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陈望衡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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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家园：环境美学谈试读：

环境的问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为人们所关注，显然，这是因为我们生存的环境遇到前所未有的麻烦。问题的产生可以追溯到工业社会，工业革命无疑为人类的进步、发展开辟了极为光辉灿烂的前景，事实上，近代的工业社会也为人类创造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幸福。但正如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所言：“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工业社会的巨大进步又为人类埋下了祸根。自诩为“万物灵长”的人类从来不知道对自然的征战应有所节制，虽然这也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却让人与环境建立在生命共存共荣基础上的“生物圈”出现了可怕的断裂。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给人类带来的是无穷无尽的灾难。事实上，从远古开始，人类对自然的每一掠夺，自然都给了我们以报复，而在近半个世纪，这种报复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强烈，越来越让人们难以对付。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说：“如果人类仍不一致采取有力行动，紧急制止贪婪短视的行为对生物圈造成的污染和掠夺，就会在不远的将来造成这种自杀性的后果。”

应该说，主要的还不是学科发展的需要，而是现实的需要，环境的问题几乎摆到各种不同门类学科学者的案头。从上个世纪开始，有关环境的研究呈蓬勃发展之势，自然科学方面，环境化学、环境物理学、生态学，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环境哲学、环境伦理学、环境艺术、环境设计都出现了。在诸多关于环境的科学研究中，环境美学可以说是出现的比较晚的。大约从上个世纪60年代开始，有关环境的美学研究在美国和欧洲迅速展开。环境美学当然首先是哲学问题，但是这一问题几乎涉及生活的所有领域，从事这一研究的也不只是哲学家、美学家，许多原来从事其他学科研究或实践的学者包括画家、作曲家、剧作家、摄影师和电影导演等也加入这个队伍。80年代以来，阿诺德·伯林特（Arnold Berleant）、艾伦·卡尔松（Allen Carlson）、约·瑟帕玛（YrjÖ Sepänmaa）、斯坦福·博拉萨（Steven C.Bourassa）、史丹菲·罗斯（Stephanie Ross）、罗纳·赫波尼（Ronald Hepburn）、J·珀特斯（J.Douglas Porteous）、玛拉·米勒（Mara Miller）和保林·堡斯多夫（Paulilnevon Bousdorff）等相继出版专著，对环境美学相关主题做出论述。在国际学术会议以及美学和艺术研究刊物上，也常见相关环境美学的讨论。一、从自然美学到环境美学

在历史久远的东西方文化中，人们在自然之中寻找到了美。中国有着悠久的自然审美史，凝结着独特的东方智慧；同样在2400多年前，亚里士多德发现了自然的美和规律；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哲学家和诗人们对自然的看法都融入了一定的美学意识。文艺复兴时期，人们有着彼得拉特式的为了眺望远景而去登山的热情。长久以来，自然都是美学欣赏的源头和灵感。但是，从美学史的角度来看，自然美是从来不占有主流地位的。美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在18世纪建立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众多哲学家、美学家的美学巨著中几乎都没有自然美的一席之地。在西方美学史中，对自然美的论述和推崇都建立在人与自然对立的基础之上，充满了主观与客观、审美与实践的矛盾和冲突，也经常在自然的科学客观化和自然的艺术主观化两个倾向中摇摆不定。

18世纪早期，英国经验主义思想家约瑟夫·艾迪生（Joseph Addison）和弗朗西斯·哈奇生（Francis Hutcheson）提出，与艺术相比，自然更适合成为审美体验的理想对象，而在这个审美欣赏中，无利害性是核心所在。无利害性的提出为自然审美的“崇高”建立了根基。崇高性和无利害性的理论在康德的《判断力批判》里得到了认同并且达到形式上的完善。“崇高”在当时的美学讨论中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以自然世界为例证，无边的沙漠、连绵的山脉和广阔的水面这样的宏伟、辽阔和壮丽，被认为是审美愉悦的源泉之一，它打破了自然和艺术的平衡而显示出自然的卓异不凡。然而到了黑格尔那里，美学被明确地定位为艺术哲学；自然美是远远低于艺术美的，它被驱逐出美学的中心领域。19世纪的谢林（F·W·Schelling）和20世纪的桑塔耶那（George Santayana）、杜威（John Dewey）都在某种程度上探讨了自然美学，但他们的主要兴趣都还是放在作为主流的艺术上。1966年，罗纳德·W·赫伯恩（Ronald W.Hepburn）发表《当代美学和对自然美的忽视》一文，指出：将美学本质上简化为艺术哲学之后，分析美学实质上就忽略了自然世界。

自工业革命之后，随着各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发展，人工改造自然的规模日益增大，人们赖以生存和生活的环境质量急遽下降，处于经济狂热中的人们开始冷静下来审视环境问题，并且把日趋深沉的家园感寄托于对大自然的审美之中。

从18世纪浪漫主义开始，卢梭提出“回归自然”，诗人们和画家们都乐于描绘和赞美自然的各种景象，推崇自然的激情，原生自然得以赋予新的意义。到了19世纪，对自然的一个全新的看法应运而生。以梭罗（Henry David Thoreau）的作品为范例，他的《瓦尔登湖》反映出尊崇原始自然和返朴归真的思想倾向。19世纪中期，这种看法在美国地理学家马什（George Perkins Marsh）作品中得以强化，他认为人类是自然美的毁灭之源。19世纪末，美国人缪尔（John Muir）将这一看法推向极致。缪尔认为整个自然界特别是原生自然在美学意义上都是美的，仅当它受到人类侵扰才变得丑陋不堪。更极端的看法则是认为自然中不可能存在丑。这些观点可称为肯定美学。肯定美学强烈影响着当时的北美荒地保护运动，并且与同时代的环境保护论相联系。同时，随着保护自然的理念的增长，参与对自然的关注和保护的学者越来越多，主要来自人文和科学领域。

在美国著名的画家、博物学家奥杜邦（John James Audubon）绘制出版的《美洲鸟类》（1838年）和《美洲的四足动物》（1840年）中，就已经流露出保护自然、保护野生动物、尊重生命的思想。马什首次公开提出了保护自然的概念，在他的《人与自然》一书中，他指出了自然本身的协调性和复杂性，以及人类破坏自然的弊害，强调了人与自然应相互结合；自然不仅具有如伐木等功利性的经济价值，也具有景观和审美价值。

