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孔雁
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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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管理思想研究试读：
1 绪 论
1.1 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当代管理大师德鲁克曾经预言：“21世纪中国将与世界分享管理(1)奥秘”，这个奥秘指的是什么？那就是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国管理模式。改革开放30余年来，中国管理似乎已经走过了全盘引进、诠释西方管理理论的阶段，但是具有中国特色、符合中国国情、能够反映中国传统文化的管理理论和管理模式仍然还没有建立起来。正如李京文院士和黄如金副研究员在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提交的论文《论中国式管理的理论框架及策略原则》所指出的那样，“近些年来不少睿智的企业家和清醒的学者开始意识到中国式管理思想缺失所带来的问题。‘满街都是管理学书籍，满街都是破产的企业’，‘满眼都是印着EMBA名片的企业家，满眼都是管得一塌糊涂的企(2)业’。”因此，深入研究中国管理学，已经成为中国管理学者群体的历史责任。
曾经有人提出这样一个疑问：为什么中国没有自己的管理学大师？作者彭移风做过这样的总结：业界照搬西方理论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学者缺乏管理实践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咨询公司短期逐利行为也不能产生管理大师。当然，这和我国现代企业发展起步晚，历史短也有关系。相比较而言，中国的近邻日本至少出现了三位管理学大师：威廉·大内、野中郁次郎和大前研一。为何他们能成为世界闻名的管理学大师？没错，他们曾经留学美国，接受了系统的西方管理学理论的教育和熏陶，可是我们的留洋博士也不少。应该注意的是，这些日本学者的研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都深深扎根于本国、本土的社会习俗和传统文化，并且其研究进程都伴随着日本经济的崛起及一批优秀企业的出现。相对比我们国家，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发展也是有目共睹，也有一批优秀的企业崛起，但是，能够对本国民族文化有着透彻了解，从而把传统文化和西方管理思想结合起来进行求同存异研究的学者实在是太少了。只单纯介绍、套用或者延续西方管理思想的学者很难有突破性成就，只有深深浸入到本国历史悠久的文化底蕴中，研究本国人情、国情，并结合、借用别国先进的管理理论，才可能有所创新、有所成就。
国情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人也不同。中国人具有宏观把握客体对象的特长，能够透过表象把握事物本质，建立宏观的框架认识，但是不擅长细化和具体化，或者说不像西方人那么“教条”，往往带有很大的模糊性。这同东方文化的“顿悟”思维特性有关。西方人强调通过严密的数学公式、逻辑推理而建立一个公理系统，从而形成循序渐进的理论体系，具有严密性、规范性、精确性、逻辑性和分解性的特点。如果没有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发掘、整理和现代化改造，就很难在这不同的思维模式中找到切合点，西方的管理科学就不容易找到适合其生长的东方土壤，就会产生“水土不服”。不经“本土化”改造而单纯地引进、学习西方的管理思想势必让国人“消化不良”，也就很难形成中国式的现代管理模式。
从企业自身角度讲，中国企业发展企业文化，不能只是一味地引进西方或日本的管理思想与企业文化建设模式，因为西欧、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企业文化建设都是以本国的文化为背景的。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不同，企业家对员工的思想领导方式、价值观引导、企业文化结构、管理重心、市场策略思想等自然也就不同。在西方科学文化基础上形成的一套管理方式，如果简单地搬到东方，会产生一种基因环节上的冲突，而且随着管理深化它的矛盾将更加突出。这就提出了西方管理东方化的课题。这里必须寻到一个结合的“中介”，或称为“渗透点”。这个“渗透点”就是东方古代管理思想，因为它既是(3)东方文化结晶，又是管理之道，所以能与西方管理相通。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认真挖掘和提炼祖国传统文化中的有益思想价值，汲取合理的思想内核，赋予新的时代内涵，以便在历史的高起点上创造出符合当代精神和时代潮流的新文化。对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的研究，将为学界和各类组织提供中国式管理现代化的基础、平台和前提条件。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教授克劳德·小乔治在其《管理思想史》一书中说：“现代管理的概念与实践在古代有其根源”。并以中国为例，“中国人早就以智慧著名，但对他们的管理思想却很少有人进行研究。可是《孟子》和《周礼》等古代典籍却表明中国古人已了解组织、计划、指挥和控制的某些原则。”“我们发现中国人在三千年前的一些管理思想，如组织、职能、协作、提高效率的程序(4)以及各种控制的方式已具有当代管理的色彩。”早在1984年，日本专家村山孚在中国人民大学作“日本的管理现代化和中国的古典思想”学术报告时已郑重地指出：“中国古典思想是人类管理智慧的宝库，在实现管理现代化上，绝不要以为只有外国的新奇观念和数学公式才是科学，千万不要忘记，中国的古典思想是实现中国管理现代化(5)的重要思想来源。”
虽然如此，令人不安的是，中国的管理学界和企业界重视时髦的“舶来文化”，轻视自家“土特产”，轻视历史的现象仍然比较严重。“西方经济学”、“工商管理”、“经济思想史”，“中国管理思想史”专业，每年硕士、博士报考情况的巨大反差就是明证。前者门庭若市，熙熙攘攘，后者门可罗雀。虞祖尧教授曾经忧虑地说：“我还感到在我国当前的高等教育中，对博士生、硕士生和本科生的培养思路里严重缺乏对中国古代优秀传统文化修养的重视。所培养的学生大多数正像毛泽东60年前所批评的‘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这样一种情况。60年前毛泽东批评的是少数留学生，我们现在的大学生并不言必称希腊，而言必称欧美的情况则极为普遍。我在高等学校教学第一线已经整整50年了，看到学生的这种状(6)况感到很痛心，也为祖国的长远发展感到担忧。”
