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熟时代：好的人生，开始于你不再拒绝长大(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浩威

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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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熟时代：好的人生，开始于你不再拒绝长大试读：

描写一个时代，难！

要描写到让活在其中的人觉得跟自己的日常生活有关，更难！

但浩威做到了。

他做到的方法，是从十个不同的角度来剖析“晚熟时代”。这十个角度，有的个人，有的学术。浩威带我们穿梭其中，我们跟着他看到这时代中形形色色的家庭，并在他们的挣扎中，看到自己。

第一个角度是他自己的成长过程。精神科医师的工作是聆听别人的故事，浩威是少数公开分享自己心路历程的医师。十五年前的《忧郁的医生，想飞》，他写出自己三十多岁时的忧郁。而这一本，他写下自己与兄弟姊妹的记忆。他不只是手术台旁的医师，他自己也躺上了手术台。

第二个角度是他的旅行。浩威iPad中那些旅游的照片，不需整理就是一本杂志。这本书中，他带我们去西班牙、匈牙利、斯洛伐克、捷克、日本。从那些国家的家庭，比较中国的现况。

第三是他的社会经历，包括在各种演讲场合碰到的观众，如单亲爸爸。他从这些零星个案，链接出新型态中国家庭的面貌。

第四是跨越时代和国界的阅读。他用朱自清的《背影》，分析晚熟时代的父亲角色。他引述《父母会伤人》《20世代，你的人生是不是卡住了》《孩子如何成功：让孩子受益一生的新教养方式》等欧美名著，让我们的视野超越此时此地的中国。

第五是他的朋友。不管是在日本自助旅行时认识的打工旅游的女孩，还是成绩优异却对未来一片茫然的友人小孩。每一个朋友都代表一个真实的家庭。令我印象深刻的故事是：一个不吝在孩子身上砸钱的父亲说：“为什么我养儿子，CP值就是比别人差？”这句话同时引起我的同情和警惕。挫败的程度有多大，伤人的力道就有多强。

第六是社会热点。薪水是否该储蓄、打工旅游、资优生自杀等事件，在浩威解剖后，暴露出更大的社会问题。

第七是他的个案。四十五岁的花花公子、三十八岁的企业主管、三代同堂的老公、因为女友而冲突的母子、拒绝上学的孩子的父母……这些挺身求助的人，替大多数仍在暗处挣扎的人，问了心中最想问的问题。

第八是心理学经典。荣格、弗洛伊德、拉冈、弗洛姆等大师的观点，也适用于晚熟时代的中国人。比如说法国精神分析大师拉冈的名言：“为别人好是一种攻击性行为。”点出情人、夫妻、亲子之间许多冲突的根源。

第九是历史。他把今天家庭型态形成的原因，追溯到1949年来台的老兵、20世纪90年代的外籍新娘等历史事件。

第十是国际。他也把中国家庭型态，与亚洲的韩国、日本，做了比较。

在《流浪在新世界的异乡人》这一篇，浩威说：“走向世界，不一定就能走进世界。”

我很喜欢这句话。因为它提醒我们世界、人生和家庭的深度。

这是一本走“向”家庭，也走“进”家庭的书。十个角度，一个时代。我看到青春、中年、家庭的苦涩与甜美。苦虽苦，但读完后，却给我更多对生命的热情。

1998年，王浩威写了一本《忧郁的医生，想飞》。

现在，王浩威写了这本《晚熟时代》。

两本我都读了。读完后发现：二十年后，浩威不再那么忧郁了。

而且，他飞了起来。

接下来，就看我们的了。我所认识的浩威林口长庚医院儿童心智科主治医师 张学岑

认识浩威四分之一个世纪了，到了一个想了就会心慌的年限。

二十五年前，我任住院医师第一年的尾声，小小的医师办公室弥漫着期待、焦虑及欢喜的氛围。新一年的住院医师已经报到了。最重要的是，当中有位知名的帅气诗人。

几天后，在一个盛夏闷热的星期三早上，第一次见到浩威。

为欢迎他大驾光临，我们早已好奇地翻阅了一些浩威学生时期的作品。对于才子医师的降临，我们这些学长、学姐张大了嘴及眼睛，好奇、崇拜，也莫名地偷偷景仰爱慕起来了。

他是一位存活在与我们完全不同世界的人。

浩威来了，我们才知道，原来书桌上的文具摆设要清一色的黑或白。其他的颜色，放着，就是碍眼。我们也有机会学着欣赏简单的黑咖啡所散发出来的草味。

因为浩威，Suzanne Vega悠悠的清唱，开始陪伴我们度过一个又一个值班的夜晚。浩威谈Lacan、阅读Fromm、讨论Jung这些有着神秘外国名字的作者的文字或是趣闻。浩威爱读书，几乎到了上瘾的程度。

从年少轻狂的年代开始，浩威就这样细细品味着人生，细嚼慢咽地过着都市中的波西米亚生活。当然，浩威也会和我们一样，在七点半的晨会中昏睡过去，或是在星期三的教学日浑浑噩噩心猿意马急就章地敷衍一番。

他终归是个诗人。对于许多事情，虽然他总是在其中，却又是远远地站着。他希望被注意到，却害怕被了解。

认识浩威久了，逐渐了解他之后，就被他的毅力、冲劲及执行力所摄住。他做了一些当年所有“有为有守”的医师不会做的、离经叛道的事；离开人人称羡的台大医院，甚至是离开了医学中心的体系。或是，以医师的身份担任起专职的执业心理分析师，同时经营出版社，以及永不停息的旅游及创作。

他选择离开医师传统的舒适圈，挑战、创新、一步步建立起自己的王国。

我们看着他，以过人的毅力及勇气，逐梦、筑梦。

浩威执业以后，开始有系统地整理诊间的案例。他总是以冷静旁观者的身份，娓娓道来一个又一个生命故事。

这一本书延续了浩威过往类似书籍的特色：将艰巨冷僻的理论、知识，与临床千变万化的实例，用流畅温和的文字，恰到好处地融合在一起。这一次，他借由行医当中的个案经历，佐以或是社会学，或是心理学，或是精神医学的知识，以比一般类似书籍更全盘思考的角度，去探讨孩子及他们的父母所面临的困境。借由浩威的博学多闻，我们得以从更宽广、更人文的角度去思考这些社会现象。

然而，这一本书又与浩威过往的创作有着极大的不同。

经由多年的临床经验及大量阅读累积的知识，浩威在分析这些个案或是解析现象时，已经树立起他个人独到的见解及风格。

在这本书中，浩威展现了一位成熟及优秀的精神科医师、心理治疗师的敏锐及智慧。

这本书最让我动容的，也是当了浩威多年朋友最欣见的，是我在书中终于读到他的自在及释怀。他已经可以放下盔甲，坦然地聊自己，也可以带着虽然还是遗憾及忧愁，却勇气百倍的心境，回过身子去拥抱记忆里的父亲。