自然在美学研究对象中的凸现，具有美学革命的性质。从来的美学都是以艺术为主要研究对象，美学与艺术学、诗学几乎到了概念互换的程度，自然美学在美学领域中的异军突起，不仅意味着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审美对象的扩大，更重要的反映美学学科性质的本质性的变化，美学再也不能称之为艺术学，也不能称之为诗学，美学理所当然地涵盖艺术学、诗学中涉及审美的部分，但它不能归之于艺术学、诗学，也不能归之于艺术哲学、艺术美学。原因很简单，环境，特别是其中的自然环境成为了美学研究的重要对象。

虽然自然美学并不能称之为环境美学，但是，它是环境美学的前奏。道理很简单，人们谈到环境，首先想到是自然，事实上，当人类在这个世界上唱主角，这地球上的自然界以及人的能力所能达到的地球外的自然界就以不同的意义与在不同的程度上“人化”了。说明白点，自然成为了环境。二、从景观学到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通常也被人看作景观学。景观是一个美学概念，因此，通常也将景观学看作是美学的分支学科，称之为景观美学。

18世纪的英国园林学家，用“如画性”来表述景观的美。“如画性”这一概念，首先在英国流行，后来扩展到整个欧洲，成为风景审美的一个相当时髦的概念。阿诺德·伯林特在《生活在景观中》一书中介始过“如画性”，他认为，这种如画性，主要是一种设计理论，代表人物是威廉·吉尔平（Willian Gipin）、理查德·培恩·赖特（Richard Pane Knight）和尤维达尔·普赖斯（Uvedale Price），他们都具有相近的观点：“赞同摈弃设计的规律性和系统性秩序而倾向于不规则、变化、野性、改变和颓废风格”，并说“‘如画性’是对18世纪美学那绅士派头的沉思的观察风格的典型写照。”说到底，如画性，也还是自然美学中的观赏方式，它不仅摈弃事物的利害关系，而且只是强调视觉性，显然跟现在的环境美学不同。丹麦一处城堡，美丽如画

现在的景观学主要用在绘画理论与环境艺术中，它明显地侧重于艺术理念，更亲近于艺术设计，是一种具有工具性的、形而下层面的艺术学科。

环境美学则首先是一种哲学，或者说是环境哲学的直接派生物。环境哲学思考的是人与自然、主体与客体、生态与文化的基本关系问题，寻求这些对立因素的和谐，环境哲学有关这些问题的思考成为环境美学的基础。

关于景观学与环境美学的关系，有三个问题是不能不做一点辨析的：

一是哲学与美学的分别：哲学是人们对宇宙人生最基本的看法，好像自来水系统，它是总开关，哲学的本质是理性的，形而上的。哲学可以分类，最粗的分类是认识论、伦理学和美学，分别联系着人类的三大价值：真、善和美。由于三大价值自身的性质，它们形而上的层度是有区别的，真，涉及客观世界存在与运行的规律，是最抽象的，形而上的层度最高。善，联系着人类社会基本价值取向，它同样是理性的，但因为毕竟涉及到人，涉及到社会，尽管这人这社会还不是具体的，其形而上的层度就不及认识论。情感的因素（总体上属于感性）在其中有一定的地位，影响着对善的看法。美，既联系着客观世界存在与运行的基本规律——真，也联系着人类社会基本的价值取向——善，从某种意义上说，它甚至以真善为基础，因此，它兼具真善的品质，但是，美还联系着人感性的体验包括感知的体验、情感的体验和想象的体验，这种体验既有社会的共同性，又有个人的特殊性，因此，其形而上的层度不仅不及真，也不及善。尽管如此，研究人类审美的学问——美学，作为哲学的分支学科，仍然具有相当的形而上的品格。

二是环境美学与环境审美的区别。审美是人的一种活动，它的突出特点是感性，体验性，但美学作为一种理论系统却不能不是形而上的，理性的。

三是环境美学与景观学的区别。环境美学是美学的分支学科，主要研究的是人对环境的审美活动，它的理论体系当然从根本上说来自人对环境的真切感受，但它的抽象层度较高。作为美学的一分支，它在相当程度上受制于位于它上层的哲学体系，往往是哲学观的派生或衍生系统，也就是说，不是从下而上，而是从上而下。景观学的理论体系虽然也受制于位于它上层的种种学说体系包括美学的、哲学的体系，但相对来说，这种受制远弱于环境美学。景观学更多地来自现实中环境设计的经验，是这种经验的理论提升的结晶，也就是说，它更多地是从下而上，而不是从上而下。

概括地说，景观学与环境美学主要有三点差异，一是源头有异，景观学更多地源于绘画、园林、城市规划；而环境美学则更多地源于环境哲学。第二，品格有异，景观学更多地趋向于形而下，引向艺术实践、生产实践；而环境美学则更多地趋向形而上，引向有关环境的美学思考。三是适用的范围有异，景观学只是应用于主人（具体的某人或某些人）需着力美化的生活空间；而环境美学则着眼于人类整个的生存空间。瑟帕玛说美学有三个研究传统：美的哲学、艺术哲学、批评哲学。景观美学较多地归属于艺术哲学，而环境美学则较多地归属于美的哲学。它们都有批评的哲学，也许景观美学的批评，更注重景观个体，而环境美学的批评也许更注重整个环境。

尽管环境美学与景观学有以上所说的三点差异，但是，它们也有三个很重要的共同性：一是它们关注的都是环境，既涉及自然，又涉及人文，是自然与人文相交融的人的生活空间；二是它们都具有提升人类生活空间审美品格的使命，都是环境的美化学；三是它们都重视对生活的感性体验，只有感知的世界，才是审美的世界，由于世界本就是感性的，因此，回到生活本身，也就是回到审美本身。鲍姆嘉通将审美定义为感性学，不是神秘了审美，而是平易化了审美，不是禁锢了审美，而是解放了审美。这种解放，如果说在艺术欣赏中表现得不是很充分，那么可以说，在环境中那是充分不过的了。人类环境，说到底，是一个全面的感知系统。环境好不好，美不美，只要将全部感官打开，放眼展视，竖耳谛听，深呼吸几口，挥挥裸露的手臂，就知道了。芬兰的环境美学专家约·瑟帕玛说，审美的表达有三种方式：描述的、阐释的、评价的，基础的是描述，阐释、评价都在描述之中，在环境美学中，描述是基本的表达方式，也是最为重要的表达方式。景观学也是非常强调对生活的感性体验的，一个区域景观设计得好不好，同样，不需去查什么文献标准，据什么设计经典，只要在景区走上一个来回就尽知了。

