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晓明,董丽敏,孙晓忠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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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试读：
第一讲 绪论：为什么读大学，为什么读文学
这是一门怎样的课
先介绍一下这门课的大致安排。课程名称是“文学经典与当代人生”。最初选这门课的同学将近六十人，前几天作了一次筛选测试，最后选定的是三十一个人。为什么要作这样的筛选？因为这个课是带有一点试验性质的。
具体来说，一个是老师多，有三位老师来讲：一位是董丽敏副教授，另一位是孙晓忠副教授，第三个是我，王晓明。再一个，我们有两位助理，一位负责现场录音，并且还要把录音整理成文字。另一位则负责复印上课所用的材料，所有要求大家预习或课后阅读的作品，包括长篇小说，都会预先买好书，或者是复印好，提前发给大家。更重要的一点是，这门课上的讨论会比较多。通常一年级的课程不大注重讨论，但我们这门课不同，平时上课，老师讲一半，大家讨论一半，就是老师讲，也经常会提问，请大家一起来发表看法。
正因为是这样一个注重讨论的课，每节课上同学就不能太多，太多的话没法讨论，而老师要多，因为三十一位同学要分成三个小组，需要老师分别参加各个组的讨论，但不是固定哪位老师参加哪个组，而是交叉参加。
这门课的考试的方式是，课程结束以后，每人写一篇不少于三千字的小论文。但这论文只占总评分的百分之五十，另外百分之五十是根据同学们的课堂讨论来打分。
这门课一共是十次课，每周一次。每次是三节课的时间，当中休息一次。第一次是绪论课，主要是我讲，但我也会提问，请大家一起讨论。以后的八次课，是和大家一起讨论作品。每一次都要预作准备，就是先把下一次课讨论的作品——比如刚才发的《史记·刺客列传》，连同讨论题目，告诉大家，请大家带着这些问题去读作品。同时还要挑选三到四位同学，先作一个小的准备。到下次上课时，先请有准备的同学分别作几分钟的读书报告，然后教师讲解——大概用一节到一节半课的时间，最后是分组讨论。八次课都是采用这样的形式。最后一次课，是从三十一位同学中挑选十几位同学，每个人上台来讲十分钟，我们一起来总结这门课的收获和不足。绪论的基本内容是两个：一个是为什么要读大学，另一个是为什么要读文学。
今天是绪论课。绪论的基本内容是两个：一个是为什么要读大学，另一个是为什么要读文学。大家不用这么埋头记笔记，听我讲就行了。
大学是怎样的地方
首先我要祝贺各位。为什么呢？因为六年小学六年中学，读得非常辛苦。我不知道各位当中，是不是也有读得兴高采烈的，但我想大多数同学这十二年的生活是非常辛苦的，而且很多时候也很无趣。但不管怎么说，各位顺利地过了高考这一关，可以进到大学的课堂里来喘一口气了，这就值得祝贺。
但是我祝贺各位的，主要还不是在可以进到大学里来喘一口气，而是在另外一点上。我想各位年纪都差不多，都是十八岁，成年了。过去大家年纪小，不能自己做主，是父母或者别的什么人，领着你走了十八年。但从现在开始，我们要自己来走人生的长途，每个人主动地自觉地来开垦自己人生的长途，这就是成年的意思。
可是，在开始自己做主、走自己的人生长途以前，我们得想一想：我要去哪里，怎么走？做人不能太盲目。当然，你现在想好了的，以后真正开始走了，走了五年十年以后，也可能会改变，但不管怎么说，即使将来一定会改变，我们现在也应该想一想。在开始自己做主、走自己的人生长途以前，我们得想一想。“想”是要有条件的，不但要有主观条件，也要有客观的环境的条件，而我们的大学校园，就正是这样一个很好的环境，一个可以让大家这样来“想”的客观的条件。大学之为大学，并不在高楼，也不在空地，而在于它是一个集中知识的地方，它集中了人类所有能够转化成书面形式的知识，至少这当中的绝大部分，是在大学里面，不但在图书馆里，更在课堂上，在老师讲课的内容和讨论里。大学的另外一个好的地方是，它大概可以说是社会的所有大型空间中最年轻的一个地方，每年不断有大批年轻人进来，川流不息地进来。更何况，在大学里，你没有工作的压力，不需要看哪个老板的眼色。一般来说，在大学读书时的经济压力也比较小，不是说没有这个压力，但在一个人成年以后的一生当中，经济压力最小的大概就是这个时候，你还有四年时间，可以把将来的生存啊、工资啊、家庭啊等等，暂时推开不管。这样一个集中了知识、富于青春气息，又在一定程度上将社会上的严酷隔在外面的地方，不正是一个适合于“想一想”的地方吗？
在今天的中国，大多数跟你们年龄相仿的人，都没有这样的“想一想”的机会。夏天的时候，我在华东师大的校园里，得到一个很深的印象。夏天嘛，总是翻修房子啊粉刷宿舍啊改造操场啊，因此就有许多民工进到校园里来。同时，也有很多外地来的学生，暑假里不回家，在学校里面玩，打篮球。有一次，我看到几个非常年轻的民工，中午时候，拿了饭碗在食堂里面吃饭，七八个人坐在那边，看着操场里面的那些学生打篮球。我就坐在他们后面，这个时候看他们，觉得这些拿着饭碗的民工和那些打球的学生，彼此很像，相貌眼神都差不多，都不是上海人，没有城市小孩的那种苍白和瘦弱，穿着也很像，打篮球的学生脏得一塌糊涂，民工还干净一点。他们有可能就是高考差了几分，有的人就进了大学，有的人就出来打工。可是，大家可以想象，几年以后，这个社会给他们安排的将会是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
我今天在这里不讨论怎样看待这个现实，它当然是不合理的，但今天先不谈这个，我只是要指出一点：在今天的中国，有非常非常多的你们的同龄人，不能获得在开始人生长途的时候从容地“想一想”的机会。我要祝贺各位的主要是这一点。而且，这样的机会也就是在这几年，一旦你们毕业，工作了，就再没有这样的条件了。
我说进大学以后应该想一想，这就已经进入这堂课的第一个内容了：为什么读大学。但我在进一步分析之前，还想听听各位的看法，所以，现在请几位同学扼要地来说一下，你为什么要来读大学？
……
刚才四位同学说的各不相同，这非常好，如果多请几位的话，大家的想法可能会更多样，但因为时间关系，就不多请了，我接着往下讲：为什么要读大学。进大学以后应该思考：为什么要读大学？
现代大学：从精英教育到普及教育
人类社会有大学，最初是从欧洲开始的，到现在差不多有一千年的历史。在这一千年的时间里面，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办大学的目的不一样，读大学的目的也不一样，大学本身自然也不一样。我举几个例子。
欧洲最早的大学是由原来的神学院改变而来的。在欧洲的中世纪，宗教的势力非常大，所以各个地方都建起了神学院。慢慢地有一些神学院，开始在通常的神学科目之外增加一些别的学科和别的内容，这样就形成了最早的大学的雏形。这些最早的欧洲的大学，办学目的当然是培养宗教人才。学生呢，大概大部分也都是出于对宗教的信仰去学的。不过，在这些早期的由神学院转变而来的大学里，也培养出了一些最早的对上帝的学说、对宗教观念产生怀疑的人。这就很有意思了，即使办大学教育的人想用大学来培养和灌输某种思想或信仰，一旦大学办起来了，教学的结果却有可能完全相反。
再后来，到了十九世纪，在欧洲以外的其他地方，陆陆续续也出现了大学。这些大学是怎样的呢？举一个例子。十八、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候，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帝国，号称“日不落帝国”，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占领了世界上太多的地方，无论太阳升起还是落下来，都在英国的殖民地的范围里。可是，英国是一个人口不多的国家，要管理那么多的殖民地，全靠英国人自己，不够，他就需要培养这些殖民地的本地人来跟英国人一起管理殖民地。但这些人要有一个共同的素质，他要喜欢英国的文化，要忠于英国的国王。这种人怎么培养呢？大学！所以，当大学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方发展的时候，很主要的一类，就是培养殖民地本地官员的大学。香港最早的大学——香港大学——就是这样办起来的。印度最老的大学——德里大学——也是这样办起来的。不单英国这么做，日本人也这么做。日本人把台湾变成殖民地之后，就按照东京帝国大学的样子，在台湾办了一个台湾大学，这个大学现在是台湾最好的大学。殖民地大学培养本地行政人才的做法，一直延续了很久。
当然，在这些培养殖民地管理人才、培养学生对宗主国及其文化的忠诚的大学里，也会出现相反的效果。往往是在它们的毕业生中间，出现了殖民地的第一代要求民族独立的斗士，譬如在印度，最早领导印度人民起来要求独立的知识分子中间，有相当多的人是在英国人办的殖民地大学，或者英国本土的大学里面接受现代教育的。
我们再来说中国的大学，中国最早的大学叫京师大学堂，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的前身。这个大学成立的时候，是当时清政府培养具有新的改革思想的官员的地方。当时已经到了清政府的末期，朝廷也知道老这样下去不行了，要改革。改革是要有人来做的，可当时一般做官的人思想都太旧，怎么办呢？就办一个京师大学堂，招一些年轻的官员来读书。这些学生都是有级别的，大致相当于县官的副职这一级，所以，许多学生都带一个跟班，早上给他倒洗脸水，干这干那，一直到给他拿课本。学生排队的时候，第一排是学生，后面一排就是他们的跟班，是这样有趣的队式。
正因为中国最早的大学是这么一个形象，我们就可以理解，蔡元培从德国留学回来，担任北京大学——当时京师大学堂已经改名为北京大学——的校长，他在第一场演说里面，为什么特别强调，要学生们一定要放弃读书做官的思想。当时已经是民国了，政治腐败，所以一般有点文化的人的观念里面，官员就几乎等于坏人，所以他说，我们的学生第一就是不要做官，不要跟那个腐败的官场搅和在一起。他之所以特意强调这一点，就是因为他这个学校原本就是一个培养官员的学校。北京大学
那蔡元培的理想是什么呢？他的理想是从德国学来的。大家都应该知道一八七一年的普法战争，本来法国是欧洲最强大的国家之一，普鲁士，就是现在的德国的东北部，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国家，可是结果，普鲁士打赢了。正因为普鲁士赢了这一仗，德国才得以统一。
德国靠什么赢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靠教育！当时的普鲁士政府非常重视教育，大办教育，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洪堡特——一个很有名的德国的教育家，也是帝国的一个大臣，起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他主管柏林大学，把柏林大学建设成为一所培养国家栋梁的大学。倒底是怎么培养呢？基本是两条，第一，在大学里面集中各种各样的知识，所以大学一定是一个有文科有理科的地方，光有一个文科或者理科的，不能称为大学（university），那只是学院（college）。第二，在大学里培养研究高深学问的能力。国家栋梁从哪里来？就是要了解各种各样的知识，再在这个基础上发展进一步研究学术的能力，这样就能够培养第一流的头脑，有了第一流的头脑，你就可以成为精英，带领国家在国际竞争中取胜。蔡元培
蔡元培的理想正是这个理想，他也正是用这样一个理想，造就了北京大学的新风气。这个风气也延续了很久。北大的校园里面始终有一种精英意识的风气，觉得应该关怀天下，应该对国家的兴亡有责任。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北京大学代表了中国大学的一个模式，就是培养精英、培养国家栋梁的大学的模式。当然，这种模式有一个前提，就是大学的数量少。当时中国的大学很少，能够读大学的，都是年轻人当中百里挑一的人，他很自然会觉得自己是一个优秀的人物。
可是到了二十世纪中叶以后，教育普及，大学越来越多，大学入学率越来越高。现在西方或者西方式的发达国家，包括日本和韩国，年轻人进大学很容易，基本上百分之九十左右的人都可以进大学。中国现在虽还达不到这个程度，但是和以前相比，大学也已经很多了。而这样一来，办大学的一个新的模式就出来了，越来越多的大学不再以培养少数的精英、栋梁为己任，读大学越来越变得跟读中学一样，是一个人人都要经历的阶段，是一个接受普及教育的阶段。普及教育是干什么的？简单地说，就是培养一个人能够胜任某一项专门的工作。在一个现代社会里，事情越来越多，分工越来越细，知识总量也越来越多。分工很细，就需要各种各样不同的专门的人才。大学呢，就相应地建立各种各样的细分的专业，也是越分越细，你学这个的，不知道那个，学现代文学的不知道古典文学，甚至学明清文学的不大知道先秦文学……你的知识面再狭窄也没关系，只要把自己的专业学好就得了，因为你将来就是专门做这个的。大学就这样变成了一个普及教育的地方，一个培养专业人才的地方。在这样的新的情况下面，读大学也就慢慢地变成不再是把自己培养成社会栋梁，而只是来学一点谋生的本领、劳动的能力，以便将来找一个好工作，赚钱。这就是二十世纪中叶以后，随着教育的普及，越来越广泛地扩散开来的一个办大学、读大学的新模式。
但是，从二十世纪中叶到现在，五十多年过去了，社会对于人才的需要又发生变化了。从根本上说，这个变化是由于资本主义再生产的深刻变化而造成的。我们都知道，今天的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尤其在经济领域，基本上是按照资本主义的原则在运作的，中国也不例外。资本主义生产有一个内在的趋势，就是要不断周转，不断用新的产品取代旧的产品。到今天，这个周转的速度已经非常快，而且是加速度，越来越快。这个更新在工科领域里面特别地快。很早以前就有一个说法，说工科的教授一过五十岁就没用了，因为他原来熟悉的整个知识系统都淘汰了，被新系统取代了。这个说法当然很武断，但却可以说明资本主义所推动的这种商品、生产技能乃至知识系统的更新换代是多么剧烈。
在这种情况下，资本主义经济对人的需求就变了，不再只是要过去的那种精通一门专业的人，你辛辛苦苦学了半天，只懂一种专门的知识和技能，但很可能到你学完了出来，这整个专业都被取代了，你也就成了没用的人。所以，现在的人力市场最需要的，不是对于某一种专业的精通，而是一种综合的能力，一种自我更新的能力。今天我懂这一行，可这一行不存在了，新的一行出现了，我能够通过重新学习等方式，很快把自己调整过来，能够适应新的一行的需要。在今天，如果你是只会一种专业的人，那是低级的劳动力，随时可能被淘汰，成为一个废人。那高级的劳动力是什么？就是所谓“素质”好的人，他可以不断地自我调整、跟上劳动力市场的新的需要。
市场对于劳动力的需要发生了重大的改变，大学教育也就随之发生转变，用大家熟悉的概念来讲，就是从专业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什么叫素质教育？就是培养前面所说的那种能适应今天的全球化的资本主义经济需要的高级劳动力。当然了，有一点是非常清楚的，无论过去讲专业化，还是现在讲素质，都讲的是劳动力的训练，是培养人的谋生——用马克思的话讲，就是出卖劳动力——的本领。所以，这样的素质教育，是更增强了那种在二十世纪后半叶越来越普及的非精英教育的大学体系的。
什么是“通识教育”
