源编辑《皇朝经世文编》，揭示“时务莫切于当代，道贵存乎实用”的经世目的。魏源以及龚自珍、包世臣等人出于经世的责任感，探讨古今得失，深治究天下利病。鸦片战争带来严重的民族危机使一些经世派人物的主张开始从水利、漕运、盐政等传统内容扩展到“夷务”，得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结论。洋务运动的领导人物不像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那样尖锐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与腐败，大胆倡论社会和政治的改革。但他们在以“修己治人”为宗旨、以“内圣外王”为理想的儒学传统教育下，不能不对现实政治寄予密切的关注，以维护现存的封建王朝统治作为自己的最高职责。清廷中枢主持洋务运动的奕䜣，自幼治经读史，受过严格的儒家传统教育，1855年遭忌被黜，引退家居，以“涵泳饶情趣，披吟养性真”自娱，却仍以“励志[2]勤无怠，程功密莫疏”自勉，未尝忘怀于儒家修齐治平的政治理想。[3]曾国藩“亦旧教育中之特产人物”，他鼓吹礼学，以概括儒家的经世学。“自内焉者言之，舍礼无所谓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礼无所[4]谓政事。”曾国藩心目中的礼学不仅指孔孟规范的道德修养，而且是治国亦即维持等级严格的封建统治秩序的指针，具有鲜明的经世的目的。他特别指出经济“在孔门为政事之科”，与义理、辞章、考据并列，认为“此四者缺一不可”，而且将它置于义理之上，为四科之[5]首。左宗棠早年即不专重制艺帖括，而极注意“有用之学”，“谈天[6]下形势，了如指掌”；出仕之前，就怀“谁将儒术策治安”的抱负[7][8]。他以“读书当为经世之学”勉人并自勉，说明经世精神对他的深刻影响。李鸿章少时着意经史，从师“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40年代中在北京更与曾国藩“朝夕过从，求义理经世之

[9]学”。洋务运动后期的领导人物张之洞“生长在兵间……慨然有经[10]世志”。他将“通晓经术，明于大义”，“明悉当时事势，为切实经[11]济”，提到国家养士根本要求的高度加以认识。盛宣怀也“慨然以[12]匡时济世自期”。和这些洋务运动主要领导人物一样，郭嵩焘、薛福成等著名的洋务运动宣传者和参加者，也都受过系统的传统教育。郑观应、王韬和马建忠虽然没有得过科举功名，但是他们的著作说明他们也都具有深厚程度不同的儒学素养和强烈的经世要求。“内修政事”——洋务派自强主张的第一个内容

19世纪中叶以后，中国封建社会已至穷途末路，清王朝面临内外双重的威胁。乾嘉以降早已败坏的吏治，更是江河日下，进一步加深了封建统治的危机。为了挽救危局，洋务派实践儒家经世致用的思想，提出了自强的主张。他们坚守儒家政治思想的基本立场；沿袭儒家的模式，加强内部的统治，自然成为他们自强主张的一个重要内容。[13]奕䜣认为，立国以爱民为主，为政以人才为先。文祥在光绪初年上疏奏陈，“中国之有外国，犹人身之有疾病，病者必相证用药，而培[14]元气为尤要”，结论是必须“力求端本之治”。曾国藩在道咸之际曾疏陈用人、财用和兵力是关系清王朝统治的重大问题；在同治初年洋务运动开始时，他仍然认为自强的“急务”在于“修政事、求贤才”[15][16]。左宗棠也认为“自强之道，莫要于捐文法，用贤才”。许多洋务运动的参如者莫不认为自强要从“内修政事”开始，内治是自强的根本。对于洋务深有远见卓识的郭嵩焘在1861年与人讨论时政之弊，指出：“省繁刑而崇实政，为今日之急务。”到了晚年，他仍反复陈述振厉朝纲、勤求吏治是富强的基础，“未有人心风俗流极败坏，[17]而可与言富疆〔强〕者也”。薛福成于1875年提出治平六策，如[18]他自己所说，“皆史册经见之端”。王韬认为，“由本而治末”是“洋务之纲领”，而他所谓根本乃是“肃官常、端士习、厚风俗、正人

[19]心”，和薛福成的治平六策以及前述其他几个人的治内主张，并没有性质的差别。

对于洋务派自强主张中模仿西法的方面，固然应作认真的研究，但是同样不可忽视的是洋务派自强主张中内政改革的另一面，这在洋务派看来，甚至比模仿西法更加重要。一些洋务派人物出任地方大吏，如李鸿章、丁日昌之在江苏，左宗棠之在陕甘，张之洞之在山西，刘铭传之在台湾，郭嵩焘之在广东，都在各自的辖区，以清厘吏治、整理厘捐、裁减差徭、鼓励垦荒、革除时弊之类的措施，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社会秩序。洋务派这种“内修政事”的自强主张，原从儒家的政治伦理观点出发，因而符合顽固派坚持封建统治秩序的政治要求，并且得到他们的赞赏。后来同郭嵩焘水火不相容、攻讦洋务派“惟骛心于凶器之末”的刘锡鸿，对郭嵩焘上总理衙门的《条议海防事宜》有关仿效西法部分极表反对，但却十分赞佩《条议》强调“政教”与“用人”对富强的重要性，认为“论时事十分透切，论治法十[20]分精要”，“系目今治乱转移之大机”。这说明洋务派主张传统的儒家治略，以强化封建国家机器，同顽固派在原则上原无二致。经世的新内容——西学

许多洋务派人物在从事洋务活动前后对于西方国家的认识和采用西法的态度，有一个变化的过程。奕䜣和文祥等在《北京条约》签订以前，将英、法使臣“譬诸犬羊”，一意排外，然而和议以后，他们不但感到“第该夷犬羊之性，虽无确实可据，究则尚无大患”，甚至[21]认为“若抚驭得宜，不但不虑其为害，转可以为我用”。曾国藩在鸦片战争时期同样谴责英国侵略军“逆性同犬羊，贪求无厌”，评论清廷签订屈辱的《南京条约》是“以大事小，乐天之道，孰不以为上策哉？”他对外部世界的认识，停留在当时守旧儒生“天朝观念”的水平上。经过第二次鸦片战争，他认为英、法侵略者“有德于我，我[22]中国不宜忘其大者而怨其小者”。李鸿章于1862年初到上海，与西人接触，自感“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极力避免淮军与“外国人掺杂”；但是不及一年，他就不胜叹服西方练兵制器“实非中国[23]所能及”。至于洋务运动后期的中坚人物张之洞由清流派向洋务派的转变，更为人们所熟知。

由于对西方认识的转变，洋务派的自强方案在传统的治平之道外，增加了西学的新内容。奕䜣、文祥等强调，对付外国侵略，既要“修明礼义，以忠义之气为根本”，又须“实力讲求战守”，“将外洋各种机利火器，实力讲求，以期尽窥其中之秘”，它同“用人行政之常[24]经，其有关圣贤体要者”，并不冲突。曾国藩既认为修政事、求贤[25]才为自强急务，又同时指出以学做炸炮、轮船等俱为下手工夫。左宗棠认为“中国自强之策，除修明政事、精练兵勇外，必应仿造轮船，[26]以夺彼族之所恃”。李鸿章于1880年议购铁甲船奏折中称，“若机[27]会一失，中国永无购铁甲之日，即永无自强之日”。张之洞早在同[28]治年间也“颇以师西法致富强为事”。向西方学习和“内修政事”并列为自强的两大内容，一场西化运动终于在洋务派的主持下开展起来。

洋务派改变对西方国家的认识，突破传统的治平之道，寻求自强的新途径，就客观环境说，是由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社会发生深刻的变化，西方文化（主要是近代科学技术）伴随着鸦片、军舰和大炮大规模地输入中国，“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受到了致命的打击，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了，开始建立起联

[29]系”。形势急遽而深刻的变化，不但使封建统治阶级修改传统的儒家治国方略成为必要，而且也使传统治略增加西学的内容有了更大的可能。就洋务派不少人来说，他们或者由于同外国的直接接触而获得新的认识，或者由于在镇压国内农民起义和同外国侵略军作战中体验到西方武器的威力，或者由于亲身担负实际工作，体认“局中之艰[30]难”，从而改变了原来局外清议态度。他们通过各自不同的具体经历投入洋务的潮流，而儒家经世致用的精神无疑促使他们对于变化了的形势有远较顽固派清醒的历史感和明智的现实感，认识到传统的囿于义理范围的经世之学显然已无法适应客观的需要，从而提出应变的新对策。

由于主张经世，志在致用，洋务派比较能够正视现实，注重实际；也比较容易抛弃门户之见，去主动吸收自己认为可资运用的外来知[31]识。“学以致用为贵，本无中西之殊”；“中不如西，学西可也”。他们并不因厌恶西人而排斥西法，也不因西方近代科学技术从舶上来，就将它当作洪水猛兽，拒于千里之外。他们重视的是这些知识的实用价值如何，是否值得采纳，来为自强事业服务。李鸿章说：“今[32]日所急唯在力破成见，以讲究实际而已。”张之洞说：“西政西学[33]果其有益于中国，无损于圣教者，虽于古无征，为之固亦不嫌。”左宗棠指出中国和西方学术文化的一个重大差别在于，“中国之睿知运于虚，外国之聪明寄于实；中国以义理为本，艺事为末；外国以艺[34]事为重，义理为轻”。在经世精神的鼓荡下，洋务派比较中西文化的差异，肯定了西方科学技术的器用价值，“譬犹渡河，人操舟而我[35]结筏；譬犹使马，人跨骏而我骑驴”，这是愚蠢不过的事；死抱“重义理轻艺事”的腐迂原则，沉浸于章句小楷的积习，那么一切自强努力将成画饼。洋务运动的产生，可以说是儒学经世致用的思想同西方科学讲求实用的精神结合的结果，洋务运动的种种措施都不过是经世思想在西力（包括西方文化）冲击下的新的实践。

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西学在经世思想中的比重日益增加，它的地位日益提高。上述魏源在19世纪20年代为贺长龄编定的《皇朝经世文篇》，内容全系传统的儒家治术，到80—90年代以后出版的葛士浚、陈忠倚、麦仲华等人编辑的《皇朝经世文续编》、《三编》、《新编》等，不但“洋务”专列一类，而且包括的西学内容愈益丰富。这正反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儒家经世思想的变化。变易观念与洋务运动

洋务派根据形势的变化，在经世思想中充实了西学的内容，从思想认识方法考察，又是同儒学传统中因时变通的观念分不开的。大易之道，重时与位，时间与空间的变化，决定行为的取向。洋务派利用变易的观念解释洋务运动时期的“变局”，同时利用因时变通的观念说明洋务措施顺应世变、合乎天道，是他们审时度势而采取的一个对策。曾国藩早在50年代初就深感“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36]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李鸿章在1862年给总理衙门的一封信中，以“天下事穷则变，变则通”的原则，批评守旧的人们“无事则嗤外国之利器为奇技淫巧，以为不必学；有事则惊外国之利器为变怪神奇，以为不能学”，极力陈说仿效西方的紧迫性和培养近[37]代科学技术人才的重要意义。在1874年清廷海防讨论中，他再次引述《易经》的这一著名命题，分析中国面临“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和“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不变通则战守皆不足恃，而和亦不可久也”，只有“力排浮议，以成格为万不可泥，以风气为万不可[38]不开”，才是唯一的出路。他自诩：“处今日喜谈洋务乃圣之时。[39]……鄙人若亦不谈，天下赖术何以支持耶？”

作为经世思想基本出发点的中庸之道，强调的是随时而中，即在坚持儒学原则下，允许并要求适当的灵活性，以适应客观的变化。[40]“执中无权，犹执一也。”洋务派正是将举办洋务看作是遵循“君子[41]而时中”古训的行动。当然，与中庸思想的保守性质相一致，儒家变易观念又具有极大的局限性，洋务派的变革主张因而也始终未能超越“变器不变道”的范围。但是，尽管这样，变易观念成为洋务派寻求变革的思想基础和理论根据，殆无疑义。

一些参加洋务运动的知识分子，根据变化发展的宇宙观，鼓吹变[42]法自强，更为西学的引进传播，积极从事舆论准备。据统计，在19世纪下半期，提出变局言论的不下六十六人，可见变易观念影响的广泛；其中王韬、薛福成和郑观应三人生平言及变局之处，均不下十次

[43]之多。他们呐喊求变，淋漓尽致地阐释变的观念，从自然的运动和历史的发展，说明变的规律，以强调求变的重要和紧迫，论证洋务运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为这个运动的开展创造了有利的思想背景。顽固派的自强观与儒学同西学的冲突

19世纪60年代以后，西学作为一种外来文化进入中国，同中国的传统儒学不能不发生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冲突。中国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较大规模的外来文化的输入，从而引起儒学同外来文化的冲突，结果往往双方互受影响，不同程度地染上对方的色彩，但儒学虽然融化外来文化，它的基本体系却始终未曾改变。明清之际西方文化输入虽也引起争论，遇到反对，然而当时中西文化发展程度相去不远，而且西学的输入只是零星的、缓慢的，中国并未感受真正威胁，不像鸦片战争以后，尤其洋务运动开始以后，西方文化的冲击引起那样巨大的震撼，儒学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

如前所述，儒学传统中的经世致用思想和因时变通观念曾经促进了洋务运动的开展，但是儒学就其整体而言，对洋务运动产生过不可忽视的阻碍作用。在洋务运动时期顽固派同洋务派的论争，固然往往牵涉到派系纠纷、权力争夺，乃至个人意气用事，就其思想性质而言，则具有传统儒学同外来西学冲突的深刻含义。

和洋务派一样，在清王朝统治危机日深的局势下，许多顽固守旧的人也都在鼓吹自强。但是他们心目中自强的根本途径，只有传统的治平之道。他们从维护儒学道统正宗出发，认为立国的根本，“尚礼义不尚权谋”，“在人心不在技艺”；“欲求制胜，必求之忠信之人；[44]欲谋自强，必谋之礼义之士”。这就是他们实行自强的唯一途径——“战胜全在朝廷用人行政，如有关圣贤体要者，既已切实讲[45]求，自强之道，何以逾此！”倭仁在他的日记中列举“用人行政”，包括正学术、养人才、求直言、化畛域、裁冗食、警游惰、重[46]本黜末、崇实黜华，都是儒家励行内治的内容。王家璧也认为，[47]“国家之自强，正在用人行政”。方浚颐强调，“中国之强弱，视乎政事之得失，而不关乎货财之多寡；而世运之安危，根乎治理之纯驳，[48]而不在乎兵力之盛衰”。俞樾还专门写了一篇鼓吹推行仁政、整顿吏治的《自强论》。

由此可见，说顽固派不图自强，反对刷新政治，像人们嘲讽高谈[49]性理的儒士，“皆风痹不知痛痒之人”，有欠公允。他们对清王朝命运的关注，至少并不亚于洋务派。也正因此，“自强运动”一词仅仅用以概括19世纪60至90年代封建统治阶级中一部分人所从事的西化活动（至今海外历史论著中，此种称名仍时有所见），即使就字义而言，实不能揭示洋务运动的特定内容和洋务派同顽固派的根本区别。[50]

人们指责洋务派，“谓船炮即足以自强者，逐末之言也”，如果是指仅仅采用西方坚船利炮，并不能达到自强的目的，不失为有识见的批评。然而顽固派说洋务运动“欲弃经史章句之学，而尽趋向洋[51]学”，说洋务派“欲胥中国士大夫之趋向，尽属洋学”，这种攻其一点不及其余、无视洋务派“内修政事”自强主张的说法，则是对洋务运动和洋务派的曲解。顽固派与洋务派的分歧，不在于是否遵循儒家传统的治平之道实现自强，而在于应否突破传统，在“内修政事”的同时，采用西法，作为补充。顽固派强调为政本末俱在孔孟经籍之中，毋假外求，他们主张重整封建道德来恢复封建统治秩序，而洋务派则试图同时资取西方长技，以达到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目的。顽固[52]派诘问：“自强之道，岂在天文、算数、轮船、机器哉？”他们扬言：“有以机器胜者，即有以机器败者；有以机器兴者，即有以机器[53]亡者。”将西学斥为异端旁系，是顽固派自强观的重要特征，这才是他们同洋务派的主要区别。

顽固派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轻视乃至否定的态度，反映了传统儒学的价值系统标准：重道德而轻物质，重视精神教育而忽视物质生产。这种“重义贱利”的价值观念，实践于国家的治理，导致“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橹”；实践于个人生活，其消极方面导致“君子不器”，置生产技术于不顾。张自牧说：“今举耕织煤铁之事，皆以机器代人力，是率天下之民习为骄惰而坐拥厚资，其不日趋于淫奢者[54]乎？”顽固派重视的是“义利之辨”，而不是近代科学技术创造的经济效益。在儒学发源地山东省，有人根据方志统计，清代该省人士著述6781种其中涉及传统知识者6741种，占99.4%强，而与现代知识[55]有关者仅40种，占0.6%弱。可以想见，在传统儒学价值观念的支配下，西学是怎样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国的。

儒学对西学的排拒还在于它以中国为中心，坚持孔孟道统，长期以来造成了自我思想封闭。“夷夏之防”是顽固派从儒学武库里检出来反对洋务派的另一个武器。他们担忧同文馆聘请洋人教授正途出身的人，将“变而从夷”，“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56]。采用西法仿制西方器物，也是“以堂堂中国而效法西人，不且用[57]夷变夏乎？”特别是洋务运动时期西学是伴随着武力的胜利而来，[58]更加深了人们的反感。“闻铁路而心惊，睹电杆而泪下。”人们于战败羞愤之余，不但在信念上而且在情感上认为“师事仇敌”是难堪可耻的，这种心理状态大大增强了对西化的排拒力。

顽固派以卫护儒学道统正宗自居，凭借儒学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的正统地位及其广泛深入的影响，对于洋务运动进行抨击和阻挠，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比比皆是：

专办洋务的总理衙门，成立之初，即有人“谓其非体，宜以理藩院并辖”（李慈铭日记）；成立以后，“亦不能不内恤人言，周章顾盼，无敢直截办理”（郭嵩焘语）。

同文馆天文算学馆招取正途入馆，“或一省中并无一二人愿投考者，或一省中仅有一二人愿投考者，一有其人，遂为同乡、同列之所不齿”（于凌辰折）。

幼童赴美学习，曾得到耶鲁大学校长朴德等“成绩极佳”的评价，曾任美国总统的格兰德也称赞他们“在美颇有进益”，但终于中途而废，凄然回国。“目送海舟还，万感心伤悲。”（黄遵宪诗）

