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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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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史.近代史（下卷）试读：

第四章　工业革命·工人运动的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诞生·第一国际

18世纪后半期，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到了19世纪，工业革命又从英国先后扩散到法、美、德、俄等国。工业革命的重要后果之一，便是工业无产阶级的形成与工人运动的发展。19世纪前半期，法国的里昂起义，德国的西里西亚工人暴动，英国的宪章运动，均表明工人阶级登上了历史舞台。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产生了工人阶级的革命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的产生提高了国际工人的阶级觉悟，于是又产生了第一国际。第一国际在各国成立的国际支部，团结了各国的工人阶级，其中，巴黎支部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1871年爆发的巴黎公社革命，就是和国际巴黎支部的领导分不开的。

第一节　英国工业革命

一、工业革命的背景

工业革命为什么发生在18世纪60年代，而不发生在100年前或1000年前？这个问题可以在地理大发现后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及殖民掠夺所造成的经济后果中找到主要答案，即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及殖民掠夺为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一，西欧的海外扩张为欧洲的工业品，特别是纺织品、枪支、金属用品、船舶及船舶用具提供了日益广阔的市场。英国的伯明翰之所以成为大的工业中心，就是由于它为海外殖民地提供了各式各样的工业产品：为印度提供斧头，为北美的土著居民提供战斧；向古巴及巴西运送铁链、手铐及铁颈圈，以供奴隶佩戴。为了满足海外市场日益增长的需要，欧洲的工业家必须改善他们的生产技术。英国米德兰的制钉工业就是一个例子。为了应付殖民地对于钉子的日益扩大的需求，它发展了轧钢机和切割机，从而增加了钉子的产量。这种技术上的改进，成为工业革命的重要条件之一。

第二，海外殖民扩张，推动了西欧手工工场的发展。为了满足海外市场越来越大的需要，西欧企业主也创立了“分配加工制”（Putting-outsystem），亦即分散的手工工场制。不久，分散的手工工场又发展为集中的手工工场，这实际上是资本主义工业组织的雏形。手工工场不仅为以后的大工业生产奠定了劳动组织的基础，而且也培养了为以后的大工业所必需的工人队伍。

首先，手工工场内细致的劳动分工，使每一个工人只专门从事一种简单的机械动作，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这种简单、机械的劳动，使工人的肢体和技能只在单方面发展，渐渐降低了智力劳动的能力，从而促使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分离。虽然它使工人的劳动获得技术上、操作上的日益完善和熟练，但同时它使工人的劳动日益丧失其独立性而变成了机器的附属物，这样的工人就是未来大机器生产所需要的。

其次，手工工场中的劳动分工，导致了生产工具的专门化，每一种工具都只有一种特定的用途和性能。这就为以后的大机器的发明，创造了技术前提，因为机器实际上就是由简单的工具结合而成的。

最后，手工工场作为一种生产组织形式，也是现代大机器工业的先驱。

由此可见，手工工场的发展为从手工劳动过渡到机器生产，也就是工业革命，创造了条件。

第三，西欧的海外殖民掠夺，也促进了资本的原始积累，从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因为有了巨额财富，企业家才有可能把这些财富转化为资本，去建造厂房，购置机器和雇佣工人。欧洲商人为了搜刮财富，是不择手段的。在北美，贸易公司的商人把一些不值钱的小物件以骇人听闻的高价出卖给印第安人，因而攫取了巨额财富。英国海盗专门以抢劫西班牙的运银船为生。而西班牙的白银则来自秘鲁和墨西哥的银矿——殖民者强迫印第安人像奴隶一样从事采矿劳动，他们的白银沾满了奴隶的血汗。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征服印度的过程中，明目张胆地抢劫印度国库中的金银财宝，然后运回国内化为资本。美洲殖民地上的黑人奴隶制度的发展，也使得从事奴隶贸易的欧洲商人大发横财。英国布里斯托的商人之所以腰缠万贯，就是因为他们从事大规模的奴隶贸易。当地一位观察家写道：“该城市的每一块砖都凝聚了奴隶的鲜血。”

第四，地理大发现后260余年的西欧对海外的殖民掠夺，也培养了发财的狂热及唯利是图的精神。人们为了发财而不惜采取各式各样的卑鄙的、暴力的手段。在中世纪，一个人赚钱过上非分的舒适生活，曾被认为是罪过。但是到了17、18世纪，观念大变，金钱欲及贪财之心，刺激着每一个商人。过去参加行会的商人满足于固定的价格及固定的利润，而后起的股份公司所追求的是尽可能高的利润。这种心态，是触发工业革命的精神上的动因。

总之，地理大发现后，西欧的海外殖民扩张及殖民掠夺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系列条件，而这些条件到18世纪60年代成熟了，这就是为什么工业革命开始于18世纪60年代的主要原因。

那么，工业革命为什么首先发生在英国？这是因为在当时的世界各国中，只有英国具备了进行工业革命的各种条件和因素，而这些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

意大利曾一度执欧洲经济之牛耳，但是在地理大发现后，它就落在后面了，因为主要商路从地中海转到大西洋。西班牙在16世纪曾在经济上占优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在上卷第二章四节已作分析），让位给西北欧国家。荷兰在17世纪享受过黄金时代，但是它缺乏为机器生产所必需的原料、劳动力资源及水利。而中欧及东欧诸国，由于没有在地理大发现后走向海外殖民扩张，所以就不具备为工业革命所必需的技术条件、海外市场及资本。

剩下的是英、法两国，可从以下几个方面比较它们的优劣。其一，在贸易方面，本来两国在1760年前后几乎是并驾齐驱的，甚至法国稍微走在前头。但是，法国的人口为英国的3倍。而且在1763年法国又被英国逐出加拿大及印度，所以对外贸易一下子就落到英国后面了。此外，在法国大革命及拿破仑战争期间英国舰队之封锁海上，又使法国对外贸易额下降到1788年的一半，直到1825年以后才得以恢复。其二，英国很早以来就在煤炭生产上居于领先的地位。由于森林储备已经所剩无几，英国很久以来就利用煤炭作冶铁的燃料。在1789年以前，英国每年生产大约1000万吨煤炭，而法国产量只有70万吨。其三，英国在冶铁工业方面走在了前头。1780年英国的铁产量只为法国的1/3；到1840年则超越了法国，为法国产量的3倍以上。其四，英国的工业产品，都是人民日常生活必需品，最适应广大群众的需要，所以市场销路甚广。相反地，法国注重奢侈品的生产，市场上的销路极为有限。其五，英国也有为工业革命所必需的更多的流通资金。英国从贸易中赚到的利润，比其他国家更多。英国宫廷花销及军事费用都比法国少，以至英国的税很轻，因此民间的资金也更充裕。而且，英国的银行业发展更早，更有效率，它可以为个人和公司的企业提供大量的资金。

英国除了在上述几方面比法国具备了更优越的进行工业革命的条件之外，它还在其他方面独占鳌头。（1）英国殖民者不仅用一本万利的方式，而且常常是在“不垫支一文铜板”的情形下，对殖民地人民进行无情的掠夺。在英国的海外掠夺中，奴隶贸易占有重要地位。18世纪末，每年从非洲运出的多达10万的黑奴中，大约有1/3是英国奴隶贩子经手的。1718年从非洲运到美洲的黑奴共10.5万人，其中3.8万人由英国奴隶贩子经手。英国殖民者不仅在英属殖民地，而且也在其他国家的殖民地从事贩奴勾当。根据1713年的乌特勒支条约，英国取得每年向西班牙属美洲殖民地运送4800名黑奴的权利。由于当时盛行以走私的方式贩运奴隶，英国人贩运到西属美洲殖民地的奴隶人数不止此数。总之，从海外掠夺来的财富大量流入英国，这是其他国家自叹弗如的。（2）英国最大的优势，而且也是其他国家所缺少的，便是存在大量的无家可归的流动人口，这也是工业革命所必需的。这些流动人口主要来自圈地运动。圈地运动开始于15世纪末，发展到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达到顶点。1688年“光荣革命”后掌握政权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不遗余力地利用政权为本集团谋利。自从1709年议会通过第一个圈地法案以来，圈地法案件数逐年增加。1717到1727年间有15件，1728到1760年间有226件，1761到1769年有1482件，而在1797到1820年间竟达到1727件。在1714到1820年间，在英国一共圈占600万英亩以上的农民土地。圈地运动的动力是城市发展及人口的增加引起的粮价上涨。地主把圈占来的土地一般地都出租给农业资本家（新式农场主），后者采用最新式的耕作方法经营土地，如轮耕制，发展优良品种，用科学方法饲养耕牛，使用某些简单的农业机器（如马拉的翻土机及自动的条播机等）。耕作方法的改良，提高了农作物的产量。威斯康特·康恩申德在自己的农场上采用轮耕法，把每英亩小麦产量从10蒲式耳提高到24蒲式耳。罗伯特·贝克威尔采用科学饲养方法，结果在1710到1795年间，初生牛犊的体重平均从50磅提高到148磅，菜牛从370磅增加到800磅，初生羔羊从18磅增到50磅。因此，圈地运动客观上推动了农业的发展。但是，在另一方面，圈地运动使大批农民离开土地，变成一无所有的游民，饱受颠沛流离之苦。他们有的被迫在农场当日工，靠微薄的收入糊口。但是大多数人走投无路，这对于工业革命来说，恰好可以解决劳动力的来源问题。（3）英国在人才方面的优势，也是其他国家不能望其项背的。富于企业才能的人荟萃在英国，他们多半是加尔文派新教徒。1685年法国国王取消“南特敕令”，迫使许多有创业精神的加尔文派新教徒人才离开法国逃到英国来。这些加尔文派教徒一般地不墨守成规，敢于创新，而且有一种负责精神。因此在他们中间涌现出许多发明家及企业家。特别是加尔文教徒的勤俭精神使得他们能够把积累起来的财富作为资本投到企业中去，而不肯浪费在奢侈的生活中。这种人才也正是工业革命所需要的。（4）英国还有比其他国家更为发达的国内市场。在英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很早就出现了地区之间的劳动分工。在16世纪，各地区的经济发展已显露出不同的特色，各地区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使各地的地方市场逐步向统一的民族市场发展。到了17、18世纪，随着国内工商业的发展和海外贸易的扩大，市场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城市的增长对国内市场的发展也发生了很大影响。17世纪末，城市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1/4强。其中仅伦敦一个城市就有人口约50万人。大量的中、小城市大多为一些小城镇和乡村所围绕，成为一个个繁荣的工、商业中心。这样的中心布满了全国各地，特别是在南部和西南部地区更多。因此，在18世纪时，英国人口虽少于欧洲大陆的一些国家，但是它的国内市场发展水平，在欧洲却是首屈一指的。（5）在英国，由于行会制度比较薄弱，所以商品生产的自由竞争更可顺利地发展。虽然在革命前工、商业中曾存在着垄断专卖权，妨碍工、商业的发展，但经过革命，这些垄断特权都取消了。有一些古老的工业部门，如羊毛制造业，行会的行规存在的时间比较久，但到18世纪工业革命前夕，这些行规已只剩下一些形式上的残迹。而那些新兴起来的工业部门，如棉纺织业，一开始就是在完全的自由竞争条件下成长起来的。自由竞争促进了生产发展和新技术的发明和采用。

最后，英国作为一个岛国，四面环海，全国各个地区距离海岸线都不远，特别是工、商业发展的早期阶段，大的工、商业中心城市，都设立在沿海岸的河口上，各地的工业原料和产品可以经过海道运往别的地区。到18世纪后半期，英国又进行了大规模的公路建筑和运河开凿工作，国内布满了四通八达的公路网和贯穿全国各主要工业地区的运河。这大大促进了英国工商业的发展，从而为工业革命创造了一个前提条件。

二、工业革命的过程

棉纺织业中的机器发明在英国各个工业部门中，机器的最早采用，并不是在英国的传统工业羊毛手工工场中，而是在一个新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这是因为，虽然羊毛加工业是英国发展最早、最兴盛的工业，但是它作为一个古老的工业部门，旧的传统，老的行会行规等限制很多，给技术革新带来很多障碍。而棉纺织业在英国是一个年轻的工业部门，没有旧传统和行会的束缚，容易进行技术革新和开展竞争。同时，棉纺织品的价格比毛纺织产品便宜，市场需要量大，为满足市场不断增长的需求，需要扩大生产规模以增加产量，所以对技术革新的要求比较迫切。

英国原来并不生产棉花，这从英文“棉花”（cotton）一词含义的变化也反映出来，直到17世纪，cotton一词还是指英格兰北部的粗羊毛制成的呢绒。后来棉花从外国输入后，它才有了现代的词义。印度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棉花的国家，后来棉花种植从印度传到了地中海各国。在14世纪又传到了弗兰德斯。16世纪末，弗兰德斯的一些工人移居英国，才把棉纺织业传到了英国。到17世纪中叶，英国人在曼彻斯特建立了自己的棉纺织工业。在此以前，英国人穿的棉织品大都是从印度输入的印花布。这时英国人已有了自己的棉纺织工业，原棉也非来自东方，而是从新的棉花产地南美洲输入。南美的原棉先运到英国利物浦港口，然后转运到兰开夏郡。兰开夏的气候，其温度和温度，都非常适合棉纺织工业。于是，英国人在这里开办的棉纺织工业手工工场不顾各种人为阻挠而迅速地发展起来。为了防止外国商品的竞争，1700年，议会又颁布法令，严格禁止从印度、波斯、中国输入印花布。

棉织品受到英国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欢迎，市场需要量不断增长。为了提高生产率，以满足市场的需要，许多人都努力从事技术革新。1733年，在棉纺织业中出现了一项重要的新技术，机械工和织工约翰·凯伊发明了飞梭。在此之前，织工织布时，只是用手把梭子在经线之间掷来掷去。这样的方法，既费气力，又无法进一步加快速度。同时，在一个人将梭子掷来掷去时，织布的宽度不可能超过手臂的长度，所以如果要织较宽的织品，就需要两个或更多的工人。凯伊的飞梭改用手拉动绳子，使梭子在滑槽上来回滑动，既省力，又加快了速度，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1760年飞梭已被应用到纺织工业的各个部门，织布的速度因而提高了一倍。

飞梭大大提高了织布的速度，纺纱却跟不上织布的需要，产生了供不应求的矛盾，妨碍了纺织业的进一步发展。于是，1761年“奖励工艺协会”发出文告，号召人们创造能加快纺纱速度的机器。1765年，织布工兼木匠哈格里夫斯发明了多轴纺纱机，它可以由一个人操作同时纺出8根纱线。哈格里夫斯用自己的女儿珍妮的名字来命名这部新的纺纱机。以后，“珍妮纺纱机”不断加以改进，不久它已能同时纺出80根纱线，而且各地纷纷采用，到了80年代末，英国全国已有“珍妮纺纱机”2万架左右。在棉纺织业特别发达的兰开夏郡，“珍妮纺纱机”很快就代替了旧式的纺纱机。

1768年，钟表匠凯伊在木匠海斯的协助下发明了水力传动的纺纱机，它比珍妮纺纱机更省力，效率更高。不过，水力纺纱机和“珍妮纺纱机”各有优缺点，前者纺出的纱比较精细，但不牢固，后者纺出的纱比较牢固，但比较粗糙。到1779年，工人塞缪尔·克伦普顿发明了将两者的优点结合起来的水力纺纱机，这种机器纺出来的纱，既精细，又牢固。人们把这种机器称之为“骡机”，因为它好像马和驴生出的具有两者优点的骡子一样。

纺纱机经过不断改进，很快将纺纱的速度提高了100倍，这又使得织布的速度显得落后了。于是提高织布的速度，又成为许多人不断探索的问题。1785年，埃德蒙·卡特莱特发明了水力织布机，把织布的速度提高了40倍。

上述的纺织工业中的第一批发明，首先是应用到棉纺织业中的，以后又扩展到其他纺织业如羊毛、呢绒等工业部门中。

采煤业、冶铁业中的技术革新·瓦特的蒸汽机纺织机发明以后，由于大量制造机器，对金属的需要量急剧增长。而当时英国铁产量有限，在1720年全国只有60个高炉，每年只能生产1.7万吨生铁；生铁不敷国内需要，质量也不如外国如瑞典等国的好，价格反而比瑞典的高。因而每年还要从瑞典、俄国、西班牙和英国的美洲殖民地进口。如何改进英国本土的铁的生产并提高产量，就成为一个迫切的问题。16世纪时，炼铁是用土法吹炼的，到17世纪改为水力鼓风炉，效率提高了5至10倍，然而仍赶不上国内的需要。直到1735年亚伯拉罕·达比发明了新方法，即将生石灰掺到矿石中去，同时用煤作燃料增加鼓风的力量，生铁的产量才迅速增加。1784年亨利·科特发明了搅炼法，生铁可以炼成熟铁。在此之前炼钢的方法也已发明。从80年代起，冶金业和采煤业中的技术改造速度加快。有了充足的铁和钢以后，机器生产就具备了较好的条件。

到了18世纪中叶，由于冶金业和采矿业的发展，大规模的工厂一个接一个地建造起来，但是这时的动力主要是利用河流里的水力。在这方面，有很多缺点，因为在英国水力资源并不丰富，只有在彭奈恩山脉和苏格兰——威尔士一带，才有河流湍急的地方，其余地区的河流流速缓慢，不足以作为工厂的动力。因此工厂都必需建立在河流湍急的偏僻的山谷等处，但这些地区交通不便，而且远离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所以动力问题，又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急迫的问题。

本来早在1698年托马斯·萨夫里已发明了蒸汽唧筒，用以抽干矿井里的水。1706年铁匠纽科门也发明了一种蒸汽唧筒。但它们都还不能用来发动机器。作为发动机器的蒸汽发动机，是詹姆斯·瓦特发明的。

瓦特出生于苏格兰，曾到格拉斯哥大学当实验员。他好学善思，研究了多种学科。对古代文物、法学和美学都有丰富的知识。他生活在工业革命刚刚开始的时代，每一项新的技术革新，都受到他的密切注视。1765年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实验室里已发明了一种蒸汽机，不过，这个蒸汽机和纽科门的差不多。以后，瓦特又在新的基础上不断改进，提高蒸汽机的效能，终于发明了能用作发动机的“万能蒸汽机”。

1789年瓦特得到了万能蒸汽机的专利权。这种机器很快就在全国广泛应用。除用在纱厂之外，还应用到冶金厂、面粉厂，并在后来应用到运输业中，导致了运输工具的改造。

有了蒸汽机作动力，只要有煤作燃料开动蒸汽机，就可根据需要建立工厂，不再受到河流的限制。由于英国煤的蕴藏量非常丰富，建立工厂十分方便。蒸汽机的广泛利用，使英国到处都建立起大工厂。那些高耸入云的烟囱，喷出缕缕烟雾，庞大的厂房，发出隆隆的轰鸣，打破了原来中世纪田园生活的恬静——历史已跨进了一个新的时代。

第二节　工业革命的扩散

到19世纪，工业革命逐渐地从英国这个工业革命发源地扩散到欧洲大陆，甚至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最初，工业革命的扩散面临各种障碍。首先，英国有一项法律，禁止机器出口。其次，欧洲大陆上的各种情况不利于工业化：如政治分裂、农奴制度、政治动荡、革命和战争等等都妨碍工业革命的进行。但是，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英国上述那项法律也在1825年被废除。而且，英国工业家到19世纪30年代已积累了大量过剩资本，在欧洲大陆寻找投资场所，这不可避免地伴随着机器的出口。阻碍工业革命扩散的其他障碍也一个一个地消失了。因此，欧美诸国先后走上工业革命的道路。下面分别介绍各国工业革命的过程及特点。

一、法国工业革命

法国本来就是欧洲大陆上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十分发达的国家。18世纪末的大革命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封建土地所有制和中世纪的行会制度，为法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发展和向工厂制度的过渡扫清了道路。此外，法国是英国一衣带水的邻邦，很容易受到英国工业革命的影响，因此，法国成为继英国之后第一个发生工业革命的大陆国家。

早在18世纪后期，在法国的个别工业企业中就已经开始使用机器和蒸汽动力，但是，由于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法国政局动荡不定，政权更迭频繁，对外战争连年不断，因而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机器的采用陷入停顿。直到1815年拿破仑帝国倾覆后，随着国内外政治局势趋于稳定以及战争创伤的逐步恢复，法国的工业革命才真正大踏步地前进。

象英国一样，法国的工业革命也是从轻工业开始的。自19世纪20年代起，机器和工厂制度首先在纺织业各部门中得到推广。到1848年革命前，全国的棉纺纱机已达11.6万台，丝织机达9万台，仅里昂一地就有丝织机6万台。大型棉纺织工厂多达566家，原棉消费量由1830年的320万公斤增加到1846年的650万公斤。毛纺织业和麻纺织业中也出现了使用机器生产的大型工厂。机器的采用提高了生产效率，纺织品产量剧增，在法国出口商品中占居了首要地位，其中，毛纺织品已在国际市场上与英国展开竞争。制糖、造纸、印刷等工业部门也开始使用机器。蒸汽机的数量迅速增加。在1820年时，全国只有39台蒸汽机，到1848年增加到5200台，总功率达到6.5万匹马力。

重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起步较迟，不过，在19世纪30至40年代，也开始采用某些新设备和新技术，如冶铁业中开始使用焦炭作燃料，替代了木炭，还出现了鼓风高炉，推广了搅炼法。1847年，生铁产量达到60万吨，钢产量达到1.3万吨。煤产量由1815年的88万吨增加到1848年的400万吨。在金属加工业中，出现了汽锤、滚轧和切削机床，初步奠定了机器制造业的基础。铁路建筑也开始了。30年代初，法国第一条铁路建成通车，到40年代末，铁路总长度接近2000公里。

到19世纪中叶，法国工业生产在世界上占第二位，其工业总产值在1847年达到40亿法郎，相当于1827年的3倍。但是，与英国相比仍有很大差距，尤其是重工业和交通运输业。40年代初，法国的煤产量只及英国的1/12，生铁产量和铁路长度分别为英国的1/4。

50年代后，法国工业革命进入完成阶段，其重心转向重工业。第二帝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工业发展的政策，诸如提供贷款和补助金、降低关税、实行自由贸易、资助铁路和港口建设、改善交通、兴办公共工程、鼓励外国投资、大量引进英国的人才与技术等，这些政策有力地促进了法国工业的高涨。在50至60年代，焦炭炼铁法基本上普及，占冶铁业的92%。贝氏炼钢法和西门炼钢法被引进国内，并且得到迅速推广，使得钢铁产量大幅度增加。到1870年，生铁产量达到138万吨，钢产量达到10万吨，煤产量达到1330万吨。蒸汽机的使用更加普遍，1869年时全国共有3.2万台，总功率达到32万匹马力，相当于20年前的5倍。铁路建筑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到1870年，铁路总长度接近1.8万公里，全国铁路网基本建成。

轻工业的发展继续保持着较高的速度，各种新发明和新机器不断涌现，如针织机、缝纫机和各种木材加工机器等相继应用于生产过程。越来越多的企业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生产效率大大提高。在这20年内，法国的工业总产值翻了两番。到60年代末，机器大生产已成为法国工业生产的主要形式，至此，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由于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法国的工业革命具有不同于英国的鲜明特点。首先，从资本原始积累方面看，法国对农民土地的剥夺主要不是通过大规模圈地的暴力方式，而是通过租税盘剥进行的。尽管法国历史上也曾出现过圈地现象，但其规模和影响远不能与英国相比。此外，对外殖民掠夺虽然也是法国资本原始积累的来源之一，但由于法国在18世纪前半期在同英国的争霸战争中连遭失败，丧失了原有的大片殖民地，其殖民剥削的范围大大缩小，因而殖民掠夺对于原始资本积累的意义在法国也不像英国那样突出。

其次，从工业革命的进程看，小企业的长期和大量存在以及大企业的发展迟缓是法国工业革命的主要特点。70年代初，即法国工业革命完成时，平均每家企业雇用工人还不到3人，1000人以上的大企业只有100多家，而雇用一二人的小企业多达数10万家，占全国企业总数的70%以上。这种状况与法国历史上形成的特殊工业结构有密切关系。在法国，服饰业、高级化妆品和奢侈品制造业历来十分发达，直到19世纪末仍在法国工业体系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1860年时，仅巴黎一地从事奢侈品生产的工人就有6.3万人。这类工业多以手工劳动为主，适合采用分散型的小企业形式，不宜集中，因而阻抑了大型企业的发展。

在工业结构中小企业大量存在的同时，法国农业中小农经济长期占居优势。法国的大多数农民在18世纪末的大革命中，都获得了一小块土地，以致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一个汪洋大海般的小农阶级。按理说，由于小农经济的不稳定性，它不可避免地要发生两级分化，导致地产日益集中，但是，由于十分猖獗的高利贷资本作祟，法国小农的分化极为缓慢。1881年时，占地10公顷以下的小农户仍占农民总数的90%以上。

此外，高利贷资本特别活跃是法国工业革命的另一个特点。早在封建统治时代，法国的高利贷就比较发达。革命后，在新的社会经济条件下，高利贷资本又获得进一步发展，几乎渗透到国民经济的所有领域。19世纪中叶成立的几家大银行，主要是从事利息优厚的国债和证券交易，以及对外贷款等信贷投机活动，很少直接投资于工业企业。1869年，巴黎的交易所拥有307种有价证券，总数达330亿法郎，几乎超过当时法国工业总产值的两倍。

小企业的大量存在造成企业经营分散，阻碍了新机器、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小农经济把大批劳动力束缚在土地上，影响了工业劳动力的供应，并且造成农业生产落后和农民的贫困，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发达的高利贷资本吸引了大量社会流动资金，从而减少了工业企业的投资；再加上煤、铁资源贫乏，能源短缺，造成工业成本昂贵，影响了法国工业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由于上述种种不利因素，法国工业革命的规模和取得的成就远不及英国，同时，在发展速度上也比不上同期的美国和德国。

二、美国工业革命

美国的工业革命几乎是与法国同时开始的。美国之所以较早发生工业革命，是由于国内外两方面都存在有利条件。就国内条件而言，美国在殖民地时期就已出现了一些资本主义工场手工业，这为工业革命奠定了一定的基础。同时，美国没有经过封建社会，旧的行会传统和习惯势力异常微弱，因而有利于新技术的发明和推广。此外，通过第一次独立战争，美国建立了资产阶级共和制度，为工业革命创造了必要的政治前提。就国外条件而言，美国远离动乱的欧洲，南北有弱国为邻，东西有两大洋保护，这种优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美国有可能长期保持和平安定局面，较少遭受战争破坏，有助于工业生产的持续、稳定发展，另一方面使美国有条件打着中立国的旗号，利用欧洲战争，坐收渔翁之利。例如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美国乘机发展了自己的航运业和海外贸易，攫取了大量财富。

美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还有以下几个来源：第一，奴隶贸易。从事这种可耻贸易的主要是北部、中部商人，他们从中取得惊人利润。第二，掠夺印第安人的土地。这主要是凭借暴力和欺骗手段实现的。第三，西部土地投机。美国有许多人（其中包括政客）靠它发了大财。第四，联邦政府偿还国债的政策。独立战争期间，大陆会议及各州政府发行了大量公债，战后公债券贬值，持有公债券的劳动人民为生活所迫，不得不以票面价格的1/10的低价出卖，购买者多为从事投机的富有的大商人及政客。后来联邦政府根据财政部长汉米尔顿的建议，按票面价格偿还公债，于是，这些投机者转手之间发了大财。这些不义之财也转化为工业资本。

美国还有一个潜在的广阔的国内市场，因为西部处女地不断地吸引着移民前往开垦，而西部的开发就意味着国内市场的扩大。

19世纪初，杰弗逊政府以低价从法国手中购买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地区，这使美国版图增加一倍。19世纪40年代，美国又通过侵略战争从墨西哥抢来120万平方英里的辽阔土地。美国的领土扩张，不但意味着土地的增加，而且也带来了地上地下的无尽宝藏，这就使得美国人在从事工业革命时不愁没有能源和原材料。

外国的移民源源不断地涌进美国，为美国工业革命提供了大量的自由劳动力。据统计，1790—1860年间，进入美国的移民达500万人。这些移民主要来自欧洲，其中不少人是熟练的手工业者，他们带来了欧洲先进的生产技术，有力地推动了美国工业的技术革新，如美国第一架水力纺纱机是英国移民制造出来的，无烟煤炼铁法是德国移民首先试验成功的。

这样，美国到19世纪前半期已完全具备了工业革命的条件。

1789年，塞缪尔·斯莱特仿制英国水力纺纱机成功，并在罗得艾兰建立美国第一家纺纱厂，从而揭开了美国工业革命的序幕。第二次独立战争（1812—1814年）后，美国彻底摆脱了对英国的经济依赖，工业革命遂全面展开。在30—50年代，棉纺织业率先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随后，在毛纺织业、面粉业、食品业、制鞋业、服装和木材加工业等部门中，也普遍使用了机器，轻工业初步实现了机械化。

冶铁业也出现重大技术进步。从1834年起，先后采用了热风炉和无烟煤炼铁法，后又引进英国的搅炼法，生铁的产量和质量都明显提高。冶铁业的发展促进了采煤业的发展，蒸汽机在煤矿中普遍推广。1860年，全国煤产量达到1820万吨，相当于1820年的（30万吨）60倍。

在美国工业革命初期，大部分机器是从英国购买来的，但是美国在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和设备时，不是简单地照搬和模仿，而是加以创造性的改进，从而能迅速研制出更为先进的机器，这成为美国工业革命的一大特点。美国政府还较早地实行了专利制度（1790年美国第一届国会就通过了“专利法案”），因之各项发明不断涌现，像轧棉机、缝纫机、收割机、电报机等发明都是出自美国人之手。此外，美国最先采用和推广了机器零部件的标准化生产方法，使一些机器零件可以通用互换，从而降低了机器的生产成本。这些都是推动美国机器制造业迅速发展的有利因素。

到19世纪50年代末，资本主义工厂制度在美国主要工业部门中都已占主导地位，工业革命大体完成。不过，各地区的发展很不平衡，当时，工厂主要集中在北部，南部仍盛行种植园奴隶制，工业十分落后。

