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军事百科(第三卷)(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竭宝峰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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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军事百科(第三卷)试读：

前言

一个诞生了《孙子兵法》的国度，一个有着五千年灿烂文明的国度，一个曾威风凛凛的东方巨人，终于在十九世纪无可奈何地衰落了。曾几何时，这个国度曾最早使用金属兵器和战车，建筑了被誉为世界奇迹的万里长城，发明了火药、火器，诞生了姜尚、孙武、吴起等一大批杰出的军事理论家，涌现出白起、韩信等无数用兵如神、百战百胜的著名将帅，创造了驱逐匈奴、连通西域、横扫欧亚大陆的历史神话。然而，先哲已逝，辉煌不再，战争带给这个国家的，更多的竟然是屈辱。时至今日，每一个有良心的中国人，依然能感受到这份屈辱所带来的隐痛。历史告诉人们一个千古不变的真理：落后就要挨打。《中国军事百科》一书告诉我们，当我们回首往事，为昔日的辉煌而自豪的时候，请不要忘记昨日的屈辱，当我们身处二十一世纪的时候，每一个理智的炎黄子孙都会感到肩负的历史重任。《中国军事百科》是一部全景式再现中国军事历史的大型图书，它在吸收国内史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将中华文明悠久历史沉淀下来的丰富的军事图文资料融为一体，直观地介绍中国军事历史的发展进程，全方位介绍中国军事的基础知识，内容涵盖中国军事的各个领域。

全书共分为四卷十二大部分，具体内容如下：第一卷国防历史、边疆治理、治边方略；第二卷著名战役、历代军制、军事制度；第三卷

军事通信

全书坚持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贯彻历史方法与逻辑方法相一致的原则，在把握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科技整体发展的基本前提下，以军队和战争的发展过程为主要线索，努力探索和再现武装力量在建设和运用中的运动轨迹，翔实客观地记述和评析了我国5000年包括历代军制、重要战争、武器装备、军事地理、军事后勤、军事思想、军事人物等有关方面在内的军事历史基本内容，力求正确地总结前人在军事活动中的经验教训。《中国军事百科》的出版发行，为人们了解和研究中华民族的悠久灿烂的军事历史，提供了一部较全面系统的专著。

本书由竭宝峰任主编，李穆南、周卫华、张林任副主编，参加本书编写的还有杨慧、王闯、张欣、王冉、杨家俊、龙晶晶、李萌、刘淑华、陈静、曹金丽、陈世新、李伟、陈磊、吴志樵等。

本书编纂出版得到许多前辈的关怀支持，同时，我们在编写过程中还程度不同地参阅吸收了有关方面提供的研究资料和历史资料。在此，谨向他们表示谢意。本书在编写过程中，由于时间短，工作量大，可能有诸多不足，衷心希望各界及读者批评指正。《中国军事百科》编委会军事通信

烽火传警

烽火本为传递军事警报而设，但昏庸的周幽王却把它变成了取悦美人的工具，从而上演了一出“烽火戏诸侯”的闹剧。

幽王的父亲周宣王，是一位有作为的君主，即位后选贤任能，重用召伯虎等一批忠良贤士做自己的辅臣，立志复兴周室。几年间，周宣王修明政治，增强实力，不断出兵征讨不臣诸侯，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一时间出现了诸侯朝贡、四夷臣服的中兴景象。然而，好景不长。宣王忧国忧民，积劳成疾，在一次征战失败后又郁悒寡欢，终于在公元前782年去世了。

宣王死后，太子宫涅即位，史称周幽王。幽王的妻子是申侯的女儿，根据惯例被立为王后，她生的儿子宜臼被立为太子。幽王即位后，醉心于酒色，整天吃喝玩乐，根本不理朝政，甚至于一连三个月都不上朝处理政务，把个周王朝搞得一团糟。当时，有一个诸侯国叫褒国。褒国的国君褒珦见天子如此荒淫无道，便来朝规劝，劝幽王继承先王遗志，以国事为重，轻酒色，远小人，重用贤良，复兴周室。没想到，幽王根本听不进去，一怒之下竟把褒珦关进了大牢。这样一来，群臣不再敢进谏，任由幽王胡来，周朝的政事更加不堪收拾。

再说褒国，褒珦的儿子洪德见父亲被扣押，十分焦急，忙与母亲商量营救的办法。他们听说幽王好色，便用重金买下了一个年轻漂亮的少女，取名“褒姒”，教给她宫中的礼仪和琴棋书画等技艺，然后派人送给幽王。幽王见了褒姒，果然龙颜大悦，于是下令释放了褒珦。

褒姒入宫后，深得幽王宠爱，不久便为幽王生了一个儿子，取名伯服。幽王既宠褒姒，爱屋及乌，对她生的儿子伯服也倍加宠爱。为进一步讨褒姒的欢心，他不顾群臣的反对，干脆废掉了申后和太子宜臼，另立褒姒为后，伯服为太子。申后生怕幽王会加害宜臼，便让他趁夜逃出镐京（西周都城，今陕西咸阳市），去投奔外祖父申侯以保全性命。

宜臼的出走正中幽王的下怀。他早就觉得这个儿子碍眼，现在眼中钉不在了，心里感觉说不出的高兴。然而，褒姒尽管妩媚多姿、楚楚动人，却有一件事令幽王很纳闷，那就是褒姒从来不笑，不论遇上多么有趣的事都是如此。每次幽王问及，她总是淡淡地说：贱妾生来就不喜欢笑，请大王不必见怪。但幽王不相信，决心不惜代价，博美人一笑。周幽王烽火戏诸侯

不久，镐京城里贴出了告示，说谁能设法让新王后笑一笑，即赏他千金。消息传开，人们争相入宫一试。有人说一些荒诞的笑话，有人做各种各样的怪相，但无论如何，褒姒就是不露一丝笑容。正当幽王无可奈何之际，有个叫虢石父的大臣求见。这虢石父没有别的本领，却专会逢迎拍马，出一些坏点子来取悦君王，因而很得幽王的宠信。这一次虢石父的主意果然又不同凡响，他向幽王提出了“烽火戏诸侯”的办法。幽王闻言大喜，决定试一试。