铁路作为增强防务的一项措施，从洋务派提出筹办到清政府毅然兴办，前后经历了整整十五年的时间。

顽固守旧势力的反对，使奕䜣对于奏请停办一切机器局、造船厂，[59]不敢再持异议，只得“公余涵养学逃禅”；李鸿章深有“涉历洋务[60]已十余年，尝苦有倡无和”、“三十年来日在谣诼之中”的感喟；曾纪泽办洋务却要“拼却声名”，为了坐小轮船回长沙这件小事，“官[61]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郭嵩焘成为“一世之的”，“仰天欷歔，[62]发愤呕血，志气为之销靡，才智聪明亦为之遏塞”，带着“一生怀抱几曾开”的悲怆心情，赍志以终，守旧势力与舆论影响强大到使朝[63]廷不得不考虑“物议”，而不准给他立传赐谥。

近代中国迈着蹒跚的步伐走向世界时，处处都可以听到封建传统的古老镣铐的沉重声响。西化的措施套入了传统的模式

儒学传统的保守性质，是顽固派反对洋务运动的思想根源。然而洋务派自己也是由传统文化所孕育，他们同样是儒学的守卫者，而不是背叛者。洋务派是在坚持儒学传统的前提下开展西学的引进活动。对于顽固派攻击洋务活动违背圣训，用夷变夏，他们引述古圣先贤，作软弱无力的辩解：“礼失而求诸野”；“哲人取法于夷狄，孔子学在四裔”；取用西法，何背于古训？正因为他们是依附传统而倡导西学，利用西学以维护传统，所以他们向西方学习，只能从传统中去寻找理论根据，而洋务运动时期的西化，便渗透了大量传统的影响，引进的西学不能不受到传统不同程度的修正。

洋务派采取了许多西化措施，同时却又力图将这些措施套入传统的模式：

总理衙门是为了适应近代国际关系而建立的新的外交机构，却“视同四译馆等衙门之例”，尚未筹建，就宣称“俟军务肃清，外国事[64]务较简，即行裁撤”，虽则它实际上一直以不确定的地位存在到签订《辛丑和约》时改建为外务部。它作为附隶于旧体制的一个封建衙门，沿用封建衙门的一套工作方法和作风，不能完全适应新的需要。

地方官员办理洋务，习惯于依靠幕僚；洋幕和戎幕一样，并非正式的组织机构。除了机器局、船政局等专业机构设立较早外，不少地方综合性的洋务机构，在1895年以后才设立，如湖北省在1897年将筹建铁路采矿的铁政局扩建为铁政洋务局，1904年进一步改组为兼管实业、商务和交涉、编译的洋务局。江苏省虽早在1866年就设稽查洋务局，但它的任务只是查录过境各商的姓名而已。组织机构的限制，使洋务措施缺乏通盘的计划。

近代工业的建立，使以手工操作为基础的传统农业社会出现了新的生产力，然而洋务派创建的近代军事工业，其封建性质却是继承历史上军火生产的官办传统，不可避免地带来官营的种种弊窦。洋务运动时期民用工业的主要部分被纳入“官督商办”的形式，这一形式对于新式工业的摧残，研究者论述已多，它可以说是脱胎于封建垄断的纲法，因而缺乏近代西方企业经营的竞争观念和进取精神。

京师同文馆创建伊始，就提出仿照几已名存实亡的俄罗斯文馆的先例办理。上海广方言馆的课程列有四书五经、程朱理学和八股文习作。广州广方言馆在广州将军控制下，实际上更像一所满洲八旗学校。

派遣幼童在新大陆学习近代科学知识的同时，却“仍兼讲中学，课以孝经、小学、五经及国朝律例等书”；“每遇房虚昂星等日”，还要向他们“宣讲圣谕，示以尊君亲上之义”，“恭逢三大节以及朔望[65]等日”，“望阙行礼”。

李鸿章曾经颇有远见地建议以近代科学技术知识为内容，“专设[66]一科取士”，使“士终身悬以为富贵功名之鹄”。为了提高西学的地位，他仍然未能摆脱以科举功名为诱饵的传统做法。

凡此种种无不表明，封建传统的影响是多么顽固，儒学的精神负担是多么沉重，许多洋务措施未能收到它们应有的效果，便也毫不足异。调和儒学与西学的“中体西用”

洋务派力图将各项洋务措施纳入传统的模式，表现在处理儒学与西学的基本关系上，则是他们用以指导洋务运动的著名的“中体西用”的原则。体和用，或者经和权，道和器，本和末，主和辅，内和外，被用来表述儒学与西学的关系，一方面说明，洋务派根据因时变通的原理，承认客观形势的变化，必须采用西学作为应变的对策；另一方面又表明，他们的因时变通，是以维护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儒学传统原则为前提，具有浓厚的保守性质。奕䜣的一条座右铭是“经权常[67]变，不逾范围”。这一精神正与“中体西用”的原则息息相通。

从魏源提出“可变者势，不可变者道”，到张之洞坚持三纲五常为“万古不变之常经”，六十年间，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虽然对于可变与不可变的范围，作过种种解释，对于中学与西学的内容和涵义，[68]有过不完全相同的理解，但是基本的精神都在于如何使中学与西学结合，使两者各自得到适应的地位。西学必须引进，这是历史的要求，时代的呼声；中学必须保留，经过二千年来统治阶级的努力，儒家思想成为中国社会生活的最高准则，封建统治者为儒学树立起来的至高权威被认为不可侵犯。墨守儒学，拒斥西学，固然不足以应付变局；而引进西学，抛弃中学，又将使西学难以觅得一席容身之地。于是“中体西用”作为既保留儒学传统又接纳西学新知的一个途径，很自然地为人们所乐道。它也可以说是在当时的条件下接受西学的唯一途径。

在“中体西用”的原则下，儒学继续被推崇为“体”而居于主导地位，这对于顽固守旧势力的阻挠，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缓和的作用，然而消除对西学输入的心理障碍，并不能解释为产生这一原则的全部动机；避免“旧学恶新学”、“新学轻旧学”，因而引起两者“互相訾

[69]謷”，也不是这一原则提出的主要原因。洋务派既以维护封建统治为根本目的，“中学为体”是他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合乎逻辑的结论，而“西学为用”则是他们经世精神的实践产物。儒家经世思想的出发点是“执两用中”，目的既在于致用，就往往含有对外来文化兼容并包的可能，从而呈现出折中调和的色彩。“中体西用”原则就是这样使中学与西学共存，保守与革新并行，充分显示出洋务思想的斑驳混杂的特点。

然而，中学与西学能够全不相悖，保守与革新能够同步齐进吗？儒学与西学毕竟属于两个社会背景迥异、价值标准截然不同的文化——封建主义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洋务派对西学理解的深度与他们的儒学素养，两者相去显然不能以道里计。他们是在并不真正认识西方生产技术所代表的文化力量情况下同意采纳这些生产技术的。1861年曾国藩在《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天真地认为只要有人[70]演习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完全不了解武器的生产必须立足于整个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基础上。三十年后张之洞筹建汉阳铁厂，对于机器订购、厂址选择等所作的错误的决定，反映了他缺乏近代工业的基本知识。他们对西学认识浮浅，近代国际知识贫乏。根据威妥玛的回忆，总理衙门初设时，奕䜣“还不知[71]道土耳其在哪里”。到80年代初仍然有人批评总署诸臣多不谙熟洋[72]务。即使号称精通洋务的李鸿章，也免不了受到梁启超的指责：“其于西国所以富强之原，茫乎未有闻焉，以为吾中国之政教文物风俗，无一不优于他国，所不及者，唯枪耳，炮耳，船耳，铁路耳，机[73]器耳。”基于这样的认识，西学在他们的心目中理所当然地只能处于补充中学的次要地位。但是，西学既经引进，就很难按照洋务派的主观原望，被限制在一个固定不变的范围。从“求强”的军事工业到“求富”的民用工业，从机器技术到格致算学，尽管都是属于低层次的西化内容，也仍然有一个逐步扩展和提高的过程。随着洋务运动的发展，一些西方政治法律制度的知识被陆续介绍到中国来；张之洞在《劝学篇》中进一步提出西学包括“西政、西艺、西史”，“择西学之[74]可以补吾阙者用之，西政之可以起吾疾者取之”，已经超出了洋务派当初所理解的器物技艺的西学范围。

西学的浪潮冲击着儒学的传统观念，西化内容的扩大日益侵犯中学的根本原则。一贯尊奉儒学的洋务派坚持封建主义的“体”是不能侵犯的，即使高唱“西艺非要，西政为要”的张之洞，也是以维护封建政治伦理体系的绝对性作为容纳西学的极限。于是，原来曾经起过调和中学和西学作用的“中体西用”原则，不论对于中学，还是对于西学的现存地位，都渐渐不能适应。或者原封不动地坚持中学的“体”，这样势必限制西学的发展，使洋务运动始终只能停留在一个低层次的西化水平，“中体西用”原则所反映出来的封建主义目的同资本主义手段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洋务运动失败的必然前途；或者西学的范围不断扩大，西化的水平不断提高，这就必然要求冲破封建主义的“体”。一些曾经投身于洋务运动的早期改良派人物在80年代以后提出对洋务运动的批评，就反映了中学与西学的对立和西学的引进要求冲破中学的“体”的趋向。无论怎样积极引进西学，洋务派对于封建制度从未产生过动摇。90年代以后维新变法走向高潮时，“中体西用”原则被洋务派用来作为反对变法维新的武器，进一步暴露了它的封建主义的保守实质，受到维新人士的严峻批判。维新派也有人继续鼓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但那是在更高层次接纳西学，已经不是洋务派“中体西用”的原则所能规范的了。维新变法运动继洋务运动失败以后登上近代中国的历史舞台，儒学与西学的论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总的说，洋务派主张的“中体西用”原则，在洋务运动外部，调和了儒学与西学、传统与西化的矛盾；但是这一原则本身存在儒学与西学的矛盾和冲突，则是洋务运动失败的内在根源。洋务派借助儒学以推动洋务运动，同时又背上了儒学的沉重负担。儒学传统曾经成为洋务运动开展的助力，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它又日益表现为这一运动的阻力。原载1986年第4期[1]郑观应：《盛世危言·自序》。[2]奕䜣：《乐道堂诗钞》，广四时读书乐诗试帖；读书之乐乐何如。[3]容闳：《西学东渐记》，第十三章。[4]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笔记二十七则·礼。[5]同上书，杂著，卷四，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日记，卷上，辛亥七月。[6]贺熙龄：《寒香馆诗钞》卷四，舟中怀左季高，注。[7]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诗集，燕台杂感。[8]《左文襄公荣哀录》第一册。[9]李鸿章：《禀母》，见周维立校：《清代四名人家书》，第145页。[10]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卷一。[11]张之洞：《张文襄公全集》卷二〇四，輶轩语一。[12]盛同颐：《盛宫保行述》。[13]奕䜣：《乐道堂文钞》卷三，晏平仲论；卷二，为政以人才为先论。[14]《清史稿》卷三八六，列传一七三。[15]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应诏陈言疏；议汰兵疏。又，《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1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八，复陈筹议洋务事宜折。[17]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九，上陈尚书；卷一二，寄李傅相。又，《超览楼藏耆贤书札》（一），郭嵩焘，《中和月刊》第六卷第一期。[18]薛福成：《庸庵文编》卷一，应诏陈言疏。[19]王韬：《弢园文录外编》卷二，洋务下。[20]刘锡鸿：《刘光禄遗稿》卷二，读郭廉使论时事书偶笔。[21]《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六七、六九、七〇。[22]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道光二十一年正月初九日，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曾文正公全集》，家书，卷一。[23]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复曾沅浦方伯；上曾相；卷二，上曾相。[2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二五。[25]曾国藩：《曾文正公手书日记》，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曾文正公全集》，杂著，卷二，笔记二十七则·礼，家书，卷一，同治元年五月初七日。[26]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七，上总理各国事务衙门。[27]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三六，议购铁甲船折。[28]沃丘仲子（费行简）：《近代名人小传》，张之洞传。[29]马克思：《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30]参见郝延平：《从守旧到革新——自强运动中守旧者态度之转变》，〔台北〕《大陆杂志》第二〇卷第七期。[31]张树声：《张靖达公奏议》卷五，筹议设立西学馆事宜折。又，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一七，答陈俊臣。[32]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筹议海防折。[33]张之洞：《劝学篇》，会通。[34]左宗棠：《左文襄公全集》，奏稿，卷一八，机器拟购雇洋匠试造轮船先陈大概情形折。[35]同上。[36]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日记，卷上，辛亥七月。[37]《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二五。[38]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奏稿，卷二四，筹议海防折。[39]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六，复刘仲良中丞。[40]《孟子·尽心上》。[41]《中庸》第二章。[42]参见拙作：《论早期改良派对洋务派从依附到批判的发展》，载《论清末民初中国社会》。[43]王尔敏：《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应变之自觉》，载（台北）《中国近代思想史论》。[44]《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四八。[45]倭仁：《倭文端公遗书补》，密陈事宜疏；亦见《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八，文字略异。《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作“战胜在朝廷，用人行政，有关圣贤体要者……”（第二册，第35页），句读误。[46]倭仁：《倭文端公遗书》卷四，日记。[47]《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34页，王家璧奏折附片。[48]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二，议复赫威两使臣论说。[49]陈亮：《龙川文集》卷一，上孝宗皇帝第一书。[50]沈纯：《西事蠡测》，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一帙。[51]《洋务运动》（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册，第129—130页，王家璧奏折附片。[52]《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九。[53]方浚颐：《二知轩文存》卷一，机器论。[54]张自牧：《瀛海论》，载《小方壶斋舆地丛钞》，第一一帙。[55]《山东通志》，民国四年刊，见（台北）张玉法：《中国现代化的区域研究，山东省，1860—1916》上册，第121—124页。[56]《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四七。[57]见薛福成：《筹洋刍议》，变法。[58]文治：《知过轩谈屑》卷二。[59]奕䜣：《乐道堂古近体诗续钞》卷一，辛未季春自题小照。[60]李鸿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一二，复沈幼丹船政；海军函稿，卷三，详陈创修铁路本末。[61]曾纪泽：《使西日记》，光绪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又，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一，伦敦致李伯相。[62]李榕：《十三峰书屋全集》，书札，卷五，致郭筠仙前辈。又，郭嵩焘：《养知书屋文集》，卷一三，致黎纯斋。[63]《德宗实录》卷二九九。[64]《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卷七一。[65]《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卷八五。[66]同上书，卷二五。[67]奕䜣：《乐道堂文续钞》卷一，座右箴·慎行。[68]参见陈旭麓：《论“中体西用”》，《历史研究》1982年第五期。[69]张之洞：《劝学篇》，会通。[70]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一四，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71]季南著，许步曾译：《英国对华外交（1880—1885）》，第36页。[72]陈宝琛：《陈文忠公奏议》卷上，条陈讲求洋务六事折。[73]梁启超：《中国四十年来大事记》，《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三。[74]张之洞：《劝学篇》，设学，循序。

论孙中山走过的道路

中国人民为了从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严重压迫下解放出来，进行了前仆后继、可歌可泣的革命斗争。无数的革命先行者苦心焦虑地寻求中国的出路，并且为实现他们当时所能提出的革命理想而英勇地奋斗。解放了的中国人民是永远尊敬和怀念这些先行者的。孙中山就是他们中间一个最卓越的代表人物。

伟大领袖毛主席、敬爱的周总理和朱委员长，对孙中山战斗的一生都作过很高的评价。毛主席指出：“他全心全意地为了改造中国而耗费了毕生的精力，真是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我们许多有益的东西。现代中国人，除了一小撮反动分子外，都是孙先生革命事业的继承者。”

可是，在“四人帮”横行的那些日子里，一切是非黑白都被颠倒了。他们恶毒地咒骂孙中山，不许宣传孙中山。反革命野心家江青在1971年亲自出马，破口大骂孙中山先生是什么“牛鬼蛇神”，并下令撤除香山碧云寺的中山纪念堂，力图把孙中山这个光辉的名字从人们记忆中抹掉。

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的今天，重新回顾一下孙中山一生走过的道路，探索他在政治思想方面留给了我们哪些有益的东西，推倒“四人帮”强加在孙中山先生头上的那些污蔑之词，无疑是很有必要的。爱国，必须革命

孙中山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他一生的革命活动，都是以反抗帝国主义侵略、争取祖国独立和民族解放为出发点的。

当孙中山开始他的革命活动的时候，中国的上空正布满了乌云。帝国主义列强争先恐后地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积极准备瓜分中国。中华民族的生死存亡已处在千钧一发的紧急关头。这种万分严重的局势，深深刺痛了每一个爱国者的心。祖国在危急中，出路在哪里，成为时刻悬在他们心头的最急迫的问题。

孙中山1894年12月在他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小团体——兴中会的宣言中，沉痛地指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久垂涎于中华五金之富、物产之饶。蚕食鲸吞，已效尤于接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他写道：“有心人不禁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1]厦之将倾。”透过这些充满着爱国激情的火热的语言，我们不是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位伟大爱国者当年的满腔悲愤和斗争意志吗？

处在如此严重的民族危机面前，当时统治着中国的清朝政府不但不能保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相反，却变本加厉地推行卖国投降政策，并残酷地镇压人民群众的任何爱国行动。这就自然地激起人们更大的愤怒，使孙中山不能不从中得出结论：“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2]则无挽救之法也。”

值得注意的是：为了推倒卖国政府，孙中山不是先经过长期的革命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的准备，然后再拿起武器；而是从一开始就勇敢地选择武装起义作为主要的斗争形式。

1895年10月，他在广州发动了第一次反对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这次起义虽然失败了，但“革命党孙文”的名声从此腾传海内，给当时正处在极端苦闷中的许多爱国者展示出一种新的希望。有人记载道：当时“热烈之士时时有一中山先生印相，盘旋牢结于脑海，几欲破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此实当日普遍[3]之情形”。在这以后，孙中山始终没有放弃过武装斗争。在革命遭受巨大的牺牲和失败时，一直高举革命的大旗，不屈不挠地发动一次又一次反对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这是孙中山革命活动中一个十分值得重视的优点。

为什么在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能够具有这样一个突出的优点？这并不是偶然的。

首先，当时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同中国人民大众之间的矛盾异常尖锐，国家的命运已到了万分危急的地步，迫使当时的革命者只能义无反顾地投入武装起义，不容许再有任何徘徊选择的余地。辛亥革命准备时期的重要宣传家陈天华说：“要革命的，这时可以革了，[4]过了这时没有命了！”正是这个意思。

