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眼中的马邑文化(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熊国章

出版社：三晋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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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者眼中的马邑文化试读：

今朔州市委、市府所在地──朔城区，古称马邑。据朔州旧志记载，秦始皇三十二年，大将蒙恬率秦军北击匈奴，在此筑城养马，故名马邑，因之名县，马邑之名始此。古籍中还有这样一则神奇的记载：“秦时建此城辄崩不成，有马周旋驰走反复，父老异之，因依以筑城，遂名马邑。”（《太平御览》卷一六三引《晋太康地记》）

考古资料证实，战国晚期至秦，这里已有居民聚落或城池存在。秦汉马邑城的具体位置与后来北齐朔州土城址基本吻合，北齐朔州土城就是在秦汉马邑城旧址上改建、加固而成的。

人们常说，研究一个城市的历史文化，离不开城市的起源。毋庸置疑，秦汉马邑城就是至少有着2200多年建城史的朔州市（朔州中心城市）的主要源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今天的朔州市也就是秦汉马邑城的延续和发展。

两千多年来，马邑古城曾一直是马邑县、马邑郡以及古朔州等历代行政区域的治所。作为行政区域，马邑的历史要比朔州古老得多。作为朔州地区历史上知名度最高的坐标城市，古马邑称得上是朔州区域文化的地理核心载体。

古代的马邑，地处内外长城形成的颇为特殊的“历史夹缝”中，历朝历代，一直是中国土地上民族冲突与融合最激烈、最频繁的地区之一。战争孕育了马邑，也孕育了政治变革和社会开放；经济、政治的争夺，促进了民族的融合，更促进了文化的交流。如果说，战争是实现民族与文化大融合的一种暴烈形式，那么，马邑（朔州）的历史其实就是这样一部“得失常相伴，正反乃能合”的战争史。

在漫长的岁月中，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在古马邑（朔州）这片黄土地上相互碰撞、交融，共同创造了兼容并蓄、多源继承、特色鲜明、影响深远的马邑文化。所谓马邑文化，大体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就是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两千多年的历史文化。（参见李元庆《马邑文化三论》）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纵观我国历代地方行政建制的演变进程，往往同一类型的建制反复交织于不同时期，同类建制的辖属地带也往往在不同时期有着相当悬殊的广、狭之别。比如，隋唐时期马邑郡、朔州的反复改置易称。再比如，在古代朔州地区，曾先后建马邑城两座，置马邑县两个，其城址所在不一，有“秦马邑”与“唐马邑”之分。秦汉时马邑城址在今朔州古城一带，而唐开元五年又于州城东三十里“别置马邑”，其城址在今朔城区神头镇马邑村。这无疑给研究者如何把握马邑文化的地理载体即空间界域带来了一定程度上的复杂性。

鉴于上述理由，我们不妨把马邑文化圈的范围缩小限定在朔城区一带。可以把两座古老的城池──朔州古城和唐马邑城确定为马邑文化之中心载体，然后以一线相连，并以这条线为半径，分别以两座古城为中心划两个相交的圆圈。其涵盖面便是作为马邑文化地理载体的最基本、最起码的空间界域。

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个性的地方文化形态，马邑文化有源远流长的马文化背景，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地气因素，有超越时空的历史人文底蕴，有多元杂交的开放发展优势。

