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韩保江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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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文化名家暨“四个一批”人才作品文库试读：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关键是揭开“六个结合”之谜（代序）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要有生命力，就必须与时俱进。我们用几十年的时间走完了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发展历程，我国经济发展进程波澜壮阔、成就举世瞩目，蕴藏着理论创造的巨大动力、活力和潜力。因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立足我国国情和我们的发展实践，深入研究世界经济和我国经济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揭示新特点新规律，提炼和总结我国发展实践的规律性成果，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系统化的经济学说，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继承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把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经济规律作为研究对象的传统，深入研究我国建国六十多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探索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中形成的生产关系、生产方式及经济规律，需要研究的重点内容很多，但关键是要研究充分体现中国共产党人伟大智慧和伟大创造的“六个结合”，揭开这“六个结合”是如何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如何创造了“中国奇迹”，如何“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的规律谜底。
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我国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尝试的第一个“结合”就是我们在坚持社会主义制度的前提下，大胆地把无论是马克思主义传统理论还是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都认为是资本主义专有之物的市场经济成功地“嫁接”到了社会主义制度之上，建立了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有机结合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新体制。
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作为共产主义的第一阶段，是一个应坚持生产资料公有制、实行计划生产和遵循按劳分配原则的社会形态。因此，认为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消灭私有制、否定市场经济成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任务。现代西方经济学理论也认为只有资本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所以它们认为我们现在搞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搞“国家资本主义”。
邓小平早在1979年11月会见美国不列颠百科全书出版公司编委会副主席弗兰克·吉布尼等人的时候就提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的思想。他指出：“说市场经济只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只有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这肯定是不正确的。社会主义为什么不可以搞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不能说只是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在封建社会时期就有了萌芽。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从那时起，中国的改革就主要体现在不断向计划经济体制内加入市场经济元素，不断削减计划经济元素，最终整体构建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不管计划与市场“板块式”结合（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还是计划与市场“交融式”结合的尝试（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最终都是想真正构建起能够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双重优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关于发挥社会主义什么优势，邓小平指出：“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比较，它的优越性就在于能够做到全国一盘棋，集中力量，保证重点。”中国是一个生产力并不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要维护国家主权，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必须在基础设施、关键技术、命脉行业、瓶颈环节有所突破，为此就要举全国之力，统一领导，重点投入。只有这样国家才能独立，社会才能稳定，经济才能实现跨越式发展。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两弹一星”、七八十年代的宝钢、八九十年代的“三峡工程”，再到进入新世纪后的青藏铁路、探月工程、成功举办奥运会、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网建设等，无一不是通过发挥全国“一盘棋”和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社会主义制度优势来完成的。也恰恰是在这些重点领域的突破，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
为什么要实行市场经济，邓小平也指出，因为社会主义实行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经济搞得不活。而要经济搞活，必须得引入市场经济。因为市场经济是崇尚“经济自由”的经济。而经济自由的本质是承认个人和企业等经济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基本权利，维护经济主体的所有权及派生权的独立性，切实约束和规范政府干预，建设有限政府。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中国的社会生产力发展取得如此举世公认的成就，创造的“中国发展奇迹”，归功于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双重优势的充分发挥。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如何发挥好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双重优势的内在规律。
第二个“结合”是公有制与私有制的有机结合，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混合所有制经济结构”，充分发挥了公有制和私有制的“双重优势”。