其次，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在内部没有丝毫民主可言。清朝政府顽固地拒绝一切根本改革的可能性，杜绝了任何其他爱国救亡的道路。孙中山在准备革命时，最初也曾有过摇摆，还想尝试一下，通过清朝政府自上而下地实行改革这条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走通？这就是他1894年的上书李鸿章。但是，李鸿章充当了一名出色的反面教员：他对孙中山十分冷淡。孙中山“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个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5]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一切温和的办法，既然经过试验都不能取得任何效果，这就迫使人们不能不下定决心，拿起武器，从这里寻求唯一的出路。

再次，中国是一个富有革命传统的国家。在近代中国历史上，更是充满着武装起义的英勇记录。出生在广东一个农民家庭的孙中山，从小就听过不少散落民间的太平天国战士讲述当年斗争的故事。他在香港读书时，常常谈起洪秀全，称他为反清第一英雄，很可惜他没有成功。一个国家有这种长期革命的传统，和没有这种传统是大不一样的。这一切，自然也有力地鼓舞着孙中山，推动他在从事革命活动时，能够迅速地拿起枪杆子来。

爱国，就必须革命。要革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旧中国的条件下，必须拿起武器，用武装斗争来推翻当时的反动卖国政府。在这一点上，孙中山做得对，是很值得我们尊敬的。为实现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而斗争

历史跨入20世纪的时候，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深重了。这时，世界上八个主要的帝国主义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向中国发动武装进攻。它们的侵略军队耀武扬威地强行占领了中国的首都北京，使每个具有爱国心的中国人都感到蒙受了极度的耻辱。在这个事变中，清朝政府完全投降了帝国主义，彻底暴露了它的卖国面目，使更多人终于丢弃了对它的幻想。1903年的拒俄事件和苏报案后，越来越多的人倾向革命，在国内也出现了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革命团体。但是这些团体都缺乏明确的革命纲领，并且有着深厚的地区性，难以担负起领导全国革命的责任。因此，建立一个有着共同革命目标的全国性统一革命组织，就成为客观形势发展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关键性问题了。

1905年6月，孙中山从欧洲回到日本，就全力以赴地抓住并解决这个关键问题。首先，他广泛地宣传成立全国性统一革命组织的重要意义。那时，国内许多革命团体的负责人如黄兴、宋教仁等因起义失败，逃亡到日本。孙中山对他们说：“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事，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是以互相联络为[6]要。”这个主张，博得了许多革命者的赞同。华兴会在东京的会员，除个别人外都决定参加孙中山发起组织的中国同盟会。那时，华兴会是兴中会以外最重要的革命团体。这个问题解决了，同盟会成立的道路也就大体铺平了。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依然一再强调团结统一的重要性。在当时民族存亡处于千钧一发的历史关头，只有团结才有力量，才能把祖国从危亡中拯救出来；要是分裂，那只能自取灭亡。孙中山这一点做得也是对的。

其次，为了使这个全国性统一革命组织有共同的奋斗目标，孙中山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作为同盟会的盟词。接着，他又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发刊词中提出了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成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比较完备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纲领。

在孙中山的这个纲领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鲜明地提出了建立民主共和国的理想。这种理想，使当时的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化。在这以前，许多人对必须用革命手段推翻清朝政府是比较一致了；但对这以后应该建立的是什么，仍然有很不相同的理解。几千年来统治中国的一直是君主制度，没有出现过其他任何一种政权形式。五十年前震撼世界的太平天国农民革命，采用的还是君主制度。同盟会成立前各地建立的革命团体中，光复会的誓词只有“恢复汉族，还[7]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四句话；科学补习所的“会员则以[8]心记之宗旨‘革命排满’四字为主”。全党中流行的还是“反清复明”的旧口号，1903年兴中会会员谢缵泰、李纪堂联络洪全福准备在广州发动的起义，甚至还要建立什么“大明顺天国”。可见就在当时的革命分子中，思想仍然处于何等混乱的地步！资产阶级民主，比起封建专制主义来，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孙中山勇敢地向封建专制主义提出了挑战。孙中山的纲领，在人们头脑中树立起一种新的观念，使民主共和国的理想从此深入人心，成为当时革命队伍中无可争议的共同目标。正因为这样，辛亥革命才可能不仅是推翻了清朝政府的统治，并且一举结束了统治中国已几千年的君主制度。亲身经历了这场革命的林伯渠同志曾经写道：“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有看[9]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它在中国历史上确实是一件了不得的大事。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标志着整个革命形势的进一步成熟，中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失望、苦闷与探索

1911年的辛亥革命，是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清朝政府长期郁积的愤怒和仇恨的大爆发，也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长期进行革命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结果。

敬爱的周总理指出：“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统治，结束了我国二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为以后革命的发展开辟了道路。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从此，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再也不可能在中国重新建立起稳定的统治秩序来。它在中国人民解放斗争的历史上立下了不可磨灭的丰功伟绩。

但是，这次革命是不彻底的。它没有完成历史赋予它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袁世凯窃夺了革命胜利的果实，中国依然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统治下。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

为什么中国人民经历了如此巨大的痛苦和牺牲，作了这样长期的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最后还是失败了？

根本的原因是：当时指导革命的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是软弱的。他们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个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清朝政府被推翻，形式上的民国宣告成立，许多人就认为大功已经告成，敌我的界限也不存在了。宋教仁是个议会迷，以为“欲建设良好政府，则舍政党内阁莫属”，“改总统制为内阁制则总统政治上之权力至微。虽[10]有野心者亦不得不就范，无须以各省监制之”。章太炎提出“无故[11]无新，惟善是与”的调和主张，认为“政事本无定式，惟循旧而因[12]革之耳”。胡汉民、汪精卫等甚至对孙中山施加压力，逼他辞职，把政权交给袁世凯。同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没有也不可能充分地依靠并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组成强大的革命阵营，这就使他们在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疯狂反扑过来时，失去了能够抵抗的力量。

辛亥革命的失败，宣告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理想的破产，说明资产阶级并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但是，人们的认识常常落后于客观形势的发展。孙中山作为这种理想的倡导者，要承认这一点更不容易。长时期内，他总认为自己的理想并没有错，只是实行的方法上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以求索。”辛亥革命失败后的十年间，孙中山经历了一段漫长的失望、苦闷和探索的旅程。

他一次又一次地总结革命失败的教训，力图把革命重新从绝境里挽救出来。最初，他认为革命失败的原因只在于革命党人各行其是，不听他的话。1914年7月中华革命党成立时，在他手订的入党誓词中特别强调党员要“愿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利，服从孙中山先生，再举革命”，并在誓约上捺手印，又把党员分为首义党员、帮协党员、[13]一般党员三种。而其结果，却使中华革命党成为人数更少、脱离群众更加严重的狭隘小团体，连黄兴等人也没有参加。在反对袁世凯称帝的全国性运动中，中华革命党只是在沿海沿江的某些地区进行了一些军事冒险活动，收效甚微，影响也很小。事情很清楚：问题不在于革命党人听不听孙中山的话，首先是孙中山自己已不能为人们指出继续前进的正确方向。单纯从组织上采取措施，自然并不能解决什么问题。

袁世凯死后，军阀混战，反动逆流继续增长起来。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下去。孙中山再一次探求革命失败的原因。这次他力图从制度上找寻根源，把问题归结为他所建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法制遭到了破坏，特别是国会遭到了解散。他打起“护法”的旗帜，宣称：[14]“须知国内纷争，皆由大法不立。”表示：“兄弟以为今日救国之第[15]一步即是恢复国会，然后有统治机关，一切问题皆可由此解决。”他在广州建立了军政府，宣布重开国会。但是，这部约法和这个国会经过几年来政治实践中的种种表现，早已在人民中声名狼藉。“护法”的旗号已不能在广大人民中唤起多少热情，更起不了任何动员作用。孙中山在这几年中屡起屡仆，力量始终局促在两广一隅。1922年，孙中山一手培植的陈炯明发动军事叛乱，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同时，北洋军阀也宣布恢复旧国会，那批议员又纷纷北上，投靠新主子。“护法”的旗帜再也打不下去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理想根本不可能把中国从苦难中拯救出来。

原有的路子越走越窄，以至完全走不通了。一切需要从头来起。但是，新的办法是什么？中国的出路在哪里？孙中山一时还无法作出回答。

毛主席指出：“孙中山在绝望里遇到了十月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绝望”这两个字，最确切地概括了孙中山在得到中国共产党帮助前的全部境遇。伟大的转变

1921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中国共产党成立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和整个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彻底的纲领，是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从此，中国历史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向孙中山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伸出了热情的友谊的双手，建议“共同建立一个民主主义的联合战线”，向帝国主义列强和封建军阀作战；同时，也诚恳地批评了孙中山革命的不彻底性。在无产阶级革命力量兴起、工农运动奔腾发展面前，孙中山并没有被吓倒，并没有放弃自己的革命立场。相反，他热情地欢迎这个新的革命力量的兴起，接受它的帮助，愿意同它一起为争取祖国的独立解放而奋斗。这时，也只是在这时，孙中山实行了他一生中最伟大的转变。

毛主席说：“孙中山先生之所以伟大，不但因为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是旧时期的革命），而且因为他能够‘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革命政策，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树立了三大政策的新三民主义。”

实行这样一个重大的转变，是需要很大的决心和勇气的。它不仅要求断然抛弃自己头脑中那些过时了的旧观念，并且还要同自己周围的许多人作斗争。当孙中山提出三大革命政策时，马上遭到国民党内许多右派人物的激烈反对。他们中很多人同孙中山有着多年的关系。但孙中山并没有因此而动摇。何香凝回忆道：“因为冯自由反对改组，我亲耳听见孙先生驳他：‘你们怕共产党，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呀！’孙先生又说：‘你们不赞成改组，那就解散国民党！我个人可以加入共产党。’张继反对改组最为激烈，孙先生当时甚至想开除张继的党籍。”在实行这个重大转变的关键时刻，孙中山表现出了何等令人尊敬的坚定和果断！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重新从根本上探讨自己失败的教训。他把教训集中到一点，就是以往的革命总是中途妥协，不能彻底。他断然宣称：要“重新担负起革命的责任，就是计划彻底的革命”。他说：“我们有此宣言，决不能又蹈从前的覆辙，做到中间，又来妥协；以后应该把妥协调和的手段一概打消，并且要知道妥协是我们做[16]彻底革命的大错。”

要做到彻底革命，首要的前提是要认清革命的敌人，特别是要认清中国革命的主要敌人——帝国主义。孙中山从他的革命活动开始时起，就立志要把中国从帝国主义的压迫和奴役下拯救出来，建设一个独立富强的新中国。但是，帝国主义是一个既凶恶又狡猾的敌人。他们对中国人民进行血腥的屠杀，同时又常常装出一副伪善的模样来欺骗人民。孙中山就受过骗，上过当。他曾多次地向一些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受到的却是无情的冷遇。中国革命一次又一次的失败，都是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联合镇压下被绞杀的。长期的痛苦教训，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帮助，终于使孙中山觉悟过来，认清了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死对头。他在一次讲演中沉痛地说：“我们中国革命十三年，每每被反革命的力量所阻止，所以不能进行，做到彻底成功。这种反革命的力量，就是军阀。为什么军阀有这个大力量呢？因为军阀背后，有帝国主义援助。这种力量向来没有人知道要打破，所以革命[17]十三年，至今还不能成功。”他把反对帝国主义提到革命的第一位任务，响亮地喊出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口号。他临死前，北洋军阀段祺瑞派代表去看他，劝他说话不要太激烈，以免引起“列强干涉”。孙中山断然回答说：“假如我不打倒帝国主义，我就不革命了。”这是孙中山，也是中国人民在长期革命斗争实践中取得的一条极为宝贵的经验。

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封建势力是一个强大的敌人。要打倒这个敌人，离开亿万工农群众的强大力量，是根本办不到的。一个真正为祖国独立解放而奋斗的爱国者，最后必然会同广大工农群众站在一起。否则，就不可能把斗争坚持下去。孙中山也是这样做的。他在共产党的帮助下，终于认识到：“国民革命之运动，必恃全国农夫工人之参加，然后可以决胜。”在国际上，他也主张联合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

1925年孙中山逝世前，在《遗嘱》中把他一生的历史经验概括起来说：“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自然，孙中山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家，他所说的“唤起民众”，还是要由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来“唤起”民众；他的政治主张中，仍然有不彻底的地方；他的宇宙观是所谓民生史观，实质上是二元论或唯心论。这些都是和无产阶级不同的。但他所概括的这个历史经验是很值得我们珍视的。正如毛主席所指出的：“孙中山和我们具有各不相同的宇宙观，从不同的阶级立场出发去观察和处理问题。但在20世纪20年代，在怎样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问题上，却和我们达到了这样一个基本上一致的结论。”

不同的阶级，对待历史人物从来有着完全不同的评价。

中国人民一直把孙中山先生看作伟大的革命先行者，总是以崇敬的心情怀念他为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立下的丰功伟绩，把自己看作他的革命事业的继承者。这是完全有理由的。而清朝封建统治者、袁世凯等北洋军阀，却怀着恐惧和仇恨的阴暗心情，咒骂孙中山是什么“乱臣贼子”和“洪水猛兽”。“四人帮”步着这些反动分子的后尘，也咬牙切齿地辱骂孙中山是“牛鬼蛇神”，这恰好暴露了他们所代表的是中国社会中最腐朽最黑暗的反动势力，暴露了他们的极右实质。

历史的洪流滚滚向前，这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的。“四人帮”纵然跳梁于一时，最后已经落得个彻底覆灭的可耻下场。孙中山先生在本世纪初曾经预言：中国人民“发愤自雄”，一定能够打破常规，以“异常的速度”，在几十年内赶上并超过西方。今天，我们的目标已远远超过孙中山先生当年的理想。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领导下，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浩浩荡荡地开始新的长征，一定能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原载1979年第1期[1]孙中山：《兴中会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19页。[2]孙中山：《驳保皇报》，引自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第105页。[3]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103页。[4]陈天华：《警世钟》，《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册，第127页。[5]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辛亥革命》（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一册，第29页。[6]宋教仁：《我之历史》第二，第27页。[7]陈魏：《光复会前期的活动片断》，《辛亥革命回忆录》第四集，第127页。[8]张难先：《湖北革命知之录》，第55页。[9]林伯渠：《荏苒三十年》，延安《解放日报》1941年10月10日。[10]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第64页。[11]章炳麟：《致袁项城商榷官制电二》，《太炎最近文录》，第72页。[12]章炳麟：《先综核后统一论》，《太炎最近文录》，第20页。[13]叶夏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第77—80页。[14]孙中山：《护法宣言》，《孙中山选集》上卷，第420页。[15]《孙中山与报界一席话》，《民国日报》1917年8月6日。[16]孙中山：《中国国民党宣言的旨趣》，《孙中山选集》下卷，第533页。[17]孙中山：《中国内乱之原因》，《孙中山选集》下卷，第899、900页。

国共两党抗日持久战略比较研究

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是一场全国规模的持久战，无论是正面战场或是敌后战场，都无例外地实行了持久战略。抗日战争的胜利是持久战略的胜利。持久战略，作为中华民族战胜日本侵略的基本战略或最高战略，不是某一党派独一无二的创造或为其所专用。而是在本世纪30—40年代的特定历史时期，全国各抗日党派和爱国人士在抗战军事战略问题上所达到的共识，是抗日的各党各派各军的共同创造，是中华民族的民族智慧的结晶。当然，由于各党派在政治立场、军事思想和认识水平上的差异，抗日持久战略的理论观点和战略战术，呈现出五色缤纷、多种多样。本文试就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及其战略原则和作战方针，作一比较研究，以求教于海内外史学界同行。一、在历史转变关头形成的持久战略

对日抗战持久战略的理论和战略构想，反映了中国朝野和各界有识之士对中日关系、两国的特殊国情和中日战争发展规律的理性认识，它经历了一个逐步发展和形成的过程。早在本世纪20年代，我国著名的军事学家蒋百里高瞻远瞩地在国内率先提出了以持久战对付军国主义日本侵略的主张，这可谓持久战略思想的先导。九一八事变后在民族危亡空前严重、局部抗战彼伏此起的历史条件之下，各种持久战略的主张和方略应运而生，它们在不同层面和不同角度揭示了对日持久战略的必要性和进行持久战的方法，但都未能完成关于持久战略的整体性理论。

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经历了一个由酝酿、提出到发展形成的过程。大体上，这个过程开始于1935年，完成于1938年。这时，中国由国内战争逐步转变到抗日民族战争，国共两党由分裂走向联合，由内战转变到抗战，终于结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七七抗战为标志，开始了全国范围的全面抗战。抗日持久战略正是在伟大的民族战争的历史背景之下，得到全面发展并正式形成的。

国民党的持久战略，初步提出于1935年，而其萌芽则是在1934年。蒋介石在1934年7月对庐山军官训练团所作的《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的讲演，最早表述了持久战的主张，标志国民党持久战略的萌芽。蒋氏在演讲中首先陈述了敌强我弱，“我事事不如人”的严重形势，说日本有“三天亡我中国”的可能；但他也指出中国通过长期抗战，定能战胜日寇。他对中日双方的基本条件作了对比，指出我方在战术、精神、统帅这三个方面都具有胜敌的条件；同时强调“无论就历史之悠久，文化之高尚，民族之优秀，人口之众多，道德之完美，土地之广大，经济之丰富等来论，哪一项来比较，日本都绝对比不上我们。尤其是就国际的环境和外交的形势来讲，我们是公理正义之所归，日本乃疑忌怨恨之所集，只要我们能自强，天下都是我们的好友，[1]不管日本武力如何强大，事实上它已处于孤立的地位”。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为什么中国以持久战可以战胜日本的问题。

华北事变后，国民政府有鉴于中日之间的大战势不可免，遂全面推进了对日作战的准备。蒋介石对于抗日军事战略也作了更为明确的谋划。1935年，他考察了四川、云南、贵州等西南诸省，提出了以西南为抗战大后方，建立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日战略基地，以举行全国对日持久作战的设想，从而使抗日持久战略更形明确和具体。接着，国民政府初步提出了对日作战的战略构想，大体设定了全国国防战略和对日战争的指导方针，这在国民政府制定的《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和《作战计划》等文件中，有明确的表述。蒋介石后来对当时确定持久战略构想之经纬，曾作了以下的回顾：“自从‘九·一八’经过‘一·二八’以至于长城战役，中正苦心焦虑，都不能定出一个妥当的方案，来执行抗日之战。……但后来终于定下了抗日战争的根本计划。这个根本计划什么时候才定下来的呢？我今天明白告诉各位，就是决定于二十四年入川剿匪之时。到川以后，我才觉得我们抗日之战，一定有办法。因为对外作战，首先要有后方根据地。如果没有像四川那样地大物博、人力众广的区域作基础，那我们对抗暴日，只能如‘一·二八’时候将中枢退到洛阳为止。……到了二十四年进入四川，[2]这才找到了真正可以持久抗战的后方。”这就说明，国民党的抗日持久战略最初是在1935年奠定基础的。正如吴相湘教授指出的，“这[3]就是……‘举全国力量从事持久消耗战’最高战略方针的由来”。