他并没有夸张，现状的确是：MBA，EMBA等文凭泛滥，各类咨询公司的文案中，各个培训师口中也满是泰罗、法约尔、德鲁克这样的名字，吃透老祖宗留下来的传家宝的专家屈指可数。虽然，近年来易中天、于丹等人的闪亮登场为弘扬我们的民族文化做了很大贡献，但他们毕竟不是管理学业内人士，他们的研究角度也很难与企业实践挂钩。
从西方管理历史本身而言，20世纪，伴随着各种新的管理学理论不断提出，管理学从萌芽、发展进入了丛林时代。但是当人类进入新世纪之后，学者们却发现，整个20世纪研究者们在管理学研究对象的界定方面出现了重大缺失，即只重视了对工人和普通民众的管理，而管理者却被置于管理的视野之外。于是，不少学者提出，21世纪应该是“管理管理者”的世纪。其实蓦然回首，早在两千多年前，战国时期的韩非就已经在实质上提出了管理管理者的思想，他主张“治吏不治民”，并提出了大量针对“吏”的管理之术。这些思想、技巧对解决当前管理学界面临的“管理管理者”的世纪难题，无疑具有重要的启示和参考价值。
1.1.2 选题意义
刘备在临终前告诫儿子阿斗，要多读《韩非子》等著作，因为这类书“益人意智”，这话不无道理。中国传统社会的管理思想和制度，一言以蔽之就是外儒内法。白寿彝的《中国通史》评价说：“尽管在现实政治中法家思想更受重视，但‘外儒内法’，法家思想也往往要(7)穿戴着儒家衣冠才能出场。”可见，法家思想在中国社会的实际重要地位。儒家和法家思想是最高管理艺术的典范，但二者各有千秋。儒家讲究人伦道德和社会和谐；法家讲究法令的贯彻和权力的稳固。儒、法如同统治者手中握着两种武器，守用儒，攻用法。可是儒家、道家甚至是兵家的思想在世界广为流传，孔子学院遍及世界各地，相比较而言，世界对《韩非子》的重视和研究就要少很多。人说：半部(8)(9)《论语》治天下。林语堂先生却说：“半部韩非治天下。”严复在上光绪的“万言书”中也说：“在今天要谈救亡图存的学说，我想只(10)有申不害、韩非子的大致可用。”法家思想不虚伪，不遮掩，很多观点一针见血，虽然不很中听，但却极具实用性。
周勋初在《读韩非子》一文中说：“我总觉得若从‘古为今用’的角度而言，在先秦诸子中《韩非子》是最贴近现实的一部著作。因为书中所分析的，全是政治纷争中的权谋，以及人在复杂的社会关系中趋利避害的各种表现，只要政治上仍然存在种种复杂情态，人在社会关系中还得计较利害得失，那么《韩非子》中所揭示的一些问题，(11)仍然会‘益人意智’。”笔者非常赞同周老先生的说法。《韩非子》研究的是帝王之术，也就是治理国家、管理官吏百姓的方法策略。从本质上看，国家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官吏百姓就是组织中的成员，所以从局部着眼，《韩非子》的许多管理思想亦可应用于各级组织，并且具有相当的适用度。《韩非子》的很多思想精华拿到现代社会中来，不仅不过时，反而能为很多疑难杂症提供解决方案。对于企业家来说，其中的一些管理原则对于现代企业管理有着很强的实用性和借鉴意义。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的汉学家、翻译家伯顿·华兹生为了让西方人士更好地理解《韩非子》的“帝王之术”，也曾经从类似的角度打过一个很好的比方：“就像大的集团公司董事长一样，远离他的成千上万雇员与部下，坐在办公室里静静地运筹帷幄，发布命(12)令。”华兹生对韩非思想的现代诠释，给了我们一个从不同角度解读《韩非子》的启示。美国芝加哥大学博士后、著名华人许倬云在与《哈佛商业评论》的编辑对话时，向企业管理者推荐历史书籍时说：“有一部书不是历史书，但确实很有用处，它就是《韩非子》。这本书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今天政治学、管理学的主要观点和主要论证方(13)法。”他认为，韩非综合了“势”、“法”和“术”，任何一个好的组织、企业，管理上都应该是这三者的结合。哈佛大学企业管理博士后、著名培训师余世维在他的管理讲座中谈道：“两千多年前，中国在春秋战国时代就有了不起的鼻祖韩非子，我后来才知道美国哈佛大学把《韩非子》全部翻成了英文，全世界都非常崇拜我们中国的哲学(14)思想，所以我们把祖先的话好好地体验一下，就是一部管理学。”余世维建议中国的管理者应该读《韩非子》，从中找到管理智慧。中国企业家联合会副会长、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张瑞敏先生曾经说：“有时候我认为把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好就不错，用孔子的思想做事，用老子的思想做人，用韩非子的思想做企业管理。”在出任“赢在中国”总评委时，张瑞敏在做点评时说了一段话，语出《韩非子》的《八经》篇：“下君尽己之能，中君尽人之力，上君尽人之智。尽己之能者自操事，尽人之力者自计虑，尽人之智者不自计虑，不自操(15)事。”可见张瑞敏对《韩非子》的熟稔。
古今中外的管理思想好像一条波澜壮阔的大河，西方现代管理思想是这条大河的下游，东方古代的管理思想是这条大河的上游，而《韩非子》作为最重要的支流之一，对这条大河的水量和水质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贡献作用。追本溯源，对《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进行深入研究，无疑会帮助我们融会贯通，从整体和宏观角度把握人类的管理思想，帮助我们学会欣赏这条大河之美，甚至发现别样的风景。
基于上述原因，本文的研究选题将以《韩非子》原著为蓝本，以现代管理理论为参照对象，研究韩非的管理思想体系。对于其涉及管理方法、要求和原则等方面的内容进行挖掘和提炼，从而整理出对现代管理具有启迪和借鉴价值的一般管理思想。尽管韩非与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不同，社会背景、性质不同，但是有一个前提，那就是虽然社会发展了，但是古代和现代的人性是共通的，很多原则也是通用的，并没有“保质期”的。中国两千多年“外儒内法”的封建社会之所以得以存在，“法”的思想必然有其科学合理的因子。韩非作为法家的集大成者，其思想的完整性、逻辑性和严密性在法家诸位大师中可以称得上首屈一指了。诚然，韩非效忠的对象是君主，《韩非子》的原始读者是帝王，但是如果我们充分运用主观能动性，抛却那些封建专制主义思想，过滤掉其中的反动色彩，选择性地汲取其中的有益成分，批判性地继承这部著作所富含的管理思想，那么它就仍然可以为今人所用，为当代的管理者提供强大的思想武器和丰富的管理技巧。如果，各级管理者能从本书中找到对自己的管理工作有着实践指导意义的内容，有掩卷思考或者点头意会的时刻，那么，本书的写作就可以说是达到了目的，笔者这几年的研究也就算有了一点价值。