就环境美学与景观学的联系来说，可以将环境美学看成是景观学的一种理论上的指导，也可以看成是环境美学形而下的一种延伸。景观学的产生早于环境美学，仅就这一维度来看，环境美学也无妨看作是景观学在当代的理论提升。三、从环境伦理学到环境美学

人和自然的关系问题一直是哲学的主题，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人类对自然的关系的看法是不一样的，人类的初民阶段，由于人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能力的极其低下，普遍存在一种对自然的崇拜心理。与自然的联系，更多地看重人对自然的服从、屈服，这可以说是一种自然主体哲学。而在人类的文明时期，人类的主体性逐渐觉醒，这种觉醒在德国的古典哲学中达到了极致，康德、黑格尔是这种哲学的最大代表，这种哲学有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它所弘扬的主体性是精神的主体性，马克思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将精神的主体性移到物质的主体性来，这种物质的主体性就是人的生产实践。由于人自诩为“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俨然以宇宙的主人自居。

历史发展到后工业社会，人类的主体性发展到极致，创造了更为先进的文明，但是，人所创造的文明程度不一地破坏了自然界原有的平衡其中主要是生态平衡，人对自然的征服所取的胜利果实本应是甜的，却变成了酸、甚至是苦的。在自然的威权之下，人类突然醒了过来，原来自己并不是宇宙的主人，甚至也未必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人的主体性遭到严重挑战。有学者提出自然也应具有它的主体性，自然的主体性突出体现在生态主体性上，于是就有了两个主体性：人的主体性，自然的主体性。人的主体性集中体现为文明，自然的主体性集中体现在生态。按逻辑，是不容许存在两个主体性的，这两个主体性要么一个战胜另一个，要么两者实现统一。人类现在已经明白，自己是无法从根本上总体上战胜自然的，只能取与自然相和谐的态度，于是，一种新的文明观——生态文明观产生了。这种文明观既不强调文明的主体，也不突出生态主体，而是让生态与文明构成一个共同的主体。生态与文明能够共同成为一个主体吗？应该说，在一定的范围内可以做到，当然，这需要人自觉地调节自己的文明，让文明既符合人的利益，也符合生态的利益，也就是说，既是文明的，又是生态的。概括起来，就是生态与文明共生双赢。在这样一种哲学观的主导下，一种新的伦理——环境伦理亦称生态伦理产生了。

环境伦理是伦理学的新阶段。在此前，伦理学经历过自然伦理、社会伦理两个阶段。自然伦理畏惧自然，人的价值屈服于自然的价值，这种伦理主要在人类的史前时期；社会伦理崇尚人的权利，将人的价值看得高于一切，从根本上漠视自然的价值。这种伦理观主要在人类进入文明阶段之后，而在工业社会达到极致。后工业社会出现了新的伦理——环境伦理。在环境伦理的视野下，人的价值与自然的价值需要实现调整，既尊重人的权利，也尊重自然的权利。

问世于1949年的《沙乡年鉴》是美国伦理学家利奥波德（Aldo Leopold）逝世后出版的著作，书中《土地伦理》一文指出自然保护应尊重生物的多样性，应重视保护“陆地”这一生命共同体的整体稳定性和美观，提出了立足于整体观的大地伦理学。20世纪60年代后，先后出版了环境问题研究先驱者莱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的《寂静的春天》、巴里·康芒纳（Barry Commoner）的《封闭的循环》、霍尔姆斯·罗尔斯顿Ⅲ(Holmes RolstonⅢ）的《哲学走向荒野》和《环境伦理学》等。作者与环境伦理学之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合影

至上个世纪中叶，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众多学者探讨了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美学的关系。70年代后，从大地伦理学到深层生态学的转变使环境运动从改良走向激进。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在西方兴起，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这种环境伦理学影响了很多环境问题研究者其中包括一些美学家。阿诺德·柏林特、艾米莉·布雷迪（Emily Brady）、罗尔斯顿等人认为环境美学根本上需要一种伦理的关怀。艾米莉·布雷迪指出，在对环境的改造时，有时审美价值的获得是以生态和自然环境受损害为代价的，这样，美学目的就和我们的道德责任相冲突了。如何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同时达到审美与道德的共存，是实践面临的难题。

在属于哲学的诸多学科中，美学与伦理学有着极其内在的联系，它们都以生命作为自己的关注对象，只是伦理学侧重于生命的内在价值，而美学则侧重于生命的外在现象。伦理学所关注的“善”作为人类行事的基本原则总是内在地决定了美的价值取向。环境伦理学所提出的一系列关于生命的新的原则，极大地启发了美学，不仅为美学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而且提供了理论基础。

从某种意义上讲，环境美学是在环境伦理学的胚胎中吸取环境美化的营养发展起来的。四、环境保护学与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产生的重要背景则是工业社会以来全人类的环境保护运动。环境保护，从大的方面言之，其手段有二：一是科学技术，二是人文理念。现在人们一谈到环境保护，想到的就是科学技术，如何净化水，如何净化空气，等等。其实，环境保护更重要的是树立正确的环境观，自觉地爱惜环境，珍惜环境，不让它受到破坏。这其中，生态文明理念是最重要的。关于生态文明，根本就是三个重要概念：“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尊重自然”，意味着要给自然以地位。什么地位？一是承认自然有自身的价值，这价值要得到充分的尊重；二是要承认自然是宇宙的本体，只有尊重自然这种宇宙本体的地位，人才有生存的可能，也才能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条件下讲“以人为本”。“顺应自然”，首先是承认自然有自身的存在与发展的规律，这规律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做任何事，都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这就是“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主要指保护自然的生态平衡，不是说人不能利用自然资源，不能改造自然，而是说这种利用、改造必须控制在一定的范围、一定的程度之内。一方面是为了保护自然生态平衡，不至于让我们对自然的利用变成对自己的最后伤害；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可持续发展，为子孙后代留下更多的、更好的生存与发展空间。

在诸多的关于环境保护的理念中，环境美学处于较高的层面。现在的环境保护，立足于善，即人的利益、主要是不被环境伤害的利益；依据的是真，即科学技术手段。应该说，这种保护的层次是不高的，因为就人类的终极价值而言，不是善，而是美才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通常只是认为动物不能制造工具，而人能制造工具，这一点固然也是人与动物的区别，但不是最根本的区别，最根本的区别是人有对美的追求，而且这种追求不是本能的，而是自觉的，且是不断提升的，从没有尽头。从真善美的统一而言，不是真，亦不是善，而是美才是人类这三种最高价值的最后归宿，因此，美是人类的最高境界，席勒说“只有美才能使全世界幸福。”我们的环境保护，就最低层次而言，就是没有污染，不伤害人的健康，为什么不将这最低的要求提升到最高的境界——美的境界呢？为什么不让我们的环境，不仅是无害的，而且是美丽的呢？