这一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登高眺望，远山近水，尽收眼底。镐京城上，幽王正与褒姒饮酒作乐。凭栏远望，但见狼烟阵阵，直冲云天，座座烽火台绵延伸向远方，组成了一幅蔚为壮观的景象。原来周幽王早已令人点燃了代表敌情的烽火，擂起大鼓，将警报传向各诸侯国。酒过数巡，通往镐京城的各条大道上尘烟滚滚，车鸣马嘶，各路诸侯率领勤王之师陆续赶到城下。令各路诸侯始料不及的是，城里城外根本没有一个敌兵，唯见幽王与褒姒在城楼上饮酒作乐，一幅悠然自得的样子。这一次褒姒终于开怀大笑，她笑幽王视军国大事为儿戏，笑各路诸侯如此轻易便上当受骗。美人一笑，幽王更加得意，立即下令给虢石父千金的重赏。受了愚弄的各路诸侯得知真相后，把鼻子都气歪了，在一片叫骂声中，纷纷带兵回国了。这种“烽火戏诸侯”的故事，此后又一再上演。“狼来了”的故事讲多了，自然不会有人再相信。然而，不久以后，“狼”真的来了。

原来，申侯见到投奔而来的外孙，得知幽王无故废掉了申后和太子宜臼，气愤极了，发誓要推翻周幽王，为女儿和外孙讨回公道。考虑到本国兵力不足，便决定向戎人借兵。当时，戎人兵强马壮，早有东侵之意，现在申侯主动来借兵，正合其意，于是两下里一拍即合。不久，兵合一处，浩浩荡荡，向镐京杀来。

幽王得到消息后，立即下令点燃烽火，向诸侯求救。可是这一次，诸侯们还以为是天子与王后嬉戏，全都按兵不动。幽王只好命城中的将士迎敌，结果寡不敌众，一败再败，镐京城终于被攻破了。幽王逃到郦山脚下后，在乱军中被杀死了，褒姒也被戎人掳去了。

申侯见幽王已死，大仇得报，又考虑到周朝的天下不能落人戎人之手，便悄悄派人通知各路诸侯。于是，各路诸侯纷纷出兵，击败戎人，收复了镐京。鉴于幽王已死，大家便立宜臼为王，是为周平王。戎人出兵消灭了周幽王，却没有得到任何好处，深感上了申侯的当，于是心中怨恨，不断出兵东侵。而这时的镐京经过战火之后已经残破不全，难复旧观。平王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于是将都城从镐京迁到了洛邑（今河南洛阳市），这一年是公元前770年。至此，西周王朝宣告结束，东迁后的周朝，史称东周。

平王东迁后，周天子实力下降，王室衰微，再也难以统驭各路诸侯了。这样，“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的局面终于蜕变为“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周幽王的一把烽火就这样轻易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边关烽火惊魏宫

在战国七雄中，魏国是第一个通过变法崛起称雄的诸侯国。周贞定王二十四年（公元前445年）魏文侯即位后，任用李悝、吴起、西门豹、段干木等人进行了政治、军事、经济等诸方面的改革，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以此为基础，魏国几代君主积极对外扩张，使魏成为战国初期最强盛的诸侯国。魏国西临秦、韩，东接齐，南连楚，北靠赵，地处四战之地的中原地区，故其军事通信也由于战事的频仍而十分发达。《史记·魏公子列传》便记载了魏公子无忌与魏王弈棋时突然烽火传至的故事。

魏公子无忌为魏昭王的少子，魏安厘王的异母弟弟，受封信陵君，与齐国的孟尝君、赵国的平原君、楚国的春申君并称为“战国四公子”。这四人都是本国的王室成员，皆能礼贤下士，手下养了很多食客，聚集了大批的奇人异士。据载，信陵君当时的食客便达到三千人之多。这些人奔赴各国活动，使信陵君对各诸侯国的情况都了如指掌。

有一次，信陵君与魏王在宫中对弈。兄弟二人一边下棋，一边谈古论今，十分高兴。棋至中局，突然有人来报，说北境烽火传警，赵国出动大军，已经进入了魏国的边境。赵王闻报大惊，急忙站起身来，下令传令官急速召集大臣，商量防御赵军入侵的事宜。此时。信陵君却不慌不忙，微笑着对魏王说：“王兄不必惊慌！那是赵王带人出来打猎，并不是要进攻我们魏国啊。”说着拉魏王坐下，要接着下棋。

魏王将信将疑，虽然坐下来接着下棋，却是心不在焉，经常走出错着。信陵君看在眼里，心中暗笑，却不道破。棋局未了，又得到传报：赵王果然是出来打猎，所带的军队也不多，根本没有入犯魏国的打算。魏王这才如释重负，长出了一口气。

在中国古代，打猎既有娱乐和猎取食物的性质，也是进行军事训练的重要形式之一。在春秋以前，狩猎甚至可以说是军事训练的惟一形式。因此也就难怪魏国边防将士把赵王的出猎当成是准备进犯魏国的军事行动了。但奇怪的是，信陵君的消息竟然比魏国官方的通信系统来得既快速又准确。

当时，魏王惊魂甫定，心中也甚感纳闷，于是问道：“公子你是怎么知道赵王是出来打猎，而不是进犯我们魏国呢？”

信陵君眼望着棋盘，淡淡地说道：“臣有许多的食客，其中不乏奇人异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分赴各诸侯国，收集情报，凡与我国有关的事，他们都会快速地向臣报告。赵国与我相邻，自然也有臣的食客，而且就在赵王的身边。因此，赵王出猎的事，臣早就知道了。”

食客到底是通过什么通信方式将情报传给信陵君呢？由于史料的阙如，我们已不得而知了。但可以肯定的是，他的食客不但及早地掌握了情报，而且其情报传输也是相当快速的。足见当时私家通信系统效率之高。战国四公子能够叱咤风云，在当时的政坛发挥相当大的作用，与其高效率的私人通信系统有着重要的关系。

魏王当时听了信陵君的话，既佩服又震惊。佩服的是，他的食客竟能如此快捷地掌握各诸侯国的情况，并迅速地传回来；震惊的是，以信陵君如此的才能和势力，很可能对自己的王位构成威胁。因此，他始终不敢把大权交给弟弟，害怕信陵君会取其位而代之。后来，赵国遭秦国围攻，国都邯郸告急时，信陵君才不得不窃符以救赵。烽烟不断边塞路