1861年内战的爆发，一度给工业革命带来不利影响，如北方一部分棉纺织工厂因失去南方原料供应而陷入停工，但不久以后，北方工业便重新走向兴旺。林肯政府实行的战时通货膨胀政策，使资本家能够获取比平时更多的利润，因而有条件扩大投资和改进技术。战争还扩大了政府订货，其中，像武器装备、军服等军需物品要求有相同的式样和规格，只有机器生产才能满足这个要求，再加上战时劳动力的相对缺乏，这些都有力地推动了机器的发明和工业革命的进展。

内战的胜利消灭了南方奴隶制度，恢复和巩固了联邦的统一，扫除了阻碍工业发展的最大障碍。同时，内战摧毁了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势力，使资产阶级独掌了国家政权，他们采取了一系列有利工业发展的政策，如实行保护关税，建立国民银行制度和统一币制，资助铁路建筑，大力支援农业，发展教育，增加智力投资，重视生产组织的合理化和科学管理等，这一切都推动了工业革命在广度上和深度上的进一步发展。北部的大量资金、技术和设备在内战后不断地流入南部各州，促进了南方农业的改造和工业的兴起。到19世纪70年代末，美国工业革命在全国范围内宣告完成。

与西进运动密切联系、互相促进、同步发展是美国工业革命所独具的特点。18世纪末，当工业革命在东北部起步时，美国西进运动也刚刚开始。一批批的东部移民像洪水似地涌入西部地区，一望无际的西部荒原逐步得到开发。最先的移民在西部拓荒种地，建立居民点，发展农业，他们所需要的生产资料及日用工业品完全仰仗于东部，这就为东部制造业扩大了国内市场。反过来，西部新农业区的开辟，又为东部城市和工业人口提供了充足的粮食。特别是由于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劳动力奇缺，加之西部的地理环境也适合机械化大农业生产，因此，西进运动推动美国农业较早地实现了机械化。从1820年马拉耘田机问世后，割草机、脱粒机、马拉收割机、小麦播种机、玉米栽种机、谷物捆扎机和其他各种搬运机械相继出现。其中，马拉收割机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其效率比英国的收割机快两倍多。到1855年，全国共有这种收割机1万台。在农业机械化方面，美国走在了其他各国的前面。

西部垦殖区在原料、市场方面所拥有的优势，强烈地吸引着东部制造业逐步西移。自19世纪中叶起，食品加工、屠宰、罐头、木材加工、农机制造、煤炭、钢铁等工业陆续扩散到西部地区。随着西部工业的兴起，西进移民的开拓能力进一步增强，使得西进洪流有可能向更荒僻的“远西部”涌进，从而把工业革命的浪潮进一步引向西部边远地区，直至太平洋沿岸。60年代以后，即工业革命大体完成后，在市场机制的自发作用下，美国工业向西扩散的势头依然未减，结果导致工业中心逐渐西移。60年代前，大西洋沿岸各州生产的工业品约占全国的80%，到1890年降为58%，原来以农业为主的俄亥俄、印第安那、伊利诺斯等中西部各州发展成为新的工业中心。

受西进运动的影响，美国的交通运输业发展特别迅速。由于人口不断西迁和开发西部的需要，美国政府和人民十分重视改善东西部的交通运输条件。19世纪20至30年代建成的伊利运河和俄亥俄——伊利运河，把密西西比河、五大湖和太平洋连接成一体。由政府投资修筑的坎布兰大道于1852年竣工，又从陆上提供了一条沟通东西部的交通要道。更重要的是，从30年代起，在政府的鼓励和资助下，全国掀起修筑铁路的热潮，在几十年内便建成了横贯大陆的5条铁路干线。这样，一个以铁路为骨干的全国水陆运输网建成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加速了美国工业革命的进程。

正是在西进运动的影响和推动下，美国先于法国、德国迅速完成了工业革命，一跃成为仅次于英国的世界工业强国。

三、德国工业革命

德国的工业革命晚于英、法、美三国，这主要因为德国政治上的长期分裂局面，以及16世纪以来农奴制的再版和连绵不断的战争，造成国内经济发展一直处于落后状态，影响了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形成。因此，直到19世纪30年代，德国才真正踏上工业革命的道路。不过，在最初的20年内，德国工业革命进展缓慢。到1848年革命后，德国工业革命才蓬勃开展起来。在50—60年代，开发新矿山、建设新工厂、修筑新铁路的投资热潮盛极一时。到60年代末，工厂制度已在各先进工业区占了主导地位。1871年普法战争后，国家实现了最后统一，并从法国手里夺取了煤铁资源丰富的阿尔萨斯和洛林地区，还获得了50亿法郎的战争赔款。这些都大大增强了德国的政治经济实力，进一步加速了工业革命的进程。到70年代末，德国工业革命终于宣告完成。

长期的政治分裂，使德国无力开拓海外殖民地，因此，德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资金主要来自对国内的掠夺，其主要方式是在解放农奴时向农民索取赎金。从1807年开始，以普鲁士为首的多数邦国逐步实行了农奴制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通过缴纳赎金或割让土地赎免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赎金额相当于农民常年地租额的25倍（后降为18倍），倘若割让土地，则为农民土地的1/3—1/2。通过这种改革，地主贵族攫取了大量赎金和土地，据统计，仅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就掠夺农民赎金10亿马克。贵族地主们除利用这笔赎金把原来的封建庄园逐步改造为容克—资产阶级农场外，还将其中很大一部分投资于工业，从而转化为工业资本。赎免了封建义务的农民，在获得了人身和择业自由的同时，开始了急剧的分化。除少数人上升为富农外，绝大多数人走向破产，沦为雇佣劳动者，因而为工业革命提供了自由劳动力。德国还成立投资银行和股份公司，集中社会上的游资，引导资金流入工业领域。此外，德国工业落后及工业利润丰厚也吸引英国、荷兰、比利时等国向德国投资。这样，通过多种渠道，大量资金投入德国工业，解决了工业革命缺少资金的问题。

国家的分裂使德国工业革命面临的市场问题特别尖锐，但是，这个问题通过关税同盟的建立得以缓解。1819年，普鲁士联合部分小邦成立了北德意志关税同盟。后来，又相继成立中德和南德关税同盟。1834年，这几个关税同盟联合组成德意志关税同盟。关税同盟内部禁止设立关卡，实行免税贸易，采用统一的货币和度量衡制度，这就缩小了国家分裂状态的消极影响。同时，关税同盟对外作为一个经济整体实行统一税率，并先后与英、荷、比等国签订了双方平等的商约，改变了德国在国际贸易中的不利地位。当然，农奴的解放也扩大了国内市场。

与直到工业革命后期交通运输业才发生革命变革的英、法两国不同，在德国工业革命中，以铁路建筑为中心的交通运输业革命处于领先地位。19世纪30年代中期，当工业革命刚刚起步时，德国的第一条铁路——富尔特——纽伦堡铁路便建成通车了。从40年代起，铁路建筑业迅速发展，到1872年，全国铁路总长度达到22426公里，超过了法国和英国。与此同时，德国还大力修筑公路，开凿运河，建设港口，发展内河航运和海上运输。1850—1870年间，德国的船舶吨位增长了80%。

交通运输业的发展带动了其他工业部门的变革。大规模的铁路修建给予采矿、冶金、煤炭和机器制造业以巨大推动，促使德国工业发展的重心较早地从轻工业转向重工业。从1848至1875年，德国重工业的发展速度一直超过轻工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始终领先于消费资料的生产。当然，这与当时德国的政治形势和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也有着密切关系。那时，普鲁士正推行武力统一全国的“铁血政策”，为了适应战争的需要，普鲁士政府大量订购军事物资，鼓励军火生产，因而刺激了重工业的发展。到1870年时，德国的煤产量达到3400万吨。生铁产量139万吨，钢产量17万吨，分别比1850年增长了4.1倍、5.6倍和28倍。机器制造厂在1861年时已达300家，雇用工人近10万人。由于较早实现了工业重心的转移，德国迅速建立起雄厚的工业基础，保证了其他行业技术改造所需要的物资及装备能够得到及时而充足的供应，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全面发展，这一点成为德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国家政权积极干预是德国工业革命的另一突出特点。为尽快摆脱落后局面，促进经济腾飞，德国各邦政府都充分发挥了国家政权干预经济的作用，大力推进工业革命。其主要措施有：实行高关税政策，以保护民族工业；兴办国营企业，资助私营企业；派遣官员出国考察，学习先进经验；招聘外国工程技术人员，组织成立科学研究团体，及时介绍国外新技术和科研新成果等。在国家干预方面，普鲁士堪称表率。早在工业革命准备时期，普鲁士政府就组织成立了技术委员会，颁布了专利法，还两次派遣工商局长鲍斯去英国参观学习。30年代末，普鲁士政府制定了铁路法，以加强对铁路建设的统一规划、指导和监督。40年代，由政府拨款设立了铁路基金，资助私人铁路公司。从1848年起，政府开始直接投资修建铁路，到60年代时，国有铁路已占普鲁士铁路总数的一半以上。普鲁士政府还兴办了许多国营煤矿和炼铁厂，如鲁尔煤田的煤矿几乎全部是由国家经营的。

国家干预对于工业革命影响最为深远的还在于政府重视发挥智力作用，积极推行教育改革，大力促进新技术的开发研究。工业革命初期，德国一方面积极引进英国先进技术，另一方面努力发展教育，以尽快提高国民文化素质，赶超世界科技先进水平。1825年，普鲁士实行义务教育制度。到60年代，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7.5%，基本实现了普及教育。与此同时，各邦政府还兴办了多种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和职工补习学校。在普通中学中，增设了自然科学课程，在高等学校中，贯彻教育、科研与生产相结合、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相结合的方针。这些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功，国民科学文化水平普遍提高，文盲率降低到欧美各国的最低水平，还培养出一大批像西门子那样的集企业家、科学家和工程师于一身的优秀人才，获得了发电机、电炉、煤气发动机、电车、合成染料等一系列重大发明。到70年代末工业革命结束时。德国不仅在生产技术上消除了与英国的差距，而且在电气、化学等新兴工业方面超过了英国，走在了世界前列。正是因为重视教育，重视发挥智力作用，所以，德国工业革命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并取得了远比英、法等国更大的成就。

四、俄国工业革命

19世纪30—40年代，工业革命的浪潮越出了西欧，扩展到东欧的俄国。

俄国工业革命的前提条件是在沙皇专制制度和封建农奴制的统治下艰难而缓慢形成的。自18世纪以来，俄国的农奴制手工工场逐步退居次要地位，资本主义手工工场日益发展，并且成为主要形式。到19世纪50年代，资本主义手工工场已多达2800家，工场内还出现了精细的分工。同时，农村手工业也有进一步发展，形成了许多著名的农村工业中心，如莫斯科周围是毛纺织业中心，弗拉基米尔省是棉纺织业中心。还出现了一批像伊凡诺夫村那样专门从事一种手工业的工业村。工场手工业和农村手工业的发展，共同为工业革命奠定了国内技术基础。俄国工业革命初期的许多工厂主，如莫洛佐夫、普罗霍洛夫等，都出身于农民手工业者。

俄国工业革命的资本主要来自商业利润和对“边区殖民地”人民的掠夺。近代初期，俄国的国内外贸易都十分发达，除彼得堡、莫斯科等大商业中心外，在各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还有大量的店铺和定期集市。1851年，全国商人共计18万人，商业资本约为9亿卢布。大批发商多从事对外贸易，包买商、行商和“商农”则奔走于城乡各地，收购农民的农产品和手工业产品，运到城市和集市去卖，再把农民需要的货物运到农村出售。活跃的商业资本使全国在经济上融为一体，组成一个不可分割的全俄统一市场。许多商人利用地区差价和季节差价，对农民进行掠夺式的盘剥，积累起巨额财富，其中，一部分人把所得财富投入工业生产，成为工业资金的一个重要来源。

自18世纪起，沙皇政府加紧对外扩张，先后吞并了黑海沿岸、高加索和中亚地区，并且完成了对西伯利亚的征服。这些地区构成俄国的“边区殖民地”，它们对于俄国工业革命前提条件的形成具有特殊意义。俄国工业落后，产品质量差，无力打入西欧国际市场，而农奴制又限制了国内市场的扩大，因之，“边区殖民地”的开拓，为俄国提供了广阔的市场。同时，“边区殖民地”自然资源丰富，不仅为俄国工业革命提供了许多必要的原料，而且扩大了俄国商人的财源，因为他们可以出口这些原料，从中牟取厚利，从而加速了资本的积累。

政府的税收制度是俄国原始资本积累的另一手段。沙皇政府在征收商品税方面实行包税制，这就给承包商人提供了发财机会，如酒税承包商马芒托夫、班纳尔达克等人，都积累了上百万卢布的财产，他们后来都成为大公司的创办人。此外，政府自己也把一部分税款直接投资于国营企业和铁路建筑，使其转化为工业资本。政府还把一部分税收以国家贷款、津贴或“奖金”的形式资助给企业主，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私人资本积累的不足。

西欧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影响是俄国工业革命的国际条件。19世纪前期，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法国、比利时的工业革命正在深入发展，它们的榜样和经验对于俄国工业技术的变革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由于具备了上述各种条件，俄国还在农奴制的统治之下便开始了工业革命。

从19世纪40年代起，俄国首先在棉纺业中采用机器，建立工厂。到1861年，纺锭达到200万个。继纺纱业之后，织布业、毛纺织业、造纸业等也开始向工厂制过渡。然而，由于受农奴制度的束缚，60年代前俄国工业革命进展缓慢。1861年农奴制改革后，农民缴纳的巨额赎金为发展大工业增添了新的资金来源；获得解放的2000多万农民为大工厂提供了充足的自由劳动力；农村自然经济的进一步瓦解扩大了国内市场。因此，在60—80年代，俄国工业革命的进程大大加速。采用机器的大工厂在轻工业各部门中迅速取代了手工工场。在冶金业中，贝氏炼钢法和平炉炼钢法得到推广。交通运输也发生革命变革，在国内大河上出现了汽船。铁路修建也加快了步伐，在1866—1880年间，新修铁路达1.85万俄里。还出现了石油、机器制造等新兴工业。总的说来，到19世纪80年代末，工厂制度在各主要工业部门中都已占主导地位，俄国工业革命基本完成。

因为俄国技术落后，资本积累不足，所以外国资本和技术在俄国工业革命中起着重要的作用，这是俄国工业革命的一个显著特点。俄国的许多大型企业从一开始创建便为外国银行家所操纵，重工业基本上为外国资本所控制。有不少企业是外国资本家直接投资开办的，如顿尼茨最大的冶金企业新俄罗斯公司是英国人约翰·尤兹创办的。在70—80年代，外国资本占俄国资本总额的1/3，90年代增加到1/2。机器设备大部分从外国引进，主要来自英国。1860年以前的30多年间，输入俄国的机器价值增长了73倍，仅1856—1860年的4年间就达到310万卢布。英国一家公司的驻俄代理人路德维希·努普是一个著名的掮客，经他手用英国资本在俄国共建了122个纺织厂，其中，由他直接经营的克兰霍姆工厂是俄国也是欧洲最大的棉纺织厂，因此，克兰霍姆这个地方被人们称为“俄国境内的一块英国领土”。

俄国工业革命的另一特点是发展极不平衡。在地理上，工业分布不均，绝大多数工业企业集中在欧俄地区，在东部和东南部边远地区，特别是在“边区殖民地”，直到工业革命结束时，仍保持着原来的农业社会形态，工业经济微不足道。在时间上，起伏波动较大，高涨与低落交替出现，一会儿是“滥设公司”的狂潮（如60—70年代初），一会儿又陷入停滞与萧条（如1872—1877年间），缺乏持续、稳定的发展。在产业结构上，各行业发展不够协调，轻工业和消费资料的生产发展迅速，重工业和生产资料的生产发展迟缓。交通运输业较为落后，全国铁路网到90年代末才基本建成，而且许多铁路干线是出于政治军事目的修建的，经济意义不大。某些重要工业部门，或者极为薄弱（如金属加工业），或者付诸阙如（如农机制造业）。农业机械化基本上还未起步。在工业内部，一方面建起了一批采用机器的大工厂，另一方面靠手工劳动的旧企业和农村手工业仍大量存在，甚至有所增加。在个别地区和行业中（如乌拉尔的冶金业中），长期保存着农奴制企业的残余。

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低和技术落后是俄国工业革命的又一特点。由于俄国没有建立起发达的机器制造业，因而企业设备供应不足，更新缓慢。特别是政府长期实行保护关税政策，使本国工业品在国内市场上享有垄断地位，削弱了革新生产技术的内在动力。个别新发明即使出现，也难以及时应用和推广，如金属切削机的发明在俄国被埋没了50年之久，直到西欧国家采用后，俄国才开始采用。另外，俄国劳动力价格低廉，资本家宁愿采取增加工人、实行多班制的办法来扩大生产，因此，劳动密集型企业在俄国居多数，企业的资本有机构成比较低。加之俄国文化教育落后，国民文化水平和工人的劳动素质比较差，所以，俄国的工业生产效率虽比工业革命前有大幅度提高，但仍远远落后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19世纪90年代，在俄国机械化程度最高的棉纺织业中，工人的劳动生产率仍比英国低1/2到2/3。乌拉尔地区14.2万工人每年生产的矿石、铁和钢，在比利时只用1.1万工人即可完成。

总之，俄国工业革命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远远落在西欧各国和美国的后面。

第三节　工人运动的发展·宪章运动

一、工人运动的发展

工业革命不仅是一场技术革命，而且也是一次深刻的社会经济变革，它对整个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工业革命使社会生产力有惊人的发展。以英国为例，从1770年到1840年，每个工人的日生产率平均提高20倍，因此，英国工业生产得以迅猛增长。英国原棉消耗量从1800年的5200万磅，增加到1840年的45590万磅。生铁产量1720年为25000吨，1840年增至139640吨。煤产量1770年为260万吨，1836年增至3000万吨。工业革命期间英国建成了纺织、钢铁、煤炭、机器制造和交通运输五大工业部门。到19世纪50年代取得了世界工业和世界贸易的垄断地位。

工业革命引起了英国社会的全面变革。由于采用机器进行生产，工厂越建越多，生产规模大了，工人人数多了，实现了大批生产。在手工工场时代，与手工工场并立的是行会手工业作坊。在工厂制度建立起来之后，手工工场和手工业作坊逐渐地被挤垮了。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制度终于取得了统治地位。

工厂制度的确立，完全改变了工人的地位。在手工工场时代，工人大都同农村保持一定的联系，在劳动之暇从事耕种。机器大工业完全割断了他们同农村的联系，剥夺了他们最后一点点独立活动的自由。现在，他们除了出卖劳动力外，再也没有任何其他收入来源。

工业革命的最重要的后果，就是无产阶级的形成。因为破产的独立手工业者都加入了无产阶级队伍。于是社会日益分成两大对立的阶级——工业无产阶级和工业资产阶级。

工业革命不但产生了工人阶级，而且也给工人阶级带来苦难。在工厂里，工人变成了机器的简单的附属品，他们跟随着机器运转，而失去了劳动上的主动性、创造性。因为工作单调乏味，很不利于工人的身心健康。机器的采用，也把大量的妇女和儿童卷进劳动力市场。1835年，在英国棉纺织厂21.9万工人中，13岁以下的儿童占4.9万，13岁至18岁的少年占6.6万，成年妇女占6.7万，由于大量使用女工和童工，由于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源源不断地流入无产者的行列，形成了庞大的失业大军。于是工厂主竭力压低工资。1810年英国纺织工人每周的平均工资为42先令6便士，1825年又下降到25先令6便士。

在工人住宅区，房屋简陋，天空浓烟密布，街道狭窄拥挤。在英国，有的工人家庭祖孙三辈人挤在一间矮小的房屋里。兰开夏有的工人家“是一间又湿又低的地下室，家具就只有两把旧椅子、一张三条腿的圆桌，一只箱子，没有床，只是墙角有一堆陈麦秸，上面盖有两条脏床单。”以法国里昂工人为例，他们每天劳动时间长达18小时，得来的工资还不能换取一磅面包。

因此，工人阶级被迫起来斗争。工业革命后，工人阶级的斗争采取了破坏机器的斗争方式，这是因为当时工人觉悟很低，他们还没有认识到造成灾难的根源不是机器，而是资本主义制度。破坏机器运动最早发生在英国，当时称作“卢德运动”。

随着工人力量的增强，特别是觉悟的提高，工人开始认识到团结起来进行斗争的重要性。在英国，19世纪初就出现工人的组织，并且争取到工人的结社权利。到处都出现工会组织。工会领导了1825年开始的罢工斗争。

工人阶级还用武装斗争去反击资本家的剥削。在19世纪前半期最著名的工人起义是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工人起义。

里昂是法国丝织业中心，30年代初，这里的丝织工人已有9万人之多。工人受到资本家敲骨吸髓般的榨取，劳动繁重，工资微薄。1831年11月21日，工人开始罢工，到23日就发展为武装起义，武装工人控制了全城。起义坚持到12月3日，被政府军队镇压在血泊里。1834年里昂再次爆发了工人起义，结果又失败了。

西里西亚是德国的纺织业中心，是亚麻布的主要产地。这里的纺织工人一面受到厂主的日益加重的剥削，一面还须向封建地主缴纳所谓“纺织税”。在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榨下，工人们饥寒交迫，不胜其苦。1844年6月4日，西里西亚纺织业重镇——彼得尔斯瓦尼达渥的织工们在企业主茨凡奇格尔的住宅窗下唱革命歌曲，遭到军警的毒打和逮捕。此事成了织工起义的导火线。翌日，愤怒的工人起来战斗，他们的武器不过是斧头和石块，因而敌不过前来镇压的政府军队。轰轰烈烈的起义也归于失败。

但是，在19世纪前半期的工人运动中，表现出高度觉悟、高度组织的是英国宪章运动。

二、英国宪章运动的背景

19世纪20—30年代，英国完成了工业革命。随着工业革命的完成，英国的商业和运输业也有了很大的发展。因此，英国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壮大起来，他们志得意满，进而要求取得政治上的统治地位。1832年议会改革，他们的政治要求得到满足，登上了统治地位。工人阶级在议会改革运动中支持了资产阶级，但是结果一无所得，政治上依然处于无权的地位。因此，1832年议会改革后，经过一段时间的消沉，他们决定掀起一个争取工人选举权的运动。这是宪章运动的政治背景。

但是，工人阶级之发动宪章运动，也是英国工人阶级本身的阶级意识提高的结果。

工人阶级自发的阶级意识在工业革命发展过程中，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生产的实践，工人阶级也逐渐自发地感觉到，大工业的一切生产过程和产品实际上都是他们的血汗结晶。所以自然地意识到自己在生产中的重要性。但与此同时，他们也认识到，像大工业这样的大规模生产，工人靠单个的或少数人，永远也无法取得掌握这些大企业所有权的地位，工人如果想改善自己的地位，真正成为工业生产的主人，只有走联合起来进行斗争的道路。但是在政治上，工人们还没有发展到形成自觉的要求和理论。在工人阶级的一家报纸《人民之声报》上的一篇文章（1831年元旦）中，工人宣布其政纲是：“劳动是财富的源泉，工人们是中间和上层阶级的支持者，他们是生产过程中的神经和灵魂，因而又是国家的神经和灵魂。”但与此同时，此文又宣布工人将和自由资产阶级采取联合行动。

整个来看，这时工人阶级的觉悟表现为下列一些特点：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在大工业生产中的重要性，同时又意识到自己的劳动未能得到相应的报酬；也认识到靠个人的努力无法在大工业制度下争得应有的物质改善和社会地位。但是他们在政治上提不出独立的纲领和目的，所以就只好跟着工业资产阶级走，常被资产阶级鼓动人心的宣传所迷惑。在1832年的议会改革斗争中，工人阶级就是跟随资产阶级后面行动的。

工人思想中的新因素在工人阶级为争取议会改革而斗争的过程中，有少数工人在斗争的实际锻炼中已逐渐形成了一些新的观念。这表现在：有的工人认识到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从而提出不要与资产阶级建立联盟，而要开展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在伦敦“全国工人阶级联合会”的机关刊物《贫民卫报》上有一篇文章，就阐述过这样一种观点。这篇文章是匿名发表的。有人认为作者可能是一个纺织工，也有人认为可能是该报主编布朗特尔·奥布莱恩。

工人阶级意识中的第二个新的因素是关于大罢工的思想。一部分工人认识到，工厂是由工人开动并进行生产的，如果工人一齐停止工作，对资产阶级和政府将是很大的威胁。在《贫民卫报》周围的工人中，有人在1832年出版的小册子中就发挥了这样的见解。

第三个新思想因素，是一部分工人开始从信任议会依靠议会的思想中解放了出来，认为议会也是维护统治的工具，特别是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通过之后，工人仍被排除在选举权之外，使他们大为失望。在不满、愤怒之余，越来越多的工人认为不能再把希望寄托在议会身上，也不能跟着资产阶级只为争取议会选举权而奋斗，而应该找一条工人阶级的独立道路。

以上这些关于阶级斗争、大罢工、摆脱议会民主的幻想等都是工人阶级思想中的新因素，也是工人阶级从自发的斗争逐步萌发出自觉意识的表现。

1832—1834年的立法和政治斗争围绕着议会改革而进行的斗争，对英国大多数人，特别是工人阶级是一次很好的政治教育，他们在激烈的斗争实践中，思考并了解到很多问题。有些工人及其领导人，开始试图从理论上来寻找有关现实政治问题的答案。原来工人中曾存在着一种自然权利的思想，即“适当的工作，应获得适当的工资”。但是经过1832—1834年几年之间的斗争，有些工人已认识到，在现存地主、资产阶级当权的制度下，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有一部分工人的报刊已发表一种论点，即阶级斗争是社会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必要手段。在当时的工人报纸《先锋报》、《危机周报》中就登载了论述这种思想的文章。

1832年议会改革后，由于选举权的扩大，新当选的议员中，辉格派占了多数。当权的统治阶级一心一意为本阶级谋利。虽然新选出的议会在1833年也通过了一些改善工人状况的立法，如工厂法，禁止除丝织工业之外纺织工业雇佣9岁以下的童工，从1835年起，13岁以下的童工每日工作时间不得超过9小时，禁止童工做夜工等。但是在主要的问题上，议会仍然对工人采取敌对的态度。这主要表现在它对待工会的态度和它在1834年制订的济贫法上。

自从1824年废除结社法令，1825年颁布了新的结社法后，工会运动蓬勃发展。特别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工人发现自己在改革运动中受骗了，所以就回过头来，把注意力放在发展工人自己的组织上，工会运动发展更快。1834年2月正式成立了“全国各业统一工会”，几乎包括了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人。会员人数很快就达到了50万人。工会公开宣布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种新的秩序，只有社会中真正有用的和有智慧的阶层，才能管理国家事务”。政府得到这个消息后，立刻进行镇压，将一些工会会员逮捕。有的地方的资产阶级也配合政府对工会会员进行迫害，并威胁工人不准参加工会。1834年在多塞特郡，有6个农业工人被控在成立工会分会的仪式上采用了不合法的宣誓誓词而被逮捕，并被流放到澳大利亚。这一案件，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各地工人纷纷集会表示抗议。在一次伦敦的抗议示威中，有10万群众参加。工人们对议会改革后的新政府的反工人的真面目认识得更清楚了。当时英国工人中把辉格派称为“虚伪、阴险和扼杀自由的辉格派”。

1834年8月议会通过的新的济贫法，对刺激工人运动的发展也起到很大作用。新济贫法代替了1631年通过的，以后在1722年、1782年、1795年陆续补充的旧的济贫法。旧的济贫法，使资产阶级每年大约负担700万镑巨款，用这笔巨款对贫苦无告者施以救济，这样既增加资产阶级的负担，又影响工厂的劳动力来源。所以资产阶级力图改变这种规定。新的济贫法规定设立劳动院，领救济金的人必须到劳动院参加劳动才能领取。同时劳动院中的生活水平不能高于院外任何地区。领救济金的人到了劳动院以后，父、子、夫、妻等一家人都要分开居住。劳动院中的恶劣条件和监狱差不多，工人称之为“穷人的巴士底狱”。新济贫法的起草人和这个法案以后的主要执行者艾德温·查德威克在谈到劳动院时说道：“劳动院制度意味着一切救济金要通过劳动院，它的目的要使劳动院成为一个受约束的、令人生厌的地方……它使救济金管理人员成为最严厉的工头和懒人与游手好闲的人所碰到的最吝啬的出纳员，这样，穷人除了万不得已之外，不会来请求救济”。这样的劳动院，自然受到工人强烈反对。新济贫法首先在英国南部和东部的农业地区实行，1837年又推行到北部。因之全国各地爆发了反对新济贫法的骚动。许多劳动院被捣毁，有些执行新济贫法的人的房屋被焚烧。所以在英国大部分地区，新济贫法未能推行下去。

1837年英国又遭到经济危机的袭击，工人阶级生活状况更趋恶化，不满情绪更为增长。工人们纷纷提出要求新的议会改革，反对新济贫法，要求10小时工作制，争取工会权利、出版自由等。当时的政治斗争形势，迫切需要把全国工人的运动统一起来，并制订出一个各方面都同意的统一纲领。同时，工人通过以前的斗争已经认识到，当地主资产阶级控制着国家政权机构的时候，他们的要求是无法达到的。工人必须夺取国家政权才能够争取工人的解放。

这样就产生了宪章运动。

三、宪章运动的兴起·第一次请愿书“伦敦工人协会”的成立1836年6月，一批先进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木匠洛维特的领导下，组织了“伦敦工人协会”。其宗旨是：用一切合法手段废除统治阶级的各种反动立法，争取人民自由权利，使社会一切阶级处于平等地位，争取改善工人的生活条件。该会于1837年2月28日在海滨的皇冠和铁锚酒家开会，提出了一个包括6点要求的请愿书，当场有3000人签名表示赞成。5月和6月间，“伦敦工人协会”的领导人和议会中的一些激进的议员在一起开会，大家同意根据6点要求起草一个文件，由洛维特负责执笔，这就是“人民宪章”。宪章交普莱斯及其他有关人员审阅后，于1838年5月8日公布。