朔城区委、区政府在实施文化强区战略、实现转型跨越发展的过程中，以盘活整合本地区文化资源为抓手，正式启动了大型文化工程《马邑文化系列丛书》的编纂工作。毫无疑问，这是一项功在当代、泽及未来的文化惠民工程。《马邑文化系列丛书》首辑十种包括：《马邑文化三论》《马邑与马》《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马邑风范》《马邑揽胜》《古风遗韵》《古代朔州祈雨民俗》《吉庄文化》《朔州颂辞》。续辑十种包括：《马邑历史沿革》《山西朔县秦汉墓发掘简报》《文物考古文选》《朔州野生哺乳动物漫话》《古代朔州教育》《朔县师范早期纪事》《朔州城厢古建筑图说》《马邑文化研究》《读者眼中的马邑文化》《藏拙庵诗存》（古版影印本）。整个系列既有总体理论构架与阐释，又有专门性或个案性的展开与研究，既有当代作家对朔州舆地人文溯古摹今的赋笔先唱，又有古朔乡彦所著诗文集的传世幸存孤本……触目见珠联玉映，焕然呈采。对于我们的镇城之宝──马邑文化，过去我们一直缺乏较深入的探源挖潜和全方位的梳理整合，因此，现在推出《马邑文化系列丛书》，不仅非常必要，而且适逢其时。不仅为今人乃至后人了解、研究朔州历史文化提供了一系列原创、独特、全新的文本，填补了学术空白，而且对推动区域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增强区域文化软实力、提升城市核心竞争力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有道是，历史长新，文化不朽。在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文化与经济、社会日益交融的当今时代，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依靠文化来凝聚人心、激发热情和勇气，更需要依靠文化为我们的生活给力、为我们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给力。

我们相信，《马邑文化系列丛书》一定能够在读者的书房、案头乃至枕边占有一个位置，一定能够引导、帮助人们从历史文化的纵深处每每汲取面向未来的智慧和力量。而“乐于吃苦、勤于务实、勇于争先、敢于创新”的马邑人文精神，也必将会在朔州大地上发扬光大、大放异彩！

是为序。2014年9月引言

本书收录的十篇唯马邑文化之“书香”是爱的文章，均为读者关于《马邑文化系列丛书》（第一辑）的书评及读后感言。诸如熊高德《朔城区的文化灯塔亮了》、刘文虎《福荫桑梓意蕴浓薪火相传造化功》、张国华《悠悠马邑文化熠熠韦编结晶》、高海《功在当代泽及未来的文化工程》、丁一厚《一部地方文化建设的力作》、马艾《龙马精神》、刘文新《马邑文化研究的里程碑》等，从各各不同的视角，充分肯定并如实评价了《马邑文化系列丛书》以其开山拓荒、惠今泽来的品性，在推进马邑文化研究、挖掘和传承过程中所作出的奠基性贡献。

希望将来有机会还以《读者眼中的马邑文化》为书名，陆续推出新的合集。编者2014.2.24福荫桑梓意蕴浓薪火相传教化功——简评《马邑文化系列丛书》刘文虎

数月前，朔城区文联主席熊国章先生登门拜访，郑重赠我一套由郭连厚、刘彪二同志主编、三晋出版社出版的《马邑文化系列丛书》。当时大略翻了一下，因忙于公务，便置于案头，未作仔细阅读。近来闲暇时，随意抽出一本浏览，不觉便被吸引，由此一发不可收，通读了这套由十本小册子组成、共五十万字的丛书。诚然，如果只论字数、规模、装帧等，该丛书在当今众多的大部头著作间只可称小弟。然而，只要深入阅读品味，便会从内心喜欢上这套朴实无华的丛书。尤其是作为一个生于斯长于斯的朔州人，读之更是分外亲切，以致甘之如饴。

依笔者看来，这套丛书起码具有如下七个特征：

一是探根溯源，洞幽烛微，阐释概念客观严谨。在《马邑文化三论》中，从“马邑”的初设到各朝历史建置，沿革变化两千年，交代得十分清晰。接着，又对“马邑文化”的概念作了阐述。为了让读者在更宏阔的历史方位下把握这一概念，作者李元庆对“马文化”的起源、意义、特征、概念作了进一步说明；作为中国马文化的历史起源，作者还对黑驼山下的“猎马人”作了详细考证；作为“猎马人”的延伸，又对距今十万年前旧石器时代中期的阳高许家窑人文化和距今三万年前旧石器时代晚期的朔州峙峪人文化各自独特的个性作了介绍和分析。这样，读者自然对郭沫若先生称峙峪人为“猎马人”的原因豁然开朗。

