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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0 08:3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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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侯志锋

出版社: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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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工现场

打工现场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打工现场作者:侯志锋排版:青杨出版社: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出版时间:2016-6-1ISBN:9787899005972本书由中版集团数字传媒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上部东莞往事(上)

一九九八年靓丽的初夏,一辆客车载着我们从海风习习的茂名来到号称“世界加工厂”东莞。车里躺满了那一届“科技中心”电子一班的同学,那时晕车的我躺在改装两层的车厢里把胃洗得一干二净。客车停在一个叫凤岗镇凤德岭的地方时,学员们活跃地从车上跳下,全班站成几排整齐的队列。来迎接我们的是电子厂的PE主管,校长高声地问:“同学们愿意留在这里吗?”,队列里响起了落落寞寞的声音:“愿意!”,就这样,我们二十多位学生成了“盈佳电子厂”的新员工。打饭插曲

一座不大不小的厂房,主楼顶上伫立着“盈佳”两个红色的大字,正时下午,太阳还没落山,那两个大字阳光里熠熠生辉,白色的厂房也在风中面向我们微笑,一切都是那么清新,犹如工业区中美丽的花卉风中笑声飞扬,从此,打工生活就会在我们的脚下展开,在我的想象中,这一切都是美好的开始。那时,盈佳电子厂算是处于凤德岭的最后面吧,从宿舍的窗口住外望,只见一座推了一半的山坡,一边是黄土苍苍,一边是郁郁葱葱的荒草,延伸到我们厂区后面,风一吹,茅草摇动,掩在草丛上的树叶扑腾腾跳跃,厂的前面和两边,全是清一色的厂房。

在女人事主管那里登记,拿着厂服走回宿舍,把床铺弄好,大眼瞪小眼地发呆,不知是谁说了一声:“到吃饭的时间了吧?”我们几位同学拿着饭卡饭盒来到食堂前。

打饭的高峰期已过,只有五、六位姑娘站在窗口排队,她们零零散散地站着,那时大概是流行留马尾巴长发吧,我们发现这个厂子里的姑娘几乎都留着长发。平时在学校顽皮习惯了的我们插进她们的面前和中间,一位长发姑娘不满意地说:“有没有搞错?”。站在那位嘟囔的姑娘后面的另一位姑娘,比她稍高一寸,也留着马尾巴长发,“哈哈”地笑了几声,人群都被感染,打饭的队列爆发出了一阵笑声。

中午十二点下班,下午一点就得上班,间隔一小时。这一小时里,排队下班打卡,排队打饭吃饭,排队打卡上班,这短短的一小时几乎没有停顿。

民以食为天下,盈佳电子厂每天扣二元五角钱的伙食费,但在工厂里打工,你丝毫感觉不到民以食为天下的感觉。一个小小的饭盘,饭和菜装在一起,还没有半碗,员工大都喊着吃不饱。

有一位资深员工,据说是退伍军人,来自陕西,经常在我们面前说:“三两口就吃完了,吃不饱啊!”有人在旁边打趣说:“这里只适合姑娘,减肥。”有人就笑,但笑得很无奈。早餐的稀饭照出人影,几点榨菜,常日如此,吃得肚皮发凉。

经常有人自动离辞,离辞的员工把饭卡交到我们手上说:“兄弟,饭卡给你,可以吃一餐饱饭。”该兄弟走后,打饭的时间我们把他的饭卡拿到饭堂窗口打饭。保安早就坐在打菜台前,拿着饭卡仔细地对着面前的纸张说:“有没有搞错?”把饭卡拿了去。想多吃一份饭的希望化成了泡影。

我和来自广东阳江的夏文青出去玩时,把饭卡交给黄子洋:“黄羊,帮我们打饭,如果下午二点还不回来,你就把饭干掉。”

在外玩够,下午五点回来时,黄子洋拍拍肚皮,“我吃了三份饭,还感觉不饱啊。”全场男男女女一片笑声。叫你一声两毛钱

第二天上班,厂里安排,我们刚来的二十几个人,只有三个维修工的名额,唯一的一位女同学作了QC,其余的全部是生产工。那时,同在流水线上,生产工人每小时一元一角,QC和维修工每小时一元二角。厂里生意不好,经常轮流上班,一组人休息一两天,又一组人休息一两天。赶货的时候,经常加班到晚上十一、二点,没有夜宵,甚至安排一组人上通宵,上通宵的人下午又得上班。

刚来一个星期,我们那一班同学大部分打道回府,最后只剩下我们八位学员,六位广东电白籍,还有我和一位广西防城港的老乡。有树倒胡孙散的感觉,是去?是留?心情恶劣到了极点,最后还是选择留下。

第一天刚开始干活,笨手笨脚的,在电路板上插电子元器件,有时候插电阻器,有时候插电容,有时候插二极管和三极管,手忙脚乱中常常把正负极搞错,产品在面前越堆越多,流水线还是照常不误地转,忙得额头流汗时,几双纤纤小手伸了过来,堆在前面的那一堆产品瞬间又被消灭得干干净净。