国民党的持久战略的正式形成，是在全国抗战开始后。国民政府在1937年8月召开的国防会议，首次正式决定了进行“全面抗战，采取持久消耗战略”的基本战略方针。蒋介石随即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公开宣告了对日持久战略，说：“倭寇要求速战速决，我们[4]就要求持久战消耗战。”1938年8月，在纪念八一三抗战的讲话中，他对持久战略作了如下概括：“我们的战略，是以持久抗战，消耗敌人的力量，争取最后决战的胜利。”④同年11月，蒋介石在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的讲话进一步阐明了持久战略，首次提出了抗日持久战的两个战略阶段及其战略任务的论断。他说：“我们这次抗战，依照[5]预定的战略政略来划分，可以说只有两个时期”，“第一期的任务，在于尽量消耗敌人的力量，掩护我们后方的准备工作，确立长期抗战的基础，完成我们第二期抗战战略与政略上的一切布置。第二期的任务，就是要承接前期奋斗的成绩，实现我们第一期中所布置的一切计划，发挥我们抗战的力量，以达到抗战胜利与建国成功之目的”[6]。这就使持久战略更具全面性和整体性。南岳军事会议关于持久消耗战略及其两个战略阶段的构想，标志着国民政府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的全面形成。

中共的抗日持久战略，同样是在从国内战争向着抗日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逐步形成的。华北事变以后，中共提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的政治路线，同时也为提出和实行新的抗日军事战略进行积极的准备。1935年12月，中共中央举行政治局会议，毛泽东在会后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中指出：“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革命势力的事业，不是一天两天可以成功的，必须准[7]备花费长久的时间”。这是毛泽东继遵义会议之后，在纠正党内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基础上，对抗日战争和中国革命的长期性的再次肯定，也标志着中共抗日持久战思想已经开始提出。接着，毛泽东于翌年完成了军事名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的特点和发展规律，确立了战略的持久战和战役战斗的速决战、战略的内线作战和战役战斗的外线作战、战略的防御战和战役战斗的进攻战的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为抗日持久战略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全面抗战开始后，中共中央于七七事变后不久，即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了《确立全国抗战之战略计划及作战原则案》。“提案”全面分析中日双方的情况，提出了全国抗战所应采取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一、战略的基本方针是持久的防御战，但应抓住适当时机，应予全线之反击，而根本地把日寇从中国赶出去。

二、战役上应以速决战为原则。

三、作战的基本原则是运动战，应在决定的地点，适当的时机，应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与兵器，实行决然的突击，避免持久的阵地的消耗战。

四、在必要的战略要点或政治经济的中心，设立坚强之工事，并配置足够的兵力，以钳制敌人。

五、一切阵地的编成，避免单线的构筑，而应狭小其正面，延长其纵深，在守备部队的作战要领，亦应采取积极的动作，一般的应反对单纯的死守的防御，只有积极地动作起来，才能完成守备的任务。

六、战略的内线，而在战役的指导上，应是外线作战，以求得歼灭敌人。

七、广大的开展游击战争，其战线应摆在敌人之前后左右，以分散敌人，迷惑敌人，疲倦敌人，肃清敌人耳目，破坏敌人之资材地带，[8]以造成有利条件，有利时机，使主力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提案”强调指出：“只有在上述作战原则之下，才是保持持久战[9]的有效方法，和消灭敌人取得抗战（胜利）的手段。”中共中央的这个提案，是对抗日持久战略和作战方针的全面的概括和阐述，标志着中共抗日持久战略的正式提出和持久战基本要点的确立。

毛泽东接着在1938年5月发表了著名的《论持久战》一书，全面分析了中日两国相互矛盾的四个基本特点：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指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属于中国。抗日持久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抗日持久战应当实行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的战略方针。《论持久战》科学地回答了抗战为什么是持久战和怎样进行持久战去夺取最后胜利的问题，标志着中共的抗日持久战略的全面形成。同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作《论新阶段》的报告，标志着这一战略思想和战略方针为全党所接受，而确定为中共的唯一正确的抗战指导方针。二、持久战略的客观依据

抗日战争为什么是持久战？提出持久战略的客观依据是什么？这个问题关系到持久战略是主观臆想的产物，还是建立在对中日战争作客观分析后所得出的科学结论。对此，国共两党都作出了明确的回答。两党均在中国、日本和国际条件这三个方面揭示了持久战略的客观根据，在认识和论断上大体也是相一致的，但也各有不同的特点。

蒋介石等人认为，中日两国的基本状况和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对日战争是一场持久抗战。因为，日本是一个小国，资源少，但又是武器先进的强国；中国是一个大国，人力物力资源丰富，但又是落后的弱国。国际方面大都同情中国而谴责日本的侵略，但真正要以实力援助中国、制裁日本，却有待于相当长的时日，因为国际姑息主义还在作祟。中日之战中国要想取得最后胜利，必须经过一场持久的抵抗。而在这过程中，中国不得不放弃不少作为政治、经济中心的大城市和战略要地，利用我国广阔的国土和众多的人力资源，逐次实行抵抗，在大西南建立抗战后方基地，利用持久战消耗战，取得最后胜利。

对于持久战略客观依据的分析，国民党方面的显著特点是着重强调“广土众民”。蒋介石多次指出，抗日战争一定可以得到最后胜利，“主要的理由，就是说我们有广大的土地与众多的人民”，它们是“抗[10]战必胜的最大武器”。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论述抗战前途时说：“我国面积广大，东西经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北而南兼有寒温热三带的气候，所以我国论述军事的成败，就以天时地利并举。内地及西部，湖沼纵横，山岳错综，平原沙漠，无所不备，所以就面积言，过去无论任何外敌，皆只能占领我一部分一时期，而不能永久[11]占我之全部。”同时，蒋介石又说：“我们是一个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民族，拥有全地球人类四分之一的人口——就是有四万万五千万的同胞！以如此历史悠久，人口众多的伟大国家，一个小小日本，要来吞并我们，要想全部消灭我们，是绝对办不到的事，凭我们四万万五千万的人口，前仆后继的来拼死抗战，该能发生怎么样的一种力量！只就这一个事实来看，就可以证明日本绝对不能灭亡我中国！”[12]何应钦、李宗仁等人也持同样的见解。何应钦代表军委会阐述持久战略说：“消耗持久，则适合我之国情，如国土、人口、物资、地形[13]等皆利于消耗持久。”李宗仁则强调指出：“吾人必须避我之所短，而发挥我之所长，利用我广土众民、山川险阻等优越条件去困扰[14]敌人，作有计划的节节抵抗的长期消耗战。”

中共的持久战略，则是建立在全面地历史地分析中日两国的基本国情，分析中日战争所处的时代特点和国际环境的基础之上。毛泽东在《论持久战》和《论新阶段》这两部著作中，对抗日持久战的基本问题作出了非常精辟和系统的论述。抗日战争是在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失道寡助我得道多助的条件下进行的。敌强我弱决定了战争的长期性和残酷性，决定了我国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并在持久抗战过程中转变敌强我弱的形势，去夺取抗战的最后胜利。敌小我大，决定了敌经不起长期战争，必然凭借其暂时的优势，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妄图达到其灭亡中国的目的。然而，敌人力、物力和财力先天不足，加之战争的非正义性，必然遭到世界极大多数国家的反对，失道寡助，这就注定了它必败的命运。而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有着持久抗战的人力物力和广大空间，特别是我国处于进步的时代，加之抗战的正义性，得道多助，所以抗战的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的。中共认为，正是中日两国这些互相矛盾着的基本特点，决定了抗战必须采取持久战的战略方针以及一系列相应的战略战术原则。

如果说，国民党的持久战略主要强调的是广土众民和地理条件，那么中共的持久战略则更侧重于强调时代的特点和人民的作用。显然，两党对持久战略客观根据的分析，侧重点是各有不同的。在中共看来，中国抗战是在本世纪30年代开始进行的一场民族解放战争，处于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这是中国坚持持久战以战胜日本的主要根据。毛泽东特别看重这一点，他强调说：在这个时代，日本是“快要死亡的帝国主义”，处于大崩溃的前夜，因此不论日本如何猖狂、如何挣扎，终究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而中国则“处于历史上进步的时代”，“如日方升”，“它已经不是完全的封建国家，已经有了资本主义，有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有了已经觉悟或正在觉悟的广大人民，有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有了政治上进步的军队，有了数十年革命的传统经[15]验，特别是十五年以来的经验”。因此，中国尽管弱，但却具备坚持持久战的一切必要的条件，而且最终必定战胜日本。

国共两党对持久战略客观基础认识上的差异和着重点的不同，反映了两种不同的抗日观，引出了战争指导方针上的不同方向。中共注重“时代的特点”，认为“兵民是胜利之本”，从而强调发挥“新的人、新的政党、新的军队”在持久战中的主观能动作用，主张制定与执行“新的抗日政策”，实行人民战争的抗战路线。国民党强调“广土众民”，于是提出并实行“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口号和作战指导思想。两党在战略问题上的异歧，对抗日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而深刻的影响。三、“三阶段论”与“两阶段论”

抗日战争是长期的，中国必须也一定能够通过持久战夺得最后胜利，国共两党在这方面是有其共识的。“持久消耗”作为中国抗战的基本战略即“最高战略”，两党的认识也是一致的。那么，持久战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持久战在其发展历程中将呈现何种阶段性，如何在不同阶段的战争特点的基础上确定我国的具体战略方针？对于这些问题的回答，国共两党也有所不同；而其集中表现，则是中共的持久战“三阶段论”和国民党的“两阶段论”之间的区别。

毛泽东根据中外战史和各类战争的情况，从战争发展的趋势把战争分为三类。第一类，甲方进攻，乙方退败，战争以一个阶段完结。第二类，甲方从进攻到退却，乙方从退却到反攻，双方都有两个阶段。第三类，甲方进攻，乙方退却，为第一阶段；双方相持不决，为时甚长，为第二阶段；乙方反攻，甲方败退，为持久战的第三阶段。战争发展进程的不同阶段性，是由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与战争指导集团的特性而造成的。毛泽东认为，中日战争属于第三类战争，“中日战争的[16]长期性表现于战争的三个阶段”。“三阶段论”的战略构想，揭示了抗日持久战的发展形态和发展过程，成为抗日战争的极为重要的指导思想。

蒋介石的持久战略是“两阶段论”的持久战略。他认为抗日战争按照战略和政略来划分，“只有两个时期”，广州、武汉失守以前为第一期，武汉失守以后为第二期。他确定：战略“防御的战略乃是第一期——前期抗战的战略。进到第二期——后期的抗战，我们的战[17]略，应当是……采取攻势，决然攻击前进”。在他的战略构想中，战略防御直接转变到战略反攻，中间无需战略相持阶段。

是否承认抗日持久战必须有一个战略相持阶段，这是国共两党持久战略的一个重大区别。中共的“三阶段论”认为，中国由劣势到平衡到优势，日本由优势到平衡到劣势，中国由防御到相持到反攻，日本由进攻到保守到退却，是中日战争的过程，中日战争的必然趋势。相持阶段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抗战发展的关键。“相持阶段是战争的[18]枢纽”，“中国将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19]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努力的程度”。

中共的“三阶段论”的立论根据，是从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助等四对矛盾的辩证演变中得出的，同时，中共还从国际上“先欧后亚”的战略格局中，揭示了“三阶段论”的现实根据。毛泽东在1938年指出：“世界的主要重心在欧洲，东方是环绕着它的重要部分。世界的主要和平阵线国家与主要法西斯国家，正在为着欧洲战争危机问题，在西方纠缠不清，无论是各大国间的战争前夜或战争爆发，西方的各大小国家都将以解决欧洲问题放在议程的第一位，东方问题则不得不暂时放在第二位……三阶段是中日战争的规律，不但在敌我力量对比上有其根据，而且也在国际形势上有其[20]根据。”

国民党的“两阶段论”反映了其对中日战争发展趋势缺乏完整的认识，带有相当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而战略阶段的划分又往往主要依据作战地域的变化而定。武汉失守前，国民党把从抗战开始到南京失陷这一段时间称为“第一期”，把鲁南会战到徐州撤退称为“第二期”，把保卫武汉称为“第三期”，并准备“继续进行第四第五以至[21]无数期抗战”。武汉失守后，国民党虽然否定了以前的分期，但它的这个分期标准并没有稍加改变。这种以作战地域变化来分期，虽仍不失为一种分期标准，但它不能从总体上反映中日双方力量对比的消长。正因为这样，在国民党的文献中，“二期抗战”究竟始于何时，众说纷纭。有人说在武汉失守后或岳阳失守时，有人说在第一次湘北大捷之际。这就造成国民党对抗战形势估计的盲目性和不确定性。

同时，“两阶段论”与对国际形势的估量不无关系，如同“三阶段论”有其国际形势上之依据一样，“两阶段论”也在国际形势上找到根据，问题在于两者的观察方法和观点各不相同罢了。在欧洲战争爆发前，蒋介石就一再表示了以国际力量击败日本的论断，说：“虽然与它（日本）冲突得最厉害的英美法俄各国目前还没有参加战争，与我们共同一致来打日本，但这并不是国际不动，而是时机未到……一旦它的弱点暴露出来，各国就会毫不迟疑地加以打击。……它就要[22]失败，它的失败，就是我们的成功。”此种形势判断亦不无其正确方面，但显然是把中国抗战的发展进程不适当地寄托于国际形势的演变，从而导致了抹杀战略相持阶段的极端重要地位。四、“向国内退军”与“向敌后进军”

中日战争的战幕一经揭开，日本即挟其军事武器的优越与训练有素的军队，利用其邻近中国和长期在华经营的东北基地等有利条件，向中国发动全面的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日本企图以速战速决的战略，一举击败中国，迫使中国政府屈服。中国的持久战必定先有一个“向国内退军”或战略退却的阶段。对此，国共两党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是中共主张将这一阶段定位为“战略防御”；“不说退却而说[23]防御，是说以战略的运动防御即节节抵抗的姿态而表现其退却”。“向国内退军”和建立抗战的战略总后方，是国民党的持久战略的一个基本点。1935年，蒋介石曾设想：“对日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24]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以甘肃、云南为后方。”为此，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拟定一个五年计划，“拟以湖南中部如湘潭、醴陵、衡阳之间，为国防工业之中心地域。并力谋鄂南、赣西以及湖南[25]各处重要资源之开发，以造成一主要经济重心”。同时制定开发西南、西北经济的计划。1936年初，国民政府制定了《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草案》、《国防设施纲要草案》、《作战计划》等文件。这些文件指出：“今日我国之预想敌国应以侵略我国最急，加我危害最甚之日本为预想敌国，故凡国防军事一切建设准备，当以日本为对[26]象而筹划之。”为此，国民政府确定对日作战的总方针是：“为保全国土完整，不得已时逐次占领预定阵地作韧强之抗战，随时转移攻[27]势，相机歼灭之”，并设想将来对日作战，“以四川为作战总根据地，大江以南以南京、南昌、武昌为作战根据地，大江以北以太原、[28]郑州、洛阳、西安、汉口为作战根据地”。同年底，国民政府参谋本部又制定了《民国廿六年度国防作战计划》甲、乙两案，除明确把抗战初期主战场定在华北外，其他无大变化。抗战前夕国民政府对未来中日战争的大体构想，虽未构成完整的系统，但其“向国内退军”的方针却是一以贯之。

抗战爆发后，蒋介石继续对此问题加以阐述。1938年2月，蒋介石发表《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一文，指出：“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未来战争的胜负，就是决定于空间与时间，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我们所有一切的土地，不作生产上的利用，就要作军事上的利用，要讲求种种有效的方法，使地能尽其利，这是我们抗战必胜的最大武器”，“与敌人打仗，就是争时间。我们就是要以长久的时间来固守广大的空间，要以广大的空间，来延长抗战的时间，来消除敌人的实[29]力，争取最后的胜利”。这就是国民党持久消耗战中最著名的口号——“以空间换时间”的由来。“以空间换时间”的实质就是“向国内退军”。

按照国民政府的预想，“向国内退军”是向西南腹地退军，构筑东西向的防御态势。但在抗战初期，由于各方面的原因，南京统帅部并未将这个设想贯彻于战争的进程之中。在上海、南京相继失守后，南京统帅部深察战争长期化的必然趋势，从而调整军事部署，决心实施持久战略的计划，并在武汉会战前后从理论上进一步对中日战争的长期性及其战略阶段作论证，部署向西南和西北退军，构筑对日抗战的东西向防御格局。“向国内退军”，被德国军事理论家克劳塞维茨当作为“一种特殊的间接的抵抗方式”，称“采取这种抵抗方式与其说是用我们的剑消灭敌人，还不如说是让敌人通过自己的劳累拖垮”，“在幅员辽阔的交战双方的兵力不太悬殊的情况下，防御者采用这种退却方法可以造成对自己有利的兵力对比，使自己比在边境附近决战时更有把握获得[30]胜利”。纵观古今中外，应该承认这种抵抗方式在军事上是有其重大的价值的。中国远古时代黄帝对蚩尤之战，古罗马大将费边对迦太基汉尼拔之战，俄国近代名将库图佐夫对法国拿破仑之战，都是采用这种抵抗方式，并取得最后胜利。抗战初期，国民政府基本上采用此种方针抗击暴日，声称“中国持久战，其最后胜利之中心，不但不在南京，抑且不在各大都市，而是寄于全国之乡村与广大强固之民心”[31]，确实比较成功地打破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主力、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

但是也要看到，“以空间换时间”和“向国内退军”的方针，只是在一定的条件和一定意义上是正确的，它本身带有明显的局限性和消极性。“以空间换时间”突出强调的是“空间”即地域的作用，而忽略了积极防御的作用。它把“空间”与“时间”对立了起来，忽视了两者之间的统一性。它突出了失地的一面，而轻视了复地的重要性。事实上，在战争中空间有时是可以换时间的，有时是不能换时间的；并且空间是有限的，以有限的空间不可能换得无限的时间。在战略防御中，空间既有失去的，也有收复的；敌我在同一空间中还有相互渗透的。所以“以空间换时间”有正确的一面，但并不能全面地反映持久战过程中，失地与复地、复地与歼敌之间的客观关系。“向国内退军”的方针也是这样。在中国军队实行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的情况下，为了保存军力，耗散敌力待机歼敌，有必要实行诱敌深入、向内地退军的策略。但是，持久战略的要道，在于实行积极防御，一方面积极实施战役战斗的进攻战，另一方面积极改革政治、军事和经济，动员全国力量支持长期抗战。实行持久战略的最有效的办法，是在战略持久下的战役战斗的速决的进攻战，以逐次歼敌为主要目标。“向国内退军”是实行战略防御的一种手段，而不是其目的。它没有突出运用攻势防御歼灭敌军这一中心点，因而把它作为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更是不适宜的。

