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择青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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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
作者：王择青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9-06
ISBN：978-7-300-26723-4
价格：50.00元前 言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现实中都可能会遭遇一些重大而突发的事情，它们可能是个人重大生活挫折（生活意外、婚姻失败、事业受挫、学业失利、丧亲等）或公共危机事件（自然灾害、人为恐怖事件等）。对于这类事情，我们如果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通常方式去解决，就可能出现心理失衡状态，产生心理危机反应。个体往往表现为不由自主地回想当时的场景、焦躁恐惧等情绪反应，注意力无法集中、记忆力减退等认知反应，失眠多梦、食欲减退等躯体反应，以及回避与危机事件相关的信息、场所等。在遭遇剧烈的、异乎寻常的危机场景后，产生这些心理危机反应是正常的，但是如果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处理，随着时间的延长，事件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愈加严重，甚至发展成为急性应激障碍（acute stress disorder，ASD）和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PTSD）。在我们的社会中，由于职业特点的差异，一些行业的从业者更容易在工作场景下遇到突发事件、恐怖刺激场景等。比如军人在战时的战斗中以及非战时的训练和灾难救援中，公安民警在处理案件追捕歹徒时，消防员在救援现场中，医护人员在抢救生命的过程中，他们都需要面对一些血腥惨烈的刺激场景；又比如飞行人员、海上钻井人员、冶炼工人等遭遇危机事件时，时常危及生命安全。对于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反应不仅会影响个体的心身健康、降低工作效率，还会影响组织绩效，甚至社会的稳定和谐。近年来，我和我的团队成员一直为各行业职业人群提供心理服务，经过大量的探索和服务实践，我们在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方面研发了一套快速、简捷、有效的技术，并实现了七大突破：结合心理刺激源和心理刺激强度对受害人群进行分级；建构危机干预“现场心理动力模型”关注干预双方；图片-负性情绪表达／打包处理干预技术重点聚焦创伤性画面；强化危机干预工作者的职业化培养； “三人小组”的工作模式保障干预工作的有效、有序开展；提出危机干预组织实施的标准化工作机制，现场工作更有章法；心理危机干预计算机辅助系统规范危机干预工作流程。从这套技术的提出到现在已过去了十几个年头，在2003年，图片-负性情绪打包处理技术定型，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帮助危机事件的受害者消除负性画面和负性反应。也是在这一时期，我们开始研发心理危机干预计算机辅助系统。2007年这套危机干预技术以及心理危机干预计算机辅助系统在国家的部级专家鉴定会上获得专家的一致认可，与会专家一致认为“该套技术理念先进，设计合理，具有创新性和实用性，填补了心理恢复工作的空白，居国内领先地位，达到了国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2011年，获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并申请了发明专利，为各行业现场危机干预提供援助。另外，“4·28”胶济铁路特大交通事故、 “5·12”汶川地震、2008年北京奥运安保、2009年新疆“7·5”事件、2015年湖北沉船事件、 “8·12”天津滨海新区爆炸事件……每当国家需要的时候，都有我们掌握这套技术的专业团队奋力援助的身影。2008年汶川地震现场的心理危机干预是这套技术受到的第一次重大考验。令人欣慰的是，技术经受住了考验。有救援者在接受了我们的现场危机干预后，不仅现场效果明显，之后回访时也告诉我们，他目前状况很好，睡眠、饮食均恢复正常，可以每天正常开展执勤任务。甚至十年后，当我们重访灾区时，我们找到了当年的被干预者，看着他如今幸福健康地生活着，我们每个人都被深深感动……我们团队成员的不断沉淀和思考，最终形成了本书。本书旨在将我们在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探索和实践中获得的经验教训进行梳理总结，与同行分享，还望大家不吝斧正。也希望在指导意见的指引下，这本书能对职业人群的心理健康服务工作起到推动作用。在这里，我要感谢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心理训练中心在技术实验验证中给予的大力支持，我还想感谢一直在一线实践，并将技术实施中的经验、教训和感受落笔成文字的本书撰写团队，他们是赵敏、于潮杰、杨建设、闫宁、邢全超、游琳玉、孙冶、魏冬颖等。我还想特别感谢一直坚定信心、互相鼓励，在技术提出和标准化过程中精益求精的研发团队成员，他们是赵昆鹏、汪洋等。王择青2019年2月17日上篇 基础理论第一章 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历史沿革与发展
无论我们是否愿意，生活或者工作中都有可能遇到或大或小的突发事件，如果这个事件带给我们的冲击超出了我们自身的应对能力，那么这个事件就会对我们的心理甚至生理产生不良影响。2016年12月30日二十二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加强心理健康服务的指导意见》中将职业人群和妇女、儿童青少年、残疾人、老年人等均划为重点人群。在这些重点人群中，职业人群作为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他们的心理健康不仅仅关系到个人的健康、家庭的幸福、组织的绩效，而且还会影响到国家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的和谐稳定，甚至一些情况下还会影响到国家的安全，因此，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重要性日益凸显。
近年来我们在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基于对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理论反思和应用实践探索，本章将对相关内容进行梳理，主要包括：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特点，以及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认知的发展历程；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特点，以及对主要干预技术的历史回顾和分析；现有技术面临的挑战及我们的新探索。第一节 职业人群心理危机概述