望着前面左右帮忙我的姑娘们,感激地笑了笑。坐在我前面的是QC张雪莲,就是昨天刚来排队打饭时,我们插在她前面,她嘟着嘴不满的姑娘,不知是有意或无意,不管车间如何安排调动,科文总是安排她和我前后左右,要不然是她检查我的产品,要不然是她检查过的产品,下一道工序由我完成。还没熟手时,她几乎每次都帮我的忙。“来,侯先生,我教你。”说话的是拉长助理吴群,来自广西桂林荔浦,知道我是广西人后,她几乎都来教我做每一道工序,看见我戴一幅眼镜,就称我为“侯先生”。吴群高挑的个子,比漂亮的张雪莲高出一寸,而且两人都留着长发,张雪莲有时把头发盘在头上。吴群没盘发,时时留着马尾巴样。刚来的员工见吴群她们手脚麻利,样样能干,以为是高校出来的,就问:“你们是电子中专毕业的还是大专?”吴群说:“别把我们想象得那么高,我才初中毕业。”,新员工好奇地瞪大了眼睛。

刚在工厂上班,什么都感到新奇,话语也就特别多。我问吴群:“为什么叫我先生?”,“你们是从电子学校分配来的,你又戴一幅眼镜,文质彬彬的,我当然叫你先生了。谁叫我们是老乡,我总不能象她们一样,叫你侯子。”姑娘们一声大笑。

拉长不在的时候,吴群顶替拉长的工作,拉长在的时候,她又得坐在拉上干活。有时候她在我们这条拉,有时候坐在隔壁的拉,我经常叫他“吴群”,她应了一句“嗯”,我又接着叫了一句“吴群”,隔一会儿又叫一句,她句句答应。我停了不叫时,哥们又怂恿我:“叫,侯子,叫一声给你两毛钱。”当然打的是空头支票,但我还是叫“吴群”,她还是应“嗯”。我说:“叫你一声两毛钱啊。”吴群满面笑容地说:“你好可怜啊侯先生,为了两毛钱竟听别人的指令。”

此后车间里小伙们想叫姑娘的名字就连连地叫,还说:“叫你一声两毛钱啊。”,这活跃的气氛,一直保留到我离开盈佳电子厂时,生产部又重新调进一位女拉长,她刚来的当天就不许拉上的员工说话,后来她上班的时候,每条拉都静悄悄的。火热的流水线

流水线的工作是忙碌的,流水线在不停地转,人的双手也得飞快地转来动去。我们车间有六、七位拉长,全部是女性,三位男的,也只是拉长的助手。插件拉没有拉长,只有吴群和一位姓万的湖南小伙当头,但他们也不是拉长,只管负责,穿的厂服也是员工的一个级别,灰色的。在盈佳电子厂,拉长以上级别的都穿着蓝色工衣,PE主管和总管可以穿便服。为什么吴群不是拉长?我心里纳闷,听说盈佳电子厂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不是高中生以上的不能升拉长,这是一道坎,所以吴群也只能是员工级别。

吴群在低头干活,调皮的男员工把纸碎片插在她的头上,便躲藏了起来,吴群回头,见不到人,就到处找,双手叉腰:“出来,你是男人就给我出来。”

吃饭,员工一个级别,拉长以上又是一个级别。在这里,你可以体会到什么叫等级之分。

我原先在插件拉,后来调到装配拉,再后来又调到附加拉。

夏天,头顶上的大风扇不转了,男助理拉长去开风扇,怎么也开不动,嘟囔道:“风扇坏了!”,我走了过去,拿起长凳把扇页住反方面敲去,风扇又呼呼地转动了起来,有人竖起大母指。风扇全部开了起来,但依然感觉很热。我们那时喝水,很少有人带水杯,最多是一只纯净水瓶,喝光了,又重新把开水放进里面,开水太烫,把瓶子烫得扭扭曲曲,过几天又得换一只瓶子。我们打开水或上厕所时,叫拉长来顶位,拿了离位证才能离去。有时我看见QC拉长经常去打开水,她的男朋友是PE,她有时还给她的男朋友和几位PE打,她去打开水时路过我身边,我伸出空水瓶,叫她帮忙,她便抱着三四只水瓶而去,有时她装做不愿意的样子,我们装配拉长赵列列就望着她笑,她也笑。

赵列列是陕西人,是位高大的姑娘,为人温和,留一头齐耳短发。厂里大部分是女生,但那时留短头发的,厂里好像没有几人。也许我戴一幅眼镜斯文的缘故吧,赵列列经常安排我做一些轻松的活儿,例如挑一些塑料小齿轮,拆一些弹簧,赵列列叫我慢慢干,说这个事情虽然不急,但也需要一个岗位,说干得快把活干完了,空坐在那里总管或厂长过来看见就不好看了。我坐在那里,把挑好了的东西又重新挑来挑去,当然,这样的日子也不是很多,科文过来时,又叫我到别处去帮忙。我到别处去帮忙的时候,赵列列又叫科文把我调回来,和她下仓库去领货,我抱两件上楼,她抱一件还没上来。有时候去仓库领一件小小的物件,她也叫我和她去领,我说:“拉长,一件小小的东西,你自己不能抱上来吗?”她笑着说:“你不知道我是拉长吗?”我只能干瞪眼。