首先，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社会主义经济性质的根本体现，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支柱和国家进行宏观调控的主要物质基础。虽然从市场经济发展和市场交换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之间的关系是平等竞争关系，它们之间不应有高低主次之分，但是，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看，不同所有制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中的地位和作用却应该有所区别。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也是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础。坚持公有制为主体，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不仅有利于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目标，而且有利于宏观效益与微观效益、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协调和统一。特别是通过国有资本向关系国家安全和国计民生的自然垄断行业、军工行业、公共产品、支柱产业等领域的集中，为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提供有力的物质支撑和安全保障，进而有利于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充分发展。
其次，非公有制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为社会主义服务的经济成分，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作用。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打破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格局，增强了经济活力。垄断和竞争不充分，必然带来经济效率的损失。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使得市场主体多元化，形成了多元竞争格局，这有利于促进各类主体降低经营成本，节约社会资源、提高经济效率，有利于促进各类主体加快技术创新，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另一方面，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促进了公有制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不仅对国有企业形成了加快改革和发展的压力，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和发展建立了一个“参照系”，而且成为国有企业实施混合所有制改革，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必要条件。因为做大做强非公有制经济，提高非公资本购买国有资本股份的能力，让非公资本参与国有企业重组，是国有企业建立法人财产权和法人治理结构，实现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企业内部的制衡机制和科学的决策机制的基本前提。特别是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不仅已成为吸纳社会新增劳动力就业的主渠道，而且成为国有企业改革重组，特别是“去产能”、“去僵尸企业”导致的富余人员分流或下岗实现再就业的主渠道，从而为国有经济结构优化和国有企业改革创造条件。
第三，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作为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有利于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有利于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有利于形成公有资本与非公有资本、资本与劳动“双重联合”的利益共同体，进而最大限度地克服或减少公与私、劳与资的内在冲突。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不仅要研究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在基本经济制度层面“合理分工、良性互动、共同发展”内在权利关系和内在规律，而且要从现代企业制度和财产组织形式层面研究混合所有制经济内部公有资本与非国有资本、资本与劳动联合的权力关系和内在规律。
第三个“结合”就是坚持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原则，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收入分配制度。按劳分配不仅是社会主义条件下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原则，而且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价值选择。多劳多得、不劳者不得食（孤老病残者除外）不仅是实现效率的前提条件，而且也是实现社会公平、公正的重要保证。但是，从价值创造和财富形成的角度看，劳动的特殊贡献是无疑的，但还必须看到劳动之外的其他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如果只强调劳动的稀缺性和贡献，看不到“土地、资本、管理、技术”等生产要素的稀缺性和贡献，甚至把这些要素的价值体现简单异化为“剥削”予以限制和反对，那么社会生产力就不能快速发展，财富就不能有效生产，社会就不能实现进步，人们的生活就实现不了真正改善。因此，我们在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条件下的收入分配制度的时候，理性地承认非劳动生产要素的作用和贡献，鲜明地提出了“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的制度设计思想，形成了“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框架。在这种制度框架下，通过有效借助国家国民收入再分配机制和收入调节政策，努力实现居民收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样不仅可以消除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和两极分化，而且有利于发展成果共享，实现共同富裕。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贡献分配相协调的内在规律。
第四个“结合”是“看得见的手”与“看不见的手”有机结合，形成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相互协调的经济运行机制。
重视发挥“宏观调控”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作用，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最主要的特征。党的“十四大”在初步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构架的时候就明确地提出，“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直到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在强调“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同时，仍然强调“更好发挥政府作用”，重视宏观调控。之所以这样强调政府及宏观调控的作用，一方面由于“市场失灵”和经济波动需要宏观调控，这是所有市场经济国家都看到的；另一方面就是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搞好宏观调控是维护国家大局、实现中央政府意志的重要手段。如果说西方的宏观调控带有很大的“被动性”和“事后性”的话，中国的宏观调控则具有很强的“自觉性”和“前瞻性”。因此，正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讲，能够顺利战胜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和2008年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的世界金融危机，我们的宏观调控立下了汗马功劳。当然，由于市场化改革不到位和政府越位、错位、缺位以及权力不透明导致的腐败问题仍较为突出，在重视政府宏观调控的同时，我们更加重视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成为必然选择。因为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因此，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总结我国运用“两只手”的经验和教训，深入研究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与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进一步协调用好“两只手”的内在规律。