1954年，美国心理学家卡普兰（G．Caplan）首次提出心理危机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系统研究。他指出，心理危机是当个体面临突然或重大生活逆遇（如亲人死亡、婚姻破裂或天灾人祸等）时所出现的心理失衡状态。如果个体处于危机状态而得不到有效干预，其生理、情绪、认知、行为将遭到严重影响。本节主要讨论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核心内涵和特点，以及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认知的发展历程。
一、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及其特点（一）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内涵
1．职业人群的界定
首先，职业人群该如何界定呢？ 2015年新版的《职业分类大典》将职业划分为8个大类，分别是：
第一大类：党的机关、国家机关、群众团体和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负责人；第二大类：专业技术人员；第三大类：办事人员和有关人员；第四大类：社会生产服务和生活服务人员；第五大类：农、林、牧、渔业生产及辅助人员；第六大类：生产制造及有关人员；第七大类：军人；第八大类：不便分类的其他从业人员。
综合来看，职业人群是指社会中以劳动作为谋生手段的人群，他们在不同性质、不同内容、不同形式、不同操作的工作岗位上发挥作用（尉敏琦等，2015）。职业人群一天中至少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工作场所中度过，工作内容的强度和难度以及工作环境中的各种不确定因素，都可能致使职业人群遭遇危机事件的概率增高。据统计，每年全球约有1亿工人在职业事故中受伤，20万人死于工作相关事故（Beaton et al ．，2009）。
2．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要素
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要素主要包含三个方面。
第一，经历灾难性事件，即经历重大的群体或者个人灾难性事件。重大的群体危机事件分为人为事故（恐怖袭击、爆炸事件、斗殴事件、生产安全事故等）和自然灾害（如地震、水灾、火灾等）两类；重大的个体危机事件包括丧偶、离婚、亲属死亡、生病或受伤、工作变故等等。
第二，出现程度不同的不适感，主要可以从生理、情绪、认知、行为四个层面来进行判断。（1）生理方面常出现肠胃不适、腹泻、食欲下降、头痛、疲乏、失眠、做噩梦、容易受惊吓、感觉呼吸困难或窒息、有梗死感、肌肉紧张等生理功能异常现象。（2）情绪方面常出现烦躁易怒、恐慌、焦虑等负性情绪体验，心理受到强烈的冲击和震撼，易产生强烈震惊、严重恐惧、过分敏感或警觉、悲观绝望、弥漫性的悲伤、痛苦等不适反应。（3）认知方面常对环境产生失控感、对生活失去信心、丧失活动能力与兴趣等。还会出现注意力严重不集中、失去思维判断自主性、无法做决定、健忘、效能降低、理解出现困难、灾害情境在头脑中重复“闪回”甚至产生错觉和幻觉等认知功能障碍。（4）行为方面会出现过度沉默、逃避现实、社交退缩、逃避与疏离他人、兴趣爱好范围变窄、不敢出门、害怕见人、没有食欲或暴饮暴食、容易自责或怪罪他人、不易信任他人、持续性的警觉反应、过分惊跳反应、强迫等行为。
第三，依靠自身常规的应对方法无法应对这些不适感，即当事人用寻常的解决手段暂时不能应付。这些不适感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缓解和控制，就会导致当事人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功能失调，甚至出现巨大的心理失衡，精神濒临崩溃。
总之，职业人群面临突然或重大的工作、生活事件，既不能回避又无法用常规的方法来解决问题时，就会出现心理失衡状态，这就是职业人群心理危机。（二）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特点
职业人群出现心理危机，表现出如下几个特点。
1．职业差异性
职业人群面临的风险，一般分为两种典型情况：常见易于接受的工作风险和不常见非常可怕的工作风险。某些职业人群在常规工作中可能就会遭遇到危机事件，比如刑警追捕歹徒时，军人、武警在平时训练和灾难救援中，消防员在火灾救援现场，医护人员在抢救生命的过程中。他们在日常工作中可能需要面对一些血腥惨烈的刺激场景，甚至会存在威胁生命安全的情况。日积月累，这些刺激强度较高的场景都可能会对他们的心理健康造成一定程度的影响。而另外一些职业人群，比如飞行人员、海上钻井人员、冶炼工人等，他们工作中的极高专注力也会对心理健康产生影响。有研究结果显示，48．4 %的飞行员处于高应激状态，高于其他职业人群（柴文丽，赵璧，吴思英，林少炜，2013）。虽然较之于地面交通方式，空中交通方式更安全，但是他们一旦遭遇危机事件，生还概率几乎为零。这不仅使他们常常处于一种持续存在的恐惧、害怕的情绪体验当中，而且这样的危机事件一旦发生，对他们家人、战友／同事、现场目击者都会造成严重的心理影响。
2．普遍性
除了工作环境中可能遭遇的危机事件，职业人群在日常生活中也可能会遇到突发的个人危机事件。在这种情况下，心理状态同样会受到影响。比如童年期的创伤事件，带来的不良影响会一直持续到成年。这样的创伤事件包括重要的丧失事件（亲密或者重要他人的离世、恋爱失败、夫妻关系破裂等），以及一些突发的事件（自己或者家人遭遇事故、罹患某种严重疾病等），这些都会对当事人产生不同程度的心理影响，从而带来心理危机，轻则产生短期的心理失衡，严重的还可能造成精神障碍。
3．复杂性
职业人群产生心理危机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既可能是工作中遇到的，也可能是生活中经历的；导致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比如可能产生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的不同反应，而且这些反应的强烈程度也会因人而异。以上这些方面都使得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具有相当大的复杂性。
4．危害性