先秦时期，诸侯林立。由于各国疆域相对较小，一般来说，国都之外的地方基本上是不会大量屯驻军队的。遇有敌情，边境地区便通过烽火向国都传递警报，诸侯国便根据这些警报派兵御敌。因此，这时候的烽火系统，主要是沟通边境与国都之间的军事通信联系。

秦统一中国后，伴随着封建大一统国家的建立，也由于交通和其他通信手段的发展，烽火系统已难以适应新的战争的需要，而逐渐退居到次要地位。西汉以后，烽火系统的使用便仅限于边境地区，在内地则基本弃置不用。司马相如《传喻巴蜀檄》中所说的“夫边鄙之士闻烽举燧燔，皆摄弓而驰，荷兵而走”，指的便是边境地区烽火传递军事情报的情况。《太平御览》卷三三五引《东观汉记》有如下的记载：“马成缮治障塞，自西河至渭桥、河上，至安邑、于原，至井陉、中山，至邺，皆筑堡壁，起烽火，十里一候。”

由此可以看出，汉代的烽火基本上部署在北方边境地区，主要用来防备匈奴的内犯。

烽火台筑于长城沿线及其内侧地区的重要交通线上，依地势而筑，一般十里一台。当时的烽火台是一个独立的高台，台上有守望的房屋和一个桔槔，桔槔上挂着称为“兜零”的笼子，里面装芦苇、狼粪等燃烧的原料。芦苇和柴草是点火之用，狼粪则是最佳的放烟原料。《酉阳杂俎》卷十六载：“狼粪烟直上，烽火用之”，因此有“狼烟”之称。西汉元帝永光二年《居延汉简甲编》

对于烽火系统的使用，居延汉简（东汉建武年间，即公元25～55年）中的《塞上蓬火品约》记载说：如果匈奴入侵的人数不满一千就燔一积薪（“积”当为燃烧原料的单位），超过一千就燔二积薪，若攻亭鄣就燔三积薪，同时配合蓬、鼓等信号。如果遇上恶劣天气，致使昼不见烟，夜不见火，要立即派人以书面报告急报上司。若出现报警有误，应立即“下蓬灭火”，并派人到都尉府说明真情。《太白阴经》中关于烽火台设置的记载

汉代的烽火至今尚有遗迹可寻。20世纪80年代初期，内蒙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对当地汉长城附近的烽火遗址进行了考察，写成了《昭乌达盟汉代长城遗址调查报告》，其中记载：“在近二百五十公里的长城线上，我们共发现烽火台八十余座，间距平均约三公里，最远的不超过五公里。一般在地势较平的地段间距稍远，在群山环抱的山区间距稍近。烽火台设置多为沿线单个排列，也有少数两个并列，照此推算，在万里长城线上，至少有二三千座烽火台。”“烽火台均在长城线内墙的里侧，即长城线以内，离城墙一般八至十米，远者不超过三十米。”“烽火台均为圆形，直径一般为二十米，小的十五米，大的三十米。保存好的现存高度一般在一至二米之间，有的高达五六米。”“我们曾多次用罗盘仪或目测实验，证明筑于平地、山谷、山头上的所有烽火台，不论它们如何随着地形的变化而改变方位，但站在其中的任何一个烽火台上，就既能举目遥望前一座，也能回顾后一座。”

由此可以看出，到汉代时烽火系统已相当完善，烽火台的布局系经过严密的计算，体现了很高科学水平。

隋唐以后，烽火制度有所改进。这时的烽火台，比汉代时更高更大，台外周筑城障，台上专门修建四个烟筒和四个火台，分别用于放烟和插火炬。由于台高，烟火可以在很远的地方看到，所以台与台之间的距离较远，一般三十里置一台。平时，每台有帅一人，副帅一人，烽子（即士卒）五人；战争时期再外加五名士卒。点燃烟筒和火台的数目不同反映的敌情也不同。《隋书·长孙晟传》记载，当时规定是“若贼少，举二烽；来多，举三烽；大逼，举四烽”。在没有敌情的情况下，每早夜要放“平安火”，表示本台人员正在执勤，附近平安无事。遇恶劣天气时，烟火不能及远，则要派烽丁火速往邻近烽火台报警。由于制度完善，这时火烽传警的速度已相当迅速，据《武经总要》记载，“凡烽火，一昼夜须行二千里”。明代中叶，抗倭名将戚继光出任蓟镇总兵。为加强京师北部的防务，他组织人力对蓟镇一线的长城进行了大规模的修缮工作。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在长城沿线修建墩台。这时的墩台有两种类型，一种是便于配置火器和发扬火力的空心敌台，另一种就是用于报警的烽火台。每座烽火台有五名士卒负责，“墩之相去，惟以视见听闻为准，不相间断。凡遇敌马所向之处，该数举烽，左右分传，计蓟镇边墙，延袤曲折二千余里，不过三个时辰可遍”。可见其通信效率是相当高的。

除边境地区外，东南沿海也建立了烽火传警系统，用以防备倭寇，但传警方式略有不同。这些墩台，“各置守瞭器具，每堠每日轮军三名。遇有贼船出没，昼则扯大白旗一面，夜则放枪起火”。

值得注意的是，明清时期由于火器的普及，兼之施放方便，人们便更多地放枪、炮并配合白旗、红灯以传信，施烟放火已不常用。这从当时的各种传烽歌便可以看出。《经世实用编》记载的《戚家军传烽歌》，详细记载了炮、旗、灯、火（烟）不同的组合使用所代表的敌情情况。其歌如下：传烽号令妙无穷，编与墩军各一通。千贼以上是大举，百里余外即传烽。一炮一旗山海路，一炮二旗石门烽。一炮三旗燕河警，一炮四旗马兰中。三炮一旗墙子岭，三炮二旗曹家烽。三炮三旗古北口，三炮四旗石塘终。若遇夜间旗不见，火池照数代旗红。贼近墙加黑号带，夜间换盏大灯笼。贼若溃墙进口里，仍依百里号相同。九百以下是零贼，止传本协自成功。单用炮声分四路，不须旗火混匆匆。山海大墙皆一炮，三门喜曹二炮从。燕河松古三炮定，四炮建马石塘终。零贼东西一时犯，两头炮到一墩重。该墩听炮分头说，东接西来西接东。但凡接炮听上首，炮后梆响即如风。炮数梆声听的确，日旗夜火辨玲珑。各军俱要留心记，若有差池法不容。