也就在二十世纪，还出现了另外一种既不同于洪堡特和蔡元培那样的精英教育，也不同于劳动力培训的新的大学教育的模式。它的理念最先是在美国出现的，大概就是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差不多也就是蔡元培改造北大的二十年以后，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创造了一个新的词，General Education，中文译作“通识教育”。
这个通识教育是什么意思呢？简单地说是这样：人类社会已经进入了现代时期，那么，人类社会——这里是指美国式的社会，美国人觉得美国就是代表了人类，很多美国人现在还这么想——如何在现代的各种条件下面，更好地或者说比较好地延续下去，而不要被这些现代的条件给搞垮了，就成为现代教育面对的最大问题。这些“现代的条件”是什么呢？市场经济，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薄弱是一个；原来的各种传统的破坏也是一个，还有其他一些。这些条件凑到一起，就造成了现代社会的人的原子化，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孤零零的原子，人跟人之间没有什么内在的关系。在这样一个原子化的情况下，按照当时那些美国教育家的看法，社会很可能要出大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在美国的芝加哥大学，提出了一种新的教育理念，创造了一个新的词，General Education，中文译作“通识教育”。
这大问题主要是两个，第一个大问题，人跟人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多地是一种利益的交换，靠利益的平衡来维系。而一旦这样的话，社会就很脆弱，禁不起一点风险。各位都看过电影《泰坦尼克号》吧，无论老版还是新版，都有一个突出的细节，是根据真实情况改编成的：在这个船慢慢沉下去、最后翻掉的整个过程中，乐队一直没有停止演奏。这些人坚持演奏的意思，是希望把紧张的气氛冲淡一点，为此他们放弃了自己逃生的机会。另一个细节是，乘客逃生的时候，是老人小孩妇女先走，尽管有人不遵守这一条，但多数人还是能做到。把这两个细节放在一起，你就会看出，在这条船上，人跟人的关系并不完全是根据利益来维系的。如果人跟人之间只是利益关系的话，那大家就会你推我搡，不管三七二十一，逃了再说。正因为当时在这个船上还有一些别的准则存在，才会有一些人坚持演奏，有一些人把生存的希望让给别人。我们可以想象，如果这条船上，大家都是一窝蜂逃的话，最后淹死的人一定比现在要多得多。
今天，我们可以说，这个社会很好啊，现在没问题，太平得很，但实际上，谁也不敢说这个社会没有潜在的危机，不会遭到困难。如果我们的社会只靠利益的平衡、利益的交换来维持，一旦有一点风吹草动，社会就非常容易垮掉。二〇〇四年SARS的事情，本来并不大的事情，却把中国搅得一塌糊涂。为什么？很简单，两条原因，一，除了利益关系之外，我们的社会的其他联系纽带很弱；第二，SARS恰恰打破了利益的平衡，它使人跟人的利益关系变得不可捉摸，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是一个传染源，也就不能判断我应不应该跟你待在一起，其他所有的人都成为对自己生命的潜在威胁。这两条加在一起，就出现了大的混乱，一些地方的官员就开始逃了。这么一个小的困难，就闹出这么大的混乱，真要是大的灾难来了，不知道会怎么样。
第二个大问题，是和前一个密切相关的，就是随着传统的瓦解，随着整个社会生活越来越市场化，人跟人的关系变得只是一个利益关系，人和人之间、整个社会内部的共同感就没有了。我还是举刚才那个例子，为什么应该将逃生的机会让给妇人让给小孩让给老人？为什么船上的大多数人都能够这样做？就是因为大家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上有共识，有一个共同的精神的认同（identity）。这个认同，简单地说，就是，活着并非人的最高的价值，人的生命还有别的比活着更高的价值，正因为那些人都接受这样的价值观念，他们才会这么做。也可以设想一下，如果那条船上一半的人是这样想的，另外一半的人却觉得，不对，我个人的生命最重要，谁要挡住我，我就跟他拼命，那么，这就是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认同，结果就一定是大乱，互相残杀，死的人更多。一条船是这样，一个社会也是这样，如果没有共同的文化，没有共同的价值观念，一有风吹草动，社会一定乱。
那么，如何克服人类社会在现代条件下必然要出现的这些大问题、大困难呢？这就是二十世纪早期美国那些提倡通识教育的学者们考虑的主要问题。在他们看来，通识教育是能够使社会培养起应对这些问题和困难的能力的。大学越是普及，就越应该让每一个受教育的人，在开始自己人生的长途之前，对人类社会在现代条件下必然要遭遇的这些问题和困难有一个清楚的了解；应该让他知道，第一，这些是要克服的问题，是现代生活的弊病，而不是理当如此、应该追求的方向；其次，更要帮助他建立起一个信念，个人也好，整个社会也好，是必须、也有可能克服这些弊病的。这两条相加，就是通识教育的基本内容，正是通过这样的教育，来培养一种使每一个个人，同时也使整个社会能够在现代条件下比较好地生存下去的基本品质。正是出于这样的认识，这些教育家认为，大学的主要意义，就在于实行这样的通识教育，而不是教给学生一套谋生的技能。在芝加哥大学，曾经有一个时期，从本科课程里面砍掉大量的专业课，强调四年本科、各个专业，全部实行通识教育，是非常彻底的改革。
具体怎么做呢？很简单，读经典。通识教育的主要方式，是建立一套核心课程，这课程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比方说，两百本经典，从古希腊悲剧、荷马史诗开始，亚里士多德、柏拉图，到中世纪重要的哲学著作，到马克思的《资本论》，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一直到当时最新的弗洛伊德的著作，当然还要读《圣经》。为什么要读这些书？当时的这些教育家认为，所谓经典，不管是文学经典、历史学经典，还是什么别的经典，只要是经过时间长久淘洗过的经典，就一定是表现了人的生存和人类社会所面对的某些重大的问题，同时也一定是以非常特别的方式，表现了对于这些问题的某种深刻的理解和回答。当代人读这些经典，就可以大大地扩展对人生的理解。
在现代社会里，人的生活视野很容易变得狭小，觉得人生的内容就是找一个好工作，钱要多一点，接着建立一个“温馨”的家庭，然后去国外旅行，诸如此类，就是那种中产阶级的鸵鸟式的生活理想。可是，我们稍微多读一点书，就会知道，如果你就这么来理解人的生活，那实在是把“人”看得太小了。人的生活、人的世界，内容远比这个多得多、丰富得多，你在这个世界上活一辈子，会碰到非常多的问题，很多你觉得和你没有关系的事情，其实却是你人生的一部分。
比方说个人和历史的关系。你也许会说，历史跟我有什么关系？我只要知道我的工作需要我干什么，我的老板怎么样就行了，我的工资就是从这里来的，其他关我什么事？可是实际上，每一个人今天所以会有这样的生活，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活在历史当中，是我们的历史使我们今天处在这样的生活当中。历史，不单是本国的历史，也是别国和世界的历史，并不是在你的个人生活之外的，它就是你的生活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总是欧洲和美国所有一流大学的通识教育课上的必读书，因为这部伟大小说处理的一个核心问题，正是个人和历史的关系。
通过读经典，使年轻人直接接触人类文化的精华，由此培养他对人生的丰富内容的领会，建立一个开阔的精神的基础，这样，他以后进入社会，承受现实规则的那些压力和诱惑——赚钱、享受物质、往上爬等等——的时候，他就会知道，这只是人生的一部分内容，一个好的人生、一个好的社会，是不能仅仅只有这些的，他就能不被它们迷惑住，而且有能力去抵抗和克服它们，这就是通识教育建立核心课程的用意所在。
显然，这跟我前面讲的那一种认为大学是培养劳动力、培养专业人才的教育模式是尖锐对立的。所以在欧洲、在美国，像芝加哥大学那样的做法必然遇到激烈的抵制，两种教育模式冲突得很厉害。几十年冲突、妥协下来，现在就变成这样，比如在美国，越是好的大学，比如哥伦比亚大学，它的本科生的通识教育的时间就越长，通常是两年，就是一二年级，学生基本上不学专业课，大部分时间就是读经典，到三四年级再开始学专业课。越是社会和大学认为重要的专业，通识教育的时间越长。
这里我再举一个例子。在美国的大学里，法学是很重要的专业，它主要是培养法官和律师的，而美国是一个所谓的法律的国家，宪法是美国最神圣的东西。正因为如此，对美国人来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法官的。不是说你聪明、功课好、考分高，就可以做法官了，做法官首先一条你要知道什么是法，知道constitution law是什么东西。所以在美国，越是法学院，它的通识教育的时间就越长，这意思是说，先要用通识教育的课程把你教成一个堂堂正正的人，一个忠于司法公正的人，这样你做法官、做律师才不会乱来。但即使这样，在美国，还是有一个说法，说有两种人的话是最不可信的，一种是政治家，一种是律师。前几年有一个有名的例子，就是那个黑人球星辛普森的案子。大多数美国人都认为他是凶手，可是他有钱，请了最好的律师，结果搞成了一个无罪释放，无法定他的罪。这个事情对美国人的打击非常大，为什么呢？美国人以为法律是美国国家的基础，可是搞到最后，明明知道他是罪人，结果却判他无罪。不过，我们也要知道，从开国到现在，美国有很多律师是不向权势和金钱低头的。美国的法官，整体的情况更要比律师好得多。他们为什么能这样？除了制度的制约，很大一个原因就是他们的教育，保证了相当多的以后要做法官的人，对法律和社会有一些基本的信念，这些信念是在他读大学的时候就在心里形成的，很牢固，所以他以后不会做一些太下三滥的事情。这就是通识教育的作用，它能帮助你形成一种精神的底蕴，有了这种底蕴，你就能看出现代社会的局限和负面因素，从而努力不做它们的俘虏。
上面非常粗略地介绍了现代世界三种大学教育的模式以后，我们来看看中国的情况。大体而言，今天中国的大多数大学是走的培养专业技术人才的路子，也有一部分大学开始转向了培养高级劳动力的素质教育，这个素质教育，简单地说，就是文科的人学点理科，理科的人学点文科，知识面宽了，许多东西都知道一点，虽然都是皮毛，但毕竟比那种除了专业就什么都不知道的人要强一点，在职场上的适应性也高一点。还有少数比较好的大学或者说比较好的系科，开始尝试我前面介绍的那种通识教育。比如最近两年来，复旦大学一年级新生主要就是接受通识教育，专业课都放到后面去了。我们上海大学呢，校长钱伟长自己就是一个视野很宽的学者。我们都知道，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物理学家，但当年他在北京报考大学的时候，本来却是选的中文，后来有老师跟他说，现在抗日了，国家最需要的是科学技术，他才转学物理的。他现在已是九十多岁的人，不大走得动了，但有时候会约文科的教授聊聊天，他跟比如像我这样的文学系的教授谈话的内容，不是谈物理学，而是谈中国古代文学、历史和文化，他在这些方面同样有自己的看法。正因为是这样一个学者当校长，上海大学一直强调要采用通识教育的模式。当然，从大的形式上看，这个通识教育和那种培养高级劳动力的素质教育很接近，所以很多时候，有些中国的大学，讲的是通识教育，实际做的还是素质教育，就是培养高级劳动力的那一套。但是就上海大学来说，在总的倾向上、在学科的设置上，是努力往通识教育的方向走的，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在这里上这一门课。你们当中有些以后可能是学中文的，有些是学历史的，还有些是学社会学的，或者学档案学的，但大家今天会一起来选读这一门讲文学经典的课，就是在实践通识教育的模式。
在欧美，通识教育已经有八十年的历史，在中国却刚刚起步。但是，对中国这样的被动现代化的国家来说，通识教育的意义却特别重大。今天时间不够，我没有办法详细展开来说，只能简略地说两点。今天的中国社会，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整个社会的内部的联系，越来越变成只是利益的交换、利益的平衡，那种超出眼前利益的共同的价值观念、文化的影响力，越来越少。偏偏中国又是这么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处在这样快速的、深刻的变化之中，利益的平衡非常难维持，如果这种情况不改变，风险就会很大。我们在自己每天的日常生活里，只要稍微注意一下，就会看到这种风险的大大小小的表现。而越是处在这样的严峻的现实当中，教育，特别是大学教育就越应该重视通识教育，这是一。其次，像中国这样一个有悠久的历史和文化传统的国家，一旦被动地被“西方列强”逼着走上现代化的道路，就势必会碰到一个大难题，这个难题就是：一方面，你是学着西方的样子进入现代的，可另一方面，各种主客观的条件又决定了，你不可能完全变成一个西方式的国家，也就是说，中国必须要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摸索出一条与西方不同的、但同样是现代的发展道路，没有任何现成的模式可以照搬。对不起，这是说得比较复杂了。我简单地归纳一下，就是说，我们不但要克服一般意义上的现代社会的弊病，这些弊病我们有，人家也有，我们还要同时克服一些我们有，但别人不一定有的更麻烦的困难，这些困难是因为我们要创造中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而产生的，也就是说，我们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可能要比西方更加难走。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更不能像世界上有些没出息的国家那样，把自己的国民训练成只想赚钱、没有头脑的“经济动物”，心甘情愿地跟在西方发达国家的屁股后面，给它们打下手，受了剥削还沾沾自喜，就像鲁迅当年所讽刺的，因为“做稳了奴隶”而沾沾自喜。相反，今天的中国人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大的眼光，要能够了解世界大势，知道在这个全球化的世界上，中国、中国人是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我们应该往哪里去。这样的思考别人不会帮你做，只有靠我们自己努力。而大学的通识教育，正是要教会我们这样的了解和思考的能力。顺便说一下，正因为是这样来理解通识教育的意义，我们的通识教育的叫法就不应该完全照搬欧美的模式，比如核心课程，就不应该只是读西方的经典，而应该多读中国自己的经典，还要选读一些欧美以外的别的国家的经典，这样才能建立起真正世界性的眼光。
我们如何读大学