1.2 文献综述
在EBSCO数据库的查询中，查询日期限定于1990年1月至2011年8月，检索词为Hanfeizi，共有5个检索结果，其中以《韩非子》为研究主题或者主题之一的有3篇，其他两篇只是在文章中有所提及。这三篇文章中，一篇将韩非与托马斯·霍布斯相比较，研究二者的政治思想；一篇对比了《韩非子》《老子》《墨子》三部著作，讨论了韩非的政治哲学，重点研究了统治者的道德自我培养；第三篇文章重点从语言、修辞学的角度，研究了《孔子》、《老子》和法家的语言特色。
在Emerald数据库中，以Hanfeizi为搜索词进行查询，一共得到3个结果，其中一篇是客座主编的社论；另外两篇皆出自同一个作者之手，论述的都是中国古代文献中涉及的人力资源管理问题，《韩非子》只是文章中涉及的一部分内容，并不是文章的主题。
在世界上收录最全的，有关人文和社会科学的博硕士论文库ProQuest中，以Hanfeizi为关键词进行搜索，共得到31个搜索结果，不过大多数的搜索结果都不是以《韩非子》作为研究主体，只是在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涉及《韩非子》这部著作或韩非其人，并且这些搜索结果很多都是研究考古或者修辞学、文学的。在4篇以《韩非子》为研究主题的硕博士论文中，一篇是研究《储说》篇章的文体结构；一篇是研究《解老》和《喻老》这两章与《老子》相关的内容；一篇研究了韩非的政治思想；最后一篇对比了韩非和马基雅弗利的政治哲学。（以Han Fei Tzu为关键词进行搜索，有效结果增加一个，研究主题为《韩非子》的官僚观。）可见，国外学者，或者确切点说英文作者对《韩非子》的重视程度远远低于我们的想象，至于对《韩非子》这部著作富含的管理学思想的研究就更是空白了。
不过，值得我们注意的是，笔者在对Jstor数据库进行搜索后，发现早在1964年，国际最权威的管理学杂志之一《公共管理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曾经在其当年3月刊上刊登过一篇题为《韩非子：管理学先驱》（Han Fei Tzu：Management Pioneer）的文章，作者为美国现金出纳机公司的Donald．V．Etz．文章将韩非的思想与印度、希腊的哲学思想相对比，并且高度肯定了《韩非子》的管理思想，同时摘选了原著中的文字加以说明论证。遗憾的是，在这篇文章之后，西方管理学及哲学杂志并没有对《韩非子》的管理思想进一步进行系统研究。推究起来，也许语言障碍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对于这样一部富含管理哲学，对中国历朝历代帝王的治国方略有着深刻影响的著作而言，这种研究留白不能不说是对我国文化遗产的巨大浪费。可见，加强对《韩非子》的研究，尤其是对其管理思想的研究，并将其介绍到国际文化舞台上，对于弘扬中华文化，推广国学，以及探讨中国管理思想的渊源有着重大的意义。
相比之下，汉语作者对《韩非子》的研究要多一些。截至2011年8月份，在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库中，在题名中包含关键词“韩非子”的搜索结果共有385条。其中，相当大一部分是从文学、史学、哲学或者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从经济、管理学角度研究这部著作的文献不超过50篇。题名中包含关键词“韩非子”的博士论文有5篇，无一是以其管理思想作为研究主体的。题名中包含关键词“韩非子”的优秀硕士论文共有46篇，其中单纯从文学、修辞学角度进行研究的论文就有将近30篇，同样没有一篇是从管理学角度阐释的。可见，汉语学者对韩非的管理思想并未有足够的认识。相比较而言，在题名中包含关键词“孔子”的搜索结果为12211条，包含关键词“论语”的搜索结果为4712条。考虑到我国封建统治长期“阳儒阴法”的现实，这种研究的不平衡性似乎在呼唤我们对《韩非子》的重视。
在我国目前对《韩非子》管理思想研究的文献资料中，有一些专著及编著类书籍，当然，相关的思想史或者哲学专著中无疑会对《韩非子》及法家思想有所介绍和评述。相关管理思想的专著（编著）有：陈东升编著的《〈韩非子〉与中国式管理》（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2006）；杨先举著的《向韩非子学管理》（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10年）；凌永放著的《国学智慧系列：学校没有教过的管理学·韩非子》（江苏文艺出版社，凤凰出版传媒集团，2011年）；黄伟著的《韩非子用人智慧》（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等。不过，这些读物大多为通俗读本，有些读物以《韩非子》中某句话作为引子，大篇幅讲述现代管理中的一些故事，其实和《韩非子》本身并无太大干系，甚至有牵强附会的嫌疑。
介绍《韩非子》的论文集有《韩非子二十讲》，作者为郭沫若、王元化等人。这本书汇集了名家评论韩非及阐释《韩非子》的经典文选20篇。论及韩非的悲剧人生、哲学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政治思想，韩非思想与儒、道的异同，和《韩非子》著作的特点及其阅读方法，等等。虽然具体涉及管理思想的论述并不集中，但是文章都出自大家之笔，都是《韩非子》研究的经典文章。
在论述韩非管理思想的各种期刊论文中，绝大多数都是从不同的细分化角度进行论述的，比如说韩非的用人思想、赏罚思想（二柄）、法的思想等，有一些论文对韩非的管理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论述，但是毕竟篇幅有限，而韩非的管理思想实在丰富，所以这些概括性的论文大多流于笼统化和表层化，只是蜻蜓点水般地涉及星星点点的内容。
用人思想是韩非管理思想中内容非常丰富的一部分，说到底，韩非的“法”、“术”、“势”都是针对如何管理臣民而言的。换句话说，任何管理理论的基础都是对人的管理。刘珊珊在她的论文《从韩非的君臣观中看〈韩非子〉的治吏思想》（四川教育学院学报，2009年3月）中，认为君制臣、臣忠君是理想的君臣关系，《韩非子》中体现的治吏思想是为了有效实现这种关系而制定的策略，是从人性自利的观点出发的一整套约束和鞭策群臣与官吏的制度。对君主来说，法、术两者互为表里、互相配合地成为君主用来控制和利用臣下的得力手段与工具。