环境保护与环境建设目前是两种不同的工作，归属于两个不同的部门。它们之间经常产生矛盾。环境保护经常限制环境建设，而环境建设也多是破坏环境。难道这两者真的是天敌，不能实现统一了吗？并不是如此，我们可以将环境保护与环境建设统一起来，这里关键其实不是环境建设必须以不破坏环境为前提，因为这是题中应有之义，关键倒是将环境保护提升到环境建设的高度，让环境保护不只是环境的修复，还是环境的美化。这一目的的实现固然需要一定的科学技术做手段，但根本的是理念到位。理念之一，就是整个环保工程需以美学为主导。美学主导，并不是唯美主导，而是融真善美为一体且以美为最高追求的主导。真善美一体，是有多种融合方式的，三者或可融为真，也可融为善，但只有三者融为美，才能将人类的精神境界引向无限。

环境保护与环境建设中经常遇到的功能与审美的关系问题也只有树立美学主导的理念才能真正解决。通常对这两者关系的处理，总是将它们对立起来，根据善为根本的原则，功能第一，审美第二，实际上是要功能不要审美，或者为功能而牺牲审美。城市中触目可见的市政工程诸如高架路、立交桥、广告牌多是如此。按美学主导，功能与审美不是对立的，而是统一的，这种统一，既不是功能统一于审美，也不是审美统一于功能，而是功能即审美，审美即功能。比如，城市中的高架路，既是便捷的交通工具，又是亮丽的街头景观。

现在我们国家的环境保护之所以存在严重的问题，主要不是科学技术水准达不到，也不都是不重视，而是思想认识达不到，也就是说观念上出了问题。这方面，我愿意向读者推荐美国环境设计师帕特丽夏·约翰松的创造。约翰松是一位非常有才华的环境艺术设计师，她做的园林总是恰到好处地将环境保护与环境审美统一起来，正如《艺术与生存——帕特丽夏·约翰松的环境工程》一书的《概论》所说的：“生态系统是约翰松工作的模本，生存是她的主题，她对此非常熟悉，从而能够深刻体验，灵活运用。在生活和艺术中，耐心和灵活都是非常有用的技巧。通过对植物与动物生存策略的探索，并揭示出不同的艺术处理方式，从而她的艺术可以被用来恢复生态。但她决不会放弃美。她很清楚美所具有的促进生态复原的特性。”这里，使我们惊奇的是最后一句话：“美所具有促进生态复原的特性。”美有那么大的力量吗？初听，似是觉得将美看得太高了，但细思，又觉得真是那么回事。五、正在发展的环境美学

环境美学的历史并不长，大抵在上个世纪下半叶，西方陆续出现一些有关环境美学研究的著作与论文。环境美学作为学科的界定，目前还在研究之中，据环境美学的开拓者之一、国际美学学会前会长、美国哲学家阿诺德·伯林特的看法，环境美学虽然与其他学科交叉，但其核心是对环境的美学思考。而关于“环境”的界定，西方学者大多不把它与人分割开来，将它看成人之外的东西。阿诺德·伯林特说：“环境并不仅仅是我们的外部环境，我们日益认识到人类生活与环境条件紧密相连，我们与我们所居住的环境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分界线。在我们呼吸时，我们也同时吸入了空气中的污染物并把它吸收到了我们的血液之中，它成了我们身体的一部分。”

环境当然主要指自然环境，但是它也包括人造环境。与一般从经济、政治、伦理等角度研究环境不同，环境美学更多地关注环境的适人性，它对于人的精神上享受的意义，也就是它的审美价值。这样，环境美学的研究就不可能是独立的，与其他学科不相干的，它必须从其他学科吸取营养，在相关学科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搭起一座引人注目的精神的金字塔。

西方的环境美学研究，大体上分为理论上研究、实践上研究以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在理论的研究上，在有关环境美特质的认识上，主要是将它与艺术美相比较。阿诺德·伯林特认为，这种区分可以从三个方面进行。一是环境美的对象是广大的整体领域，而不是特定的艺术作品；二是对环境的欣赏需要全部的感觉器官，而不像艺术品欣赏主要依赖于某一种或几种感觉器官；三是环境始终是变动不居的，不断受到时空变换的影响，而艺术品相对地是静止的。

在有关环境美的理论上，有关环境感知和景观评估是两个研究重点。加拿大学者艾伦·卡尔松对现代环境审美模式进行了梳理，以对自然环境的欣赏为例，分析了对象模式（the object model）、景观模式（the land scapemodel）、自然环境的模式（the natural environment model）、参与模式（the engagement model）、神秘模式（the mystery model）、唤醒模式（the arousal model）等十种欣赏模式。卡尔松主张全部的自然世界都是美的，并强调科学知识在审美中的重要性，把审美欣赏筑基于自然科学，而科学知识则为自然欣赏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奠定了基础。

关于环境的审美批评，在西方环境美学中得到重视。美国学者阿诺德·伯林特和芬兰学者约·瑟帕玛都深入地论述了这个问题，环境批评涉及到景观评估。对景观评估的研究主要从实验和实践两条途径展开。实验的途径主要是从环境心理学的角度进行研究，这主要依靠科学的研究、量化的数据和评估，多采用定量、试验的研究方法，如建立模型、验证假设、研究工具的标准化、数据的产生和分析等。在这种研究途径中，对环境变量的分析和对环境的人文因素的考虑是相互补充的。美国学者J·L·纳斯（Jack L.Nasar）主编的《环境美学：理论、研究与应用》一书中提出环境美学是经验主义美学和环境心理学两个领域的研究的一种融合，这两个领域都采用科学方法以解释物理的刺激和人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实践的途径主要是从景观设计与规划的角度进行研究，主要体现在对景观的美学价值进行量化。景观的量化评估起因于环境的经济价值和审美价值之间的相互冲突，景观美学质量的量化有助于为捍卫景观提供有力的证据。许多重要的研究成果已经在实践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如主要用于估量森林和荒野的审美属性的风景美评估（SBE）模式，已经用于乡村的农耕区景观的乡村景观评估程序。但是，正如阿诺德·柏林特所指出的，量化途径致力于一种如同科学一样的客观性和精确性，但其范围太窄并且采用的数据是缺乏说服力和值得怀疑的。量化研究产生的数据只提供了有限的、似是而非的证明。景观质量的精确评估一直存在着争论，并且未得到真正的解决。实践途径还注重环境美学质量的保护、规划和公众意识的提高。建筑师、城市规划者和景观设计师直接肩负起改造和提高生活环境质量的重任；而环境教育的长远计划也在人文学者的研究之中。