讲了各种各样的大学，各种各样的大学模式，大学的不同的意义，再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读大学？现在实际上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求学的道路可供选择，希望各位能用心来选择。如果说进大学是为了认真想一想我们将来怎么走自己的人生长途，而读书就正是一种“想”的好方式，那么，我就想在这里提供一点我自己的理解，供你们参考。第一，大学的确可以教给你们一些将来谋生的知识，但是，如果真的要讲谋生，说老实话，大学里教的知识太少了，不够用，特别是现在的知识更替那么快。你要谋生，你要学一辈子，大学里教的很多东西都太旧，没有用。工科的学生大概对这一点感触特别多，考大学时你选一个专业，可能它当时很热门，可四年下来，你毕业出去的时候，它已经不再热门，甚至可能变成冷门，不需要这么多人了。所以，我就觉得，如果大学四年都用来学谋生的本领，太可惜了这个环境，也可惜了这么宝贵的四年时间。第二，越是社会变化快、更新周期短，我们就越需要把自己的脑子磨炼好，要在精神上早一点成形。各位现在人是进入大学了，但精神基本上是散的，没有成形。这也很自然，我们的中学教育、高中教育，它只是让你怎么适应高考，不教你精神上怎么成形。因此，这个成形的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要在精神上成人的过程，不光是生理上到十八岁，精神上也要做成年人，这个成年成形成人的过程都应该是在大学里面完成，或者说要初步地在大学里面完成的。也就是说，要在大学里面初步地形成你对社会、自己，再推而广之对整个人类的基本看法。不是说你们现在没有看法，你们有，但这些看法，不是你自己主动地思考以后形成的看法。很多想法不是你自己的想法，是你父母、学校、社会教给你的。而大学，是我们自己想的地方。我们自己来想一想，通过学习，通过掌握尽可能多的知识，通过讨论，通过主动的思考，来形成我们对于个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类的看法。只有在这样一个主动思考的基础之上，我们才能形成一个我自己应该做什么的判断，知道我该怎么走，而把这个想明白了，我们就可以在踏上自己的人生长途的时候，前面有一个自己选定的目标。当然这个目标以后可能会改变，你的想法会有变化，但是，你毕竟一开始就有了主动性，你从大学里出去时的第一个人生目标，不是别人给你的，是你自己选的，这太重要了。为什么读大学？现在实际上是有好几种不同的求学的道路可供选择。
为什么要学文学
现在我们接着讲第二个问题，为什么学文学，换句话来说，在我们这个社会，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或者换一种更俗的话来讲，学文学有什么用？还是请几位同学先来讲一讲自己的看法。
……
也许过了一段时间，两年三年，你们可能会觉得我们不应该这样来提问：学文学有什么用？你们可能会觉得这样的问题很愚蠢，不应该对文学发生这样的疑问。我也相信很多别的地方的选修文学课程的学生，不会像我们这样来讨论问题。我曾经拿这个问题问过几个哈佛大学的学生。五年前我在哈佛大学东亚系，给学生上课，同时我也去听别的系的课。有一门是英文系的课，一位很有名的教授，在一个很大的梯形教室讲，内容是讲解十七世纪英国的一个很有名的诗人华兹华斯的作品，有的同学可能读过或者知道他的一些作品。这个诗人在欧美影响很大，在中国呢，大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年轻人读得比较多，现在似乎感兴趣的人少了。我是出于好奇而去听的，也没有听完，大概听了半个学期的课，每次教室里都坐了将近一百人，来自各个系，英文系的大概十分之一都不到。年级也很杂，博士生、硕士生、本科生都有，每个人夹了一大本从图书馆借来的《华兹华斯全集》，那个教授就哇哇地讲那个诗，用那种文学性很强的抒情的语言，学生们全神贯注，教室里安静极了。中间休息的时候，我故意问坐在我周围的几个学生：你们为什么选这个课？记得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物理系的硕士生，他一脸茫然，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你会这么问！所以我想，也许你们过了若干年之后，也会觉得这样问很愚蠢。但是在今天这样一种凡事都要问“对我有什么用？”的社会风气里，我相信，在你们刚刚进入大学的时候，我们还是不妨就用这样的提问方式，来谈谈文学对我们当代社会的意义。
不同的地方和时代：文学的不同的意义
人有精神生活，就需要用一些形式来表达，音乐、绘画、戏曲都是这样的形式，文学也是，而且是人类精神生活最古老的形式之一，差不多是跟神话、绘画同样古老的。人类活到现在，生活变化非常大，很多在以前非常重要的人的精神生活的形式，慢慢地消失掉了，可是文学，一直延续到现在。而且它不像有些形式，例如一些舞蹈、宗教仪式和一些古老的戏曲，虽然保留到现在，但却是像博物馆里的展品一样，和人的现实生活关系很远。文学不是这样，它一直是人的生活的一部分，虽然它的重要性有起有落。每个稍微大一点的国家，都有一个或大或小的“文学人口”，就是打仗了，也总有人写诗歌、写小说，有的就在战壕里面写，当然更有人读诗歌、读小说。上海，就在最近这几年，还建立了两个新的中文系，一个在交通大学，一个在同济大学，这两个学校原来都没有中文系。大家想一想，在人类的生活当中，有没有可能说，某一样东西是没有什么用的，可有可无的，却能延续这么长时间？所以，文学这么古老的一种形式，能够延续到现在，一定有它的重要意义和价值。
当然，仔细看，在不同的时代，文学对于人类的意义价值是不同的。就拿中国来讲，我们都知道，孔子有一句话：“不学诗，无以言。”这个诗指的是《诗经》，他的意思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把《诗经》学得滚瓜烂熟，就没法说话。为什么这样说呢？原来在周代，在孔子那个时代，有文化的上层的人物，他们说话有一个约定俗成的方式，就是大量引用《诗经》里的诗，如果你不懂《诗经》，你就没法在这些人物活动的场合说话，人家说话你也不懂。《诗经》是中国最早整理成文、流传下来的一部诗选，而在当时，它却有这么一个上流社会人际交流的意义。在唐代，皇帝选拔读书人做官的时候，一定有一门考试是考做诗，所以说唐代是“以诗取仕”，当时的读书人一定要会做诗，你要不会做诗，就当不成官。这是诗在当时，除了一般所谓文学的意义之外，对读书人的一个特别的，但是非常重要的价值。
到了近代以后，文学又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其他意义。举一个外国的例子，捷克斯洛伐克，它现在已经分成两个国家了，一个捷克，另一个斯洛伐克，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它们还是一个国家。在那个时候，特别是在首都布拉格，捷克的文学和摇滚乐一起，成为当时的捷克人民反抗专制的最重要的形式。也因为这样，在当时那些被政府压制、不能够公开出版作品的作家当中，出了两位重要的世界级的作家，一个是叫米兰·昆德拉，写作小说《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那一位，另外一个叫哈维尔，剧作家，后来当了捷克的总统。从“不学诗，无以言”到布拉格的地下文学，我们可以知道，在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地方，文学的意义是在不断发生变化的。
那么在今天的中国，文学的意义是什么呢？我想第一个就是，文学可以谋生。为什么这么说呢？这就稍微要说一点人类生活的文明史。在原始时代，人的生活里面最重要的就是体力，你胳膊粗，就可以生活得比较好，那些老弱病残，就要被淘汰掉。很多古代部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把老人丢到山里去，让他自己死掉。有一个非常有名的日本电影，用汉字表达好像是《楢山节考》，就是讲一户贫苦农民，已经到了十九世纪了，还是不得不按日本的习俗规定把老人丢到山里去。尽管老人知道的事情很多，有知识，可是没用，那个时候物资匮乏，需要的就是身强力壮的劳动力，是胳膊粗。慢慢地人类的生活得到改善了，文明发展了，生活也复杂了，就变成谁钱多、谁有权力，谁就生活得好。再往下，物质环境进一步改善，生活越来越复杂了，就到了靠脑子的时代，谁的脑子好，就能在竞争中获胜。
在今天的世界上，还有很多的地方，非常贫困，还是处于谁钱多、权力大甚至是谁胳膊粗，谁就日子好过的恶劣环境里。可是就整体而言，或者就变化的趋势而言，今天的人类的生活，已经进入了越来越倚重脑子的时代。说得简单一点，就是在这样一个所谓全球竞争的时代，其实是文化决定一切，是你所拥有的文化的力量的大小，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地区乃至一个人所占有的位置。既然是这样一个时代，文化的各种构成和表达形式，就会根据它的容量的大小，在社会生活中占据不同的位置。比较起来，文学可能是文化的各种构成和表达形式当中，包容量最大的一种。这不奇怪，因为文学是语言文字活动的最丰富、也最复杂的一种形式，而越是复杂的文化，容量大的文化，它的语言文字体系就越复杂。简单说，你从一种语言的词汇量的多少，可以看出这个文化的丰富程度。所以，作为语言文字、因而也是文化的一个具有最大容量的构成和表达形式，文学必然会在一个文化决定一切的时代，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越是一个看上去好像和平、繁荣的时代，所有的社会冲突和矛盾，都通过非暴力的形式，或者越来越通过非暴力的形式来表达，不但压迫越来越多地会采取一种文化的形式，反抗也越来越多地采取文化的形式，那么，在这样的时代，文学就一定有它的重要意义。
当文学在一个社会生活里有它的重要性的时候，作为这种重要性的功利的表现，它就一定会提供一系列的职业。在今天，至少在今天的中国，大致来说，文学可以提供这样三类职业，第一类职业是创作者，作家、诗人、剧作家——包括通俗小说的作家、广告撰写人、歌词的作者，所有这些人，他都是在创造文学，同时也靠这个谋生。第二类呢，是处理那些文学作品的人，编辑、记者、批评家，研究者。第三种呢，是教文学的，像我这样就是教文学的。小学有教语文的老师，中学有教语文的老师，大学有中文系，有各种各样的教文学的人。这些人，就是因为文学是社会生活当中一个重要的部分，才会有这样的不同的职业可以进入。只要有文学在，就可以有一些人，靠这个吃饭。所以说，文学可以谋生。
不过，我说文学对于今天中国人的生活来说有意义，却主要不是在这个可以靠它谋生的角度讲的。文学能够使一部分人谋生，但是文学最主要的意义，却是在别的地方。要讲清楚文学的这个意义，我们还得先说一说，我们今天过的是一种什么样的生活，然后就可以知道，对于我们这样的生活而言，文学有什么意义。
我们今天的精神生活
今天的中国，同时存在着两个相反的情况，第一个是贫富的差异越来越大，读一些社会学家、经济学家的书，包括政府部门的报告，你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最近的二十年，贫富差距扩大了不少，不是说以前就没有差别，但是现在越来越明显。当然，这个贫富差距扩大的趋势，不光是表现在中国，其他很多国家也一样，但中国是一个突出的例子。另外一个，在这个贫富差距急剧扩大的同时，我们这个社会的一般人的脑子，和我们的生活的衣食住行等等的形式，却越来越趋同。比方说什么是好的生活，穷人跟有钱人想法差不多，都是觉得好的生活就是有钱，有权力，能支配别人，或者令别人羡慕，诸如此类。问一个班的小学生，你长大了干什么？大概都会回答你：“我长大要当总经理！”处境这么不同的人，对生活的想象却一样。
有一次我在印度坐出租车，跟司机聊，这个司机四十来岁，是一个国大党党员——国大党是印度两个主要的政党之一，执政纲领有明显的社会主义倾向，曾经执政多年。这司机讲，那些有钱人，他们的生活并不好，为什么呢，他们成天要操心那些钱，活着没有意义。他说我自己开出租车，有两个孩子，我觉得我的生活好，为什么呢？因为life is work，那些businessmen是靠欺诈靠剥削，那个不是工作。他说的work的意思是自己诚实地劳动，赚自己应得的那部分钱。我当时印象特别深，在孟买，这样一个司机，生活并不富裕，这从他穿的衣服可以看出来，但是他很自尊，因为他对什么是好的生活，有跟那些businessmen不一样的理解。在我跟印度人，从知识分子到街头的小店主的交谈中，我不止一次感觉到这种对什么是幸福的基本认识的多样性。可我们今天的中国人呢？怎么一谈起幸福，就像是只有一个脑子了呢？
和头脑的千篇一律相伴随的，是社会提供给人的生活的形式，也越来越千篇一律。比方说住房，它是我们生活的基本形式之一，从理想的角度说，人对住房的要求是不一样，因此，应该要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房子让人们选择，这个选择越多越好。可我们现在情况完全不同，我最近看了一个材料，是国家建筑部的一个调查报告，说全国十六个大城市里造的新房子，别的问题不说了，光说面积，这十六个大城市造的新房子里，单套面积在一百二十平方米以上的占了一半以上。根据中国今天的城市居民的实际购买力，他们最需要的其实是各种各样的比较小的房子，但现在，房地产业却强迫大家去买大房子住，你没有别的选择。
我再举一个例子，就是上海的商店。我是上海人，在我小的时候，上海的商店是各种各样的，可现在呢，好像只剩下两种商店了，一种是专卖店，再一种就是超市，包括大卖场式的和便利店式的。你们女孩子现在去买衣服，到这个购物中心去，是一堆专卖店，换一个购物中心，还是这一堆专卖店，几乎没有差别。很早以前，好像是五六十年代吧，美国就有一个说法，说全美国人的日常用品，都是到超市里面用一个一个牛皮纸袋装回来的。美国人觉得这很恐怖。仔细想想也对。比方说花，是美好的东西，可如果所有的花都是一个样子，那就成了恐怖电影的画面了。我们现在坐在这里，之所以不觉得是在看恐怖电影，就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大多数东西还是不一样的，而且我们已经习惯了这种不一样。可是我们想一想，如果全世界的人，或者说一个地方的人，生活越来越相似，如果我们住房、购物等等都越来越一样，这是多么恐怖啊！生活形式的千篇一律，意味着我们从日常生活中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千篇一律，而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脑子也会变得千篇一律。
说到脑子，就再讲一个电影的例子。很多人都说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是世界电影的黄金时代，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全世界有多种多样不同的电影，当然，有好莱坞电影。但是在美洲，除了好莱坞电影之外，还有墨西哥电影，就是美国吧，除了好莱坞式的大公司电影之外，还有很多小的独立电影制片厂、制片人，制作各种有独特风格的影片，像伍迪·埃伦这样的电影人，就是出自这个独立制片的传统。在美国之外，在欧洲，波兰电影、捷克电影——这些都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电影，英国电影、法国电影、意大利电影，都是不一样的。而苏联电影、中国电影、印度电影、日本电影，更是差异非常大。同时有这么多不一样的电影模式的存在，互相竞争，那真是一个电影的黄金时代！五十年过去了，今天大家再看，好莱坞电影一统天下。在亚洲，现在唯一在市场份额上，本国电影还占据着一半份额的是韩国和印度。可是你仔细去看印度和韩国的电影，你就会发现，它也大面积地好莱坞化了，它是印度电影、韩国电影，可是它是好莱坞式的印度电影、韩国电影。所以，当这样的韩国电影、印度电影占据自己国家的一半的电影市场，甚至还向周边国家出口的时候（例如韩国电影），这同样体现了好莱坞模式的胜利。一般来说，好莱坞电影是商业电影的代表，八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文化生产的新模式的出现，这个说来话长，就不展开了，好莱坞式的“大片”越来越成为“滥片”。可恰恰是这个滥片化的好莱坞征服了全世界，单是这一点，也可以说明，中国也好，世界其他地方也好，我们人类的脑子正在怎样快速地千篇一律。