从中可以看出，这时的烽火系统已能传递来犯之敌的数量、所在位置、进攻方向等比较复杂的军事情报了。《福建通志》也载有《福建防海传烽歌》，详细记载了倭寇来犯时，不同敌情下的传烽方法，内容与《戚家军传烽歌》相类似。浙江镇海明代备倭烽火台遗迹

清代兵书《洴澼百金方》也记载了当时传信的口诀，用于白天的是：“一炮青旗贼在东，南方连炮旗色红，白旗三炮贼四至，四炮玄旗北路逢”；用于夜晚的是：“一灯一炮贼从东，双灯双炮看南风，三灯三炮防西面，四灯四炮北方攻”。这种传信方式，不仅准确、清楚，而且速度较之于施烟放火提高了不少。《清史稿·兵志》记载，其一昼夜可达七千余里。我们说西汉以来烽火系统主要用于边境地区，内地已基本弃置不用，主要是指封建大一统时期而言，当国家分裂、群雄割据的时候，情况又另当别论。吕蒙白衣袭江陵

公元208年，孙权与刘备结成联盟，在赤壁之战中大败曹操。战后，孙、刘两家瓜分荆州。后来，刘备率军进占益州，三国鼎立之势正式形成。然而，孙权对于地处长江上游的荆州之地被刘备占领，一直耿耿于怀，只是由于强曹雄峙北方，才不得不从维护孙刘联盟的大局出发，暂时放弃夺取荆州的念头。

公元219年，刘备率军攻取汉中，又派兵东进，继续扩大战果。与此同时，孙权率军进攻合肥，迫使曹操兵力东调淮南。留镇荆州的蜀将关羽，利用这一有利时机，亲率大军北攻襄樊。樊城一战，关羽利用汉水上涨，水淹七军，斩庞德，擒于禁，俘曹军数万人马，一时“威震华夏”。一向老谋深算的曹操，也慑于蜀军的兵威，甚至起了迁都的念头。这时，司马懿向曹操建议，派使者游说孙权，以封江南之地为条件，促使其出兵偷袭关羽的后方，夺取荆州。

其实，就在关羽北上之时，孙权君臣已经开始实施偷袭荆州的图谋。名将吕蒙以治病为名，被调回吴都建业（今南京市），而代之以毫无名望的书生陆逊，使关羽放松了对东吴的戒心。陆逊到任后，使用孙子“卑而骄之”的计谋，写信给关羽，极尽恭维之能事，称赞关羽樊城一战，功勋卓著，足以流芳百世，又说自己如何羡慕，颇以与关羽这样德高望重的将军为邻为荣云云。关羽看到陆逊的书信后，果然“意大安，无复所嫌”，接着便把后方预备队调往前线，助攻樊城，放松了对东吴的戒备。

孙权见骄敌之计得售，于是便令吕蒙率军西上，偷袭荆州。为达成战役的突然性，吕蒙将全部精兵藏于大船之中，命士卒穿上商人穿的衣服（平民百姓不能穿彩衣，故有白衣渡江之说）摇橹，昼夜兼程，溯江而上。

关羽镇守荆州十余年，出于防备东吴的需要，在境内长江沿线建立了许多哨所，通信系统尚属完善。为了严密封锁消息，吕蒙不但伪装西上，而且在进入对方境内后，每至一处，做的第一件事便是捣毁蜀军的哨所，致使烽火不燃，驿传不达。留守公安、江陵两个重镇的傅士仁和糜芳，对东吴的行动茫然不知，当吴军如同天兵降临城下时，立即乱了手脚。吕蒙利用二守将与关羽的矛盾，派人入城劝降。二人知大势已去，既慑于兵威，又经利诱，终于先后投降，吴军遂兵不血刃地占领了荆州。

关羽闻吴军袭取荆州，不得不撤樊城之围，率军南归。回军途中，关羽多次派人去江陵探听消息。吕蒙每次都厚待使者，让他们看望蜀军将士的家属。这样，吴军优待蜀军将士家属的消息便传播开来，致使蜀军上下军心涣散，斗志全无，沿途逃走去与家人团聚者不断。关羽见大势已去，不敢回江陵，率残兵败走麦城，为吴军擒杀。

就这样，吕蒙通过摧毁敌方通信系统的办法，达成了战役的突然性，取得了偷袭荆州作战的胜利。又看烽火照长洲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积贫积弱”的朝代。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之后，经过16年的征战，相继击灭了南平、武平、后蜀、南汉、南唐、吴越、北汉诸政权，结束了自唐代中期以来的藩镇割据和五代十国时期的分裂局面，基本上实现了南北主要地区的统一。但这种统一与汉唐时期的大一统已不可同日而语。终宋一朝，先有辽、夏，后有金、元，多政权并立的局面始终未能改变。

北宋初期，北方的战略要地燕云十六州已沦入辽朝之手，这样长城沿线连同其烽火通信系统已不复为宋朝所有。宋太宗赵光义曾两度北伐，企图击败辽军，收复燕云十六州，但先败高梁河，再败岐沟关。后来，随着战争的发展，大片大片的国土沦入敌手，烽火由今河北、山西一带逐渐燃到了中原，又从中原燃到了长江沿岸地区。

南宋时期，宋高宗赵构在金军的不断打击下，迁都南下。首先从原来的都城汴梁（今开封市）迁到扬州，然后又从扬州迁到临安（今杭州市）。

为防止金军南下，南宋在镇江一带沿长江设置了烽火传警系统。当时规定，如白天平安无事，便在夜间起更时，举火一把；如夜间平安无事，则在次日早晨，放烟一把。如果遇有敌情，则不拘时刻，要立即按规定以烟或火三把作为信号，通知各地宋军进入作战准备。这样，沿江地区烽火不断，成为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一道“景观”。