第五个结合是把坚持独立自主与对外开放有机结合，形成了充分利用国际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的开放经济新体制。
扩大对外开放，融入经济全球化是中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现现代化的不二选择。然而，如何在扩大开放和融入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始终保持社会主义本色，不像俄罗斯以及一些拉美国家在开放中迷失自己，我们理性地坚持了“独立自主”，用好“两种资源、两种市场”。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才使得中国在推进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和融入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没有“迷失自己”。在经济体制市场化改革过程中，没有像前苏联和东欧国家那样，不仅放弃了社会主义制度，而且丢失了共产党的政权。同时，在积极融入经济全球化、加入WTO和全方位、多领域、宽领域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也没有像阿根廷等拉美国家，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那样，过早地“不设防火墙”地开放资本市场和金融领域，过多地依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机构，而失去了自己国家的经济主权甚至部分政治主权。中国则是从本国的根本利益出发，本着平等合作、互利共赢、和平发展的原则，循序渐进地开放，由浅入深地融入。但是，中国的对外开放又是积极而主动的。因为中国不仅已经饱尝了闭关锁国、夜郎自大的苦头，而且也为极“左”时代拒绝学习当代资本主义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拒绝商品经济和市场机制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对此，邓小平说：“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邓小平还说：“我们建国以来长期处于同世界隔绝的状态。这在相当长一个时期不是我们自己的原因，国际上反对中国的势力，反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势力，迫使我们处于隔绝、孤立状态。六十年代我们有了同国际上加强交往合作的条件，但是我们自己孤立自己。现在我们算是学会利用这个国际条件了。”因此，中国一开始改革开放，就抱着一种积极、学习、包容的心态，能动地去融入世界经济和国际社会，实施全面深入的对外开放。在我国对外开放过程中，我们始终坚持“以我为主”，高举和平、发展、合作旗帜，坚持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既充分利用国际资源和国际市场来发展自己，又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向国际社会提供力所能及的公共产品，积极推动国际治理体系的变革，努力扮演好世界负责任大国的角色。特别是主要利用好国内劳动力资源丰富、市场潜力巨大、工业基础深厚，以及土地、矿产等自然资源公有制等优势，充分借助经济全球化、信息化和西方发达国家“去工业化”的机遇，大力推进了中国的工业化、信息化和城镇化，快速提高中国出口竞争力，使中国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世界工厂”。尽管现在由于中国崛起引起美国、日本等国家焦虑，进而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和推进TPP和TTIP以围堵和孤立中国，但如何通过“一带一路”和国际产能合作战略以进一步扩大开放，进而继续用好“两种资源、两种市场”仍是我们丰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需要重点研究的问题。
第六个“结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与“强政府”有机结合，形成了支撑和维系中国经济发展的组织保障和独特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因此，有人把中国发展模式简单概括为：“市场经济＋共产党领导。”这种概括尽管有些简单，但却道出了中国发展模式的最突出的特点，那就是在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代化建设过程中，如果没有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根本不能取得如此辉煌的伟大成就。邓小平说：“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没有党的领导，就没有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没有党的领导，艰苦创业的精神就提倡不起来；没有党的领导，真正又红又专、特别是有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的队伍也建立不起来。这样，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建设、祖国统一、反霸权主义的斗争，也就没有一个力量能够领导进行。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客观事实。”的确，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一以贯之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思想路线，并把这个基本路线通过“三步走”战略以及若干个五年发展规划予以具体落实，进而把整个国家的资源和全国各族人民的积极性聚焦在经济发展和实现现代化这一中心工作上，最终才取得今天这样的发展成就。一个有作为、有担当的先进大党三十多年“一心一意谋发展，聚精会神搞建设”，岂有干不成事的道理。当然，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要切实得到贯彻落实，还需要有一个自觉接受党的领导的强有力政府。大量实证经验证明，强政府是落后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保守主义政治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亨廷顿认为，强政府就是能够提供合法的政治秩序基础和有效政治参与（共同体）基础的政府。他特别强调，“强大政党”与“强大组织”是形成“强政府”的重要条件。所以，发展中国家欲根除国内社会政治的动荡与腐朽，必须建立起“强政府”，舍此别无他途。而“强政府”的构建和维持必须依赖强大的政党和组织的力量。在中国，由于党的领导与强政府内在和谐统一，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得到强政府不折不扣的落实，才能成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研究在党政分开前提下，党的领导与政府作为和谐一体的内在规律。（原载《理论视野》2016年第5期）第一章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与完善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操作中的梗阻分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理论的实践操作研究，是当前理论研究与实践探索的重要课题。如何实现“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理论界从生产、分配、流通、消费领域以及从“条条”“块块”等进行了多方位有益探讨，但忽视了对其操作中遇到的“梗阻”分析。本文从“梗阻”分析入手，从相反方面谋求如何保障“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合理运行的有效手段，从而为实践操作提供一些启示。