王立仁认为，治吏引纲是韩非提供给封建君主治国的关键方略，而能人政治是治吏引纲中的一个基本思想。治国关键在治吏，治吏要选能人为官，以“能”为选拔官吏的标准。由于能人并非是全能的，因而要因“能”而任官。由于能人也是好利的，都有为“非”的可能，因而要有使他们不敢为非的“法术”。（《韩非的能人政治及其意蕴》，政治学研究，2009年6月）
王丽霞则认为，韩非哲学思想体系中具有现代管理的合理内核，他的人才管理思想对君主而言是“治吏不治民”，这实质上是一种重君、保君、役使臣民的思想。围绕这个主题，韩非从多个侧面为保障君权，行使君术以役臣民，提出了种种设计，这其中君对自身的管理和对吏的管理是他论述的主要内容，从而形成了其“君—臣—民”的管理系统。（《韩非的人才管理思想略论》，江西社会科学，2001年1月）
在论文《韩非以法治吏的思想及其现代意义》（重庆工学院学报，2009年12月）中，汪蕾总结道：在我国建立法治社会的过程中，最关键的环节是依法治吏，管理好我们的干部队伍。这是构建法治社会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内容。因此我们要进一步完善干部任用、考核、奖惩、罢免、监督的法律和制度，把干部队伍建设纳入法制轨道，使干部工作公开化、民主化、法制化。由此，要树立法律的权威，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加大违法成本；完善岗位责任制和官员问责制，明确职责，求真务实；完善干部政绩考核制度和奖惩制度以及完善监察制度。
赏罚理论（二柄）亦是韩非思想重要的一部分。赏罚“二柄”是领导者实施控制的主要武器。杨欣在她的《韩非子的“二柄论”与现代管理》［广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9年10月］中论述道：韩非赏罚二柄论实质上是形成于公元前三世纪的中国的激励理论。激励的实现源于期望的强化。韩非提出了“赏罚敬信”的原则，并进而提出了“厚赏、重罚”的激励手段。激励的效果体现于目标的设置。韩非指出“明主立可为之赏，设可避之罚”，并进而提出了“循名责实”的目标考核法，作为实行赏罚的依据。激励的持久来自于赏罚的公正。韩非强调：“明君无偷赏，无赦罚”，并由此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执“柄”原则。韩非的上述思路与当代行为科学中的激励理论异曲同工，不谋而合，却比西方的行为科学整整早了23个世纪。
魏满霞认为，韩非的赏罚观非常丰富，他认为人性好利恶害，故赏罚可用。赏罚应该循名责实，依法实施，还应该具有可行性。赏罚必须遵循信赏必罚、厚赏重罚、赏誉同轨、非诛俱行、赏罚不阿的原则。韩非的赏罚观对现代企业管理具有重要的启示。（《韩非赏罚观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广东财经职业学院学报，2006年6月）
杨欣在她的另一篇文章《韩非子的人才观对现代人力资源管理的启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3年11月］中论述道，韩非对于赏罚问题的阐释对当今人力资源管理中的奖惩机制具有直接的指导意义。它告诉管理者，赏罚与毁誉应当相辅相成，力求相得益彰。人们虽然重视物质激励，但是金钱并不是唯一的激励因素。领导在实施物质激励的同时，要自觉地借助“精神”的力量。它提醒决策人，“信赏”，关键在于一个“信”字；“必罚”，核心在于一个“必”字。如果许诺了的奖赏最后不兑现，公布了的惩罚最后不执行，那么赏罚的激励效用就将丧失殆尽，考核也将随之失去意义。最后，它告诫各级领导者，奖励应防“漏”，惩罚应防“赦”。因为“漏”的对象往往是“疏贱者”，“赦”的对象多为“近爱者”，这种疏漏实际上体现的是一种不平等，因此，职工队伍将危机四伏，而这正是现代人力资源管理中应该极力避免的。“法”的思想是被称为“法家集大成者”的韩非思想的基石，“法”是法律，是制度，是统治者实施统治所凭借的依据。马华阳在他的文章《韩非子“法”思想的渊源》（黑龙江史志，2010年6月）中指出，把儒、墨、道、法和前期法家都作为韩非“法”思想的渊源，是不稳妥的，韩非“法”思想的渊源确定的应该有儒家和前期法家。他继承了儒家的人道实践原则，继续了荀子的思想转变，完善奠定且推行了其法治主张；继承和发展了荀子的后王主义、性恶论的思想；继承和发展了商鞅的“法”思想。
葛荣晋教授把法家的“法”和企业的刚性管理结合起来，认为“以法治民”的思想在企业的刚性管理中有一定的借鉴意义。现代企业中，只有根据市场发展的需要和企业的具体情况，不断地建立和完善企业的各项规章制度，才能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工作效率，增强企业在市场上的竞争实力。（《法家的“以法治民”与企业的刚性管理》，宁波党校学报，2007年6月）
作者郝启秋肯定了韩非法治思想的进步性，认为他的“法治”思想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对结束诸侯割据的分裂局面，建立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封建王国，具有一定的进步意义。但是，同时他也指出了韩非“法”思想的局限性，认为韩非的法治是自上而下的，是以君主独裁专制为目的的法治，与近现代的法治是不同的，至少是不彻底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且，韩非的“法”是由君主制定的，是君主个人意志的体现，严刑峻法虽然有进一步打击不法贵族的一面，但是主要方面却是为了镇压人民。（《韩非子法思想研究》，安阳师范学院学报，2004年8月）
黄钧铭在他的文章《韩非子“法”、“势”、“术”思想对现代企业管理的启示》（北方经贸，2007年8月）中，将韩非的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结合起来，认为从现代企业管理的角度看，韩非的“法”是一种特定的组织制度。对于那些处于创建时期、利益目标缺乏一致的组织，韩非所提出的“法”能够提供较直接有力的制约标准，具有相当大的使用价值。即使是运行良好的企业，韩非所倡导的“法”也能够提供相当丰富的公开、公平、持续等管理理念资源。“势”在今天的管理学中被称之为领导权威，从表面上看是一种权势、权威，而本质是一种影响力，是影响、制约以至于改变下属行为的力量。这种影响力的形成，既来自管理者的正式权力，也来自他的非正式权力。韩非的“以术治吏”的思想，虽然含有玩弄权术之弊，但是也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如现代企业管理在人才上普遍采用的“公开招聘”和“委任试用”制度，同韩非的“因任而授官”思想有着相通之处。绩效管理制度，同韩非的“循名责实”、“课其功伐”思想也是相通的。