与此同时，5月间伯明翰的“政治联盟”也发表了它的关于议会改革的国民请愿书，内容除第五点外，几乎和上述6点要求完全相同。“人民宪章”的6点要求是：（1）凡年满21岁，精神健全的男子（目前因犯罪而坐牢者除外），都有选举权。（2）无记名秘密投票，以保障选民可充分地自由运用其投票权。（3）议会议员不应有财产资格的限制，以便使各选区得以选举他们最爱戴的人。（4）议员应支付薪金，以便使当选议员的人能离开原来的职务，用全部精力为国家利益服务。（5）平均分配选举区。按照各地区选民的人数分配代表名额。（6）议会每年改选一次。

另外，“人民宪章”中也包含了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如取消谷物法，保障企业家“应得之利润”等。不过，“人民宪章”的核心内容是以普选权为基础的议会民主化的问题。这个问题早在1776年已为激进派卡特莱特首先提出，以后又有科伯特等人不断为之斗争。而“人民宪章”和以前的要求所不同的是：它是由工人阶级独立提出来的，同时，对工人阶级来说，这6条并不是最终的目的，而只是它实现社会改革的一种手段和第一个步骤。

不过，宪章派人士中对如何去实现这些要求，却没有明确的主张，以致后来在斗争的策略和方式上，产生了分歧。

1839年宪章派的国民公会人民宪章公布后，立刻引起各地工人的热烈响应。很多地方的工人召开大会表示对宪章的支持。当时由于白天工人要上班劳动，所以就改在晚上开会。开会时熊熊的火炬照红了夜空。政府对此非常恐惧，于1838年12月下令禁止夜间的火炬游行和集会。“人民宪章”公布后，宪章主义者就筹备召开了一次国民公会，所谓“国民公会”（Convention），是18世纪末法国革命时所使用过的一个名词。在法国革命之后，英国的伦敦通讯会社、1817年的汉普顿俱乐部都曾用过这个名词，尽管当时并没有人对国民公会的含义作过清楚的解释。不过，这个名词本身使人联想起过去的革命，人们知道这将是一种比现存的议会更为民主和更能代表人民的机构。至于这个机构究竟起什么具体作用，人们的理解却不一致。

1839年2月4日，第一届宪章派的国民公会在伦敦召开了。与会者对国民公会的理解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认为它只是一种会议，它的目的是团结一切宪章派的力量去争取议会通过“人民宪章”。另一种则认为国民公会本身就是一个权力机构，它将担负起领导革命的责任。还有很多宪章派只把注意力放到促成国民公会的召开，至于它以后将起什么作用，要留待以后去解决。

国民公会中宪章派的分歧由于对斗争和策略的意见分歧，宪章派中分为几个不同集团。通常将他们分为“道义派”和“物质力量派”，这样的称呼并不完全正确。实际上可以将它分为左、右翼和中间派。

左翼，也就是一般所称的“物质力量派”。这一派人主张，如果议会不采纳人民宪章的要求，就将用一切手段进行斗争，包括总罢工甚至武装起义。这派的主要领导人为布朗特尔·奥布莱恩和裘利安·哈尼。实际上，奥布莱恩的政治态度有时也发生动摇。只有哈尼是真正坚定的左派。哈尼（1817—1897年）出身于一个水手家庭，当过印刷工，后为记者。他认为工人阶级的解放，只有靠工人阶级自己去进行斗争；主张进行武装起义。他对“伦敦工人协会”中的一些领导人甚为不满，认为他们只宣传消极的顺从，不能完成工人斗争的使命。1838年他与洛维特分裂，退出了“伦敦工人协会”，另与奥布莱恩等共同创立了“伦敦民主协会”，吸收低薪工人参加，并出版自己的报纸。

右翼，即通常所谓的“道义派”。这派人主张用和平的向议会递交请愿书的方式来争取实施宪章，达到自己的要求。这派的主要领导人是洛维特。另外，阿特乌德等人也支持这派的要求。

中间分子。这一批人忽而主张用和平的方式，忽而又主张用暴力的方式，他们的主要领导人奥康诺说：“可能的话我们就采取和平方式，必要的话，我们就采取暴力。”

三派在会议中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但领导权掌握在洛维特等人手中，所以决定采取和平请愿的方式。

宪章派内部的分歧和宪章派的社会阶级成分比较复杂有一定的关系。在参加宪章派的社会各阶层人士中，主要有三部分人。第一部分是以里兹为中心的北部及中部的纺织工人。第二部分是高薪的熟练工人。第三部分是大工厂的工人。以上三部分人由于在生产体系中地位不同，组织性、战斗性及政治认识也各不相同。所以他们及他们的领导人，对宪章运动应该采取什么策略，也各有不同的看法。

1839年5月，在国民请愿书上签名者已达20万人。宪章派决定将请愿书递交给议会。6月14日重达50公斤的请愿书被放在一个用彩旗装饰起来的长担架上抬到了议会。但是7月12日议会在讨论请愿书时，以235票对46票将之否决。消息传出，国民公会讨论对策，决定在8月12日举行总罢工以示抗议。各地工人也纷纷举行示威。7月15—17日，伯明翰的工人占领了该城。其余许多城市，也都要求采取行动。但是宪章派内部意见不统一，而且也缺乏充分准备。7月22日奥布莱恩提议取消总罢工。接着国民公会休会。8月底复会后，各派互相指责，未作出实际决定。9月14日第一届国民公会宣告自行解散。

部分物质力量派在失望之际，成立了一个秘密集团，其中有南威尔士的代表约翰·福洛斯特、约克郡的彼得·布塞、北方各郡的代表约翰·泰勒。他们决定武装起义。11月3日起义在新港爆发，由福洛斯特率领的数千矿工，在雨夜中袭击新港，以营救被囚禁在新港狱中的宪章派领袖亨利·文森特。但政府事先接到了叛徒的告密，将起义队伍击溃。福洛斯特和其他一些领导人被捕。福洛斯特被判死刑，后在各地群众抗议之下，改为流放。奥康诺和奥布莱恩也被判18个月徒刑，另有450名宪章派人士被捕。

新港起义是宪章运动中唯一的一次武装斗争。这次起义的失败，宣告宪章运动最初阶段的结束。

四、全国宪章协会·第二次请愿书

全国宪章协会的成立宪章派的领导人鉴于前一阶段的失败原因之一是组织涣散，所以就着手调整并加强组织。1840年春，全国各地的宪章派组织改组工作大致完成。许多宪章派组织着手选举代表到曼彻斯特，筹备全国性的组织。7月24日全国32个城市和地区的代表在曼彻斯特通过决议，成立“全国宪章协会”。它规定，加入这个组织者必须填写志愿书，表示赞成宪章运动的原则，领取会员证，交纳会费，并参加所在地区的基层组织的活动。可以说，“全国宪章协会”实际上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人阶级政党的雏形。

曼彻斯特全国宪章协会建立后，各地也按照计划纷纷成立各地方的宪章协会。至1841年2月底，约有70个城市建立起约100多个宪章协会的分会。与此同时，以前的一些资产阶级激进派，像斯蒂芬斯、斯特基等退出了宪章运动，因为他们不能接受全国宪章协会的宗旨。原来宪章运动中的右翼领导人洛维特也拒绝参加全国宪章协会。

宪章派与反谷物法同盟当宪章派的国民公会1839年在伦敦开会的时候，反谷物法同盟也在伦敦召开它的第一次全国会议。反谷物法同盟是工业资产阶级针对抬高粮价、削弱工业品在国内外市场竞争能力的代表土地贵族利益的谷物法，力主取消谷物进口税的组织。它主张自由贸易的放任政策，以降低工业原料的价格，实际上也企图引诱工人群众脱离宪章运动。1840年反谷物法同盟召开了200多次群众会议，递交了763件请愿书。他们宣传说，只要废除谷物法，就可以改善群众的生活。

宪章派的全国宪章协会同反谷物法同盟展开了斗争。全国宪章协会的领导人认为：“废除谷物法并不错……当我们获得了宪章之后，我们一定要废除谷物法及其他一切不合理的法律。但是如果你们放弃要求宪章的活动，而去帮助那些自由贸易者，他们可不会帮助你们去争取宪章。”他们号召工人们不要再受反谷物法同盟这些“中产阶级”的欺骗。

反谷物法同盟的活动与宪章派运动同时分别进行。在这个过程中，宪章运动中的右翼人士曾脱离宪章运动而转到反谷物法同盟方面去，直到1846年谷物法被取消为止。

第二次请愿书（1842年）1840—1841年，在宪章派的全国范围的抗议和营救之下，被逮捕的宪章派领袖相继获释，宪章运动又开始活跃起来。1842年夏，宪章协会的会员已达到48000人左右。

1842年春，宪章派提出了一个新的第二次请愿书。这次请愿书与第一次请愿书不同，它不仅提出了政治要求，而且也提出了社会经济要求，也就是“刀子和叉子”，即饭碗问题。其中提出了人民宪章中原有的6条要求，并列举了英国现存选举制度的不公平不合理，指出现在的英国议会“仅仅代表某些党派，只对少数人有利，而对大多数人的贫穷、痛苦和意愿则漠不关心”，此外还揭露了英国国内贫富悬殊的情况；“女王陛下每天收入和个人用款164镑17先令10便士，而成千上万的工人家庭每天每人的收入则不到4便士。”同时，请愿书中还指出工人阶级待遇低下，劳动时间“超出人们所能忍受的限度”及工厂里极端恶劣的劳动条件。它要求，“选举权的、纸币的、机器的、土地的、出版物的、交通工具的、宗教信仰的”垄断权应取消，而垄断权的取消还不能使工人摆脱穷困，要使工人摆脱穷困，还必须使人民拥有一种能制止所有垄断和压迫的权力，也就是政权。

在第二次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有330万人，它在1842年5月被送交议会。由于请愿书有6英里之长，必须切去一段之后，才能送进议会大厅，所以送到议会的只是文件的一部分。在议会讨论这个请愿书时，大多数议员反对，结果以49票赞成287票反对而被否决。议员马考莱在发言中表示反对请愿书中关于普选权的要求时说，普选权是对私有财产权的一种威胁。这种说法，和1647年在普特尼辩论会上，克伦威尔反对平等派关于普选权的理由如出一辙。罗素勋爵也反对普选权，他的理由是：“我们的社会很复杂，财产的分配很不平均，如果议会由普选产生，就可能破坏或动摇那些在维护社会完整方面最有效的制度。”

1842年大罢工议会对第二次请愿书的否决，引起了工人激烈的抗议，罢工浪潮席卷全国各地。从7月底到8月初，宪章运动达到了最高潮，运动的中心是曼彻斯特。8月12日曼彻斯特工会在致兰开夏劳动者的呼吁书中，号召进行斗争，并且不能仅仅为了工资，而是要争取通过宪章。在许多工厂，工人实际上成了主人。

英国政府惊慌失措，8月12日任命惠灵顿公爵指挥武装部队，准备对工人进行镇压。8月15日内务大臣詹姆斯·格雷罕姆在致维多利亚女王的信中表示严重不安。稍后，他在下院发言时说，1842年是痛苦的和可悲的一年，是危险最大的一年。

工人运动的规模和激烈程度，是宪章派领导人始料未及的。宪章派领导人在临时召集起来的曼彻斯特会议中，虽然发表宣言，宣称赞成扩大和继续目前的斗争，直到人民宪章变成法案为止，但并未采取任何实际有效的措施。包括奥康诺在内的宪章派领导人，害怕罢工可能发展成为起义。8月27日，奥康诺在《北极星》报上发表文章，反对北部工人进一步扩大罢工。

罢工的工人由于缺乏有力的领导，终于在1842年9月遭到政府镇压。以庇尔为首的保守党政府在英格兰逮捕了大约1500人，其中约100人被流放到澳大利亚服劳役。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1842年宪章派失败之后，一连数年间宪章运动处于低潮，这一方面是由于宪章派内部缺乏严密的组织和坚强的领导核心，另一方面，和当时的整个客观环境有关。从英国工人运动和一般政治历史来看，40年代是一个过渡时期。在这个时期，工人运动已开始向新的斗争形式和新的要求发展，但是宪章派的主要领导人却仍旧未摆脱原来的激进主义路线。英国整个的社会经济形势，已进入了所谓的“维多利亚”的稳定时期。1846年自由贸易派取得了胜利，谷物法被取消了；1847年在经过长期的激烈争论之后，通过了10小时工作日的法案。30年前欧文主义者所争取的一些东西，现在已经部分地实现了。工业革命发展时期激烈的阶级斗争势将被相对稳定和繁荣的资本主义条件下的缓和的活动方式所代替。

在上述的环境下，当1842年第二次请愿书被否决连同总罢工也遭到失败之后，宪章派呈现出分崩离析的状况，这时只有少数左派人士在哈尼和琼斯的领导下，继续主张用激烈的手段进行斗争。他们与侨居伦敦的外国革命者一起建立了一个国际性的“民主派兄弟协会”（1845年9月），宣布要在全国范围内动员一切力量来实现宪章派的原则。但是其余大多数宪章派人士则认为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强使议会接受宪章派的要求，只有暂时退却，进行长时期的宣传和准备。洛维特等人因而转到教育工作方面去了，另有一些宪章派人士走向了自由贸易运动，而奥康诺则试图另寻出路。

早在1843年，奥康诺提出了一个土地计划，企图用恢复小农制度的办法来解救失业的或在业的贫穷工人的困苦。1845年4月，宪章派集会于伦敦，会上通过了奥康诺的计划，决定成立一个土地合作协会，后改称“全国土地公司”。该组织的宗旨是：购买土地，使贫穷的工人在这块土地上定居，因为工人有土地可种，是摆脱资本家剥削的最好办法。但是该组织也提醒工人：必须迅速争取议会通过宪章，因为土地协会只能解决局部现实的问题，而实现宪章却能使这个土地计划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根据奥康诺的计划，1846年在里奇曼沃思附近的苍鹭门建立了奥康诺村，又购置了一些土地，使宪章派在这块土地上定居下来。刚开始时，这个计划受到许多工人，特别是那些刚刚从小生产者转变过来的工人的拥护，1846年9月，就有6000人购买了约1万份股票；1847年11月，又有42000人购买了股票，土地公司筹措到8万镑资金。但是由于管理不善，终于在1848年破产。

奥康诺的土地计划显然是受了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的影响，而且反映了工业革命后大批丧失生产资料的小生产者的愿望。但是两者之间还存在着性质上的不同。“奥康诺村”的居民每人有自己一份土地，除了交一部分租金给土地公司外，其余都归自己所有。而欧文在王后林所建立的共产村，理论上是每个成员共同劳动，共同分配。

五、1848年宪章运动

宪章运动的复兴当奥康诺醉心于建立小农制的土地计划时，宪章派中的哈尼和琼斯仍在为他们原来的主张坚持斗争。1847年英国又发生了经济危机，大批工人失业，实际工资降低，在这种环境下，宪章运动又重新活跃起来。

奥康诺在这一年当选为议会议员，这是宪章派唯一的一次当选，它对宪章派争取在议会通过人民宪章的活动，起到了鼓舞的作用。1847年11月20日，《北极星》报上刊登了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致英国全国工人的呼吁书，号召工人们在新拟订的请愿书上踊跃签名。在1847年11月和12月，许多城市举行了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哈尼和琼斯以及其他一些宪章派领导人在会上发表讲话，指出英国选举制度的不合理、不公平，下院的代表只代表贵族和资产阶级，而英国有6/7的成年男子却被剥夺了选举权。

在宪章运动重新活跃起来之际，1848年春，又传来了法国二月革命的消息。英国的宪章派和工人群众更为振奋。在1848年春，各地举行群众大会的次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到4月初，几乎每天都有上百次的群众大会。在新请愿书上签名的人数达550万人，超过了前两次请愿书的签名人数。

第三次请愿书的基本内容包括下列一些原则：劳动是一切财富的源泉，人民是一切政权的基础，工人应享有对劳动产品的权利。在议会中没有代表而必须向政府交纳赋税，这是暴政。只有实行工人和劳动阶级代表制订的法律，才能使国家的富源和经济资料，获得最完美的发展和最合理的管理。以上这些原则，应该变为国家的法律。

1848年4月10日游行示威的失败1848年4月4日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新的“国民公会”，有36座城市的47名代表参加。会上哈尼和琼斯主张武装起义，而奥康诺则认为只能用和平请愿的方式，双方意见不一，最后决定在4月10日组织示威游行，把请愿书递交议会，如果请愿书被议会否决，国民公会就将草拟一份致维多利亚女王的陈情书，要求将议会解散，并要坚持斗争，直到宪章成为法律为止。

各地宪章派响应4月10日举行游行示威的号召，政府对此深感惊慌，一个贵族写道：“宪章派所引起的恐怖正在增长，所有的人都在等待着严重的行动。”英国政府为了镇压示威，于4月7日发布公告，加以恫吓，同时任命79岁的“铁公爵”惠灵顿统率大批军队集中于伦敦，这支军队包括12万正规军和15万名临时警察。

4月10日早晨，伦敦全城布满了军警。10点钟，以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的委员们为首的游行队伍开始行进，到达肯宁顿公地时，人数已达数万人。但在这个紧要关头，宪章派领导人下不了决心。伦敦警察局长警告游行队伍不准到议会去，否则就要进行镇压。奥康诺在威胁面前表示屈服，他答应将游行队伍解散，仅由委员会用三辆马车装载着请愿书，将之送交议会。游行队伍失去领导，不知所措，随之解散。

1848年以后宪章运动的衰落4月10日的游行示威失败之后，运动的中心转移到英国北部工业地区。当年4、5月间，在兰开夏等地几乎每天都有群众集会，英国政府加强了镇压措施。6月间进行了大逮捕，琼斯等数十名宪章派领导人被捕入狱。就在这时，法国的6月起义和德国的1848年革命遭到失败，宪章运动遂走向衰落。这时资产阶级也展开了反攻。在经济上，工人们以前斗争取得的一些成果都被取消了。以前的一些旧制度又恢复了起来。在工厂中，不论童工或女工，都实行15小时工作制，并实行实物工资。在政治上，政府取消了人民举行露天集会和递交请愿书的权利，如果要递交请愿书，人数不得超过12人，并且禁止阅读民主派的报纸。琼斯在《寄语人民》报上的一篇文章中讲到当时的情况时写道：英国“在它的殖民地，太阳永远不落，可是在英国鲜血也永远流不干；在技术上它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但是技术的威力却被用来代替工人，使那些被迫失业的工人忍饥挨饿，家家工厂都比兵营更残酷，比监狱更痛苦，比战场更危险。”

宪章运动的高潮已经过去，它发展到了最后阶段。

六、宪章运动的最后阶段

宪章派的分裂1848年示威失败后，宪章派内部有些人认为工人阶级在当时的英国还不足以单独充当社会的推动力量，它应该与资产阶级合作。奥康诺也加入了这一派。但是也有一些宪章派人士坚持工人阶级的组织应有自己的独立性，他们与上述温和路线发生了严重分歧。

1849年12月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代表会议，出席会议的有伦敦和曼彻斯特的代表。会上温和派占了上风，在新选出的全国宪章协会执行委员会中占了多数，他们推行的与资产阶级合作的政策，遭到宪章派内部其他一些人的反对，6个温和分子自动退出了执行委员会。他们另外组织了一个“全国宪章同盟”，并宣称，他们的新方针是：“促进与各种改革流派的友好和亲密关系。”

温和派的活动，引起伦敦以及爱丁堡、兰开夏郡、约克郡等地的宪章派的不满。1850年5、6月间，上述各地的宪章派举行集会对温和派进行谴责。

1850年7月，琼斯刑满出狱，他仍坚持原来的激烈路线，并在英格兰、苏格兰各地50多个城市周游，为建立一个统一的宪章派组织而努力。1851年3月宪章派在伦敦召开了宪章派的国民公会。琼斯和哈尼都参加了。会上通过了一个新纲领，纲领在序言中说：“国民公会所保持的意见是：如果政治变革不伴随着社会变革，那么这种政治变革将毫无结果。如果宪章运动不与社会科学相结合，那么宪章运动将会彻底失败。”纲领还提出广泛的社会改革计划，包括实行土地国有，在全国范围内实行生产合作的原则，信贷事业国有化，废除国债等。另外还提出，全体公民都有权享受免费义务教育，海陆军实行民主化，每个公民都有携带武器从事军事活动的权利等。这个纲领与以前的宪章派纲领相比，在思想上有了较大的发展，它表明，宪章运动已发展到具有社会主义的性质。它的基本要求，就是通过递交请愿书，实行选举改革，然后通过选举，取得议会多数，实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

宪章派的新报刊和“工人议会”为了宣传1851年通过的新纲领，琼斯等宪章派领导人着手筹办新的机关刊物。同年，在琼斯发起之下，开始出版《寄语人民》杂志，同时在全国组织了代销网。到1852年1月时，《寄语人民》的销售量已达到了3000份，并在58个城市中行销。接着琼斯又着手筹办新的机关报纸。琼斯对报纸的作用非常重视。他在《寄语人民》的一篇文章中说：“对运动来说，第一个最重要的事乃是机关报。它是交流斗争经验，与地方党组织建立联系的工具；是动员、说服、解释、辩护和教育的工具；它是基本的联系环节，前进运动的旗帜和组织工具。”事实上，1851年《寄语人民》杂志出版后，宪章派中的激烈分子已把它作为宪章派的机关报，而不再相信以前的机关报《北极星》了。除了《寄语人民》之外，1852年5月，琼斯等人又出版了《人民报》。在出版这些报刊中，曾得到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支持。他们不但为之写稿，而且还曾帮助过它的编辑工作。

在琼斯等人的努力下，1854年在曼彻斯特召开了宪章派的代表会议。会议宣布自己是“工人议会”。琼斯当选为会议主席，马克思被选为名誉代表。马克思虽然未参加这次会议，但给大会送去一封信，信中说：“在大不列颠，财产同劳动已经完全分离。因此在其他任何一个国家中，组成现代社会的两个阶级之间的战争都没有具有这样巨大的规模，没有这样清晰可见的轮廓。”“工人议会”闭幕后，本来预定在当年内再召开一次，但终于未能开成。同时，自1853年以来，在各地广泛开展的罢工运动，到1854年5月时，也由于缺乏经费而逐渐平息。以后虽然琼斯等人还力图把宪章运动复兴起来，但未能成功。1858年《人民报》停刊，整个宪章运动也告终结。即使琼斯本人也放弃了原来宪章派的纲领，而走上了同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合流的道路。

从1848年到1858年的宪章运动，是宪章运动走向衰落的阶段。不过，从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它比以前几个阶段的发展水平更高。而且，在工人运动史上，这一阶段的宪章运动正是40年代宪章运动同以后马克思主义的第一国际之间的中间环节，两者之间是通过1848—1858年的宪章运动联接起来的。

宪章运动衰落的原因及其历史意义宪章运动的衰落，除了它本身存在的一些缺点外，还有一些重要的客观因素。

宪章运动是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的目标是要通过实行普选制以和平的方式夺取国家政权。像这样的形式和性质的运动，只有在社会矛盾比较尖锐的时代才可能发展。在30年代初到50年代，英国经历了一系列的社会冲突，如1832年议会改革的斗争，1846年废除谷物法的斗争，1847年争取10小时工作制的斗争，1849—1852年资产阶级为维护他们的利益而展开的反攻等。在这样的条件下，宪章运动得以号召群众广泛开展斗争，使运动一浪接一浪地发展。但是自从1848年以后，英国社会历史已开始发生变化，在以后的20年中，英国的经济走向高涨，减少了失业，工人生活得到改善。虽然也发生了1857年和1866年两次经济危机，但持续的时间比以前短，英国很快就从危机中恢复了过来。

其次，19世纪中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了“世界工厂”，产品行销全球，在国际市场上首屈一指。同时，英国又占领了广大的殖民地，如加拿大、西印度群岛中的一些岛屿、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到1850年时，英国的殖民地已达170万平方英里，人口达1.6亿。此时的英国已具有了帝国主义的两大特征，即广大的殖民地和在世界市场上的垄断地位。这样，英国的资产阶级就可以将从殖民地剥削来的超额利润，分一部分改善熟练工人的生活。同时，在这个时期，美国的加利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引起了英国人大批向这些地区移民。据统计，1851年英国向海外移民的人数已达335966人。1852年上半年6个月中，移民人数更达到365992人。其中有很多是工人或小生产者，这样就缓解了国内的紧张局势和矛盾。

另外，宪章运动之所以失败，也是因为它所要求的政治、经济变革，在当时还没有成熟的社会历史条件去加以实现，而工人阶级本身也没有达到足以担当实现这些任务的水平。它缺乏组织性，没有统一的政党，没有先进的科学理论指导。工人队伍中产业工人只是少数，大多数是来自破产的小手工业者或破产农民，他们留恋过去的小生产者地位，在斗争中不够坚定，很容易被资产阶级激进主义所吸引。而他们要对付的资产阶级，却正在发展之中，而且富有政治斗争经验和经济管理才能。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后，工业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新老资产阶级联合起来，他们共同与工人阶级为敌。

宪章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在英国历史及国际工人运动历史上仍具有重要意义。宪章运动是世界上第一次工人阶级的独立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宪章运动所取得的经验和教训，对以后国际工人运动起了很大的借鉴作用。在宪章运动的大部分时间里，马克思和恩格斯都在英国，他们同宪章派取得了密切的联系，并研究了它的经验，这对他们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方面，发生了重要影响。宪章派的斗争也为当时英国劳动人民争取到一些胜利，如1846年谷物法的废除，1847年的10小时工作制等。而且，由于宪章运动声势浩大，后来的资产阶级政府每当工人运动兴起的时候，为了避免宪章运动的重演，不得不作出一些让步。另外，宪章运动失败后，数以千计的运动参加者并没有完全停止活动，也没有放弃他们的信仰。他们当中有些人迁居到美国、澳大利亚或新西兰，把民主思想的种子带到了这些地方，为这些地方民主运动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

第四节　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第一国际和巴黎公社

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马克思主义产生的历史条件及理论来源19世纪40年代诞生的马克思主义是西欧资本主义的物质生产、阶级斗争、思想文化和自然科学发展到一定水平的产物，也是马克思、恩格斯根据时代发展和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需要，针对新的实际进行的巨大的理论改造和划时代的理论创新。

当时，英国是世界上资本主义最发达的国家。工业革命已进入完成阶段，大工业在生产的各个部门普遍地建立起来，生产有了很大的发展。在七月王朝时期，法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也十分迅速。随着机器的广泛使用，大工业开始在一些生产部门中建立起来，尽管手工工场和小手工业的生产仍然在经济上占优势地位。法国是仅次于英国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上处于分裂状态的德国，资本主义经济比英国、法国落后。但由于关税同盟的建立，促进了统一的民族市场的形成，在19世纪30、40年代，工业的发展也很迅速。资本主义生产在英、法、德等国的迅速发展，使它固有的生产社会性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日益明显地表现出来。1825年在英国爆发了资本主义的第一次经济危机，以后大约每隔10年左右就爆发一次，并波及到愈来愈多的国家，到1847年发展为世界性的危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给劳动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一个被称为体现理性，将给人类带来福音的制度，竟显得如此狰狞，使人们深受震动，不得不开始认真思考资本主义向何处去这一时代课题。资本主义的发展及其固有矛盾的逐渐暴露，为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的本质及其发展趋势提供了可能。这就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社会经济的前提。

资本主义的发展也为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创造了阶级的、政治的前提。因为它引起了社会阶级关系的剧烈变化，大批破产的小手工业者和农民沦为出卖劳动力的雇佣劳动者，生产资料逐渐地集中在少数资本家的手中。这样，“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尽管自由资本主义已相当发展，却远远没有消除原始积累时期打下的残暴烙印，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不断加强，它们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愈益猛烈。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连续爆发了1831年和1834年法国里昂丝织工人起义、1836至1848年英国宪章运动以及1844年德国西里西亚织工起义。这表明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已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由仅仅为改善生活条件反对个别资本家的经济斗争，发展到为争取政治权利把矛头指向资本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同时，这也表明无产阶级不仅是受压迫和受剥削的阶级，而且是真正革命的阶级和历史发展的伟大动力，要实现社会主义只有依靠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力量。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发展既迫切地要求革命理论的指导，又为革命理论的形成提供了客观的依据。马克思、恩格斯适应时代的需要所创立的马克思主义，正是指导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同时也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反映。

有史以来的全部优秀文化成果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渊源，而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则是马克思主义主要的、直接的理论来源。

产生于18世纪末和19世纪初的德国古典哲学，反映了德国新兴资产阶级的愿望和要求。它的主要代表是黑格尔和费尔巴哈。黑格尔是德国著名的唯心主义哲学家，对辩证法作了重要的贡献。他认为整个世界处于不断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矛盾是发展的内在根源。这种辩证法思想是黑格尔哲学中的“合理内核”。但是，在黑格尔看来，辩证运动的主体不是客观存在的物质，而是“绝对精神”。他的辩证法是为论证他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服务的。费尔巴哈批判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哲学体系，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他认为自然界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它不依赖任何精神而独立存在；精神是物质的产物，人的意识和思想不过是物质的器官即人脑的产物。这种唯物主义观点是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内核”。但他的唯物主义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在解释社会历史现象时，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这就陷入了唯心主义。马克思、恩格斯批判地吸收了德国古典哲学中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合理部分，抛弃了黑格尔的唯心主义体系和费尔巴哈的形而上学及其唯心史观，创立了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

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由威廉·配第创立，经过亚当·斯密的发展，到大卫·李嘉图完成。“他们代表着一个还在同封建社会的残余进行斗争、力图清洗经济关系上的封建残污、扩大生产力、使工商业具有新的规模的资产阶级。”奠定劳动价值论的基础，是他们的主要贡献。但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他们不能科学地说明资本家财富的真正的来源，错误地认为商品的价值是由工人和资本家共同创造的，从而掩盖了资本主义剥削的本质。马克思、恩格斯在他们的劳动价值论基础上，制定了剩余价值学说，揭露了资本家剥削的秘密，创立了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

空想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是法国的圣西门、傅立叶和英国的欧文。他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和无情的揭露，并对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弊病进行了分析，力图找出资本主义罪恶的根源。他们对未来的理想社会也提出了一些积极的主张和天才的设想。但是正如列宁所指出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指出真正的出路。它既不会阐明资本主义制度下雇佣奴隶制的本质，又不会发现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也不会找到能够成为新社会的创造者的社会力量。”空想社会主义的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阶级状况相适应的。马克思、恩格斯在资本主义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无产阶级已成为历史发展伟大动力的历史新条件下，发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阐明了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使社会主义从空想发展为科学的理论。