我们认为，目前在“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操作实践中存在下列“梗阻”：（一）理论性梗阻。从传统理论看，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伟大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其中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构想。但是对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经济和运用价值规律基本上持否定态度。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在那里“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如果在未来社会中保留商品货币关系，那么“商品形式和货币关系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列宁更明确地提出：“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斯大林通过分析苏联当时的社会经济现状，提出了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与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之间还存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不相容的，在雇佣劳动制度已经消灭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家、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决不能发展资本主义，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然而，斯大林虽然丰富和发展了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但并不彻底，他没有肯定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各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至于讲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为了核算”，“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在国内经济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了商品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离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外壳（计划价格等等）”。
多年来，由于我们缺乏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经验，长期拘泥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设想和论述中，忽视了对我国自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科学总结，把商品生产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己力量”，视作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保留，但终归同社会主义本质及发展不相容而必须加以限制的东西。这样，主要同集体经济的存在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就或多或少地同在全社会范围内直接分配社会劳动的计划经济相对立，要发展商品生产、运用价值规律就会冲击计划经济，反之要加强计划经济，就必须限制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在这种观点的支配下，必然否定和排斥商品原则，忽视市场功能和市场机制在生产、流通和分配领域中的调节作用，致使计划调节与管理在缺乏市场机制配合的条件下，不能有效地发挥作用，造成盲目追求数量和发展速度，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畸形化，产需脱节，社会经济运行混乱失调，宏观经济效益低下。《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提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理论。党的“十三大”又明确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为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问题的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前提。但是从近年来关于计划与市场的具体关系研究情况来看，仍然存在两个问题：一是没有形成规范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指导性理论。“板块结合论”主张把商品划分为几块，分别由计划和市场调节；“渗透结合论”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中的计划性和市场性是相互渗透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重叠立体结合论”认为应以国家统一计划为主要依据，通过多种经济参数和经济政策来调控市场，通过市场引导企业，对企业实行间接控制；“二次调节论”认为应当把社会经济活动都先交给市场调节，进行第一次调节，如果市场调节的结果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就不要进行干预，如果不符合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政府再进行第二次调节。此外还有“胶体结合论”“宏观微观结合论”“板块渗透多层次论”“重合论”“自由必然论”“时空论”“功能互补论”“混合模式论”“计划市场论”“多维统一论”等等不同主张。如此众多各执一见的结合论，虽然各有特点，但由于角度不同，使用的概念内涵也不尽相同，所以“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由于理论不统一规范，致使结合实践无据可从。二是忽视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操作化研究。上述各种结合论观点，尽管从理论上有所突破，但基本上是从抽象理论到抽象理论，没有重视这些结合论的应用和操作化研究，结果降低了理论的应用价值。因此，我们认为，当前应该把计划与市场关系研究的重点放在“计划与市场在操作层次如何实现有机结合”的问题上，使理论研究更利于指导实践活动。（二）体制性梗阻。在传统“集中型”管理体制下，“产品统购包销，资金统收统支，物资统一分配，劳动统一管理”，根本割裂了计划与市场的内在联系。而我们所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又基本上是沿着“放权让利”的思路展开的，在传统旧体制被打破，但其作用尚未消失，新体制不成熟，不能正常发挥效用的条件下，必然出现一系列体制性摩擦，阻碍着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具体表现在：（1）传统体制制度和组织制度的缺陷仍未消除，宏观调控取得成效的制度条件仍然是“放权与收权”，然而收权时强化的是外在约束而不是内在约束，放权时激发的是国家、地方、企业间的争议和矛盾，而不是真正的市场竞争，这样无论是收或放都无法把宏观经济运行推向间接调控的轨道和避免经济发展上的剧烈波动。体制上一收一放，政策上一紧一松，经济上一冷一热，形成恶性循环。（2）宏观决策与约束机制不完善。由于没有真正形成责、权、利相结合的宏观决策和约束机制，宏观决策具有很大随意性，这是导致总量失衡、结构畸形乃至通货膨胀的主要根源。（3）财政分配上的“分灶吃饭”弱化了中央宏观调控力，助长了地方行为短期化。由于追求地方利益的冲动，各地方忽视国家宏观计划和产业政策要求，争投资上项目，追求眼前利益，结果重复建设、重复生产，“长线更长”，使本来就不合理的产业结构更加恶化，资源不能有效配置，宏观经济效益很差。而中央财力控制权却不断消弱，从1984年到1989年，国家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已由26．6%下降到18．7%，中央财政占整个财政收入的比重已由56．1%下降到36．98%，中央无力增加对能源、原材料、交通运输等“短线”产业的投入，以优化产业结构，所以也就难以保证国民经济协调均衡地发展。（4）以“双轨制”为特征的价格机制扭曲了供求关系，混乱了流通秩序。由于国家定价与市场价高度背离，如煤炭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1．7倍，原油计划外限价比计划价高2．48倍，钢材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80%，基础化工产品市场价比计划价高出11－65%，加之价格形成不合理，制约着资源的配置优化，并且造成了牟取暴利的机会，进而在流通领域“官倒”“私倒”横行，物价飞涨，造成社会动荡。