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就会对个体、组织甚至国家造成危害。第一，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反应，如果长时间得不到解决，就会对个体的身心健康产生影响，甚至发展成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第二，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可能会影响组织绩效。职业人群的身心状态不佳，会造成其注意力不能集中，逻辑思维和判断决策能力受损，工作效率下降，从而影响组织绩效，甚至影响到组织的正常运转。第三，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与国家和谐稳定息息相关。例如，重大的灾难事件发生后，军人、公安等职业群体承担着重要的一线救援任务，他们的心理危机如果得不到及时干预，就会直接导致其战斗力丧失，从而使国家和人民的利益进一步受损，影响到国家的和谐稳定。因此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意义重大，近年来，也越来越多地受到组织管理者的关注和重视。
二、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认知的发展历程
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科学认知，离不开对PTSD的科学探索。事实上，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当时研究水平有限，PTSD与一般应激反应及其他精神疾病不加鉴别，被称为“总体应激反应”（吉利兰，詹姆斯，1997／2000）。直到1980年，PTSD才得到正式命名。那么，人们对PTSD及心理创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怎么样的发展历程呢？（一）铁路症候群
铁路症候群（railway spine）是19世纪时对铁路事故导致的创伤后症状的诊断描述。它最初由约翰·埃里克森（John Eric Erichsen）在他的著作《论铁路和神经系统的伤害》中首次提出，所以又被称为“埃里克森症”。在19世纪早期，铁路事故频发，有一些人找到铁路公司，声称自己在火车事故中受伤，但并没有明显的证据显示他们有外伤。铁路公司拒绝他们的赔偿申诉，认为他们是在说谎。
19世纪晚期的时候，科学家们就铁路症候群的本质产生了激烈的争论。1884年，德国社会事故保险项目出台，它促进了神经科医生对事故后果的评估。神经病学家奥本海姆（Hermann Oppenheim）认为，在“事故神经症患者”中，心理上的“休克”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这一观点促进了对“创伤性神经症”概念的理解（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奥本海姆提到，铁路症候群的症状由脊髓或大脑损伤所导致，但是法国和英国的学者，比如赫伯特·佩奇（Herbert Page）就提出相反的观点，他认为某些症状由癔症所导致（现在更多地被称为“转换障碍”）（引自“Railway spine，”n．d．）。
现在大家都已经知道，铁路事故、空难等和车祸一样，不仅仅会带来躯体的损害，还有可能导致PTSD以及其他身心症状。（二）战争神经症
针对职业人群的心理危机干预，源于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人们尚未认识到战场神经精神损伤是战伤减员的主要原因之一（胡晓敏，党荣理，王天祥，2005）。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出现了一种新的创伤性神经症，英国心理学家将之描述为“战争神经症”（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有学者将战场中发生的应激伤害称为“炮弹休克”（shell shock），这形象地说明了枪、炮、地雷等武器所形成的震波、高分贝噪声、燃烧等因素对官兵的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英法部队20万士兵中，有1／5出现了这种应激障碍（引自胡晓敏等，2005）。
1916年，德国神经科医生在慕尼黑召开了战争会议，会上，盖普（Rob-ert Gaupp）和农勒（Max Nonne）将战争神经症归结为克雷佩林病的一种。英国的精神科医生耶兰（Lewis Yealland）推荐了他在《战争所致的癔症性紊乱》（1918年）一文中提到的治疗方法：药物治疗、惩罚和侮辱；对精神病症状如缄默或运动障碍应施以电击疗法。患病的士兵彼此都视其为道义性的残疾，而在体格上他们被看成是卑鄙的伪装者和懦夫（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1921—1922年间，年轻的美国精神科医生卡丁那（Abram Kardiner）在维也纳从弗洛伊德那里完成了精神分析的学习。卡丁那在童年时代经历过许多创伤，如贫穷、饥饿、堕落、家庭暴力和早年丧母，因此，他对有着创伤经历的人们往往能产生认同。回美国后，卡丁那在纽约荣军医院（Veterans'Bureau Hospital）工作，致力于战争神经症的治疗。之后的50年，他一直致力于PTSD患者的激素水平等生理情况的研究。1941年，他出版了《战争所致的创伤性神经症》一书。在书中，他认为神经症的核心就是生理神经症（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各国对战场应激反应的认识逐步加深，其症状被描述为：夸大的惊骇反应、记忆损害、过多的自发激起、睡眠障碍、战争噩梦、疲倦、呼吸急促、注意力不集中、无目的动作、理解执行命令困难等。还有相当多的战场应激反应并不表现出典型的精神症状，而是以酗酒、物质滥用、违反纪律等行为异常为主要表现。越南战争由于持续时间长、参战人员心理准备不足、战争条件恶劣等原因，战场应激障碍患者逐年增加，且不与战伤人数成正比。至1970年，战场应激障碍患者几乎达到了总战伤人数的50 %（引自胡晓敏等，2005）。（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
1952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第一版《精神障碍诊断和统计手册》（DS M-I），把战争等所致的创伤后心理问题称为“应激反应综合征”。1961年，在德国巴登-巴登的精神病学会议上， “经历所致的人格改变”作为描述在长期应激下有疾病意义的、有倾向性的心理改变的概念被接受。20世纪60年代的美国，已经有许多著作、会议以及专题论文集的主题涉及巨大灾难的后果。也是在同一时期，在底特律和密歇根会议上的一篇论文《韦恩州立大学关于巨大心灵创伤的最后结果》启发了关于“急性精神分裂症发作可能是创伤所致的结果”的讨论。今天，人们已经获得共识：严重的创伤可以导致急性精神分裂症（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1965年，军队精神科医生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在底特律会议上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即战争归来者均有脑衰退的表现。与此同时，一些老兵机构也开始认识到，这些患者应该得到足够的治疗。随后，研究者们开始描述创伤性生活事件的强度和急剧性，认识到这些刺激时常超出个体的承受能力，进而导致短时或稍长的过度负荷，并由此提出了神经-生理-激素模式（引自施琪嘉主编，2006）。