中共赞同国民党的“向国内退军”方针的合理方面。中共认为，敌强我弱，拒敌于国门之外是不可能的，中国必定会有一个战略退却阶段。毛泽东指出：“一切有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坚决地进行决战，一切无把握的战役和战斗应避免决战，赌国家命运的战略决战应根本避免。……不决战就须放弃土地，这是没有疑问的，在无可避免的情况下（也仅仅是在这种情况下），只好勇敢地放弃。情况到了这种时候，丝毫也不应留恋，这是以土地换时间的正确的政策。历史上，俄国以避免决战，执行了勇敢的退却，战胜了威震一时的拿破仑。中国[32]现在也应该这样干。”

同国民党的“向国内退军”方针相比较，中共则更强调“向敌后进军”。按照中共的持久战略，在战略防御和战略相持阶段，国民党主要担负正面防御，实行节节抵抗，耗散敌军，中共军队则向敌后进军，深入敌之翼侧和后方，开辟敌后战场。这是在总的战略方针下的国共两军的合理分工。同时，中国政府的军队除了以主力进行正面防御以外，也必须组织一部分主力转入敌后，在敌之后方、翼侧开辟战场，进行外线作战。

中共的这个战略构想建立在关于抗日战争的特殊发展形态的理论之上。中共认为：抗日战争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这种特殊的战争形态表现为内线与外线、正面与敌后、有后方与无后方、有固定作战线与无固定作战线、包围与反包围等的相互交错。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是抗日持久战颇为特殊的“突破历史纪录的东西”。它是由中日战争的特殊历史条件和两国特殊国情而产生出来的。具体地说，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内线和外线　毛泽东、朱德等指出：抗日战争是整个处于内线作战地位的，但主力军和游击队之间，主力军在内线，游击队在外线；各游击区又互为内外线，从而形成夹击日军之势。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共特别强调游击队外线作战的重大意义，指出：在战争第一阶段，战略上内线作战的正规军是后退的，而在战略上外线作战的游击队则广泛地向着敌人后方大踏步前进，实行“在敌人战略进攻阶段上我方的反进攻”。于是形成了抗日战争正面战场敌进我退、敌后战场“敌进我进”的奇异状况。

有后方与无后方　有后方为国共两党公认，而“无后方的作战”则为中共所注目。中共强调脱离国家总后方，广泛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创建山地、平原、河汊湖泊等根据地，把敌人后方变为前线的重要性。认为这种作战是“新时代中领土广大、人民进步、有先进政党和先进军队的情况之下革命战争的特点。不应怀疑而应提倡，没有可怕而有[33]大利”。

包围和反包围　这是中共著名的“围棋”理论，也是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的最突出表现。毛泽东设想了三种包围与反包围的情况。中国整个地处在敌人的战略包围中，而敌人的一路或数路又处在中国的反包围中。这是第一种情况。敌后每个根据地处于敌人四面或三面包围之中，而各个根据地又联合把许多敌人反包围起来，这是第二种情况。侵略阵线的德、意、日又与和平阵线的中、苏、法等国又构成第三种包围与反包围。他认为，这种包围与反包围，“大体上好似下围棋一样，敌对于我、我对于敌之战役和战斗的作战，好似吃子，敌的据点（例如太原）和我之游击根据地（例如五台山）好似做眼。不过围棋之‘眼’是不能破坏的，这是围棋的机械论。战争之‘眼’是可[34]以破坏的，这是战争的辩证法”。

总之，国共两党虽然都倡导或赞成“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但两党在持久战的战争形态上的看法并不一致。国民党主张“向国内退军”，虽含有在将来转入反攻的意义，但强调的是战略退却。中共不仅主张“敌进我退”，更强调要“敌进我进”，实行“反进攻”，从而使持久战呈现出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抗日战争的实际已表明犬牙交错的战争状态，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民族解放战争“特殊的形态”，是战胜日军的最好方法。五、持久战略下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

持久战略是抗日战争的基本战略即战略总方针。那么，在基本战略之下的具体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应当是怎样的呢，国共两党对此作出过什么回答，提出了怎样的方针？

中共一贯主张积极防御（攻势防御），反对消极防御（专守防御），认为在战略防御之下的战役战斗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是实行持久战略唯一正确的方针，也就是抗日战争战场作战的基本方针。毛泽东指出，抗日持久战在第一和第二阶段即敌之进攻和保守阶段中，应该是战略防御中的战役和战斗的进攻战，战略持久中的战役和战斗的速决战，战略内线中的战役和战斗的外线作战。在第三阶段，[35]应该是战略的反攻战。1937年8月4日，毛泽东、张闻天就抗日军事战略问题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在致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电报中明确指出：“总的战略方针，暂时是攻势防御，应给进攻之敌以歼灭的反攻，决不能是单纯的防御，将来准备转变到战略进攻收复失地。”同月11日，在南京的国防会议上，周、朱、叶代表中共就抗日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进行阐述，指出全国抗战在战略上实行持久防御，在战术上应采取攻势。

在国民党方面，抗战八年，也有过“攻势防御”的设想。如白崇禧在武汉会战期间曾建议：“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连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36]大面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转变被动为主动”。蒋介石总结抗战前期消极防御失误的教训，在柳州军事会议提出：今后“一切战略战术，都应立于主动地位，采取积极攻势”，“从前是消极的[37]防御，今后是要积极的进攻”。正面战场有若干战役采取了积极防御的作战方针，实行战役战斗的外线进攻战，从而获得了胜利。如1938年3—4月的台儿庄战役、1939年9—10月的第一次长沙战役、1941年3—5月的上高战役、1941年12月—1942年1月的第三次长沙战役等。

但从总体上看，正面战场所采取的则是“消极防御的战场作战方针”，表现在作战上则是：消极被动地防守，不作积极的攻势作战；分散兵力，分兵把口；进行战役和战斗的内线防御战。参加过武汉会战的苏联顾问亚·伊·切列潘诺夫有过形象的描绘。他说：国民党军队“在日本人可能发动进攻的狭窄战线上堵上防御‘塞子’，日寇打掉一个‘塞子’，防御者立即又堵上一个‘塞子’……充当‘塞子’的军队[38]在打仗，而其余军队通常都在待命”。

抗日战争的作战形态，基本上有阵地战、运动战和游击战这样三种，确定何种战争形式作为对日作战的基本形式，三种作战形式之间的关系又是如何，这是一个战略方针的问题。中共的方针，是主张对日作战以运动战、游击战为主，而配合以正面的阵地防御战。具体地说，在战略防御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在战略相持阶段，主要的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在战略反攻阶段主要的是运动战，但阵地战提高到了重要地位。中共认为，上述方针根据中日两国、两军的情况和各阶段战局的特点，以我之长击敌人之短，而采取适宜的作战形式，无疑是正确的方针。

毛泽东一再强调运动战对于正面战场以至整个抗战，具有特殊的重要地位，确认运动战为战争之枢纽。他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而不是深沟[39]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他的结论是：“转换全局的战略方针，必然是运动战。阵地战虽也必需，但是属于辅助性[40]质的第二种方针。”

国民党的方针则刚好相反，把阵地战置于对日作战的主要地位，当作对日作战的主要形式。蒋介石1937年8月18日宣布的五项作战原则中，正式提出了阵地战的基本方针，说“我们要固守阵地……这是我们抗倭胜利的唯一要诀”。他强调指出：“敌人的利器是飞机、大[41]炮、战车，我们的利器是深沟、高垒、厚壁。”正面战场一系列重大战役，几乎都是采取了以阵地战为主体的方针，结果一次又一次地打成了战役消耗战而丧师失地，淞沪会战则是实行阵地战方针的突出例证。

国共两党对于抗日游击战的方针也是有大的区别的。中共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最终要靠正规战，但由于敌强我弱以及由此产生的战争的长期性，由于抗日游击战将脱离国家总后方，在外线单独作战，敌后游击战争就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和作用。在战略防御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开辟敌后战场、创建根据地、牵制与打击敌人、配合正面战场作战的战略任务。在战略相持阶段，游击战争担负着坚持敌后抗战，发展与巩固根据地，消耗与削弱敌人，支持正面战场作战，并积蓄力量，逐步由游击战向正规战转变和准备反攻的战略任务。在战略反攻阶段，游击战争则转变为正规战，展开大规模反攻，收复失地。在整个抗战过程中，正面战场的正规战与敌后战场的游击战在战略上对敌军构成夹击之势，陷敌于两面作战的不利地位。八年抗战，中共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就是沿着上述道路而发展壮大和取得胜利的。

在国民党方面，对于游击战争不是没有认识，如白崇禧就说过：“游击队不是土匪，而是建筑在政治基础上，有坚强的干部，很好的群众纪律的正当部队。游是手段，击是目的。游击队不是游来游去，[42]而是击来击去。”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也曾要求各战区指定担任游击的部分“应积极行动，努力袭击敌人，尽量破坏交通、通信，以[43]分散进攻武汉兵力”。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上，他更提出“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的口号。军委会还在南岳开办游击干部训练班，聘请共产党人叶剑英等讲授游击战理论与战略战术。在军事部署中，抗战初期，国民政府也确曾有意识地在敌后留下相当数量的军队。南岳军事会议又增设了鲁苏、冀察两大战区，担负敌后作战，其在敌后的武装多达七十万人，其中正规军有三十多万人。应该肯定，这些敌后武装，在华北坚持了相当一个时期的敌后作战，保持了在敌后的阵地。但是，从总体上看，国民党并没有改变以阵地战为主、游击战偶而为之的格局。国民党在敌后的部队在战略战术上仍固守着正规军所用的那一套，更没有动员、训练与组织民众，甚至与民为敌。因此，国民党的游击战未能取胜也属必然。

总之，国共两党持久战方略各有自己一套作战方针与作战原则。中共实行战役“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把运动战放在首位，将游击战提高到战略地位。国民党仍实行“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把阵地战放在首位，配合以运动战，辅之以游击战。

中国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是全国实行持久战战略总方针及其战略战术的胜利。国共两党在民族危亡的历史关头，在实现由国内战争向民族战争转变的过程中，根据自身对中日两国的国情和中日战争特点的认识和理解，逐步提出并形成了对日抗战的持久战略和作战方针。持久战略的确立，对于坚持长期抗战、最后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具有十分重大的作用和意义。对此，国共两党都作出了自己所特有的重大贡献。

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有着不同的理论基础和政治取向，两党对中日战争发展规律的认识也有很大的差异，加之两党过去的战争实践及其历史经验大不相同，这就决定了国共两党的持久战略是两种类型的。中共是“三阶段论”的犬牙交错的持久战，注重“向敌后进军”，实行的是在战略防御、战略持久和战略内线中的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的进攻战”，坚持攻势防御，把运动战作为转换战争全局的战略方针，把游击战提到战略地位。国民党是“两阶段论”的持久战，注重“向国内退军”和“以空间换时间”，实行消极防御的作战方针，把阵地战置于首位，辅之以运动战和游击战。

中共的持久战略是中共运用唯物辩证法的理论武器，对中日战争发展规律作出科学认识的结晶，具有全面性、系统性和连贯性。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则是一般的解释多于系统的论述，缺乏理论上的完整性、严密性和政策上的稳定性。如果说，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和中共的持久战略都占着中国抗日持久战的指导地位，那么，可以说中共的持久战略在战争理论、战略原则和作战方针等方面，都比国民党的持久消耗战略更为科学和更为完备，代表了中华民族对这场战争的最高认识水平。

抗日战争是在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两个战场上进行的。这两个战场对于夺取抗战胜利都是不可缺少的。然而，两个战场实行了两种不同的持久战略和作战方针，因而，产生的结果及各自在抗战中所起的作用也就不同。抗日战争的客观进程及其结果，是对两种持久战略的最后的检验。原载1999年第5期[1]蒋介石：《抵御外侮与复兴民族》，《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院1961年版，第809页。[2]蒋介石：《国府迁渝与抗战前途》，《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十四卷，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史会1984年版，第653页。[3]吴相湘：《中国对日总体战略及若干重要会战》，《八年对日抗战中之国民政府》，台湾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59页。[4]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蒋总统集》，第971页。④蒋介石：《八一三周年纪念告战地民众词》，《蒋总统集》，第2089页。[5]蒋介石：《第一次南岳军事会议开会训词》，《蒋总统集》，第1058页。[6]蒋介石：《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蒋总统集》，第1090页。[7]毛泽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毛泽东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第138页。[8]转引《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二卷抗日战争时期，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25页。[9]同上。[10]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总统集》，第1021页。[11]蒋介石：《以事实证明敌国必败及我国必胜》，《蒋总统集》，第1093页。[12]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总统集》，第1021页。[13]何应钦：《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军事报告》，《何上将抗战期间军事报告》上册，台湾文星书店1962年版，第107页。[14]李宗仁：《李宗仁回忆录》，广西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1980年版，第683页。[15]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19—420页。[16]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军事科学院1981年版，第138页。[17]蒋介石：《第二次南岳军事会议训词》，《蒋总统集》，第1184页。[18]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40页。[19]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5页。[20]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40页。[21]陈诚：《最后胜利的关键》，《新华日报》1938年10月10日。[22]蒋介石：《抗战检讨与必胜要诀》，《蒋总统集》，第983页。[23]毛泽东：《论新阶段》，《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38页。[24]张其昀：《中华民国史纲》第四卷，台湾中华文化出版委员会1954年版，第211页。[25]国民政府经济部：《廿八年上半期工作进度报告》，重庆市档案馆藏。[26]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7]国民政府参谋本部：《一九三六年度作战计划》，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8]国民政府参谋本部：《民国廿五年度国防计划大纲》，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29]蒋介石：《抗战必胜的条件与要素》，《蒋总统集》，第1022页。[30]〔德〕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简本），军事科学院1978年版，第121、122页。[31]蒋介石：《我军退出南京告国民书》、《蒋总统集》，第2081页。[32]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73—474页。[33]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40页。[34]同上。[35]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451—452页。[36]《白崇禧致蒋介石电》（1938年9月6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724页。[37]蒋介石：《柳州军事会议期间》（一），《蒋总统集》，第1206页。[38]〔苏〕亚·伊·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617页。[39]毛泽东：《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二卷，412—413页。[40]同上。[41]蒋介石：《敌人战略政略的实况和我军抗战获胜的要道》，《蒋总统集》，第971页。[42]白祟禧：《抗战胜利之途径》，《新华日报》1939年1月30日。[43]《蒋介石致程潜等密电》（1938年7月5日），《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第684页。

抗战时期汪精卫集团的投敌

抗战时期，当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用自己的血肉长城抵御日本侵略的时候，从国民党内部分化出来的汪精卫集团，却公然认敌为友，走上了叛国的道路。这个集团究竟怎样变为日本侵略军的鹰犬的？作为这个集团的头子，汪精卫又是如何堕落的？这个集团的投敌与蒋介石集团有什么关系？对于这些问题，国内外至今仍然存在着不同的看法。本文想通过以上问题的分析，对汪精卫集团的投敌作初步探讨，以求教于史学界的同行。一、日本帝国主义诱降政策的产物

过去有人认为，汪精卫“脱离重庆的行动”，“完全是出于独立[1]立场的”，目的在于“觅取他的发言自由权利”；时至今日，还有[2]人认为：汪的投敌，“是在张冠李戴的情况下出现的”，换言之，与日本的诱降政策“无丝毫关系”。这种说法歪曲了历史的真相。但是，也有一种截然相反的意见，认为抗战一开始，汪日间暗中就有勾结，汪的投敌，只不过是这种勾结的公开化。这种意见，忽视了日本推行诱降政策的复杂过程。我们认为，汪精卫的投敌，是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不断受到日本诱降政策影响而逐步酿成的。

1937年7月11日，芦沟桥事变后第四天，日本政府一面“下了重大决心”，“立即增兵华北”，一面又假惺惺表示“为使今后局势不再[3]扩大，不抛弃和平谈判的愿望”，以欺骗世界舆论。7月30日，日军占领平津，8月13日，对上海发动大举进攻，日本政府马上撕下了“和谈”的假面具，宣布“放弃不扩大方针”，叫嚷“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由于中国军队的抗击，没有达到预期目的，日本政府再次施放“和谈”烟幕弹。10月1日，日本政府把政治诱降作为国策定了下来，企图通过外交途径，“将中国诱导到我方所期待的境地；对于中[4]国及第三国，进行及时的谈判与工作”。从此，日本便通过各种渠道，软硬兼施，阴阳并举，引诱国民党政府上钩。

这年冬天，日本示意德国政府从中斡旋，通过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和谈”条件：承认内蒙自治；扩大《何梅协定》规定的华北不驻兵区域；扩大《淞沪协定》规定的非武装区；实行中日经济合作，改善关税；中日共同防共，根绝一切反日运动等。对日方提出的“和谈”条件，蒋介石认为“如此尚不算是亡国条件”，[5]“可以将此条件作为谈判之基础”，并要求日方对于初步的谈判，特别是条件，保守秘密。

然而，日本政府并非真想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停战谈判。所谓“和谈”，只是灭亡中国的另一种手段。1937年12月中旬，日军占领南京后，又追加了新的苛刻条件：要求扩大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承认华北特殊政权，保证日军驻军等。不仅如此，还限定国民党政府必须在“年内答复”，态度极为横蛮。蒋介石害怕接受了日方条件自己的统治“会被舆论的浪潮冲倒”，“中国会发生革命”，“共产[6]党就会在中国占优势”，因而不敢答应。与蒋介石不同，汪精卫既忌妒蒋对英美帝国主义的倚仗，又不满蒋在国民党政府里独揽一切，因而想通过“和谈”，换取日本的支持，以巩固自己的政治地位。因此，在陶德曼调停期间，汪精卫穿插其间，参与策划，对日本所追加的新条件，表示可以接受，一再催促当时的行政院长孔祥熙签字，但未被蒋介石所采纳。

从1938年初陶德曼调停失败至同年12月汪精卫集团秘密逃出重庆一年间，日本政府终于“成功地”把汪精卫集团从国民党中拉了出去。在这一年中，日本的诱降活动大抵可分四个阶段：