这种从衣食住行到头脑的千篇一律，可能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最令人担心的问题，或者说，是从长远的方面讲，对我们损害最长久的事情。现在很多地方还有专制，有贫穷，有污染，这都是很严重的问题，但是相比而言，这些事情，还是比较容易解决的。你把专制政府推翻了，换一个政府，政治状况就会好一点。污染，真的去治理了，很多污染也是可以改变的，大自然的再生能力，目前还没有被人类完全摧毁。但是，发生在精神和脑子里面的变异，后患却很长久。所以我这里要特别跟大家多讨论这一点。我觉得我们的当代生活当中，有一些精神的问题已经相当严重，改变起来很难了。其中一个是感性的粗糙，另一个是精神的多样性的丧失。
大家都知道，我们现在的社会风气是看重物质的实际的东西，对形而上的精神的事情则避之唯恐不及。有一个普遍的想法是，虽然我在精神方面想得少了，但我在物质方面的收获却多了；我的精神生活过得少了，但我的物质生活丰富了。可是实际上，当我们远离抽象的东西、远离形而上的精神世界的时候，我们的物质生活，我们对物质生活的感性的体验，同样会变得粗糙、贫乏。有一部很有名的电影，叫《饮食男女》，主角是一个厨师，是台湾最有名的一家大旅馆的大厨师长。它里面有很多烧菜的镜头，一盘盘菜端上桌子，非常诱人，肚子饿的时候不能去看。电影是从这个厨师长退休拍起的，他闲在家里，就老想给儿女们烧一点好菜让他们吃，可是这些年轻人根本没兴趣吃他的饭，他们成天在外面奔波，要个人发达啊，同事间竞争啊，回家吃饭都是马马虎虎、心不在焉的，结果他经常就是烧了一桌好菜坐在那里等，孩子们迟迟不来。有一天他突然想明白了，说：我干吗烧得这么细致啊，今天的人心都粗糙了，这些细致的菜他们已经不能享用了。这句经典的台词令人印象深刻，它说的不只是饭菜、饮食，而是我们整个的生活，我觉得我们现在好像就是这样的，人心很粗糙，对生活的感受很粗，不会分辨生活当中的那些细微的差别。这跟我们前面讲的千篇一律有关，老是给你看一样的东西，你分辨细微差异的能力自然就弱了。可是，什么叫享受物质生活？它最基本的一点就是感性，就是分辨差异。感性的分辨力弱了，还谈什么物质享受？你可以花很多的钱买无数的奢侈品，但你的物质生活的水平却还是很低。所以，疏远精神世界的结果，是你在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都丧失丰富性。
另外一个是精神的多样性的丧失，我先讲自己的一些体会。那是很多年前了，有一次，我去杭州边上的莫干山，那是风景非常好的一座山，所以我带了女儿一块去。上山以后，晚上，往天上一看，真是群星闪烁，一片亮闪闪的，在上海是早已经看不到星星了。我女儿当时才七八岁，大概出生之后就没有看到过满天星斗的景象，所以我赶紧叫她过来看星星，她就从屋子里出来了，敷衍地往天上扫了一眼，扭头跑回房去。为什么呢？原来电视里正在放日本动画片《阿童木》，她觉得这个阿童木是最吸引人的东西，对群星闪烁的天空，她没兴趣。
我女儿的这个反应，清楚地表现了今天的人，特别是城市里的人，感知的范围已经越来越局限于四堵墙以内。就连读小说，看电影，如果故事情节是发生在房子里面的，我们就比较容易体会，比较容易进入情景；如果故事是发生在房子以外的，发生在与我们熟悉的环境不同的另外的环境里面的，我们就不大容易进入。我们能感受的范围很窄，对于跟我们习惯的天天看见的事物不一样的东西，我们的理解力太弱，而我们看惯的范围呢，又那么窄。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了：你感知的范围小，看见的又都是千篇一律的东西，你就会养成单一的理解力，无论什么你都是这么一套思路；你越是脑子里一根筋，看世界就越会只看见相似之处，越不能注意和分辨那些实际存在的不同之处。这也就意味着，在生活当中有可能被我们看到和体会的那些细微的差别，那些实际存在的多样性，你都看不到。我们越不能体会，那些东西就消失得越快，它们消失得越快，我们就越是一根筋。
我觉得这样一个恶性循环，是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真正令人恐怖的。它是无形的，不像贫穷、专制、污染，能比较直观地被人感觉到，所以很容易被忽视，可是实际上，它对我们今后长远的生活的影响又非常深远，也更难被改善。而且它的后果今天也已经表现出来了，其中一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人的头脑越来越简单，一旦面对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往往就不太容易理解。我举一个很直观的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就是演讲。
大家都知道严复，就是《天演论》的译者，一九〇七年他在上海连续作了十场演讲，介绍当时英国的政治学理论。当时听讲的都是中国的士绅，我们都知道，在一九〇七年的时候，一般中国士绅对西方的理论是了解很少的，绝大多数也不懂英文。可你看严复的讲稿，非常理论化，十天里面，他就是直接讲那些基本的理论和概念。严复的口才是很差的，他绝对不是现在那种很会表演的演说家，但他的这些演讲却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我们可以推想，当时的那些听讲者，真是很不错，他们中一定是有一些人，从那么枯燥的政治理论的介绍中体会到了严复的苦心，也体会到了这些抽象概念和中国当时的政治现实的直接关联。可是现在呢，我举自己亲历的一个例子，凤凰卫视的《世纪大讲堂》节目找我去做一场演讲，他们在华东师大找了一批研究生，其中有不少博士生，坐了满满一堂，担任听讲者。有意思的是，节目编导在跟我设计演讲内容的时候，翻来覆去强调，不要讲得太理论了，不要讲太深了，尽量往浅里讲。我理解他的担心，如今做演讲，上课，如果你讲得深一些，听的人就会觉得难以理解，听不进去。不但听演讲，读书、看戏、看电影，都是一样，只能接受非常浅显的东西、搞笑的东西，稍微复杂一点、深一点，就不行。不要说古希腊的那些演讲了，就是看看现代人的那些演讲稿，看看五十年前、甚至就是二十年前的那些老师的讲稿，我真是觉得惊讶，我们今天怎么会落到了对研究生演讲都最好要带上相声的样子才行的地步呢？中国人不笨，可以说十分聪明，可是我们的聪明更多地是用在——比方说大家都排队，我就想一个什么法子去插队——这类思考上。可是，碰到一个复杂的问题，一个理论问题，要作一个分析，一碰到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行了，为什么会这样？严复
这就可以明白，为什么今天的中国人非常容易跟着流行的东西走。你知道的东西太少，独立地分析复杂事情的能力弱，头脑简单，就那么一根筋——在这种情况下，随便来一个东西，就能把你忽悠了，来一股潮流，就能把你卷走。《天演论》书影
这就是我们今天的生活的现实，我们的精神生活的现实。
文学对于我们的意义
正是在这样一个现实面前，我们可以来讲文学的意义了。人如果不想被这样的生活淹没，而是要反过来改变它，那首先要做的事情之一，就是将当代生活中残存的多样而细微的部分，有力地表现出来，通过这种表现来保存，并且进一步发展人的生活和精神的丰富性。而文学，正是实践这个事情的主要形式之一。音乐和绘画也都是这样的形式，但是音乐表现的范围比较窄，绘画则在深度上有较大的限制。哲学，也是这样的一种形式，可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是，在今天的中国，哲学系经常招不到足够的优秀的学生。这是非常丢脸的一件事情，中国这么一个古老文明的大国，有这么悠久的文化传统，居然今天只有那么少的年轻人对哲学有兴趣。但是，哲学也有它的限制，就是不能直观地表达，这在今天这样的所谓图像和快餐文化的时代，尤其明显。而文学呢，与哲学相比，同样是以文字为媒介，在直观性上就明显占有优势。所以，与音乐、绘画和哲学等相比，我们可以看出，文学具有某种综合的弹性的优势，它似乎可以同时是音乐、绘画、历史和哲学，当然，更是文学。这里我举一部长篇小说来说，是葡萄牙当代作家萨拉马戈的作品，这个人后来得了诺贝尔文学奖，小说有中文译本，名叫《失明症漫记》。
故事梗概是这样的：一天早上，欧洲某一个大城市，小说没有写明是哪一个城市，车水马龙，前面路口是红灯，车子排队等候。红灯转绿了，可是排在第一辆的汽车不动，后面的人按喇叭，没用，有人就下车到前面去看，看见那车里的驾驶人很激动地在车里手舞足蹈，但他就是不开车。大家只好拉开车门，才知道他是在说：我看不见了，我眼睛看出去一片白茫茫，红灯亮的时候，我眼睛还好好的，就是在等红灯的这个时候眼睛看不见了……这时候有一个路人说，好吧，我送你回家去。于是坐进去，开车，把这个失明者送回家。送回他家，扶他上楼，关了门，下来，这人一想，哎，车钥匙在我这里，那人又瞎了，不知道我是谁，这车我可以开走啊，于是就开了车走了。驶在路上，毕竟偷人家的车嘛，心里有点虚，一看见路口有警察，就赶快拐弯，找一个僻静的地方，把车子停下来，锁了门，出来。好，没走两步，突然就发现，眼前一片白茫茫，他也瞎了。小说再补叙回去，讲那第一个瞎的人，到家以后，赶快打电话把太太叫回家，送他去看医生。眼科医生检查了半天，眼睛好好的，可就是看不见，就说，算了，你们先回家吧，我晚上查查书。晚上他就查最新的医学书，查了半天，也看不到有记载这个怪病的，他就把书放回书架，而就在这个时候，他发现自己瞎了。他最后记得的，是自己的手往书架上插书的那个瞬间。
就这样，这个毛病，在这个大城市里迅速流传。甲传到乙，乙传到丙，失明者越来越多了。于是政府出手了，腾空一个郊区的学校，把眼瞎的人全部送去，关在里面。这个怪病是要传染的，所以没有人愿意去给他们服务，就让他们在里面自生自灭，外面只是定期把食物和水送进去。谁要想逃出来，守卫的警察就开枪把他打回去。不断有新的失明者被送进来，只有一个人，就是那个眼科医生的太太，她没有瞎，但为了照顾丈夫，她就说自己是瞎子，于是也被送进这学校。在这个类似于集中营的地方，情况越来越糟，所有的人都很恐慌，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失明，也很绝望，不知道将来会如何。于是，原来内心里的那些被正常生活形态压抑住的东西，全都爆发出来。人跟人的关系，男人和女人的关系，老人和孩子的关系，全部改变了。人生活当中的那些可怕的东西，病态的东西，那些当他们眼睛没有瞎的时候都看不见的东西，在他们眼睛瞎了的时候，都出来了。不单是这个学校里面，外面的地方，政府、电台、军队，都因为同样的原因而混乱起来，所有坏的东西统统大暴露。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一些在“正常”情况底下不被重视的人，却出人意料地表现出一些好的品质。到最后，整个城市沦为一座死城，所有的人都是瞎子，大街上到处是粪便，食品污染得一塌糊涂，所有的秩序都乱了，家的概念、私有财产的概念也都没有了。这最早生病的一群人，因为彼此之间还认识，就互相搀扶着到了一幢空房子里。就在这个时候，他们突然发现，自己又看得见了。而也就在同时，那一直跟他们在一起的唯一的不瞎的医生太太，发现自己瞎了。小说到这里结束。
这个小说非常有意思。故事很奇特，表现出强大的想象能力。萨拉马戈一度眼睛不好，去看眼科，被医生要求戴眼罩，就是这样一个很短暂的眼睛被蒙住的经历，触发他写了这部作品。很多人都说，现在是一个视觉的时代，电影、电视、电脑，似乎所有的东西都是以视觉图像的形式而存在。人体有五官，但现在是视觉这一官，把其他的官都压下去了。我们都知道，人从读具体的图像发展到读抽象的符号（文字），是一个艰难而巨大的进步，比如读小说，你一定要在脑子里做一个视觉的转化，将一个一个字的含义转化为具体的图像，或者转化为更为抽象的概念。这显然比单纯看图难得多，对脑力的要求更高，所覆盖的智力领域也宽广得多。因此，一旦重新回到看图的时代，视觉压倒人的其他感觉，我们的智力和精神其实是退化了，对生活的感知和理解是收窄了，弱化了。
萨拉马戈这部小说表达的意思之一，正是在这里，而且是以非常极端的方式表达的：只有当人的眼睛瞎了之后，他才看见了生活里真正的内容，当人的眼睛都很明亮的时候，他反而是瞎的。当然，这只是对小说寓意的一个分析，还可以有其他的分析，一部好的小说的有意思的地方，正在于它包含了非常丰富的内容，读者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体会。但就是从我们刚才分析的这一点看，你读了这个小说以后，再到大街上去，看到满街的图像、广告，鲜艳的色彩，熙熙攘攘，你的感觉会不会发生变化，和没读这个小说以前不一样了？我想是会不一样的，你读了这个小说和没读这个小说，你被这个小说感动了和没有被它感动，是不一样的。一部好的小说，就像一个你从来没有去过、但非常动人的地方，你去过这个地方以后，再回来面对你熟悉的生活，你的感受会发生变化。有很多事情，你平常熟视无睹，可是当你读了某一些小说之后，再来面对这些事情，你会觉得不可忍受。我有一个朋友说得很有意思，他说他不敢听贝多芬的音乐，因为你要是用心听了，你会被他感动，可是被贝多芬的音乐感动过之后，再回到生活里来，我这个朋友说，生活会变得困难。有些事情他平常干起来没有什么障碍，可当他被音乐感动过之后，再来做这个事情，他自己会觉得不舒服。
好的艺术作品都是相通的，音乐、绘画、诗、小说、戏曲，都一样。你读了很多好的小说之后，你的脑子自然而然就会复杂起来，你对生活的感受会变得细腻而强烈，很多平常没什么感觉的东西，都会变得重大起来。文学这个世界是非常广大的，从古到今有这么多伟大的文学经典，它们所组成的世界里面有很多很多东西，有历史、有道德、有哲学，简直可以说什么都有。但是我想，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文学里面更值得我们注意的一点是，它保存了人类生活，特别是精神生活中的丰富性，比如《失明症漫记》，就表现出了对于今天的生活世界的一种非常特别的感受和洞察，这种感受和洞察正构成了我们的精神生活的一部分。文学世界的最大的特点，就是多样，每一个好的作家，每一部好的作品，都是与众不同的，绝对不单一的。在这样的世界里，你能收获的最大的东西，就是对于千篇一律的厌恶，和对于复杂、细微和多样的意味的敏感。
回到我们刚才的问题上，文学对于今天的生活，或者说得更具体一点，文学对于各位这样刚刚进入大学、知道在大学里不仅可以学到谋生的技能，更可以从容地思考将来的人生之路的学生来说，有什么意义？我想，其中的一个意义——当然还有别的意义，我这里只是特别强调这一个意义——是它能够帮助我们发展对于人生的丰富的感受，使我们不容易被利用，不是你说一个什么东西我就相信了，我要想一想，要问一个为什么：为什么你要这么说，为什么事情会这样……我总是要自己拿主意。我们都知道，老是要问为什么的人，是让人讨厌的，因为你很麻烦，可是如果不问为什么，你就非常容易被人家牵着鼻子走。