同时，价格体系扭曲，导致产业结构畸形，基础产业滞后，形成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阻碍宏观经济效益提高。（5）微观层次尚未形成激发企业活力的经营机制。由于产权关系不清，国家与企业之间仍然是一种“父子”关系，企业仍然负盈难负亏，企业亏损最终仍由国家来弥补，企业出现“粗放经营”和“工资侵蚀利润”等现象。（三）意识性梗阻。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机制运行虽然具有客观性和内在规律性，但它必然要受作为社会经济主体的“人”（政府、企业或组织）的主观意识的影响。因为人既是这种经济运行机制的操作者，又是该机制运行调控的承受者或客体，人们对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内在规律和要求的认识如何，直接影响经济运行目标的实现。当前阻碍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意识性“隐形”障碍在于：（1）缺乏商品经济意识。由于传统小农经济自给自足和产品经济统购统销思想的影响，人们普遍缺乏商品经济条件下的价值观念、时效观念、竞争观念、开放观念等现代商品经济意识，而这些新观念正是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得以发展的主观条件。（2）地方主义意识。这是社会主义宏观经济运行机制运行中的最主要的梗阻之一。它以地方利益为中心，实行地方保护主义。地方政府作为区域经济活动和政治权力主体，在处理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它不仅在向中央争项目争优惠时讨价还价，而且利用改革所赋予的权力，不顾当地资源和经济上的可能，盲目扩大投资和消费，成为扩张冲动的枢纽和主体，有时甚至对中央调控有抵触情绪，显示出强烈的反控制倾向，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在处理区际关系上，不顾地区合理分工的经济原则和历史形成的区际间协作关系，一方面利用行政权力进行封锁，禁止资源外流和外地商品的“侵入”，导致市场分割；另一方面又进行资源争夺，激化为地区间的“蚕茧大战”“羊毛大战”“烟草大战”等等，加剧了地区矛盾和摩擦。由于这种忽视综合平衡和反市场化倾向，盲目引进，外延扩张，最终导致产业结构呈现低水平的“全、散、同”现象。（3）政绩意识。在传统体制下，政企不分、权责不清，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复杂地交织在一起，某些决策者的政绩观念和感情偏好往往成为计划指导或决策拍板的支配因素，以行政手段取代经济和法律手段，形成“权力经济”，结果“领导项目”“条子工程”随处可见，造成大量的盲目重复建设，违反了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内在要求。（四）基础性梗阻。所谓基础性梗阻，是指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运行机制正常运行需要具备一些最基本条件，如交通通讯、人才素质、决策方法和工具、市场基础设施等，而这些条件目前尚不能保障计划与市场很好地结合，形成“中梗阻”。例如，20世纪90年代初期，作为“物流”和“信息流”主要通道的交通运输和邮电通讯业发展滞后。据统计全国总运力只能满足货运需要量的70%，关键路段只达30—40%，公路标准低，质量差，一、二级公路仅占4%左右，沿海港口泊位不足，内河航运不畅。由于邮电通讯业发展缓慢，通讯难、通话难直接影响经济信息和市场信号的反馈。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都必须借助交通运输来调整物流，借助邮电通讯来传递指令和信息反馈，否则必然运转不灵，达不到预期效果。另外由于管理人员素质差，可能导致政策和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的“畸形化”，降低政策和计划的效力。同时，我们的计划和决策方法及工具落后，忽视定量分析和经济预测的“拍脑门”式决策仍然存在，电子计算机等先进管理设备还不能广泛应用，加之要素市场支离破碎，市场规则和法规不健全，市场管理和服务设施落后，必然会给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的正常运行带来困难。（原载《云南财贸学院学报》1992年第4期，与冯秀春等合撰）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哲学思考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一个崭新的科学命题和合乎逻辑的目标选择，它无疑是抓住了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环节，而围绕这一核心，全方位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又必须借助哲学思考以寻求科学的方法论。一、科学抉择：遵循科学的认识逻辑
任何成熟的科学都来自艰辛的认识过程，“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我们党坚持实事求是和理论联系实际的思想路线，坚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方针，经过十几年来经济体制改革的伟大实践而得出的科学总结和理论概括，饱经四十多年社会主义实践与理论斗争的风风雨雨，经历了一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复杂过程。
社会主义事业既然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因而对其经济运行机制的认识只能通过实践活动，从局部到全局，从阶段到系统，从探索到科学，即“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的过程。
马克思、恩格斯所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包含着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的科学构想，而社会主义制度恰是根据这些构想由我们自觉建立起来的。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指出，未来社会是“一个集体的，以共同占有生产资料为基础的社会”。“生产者并不交换自己的产品，耗费在产品上的劳动，在这里也不表现为这些产品的价值”。即是说，每个生产者在生产过程中向社会提供的是劳动，在分配过程中能从社会中取得的是对应于他的劳动报酬，任何人都不能凭借对生产物质条件的占有，去占取他人的劳动成果。社会主义社会中经济中心（国家）能够直接以劳动为尺度，按照社会所要求的比例，有计划地把社会总劳动时间分配给各个部门。关于社会主义是否存在商品货币关系，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指出，如果在未来社会中保留商品货币关系，那么“商品形式和货币关系就侵入那些为生产而直接结合起来的社会组织的各种纽带，而把它分解成为一群群私有生产者”。公有制经济会随之瓦解。
列宁对马克思、恩格斯的上述观点又做了具体论述，他说：“社会主义就是消灭商品经济，……只要仍然有交换，那谈什么社会主义是可笑的。”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在1918年3月又提出：“把全部国家机构变成一架大机器，变成一个使几万万人全都遵照一个计划工作的经济肌体。”
马克思、恩格斯与列宁只是对社会主义基本特征做了理论上的论述。至于资本主义转化为社会主义之后，要经过若干发展阶段的历史过程才能趋于成熟。特别是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对社会主义发展时期运行的经济机制是难以做出科学预见的。然而，“社会主义自从成为科学以来，就要求人们把它当作科学看待。就是说，要求人们去研究它。”斯大林科学地分析了当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现实和社会经济环境，提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与集体所有制农业企业之间还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关系，商品生产和社会主义经济并不是不能相容的，在雇佣劳动制度已经被消灭的条件下，商品生产“是没有资本家参加的商品生产，它所涉及的基本上都是联合起来的社会主义生产者（国营企业、集体农庄、合作社）所生产的商品。……它决不能发展为资本主义，而且它注定了要和它的‘货币经济’一起共同为发展和巩固社会主义生产事业服务”。但是，斯大林对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阐述并不彻底，以致存在较大欠缺。他否认在全民所有制经济内部各企业之间同样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至于讲生产资料的“价值”只是“为了核算”，“这只是事情的形式方面”，“在国内流通领域内，生产资料却失去了商品属性，不再是商品，并且脱离了价值规律发生作用的范围，仅仅保持着商品外壳（计划价等等）”，更说明斯大林对社会主义条件存在商品货币关系认识的肤浅性。