有时候我坐在装配收音机的位置上,坐在我面前的是张雪莲,她把检查好的机子放在纸板上,一只纸板上装着几只迷你收音机,我的任务是在面壳装上两粒按扭,然后把机子合起,一只只摆好在纸板上,放给后面打螺丝的黄子洋。我不到几下就把面前的机子消灭光,张雪莲有时跟我开玩笑,故意把验好的机子堆在她前面,满五、六个纸板时才放下,我忙得满头大汗,机子越堆越多,忙了好久才把它打完。我照着她的样子,堆积五、六张纸板时,才放给后面的黄子洋,黄子洋忙不过来,气得要拿螺丝批扎我,张雪莲和前后左右的姑娘哈哈大笑,赵列列走过来向我瞪眼,总管啊龙过来说:“不要开这种玩笑啊。”说完走了。

有时赵列列在那边忙,夏小琴过来巡视。夏小琴是四川达县人,盈佳电子厂最漂亮的姑娘,风满中透出苗条,她平时穿着那件连衣裙走过我们宿舍下面时,我们全宿舍的人都走出来:“拉长,我们想看你一眼。”她说着:“你们看吧。”夏小琴是包装拉的拉长,包装拉没事时,她就过装配拉和加工拉来帮忙,当然,她的那些手下员工,也插进各条拉去干活,待包装拉有事干的时候,她们又重回包装拉。

夏小琴和赵列列是一对死党,不管到什么地方都两人一路。夏小琴经常“欺负”赵列列,见赵列列时就一跳而起,假装向赵列列伸去一拳,象个男孩的模样,赵列列当然就闪过一边。 看见她朝我的方向走了过来,我故意检起台上的机子,放在我脚边不远处的地上,待她走近,我说道:“拉长,帮一下忙,机子掉到地上了,帮我检起来一下好吗?”她检起机子放到我的面前说:“侯志锋,你可真会讨别人的便宜啊。”她索性站在我身边看我干活,我一阵手忙脚乱,她说道:“你怎么了侯志锋?”我说:“我一看到美女心里就慌。”她咬着下唇不说话,我知道她的心里美滋滋的,挺骄傲。周围的姑娘都沉下脸来,不说话。

她每次来到我身边时,都说道:“侯志锋,我看你又不行了。”有一次她说:“侯志锋,喜欢拉长吗?”我说:“我当然爱你啊拉长。”她咬着嘴唇:“油嘴滑舌,我是说你们赵列列拉长。”

我调去付加拉,科文和QC主管也把张雪莲调了过去。付加拉整日都在做一种叫“脱毛机”的东西。一个火柴盒大小的铁皮盒,里面装着主板,三条电花线从盒里伸出来,一头捍着一块小小的电路板,我们不知道这东西拿去作什么用途?只知道它就叫那个名字。我的任务是,把这个小东西装进一只小泡沫胶袋里,然后放进纸箱,一层摆好后,再隔一层纸皮,然后再放,直把纸箱摆满,一层摆多少只,一个纸箱放多少层都有规定,不能搞错。胶代刚好装得下“脱毛机”,不好装,刚开始,我和拉长两个人几乎都忙不过来,熟悉了,我自己都能搞定。我一手拿着胶袋,一手抓过“脱毛机”,好像那东西自己飞进袋中一样,一闪一闪的飞快。坐在我面前的是张雪莲和一个叫罗鲜爱的胖妹,她们俩QC检查,我一个人装,那时是我最忙的日子了,上班都得绷紧神经全神灌注。

有一天,科文叫我去仓库帮忙,拉长只得来顶我的位置。我和另一位员工来到仓库,原来是叫帮忙来装车,大小不一的四种纸箱,我们一种规格的堆在一处,直把堆在地上的纸箱装完。司机叫我点一下数,我以前在家赶集时,从一位过路演说客的手中买了一张“数学快速计算法”,我会数学快速计算,看了一眼就说:“104箱。”几秒钟时间,人们赞叹了起来,司机说:“还是你们厂的员工素质高。”车开走后,货仓主管廖水仙问我,你学过计算机是吗?我说没有。

第二天下午,科文通知我说廖水仙叫我去跟车出差,我和两位女仓管员跟车来到东坑,在一个叫群思电子厂里拉回需要的电路板,回来时已半夜,廖主管过意不去,掏了十元钱叫我去厂门外的饭店买来几盒炒粉。

第二天,科文对我说:“廖水仙说要调你去仓库,愿意吗?”那时,我不打算在盈佳电子厂,想奔潮阳投奔我的老乡,所以没答应。上部东莞往事(中)小小员工

我们的科文叫王一平,广东连平人,高个子,是那种苗条式的人物,有时弯着一幅龙虾似的身子,上唇和鼻翼之间有一颗黑痣,健谈,属于那种夸夸而谈,语言掉进油缸里而没沾油之类的人。

他对有些人说他已结婚,说他老婆漂亮到如何地步,知道他的人说他没有结婚,他有没有结婚,我都将信将疑。但我知道,他喜欢QA组长啊青。啊青是广西钦州人,性格开朗,脸上挂着一对酒窝,说话满口笑容,似一阵春风。