1968年美国精神病协会出版了DS M-II，其中将与创伤有关的精神紊乱称为“状态紊乱”。在最新的DS M-5里则专门有一类“创伤及应激相关障碍”，包括那些暴露于被详细地列在诊断标准中的创伤性或应激性事件所致的障碍。这些障碍不仅包含创伤后应激障碍、急性应激障碍、适应障碍，还包括反应性依恋障碍和脱抑制性社会参与障碍。（四）创伤后成长
一直以来，有关创伤后心理机制的研究往往过分强调创伤事件引发的负性结果，但随着积极心理学的兴起，创伤后成长在近十几年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Helgeson，Reynolds， ＆Tomich，2006）。
早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就有人就对个体能从创伤等负性生活事件中获得成长这一现象展开了研究，并在对该现象的正式测量中首次正式提出并使用创伤后成长（posttraumatic growth，PTG）一词（Tedeschi ＆Calhoun，1996）。研究者将其界定为在与具有创伤性质的事件或情境进行抗争后所体验到的心理方面的正性变化（Tedeschi ＆Calhoun，2004）。它不是由创伤事件本身引起的，而是个体在与创伤事件的抗争中产生的（Tedeschi ＆Calhoun，1995）。创伤事件粉碎并强迫性地重构个体的目标、信念和世界观，这对个体创伤前的自我认知以及社会认知都构成了巨大的挑战（Tedeschi ＆Calhoun，1995，2004）。
Tedeschi和Calhoun（2004）认为，PTG与PTSD是相对独立的，前者一定伴随更多的幸福感以及更少的痛苦感，并意味着一种更加丰满、更加充盈、更加有意义的生活。Joseph和Linley（2008）从创伤后个体的心理-社会反应过程对PTSD与PTG进行了区分，认为PTSD是对创伤事件的认知评估和情绪状态的相互作用的一种体现，具体表现为情绪的高警觉和认知的闯入及回避；而PTG则是认知评估和人格图式／核心信念相互作用的结果，代表人格图式／核心信念的积极改变，是对自我、人际、生命等核心议题的积极领悟（引自陈杰灵，伍新春，安媛媛，2015）。
将PTG融入创伤治疗意味着一种视角的变化，它不是把个体在创伤后出现的“非正常”反应仅仅视为负性的症状，而是更加关注这些症状背后的认知和情感加工过程，关注个体在这一历程中重建基本图式和信念的努力，协助个体进行自我的探索，发现成长的线索，并最终促进个体获得真正的成长（陈杰灵等，2015）。
PTG不仅发生在个体水平上，也可能发生在群体或国家甚至世界水平上，经历应激或创伤可能使婚姻关系、家庭机能、邻里关系、组织士气发生变化，甚至可能使一国或一地区内产生社会变革和文化变动（Cohen，Cim-bolic，Armeli， ＆Hettler，1998）。
通过以上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发展历程的综述可以看出，我们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的认知从认为是单纯的生理问题到从生理、情绪、认知、行为等多方面理解，从认为是完全的负性影响到认识到危机不仅带来威胁，同时也意味着成长的机遇。这些都提示我们在理解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的过程中，要运用更加多元的视角，不仅要关注到身心等多个层面的影响，同时要考虑帮助被干预的职业人群建构积极、正性资源来应对心理危机。第二节 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概述
一、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定义及其特点（一）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定义
个体出现心理危机时，一般表现为生理、情绪、认知和行为的变化。为了应对这些心理危机，就需要对心理危机进行干预。研究者们认为，心理危机干预的目的是告知个体如何应用较好的方法应对危机事件（Lindemann，1944；Caplan，1961）。职业人群的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遭遇危机事件的个体缓解和消除心理危机所带来的负性影响。对个体进行准确的评估和及时有效的干预，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恢复战斗力、工作能力，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可以将问题解决在初级状态，尽可能地降低他们未来遇到更严重、更复杂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二）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特点
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涉及职业人群、现场这两个关键词，这就决定了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具有以下特点。
1．组织性
当职业人群在工作过程中遇到危机事件时，无论是来自内部，还是外部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团队，都需要在组织的统一安排下开展工作。因此，与面向个体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相比，除了解决个体的问题之外，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还需要对组织负责。这就要求我们开展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时须注意以下方面。
第一，明确组织内配合工作的对接人和团队。为了明确向谁了解危机事件相关信息，向谁申请人员和物资支持，心理危机干预工作者需要清楚组织内的对接人、团队及其分工情况。在干预过程中需要对干预对象分组工作时，为提升工作效率，可以充分利用干预对象的原有组织归属关系（如一个部门、一个连队、一个宿舍），分组逐步开展干预工作。另外，在现场干预实践过程中，我们发现取得组织内负责人的理解和支持，或者先以组织内关键个人为干预对象做成典型案例，会让干预工作开展更顺利。比如在某次危机事件中，一个班的战士都受到了影响，我们先对班长进行了干预，利用其号召力和影响力，更容易打破其他战士对干预工作的防御。
第二，遵守组织规范，明确组织的要求和边界。危机干预工作团队需要在组织规范的约束下开展工作。例如，危机事件发生后，除了直接受影响人群，其他人群也会因为事件信息的传播受到间接影响。因此，危机干预工作者需要与组织管理者进行沟通配合，按照组织的要求做好信息的发布和保密等工作。关于这一点，经验和教训告诉危机干预工作者：在和被干预对象进行信息沟通的时候，组织没有明确要求说的事情，不要随便说；组织没有承诺做的事情，不要随便做；即使是组织同意披露的信息，也要明确由谁来负责披露，采用何种方式进行披露，切勿做越界的事情，以防导致组织工作开展的难度增加，甚至影响我们与被干预对象之间的信任关系。