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之后，我们的制度模式和基础理论几乎完全承继于苏联，这对于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被动的。正因为如此，我们在理论上一直拘泥于经典作家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设想与论述，把商品生产看成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异己力量”，视作在一定阶段不得不保留，但终归同社会主义本质及发展不相容而必须加以限制的东西。这样主要同集体经济的存在相联系的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就或多或少地同在全社会范围内直接分配劳动的计划经济相对立，要发展商品生产，运用价值规律和市场机制就会冲击计划经济，反之要加强计划经济，就必须限制商品经济、市场作用与价值规律。正是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我们建立了以政企不分、高度集中为特征的经济运行机制，把包罗万象的计划指令和实物切块分配视为实现计划的唯一途径，并把计划调节同指令性计划管理等同起来，从而把整个社会经济统得很死；把宏观经济调控权、生产资料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混为一体，国家直接管理和经营企业，实行统一核算，统负盈亏，从而严重窒息了企业活力和主动进取精神；它还否认、排斥商品原则，忽视市场功能及市场机制在生产、分配与流通领域的调节、导向作用，这样使计划调节和管理在缺乏市场信号的条件下，不能具有较强的调节功能，脱离市场的生产、流通和建设，呈现出极大的盲目性。结果投资结构、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发生畸形和失调，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把本来应该生机勃勃的社会主义经济搞得奄奄一息。
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所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过程和指导思想进行了再认识，分析总结了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和我国经济理论界多年的研究成果，提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必须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论断，揭示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经济同商品经济的内在联系，走出了理论结合现实的可喜一步。这是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一个重大突破，它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许多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了坚实的理论依据。
在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指导下，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围绕搞活企业这个中心环节做了许多工作，收到了显著成效，但对作为商品经济活动舞台，作为搞活微观与加强宏观管理的枢纽的市场研究不够。理论的探索和改革的实践使我们逐步认识到，在宏观管理与微观搞活之间应有一个重要的传导机制，否则就不能有效地改变国家直接管理和干预企业经营活动的旧格局，竞争和效率、资源优化配置等问题也就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这个重要的传导机制就是市场。如果说对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科学认识为经济运行机制改革提供了可靠理论基础和基本定势，那么，党的“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改革模式标志着我们已找到一个能够适应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特点与发展需要的新的经济运行机制的基本程式，第一次把“市场”作为经济运行的中心环节确定下来，这是理论上的又一次重大突破。
但是，1989年之后，理论认识又出现曲折，特别是重提“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方针后，由于当时治理整顿和稳定局势的需要，强调多一点集中，多一点计划。理论风向又开始向“计划经济”倾斜，又重提社会主义就其本质来讲仍然是计划经济，只不过在现阶段还要有某些商品属性罢了，计划经济指的是经济制度或是体制，市场调节是手段或机制，我们的改革不是消弱和放弃计划经济，而是要在坚持计划经济制度的前提下，实行一定的市场调节。这实际上又退回到传统的认识上去。
对于上述认识上出现的循环现象，不能从简单的形式逻辑做出结论，正如“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一样。毫无疑问从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到十三大会议，我们在理论上实现了两次重大突破。但这种突破仅就传统思维而言，不过是变计划经济的单向思维为计划经济与商品经济相结合的双向思维而已，二者之间所矗立着的社会主义属性和资本主义属性的分水岭并未铲除。当理论导向有所倾斜，而二者之间的矛盾尚未激化时，矛盾地位出现阶段性更易表现为一种倾向倒向另一种倾向，一旦矛盾激化，传统认识必然重复出现，排挤乃至否定相对新颖的认识，演变出思维复归的结果。换言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是以高速发展社会主义经济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政策，而与此相对应的理论却较为滞后，特别是当经济结构发生变化之后，实践迫切需要体制发生变化，为进一步发展提供空间。但是二者的交汇点已涉及制度认识问题，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何况当时的经济秩序确实需要治理整顿。此时，能否在理论上再次突破，已成为四个现代化能否顺利实现的关键。
邓小平南方谈话关于“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的精辟论断，从根本上解除了把计划经济同市场经济看成是制度性对立以及姓“社”姓“资”的思想束缚，使我们在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上有了新的重大突破。因此，党的“十四大”和十四届三中全会更加明确地抉择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以利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新的理论命题，为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指明了科学的方向。二、科学命题：蕴涵着科学的哲学逻辑与丰富内容
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主要是根据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特点和经济体制改革的任务提出来的，是对“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理论和党的“十三大”提出的“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命题的继承与发展，是对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经验和体制改革理论的科学归纳和概括，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的真理性认识。正如毛泽东指出：“判定认识或理论之是否真理，不是依主观上觉得如何而定，而是依客观上社会实践的结果如何而定。”我们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命题之所以科学，不仅因为包含科学的哲学逻辑，而且表现在其反映内容的科学性和客观性上。