此外，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即“有机体细胞结构”学说、“能量守恒及转化”学说和达尔文关于“物种起源和发展”学说，以及复辟时期法国历史学家用阶级斗争观点撰写的有关法国大革命的历史著作等，也为马克思主义的创立提供了理论的前提。

马克思、恩格斯世界观的转变卡尔·马克思于1818年5月5日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的特利尔城。莱茵省是当时德国资本主义工业最发达、政治生活很活跃的地区。他的父亲是个自由主义的开明律师，充满着启蒙学派的精神。马克思在中学时代就树立起为人类幸福献身的崇高理想。1835年进入波恩大学，一年后转入柏林大学。他的专业是法律，但却用更多的时间学习哲学和历史。柏林大学是黑格尔学派的中心，马克思参加了青年黑格尔学派的组织“博士俱乐部”，成为其中的重要成员。1841年大学毕业，不久就取得博士学位。这时，他在哲学观点上基本是唯心主义者，在政治观点上是革命民主主义者。

大学毕业后，马克思立即投身于反对封建专制和争取民主的斗争。《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是他的第一篇政论文章。马克思以革命民主主义者的战斗姿态，猛烈地抨击了普鲁士出版法和反动的书报检查令。1842年他开始为自由主义的《莱茵报》撰稿，不久被聘为该报的主编。在编辑工作中，马克思接触到下层人民的贫苦生活，了解了物质利益在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开始对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历史观产生怀疑。他在发表于《莱茵报》的论文《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和《摩塞尔记者的辩护》中，公开地为政治上、社会上备受压迫的贫苦农民进行辩护，捍卫他们的物质利益，并指出这种贫困状况是由官僚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整个国家制度又是由不依个人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关系决定的。这说明马克思已突破了黑格尔关于国家的唯心主义学说，向唯物主义的方向迈出了重要一步。在这一时期，他也开始了由革命民主主义向共产主义的转变。马克思在《共产主义和奥格斯堡“总汇报”》一文中指出：共产主义问题已“具有欧洲的意义”，“应该把它当做目前的重要问题”，进行“理论论证”。

1843年，普鲁士政府对《莱茵报》进行迫害，马克思被迫离职，迁居到克罗茨纳赫小镇。他带着在《莱茵报》工作时期遇到的许多实际和理论问题，特别是国家问题，在书斋里进行了艰苦的研究，写出《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在这部未完成的手稿中，他得出了不是国家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的结论，把黑格尔的唯心主义国家观倒转过来，自觉地转向唯物主义的立场。1843年10月，马克思为筹办《德法年鉴》杂志迁居巴黎。在那里，他直接接触到具有革命传统的法国无产阶级及其政治团体，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运动和理论。这对马克思世界观的进一步转变起了重大作用。1844年，马克思在《德法年鉴》发表了两篇重要文章，标志着他已最终地转到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立场上来了。在《论犹太人问题》一文中，他提出了政治解放（资产阶级革命）与人类解放（社会主义革命）之间存在着根本区别的思想。马克思虽然肯定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功绩与作用，但又指出：“政治解放本身还不是人类解放”，只有社会主义革命才能把人类从一切社会压迫和政治压迫下解放出来。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一文中，他进一步解决了由什么力量实现人类解放的问题，第一次对无产阶级的伟大历史使命作了精辟的论述。文章还指出：先进理论是群众斗争的精神武器，群众是能够改造社会的物质力量，只有把群众的斗争和理论的批判结合起来，才能变革旧的制度。

马克思在《莱茵报》工作时期就对经济问题发生了兴趣。在批判黑格尔法哲学时进一步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找。恩格斯寄给《德法年鉴》的文稿《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又给了他一个直接的启示。从1844年初，马克思开始研究英国和法国经济学家的著作。他综合了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德国古典哲学和空想社会主义的研究成果，写下了《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此文中，马克思从“现有的经济事实”出发，提出了异化劳动的理论。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劳动产品脱离了劳动者，成为一种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者相对立。他们生产的财富越多就越贫穷，劳动成为劳动者的一种自我折磨，资本家则占有劳动者的劳动和劳动产品，从而造成劳动者同资本家的对立的发展。异化劳动的理论实际上是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雇佣劳动的理论分析的萌芽形式。马克思还试图对社会作出全面的考察，他指出：“私有财产的运动——生产和消费——是以往全部生产的运动的感性表现，也就是说，是人的实现或现实。宗教、家庭、国家、法、道德、科学、艺术等等，不过是生产的一些特殊的方式，并且受生产的普遍规律的支配。”这个表述已经包含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基本思想。在这部手稿中，马克思还从经济学的角度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将共产主义运动置于经济的历史运动的基础之上，这就使社会主义开始具有了科学性质。因此，《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是马克思试图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的最初尝试，但它还是一部不很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于1820年11月28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巴门市一个工厂主家庭。1837年，由于父亲的坚持，他没有读完中学，就被送到巴门的商业营业所当办事员，一年后又被送到不来梅的一家贸易公司任职。但是，恩格斯对经商毫无兴趣，他利用空闲时间自修，如饥似渴地阅读论述宗教、哲学和政治问题的进步著作。他还仔细地观察了当地劳动者的生活，对他们的悲惨命运产生了强烈的同情。通过这些活动，恩格斯清算了自己从小受到的宗教教育，增强了对专制制度的憎恶，形成了革命民主主义思想。1841年他到柏林服兵役，同时利用公余时间在柏林大学旁听哲学课，积极参加青年黑格尔派的活动。在柏林期间，恩格斯曾站在黑格尔的立场上，撰文驳斥普鲁士专制主义的代言人“基督教哲学家”谢林。1842年他受到费尔巴哈著作的影响，开始与青年黑格尔派分道扬镳转向唯物主义。

如果说马克思是从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入手转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那么恩格斯则是从研究英国社会状况和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完成这一转变的。1842年11月，恩格斯到英国曼彻斯特他父亲的工厂当职员。赴英途中，他曾与马克思作过短暂的初次会面。当时，处于工业革命完成阶段的英国刚刚经历了宪章运动第二次高潮的冲击。资本主义生产的庞大规模和阶级斗争的激烈程度都使恩格斯感到惊讶。他抛弃了社交活动与宴会，把空闲时间用来调查和研究，经常深入工人住宅区，观察工人的贫困状况。恩格斯同英国的社会主义者、宪章派活动家以及流亡英国的德国“正义者同盟”领导人建立了联系，经常在晚上参加他们的一些公开的集会和讨论。同时，他系统地研究了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几乎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在无数的似是而非的社会主义思潮和派别当中，恩格斯终于能够为自己打通一条走向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道路”。

1843年11月，恩格斯发表《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根据欧洲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传播的情况，指出在欧洲最发达的国家中，社会主义革命“现在已经是急不可待和不可避免的了。”共产主义“是以现代文明社会的一般情况为前提所必然得出的结论。”这说明了恩格斯的共产主义观点的形成。接着，他为《德法年鉴》写了《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从社会主义的观点出发，批判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考察了资本主义经济制度的主要现象，指出竞争是私有制统治的必然结果，它不断地引起危机，使社会矛盾激化。因此，只有“用消灭私有制，消灭竞争和利益对立的办法来结束这种人类堕落的现象。”在《德法年鉴》发表的另一篇文章《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中，他批判了英国历史学家卡莱尔鼓吹的“崇拜英雄”的唯心主义历史观，指出无产阶级是从事伟大民族事业的唯一有前途的阶级。这些著作表明恩格斯也完成了向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转变。

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创立1844年8月，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回国途中，在巴黎第二次会见马克思。他们发现彼此在一切理论方面完全一致，从此结下了亲密的友谊，开始了共同系统地制定科学社会主义原理的理论工作。他们的工作是将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社会主义的研究结合在一起，通过对“德国哲学思想体系”和其他社会主义思潮的批判来进行的。1844年9—11月，马克思恩格斯合写了《神圣家族》。恩格斯回到巴门后，于1845年完成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在同年春，马克思写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1846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布鲁塞尔再次合作，写出了《德意志意识形态》。1847年，马克思又写了《哲学的贫困》，并发表了“雇佣劳动与资本”的讲演。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全面地制定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一些基本原理，论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一些基本思想，初步创立了完整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1.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创立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神圣家族》一书中，批判了青年黑格尔派的唯心主义，通过对一系列具体的哲学、社会和政治问题的分析，阐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他们得出物质生产在社会生活中起决定作用的科学结论，“接近了”关于生产关系的基本思想。在书中还提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这个唯物主义历史观的重要原理，论证了无产阶级“能够而且必须自己解放自己”的思想。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马克思指出：全部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是人类认识的基础、标准和目的。马克思把实践范畴作为认识论和历史观的基础，从而与以往的哲学划清了界线。恩格斯称这个提纲是包含着新世界观的天才萌芽的第一个文件。《德意志意识形态》是第一部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全面地制定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体系。在这部著作中，马克思、恩格斯概括地说明：“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生活的物质生产出发来考察现实的生产过程，并把与该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所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然后必须在国家生活的范围内描述市民社会的活动，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来阐明各种不同的理论产物和意识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并在这个基础上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作者还阐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的一些基本概念，如生产方式、交往关系（生产关系）、基础与上层建筑、社会形态、意识形态、国家制度等等；指出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联系及其矛盾运动的规律，指出两者间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根源；阐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社会经济形态及其自然历史过程，科学地论证了共产主义的必然性。

2.剩余价值学说的萌生

马克思、恩格斯在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研究对于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而他们在唯物主义历史观方面取得的进展又为他们在政治经济学领域实行变革奠定了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基础。经过深入研究，马克思开始从劳动价值入手，探索了资本主义剥削的秘密。

1844年马克思开始研究经济学时，对劳动价值论是持否定态度的。但在《神圣家族》中，他已接近劳动价值的理论。两年后，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开始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提出剩余价值理论的一些初步原理，揭露了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中的剥削实质。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进一步阐明了资本剥削雇佣劳动的原理。他通过具体的事例证明，资本家所以能获得利润，是因为工人所生产的产品价值超过了工人以工资形式所获得的生活资料的价值。在这里，马克思还没有提出“剩余价值”的概念，更没有明确区分“劳动”和“劳动力”这两个对于确立剩余价值学说具有关键意义的基本概念。但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两部著作证明，马克思当时“不仅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资本家的剩余价值’是从哪里‘产生’的，而且已经非常清楚地知道它是怎样‘产生’的。”这些处于萌芽状态的思想，后来经过马克思长达20年的研究之后，变成了完整的理论，在《资本论》中得到了发挥。

3.社会主义从空想向科学的发展

恩格斯曾指出：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破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是“两个伟大的发现”。“由于这些发现，社会主义已经变成了科学”。《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马克思已全面制定了唯物主义历史观，完成了他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在《哲学的贫困》和《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的第二个伟大发现——剩余价值学说也以萌芽的状态出现了。这就使社会主义在从空想向科学发展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在这个时期，马克思、恩格斯还以他们对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的研究成果为基础，对共产主义进行了“理论论证”。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他们指出：正像资本主义社会形态代替封建主义的社会形态一样，共产主义社会形态也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历史的这种进步趋势，决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它是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决定的。这个矛盾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只有通过以公有制代替私有制的共产主义革命才能解决。他们又提出：资本主义还造成了实现这一革命的社会力量，即革命的无产阶级。从这个阶级的实际生活中，产生出必须实行根本革命的意识。共产主义学说，正是这个革命阶级的地位、利益和作用的理论表述。

马克思、恩格斯还根据唯物主义历史观，对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作了科学预见，揭示了人类社会这一更高形态的基本特征。他们将共产主义称之为最高的、不受单个国家所限制的人们之间的交往形式，称之为没有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无阶级的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消灭了三大差别和旧式分工，因而使个人体力和智力都能得到真正全面的、自由的发展。马克思指出：“私有制和分工的消灭同时也就是个人在现代生产力和世界交往所建立的基础上的联合”，这种联合“就是个人自由发展的共同条件。”

共产主义者同盟和《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在致力于创立革命理论的同时，积极参加工人阶级的革命斗争。他们确信，无产阶级要获得解放，不仅需要革命理论指导，而且需要有一个用革命理论武装起来的革命政党。为了传播革命理论，他们于1846年初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通讯委员会很快就同德国、法国、英国、比利时等国的共产主义者建立了联系，形成一个广泛的通讯网，彼此交换情报，讨论各国的共产主义宣传问题。为了建立革命的政党，他们十分重视对“正义者同盟”的争取。因为这个由德国的流亡者和工人建立的组织，在当时已发展成为有法、英、波兰和瑞士等国工人参加的国际性组织。但是，同盟的指导思想十分混乱，各种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流派对它的影响非常严重。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同当时流行的魏特林的平均共产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真正的社会主义”以及蒲鲁东思想展开了斗争，使同盟中愈来愈多的成员和领导者接受了他们创立的革命理论，并决定对同盟进行改组。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恩格斯于1847年1月接受邀请参加了“正义者同盟”。接着，同盟中央发出“应该实行全面改组”的通告，宣布即将召开同盟的改组大会。

1847年6月，恩格斯出席在伦敦召开的正义者同盟第一次代表大会。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提议，大会决定将正义者同盟改名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因此，这次大会实际上也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讨论并通过了由恩格斯和沃尔弗起草的新章程草案。这个章程草案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新口号代替了“人人皆兄弟”的旧口号，并规定同盟的目的是：“通过传播财产公有的理论并尽快地求其实现，使人类得到解放”。

1847年11月底至12月初，同盟举行了第二次代表大会。马克思、恩格斯都出席了。大会讨论并批准了同盟的新章程。这个章程将草案中关于同盟目的条文修改为“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统治，消灭旧的以阶级对抗为基础的资产阶级社会和建立没有阶级、没有私有制的新社会。”大会还委托马克思、恩格斯起草一个宣言，即“起草一个准备公布的周详的理论和实践的党纲。”这次大会表明，以科学社会主义为指导的、具有国际性的第一个无产阶级革命政党已经建成了。

大会闭幕后，马克思和恩格斯立即着手完成起草宣言的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恩格斯写过两个草案：《共产主义信条草案》和《共产主义原理》。在这个基础上，马克思执笔写成《共产党宣言》，由同盟的中央委员会付印出版，于1848年2月在伦敦第一次以单行本问世。《共产党宣言》第一次较为完整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它“以天才的透彻鲜明的笔调叙述了新的世界观，即包括社会生活在内的彻底的唯物主义、最全面最深刻的发展学说辩证法以及关于阶级斗争、关于共产主义新社会的创造者无产阶级所负的世界历史革命使命的理论。”《宣言》始终贯彻的基本思想是：“每一历史时代的经济生产以及必然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的和精神的历史的基础；因此（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即社会发展各个阶段上被剥削阶级和剥削阶级之间、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之间斗争的历史；而这个斗争现在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即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永远摆脱剥削、压迫和阶级斗争，就不再能使自己从剥削它压迫它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下解放出来。”《宣言》以这个基本思想为指导，阐明了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论证了资本主义必将被共产主义所取代的历史命运。《宣言》指出：资产阶级在历史上虽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表明，资产阶级的所有制关系已不再能适应已经发展了的生产力。社会化的大生产必然要求消灭私有制，代之以与它相适应的公有制。资产阶级不仅锻造了置自身于死地的武器——巨大的生产力，而且它还产生了将要运用这个武器的人——现代工人阶级。现代工人阶级处于被奴役的最下层，又是大工业的产物，因而是现代社会中最革命、最有前途的阶级。它们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并肩负着建设共产主义新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宣言》得出结论说：“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宣言》作为党纲阐述了共产党的性质、目的和策略原则。《宣言》指出，共产党是用科学理论武装起来的无产阶级的先进组织。它的最近目的是使无产阶级形成为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的统治，由无产阶级掌握政权。它的策略原则是，支持一切反对现存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革命运动，但是它“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代表运动的未来”。《宣言》还驳斥了对共产主义的种种诬蔑，批判了形形色色非科学的社会主义思潮。《宣言》最后满怀信心地宣布：共产党人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让统治阶级在共产主义革命面前发抖吧。无产者在这个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锁链。他们获得的将是整个世界。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它的问世标志着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的完成。列宁在1895年指出：“这本书篇幅不多，价值却相当于多部巨著：它的精神至今还鼓舞着、推动着文明世界全体有组织的正在进行斗争的无产阶级。”

二、第一国际

五六十年代的工人运动1848年革命打击了欧洲封建势力，为资本主义的进一步发展开辟了道路。19世纪50、60年代，新的工业热潮席卷了整个欧洲大陆和北美，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它的“黄金时代”。这时，英国已完成工业革命，取得世界的工业霸权。1860年，它的工业生产占资本主义世界工业生产总额的36%，英国成为向世界各地供应工业品的“世界工厂”。法国工业革命的进展也很迅速，在许多工矿企业中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蒸汽机被广泛利用，工业生产几乎增加了两倍。德国的工业革命起步虽晚，但在50、60年代迅猛发展，在20年中工业生产大约翻了两番。美国的工业革命在北部地区已于50年代完成，内战结束后又逐渐在南部及其他地区兴起，仅20年工业生产就增加了将近3倍。在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中，工业生产开始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居主导地位；资本主义世界市场也随之形成。这标志着资本主义制度已完全确立并开始形成为一个世界体系。

1848年以后资本主义虽然进入经济繁荣的年代，但却摆脱不了它的基本矛盾和周期性的经济危机。1857年，爆发了新的危机，它首先出现于英国，接着就蔓延到欧洲大陆，这是历史上第一次世界性的经济危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阶级表现——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也重新高涨起来。随着大工业的发展，工人阶级队伍迅速壮大。到19世纪60年代，欧洲产业工人已达874万人，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1123.5万人。在50、60年代，工业的发展虽然是史无前例的，但工人群众的贫困却没有相应的减轻。从1857年开始的世界经济危机，又使工人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进一步恶化。这就引起了各国工人的反抗。在斗争中，工人阶级的觉悟和组织程度日益提高。1859年，伦敦的建筑工人举行罢工，打破了宪章运动失败以来英国工人运动的长期沉寂。在这次罢工胜利的基础上，出现了各行业工人的联合组织——工联伦敦理事会。法国的工人运动从60年代初开始也重新活跃起来。在1863年立法团选举时，工人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这是法国工人阶级第一次参加议会选举斗争。他们在1864年又迫使第二帝国取消了禁止工人结社的勒夏普利埃法。德国工人也争得建立工人组织的权利，于1863年5月成立了全德工人联合会。在大洋彼岸的美国，1863年初也建立了全国性的工人联合会。

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已形成的条件下，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也日益带有国际性的特点。特别是在经济危机的年代里，当资产阶级采用从国外招雇廉价劳动力的办法来破坏工人的罢工斗争时，工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各国无产阶级利益的一致性和加强国际团结的必要性。50年代末60年代初，欧、美和亚洲民族民主运动的新高涨，不仅激起了各国工人的深切同情，也使他们的国际团结思想进一步增强。1862年夏伦敦举行世界博览会，300多名法国工人代表前往参加，受到英国工会联合会的热情接待，双方就国际团结问题进行了商谈。1863年1月22日，在伦敦召开支援波兰起义的群众大会，英国工联领袖奥哲尔代表工联写了告法国工人书，呼吁加强国际团结和建立国际工人组织，并邀请法国工人组织派代表到伦敦参加一次国际性会议，声援波兰人民的斗争。法国工人广泛地讨论了英国工人的呼吁书，热烈支持英国工人的倡议。总之，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团结的日益增强，成为这个时期欧洲工人运动的一个显著特点，为建立国际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准备了条件。

但是，当时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在工人运动中居领导地位，各种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派别严重影响着工人运动。如英国的工联主义、德国的拉萨尔派以及流传于法国、西班牙、瑞士、比利时等国的蒲鲁东派和后来的巴枯宁派等等。为了适应国际工人运动发展的客观需要，用科学社会主义武装和团结工人阶级，马克思和恩格斯在50、60年代进行了巨大的理论研究。马克思在贫病交迫的困难条件下，总结1848年革命的经验，写出了一系列光辉著作。同时，他还深入地研究了政治经济学，为探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作出伟大贡献。1859年马克思把研究的初步成果写成《政治经济学批判》，在这部书中《资本论》的基本构思已大体形成。从1861年起，马克思开始撰写《资本论》。马克思、恩格斯还密切注视国际形势的发展，写了许多评论文章，揭露各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对工人群众进行思想教育。

马克思、恩格斯在从事理论工作的同时，也为培养无产阶级的革命骨干作了巨大努力。他们竭尽全力在道义上、物质上帮助各国的工人领袖，并从理论上培养、提高他们。马克思、恩格斯和英国宪章派左翼领袖哈尼、琼斯等密切联系，指导他们办好《人民报》；帮助德国流亡革命家威廉·李卜克内西、弗里德里希·列斯纳等努力学习革命理论。这样，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在思想上，而且在干部问题上为建立新的无产阶级国际组织准备了条件。

第一国际的成立1864年9月，在伦敦圣马丁教堂召开了声援波兰人民起义的国际性工人大会，有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波兰等国近2000名工人代表参加。马克思接受大会筹备组织的盛情邀请，出席了这次大会，并当选为主席团成员。根据法国工人代表的提议，大会通过了建立国际工人组织的决议，选出21人组成临时中央委员会（1866年底改称总委员会），马克思当选为委员。10月初，临时中央委员举行会议，决定这个组织的名称为“国际工人协会”，并选出主席、总书记、财务委员及各国通讯书记，组成常务委员会。英国工联领导人奥哲尔当选为主席，马克思任德国通讯书记。但实际上，马克思一直被公认为国际的领袖，几乎国际所有的纲领性文件和决议草案，都出自马克思的手笔或体现了他的思想。恩格斯当时住在曼彻斯特，没有直接参加国际的领导，但他同马克思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10月初举行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还选举了负责起草国际宣言和章程的专门委员会，马克思也当选为委员。起草委员会中的意大利工人代表沃尔夫、法国工人代表律伯和英国工人代表韦斯顿先后提出了他们草拟的宣言和章程草案。但内容杂乱无章，十分冗长，而且理论见解也模糊不清。马克思重新改写了《成立宣言》，并拟定一个新的《共同章程》，经过热烈的讨论之后，在起草委员会顺利通过，11月1日又被总委员会一致通过。

马克思起草这两份文件时，充分考虑到当时工人运动的水平和复杂情况，认为宣言的内容既要保持革命原则的纯洁性，又能争取在蒲鲁东主义、拉萨尔主义和工联主义影响下的工人群众，这样才能确立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的领导地位。马克思说：“这就必须实质上坚决，形式上温和。”他在《成立宣言》中肯定了工人阶级争取当前利益斗争的必要性，说明英国工人阶级争得10小时工作日立法是一次重大胜利，合作社运动也是反对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但要消灭资本主义剥削，工人阶级必须夺取政权。因为资本家和地主“总是要利用他们的政治特权来维护和永久保持他们的经济垄断的”。“所以，夺取政权已成为工人阶级的伟大使命”。为了取得解放斗争的成功，工人阶级不能只靠人数决定胜负，而“必须组织起来并为知识所指导”，不能“忽视在各国工人间应当存在的兄弟团结，”也就是要建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工人政党。宣言还指出：只有加强各国工人阶级的团结，斗争才能获得胜利。宣言和《共产党宣言》一样，以“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口号作为结束。《共同章程》阐明了国际的目的、任务、组织原则和组织结构。章程首先宣布，“工人阶级的解放应该由工人阶级自己去争取；工人阶级的解放斗争不是要争取阶级特权和垄断权，而是要争取平等的权利和义务，并消灭任何阶级统治。”国际工人协会建立的目的，“是要成为追求共同目标即追求工人阶级的保护、发展和彻底解放的各国工人团体进行联络和合作的中心。”章程规定国际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国际的最高权力机关是各支部或联合会选派代表参加的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每年召开一次，听取总委员会的报告，选举总委员会。在大会休会期间，由设在伦敦的总委员会负责处理日常工作，指导国际各地组织和支部的活动。《成立宣言》和《共同章程》为国际制定了正确的政治路线和组织原则，表明国际是在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起来的国际无产阶级的群众性革命组织。

促进国际无产阶级联合的斗争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后，就积极在各国建立支部。在法国，1865年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支部——巴黎支部，全部会员都是蒲鲁东主义者，其领导人是托伦。随后，其他一些城市，如里昂、马赛、鲁昂、圣太田、卡恩等地也成立了国际的支部。到1867年，法国已有26个国际支部。在英国，从1865年起，一些工联组织和工人群众便陆续参加了国际。到同年9月下旬，国际已有1.4万名英国工人会员。此后，全国各地的一些工联组织又相继参加了国际，到1868年仅伦敦就大约有50个加入国际的工联。因此，英国的工联成为国际的主要群众基础和支柱。但是，英国工联的全国领导机构——伦敦工联理事会，为保持其独立性，拒绝将自己的名称改为国际工人协会英国支部，而只是宣布与国际“合作”。除工联外，在英国参加国际的还有争取国会选举改革的工人组织“全国改革同盟”以及一些合作团体。在德国，由于普鲁士和其他一些邦国禁止任何团体与国外其他组织发生联系，先进的工人只能以个人资格加入国际。他们的人数虽然不多，但是在传播国际思想方面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此外，在瑞士、比利时、西班牙、意大利和美国也先后成立了一些国际的支部。

国际不仅致力于在各国建立支部，而且努力把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联合起来，支持和参加各国工人的罢工斗争以及一切进步运动。马克思强调要“实现劳资斗争中的国际联合行动”，并且指出：“一般说来，这一问题包括国际协会的全部活动”。

在第一国际时期，为提高工资、缩短工时、改善劳动条件而进行的经济斗争，是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基本斗争形式。对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工人的罢工，国际都曾给予声援和支持，与资产阶级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866年春，伦敦和爱丁堡的成衣工人举行大罢工时，资本家从德国、丹麦招募工人破坏罢工。马克思和国际总委员会便呼吁德国工人拒绝前往，并劝说已到英国的外国工人回国，或帮助他们另找工作，对保证罢工的胜利起了很大的作用。1866年10月，英国编筐工人举行罢工，资本家从荷兰、比利时招募工人进行破坏，国际又劝说并帮助这些人返回自己的国家。1867年2月，因为资本家禁止工人组织工会、巴黎3000名铜器工人举行罢工。国际当即发表公开信，号召英国工人给予经济援助，英国许多工联组织慷慨地向法国工人提供贷款和捐款，使罢工得以坚持下去并取得胜利。1867年3月，当伦敦火车司机罢工时，总委员会呼吁法国司机以国际工人阶级团结的名义，拒绝英国资本家的招募，得到他们的积极响应，使英国火车司机的罢工取得了胜利。1868年4月，日内瓦建筑工人举行大罢工，要求缩短工作日和增加工资。国际日内瓦委员会组织5000人的声援集会，总委员会也发动募捐给予经济支援，使罢工取得胜利。此外，总委员会对1868—1869年英国工人的罢工、1868年11月到1869年春瑞士巴赛尔织带工人的罢工、1868年12月法国棉纺织工人的罢工等，也都给予了声援与支持。由于得到国际的声援与支持，各国工人的经济斗争取得了较大的成效，从而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斗争信心，增强了工人的国际团结，第一国际的威望也日益提高。

总委员会也十分关心各国的民主运动，积极支持各国无产阶级争取民主权利的政治斗争。60年代英国展开了争取选举法改革的群众运动。马克思认为：这一运动虽然是资产阶级民主运动，但它的胜利将进一步扫清封建残余，为无产阶级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创造有利的条件；同时无产阶级在运动中也将进一步团结起来，提高自己的阶级觉悟和政治地位。因此，他和总委员会不但支持国际会员参加这个运动，而且也积极组织工人参加斗争。马克思还为无产阶级确定了在运动中应采取的策略：无产阶级在运动中应作为独立的阶级来行动，决不能充当激进资产阶级的政治附庸，一定要提出普选权的要求。如果激进资产阶级公开承认无产阶级的普选权要求，就可以和他们建立同盟，但要不断揭露他们的妥协和叛卖。在国际会员的推动下，1865年建立了“全国改革同盟”，委员中资产阶级激进派和总委员会的代表（主要是英国工联领袖）各占一半。该同盟领导了群众性的选举改革运动，促进了1867年国会改革的进行。

第一国际成立后，对民族解放运动也非常重视。总委员会对1863—1864年波兰民族起义给予大力支持，曾于1864、1865、1866年三次发表声援波兰的决议，并从1865年起连续三年与波兰流亡者共同召开了纪念波兰起义的大会。在1867年1月22日的纪念会上，马克思亲自发表演说，痛斥了压迫波兰的各国政府，并提出一项决议案：“没有波兰的独立，欧州的自由就不能确立”。总委员会也很重视爱尔兰的民族解放运动。1867年在马克思主持下，总委员会对英国政府判处4名芬尼党成员死刑一事发出了强烈的抗议和谴责，坚决要求赦免爱尔兰革命者。

在国际内部反对蒲鲁东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的斗争当第一国际建立时，马克思主义还只是各种社会主义流派之一，在工人运动中尚未占统治地位。而“成立国际是为了用真正的工人阶级的战斗组织来代替那些社会主义的或半社会主义的宗派。”这就决定了在第一国际的内部，必然存在着马克思主义同其他社会主义流派的斗争，这主要是围绕着如何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而展开的。这种斗争不仅在历次代表大会上进行，而且更多的是在总委员会同个别支部的非正式的商谈中进行，或通过交换意见来实现的。