那个曾经是远在云端的诗人医师，以他洗练多年的人生历练，呈现给我们一本值得一再咀嚼的好书。

心理治疗的内容反映个人的人生经验所形塑的情绪、思考、行为等性格特征；王浩威医师以敏锐的笔触，从历史、文化、社会、教育、心理等角度剖析问题，教我们生活，是容易读、值得读的好书。——宋维村（天主教若瑟医院院长）

不确定的时代，还有什么能坚持的？还有什么值得追寻？

这一代，不论是孩子或父母，都得面对如此巨大的课题。

就让浩威医师陪着我们，分享他的生命能量与经验，一起找寻出路吧。——陈蔼玲（富邦文教基金会董事）

王浩威医师向来观察细腻、见解精辟，但他的心灵与文字，更教我感动。在十倍速时代的巨流中，他对第一线临床案例的思索与整理，绝非迎合快餐时代的简化解答，而是以专业的敏锐，洞悉洪流的成因，为在集体焦虑中载浮载沉的你我，指出前行的方向。——梁旅珠（亲子作家、明曜亲子馆执行长）十倍速时代中的晚熟时代王浩威

要如何讨论现在的年轻人？他们之间的个别差异是如此巨大，彼此矛盾，所产生的现象是过去时代所没有的。

刚刚出炉的美国杂志《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2013年7月号，访问了塔薇•纪文森（Tavi Gevison）。她是一位年轻的女生，1996年生，十七岁就已经创业成功了。更早的五年前，她才十二岁时，她的博客“菜鸟时尚”（Style Rookie）一鸣惊人，获得广泛的注意。这博客后来转向大众文化和女性主义话题，开始成为网络杂志《菜鸟杂志》（Rookie Magazine）。现在她手下有四十多位工作人员，包括编辑、记者、作者等，从十三岁到五十多岁都有。《今日心理学》的编辑问了一个问题：这么年轻就开始创业，是怎样的一种体验？

我是在一场口试的场合见到士凡的。这场口试是某个非营利机构针对他们所提供的参访机会而安排的，获选的人可以免费参加日本传统文化之旅。士凡递上来的履历和自传立刻让人印象深刻。他才大学二年级而已，却已经去过柬埔寨、菲律宾、中国西藏等地担任义工，而且，设计了好几款APP上市贩卖。他回答评审的问话，说：“最好的是××的那一款，因为他们没做微软系统的，我就改一改，已经有两万多人购买了。”他提的××，是一种非常受欢迎的云端空间服务。

塔薇也好，士凡也好，都是这个十倍速时代下的新鲜产物，是过去的时代无法想象的。人类的活动随着这个世界的信息化和全球化，愈来愈是加速了。全球化的发展消弭了昔日各种的隔阂藩篱，让旅行、信息传播、物品等各种的空间移动以往所受到的阻碍，降到前所未有的少；而信息化则开发了愈来愈快的移动方式，让所有的信息可以零时差地散布。这样的速度，比人类世界工业革命时代至少快了十倍。所以，趋势观察者或管理学者，像前英特尔总裁葛洛夫（Andrew S. Grove，1936—），在他的畅销书《只有偏执狂可以生存》（Only Paranoid Survive，台湾书名为《十倍速时代》，大块文化出版）里，不断地指出，这是一个机会和威胁都以十倍速度来临的时代，为求生存和发展，人人应自我省察，掌握机会，创造格局。

然而，这世界大部分的人，至少是99％的人，他们的应变方式，并不是葛洛夫呼吁的那种充满警觉的偏执状态。对大部分的人来说，他们只是更紧张地想要自我保护，想要找到自己的挪亚方舟来逃过这个看起来像洪水来袭的快速时代，而不是打造一艘新的承载工具来利用这水流的能量和速度。人们的反应是和动物的本能反应一样，fight or flight，战斗或逃逸。大部分的人选择了逃逸，而不是葛洛夫主张的战斗。大部分人开始向四面八方逃逸，他们以为很快就可以找到安全的不动陆块。于是，人们拔起腿就跑，逃呀逃，陆地却一直都没出现在眼前。对现在的新一代而言，在他们的成长过程里，在他们踏入每一个新阶段时，大部分的人，当下的反应都是逃逸的形态。逃避洪水的一代

他们总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觉得期待中的那一片陆块还没出现。他们其实不知道，在这个被十倍速洪水席卷的世界里，昔日那些良田早已不存在了。比起《希伯来圣经》《创世记》里所记载的大洪水，这一次的十倍速洪水并没有淹得像创世记时那么彻底，还有很多没被卷入的角落分布在世界各地，没被十倍速所淹没。这些角落也许在台东乡下的农村里，也许是台南市败落许久的老房子，也许在台北旧城区的某一转角处。然而，不论在哪里，还存有的小小陆块绝不是昔日的良田，也就是过去观念中的美好工作、美好职业或美好的人生未来。如果他们继续等待过去熟悉的良田，必然会一直待在逃亡的状态，永远没有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时候。偏偏，也许是逃亡本身令人变得保守胆怯，大部分的人于是就这样地一直等待着。

这样的逃亡，另一项特色是往四面八方散开了，也就是所谓“树倒猢狲散”。过去可以互相帮助而省下许多成本的分工合作方式，家族也好，传统小区也好，如今全都各自顾死生而奔向不同的方向。传统的关系散了，每个人处在以个人或个别核心家庭单兵作战的状态。这样的结果，对每个人而言，既消耗成本，也经常将自己弄得紧张兮兮的，几乎随时都可能情绪高涨而崩溃或生气吵架。于是，恐惧更加深，安定下来的决定更难抉择了。大部分的年轻人不是塔薇，也不是士凡，他们是逃亡者，想逃离集体潜意识处于高度不安的这个时代。他们于是紧紧抱着眼前剩下的这块浮木，以为这就是可以带他们逃出大洪水的挪亚方舟。大部分的年轻人总是对一切都犹豫着。

而犹豫这类的心理状态之所以涌现，往往是当事人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他们内心深处有一种想象，以为有一种近乎完美的状态（虽然大部分人不承认自己是要求完美的，但他们确实害怕任何的准备不足），才可以投入这个十倍速的水流里。然而塔薇和士凡不同。在他们的心智里，水流原本就是这样了，没有所谓的十倍速。他们像生在水里的孩子，很快地投入水流中，很快地善于运用这样的动态世界。在他们的脑海里，从来没有“准备好了”这样的情形。他们天生就在里面，没有“需不需要跨进去”这类的抉择。他们喜欢水流，也喜欢自己内在所拥有的一切，而不会担心自己的装备是否不足或不好。他们是数字时代的原住民（digital native），天生就属于这环境，没有所谓的变迁。