二是纵向挖掘，横向对比，剖析关系条理清晰。在《马邑文化三论》中，作者李元庆先后就马邑文化与中国马文化、中国考古学文化、三晋地域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了客观而明确的阐述。由此，我们可以得出一系列判断和结论：马邑地区不但历史古老，是游牧经济形态的典型代表，而且是北方各民族同中原汉民族频繁交往的历史舞台，文化底蕴悠长深厚；马邑文化是中国考古学六大文化区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是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要素，也是与中原（汉）民族交汇过渡性文化；马邑文化又是三晋地域文化“次亚型”文化，属于雁门文化的一个“类型”。值得称道的是，作者除了纵向引用历史依据和考古名家的论述，还十分注重把马邑文化放在历史大坐标中进行横向对比。如通过对我省“河东文化圈”与“雁门文化圈”南北两大类型的对比，指出了为何把马邑文化叫做“次亚型”文化的原因，令人信服。

三是注重物证，立论确凿，引用典故生动翔实。在《马邑与马》一书中，作者熊国章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审视并剖析黑驼山下“猎马人”的起源与发展，充分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治学与考古态度。关于“猎马人”的体质形态和社会组织，作者列举了大量考古物证和统计数字。如对峙峪遗址中马类动物化石、石箭头、兽骨片、斧形小石刀、石锯、石墨钻孔装饰品等的记录和分析，对恩格斯的理论阐述、贾兰坡的实地考证结论、文献典籍对野马历史纪录的引用，做到了有理有据。关于“马邑地区自古多马”判断的得出、“人们心中的马邑”传奇的历史还原，同样体现了作者严谨求实的作风。不过，该书最令人读之兴趣盎然的是《尉迟恭擒龙马》和《马文化漫谈》。作者以散文的笔调、素描的情致、微风的惬意，为读者讲述了千百年来在马邑地区民间广泛流传的故事，同时融入说马、养马、相马、用马、画马、咏马、马政、马图腾、马部汉字等知识，让人如醉春风，手难释卷。

四是尊重历史，汇集大成，繁简适宜便于查考。从历史与文化研究角度看，这套丛书的编者与作者以对历史和后人高度负责的态度，搜集和保存了大量有关马邑文化的史料，而且注释准确，说明详细，便于查考，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功不可没。在《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一书中，作者李元庆带领我们回望两千多年前的战国时代，把匈奴族、东胡鲜卑族、突厥族、肃慎女真族及蒙古族与马邑的历史渊源逐个作了考证和说明。其中引用的大量文献典籍多为正史，少数为历史学名家作品；虽然引用文言较多，但读来并不费解。在此基础上，作者精心选取了发生在马邑地区、曾经影响并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四大历史事件，以铁的事实证明：春秋晋国“魏绛和戎”是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创举，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是民族文化双向融合的历史典范，西汉“马邑之争”是胡汉民族和亲的历史开篇，北魏“孝文改制”是民族文化全方位融合的历史丰碑。另外，从国防历史、教育、研究、建设等多方面看，《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堪称是一份珍贵的历史档案，值得方家惠存。

五是垂范人文，珍存风物，导游天下激励后人。打开本丛书的《马邑风范》和《马邑揽胜》，则是另一番天地。其中，《马邑风范》向读者重点介绍了班婕妤、张辽、尉迟恭等八位朔州籍历史名人的生平事迹，并着力展示了他们的思想性格及其人生亮点，为后人展示了一代英杰的风范，树立了学习赶超的标杆；《马邑揽胜》集中介绍了古长城、崇福寺、紫金山等当今朔城区境内珍存的较有代表性的名胜古迹、山川形胜，既为各地游客深入了解朔州提供了便利，也给爱国主义教育、市情教育丰富了内容。值得肯定的是，编辑者坚持不以成败、旧案和小节论英雄，置历史人物于特定社会历史环境内，寓褒贬善恶于客观评价中，想必更能让读者和后人接受。