第一阶段，1月至2月。由于占领了南京，日本国内充满了狂热的军国主义气氛，对国民党采取强硬态度。1月11日，日本召开了有天皇参加的御前会议，在强硬派的压力下，会议通过了《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方针》，扬言：“如中国现中央政府不来求和，则今后帝国不以此政府为解决事变的对手，将扶助建立新的中央政权，与此政权签订调整两国邦交关系的协定，协助新生的中国的建设。”16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公开发表了由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所通过的《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政府声明》（即近卫第一次对华声明），指责国民党政府至今“不了解帝国的真意”，宣布“帝国政府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过了两天，近卫又发表《补充声明》，说“所谓‘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较之否认该政府更为强硬”。在这前后，日军在北平、南京扶植成立了以王克敏为首的“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和以梁鸿志为首的“中华民国维新政府”，并积极策划南北两政权的合并。这一系列威逼政策，反映了这阶段日本政府诱降活动的特点。

就在这一阶段中，汪精卫等人既震惊于日本暂时的军事优势，又惧怕日本的恫吓，迫不及待地想恢复与日本“和谈”。周佛海就说过：“我们几个同志，虽然力薄势微，没有方法挽回劫运，但是我们不死心，不绝望，我们暗中努力，使和平之门，不要全关，和平之线不要[7]全断。”

从3月至6月为第二阶段。周佛海等人为了“策进和平运动”，以搜集日本情报为由，经蒋介石、汪精卫的许可，于2月间派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去香港活动。高是汪精卫一手提拔的，也是蒋介石所[8]赏识的“能负责任，并有见识”的“日本通”。在这之前，为“从幕后推动”陶德曼调停工作，高宗武已派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去上海，和日本驻华大使川越茂勾搭。不久，董又去东京会见日本参谋本部次长多田骏、谋略课长影佐祯昭、中国课长今井武夫等人，了解到日本虽然发表了近卫声明，但“因为事变似有意外延长的情况，日[9]本军实际上的想法，倒确实是想迅速导致对华和平”。影佐还托董道宁带信给他的老同学何应钦、张群，表示“要解决中日事变，不是用条件做交易所能解决的，无论日本和中国，都必须互相赤诚相见”，“如有这样的态度，把过去的事情付诸流水，披沥诚意，赤诚与日本[10]相会，则深信日本作为武士道的国家，应有赤诚握手的气概”。3月初，高宗武从香港抵达上海，见到了董道宁，月底两人带了日本参谋本部某些人的意见，回到武汉。

影佐的信表明日方在这一阶段仍然想与国民党政府谈判的意向。对此汪精卫认为“这可看作日本方面的重要意见”，周佛海听了更[11]“加强了他实行对日和平的决心，受到的影响是非常强有力的”。蒋介石则对影佐表示“钦佩与感谢”之情，甚至想与日本先行停战，再行谈商细节。4月中旬，日军虽然攻占了徐州等战略要地，但已深感“中国人民的抵抗能力是无穷的”。同时，他们又发觉他们扶植的“临时”、“维新”两个傀儡政权中，那些“为了领薪水而来上班的”官员们，“不是旧社会的遗老就是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政府都不要的[12]第三流角色”，“是一群在思想上打了败仗的人的组织”，靠这些人收拾时局是不可能的。5月底，以调整日中邦交为由，近卫内阁实行改组，宇垣一成替代广田弘毅任外务省大臣，宣称“对中国开始和平[13]交涉”，“一月十六日的近卫声明迫于必要时予以取消”的这些姿态，对蒋汪都具有很大的诱惑性。张群即以私人朋友的身份电贺宇垣，询问宇垣“是否有意开始和谈。如有此意，可由汪兆铭或我个人出面接洽”，反映出蒋汪的共同心情。不过蒋介石出于英美派的利益，对日本存有戒心，因此既不想断绝对日妥协，又不敢公开投降。日本对蒋介石暗中勾结、明里抗战的行为是不满的，但又不能断然抛开蒋介石；对汪精卫的亲日妥协活动虽然欢喜，但又怀疑他的“价值问题”，[14]认为“凭藉汪及其人数不多的一派，不足以收拾时局”。这种政策上的举棋不定，正是第二阶段日本政府诱降活动的特点。

第三阶段，7月至10月。随着战争的发展，日本迫切想在年内“解决战争目的”，企图从长期战争的深潭中拔出泥足，因而对蒋介石的两面政策越来越不满，甚至公开抨击蒋介石，最后终于选定了汪精卫。这是日本诱降政策实行过程中的一个转折点。作为这个转折点的开始的标志，是高宗武的秘密访日。7月初，高宗武背着蒋介石，在周佛海的支持下单枪匹马，潜赴日本，先后与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参谋次长多田骏以及影佐祯昭、今井武夫等进行多次会谈。双方认为，“为促使今后日华间的和平，必须寻找蒋介石氏以外的人。但是，除[15]汪精卫氏以外，难以找到其他人”。双方确定以汪精卫为交涉“和平”的对手。板垣遂写信给汪精卫说明此意，托高代交。7月12日，日本政府五相会议通过了《适应时局对中国的谋略》，确定“推翻中国现中央政府，使蒋介石垮台”的方针，提出“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削弱中国现中央政府和中国民众的抗战意识，同时，酝酿建立巩固的[16]新兴政权”。当高宗武带了“日本方面希望汪兆铭出马的意向”回到武汉时，汪精卫一伙受宠若惊，“终于秘密策划起和平计划”。以此为起点，与日“和谈”的这桩政治买卖，就由蒋汪合伙，转为汪记独家经营了。

第四阶段，11月、12月两月。这是日汪“和平运动”的关键阶段，日本对汪精卫集团的诱降活动取得了预期的效果。这时，中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转移其主要兵力对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战力量，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11月初，汪精卫指派高宗武和梅思平为“中国方面”代表，同日方代表谈判。12—14日，日汪代表在上海虹口土肥原公馆重光堂内举行秘密会谈，签订了《日华协议记录》及《谅解事项》，并起草了近卫、汪精卫声明要点和制定了汪精卫的叛逃计划。《协议》规定中国方面承诺日方提出的缔结共同防共协定，承认伪满洲国，容许日本人有在中国内地居住、营业的自由，实行中日经济提携，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日军驻兵内蒙等等。为了掩人耳目，《协议》也有所谓日方愿意废除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日军在和平恢复后立即开始撤退等条款。显然，《协议》的这些规定是日本所期待的。在11月的最后一天，日本御前会议对此予以肯定，成为“不变的国策”。对此，汪精卫集团全盘加以接受，并按照“重光堂会谈”制定的计划，于12月18日逃出重庆，经昆明到河内，踏上叛国投敌的道路。23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对华声明，提出“同新生的中国调整关系”的三原则。29日，汪精卫公开发表致蒋介石暨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艳电”，要求国民党政府根据近卫声明的条件，“与日本政府交换诚意，以期恢复和平”。“艳电”的发表，是汪精卫集团叛国的重要标志。

日本的诱降政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将汪精卫拉了过去。这个过程说明，汪精卫集团并非在抗战一开始就为日本所看中，它的投敌活动也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二、媚日、反共的必然结果

如果说日本的诱降政策是促使汪精卫投敌的一个外在因素，那么促使他投敌的自身原因又是什么呢？有人认为，汪的投敌不仅反映其[17]“可鄙和自私自利的一面”，也表明其“高尚和爱国的一面”。这显然是一种美化之词；还有一种意见，认为汪的投敌仅仅是一时的“感情冲动”，是“看错了局势，走错了路”，他“决不是一个甘心卖国[18]的人”。这种看法，也是违反历史事实的。我们认为，汪精卫投敌的主要内在因素，是他的民族投降主义恶性发展的结果。

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就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者。1932年1月，蒋汪合作，汪出任行政院长，主持对日外交时便认为，日本是个“强邻”，中国不可与之相比，“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因此他推行了一系列亲日媚日政策，主张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19]。基于这种认识，汪精卫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其实质是想以“和平”交涉代替武装抵抗。当一·二八淞沪抗战“面黄肌瘦、背荷斗笠”的十九路军正在上海前线与日军激战之际，蒋汪合作的政府却“深自抑制，循国联之决议，听友邦之斡旋”，与日军签订了《淞沪协定》。

1935年1月2日，日外相广田弘毅在六十七届议会发表“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所谓新方针，企图以此掩盖其军事侵略，加紧其经济侵略。汪精卫对此大加赞美。2月20日，他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上报告中日外交方针时说：“读了这次广田外相的演说，认为和我们素来的主张，精神上大致吻合，中日两国间既有如此的共鸣，加以相互的努力，中日关系从此可以得到改善的机会而复归于常轨，这是我们所深引为欣幸的。”同时“坦白地郑重地”声明：“我们愿以满腔的诚意，以和平的方法和正常的步调，来解决中日间之一切纠纷，务使互相猜忌之心理，与夫互相排挤、互相妨害之言论及行动等，一[20]天一天的消除。”不仅如此，汪精卫政府还立刻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宣布改变对日问题的宣传政策，随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6月10日颁布了“敦睦邦交令”，强令“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务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碍国交”，“如有违背，定予严惩”[21]。

全国性抗战一开始，迫于形势，汪精卫的媚日活动一度有所收敛。1937年7月16日，汪在庐山谈话会上声称：“国难如此严重，救亡图[22]存，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之后，他在广播中说：“我们誓必继续的将所有血汗都榨出来，以前的和现在的所有将士所有人民的血汗，合成一起成为江河，扑灭尽了侵略者的凶焰，洗涤尽了历史上被[23]侵略的耻辱。”但在暗地里，他依然畏敌如虎，对抗战前途摇头叹息，认定战必大败，只有求和才是“上策”，而“亟亟于从战的途中恢复和平”。不过在当时，由于日本步步紧逼的战争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浪潮；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大义凛然，开创了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崭新局面；而蒋介石集团也出于对英美在华利益的考虑，被迫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表示抗战。这一切，迫使汪精卫不能不在公开场合说几句漂亮话。正如他自己后来所供认的：“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争，固然无法阻止，然没有[24]一刻不想转圜。”短短一句话，勾画出他当时表里不一的阴暗心理。

媚日必然反共。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坚力量，是汪精卫媚日投降活动的主要障碍。因此，西安事变后，汪精卫利用广播电台、报纸和国民党每周一次的“纪念周”，攻击和诋毁中国共产党，诬蔑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是“饮鸩止渴”，说国民党人接受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是“真糊涂”，叫嚷：万万不可为共产党所“摇惑”，中了他们“挑拨离间的毒计”，竭力阻止和反对国共合作。待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建立，汪精卫一伙又进行分裂活动，大造所谓“共产党暴动”，“八路军退却”，抗日根据地是“封建割据”，妨碍“军令”、“政令”的统一等种种谰言。

应该指出，抗日战争的浩大风涛使社会上各种人按照新的标准重新组合。汪精卫集团原来是由1929年声名狼藉的改组派分子组合起来的政客集团，此时也发生了分化。特别是这个集团的一批中下级干部，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对汪精卫媚日反共的陈词滥调十分不满，连被称为汪之辅弼的顾孟余等人，对汪的“和平”主张也并不附和。与此同时，以周佛海为首的原属蒋介石集团的所谓“低调俱乐部”一些人，则开始与汪精卫合流。周佛海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理部长、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副主任，是蒋的亲信近臣之一。周汪间本来因派系矛盾曾互相臭骂对方“不是东西”，都发誓过不再“共事”。然而，周佛海也是民族失败主义者。抗战一开始，他就散布“弄假可以成真，玩火适足烧身，前途是未可乐观的”，并在自己的寓所——南京西流湾八号的地下防空室里，纠集了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罗君强等人，非议抗战，鼓吹求和，诬蔑人民的抗战呼声是寄托在“镜花水月的幻想之中”，是“唱高调”，“这边调子越高，那边态度越强”[25]。在一片“低调”声中，他们发现汪精卫的主张与自己完全一致，于是一拍即合。历史证明，以汪精卫、周佛海为代表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主和派”，实质上就是暗藏在抗日阵营中的投降派。

从1938年初开始，汪精卫集团便有计划、有步骤地着重在三个方面展开活动。

一是继续在组织上扩大投降派影响。2月，“低调俱乐部”正式成立了一个灰色的文化团体——“艺文研究会”，以执行“反共媚日”宣传活动为其宗旨，由周佛海任总务总干事，陶希圣任研究总干事。汪精卫集团利用这个团体，以雄厚的经费，通过付稿酬、送津贴，拉拢一些“不同情中共的文化界人士；越是强调反共的人，拿钱就更[26]多些”。同时，汪精卫、周佛海又派他们的亲信、国民党立法委员林柏生赴香港，开设“艺文研究会”的变相分机构——“国际编译社”，并创办“蔚兰书店”，由林柏生主持一切总务；梅思平主编《国际丛书》，樊仲云主编《国际周报》，朱朴之主编《国际通讯》（人称“四大金刚”）。一时间，“许多人蝟集于两间小房之中，跻跻[27]跄跄，极为热闹”。以后汪精卫逃出重庆，这许多人如张百高、古咏今、胡兰成等连同他们所掌握的舆论工具，一齐成为汪精卫投敌活动的吹鼓手。如发表汪精卫“艳电”的《南华日报》，就是以林柏生为社长的汪集团的一个据点。

二是继续在理论上鼓吹投降。开始，他们还只能躲在阴暗的角落里唱唱“亡国论”低调，提出了所谓“科学和理性”的宣传方针，“要大家根据理性，运用科学，去认清事实，不可为盲目的感情所驱使”。在这种方针指导下，他们利用“艺文研究会”，办刊物、出丛书，连篇累牍地把中日战争说成是“科学战争”，把中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诬蔑为“忽视科学的重要和对科学抱错误见解，是一种缺[28]乏理知的感情冲动，表现而为一哄而起的行为”。中国科学技术不发达竟也可以作为民族投降主义的理论根据，真是十足的汉奸逻辑。

10月，广州、武汉相继失陷，汪精卫集团既震惊于大中城市的陷落，又害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抗日力量的不断发展，民族投降主义情绪急遽膨胀。他们公开主张对日求和乞降，并极力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游击战。

三是最后下了投降的决心。1938年3月中旬，高宗武向日本南满铁路公司南京事务所所长西义显、日本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局长松本重治等日本半官方人士介绍了汪精卫、周佛海等“低调俱乐部”情况，说他们已经形成了国民党内的“主和派”，并且将“逐渐占有势力”，这使得日方“颇感兴趣”。后来当日本政府真要汪精卫出来当“对手”时，汪“既产生过许多幻想，也不可能没有剧烈的思想斗争”，据汪的内侄陈春圃“亲眼目睹”，当时汪“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是在[重庆]上清寺寓所的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29]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但是，他在民族投降主义的泥坑里越陷越深，已经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也由于他“始终反对共产党，对这次与共产党合作特别反对，终于下定决心，脱离重庆，转向反共[30]工作的实践”。三、蒋介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汪精卫集团出逃后，引起了人们的普遍怀疑：在特务横行、耳目四播的国统区，如果没有蒋介石的默许，汪精卫能逃出重庆，安然抵达河内吗？汪离渝时曾致函蒋介石，其中有“今后兄为其易，而弟为其难”，这难道不是说明汪的出走是得到蒋的同意吗？连当时日本一些政府部门也对汪的意图表示不信任，许多人认为“汪和蒋是在唱双簧”，“汪精卫和蒋介石是互相勾结在一起的。和平运动不过是缓兵之计，是一个企图松懈要粉碎中国全面抗战的帝国陆军决心的诡计”[31]。甚至影佐祯昭也倾向于这种看法。至今仍然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尚未揭开之谜底”。

诚然，“双簧之说”决非无因。但是从现有的资料分析，确切地探讨问题，应该说，是蒋介石为汪精卫集团的投敌铺平了道路。

1931年，当日本关东军攻占沈阳之际，蒋介石根据英美的意图，即“不要说出中国政府将与日本作战的话，这样恐怕世界上拥护[32]正义和平的国家将对中国不表同情”，表示“逆来顺受”。在日军进攻面前，下令东北军不得抵抗，“无论日本人占什么地方，都随日[33][34]本人占，我们是不抵抗主义”，说“对日宣战三天就可以亡国”。这种论调同汪精卫民族失败主义如出一辙，因而汪精卫执行媚日妥协的外交方针，正符合蒋介石的需要。但是，蒋介石不仅与日本相勾结，更倚仗英美做后台。到1935年，由于日本坚持独占中国的政策，向华北进行了新的扩张，这就直接影响到英美在华利益，他们认为“中国任何部分之非常变化”，“不仅关系中国的政府及人民，且关系所有在华享有利益之各国”，因此，“对于事态之变迁正为深切之注意”[35]，对日侵华行为表示不满。同时，日军向华北扩张，也影响到四大家族的利益，动摇国民党的统治基础。因此，蒋介石集团利用人民群众对日妥协外交方针的愤怒情绪，向亲日派的汪精卫发动了攻击。他们把由汪精卫出头露面签订的一系列卖国协定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在汪的身上，并公开对禁止排斥日货运动、颁布“敦睦邦交令”提出异议，甚至要求清算对日绥靖政策。

抗战全面爆发后，蒋汪间这种既勾结又矛盾的状况更加趋于表面化。虽然蒋介石在西安事变时被迫表示停止内战，对日抵抗，但他仍然幻想谋求对日“和平”。高宗武与日方的接触，是蒋介石批准的，蒋还每月从军事机密费中拨给高宗武的活动费八千元；“艺文研究会”最早也是在蒋介石点头下成立起来的，其经费每月五万元，则由蒋介石手谕，命军需署从“军事特别支出”内拨给。对于汪精卫反共媚日的言论，蒋介石听之任之，这就为汪精卫投降理论的散布、为汪精卫投敌集团的拼凑，大开了方便之门。

然而，蒋介石毕竟不同于汪精卫，对于日本所开出的诱降条件，蒋的要价要高些，他不仅反对华北自治运动，要求恢复七七芦沟桥事变之前的状况，而且不同意公开承认伪满洲国。汪精卫集团则认为“能够从日本手里收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甚至无耻地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本来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36]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从1937年八一三至南京失守前后四个月中，尽管汪精卫多次出马找蒋介石面谈，又写了十多封信，力劝蒋“停战议和”，周佛海也通过胡适、左舜生、张君劢等先后向蒋“进言和平”，结果都没有为蒋所采纳。陈璧君曾交代说，当时“汪乃冒万死谋蒋曰：‘如不能战，则不如和。’蒋曰：‘抗战易，和平难。’汪怒曰：‘谋国者不应从难易定进止，更不应作个人毁誉[37]打算。’蒋终不允。汪归，即与我等赴昆明转河内。”蒋汪在对日政策上的摊牌，导致了他们的最后决裂。