但大部分的年轻人却是担心的。同样地，他们的父母也担心着。于是，有时候，迟疑许久的年轻人想跳下水试一试，惊慌的父母却想出理由来阻止他们。然而当年轻人留在家庭这块甲板太久了，父母却又嫌他们是赖家王老五，是父母想退休了，却还要背负的十分无奈的负担。于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被自己，也被这时代耽搁了。他们的一切都处在还没准备好的状态：即便不得不低下头试一试了，仍觉得是没有退路所逼的，不是因为自己准备好了。就这样，大家的大学读得愈来愈久，赖家赖得愈来愈晚，单身阶段也愈来愈不可思议的长。

同样地，他们的父母，也是愈来愈晚熟，或者说，愈来愈不成熟了。这个世界在面临十倍速时代的时候，过去的社群或家族已经消失无踪了。这时人们才惊慌地发现，原来过去担任父母的亲职工作的，其实不是父母自己，而是家族或社群的集体力量，是有一种姑且称之为“父母集合体”（the Parenting Collective）在抚育小孩，父母只是中间的媒介。

传统的社会里，各种亲职的知识和智能是存在于这个“父母集合体”中的。怀孕要注意什么，没有一个人会知道，但同时问问大家就知道了。同样地，要怎么照顾小孩，要怎么处罚小孩，要怎么帮助某一特殊状况下的小孩，都是问问大家就知道了。这个大家，就是“父母集合体”。“父母集合体”不只是提供智能和知识，它还提供监督。如果哪个父母太不尽责，哪个父母太虐待小孩，大家就会出面阻止。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过去社会，虽然体罚小孩是一种普遍的行为，却很少听到有小孩被过度虐待，更不用提乱伦，或小孩被父母活活打死的。但是现在，体罚不再合法了，大部分父母也不体罚了，却有许多小孩被照顾者凌虐至死，而乱伦或性侵的个案也是有增无减。

然而，这个“父母集合体”随着传统社群或家族的消失而不见了。

在这种情况下，这一代的父母几乎是第一代要自己负责养育小孩的父母。他们一切从头学习，才发现有太多环环相扣的知识埋藏在里头。育儿或亲职的书籍在书店里是可以陈列一整面墙的，相关的专家也是如过江之鲫，但这个领域的学习和理解，对我们整个社会而言却还是不够，更不用讲个别的父母。父母更是着急了。只是，惊慌或焦虑的父母，反而将小孩子拽得更紧，因而过度保护了。殊不知，新的问题在这样的反应中又出现了——他们的保护，其实是剥夺了小孩通过探索而完成成长的唯一机会。

在这诸般因素的影响下，一个晚熟的时代就这样诞生了。年轻人觉得自己还没准备好，而父母却又不够成熟。当十倍速的时代创造出了葛洛夫口中所说的机会时，却带给这一时代的家庭新的大洪水。只是这一次，父母也好，年轻人也好，再也不能像《创世记》一样，以为可以找到挪亚方舟。这个新的洪水，十倍速的氛围，我们只得相信自己是鱼，相信自己是有水肺的新人种，随时都可以下水。就像学游泳，愈早下水的，学得愈好。新的洪水来临了，恐怕永远不会消退。然而，晚熟时代何时才能结束？这是一个无人能回答的问题，也将是我们共同要面对的问题。

这一本书想讲的，就是这样的一个时代，以及这个时代里许多辛苦挣扎的年轻人和他们的父母。

这一本书能够完成，特别要感谢心灵工坊的编辑黄心宜，感谢我的助理黄梅芳，感谢《张老师月刊》的编辑高惠琳和《亲子天下》的秦嘉弥。最后，要感谢我的母亲李彩銮女士和我的亲密伴侣谢文宜。没有她们有形无形的支持，就没有这本书的完成。辑一晚熟时代来临了消失的小孩一个有自信也有方向的国家，当然就会出现一个对未来有希望的年轻时代，也就觉得生育子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不是充满担忧的负担了。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Long time passing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Long time agoWhere have all the flowers gone？Gone to young girls，every one！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When will they ever learn？花儿都哪里去了？时光飞逝花儿都哪里去了？很久很久以前花儿都哪里去了？少女们将它们一一摘下人们几时才会明白？人们几时才会明白？孩子都到哪里去了

彼得·席格（Peter Seeger，1919—），美国现代民歌之父，他是在三十四岁那一年前往俄亥俄州参加音乐会时，在飞机上写下这首歌的。

他坐在飞机上，在自己的笔记本上看到昔日抄下的几句话：“花儿在哪里？好想摘走它们。女孩在哪里？男人娶走她们。男人在哪里？军队带走他们。”这是他更早两年，阅读苏联作家米哈依尔·肖洛霍夫（Mikhail Aleksandrovich Sholokhov，1905—1984）的小说《静静的顿河》（1965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从书中看到的哥萨克民歌《磨罂粟》（Tochu，Tochu Mak）的歌词。

小说里只有歌词没有音乐。彼得·席格将歌词配上另一首俄罗斯民谣Koloda Duda（女子名）的旋律。

这首歌最初的版本只有三段，如哥萨克民谣原来所唱的《花儿、女孩和男人》。后来他的伙伴乔·希克森（Joe Hickerson）再加上第四和第五段，也就是《士兵和墓园》。

这样的一首歌，是古老的民谣，却也是美国现代民歌的重要作品。

民歌在人们之间流传，严格说来没有单一的作者。每个人都可以重新改编歌词，也许根据自己的心情，也许源于外在的环境所激发的灵感。这样产生的每一段新歌词，都可能被众人传唱。

于是，如果有一位现代民歌手伫立在中国的街头，如果他发现愈来愈不容易看到孩童，甚至听到中国超低的生育率，他可会加上一段：“我们的孩子哪里去了？”最不想生小孩的地区

2008年，台湾妇女的总生育率，跌到历史的新低1.05人。那一年，我们又创下一个世界第一的纪录，也就是全世界出生率最低的地区。

目前世界各地衡量人口生育的多寡，所采用的标准通常有两种：一是粗出生率，是以总人口为分母，以每年新生儿数目为分子；另一则是总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位女性（一般指十五到四十九岁）一辈子所生育之子女数。目前较常用后者，平常所称的出生率也是指这一个。