我就想，在今天，我们这个人哪，都是非常务实，头脑呢，也慢慢地越来越简单，没什么自己的想法，容易跟着别人走。在这样一个时代，说中文系的人太容易幻想，太自以为是，脑子太复杂，我觉得真可以说是最高的褒奖了。这既是对文学的褒奖，也是对学文学的人的褒奖。
今天我要讲的绪论就是这些了。大家有什么想法，下一次课可以再谈。现在下课。（主讲：王晓明。根据课堂录音记录整理改定）
第二讲 《刺客列传》：不计成败的英雄之志
这一讲中我们要讲到一组作品，除了《刺客列传》，还有两个别的作品，一个是瑞士作家迪伦玛特的《老妇还乡》，这个剧本是非常有名的，在欧洲常演不衰，在中国也演过。迪伦玛特是一个很特别的人，既是戏剧作家，还写了不少散文和小说。另一个推荐给大家的是中国作家艾芜的短篇小说《山峡中》，艾芜是四川人，已经去世了。这个作品我稍微讲一下。艾芜这个作家是非常有意思的，他现在活着的话，应该有一百岁了。他出生在成都平原上的一户农民家里，成都平原田野肥沃，气候也很好，夏天不热，冬天也不太冷，所以，这个地方很富足。艾芜从小很聪明，书读得不错。他读完高中的时候，正遇上新文化运动从北京向全国蔓延，他很向往，他家里又替他包办了一门婚姻，他也不愿意，于是他就采取当时进步青年当中流行的做法，和同伴一起，后来干脆一个人，步行出门远游。从成都一直往南，最后走到缅甸。过去不像现在这样麻烦，要签证要护照的，他就一个人走，一边打工一边写作，前前后后好几年，就在山野里走，吃尽了苦头，完全就是一个衣衫褴褛的苦力的样子。但他也积累了很多印象和经验，写了一些小说的草稿。艾芜还在缅甸参加当时缅甸人抵抗英国殖民当局的运动，被抓捕后遣送回上海。他就在上海住下，成为一名左翼作家。他发表的第一篇有名的小说，就是《山峡中》，写他遇到的一群强盗，有很残酷的人际关系，也有令人感动的儿女情长。这些大家可以自己看，我今天就不讲了。《史记》的两个伟大之处
今天我们主要是分析《刺客列传》。我先简单介绍一下司马迁和《史记》。对司马迁，大家都不陌生吧。他父亲司马谈，西汉时期担任汉武帝的太史令，太史令就是史官。司马谈曾想一个人写一部历史书，但他没有做到，这个愿望就由他的儿子司马迁来完成，所以司马迁写《史记》是子继父志。司马迁二十岁的时候就开始准备，四处游历，一个是实地查看山川形势，另外他要了解街谈巷议，那个时代不像现在，有很多口口相传的故事，司马迁就到处去打听，就这样做了好多年准备。三十八岁那年，他担任了他父亲的职位，也是太史令了，名正言顺地可以写历史了。他四十二岁开始写，可是写了一半，就因为一件事触怒了汉武帝，受了宫刑。遭受了宫刑之后，他的官位变成了中书令，就是朝廷里的文书，中书令是专门由宦官担任的，所以这是奇耻大辱。可是司马迁不自杀，接受了宫刑，也接受了中书令的新位置，为什么？就为了写《史记》。五十五岁那年，他终于完成了《史记》。整部《史记》，包括本纪、世家、列传、书、表五大类，总共一百三十篇，差不多有五十二万字。那个时代，成书的文字都是刻在木简上的，五十二万字，木简堆起来，这屋子都堆不下，真是鸿篇巨制了。在《史记》以前，中国还没有过这样巨大篇幅的个人著作。司马迁像
大家都说《史记》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但它所以伟大，却主要不是因为篇幅。上次课结束以后，有个同学说，他本来打算通读《二十四史》，但一位古典文学的教授建议他先读《二十四史》中的前面两部，就是《史记》和《汉书》，后面的可以不看。我想这个建议是很好的，为什么？我们都知道，中国跟世界上其他文明古国相比，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有非常详细的历史记述。印度的历史比中国还长，可是他们没有留下系统的历史记述，现代印度人可以看到的关于古代印度的记叙，都是杂在宗教典籍中，乱七八糟的，说不清楚，他们能说清楚的，只是最近几百年的历史。不像中国，从古到今近几千年的事情，一朝一朝写下来，清清楚楚。可另一方面，《二十四史》的绝大多数，都是在朝廷的主持下写出来的，往往是新朝修前朝的历史，是官修本——中国人习惯将记述历史说成是修史。官修的好处是记述者有比较好的条件，可以用官府的力量调用各种资料，但有一个极大的坏处，就是为当朝者讳，甚至歌功颂德，马屁溜溜。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史家就特别强调要秉笔直书，不管你皇帝喜欢不喜欢，事情是怎样，我就怎样写。在南北朝，就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一个皇帝做了一件坏事，史官就如实记了下来，皇帝大怒，把他杀了，换了一个人写，那个人还是如实写，于是再杀，再换人，可第三个人还是那样写，皇帝没办法，只好算了！这正体现了中国历史记述的最高境界：不管你皇帝喜欢不喜欢，也不管我会不会掉脑袋，你做了什么事，我就写下来，因为有这个历史在，而且这个历史是有道德的，是能惩恶扬善的，所以必须如实写，这是忠于历史，也是忠于道德。也正因为中国历史记述里面，有这样一种对历史的尊重，所以当官的人，还有皇帝，他天不怕地不怕，就是怕历史记述，怕遗臭万年。中国的历史记述就有这样一个特别的力量。
但是，司马迁写《史记》的立意，却要比刚才所说的那个秉笔直书，还要高一些。司马迁自己有过一个解释，他说，我写《史记》的目的，是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名言了。所谓“究天人之际”，就是说，从古代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来看，人是处在天和地之间的，所以人的历史变迁，同时也和天、地有关，和宇宙有关，这个视野就相当大了，不光是写人事，还要探讨天道。而“成一家之言”，就是说，他并不满足于秉笔直书，这个只是前提，他是要进一步探究古今、天人之变的原因，不仅是记述，更是解释，不仅是记下发生了什么，更是要解释为什么发生这些事，这些事情又为什么这样发生。正因为是要解释历史，所以他才说，要“成一家之言”，看上去很谦虚，其实却很骄傲：毕竟是要“成”一家之言哪！位于陕西韩城的太史公祠
我举一个例子来说明这一点：司马迁怎么写刘邦和项羽。刘邦是西汉的开国皇帝，他所以能建立西汉王朝，是因为最后打败了项羽，而司马迁是在西汉写《史记》，以一般人的做法，他应该是尊刘邦而贬项羽。可他不是，他没有把《高祖本纪》放在第一，而是把《项羽本纪》放第一位，放在《高祖本纪》之前。不用说，这肯定是当时的汉朝皇帝不喜欢的，但他就是这么摆了。司马迁为什么这么摆？他不是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人，相反，他是从优劣来怀疑成败，他觉得项羽明明是英雄，相貌堂堂、勇敢善战，每次打仗身先士卒，做事从不鬼鬼祟祟，不然鸿门宴上早就把刘邦杀了，而刘邦差不多就是一个无赖，一个有气度的无赖。无论从哪方面说，英雄气质、道德、勇力，项羽各方面都比刘邦强，明显是一个更优秀的人物，为什么结果却是项羽失败，刘邦胜利呢？如果天有公道，在这个事情上，天道何在？这就是司马迁内心的大疑惑，他把《项羽本纪》放在《高祖本纪》之前，正是要凸现这个疑惑。我想他心里一定积存了非常多的类似的疑惑，他那个“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抱负，正是这样产生的。他似乎并不相信历史是公道的，相反，在他眼里，历史常常是令人困惑的，不公道的。为什么司马迁会成为一个伟大的历史学家？这种看待历史的充满疑惑的态度，正是一个重要的原因。《史记》的第二个过人之处，是对历史中的人的重视。大家看《史记》的各篇的体裁，本纪是帝王的传记，世家是贵族、外戚的传记，列传是其他各种人物的传记，表相当于我们现在的年表，书相当于专题报告，记述某一方面的情况的。表和书就像是经线和纬线，司马迁用这两种体裁的篇章，记述了先秦至西汉的大致情况，但这只是一个背景，他着重写的，是另外三种体裁的篇章，是在这个大致的历史背景之上的从皇帝到普通人的故事。所以，《史记》的历史记述是以人物传记为主体，这就跟后来的史书很不一样了。后来的史家大都盯着宫廷政治、朝代更迭、你争我斗，这些写得很详细，别的方面就简略得很。现代以来的历史记述呢，又是另外一种模式，政治、经济、历史规律这一套，突出的是大线索，缺乏细节。司马迁的《史记》和这两个都不同，似乎在他看来，重要的不是宫廷政治史，他更没有现代人的那种对“规律”的崇拜，他眼中的历史就是这些人物，是这些人的活动，这些人的喜怒哀乐，这些人的可歌可泣的一生。如果你想到《史记》里面去找历史规律，你一定失望，司马迁讲不来这个的，他给你看的是一个一个的人，一个一个的人的命运。
特别难得的是，《史记》的人物传记，绝不只是帝王将相的传记，还包括了大量别类的人物传记。司马迁有一句非常有意思的话，叫做“不欺其志，名垂后世”。我前面说过，他不是那种以成败论英雄的庸人，他看重的是人物的“志”，哪怕你失败了，哪怕你无名无势，只要是有志之人，是优秀的人，都尽可能把他们的故事写下来，不要被历史埋没了。比方说隐士，这些人没有功名，只有他的亲戚、朋友知道一些线索，有些口口相传的逸事，按照一般历史记述的规矩，这些都是不能写进历史的，但司马迁写下了很多这类嘴上流传的故事，当然他也有取舍，这个我后面会讲到。
正因为司马迁是这样看历史、这样写历史的，反而使《史记》保存了非常丰富的历史细节，很多先秦的历史人物，都是因为《史记》而流传下来的。在《史记》之后，有二十三史，照理说，越到后来，印刷术越发达，可用的材料越多，后面的史书的内容应该比《史记》更丰富，可我们今天读起来的感觉却相反，《二十四史》当中，保留下最丰富内容的还是《史记》。
对司马迁和整个《史记》的简单的介绍，就到这里。
司马迁写《刺客列传》的四个方法《史记》除了是中国最伟大的历史著作，它还是中国文学，包括小说、记叙性散文的重要源头。这也很可以理解，因为司马迁是写人的故事、人的命运，而一般所谓小说，或者说记叙性散文的最核心的内容，不就是写人、讲人的命运、讲人的故事么？正因为司马迁写的是这样的一部以人的故事为中心的历史书，我们今天才会在一门文学课上，选读《刺客列传》。那么，把它当作一部文学作品来读，我们会读出一些什么样的东西呢？
这五个刺客的故事，都是发生在司马迁的时代以前的。它们能流传到司马迁的时代，大概是通过两个途径：一是史书，在司马迁以前已经有不少历史书了，像《春秋》、《左传》等等。还有一个是口口相传，司马迁自己也讲到过，他的有些记述是从哪里听来的。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看司马迁怎样处理这些素材。从他讲故事的方式来看，我觉得他大概是用了四个方法。
第一个是“详写”，刚才有同学已经分析过，他有些地方写得非常详细，比如讲专诸的一节——这里我要插进来讲几句，就是曹沫这个人物的名字，以前的中学课本里有一篇《曹刿论战》，最近有一个考证，说《曹刿论战》里的曹刿和这个曹沫是同一个人，这里牵涉到的一个问题是汉字的古今发音不同，这个说起来太复杂，我也不是这方面的专家，就不多说了，大家知道有这个说法就是了。回到前面讲的，专诸的这一节总体是比较短的，但有的地方却写得很详细，比如有一处讲吴王传位的事情，怎样一个一个位子往下传，就讲得很详细。为什么如此？显然是为了配合后面对公子光的叙述，说明公子光取代吴王僚是有道理的，无论你根据什么惯例，父传子也好，兄弟相传也好，无论哪一条，吴王僚都是不该做吴王的，倒是公子光更有理由当吴王，不用说，公子光的正当性建立起来了，专诸刺吴王的行为道义上的正当性，也就有了。另外，写到吴王僚赴宴的时候，怎么从家门口就排列武装的侍卫，一层一层排列到公子光的家里，那家里又是怎么样刀剑林立，这些非常详细的描写，都是为了烘托气氛，表现专诸这个刺客在刀剑丛中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荆轲
更能显示司马迁的详写的，是那些人物对话。像聂政那一篇里面，有不少长篇大论，到了荆轲那一篇，对话就更多。有意思的是，如果从历史记述的真实性来看，很多对话都是两个人密谈，没有第三人记录下来，时间上又隔了那么久，司马迁怎么会知道呢？所以，我们可以推测，这些大段的对话，有些大概是出自传闻，有些可能就是司马迁根据其他材料自己造出来的。比如聂政，最早严仲子找他的时候他不去，后来他母亲死了，他就去找严仲子——司马迁能肯定的事实最多就是这些，至于那些对话，聂政为什么先是拒绝，后面又主动出去做，当时不会有人给他作记录，严仲子更不会把这些密谈的内容写下来，显然，这里就有司马迁以推论而创作的极大可能。在这里，就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刺客列传》所显示的文学的特质，虽然这个事情并不一定真的发生过，但是从事理来看是合理、可信的，因此，我们读者也不用读一般历史书的态度去推敲：聂政真是这么说的吗？我们不会这样疑问，我们就顺顺当当地接受了，在这里，作者和读者的这种文学的交流，发生得非常自然。司马迁的这些文学式的详写的做法，不但这一篇《刺客列传》里用得很多，其他各篇传记里也都常常用。后来的历史小说里，也常常使用，例如《三国演义》，就有很多这类的写法。豫让
有详，就必定有略，这也就是司马迁的第二个做法，刚才有同学也提到了，我再多举几个例子来分析一下。先看豫让这一节。豫让的事迹，《史记》以前的历史书上有不少记载，有的还很详细，比如他第一次刺杀失败后，毁自己形状的过程，先是用生漆涂在身上，皮肤过敏，把皮肤搞坏了，然后到城里去，那时候的城市都很小，一走就给他的妻子认出来了，说这个人我不认识，但声音怎么像我丈夫的呀。于是他再回去，吞炭，把喉咙弄哑。这个过程很曲折，但到了司马迁手里，几句话就交代了。同样，写聂政这一节时，他完全不提严仲子为什么跟韩相侠累交恶，按理说，这是整个故事的起源，是因为有这个交恶，才要雇人当刺客，才有后面的故事，但司马迁就是不写，因为他关心的不是严仲子雇刺客是不是正当，他要写的是聂政，所以，他要把篇幅腾出来写聂政的心理变化。再比如荆轲这一节，以前的史书上讲到田光推荐荆轲的时候，有一大段话，说你太子丹周围也有许多勇士，其中有的发怒时满脸通红，那是“血勇”，有的则是“骨勇”，只有荆轲，他发怒时看不出来，跟平常人一样，这种人是“神勇”，是真正的勇士，所以我推荐给你，等等。这段话很有趣，写出来会引人入胜，但是司马迁却整个删掉了，一字不留。把这几处联起来，大家可以看出，司马迁在详略的处理上，是有一个原则的，那就是一切围绕着刺客写——更准确地说，是他认为刺客身上的那些的重要的方面——凡跟这些方面关系不大的，统统略掉，当然，反过来讲，凡对说明刺客的这些方面有重要作用的细节，就大加渲染。
司马迁用的第三个方法，借用《论语》里的一句话，就是“不语怪力乱神”。司马迁搜集的素材里面，本来是有许多怪力乱神的神秘兮兮的东西的。比如豫让刺赵襄子的故事的结尾，豫让跳起来刺了一次赵襄子的衣服，然后自尽而死。在司马迁以前的历史书上，故事到这里还没完，还有个神秘的结尾：就在豫让自杀，赵襄子回宫的途中，他的随从发现，那被刺过的衣服上有血流出来，回到宫里不久，赵襄子莫名其妙就死掉了。这个材料《史记》的注释里有，大家可以看。这个结尾很精彩吧，但司马迁不写。为什么？他后来在讲燕太子丹的时候说，传说燕太子丹出生时天有异象，什么天上下谷子、马生角之类，但是这些说法不可信。从这里可以看出，他是有意不写怪力乱神之事的，他不信这个，觉得不能从这样的角度去解说历史，解说人的命运。