这在当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诗词中，也有所反映。

南宋与金交战期间，有人在关中一个驿所的墙壁上发现了这样一首诗：鼙鼓轰轰声彻天，中原庐井半萧然。莺花不管兴亡事，妆点春花似昔年。

诗人描述战火南移的场面，感叹大片国土的沦丧，又借写莺、花点缀春光，表达了对朝廷苟且偷生、不思收复河山的强烈愤慨！

诗人庄绰更写下了这样一首讽刺诗：昔年随牒佐边侯，愁望长安向戍楼。今日衰颓来泽国，又看烽火照长洲。

烽火从边塞移设到向来难见烽烟的长江沿线，透过对这一表面景象的描述，诗人将自己因朝廷积弱、国土沦丧而产生的悲愤之情，强烈地表达了出来。石达开望楼察敌情

汉简中记载，烽火系统一共有六种信号，分别是：烟、苣火、积薪（烟火俱有）、鼓、蓬、表。如果把这六种信号进行区分的话，鼓是以声音传递信号的，而其它五种则是以光传递信号。在烽火系统中，这六种信号往往是配合使用的，如周幽王烽火戏诸侯时，便是以鼓声配合烽烟传递信号的。但鼓声有时也单独使用，来传递一些规定的信号。《韩非子》记载了战国时期的一个故事：

有一次楚厉王喝醉了酒，擂起了宫中的大鼓。一时间，都城内鼓声大作，全城军民纷纷操起武器，跑到王宫门前集合。鼓声震天、人声鼎沸，厉王终于清醒过来，意识到自己无意中犯下了错误。于是他赶紧跑出宫去，向大家说明真相，并公开谢罪。人们至此才知道，原来是一场虚惊。

楚厉王的鼓声，代表的是集合的信号。但到了太平天国时期，石达开镇守都城天京（今南京市）时，鼓声则成为其主要的通信和指挥工具。

攻占天京后不久，太平军便分兵北伐、西征，这样留守天京的兵力便只剩下3万余人。这时，数万清军已尾随而至，分别构筑了“江南大营”和“江北大营”，对天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

负责天京防务的是太平天国杰出的军事家、翼王石达开。天京城周围96里，需要设防的地方很多，守军布置也很复杂。为便于及时、准确的掌握各处的情况，实施统一的调度和指挥，石达开建立了望楼制度。具体方法是，从每一座城门开始，每隔一里建立一座望楼，一直延伸到翼王府。一旦出现敌情，便由城门开始，利用旗、灯和鼓声通过望楼发出信号，将准确的消息迅速传递给主帅石达开。这实际上与传统的烽火示警情况相类似，只是用之于守城而已，而其传递的军事信息则比以往的烽火要复杂得多。石达开便是根据望楼传来的消息，调兵遣将，居中指挥。他调动军队则采取“击鼓调军制”，即根据击鼓次数的不同调动不同的军队，再配以旗、灯指明调往的准确位置。

这样，天京城内忙而不乱，军队调度有条不紊。石达开就是这样解决了城区内通信联络问题，为取得守城作战的胜利提供了必要的保障。

烽火通信系统以声光为媒介，其明显的优点，是利用了声光的速度，可以快速地将警报传递到远方。它的缺点也是十分明显的，那就是只能传达简单的警报，不能传递复杂的军情。因此，随着战争形态的演进，对于军事通信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烽火系统的缺陷便日益显现，从而导致了这一古老的通信系统最终失去了主要地位，成为一种辅助的手段。

驿路留痕

郑国是周初分封时的公国，春秋初期曾一度强大，郑庄公还曾击败周讨伐大军，迫使周天子屈服。但随着争霸战争的深人，郑国逐渐衰落，至春秋中期以后，便只能靠高明的“外交”策略，周旋于强国之间，在夹缝中求生存了。

公元前630年，秦国和晋国联合出兵攻郑。兵临城下，危在旦夕之际，郑国大夫烛之武挺身而出，乘着夜色缒城而下，秘密进入秦军的营中，晋见秦穆公，陈说利害。他分析说，秦国与郑国相距千里之远，即使攻取郑国，也难以对新得的土地进行有效的管理，甚至守住都很困难，因此获利的只能是临近郑国的晋国。秦国劳师动众，为人作嫁衣，是很不合算的。况且晋国的强大，于秦国来说，不但没有好处，反而会有诸多的不利。这番说词，终于使秦穆公动心，于是便与郑国结盟，并派杞子、逢孙、杨孙三位大夫留下来协助郑国防守，自己则带领秦军回国。晋文公见秦穆公罢兵回师，出于秦晋关系的考虑，也与郑国言和返回晋国。

这便是“烛之武退秦师”的著名故事。

公元前628年，晋文公与郑文公相继去世，留在郑国的杞子等人认为有机可乘，随派人密报秦穆公，说他们负责郑国都城北门的防守，秦军如秘密来攻，可作为内应，定能一举灭掉郑国。

秦穆公得到密报后，决定派孟明视、西乞术、白乙丙率军袭击郑国。秦国的大夫蹇叔得知消息后大惊，急忙劝秦穆公说，秦军劳师袭远，必然会走漏消息，不可能达成奇袭。郑国一旦有备，则很难取得成功。更主要的是，晋国知道消息后，必然会派兵截断秦军的归路，这样就有丧师辱国的危险了。然而，秦穆公却认为蹇叔老迈昏聩，胆小怕事，将他的正确建议视为危言耸听而置之不理。

蹇叔的儿子也在出征的秦军当中。大军出发时，蹇叔哭着送他的儿子说，晋国的军队必然在崤山（今河南省崤山）设伏，到时候我只好到那里为你收尸了。春秋时的青铜器“洹子孟姜壶”及其铭文，内有“齐侯命天子乘遽才皿叩宗伯

次年二月，秦远征军偷越晋境，进入滑国境内。这时，郑国的商人弦高正在赴周做生意的途中，他得到消息并识破了秦军的意图，于是火速派人通过驿传向国内报信。郑国得到消息后，立即驱逐了杞子等秦军的内应，并开始进行战争准备。弦高为争取时间，迎着秦军而行，并佯装是郑国的使者，将准备贩卖的牛和熟牛皮作为礼物来犒劳秦军。孟明视等知道郑国已有戒备，奇袭已不可能成功，于是灭掉滑国后率军返回了。这样弦高以他的智慧，并凭借郑国有效的驿传通信系统化解了危机，挽救了自己的祖国。

弦高犒师在春秋发展史上的影响是极其深远的。正在办丧事的晋国君臣得知秦国袭郑的消息后，群情激愤。事情的发展正如蹇叔所料，晋襄公穿着孝服率军出征，在崤山地区设伏，全歼秦军，俘孟明视等三位主帅。从此，秦晋关系交恶，秦联楚以制晋，晋联吴以制楚，春秋的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楚庄王乘马日灭庸国