在国际活动的前期（1864—1868年），主要进行了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蒲鲁东虽然于1865年1月逝世，但在国际前期蒲鲁东主义在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小资产阶级比较多的国家仍非常流行。法国工人运动的领导人多数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作为国际工人协会的发起人，在国际内也有很大的影响。蒲鲁东主义是一种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19世纪50、60年代是资本主义工业高涨时期，在竞争中被排挤而面临破产威胁的小资产阶级普遍幻想建立一个以小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从这种愿望出发，蒲鲁东提出一个建立所谓“自由”社会的改革方案。他认为资本主义私有制造成贫富不均，是违反平等原则的，共产主义要消灭一切私有制，是违反独立的。他的任务就在于设计和建立一个综合“平等”和“独立”的、超乎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外的第三种社会形式，即所谓“自由”社会。它在社会经济方面是以“个人领有”为基础的“互助制”的社会。所谓“个人领有”，就是小私有制。蒲鲁东主张由“国民银行”发放无息贷款，使无产者得以购置生产工具，成为小私有者，并用小私有制的普遍化来代替资本主义和私有制，把社会一切成员都变成小资产者和小农。所谓“互助制”，就是把小生产者联合起来，建立合作社、作坊和小工厂，从而实现直接的、公平的产品交换。他认为，这样就可以避免商业资本的中间剥削，消除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保证小生产者的独立和平等。然后，小生产者再用它的财力逐步购买整个国家的生产力，废除资本，就可以实现小生产者永世长存的美好世界。“自由”社会在政治方面，是一个“各人只管自己”、“个人绝对自由”的无政府状态的社会。蒲鲁东公开宣称：“我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无政府主义者”。他既反对资产阶级国家，也反对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国家组织，甚至反对一切权威，反对一切形式的“统治与服从”。同时，他还反对社会革命和任何政治斗争，反对罢工和工人成立工会，甚至反对妇女参加生产。

国际成立后，法国的蒲鲁东主义者拒绝接受马克思制定的基本路线，妄图把他们的错误理论强加给国际，成为国际前期的主要危险，因而遭到了马克思和国际许多代表的批判。1866年9月举行的国际日内瓦代表大会，在合作制、工会、罢工以及妇女劳动等问题上展开争论，蒲鲁东主义者的错误论点为多数代表所批驳。大会在《关于合作制》的决议中指出：合作运动只是改造资本主义社会的手段之一，并不能消灭资本主义制度。只有国家政权转到无产阶级手中，才能使工人获得解放。在工会和罢工问题上，大会通过的决议指出：成立工会组织可以加强工人的团结，以对抗资本家的进攻；工人举行罢工可以限制资本家的剥削，因此工会和罢工都是必要的。但决议也指出：不要夸大工会的作用和罢工的意义，工会也不应该把自己局限在“狭小的”目的之内，而应该争取千百万被压迫群众的解放。关于妇女劳动问题，大会承认妇女加入工业生产是进步现象，它增强了无产阶级解放斗争的力量，同时也可以使妇女摆脱家庭事务圈子。无产阶级的任务在于争取实现男女同工同酬。

日内瓦大会之后，国际工人协会按照章程每年都举行代表大会。在国际前期召开的代表大会还有1867年瑞士洛桑大会、1868年比利时布鲁塞尔大会。在洛桑大会上，关于所有制问题的争论特别激烈。大会提出了实行土地集体所有制和交通邮电事业国有化的主张，但蒲鲁东主义者坚持要保存小土地私有制。这次代表大会没有就此作出最后的决议。在布鲁塞尔大会上，蒲鲁东主义者又提出保存小土地所有制的主张，重新挑起争论。会前，马克思曾向总委员会作了一次关于土地问题的报告，指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小农经济的破产是不可避免的；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也不能保留小农所有制，因为它阻碍机器的采用和大生产的发展，所以实行土地公有制是社会经济发展的历史必然。马克思的观点在布鲁塞尔大会上得到支持。大会通过的决议明确指出，经济的发展将使土地公有成为社会的必需，国家应将土地、矿山和铁路交通交给社会共同使用。蒲鲁东主义者在大会上遭到彻底失败，并于会后开始发生分化。它的左翼（瓦尔兰等）逐渐倾向马克思主义，自称“集体主义者”。其右翼则日益削弱，他们在第一国际内的势力从此一蹶不振。

工联是英国工人阶级的唯一组织，也是总委员直接依靠的唯一群众性组织，因此在国际内具有很大的影响。工联的领导人在反对蒲鲁东主义的斗争中是支持马克思的，但他们坚持工联主义，夸大工会的作用而忽视政治斗争，不要求推翻资本主义，而只热衷于争取所谓“公平工资”。马克思对他们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和教育。1866年6月，马克思在总委员会会议上作了《工资、价格和利润》的报告，肯定了成立工会及进行经济斗争的重要性，但也指出不应夸大这种斗争的作用，因为它还不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而只是对它的结果进行斗争，从而无法根绝雇佣劳动制度。因此，必须把经济斗争与政治斗争结合起来。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也批判了工联领袖在爱尔兰问题上采取的沙文主义立场。

在第一国际的后期（1868—1876年），在国际内部出现了以巴枯宁为首的“阴谋”集团。因此，马克思、恩格斯又领导了反对巴枯宁主义的斗争。

米·亚·巴枯宁（1814—1876年）出身于俄国贵族家庭，原来是沙皇的军官，后来流亡到国外，参加了1848年德国革命。被捕后押回俄国，遭到长期监禁和流放。1861年，他从西伯利亚流放地逃往日本，经美国来到西欧。从1865年起巴枯宁侨居意大利，1867年又迁往瑞士，在这个期间他逐渐形成一套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观点。巴枯宁和蒲鲁东一样也反对一切国家和否认任何权威，认为“无政府状态”的社会才是理想的、自由的社会。同时，他也主张“完全放弃一切政治”，反对进行任何政治活动。他们之间的区别在于，巴枯宁主张用暴力立即消灭国家。他认为“资本家只是由于国家的恩赐才拥有自己的资本，因此消灭国家之后资本便会自行消亡，劳动人民也就可以立刻得到解放”。但他鼓吹的暴力革命，不是依靠无产阶级进行的有组织的阶级斗争，而是采取密谋策略利用流氓无产者和破产农民进行的“暴动”，并幻想在24小时之间便一举消灭国家，“摧毁一切”，实现所谓“社会清算”。此外，他还鼓吹只要废除继承权，就可以消灭私有制，实现“各阶级平等”。巴枯宁的无政府主义反映了丧失任何得救希望的、已经破了产的小资产阶级的绝望情绪。它在经济比较落后的西欧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及法国的非工业区影响最大，因为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破产的小资产者极多。

巴枯宁对国际工人运动的危害，不仅在于他的无政府主义理论，还在于他所策划的分裂国际组织的阴谋活动。1868年秋，巴枯宁组织了宗派团体“社会主义民主同盟”。为了篡夺国际的领导权，他要求总委员会允许这个同盟的整个组织加入国际。遭到拒绝后，他表面上接受总委员会提出的条件，宣布解散同盟，于1869年混入国际，但在暗地里却原封不动地把这个组织保存下来。巴枯宁指望依靠它在即将召开的巴塞尔大会上取得多数，然后把总委员会抓到自己的手中。但他篡夺国际领导权的阴谋遭到失败。1869年巴塞尔大会的选举结果，巴枯宁分子没有一个被选入总委员会。

在这次大会上，马克思主义者同巴枯宁分子在继承权问题上也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巴枯宁分子认为，继承权是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基础，因此，要求大会把废除继承权作为社会革命的起点。马克思为总委员会写了《关于继承权的报告》，指出继承权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现存社会经济关系在法律上的反映，它是私有制的结果而不是起因。在革命斗争中，无产阶级虽然可以在继承权方面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但它的伟大目标在于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大会进行表决时，巴枯宁分子的提案因赞成票未超过半数，而没有为大会通过。这样，巴枯宁分子篡夺国际领导权和纂改国际宗旨的阴谋，均遭到失败。

第一国际的解散·历史意义1871年3月18日巴黎发生无产阶级革命，建立了巴黎公社。为了声援巴黎的无产阶级，国际总委员会曾多次派代表参加英国共和派召开的群众大会，促使他们通过支援巴黎公社革命的决议。总委员会还专门派委员赛拉叶到巴黎，与当地的国际组织及公社的领导人联系。国际的巴黎各支部在这次革命中也起了非常卓越的作用。公社被镇压后两天，总委员会又通过了马克思起草的《法兰西内战》，总结了公社的经验教训，歌颂了巴黎工人的丰功伟绩，揭露了敌人的凶残。因此，公社失败后，欧洲各国资产阶级政府对国际也进行了疯狂的迫害。法国政府在1871年6月向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通知，号召共同“讨伐”第一国际；同年法国政府又通过一项法律，规定对加入国际的人剥夺其公民权并处以监禁和罚款。德国政府于1871年5月29日以“叛国”罪判处倍倍尔和李卜克内西两年监禁。其他一些国家的政府也都对国际的支部和会员进行了迫害。在这种形势下，国际内部也有许多人背叛了国际。英国工联领袖、总委员会委员奥哲尔等人宣布退出总委员会；右派蒲鲁东主义者托伦等人则公开投到反动政府的怀抱。总委员会谴责了他们的背叛行为，并把他们开除出国际。

巴枯宁分子也乘机加紧了分裂国际的活动。巴枯宁本人一面攻击公社革命是“犯罪行为”，是“蠢事”，一面妄图利用他的秘密组织“社会主义民主同盟”来取代国际。他还把瑞士的汝拉联合会拉过去、作为反对国际的基地，并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收罗信徒，分裂当地的国际支部、成立巴枯宁的宗派组织。这就使国际的处境更加困难。

为了制定巴黎公社失败后无产阶级的行动路线，粉碎巴枯宁分子的分裂阴谋，国际于1871年9月在伦敦召开秘密代表会议。会议通过了由马克思、恩格斯拟定的《关于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的决议，强调要把工人阶级的经济运动与政治运动密切结合起来；指出工人阶级为了实现社会革命和消灭阶级，必须“组织成为政党”。会上还指出了工人与农民建立联盟的任务。会议也讨论了巴枯宁的“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问题，揭露了同盟的分裂活动。

巴枯宁分子拒绝出席伦敦会议，于同年11月在瑞士洛桑维耳耶召开宗派性的“代表大会”，到会仅16人。他们公开反对伦敦会议的决议，攻击总委员会滥用职权；要求“支部自治”和“自由联合”。为了回击巴枯宁派的进攻，马克思、恩格斯于1872年春写了《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揭露了这个阴谋集团的分裂活动和两面派手法。1872年9月，国际在海牙召开代表大会，在彻底揭露巴枯宁派的阴谋活动后，把巴枯宁及其追随者开除出国际。

海牙代表大会还通过决议，决定将国际总委员会从伦敦迁往美国。总委员会迁到纽约以后，左尔格当选为书记，但因无法与欧洲劳动者保持联系，实际上停止了活动。1876年7月，第一国际在美国费城举行最后一次代表会议，宣告解散。

第一国际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创立了伟大的功勋。首先，它用无产阶级团结的思想教育了各国无产阶级，使国际主义深入人心。其次，在国际内部斗争中，通过批判蒲鲁东主义、工联主义和巴枯宁主义等错误思潮，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工人中的传播。最后，它推动了欧洲各国工人运动的发展，并培养了一批工人运动骨干，为在各国建立无产阶级政党奠定了基础。列宁说：“第一国际的活动对所有国家的工人运动立下了伟大的功绩，留下了深远的影响。”

三、巴黎公社

第二帝国的危机及其崩溃法国在第二帝国时期完成了工业革命，资本主义得到迅速发展。经济上的繁荣，使拿破仑三世的统治一度比较稳固。但进入60年代以后，帝国面临严重的挑战，不仅工人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革命积极性日益增强，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第二帝国了。1866年至1867年的经济危机进一步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终于使帝国在60年代末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之中。

在1848年6月起义失败后，遭到严重催残的法国无产阶级，进入60年代以后不但恢复了元气，而且日益成长壮大。由于工业革命的发展，产业工人的队伍扩大了，到60年代末，法国已有300多万工人。在第二帝国时期，工人的货币工资虽然有所提高，但因物价和生活费用提高得更多，实际工资反而下降了，他们的生活极为贫困。工人的工作日也很长，到1860年仍有许多企业实行12小时工作日。在帝国后期，工人运动重新高涨，他们不仅进行经济斗争，而且积极开展政治斗争。1862年，巴黎印刷工人举行了大罢工。在1864年举行立法团补选时，巴黎工人发表“六十人宣言”，宣布工人是一个独立的阶级，工人只有选举自己的代表参加立法团，才能干预国家政策。在这一年，巴黎工人还利用勒夏普利埃法的废除，开始组织工会，加强了无产阶级的团结。1865年，在法国成立了国际的第一个支部——巴黎支部，随后在一些其他城市，如马赛、里昂、鲁昂等地，也相继成立了国际的支部。随着国际支部的成立，社会主义思想开始在工人中间得到广泛的传播，工人的政治觉悟有了明显的提高。无产阶级开始成为帝国统治的重大威胁。

在第二帝国时期，城市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受帝国的压迫，处于无权的地位。进入60年代以后，他们又在大资本的排挤下纷纷破产，对帝国的不满日益加深。在1848年曾参与镇压六月工人起义的小资产阶级，开始向无产阶级靠拢，逐渐地革命化了。新雅各宾派反映了小资产阶级的革命情绪，他们继承了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时期雅各宾派的传统，主张推翻第二帝国的反动统治，实行彻底的民主改革。

在第二帝国时期，拿破仑三世虽然剥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利，但在经济上却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的利益，从而使资产阶级特别是大资产阶级成为帝国的主要社会支柱。但1860年法国政府与英国签订的新商约，降低了进口商品的关税率，使英国的商品大量涌入，严重损害了法国资产阶级的利益。拿破仑三世不断发动对外战争，又使政府的财政支出大大增加，出现了庞大的赤字，从而引起他们的强烈不满。于是，资产阶级也起来反对第二帝国了。60年代初，在法国出现了一个称为“自由联盟”的反对党。它的成员既有奥尔良派的旧权贵，也有从事自由职业的年轻共和派。他们要求选举自由、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并主张建立真正的议会制度，成立向议会负责的内阁。在1863年的选举中，“自由联盟”获得200万张选票，32个议席，这是一个不小的成绩。

1866年至1867年爆发了新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法国是这次危机受害最大的国家之一，所有工业部门的生产普遍锐减，股票行市一落千丈，大批企业和工厂破产。这次危机持续了两年多，其严重程度超过了以往各次危机。它激化了法国的阶级矛盾，促进了反政府运动的进一步高涨。

在经济危机时期，亚眠、马赛、鲁贝等城市的工人掀起巨大的罢工浪潮。1869—1870年，里卡玛尔矿工和克勒佐制炮厂工人的罢工非常激烈，工人同政府军警发生了武装冲突。这时，工人群众的组织职工会、合作社、互助会等也进一步巩固和扩大。1869年，巴黎的40多个工人团体统一为“工会联合会”，并与国际的支部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国际在法国的影响也进一步扩大了。到1870年春，法国大多数大中城市都建立了国际的支部，国际会员达20万人左右，在巴黎、里昂、卢昂和马赛还成立了4个国际支部联合会。起初，国际法国支部的领导人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但在马克思主义的影响下很快便从中分化出以瓦尔兰和弗兰克尔为代表的左派。到60年代末，他们已掌握了国际巴黎组织的领导权。在左派的领导下，国际支部在工人中间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提高了无产阶级的政治觉悟。1869年，一个资产阶级政论家担忧地说：工人中“十个有九个是社会主义者或准备作社会主义者的人”。工人中的先进分子开始讨论政治斗争和革命任务问题，提出建立公社政权的要求，积极准备迎接新的革命的到来。

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反政府活动也加强了。参加了“自由联盟”的奥尔良分子梯也尔指责政府：“种种错误无一不犯”。资产阶级共和派通过报刊积极开展反对第二帝国的斗争，公开要求推翻帝国的统治，在法国重建共和制。1868年，它的著名领袖列昂·甘必大在为一名受政府迫害的共和派记者辩护时，在法庭上无情地谴责了第二帝国，指出它的起源就是犯罪，它的行为就是残暴，并且预言它将很快地走向灭亡。

1870年1月10日，共和派记者奈尔被拿破仑三世的弟弟庇尔·波拿巴枪杀。这一暴行激起了巴黎人民的强烈革命情绪。共和派的一家报纸公开发出革命的呼吁：“法国受这些强盗（指波拿巴及其一家）血手的摆布已经18年了。法国人民，难道你们没有看到，现在是结束这一切的时候了。”为了抗议皇室的暴行，巴黎人民在1月12日举行了20万人参加的游行大示威。工人高呼“打倒波拿巴！”“共和万岁！”等口号。这一事件集中地反映了法国人民的革命情绪，它表明拿破仑三世的统治已陷入严重的政治危机中。

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拿破仑三世企图用对外战争来转移人民的视线。皇后欧仁妮就说：“如果没有战争，我儿将不能做皇帝了。”拿破仑三世选择的战争目标是普鲁士，因为他担心德国成为强大、统一的国家，同法国争夺欧洲的霸权。当时南德的4个邦尚处于北德意志联邦之外，因而拿破仑三世企图用战争的手段来阻挠普鲁士统一德国。普鲁士也想通过一场战争打败法国，从而完成德国的统一，并夺取法国的重要矿区阿尔萨斯和洛林。

1870年7月19日，法国向普鲁士宣战。由于战争是法国挑起的，目的是为了破坏德国的统一，因此这场战争在法国方面是侵略性的，在德国方面是防御性的。战争开始后，法国因士气低落，指挥混乱，连吃败仗，暴露了第二帝国政府的腐朽无能。8月中旬，法军主力被普军分割包围。由巴赞元帅率领的一支军队被围困在北部要塞麦茨，由拿破仑三世和麦克马洪元帅率领的另一支军队被包围在与比利时接壤的色当要塞。在9月1日的色当决战中，法军大败，宣布投降。9月2日，拿破仑三世连同在色当的法国官兵全部作了俘虏。色当的失败加速了第二帝国的崩溃。

9月3日色当投降的消息传到巴黎，4日就在巴黎暴发了革命。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群众拥入波旁宫立法团会议厅，要求废除帝制，恢复共和。接着，共和派议员甘必大在市政厅正式宣布成立共和国，并且建立了临时政府。政府中大多是资产阶级政客，奥尔良派保皇党人特罗胥将军任新政府首脑，资产阶级共和派儒尔·法弗尔任外交部长，甘必大任内务部长。无产阶级虽然在这次革命中起了重要作用，但因组织上还很脆弱，他们的领袖又多半被囚禁在帝国的监狱中，因而使资产阶级乘机独占了政权。

3月18日起义和公社的诞生色当战役后，普鲁士军队长驱直入，很快就占领了法国整个东北部，并向巴黎推进。这时，普法战争的性质已经发生了变化。因为随着第二帝国的崩溃，德意志统一的障碍已经消失。但普鲁士却继续进行掠夺法兰西人民的战争，企图侵占法国的领土。这样，战争在法国方面就转为正义的防御性战争，在德国方面则转为非正义的侵略战争。

在人民群众坚决要求抗击普鲁士侵略的压力下，临时政府被迫声明要抗战到底，并自称为“国防政府”。但事实证明，它实际上是个卖国政府。还在共和国成立的当天晚上，“国防政府”首脑特罗胥就对他的同僚说：“目前情况下，巴黎要打算挡住普鲁士军队的围困，那简直是一件蠢事。”外交部长法弗尔在给内政部长甘必大的信中供认，他要“防御的不是普鲁士的士兵，而是巴黎的工人。”因为，当时要保卫巴黎，就只有武装它的工人阶级。但资产阶级的本质决定了“国防政府”对工人阶级是十分恐惧的，它担心武装了的工人阶级在战胜普鲁士侵略者之后，就会掉转枪口来反对法国的资产阶级及其政府。因此，国防政府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由于它采取了投降政策，普鲁士军队几乎没有遇到有组织的抵抗，顺利地向法国纵深推进，于9月19日包围了巴黎。

9月4日革命后，巴黎无产阶级表现了极大的抗战热情。他们强烈要求“国防政府”普遍武装人民，抗击普鲁士侵略者。在群众压力下，政府被迫同意除原有国民自卫军60个营以外，再建60个新营。巴黎工人冲破了政府的规定，到9月30日共建立了194个新营，约30万巴黎工人和小资产被武装起来了。新建的无产者营是抗击普鲁士侵略和实现巴黎公社革命的主力军。巴黎人民的组织程度也迅速提高。早在9月5日，巴黎20个区就分别选出本区的监察委员会。9月11日，各区的监察委员会又共同选出一个领导机构——巴黎20区国防共和中央委员会（简称“20区中央委员会”）。于是在巴黎出现了一个和资产阶级政府相对峙的群众性政治组织，它成为巴黎人民斗争的领导核心。在20区中央委员于9月17日公布的纲领中，提出了关于治安、粮食和防务等问题的主张，得到广大人民的积极支持。

国防政府害怕武装起来的巴黎人民，加快了投降活动的步伐。10月27日，被普军包围在麦茨的17万法军投降。消息传来后，巴黎人民再也无法忍受了。他们开始认识到，只有推翻卖国政府，才能拯救法国。10月31日，根据20区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巴黎人民举行了武装起义。但由于缺乏准备和统一领导，这次起义失败了。1871年1月22日，巴黎人民再次起义，结果又失败了。此后不久，20区中央委员会就与第一国际巴黎支部共同发表了一个宣言，要求“推翻政府的寡头政治和工业贵族”，让工人参加政府。

面对人民革命的威胁，资产阶级加紧卖国活动。1月28日，“国防政府”同德国签定了停战协定，规定解除法国正规军的武器，立即缴付2亿法郎赔款，并限期召开国民议会，以批准德国提出的和约草案。1871年2月8日国民议会召开，选举梯也尔为新政府首脑，“国防政府”解散。2月26日梯也尔在凡尔赛同德国签订了和约草案，3月1日国民议会正式批准。这一卖国条约规定，法国要向德国赔款50亿法郎，割让阿尔萨斯全省和洛林省的一部分，在赔款付清以前，德军继续占领法国6个北方省份。

在梯也尔政府加紧卖国活动的同时，巴黎无产阶级也进一步加强了自己的斗争。1871年2月15日，3000名国民自卫军代表举行会议，决定成立国民自卫军联合会，并选出由20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3月15日，正式建立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第一国际会员瓦尔兰、阿西、阿尔诺等当选为中央委员。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取代20区中央委员会成为巴黎革命斗争的领导中心，实际上它是一个和梯也尔政府相对峙的工人阶级政权。马克思指出：“正是它在3月18日掀起了本世纪最伟大的革命。”

梯也尔政府把充满革命情绪的巴黎无产阶级视为心腹之患，当和约被国民议会批准从而正式结束了普法战争后，便全力投入了发动内战的准备。梯也尔政府开始向巴黎调兵遣将。在和约草案签订前，巴黎仅有政府军1.2万人，宪兵3000人。3月8日至17日，梯也尔在德国政府支持下，从外省挑选1.5万至2万人调入巴黎。德国政府还准备释放战俘，以加强梯也尔政府的实力一切准备就绪后，梯也尔政府于3月17日在巴黎召开会议，通过了夺取国民自卫军大炮，强行解除工人武装，并逮捕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决定。

3月18日凌晨，政府军按预定计划开始行动，很快便占领了蒙马特尔高地国民自卫军的停炮场。该区的妇女发现政府军企图拖走大炮后，立即敲响警钟。广大群众和国民自卫军兵士闻警迅速赶来，包围了政府军。许多政府军士兵转到了巴黎工人方面，并逮捕了一些反动军官。梯也尔解除巴黎武装的阴谋破产了。

偷袭蒙马特尔高地，是梯也尔政府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开始。巴黎无产阶级决定用武装起义也回答梯也尔的挑战。3月18日上午11时，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命令瓦尔兰率领部队开向蒙马特尔。同时，在伯利维尔等区的工人武装击退了政府军，并缴获了不少枪支。午后2时半，中央委员会举行临时会议决定扩大起义。起义者开始向巴黎市中心推进，很快便占领了陆军部、警察局、市政厅和其他政府机关。梯也尔见大势已去，狼狈逃往凡尔赛。政府的其他官吏和警察、宪兵也竟相出逃。资产阶级政府在巴黎的统治土崩瓦解，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成为临时革命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取得了世界历史上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次胜利。

对德战争的失败及围城时期的痛苦，无产阶级的失业与小资产阶级的破产，群众对资产阶级及其政府的卖国行为的不满，工人对新的社会制度的朦胧向往——这一切便是推动巴黎人民举行革命的原因。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在3月18日革命中起了重要的作用，但这次革命具有很大的自发性，谁也未曾有意识、有计划地准备它。革命的胜利也是由偶然的条件促成的，即巴黎的被围困使它摆脱了军队，建立了主要是由工人组成的国民自卫军。

3月18日革命胜利后，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本应当立即向凡尔赛进军，消灭反革命的巢穴，但它却把主要的精力集中在公社的选举上。3月19日，中央委员会接连发表公告，号召“巴黎人民请各回本区，进行公社选举”，以表明他们“无意于谋取刚被群众风暴推翻的那些人的位置”。这体现了起义者大公无私的真诚的民主精神，但为了避免篡夺政权的嫌疑，而失去消灭敌人的大好时机，显然是一个很大的失策。

3月26日，巴黎举行了公社选举，当选的公社委员共86人。由于从资产阶级住区选出的21名代表相继退出，因而不久又进行了补选。在公社委员中工人约30名，其余是新闻记者、职员、教师和医生等革命知识分子，他们中间有许多人是公认的工人阶级的代表。公社委员中有37名是第一国际会员，30人是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委员，约40人是二十区中央委员会委员（其中许多人同时兼任这两个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数公社委员分别属于布朗基派、蒲鲁东派和新雅各宾派，只有少数委员是无党派人士。

3月28日，在巴黎市政厅举行隆重的公社成立典礼，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将政权移交给公社的代表。聚集在市政厅前面的几十万巴黎人民欢呼“公社万岁！”“共和国万岁！”庆祝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的诞生。

巴黎公社的伟大创举巴黎公社成立后，在与凡尔赛分子进行殊死战斗的同时，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革命措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

公社在政治方面打碎了旧的国家机器，建立了立法、行政合一的政权机关，并大胆地进行了无产阶级民主的实验。3月29日，公社颁布法令，宣布“巴黎公社为现今唯一的政权”。同一天，它又下令废除资产阶级常备军，而代之以人民的武装——国民自卫军。公社还废除了旧的警察和司法机构。它建立了由选举产生的治安委员会取代警察局，负责维持秩序和社会治安；同时还选出司法委员会，组织新的民事法庭，颁布新的诉讼陪审条例，以完善司法程序，保护人民的正当权利。这些措施是公社摧毁旧国家机器的重要步骤。

在消灭资产阶级国家压迫人民的物质力量的同时，公社也摧毁了它的精神压迫工具，即“僧侣势力”。4月2日，公社通过政教分离法令，宣布不准教会干涉国家事务，取消宗教预算，剥夺教会财产，查封或征用一部分教堂，将教会势力从学校中清除出去等。

公社废除了资产阶级议会制，实行立法、行政合一的公社委员会制。由普选产生的公社委员会既是立法机构，又是行政机关。公社的委员们不仅讨论和制定法律，而且亲自执行自己通过的法律，亲自检查在实际生活中执行的结果，亲自对选民负责。为了适应这种工作上的需要，公社委员会成立了执行、军事、司法、治安、粮食、财政、劳动和交换、社会服务、对外联络以及教育等10个专门委员会，由公社委员分别担任这些委员会的委员。

为了防止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由社会公仆变成人民的主宰，公社采取了三项重要措施。第一，实行公职人员的民主选举制。公社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国民自卫军营以下的指挥官，司法部门的工作人员（法官、公证人）和工厂企业的负责人，均通过选举产生。但职能机构的负责人，如邮政局长、税务局长、警察局长及其下属，国民自卫军营以上指挥官，则实行委任制，以保证工作效率。公社实行的选举制体现真正的民主原则。选举不受任何限制，是名副其实的普选制；选举程序简便，有利于劳动人民；实行无记名投票，不许任何人干预选举。任命制也是本着民主的原则，先由群众提名，经过集体酝酿讨论，然后才任命。第二，保障人民对公职人员的监督权和罢免权。公社在《告法国人民书》中申明：“通过选举或竞选任命”的“公职人员和公社官吏”，应该是“经常受到监督的、可以更换的。”为了便于群众监督，公社通过各种形式让人民了解公社的工作。公社还要求公社委员及各级领导人向人民报告工作，通过选民大会听取群众意见，答复群众的质询。公社委员及其他公职人员还可以根据人民的意见和要求，随时撤换。失职者或不称职的领导人，公社一旦发现，或者在人民检举经过查实之后，一般说来是要被撤职的。第三，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制。4月1日，公社通过法令，指出“鉴于到目前为止，各公共机关的高级职务均享有高薪，因而被视为可钻营和私授的肥缺；鉴于在真正的民主共和国内，既不应有闲职，也不应有高薪”，“规定各公社机关职员最高薪金每年为6000法郎。”这个数字相当于当时法国熟练工人的工资。公社还规定兼职不得兼薪，以保证上述法令的切实执行。这三项措施，是公社实行无产阶级民主的伟大实验。

公社在社会经济方面实行了许多旨在保护工人利益的措施。4月20日，公社颁布禁止面包房夜工制的法令，以保证面包工人的身体健康和有机会参加政治活动。4月27日，公社通过禁止任意罚款和非法克扣职工工资的决定，限制企业主对职工的剥削，保障职工的工资收入。5月12日，公社通过关于包工合同法令，要求“凡是能够直接同工人协会签订的一切包工合同，都要委托给工人协会”，以免承包人从中渔利，法令还规定不得随意降低承包价格。公社还实行了一些改善小资产阶级处境的措施。如公社于4月17日通过关于债务无息延期偿付的法令，规定一切债务一律无息，三年内分期偿付，大大减轻了小资产阶级的债务负担。

公社在社会经济领域内实行的最有意义的改革措施，是在4月16日颁布的关于将逃亡业主所遗弃的工厂转交给工人协作社的法令。它规定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其任务是：统计被遗弃工厂的数目，编制关于这些工厂现状的清册；提出使它们迅速复工的切实措施；拟定工人协作社的章程；成立仲裁委员会，以便在企业主归来时规定把工厂转让给工人协作社的条件以及应向厂主交付的赎金数额。这个法令的实质是用赎买的方式把一部分工厂从私人所有转为集体所有，因而它在一定范围内触及到资本主义所有制关系，具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公社还进行了工人对企业实行民主管理的试验。5月3日，罗浮尔军械厂的工人根据公社的指示，制定了该厂的管理章程。它规定：工长以上各级领导由工人民主选举产生，受工人监督，不称职者可随时撤换；成立有工人代表参加的工厂管理委员会，负责监督厂内各项工作。