第三，及时向组织汇报工作进展，明确干预工作的汇报时间节点和汇报流程。实施干预的团队尤其是受组织邀请的外部团队，按照组织要求的时间节点让组织管理者及时了解干预工作进展和效果，不仅可以缓解组织管理者的焦虑，增强组织对干预团队及其工作效果的信任，而且可以为后续的工作争取更多的资源支持，从而促进后续工作顺利开展。
2．高效性
虽然职业人群的工作内容不同，遭遇的危机事件也各有差异，但是在心理危机干预过程中，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快速有效地帮助职业人群恢复战斗力和工作能力是组织一致的需求。产生心理危机的企事业员工能否快速回到正常的工作状态，直接关系到组织绩效；军人能否快速走出心理危机的影响，直接关系到团队的战斗力。另外，职业人群的现场危机干预工作通常是在职业人群工作的一线完成的，例如，在地震的救援现场或在刑警实施抓捕任务的工作间隙。因此无论从以上哪个方面来看，快速、高效是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明确要求。
3．干预技术易于学习
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对快速、有效的要求意味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干预工作，这就需要现场干预技术操作简捷，易于学习。而且职业人群心理危机频发，受影响人群的范围往往颇为广泛，如果职业人群现场危机干预的方法操作复杂，掌握耗时较长、学习难度较大，就会使得该种方法只能掌握在少数的专业人员手中，无法满足现场工作量的要求。
综上所述，实施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不仅需要考虑组织属性，同时，还要求在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技术的选择上能够快速、简捷、有效地解决问题。
二、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技术的发展历程
随着对心理危机逐渐形成科学认知，危机干预技术也在不断地实践和研究中发展，目前国内外并不存在统一的危机干预技术，各类危机干预技术百花齐放。在这部分我们将回顾伴随对职业人群心理危机形成科学认知而发展起来的危机干预技术，包括心理疏泄、紧急事件应激晤谈、心理急救、暴露疗法、眼动脱敏与再加工、表达性艺术治疗在危机干预中的应用。（一）心理疏泄／小组晤谈（PD）
一战期间，在主要战役之后，很多指挥官会让士兵分享报告。士兵相互分享在战斗中的故事一方面可以鼓舞士气，另一方面则是为了减轻痛苦，并防止创伤后的心理问题，也就是心理疏泄。这种心理疏泄也被称为心理晤谈（psychological debriefing，PD）（Litz，Gray，Bryant， ＆Adler，2002）。
作为一种预防心理障碍的集体治疗技术，心理晤谈获得越来越多的应用。这一技术一般在一些小的团体中使用，由一位有经验的负责人进行召集，要求有一个安静的环境。参与者讲述自己的各种经历和体验，分享感受，讨论他们的种种计划。例如，他们对自己的力量做出评价，安排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支持工作网。另外，在他们重新与家人团聚、恢复了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后，还要安排一些小组活动。
在二战期间，这种心理晤谈的方式被美军运用，并得到了一定的推广。它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士兵的痛苦，对早期症状的改善也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也有研究显示，对于PTSD，单纯的疏泄过程不但无效，反而还会加重症状（Wessely ＆Deahl，2003）。（二）紧急事件应激晤谈（CISD）
1983年， Mitchell在吸取了“及时、就近和期望”军事应激干预原则的基础上，提出类似于心理晤谈的方法，用于缓解警察、消防队员、急诊医疗队员等职业人群处于危机事件中的心理反应。其理论依据是“事件的认知结构，例如思维、感觉、记忆和行为在复述事件并体验情感释放时都会得以修复”（Bledsoe，2003）。这种技术被称为紧急事件应激晤谈（critical incident stress debriefing，CISD）。这种干预模式强调在“认知-情绪-认知”的框架下，小组成员一起讨论灾难时的经历，通过灾后早期的宣泄、对创伤经验的描述以及小组和同伴的支持来促使参加者从创伤性经历中逐渐恢复（张丽萍主编，2009）。到21世纪初，CISD技术已被广泛应用于受害者及相关救援人员。
CISD是一种团体心理危机干预模式，有时也被认为是团体心理指导，与个体心理危机干预相对应。CISD分为正式援助和非正式援助两种类型。在非正式援助中，受过训练的专业人员在现场进行急性应激障碍干预，整个过程大约需要1小时。而正式援助型的干预则分7个阶段进行，通常在危机发生的24或48小时内进行，一般需要2～3小时。具体步骤是（Everly ＆Mitchell，2000；引自李建明，晏丽娟，2011）：（1）介绍阶段（introductory phase），指导者进行自我介绍，说明CISD的规则和目的，强调保密性，建立援助的信任氛围。（2）事实阶段（fact phase），要求求助者从自己的观察角度出发，描述危机发生时的一些实际情况。（3）想法阶段（thought phase），询问求助者在危机事件发生后最初和最痛苦的想法，让情绪表露出来。（4）反应阶段（feeling phase），依据现有信息，找出求助者最痛苦的一部分经历，鼓励他承认并表达出内心的真实情感。在这一阶段，指导者要表现出更多的关心和理解。（5）症状阶段（symptom phase），要求求助者描述自己在危机事件中的认知、情绪、行为和生理症状，使其对事件有更深刻的认识。（6）教育阶段（teaching phase），通过讲解应激反应的相关知识，让求助者认识到他的这些反应在危机事件之下都是正常的，是可以理解的；提供一些如何促进整体健康的知识，如讨论积极的适应与应对方式，根据情况给出减轻应激反应的策略。（7）恢复阶段（re-entry phase），结束援助并总结晤谈过程，提供有关进一步服务的信息。
关于CISD的效果，尚存在争议。在证明其有效的研究中，Jenkins（1996）针对参与大规模枪击事件救援的护理人员和紧急医疗工作者实施CISD后发现，在危机事件一个月内，CISD在减少抑郁和焦虑症状方面效果明显。Leonard和Alison（1999）对经历枪击事件之后的澳大利亚警察的研究发现，参与CISD的警察，愤怒指数降低，情绪有所改善。 Deahl等（2000）的随机化研究发现，CISD对减轻酒精滥用和PTSD症状效果良好。Litz及其同事（2002）对CISD和CB T（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技术进行对比研究后发现，CISD对不同形式的危机受害者广泛适用，对当事人安全感的提升、注意力增强等方面贡献较大。