先秦时期的驿传，有两种传车，一种是用以传送紧急公文用的轻车，一种是装饰比较华丽、供地位较高的人外出乘坐的车辆，称作“马日”。据载，有一次齐国大夫晏婴出奔，齐景公十分惊慌，亲自追赶，一直追到边境才追上，并把晏婴请了回来。当时，景公乘坐的便是这种称作“马日”的传车。

春秋时期，显赫的贵族和重要的使者一般都乘马日出行，随行车辆往往有百乘之多，因而对于这种乘马日的车队，人们大都不以为怪的。楚国灭庸之战，便是利用这一特点，巧妙调动兵力，最终以奇袭获胜的。

西周初期，楚国本是一个弱而小的“蛮夷”之国，为中原各国瞧不起，以至于周天子大会诸侯时，楚国的国君竟不能像其他诸侯一样参加正式的仪式，只能做一些杂役。但到春秋时期，楚国相继击灭群蛮、百濮、卢戎等部落，又北上汉水流域，消灭了一些姬姓小国，实力逐渐强大起来，形成北上中原与各国争霸之势。楚国的争霸，先阻于齐桓公，后阻于晋文公，未能如愿，但楚国实力的强大，则是不容忽视的。

周匡王二年（楚庄王三年，公元前611年），楚国出现罕见的自然灾害，粮食欠收，因饥慌出奔者不绝于路。这年秋天，一些原本臣服于楚的诸侯和部落起兵反楚。戎军进攻楚国的阜山（今湖北房县南）、訾、枝（湖北枝江一带）地区，糜国联合百濮，庸国联合群蛮也恃机而动。楚国面临多方威胁，一时人心惶惶，甚至有人提出了迁都的建议。

关键时刻，楚庄王不为所动，他采纳大夫芜贾的建议，出兵攻庸以示楚军依然强大，从而震慑并瓦解敌人。这一招果然奏效，楚军出兵仅十五日，百濮的军队便害怕而撤走。楚庄王同时派人展开外交活动，赢得了秦、巴两国的支持，又与“群蛮”结盟，从而使庸国陷入孤立。楚将卢戢黎率军进攻方城，为庸军击退。主将师叔为麻痹敌军，遂采取骄纵之计，楚军七遇庸军皆佯装不敌，退向临品（今湖北均县境内）。

这时，楚庄王率后续部队，乘邬车赶来会师。庸人以为是使者经过，也就毫不在意。完成集结后，楚庄王分兵两路，迅速向庸军发起攻击。庸军毫无戒备，仓猝应战，大败。楚军乘胜追击，一举灭亡庸国。广明驿风波

公元前87年，一代名君汉武帝去世。临终前，嘱立年仅8岁的少子刘弗陵为帝，命大司马、大将军霍光辅政。由于其时昭帝年幼，一切政事皆决于霍光。

霍光，字子孟，是名将霍去病的异母弟。武帝时为奉车都尉、光禄大夫，为人小心谨慎，未尝有任何过失。辅政以后，更加勤于政事，思虑周祥。却也因秉公办事而得罪了燕王刘旦、长公主以及上官桀、桑弘羊等权臣。他们秘密勾结，准备陷害霍光。

有一次，霍光奉命去长安城东的广明驿检阅禁卫军，考核学习军事的后备人员。长公主与上官桀等人便写了一封奏书，假称是燕王上书，说霍光出巡时享受帝王的待遇，又私自增设和调换大将军府的校尉，现在又权倾一时，定有造反之心。并说燕王自己愿意放弃王位，入朝来保卫皇上，谨防奸臣发动政变。书信写好后，在霍光返回都城后休假的那天，派人呈给了昭帝。与此同时，上官桀、桑弘羊也积极在大臣间活动，准备迫使霍光退隐。

第二天早晨，霍光得到了燕王上书的消息，吓得呆在家里不敢上朝。昭帝不见霍光上朝，便问：“大将军在哪里呢？”

上官桀忙回答说：“因为燕王上书揭露他的罪行，因此不敢上朝了。”

昭帝于是下昭，召大将军霍光晋见。霍光进来后，摘下自己的官帽，跪在地下向昭帝磕头谢罪。

昭帝说道：“将军请戴好你的官帽，朕知道那封书信是假，你没有罪。”

霍光问道：“陛下，您是怎么知道的呀？”

昭帝说：“将军到广明驿检阅，诸位都尉、郎中都是跟着去的。你调换校尉以来到现在不到十天，燕王怎么能够知道这件事并上书呢？况且即使你想造反，也不需要这些校尉啊！”汉“传舍”封泥

汉昭帝是根据当时驿传的速度，来判定远方的燕王不可能在不到十天的时间内得到消息并上书的，因此判定上书是诈。派人一查，上书的人果然逃跑了。这一年汉昭帝仅十四岁。

后来，上官桀等人又密谋让长公主出面，宴请霍光，准备先在席间伏兵以击杀霍光，然后废掉昭帝，迎立燕王为天子。由于事机泄露，霍光于是先下手为强，杀上官桀、桑弘羊等。长公主和燕王刘旦畏罪自杀。昭帝及冠后，对霍光依旧信任有加。霍光也尽心尽力，勤劳政事。《汉书·霍光传》载，在他辅政期间，“百姓充实，四夷宾服”。先斩后奏，司马懿火速进兵斩孟达

公元226年，魏文帝曹丕去逝，明帝曹睿即位。驻守新城（今湖北房县）的魏将孟达，一向为曹丕宠信，也因此得罪了一些人，故曹丕之死对他来说是个不小的打击。不久之后，与孟达交好的魏国大臣桓阶、夏侯尚也先后去逝。为此，孟达心中十分不安，害怕有人会乘机在新皇帝面前说自己的坏话，引来不测之祸。蜀国丞相诸葛亮得知消息后，便秘密附信孟达进行联络。经过多次秘密通信协商后，孟达遂决定叛魏归蜀。时为魏明帝太和元年（公元227年）年底。

魏兴（郡名，今陕西安康县）太守申仪与孟达素来有矛盾，得知消息后便秘密上报。这时，司马懿正屯兵于宛城（今河南南阳）。得到秘报后，他立即起兵，八日而至于新城。孟达做梦也想不到，魏兵会如此快地到达。他在给诸葛亮的信中写道：“宛去洛（洛阳，时为魏都城）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闻吾举事，当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间也，则吾城已固，诸军足办。”孟达是以当时驿传的正常速度来推断司马懿得到消息后，按正常的程序上表天子，得到批示后再出兵征讨，这样确实至少需要一个月的时间才能兵临新城。司马懿对此当然也是相当清楚的，一个月的时间，对孟达来说是足以布置好一切的。于是他不待请示而自行发兵，终使孟达措手不及。