公社在文化教育方面也进行了许多改革。公社教育委员会负责人瓦扬曾明确提出，应使每个受教育者受到“全面教育”，“使公社革命能够通过教育改革来巩固其实质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性质”。4月28日，他签署命令，要求各区“把宗教教育加速改造为世俗教育”，排除教会对学校的控制。公社还提高了教师的社会地位与物质待遇。它号召学生要“听从教师的教导，尊敬他们”，并将教师的薪金由原来“低到可笑的程度”平均增加一至三倍。公社在普及初级教育和兴办职业教育方面也做了许多工作。公社提倡和鼓励文学艺术为革命斗争服务。它邀请先进的艺术家、建筑家参加公社成立的艺术委员会，负责管理博物馆，举行展览会以及确定艺术教育的方针。

公社坚持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原则。它欢迎外国革命家参加公社和担任公社的领导职务。3月26日，匈牙利革命家弗兰克尔当选为公社委员。3月30日通过的《公社选举委员会总结》对此表示热烈的欢迎，其中写道：“公社的旗帜是世界共和国的旗帜……外国人可以加入公社，并建议批准公民弗兰克尔的当选。”参加公社的外国战士来自波兰、匈牙利、奥地利、比利时、俄国、意大利等国家。据统计，仅波兰人就有500人。5月6日，公社又拆毁了象征军国主义和沙文主义的旺多姆纪念柱，并将旺多姆广场改名为国际广场。

保卫公社的战斗和公社的历史意义梯也尔政府逃到凡尔赛后，由于只有残兵败将1.5万余人，一时无力镇压公社革命，就一面玩弄谈判阴谋，一面集结军队，伺机进行反扑。到4月初，凡尔赛军队已到达6.5万人。于是从4月2日起，凡尔赛当局开始对巴黎发动突然进攻，很快就占领了巴黎西北部的一些据点。

凡尔赛军队的进攻，激起巴黎群众的革命义愤，要求向凡尔赛进军的呼声顿时高涨起来。4月3日凌晨，公社调集4万名国民自卫军战士，分三路向凡尔赛进军。由于缺乏周密的作战部署和严格的军事训练，国民自卫军遭到惨重损失。公社著名将领杜瓦尔和弗朗斯壮烈牺牲，2000多名战士被俘。

4月6日，经过改编的凡尔赛军队重新向巴黎发起进攻。从这时起一直到5月初，公社和凡尔赛的战斗主要在巴黎西、南郊进行。4月7日，凡尔赛军队占领了西郊的涅依桥。20日又占领了西郊的塞纳河左岸地区。但他们向南郊的进攻却被公社击退；于是梯也尔就开始用大炮不断轰击巴黎。5月9日，巴黎西南隅的伊西炮台被轰平后失守。5月10日，梯也尔在德国提出的使法国丧权辱国的和约上签字。作为交换条件，俾斯麦立即释放10万俘虏，以加强凡尔赛的军事力量，并允许凡尔赛军队通过德军防线从北面进攻巴黎。

公社成立后，在它的内部就存在着两个不同的派别：多数派和少数派。多数派由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组成，少数派则大都是蒲鲁东主义者。他们之间在加强专政的问题上存在着严重的分歧。多数派主张必须以人民的名义实行专政，把大权集中于几个人手中，只有这样才能有利于革命的发展。少数派则认为这样做会破坏民主，容易形成专制独裁。由于军事形势日趋严重，布朗基主义者米奥在4月28日提出了成立拥有全权的社会拯救委员会的提案。这个提案虽然遭到蒲鲁东主义者的反对，但在5月1日的公社会上却以45票赞成23票反对获得通过。投赞成票的主要是布朗基主义者和新雅各宾派人士，投反对票的主要是蒲鲁东主义者。在选举第一届社会拯救委员会时，由于蒲鲁东主义者进行集体抵制，当选的5名委员都属于多数派。但因他们的威望不高，未能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公社的军事形势也在进一步恶化。5月9日，公社改组了社会拯救委员会，但新的委员会仍为多数派所控制。紧接着他们又清洗了公社委员会内的一些少数派委员。5月15日，少数派发表宣言，对多数派提出批评，并表示不再参加公社会议，准备回到各区参加保卫公社的战斗。少数派的宣言公开暴露了公社内部的分歧，在巴黎人民中引起强烈反响。他们通过群众集会和报刊，敦促两派消除分歧，重新团结起来。为了顾全大局，少数派15名委员在5月17日重返公社参加会议。在保卫公社的最后战斗中，两派成员又进一步携起手来，同凡尔赛匪帮进行了英勇的战斗。

5月20日，凡尔赛军队对巴黎发动了总攻。5月21日，他们从圣·克卢门攻入巴黎，接着又在夜间占领了巴黎的另外4座城门。到5月22日黎明，通过这5座城门进入巴黎市区的敌人已达9—10万之众。公社战士同敌人进行了顽强的巷战，开始了历史上有名的“五月流血周”。

5月22日，公社委员会发表《告巴黎人民和国民自卫军书》，号召人民拿起武器，同敌人进行坚决斗争。巴黎人民同仇敌忾，不分男女老少都积极投入了保卫公社的浴血战斗。他们把每一条街巷、每一座建筑物、每一道墙壁都变成阵地；把一切能够利用的东西都拿来修筑街垒，日夜同敌人进行殊死决战。

5月23日，凡尔赛军队在俾斯麦同意下，穿过德军防线，开始从北面和东北面攻进巴黎。27日，巴黎大部分地区已陷于敌人手中，战斗继续在梭蒙高地和拉雪兹神甫公墓进行。27日夜间，梭蒙高地被敌人占领，公社的最后一批战士约200人在拉雪兹神甫公墓同5000名凡尔赛匪徒展开殊死的搏斗。28日晚，敌人攻占公墓，弹尽粮绝的公社战士全部殉难。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无产阶级政权被淹没在血泊之中。

公社失败后，凡尔赛匪帮以极其残暴的手段进行报复。在白色恐怖中，有3万人遭到屠杀，5万多人被逮捕，其中有4.6万人被送到军事法庭受审。在审判后，又有200多人被处死刑，13000余人被判处各种徒刑或苦役，2000多人被流放。面对敌人的疯狂迫害，公社战士表现了无产阶级大无畏的英雄气慨。公社将领东布罗夫斯基和公社检察长里果被俘后，高呼“公社万岁”的口号从容就义。公社委员费烈在法庭上控诉了反动派的滔天罪行，他正气凛然地说：“我是巴黎公社的委员，现在落在征服者的手里，他们要我的头，让他们拿去吧！我决不会忍辱贪生。我已经自由地活过，也要自由地死去。”

巴黎公社失败的原因，从主观上说，是由于当时法国工人阶级在政治上还不成熟，因而使公社在政治上、经济上和军事上犯了一系列致命的错误。3月18日革命后，公社没有乘胜向凡尔赛反革命巢穴进军，消灭已濒于瓦解的梯也尔政府反动军队。公社对资产阶级反革命活动的镇压不够坚决，甚至没有取缔在巴黎出版的反革命报刊。在同凡尔赛的战争中，公社缺乏统一的军事指挥中心，并错误地采取了消极防御的战略。公社没有没收法兰西银行以加强自己的经济实力，并利用它对凡尔赛政府施加政治压力。公社对团结农民的重要性认识不足，未能建立工农之间的联盟。此外，在公社委员会内部，忽视必要的集中，始终没有形成一个有权威的领导核心，在宗派斗争上浪费了不少时间和精力，从而削弱了革命的力量。但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还在于，当时法国的无产阶级还缺乏取得革命胜利的客观历史条件。70年代初的法国，尚处于资本主义的“青年时代”，小生产仍占绝对的优势，经济发展的状况还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因而，公社革命所要消灭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还有其存在的历史依据。

巴黎公社虽然失败了，但它的伟大历史意义永远不可磨灭。巴黎公社是推翻资产阶级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第一次偿试，为后来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巴黎公社就是工人阶级夺取政权。马克思在总结它的经验时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因为，奴役他们的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所以，工人阶级“掌握政权的第一个条件是改造传统的国家工作机器，把它作为阶级统治的工具消灭掉。”这是巴黎公社最主要的经验。巴黎公社还提供了在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后，用真正民主的无产阶级新型国家来取代它的初步经验。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结果，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这也就是无产阶级专政。如果说巴黎公社在镇压资产阶级及其反动政府方面做得不够坚决，留下了沉痛的教训；那么它在实行无产阶级的真正民主方面所进行的大胆实验，却留下了十分宝贵的经验。公社实行的民主选举制以及保证选民享有真正的监督权、罢免权和取消高级官员的高薪制等措施，是防止公职人员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宰的有效措施和伟大创举。公社还创造了立法和行政合一的新的国家形式。它有利于克服资产阶级议会的弊端，使发表意见和进行讨论的自由不致流于形式乃至欺骗，值得借鉴。但因没有实行权力的划分，难以收互相监督、互相制约之效；一个机构既管立法又兼行政，也有无法兼顾之弊。公社实行的有利于工人阶级的措施和具有明显社会主义倾向的法令，也为利用国家政权排除资本主义，组织社会主义生产，使劳动者在经济上获得解放，提供了有益的经验。

巴黎公社是19世纪初期以来的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的高峰和总结，同时它也使工人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及其国家的斗争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它吸收和归纳了历次工人斗争的经验与成果，从以往的共和要求、普选运动以及1848年提出的建立“社会共和国”的主张，发展到夺取政权，打碎旧的国家机器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成为19世纪最伟大的社会革命，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是，正如马克思所说，巴黎公社“不过是在特殊条件下的一个城市的起义，而且公社中的大多数人根本不是社会主义者，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者。”因而它既不可能取得胜利，也不可能阻止当时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但公社在国际工人运动和社会主义运动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它必将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发生深远的影响。

第五章　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世界市场的形成

19世纪中叶是资本主义在全世界大发展的时期。首先，在这个时期，汹涌澎湃的民族统一运动、改革运动和革命运动的浪潮席卷欧洲和北美洲，资产阶级从此掌握了政权。这大大加速了这些国家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并且导致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确立。日本明治维新也是一次资产阶级性质的革命，在革命后，日本也向着发展资本主义的目标迈进。其次，在这个时期，西欧资本主义势力入侵亚洲、非洲及拉丁美洲诸国，把这些国家纳入资本主义轨道，把它们变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在这个入侵活动中，英国走在了最前面。这主要是因为英国是最早发生工业革命的国家，到19世纪中叶，它已经发展成为“世界工厂”，它的工业产品在世界大多数国家畅销无阻；再就是因为英国在西欧列强中拥有的殖民地最多，它的殖民地遍及东、西半球，有“日不落国”之称。可以说，这时期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亚、非、拉美诸国在不同程度上均成为英国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地。

第一节　欧美的民族民主运动·改革运动

一、英国1824—1867年的改革

19世纪初英国的济经状况拿破仑战争结束后，持续了20多年（1792—1815）的全欧洲范围的战争停止了。英国得以把注意力重新投入到国内事务上。这时，由于英国在维也纳会议上又攫取了大量殖民地，这给它的工商业发展又带来很大好处。所以在1815年以后的一段时期，英国的经济突飞猛进地向前发展，从18世纪后半期开始的工业革命，这时已经扩大到英国几乎一切生产部门。不仅纺织业等轻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机械化的过程迅速发展，而且采煤、冶金等重工业部门也飞快地增长。由于蒸汽机和第一批铁路的出现，对金属和煤的需要量越来越大，这就刺激了重工业部门的发展。

1814年史蒂芬逊建造了第一个火车头，接着在1815—1818年间又建造了一些新型的机车。第一条铁路建成于1825年，这是从斯托克顿到达林顿的全长40公里的铁路。1829年，在经济上具有更重要意义的从曼彻斯特到利物浦的全长48公里的铁路线通车。本来在19世纪头几年，在一些工厂和矿山中，已建造了一些简便的轨道，由马拉的带轮子的车辆在上面行驶。火车发明以后，运输速度和运输量都大大提高了，这对当时的生产发展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农业的改造，也发展到一个新阶段。19世纪初，经“清洗领地”阶段，从15世纪末开始的圈地运动至此彻底完成。在1815年以后，仅剩下的为数不多的自耕农，作为一个阶级最后完全消失，英国的农业完全纳入了资本主义的轨道。

但是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矛盾表现之一的生产过剩危机，在19世纪初的英国也开始出现。最初，1815年和1819年的危机还具有局部性质，而到1825年的危机时，已成了第一次全面的周期性的危机了。

在经济危机期间，英国各生产部门都受到很大的打击。包括纺织工业和冶金业在内的生产和销售，都大幅度降低。

同时，英国的经济具有较大的对外国市场的依赖性，特别是纺织业的产品，绝大部分都是输往国外市场销售的。但是自从拿破仑战争时期法国实行“大陆封锁”、英国实行反封锁政策以后，当时各个国家都不得不发展自己的生产，所以到这时，对英国产品的需要量相对减少。这也是导致英国生产过剩危机的一个因素。

托利党专权·“彼得卢屠杀”19世纪初，在英国的政治舞台上，托利党独揽大权，土地贵族实行只有利于他们的政策，使广大人民，包括工业资产阶级在内，都处于无权地位。特别是下层群众，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由于几次生产过剩危机，生活急剧恶化。1815年英国政府又颁布了谷物法，规定只有当国内市场上的粮价达到80先令1夸脱时，才准许国外的粮食输入英国。这样就使国内粮价一直保持在很高的水平上，不但普通人民的生活状况更加恶化，而且也大大损害了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因为粮价高涨，势必使资产阶级提高付给工人的工资。同时，由于英国提高了粮食入口的关税，某些农业国为了报复，也提高了对英国的工业品的进口关税，妨害了英国资产阶级向外国出口工业产品。

这时正是英国工业革命继续发展时期，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无产阶级的人数也日益增长。无产阶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经济剥削、政治压迫都集中在他们身上，这引起了无产阶级的不断反抗。原来在工业革命开始时期的“卢得运动”又一度复活。1816年在英国东部许多郡中都发生工人捣毁机器的事件。在勒波罗地区，工人捣毁了50多台机器。不过，这是英国“卢得运动”的最后余波，以后，这一运动就消沉下去，让位于工人运动更高的斗争形式。在三四十年代，越来越多的工人走上了组织工会、进行罢工斗争的道路。1820年纺纱工和织布工组成了全国性的总工会，造纸工人联盟和铸工联盟也出现了。

失业工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也积极行动起来。1817年，曼彻斯特的失业工人组织了向伦敦的进军。他们打算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他们在行进途中，像士兵一样背着折叠起来的毛毯，所以这次运动又称“负毯者进军”。

面对风起云涌的群众运动，托利党政府惶惶不安。1812年，利物浦勋爵即着手镇压群众运动。1817年1月28日，摄政王乔治在从议会回家途中遭到群众辱骂和投掷石头，利物浦勋爵政府就以此为借口，要求停止实行人身保护法。在议会讨论这一提案时，辉格党反对派领导人格雷勋爵和罗素勋爵表示反对。同时，许多城市都举行群众大会，反对政府这一行动，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要求维护宪法。但是，在下院讨论这一议案时，以托利党占多数的议员以165票对105票通过了暂停人身保护法。政府根据这一决议，立即禁止一切集会，如不遵守，则判处死刑。许多进步团体和进步人士受到迫害。

但是群众运动在短暂消沉之后，到1819年又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里兹等城市中兴起。1819年8月16日，在曼彻斯特的彼得广场，约8万名工人、手工业者等集会。与会者高举旗帜，要求取消谷物法，实行普选权，给人民以自由。但当大会的主要发言人汉特刚走上讲台发言时，一队早已准备好了的警察和骠骑兵冲向群众，他们用马刀砍死了11人，砍伤数百人。这次在彼得广场上血腥的镇压，被称为“彼得卢屠杀”，因为屠杀群众的士兵是参加反拿破仑时的滑铁卢战役的团队；他们对待手无寸铁的平民，就像在战场上对待敌人一样。“彼得卢屠杀”之后，政府又颁布了一些被称之为“堵嘴法令”的法令，禁止不经政府批准的集会，对报刊规定了很高的税率，使民主派报纸无法出版。

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1819年的生产过剩危机过后，1820年英国的经济开始回升。那些脱离了西班牙统治的拉丁美洲各国，成了英国商品的外销市场。在英国经济状况好转的同时，在政治领域，有一些统治阶层的人感觉到应该给工业资产阶级以适当的照顾。除了辉格党之外，在托利党中的一些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如乔治·康宁等，也认为应该实施一些改革措施，以争得势力日益壮大的资产阶级的支持。

托利党中的保守分子，当时的外交大臣卡斯尔雷在1822年去世，首相利物浦延揽了乔治·康宁以及罗伯特·庇尔等一些自由主义托利党人入阁。这届内阁在1824年颁布了取消1800年的反结社法令，给人民以组织工会和社团的自由。虽然，在1825年又公布了一个条例，不准强迫其他不自愿罢工的人参加罢工，但从此之后，组织工会已属合法，新的工会纷纷成立。

1826年，政府又对谷物法进行修正，规定英国国内粮食价格每夸脱高达66先令以上时，即可进口粮食。这一措施，多少能使粮价保持在不致过高的水平上，同时也有利于资产阶级同外国的贸易来往。

但是这些微小的改革和局部措施，已不足以消除群众的不满。何况，从1825年起又发生更大的生产过剩危机。许多生产部门生产缩减，随之而来的是工资降低，失业人数增长。国王乔治四世在1826年议会开会致词中也不得不承认：到处都是贫困！

20年代末，工人运动在许多地区如约克郡、兰开夏郡等地重新高涨起来。这时工人运动的一个特点是越来越具有政治倾向。大多数工人已逐渐认识到，要改善他们的生活状况，不能只局限于经济要求，而要进行政治斗争。如以威廉·洛维特为首的一批工人在他们的“全国联盟”所创办的《贫民卫士》报上就提出了议会改革，实行普选权，秘密投票等主张。未来的宪章派领导人奥布莱恩也经常为该报撰稿。

工人运动在城市重新高涨之际，农村中也不断发生农民的骚动。农业工人、农村手工业者和一些由于农业生产危机遭到破产的小农场主都参加了农民骚动。农民骚动开始于肯特郡，然后蔓延到英国南部及东南部各郡。骚动者捣毁打谷机，因为打谷机的使用使许多农业工人找不到工作，同时他们还焚烧地主的庄园和粮仓。农民还向各地发信件，申诉他们的痛苦，表示他们的斗争决心。信的末尾署名为“斯文上尉”，所以这个运动又被称为“斯文运动”。“斯文”一词在英文中原意为秋千，又有绞索的意思。农民所以这样自称，是为了表示他们或者受苦受难，死于贫困，或者参加反抗斗争，宁愿上绞刑架。

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城乡劳动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日益走向政治斗争的道路，促使激进民主派更加急迫地要求议会改革。

早在反法战争结束之后，在英国国内就已成立了一些要求议会改革的团体。其中著名的有“汉普顿俱乐部”，这一名称来源于17世纪革命时下院的反对派著名领导人汉普顿。该俱乐部的主要领导人物是卡特莱特。它的成员除了资产阶级，还有中等阶层人士及手工工人。它的口号是争取扩大议会选举权，平等划分选区，议会任期一年等。

除了汉普顿俱乐部外，在英国同时还成立了其他一些俱乐部。在这些俱乐部和主张议会改革的人当中，有些人态度温和，如边沁等人，他们从契约论的国家学说出发，认为国家是由于人们缔结协约而产生的，现在国家只保护土地贵族的权益，而丢掉了对社会其他阶层的义务，所以应该扩大议会选举权，以便使更广大的人民都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这派人还主张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以发展工商业。

在议会改革运动中，另有一些比较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如理查·卡莱尔、亨利·汉特等，特别是威廉·柯伯特影响更大。柯伯特认为，国家的财富都是由下层劳动群众创造的。他要求地主应该把土地归还农民。同时，他认为国家政权被一小撮人掌握，因而应该实行议会改革，给人民以选举权，使人民有决定国家政策的权力。

柯伯特、汉特、卡莱尔等激进民主主义者受到英国17世纪的平等派和18世纪末民主派的思想及18世纪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影响，但是他们把理想的政治溯源于古代，而他们的斗争是为了恢复“昔日正义事业”，希望恢复英国人民以前所享有的权利。

激进民主人士在英国各地周游、召集会议，号召进行议会改革，并向议会递交请愿书。同时，他们还出版报纸，宣传他们的观点，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卡莱尔的《共和党人》报和柯伯特的《每周政治指南》。1816年，柯伯特出版了他的报纸的廉价版，发行量达数万份，远远超过了当时一般的报纸，影响甚大。

在要求议会改革的运动遍及全国各地并日益高涨的大环境下，1830年1月，由托马斯·阿特武德领导的一个激进民主主义团体在伯明翰举行大会，成立“保卫社会权利政治联盟”，提出要求社会中、下等阶层应享有议会的平等代表权的纲领，并主张用递交请愿书的和平方式来达到这一目的。这个联盟成立之后，其他城市纷纷仿效。在伦敦，1830年3月成立了以普莱斯为首的“首都政治联盟”，他们与伯明翰的“保卫社会权利政治联盟”保持密切联系，共同进行争取议会改革的斗争。这些政治联盟的成立，对鼓动和团结广大人民群众进行争取议会改革运动的开展起了很大作用。参加这一运动的，不仅有社会中、下层人民，而且许多工业资产阶级也积极参加。在英国国内的政治生活中，造成了很大的声势。在此期间，西班牙发生的革命（1820年）、希腊革命（1821年）和比利时发生的革命（1830年），都在英国国内引起广泛的同情。特别是1830年法国七月革命，在整个欧洲产生了强烈反响，有力地推动了英国国内的改革运动。面对这种局势，辉格党领导人考虑到，如果把议会改革列入自己的纲领中，在1832年进行的下届议会改选时，可能有助于战胜托利党。于是，辉格党领导人格雷伯爵也宣布主张选举改革。他在1830年11月向下院的演说中说：在地平线上正集结着乌云，暴风雨就要来了。只有赶紧进行议会改革，才能避免这次风暴的袭击。

1832年国会改革当要求议会改革的浪潮席卷全国的时候，内阁首脑惠灵顿公爵却固执地反对一切关于改革的建议。他表示，英国的议会制是世界上最完美的制度。他的讲话引起群众激烈的抗议。惠灵顿公爵倒台后，国王乔治四世任命主张改革的辉格党领导人格雷勋爵组阁。格雷一面派军队镇压工人的罢工和农村的骚动，一面向议会提出改革方案，以缓和国内的强烈不满情绪。但是改革法案提出后，在1831年4月和10月先后被上院所否决。议案在1831年12月第三次提出时，又遭到上院的阻挠。这时全国群情激愤，特别是不列斯托尔等地，群众骚动更为强烈。以乔治四世为首的当权者惶恐万状，决定让步。1832年6月，改革法案终于获得通过。

1832年议会改革法案规定：降低选举资格，城市的居民凡年收入在10镑以上的房户主和年租在10镑以上的房客都有选举权；农村中的选举资格是年收入在10镑以上的土地所有者和年收入在50镑以上的租地农业家也取得了选举权。同时取消了56个人口不到2000人的“衰败选区”以及这些选区原有的111个代表名额。将32个小的选举城镇的代表名额各减少1名。对143个代表名额重新作了调整。增加了在工业革命过程中新兴起的大城市如曼彻斯特、伯明翰、里兹等的代表名额。

1832年的议会改革，使工业资产阶级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它带来了适应于工业革命以后所发生了的社会变动，刷新了政治制度。在1688年“光荣革命”以后，只有金融资产阶级参加了政权，现在工业资产阶级也成为统治阶级的一部分了。但是在争取议会改革斗争中出力最大的工人阶级却被排除在选举权利之外，他们照旧处于无权的地位。

工业革命的完成19世纪中叶是英国近代历史上的重要时期。这时，英国已完成了工业革命，正处在它的资本主义的成熟时期。虽然也发生过1857年和1866年的经济危机，但不论在时间上或规模上，都远不如三四十年代时危机的长久和严重。在各个工业部门，生产都在迅猛发展，生产技术也不断提高。除了原来发达的轻工业之外，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业也发展起来。英国成了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号称“世界工厂”。从1850年到1870年，英国的纺织厂从1932个增加到2483个；机器纺锭达到3000万个，比美国或法国多4倍；羊毛工厂从1998个增加到2579个。从产量来看，1848年的生铁产量为200万吨，1870年时已增长到600万吨；原煤1855年时产量为6150万吨，到1864年增长到9200万吨，铁和煤的产量都占全世界总产量的一半。特别是廉价的、大批生产的钢，已逐渐取代铸铁和锻铁。

在交通运输业方面，由于铁路和汽船的广泛应用，也有了很大发展。到19世纪中叶时，英国的铁路网的总长度达到10600公里，路轨已采用钢材，负荷量更重。在水上运输方面，50年代时，英国有汽船1000艘，到了60年代已达到5000艘左右，造船的材料也已用金属代替木材。当时英国拥有的汽船数占全世界的一半。汽船运输对英国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因为英国的海外贸易在整个英国经济生活中具有重要意义。不过，直到19世纪中叶，在英国的水上运输中，帆船仍然比汽船多。

19世纪中叶英国的对外贸易19世纪中叶，世界各个地区基本上都已卷入到资本主义的商品关系之中。因此，在世界贸易中占垄断地位的英国，获得了比其他国家更多的利润。据统计，1850—1870年的20年中，英国的进出口贸易额增加了约2倍。英国的贸易额在世界总贸易额中占很大的比重，1850年世界贸易总值为145亿马克，而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就达52亿马克。到1870年，世界贸易总值增长到374亿马克，英国及其殖民地的贸易额增长至140亿马克。

在英国的对外贸易中，输出品多为工业制成品，如棉织品，1850年输出总值2800万镑，1870年输出7100万镑，占英国对外输出品数额的第一位。毛织品的出口也有大幅度的增长。特别是钢铁和煤的输出额增长更大。在机器制造业方面，英国在全世界居领先地位，它的机器出口额也居世界第一位。1850年英国输出的机器总值约100万镑，到1870年时增加到530万镑。

作为“世界工厂”并在世界贸易中占垄断地位的英国，使许多国家在经济上都从属于它。即使是美国，在南北战争之前，在经济上实际也是英国的半殖民地。

英国之所以在19世纪中叶在经济上迅速发展并超过其他国家，是由于下列一些原因：英国最先完成了工业革命，在生产技术上利用机器和蒸汽作动力进行产生的英国，当然可以轻而易举地超过那些继续使用手工劳动的其他国家。同时，当英国工业迅速发展起来的时候，正是全世界资本卷入资本主义商品关系中的时候，这大大便利了英国在全世界推销它的产品，同时掠夺别的国家和地区的原料，加之在交通运输方面，英国依靠其迅速发展起来的铁路和汽船，使它的商品流通比任何国家都快。有些国家在海外运输上，还得借助于英国的交通工具。另外，19世纪中叶，英国已占有了印度、加拿大、纽芬兰、澳大利亚、新西兰、锡兰、南非开普敦等广大的殖民地，当时英国殖民地的面积达1100万平方公里，人口达1.5亿人。这些殖民地成了英国廉价的原料供应地和商品市场。

英国之成为“世界工厂”及它在世界贸易中所占的垄断地位，意味着这时已经形成了以英国为中心的世界市场。而世界市场的形成，又意味着世界地区经济联系的进一步加强。可以说，19世纪中叶世界市场的形成，是向世界连结成一个整体的目标迈进的第三步。

自由贸易的实现与工业上的垄断地位相适应，英国在19世纪中叶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过去，英国长期以来实行的是重商主义政策。17世纪50、60年代开始实行的“航海条例”、“列举商品法”、“主要商品法”以及1815年开始颁行的“谷物法”都体现了重商主义政策。这个政策是完全为英国大商人、大船主及大地主的利益服务的，局部地也是为了保护英国的工业（如“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但是到19世纪20、30年代以后，伴随着工业革命的发展，工业资产阶级的社会经济力量愈益强大，于是上述重商主义政策就越来越不适应新兴工业资产阶级的要求了。先以“航海条例”来说，根据这个条例，垄断航运业的英国大商人、船主可以任意抬高进口原料的价格，这自然不利于工业资本家。“列举商品法”及“主要商品法”的主要目的是使北美殖民地成为英国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及商品倾销市场，这对17、18世纪的英国的幼稚的工业来说，是起了保护作用的。但是到19世纪前半期，强大的英国工业已经不需要国家来保护了，相反地，这个政策只能阻碍商品的自由流通，因而不利于英国工业的发展。如前所述“谷物法”对于英国工业资产阶级也很不利。因此，1832年议会改革后，上台掌权的工业资产阶级的代表们便开始了争取废除上述一系列重商主义法律的斗争。到1846年终于迫使议会废除了“谷物法”。“航海条例”也在1849年被取消了。此外，在1846—1849年间，议会又取消了200种左右的商品进口税。这些措施意味着自由贸易的实现。

英国不但在本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而且也要求外国实行这个政策，以利于英国的商品畅销世界。而强迫外国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是与其炮舰政策分不开的，即英国统治集团不惜发动侵略战争打开外国的大门。如1840年对中国发动的鸦片战争，1854年参加克里木战争，1856年发动对中国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等等，都是这一政策的体现。

自由贸易政策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实际上是极不平等。因为，英国的廉价商品会挤垮工业落后国家的商品。英国推行的自由贸易，只能加速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和地区的手工业者及农民的破产，摧残它们的民族工业。

19世纪中叶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19世纪中叶，英国成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富国。然而巨额财富主要都落到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手中。占全国人口不到2%的地主、金融资产阶级和上层工业资产阶级，占有国民收入的36.5%，而占人口80%以上的劳动群众，却只占国民收入的40%。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1863年在下院发言时也承认：“财富和威力的惊人增长，完全只限于有产阶级。”在英国的工商业和财富急速增长的同时，穷人的数目不但未减少，反而增加了。据统计，1855年穷人数目为851369人，而1856年就增长到877767人，以后逐年增加，到1863年时达到1097382人。1866年经济危机到来时，穷人的数目更大大地增加了。