一个国家或地区要维持原来的人数，总生育率要维持在2.1个子女数。一般以这个数字为标准，可以预测未来人口的增减。

台湾的婴儿出生率，因为战后的婴儿潮而在1950年冲到最高峰。从此以后，这个数字连年下降。2008年出现了世界最低纪录，虽然在2012年飙上十年新高，拉回到1.265，不再是全球之末。但这是因为“龙年效应”，想生龙子、龙女的家庭太多了。然而，即便是这样，在美国中情局2012年的排行榜，在224个国家和地区中，台湾仍是倒数第三。这最后六名由低至高是：新加坡、中国澳门、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维京群岛和韩国，当年的四小龙都包括在内。

中国大陆的开放较晚，但也很快跟上亚洲四小龙的步伐。

为什么中国成为最不想生小孩的国家之一呢？

在中国，有所谓新三座大山的说法。这三座大山分别指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些年来，由于开放政策，医疗和教育开始实施产业化，而住房则实施私有化。这三种民生最主要的基础也是最迫切的困难，如今取代了教科书里描述的旧时的三座大山。所谓旧时的三座大山，也就是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所提出要推倒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三个目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如今，对年轻人来说，医疗、教育和住房这三个不容易超越的困难，正如同他们祖父母一辈所面对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一样的艰巨。

美国中情局2012年的数据显示：中国大陆的生育率是1.55，在224个国家和地区中排第184四位。生育率低，和独生子女政策有关。然而，在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大城市，青年却是主动不想生育，甚至是不急着结婚的状态，于是生育率降到比中国政府所预期的还要低，这也是我们现在“二胎政策”的起因。大陆的社会学家指出，学会面对新三座大山的年轻人们，也开始成为不想结婚的一代。

昔日的亚洲四小龙是这样，中国大陆也是这样，然而，为什么不是全世界都这样？年轻的欢笑来自对未来的希望

2013年冬日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Catalonia）旅行，我们开着租来的小车，沿途在不同的城镇过夜。一个周末，我们傍晚才抵达赫罗纳（Girona）城。几年前，根据德国小说家徐四金作品改编的同名电影《香水》，就是在这里取景。也因为这样，这个省城才较为闻名，开始吸引各国来的观光客。我们到达的时间晚，当天只能参观古城的夜景。第二天正好是周日，城里四处都是出来散步的居民。我们也悠闲地走着，累了就挨着广场找个咖啡座坐坐。

广场上传来笛子、手风琴和手击鼓的声音，有准职业水平。慢慢地，年轻的男男女女逐一靠过来，围着圈就跳起舞来。虽然是传统音乐，但可能是新编而不觉陈腐；同样地，虽然是传统舞步，也可能因为青春的笑声洋溢了整个广场而毫无老气。

广场四周，散坐在我们前后的，许多中老年人或携子女的年轻夫妇，也是充满喜乐地安详旁观。他们是如此习惯单纯地观赏。真正为这场景感动到极其兴奋的，只有算得出来的几位游客，包括像我这种拿着相机拼命按快门的外来者，再加上两位跟着妈妈来的，站在旁边也跃跃欲舞的三五岁的小女孩。

后来和当地居民聊起来，在盛赞之余，我忍不住说：“这么多年轻男女，但小孩好像不算太多。”我原本以为是有小孩子的不同活动，可以绕过去看看；没想到这位居民的回答却是：“那个马德里政府太烂了，整个西班牙经济拖垮了加泰罗尼亚，也就没人敢生小孩了。”

这句话也许夸张了。毕竟我们一路走来，在维克（Vic）或菲各罗斯（Figueres），还是看到不少带着小孩的父母。然而仔细想想，又有几分真实。

更早的两三年前初秋的季节，我们是到波西米亚旅行，同样是租一辆小车，慢慢地开，一个小城一个小城慢慢地玩。我们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出发，一路经过斯洛伐克的布拉迪斯拉发（Bratislava）、特尔那瓦（Trnava）和特伦钦（Tren in）、日利纳（ilina）诸城。最后才跨入捷克，经俄斯特拉发（Ostrava）一路开到布尔诺（Brno）。

这个区域是我1991年就曾开车游历过的地区。虽然路线十分不同，但地域是一致的，感慨自然是特别多。当年，苏联才刚解体，整个东欧开始幅度不小的震动。我和同行的伙伴们忘了捷克和斯洛伐克已经拆伙成为两国，少办了一个签证，硬生生在边境被拦下来关在一个小房间里。直到每人乖乖付了一百美金补办签证和缴罚款，再加上四五个小时的拘留后，才得以离开。

如今，气氛完全不同了。同样是从斯洛伐克跨入捷克，这次立刻充满轻松的气氛。在捷克的乡村小路上，到处都是骑着单车旅行的年轻家庭。甚至有些小孩还小，坐在小拖车里也玩得不亦乐乎。那一天我们参观完一座斯拉夫传统的木造教堂后，再踅去山城逛逛。从山上步行下来时正是傍晚，饥饿感开始涌起，刚好经过一个像是住家院子的餐厅，里头有一群热络交谈的年轻人，还有一堆玩在一起的小孩。我们有点犹豫，不太确定是家庭朋友聚餐还是餐厅。再三询问后，才敢坐下来，比手画脚地点菜。

那一天同样是周末，同座的顾客都是来自附近不同城镇骑单车出游的。他们之间的热络，很单纯地来自彼此自自然然的相互信任，同座的我们当然也就很快地感受到他们的欢迎。

最讶异的是，爬上爬下的，有那么多小孩。

我们才想起来，一路上，从匈牙利到斯洛伐克，其实很少看到小孩子。进入捷克后，人们的热情不同了，许多小孩也出现了。

我记得那一年回来，特别去查了这些国家经济的指针性数字。捷克并没有特别突出。然而，我再去了解这十来年的政治状况，就明白捷克的情形：虽然同样在欧债的压力下，但比起其他东欧国家的政治，捷克既稳定也有方向多了。

一个有自信也有方向的国家，当然就会出现一个对未来有希望的年轻时代，也就觉得生育子女是一件很幸福的事，而不是充满担忧的负担了。

回头想想我国，每年下降的生育率，不禁想问：我们的政府提供给年轻人的未来，究竟有多少希望，多少安全感呢？

生育指标，至少我认为，比GDP在内的许多指标，都更具有经济学上的参考价值。在家庭与自我间拔河的年代进入21世纪，在富裕的经济条件下，个人的自我并没有如预期般地继续成长。甚至，反而是以小家庭或三代同堂小家庭为基础的家庭的自我，似乎愈来愈有影响力了。

彦杉第一次来到我的诊所才初中二年级。当时还十分年幼的他，侃侃谈起未来如何继承父业，想要继续经营家里的旅馆事业。我那时不以为意，只是想这是很多将进入青少年阶段的孩子最典型的思考模式，对父母的认同到了极点，而父母的价值观因而完全内化成为他的理想。