太和二年正月，经过十六天的激战，司马懿率军攻破新城，擒斩孟达。萧衍二空函而定一州

南北朝刘齐末年，政局混乱，各州郡皆拥兵自重，彼此勾心斗角，矛盾重重。齐明帝后期，坐拥雍州的大将萧衍开始秘密发展自己的势力，为灭齐建梁作准备。他采取利用矛盾，实施分化、瓦解、收买等手段，不断消除异己，壮大实力。在灭齐斗争中，以二空函定一州，便是他的杰作。

当时，齐新任巴西郡太守刘山阳，准备与荆州行事萧颖胄联合，进攻襄阳。萧衍令参军王天武、庞庆国到江陵，通过驿传，遍发书函与各州，讨论军事问题。等刘山阳到达巴陵时，便令王天武将预先准备好的二封书函派人送交萧颖胄兄弟。打开信函，里面只写着：“一二天武口具”几个字，意思是具体内容由王天武亲口转述。及问王天武，又说没有什么可转述的。

刘山阳得到消息后，开始怀疑萧颖胄与王天武共同隐瞒了内情，而萧颖胄又百口莫辩。结果，二人相互猜疑，终至于兵戈相见。后来，萧颖胄杀王天武以骗取刘山阳的信任，将之诱入城中击杀，最后倒向了萧衍。

就这样，萧衍利用驿传发送空函，不战而达到了目的。

后来，随着实力不断增强，萧衍终于推翻了刘齐政权，建立了梁朝。盛唐驿传誉古今

唐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鼎盛时期，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都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驿传的盛况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大唐盛世的风貌。

唐代在兵部以下设有驾部，专门负责管理全国的驿传工作，以下各道由判官主持，各州由馆驿巡官或由兵曹、司兵参军兼管，各县由县令综理，后来又专门派有“馆驿使”，以加强对驿政的监督，从而形成了一套周密的驿传组织和周密的驿传制度。据楼祖诒《中国邮驿史料》记载，当时在东西9510里、南北16918里的广阔区域内，按“三十里一驿”，共置驿舍1600余所，其中陆驿1297所；水驿260年，水陆相普的驿含86所。这些驿舍，又根据重要性而分为七等，分别配置不同的人员和马匹。当时，全国从事驿政的驿长、驿夫达21413人之多。

唐代的驿路四通八达，不仅有通往各州的陆路，还有内江、运河等水路，其中，隋代开凿的大运河便是驿传的主要通道之一。江南的水路驿传则更为发达，在某些地方，地位甚至超过了陆路驿传。此外，在沿海地区还出现了海路驿传，以保障沿海各州的军政通信和交通，而且还可以用驿船运送使臣出使海外。唐初的高仁便曾出使日本等国。随着对外交流的增强，唐代驿传的设施、工具、组织形式等还传到了日本，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唐代的驿传制度也达到了系统完备的程度，当时制订的《永徽律》乃是今天尚能看到的最早的驿传律令，也是后世统治者进行驿传立法的蓝本。该律令要求相关人员要加快文书的内部处理，讲求效率，防止积压；规定了完成通信所需行程的最大期限，对延误者予以相应的法律制裁，特别是对耽误军事通信而造成严重后果者甚至要处以绞刑。令律中规定，对于因人为原因导致通信差错者，处分是很严的。据《唐国史补》记载，当时有一个叫刘约的郎官，负责下发公文。

有一次，河北的囚犯要发配到岭南（今广东广西一带），批件应同时发往河北和岭南两地。但刘约在夜间值班时只把赦令发往岭南，却忘了发往河北。事发后，刘约受到了罢官的处分。律令中对于其他情况，如失密、私拆、损毁和丢失公文都作了详细的处罚规定。

当然，律令也赋予驿传人员在传送公文特别是军事情报时以种种特殊的便利条件，如传送紧急公文时，在关闭城门的时候，州县也需开门放行；在城内宵禁时，一般人都不得通行，但驿使仍然可以通过，这样就保障了通信的迅速传送。

完备的组织形式、四通八达的网路系统、严密的制度和严格的律令，有效地保证了盛唐时期的军政通信畅通无阻，快速准确。如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一带）起兵叛乱后，驿传快报在六天之内便到达了长安，送到了皇帝的手里。在这么远的距离，达到如此高的通信速度，在以往是难以想象的。

驿传作为人们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也必然在文学作品中有所反映。描写唐代驿传盛况诗歌也不在少数。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咸阳，暮及陇山头。

这是岑参描述唐代驿传盛况的著名诗句。咸阳古道，驿马奔驰，朝廷的命令以日行数百里的速度，快速地送往西部边陲。驿楼衰柳侧，县郭轻烟畔。一川何绮丽，尽日穷壮观。

这是诗圣杜甫咏梓州通泉县南驿馆的诗。河畔驿楼，掩映在翠柳之间，远处的城郭升起缕缕炊烟。河流、驿楼、翠柳、城郭、炊烟，构成了一幅生机盎然、充满生活气息的风景画。诗人对驿馆秀丽风景的赞美之情溢于言表。蜀客本多愁，今君是胜游。碧藏云外树，红露驿边楼。

这是诗人李远的《送人入蜀》诗。昔日“难于上青天”的蜀道，由于驿路的修筑和驿馆的设置，不仅不再难行，而且行走起来宛若游览胜境一般。你看，驿路边杨柳青青，一片秀色；驿楼前百花争妍，姹紫嫣红，能不令人心醉吗？山色远含空，苍茫泽国东。海明先见日，江白迥闻风。鸟道高原去，人烟小径通。那知旧遗逸，不在五湖中。

这是张祐的《题松汀驿》。从诗的内容来看，松汀驿当是一个水路驿馆。诗中着重描写驿馆周围的环境，远山飘缈，湖光绮丽，日出东方天下白，风行水上碧波漾，青空翔飞鸟，小径通人家，置身其中，宛若仙境一般。唐代的驿工起义

驿传担负着传递国家军政信息的主要任务，其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但作为从事驿务的驿工，则不仅生活清苦，收入低微，而且地位低下，经常受人欺凌。