总而言之，目前国内外对韩非的研究十分有限。就国内而言，对其管理思想的研究弱于对其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以及从历史学、文学角度所做的研究。这也许是因为我国从事管理学研究的学者大多将精力用于介绍、学习及诠释西方管理学上，而研究《韩非子》等国学著作的学者多数从事于文学、哲学或历史学的研究。鉴于两千多年来法家思想对我国国家管理范式及对国人思维显性或隐性的影响，笔者认为，从管理学的角度加强对法家代表人物韩非及其著作《韩非子》的研究意义重大。用批判继承的眼光来学习、领会其领导思想，将对提高我国各级组织领导者的领导能力、丰富其领导技巧有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党的十七大报告强调，“必须把提高领导水平和执政能力作为各级领导班子建设的核心内容抓紧抓好”，“要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其实在《韩非子》中都可以挖掘到丰富的、有切实指导价值的相关内容。针对目前的文献研究相对零散、不成体系的状况，有必要对其管理思想进行系统的整理和研究。
1.3 研究方法和本书结构
1.3.1 研究方法
本书的研究目的是希望从现代管理学的视角，对《韩非子》原著中所包含的丰富的管理思想进行梳理、总结，挖掘其管理思想中具有一般指导意义的管理理论、原则与方法等内容，建立起相对完整的韩非管理思想体系，为我国的现代管理研究与实践提供历史借鉴。鉴于对古籍研究的特殊性和局限性，本书采用了如下研究方法。
①文献研究法
文献研究是本书的主要研究方法，这涉及两个方面：一是对原著的研究；二是对研究《韩非子》的相关论文、著作的研究。因为本书研究的对象是古籍，其局限性是无法通过一手调研来获取实际数据和资料，因此全面收集、整理、分析各种文献成为本书写作所运用的主要方法。对于原著，笔者参阅并对比了较为权威的不同译注版本，比如说：《韩非子校注》（张觉，岳麓书社，2005年）；《韩非子正宗》（马银琴，华夏出版社，2008年）；《韩非子》（陈秉才译注，中华书局，2007年）；《韩非子新校注》（陈奇猷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等，力求做到对原著的准确理解。同时，笔者大量学习、研究了《韩非子》管理思想的相关论文和著作，对不同文献中的观点加以比较和分析，以求更全面、更客观地挖掘韩非的管理思想，获得较为深刻的认识理解。
②对比研究法
对比研究法是指对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事物或对象加以对比，以找出它们之间的相似性与差异性的一种分析方法。本书写作中涉及的对比研究法，主要是将韩非的管理思想与现代管理学，尤其是西方管理学中的理论、观点加以比较，从而说明韩非管理思想认识所达到的程度，并找出韩非管理思想与西方管理思想的异同处，尤其是相同点，期望对这种研究具有现代指导价值。鉴于我国历史长期外儒内法统治管理的现实，对韩非管理思想的研究将有助于我们对中国企业（包括家族企业）管理的认识及指导。另外，对比研究也有助于我们将韩非的思想介绍到国际舞台，弘扬底蕴深厚的中华文化。
③跨学科研究法
跨学科研究法是运用多学科的理论、方法和成果，从整体上对某一课题进行综合研究的方法，也称“交叉研究法”。管理思想史本身就具有跨学科的特点，比如说管理学、历史学等，因此，本文使用了跨学科研究方法，不仅运用了管理学、历史学的相关理论和文献，而且还涉及哲学、政治学、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等多门学科。其目的是将韩非的管理思想放到文化环境的框架里，使我们不仅理解他的管理思想曾经是什么、现在是什么，而且理解韩非的管理思想是以什么样的方式发展的。
④定性分析法
定性分析法是根据社会现象或事物所具有的属性和在运动中的矛盾变化，从事物的内在规律性来研究事物的一种方法或角度。本书研究韩非的管理思想，同样需要从现代管理学的角度对研究资料进行“质”的分析，将韩非的某些观点与现代管理学的某些理论进行联系，给它“定性”。由于古汉语相比现代汉语具有高度简洁、概括和复杂性，因此笔者在研究过程中，尤其注重以现代管理学的一般理论为参照对象对韩非的论述进行定性分析，从而挖掘其对现代社会组织所具有的实践意义。
1.3.2 本书结构
本书结构分成9章。
第1章是绪论部分，主要介绍了本书的研究基础，提出本书的研究目的、方法和意义，并进行文献综述。第2章是对我国著名思想家韩非进行介绍，介绍其生平及其著作《韩非子》。
第3章至第8章是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韩非的管理思想进行全面的梳理、总结，系统地进行分析和阐述。
第3章主要分析了韩非的人性论，因为任何管理思想的形成都要以某种对人性的看法作为基础和前提。韩非认为人性自为、自私。在本章中，笔者还对中西方的人性论做了回顾和比较，以更全面地理解韩非对人性的看法。
第4章主要介绍了韩非的“法”、“术”、“势”的思想。因为“法”、“术”、“势”是韩非管理思想的核心和框架，是研究韩非时不可或缺的主体内容。“法”是“编著之图籍，设之于官府，而布之百姓者也”，其特点是“莫如一而固”；“术”需要“藏之于胸中，以偶众端而潜御群臣者也”，施用的对象是群臣；“势”是“胜众之资也”，君主必须仰仗势才能施行其“法”和“术”。
第5章介绍了韩非的控制论和实力思想。《韩非子》一书中很多地方体现了现代管理中的控制思想，比如说预防性控制、损益控制和人事控制等。实力思想是韩非思想的重要特点，是法家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有实力在诸侯国中才有话语权，运用“法”、“术”、“势”来治理国家的目的就是富国强兵获得实力。
第6章讨论了韩非的领导思想。我们知道，《韩非子》一书被称作是“帝王之术”，因为它研究的就是君主如何有效地管理自己的臣民，坐稳自己的宝座，所以归根结底它讲的是领导的艺术。虽然这种领导艺术和方法是为了巩固君权，但是即便从今天的观点看，里面仍然有很多思想可以借鉴到现代管理中去。
第7章讲述的是韩非的用人思想。主要从用人的必要性、选拔的标准和途径、用人的原则及考核的方法和原则等方面进行了论述。
第8章考察了韩非的激励思想。激励思想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赏罚思想，对于韩非来说就是“二柄”。本章研究了韩非激励思想的原则：物质与精神激励、正负激励相结合，并提炼分析了其赏罚手段的具体要点。
最后一章是结论部分，重申本书的研究目的，并简要概括了本书的创造性工作，提出了今后工作中需要努力的方向。
(1) 朱晓明．解码中国管理模式—序二［EB/OL］．http://data.book.hexun.com/chapter-4491-1-4.shtml，2009-04-01.