王一平有一部自行车,啊青每次出去,都借他的自行车。当啊青走到楼下时,王一平见到,从三楼的宿舍走了出来叫道:“要不要单车?”啊青就站在楼下张开双掌,去接王一平丢下的单车钥匙。

有一次我开玩笑说:“王一平是不是追你当小老婆?”啊青哈哈地笑:“王一平的大老婆在什么地方?”这次到我张大嘴巴却哑口无言。

厂里有几位小姑娘,十一、二岁,有一位叫雷莉,十三、四岁左右,当QC,我知道她是啊青的老乡,是啊青介绍她进来的,要不然她小小的年纪,没有身份证,别人是不会要她作QC的。

我问啊青:“那几个小姑娘都是你的老乡?”啊青说:“雷莉和另一位是,别的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人?”我说:“小小的就出来打工了?”。啊青说:“家里穷,她们都不愿读书了。她们家里的人叫我帮带出来挣点钱,邻里邻居的,拗不过面子,就帮忙带出来了。”

小雷莉也很喜欢说话,圆圆的脸面,小四方的身材,工友们给她起一个外号“皮蛋”,这当然大多时候是背对着她叫的,我们叫她的时候都学着啊青的那口白话叫她“泪泪”,她时时都嘟着圆圆的脸在笑。

人们常常说:“泪泪,把你送到老派去。”她知道人们在开玩笑,就说:“把你送到地狱去。”。而另外几位稍小的姑娘就同了,人们这样跟她们开玩笑时,她们就说:“关你们什么事啊?”忐忑不安地奔上楼去。

小雷莉也学着那些大姑娘说:“侯子,你什么时候请我吃饭啊?”有人在一边插嘴说:“请你吃皮蛋瘦肉粥。”外号“皮蛋”的雷莉顿时鸦雀无声。

一次,雷莉在三楼的宿舍走廊向着二楼的宿舍高叫:“侯子!”我说:“什么事皮蛋?”她说:“今天王一平说你的坏话。”我说:“王一平说我什么坏话?”她吞吞吐吐的,我知道她在说谎。王一平听道就对啊青说:“你看雷莉在胡说八道,挑拨离间什么呀?”啊青马上出来制止道:“泪泪。”我们在二楼也高喊:“泪泪!”

有一天,王一平对我说:“侯志锋,你想不想下早班?”我以为他开玩笑,就顺口答了一句:“想啊,谁不想下早班。”他说:“那好,你可以打卡下班。”,他招手叫雷莉过来,原来雷莉在那条拉活干完了,啊青就叫王一平找工给雷莉干。每当雷莉和那几位小姑娘没活干的时候,我就得和几位员工提前打卡下班。工余时候

每当不加班的时候,下午五点半下班,工友们吃过饭,四处鸟兽散,三五一群,或三三两两,很少有人老老实实地呆在宿舍里,我们最喜欢的一个项目,爬坡。凤德岭后面有几座土坡,那时,有的坡刚刚植种水果树,不高的水果树苗从土坑里撑出稚嫩的树杆,一株一株在坡上笑语朗朗。从远处看,高坡上还有火烧的痕迹。在往里走,就可以绕到我们厂后面的那一座土坡,高大的土坡被推土机推平了一半,真感叹现代“愚公移山”的神奇。

也许第一次去爬凤德岭山坡吧,心里格外舒畅。被推平的半座坡的平地上,又重新长出些许新草来,平地的边缘,是低矮的草和树丛。美丽活跃的夏小琴,穿着连衣裙,挽起裙子,象一只蝴蝶一样树丛上跃来跳去,比男孩还野。赵列列检起地上的小沙石子向她砸去,夏小琴停止了跳跃,跑去追赶赵列列,两人绕来绕去,吸引我们开心大笑。

有一次,大概是鬼节前后吧,厂里没生意,放假,来自湖北的何燕对我说:“侯子,我们去捡野果。”我说:“这里有野果吗?”何燕说:“有,山稔。”

我和何燕及几位姑娘小伙们,走进一条土路,直往里走,前面的一座山坡横在尽头,踩了一小段草路,爬上坡顶,我们欢呼雀跃,坡的那边,是茫茫的楼群,四周环望,还是茫茫的楼群。想不到楼海之中还留下一处我们攀爬的山坡,犹处于仙境。

山坡上果然有不少稔子树,稔树丛上挂着零零星星的稔子果,只是当时稔子还不太成熟,很难寻到成熟的稔子果。“侯子,过来。”何燕在那边叫我,我走了过去,何燕把几粒成熟的稔子放在我的掌上:“给你,好吃吧?”我把一粒放进嘴里:“好吃,犹如回到家乡的山坡上采吃山稔果。”何燕满面绚烂。

十八岁的何燕,此时穿一套裙子,长着一幅甜美像。她也是一位QC,有时安排在我前面或是后面干活,她喜欢说话,我和她说话时,周围经常响起笑声。她有男朋友,是她老乡,去年从茂名高州一所电子技校分配来的。那时的盈佳电子厂,一般很少对外招男工,厂里的男员工都是从电子学校里直接送来的。何燕的男朋友比何燕小几个月,长着一幅娃娃脸。何燕和我们说笑时有人问:“为什么看上那个小娃娃?”何燕笑着回答:“我喜欢他呗。”后来何燕的男友在外面找到了一份工作,自动离开盈佳电子厂,我问何燕他找了什么工?何燕说:“搞设计呗,听说是助理。”我们都羡慕那娃娃脸好命,才几天,听何燕说她男朋友不在那个厂了,又在四处找工,经常来找何燕。当然,她男朋友离开盈佳电子厂,不是现在,那是以后的事了。