没想到多年以后，彦杉真的到瑞士洛桑念了一个餐饮管理的学历回来，甚至，法语也说得还不错。现在的他也果真继续经营家族的旅馆。

家族的旅馆不大，彦杉以巧思将它转型为精品旅馆风格，且搭配商务旅馆的功能和价格。市场反应相当好。彦杉说，不只是来自海外的网络预约占了七成客源，甚至最近有几个大楼的业主都纷纷来问合作经营的可能。

然而，虽然工作相当顺利，他却为妻子和父母不和的问题而烦恼。妻子坚持搬出去住，才有自己的空间；可是彦杉犹豫着，不敢跟父母开口。他说：“毕竟这房子是父母多年的梦想，他们刻意买这样的大房子，就是期待以后能过着三代同堂的生活。”的确，听彦杉说，父母甚至顾虑到他们的隐私，还巧妙地请人设计可以合一也可以分二的格局。甚至在整个新房规划的过程中，他父母也都将房屋的构思以电子邮件寄给彦杉和当时还只是女朋友的未来媳妇，主动邀请参与讨论。

彦杉说：“我当时就是觉得太太的想法和父母合得来，才特别追她的。怎么会想到，还有那么多琐琐碎碎的事情，可以吵到这样的地步。”新的三代同堂，旧的问题

彦杉的处境，其实是我们社会变迁下，家庭何去何从的例子。

20世纪70年代，经济开始起飞。这时广大的农村开始走下坡路，更多的人口移民到城市。于是社会结构中最传统的部分，包括大家族和传统小区，都纷纷瓦解了。

这样的社会变迁自然也带动了家庭的变迁。王文兴的小说《家变》有着某一种时代意义：主角的“我”不断质疑代表“家庭”的父亲。当时，社会学或心理学的讨论都同意：在台湾，家族将被个人所取代，“自我”将从“家族”中解放出来。

似乎，现代化将带来心理文化层面的西方化，也就是由传统的集体主义走向西方的个人主义；个人的自我（individual self）将取代家庭的自我（family self）。

只是，像彦杉这样，又应该怎么去解释？

进入了21世纪，在富裕的经济条件下，个人的自我并没有如预期般地继续成长。甚至，反而是以小家庭或三代同堂小家庭（而不是传统的家族）为基础的家庭自我，似乎愈来愈有影响力。

这样的情形，在中产阶级和中产以上的阶级特别明显。

前一阵子，我遇到一个退休的老师，是过去旧识。两人聊起来才发觉他已经搬到某个豪宅级公寓。因为是老朋友了，我开玩笑地说：“没想到中学老师也变富豪了。”他才笑着说：“没办法，太太说这样就可以三代同堂了。”

我原来以为彦杉是因为属于富裕阶层，是我们社会的少数例外，才有三代同堂的想法。没想到，彦杉父母的想法，竟是如此普遍，连中产的薪水阶级也如此作想。家族摆中间，自我放一边

柳先生是我在台大门诊遇见的个案，然而，不像一般同年纪的男性，我总是要花好大的劲才能卸下他们的雄性盔甲，柳先生是一下子就进入状态了。

严格说起来，不该说柳先生是青年，更不是青少年。

三十八岁，已婚，有两个就读小学的儿子。这样的资历应该是中年，至少是想抓住青春尾巴末期的前中年人。

他因为酗酒问题来找我咨询。

柳先生开始谈他在公司里和家族长辈的冲突，谈自己忙不过来的混乱生活，谈自己的太太如何不愿参加大家族的聚会。

这些话题看起来有些私密性，似乎柳先生一下子就信任我了。只是太容易来的信任，本身往往可能隐藏极佳的阻抗，是个案潜意识里想转移心理治疗师的重心，不要再做更深入的探索。

柳先生虽然很快地进入这些私密的话题，但他的叙述方式总是轻轻柔柔的；虽说是生活的这一切让他十分委屈，却又说不出这股强大的情绪应有的足够理由。“好像谈到家族的长辈，你就颇多顾虑，似乎讲多了不礼貌？”

有一次我趁机会抛出一句话。柳先生愣了一下。我又继续说：“甚至，除了我刚开始的询问，你几乎是不曾谈起你离婚的爸爸和妈妈？”

柳先生的爸爸和妈妈都来自显赫的家族，当初父母结婚意味着两大家族的结盟。自然地，离婚也就令这盟约出现嫌隙，甚至是有些暗潮冲突。只不过在台面上，大家还是和和气气。

作为独生子的柳先生，总是处在两边家族的鼓励之间。这些鼓励大多是相同的，而柳先生也就一一完成了：从美国某常春藤学校毕业，在海外银行工作，两年后又去念美国排名前三名的某大学MBA硕士班，然后回台和一门当户对的女子结婚。

然而，来自两个家族的鼓励，还是有差异之处：柳先生究竟是要去爸爸家族的事业体，还是妈妈家族的？这对柳先生来说是个头大的难题，酗酒的问题也就是在那时候开始的。总之，在复杂的外在家族过程和内在的心理过程之后，他去了大舅的公司担任副总经理。

当我们的会谈较深入时，柳先生开始抱怨他的爸爸和妈妈。当谈到工作时，他抱怨公司“根本没有妈妈讲得那么健全”，“和大舅意见不同时，妈妈为什么不站在我这一边”。而谈到父亲，他怀疑父亲虽然一直表现出很关心的样子，其实内心深处早已因为他的“背叛”而不理他。

我眼前这一位是三十八岁的企业界高阶主管，但我却感觉好像是在处理一位青少年，或者说，将进入少年阶段的个体。因为他所说的“我”，都是属于家族或父母的；而家族或父母，过去都是他满意而想讨好的，也是他所有行为所依循的指令，直到酗酒为止。

酗酒一开始是因为他不再能够同时讨好两边的家族。而酗酒问题的加重，则是他开始发现父母（或家族）不再像他以为的那么全能或完美。然而，酗酒的开始也是他第一次做出两边家族都不夸赞的行为时。家族与个人之间的依然纠缠

这些年来，台湾也好，大陆也好，陆续都有人提出华人的心理问题似乎是纠缠在个人和家族之间。

以柳先生的实例来看，如果我们略过他已经三十八岁的这个事实，他的问题其实是一个个人如何从家庭中分化出来。

家庭治疗者可以从他如何因为要平衡父母关系的紧张而成为第三点，整个家庭结构于是成为由他伸出双臂的三角形来分析。这也就是家庭治疗所提的三角化关系（triangulation）。

三角化关系是家族治疗先驱莫瑞·包文（Murray Bowen，1913—1990）提出的，指的就是上述的情形：夫妻没办法处理彼此的关系，两人（或其中一人）不自觉地会转向另一人（可能是小孩，可能是家族中的其他人，也可能是家族外的人）；通过这三人的关系，形成三角形，夫妻关系在里面才能找到平衡。