同时，另一些研究则显示CISD并不总是能有效预防PTSD的发生。Bis-son、Jenkins、Alexander和Bannister（1997）对住院烧伤者的研究发现，在进行CISD三个月后的评估中，控制组与CISD组的PTSD发生率没有差别，但13个月后的评估发现，CISD组的PTSD发生率明显高于控制组。由美国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牵头进行的一项为期三年的研究发现，CISD对PTSD的发生率没有影响（Harris，Baloˇglu， ＆Stacks，2002）。最近的一项研究也不支持CISD技术的广泛应用：Begley（2003）对土耳其地震中接受CISD的求助者进行访谈后发现，部分求助者的创伤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变得更为严重。（三）心理急救（PFA）
1980年，PTSD被认识之后，防止心理创伤成为人道主义援助机构的重要工作之一。然而，事实证明聚焦创伤而采取的干预措施常常是无效的，甚至是有害的。更可靠和安全的干预方法是关注灾民的心理需要，随后早期的心理干预开始与社会支持相融合，形成新的心理社会支持概念。由此，提供社会心理支持的广泛干预措施逐步形成，其中一个干预策略便是心理急救（psychological first aid，PF A）。心理急救被世界卫生组织定义为“为正迫切需要或可能需要心理支持的人提供人道主义的、支持性的响应”，干预措施包括倾听、安慰、帮助与他人建立联系、提供信息及实际支持以满足其基本需要。心理急救以5大关键原则为核心，即安全性、连通性、自我与集体效能、冷静、希望。使用循证方法得出的指南去指导实践和培训已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与红十字会等相关机构的黄金标准（引自彭碧波，付辉，张亚丽，罗发菊，郭晓，2015）。
2008年“5·12”大地震后，美国国立儿童创伤应激中心（N CC TS）和美国国立PTSD中心，以及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Alan Steinberg、Robert Pynoos和Melissa Brymer授权中国翻译了英文版《心理急救现场操作指南》（第二版）（Psychological First Aid-Field Operations Guide，2nd Edition， 2006）。下面即以童慧琦组织编译的《心理急救现场操作指南》（2008）为基础来简要介绍心理急救的基本目标与核心行为。●心理急救的基本目标1．建立互不侵犯的人与人之间的互爱关系。2．快速加强安全感，提供体质和情绪安慰。3．安定和引导情绪复杂和困惑的生存者。4．帮助生还者阐明特别的需求和顾虑，加强信息沟通。5．提供信息和实践帮助，解决生还者的燃眉之急。6．建立灾后社会联系网络，包括生还者的家庭成员、朋友、邻居和社区等扶助资源。7．协助生还者身心康复，并且让他们在恢复的过程中起到自主的引导作用。●心理急救的核心行为1．接触和投入目标：回应幸存者发出的接触信息，或者以非打扰性、富有同情心以及乐于助人的态度主动接触幸存者。2．安全和舒适目标：提高幸存者的直接而持续的安全感，使其得到精神和情感上的舒适。3．稳定（必要时）目标：安抚和引导情绪崩溃或失控的幸存者。4．收集信息：目前的需求和忧虑目标：识别幸存者直接的需求和忧虑，收集额外信息，制定心理急救干预措施。5．实际帮助目标：向说出直接需求和忧虑的幸存者提供实际帮助。6．联系社会援助目标：帮助幸存者与家庭成员、朋友等主要援助人员以及其他援助资源如社区援助设施等，建立起简要（brief）以及持续的联系。7．应对信息目标：提供关于应激反应以及减轻应激的信息，提高幸存者的适应功能。8．联合协助性服务设施目标：帮助幸存者获取他们当时或以后所需要的服务设施。
上述核心急救行为构成早期、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天或者头几周的心理急救基础。急救提供者针对幸存者的特殊需求和忧虑而采取的各项措施所能花费的时间应当灵活，这是急救行为的基础。《心理急救现场操作指南》阐明了信息搜集的技巧，这些技巧可以让救护人员快速收集生存者的顾虑和需求，作为进一步保障灵活措施的依据。心理急救的决策是经过户外生存检验的事实验证的，适用于一系列的灾难性场合。心理急救强调（身心）发育和文化（发展）的多样性，所以适合各种年龄层次和背景的人。心理急救也包括提供康复手册，从而为青少年、成人和家庭克服困难提供指引。
心理急救的方法提示我们开展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在危机事件发生后的头几天，可以及时针对被干预对象的应激反应开展相应的工作，而不是等到症状发展成为较为复杂的PTSD之后，早预防、早干预可以大大降低干预难度。（四）暴露疗法
在治疗环境中，暴露疗法用以帮助患者直面他们所害怕的记忆和情境，被成功地用于治疗很多种精神疾病，包括恐惧症、惊恐障碍、强迫症等。近30年间，暴露疗法被应用于PTSD的治疗，其技术包括满灌（flooding）、想象（imagined）、实景（in vivo）、延时（prolonged）或有指导的（directed）暴露（施琪嘉主编，2006）。这些不同的暴露治疗技术的共同点在于，在治疗的设置中，让患者直面他感觉恐惧但事实上是安全的刺激，这种刺激一直持续到患者的焦虑减轻，从而减少那些通过负性强化得到维持的逃跑（escape）和回避（avoidance）行为。因其疗效经过很多研究的证实，在PTSD的治疗中，暴露疗法成为评价其他疗法的一个参照（Chambless ＆Ollendick，2001）。习惯化（habituation） ——当同一刺激被反复地呈现时，机体对该刺激的反应性降低——是焦虑降低的最简单和直接的机制。
不同的治疗／研究中，治疗次数一般在8～12次之间，每次的时间在60～90分钟不等，可以作单纯的想象治疗或实景暴露，也可以两者结合进行。也有通过认知重建（cognitive restructuring）合并想象暴露进行治疗的，时间每次长达105分钟（45分钟想象暴露，15分钟休息，45分钟认知重建），但两者合并进行的疗效比单纯进行认知重建或想象暴露疗效更好（Marks，Lovell，Noshirvani，Livanou， ＆Thrasher，1998）。
暴露疗法的理论核心实质是系统脱敏，即在科学、严谨的程序中循序渐进地暴露在创伤刺激当中，逐步适应，直到不再引发相应的心理反应或引发的心理反应不再对个体造成显著影响。暴露疗法的效果作为评价干预方法效果的效标，提示我们在形成现场危机干预技术的过程中，创伤暴露有可能是干预过程必备的步骤，是干预效果得以保证的一部分。（五）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MDR）
1991年，眼动脱敏与再加工（eye movement desensitization and repro-cessing，EMDR）作为一种新的、在时间上非常经济的治疗技术开始发展，主要与创伤性的记忆和症状有关。EMDR治疗已经积累了一系列经验性的诊断和临床经验。一项元分析显示（Van Etten ＆Taylor，1998），EMDR治疗对PTSD患者的治疗比药物治疗效果要好。其突出的优点在于省时、简单、效果显著。于是，EMDR被推荐作为美国老兵PTSD的主要治疗方法（施琪嘉主编，2006）。