司马迁的第四个有意为之的做法是，太戏剧性的细节，有时候他也不写。比如太子丹用好酒好饭养着荆轲，本来也有一些这方面的细节流传到司马迁的时代的，包括这样血淋淋的细节：一个美女给他送吃的，荆轲赞叹说，呀，这手臂多漂亮，过一会，盘子送过来，那手臂已经被砍下来，放在盘子里了；另一次荆轲说，这马很不错，太子丹立刻叫人把马杀了，把马肝挑出来端给荆轲。可在司马迁笔下，这些都不见了。荆轲的时代距离司马迁的时代不远，这些传闻他不会不知道，他不写，显然和他前面的那几个做法一致，是有意取舍的。
两种做人之道
从司马迁上面的这样一些写法，我们大概就可以明白，他是要说什么、突出什么了。
我们最初读这五个故事，很容易把里面的人物，按照派遣者、刺客、被杀者这样三组人来区分。可是司马迁的具体的描写，却会让你觉得，还有另外一种区分法。比如五个刺客，我不知道你们的感受如何——这待会儿可以讨论，我的感受是，前面四位和后面的荆轲是不同的。聂政、豫让、曹沫他们，做人的原则很单纯，没有那种等价交换的意思在里面，不是你给我什么东西，我就给你什么东西，至少可以说，他的交换的原则跟别人不一样。你严仲子尊重我，尊重我母亲，我就对你以命相偿，如果说这也是交换，那这个交换，按照我们今天的标准，是完全不对等的。他不就是带了点金子来看你么？你还把金子退回去了，可在聂政看来，金子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的态度和情意，既然你有了那份情意，我就要偿还，而我别无所长，就以命相抵。这就是前面这四位刺客的做人之道。但荆轲就复杂得多了，他的犹豫、拖延，最后的发怒，包括那一番著名的喟叹：“风萧萧……”都说明他的心理很复杂，并没有聂政那样的义无反顾的赤诚。
刚才是从刺客这里讲。现在再看那些派遣者和被杀者，他们至少可以被分为两类，一类是齐桓公这样的，他摆脱了曹沫的刀子、坐回原来位子上以后，本来完全可以反悔，是你用刀逼着我答应的，并非我自愿的，按照现在一般人的想法，这有什么不可以反悔的？就是当初自愿说的，还不是说不算就不算了？可是齐桓公最后没有反悔，尽管他想反悔，但被别人一劝，就放弃了。这就可以看到，曹沫作为刺客，齐桓公作为被刺者，他们其实有共通的价值观念，是互相保证的，如果没有齐桓公这样的一诺千金的君王，就不会有曹沫那样的天真的刺客。同样，豫让和赵襄子之间，也是这样的关系。豫让对知遇之恩的报答，和赵襄子对报答“知遇之恩”的人的尊重，这是互相联系在一起的，如果说豫让做了一件非常人能做的了不起的事情，那么，这事情其实也是赵襄子和他共同做成的。豫让的不肯伪装忠诚以行刺，赵襄子的一再容忍和成全，这样的为臣之道和为君之道，正是互相配合，共同成就了豫让的忠义之举。从这个角度看，应该说齐桓公、赵襄子其实是应该和曹沫、聂政划为一类的。
另外一类呢，就是那些凡事从利害出发的人。这当中包括公子光和严仲子，公子光的做法很简单，你帮我杀了吴王僚，我给你高官厚禄，你死了，我就把高官厚禄给你儿子；严仲子更赤裸裸，直接带了黄金来购买聂政。到了太子丹和荆轲这一节，这种人更多了，为了和荆轲达成交易，太子丹什么残暴的事都做，好像是把荆轲捧到天上了，可一旦要用了，就天天催，而荆轲就故意拖延，活像是一场讨价还价一样。更可怕的是，最后秦兵打来了，燕王居然杀了太子丹，把他的人头送给秦军，想再用他做一笔交易。对比樊於期和高渐离——这两位都应该归到聂政一类人里去，那差别真是天上地下。
读聂政的故事，不知道各位怎样，我是感觉很不好受的。为了保护严仲子，聂政临死还不忘毁容；为了成全聂政的英名，他的姐姐冒死认尸，最后自杀在旁边。可其实，严仲子对聂政究竟怎么样呢？刚才有同学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严仲子他根本不配有聂政这样的刺客！可是，人的生命、人世间的事情，就这么的残酷，真是令人不平，令人悲哀。“自曹沫至荆轲五人，此其义或成或不成，然其立意较然，不欺其志，名垂后世，岂妄也哉！”这是司马迁非常深刻的感慨。他就好像聂政的姐姐一样，要让豫让、专诸、聂政这样的人物名垂千古。可同时，他也写出了，在这些人周围，还活动着各种各样其他的人，其中有些是跟他们差不多的，可也有一些，完全是根据另外的价值观念、另外的人生态度，或者利用他们，或者残害他们。特别是，从曹沫的时代到荆轲的时代，质朴忠义之士越来越少，功利叵测之人越来越多，把这样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变化显示出来，大概就是《刺客列传》的另一个重要的内容吧。司马迁最后会发那样的感慨，显然是因为深切地体会到了这一点。
我们分析到这里，就可以知道，《刺客列传》并不只是记述几个历史人物的事迹，它更是通过这些记述，表现了对那个时代的人的精神和心理变化的敏感。正是后面这一个特点，使我们可以很放心地说，它既是历史著作，也是文学作品。《老妇还乡》和《刺客列传》的一点比较
最后简单地说一下《老妇还乡》。它也是表现两种不同的价值观念、做人方式的冲突。老妇人回来报仇了，要用钱买下这个穷困潦倒的镇子，要所有的居民一起，除掉镇上的某一个人，而当初正是这些居民，帮助那个人严重地伤害了老妇人——当时她还是年轻的姑娘。所以，老妇人不但是要用钱买他们去杀那个人，也同时是用钱买他们杀死自己的过去。一开始所有的人都义愤填膺：我们是有良心、有正义感的人，我们怎么能被你的金钱收买！可是，这个剧本——如果看戏的话，那更惊心动魄——详细展示的，恰恰是镇上这些人的心理的变化过程，他们怎样在金钱的持续诱惑下，逐步转变，到最后，连那个要被杀的人的妻子和女儿，也开始盘算怎样用老妇人的钱给自己买衣服了。对比《刺客列传》，《老妇还乡》里的气氛是更压抑的，荆轲的故事里还有樊於期和高渐离，可在这个小镇上，只有人的尊严、坚持怎样在金钱和利益的压力下慢慢崩溃，没有一个高渐离式的人物出来对抗。荆轲之后有高渐离，说明两种做人之道的冲突还在继续，但在这个小镇上，冲突最后是完全结束了。
古代刺客的英雄之志和现代人的功利逻辑
这就有许多问题可以讨论了。如果光看我们现在的生活中的感受，你会说，现在的中国人，大多数的中国人，并不勇敢，很懦弱，也很自私，只管自己，等等。可是我们看《刺客列传》，就可以看到，中国古代其实是有完全不一样的社会风气的，像聂政、专诸这些人，都是普通老百姓，他们非常勇敢，完全不是那种“好死不如赖活着”的人。他们好像不把生命当作一回事，却对信义、尊严，对这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抽象的价值，有特别的忠诚，把命搭上去都无所谓。而且不是个别人如此，许多许多人都是这样看待自己的生命，看待生活的意义的。司马迁写《史记》，非常突出的一点是，他不以成败论英雄。中国的一句老话叫“成者王侯败者寇”，因为刘邦做了皇帝，项羽就变得很可笑，被后来的史书刻画成一个有勇无谋的可笑的人，对刘邦呢，许多流氓无赖的习气都不说了，光宣传他的《大风歌》。可是《史记》不同，从头到尾贯串着对人的品格和志向的重视，像这些刺客，包括荆轲，都是以自己个人的英雄力量，以一把剑、一把刀去对抗千军万马保护的权贵和君王，而不像现代的杀手，躲在墙角里、高楼顶上，偷偷给你一枪，逃得无影无踪。刚才有同学讲，司马迁写刺客的重点不在刺杀行动本身，这是看得很准的，司马迁关心的重点是刺客的精神，那种以个人微小的力量反抗强权、完全不计成败的英雄之志。
现代社会的一个基本特点，就是资本主义市场逐渐占领整个的社会生活，而资本主义市场的基本原则就是投入—产出，怎么样以最少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条件下，不可避免地越来越会受到市场逻辑的支配。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都很难做到不受这个逻辑的支配。一事当前，本能地就会想：这个事情对我有什么好处？比方现在的一个小孩子，成天就在课堂里面，回家深更半夜还要做功课，他为什么这样做，为什么要这样拼命来考大学？就是因为他相信这是一个划得来的交易，我现在辛苦，将来可以不受穷，可以当总经理，诸如此类。现在的人，一进入社会，就进入了这样的交易的体系，人和人之间更多的是利益交换、利益平衡。正是因为处在这样的社会现实里，我们今天特别要来读这些作品，看看在像司马迁这样的历史学家、艾芜这样的中国现代作家、迪伦玛特这样的欧洲现代作家笔下，人与人的关系是怎样的，人的选择是怎样的，是根据怎样的原则来决定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能做的。就好像是建立一些不同的参照系，帮助我们回过头来看自己，看我们自己的人生。
现在下课。（主讲：王晓明。根据课堂录音记录整理改定）
课后思考题1.司马迁写《刺客列传》的方法，除了授课教师分析的四点以外，你是不是还能分析出其他的方法？2.以现代人的通常的行为准则来看，司马迁笔下的这些刺客——特别是荆轲之前的四位——都是有点“愚忠”的，你对这一点怎么看？3.无论是这一篇《刺客列传》，还是《史记》的其他篇章，似乎都让人觉得，司马迁并不觉得历史是公道的。那么，你怎样看待历史的“公道”呢？
第三讲 《变形记》：温情的面纱撕破之后
上节课王晓明老师给大家讲了人类社会中利益交换的问题，大家可以从《老妇还乡》、《刺客列传》等作品中清楚地看到，利益交换关系如何取代原来很单纯的人际关系，成为现代社会比较通行的人际交往的法则。而我们当代社会中间，这样的一套法则可以说是越来越严重，越来越为大家所信赖，这样的一套准则会不会产生一定问题呢？我们今天要讲另外一部作品，就是卡夫卡的《变形记》，来看一看建立在利益交换基础上的人际关系所产生的问题，是如何在日常生活领域中得到延伸并暴露出来的。
卡夫卡其人
卡夫卡，一八八三年出生于奥匈帝国布拉格的一个犹太人家庭。他的出生其实蕴含着后来他的很多人生观念在里面。他的人生及创作观念主要受以下几个方面的影响比较大。
首先是父亲对他的影响。我们知道犹太人家庭的尊卑观念比较严重，而卡夫卡的家庭最讲究犹太教规，这样的家庭从小对卡夫卡产生了比较大的影响，而他的父亲又是一个非常严厉的人，性格暴烈，是一家之主，也是整个家庭行为准则的制定者、执行者。卡夫卡从小就是一个天性很敏感的孩子，很脆弱，身体也不好，在他的成长过程中，父亲对他很大程度上不是关怀而是对他进行严厉教育。两人的冲突，从小到大都很严重。这种冲突最明显体现在卡夫卡在进入大学时的专业选择上。由于卡夫卡的家庭在当地是一个中产阶级家庭，地位、收入都可以说是不错的。所以当时他的父亲就希望他继承这样一个中产阶级传统，希望他在大学里学法律，我们知道律师、医生都是非常体面的职业。但卡夫卡本人的看法并不是这样的，他的爱好是文学，而我们知道文学在历朝历代都不是能挣钱的专业，所以父子俩在这件事上发生了激烈的冲突。最后在父亲非常强硬的态度之下，卡夫卡最终选择了法律。这个选择对他终身产生的阴影是非常强烈的。大家可以看到，卡夫卡在后来把大部分时间用于文学阅读和文学创作，而他的法律专业仅仅成为他的职业，一个饭碗。卡夫卡
关于他的父亲以及父亲对他的粗暴干涉，后来就成为卡夫卡作品的资源。大家可以在他许多作品中看到这样一个严厉的、不可一世的、非常冷酷的父亲形象。这个“父亲”构成了卡夫卡大多数小说的资源，构成了一种想要向他挑战的、非常强硬的外在世界的游戏规则的象征。大家可以感觉在小说描写中，子一代总是处于软弱的位置之上，总是屈从于父亲的意志，所以父子冲突的结尾往往是悲剧，这构成了卡夫卡小说的一种基本格局。布拉格城中的卡夫卡雕像
他的作品基本是忧郁的，以绝望、悲伤著称。我想大家应该有这样的体会，因为中国社会从古到今也是一个父权社会，父亲在家庭中扮演的角色也非常类似于犹太人父亲的形象，在某种程度上，卡夫卡作品中对父子冲突的处理，也成为中国当代小说抒写的主题——总是要表现子一代如何叛逆，父一代如何崩溃，以及如何在历史中颓败而退出这样的过程。
在卡夫卡一生中，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是他的爱情。文学家可能跟爱情都有不解之缘，而卡夫卡处理爱情的方式非常独特。如果大家去看卡夫卡的照片的话，可以看到卡夫卡非常英俊，而且家世也不错，本人也是很有前途的样子。所以他非常招女孩子的喜欢，但他在爱情中总是失败者。我们知道卡夫卡一生当中曾经三次订婚，又三次退婚，这是非常罕见的。所以有研究者认为卡夫卡有一种婚姻恐惧症，或者说他心目中的爱情和现实生活中婚姻是有很大距离的，所以他是一个典型的婚姻逃跑者。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爱情关系对他创作产生的影响。但这种影响对于卡夫卡来说，不是消极的而是积极的，每一次恋爱失败之后，退婚之后，卡夫卡都能写出一部杰作。可以说那种爱情幻灭的感觉，那种孤独的感觉，恰恰成就了卡夫卡。当然在晚年的时候，他有一段美满的爱情。他那时已经四十一岁左右，又有一个十九岁的小姑娘很狂热地爱上了他，这是他一生当中最甜蜜的爱情，而得到最后这段爱情以后，卡夫卡得了很严重的喉结核，很快就逝世了。他一生只活了四十一岁。也许应该庆幸这段美满的婚姻来得恰如其分，假如来得比较早的话，类似《审判》、《城堡》这样的优秀作品大家可能就看不见了，也许只能看见一些因生活的完美而丧失了对人间最悲哀体验的平庸之作。
卡夫卡创作的基本特点
卡夫卡在世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某种意义上，可以称之为现代派文学的鼻祖。称为“鼻祖”，意味着他对文学的开创性是非常大的。我们看文学史公认的现代派鼻祖只有两个：一个是卡夫卡，另外一个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他们从文学角度开创了人类看待世界的“现代性”的方式。
纵观卡夫卡的创作，我们从思想观念上大致将他的作品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作品描写了人性的压抑和扭曲。有《判决》、《变形记》等。可以举《判决》为例。《判决》是短篇小说，主要描写父子冲突。父亲和儿子激烈的冲突之后，父亲判决儿子：“你应该马上去死”，结果儿子居然从桥上跳下水里而自杀了。父亲的这句话居然具有法律审判的权威效果。这种效果，让我们看到了人与人之间的极度冷漠，看到人性被压抑的强烈程度。这是他的作品致力表现的一个层面。如果将现代社会与农业社会相比较的话，会发现这种压抑和扭曲可能是无处不在的。因为我们都知道小农经济自给自足，生活状态、生活方式相对比较单纯，某种程度上可以单个家庭、家族来控制。而现代社会大家可以感觉到，一方面你的物质享受非常丰富，但另一方面你会发现你是受制于他人的，有点像萨特讲的“他人即地狱”的状态。你吃的穿的用的，包括行走的工具，这些物品没有一样是你自己可以控制的，都是需要别人提供给你的，你是跟他以某种方式交换的。在这样的交换当中，人慢慢丧失了自己，卡夫卡比较早地预示了这一点，他通过父子由伦理关系向物质关系这一蜕变过程的描写，将人性扭曲的关系作了最初的象征性的说明。我们后面要讲的《变形记》也可以纳入这样的思路之下。