在三角化关系中，如果另一角被抓住的是小孩子，一方面我们会说小孩成了代罪羔羊（scapegoating）；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说，这小孩将成为小大人（adult child）或亲职化小孩（parental child）。代罪羔羊通常是指小孩以外显行为或身体症状呈现的问题，小大人则是指心理状态被固着在某个阶段。

柳先生七岁时，父母开始闹离婚，他是否有任何退行现象或身体化症状，他自己已经不记得，只是，小大人这样的心理固着化现象确是出现了。小的时候，他表现得比任何小孩都稳重而成熟，他没出现任何少年该有的叛逆期，甚至是十分有家族观念地想为家族争光。

这种为家族争光的心态，简直就是20世纪70年代的台湾还经常能听到的“光宗耀祖”口号的翻版。然而，这些年来，似乎我们再也没听过了，再度提起反而觉得十分错愕。

家族的重要性，曾经一度随着社会的变迁，不再有过去的力量了；但是，个人的重要性，似乎也没有完全取代家族。在过去，关于经济起飞所带来的现代化，原本以为是西方式的文化将全面降临，自然地，以个人主义为哲学的西方心理学，就可以彻底运用在华人世界了。

只是，这样的发展，乍看是全面西化的倾向，但似乎在某个点就停滞了。甚至，还有新的发展，譬如：新的家庭自我。这时，怎样的心理学和心理治疗，才是我们社会所需要的呢？

王文兴的小说《家变》所预言的世界并未来临。在中国，西方式的个人主义并没有随着现代化而降临。

日本的荣格分析师，也是日本前文化厅厅长河合隼雄（1928—2007），在1995年和日本小说家村上春树的一场对话里，讨论了欧美文化的个人主义。他先表示“身在日本的时候，对西方人所说的个体这个东西是很难理解的”，“英语中individual所指的‘个体’，和我们真正当作问题的‘个性’（individuality）这个字其实是很不一样的”。

作品被广译成许多外文的村上春树，表示他的小说读者，在日本和在国外是很不同的，“不过，亚洲的读者大体上和日本读者很相似”。但韩国读者“所追求的居然是疏离（detachment）哦”。针对这点，河合表示：“韩国和中国的情况，所谓的疏离我想今后会变成一个很大的课题。在韩国、中国的情况，家族、氏族的联系……有非常重大意义的，所以要从那里分离出来简直是要命的工作啊。”

而河合提到一位韩国的荣格分析师说起韩国人的西化太急速，大家变得非常利己主义；相对于日本的西化，这种个人主义太严重了，太不考虑整体利益。河合表示，韩国这情形其实“不是（西方的）个人主义，而是对家庭拥有认同意识，也就是所谓的家庭自我（family ego）吧”。“日本人跟韩国的家庭自我又有不同，是属于一种场所认同（field identity），把不同的场所当作一种身份定位的基础”，而公司和家庭都是其中的场所（参考《村上春树去见河合隼雄》，河合隼雄、村上春树著，赖明珠译，时报出版）。

河合隼雄提出一个问题：作为西方产业革命和其后资本主义发达之基础的个人主义，是否也是非西方地区发展过程中的必然条件，甚至成为这些地区文明是否够格的决定指标？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亚洲

对西方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西方自己的讨论大致有两类主张：一种是所谓的“常规”（normal）研究模式，又称为传统研究模式，将个人主义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既有事物，这种研究以卢克思（Steven Lukes）、里斯曼（David Riesman）、迪蒙（Louis Dumont）等为主；一种则是“转换生成”研究模式，认为个人概念是意识形态的虚构，通常也以消除个人概念（通常是个人主义）为己任。其中又可以分为两阵营：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取向的，如詹姆逊（Frederic Jameson）、阿杜塞尔（Louis Althusser），及哈伯玛斯（Jorgen Habermas）、其他法兰克福学派等；后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取向的，如拉冈（Jacques Lacan）、傅柯（Michel Foucault）、德希达（Jacques Derrida）等。

捷克布拉格查尔斯大学（Charles University）教授丹尼尔·色拉汉（Daniel Shanahan）在批判中承续了转换生成研究模式，提出个人主义的谱系可以约略分成三个阶段：古代世界的“模拟自我”（the analog self），从非主体经验的沉浸中，进入开始出现可以根据体验来反思自身的主体意识；基督教出现后的时代，特别是奥古斯丁思想，人神沟通发生在内在的心理层面，自我从上帝处获得个体的精神性和判断是非的能力，也就是“外在授权的自我”（the authorized self）；宗教改革则质疑上帝的在场与否，所以个人需靠自己来承担真理判断的责任，使得个体的道德判断完全主观化，这也就是“内在授权的自我”（the empowered self）。在这种历史发展下，各式各样的个人主义于焉诞生，而最主要的是占有性的个人主义、主观个人主义和浪漫主义个人主义。而浪漫主义者认为个人是自我创生、自我发现、自我创造的来源；因为这样的基础，才有西方文明的出现，才有西方式的心理学和精神分析的出现。（参考《个人主义的谱系》，Toward a Genealogy of Individualism，色拉汉著，储智勇译，吉林出版集团）。

弗洛伊德晚期的作品《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1930）中，对个人和社会之间的冲突、个人本我狂暴的欲望和社会为了满足这些欲望而施加的限制之间的冲突，做了经典的论述。他在其他地方曾有过反个人主义的观点，但在这本书的论述中，正如他的大多数作品，弗洛伊德的立场是十分个人主义的。

然而在个人主义里，人们能否找到原真性（authenticity）呢？色拉汉教授是迟疑的。他认为，如果意识的出现以及作为个人主义基础的每一事物都以交互性为源头，那么个人主义的许多前提，包括个人主观感知的优先性以及自我和社会之间的固有冲突等，就都成为问题了。

相对于个人主义，色拉汉提出多元主义的相互主体性（pluralistic intersubjectivity），通过对西方资本主义、拉美天主教文化和亚洲（特别是中国）文化等不同文化传统之间的跨文化人类学研究，加以论证。

色拉汉特别讨论华人人类学家许烺光的著作《彻底个人主义的省思》（Rugged Individualism Reconsidered，1983，许木柱译，南天出版），“他的研究致力于证明，在西方当代学术和大众思想当中起支配作用的个人主义的霸权是虚假的，因为这无法说明世界上大多数文化和民族的情况”。