EMDR是一种整合的心理疗法，它借鉴了控制论、精神分析、行为、认知、生理学等多个学派的精华，建构了加速信息处理的模式，帮助患者迅速降低焦虑，并且诱导积极情感、唤起患者对内心的洞察、促进观念转变和行为改变以及加强内部资源，使患者能够达到理想的行为和人际关系改变（董强利，叶兰仙，张玉堂，2012）。EMDR的疗效得到了比较多的认可，经过一次治疗后，患者即可获得多方面尤其焦虑症状的改善，而且无反弹的趋势（施琪嘉主编，2006）。
Shapiro（2001）给EMDR治疗规定了8个步骤，包括：采集一般病史和制订计划；帮助患者稳定（情绪）和进行必要的准备；采集创伤病史；脱敏和修通；巩固维持；躯体测验；结束；反馈意见。在EMDR治疗技术的8个步骤中，每一个步骤的使用都依对象的不同而有所区别，所以在使用时应该适度，要有很好的计划，否则，其治疗效果会打折扣。EMDR的每个步骤需要多次治疗，一次治疗所需时间比较长（1．5～2小时）（Shapiro，2001）。目前，国际上已有公认的EMDR专业学会。掌握创伤心理学的基础知识、进行专门的培训是准确使用EMDR技术的基本前提（施琪嘉主编，2006）。
由于EMDR可操作性极强，很多人误以为参加1～2次学习班就掌握了技术，可以在临床上随意运用了，殊不知EMDR技术发展至今，已经融合了神经科学、精神分析、行为医学和精神病理学等众多学科的知识，也包括各个学科的最新进展（施琪嘉主编，2006）。
综上，EMDR治疗程序的实施是非常复杂的，而且用时较长，这两个特点决定了传统的EMDR无法满足组织对于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高效性的要求。另外，培养一位专业的EMDR治疗师无论从时间还是专业要求方面来说，都相对非常困难。这些都提示我们，EMDR技术虽然效果毋庸置疑，但是在满足职业人群现场危机干预工作的要求方面却面临巨大的挑战。因此，在EMDR的基础上发展出一种操作快速、简捷、有效的方法就显得至关重要。（六）表达性艺术治疗
在所有表达性艺术治疗中，发展最为迅速的有音乐疗法、戏剧疗法和舞动疗法，它们不仅可以辅助传统心理治疗，还能单独成为一种支持性和教育性的治疗技术。这些治疗技术现已被广泛运用于门诊患者、患者家属和其他团体中，甚至在私人执业的诊所中也有所运用。同时，相关的心理治疗组织开始制订关于培训、执业资质、认证、注册和颁发许可证的标准。同时，近几年相关领域的研究和著作也在逐步增多。在突发事件心理援助的团体干预中，较常使用的艺术治疗有舞动疗法和音乐疗法。
1．舞动疗法
舞动疗法，又称舞蹈治疗、动作治疗（dance and movement therapy），是以动作的过程作为媒介的心理治疗，即运用舞蹈活动过程或即兴动作促进个体情绪、情感、身体、心灵、认知和人际等层面的整合，既可以治疗身心方面的障碍，也可以增强个人意识、改善人们的心智。舞动疗法在全世界被广泛应用，既有基于个体的治疗也有团体治疗。治疗师可以通过所谓的“动作共情” “互动性同步”和“回馈反响”来理解身体动作的象征意义并揭示出内在的心理过程。
个体的身体动作（姿势、框架、步伐以及肌肉的协调程度）可以反映其紧张程度以及性格特点。跳舞的方式（身体方向、协调度和空间的利用）其实可以传递出许多的内在冲突。自由式的舞蹈往往会带动身体特别的部分发出一些姿势和动作，表达的顺序、迟疑以及侵略性的移动对于舞者来说都具有其意义。因此，舞蹈不仅可以被用来宣泄情绪，还可以用来表达态度和冲突。而独舞和即兴表演、民间舞和流行舞都可以帮助个体具体化自己的情感，并为进一步的社会参与提供桥梁。
和其他艺术疗法一样，在舞动疗法中，个人关系的卷入对来访者的影响是最大的。在“舞动关系”里，来访者有机会通过克服自身的害羞和紧张来进一步进行自我肯定和自我表达。舞动治疗师往往会在团体（或个体）治疗中使用身体觉察的技术。这些技术形式多样，从瑜伽到太极拳，再到Jacob-son的渐进性放松。使用这些技术的目的不仅仅是引导个体放松，同样也是为了促进个体情绪的宣泄、调节身心的敏感度以及进一步的自我觉察。对肌肉的舒适度、身体姿势、呼吸和身体动作的一系列觉察会有利于关注自我，关注到自己的防御和冲突。对肌肉紧张度和姿势的练习会有助于减轻焦虑、释放能量并增强信心。聚焦于某一肌肉群组可能会促进记忆的倾诉和重新体验与过去事件相关的情感。
2．音乐疗法
能让人平静或是感觉被打扰的声音会对我们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一致性的影响。因此，忽然而来的巨响可能会增加害怕或恐慌，协奏曲则会增加愉悦感；节奏感强的音乐会激发机体的活跃度、缓解紧张情绪，刺耳甚至尖锐的音乐则会让人紧张，甚至给人带来痛苦。声音会对大脑皮层和皮层下的区域产生影响，同时还会影响自主神经系统。协调的、有节奏的旋律会激活人的情绪感受，包括开心、激动和悲伤的情绪。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对在治疗中使用音乐感兴趣。在《音乐治疗杂志》（Journal of Music Therapy）中有很多有趣的相关主题研究。
很少有人怀疑音乐能对人产生刺激，可以让人放松和镇定。音乐早已通过不同的形式应用到精神病患者和神经症患者的治疗中。在某些情况下，音乐疗法会同时配有节奏乐队、演唱团体、音乐会或是社区歌唱俱乐部等，这样的形式往往能增加个人成就感，还能促进社会化。在医院、日间诊所或其他场景中，播放一些背景音乐可以帮助人释放压力、缓解紧张恐惧情绪，让人们从无聊中解脱出来，也许还能促进团队的工作。
音乐也可以用来作为打开患者沟通渠道的一个途径。在团体中，它也能成为大家将情绪感受表达出来的诱因以及团体成员之间互相表达鼓励的工具。在投射感受之后，个体意识到自己对自己的感受承担着责任，并因此获益。对音乐的短评通常都夹杂着内在情绪感受的言语化。起初，这些感受并没有和个体联系起来，但随后，开始被当作个体的一部分。患者开始越来越多地谈到不同形式的音乐是如何对他产生影响的。在团体中，人们将有机会倾听他人，对比各自的感受，同时获得其他听众的认同。对音乐治疗师和团体其他成员的移情往往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也将为探索、澄清和互相理解提供机会。A．F．Fultz认为，音乐治疗如果可以得到恰当使用，就能够实现下列康复目标：（1）有助于诊断和制订治疗方案；（2）建立并培育社会化；（3）提升自信心；（4）控制过度活跃；（5）加速技能的学习；（6）有助于言语障碍患者的矫正；（7）促进非语言向言语的转化。通过这样的方式，音乐可以成为一种辅助的治疗工具，而且受过良好训练的音乐治疗师也能成为治疗方案中有建设性的团队成员。
还有一些研究探讨了对特殊人群和特殊情境的表达性治疗干预（引自童辉杰，杨雪龙，2003）。Gordon、Farberow和Maida（1999）讨论了针对亲历灾难事件的儿童的干预，并提出了相应的干预措施，包括：提供有关事件本身的信息，强化正经历的焦虑与恐惧的合理性，鼓励他们在群体或个人场合表达出自身的情感（对年幼的孩子主要通过画画或玩耍来表达），增强他们个人和家庭的应对能力，提供具体的应对技巧以减轻应激反应。 Huleatt、LaDue、Leskin、Ruzek和Gusman（2002）讨论了2001年“9·11”事件后家庭援助中心（FAC）的建立及其所提供的服务。建立FAC的目的是为失踪者和已故者的家属提供干预，这些干预是非指导性的、非结构化的情感支持。此外还有不少研究探讨了在学校环境中的危机干预等。Doherty（1999）则讨论了在危机干预中重视文化因素的重要性。