上班时新来的男员工问何燕是什么地方的人?何燕说:“俺是湖北的。”我抢着她的话回答:“不是,她和我是共一个村庄的。”何燕把头埋在台面上笑,“不是,讨厌。”。我向围在我们身边的几位新员工编了一个故事:“小时候我和何燕去河滩捡螺丝,何燕在鹅卵石上小便不会抽裤子,就哭着叫,侯子,过来帮我抽裤子。”何燕听到这里,一阵尖叫,人群也就爆发出一阵大笑。

坡上实在没有多少成熟稔子果可捡,我们几人就翻下坡往回走,坡下有一大群人,全部是我们厂的人,看到他们,何燕狠狠地剜了我一眼:“侯子,我恨你!”我莫名其妙,何燕急呼呼地走在前面:“回去我一定被男朋友误会了。”我双手抱胸在她后面狠狠地说:“我才怕别人误会我呢。”

夜晚,万家灯火闪烁,几个人也只能在大街上瞎逛。走进超市,目睹跃在眼前的各种商品,拍着空瘪瘪的口袋,胡乱穿行了一阵,步出商场大门。望着伫立公路边的野泰大酒店,霓虹灯在空中闪烁,似乎呼唤夜晚的诱惑。凭那时的收入,是不敢步入大酒店大门的,有时只是几个人看一场电影,或是到龙凤溜冰场大汗淋漓一场,便返回工厂。

每月扣出伙食费后,剩下一两百元的工资,买了一些日用品,如果再挥霍一下,这点可怜血汗钱就会消逝得无影无踪。

不上班的时候,我们一群患难的工友就出去四处找工,谁都希望跳到一个好点的工厂。一天,我和程日洪来到一家电子厂门口,见招工牌上写着招维修工,我们问保安,保安说是修理收录机,招熟手,我们只好打退堂鼓而回。

我们走过沙岭,走过雁田,从雁田水库顺着东深河而下,来到平湖的一条大街上,走过一家大银行侧边,一位警察大喝“停下!”我们停下,警察看着其中两位小伙戴着歪歪扭扭的太阳帽,对我们很不放心,问道:“你们是干什么的?”我们说:“找工的?”“有身份证吗?”我们说:“有。”有的递身份证,有的递厂牌,警察说:“有工作了还找什么工?快走快走。”

几个患难的兄弟说说笑笑又到一个地方,见有大兵持枪把守,我们问过路人:“这是什么地方?”回曰:“猪仔湾。”忽然对面走来一位衣着讲究的青年,向我们派发名片,一看,名片上印着“东南亚证件集团”,是专门代替办假证的名片。

最记忆犹新的一次,是和夏文青出去游,那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大概是朝深圳观澜的方向去吧,我们对地方不熟悉,所以不太清楚,感觉走了很远,回来时迷了路,正值中午,又饿又渴,太阳还在火辣辣地晒,见路边有种菜养猪的棚子,我们想讨口水喝,顺便问一下路。进了棚,两夫妻正在吃饭,对我们问话置之不理。夏文青见屋角的塑料桶上搁着一只瓢,立即抓瓢往桶里舀水喝,喝了一大口,便吐了出来,夏文青说:“侯子,是潲水,不要喝。”吃饭的女人“扑哧”地笑得喷饭,她笑的时候,我和她搭话,这时她才拿出放在桌下面的白塑料水箱,让我们喝了一顿干净水。

走出那个小屋棚,从夫妇俩的指引下,我们走出这一条小路,爬上了大路口,看到了尘土飞扬的车来车往,才松了一口气。直到下午五点,才回到工厂。炒鱿鱼的方式

下班时,员工们必须排成两队整齐的队列,男人一排,女人一排,所有的员工都要经过检查。一位女拉长,一位资深的男员工,早已站在车间的门口,对下班员工实行搜身检查。 人事部经常带着几位保安来检查宿舍,保安拿着手电筒,照床底,照床上,照着宿舍的每一个角落,又打开窗户往外照,怕有人把东西扔出窗外。一般他们来检查,我们都走出宿舍门口,站在走廊回避,保安到别的宿舍检查时,我们才走进来。“这样严啊,下班都对人搜身了,还时时到宿舍检查。”“小心呐,以前有一个带来一把旨首,检查到了,马上赶出厂。”来久了的员工说道。“这样的鸟厂,员工都不想做,还怕赶?”“问题是赶你出去了不给钱。”

那时盈佳厂押五十天的工资,每月二十号发,第三月才发第一月的工资。自动离辞的,押你五十天的工资不还,同意辞工走人的,押一个月的工资,违法乱纪走人的,一分钱不还,这叫无薪解雇。一个月旷工累计三次者,也被无薪解雇。