六是反映生活，折射民风，点评马邑字字含情。这套丛书的可爱与可读，还体现在浓郁而富有特色的乡土生活气息，让读者倍感亲切。在《古风遗韵》中，编者收集整理了马邑地区千百年来在民间代代传承的各种生活习俗，举凡节庆、庙会、服饰、面食、房居、出行、婚嫁、丧葬、祝忌、民歌、方言、地名等，尽皆涉猎，特别是一些乡土俚语也登上大雅之堂，捧读之让人不禁大快朵颐。而在《古代朔州祈雨民俗》一书中，详细记录了至今沿袭在朔城区各地乡村的典型祈雨案例，读来让人恍如置身其间，颇有意趣。当然，从现代科学角度审视，我们应当剔除迷信成分，保留其可贵的文化内核。

七是点面结合，突出特色，穿越古今继往开来。如果把这套丛书看作一片森林，那么，《吉庄文化》和《朔州颂辞》则当是绿海中别致的花朵和伟岸的白杨。因为，吉庄与中华门神尉迟恭的传说、塞外江南神头泉城的美景、北魏拓跋氏称雄中原的发祥神话、原雁北师专的高校文化等都息息相关，加上近年来吉庄文化的研究和开发热潮不断，促使这朵奇葩傲然绽放。相信细读此书的读者，会进一步增进对该村的了解与感受。至于《朔州颂辞》一书，其实已经突破了传统意义上的马邑地区范围，从更宽广的视野记录朔州辉煌历史变迁、赞美朔州转型跨越发展，其立意高远不必细说，堪称是该丛书的压卷之作。《马邑文化系列丛书》启示我们，要高度重视并积极推动历史文化研究，让文化甘泉更好地滋养一方，更好地发挥济世益民的功效。历史与文化研究从来都是水乳交融、密切难分的，而研究历史文化的最终归宿或最大价值，当是提供殷鉴、教化后人。现实是正在发生的历史，每一个人都是历史的参与者和书写者。在世界竞争成败越来越决定于文化强弱之时，在国家和平崛起越来越倚重文化强国之时，在城市改革与发展越来越依赖文化元素提升品位之际，每一位身居不同岗位的市民，都有责任、有义务了解历史真相，汲取经验教训，不断提升文化素质。各级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应当从战略视角深刻认识并应对多元文化带来的考验，在实现文化自觉、自信、自为中当好排头兵。真诚祝愿作为朔州文化历史源头的马邑文化，能够在加快文化强市建设的伟大进程中不断弘扬光大，为自然生态现代宜居幸福新城在马邑故地巍然崛起增光添彩！朔城区的文化灯塔亮了——读《马邑文化系列丛书》熊高德

随着国际文化大潮的涌动和我国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号角的吹响，由朔城区党政主要领导亲抓主编的《马邑文化系列丛书》出版面世了。执行主编熊国章同志捧着帧装精美、简洁大气的丛书送我，并嘱我给谈点读后感云云。

花了三个多星期的时间，逐本拜读后，掩卷思去，一阵按捺不住的欣喜突然涌来：“马邑文化”，这四个字抓住了朔城区地方文化的特质、关键和灵魂，是朔城区人文历史的根基，是转型发展、文化强区的枢纽，是作好文化产业大文章的灯塔。现在，这座文化灯塔亮了。