总之，蒋汪之间既有一致又有区别。出于根本利害关系上的一致性，他们就互相勾结，互相利用，这是他们的阶级本性决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他们是在扮红白脸，是在“唱双簧”。然而，他们又是国民党内的两大政治派别，不仅代表不同的帝国主义在华利益，也反映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内部不同集团的要求，因而自始至终不可能真正地“合作”。同时，蒋、汪两人又都是权力迷，为了争权夺利，他们无时不在钩心斗角。汪精卫逃到河内以后，蒋介石曾派遣谷正鼎带着“护照”，游说汪精卫出国“疗养”，汪怒气冲冲地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38]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今日何必多此一举！且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39]时归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什么护照？！”这说明蒋汪间矛盾的深刻性和尖锐性。此后不久，蒋家特务又在河内谋刺汪精卫，结果误中副车，汪的心腹随从曾仲鸣成了替死鬼。至此，蒋汪间的矛盾冲突再也无法弥合了。

毛泽东同志指出：“中国人民是全体要求抗战到底的，中国统治集团中如果有一部分人在行动上走入投降道路，则其余坚决部分必起而反对，和人民一道继续抗战，这种情况，当然是中国抗日阵线的不幸。但是我相信投降主义者是得不到群众的；群众将克服投降主义，使战争坚持下去，争取战争的胜利。”（《和英国记者贝特兰的谈话》）历史的进程证明，毛泽东同志的论断是正确的。

汪精卫集团的公开投敌，受到全国人民的一致声讨，反汪讨逆的巨大声浪席卷全国。人民群众主动捐款，塑造汪精卫、陈璧君的丑像，像秦桧夫妇那样，让他们长跪街头，随时让人们唾骂和践踏。海外侨胞也纷纷来电谴责汪精卫，坚决要求“宣布其罪，通缉归案，以正国法，而定人心”。在这种气氛下，蒋介石集团也公开宣布永远开除汪精卫的国民党党籍，撤销其一切职务，明令通缉。汪精卫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卖国贼。

汪精卫是个主观唯心主义者，他原以为凭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历史和地位，只要振臂一呼，攀龙附凤者就会源源而来。但是，他打错了算盘！不仅汪预先估计可能参加“和平运动”的陈济棠、龙云、何键、张发奎等人没有附和，而且一向被人视为汪派重要干部的陈树人、彭学沛、谷正纲、甘乃光等也不来参加，就是汪派大将顾孟余，对汪发表“艳电”也竭力反对，说：“万万不能发表，这是既害国家又毁灭[40]自己的蠢事。”这些人并且先后发表谈话和声明，表示支持抗战。汪精卫投敌集团处于极端孤立的地位。1939年初汪蛰居河内时，不能不哀叹：“在河内这孤独的正月，这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41]悲哀之情，溢于言表。

随着日本侵略者的最后垮台，这个集团也就成了法西斯主义的殉葬品，同他的主子一道被埋进坟墓。这就是汪精卫集团的最后下场。原载1982年第6期[1]雷鸣：《汪精卫先生传》，政治月刊出版社1944年版，第333—334页。[2]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4年版，第10页。[3]日本政府：《派兵华北的声明》（1937年7月11日），〔日〕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1969年再版本《文书》，第366页。[4]内阁总理、外相、陆相、海相决定：《处理中国事变纲要》（1937年10月1日），同上书，第370页。[5]汪精卫：《举一个例》，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一辑，1941年版，第10—11页。[6]施子愉译：《抗战初期德国法西斯诱降的阴谋》，见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编：《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3期，第74页。[7]周佛海：《回忆与前瞻》，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二辑，第24页。[8]《胡适日记》（1937年7月31日），史文录辑：《抗日战争初期胡适的卖国罪证》，载《近代史资料》1955年第2辑，第1页。[9]《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75页。[10]〔日〕影佐祯昭：《曾走路我记》第二篇第二章，〔日〕外务省编：《日中战争》（《现代史资料》13），第359页。[11]《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5月版，第75页。[12]〔日〕山崎重三郎：《中共在华北的游击战》，载《干部学校纪事》1963年2—4月第113期，第50页。[13]《新民报社史》，第76页。[14]〔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三卷，日本朝日新闻社1977版，第39页。[15]《影佐祯昭口供》，〔日〕益井康一：《汉奸裁判史》（1945—1948年），1977年版，第301页。[16]《日本外交年表和主要文书（1840—1945）》下卷，《文书》，第389页。[17]〔美〕约翰·享特·博伊尔著，陈体芳等译：《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1937—1945）》上册，商务印书馆1978年版，第7页。[18]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一册，香港春秋杂志社1964年版，第113页。[19]《国闻周报》第9卷第7期，第13、16页。[20]《申报》1935年2月21日。[21]《申报》1935年6月11日。[22]《申报》1937年7月17日。[23]《救国公债》（1937年9月6日），《汪精卫先生抗战言论集》，1938年6月版，第19页。[24]汪精卫：《我对中日关系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1939年7月9日），《时代文选》第5、6期合刊。[25]周佛海：《回忆与前瞻》，汪伪宣传部编：《和平反共建国文献》第二辑，第19页。[26]罗君强：《伪廷幽影录——汪伪情况的回忆纪实》。[27]朱朴之：《记蔚兰书店》，《政治月刊》第十三期，1942年12月16日。[28]陶希圣：《抗战建国纲领的性质与精神》（1938年5月18日），《政论旬刊》第一卷。[29]陈春圃：《蒋介石、汪精卫争当“儿皇帝”的内幕和汪精卫傀儡戏班底的拼凑与灭亡》。[30]《汪精卫与板垣陆相会谈内容》（1939年6月11日），日本外交档案胶卷S487号。[31]〔日〕崛场一雄：《中国事变战争指导史》第一卷，1963年东京版，第317页。[32]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综合月刊社1975年5月初版，第85页。[33]冯玉祥：《我所认识的蒋介石》，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第27页。[34]陈公博：《苦笑录》，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1980年2月版，第279页。[35]美国国务卿赫尔：《向报界发表的对华声明》，转引自吴相湘：《第二次中日战争史》上册，第231页。[36]陈曙风：《汪精卫投日前后侧记》。[37]陈璧君：《答“为何在抗日途中叛变抗日线”问》。[38]陈璧君：《与日本谋和平我是现在仅存的罪魁祸首》。[39]陈璧君：《答“为何在抗日途中叛变抗日线”问》。[40]陈春圃：《蒋介石、汪精卫争当“儿皇帝”的内幕和汪精卫傀儡戏班底的拼凑与灭亡》。[41]汪精卫：《河内的正月》，转引自雷鸣：《汪精卫先生传》，第354页。

1957年：良机与逆转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走过的50年征途中，有两个特别关键的年份：1957年和1978年。建国头七年，古老而又新生的共和国，以无坚不摧之势，战胜前进道路上的重重障碍，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伟大成就。但是，从1957年开始，共和国的强劲发展势头受到严重顿挫，犹如一艘巨轮，因偏离航线而历尽艰险；1978年，经受十年浩劫的共和国，由拨乱反正而迈向改革开放，再现了开拓进取、求实创新的勃勃生机。回眸半个世纪的风云，本文将以1957年为切入点，反思中华人民共和国曲折坎坷的历史道路，以期引为鉴戒，获取教益。一、生机盎然的1956年

只要尊重事实，公正的历史学家都能看到，从1949年到1956[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惊人的成功”；“长期处于最悲惨而贫困的国家行列中的中国，如同毛泽东在1949年十分自豪地宣称的[2]那样，的确已经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一部论述共和国头七年历[3]史的专著，把《凯歌行进的时期》作为书名，可谓深中肯綮。基本事实和中国人民的切身感受表明，1956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欣欣向荣、生机盎然的一年，它提供了建国后第一次难得的最好的发展机遇。

从经济增长看，经过最初三年恢复时期和提前实现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年，全国工农业总产值增加达1252亿元。其中，工业总产值642亿元，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535.6亿元；从1953年到1956年，平均每年递增19.2%。这一年，中国不仅在工业技术水平方面有很大提高，而且建立与发展了自己的机器制造业、新的工业部门和基础工业，生产出了第一批“解放牌”载重汽车、第一架喷气式飞机，使经济建设所需机器装备有半数能够自给，为实现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而又重要的基础。农业总产值为610亿元，也超过了“一五”计划规定的596.6亿元的水平；粮食总产量达到3854亿斤，平均每年递增4.8%。1956年，全民所有制职工的平均工资比上年提[4]高14%；同期，全国农民的收入也提高了4%左右。中国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还可以从全国人均寿命的延长得到生动具体的印证：1950年，中国人的人均寿命为36岁；1957年延长到了57岁，比当时其他[5]低收入国家的人均寿命长15岁。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恶性通货膨胀的及时制止，物价稳定和人民生活的明显改善，前所未有的社会安定团结，吸毒、卖淫、赌博、黑势力等丑恶现象的基本清除，使绝大部分中国人从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中，真诚地敬佩、感谢和拥护中国共和党。党的威望是那样崇高，“幸福不忘毛主席，翻身不忘共产党”决不是官方炮制的政治口号，而是几万万中国人的共同心声！

文教科技事业的进步显而易见。自1949年到1956年，高等学校的学生数由11.6万人增加为38万人，中等学校的学生数由126.8万人[6]增加为586万人，小学生由2439万人增加为5770多万人。全国范围高校分布日趋合理，中学县县都有，小学村村皆设，职工业余教育和扫盲教育遍地开花。1956年，也是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比较宽松、知识分子普遍感到心情比较舒畅的一年。新年伊始，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的报告，暖人心怀地指出：“知识分子已经成为我们国家各方面生活中的重要因素”，“他们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成为国家工作人员，已经为社会主义服务，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为了解除后顾之忧，充分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作用，周恩来的报告提出了不少切实可行的新思路、新办法。更鼓舞人心的是，周恩来在会议上传达和阐发了毛泽东“向科学进军”的伟大号召。他强调指出：“科学是关系我们的国防、经济和文化各方面的有决定性的因素”，“现代科学技术正在一日千里地突飞猛进”，“使人类面临着一个新的科学技术和工业革命的前夕”。为了急起直追，周恩来提议，委托国家计划委员会负责，会同有关部[7]门，制定1956—1967年科学发展的远景规划。

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有两件事特别值得重视。一件是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主席在经过两个多月调查研究、听取34个部委汇报后，于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高屋建瓴地就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8]带有全局性的问题，作了题为《论十大关系》的讲话。讲话的基本指导思想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以苏为鉴，[9]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可以这样说，《论十大关系》充满实事求是精神，闪耀着辩证法的光芒，是毛泽东全面思考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问题的代表作。比如，在论述中国和外国的关系时，毛泽东指出：“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运。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说理十分透辟。另一件是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国内主要矛盾的分析。刘少奇的政治报告和与会代表一致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明确指出，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我国的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已经基本解决”，“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要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归结而言，这一矛盾的实质，“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10]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既然社会主要矛盾已经发生变化，那么党和国家的任务，就应该是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回过头来看，如果我们能够按照“八大”决议分析和处理国内主要矛盾，实现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能够按照《论十大关系》指出的道路，一心一意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后来又何至于发生狂悖的反右派斗争和荒唐的大跃进！

此外，八大政治报告和相关决议还把毛泽东提出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正式确定为繁荣我国科学和艺术的指导方针，指出：[11]“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中国共产党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随着革命暴风雨时期的过去，斗争的任务与方法也必须跟着改变，“我们目前在国家中的迫切任务之一，是着手系[12]统地制定比较完备的法律，健全我们国家的法制”。而在党的建设方面则通过了一项富有远见的重要决策。邓小平在《关于修改党的章程的报告》中深刻指出：“对于领袖的爱护——本质上是表现对于党的利益、阶级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的爱护，而不是对于个人的神化。”“我们的任务是，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的民主原则和群[13]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上述决议，随着历史的推移和实践的检验而愈显其价值。

就国际关系而言，1956年也是建国七年来中国外部环境最好的一年。继抗美援朝战争取得伟大胜利，中国人民扬眉吐气，迫使“联合国军”谈判代表于1953年7月27日在板门店签订停战协定之后，以周恩来总理兼外长为首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又在讨论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日内瓦会议上，展开出色的外交活动，促成了1954年7月21日签订的印支三国（越南、老挝、柬埔寨）交战双方停止敌对行动的协定。签订印支停战协定当然是件大事，但更重要的是，日内瓦会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第一次以独立自主和完全平等的地位参与重要的国际会议，与美苏英法等大国共同协商解决重大的国际问题，改写了近代中国因积贫积弱而备受耻辱的外交史。与此同时，周恩来总理出访印度、缅甸，分别与尼赫鲁、吴努总理发表联合声明，倡议以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作为指导中印、中缅两国关系的准则。次年4月，周恩来又在有29个亚非国家参加的万隆会议上，挫败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在亚非国家之间制造分歧、挑拨离间的诡计，坦诚地提出，以“求同存异”作为处理亚非国家之间关系的准则。最后，与会各国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共同倡议，以十项原则作为世界各国实行和平共处、友好合作的基础。由上可知，从日内瓦会议到万隆会议，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政策已经由“一边倒”转变为“和平共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相当客观地评说：“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外交政策奉行的是和平共处路线，亦可称万隆路线。中国的威望稳步上升，影响愈益增强，在一段时间内，中国似乎正成为世界[14]新独立国家的旗帜。”为缓和远东特别是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第一次中美大使级正式会谈也于8月1日在日内瓦拉开帷幕。这一时期，中国不仅与世界各国进一步建立或发展了外交关系，而且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以后，围绕对斯大林评价和波兰、匈牙利事件的处理，提高了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地位和威望。

综上可见，无论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各方面审视，建国头七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确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中国人民是以满腔爱国热忱奋不顾身地建设和保卫自己的社会主义祖国；中国共产党和它的领袖毛泽东则因建树了不朽的历史功勋而受到全国人民的由衷爱戴。可以自豪地说：“新中国完全是以一种新的生活、新的制[15]度、新的力量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当时，共和国若能顺势而为，执著前进，必将迎来一次难能可贵的极好的发展机遇。然而，1956年固然生机勃勃，但在生机中已蕴含“左”的隐患。就三大改造（对个体农业、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而言，从1955年夏季批判“小脚女人走路”开始，就已步子过快、急于求“纯”，形式过于简单划一，结果，只花了一年时间便在敲锣打鼓的报喜声中，匆匆完成了本来打算12年才能完成的任务，以致留下了不少后遗症。就经济工作而言，不仅苏联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弊病日益暴露，而且不断以批判“右倾保守”思想开道，急于求成，指标过高（1956年初就不切实际地提出，到1967年要年产3000万吨钢、1万亿斤粮食），埋下了大跃进的祸苗。在知识分子问题上，从批判电影《武训传》、思想改造运动、批判《红楼梦》研究、批判胡适唯心主义思想到批判“胡风反革命集团”，“左”的倾向愈演愈烈，总是把知识分子划入资产阶级范畴，视为“异己势力”。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党的胜利越大，成绩越多，领袖的威望越高，对他的批评监督却越来越少。作为上述因素的综合与蔓延，我们很快便不能不尝到历史的苦果。二、错失良机的1957年

1957年春天，政治气候乍暖还寒。夏天，情况突变，形势陡然逆转。

从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11次扩大会议上讲演《如何处理人民内部的矛盾》，到6月19日《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以下简称《正处》），前后历时将近4个月。其间，由最初的讲话记录稿到最后发表稿，累计改了14遍，留下15份文稿。《正处》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社会存在两类性质完全不同的社会矛盾，一类是“敌我之间的矛盾”，一类是“人民内部的矛盾”；前者是对抗性的矛盾，后者一般说来“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由于两类矛盾的性质不同，解决的方法也就不同。解决敌我矛盾，用专政的方法；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用民主的方法，采取“团结——批评——团结”的公式。《正处》还指出，专政的作用，一在“压迫国家内部的反动阶级、反动派和反抗社会主义革命的剥削者，压迫那些对于社会主义建设的破坏者”，一在“防御国家外部敌人的颠覆活动和可能的侵略”；而“专政的目的是为了保卫全体人民进行和平劳动，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是毛泽东对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职能最完整的论述。《正处》在指明“现在的情况是：革命时期的大规模的急风暴雨式的群众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阶级斗争还没有完全结束”之后，强调我们之所以在此时“提出划分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矛盾的界线，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为了“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界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16]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显然，沿着毛泽东上述理论指引的道路前进，中国人民完全有可能抓住良机，进一步发展1956年的上升势头，更加朝气蓬勃地向自然界开战，建设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

为了加强执政党的建设，提高党的素质和领导能力，防止产生脱离人民的新的贵族阶层，毛泽东几年来一直想在中国共产党内开展一次新的整风运动。1956年11月1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宣布：“我们准备在明年开展整风运动。整顿三风：一整主观主义，[17]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讲话中要求全党在新的形势下，把学会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这次整风的根本指导思想。3月12日，毛泽东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专门讲了整风问题，要求全党严肃认真地“整顿思想作风和工作作风”，“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来学习马克思主义”；并且热诚欢迎“党外的一切立志改革的志士仁人”，“能够勇敢地负起责任”，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大无畏精神，“向我们共产党人提批评建议”，帮助党整风。在论述双百方针时，毛泽东不仅深刻指出“百花齐放是一种发展艺术的方法，百家争鸣是一种发展科学的方法”，而且特别强调，双百方针是一个基本性的长期性的方针，是进行一切工作的好方法。只有采取“放”的方针，“放手让大家讲意见，使人们敢于说话，敢于批评，敢于争论；不怕错误的议论，不怕有毒素的东西；发展各种意见之间的相互争论和相互批评，既容许批评的自由，也容许批评批评者的自由；对于错误意见，不是压服，而是说服，以理服[18]人”，才能“有利于我们国家巩固和文化发展”。4月30日，也即《人民日报》全文刊登《中共中央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前一天，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负责同志还在天安门城楼约请各民主党派负责人和无党派民主人士谈话，向他们打招呼说：“今天请各位来，是要请各位帮助我党整风。”“现在已造成批评的空气，这种空气应继续下去。揭露出来的矛盾在报上发表，可以引起大家的注意，不然官僚主义永远不得解决。”5月1日公开发表的整风指示，则把“放手鼓励批评”，坚决实行“知无不言，言无不尽；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规定为指导整风运动的基本原则。5月4日，毛泽东更在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继续组织党外人士对党政所犯错误缺点展开批评的指示》中强调，这种批评，“对于党与人民政府改正错误，提高威信，极为有益，应当继续展开，深入批判，不要停顿和间[19]断”，因为，“没有压力，整风不易收效”。