河合隼雄和村上春树也好，捷克的哲学家色拉汉也好，甚至更早以前的华人人类学家许烺光也好，都一再指出：西方以外的文明或地区，将会有一条不同于西方的社会变迁过程。

从这样的角度来看，我们社会的小富阶层（而非全部）选择了三代同堂来作为下一阶段的方向，也就没什么好惊讶的。是孩子太晚熟，还是一个新阶段的诞生

在现在的时代，在青少年和完整的成年之间，应该再加上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成年涌现期”。“台湾教育部门在高雄举办公私立大学教务主管联席会议，教育部门官员黄雯玲表示，大学有责任了解学生‘非学习因素’延毕的原因，例如常识课程不足、必修课被‘挡修’等，并提出进一步改善措施，设法协助学生顺利毕业；为督促各大学积极解决延毕生人数逐年攀升问题，大学降低延毕生成效将纳入明年大学绩效考评指标。”

台湾教育部门会有这样的宣布，是因为大学生延毕人数再创新高！该学年大学延毕生人数已高达四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人，比前一学年增加了一千五百零三人，已占毕业生比率16.17％，等于每六名毕业生就有一人延毕，许多大学为改善非合理延毕现象，纷纷提高收费。

根据台湾教育部门统计，近十年来大专院校学生延毕人数逐年上升，从1998学年度三万六千三百九十九人、1999学年度三万八千二百六十人、2000学年度四万零三百四十二人，到2001学年度增加到四万一千八百四十五人，其中又以私立学校所占比例高于公立学校。“中山大学”教务长刘孟奇表示，根据台湾教育部门曾做过的调查发现，因为成绩因素延毕的学生顶多只占一成，多数学生是因为想延后入伍准备研究所，或是对就业环境没有信心，希望延后进入职场而延毕，学校针对延毕生加收学杂费，恐无法有效解决延毕问题。

这是2013年6月报纸刊登的新闻。我想起夏鸿，一位许久不见的治疗者。不知道他是否也看到这则消息。上学困难，上班更困难

夏鸿来到我的诊间时，已经是三十一岁了。三年前，他从硕士班休学后，一直都没去上班，甚至也不出门了。而硕士班，他读读停停，从大学毕业读了五年多还是没读完。

很早以前，夏鸿的爸妈就问过他一句话，而我在见面后也同样问了：“为什么不去工作呢，既然书读得不是那么起劲？”爸妈问他时，也许彼此都有情绪，也许是关系太密切也就容易紧张；总之，夏鸿不作答，最后是和爸爸扭打成一团。那一场扭打，虽然被受惊吓的妈妈给拉开，后来也没再发生，但夏鸿从此遇到爸爸就再也不讲话，见面也不打招呼，甚至愈来愈是昼伏夜出，也就不容易遇见。

因为这样，不知不觉就拖了两年。这两年来，妈妈屡次扮演苦口婆心的角色，好不容易才让夏鸿来到我的诊间。

刚坐下来的夏鸿，起初也不太作声，只是习惯性地观望。他不修边幅，一头乱发不整，胡楂儿也是胡乱分布在脸颊两侧，开始有点流浪汉的气息了。特别的是他的体味，浑身不断散发出来的味道，仿如窝在棉被里发霉许久了，让我必须提醒自己不要不自觉地屏住呼吸，免得我还没了解的他，万一个性太敏感，将误会我的屏气是对他的排斥或看不起。

我问他同样的问题，故意有点轻松像不经意地提起似的：“怎不去上班呢，反正硕士班看起来也不是很好玩？”

他停顿了许久，才喃喃地说：“比上学还困难吧！”

而像夏鸿这样，生命困在一个莫名状态里的年轻人，绝不是少数。佑诗的情形虽然完全不一样，根本的问题却是相同的。

佑诗是被家人半哄半骗才来到我的诊间。

她爸妈先来找我，原来是担心自己的女儿怎么长久都不搬出去住。最后是妈妈施以苦肉计，说自己的忧郁症相当严重（也的确急出忧郁来了）需要佑诗的帮忙，才将她哄来我的诊间。

佑诗已经二十九岁了。前一阵子还有一位男友，交往至少半年了。最先是半夜偷偷带回来，后来也就大大方方地打招呼，甚至还带回来一起吃饭。在饭桌上，这男生也酷酷地不爱搭理别人。两个人吃完饭就关起门待在佑诗的房间。大部分是一起玩电动游戏，有时透过隔音永远嫌不足的房门，可以清清楚楚地听到两人在亲热而毫不忌讳的声音。

父母本来就是保守，自然有些按捺不住，只是想想佑诗近年和他们相处的状况，也就沉住气，当作没这回事。

这些年来，从她在美国修完硕士回台湾，似乎没好好做完过一份工作。她的资历是漂亮的（这点要感谢父母向来认真的安排），所以应征工作是无往不利。只是每次她做个半年或七八个月，扣除掉出手大方买的名牌衣服包包，好不容易有了一些积蓄，她就辞职不干，跑去欧洲住上一两个月，或是到苏美岛潜水、学瑜伽。

总之，从没见她真的存上一分钱，更没掏钱贴补家用。甚至父母认为既然劝阻不了她带男友回自己房间亲热，索性鼓励他们搬出去同居。佑诗却断然拒绝了，说她还不清楚是否真的要跟这男生在一起。

父母的价值观虽然保守，但对女儿的态度还算开明。即使是这样，他们对女儿的想法还是无法理解。特别是，当这个女儿还是这样赖在家里（佑诗的哥哥和妹妹都有固定工作，甚至结婚了），他们的退休计划不只是被打乱，甚至是永远不确定下去了。介于成年与青少年之间的夹缝

这样的两个年轻人，夏鸿是有些诊断名称可以套上去的，而佑诗就难了。

在日本，20世纪80年代开始出现“登校拒否”的行为，也就是拒学行为（school refusal behavior）。这些拒绝上学的青少年，既不是像小学新生偶尔可见的那种严重的分离焦虑（separation anxiety），因为离不开照顾他的妈妈，而造成上学困难；也不是过去帮派少年逃学（truancy）的反社会倾向。经常，他们只是较严重的社交焦虑。他们可能是连踏进一般的新学校或新班级都有困难，也可能在学校发生一些紧张的人际问题产生负面思考，从此启动认知上的恶性循环，也就无法再回到学校了。

这现象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在日本发生，一群退缩在家里的年轻人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严重一点的甚至成为足不出户的茧居族（hikikomori）；到了20世纪90年代，随着他们长大，日本专家学者发现，虽然不少人已经改善了，但很多人还是有融入社会的困难。