丛书首辑十册，其中《马邑文化三论》分别从马邑文化与中国马文化、马邑文化与中国考古学文化、马邑文化与三晋地域文化三个方面揭示了“马邑文化”这一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论述了“马邑文化的独特历史风貌及其发展演进”；《马邑与马》探讨了“马邑”与“马”的历史渊源以及马邑所走过的历史进程；《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则通过对“马邑——北方民族活动的历史舞台”，“马邑文化——民族文化融合的历史缩影”两个角度的探析，得出了“两千多年来的马邑文化发展史，其实是一部民族文化融合发展史”的正确结论。此三册是丛书的理论构架，为马邑文化作出了准确的定位。《古代朔州军事资料辑录》、《马邑风范》、《马邑揽胜》、《古风遗韵》、《古代朔州祈雨民俗》、《吉庄文化》、《朔州颂辞》则是对马邑以及朔州的山川形胜、人文历史，民风民俗……的梳理、辑录、描述与赞美。整部丛书对马邑文化的根系、主干、枝叶等等做了全方位的探讨和研究，为朔城区实现文化强区特别是发展文化旅游产业找到了路径、提供了线索、创造了条件，功德无量。

是的，马与马邑（今日之朔城区）这块神奇的土地亘古以来就有着水乳交融般的天然联系。

马邑，南、西、北三面环山，东面是舒展广阔的桑干河平原；2.8万年前，山上长着茂密的森林，山坡、丘陵上灌木丛生，平原上水草丰茂，野马、麋鹿、羚羊……各种草原动物生活繁衍其间。我们的先人——黑驼山下的峙峪人就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他们靠猎取草原动物主要是捕猎野马为生，被考古专家贾兰坡称作“猎马人”。峙峪遗址出土的大量的马、驴动物化石和细小石器特别是罕见的一枚石镞表明，峙峪人对野马等食草动物的生存状况和生活规律的初步观察和掌握，尤其是发明了弓箭用以集中猎获野马，事实上开启了中国原始马文化的先声。于是，昂扬、奋进、豪迈、剽悍、舒展、灵动、忠勤的马文化因子就深深地印在了这块土地上。

秦始皇三十二年（前215），秦将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这一仗打得很漂亮，打得匈奴被迫向北退缩了七百余里，不敢南下牧马。这期间蒙恬发现这里山环水绕，地形开阔，草木异常丰茂，是一个天然的养马场。于是他就在这里筑城养马，并将此城命名为“马邑”，这是朔城区最早的行政区域名称，也是中国第一个以马命名的城邑。显然，此马邑者，乃养马之城邑也。这是一个版本，还有一个版本：晋干宝《搜神记》云：“秦时筑城于武州塞内以备胡，城将成而崩者数矣。有马驰走，周旋反复。父老异之，因依马迹以筑城，城乃不崩，遂名马邑。”《十三州志》、《晋太康地记》、《元和郡县志》也有类似记载。因此，此马邑者，乃依神马之旋迹所筑之城邑也。两个版本，意义不同。前一个版本是英雄在创造马邑历史，后一个版本则是马文化因子的灵光引导着我们的祖先开始创造灿烂的马邑文化。

明代王日新《建金龙池卷棚记》云：“马邑于古为寰州，治之乾方十里许，有池名金龙，旧传二龙出，化为马，马以龙故，腾骧莫能制，尉迟敬德氏跨之，崛起山后，为李唐名将。”任澄清《神马记》则云：“马有神乎？曰有。……唐鄂国尉迟公，乃一代元勋，当年金龙池所获之马，实天降之毛龙也。……余惟鄂公汗马之劳照耀千古，当年追风逐电所向无敌者，固公之勇略绝人，亦岂非龙马之力哉？乃知鄂公之英灵百世不磨，龙马之精灵亦与之俱不磨。”名将尉迟恭擒海马的传说千百年来在马邑家喻户晓，岂不知这匹骊色神骏就是2.8万年前的野马与两千多年以来马邑所养骏马文化因子的叠加，传说中充满了人们对本土英雄和神马、龙马的钦爱、憧憬与神往。