有几位被解雇的愤青,平时下班时都在一起玩。晚上在凤德岭街上逛时,还碰见他们,脸被晒得黑黑的,说还没有找到满意的厂,跟我们谈他们今天找工、试工的经历。再几个晚上,出去玩时,看不到他们了,可能是进厂了吧,祝愿他们能找到一个好厂。虽然想辞工,但知道外面工也不那么好找,有时就暂时放下了这种念头。

虽然生意不好经常放假,但也有愤青和管理闹茅盾,员工被赶出厂的事时有发生。有一位福建籍资深员工,同科文和总管的交情不错,出去逛街时经常和科文在一路。有一天他上班时,一条一寸多长的焊丝掉在地上,总管来检查,叫他把地上的焊丝捡起,他不捡,被总管带到人事部,炒了鱿鱼。人们都闷闷不解,怎么经常和他一起吃饭喝酒的人也被他炒鱿鱼?有人说,那是他和总管在演戏,他请总管吃饭,故意叫总管炒他鱿鱼,如果自动离职,则被押五十天的工资,总管请他走人,只扣一个月工资,他还赚了二十天的工钱。人们笑,也是将信将疑。

虽然上下班检查,但还是有员工从车间把东西偷了出来。那位偷东西的员工,住203宿舍,保安从他的床上搜到两块收音机电路板,他被带到派出所,派出所放他出来时,保安不给他进厂,人事部叫保安把他的行李丢在厂大门外,叫他滚蛋。

有一天,我被安排到三楼帮忙,待我回到二楼在我的位置坐下时,旁边的员工对我说,你那位好友夏文青被轰走了。我问为什么?他们说他故意把电路板的电线拉断。

此时我还看见科文摊开双手在车间和人们大声说话:“如果想走,就等到发工资了再走啊,用这种方式走,一分钱他也拿不到了。”

我吸了一口冷气,这个夏文青,平时他总对我说,他要找一个借口出去,想不到会发生这种事情。

我走到窗户边看出厂外,已没有夏文青的心影,心中一阵悲凉。上部东莞往事(下)中秋节不放假

进入初秋,生意越来越好,每晚都加班到十一点半,下了班,没夜宵,肚子饿得咕咕地叫,无奈,只能喝一两口水。排队下班时,抢在前面的,早把澡堂占领,稍后一点的,拿只水桶在澡堂门口等,洗澡的人一出来就马上有人飞身挤了进去,如果不站在澡堂门口,一有人进去你就得再等了,澡堂里的人哼几声歌曲,外面的人等急了就把门“哐哐”地敲。有的人累了,不愿意等,满身臭汗躺在床上,三更半夜才爬起来洗澡。

一个夜晚,十一点半临时下班时,科文宣布:谁想下班的现在可以下班,也可以加到十二点半,加到十二点半的,有一个炒粉吃。

和我坐在一起的李广进对我说:“志锋,我们加到十二点半吃炒粉再下班。”

科文宣布完毕带头下班了,夏小琴下班,赵列列下班,我也站起来,被张雪莲和罗鲜爱推搡在她们中间也走了,李广进还坐在那里,大概他非常想吃那盒炒粉。留下来吃炒粉的人不多,男助理拉长被留下来看守继续加班的人。

次日上班,我问李广进:“昨晚有没有炒粉吃。”李广进低头不说话,旁边的人说:“有个鸟粉吃。”

有人找科文理论,科文说:“如果我不那样说,还会有人加班到十二点半吗?”车间又有几声笑声。

加工的订单越来越多,有一种产品,最难装配,长长的线,面壳又不好装,一用力,又怕里面的芽断,又怕面壳变形,装了许久都弄好一个。那几天,全部的流水线都在加工这种产品,刚来的几个女员工做不过来,她们把半成品抱过来堆放在我的前面和后面,身前和身后堆成一座山,摇摇晃晃的要垮了下来。空间那么窄,都不能转身,有人还抱来这里堆,还望着我笑嘻嘻的,看着她笑嘻嘻的脸面,我一生气,大吼:“都放不下了你还堆?”她一慌,把东西抱走,慌张之中两条连线的电路板掉到地上。

科文走了过来:“侯志锋,你为什么把产品扔在地上?”我说:“不是我扔的。”“我叫你捡起来。”他大吼,我也正在气头上,大声地回了他一句:“不是我扔的,我不捡。”

他气呼呼地跑下楼,从人事部拿来一张单:“侯志锋,我罚款你一百五十元,签字。”我拒绝签字,从他手中夺过罚款单,撕了两下,摔在地上。

我们在车间吵了起来,越吵越凶,科文暴跳如雷,大嚷:“无薪解雇,无薪解雇。”我说:“你把老板叫下来。”他走了。

没有罚款,也没有解雇,从此,我和科文的关系蒙上了一层霜。我这几天一上班时,他就叫我打卡下班。后来,人事部女文员批评了他,这事才了了之。这是发生在中秋节以后的事情。

连续加班,几个星期都是如此,星期日也不休息,所有员工心里都倦怠。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本来想打卡上班,一位愤青在楼下喊:“兄弟姐妹们,这本来是我们法定的休息日啊,我们休息,到外面玩去。”这一声可真灵验,我和李广进和几个男工也走出厂门外,张雪莲和罗鲜爱他们几个女工也走了出来,竟有二三十人出去没有上班。第二天,厂里宣布,不罚款,员工们雀跃。