众多学者还探讨了环境伦理学和环境美学的关系。西方的环境伦理学已经发展得比较成熟，对环境美学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20世纪70年代后，从大地伦理学到深层生态学的转变使环境运动从改良走向激进。以深层生态学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在西方兴起，带来了一种新的生态世界观。这种环境伦理学影响了很多环境研究者。阿诺德·柏林特、艾米莉·布雷迪（Emily Brady）、罗尔斯顿等人认为环境美学根本上需要一种伦理的关怀。在对环境的日常经验中，审美与道德不免发生纠缠，甚至发生价值冲突。艾米莉·布雷迪指出，在对环境的改造时，有时审美价值的获得是以生态和自然环境受损害为代价的，这样，美学目的就和我们的道德责任相冲突了。如何在达到人与自然的和谐的同时达到审美与道德的共存，还是实践面临的难题。

特别值得我们重视的是，西方有一些学者已经试图将美学与工程学结合，他们在实践上，做出了出色的成绩。法国著名的工程师贝尔纳·拉絮斯在设计法国西部一条高速公路时，将公路要穿过的一片采石场变成奇异的悬崖景观。这一实践上的巨大成功，引起了著名的学者、哈佛大学敦巴顿橡树园园林与景观部主任米歇尔·柯南（Conan Michel）的浓厚兴趣，他将这一实践上的巨大成功从景观学的理论上加以概括，写出了The Crazannes Quarriesby Bernal Lassus:An Essaay Analyzingthe Creation of Landscape Michel Conan这一重要的著作。

中国学者从事环境美学研究始于21世纪初叶，已出版的著作主要有曾繁仁的《生态美学导论》（商务印书馆，2010）和笔者的《环境美学》（武汉大学出版社，2007）。曾著侧重于从生态主义角度研究美学，研究的内容涉及环境，但不限于环境。笔者的《环境美学》以生态主义与人文主义结合为哲学基础，侧重于从生活的维度研究人与环境的美学关系，并且将这种关系概括为“居”，此书将“家园感”视为环境美的本质，将“乐居”视为环境美的最高层次，将山水园林城市定为人类最理想的生活环境，而历史文化名城则为最具魅力的生活环境。

环境美学的发展越来越显示出它与传统美学的区别所在。美学研究的重心从艺术转移到自然，其哲学基础由传统的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扩展到人文主义、科学主义和生态主义三者的结合；美学正在走向日常生活和应用实践。不难预见，环境美学将成为美学研究的显学，也势必为人类的实践指出一条通往人与环境的和谐的道路。第一章环境美学的主题——乐居

严格说来，环境美学并不是关于环境审美的学问，而是生活的学问，生活的学问是一门大学问，最高的是人生哲学，其下则有许多分支学科，分别研究人如何生活。人的生活涉及诸多方面，一时难以归纳概括，其中有一个方面是清楚的，那就是人总是实实在在地在一定环境中生活，生活的方式、生活的质量在相当程度上决定于环境的质量，决定于环境与人的关系。环境的功能首要的也是基本的是人的生命之根、生存之所、生活之域、精神所依。环境有美，人也欣赏这种美，但这种审美有一个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它不离开环境的根本功能——生存与生活，环境的审美是生存与生活中的审美。第一节资源与环境

环境就类型来说有自然环境与社会环境，自然环境是根本的。

自然当其作为人的价值物时，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作为资源，二是作为环境。资源主要为两类，一类为生产资料，一类为生活资料。生产资源为人的生产活动提供原料，生活资料则直接满足人的生活需要。

讨论环境的功能必须将环境与资源区别开来。资源与环境可以是同一个东西，也可以不是同一个东西。它们的共同之处都是对人的肯定。但它们的本质是不同的，资源是经济概念，环境是人文概念。

资源与人的关系是对立的，表现为人对资源的掠夺；环境与人的关系则是统一的，表现为人对环境的依赖和环境对人的支持，用通俗的话来说，环境是人的家。

人与资源的关系，我们说是“生产”；人与环境的关系，我们称之为“生活”。

地球是人类唯一的生存之地，它是兼有资源与环境二者的。从总体来看，我们不能不从地球获取资源，也不能不将地球作为我们的家。将地球看作资源，势必对地球有所破坏；将地球看作家，则不能不对地球精心呵护。无疑，这两者是有矛盾的。解决矛盾的指导思想只能是环境第一，资源第二。有一条标语：既要金山银山，又要绿水青山。总的不错，但还需加一句：保住绿水青山，才要金山银山。

作为人的家，环境的首要功能是作为物的因素参与人的生活。人的生活，主要由两种因素构成，一是人的因素，即灵肉相统一的活着的人；另是物的因素，具体来说，它展现为四个方面：人的生活的场所，人的生活动力之源，人的身心归属，人的生活享受对象。这四个方面均包含有物质精神两种因素。也就是说，环境对人的肯定，既是物质上的肯定，也是精神上的肯定。

生活，在环境中的重要性再怎么强调都不过分。生活第一，这应是城市建设的第一要义。生活，最重要的是居住。人类的居住方式大体上最初是游动的，居无定所，这与游猎生产方式有关。进入农耕社会后，人类就基本上定居下来了。居，必有场所，场所一般理解为屋舍，但这是不够的，屋舍只是“场所”中的“所”，而“场”则不只是屋舍，还有自然与社会。

安居才能乐业，虽然这是一条普通的道理，在现实生活中却常常遭到忽视。当今城市建设中，重视的是城市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地位，特别是经济地位，强调的是GDP，凡能直接给城市的GDP带来增长的建设项目总是摆在突出地位，而居住则被挤到一边。即使是北京、上海、广州这样经济发展相当好的城市，尚有为数不少的市民其居住条件并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善。

更严重的是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矛盾。本来任何项目的上马均需有相应的环境保护措施跟上，但实际上，很多企业的环保措施并没有跟上，致使环境遭到严重污染，人们的健康遭受损害，生存、生活发生了严重困难。