(2) 曹振杰，王学秀．“管理学在中国”研究的理论反思与实践探索——第2届“管理学在中国”学术研讨会综述［J］．管理学报，2010，（2）.
(3) 陈荣耀．中国古代管理思想史研究的现代精神［J］．上海社会科学院学术刊，1988，（9）：58-68.
(4) 转引自舒默．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1992，（6）：66-68.
(5) 转引自舒默．中国古代管理思想的现代思考［J］．江西社会科学，1992，（6）：66-68.
(6) 虞祖尧．思想一脉相承，管理与时俱进［N］．中国企业报，2001-10-22，（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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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典出宋·罗大经《鹤林玉露》卷七：宋初宰相赵普，人言所读仅只《论语》而已。太宗赵匡义因此问他。他说：“臣平生所知，诚不出此，昔以其半辅太祖（赵匡胤）定天下，今欲以其半辅陛下致太平。”
(9) 林语堂先生在1931年发表了名为《半部韩非治天下》的文章。
(10) 转引自丁忠兵．略论《韩非子》的管理思想［J］．青海社会科学，2010，（5）：159-163.
(11) 周勋初．读韩非子［A］．郭沫若、王元化等．韩非子二十讲［C］．第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72.
(12) BurtonWatson. 1964. HanFeiTzu: BasicWritings., p. 10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3) 柯恩．从历史看管理——与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教授对话［J/OL］．http://www.ebusinessreview.cn/articledetail-7022.html，2004-02-01.
(14) 余世维．余世维博士《成功经理人》讲座记录［EB/OL］．http://www.jiaoshouhuayuan.com/bbs/dispbbs.asp?boardid=4&Id=671&star=2，2004-06-03.
(15) 蔡毅臣．法家思想与团队建设［EB/OL］．http://www.jiangshi.org/Lect/person/4854/detail/course_ffcc864b-3de4-4892-a197-13e5df407b2e.html，2010-06-24.
2 古代著名思想家韩非
2.1 韩非其人
韩非生于周赧王三十五年，卒于秦王政十四年（约公元前280年～前233年），是韩国公子，战国末期韩国人（今河南省新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哲学家、思想家、政论家和散文家，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和代表人物。关于他的生平，古籍中有少量的记述。依据《史记·韩非列传》、《秦始皇本纪》、《韩世家》、《六国年表》、《战国策·秦策》，以及《论衡》中的《祸虚》、《案书》篇的记载，可以窥见其身世之一斑。《史记》记载：“非为人口吃，不能道说，而善著书。”其著作被后人辑录为《韩非子》。《韩非子》原名《韩子》，宋代以后，由于学界往往尊称唐代的韩愈为“韩子”，为区别彼此，遂改称《韩子》为《韩非子》，韩非也就被称为“韩非子”。其实韩非子在唐朝以前，也被后人尊为“韩子”。
韩国在战国七雄中是最弱小的国家，韩非身为韩国公子，目睹韩王庸碌无为，祖国日趋衰弱，他忧国忧民，多次向韩王上书进谏，希望韩王安励精图治，变法图强，改变当时治国不务法制、养非所用、用非所养的情况。但韩王置若罔闻，始终都未予采纳。这使他非常悲愤和失望。他从“观往者得失之变”之中探索变弱为强的道路，写了《孤愤》、《五蠹》、《内外储说》、《说林》、《说难》等十余万言的著作，全面、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法治思想，抒发了其忧愤孤直而不容于时的愤懑。韩非的书流传到秦国，为秦王政所赏识。韩王安五年，秦王看到了韩非的《孤愤》、《五蠹》等文章，佩服得五体投地，说道：“嗟乎，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秦王为了得到韩非，下令攻打韩国。形势紧迫，韩王于是便派韩非出使秦国。秦王政见到韩非，非常高兴。韩非曾经上书《存韩》劝秦王先伐赵缓伐韩，遭到嫉心颇重的同窗李斯和姚贾的谗害。他们诋毁韩非说：“韩非，韩之诸公子也。今王欲并诸侯，非终为韩不为秦，此人之情也。今王不用，久留而归之，此自遣患也，不如以过法诛之。”秦王政听信谗言，不仅没有重用煞费苦心动兵得来的韩非，反而下令将韩非入狱审讯。李斯趁机派人给韩非送去鸩毒，逼他自杀。韩非虽然想见秦王以自陈心迹，却又不能进见。后来秦王后悔了，下令赦免韩非，然而为时已晚。（见《史记·老子韩非列传》）韩非自杀于云阳（今陕西淳化县西北）。韩非虽死，但他的思想却在秦王那里得到了贯彻。韩非死后12年，秦王统一天下，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秦。
秦王虽然把韩非害死了，但他统一六国之后采取的很多整治措施却都是遵循着韩非的遗教。例如焚书坑儒、钳制思想、残酷镇压人民及用术控制臣下，等等，把韩非思想中阴谋残暴的部分充分运用了起来。秦始皇如此，他的儿子、孙子和臣子，也都相信韩非的学说。史书上记载，秦二世、孺子婴和李斯、赵高相互辩难时，引经据典，都(1)要援用韩非的学说。
2.2 《韩非子》其书
韩非虽然师从儒家的荀卿，却“喜刑名法术之学”，继承和发展了法家思想，成为战国末年法家之集大成者。他目光犀利，思想缜密。其文章文锋峻峭，笔势雄壮，情感奔放，修辞洒脱，逻辑严整，对比、排比处处可见，如同排山倒海之势。郭沫若将《韩非子》称为先秦散文“四大台柱子”之一。《韩非子》是韩非主要著作的辑录，共有文章55篇，10余万字。里面的文章主要包括两类题材，一类是政论文，以说理精密、文笔犀利见长；另一类是通过记述历史故事和创作寓言进行说理，寓意深刻，形象生动。就文体来说，有长篇政论，短篇杂文，驳难体史论，纲目式经说，问答体，书信体，提纲体等。大多数是散文，也有散韵结合的韵文，呈现出众体皆备，缤纷绚丽的局面，在先秦诸子散文中独树一帜。