从马邑建成之日起，养马、驯马、驭马、市马……就成为马邑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主旋律。《汉书·叙传》记载班氏祖先班壹于秦汉时就在马邑一带靠畜牧发家，“始皇之末，班壹避地于楼烦（朔城区西南及神池一带），致马、牛、羊数千群。”北魏尔朱荣世居北秀容川（朔城区西北），在其祖上封地方圆三百里周围发展起了宏大的畜牧业，论其家计，竟“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北史·齐高祖神武皇帝本纪》）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山西省畜牧厅还在朔县南面麻家梁一带兴建了颇具规模的国营种马场，也就是我们后来常说的红旗牧场。

马邑地处雁门关外，“左距雁门，右峙偏关，南屏宁武，居三关之中，为南北咽喉，东西要路”，自古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争夺的战略要地，是血雨腥风的古战场。汉与匈奴，魏与乌桓，唐与突厥、沙陀，宋与契丹、女真、蒙古，明与瓦剌、鞑靼……这里曾发生过无数次战争，中原农耕文化与北方游牧文化在这里强烈碰撞。马邑之战马则成为冲锋陷阵、驰骋疆场的勇猛“战士”。

马邑，因其特殊的地理位置，即使在战争年代，也仍然是北方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贸易往来的纽带，为边贸的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汉初，汉族人与匈奴人在长城脚下边境关市贸易，用黄金、丝织品等与匈奴交换马、骆驼、兽皮和毛织品。《汉书》载：“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游牧经济依赖农耕经济，匈奴“嗜汉财物”，贪图利益，“远驱牛马与汉互市”，虽遇战乱也不终止。汉也不断绝和匈奴的交往，马邑人聂壹就是从事牛马买卖的大商人，他经常往来于匈奴和内地。隋时，隋王朝在北方与突厥人的互市地点就设在马邑。有位突厥谋臣史蜀胡悉听隋官员说“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便立即行动，“不告始毕（可汗），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唐朝天宝年间（742~755），代理朔方、河东节度使王忠嗣采取高价买马的政策，诸蕃争相卖马与唐，于是唐马益多，出现了史称“既杂胡种，马乃益壮”（《新唐书》卷50）的马政兴盛局面。辽时在振武军、朔州南等地设置榷场，与宋进行贸易。明时蒙古以马、牛、马、羊、骡、驴及马尾、皮货等换取中原的茶叶、绸缎、布、绢、棉花、针线等。马市中不仅有官市而且有民市。

要之，“历史上中国北方的边陲重镇——马邑古城，事实上是我国古代战争的产物，是中国古代养马业和马文化发展的历史产物……是马驮着马邑城向我们走来。”“虽然马邑和马的辉煌已经成为过去，但是其历史文化信息不仅从未中断，而且已经或正在化为一种精神基因，渗入了我们的肌肤，融进了我们的血液”（《马邑与马》）。“作为一种具有相对独立个性的地方文化形态，马邑文化有源远流长的马文化背景，有得天独厚的地缘地气因素，有超越时空的历史人文底蕴，有多元杂交的开放发展优势”，是朔城区的“镇城之宝”。（《马邑文化系列丛书·总序》）《山西省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09-2015年）》将晋北大同、朔州、忻州规划为“佛教与边塞文化产业区”，要求以这一带的佛教文化、边塞文化、古都名城文化、长城关隘文化、民族民间文化等资源为依托，通过市场化运作和重点项目建设，推动相关产业融合，形成富有佛教文化特征和边塞风情的文化产业链。根据这一规划精神，联系朔州文化资源实际，《朔州市文化产业发展规划纲要（2010-2015年）》把朔州市文化产业发展的主题确立为：全力打造以“佛宫奇塔、西口古道、内外长城”为特色的边塞文化产业明珠。同时提出项目带动，打造八张城市名片的推进路径。“城区古马邑”则是全市八张名片之一。朔城区应以厚重的马邑文化内涵为依托，实施大作品表现、大集团运作、大景点支撑、大服务引领、大会展集聚战略，在古城区规划创建华夏马文化博物馆，介绍马邑源起、马邑马政、朔州马文化以及中国马文化，恢复关帝庙、鄂国公庙、马神庙，复建马邑养马场，创建国家级赛马场等项目，形成我市展示中华马文化的城市名片。