在社会各阶层中，工人的生活状况格外困苦，特别是女工和童工，受到残酷的剥削，物质上、精神上都处于悲惨的境地。工人群众的工资待遇，并未由于生产的发展而提高，而是降低了。1857年经济危机期间，造船、冶金、煤矿中的工人工资降低了15—20%；1866—1867年经济危机期间，很多部门的工人工资降低了10—20%。而大批的失业工人，更是流离失所，走投无路。1858年在纺织工业的中心城市曼彻斯特，有22%的工人失业，在冶金工业中心城市舍菲尔德，大约1/2工人完全失业或部分失业。

50—60年代的英国工人运动宪章运动失败后，引起工人运动的社会条件仍然存在，即生活困苦、工资低、失业增加，加上政治上的无权地位，所以工人运动仍旧以不同的方式进行。在50—60年代，工人运动有以下三种第一种是一批工人组织的所谓“新模范”工会。它以1851年威廉·牛通和威廉·阿兰建立的“混合机器工人协会”为开端，以后其他工会纷纷仿效。这种“新模范”工会的特点是：在组织上具有狭隘的行会习气，它只以行业系统来组织全国性工会，只限于工资较高的熟练工人才能参加，会费较高。设有全国性的领导机构，实行集中领导，它的指导思想已不再是把改造社会作为自己的目的，而只是在于经济互助。它有一种理论，即认为：劳动力价值受供求法则支配，所以要限制劳动力的供应，以保持他们的就业机会和高工资。有一个工会的领导人对此曾说过：“当缺乏鸡蛋的时候，鸡蛋是珍贵的，当缺乏工人的时候，工人是高贵的”。在这些工会中，最有影响的少数人形成的一个集团，被人称为“金塔（Ju-nta），意为小集团。”

第二种是以合作运动为主要形式。合作运动由1843年成立的所谓“罗奇德尔先锋”首开其端，这是在罗奇德尔城兴办的一个工人合作社，它按照工人购买物品的数量来分配红利。随后，其他各地纷纷仿效，到60年代，英国共有454个这类合作社。

第三种是以互助会为主要形式。地方性的互助会早已存在，但在19世纪中叶，全国性的互助会也迅速发展起来。这些互助会活动范围狭窄，它们各立门户，互不团结，只关心本身的利益，而置整个工人阶级的根本利益于不顾。

上述情况使工人阶级内部呈现出一种四分五裂、错综复杂的关系。19世纪中叶发生的几次国际事件，在工人阶级内部引起不同反响，促使工人内部的分歧更加扩大。原来在1815年拿破仑战争结束后的几十年之间，英国工人阶级对欧洲其他国家的革命运动和无产阶级解放运动一般都是支持的。但是在1854年英国参加克里木战争后，一部分工人跟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如科布登、布莱特等人反对战争，因为这部分资产阶级害怕战争妨碍他们的对外贸易。但是另一部分工人则拥护对沙皇政府进行战争，因为沙俄是镇压波兰人民和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对于1857年的“印度叛乱”——士兵起义，以琼斯为首的一批工人为印度的士兵起义辩护，但是更多的工人受到资产阶级报刊的影响，主张镇压起义的印度士兵，即使一向主张和平的布莱特也主张用武力镇压起义者。

19世纪中叶，英国工人运动的主要特点之一是，工人运动的主要领导权被工人阶级上层熟练工人所掌握。这部分工人待遇较高，他们不主张进行激烈的阶级斗争。英国全国的工会，也主要由这部分高薪熟练工人所组成。当时英国全国共有工人800万人，但熟练工人阶层的人数不到150万人。参加到工会中的工人在60年代时还不到工人总人数的1/10。这时的工会收取的会费很高，非一般贫苦工人所能问津。这样的工会被称之为“老工联”，以别于19世纪末成立的以非熟练工人为主体的“新工联”。

在上述工会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是阶级妥协和经济主义，他们只着眼于提高工资，加强互助，救援失业工人和生病工人等。这些工会的领导人所提出的口号是：“诚实的劳动，合理的工资”、“防御而不是进攻”。他们认为，工人同资本家的利益是一致的，号召工人与资本家合作共同搞好生产。“老工联”中有些领导人，在几十年中一直身居工会的高等职位，渐渐官僚化，脱离了工人群众，在工人组织中也渐渐形成了一个集中的官僚核心。

第一国际与全国职工联合会工人阶级的基层群众不满上层分子小集团的行为，便另组织了一些工会，并发动罢工。在罢工过程中，工人们感到有进一步联合起来的必要，于是在木工、矿工、纺织工中先后成立了职工联合会。在伦敦和另外一些城市还成立了工会会议。伦敦的工会会议出版了报纸《蜂窝》，它的编辑是乔治·波特。《蜂窝》报反对“金塔”工会官僚小集团，主张建立全国性的职工联合会。终于在1868年，全国职工联合会在曼彻斯特建立了，当时拥有会员11.8万人。

1864年9月第一国际在伦敦成立时，英国工人积极参加，许多职工联合会都加入了第一国际。1869年时，英国的第一国际会员有9.5万人。但是许多职工联合会领导人与马克思和总委员会的意见不一致，他们也反对支持1871年的巴黎公社。后来除了厄普加特等少数人之外，大多数领导人都退出了总委员会。

当1861—1865年美国内战时期，英国政府支持美国南方的奴隶主，干涉美国内战，英国工人阶级在第一国际的号召下，激烈抗议政府干涉美国内战的企图。另外在60年代，英国在酝酿和进行第二次选举改革的时候，英国工人阶级也积极参加。不过，有的工会领导人追随资产阶级激进派，没有提出自己独立的改革纲领。

总的来看，在这个时期，英国在生产技术上居世界首位，在资本主义关系方面，也最为成熟。客观条件对社会主义运动更为有利，但是英国的工人运动却相对落后，自从宪章运动失败后，再未出现过大规模的工人运动，更没有形成工人阶级的革命政党。

议会与两党制这一时期适逢维多利亚女王在位（1837—1901年），她力图在政治上发挥重大影响，女王的丈夫阿尔伯特亲王也想在政治上有所作为。但是这时的英国立宪君主制进一步发展，国王的地位虽然名义上很重要，但实际上仍是“统而不治”。真正的实权仍然掌握在议会和由议会多数党所组成的内阁手中。外交大臣巴麦尊因为在制订外交政策中，未考虑女王的意见，而引起女王的不满，但她也无可奈何。她的丈夫阿尔伯特虽一再努力，但是除了争得一项权利——女王同大臣谈话时他可以旁听之外，无任何别的实际权力。

在议会里，虽然经过1832年的改革，但由于改革很不彻底，土地贵族仍旧在议会里有很大势力。不过，工业资产阶级在议会中的势力，也不断增长。

在议会里，存在着两党制。1832年改革后的年代里，托利党和辉格党分别改名为保守党和自由党。这两个党仍然交替地操纵着英国的政治。保守党仍然代表土地贵族特别是大农场主的利益，但50—60年代时，与殖民地的商业有关系的大船主和大商业资产阶级也和他们联系在一起。在庇尔之后，狄斯累利成为保守党的领袖，他鼓吹“新托利主义”或“小托利主义”。但50—60年代，保守党的统治不能再长久维持，自由党已站到了首要地位。

自由党在50—60年代时，已不仅代表大地主和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而且也部分地代表工商业资产阶级的利益。巴麦尊是自由党的著名领袖，曾16次当选为议会议员，多次成为内阁成员。他善于玩弄花言巧语，反对改革，是资产阶级理想中的一个政治家。在巴麦尊死后，格莱斯顿成为自由党的主要领导人。

除了上述两个交替掌握实权的大党之外，还成立了一些小党。其中一个是“自由贸易促进党”。这个党代表了曼彻斯特一部分纺织工厂主的利益，他们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展开活动，其著名的领导人为里查德·科布登和约翰·布莱特。他们的主要政治主张是：廉价政府，减少关税，自由贸易。在托利党中，有一些主张贸易自由的所谓庇尔派也与他们联合，形成了所谓“大自由党”。这些小的政治集团，在政治上势力不大，不能影响两个大党操纵国家政治的基本格局。而工业资产阶级在1832年议会改革后，虽然参加到政权中去了，但经过宪章运动的震撼之后，他们宁愿保持从18世纪就已逐渐形成的两党制，并且容忍两个党中的实权都操纵在少数名门贵族手中。

在两党交替执政的过程中，19世纪前半期保守党占优势，50—60年代则由自由党长期执政。在1848—1868年20年之间，自由党执政16年。即使在自由党在野的4年中，虽然由保守党执政，但事实上也执行了本质上和自由党相似的政策，如废除谷物法，推行1867年的议会改革等。这是因为，在19世纪中叶，英国的经济发展非常迅速，资产阶级的经济力量非常强大，正处于欣欣向荣之际，加上工人阶级在宪章运动以后处于衰落和分裂状态中，在工人内部改良主义、“经济主义”思想盛行，不足以构成对资产阶级的威胁，所以资产阶级宁愿采取自由放任的改革。这时英国的国家机器也比较薄弱，资产阶级的民主、自由保障较多，是全世界少数政治上比较民主自由的国家之一。

1867年的选举改革1832年议会改革后，选举权仍然受到很大的限制，广大的中、下层人民迫切要求进行一次新的议会改革。在这种形势下，自由党为了扩大自己的影响，拉拢选民，便表示主张新的议会改革。但是保守党却坚持反对改革，因为如果扩大选举权，可能会使他们丧失议会中的席位。这使他们在群众中的声誉日益低下。保守党内一部分人为了挽救保守党的政治颓势和声誉，也表示准备实行改革，扩大选民范围。然而保守党内的一些右翼分子却坚决反对这样的主张。

19世纪60年代初，在英国展开了争取第二次选举改革的广泛的群众运动。其中主要有两股力量，即：在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科布登和布莱特领导下建立的“全国改革联盟”与由英国职工联合会和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领导的争取改革的运动。以上两股力量，以第二种力量的作用较大，实际上它在这次议会改革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在强大的争取选举改革的群众运动面前，自由党为了把运动控制在自己手中，就决定与资产阶级激进派进行联合。1866年，自由党的领袖格莱斯顿与布莱特的激进派缔结了联盟，并拟定了新的选举改革方案，由格莱斯顿于送交议会。但是议会里的保守党议员反对这个改革方案，方案被否决了。格莱斯顿被迫辞职，由保守党的德比勋爵代其组阁。

改革方案被否决的消息传出以后，在全国产生了强烈反响。许多地区都展开争取改革的斗争，群众到处举行集会。7月23日，在伦敦的海德公园举行群众大会时，遭到政府禁止，但群众将铁栅栏拆毁，冲进了公园，要求立即实行改革。在其他城市，如爱丁堡、曼彻斯特、利物浦、格拉斯哥等地都召开了群众大会，参加这些大会的群众总数达20万人左右。到1867年春，争取议会改革的运动进一步高涨，规模最大的一次是1867年5月6日在海德公园举行的大会，参加这次大会的群众达20万人。

在工人和其他阶层劳动群众运动不断高涨的形势下，保守党内阁为了保持自己岌岌可危的地位并争取在下届议会选举中不致失去议会多数，不得不表示支持议会改革，并着手拟定改革方案。

1867年7月15日，议会下院通过了第二次议会改革方案，起初保守党内有些贵族还表示反对，但德比内阁以总辞职相威胁。如果德比辞职，则自由党将取而代之。这样，上院的一些贵族才不得不表示同意，批准了改革方案。1867年8月15日，改革方案成为法律。

这一改革方案规定，在城镇，选举权应给予每一房主和租户，也给予支付租金每年不少于10镑和居住不少于一年的房客。在各郡，选票给予从私产或承担租金中每年所得不少于5镑的人。短期租户如有12镑收入，也可获得选举权。另有46个“衰败选区”被取消，所空余出来的席位，分配给各大城市。选民的总数从135万人增加到225万人，但是妇女仍无选举权。

1867年的议会改革是继1832年以后，废除“衰败选区”的第二阶段，它完成了工业资产阶级争取参加政权的斗争。贵族地主的势力进一步降低了，在“衰败选区”被取消后，贵族地主不能够再随心所欲地选送代表到下院去了，资产阶级在下议院的地位进一步得到加强。不过，直到这时，英国仍然只有1/2的成年男子享有选举权，工人中只有高工资的熟练工人才获得选举权。劳动群众长期以来为之奋斗的普选权仍远未实现。

二、俾斯麦与德国的统一

统一运动的政治经济背景1848年革命失败后，“德意志邦联”又复活了，邦联议会虽然是一个有名无实的中央政府，但是它却成为反动派压制人民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工具。德意志仍旧是大小邦林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各邦君主纷纷取消了革命期间颁布的宪法，恢复了革命前的专制统治。奥地利皇帝宣布1849年宪法作废。在普鲁士，容克贵族仍旧控制政府、军队和法院，恢复了书刊检查制度，并且把学校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

这次革命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普鲁士的统治集团在革命的震撼下，感到有必要在政治上作一些调整，以缓和下面的情绪，因此，国王在1848年和1850年前后颁布两部宪法，成立两院制议会，上院议员由国王任命，下院议员通过选举产生。但是，由于实行三级选举制，下院落到大资产阶级和容克的控制之下。而且，下院权力受到很大的限制，它只有表决法案及预算案的权力，而且上院权力很大，如果上院反对，下院所通过的法案都归于无效。国王享有统治国家的“神圣的权利”，他是军队、教会和文官的首脑，他有否决议会立法的绝对权力。内阁大臣向国王负责，他们可以向议会提出法案。因此，在实行宪法后，普鲁士不过是一个用议会装璜起来的专制国家。实行宪法并不能改变普鲁士国家的反动本质。

然而，德意志的经济有了长足的发展。在50—60年代，全德出现了工业建设的热潮，大规模的工厂一个一个地建立起来。爱森的克虏伯钢铁公司及柏林的波西格机车工厂在1860年就已闻名世界了。基础工业，如煤铁工业和纺织工业的发展，由于铁路网的扩大而加速。1846年全德生产煤320万吨，到1860年增至1230万吨，1871年又上升到2940万吨，为法国和比利时产量之和。全德生产的铁，1850年为52.9万吨，1875年增至200万吨。

这个时期，德意志工业之所以得到这样大的发展，是因为：第一，1848年革命失败后，解放农奴的过程加速（详情见后），从而增加了人口的流动，为工业提供了更丰富的自由劳动力。第二，工业投资增加了，向工业投资的既有外国人，也有本国的合股银行。

值得注意的是，在全德范围内，普鲁士的工业走在最前面，普鲁士的鲁尔、西里西亚及萨尔等地区的工业居全德首位。

普鲁士工业发展有两个特点：第一，政府直接插手工业生产，它独占了萨尔布鲁坎及西里西亚的煤炭生产，政府成为全德最大的煤炭生产者，由政府向各个工业企业提供燃料，这就加强了工业生产的计划性。第二，普鲁士的工业生产与军事工业的发展密切相联。普鲁士的总参谋部力图使工业发展为军事服务，普鲁士的铁路网都是按战略上的需要修建的。鲁尔工厂之生产大炮，更是出于军事上的需要。

农业资本主义在德意志的发展特别引人注目。早在19世纪初，以普鲁士为首的许多邦已经对封建农奴制进行了初步的改革，废除了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农民赎免与土地有关的封建义务。1848年革命进一步加速了农奴制改革的步伐。1850年3月2日，普鲁士政府颁布了一个新的“调整地主和农民关系法”，降低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赎金额，允许农民通过出让部分土地的办法赎免封建义务。普鲁士政府还设立了土地银行，向农民贷款，这大大加快了农民赎免封建义务的进程。从1850年到1865年，普鲁士共有64万户农民办理了赎免手续。其他各邦也实行了改革，解放了农奴。

通过这种“自上而下”的改革，地主从农民手中掠夺了大量的赎金和土地。据统计，仅易北河以东地区的容克就攫取赎金10亿马克，土地11.3万摩尔根。另一方面，千百万农民摆脱了封建依附枷锁，获得了人身自由。这就使得许多大地主有可能改变土地经营方式，使用雇佣劳动力，采用机器生产。

下述情况也促进了普鲁士农业向资本主义过渡：德意志城市的发展和工业人口的增长，以及英国废除谷物法后进口粮食的增加，都刺激了国内外市场上的粮价上涨。在粮价上涨的刺激下，愈来愈多的容克地主把封建庄园经济改造为资本主义农场经济。有的地主还因地制宜，开办酿酒厂、面粉厂、制糖厂、锯木厂等农副产品加工业，少数富有的容克地主甚至投资于铁路建筑和证券交易。

这样，在德意志，在工业和农业中，资本主义都有了很大的发展。

统一运动的兴起资本主义愈发展，国家的分裂状态就愈难以令人忍受，资产阶级对此尤感切肤之痛。不同的邦有不同的国籍法，这大大限制了邦与邦之间人口的自由流动，从而使煤铁资源丰富的少数工业中心难以得到充足的劳动力供应；各邦不同的货币、不同的度量衡制度和不同的工商业法律阻碍着商品的流通；由于诸邦林立，缺乏集中而强大的国家政权去保护海外贸易；更重要的是，国家分裂阻碍德意志开拓海外市场，建立海外殖民地。因此，德意志资产阶级对于统一的要求是十分强烈的。当然，资产阶级在要求统一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要求政治改革，希望在政治上享有更大的自由。

广大人民也喁喁然希冀国家早日结束分裂局面，因为分裂不利于经济的发展，阻碍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而且小邦林立给人民生活带来种种不便，各邦之间的相互倾轧更使他们感到痛苦。

对于统一和自由的要求，到50年代末形成一个强大的运动。1859年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对于德意志人民是一个有力的推动。争取统一及政治自由的热情在消沉了十年之后重新昂扬起来。人们通过唱歌、射击、民族服装展览和体操表演等娱乐活动来表达内心对于统一及自由的渴望。1859年7月，图林根的民主派和普鲁士的自由派在集会上要求用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强大的中央政府去代替邦联议会。同年8月，一些邦的自由派领袖集会于爱森纳赫，发表一个呼吁书，号召成立一个政党，为统一而努力。同年9月，民族同盟成立，推选汉诺威的自由派领袖鲁道夫·翁·贝尼格森为第一任主席。这是第一个全德性的政治组织，它联合了德意志的自由派和激进派。参加同盟的，既有北部、中部的著名的政客，也有许多名流学者，如经济学家赫尔曼·舒尔兹·德利赤、历史学家亨利·翁·特列茨克和约翰·古斯塔夫·德洛伊森等。到1862年，同盟盟员已达到2.5万人。他们主要集中在北部及中部德意志。同盟在大多数邦都建立了组织。同盟的宗旨是支持普鲁士领导德国统一。

参加同盟的学者们从理论上论证由普鲁士领导国家统一的必要性。历史学家们认为历史展示了自由发展的历程，这个自由体现在国家及其制度之中，最后将在德意志的统一中得到最圆满的体现。他们相信历史本身就证明普鲁士注定要统治全德意志。德洛伊森在自己的著作中赞扬普鲁士，而极端仇视奥地利，并且看不起小邦，认为小邦是统一道路上的障碍。这些人虽然热烈地歌颂自由，但是又相信只有在一个像普鲁士这样强大的国家里才能实现自由，才能发展有价值的文化生活。有的学者为了统一宁愿牺牲立宪政府的自由主义理想。他们的口号是：“即使最强硬的普鲁士军事统治，也比小邦林立所造成的悲惨状态更好。”当然，也有一些自由派盟员一方面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普鲁士身上，另一方面也相信普鲁士在自由派的推动下，会逐渐地变为真正的君主立宪国家。

这个同盟还有一个思想倾向：重视实实在在的物质力量，决不耽于幻想。弗洛贝尔在1859年写道：“德意志民族已经厌倦于原则和理论、书本上的东西和高尚的理论。它所缺少的是力量、力量、力量，无论谁，只要他给它（指德意志民族——引者）以力量，他就会得到荣誉，这个荣誉比他所能想象到的更多。”在国际舞台上，他们只看到力量的角逐，而且认为每个国家都在追求本身利益的自主的人格。德洛伊森甚至把列强协调的观念看得一文不值，他毫不掩饰地宣称：普鲁士用武力统一德国是它义不容辞的责任。“民族同盟”不仅得到学术文化界人士的支持，而且也得到金融家及工业家的赞助，其中有西门子及麦尔（北德意志洛伊德船舶公司的创始人）。

德意志资产阶级及其知识界的代表支持普鲁士领导统一，并不是无缘无故的，其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在他们看来，普鲁士是军国主义国家，有强大的军事力量，由它用武力统一德国是游刃有余的。第二，普鲁士在经济上所采取的政策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早在19世纪30年代，普鲁士就注意保护民族工业，“关税同盟”就是在普鲁士的倡导下建立的。第三，普鲁士在镇压1848年革命后实行立宪，成立议会，尽管是虚伪的，但是却引起了资产阶级对它的幻想。第四，普鲁士是德意志民族爱国主义的故乡，在反对拿破仑的民族解放运动中走在最前头，因而普鲁士在资产阶级自由派中间有很大的号召力。

但是，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德意志也存在反对统一的分裂势力。首先是奥地利的统治阶级。他们希望维持在“德意志邦联”这个招牌掩盖下的四分五裂的局面，他们满足于奥地利在邦联议会中的领导地位（奥地利代表主持这个议会）。他们之所以对德意志统一不感兴趣，主要是因为奥地利有自己的帝国，这个帝国统治着匈牙利人、克洛茨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波兰人、罗马尼亚人以及北意大利人。奥地利统治阶级首要的任务是巩固这个多民族帝国的统治，而不是其他。奥地利不但对统一不感兴趣，而且还反对统一，特别反对由普鲁士领导统一，这是因为这会加强普鲁士而削弱奥地利在中欧的地位。诚然，奥地利在19世纪中期也想建立一个经济统一体，曾计划成立中欧关税同盟，包括从黑海到波罗的海的广大领土，但是这个计划被普鲁士挫败了。其次是南部、中部各邦的君主也是反对统一的力量。这些邦在普奥两国的斗争中一直起着平衡的作用。这些邦的君主之所以反对统一，主要是因为统一会危及自己的统治地位。

统一只能走普鲁士道路但是，统一是人心所向、大势所趋。问题只是在于通过什么道路实现这个统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革命道路呢？还是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道路？这个问题取决于当时德意志的力量对比。那时，德意志存在着三个主要的希望国家统一的力量，即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和代表容克阶级的普鲁士霍亨索伦王朝。按理说，通过革命手段实现国家统一的历史任务首先应当由资产阶级来承担，然而，“德国资产阶级的不幸就在于：它按照习惯的德国风度，出世得太迟了。”直到19世纪中期，德国资产阶级才出世，而那时欧洲无产阶级已经以战斗姿态登上政治斗争的舞台。因此，当德意志资产阶级“同封建制度和专制制度对峙的时候，它本身已经是同无产阶级以及城市居民中所有那些在利益和思想上跟无产阶级相近的阶层相对峙的了。它不仅看见，在它后面有一个阶级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而且看见，在它前面整个欧洲都对它采取敌视态度。”这种历史条件决定了德意志资产阶级无力承担统一德国的历史任务。

由于德意志资本主义发展落后于西欧国家，德意志的无产阶级也出世较晚。尽管他们十分关心国家的统一，但是在组织上还很脆弱，尚未成立自己的政党。所以，无产阶级也没有力量完成统一大业。

只有普鲁士王朝能够实现国家的统一，这是因为：

第一，普鲁士王朝所依靠的是一个力量雄厚、生气勃勃的容克阶级。客克地主自从17世纪以来就拥有强大的政治、军事和经济力量，他们不但独占了普鲁士政府、军队中的要职，而且也是资产阶级化了的财力雄厚的统治阶级，与没落腐朽、暮气沉沉的封建地主阶级不同，容克阶级虽然在政治上极端反动，然而却是一个富于进取的阶级，他们有力量、有能力支持普鲁士王朝完成统一大业。第二，普鲁士拥有欧洲最强大的陆军，其现役军人在人口总数中的比例占欧洲第一位，每年的军事拨款在预算总额中的比例也是最大的。而且，它的军队训练有素，有铁的纪律，因而战斗力很强。他们的军事统帅也积累了丰富的作战经验，因为普鲁土自从17世纪以来，就不断靠对外战争扩大疆域。第三，普鲁士有高度发达的工业和农业，这成为其强大军事力量的重要源泉。第四，普鲁士有完善的行政系统和教育制度，从而培养出一批又一批工作效率高的、忠于职守的管理人才。在康德哲学熏陶下，普鲁士官僚都养成一种自觉的工作责任心，这不仅是普鲁士国力强盛的重要根源，而且也为它领导全德统一提供了重要条件。第五，容克作为普鲁士的统治阶级素来好战，抱有无止境的领土野心。他们多年来就梦想把自己的统治扩大到整个德意志，而且，容克大部分已资产阶级化了，他们和资产阶级一样，也迫切要求统一以便于自身经济的发展。

因此，德意志的各种力量的对比，决定了只有普鲁士王朝有力量完成统一任务，决定了统一只能走“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的道路。

然而，普鲁士之所以能够通过王朝战争道路实现德国的统一，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力于普鲁士的宰相俾斯麦的才干和主观努力。

奥托·翁·俾斯麦（1815—1898年）出身于布兰登堡省的一个容克地主家庭。他从柏林大学毕业后，在某一专区公署当过候补官员。公职人员生活使他感到厌烦，一年后，他返故里经营地产。他改变旧的经营方式，采用新式农具，雇用无地雇农耕种，还开办砖瓦厂、石灰厂等。他与许多大银行家过从甚密，并通过他们进行证券投机。可见，俾斯麦是一个资产阶级化了的容克。在政治上，俾斯麦是一个顽固的专制主义者、自由主义的敌人，具有强烈的权力欲。他崇尚暴力，讨厌“人文主义者的喋喋不休的说教”。1848年革命期间，他曾劝国王使用武力镇压革命，并在自己庄园内着手组建武装，准备进军柏林“勤王”。因此，他获得了“头号保守派容克”的名声。他全盘继承了容克的专横暴戾的作风，恃才傲物，盛气凌人，但有时在给妻子的信中又洋溢出诗人般的情感；他刚愎自用，喜欢发号施令，但为了现实政治的需要，又能装出礼贤下士、谦虚和蔼的样子；他既气度恢宏，又胸襟狭窄。他思维敏捷，能在错综复杂和变幻莫测的环境中，巧妙地利用各派政治力量，把握恰当的时机，采取果断行动。在任普鲁士驻邦联议会的外交代表期间（1851—1859年），他不仅熟悉德意志的政治形势，而且对奥地利有深刻的了解。他认识到，奥地利是德国统一的主要障碍，为了完成统一，就必须打败奥国。1859年，他得知意大利反奥战争爆发的消息后，立即写信建议政府派兵把奥地利从德意志驱逐出去，以实现德国的统一。可惜他的建议未获采纳。

至于俾斯麦的上台及其在政治舞台上的大显身手，则是以一场“宪法纠纷”为序幕的。

宪法纠纷1858年，普鲁士国王之弟威廉就任为摄政，1861年即位为国王，称威廉一世。他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掌权后就决心用武力统一全德，因而热衷于军事改革，以增强普鲁士的军事力量。他相信，强大的军队不但有助于加强王权，而且也是统一德国的强有力的工具。1859年，他任命著名的军事家阿尔布雷特·翁·洛恩为陆军部长，并委托他草拟军事改革计划。这个计划不但涉及纯技术性的改革，如全军要装备新型武器等，而且也涉及兵制的改革。计划要求把现役年限从2年延长到3年；把每年征兵数目从4万增至6.3万人；在战争动员时，把后备军中的年轻士兵征召到正规军中去；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于正规军军官团；要求议会增加拨款，以充军事改革费用。

1860年2月，以这个军事改革计划为内容的法案被提交到议会下院。下院中的自由党人本来是拥护普鲁士用战争手段统一德国的，所以对于法案中关于增加每年征兵数目一事欣然同意，但是反对把现役年限从2年延长到3年，这是因为他们看到政府之要求把现役期限增加一年，是想在第三年里向士兵灌输反动的忠君思想及绝对服从的观念。他们特别反对的是对于后备军的变动。后备军保存了19世纪初反对拿破仑侵略的德意志民族解放斗争的自由主义传统，而且，与正规军不同，后备军的军官都出身于中等阶级。因此，自由党人把后备军看成是人民武装，是有志于自由主义改革的人们的希望所在。在他们看来，现在把后备军的军官归并到正规军军官团中去，无异于消灭普鲁士军队中所仅有的这块自由的阵地，对于普鲁士的政治改革的前途不利。由于自由党人坚决反对，政府撤回法案。洛恩企图甩开议会，强制推行军事改革。于是，自由党人让步了，他们在1860年5月投票赞成拨款950万塔勒，以供军事改革一年之用，同时以政府不执行自由党人所反对的那些改革项目为条件。然而，威廉和洛恩对此不予理会，而着手进行军事改革：把增补的部队改编成新的军团。政府这一专横无理的作法，虽然引起自由党人的不快，但是到1861年，他们又一次投票同意临时拨款，条件是政府必须把现役期限缩短到两年。

自由党领袖的这种妥协态度引起党内左翼分子的不满，后者不仅反对妥协，而且也主张利用讨论军事改革的机会向政府提出议会改革的要求。他们终于在1861年脱离自由党，而另外成立“德意志进步党”。参加进步党的多半是大学教授以及其他自由职业者。他们的奋斗目标有二：第一，加速德意志统一的步伐；第二，在普鲁士实行自由主义改革。实际上，进步党的纲领要求与“民族同盟”是基本一致的。

在1861年12月的选举中，进步党获得110个席位，成为下院中最大的党团。为防止政府不经议会的同意而擅自进行军事改革，进步党人在下院中坚持要求在预算中详细明确地列举经费开支的项目，目的是防止政府把非军事性的经费用于军事改革。这个要求是针对威廉一世和洛恩的，威廉一世在一怒之下，把下院解散了。