夏鸿的情形，大致是和这一切类似的。至于佑诗，严格说起来则是没啥正式诊断。但是，民间非正式诊断的形容，倒是有一些，像是两岸都很流行的“啃老族”或是日本社会学者山田昌弘提出的“单身寄生族”，或民间通行的飞特族（freeters，free+arbeiter），也就是自由工作者。后来又有好过族（hodo-hodo zoku）、腐女、御宅族、电车男、下流人（指在社会阶层面向下流动的人）等各有所指的名词。但大致都是指应该成熟却未独立的二十多岁或三十多岁的资深年轻人。

这样的情形，在世界各国其实都可以看到。特别是经济发达的国家或地区。在美国，媒体同样盛行着twixter（betwixt/between青少年和成年之间）和尼特族（NEETs，Not engaged in Education，Employment，or Training）；加拿大提出回旋棒时代（boomerang，源自澳洲土著的武器，现在是用来游戏）；在意大利有bamboccioni（意指大型的傀儡孩）一词；在西班牙有mileurista一词，形容以一千欧元维生的青年人；在北非或中亚的阿拉伯世界，则出现隔离青春（youth exclusion）一词；在希腊最低薪资是七百欧元，媒体则出现“七百欧元之时代”（€700 generation），也就是希腊经济危机期间呼声最大，可是在投票前一夜却因熬夜狂欢庆祝希腊足球队踢胜俄罗斯，进入欧洲八强，第二天爬不起床去投票，而导致撙节派小胜的那一群年轻人。

如此的二十多岁到三十多岁的时代，似乎在许多已开发国家或城市是一种普遍的现象。

在亚洲，日本是第一个出现这种情形的国家。但是现在，除了日本，韩国和中国也都很严重。进行拒学行为这方面的跨文化现象研究的日本家族治疗师兼精神科医师田村毅，来台湾地区参访和教学过好几次。田村毅医师曾告诉我，在大陆，在上海、广州、深圳、北京这些地方，拒学行为都十分严重。

这方面问题是如此严重，因此，美国社会学者亚奈特（Jeffrey Arnett）2000年在《美国心理学家》（American Psychologist）期刊提出“成年涌现期”（emerging adulthood）这一名词，认为在现代，在青少年和完整的成年之间，应该再加上一个新阶段，也就是“成年涌现期”。

在亚奈特提出此理论以前，这种现象已经被普遍注意到了。像之前提到的各国媒体所出现的新名词，其实就是不约而同地看到了这个已经无法不承认其存在的新趋势。只是亚奈特首先以正向的态度，为这个现象提出辩解，认为这是必然的结果。人类发展史上的新现象

亚奈特认为，处于成年前的涌现期的青年，是指那些“已经离开了儿童和青少年阶段的依赖”，却还没办法承受成年期应有的责任感的人，因而在爱情关系、工作和世界观上，发展出许多可能的样态。

在这定义下，成年涌现期也就成为发展心理学中一个新的、有待商讨的阶段。

在一般的社会学教科书里，关于“成年”的定义里，有五个标准是最常被提到的：完成大专大学教育、空间上离开原生家庭、结婚、有小孩、经济上的独立。

麦克阿瑟基金会负责“过渡为成年人”计划的学者福斯坦堡（Frank F. Furstenberg）在2010年就表示：“有一个新的生命阶段涌现了，在这个阶段，年轻人不是青少年，但也不是成年人。”而亚奈特在2010年《成人涌现期和青少年》（Adolescence and Emerging Adulthood）一书则提出这个阶段的五个特色：自我认同的探索、不稳定、只关心自我、感觉两边都不是和充满可能性。

亚奈特提出这些名词后，学界和媒体界的反应相当热烈。他似乎不只为这个现象去污名化，更是指出人类演化史上正在发生的现象。许多相关的书籍开始出现，甚至有研究这问题的学会和研讨会相继举办。至于他自己，不只是因而成为许多本学术书的畅销作家，也通过网络积极进行相关的活动。

在人类发展史上，成年涌现期的出现，是可以从经济和历史的脉络来谈论的。在当今的产业化经济、高度竞争化社会或信息化社会里，年轻人需要更多的教育，才能胜任许多技术性或专业学术领域的工作。大学毕业后的继续训练成了必要，进入新阶段的年龄自然也就延缓了，也允许更多时间的自我探索。

美国人第一次婚姻的平均年龄一直在增加，从20世纪70年代的女性二十一岁、男性二十三岁，到2009年女性二十六岁、男性二十八岁。美国妈妈们54％受过大学教育，但同样地，四十多岁的女性中有20％没有小孩。不论是女人受大学教育，还是女人没有小孩，这在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都被认为不可思议。

这样的情形同样发生在中国。我们父母亲那一代不可思议的家庭计划

现在回头看台湾地区过去的家庭计划，更可以突显这一切的差异：过去的家庭和生涯计划，是如此不同于现在。

第一个提出来的家庭计划口号是1967年的“五三口号”，当时的生育计划是：“婚后三年才生育，间隔三年再生育，最多不超过三个小孩，三十三岁以前全生完。”如果三十三岁以前生完三个小孩，也就是女孩最晚在二十四岁以前就要结婚了。

我经常在演讲里提到这一口号，现场的听众几乎无不流露出不可思议的表情。毕竟，对现在的台湾人来说，女性三十三岁以前结婚就不算太晚了，根本很少生完三个小孩。

然而，对我父母而言，那一时代的军公教阶层，几乎都是依循此原则而生了三个小孩。如果是四个小孩，往往是不小心怀了第四个。在那个时代普遍认为结扎是对健康不好的，也就继续用保险套避孕。这时，冒出第四个小孩了，原先害怕结扎伤身的母亲们，才接受这种避孕法。至少，我们家便是这样。

对现在习惯晚婚的台湾人而言，实在很难想象他们的父母或祖父母是怎么结婚的。

2012年，台湾人的平均结婚年龄，男性是31.8岁，女性则是29.5岁；但在1989年，男性是28.8岁，女性则是25.6岁。

如果再往回推，回到17世纪的西方或19世纪的台湾，我们更可以发现，在那个时代，连“青少年”这个阶段也不存在于人的发展中。

在过去的台湾社会，对青春期的说法是“转大人”，也就是有了青春期，人的发展就从小孩变为大人了。在这个过程中，并没有青少年的存在。

同样地，我们看西方历史也是如此。在莎士比亚的剧作《罗密欧与朱丽叶》里，罗密欧是十六岁，朱丽叶是十四岁；而朱丽叶的母亲当时是二十八岁，也就是母亲是十三岁怀孕，十四岁就生下朱丽叶的。然而，并没有人认为这是未成年婚姻，更没有人认为他们是青少年不可以有性关系。因为，在当时的西方，并没有青少年的观念，只有小孩和大人之分。也就是说，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是成年人。

不只是西方历史，其实整个人类的历史都是如此。

最初的历史，his-story，“他的历史”是指男人的历史，而且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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