韩非在其著作中着重总结了商鞅、申不害和慎到的思想，把商鞅的法、申不害的术和慎到的势融为一体。他推崇商鞅和申不害，但是同时认为两个人在各自论述的领域尚未做到透彻、全面，他说：“申(2)子未尽于术，商君未尽于法。”同时指出，国家要图治，不仅要求君主要善用权术和借助势位，同时臣下必须遵法，君主必须严格执法。尤可称道的是，韩非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法不阿贵”的思想，主张(3)“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相比较“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
(4)夫”的思想，韩非的法律思想体现了公平、公正，对于清除贵族特权、维护法律尊严，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韩非一切理论的基础是他对人性的看法和认识。与“人之初，性本善”相对，他认为人性天生自私、自为。他广泛观察了人类社会各种基本的人际关系，认为人是逐利而为的。对利益的追求，乃是出自人的本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利益所在，就是其立场所至。韩非认识人性的目标在于帮助统治者管理天下，为封建统治者管理天下提供普遍性与必然性的基础。周勋初在《读韩非子》一文中说：“我国古籍绝大部分属于儒家与道家的系统，对人情物态少有分析，《韩(5)非子》中的内容，可以弥补上述知识系统的不足。”
韩非的整个思想体系处处透露着辩证观的思维特点。他看到事物(6)不断地变化着，认为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国无常强，无常弱”；(7)“定理有存亡，有生死，有盛衰”，“物之一存一亡，乍死乍生，初(8)盛而后衰者，不可为常。”法既要有相对稳定性，又要有时代性，要因时制宜，不能一成不变；“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9)实，不在于众寡”；“忠”有相对性，分为“小忠”和“大忠”。小忠是忠于个人，大忠是忠于法令、国家，绝不能以小忠害大忠，“小忠，大忠之贼也。若使小忠主法，则必将赦罪以相爱，是与下安(10)矣，然而妨害于治民者也。”美、丑有客观性，也有主观性。《说林上》中“杨子过于宋东之逆旅”的故事就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做(11)人如果能够“行贤而去自贤之心”，“焉往而不美”？诸如此类的辩证思想《韩非子》中处处可见，尤其是《解老》、《喻老》篇中更多。他在中国哲学史上第一次提出了“矛盾”的概念。他所讲的矛与盾的故事，对人们分析问题表达思想至今仍有着深刻的启发作用。
韩非有着进化的历史观点。针对旧贵族“智者不变法而治”的保守论调，韩非提出了“圣人不期修（遵循）古，不法常可；论世之事，(12)因为之备”的主张。他把人类历史分为上古、中世、当今几个阶(13)段，认为“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进而说明不同时代有不同时代的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法，那种想用老一套办法去治理当世之民的人都是“守株”之徒。因此，冯友兰认为，专就思想继承这方面来说，韩非是属于晋法家的。晋法家注重从历史的发展上论证变法的必要。也就是说，他们注重于说明变法的历史原因。韩非比商鞅进了一步，他用人口论说明上世、中世、下世三个时期变化的原因及其必然性。
在人口问题上，他首先提出了人口不是少了而是多了的观点。“今人有五子不为多，子又有五子，大父未死而有二十五孙。是以人(14)民众而货财寡。”远在公元前3世纪，他就提出了与近代资产阶级人口学家马尔萨斯所说的人口按等比数列增加很相类似的看法，是难能可贵的。韩非还第一次用财货有限与人口增加的对比来说明“民争”、“民乱”的原因，并进而说明实行“法治”的必要性。韩非离开了社会的基本矛盾去寻找社会治与乱的原因，认为社会治乱与人口多少有直接而必然的联系，虽然有其局限性，但是他敏锐地看到了人口的再生产必须适应于物质资料的再生产，看到了人口的多寡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会影响到人民生活水平的高低，则是很有见地的。韩非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提出“人民众而货财寡”会带来社会问题的思想家。他在考察社会问题时，不再抽象地谈仁义礼让，等等，而是根据时代的发展，从社会经济问题着眼，去考察种种社会现象的变化，这在观点上是一大进步。
从管理的角度讲，《韩非子》对于控制、领导、用人、激励等各方面都有论述，这些管理思想虽然散落于不同章节，但是经过提炼整理，仍能够呈现出相当的逻辑性、条理性、统一性和严密性。一部《韩非子》，就是一部《管理学》巨著。本书将在下面的篇章中，具体就韩非在这些方面的管理思想进行论述。
当然，我们要意识到，韩非的“法”、“术”、“势”相结合的政治思想，根本出发点是帮助君主巩固君权，加强对民众的统治，是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重要内容。因为任何思想都不可能超越时代在真空中产生，任何思想都会带有时代的烙印。韩非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的形成，同样是时代需要的产物。它在战国的末期代表着新兴地主阶级的利益，适应了大一统的历史发展趋势。韩非激烈地反对奴隶主阶级的政治制度和意识，要求建立社会新秩序，起到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作用，加速了秦统一中国的步伐，具有其进步意义。但是，随着封建王朝的巩固，地主阶级和农民阶级的矛盾加剧，韩非学说的反动性也逐渐显露出来。他的封建专制主义和权术思想，为以后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所承袭，影响极为深远。韩非加强思想文化专制的思想，也为封建统治者沿用。秦朝的“焚书坑儒”、历朝历代的“文字狱”等，都严重阻碍了科学与文化的发展。因此，辩证地学习他的思想，去其糟粕，取其精华，将其能够古为今用的思想发扬光大，并期待我们中华民族的思想精华能够“中为洋用”，是我们新时代学者的重要使命。
(1) 周勋初．韩非［A］．郭沫若、王元化等．韩非子二十讲［C］．第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54.