但是，1862年5月举行选举的结果，进步党取得更大的胜利，他们得到135个席位，再加上其他反对党的支持，进步党完全控制了下院。面对进步党的强大力量，洛恩和其他将军们同意把现役年限定为两年，一些进步党人也准备接受。但是，威廉一世很强硬，他反对两年的现役期。在这个情况下，下院拒绝为军事改革拨更多的款。双方僵持不下，军事改革面临搁浅的危险。在绝望之余，国王一度甚至打算退位。这时，洛恩提出一个摆脱困境的办法：政府可以在不取得议会支持的情况下治理国家。他向国王推荐铁腕人物俾斯麦来支撑局面。威廉一世此时也看到只有像俾斯麦这样有魄力、有手腕的人，才能帮他渡过难关，所以同意启用俾斯麦。

1862年9月20日，俾斯麦返抵柏林，两天后就同意就任宰相，因为他在与威廉一世的晤谈当中，二人的见解不谋而合。俾斯麦上任后不久，在9月29日的议会预算委员会上公开宣布了他的政治观点，他说“德意志所瞩目的不是普鲁士的自由主义，而是它的威力……普鲁士必须保持它的威力，等待有利时机，这种时机已被错过好几次了……当代的重大问题不是通过演说与多数人的决议所能解决的——这正是1848年和1849年的错误——而是要用铁和血。”

这一段话把俾斯麦专横跋扈、崇尚暴力的面孔暴露无遗。不过，俾斯麦善于玩弄政治手腕，尽管他向威廉一世坚决表示要毫不动摇地支持他与议会的斗争，但他也清楚地看到，在他应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外交问题之际，让国内的严重危机继续发展下去是不明智的。所以，他在上任之初，装出与议会和解的姿态，用好话哄骗进步党领袖。但进步党人拒绝了他伸出的橄榄枝，再一次表示：不经下院的同意，支出军费是不合法的。

于是，俾斯麦在1862年10月宣布议会休会。从此，开始了无议会的统治，亦即俾斯麦的军事独裁时期。他在不经议会同意的情况下擅自征税，以便推行军事改革计划。为了压制舆论，政府还下令限制新闻出版自由。俾斯麦还为他的独裁统治狡辩，他曲解1850年宪法说：这部宪法虽然要求政府的预算每年都要由议会通过，但是它对于在预算问题上政府与议会发生争执时应该如何解决问题没有规定具体办法。他还说，普鲁士不是英国，这里的内阁不向议会负责；在发生宪法上的纠纷时，只有国王有权力决定一切。俾斯麦之所以敢于实行独裁统治，而不把进步党人看在眼里，是因为他看清了资产阶级反对派的弱点：他们虽然要求政治上的自由，但是他们更迫切的要求是统一，只要普鲁士政府满足他们这个要求，他们也会甘愿放弃自由的。

面对俾斯麦赤裸裸的独裁统治，进步党一筹莫展。虽然他们也想使用暴力，但是它的领袖们认为，在武装到牙齿的普鲁士军队面前，人民的武装起义只有失败之一途。他们组织群众抵制征税的努力也毫无效果。他们也试图与工人阶级接触，在工人中间建立教育协会，以提高他们的道德文化水平，但同时却小心翼翼地避免提到工人的社会政治要求。工人曾要求进步党接受普遍选举权的原则，但是却被拒绝了。而且，德意志工人在60年代初开始有独立的阶级觉悟，不愿跟进步党人走。1863年5月，他们成立了自己的独立组织——“全德工人联合会”。这样，进步党人陷入孤立无援的境地。他们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俾斯麦一意孤行地推行军事改革。

在进步党人没有认识到联合工人阶级的重要性的时候，俾斯麦却认识到了。他在1863年5月秘密会晤了“全德工人联合会”主席拉萨尔，到1864年4月为止，两人经常接触，并且达成协议：拉萨尔保证他领导下的“全德工人联合会”支持俾斯麦的统一计划，俾斯麦则允诺实行普选制。这样，俾斯麦与工人运动中的机会主义领袖勾结在一起了。

普鲁士资产阶级进步党的软弱无力和拉萨尔与俾斯麦的勾结，使俾斯麦赢得了国内政局的安定，于是，他便有恃无恐地推行“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计划。

俾斯麦与对奥战争经过大刀阔斧的军事改革，普鲁士的军队成为欧洲大陆所向无敌的战斗力量。普鲁士加强军队力量的首要目的是用它去进行反奥战争，但是，在发动对奥战争之前，德意志与丹麦之间突然发生了领土纠纷。

什列士维格和霍尔斯坦两个公国位于丹麦与易北河之间，都是丹麦国王的私人领地，但是，霍尔斯坦也是德意志邦联的成员，并且与什列士维格不可分地组成联盟。霍尔斯坦居民大多数为德意志人，丹麦人居少数；什列士维格的居民大多数为丹麦人，德意志人居少数。1863年底，丹麦国王颁布了一部新宪法，把什列士维格划入丹麦版图。此举立即引起德意志人的反对，在全德出现了爱国热潮。各地的“民族同盟”和学术团体也行动起来，他们举行群众大会，向邦联议会写信，要求把两公国合并到德意志邦联，许多人还表示要参加对丹麦的战争。

俾斯麦积极准备对丹战争，因为他希望在对丹战争胜利结束后制造普奥之间的领土纠纷，以便发动对奥战争时有所借口。而且，他也想把对丹战争作为未来对奥战争的预演。当时奥地利不甘落后，也跃跃欲试地想打一场对丹战争。1864年1月，普奥结成同盟，共同向丹麦发出最后通牒，要求丹麦国王放弃正式合并什列士维格的打算，否则以兵戎相见。丹麦拒绝了。于是在1864年2月1日，普奥军队出动，在两周内就占领了整个什列士维格。同年7月，丹麦军队全面崩溃。8月初，丹麦国王被迫签订“维也纳和约”，把什列士维格和霍尔斯坦割让给普奥两国。8月21日，普奥双方达成“加施泰因协定”：什列士维格归普鲁士管辖，霍尔斯坦归奥地利管辖；普鲁士有权在霍尔斯坦开凿运河、修筑铁路和敷设电缆。作这样的安排是俾斯麦的诡计，它埋下了后来普奥战争的火种。同时，通过这次战争，俾斯麦还摸清了奥地利军事力量的底细。

在对丹战争结束后，俾斯麦展开“多边外交”活动，为的是在对奥战争中孤立奥地利。他深知，统一德国就等于破坏欧洲列强在维也纳会议上安排的欧洲秩序，因而列强是不会作壁上观的。首先他必须稳住英国，为此他对英竭力表现出亲善的姿态：与英国达成协议，降低普鲁士的关税。但是，他更重视俄、法两国的态度，在他看来，这两个国家不会坐视普鲁士统一德国，因为德意志的分裂曾使得俄国有可能向西扩张，使得法国有可能占领莱茵河流域的土地。早在1863年爆发波兰民族起义时，俾斯麦曾使普鲁士充当俄国镇压起义的帮凶，因而得到俄国在普奥战争中信守中立的承诺。

至于法国，俾斯麦摸清了拿破仑三世的脾气：他好虚荣，有领土野心，想靠扩张法国领土来提高自己的声誊，从而巩固自己的统治。1865年10月，俾斯麦会晤拿破仑三世。晤谈的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但是，显然拿破仑三世表示同意普鲁士向奥地利进攻，俾斯麦则暗示不反对法国取得领土“赔偿”，即由法国兼并卢森堡、比利时或者普鲁士的莱茵省的一部分。

俾斯麦也确信德意志许多邦会在战争中站到奥地利一边：小邦的君主害怕德国统一会剥夺他们的统治地位；小邦的自由派害怕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传统；巴伐利亚及符腾堡的天主教徒会使得这两个邦袒护天主教的奥地利。这样，奥地利的力量就会增强。为了抵消奥地利的力量，俾斯麦在1866年4月与意大利订立同盟条约，约定如果战争在3个月内爆发，普意两国合作，共同进攻奥地利；普鲁士同意在对奥战争胜利后，意大利恢复威尼西亚。

这样，通过一系列外交活动，俾斯麦造成了一个不利于奥地利的国际形势。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高枕无忧，他还要为对奥战争安排一个安定的后方。1866年4月9日，他向德意志邦联议会提出一个有自由主义色彩的提案，要求在普遍、直接选举的基础上选出一个全德议会，以便对邦联进行改革：建立全德铁路、邮政、电报和电话的管理机构；实行迁徙自由、营业自由；统一货币、度量衡、关税和商业立法等等。这个提案虽然没有被采纳，但是却起了很大的迷惑人心的作用。普选制引起工人阶级对于普鲁士的幻想；改革建议博得了资产阶级的好感，从而缓和了进步党的不满；而且也安定了不稳的局势。在丹麦战争胜利结束后，德意志许多地区爆发了人民群众反对普鲁士强权政治的运动，但是在俾斯麦提出这个提案后，这个运动就平息了。

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俾斯麦便借口奥地利对霍尔斯坦管理不善，对奥地利横加指责。这就激怒了奥地利，双方互不相让，终于导致1866年6月14日战争的爆发。

在战争中，德意志大多数邦（包括南德诸邦）站到奥地利方面对普作战。普鲁士方面只有一个重要的同盟者——意大利。普鲁士曾要求萨克森、汉诺威及黑斯—卡塞尔动员参加普鲁士方面作战，但是遭到拒绝。于是，普鲁士“兴师问罪”，只用3天时间就占领了这3个邦的领土。7月3日，普奥两军决战于萨多瓦，普军大获全胜。当时，普王威廉一世和将领们都主张乘胜进军，占领南部各邦，直捣维也纳，强迫奥地利割地赔款以示惩罚。但是，俾斯麦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如果过分凌辱奥地利和南部各邦，不仅会加强反普势力，妨碍统一大业的最终完成，而且有可能招致法国出兵干涉。他力排众议，坚持适可而止。在俾斯麦的努力下，普奥双方于7月20日达成停战协定。8月23日，在布拉格签订和约。根据和约，奥地利放弃了对霍尔斯坦的统治，同意普鲁士吞并汉诺威、黑森、拿骚和法兰克福；更重要的是，奥地利同意解散德意志邦联，同意美因河以北诸邦在普鲁士领导下成立北德意志联邦。普鲁士除要求奥地利缴纳少量赔款外，没有割取奥地利一寸土地。对战败国的这种宽大处理，表现了俾斯麦的恢宏气度和政治灵活性，为后来对法战争中争取奥地利保持中立打下了基础。

普奥战争是俾斯麦统一德国道路上的关键性步骤。1867年，以普鲁士为首的北德意志联邦宣告成立，它由美因河以北的19个邦和3个自由市组成，囊括了德意志2/3的领土和人口。

同年开始实施的“北德意志联邦”宪法是俾斯麦的精心“杰作”，它既保持了普鲁士在联邦中的统治地位及普鲁士国王在政府中凌驾一切的权力，又处处罩上了民主的外衣。宪法的主要内容如下：普鲁士国王为联邦的永久主席，他不但有行政大权，而且也有对外宣战和媾和的权力，并且以总司令的身份统率联邦武装力量。普鲁士首相兼联邦总理，他向主席负责而不向联邦议会负责。联邦议会的上院由各邦的代表组成，在全部43个代表中，普鲁士代表占17个，而且上院议长由总理兼任，这保证了普鲁士对上院的控制。为了安抚自由派（自由派在普鲁士以外的德意志各邦拥有很大的势力），也为了讨好工人阶级，俾斯麦又成立了根据普遍、直接和秘密的选举方法选出的下院。但实际上他对下院的权力作了很大的限制：下院所通过的法案，必须得到上院的批准才具有法律效力；军队编制和军事费用都永远固定下来（称之为“铁的预算”），下院无权过问；下院只能每隔3年讨论非军事预算（这只占预算总额的1%）的分配问题。显然，俾斯麦不想让下院掌握实权，只是利用它作为政治生活中的安全阀。他曾私下对人说：他是想用“议会主义去摧毁议会主义”，希望用一个毫无实权的下院的滑稽表演来败坏议会制度的声誉。

但是，“北德意志联邦”的成立，标志着德国统一的初步完成，为德国的资本主义发展铺平了道路。因此，俾斯麦在德国资产阶级中的威望大大提高。过去反对俾斯麦的进步党现在愿意和俾斯麦和解。新选出的普鲁士议会以压倒多数票追认了自1862年以来俾斯麦政府在未经议会批准的情况下所支付的一切费用。俾斯麦也不失时机地伸出和解之手，承认议会享有决定预算的权力。“宪法纠纷”至此烟消云散。进步党也发生分裂，其中多数人另外组成民族自由党，该党成为俾斯麦“自上而下”统一德国的路线的忠实支持者。在19世纪50—60年代的德意志，政治自由和民族统一二者不可兼得，资产阶级终于舍政治自由而取民族统一，这对德国以后的政治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普法战争与统一的完成北德意志联邦之成立并不意味着统一事业的大功告成，因为南部的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黑斯—达姆斯塔4邦仍然置身于联邦之外。这4个邦的君主们害怕加入北德联邦会丧失自己的统治地位；民主派不信赖俾斯麦，担心普鲁士的军国主义会侵犯人民的权利。然而，俾斯麦对南德诸邦采取了和解的态度，既没有因为它们在普奥战争中站在奥地利一边而惩罚它们，也没有强迫它们加入北德联邦。但是不久，俾斯麦利用了法国的侵略野心，促使南德诸邦转变了态度。

在普奥战争结束后，法皇拿破仑三世要求俾斯麦同意他把莱茵河西岸的巴伐利亚和黑斯—达姆斯塔的部分领土合并于法国，作为对于法国在普奥战争中守中立的报偿。俾斯麦拒绝了，而且立即把拿破仑三世的这个意图通知给巴伐利亚国王及南德诸邦政府，从而在南德诸邦造成了恐惧法国的心理。利用南德的这种心理状态，俾斯麦遂与它们缔结了秘密的攻守同盟条约。在这个形势下，只要打一场普法战争，就可以激发南德诸邦的民族感情，就可以推动它们与北德联邦合并。

1870年，普法战争爆发。在战争中，南德诸邦与北德并肩作战，符腾堡及巴伐利亚的军队和普鲁士军队一样，都对德意志的胜利作出了贡献，从而在全德激起了爱国热潮。南德诸邦的分离主义被这个热潮所压倒。1870年11月，代表北德联邦的俾斯麦与南德4邦政府之间缔结了联合的条约，南德4邦正式与北德联邦合并，成立“德意志帝国”。1871年1月18日，普鲁士国王威廉一世在法国凡尔赛宫正式即位为德意志帝国皇帝，德国统一终于完成。

国家的统一结束了长期的分裂状态，形成了统一的国内市场。此后，德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跨入了世界先进国家之林。统一后的德国成为欧洲和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强国，这导致了国际政治格局的重大变化。

俾斯麦在统一过程中扮演了主角。不管其主观动机如何，他为促进统一而推行的政治外交和军事战争政策，在客观上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成为一个“从上面进行的普鲁士革命者”，不自觉地充当了1848年革命的“遗嘱执行人”。因此，应当肯定俾斯麦的历史功绩。

由于德国的统一是由普鲁士通过“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完成的，统一后的德国继承了普鲁士的君主制度、官僚警察制度和军国主义传统，容克阶级的社会政治经济势力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这些封建残余使德国成为欧洲最富于侵略性的国家。

三、意大利统一

在1848年革命失败后，意大利仍处于四分五裂的局面，而且外国的奴役更变本加厉了。不但伦巴底和威尼斯二省照旧处在奥地利帝国的直接统治下，而且还增添了新的外国势力：奥地利军队驻扎在托斯坎尼等国，干涉这些国家的内政；在罗马教皇国的法国军队不肯撤走。外国势力竭力阻止意大利的统一，因为意大利的分裂有利于他们的宰割和奴役。1848年革命失败后，大多数国家又恢复了专制制度，废除了革命时期颁布的宪法。只有撒丁王国保留了1848年宪法，成为君主立宪国家。而且，也只有撒丁王国是不受外国奴役的独立国家。撒丁王国实行两院制的议会制度，保障了资产阶级自由，掌握政权的是地主资产阶级自由派。

摆在意大利人民面前的历史任务便是通过驱逐外国势力和消灭分裂状态完成统一。

统一运动中的两条路线在如何实现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意大利资产阶级的两个派别——民主派和自由派有着不同的主张。

资产阶级民主派主张通过自下而上的人民革命战争，驱逐外国侵略者，推翻封建制度，建立一个统一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资产阶级自由派（包括资产阶级化的贵族）则主张用自上而下的王朝战争，驱逐外国势力，实现统一，通过有限的资产阶级改革，建立一个君主立宪制的国家。

资产阶级民主派代表中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其主张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劳动人民的愿望。这一派的思想和政治领袖是共和主义者、“青年意大利”的创始人马志尼，他的思想在中小资产阶级和青年中间有着广泛的影响，也得到了城市工人和贫民的支持。1848年革命失败后，他在意大利各地多次组织武装暴动，希望通过起义来发动一场自下而上的革命武装斗争来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统一。但是马志尼所依靠的主要是中小资产阶级的青年和城市劳动人民，而对占人口总数70%以上的农民问题却不重视。他也提出给农民一定的物质利益以获得他们的支持，但是，他看不到封建的土地制度是封建专制统治的社会经济基础，不主张破坏旧的土地关系，甚至害怕实行土地改革。他说：“我们不要求改变合法获得的权力，不要求土地法，不要求违背个人特长的无益作法，不要求没收财产。”因此，民主派没有得到广大农民的支持，结果走上了靠少数人暴动、暗杀等活动来实现统一的道路。马志尼天真地认为：只要少数人一起义，就会立即得到群众的响应，革命就会遍及全国，取得胜利。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组织了1853年2月的米兰起义、1854年刺死帕尔马大公、1856年刺伤两西西里王国国王斐迪南二世、1857年那不勒斯远征等行动，但是由于群众不了解这些行动的意义，没有给予积极的支持，这些行动并没有导致革命的发生，反而遭到了反动势力对民主派的残酷镇压，使民主派的力量受到很大的损失。例如，那不勒斯远征的本来目的是发动一场人民革命以推翻那里的君主统治并进一步实现意大利的统一，但是在远征队伍在那不勒斯登陆以后，由于事先没有作群众的组织准备工作，人民群众不了解远征队的意图，不但没有给革命者以支持，反而在反动当局的挑拨下，采取了敌对的态度。远征军首领皮萨卡尼好不容易率领一小部分人突破敌人的重重包围，却在桑扎村被当地农民包围，皮萨卡尼下令不准向农民开枪，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牧师的挑唆下把他们27个人活活地杀死了。

马志尼派的这些努力虽然都失败了，但革命者以自己的英勇斗争、鲜血和生命唤起了意大利人民的民族意识，提高了人民的觉悟和斗争勇气，为即将到来的民族统一运动的高潮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是民主派对统一运动作出的巨大贡献。然而在另一方面，马志尼统一计划的屡次失败也使许多原来的民主派人士逐渐脱离了他的路线，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于自由派身上。

资产阶级自由派的领导人是撒丁王国首相加富尔。他是一个资产阶级化的贵族，还在1848年革命的前夕，他主办了《统一报》，宣传废除专制制度的政治改革，认为“最好的法律在专制政府统治下也不会起任何作用。”1848年革命后，撒丁王国萨伏依王朝的新国王维克多·艾曼努尔二世也能容忍自由派思想，所以撒丁王国不但保留了1848年革命时期的政治制度，而且继续实行改革，加富尔担任了财政大臣，执行有利于资产阶级的经济政策，很受工商业资产阶级的拥戴。1852年他担任了首相，继续推行政治经济改革。在经济上，他改革财政税收制度，大大增加了国家的收入以资助铁路、港口和商船队的建设，取消了一些限制性的工业法规，降低了关税，鼓励工商业活动和发展对外贸易。在经济实力增强的基础上，他又不断加强国防力量，以实力与奥地利对抗。在政治上，他主张政教分离，允许一定范围的言论自由，允许报纸刊载反奥文章，允许意大利其他地区的人到皮埃蒙特政治避难。1848年革命后，意大利各地的许多革命者为了逃避迫害而来到皮埃蒙特，仅伦巴底—威尼西亚地区就有2万家迁到皮埃蒙特。1852年米兰起义爆发后，奥地利当局没收了意大利流亡者在伦巴底—威尼西亚地区的财产，加富尔就向议会提出一项法案，对需要照顾的流亡者发放津贴。对意大利的敌人奥地利，加富尔也采取了比较强硬的态度。奥地利对皮埃蒙特报纸刊登反奥文章向皮埃蒙特政府提出抗议，说这是煽动奥管区的意大利人造反，加富尔拒绝了这一抗议。他答复说，皮埃蒙特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新闻自由，政府无权干涉。他还讽刺说，这些报纸在奥统区是禁止发行的，所以他看不出会起什么煽动作用。

加富尔的这些措施增强了撒丁王国的国力，提高了撒丁王国在意大利和整个欧洲的地位和声望，不但得到了意大利各邦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支持，也博得了许多温和的民主派的好感，特别是在马志尼派组织的起义多次失败之后，许多中小资产阶级也开始把统一的希望寄托在加富尔身上。1855年9月，1848年革命时的威尼斯共和国总统、著名共和派领导人曼宁发表声明说：“共和党，虽然受到那么多的诽谤，为了祖国大业，再一次采取了克制和牺牲的行动。它相信万事之首应该是建立意大利；它对萨伏依王朝说：‘建立意大利，我就站在你的一边……’”1857年，加富尔筹建了“意大利民族协会”，让曼宁担任主席，加里波第担任副主席，把相当大的共和派力量集中到他的间接领导之下。

然而，在如何实现由萨伏依王朝统一的问题上，加富尔与民主派的主张仍有不同。民主派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密切，深知人民革命的力量，所以主张以革命的方式统一祖国，而加富尔是贵族出身，不了解人民群众，而更多地看到的是革命的一些破坏性和对君主立宪制的威胁，所以希望通过外交和王朝战争的方式来完成统一。然而，撒丁王国的力量又不足以对付像奥地利这样的大国，所以他极力想依靠法国的帮助把奥地利从意大利土地上驱逐出去，实现由撒丁王国统一意大利的目的。为了这一目的，在1853—1856年的克里木战争中，撒丁王国站在英法一方参加了战争。后来他又力主国王放弃个人的爱情而与法国皇室联姻。1858年7月21日，加富尔和拿破仑三世在普隆比埃尔会晤，双方商定：法国将在一场撒丁王国反对奥地利的战争中支持撒丁王国，出兵20万，帮助撒丁王国把奥地利从伦巴底和威尼西亚赶出去，建立一个包括撒丁王国、伦巴底和威尼西亚以及教皇领地罗曼那在内的上意大利王国，归萨伏依王朝统治。作为报答，皮埃蒙特将把萨伏依和尼斯两地割让给法国。

1859年对奥战争·统一运动的第一阶段从普隆比埃尔回国后，加富尔便积极进行战争准备：加强军队，筹集军费，修筑要塞，组织意大利各地的“意大利民族协会”成员筹划起义配合战争。1859年1月10日，国王艾曼努尔二世在皮埃蒙特议会开幕时讲话，公开发出警告：“我们对意大利各地区向我们发出的痛苦呼喊并不是无所知觉的。”同一天，皮埃蒙特与法国正式签订同盟条约。

接着，皮埃蒙特开始进行总动员，召集预备役人员，并且从意大利各地征召志愿人员入伍。大批的伦巴底和威尼西亚人越过边界加入皮埃蒙特的军队，每天都有数百人之多，总共约2万人。为了使相当多不愿在国王军队中当兵的共和派发挥作用，加富尔让议会颁布了志愿军条例，建立了志愿军基金。他把加里波第召回国，商定由加里波第领导并指挥这支志愿军。

所有这些针对奥地利的战争准备工作都是大张旗鼓地进行的。加富尔的目的是刺激奥地利开第一枪，赢得舆论上的胜利。加富尔的这一目的终于达到了。4月23日，奥地利向皮埃蒙特递交了一份最后通牒，限皮埃蒙特3天内必须答应解除总动员，否则要承担一切后果。皮埃蒙特拒绝了通牒。29日，奥军越过界河，打响了第一枪。

战争开始阶段，奥地利军队进入皮埃蒙特，占领了几个小地方，双方没有什么大的军事行动。5月23日，加里波第率志愿军进入伦巴底，攻占了瓦莱斯和科摩两城。6月4日，在马金塔战役中法国—撒丁联军获胜，占领了米兰，加里波第又占领了布莱西亚和伯尔哥摩。6月22日，法撒联军和奥军在索尔菲利诺发生激战，法撒联军获胜，奥军退守威尼西亚的曼图亚等四大要塞。

与此同时，意大利各地的爱国运动迅速高涨。4月27日，托斯坎尼发生了由民主派领导的起义，大公利奥波德逃走。5月，帕尔马起义，女公爵逃走。6月，摩地那起义，统治者被赶走。接着教皇领地之内的罗曼那也发生起义，摆脱了教皇的压迫。起义各地都建立了由资产阶级自由派领导的临时政府。

拿破仑三世被意大利的革命形势所吓倒，害怕意大利统一会打乱他在意大利中部建立法国势力范围的计划，为了阻止革命形势的继续发展。他没有通知撒丁王国便单独和奥地利讲和，并于7月11日在维拉弗朗加签订了和约。和约规定：奥地利把伦巴底割让给法国，由法国转让给撒丁王国，但威尼西亚仍归奥地利；恢复摩地那和托斯坎尼等中意各邦的君主统治。这一条约对加富尔是一个沉重的打击，破坏了他的统一计划，因此他要求撒丁王国继续单独同奥地利作战，但被国王拒绝，加富尔便在这一天辞职了。11月10日，皮埃蒙特政府与奥地利签订条约，承认了维拉弗朗加和约的条款。

加富尔辞职前夕，暗中指使意大利中部各邦的临时政府首脑，要他们设法制止民主派或旧君主重新掌权。1859年8、9月间，托斯坎尼、摩地那、帕尔马和罗曼那的临时政府先后选出了资产阶级自由派领袖任“专政者”。他们采取了共同的防卫措施，加里波第也率志愿军来到中意大利，负责统一指挥各邦的武装。各邦都宣布和撒丁王国合并，在艾曼努尔二世迫于法国压力不得不拒绝以后，各邦的“专政者”又强行实行撒丁王国的法律制度和政府制度，使合并成为既成事实。在这种形势下，想恢复旧君主的统治的企图无法得逞，再加上英国希望出现一个强大的意大利对抗法国，也反对在意大利中部各邦强行恢复旧君主的统治。1860年1月15日，英法两国政府达成协议：外部势力不得干涉意大利的内部事务，意大利中部各邦应由公民投票决定自己的归属。

1860年3月，加富尔重新担任首相。他在中部各邦搞了一次全民投票，正式肯定了中意各邦合并于撒丁王国。4月，在法军的监视下，萨伏依和尼斯也举行了所谓的公民投票，正式将这两地划归法国。这样，到1860年春，撒丁王国的统治阶级利用了人民革命斗争和外交手段，初步完成了意大利的局部统一。

西西里起义和加里波第的远征·统一运动的第二阶段1860年春天，意大利人民的统一运动又出现新的高潮。这是由西西里的农民起义引起的。西班牙波旁王朝统治下的西西里人民一向遭受极残酷的封建剥削。贵族地主占有全部可耕地，租佃条件十分苛刻，赋税极其繁重，农民除了缴纳捐税和地租外，几乎一无所有。1860年4月，西西里人民奋起反抗，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王国政府派出大批军队进行血腥镇压。消息传到意大利北部之后，人民立即向加里波第呼吁，请他率远征军去支援。加里波第是在50年代开始走上与萨伏依王朝合作进行统一意大利的道路的。但是他和资产阶级的自由派不同：一方面，他同意由萨伏依王朝统一意大利。在远征西西里前不久，他写信给西西里起义的领导人皮洛说：“要记住，纲领是：意大利和艾曼努尔。”另一方面，他与下层人民群众有比较密切的联系，而且长期从事人民革命战争活动，深知人民群众的力量，对加富尔以尼斯（加里波第的家乡）换取法国支持来完成统一的作法十分不满，坚决主张用人民革命战争的方式完成祖国的统一。

为了进行远征，民主派组织了“千人志愿军”，让加里波第指挥这支队伍。这支队伍具有相当浓厚的民主旅色彩，其成员大多数来自深受共和派影响的伦巴底—威尼西亚地区，有一半人来自自由职业者和知识分子家庭，有一半是工匠和工人，加里波第的几个助手都是民主派。5月5日，加里波第率军从热那亚启程，渡海前往西西里，5月11日在西西里的马尔萨拉登陆。加里波第的队伍受到西西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支援，人们纷纷拿起武器协助作战。同时，北方人民也掀起了援助加里波第的声势浩大的运动，3个月内，又有2万多名志愿军来到西西里加入了加里波第的队伍。撒丁王国政府通过其控制的“意大利民族协会”和“千人长枪基金会”向志愿军提供武器和资金。在全国人民的大力援助下，加里波第和西西里人民一道，很快打败了政府军，7月初占领了整个西西里岛。

5月14日，加里波第在萨拉米宣布以维克多·艾曼努尔的名义任“专政者”，命令1848年革命的参加者重新组织地方议会，并颁布法令取消了许多不合理的税收，规定每个参战农民可以从公共土地上分得一块土地。但是加里波第同时也拒绝了农民提出的分配地主土地的要求，甚至同意派兵镇压抢夺地主土地的农民，这就使他在后期渐渐失去了农民的支持。

对于加里波第的胜利，加富尔内心是很矛盾的。他想利用加里波第实现统一，又担心统一运动会变成一场革命，而使撒丁王国失去统一运动的领导权和英法等国的支持。西西里解放后，加富尔派代表劝说加里波第立即使西西里和撒丁王国合并，企图以此来控制西西里，阻止加里波第进军那不勒斯，但被拒绝了。加富尔认为，只有在那不勒斯发动一场“革命”，使那不勒斯立即和撒丁王国合并，才能阻止加里波第的进军。但“人民只相信加里波第领导的革命”，对加富尔的计划根本不感兴趣。加富尔又让国王艾曼努尔命令加里波第不要渡过海峡进攻那不勒斯。加里波第这样答复国王的命令：“意大利目前的局势不允许我服从您的命令……，如果我现在无视人民的呼唤，我就没有尽到自己的责任而使神圣的意大利的事业毁于一旦。所以，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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