第二方面的主题是揭示世界的荒谬和无理性。这类作品有《乡村医生》、《地洞》等。《乡村医生》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是寓言型的作品。它讲述了一个乡村医生的故事。他每天孜孜不倦地帮病人看病，热情地寻找生活的价值。但是，有一天晚上，有一个人要他在风雨交加之夜去出诊。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所以他义不容辞出去了。出去以后，他发现这个世界其实并不像他想象的，他误入了一个圈套，这个圈套将他拉到了陌生的地方，在这个地方他经历了一些恐怖的事情。突然他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去了，再也回不到那种非常平淡但充满乐趣的乡村生活了。正是这些突然发生的事情，使他裂变了，将他背后无法控制的力量非常淋漓尽致地表现出来。医生看到了他自己与世界之间的断裂。卡夫卡将世界的荒谬和无理性用这样的寓言故事揭示出来。假如我们用常规的现实主义观念去衡量的话，可能不一定能够了解故事的内涵，但是，我想如果把它放在整个人类当代生活的层面上的话，你应该看到他那些寓言是非常准确的——我们这个世界已经非常的发达，我们已经发展到了能够造宇宙飞船上天入地，但是整个人类社会真的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越来越好吗？是不是我们也可能不知不觉地在走向一个我们无法控制的毁灭呢？这样的盲目性，这样被毁灭的预感，应该每一个人心中都有，但大家都不能也不愿意把它说出来，而卡夫卡是比较早的用文学的方式把它说出来的，这是他的作品的一种价值。
第三方面的主题是对规则体制的揭露和反省。这类作品有《审判》、《城堡》、《在流放地》等。卡夫卡一生为规则所束缚，他特别能感觉到，一个人要想做自己的事是多么困难，各种各样的事物都会围困他，让他不能动弹。他把这种感受写到他的小说里，用夸张的方式、用极端的方式将“体制”、“秩序”这样一些外在的非常强有力的力量，呈现出来。现代人很大程度上都是规则中人，大家都能享受到规则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我们知道，只要我们不违反某些规则，你就能获得一定的回报，所以大家已经习惯在规则中生活，哪天如果没有规则的话，大家会变得不知所措。但是，这些规则的存在有利有弊，大家可以感觉到，繁琐的规则越来越使人成为没有棱角的人，成为套中人，成为一个没有灵魂的空心的人。
这一点，卡夫卡在他作品中表现得很明显。可以看一看《审判》。《审判》也具有寓言性。小说主人公叫K——K是卡夫卡名字的第一个缩写，他作品的主角都有一种自喻所在。K是循规蹈矩的银行小职员，每天都在做庸庸碌碌的工作，但是非常胆小怕事。他从来没有做过伤害他人或者是能够引起他人注意的事情，是那种在人群中你立刻就会把他忘记的非常善良的好人。但是K有一天就接到法院一纸判决，让他去应诉，说有人告他犯了法。但具体犯了什么法，什么人去告他，一概没有。然后K就觉得大难临头，非常恐怖，他四处托人想搞清楚谁在陷害他。但最终的结果是还是不知道，事情还是非常糊涂，作为当事人的K只能处在听天由命的位置上，惶惶不可终日，终于法院的一纸判决到了，没有经过任何审判，就判决K被枪决，然后K就被枪决了。在这个故事里面。我们看到包括官僚体制、法律制度在内的社会规则与小人物之间莫大的距离。小人物在这强大体制面前的软弱无力是令人同情的，同时也是无可奈何的，卡夫卡的大多数小说都是通过揭示强大的外在力量同小人物悲惨命运之间的强大反差来展示外在规则的无所不在的。《城堡》也是一样，“城堡”是一个统治者居住的地方，小人物K想尽各种方法想要进“城堡”，甚至荒谬地伪装成土地测量员想通过和城堡中某要人的情妇打得火热混进去等，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最终还是进不了城堡。“城堡”成为一种遥不可及、但时时刻刻威胁着他而强有力的存在者。这样，卡夫卡就通过展示人和世界分离的状态，将规则强大的荒谬性表现了出来。
最后一个主题是充满了对超脱、对希望的绝望，他认为任何人都不能逃出这荒谬的世界，也不可能逃出荒谬的规则，人生就是绝望。他的整个小说充满了世纪末的黑暗情绪。这样小说有《饥饿艺术家》、《女歌手约瑟芬或耗子民族》等。作为一个文学家，卡夫卡将人能够对抗世界的力量寄托在文学艺术上，他认为文学艺术能在一定程度上帮助大家认清世界的荒谬的本质，但另一方面又让人清楚地意识到，即使你清楚看到世界荒谬本质，你也逃脱不了。他将这种绝望心境写在以艺术为主题的小说中，《饥饿艺术家》将这一点表现得很充分。有一个艺术家最喜欢做行为艺术，他能够把自己关在笼子里饿许多天。他把这当作严肃的行为，希望用不吃不喝的方式和普通人保持距离，所有人都要吃，这是人类物质层面的一个本质的东西。刚开始时有许多人来看他表演，也佩服他，有些人甚至跟他开些玩笑，让他吃东西，他就坚持理想，就要坚持四十天，刚开始大家很感兴趣，可是后来他们就觉得没劲了，无非就是关在笼子中间做沉思状的哲学家，没什么其他的看法，所以后来就没有人去看他了。所有人都去看那斗兽表演，这种表演很好看。饥饿艺术家最后死掉了，他不是因为饥饿而饿死的，而是因为别人对他的冷落，觉得内心中的信仰土崩瓦解而死掉。通过这个故事，基本上可以看到艺术、艺术家在当代生活中的命运。卡夫卡认为当代生活是不需要艺术的，具有独创性的超越世俗意味的艺术，都被当代生活无情地抹杀掉了。我们现在需要的不是严肃艺术而只是需要商业性的娱乐，所以“严肃艺术”尽管被他看作是超脱现实的某种方向，但他又清醒地意识到这种方向是不可能实现的，所以他的小说弥漫着世纪末荒凉的情绪，卡夫卡的小说大致可以收拢在上面四种观念下。《变形记》解读
在解读之前，首先，我们来讨论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格里高尔为什么要消灭自己？
第二个问题，我让同学理解一下格里高尔·萨姆莎的家庭为什么在他死后很快乐？怎么评价这种快乐？
最后一个问题，我们留到小说结束来谈，假如你是他的家人，你怎样处理家人变成甲虫的问题。
下面我们进入作品。《变形记》这部作品不长，一共有三大段，但每一段的安排可以说有张有弛，我们可以看到作者极具有节奏地控制故事叙述的能力。
首先来看第一段，第一段重在展示“震惊”：“一天早晨格里高尔在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一只巨大的甲虫。”这是值得大家注意的一句话。就小说而言，第一句话是非常关键的，整个小说的叙事力度、情感基调往往在第一段第一句话就显示出来了。为什么说《变形记》这句话是重要的呢？因为整个故事情节就设立在这句话的前提之下：格里高尔变成一只甲虫。假如没有这样一个前提的话，所有故事都是站不住脚的。然后我们可以想一想这句话的奥妙所在，设想一下，假如你是格里高尔，你变成了甲虫。我觉得你就会产生一种特别的心情，非常震惊——你本来是人，现在突然变成了另外一种东西。你忽然发现世界上很多东西可能从此就失去了，你无法掌握了。这种无力感、创伤感构成了全文的叙事基调，这是一种震惊叙事。
第二，我们可以看到作品对主人公格里高尔的定位。进入现代社会之前，在农业社会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小说主人公往往是生机勃勃的个人英雄。像《鲁滨孙漂流记》、《红与黑》一类的小说，他们的主人公哪怕是小人物最终仍然会成就一番事业，可以成为英雄，有可能改变历史。他们对这个世界、对他们所处的时代有极大的控制力。而在《变形记》中，我们看不到这一点，格里高尔对于这个世界来说，是很软弱的。他变成一只甲虫，变成甲虫的过程是不受他的主观意志控制的，他是被迫变成甲虫的，是被外界挤压的，这里就有一个主体性消退的问题。资本主义上升的十七、十八世纪，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个主体性建构的时期。反映在这一时期的作品中，你会发现，主人公往往都有能力控制世界，他通过征服这个世界来表现自己是强有力的主体。但二十世纪以后，这个主体越来越退化，人越来越发现在这个世界庞大的统治机器转动之下，他只是微不足道的，被消灭是很容易的。人在这个世界上就像泡沫一样，存在或不存在甚至都是看不出任何痕迹的。格里高尔就是这样的人。在这种存在状态下，我们可以感觉到生存的危机感，主体性的消退带来生存的危机，人会感到很茫然——我为什么要活在这个世界上，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什么意义呢？这个世界和我有什么关系呢？这样一系列问题就会诞生，这个问题很严重，用海德格尔的话来讲，这就是人“被抛”的感觉。海德格尔二十世纪最著名的存在主义哲学家，他的“被抛”的概念，是用来解释大多数的人和这个世界的关系的：你不是出于自愿来到这个世界上，你来到这个世界本来就是浑浑噩噩的，你根本不知道你要成为什么样的人。这种状态，这种所谓的自在而不是自为的状态，在他这里被称为“被抛”。“被抛”这个“抛”不是你意识控制的，也不是你愿意的。格里高尔就处在这样的状态，他是“被抛”而沦落到“甲虫”这个境遇的，他的无奈，他作为小人物的状态在这里就很明显表现出来了。
最后一点，这句话暗含着叙事的视角，作者在这里运用了第三人称叙述视角。卡夫卡没有用第一人称，没有采用说我（格里高尔）怎么样这种方式。用第三人称方式，可以让人明显感觉到叙述人采取了一种非常冷静客观的态度。读完整个《变形记》，你会对这个冷静叙述印象深刻，你根本看不出他到底对格里高尔的悲惨境况以及对格里高尔家人采取了什么立场，你看到的只是叙事人非常平静甚至是无意识地把这个故事完完全全地讲出来，这里放弃了在十八、十九世纪那种现实主义写法，大家可以作一下比较。比如说巴尔扎克写巴黎故事时，他的基本立场态度大家还是可以感觉到的，他对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批判，对吝啬者的批判，你会感觉得非常明显。但到十九世纪后半叶之后，大家可以感觉到，随着主体性的消退，随着知识分子对现实处境产生的焦虑感，他的批判主体性慢慢消失了。在《变形记》中，卡夫卡采取了冷淡叙述，从而在一定程度上暗示，外在于格里高尔的世界是如此冷漠无情，他有双重意味在里面。当然，你也可以通过他这种叙述，建构你非常安全的阅读态度，你对格里高尔可以同情，可以肯定，也可以批判，完全取决于你自己的感受而不是完全受叙事视角影响。纳博科夫
第一段，除了这个第一句还有其他地方可以值得关注。第二个地方就是格里高尔房子的装饰。他的房子是个普通人住的房间，他是个旅行推销员，床上挂着一幅画，是一个贵妇人的像，这个是室内环境的设计。大多数人读小说可能只是读个故事，假如前五页不够吸引人，就没有兴趣读，就会转到另一本小说。文学专业的同学该怎样读小说呢？我比较认同纳博科夫《文学讲稿》所谈论的阅读理念。纳博科夫，二十世纪的文学巨匠之一。他最有名的作品，就是《洛丽塔》。这部小说由于离经叛道，成为二十世纪最有争议的小说之一。《文学讲稿》是纳博科夫对世界文学经典作的一个梳理，他采取了案例分析的方式。我很认同他的一个观点，这就是：文学作品传达给大家的不只是思想观点，而是一种结构和风格。纳博科夫的个案分析很少分析主题思想，也很少分析人物的内涵，却花很多精力去分析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道具，这个道具在整个小说中起了一个什么作用，是伏笔还是一种氛围暗示，它和作者的写作特点有什么关系。这种分析是一个新型思路，我们可以参照一下。假如借助纳博科夫的观点去分析格利高尔的房间布置，你可以看到格里高尔实际上是一个庸庸碌碌的中产阶级的象征，他的趣味非常贫乏，他是一个最底层的人，没有很高要求，缺少我们想象的高远志向，他的世界是很狭小的。通过这样的人物设计，作者无疑将主人公定位为我们中的一员，他的故事某种程度上也具有普遍性。小说中描写了一段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后的思想变化，在这个心理变化过程中，我们可以感到格里高尔是被时间驱赶、为时间压迫的一类人，他几点钟该干什么完全为生存的艰难所规定，所以这一天他变成甲虫不能上班以后，他的心里是极其不安的。这样的感觉，不知道大家能不能体会，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快节奏的社会，大家每天有很多事情要做，然后会感觉充实；假如很悠闲没事干，会感觉人生很苍白，特别没有意义。但是，其实人生的很多要义、乐趣就是在忙忙碌碌的追求中消失了，人成为时间的奴隶。格里高尔没变成甲虫前的状态就是这样，他是时间和生活的双重奴隶。一旦离开他的工作职责，他忽然不知道怎样安排自己的生活，那种在激烈的社会结构中被挤压的状态是很明显的。这是一点。第二点，他为什么感到不安的另一个原因，是他公司给他的压力非常大，所有人都可以指责他，驱赶他，而他是万万不能失去这份工作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可以感觉到格里高尔的生存目标是非常单纯的，就是保住饭碗，养活一家人。因为他是家里的顶梁柱，所以格里高尔就把他生活的全部意义价值维系在可以赚钱，挣钱以后可以让家里人满意这样一个前提之下，这是他生活的逻辑。在他变成甲虫以后，他生活的价值体系就受到挑战，这也让他感觉到焦躁不安。《文学讲稿》书影
第三个值得关注的地方，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以后碰到的困难。作者用了非常现实的手法，讲他怎么下床，很细小的问题，但对格里高尔来说，却很艰难。他有许多细脚，但不是每只脚都能够被他控制，他的胳膊和腿向四面八方挥动，他想屈腿，可他偏偏伸得笔直，他完全变成一个无法控制自己的人。特别分析细节，可以让大家理解寓言小说和象征小说的区别。寓言性小说是指思想溢出形象的小说，主题观念先行的小说，比如说鲁迅的《阿Q正传》。作为国民劣根性的代表，阿Q的个性极其匮乏，他主要的特点就是国民劣根性，胆小、懦弱、保守、欺压他人，这些都是人的普遍性的特点，作者把这种普遍性特点放到阿Q身上，就压倒了阿Q本身的个性，这就是寓言性小说。寓言性小说往往被认为是有缺陷的，往往主题先行，人物往往比较干瘪。所谓象征性的小说，它所覆盖的主题思想和他的外在形象是同一的、对等的、和谐的，按爱摩·福斯特的话来讲就是圆形人物。在《变形记》中，作者给格里高尔设置的形象是往象征的方向发展的，这段描写非常逼真，他想要转动身体，却是那样困难，所以他尽管有人的思想，但是他的行为完全是动物化的，作者写出了这种矛盾性。这样写有什么好处呢？这样就让我们体会到他想写的悲剧不只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悲剧，假如就是人变成甲虫，他的思想生命也是甲虫，他的生命体验就不会出现问题，因为甲虫不是人，甲虫没有人的七情六欲，没有人的心理需要，这样就不会产生任何问题。而反过来说，假如他没有变成甲虫，仍然延续那种生活的话，他也不会意识到，原来自己变成甲虫会遇到家人唾弃、生活困顿等一系列问题，就不会发现这个世界隐藏在所谓的温情、道德、伦理背后令人绝望的真相。所以《变形记》最精妙的地方在于格里高尔这个“甲虫人”身上的分裂，当然这种分裂是比较和谐的分裂，他的头脑是人的头脑，有人的思想，人的灵魂，而恰恰身体是动物的，他把这两点结合在一起。
所以在第一段的时候，有一个冲突性的场景，父亲敲门催格里高尔上班，意味着时间对甲虫世界的侵入，但这时间，是变成甲虫的格里高尔无法控制的。最后公司的人也来了，家里人都很着急要把门撞开，最后真相暴露出来，这真相是以令人恐怖的形态揭示出来的，所有人都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在真相揭示之后，母亲疯狂地逃窜；公司的主任赶紧逃跑了，立刻消失；父亲在震惊之下，无情地把他往后赶，而且对着他嘘嘘叫着，简直像驱赶一个野人，但是格里高尔无法控制自己的身体，他很艰难，但他父亲根本不能体谅他的处境，最后他在拼命往外挤的时候受伤了。这样，在第一段的时候格里高尔完成了一个人生的大逆转，他从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变成一个需要掩盖的丑闻，从一个能够带来荣誉的好儿子、好哥哥、好职员的形象变成一个累赘。在这里，作者采取了正面描写与侧面描写同时进行的方法，正面描写就是格里高尔一系列的心理过程，而这心理活动，我认为仍然是属于人的正常的感觉——他一直在忧虑自己：变成甲虫以后无法完成工作，无法完成职业，该怎么办？他仍然要完成生活赋予他的职责，这是属于人的正常的而且是非常高尚的想法。但是大家看到，侧面描写这一面恰恰揭示，格里高尔已经被大家看成怪物，大家已经不在乎他想什么，而仅仅从形体的变化给他下判断，将他视为一个异己之物，是一个完全跟我们不一样的东西，是让我们感觉很羞愧很耻辱的一种存在。这里就是一个自我认定和他人认定的矛盾，这是第一段告诉给我们的主要内容。