从表达性艺术治疗的方法中，我们可以学习和借鉴的地方很多。像团体的舞动治疗中，个体的肢体动作可以促进情绪宣泄，而且在团体中，可以通过彼此的肢体语言达到情感交流的目的。肢体语言能让团体成员彼此感知到来自对方的情感支持，体验到温暖和力量，这一点对于我们应对恐惧情绪至关重要。这就提示我们在现场危机干预中，可以采用团体活动的方式来开展工作，以便迅速拉近团体成员之间的心理距离。但同时，在团体活动的选择上，也需要谨慎，因为在危机现场，大家往往沉浸在悲伤、难过的情绪体验中，某些容易激发成员愉悦情绪体验的团体活动就会不合时宜，容易引起大家情绪上的不接纳，因此，团体活动的选择需要非常谨慎。音乐治疗提示我们，在现场危机干预的过程中，可以选择能够平复情绪的音乐作为帮助大家管理情绪的工具，因为音乐能让被干预对象体验到被支持、被理解。第三节 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技术新探索
一、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目标和原则（一）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目标
职业人群的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就是在危机发生之后，在最短的时间内帮助遭遇危机事件的个体缓解和消除心理危机所带来的负性影响。通过准确的评估和及时有效的干预，一方面可以帮助他们快速恢复战斗力、工作能力，保障组织的正常运转；另一方面可以将问题解决在初级状态，尽可能地降低他们未来遇到更严重、更复杂心理问题的可能性。从这一可操作性定义出发，可以明确现场心理危机干预需要实现两个主要目标。
1．快速恢复社会功能
危机事件发生后，当事人可能出现生理反应（做噩梦、失眠、呼吸困难、无法正常饮食等）、情绪反应（焦虑、恐惧、无助、烦躁等）、认知反应（健忘、效能低、高警觉、注意力狭窄等）、行为反应（退缩、沉溺于某种行为、自责、埋怨等），这通常会影响到当事人正常的工作和生活状态，即社会功能受损，从而降低组织绩效和团队的战斗力。因此对于职业人群来说，在危机事件后尽快恢复社会功能，包括正常地睡眠、饮食、工作和生活就是他们的第一需求，也是我们开展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的主要目标之一。
2．预防未来更严重障碍的发生
危机事件发生后，个体的心理危机反应如果不能得到及时的处理，就有可能发展成为更严重的障碍甚至精神疾病。为此，须及时地对受害者的心理危机反应进行处理，降低其发展成更严重障碍如急性应激障碍（ASD）、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的可能性。（二）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原则
从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的组织性、高效性、技术简捷易学习三大特点来看，结合现场危机干预的两大目标，即快速恢复社会功能和预防未来更严重障碍的发生，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工作需要遵守以下原则。
首要的是快速响应。针对危机的突发紧急性，危机干预工作应在危机事件发生之后快速启动。一般认为危机发生之后的2天至2周是现场危机干预的黄金时间。危机干预工作者应快速对危机事件、受影响的人员和现场资源进行评估，构建现场心理动力模型，并快速进行危机干预工作。为了达到快速的要求，每一个环节所采用的方法和技术也必须简捷易操作，并且能够有效地帮助危机事件受害者恢复社会功能，预防更严重心理问题的产生。
二、现有危机干预技术在职业人群现场心理危机干预中遇到的挑战
在危机干预领域，国内外研究者都做了大量的工作。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危机干预理论研究的不断成熟，心理危机干预正式成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课题。最近40多年来，一些发达国家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心理危机干预机制，如美国建立的心理健康社区反应联合体（the Mental Health Community Response Coalition，MHRC）就在“9·11”事件的心理危机干预中发挥了重要作用（Dodgen，Lague， ＆Kaul，2002）。日本、以色列等危机高发的国家在此领域也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实践经验，每当危机事件发生后，政府或有关机构会立即组织专业人员开展心理危机干预工作。我国心理危机干预的研究是近些年才开始的，首次较为正式的危机干预发生于1994年。当时，北京大学精神卫生研究所专家对新疆克拉玛依市火灾伤亡者家属进行了2个月的心理危机干预工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引自刘新民主编，2008）。2002年的大连空难发生时第四届亚太地区精神科大会也在举行，因而专家团队能够快速介入。2003年“非典”事件中的心理危机干预，则使大众更加了解了心理危机干预，在事件发生后的心理援助中，救助规模、干预人员数量和干预方法的种类都创历史新高。
目前国内外采用了众多的个体和团体专业危机干预技术，但有关整体组织实施的技术一直没有形成共识，所以这些干预技术在现场心理危机干预中都遇到了巨大的挑战，以下逐一阐述。
第一，目前对心理晤谈、CISD的干预效果研究表明，该类方法在能否降低PTSD或其他心理疾病的发生率方面结果不一致。
该类方法通常都需要对当事人进行多次干预才能发挥良好的情绪疏解效果，而且短期的情绪疏解并不一定能够有效地预防未来PTSD或其他心理疾病的发生，甚至有可能会带来伤害。例如，Begley（2003）对土耳其地震中接受CISD治疗的求助者进行访谈后发现，部分求助者的创伤症状在一定程度上反而加重了。Everly和Mitchell（2000）对各类危机干预的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后发现，接受干预组和控制组（未接受干预组）在一些主要的结果上没有显著差异，而且接受干预组在3至6个月后，自我报告PTSD症状有加重的趋势。 Mayou、Ehlers和Hobbs（2000）对交通事故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在事故发生后24小时至48小时，将幸存者随机分为干预组（进行单次个体晤谈，持续1小时）和没有实施紧急晤谈的控制组。4个月后，干预组的PTSD症状、一般精神病性症状、害怕、疼痛、躯体问题、经济问题明显高于控制组。所以， Mayou等认为个体情况下的紧急晤谈对预防PTSD效果不佳，创伤恢复的远期结果也不佳。
由此可见，心理援助过程中，心理晤谈或CISD能在一定程度上疏解当事人的情绪状态，但是对于后期可能产生的PTSD或其他心理疾病的预防效果不佳。
第二，像暴露疗法、EMDR这些效果较理想的方法，无法满足危机干预现场快速、简捷、有效的工作原则。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