笔者行文至此，正好看到一则题为《山西富人及其生态难民》的文章。文章说，山西作为中国重要的煤炭生产基地，有近五万家煤矿企业。过度的开采，更兼原始的无计划的野蛮掠夺，使得山西大地伤痕累累，严重地破坏了生活环境。

这种状况值得我们思考：居住与生产两者的矛盾到底应如何解决？从整体来说，居住场所与生产场所是同一个场所。居住是一种消费，它不创造价值，至少不直接创造价值；生产则创造价值。换句话来说，居住花钱，生产挣钱。单纯地算经济账，对于某些人来说，还是生产划算，像山西某些煤矿的老板，赚了钱以后可以去外地购房。但是，普通老百姓是不可能去外地购房的。即便都能去外地购房，这个损失也不是仅算经济账就可以算清的。一个地方的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影响的不只是这一块地方，还有别的地方，因为生态具有全球性。

更重要的是：家园不只是联系到人们实际的物质利益，还联系到人们的精神世界，家园是人们心灵的寄托。这种心灵上的寄托，可以做历史上的追溯。因为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不只是现在活着的人，还有我们的祖祖辈辈。他们为后世留下的不只是物质性的基业，还有精神传统。这些，对于后人，都是非常重要的传家宝。物质基业不能离开这块土地，精神传统也密切联系这块土地上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家园都没了，创建这家园所缔造的精神变成了无稽之神话，这不很可悲吗？

谈到环境的功能，我们总是很容易想到旅游。环境确实有旅游的功能。但是，必须明白生活与旅游是两种不同的追求。人们来这里旅游，看中的是景观的“唯审美”含量。说是“唯审美”，就是它不涉及与之相关的任何功利。这种审美与传统美学所肯定的“无利害关系”说基本上是合拍的，看重的是形式美，追求这种美所带来的心理上的刺激与愉悦。而居住对于环境的要求不是唯审美的，说不是唯审美，并不是说还有一种脱离善与真的美存在，而是说居住者更关心的是美的内容，这种内容关系到居住者的诸多功利，诸如健康、安全、生活方便、居住舒服，等等。

相比于居住来说，旅游毕竟是次要的，考虑环境美的功能，必须将居住放在首位。当前城市建设在处理居住与旅游关系上，尚存在一些偏差。为了提高城市的活力，增加城市的GDP，城市有必要积极开展旅游这方面业务。为此，加紧旅游设施的建设是必要的，这些设施相当一部分也属于环境的建设。问题是，不要忘记了，将环境建设好，不只是为了旅游，也还为了生活——首先，当然是当地居民的生活。须明白，环境建设的第一要义，是让居民宜居并进而乐居。居住才是环境的基本功能，忽略了这一点，均有可能将环境建设引向错误的方向上去。

环境以生活为主题。生活，讲究方便、舒服、随意，当然，也要讲究秩序、文明、优雅。这里特别要提出城市的包容性问题来。城市是属于各色人等的，中产阶级要在这里生活，平民百姓甚至乞丐也要在这里生活。不能要求城市只有一种生活方式。城市要讲卫生，但不一定要那样讲究整齐；城市要讲市容，但不一定要那样讲美观；城市要讲究文明，但不一定要那样讲究优雅；城市要讲秩序，但不一定要那样讲一律。城市是我们大家的家。第二节宜居与生态

环境以生活为主题。这里说的生活，是多种多样的，可以分为两大类：流动，或生产，或考察，或旅游；居住，虽也生产，也工作，但在此地建立了家园——一个相对稳定的居所。两者均是人在环境中的活动。但就我们对环境基本功能的认定来说，居住才是环境的基本功能。我们对于环境性质、品位的考察均以环境的后一种功能为依据。

居是可以分层次的。基础的居为宜居，宜居着眼于生存，就生存言之，它有三个要点：

第一，是否有利于健康。环境是否有利于健康，要看五个方面：（一）空气是否清新；（二）饮水是否清洁；（三）气温是否宜人；（四）是否有噪声；（五）是否有严重伤害人健康的其他因素存在。这里说的伤害人的其他因素，有些是明显的，如湖区，是否有传播血吸虫病的钉螺存在；有些是隐蔽的，如有些地区有损害人健康的放射性元素存在，这些放射性元素，不用仪器是不能觉察的。环境的卫生状况直接影响到人的健康。而这，又是与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风俗、文明程度密切相关的。千万不要小看环境的卫生状况，它不仅是衡量一个地区文明水准的重要标尺，而且也是衡量环境美的重要标尺。第二，人身与财产是否安全。第三，生活是否方便。

宜居的三个方面，第二、第三方面都是次要的，第一方面才是最重要的，这一方面所涉及的深层次的问题是生态。说宜居，根本的，是指生态宜居。这一问题之所以提出，是因为地球上的生态问题已经十分严重了。

从哲学层面上来看，存在着两种价值观的较量。一种价值观是：人是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主体，只有人有价值，动植物没有属于自己的价值，人有权任意主宰它们的生死，这种价值观统治人类上千年，大抵上，人类进入文明时代，就持这种价值观了。而在当今的生态文明时代，这种价值观过时了，新的价值观认为，这个世界上，人不是唯一的主人，地球是人类与一切动植物共同的家，在生态平衡的天秤下，人与其他动植物是平等的。人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动植物也有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在利益相冲突的时候，至高的调控者并不是人，而是生态平衡。调控的结果，未必都是人得利，也很可能是人的让利。

宜居环境的建设就是以这种哲学作指导的，它突出表现为对自然的尊重，对自然规律的顺应，对自然生态平衡的敬畏。

美国当代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在他的《自然界的价值和对自然界的义务》一文中说到一件事：罗瓦赫原野公园过去的标牌上写的是：“请留下鲜花供人欣赏。”现在标牌上写的是“请让鲜花开放！”“其含义是：雏菊、沼泽万寿菊、天竺葵和飞燕草，是能保持它们种类善的可评价系统，在没有例外时，它们是善的种类。人们可能在欣赏这些花的时候，也在其中体会到有这种迹象。”两条标语，表面上看意思是一样的：让人爱惜鲜花，却是两种不同的伦理立场。“请留下鲜花供人欣赏。”显然是站在人本位的立场上的，肯定的是人的价值；而“请让鲜花开放！”却是站在自然本体的立场上的，肯定的是鲜花自身的价值。