这真是一个不平常的春天！一边是对国内社会矛盾有正确认识，对国际共运和波匈事件有明智分析，号召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人，向自然界开战，建设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以及为此而开展新的整风运动，欢迎人民群众批评监督，加强执政党建设的中国共产党；一边则是洋溢爱国热情，充满忧患意识，富于政治敏感，既有“修齐治平”、“为民请命”的人文传统，民主自由、人格独立的现代意识，又有个人主义、患得患失、世界观受西方影响较多、思想容易偏激、行动又偏于软弱动摇的知识分子。前者以自己的历史功勋和在人民中享有的崇高威望，循循善诱，组织鸣放，鼓励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后者终于被中国共产党的真诚和信誓旦旦所感动，逐步消除了“怕挨整”、“怕钓鱼”、“怕扣帽子”、“怕遭打击”等顾虑，在政治气候乍暖还寒的条件下，克服了欲言又止的心理障碍，响应党的号召，勇敢投入运动。从5月初的小心翼翼、泛泛而谈，到6月初的推心置腹、直言无讳；从《人民日报》连篇累牍刊登帮助党整风的发言内容，到《文汇报》的所谓“呼风唤雨，推涛作浪”，“上下串连，八方呼应”，一时间，整个中国出现了轰轰烈烈的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高潮。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遵循“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教导，怀着庄重的社会责任感，向党和政府各级领导在工作中所犯的缺点、错误进行了大胆公开的批评。一而再的动员，再而三的鼓励，新闻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终于引出了像章伯钧的“政治设计院”、罗隆基的“平反委员会”、储安平的“党天下”那样石破天惊的言论。

然而，就在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向朋友们致衷心感谢”时，一场令人不寒而栗的政治风暴已经迫近。1957年5月15日，毛泽东在写给党内高级干部阅读的《事情正在起变化》一文中，向全党敲响了警钟！他说：“最近这个时期，在民主党派中和高等学校中，右派表现得最坚决最猖狂。”“有反共情绪的知识分子……想要在中国这块土地上刮起一阵害禾稼、毁房屋的七级以上的台风。”“现在右派的进攻还没有达到顶点，他们正在兴高采烈。”“我们还要让他们猖狂一个时期，让他们走到顶点。他们越猖狂，对我们越有利益，人们说：怕钓鱼，或者说：诱敌深入，聚而歼之。现在大批的鱼浮到水面上来了，并不要钓。这种鱼不是普通的鱼，大概是鲨鱼吧，具有利牙，喜欢吃人。”“大量的反动的乌烟瘴气的言论为什么允许登在报上？这是为了让人民见识这些毒草、毒气，以便锄掉它，灭掉它。”文章威严地指出：“右派有两条出路。一条，夹紧尾巴，改邪归正。一条，[20]继续胡闹，自取灭亡。”这篇文章表明，风向已经转了——毛泽东从动员民主党派和知识分子帮助党整风，转向引蛇出洞，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

由5月中旬到6月初，中共中央接连发出指示，政治局和书记处多次开会，定下的最重要的斗争策略便是：让右派大吐毒素，任意鸣放，愈猖狂愈好，愈嚣张愈好；要党的干部硬着头皮听，按兵不动，诱敌深入，准备后发制人。6月8日，时机到了，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的社论，全国范围的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

回过头来清理一下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国际上苏共二十大触发的强烈“地震”，波匈事件怵目惊心的连锁反应，以及国内从1956年下半年起，一些地区接连出现罢工、罢课、请愿、闹事甚至要来一个“匈牙利”等不安定因素，在毛泽东主席和中共中央政治局高层领导中引出了两方面的认识与决策。一是提出了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和在党内开展新的整风运动的决定；一是在实践过程中，由动员党外人士帮助共产党整风，到出乎意料地发现批评竟如此尖锐激烈，再联想到可能出现的匈牙利事件的多米诺骨牌效应，于是，整风运动转向在全国范围开展反右派斗争。顺着这条思路，我们就能把握毛泽东关于“现在我们主动的整风，将可能的‘匈牙利事件’主动引出来，使之分割在各个机关各个学校去演习，去处理，分割为许多小[21]‘匈牙利’，而且党政基本上不溃乱”这一指示的真正意义；就能理解在5月8日至6月7日这段时间，《人民日报》及一切党报之所以“不登或少登正面意见，对错误意见不作反批评”，“其目的是让魑魅魍魉、牛鬼蛇神‘大鸣大放’，让毒草大长特长”这一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政治韬略之应用自如。“有人说，这是阴谋”，毛泽东却说，[22]“这是阳谋”。

其实，历史走到了这一步，阴谋、阳谋之辩已毫无意义。人们目睹的是，中共八大的决议被置之不理，阶级斗争的大旗又高高举起，反右派斗争的狂风暴雨席卷神州大地。响应毛泽东号召的人挨了毛泽东的整，按照最高指示帮助共产党整风的人被划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资产阶级右派，被一再鼓励而终于掏出心窝的人发现自己是被引出洞来的“蛇”，是欢喜吃人的“鲨鱼”，是该被歼灭的“丑类”，成了昨天还是秘不示人的阴谋今天却是堂皇文告的“阳谋”的牺牲品！区分香花毒草的六条政治标准，不是《正处》讲话稿所原有，而是6月19日公开发表时，为适应反右派斗争的需要而添加的；直到省市以上机关和大专院校反右派斗争基本结束时，中共中央才于10月15日下发[23]了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误入白虎堂的“右派”们，在后悔莫及之余，只能把“陷人于法，不教而诛”的怨言埋进肚里。

毛泽东说：“右派，形式上还在人民内部，但实际上是敌人。……我们同他们的矛盾是敌我矛盾”，“是对抗性的不可调和的你死我[24]活的矛盾”。从1957年6月开始反右派斗争，到按百分比“深入挖掘”，再到1958年“补课”，全国一共划了多少右派分子呢？当年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八届十中全会后被作为“投降主义”的典型受批判、十年浩劫中沦为阶下囚的李维汉，在他告别人世前留下的《回忆与研究》中沉痛地反思说：“这场反右派斗争的后果很严重，把一大批知识分子、爱国人士和党的干部错划为右派分子，使他们和家属长期遭受委曲和打击……这不仅是他们本人的不幸，也是国家、民族的不幸。据统计，全国共划右派分子55万余人。其中……半数以上失去了公职，相当多数被送劳动教养或监督劳动，有[25]些人流离失所，家破人亡。”55万余人，是个概数，具体数字则是[26]552877人，占了全国约500万知识分子总数的11%以上。“错划”到了什么程度，或者说“扩大化”到了何等地步呢？根据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正状况和1980年的认真核查统计：“反右派斗争中所划的55万人中，除极少数是真右派外，绝大多[27]数或者说99%都是错划的。”经过审查，全国只摘帽子但维持右派原案而不予改正的，不到5000人，约占原戴帽“右派分子”总数的百分之一；中央一级“不予改正”的5位是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28]陈仁炳、彭文应。无怪乎吴祖光将反右派斗争指为“历史上罕见的人间悲剧”！

综览全局，通观国史，反右派斗争的严重后果远不止此。邓小平实事求是地指出：“总起来说，1957年以前，毛泽东同志的领导是正[29]确的，1957年反右派斗争以后，错误就越来越多了。”反右派斗争的胜利，直接导致1958年的大跃进。1957年7月，就在反右派斗争如火如荼之时，毛泽东已经浪漫主义地描绘了向共产主义过渡，“以八[30]个至十个五年计划在经济上赶上并超过美国”的宏图。10月，更在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批评“反冒进”，鼓吹农业“亩产两千斤”，“中国要变成世界上第一个高产的国家”，“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31]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揭开了大跃进的序幕。经过阶级斗争的急风暴雨，敢于直言进谏的知识分子和党的干部被划为右派，被当作“你死我活”的斗争对象被剥夺了政治上的发言权；没被打成右派分子的，谨小慎微、噤若寒蝉，再也不敢或不愿多嘴。于是，土法炼钢、高产卫星、消灭四害、赶英超美、吃饭不要钱、“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以及层出不穷的“新生事物”，令人瞠目结舌的“发明创造”，气壮山河的豪言壮语，在全国大众媒介包括《人民日报》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为流传，畅通无阻。这一切，没有谁敢在大庭广众讲一个不字。以“左倾”和狂热为特征的大跃进，也就这样轰轰烈烈地以排山倒海之势祸殃全国。

原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难得的一次发展机遇，却因自己的失误，错过了；一场有可能使党的领导更健全、社会主义制度更完善的整风运动，一变而为“引蛇出洞”的反右派斗争；先前已经存在的隐患，不是被清除，而是加重了。“福兮祸所伏”，反右派斗争的伟大胜利，不仅使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踌躇满志，更将毛泽东捧上了神坛。于是，良机向危机逆转，共和国遇上一连串灾难。三、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多难兴邦”，这是中国古代非常富于哲理的政治格言。然而，多难未必兴邦，一个国家，如果不能从自己的错误和灾难中吸取教训，找到病源，对症下药，就很可能重蹈覆辙，继续在错误和灾难中挣扎。五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瞬间，但就在这五十年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走过了生机勃勃→由治而乱→拨乱反正→再现生机的坎坷历程。此中，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需要我们实事求是地加以总结。邓小平说得对：“总结历史，不要着眼于个人功过，而是为了开辟未来。过去的成功是我们的财富，过去的错误也是我们的[32]财富。”

1957年的顿挫，给了我们哪些难忘的历史经验呢？

第一，“左”是共和国发展的最大祸害，“左”害不除，国无宁日。

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一直在世界范围优胜劣败的生存环境中奋斗。亡国灭种的阴影，“开除球籍”的威胁，激励志士仁人前仆后继，百折不挠，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而英勇献身。因此，对于先贤急于求成的心态、“只争朝夕”的激情和某些非理性的过激行为，我们可以而且也应该历史主义地予以理解、同情甚而尊敬。但是，形成一股“宁左勿右”的思维定式，将“矫枉必须过正”视为革命定律，无视中国国情和事物演变的客观规律，就势必给共和国的发展带来巨大损害。为什么在三大改造中那样急于求成、急于求“纯”、急于消灭资本主义、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为什么在经济建设中那样过急过快地上项目、压“高指标”，批判“反冒进”而更冒进？为什么八大政治决议关于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分析轻易被否决，“阶级斗争为纲”却始终紧箍人们的头脑？其源盖出于“左”！“过犹不及。”翻一翻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左”的错误造成的祸害和灾难，难道比“右”小吗？！以1957年的反右派斗争而言，由于“宁左勿右”的错误导向，过分夸大敌情，把极少数右派向党向社会主义的进攻说成是“整个春季，中国天空上突然黑云乱翻”，“十级台风”和“惊涛骇浪”搅得中国“天昏地黑，日月无光”，以致严重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全国各种范围内需要点名批判的右派数字，由6月9日最初估计的4000人，到7月10日加码为8000人，再到9月透“底”约15万人，最后至反右派斗争结束，全国实际划定的右派分子竟高[33]达55万余人，比最初的估计数多了137.5倍！

作为共和国重大历史事件的决策者和历史实践的权威见证人，邓小平以他特有的率直指出：“1957年开始，我们犯了‘左’的错误，政治上的‘左’导致1958年经济上搞‘大跃进’，使生产遭到很大破坏，人民生活很困难。1959、1960、1961年三年非常困难，人民饭都吃不饱，更不要说别的。1962年开始好起来，逐步恢复到原有的水平。但思想上没有解决问题，结果1966年开始搞‘文化大革命’，[34]搞了十年，这是一场大灾难。”痛定思痛，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致认定：“左”害不除，国无宁日。

第二，必须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尊重基本人权，坚持依法治国。

1945年，黄炎培等五位国民参政会参政员访问延安，受到了毛泽东等人的热烈欢迎。回到重庆后，黄炎培在《延安归来》一书中，写到了他和毛泽东之间一段非常深刻的对话。黄炎培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大多没有能跳出“其兴也浡”“其亡也忽”这一周期率的支配力，希望中共能“找出一条新路，来跳出这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的回答是：“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35]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毫无疑问，毛泽东的思路是完全正确的。以主权在民为核心的民主政治，是世界历史发展不可抗拒的进步潮流，是中国人民革命的奋斗目标，也是中国防止政治腐败、走向繁荣富强的命脉所系。

建国后，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确实是谦虚谨慎地沿着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加强人民监督的方向前进的。1954年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经常保持同群众的密切联系，倾听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宪法还在许多条文中庄严地规定：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公民人身自由不受侵犯，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任何公民，非经人民法院决定或者人民检察院批准，不受逮捕等。正如邓小平后来所说：“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要讲社会主[36]义的民主，也要讲社会主义的法制。”遗憾的是，在1957年反右派斗争中，社会主义民主遭到无情践踏，公民的基本人权被置之脑后，“监督”国家机关的公民被打成“右派”，宪法中的上述规定不少成了一纸空文。就拿以言定罪、以私人通信定罪而言，它滥觞于延安时期批判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垂范于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泛滥于1957年反右派斗争，言论和通信竟成为划定右派分子的重要“罪证”。至于统一的《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更是在全国反右派斗争已经基本结束时才下发。类似做法，岂不是与依法治国背道而驰！？人们不禁要问：究竟是宪法至高无上，还是政策与策略至高无上？

历史反思是民族觉醒的阶梯。在总结反右派斗争的历史教训时，邓小平的理论特别值得人们思索。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对党对国[37]家对他个人都造成很大的不幸。”世界各国的政治实践表明，决策程序必须民主化、科学化、制度化，国家机关任何官员必须接受公民的严格监督，只有这样，国家才能沿着民主与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毛泽东的权威是在中国革命的长期奋斗中形成的，胜利不仅使毛泽东在全党全国人民中享有崇高的威望，胜利也塑造了毛泽东即真理、毛泽东即救星的金身。伴随着延安人民《东方红》的嘹亮歌声和由衷赞颂，1943年3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一致推举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主席、中央书记处主席的同时，规定：书记处“会议中所讨论[38]的问题，主席有最后决定之权”。尽管在抗日战争和根据地分散的特殊条件下，这个规定的形成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却在制度上、组织上赋予毛泽东以最后决定权，并在实际上使中央书记处的其他领导人失去了与毛泽东平等讨论、民主决策的机会。如果毛泽东头脑清醒，党内多一些民主讨论、科学决策与制度监督，错误可能会犯得少些小些，即使犯了，也容易得到及时纠正；若是情况相反，人化为神，并且神圣不可侵犯，就会因个人专断、决策错误、权力过分集中而给党、给国家、给人民带来难以估量的损失。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灾难，不就是与此类“不好的制度”密切关联吗！？“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39]以权力约束权力。”——孟德斯鸠的名言，值得我们三思！

第三，知识分子的命运与共和国的前途息息相关，离开知识分子，不可能实现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

一个半世纪的历史证明，争取民族独立，追求民主自由，向往国家现代化，是中国绝大多数具有科学文化知识的爱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品格。民主革命时期，中国知识分子常常起着先锋和桥梁的作用，毛泽东曾充分肯定：“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革命的胜利是不可能的。”[40]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要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国家也是不可能的。道理很明显，人的现代化是国家现代化的关键。要提高全民族的思想道德和科学文化水准，离开知识分子行吗？要实现干部四化——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离开知识分子行吗？要实现科教兴国的宏伟战略，离开知识分子行吗？因此，我们决不能从单纯的“统战”角度和工具主义来“团结”和使用知识分子，而必须从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治国兴邦的高度来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帮助知识分子进步，克服知识分子身上的弱点，最大限度地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只有这样，才能加快实现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祖国的崇高理想。

回顾五十年来共和国的历史行程，凡是以知识分子为异己势力，以阶级斗争为纲，蔑视民主科学之时，知识分子便挨整，共和国便遭殃，发展便停滞，甚至倒退——反右派时期如此，文革十年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凡是以知识分子为“工人阶级自己的一部分”，以社会主义现代化为奋斗目标，强调向科学进军，以教育为立国之本，以科学技术为第一生产力，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民主与法律比较健全之时，知识分子便心情舒畅，国家便繁荣兴旺，社会主义建设便快速增长——1956年已现端倪，1978年后更显昭彰。这是不是一条规律，无须匆忙做结论；但若逆势而行，势必受到历史的惩罚。

自50年代起，“兴无灭资”的口号便如日中天，成为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坐标。其实，这个口号是很不妥当的。且不说科学技术、市场经济等，根本无法也没有必要去问姓“资”还是姓“无”，即使哲学、社会科学、文化观念甚至政治思想、政治制度，姓“资”的这一家，也是既有该灭的东西，也有不该灭甚至该借鉴、该继承的东西。经过反右斗争和兴无灭资，“百家争鸣”事实上连两家争鸣都不是，而成了一家独尊。1958年初，当中宣部反映，反右以来，大家缩手缩脚、谨小慎微、不敢说话时，毛泽东颇为不满地发问：为什么知识[41]分子不敢讲、不敢写呢？我们人民的自由已被压死了吗？谁能当面回答呢？没有。只有接踵而来的大跃进、庐山会议、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十年文革的历史，才作了子规啼血的回答。

历史机遇，稍纵即逝。抓住机遇，劣势可能转化为优势；错过机遇，优势可能转化为劣势。这也是1957年留给人们的宝贵启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为杰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人，敢于并善于从巨大的历史灾难中，实事求是地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打破“左”的枷锁，坚持改革开放，使中国如同再生的凤凰，展翅飞翔。“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世纪之交，共和国正处在自己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机。机不可失，我们一定要紧紧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发扬人民民主，坚持依法治国，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贯彻科教兴国的战略决策，抓住机遇，开拓进取，为把中国早日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顽强奋战！原载1999年第5期[1]〔美〕费正清主编，王建朗等译：《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6月版，第193页。[2]〔美〕莫里斯·梅斯纳著，张瑛等译：《毛泽东的中国及其发展——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481—482页。[3]林蕴辉等著：《凯歌行进的时期》，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12月版。[4]以上数字均见李富春：《关于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报告》和国家统计局：《伟大的十年》有关统计，恕不详注。[5]世界银行文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第1卷，第98页，转引自《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165页。[6]《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239页。[7]以上引文及内容详见《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2—185页。[8]全文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4月版，第267—288页。以下有关引文，不另作注。[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5月版，第471页。[10]《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人民出版社1956年10月版，第82页。[11]《刘少奇选集》下卷，第239页。[12]同上书，第253页。[13]《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35页。[14]〔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第278页。[15]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565页。[16]以上引文及内容详见《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63—375页。[17]《在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327页。[18]以上引文内容详见《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10—415页。[19]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第607—608页；叶永烈：《反右派始末》，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12月版，第99页。[20]《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24—427页。[21]《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毛泽东选集》第5卷，第432—433页。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