首先，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坚持的是生产力标准，是实践的结果。传统计划经济模式的选择依据是经典著作与社会主义的美好构想，依据的是姓“社”姓“资”的主观判断。过去人们之所以“谈市色变”，也主要源于“左”的思潮的影响。而选择市场经济模式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依据的是现有我国生产力水平和世界生产力发展的惯例。为此，邓小平指出，选择什么样的经济运行机制，“判断的标准，应该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质上我国经济体制改革实践也证明了我们选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正确的。因为我国十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进程归结一点就是“市场扩大化”的过程，并且哪里市场化进程快，哪里的经济就发展快，哪里的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就快，如东南沿海地区；哪里市场化进程慢，哪里就落后，如内陆落后地区。从国际比较来看，西方国家的经济发达与“亚洲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主要可归因于其搞的是市场经济。
其次，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使认识主体明确，实现了认识主体与行为主体相统一，解决了传统计划体制下认识主体“缺位”的问题。在现实经济生活中，企业（人的联合体）是国民经济“细胞”，企业的活力决定着国民经济的生机。然而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实行高度集中的指令性计划管理，政府直接干预企业，以指令计划为企业经营管理的依据，企业成为行政机关的附属物，政府用自己的认识取代企业自身认识，企业没有自己认识经济规律的权利，只听命于计划指挥，这样企业行为以完成计划为目的，结果导致无创造性、无进取性，没有活力。而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企业法人真正成为市场的主体，它可以根据自身对市场信号的认识与自身利益的要求，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认识与行为一体，行为与效果（利益）一体，从而激发出微观企业内部的生机和活力，最终导致宏观经济的繁荣。
再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包含辩证的运行逻辑关系。经济运行的逻辑起点是利益驱动，终点是利益得到最大限度的满足，而在这起点与终点之间必然伴随着利益约束下的经济主体的行为优化和有限资源的合理配置，实现经济的高效率增长。
传统计划经济制度主要是通过指令性计划、行政命令来组织社会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的经济运行。维系社会经济联系、进行资源配置、组织要素运动的方式主要是计划与行政措施。特点是生产统一安排、劳动统一调配、产品统购包销、资金统收统支、物资切块分割。因为它扭曲利益关系，违背经济运行逻辑，故而导致经济运行带有行政性、随意性、扩张性、波动性和被动性，使宏观与微观经济低效运行。
而市场经济作为通过生产要素交换比价来评价资源的稀缺程度，实现资源有效配置的一种社会经济制度，是在动力机制、价格与供求机制、竞争机制、风险机制、契约机制等交互作用中实现有效运行的。1、“动力机制”是市场经济有效运行的核心。在市场经济制度下，承认经济行为主体（地方、企业、个人）追求自身物质利益的合理性，并保障其追求正当经济利益的权利。这样各层次经济行为主体追求物质利益和财富扩张的内在冲动，就必然激发其不断扩大生产规模、不断更新技术设备以积累财富。也正是由于其对利益最大化的长期追求，促使经济行为主体注意优化自身行为，进行科学的投资决策，调整产品结构，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物质消耗。同时，在资产收益增长、资产增殖与企业领导者收益挂钩的机制诱导下，作为企业法人真正代表的新型社会主义企业家不断崛起，使企业的发展利益有了较为可靠的保障。这使国家让利减税就不会单方面地向职工奖金福利转化，而是转化为企业发展基金；企业内部的工资就不会单向刚性平均增长，而是要拉开分配档次，减少“保障工资”的比例，增大真正劳动报酬部分，使劳动力价格合理地趋近于其价值，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2、“价格与供求机制”是市场经济运行的中枢。由于经济行为主体对物质利益的追求，导致价格与供求关系成为直接引导经济行为的主要机制。价值规律要求商品价值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决定，商品交换要坚持以价值为基础的等价交换。因此，从微观上来看，经济主体要想获得更多的收益就必须使自己生产商品的个别劳动时间低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决定的价值（交换价格）交换方能获得盈利，反之亏损。从宏观上来看，由于市场总供求变动，当某些部门或产业供过于求，其产品价格下降，获利减少，诱使企业或经济组织减少甚至抽走生产要素投入；当某些部门或产业供不应求，其产品价格上升，获利增加，又会诱使生产要素向该部门流动。这样使社会资源和生产要素自觉流向“高收益”部门或产业，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3、“竞争机制”是通过对有限的获利机会的争夺，反作用于行为主体使其不断提高竞争力而在市场经济中起作用的。市场竞争是优胜劣汰的过程，公平竞争迫使企业不断提高自身素质，优化自身行为，以优质的产品和服务，先进的设备，丰富的花色品种，科学的经营管理而取得竞争胜利，抓住自身获取丰厚的利润的机会。4、“风险机制”是指经济行为主体的市场活动同其赢利、亏损和破产紧密相联而约束其行为的一种机理。凡是独立的商品生产者都必须承担风险，这种风险以利益的诱惑力和破产的压力双重作用于行为主体，从而促使其重视市场信息，注意把握机会，不断增强抵御风险的能力。从某种意义上讲，市场取向改革就是要割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脐带”，把企业真正推向市场，把过去企业经营决策的风险从由政府和社会承担，转变为由企业和个人承担，最终使企业、企业家和职工真正走向市场。5、“契约机制”是维系市场经济有序运行的重要手段。市场经济实质上是契约经济，是法治经济。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产权益、要素配置、交易方式都必须借助契约来规范化。首先是资产权益契约化。对于国有产权实行三权分离，即政府代表全体人民掌握财产所有权，并通过财政将所有权收益实行再分配，作为调节经济运行和各种主体利益的经济杠杆；政府中分离出国有资产经营管理机构行使国有资产经营权，按照产业政策的要求合理投资，配置固定资产，并尽可能增大其投资收益使国有资产增殖；企业占有和使用国有资产，行使完全的资产使用权，按照利润最大化，配置最优化原则，尽可能扩大资产存量的收益水平，选择资产增益投资方向，以满足企业和职工的最优发展。这种三权分离的经济关系完全靠市场契约关系来维持。其次是要素配置契约化。一方面要求政府产业政策参与要素配置，即政府在承担所属国有企业产权及收益的基础上，相应实行宏观经济总量的分级调控，包括财政、信贷、投资、消费基金等经济总量都可以不同方式与资产收益挂钩，并相应建立权益对等的经济契约。然后各级政府根据所掌握的产权收益及各种经济总量作为经济杠杆调节生产要素流向，保证产业政策的实施；另一方面要求企业参与要素经营，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发展目标采购各类生产要素，并以横向的权益对等契约，保障正常行为与权益。再次是交易方式契约化。这是保证市场经济有序化的基本要求，但在我国低层市场中相当混乱和多变，为了保障交易契约化，必须对短缺资源实行有形市场管理，即在全国设置各具特点的有形专业市场，规定某类商品在某类有形市场中交易，并组织契约的签订和执行。同时还要相应设置以票据交易为主要形式的期货市场，并以有形控制方式监督票据契约交易。这样互为一体的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行，就能保证各类经济主体行为合理化，硬化行为约束，形成市场经济有序，高效的运行秩序。