宜居的环境无疑首先是自然有地位，这自然有地位又集中表现为生命有地位，这生命有地位，不是指单一个体的生命，而是指物种的生命。这物种的生命，不是单指人这一物种的生命，而是所有物种的生命。早在1919年德国思想家阿尔贝特·史怀泽（Albert Schweitzer）就在斯特拉斯堡的布道中提出了“敬畏生命”的原则，他说：“我们生存在世界中，世界也生存在我们之中。这个认识包含着许多的奥秘……如果我们已能深刻地理解生命，敬畏生命，与其他生命休戚与共；我们怎样使作为自然力的上帝，与我们所必然想象的作为道德意志的上帝、爱的上帝统一起来？”值得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对物种生命的尊重，是在生态平衡意义上的尊重，不是佛教的不杀生。那叮人血的蚊子，虽然我们未必要将其绝种，但是它们的猖獗，对人的健康造成了严重危害，实际上也是对生态平衡的破坏。

欧美许多国家是为动物立法的，生活在城市中的动物不能随意伤害。在欧美，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大街上有鹿群过街，有野雁在游弋。这些动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它们也是城市中一员，这座城市也是它们的家。所有的人都需要尊重它们，有义务有责任保护它们。一座城市是不是宜居的城市，不能只是看它有没有蓝天白云，有没有碧水绿山，还必须看这座城市的市民有没有生态意识。没有生态意识，即使这座城市原本有蓝天白云、有碧水绿山，也会终有一天将优秀的生态环境败坏干净。蓝天白云成为罕见的景观，终年雾霾，难见天日；碧水绿山只存于往日的照片，眼前却是荒山秃岭，水枯见底。可以说，生态是自然赐予的，而生态城市即宜居城市绝对是市民打造的。第三节利居与乐居

在宜居的基础上，有利居与乐居。

利居虽然也有居，但实际上重的是利。不少人来到某城市，目的是创业，是求利。中国现代的城市建设也比较地重视利，利是多边的，外地来此创业的人得利，本地市民也得利。正因为如此，不少城市努力发展自己的特色产业，提高知名度，让更多的人来此创业。江西某一城市历史上出过很多名人，中等教育不错，高考录取率出奇地高，各地的家长慕名将孩子带来此地上学。为了让孩子不致没人照顾，就在此地经商，打工，或就做孩子的陪读，照管孩子生活。这个地方因教育而带动了GDP的增长。利居中的利虽然是多样的，但主要是经济。因此，通常讲的利居城市都是经济发达的城市，以工商业城市为主。

经济是基础。我们当然不会反对将所有的城市建设成利居的城市，但是，发展经济的目的，还是为了生活，利居不能成为我们环境建设的最终目的，环境建设的最终目的是让市民生活幸福，概而言之：乐居。

乐居的生活环境有四个要点：

第一，自然景观优美。景观优美是建立在生态优良的基础之上的，优良的自然生态固然可以创造出优秀的自然美来，但适当的艺术加工也是不可少的，它不仅可以让这种美锦上添花，而且增加了艺术美。大凡称得上乐居的城市都有值得称道的自然景观。宜居也讲究自然条件，但主要是讲生态，只要生态好，没有污染就够了，不需特别提出美学方面的要求。

第二，历史文化底蕴深厚。城市都有它的历史，它是城市最为宝贵的财富。历史文化留存有两种方式：文献和物件。前者供人们去阅读，通过阅读了解这座城市不凡的过去，会增加对这座城市的敬意和爱意。但是，文献资料毕竟是文字，没有形象，就审美效果来说，远不如物件遗存。物件遗存是可感的，它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这种视觉冲击力会强烈地影响到人的情感与理智。城市中的物件遗存，主要为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矗立在街头，上百年，或上千年，虽然因自然风雨、战争动乱，外观变得残缺了，不好看了，但须知，这种残缺正是它最为动人的魅力所在。对于历史文物来说，某种意义上，残缺就是美，伟大的美，崇高的美。那矗立在罗马闹市中的古斗兽场，虽然是残损了，远不及近旁的新建筑的华丽、辉煌，但任何人来到这里，都将目光投向它，向它行注目礼，它的魅力、它的美岂是华丽的新建筑所能相比的？近年来，不少人提出要将北京的圆明园修复，不是不可以重造一座圆明园，但绝不能将原有的圆明园废墟拆掉去重建圆明园，如果是那样，那真正是民族的悲哀！古罗马斗兽场，残缺而更显魅力

第三，个性特色鲜明。乐居的城市均是个性特色鲜明的城市。城市的个性特色是通过多种因素体现的，或是自然景观，或是人文景观，这其中，建筑也许是最为抢眼的。德国的小城魏玛至今还完整地保留着方块石砌就的街道，还有马车这样的交通工具，更不要说街道两旁数百年前的建筑了。一座很有个性特色的城市一定在建筑上很有讲究，很有特色，让人过目不忘。魏玛就是这样的城市。另外，就是特色产业、特色文化、特色民俗了。美国的新奥尔良因是爵士乐的发源地每天吸引着成千上万的发烧友，中国云南的香格里拉仅仅因一个传说而名闻天下。

第四，能满足居住者的情感需求。情感是人性中最为深层的部分。人的一切活动均不同程度地染上情感，渗入情感。人对于环境是有情感的，是哪种类型的情感，哪种调质的情感，就看他与环境的关系了。乐居的环境，情感基调应是亲情或类似亲情。这种情感不应是肤浅的，而应是深沉的；不应是短暂的，而应是绵长的；不应是单薄的，而应是丰富的。它的调质可能五味杂陈，有喜有悲，有苦有乐，但主调应该是让人温馨的，依恋的，可以经久回味的。

情感的力量是伟大的，它可以创造奇迹。人们在某一座城市能不能定居下来，最终的决定因素也许就是情感！

虽然情感是个人的，我们不能让所有的人都爱上这座城市，但我们应该让更多的人依恋这座城市、喜欢上这座城市。

乐居与利居相比，突出的优势是重生活质量。生活质量如何看？（一）生活质量既在物质，更在精神。（二）生活质量既在实惠，更在品位。品位说到底是文化的，精神的。（三）生活质量既有标准，又无标准，重在特色，特色既显之于外，更藏之于内，无法拿来比拼的。（四）生活质量既在大众，又在个体；个体的生活质量，既在他拥有的财产，更在他的真切感受，种种数据包括幸福参数都不能代替此种感受。