(2) 《定法》（本文引用除了特殊注明外，皆出自《韩非子》，因此以下只注篇名。）
(3) 《有度》
(4) 《礼记》
(5) 周勋初．读《韩非子》［A］．郭沫若、王元化等．韩非子二十讲［C］．第1版．北京：华夏出版社，2008.371.
(6) 《有度》
(7) 《解老》
(8) 《解老》
(9) 《安危》
(10) 《饰邪》
(11) 《说林上》
(12) 《五蠹》
(13) 《五蠹》
(14) 《五蠹》
3 韩非的人性论
3.1 研究人性论的必要性
人既是管理中的客体也是管理中的主体，不同时期的组织管理理(1)论是基于不同的人性假设基础之上的。人性假设问题是管理理论的核心问题，是管理理论建构的逻辑起点，也是管理学思想形成和研究的重要哲学前提。人性，指在一定的社会制度和历史条件下形成的人的品性，是人在参加社会活动中表现出来的思想、意识、行为等综合属性。在西方管理思想的发展历程中，“人性”始终是一个基本的逻辑范畴。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哲学理论包括管理思想都是在对“人性”有着某种认识的基础上提出的。各种管理理论的根本区别，都可以归结为对“人性”的不同理解。
现代社会强调以人为本的管理理念，人性假设作为管理理论对人的认知，已经成为各种管理研究的出发点。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和管理学家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McGregor）曾说过：“在每一个管理决策或每一项管理措施的背后，都一定会有某些关于人性(2)本质以及人性行为的假设，其中若干假定曾经流行一时。”英国哲学家莱斯利·史蒂文森（Leslie Stevenson）也曾明确指出：“对人性的不同看法，必然对于我们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做，得出不同的结论。”(3)美国管理学家哈罗德·孔茨（Harold Koontz）亦指出：“凡主管人员，不论有意还是无意，在他们的头脑里一般都有自己对人的某种假设而形成的关于个人和组织行为的（理论）模式。这些假设和有关理(4)论都影响着他们的管理行为。”这些言论无不说明了管理和人性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纵观人类历史，无论东方还是西方，各种管理理论、管理模式的产生和嬗变，都是以一定社会文化传统中的人性论作为其哲学基础和前提的。因此，任何管理思想的研究，都应该始于其背后的人性假设。
3.2 中西方人性论回顾
3.2.1 中国古代思想家的几种代表性的人性论
中国古代哲学以人生、社会为研究中心，必然重视对人性问题的探讨。早在春秋时期的孔子就提出了人性问题。《论语·阳货》上说：“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孔子没有对人性善恶进行判断，但是他的思想有一个默认的基本前提，那就是人在本性上是趋善避恶的，这也是人区别于禽兽的地方。孔子管理思想的核心是“德治”。他认为各级管理者都应该安于其职，遵守礼制，“克己复礼为仁，一曰克己复(5)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领导者应该起到表率(6)作用：“其身正，不令自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因此只有“修己”才能“安人”。孔子认为，对于人民伦理道德教育非常重要，“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7)耻且格。”
孟子是“性善论”的代表人物。他认为：“人之性善也，犹水之(8)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人性善如水向下流一样自然而顺理成章，人没有不善的，水没有不向下流的。《孟子·告子上》篇中说：“仁义礼智，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弗思耳矣。”仁义礼智都不是由外人给予我的，而是本来具有的，只是未曾探索过罢了。“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恭敬之心，礼之端也；(9)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在孟子看来，“四心”即为“四端”，它们是仁义礼智的萌芽，而仁义礼智乃是道德上的善，所以人的本性是善的。“性恶论”的代表人物是荀子。荀子的人性论是在儒家基本观点的基础上，综合先秦各家的人性理论而形成的。他首先指出人性包括其“天然性”，如“饥而欲食，寒而欲暖，劳而欲息，好利而恶害”(10)，“目辨白黑美恶，耳辨声音清浊，口辨酸咸甘苦，鼻辨芬芳腥臊，(11)骨体肤理辨寒暑疾养”，人的这些特性是“天之就也”，是“禹桀(12)(13)之所同也。”其次，他提出：“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荀子·性恶》篇中说：“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所以荀子说：“人之生也固小人。”荀子把自利当作人之本性，他看到的仅仅是自利带来了争夺生、辞让亡，残贼生、忠信亡等负面作用，于是导引出人性恶的论调，性恶被他看成比自利更为本原的存在。他提倡“化性起伪”。化性，就是通过长期的教化而逐渐改变其本性。“伪”，指后天的人为作用。道德并非出自人的性情，而是圣王或圣人教化和自己学习的结果。普通人和圣人的本性都是一样的，任何人只要努力学习，(14)“积善而不休”，都可以成为圣人，即“涂之人可以为禹。”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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