最后，从市场经济发展逻辑上来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现代市场经济”。现代市场经济与古代市场经济相比其显著特点是它接受国家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的控制和引导，它基本符合中国国情。现代市场经济无论从市场中进行活动的经济组织与个人，以及进入市场交易的商品，还是从市场的组织方式与组织制度；从市场经济运行方式、运行规则；从国家对市场的调节控制和有计划的指导；从市场经济活动所运用的科学与技术等方面来看，它都已成为一个精致与庞大的有机系统。它与“看不见的手”的古代市场经济相比有其特有的优势。三、科学态度：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尚需一个完善和发展过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虽然是科学的抉择和理论概括，是对社会主义经济运行规律的真理性认识，然而至此并没有完结，还有待于随着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而不断深入、丰富和发展。正像毛泽东所概括的那样：“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程度。”接近真理性认识。现阶段我国还正处在新旧体制转轨时期，旧体制的惯性还没有完全消失，旧的传统观念、思维方式仍然影响着人们的行为。因此，要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正视在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的种种风险、障碍与约束。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首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建设需要有一个过程。我国实行市场经济的基础仍然是公有制，与西方国家的市场经济不完全一样，因此不能完全照搬其做法，必须结合中国国情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社会主义实行的市场经济当然不是亚当·斯密所提倡的那种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需要一定的宏观计划调节，但也不能机械模仿凯恩斯所主张的那种国家干预的市场经济，而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国家对宏观经济和微观经济都有直接或间接适度调控的市场经济。在这种新的经济模式下，国家将如何进行有效的宏观调控实现国民经济有序高效运行；如何改造国营企业建立新的企业制度以适应市场经济；如何使市场经济下的计划与市场有机结合；如何克服市场经济不可避免的盲目性，凡此种种诸多的理论问题都有待于我们去深化、去认识，只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取得较好的效果。
其次，我们应该认识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机制的形成是一个过程，因为成熟的市场经济具有如下标志：（1）市场主体自主化；（2）要素流动自由化；（3）市场客体的社会化；（4）市场运行规范化；（5）市场信息灵敏化。显然，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发育状况，离这些标志相距很远。建立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既是一个庞大复杂的社会工程，又是一个经济社会“自然发育”的结果，既是改革的任务，又是发展的要求。因此，必须花时间健全市场体系，一方面使商品、资金、生产资料、劳务、技术、信息等要素市场普遍发育起来，并形成从批发（期货）到零售的体系，完全有能力承担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需求；另一方面打破国内地区贸易壁垒，打破条块分割封锁，基本上形成全国统一市场，为市场经济下的行为主体提供宽阔的活动“舞台”。因此，必须下大力气转变政府职能，按照市场经济所要求的“小政府、大社会”格局，扭转高度集权计划体制下所形成的那套以等级服从机制为灵魂的“金字塔”式的政府管理体系，使政府由“管家”职能转变为服务职能，彻底割断政府与企业之间的“父子关系”，把资源配置的指挥权交给市场。必须建立规范的市场规则与秩序，真正形成等价交换、平等竞争的市场准则。形成市场规范既需要造成环境氛围，又需要转变观念，不能操之过急。
再次，全面更新企业制度也是一个过程。构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企业制度，根本问题是明确国有企业的产权关系，解决目前产权模糊的状况。但要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符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的企业，除界定产权之外，还需要有一系列的外部环境与条件。这些条件包括：社会保障体制的建立，企业预算约束的硬化，市场体系的形成，城乡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充分发展等等，而这些不可能是一朝一夕的事情。
最后，转变观念，塑造全新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意识也需有一个过程。
总之，由计划主导型经济转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过程，不仅仅反映为机制的转变和资源配置方式的改变，且势将交织着权益与权力的纷扰，有时甚至比较尖锐，因而某种阵痛是难以避免的。因此我们应本着科学的态度，深入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并不断完善、丰富和发展它。（原载《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3期，与薛岩彬合撰）为什么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这对于进一步明确改革的市场取向，对于更好地发挥市场作用、激发市场活力、提高资源配置效力，具有重大意义。一、从“基础性”到“决定性”，两字之差意义重大
正确认识和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问题，我们党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是不断深化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重视价值规律的作用；“十二大”提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十二届三中全会提出我国社会主义经济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商品经济；“十三大”提出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十四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是一个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此后，“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的表述，都是不断强化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
经过市场化改革，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建立起来，但市场体系还不健全，市场发育还不充分，特别是政府与市场的关系还没有理顺，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发挥受到诸多因素制约。这个问题解决不好，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难以形成。把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上升为“决定性作用”，反映了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认识的进一步深化，是认识上的一个重大飞跃。
在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是经济运行的中枢和集中体现，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着力解决市场体系不完善、政府干预过多和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经济发展问题，说到底是要提高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配置效率，以尽可能少的资源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品、获得尽可能大的效益。理论和实践都证明，市场配置资源是最有效率的形式。要配置好各种社会资源，无论政府有多少智慧，计划有多周密，都不可能比市场这台“超级计算机”更高明。市场借助其发现价值的功能，不仅能够让各类企业通过市场竞争实现各种资源和生产要素的最佳组合以及自身利益最大化，而且能够让各种资源按照市场价格信号反映的供求比例流向最有利的部门和地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通过其内在的供求机制、价格机制、竞争机制的作用，有助于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也有助于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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