这四个方面集中体现出乐居的环境重文化、重审美的特色。

就重文化来说，它重的是文化品格。什么样的文化品格才称得上高呢？从本质上来看，这文化应是对人、对人性的充分肯定，具体来说，不管是哪一种文化，它都应是美好的，像林间清风，五彩云霞，春光明媚，让人感受到生命的舒展与活力；这种美好，还应是有历史的，有底蕴的，像陈酒，味香劲厚，悠久绵长，耐人寻味，让人陶醉。就笔者访问过的地方来看，像德国的魏玛、奥地利的维也纳、美国的新奥尔良、中国甘肃的嘉峪关、湖南的凤凰都称得上文化品格很高。浙江湖州南浔镇，充满水乡情调

这样的城市、乡村，其实是很多的，但因为缺乏保护，缺乏修饰，诸多污染、侵扰更是乘虚而入，要么就湮没了，要么就给毁了。笔者出生的那个小镇依山临水，与凤凰相仿佛，但几经折腾，特别是上个世纪50年代末期大规模的拆迁，早已面目全非。比我年轻的这座小城的居民，听我说起城市当年模样，已是无法想象的了，其实在我，那也只是一个残留的梦境。

就重审美来说，不是说它外观上有多好看，而是生活在这座城市有多么的轻松与潇洒。审美的这种轻松与潇洒，常用“自由”来表示，这概念也常带来纷义与混乱，故我在这里不用这个概念。轻松与潇洒是一种感觉，难以概括为几条标准。不过，每个人都会知道什么是轻松与潇洒。城市是诸多人生活的地方，诸多的人有诸多不同的生活状况，因而有诸多不同的对城市的要求，为了维护城市的秩序，也为了让绝大多数的人感受到生活在这一城市的轻松与潇洒，它是需要有一定的规则的，诸如交通规则、卫生规则，这些规则不仅保护这座城市的文明，而且维护着这座城市的美丽与魅力。当所有的市民在道理上完全接受这些规则、在心理上真正内化这些规则，比如说，有垃圾，就非得丢到垃圾箱里，如丢到街头则不可思议，这时，也只有在这时，生活在这座城市才真正称得上轻松与潇洒了。

乐居是日益富裕起来的人民对环境的新的追求。当人民还很穷的时候，考虑的主要是赚钱，是温饱。随着温饱问题的初步解决，人们对生活的要求更多地放在精神上了，对于环境，它就不满足于宜居和利居，而要追求乐居了。

宜居、利居都是乐居的基础，但二者与乐居的关系也还存在一些差别，宜居作为乐居的基础，是绝对的，环境越是宜居，越能乐居。利居作为乐居的基础，是相对的，虽然乐居需要优越的物质基础，但并非物质越丰富，就越能乐居。不少城市以GDP为最高目标，将城市打造成赚钱的巨型机器，将发展是硬道理变成赚钱是硬道理，一切向钱看，不惜将城市资源耗尽，当然更不惜将城市环境破坏，结果，也许真赚了一些钱，但是，这城市也真不能待了。可怕的还不是市民的大量迁移，而是留下这堆建筑垃圾、工业垃圾、生活垃圾，贻害子孙后代……这样的例子并非没有，一些当年响当当的工业城市，因资源枯竭，如今成为空城、废墟，演绎着新版的“彼黍离离”，让人扼腕悲叹。所有的城市建设者需要有清醒的头脑，在谋利的同时，逐步实现利居城市向乐居城市的过渡。

工业社会以来，城市以高功能、高利益而为人们所向往，所以城市向来被称作为“冒险家的乐园”。城市的这一性质在现在虽然没有根本性的改变，但是，城市的功能逐渐由纯功能性转变为生活性。城市不仅要让理想家实现它的梦想，而且要让广大的人民生活得更幸福。上海世博会的主题“城市让生活更美好”，道出了城市发展的方向。什么叫“生活更美好”，就是“乐居”。

营造“乐居”的环境，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这是环境美学的主题。第四节乐居与乐游

关于环境，有两种认识的维度，一是将环境看成是人之外的物质世界，《现代汉语词典》为环境下定义就是“人周围的地方”、“周围的情况与条件”，按这种维度看环境，环境是人的对象。另一种维度是将环境看成人之内的物质世界，是人的肉体与精神的物质来源，人的生命另一体。我们人时时刻刻在与环境进行着生命元素的交换。比如，环境中有空气，我们呼吸着新鲜空气，这空气进入人体后，参与人的生命创造；同时，我们人也吐出生命过程中所产生的废气，废气进入环境后，为植物所吸收，植物吸收后产生人所需要的新鲜空气。两个维度看环境，前者看到的是环境的现象，后者看到是环境的本质。我们将环境的基要功能定位于生活——居，就是从环境的本质出发的。

尽管环境，按其本质是人的生命之源，环境的基本功能是居，但是，我们不能忽略，作为人之外的物质世界，环境还是人的欣赏对象。环境特别是自然环境以它的天生丽质吸引着我们，给我们极大的精神愉快。这样说来，环境的美可以大致分成两个方面，就它与人的生命联系来看，它的美主要为居之美；而就它作为人的感受对象来说，它的美主要为游之美。

居之美已如上说概括为乐居。游之美则概括为乐游。

游的范围当然远远大于居的范围。地球上像极为寒冷的南极北极、极为干燥的沙漠，人是没有办法居住的，但是它为某些游者所青睐。不只是因为这些地方，风景极为奇特，更重要的，它也是对人胆量与能量的一种挑战。不少人乐于接受这种挑战，从中感受到极大的精神愉快。这些地方虽然不是宜居的地方，却是宜游的地方，也是人的环境。环境的边界是难以确定的，以与人的关系向外呈弥散状拓展，中心部位应是居，其次是游，再其次，游也不能游，却因与人的生命有关系，也应看成环境。

环境与自然（自然界）其实是重迭的，之所以取不同的名目，是因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认定对象为自然，是从人与自然相异这一维度来说的，自然不是人，人不是自然。认定对象为环境，是从人与自然相关这一维度来说的，就本质来说，环境也是人，因为人就是环境的产物。

从大的方面来看，中华民族与西方民族的自然观与环境观是差不多的，如果细细地品味一下，它们还是在某些方面见出一些差别的，这不同的方面主要见之于游。游的差别集中体现在以自然风光为题材的风景画上。风景画是画家游于自然风光的产物，从某种意义上，它可以反映画家关于游的一些观点。中国画家喜欢画以自然风光为题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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