如果说第一段重在展示“震惊”的话，第二段我们可以把他定位为“焦虑”。当家人看到格里高尔变成甲虫的事实已经无法改变后，大家陷入到如何对待格里高尔，以及如何对待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之后家庭陷入的难以维持的生存困境这一系列棘手问题上。在这里，家里人和格里高尔的关系开始发生变化，第一就是妹妹和他的关系。在变成甲虫之前，他们关系非常好，妹妹成为他的骄傲，因为她是一个有前途的可以考上音乐学院的好学生，哥哥也许很大程度上会把维持家庭生存看成负担，但是在妹妹这里他感到的是欢乐，这是两个层次。但是妹妹在哥哥变成甲虫以后，她有怎样的变化呢？我们可以分成几个阶段来看。
第一阶段，妹妹对他不错，仍然把他当成人来处理，这从她给他的食物可以看出。她放了一个盛满甜牛奶的盆子，上面浮着切碎的白面包，这是人吃的，但是格里高尔变成甲虫以后，不要吃这东西，他完全变成了动物形象，口味已变化，这一段通过细节提醒他妹妹——你的哥哥已经不是一个人，而是甲虫，这是通过食物暗示出来的。
第二阶段，妹妹给他送的，就是动物吃的东西了：“腐烂的苹果，昨天剩的肉，已经变成稠的硬结的白酱油，葡萄干，杏仁，一块两天前格里高尔准会说吃不得的乳酪”，这样一些剩下不要吃的东西塞给他，而格里高尔的确爱吃动物吃的很脏很臭的剩下的东西，这个地方印证了他妹妹的想法，就是格里高尔的确已经变成动物了，已经不再是人了。但妹妹的变化不是从这里开始的，一开始变化其实就已经潜伏着了。就算她给他吃人吃的东西时，也可以看到她的态度在发生变化，她飞快地塞进去，飞快地走掉，心中已经开始嫌弃。但是第二次送食物进去之后，通过格里高尔的视角就可以清清楚楚看见他妹妹的变化：“他望着没有察觉任何情况的妹妹在用扫帚扫去他剩下的食物，甚至包括他没碰的食物，仿佛这些东西根本没人要，扫完之后，倒进桶里，把桶盖盖上就走了”。这些细节可以说比较无情地揭露了妹妹心中对甲虫的态度，很显然哥哥吃这些剩下的食物就是他完全变成一只甲虫的标志，她收拾残羹冷炙的时候并没有顾及哥哥也许还有人的情感和人的思想，她已经完全把他看成动物。
最明显的是第三阶段。他妹妹决定把他房里的家具全部搬走，以便他更好地爬行，当然他的母亲持相反意见。“母亲”形象在卡夫卡小说中，也是一以贯之的，比较软弱——和卡夫卡现实生活中的真实母亲形象是比较接近的。她在暴君父亲面前，唯唯诺诺，往往没有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但她内心中还是很爱儿子的。在这地方，大家可以感觉到，随着妹妹慢慢淡出哥哥的视野，母亲的爱成为他的支撑之一，母亲成为最能理解他的人，但母亲在家庭中，是没有多少发言权的。当妹妹大发雷霆之后，她就如愿以偿地把家具搬走。从吃饭到生活细节，妹妹通过一系列行为把他变成一个不需要任何人关怀的动物型的存在，在中间可以体会到格里高尔悲哀苍凉的心情，他在这一系列的行动中，被迫完成一个自我认同，即成为一只甲虫。
在这样的前提下，在第三段结尾，就出现了激烈的父子冲突。父亲在他将母亲吓晕之后，开始和他展开一场大战，当然主要是父亲打儿子，最后还将一个苹果砸中了他。可以看一下这一段的最后一句话：“母亲最后围在父亲脖子上，叫他别伤了儿子的性命，可是这时格里高尔的眼光已经逐渐暗淡。”我们应该理解一下，为什么最后发生这场恶战？我们觉得格里高尔这场大战的意义在于想保留自己作为人的最后权利，保留房间的旧有摆设实际上是为了保留以往的记忆，这个房间的摆设都是他以前作为人的时候留下的印记，而妹妹要把他曾经作为人的印记全部扫除，在某种程度上就断绝了他作为人和这世界发生的最后联系。在这地方，格里高尔反对妹妹搬家具的行为，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为了维护人最后的尊严，可是这行为，在妹妹在父亲那里，甚至在母亲那里，是不能被理解的。他们是一步步要剥夺他作为人曾经有过的存在意义。因此从第二段开始，我们就可以感觉到作者将人世间的某种残酷性表现出来，大家注意到，格里高尔丧失了挣钱能力，这是他家人对他产生不满的一点。第二点，格里高尔变成甲虫是家庭的耻辱，所以整个家庭陷入到焦虑之中。但焦虑的结果不是帮助格里高尔恢复人的形状，而是一步步驱赶他，塑造他，要将他坐实成为一只实实在在的甲虫。所以，尽管第一段告诉大家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但格里高尔具有的思想行为可能并没有让他自己彻底认同这一形象，他要做最后挣扎，虽然这挣扎是无望的，但是在家人的“帮助”下，他越来越意识到，他除了变成一只彻底的甲虫以外，无路可走。
然后是第三段，家庭经济日益陷入困境，所有人都在惨淡中苟且偷生。在这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已经降到冰点，格里高尔常常“整夜整夜望着纽扣，望着金光闪闪外套上面一摊摊油迹，老人整天穿着这件外套极不舒服，却是极安宁地沉入了梦乡”。这是父亲形象，父亲现在年纪大了，却为生活所迫做一个低下的门卫，然后他始终穿这件衣服，这个地方有深意，实际上就是暗示他内心的委屈——我就是要以这种形象提醒你，我是如何度过晚年时光的；我是被迫成为这种人的，我做这事就是对你的心灵上的一种折磨。所以望着这样的父亲，格里高尔内心极度失落。父亲不时提醒他曾经犯下的罪过，母亲疲劳不堪地和妹妹做着针线活，所有人都在困境中，还要时时激励，在黑暗之中把门关起来，然后把家庭陷入黑暗绝境的情绪表现出来。在表现这种情绪的时候，作者特别描写了一个细节：门是半掩的，能够让甲虫看到门里面家人生活的一切情形。通过这扇门，可以让人领悟到，一方面他们的确是为自己陷入困境自艾自怜，但另一方面他父亲穿制服，又是不断地提醒格里高尔，不断挤压格里高尔。终于，他妹妹再也不考虑拿他喜欢的东西来喂他，只是在中午上班前匆匆忙忙把东西用脚踢进去，手头有什么就给他吃什么，到晚上，用扫把一下子扫出去，也不管他尝了几口，还是一动没动，而经常的情况是一动也没动；给他打扫是不能再马虎了，墙上到处是灰尘、脏东西。格里高尔想要提醒他们，所以故意呆在黑暗角落里，但他们只是视而不见。从这里作者着力描写的吃和住的细节来看，可以发现，格里高尔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压力，他在家中的地位基本没有了，他成为一个可有可无的存在，这应该也是他消灭自己的一个前奏——本来你很珍视这个群落的人，但却发现，在这个群落的视野中，你是不重要，甚至可以被视而不见，你当然会感觉到自己的无意义和无价值。在这之前我们已经发现格里高尔是一个小人物，他没有高远理想，他存在的价值就是挣钱养活一家人，在家人表扬中得到满足，这是他的认同方式，他发现在这时候，他完全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归宿，他成为一个在角落之间可有可无的存在，这样，很大程度上，支撑他活下去的精神支柱就崩溃了。
然后，作者设置了一个场景来达到作品结构的平衡。在第一段的时候，除了格里高尔和他家里三个人以外，有一个外界的代表，这就是公司的主任；第二段全部在家庭内部发生；第三段再次引入外部的人，有一个老妈子和三个房客。在这里作者把格里高尔崩溃的过程分若干层次来考察，从而很完整地勾勒了各种势力是如何打击格里高尔的。最后一段无疑是最大的打击：妹妹演奏起美妙的音乐，这曾经是格里高尔心中最大的梦想，一个与他作为普通人的庸庸碌碌生活不太一样的生命华彩的乐章。所有人不懂他妹妹的演奏，只有他怀着亲情和感激，怀着曾经有过的梦想，慢慢爬过来，然后却收获了最大的侮辱，他妹妹发疯似地把他驱赶出去，然后狠狠地发了一通火，妹妹这样说：“事情不能这样拖下去了，你们也许不明白，我可明白，对着这个怪物，我无法开口叫他哥哥，所以我的意思是：我们一定得把他弄走。我们照顾过他，已经对他仁至义尽，我想谁也不能责怪我们有半分不是。”这个时候，父亲同意她说的；母亲因为喘不过气而憋得难受，眼睛露出疯狂的神色，她的态度其实也不言自明。全家发出共鸣，要把格里高尔驱赶到某个死亡的境地，在这里，大家可以很分明地感受到，格里高尔除了死，已经无路可走，因为他完全变成一个无所事事、而且总是带来麻烦的累赘的怪物。他只剩下两种方式：一种是自己消灭自己，一种是被别人消灭。当格里高尔选择了自己消灭自己时，仍然让人有震撼，因为选择自己消灭自己，让我们感觉到他仍然是作为人的选择，而且是一个有想法有自尊心的人，不是完全等着别人来消灭的，因为只有有羞耻感有尊严的人才会自己消灭自己，这本身就是人的行为。从这一点上讲，我们看到悲剧的内涵就一点点浮现出来了：格里高尔不是作为虫被消灭，而在很大程度上是作为“人”被另外一群“人”杀掉，尽管他采取的行动是自己消灭自己。
在这样的前提下，我们来看最后一段，格里高尔死掉以后，父母赶紧把老妈子辞掉，分别请假，决定去郊游。春天就要到来了，他们带着极其欢乐的心情，准备买房子，准备谈谈前途。看到女儿虽然经过这么多忧患，却已经成为一个身材丰满的美丽少女，他们心里定下主意要给她找一个好女婿，一切都向美丽的方向发展。而格里高尔，在这段美丽考虑中间是完全没有的。这一段非常欢乐的心情，我们怎么理解呢？之前讲过，这段结尾写出了人生被揭开盖子之后的某种残酷，而这残酷恰恰来自于温情脉脉面纱掩盖之下人的自私性、残酷性。在正常语境中，人是受法律、道德、舆论等一系列东西约束的，是这些东西使你成为这样的人，但是格里高尔成为甲虫这件事恰恰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借口，也提供了一个窗口，让他们撕开了温情脉脉的伦理面纱，让他们看出每个人其实只是为自己活着。在他们的世界当中，每个人的既得利益是最重要的；其他人即便是你的兄长，曾经给你很大帮助；或者是你的儿子，曾经赡养过你，但是这些和你自己的利益相比仍然是不能相提并论的。所以，即使他们是潜在做了一回凶手，仍然心安理得，因为他们的出发点完全是出于个人主义。我们分析某些东西，是不能脱离其得以产生的具体语境的，比如“群体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是压抑个人存在的群体文化，每个人都不能自己自由地发展，我们会把这看成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但是我们同时也会产生一种疑问：完全抛弃这一切，完全用个人主义作为个人行为准则，是否完全没有问题？在格里高尔这里，可以看到个人主义的弊端非常明显。每个人都是孤独的、利己的、自私的，每个人其实都无法得到救赎。欢乐的心情用残酷的东西烘托出来，而欢乐本身也反衬了这个残酷，人生的真相无非如此。局中人可能体会不到，发现不了，而艺术家的价值却在于他总能在幸福、欢乐中发掘出被遮蔽、被忽视的人类生存的真相，尽管这种真相也许是惨不忍睹的。
甲虫的象征性内涵
可以说，甲虫首先象征着被压抑的物质化的人。在格里高尔身上，最明显体现甲虫特征的是他的外表、他的细腿、他的饮食习惯、他的行为，比如爬来爬去，这象征人的动物性的一面。人和动物最大共同点就是都有生理性需要，比如衣食住行，动物也要吃饭、走路、繁衍后代，在这些方面，人和动物没有根本性区别。作者在小说中，将人的生物性特征放到现代生活当中，让它放大。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实际上是为生存、为这些生理性需要奔波而造成的。而作者之所以让他变成甲虫而又在行文中不让我们感觉到不可信，其合理性就在于，格里高尔在变成甲虫之前的所作所为，其实就和一个为了生存而拼命攫取的动物在本质上并没有多大区别。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让格里高尔变成甲虫，实际上体现了作者对于资本主义发展时期西方社会中人的异化的生存状态的一种深刻洞察。如果说，在正常的语境中，我们也许还不太那么容易发掘人的异化现实的话，那么，把人变成甲虫，应该就是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强行为我们剥离出了这种现实的真相。荒诞的笔法的背后，其实有着作者自觉地直面现实的勇气与责任感在里头。之所以要强调这一点，是不想让大家维持一种对于西方现代文学的一种错误判断——以为西方现代文学就是个人的文学、颓废的文学，这种所谓的“常识”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一种误读，至少在西方现代文学的鼻祖卡夫卡这里，我们还看到了代表着社会良知的“作者”。这一点希望引起大家的关注。
第二点，甲虫象征的是阴暗的内心世界，通过甲虫，作者提供了一个观照现实生活的角度。一个人假如不是站在非正常语境之中，他是看不到生活的真相的。文学作品中经常可以发现疯子视角——假如不是疯子，他是看不到正常生活原来是这样疯狂的。也就是说，文学作品中的“疯子”实际上是比正常人更为清醒的，他是站在正常之外发现了正常世界骨子里的疯狂与变态。在这方面，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鲁迅先生著名的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中的“我”（狂人）翻开古书一看，表面上写满了仁义道德，但仔细一看，却看到了“吃人”的字样。这种对于“吃人”的发现，既是一种疯子的话语，同时却也未尝不可以看作是一种人所未见的真理。同样，假如格里高尔没有变成甲虫，他不可能看到，在家人的视角中原来他仅仅只是挣钱的工具。因此，通过人变形为甲虫，卡夫卡就将人内心的黑暗，将血缘、亲情、人性掩盖下的人的冷酷的一面淋漓尽致地揭示了出来。甲虫的出现，代表着卡夫卡内心中对于人性的一种绝望；而甲虫的出现所导致的亲情、伦理等出现的不可弥合的裂缝，又代表着卡夫卡作为现代人对于传统的家庭/亲人的一种反省和颠覆。可以说，在传统社会中，家庭被当作是人能退居到最后的栖居地和庇护所，这一点我们中国人可能感受较深。五柳先生陶渊明之所以在饱受现实打击后，还能悠然吟出“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其实就是有温暖的家/家人作为后盾的。但现代工业社会的到来，将大批的人从土地、自然和家庭中驱赶出来，让他们成为流水线上日复一日单调劳作的工人，家/家人的重要性由此被降低了，家人之间的血浓于水的亲情也被瓦解了。卡夫卡对格里高尔家人对甲虫的冷漠与厌弃的描写，可以说是揭示了现代工业社会中家/家人的真相。这种真相的呈现，应该是非常具有“现代性”的。
第三点，甲虫是一种无语的存在，我们注意到在小说中，格里高尔与外在的交流和沟通是很成问题的。假如甲虫有人的语言能力，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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