中秋节这天,不放假,但宣布,晚上不愿意加班的员工可以不加班。加班的员工很少,寥寥无几,几位拉长,拗不过脸面,只好进车间。

好友程日洪,电白人,和我一样爱散步,以前我和他在茂名科技中心时,两人几乎走遍了油城的大街小巷。听说可以自由不加班,他跳了起来:“志锋,晚上我们可以登坡赏月了。”。 没有发礼物,五点半下班后,我们出去瞎逛了一阵回宿舍休息,直盼月亮早点升起我们好去登山赏月。永远也忘不了一九九八年中秋节的晚上,天空阴沉如墨,没有月亮,好像大雨欲来一般的天色。是不是天狗吃月亮,我们不懂。

我和程日洪来到山坡下,盼望月光照耀,月亮就是躲在幕后不出来,坡上只有黑黑的树影在风中晃动。程日洪说:“没有月光,不爬了。”

两人返回大街上,又毫无目的地转。风花雪月

有的人进厂,不图厂里工资高,待遇好,就怕厂里的姑娘少,这也许是句实话吧!来自江西的李广进,也是从茂名某技校来的,在厂里他的头发最长,个子高,偏瘦,说话油嘴滑舌,他比我先来几个月,他说:“如果进厂没有女人,打死我也不在那个厂做。”

张雪莲和罗鲜爱邀我出去玩,她们说在厂外的路上等我,我洗凉穿好衣服出来,碰到李广进,问他有没有看到张雪莲她们,这坏小子说她俩在那边等我,想不到他故意指了反方向,我越走越远,晚上被罗鲜爱骂了一顿,骂我说话不守信用,李广进哈哈大笑。

李广进看上一个刚来不久的河南妹子,叫李欣。晚上,他叫我和他约李欣出去玩,我开玩笑说你开出什么条件,他说请吃蛋糕和鸡蛋。回来,他叫李欣到隔壁工厂前的花丛里石凳上聊天,李欣不敢去,我就说我们三人一起去坐一会呗,聊了几分钟,我就起身溜走了。李欣在后面喊:“你回去了不要乱说啊。”

邱秋玲,来自广西岑溪,有一次和她坐在一起干活,她问我:“程水生和你关系好不好?”我说:“好啊,我们以前一起在茂名接受过电子培训。”她说:“老乡,你最好叫程水生恨我。”

下了班我问李荣东,李荣东也是和我们一起从茂名来的,李荣东说:“水生看上了秋玲,叫月婷帮他作中间人。”月婷是李荣生的女朋友,是我们从茂名一起来的唯一一位女生,她和秋玲经常在一起干活。听了李荣生的话,我才知道了原因。第二天上班还是和邱秋玲在一起,我问秋玲:“给你介绍程水生怎么样?”秋玲说:“都告诉你了,叫程水生恨我。”我说:“为什么啊?”她说:“你以为我多大,我才十六岁啊。”这次到我说话苍白无力了,我说:“十六岁也不小了,都出门打工啦。”十六是花季,但是不是谈恋爱的季节,我不知道。

人,有时候只知道人生,并不一定真正理解什么叫人生。那时,看了报纸上天花乱坠的广告,变卖了家里的东西,来到茂名学电子,几个月的时间,并没有学到什么实际用处的东西。临毕业时每人交了四百元钱入厂介绍费,进了厂才知道,现实和梦真是相差太大。

从龙凤溜冰场里望着旋转的霓虹灯,听着震耳欲聋的乐曲,观赏在场中疯狂滑来滑去的男女,我又转了出来,走进一个小书店,买了一本价格低廉的书,打转回头,来到路上,看见夏小琴和赵列列站在那里。一看架势就知道,她们俩人是故意在那里堵我的,正想绕过她们,赵列列向我喊:“喟,你有没有礼貌啊?”

我向她们走了过去,看到赵列列用一只脚踩着另一只脚,一只鞋摆在她的脚边,夏小琴在笑。“我的鞋跟断了,能不能借给我两块钱?”赵列列说。我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钱给她,要走回厂。“就这样走啦?”夏小琴嗔怒到。

我停了下来。赵列列穿上那只鞋,把我给她的两元钱放在手掌上,我奇怪地望着她,鞋跟断了还能穿?

她把那张钱给我:“我的鞋修好了,钱还给你。还早,陪我们逛一下。”夏小琴脸上露出笑意:“当我们保镖好吗?”