欣慰的是，《马邑文化系列丛书》就是对这张朔州名片作了全方位的基础论证，既有总体理论的清疏朗照，又有专门或个案的拓展研究，难得之极。

撰文之际，喜见朔城区正举办首届马邑文化节，此举甚善，抓在了点子上。衷心希望将此节年年持续办下去，办成有影响的国家级甚至世界级的文化佳节。

我们翘首以待。悠悠马邑文化熠熠韦编结晶——《马邑文化系列丛书》赏读张国华

平生爱书，更爱读书。如糖如蜜，似饧似饴，视之若宝、乐此不疲。近日，承蒙友人赠我一套《马邑文化系列丛书》，一盒十册装帧精美，五十万文字负载久远。夜阑人静、月下灯下，细细研读、流连忘返。马邑文化的宝库豁然洞开，五光十色、璀璨夺目。掩卷沉思、浮想联翩，思接千载、神游万里。追寻民族融合的风云变幻，感受沧海桑田的艰辛岁月。感慨万千，诉诸笔端，就教于大家，赏悦于同道。

李元庆先生的《马邑文化三论》，发前人之未言、述史家之未道，论据充分、论证精辟，观点鲜明、别开生面。在第一节“马邑文化与中国马文化”中，认为马文化是北方民族文化的典型标志；追溯出黑驼山下“猎马人”是中国马文化的历史渊源。第二节“马邑文化与中国考古学文化”，论证了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的南部前沿文化，是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的有机构成要素；论证了马邑文化属于北方古文化与中原古文化、北方戎狄（胡）民族文化与中原华夏（汉）民族文化之交汇过渡型文化。第三节“马邑文化与三晋地域文化”，阐述了马邑文化作为三晋地域文化“次亚型”文化的理论依据和方法论依据。该书的精辟论述，使读者耳目一新。为人们从理论形态上把握马邑文化的内涵与本质，提供了充分的证据和严密的逻辑推断。引言中，“所谓马邑文化，大体可以说就是以马邑为总称谓的今朔州之地的历史文化，或者说以今朔州为地理载体，以马邑古城为中心蔓延2000多年的历史文化。”——这样的判断，就应该是马邑文化三论的彰显，也是我们阅读这套丛书的路标或导航仪。《民族文化融合背景下的马邑文化》，是李元庆先生的又一力作。书中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反复论证，得出了如下结论：“至此可以说，数千年竞相崛起的北方各民族，匈奴、东胡、突厥、肃慎、蒙古等族及其各部族，几乎无一不曾频繁活动于马邑古城这个历史大舞台；数千年来北方民族与中原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的一幕幕历史活剧，几乎无一不曾在这里频频登台上演。”历史的大幕被一一拉开，历史的场景在一一重现：春秋时期晋国的“魏绛和戎”，在我国民族文化史上的开创之功彪炳史册，实开不同民族间友好交往的先河。战国赵武灵王“胡服骑射”，成为民族文化双向融合的历史典范。西汉“马邑之争”，引发胡、汉民族“和亲”的历史开篇。汉武帝时与乌孙王的“和亲”、隋文帝时与启民可汗的“和亲”，都为汉元帝时的“昭君出塞”增添了另外的版本。北魏的孝文帝改革，在书中被评价为：民族文化全方位融合的历史丰碑。这些对中华民族具有深刻影响的重大历史事件，都曾经发生在古老的马邑大地上，与之形影相随、息息相关，也就使得民族融合成为马邑文化的主体组成部分。我以为，李先生的这两部论著，完全可以成为我们认识、解读、理解、探讨、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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