无奈,我只能和她们转回头。来到一个小店前,小店面前摆几张桌子。一张桌子边坐着三个男人,赵列列走向他们身边。赵列列和他们向我和夏小琴招手,我们也走了过去。坐下,那位年长的男子叫来三支瓶装的七喜,打开,插上吸管,摆在我们三人面前。看来他们刚刚在吃,桌上,还摆着一盘西瓜,一盘炒田螺。

赵列列向我和夏小琴介绍说:“这是以前我厂里的同事。”

两个年轻人,一个二十出头的样子,一个稍微年长一些,大块头,一米八左右,一只皮包抱在怀中,一言不发。

三人当中,年老的很健谈,说他以前在香港,到东莞和深圳也才几年。最年轻的那位好奇地问:“你们共一个厂为什么穿的厂服不一样?”当时,我和夏小琴、赵列列都穿着厂服,我穿着是灰色的,她们两人的是蓝色的。

我正要回答,夏小琴抢在我面前说:“我们厂的普通员工穿蓝色的,技术人员穿灰色的。” 年老的问我:“原来你是技术员,在厂里干得很好吧?”我说:“我不是,干得不好,总管天天骂‘丢你老母’。”我对他们解释:“我们厂里的普通员工都是穿灰色工衣,拉长级以上管理人员穿蓝色工衣。”年轻的“哈哈”大笑。

年长的对把皮包搂在怀里的高个子说:“你今晚上怎么不开口说一句话?”他又拉开了腔:“以前我在香港,老板也骂我丢你老母,我就辞职了,不给他干,我生来不是给你骂我老妈的。”“这是我老爸。”那个年轻的对我说。我摇头说:“看不出来,看不出来。”“那你看我多少岁?”年长的说。我故意说道:“看起来才象三十多。”赵列列说:“不止啊,不止啊。”他们父子俩乐了一阵,做父亲的说道:“我五十多了。”

散后,三人走回厂,路两边的商店、小吃店已关门打烊。

隔两个晚上,我见那个高个子抱着他的皮包站在我们厂门前不远的路边,他向我招手,对我说:“你还认识我吗?”我说:“认识啊,前晚上我们在一起吃呢。”高个子看着手表:“你们那两位拉长出来吗?”我说:“不知道,可能出吧。”,他说:“那你先走,我再等等,我再等等。”

一九九八年,手机还没有象现在这样普及,如果有手机,他们就能用手机联系了。

我走远了,回头看他还站在那里,这时心里才明白前晚上是怎么回事儿?不是巧遇他们,而是我被两位拉长“挟持”陪她们去相亲。

那晚上不知道她俩出来约会不?再过几个晚上,我看见她们三人并排走在路上,夏小琴和赵列列手拉手走在一边,那高个子走在旁边。

再后来,没有看到那高个子来过,可能是谈崩了吧。

十二月,只干了几个月的我自动离职,那早上,我出得很早,但她们比我还早,可能是出来吃早餐,那早上,还有江西的熊爱妃。请她们在早餐店吃早餐后向她们告别,转了两次车风尘仆仆地赴向汕头方向。

我的两位美女拉长,你们可否找到如意郎君?中部汕头打工路(上)艰难汕头路

那一天,我起得佷早,不到六点就起来刷牙洗脸,收拾行李,这一切都在悄悄地进行,不忍心打扰在睡得香甜的兄弟们,为了不引人注目,七点钟之前必须把我的行李拿到保安室等待检查。七点人事部上班,办好手续,我就要奔赴汕头了。我的老乡和我通了电话,说汕头熟人和老乡多,或许能找一份工作。那时刻,我狠下心,决定不在这里干了,无论如何也要离开平时加班工资也只有二百多元的盈佳电子厂。

我在心中说,别了盈佳电子厂,别了,凤德岭,别了凤岗。

拿行李刚走下楼梯,三位兄弟,程日洪、黄荣东、李东荣,我以前电子培训班的同学,他们追出门口,帮我提着行李,他们问我:“真的走了?”,眼眶里顿时有一种热乎乎的东西在转动,都是同苦患难的兄弟,平时在一起玩时都是那么开心。一起来的二十多位同学,现在只剩下他们三人,千言万语也是无处可说的时候。帮我把行李提到保安室后,他们才转回宿舍刷牙洗脸。

还早,我走到大门外溜达,厂门外开始人影倬倬,我的两位美女拉长,夏小琴和赵列列,还有江西的熊爱妃和一位刚来的福建小妹,她们也出来了。“知道你今天走,出来送你。”夏小琴说。知道她们平时不喜欢吃厂里的稀饭和榨菜,我说:“请你们吃早餐。”一群人走进了早餐店。上班时间到,她们向我挥手,排队打卡上班去了。七点多写字楼大门才打开,人事部的大姐又来得最迟,她上班后,还要上楼去检查各车间人员的上班情况,八点多钟,才给我办离厂手续。总管阿龙说:“走了?”我点了点头:“走了。”他说:“等到年底放假才走嘛!”我说:“怕到那时春运车价涨百分之二百,没钱坐车。”仓库主管廖水仙望着我笑。

前几天,老乡在电话里跟我描绘了一张线路图,说到惠东转车,惠东的大路上经常有汕头的车,嘱咐我一定要过惠东。

拉着行李箱上了一辆车来到沙岭,又转上龙岗方向的车,来到龙岗汽车站,当时没有去汕头和潮阳的车,我又转回大路边等,去惠东的车也很少,去惠阳的车很多,我当时不熟悉路,知道了也许坐惠阳的车,那就减少了许多时间和弯路。等了半天,才等来一辆去惠东的中巴,车在我的面前停下,我舒了一口气。

车在惠东县城的大路停下,旅客下车,拉客的摩托车纷纷围了过来,旅客们不理,各自散去,我拉着行李箱,不停地看招牌,也盯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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