对于各驿舍的驿吏来说，最难应付的，不是正常的通信，而是过往官员的迎送。稍有不慎，驿吏便会遭到训斥、鞭打，甚至于免职。对于一般的驿工，遭到打骂更是经常发生的事。

直接投递信函的函使，在驿工中是地位较高的一类，但也经常遭到凌辱。北齐的开国君主高欢，早年便曾担任过函使，来往于怀朔（北魏六镇之一，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东北）与洛阳之间。有一次，有一个叫麻祥的令史赏给他一些肉食。仅仅因为高欢一时疏忽，没有按规定站着进食而是坐下来吃，结果便遭到了毒打。

一般来说，政治清明时，外出官员尚能遵守规定，不对驿舍提出非分的要求。但在权臣当道，政治混乱时，情况便大不相同了。如唐代中期有一位宦官，竟用驿传运送灵柩，每晚停于驿舍，驿吏都不敢阻止。如果遇上两个以上职权相当的官员同时到达驿舍，而彼此又不和的话，驿吏和驿工就更难办了。

正因为驿工地位低下，其主要来源曾一般都是罪犯的家属和族人。如北魏便规定，“小盗赃满十匹已上，魁首死，妻子配驿”。当时的驿户，被单列为铅轴赤纸的户籍，属于“别户”，备受时人的歧视。在重重压迫之下，铤而走险便成为很正常的事了。

唐武宗年间中国历史上爆发了第一次驿工起义。这次起义不见于正史，却在沙州书信残卷中保留了下来。起义的成员，主要是被发配为驿户的罪犯家属。其领导人名叫汜忠，被发配到酒泉（今甘肃酒泉）驿所，从事低级杂役。因不堪忍受驿将的侮辱，遂组织驿员杀驿将而起义。接着，起义者从酒泉奔袭沙州（今敦煌），“千里奔腾，三宿而至”。沿途的驿户纷纷响应，起义军不断壮大。入夜时分，起义军杀到沙州城下。驿户邢兴派人发送假消息以虚张声势，致使沙州守将因“夜色不分，深浅莫测”而吓得“各自潜藏”，不敢出战。及至天明，守军才发现起义军人数并不多，于是组织力量出战。义军虽顽强抵抗，但终因寡不敌众，遭到失败。

沙州起义的规模并不大，起义持续时间也只有短短的三天多。然而，由于起义主体身份的特殊性，一时间统治者的通信完全陷于瘫痪，因而产生的影响是很大的。事后，守将一再地抱怨说：“东道烽铺，不告烟尘”。可见，驿员的起义对封建统治的威胁之大。金牌遗恨，将军恸哭班师回金字牌，从天来。将军恸哭班师回。士气郁怒声如雷。声如雷，震边陲。幽蓟已覆无江淮。仇虏和，壮士死。天下事，安在此。国之亡，嗟晚矣！

这是明代诗人李东阳写的一首《金字牌》诗。诗中的主人公，便是南宋抗金名将岳飞。宋绍兴十年（公元1140年）五月，金统治者撕毁了上一年签订的和约，分四路大军向陕西、山东及河南的开封和洛阳兴兵南犯。金完颜宗弼（即金兀术）军攻下开封后，继续南侵，结果在顺昌（今安徽阜阳）遭到宋军的顽强阻击。宋将刘钅奇与知府陈规以不足2万的兵力，抗击金完颜宗弼十余万大军的进攻，激战十余日，给敌以重大杀伤，迫其撤退，取得了顺昌保卫战的胜利。其他各路金军，在进攻过程中，也遭到宋将韩世忠、吴磷等部的抵抗，全线进攻的计划宣告失利。形势又转而向有利于宋军的方向发展。

这时的岳飞正屯兵于湖北德安府（今湖北安陆）一带，打算以襄阳为基地，联合其他各路宋军及金军占领地区的义军，乘胜反攻中原。然而，一向畏敌如虎的宋高宗，却认为“兵不可轻动，宜班师”，要求各路军队停止北进。为此，他特派司农少卿李若虚到岳飞营中计议军事，阻止岳家军北伐中原。这时，岳家军先头部队已经北进，李若虚鉴于形势的发展，又为岳家军高昂的抗敌斗志所感染，遂同意了岳飞的计划，并主动承担了“矫诏之罪”。

在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内，岳家军连战连捷，相继克洛阳、郑州、颖昌（今河南许昌）等地，然后陈兵于陈蔡之间，形成对汴京金军主力的夹击态势。金军主帅完颜宗弼遂调集十几万大军，寻求与岳家军主力决战。两军先战于郾城（今河南郾城），再战于颖昌。岳家军在其他各路军队均已奉命撤退，自己孤军奋战的情况下，连续重创金军，歼敌上万人，沉重地打击了金军的嚣张气焰。特别是在郾城之战中，完颜宗弼驰骋多年战无不胜的重甲骑兵集团——拐子马被岳家军击败，损失惨重，岳家军创造了南宋军队在野战中战胜金骑兵集团的纪录。金人由此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

在岳家军节节胜利，收复中原指日可待的情况下，一心求和的宋高宗赵构和奸相秦桧，一日内连续发出12道金牌，命令岳飞从河南前线退兵。岳家军班师后，宋金战争形势再度逆转，许多刚刚收复的失地再度沦陷。岳飞则被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害于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市）狱中。

那么，宋高宗发出的12道金牌到底是什么呢？有人认为金牌是朝廷调兵遣将的令牌，这是一种误解。实际上，金牌是宋代以最快速度传递紧急公文的符牌。

宋建国之初，对以往的邮驿制度进行了改革。传统的“驿”保留了接待过往官员，为他们提供食宿和马匹等用具的功能，而通信的职能则交由新建立的“递铺”。为保障通信的畅通，宋代的铺兵一律从厢军（地方军）中选拔产生，待遇也略高于普通的士兵。宋神宗时期，铺兵人数达到4万以上。递铺是在原来驿传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般情况下，每隔10里设一递铺，最多不超过25里。据统计，北宋时期，全国约有6000余铺，南宋时尚存3500余铺。由于距离短、机构多，兼之职责单一，又实行了完全的军事化管理，宋代的递铺构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四通八达的通信网。

宋代的递铺，根据公文的性质，按缓急程度分为三种：步递、马递、急脚递。金字牌急脚递，是在急递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传递方式。所谓金字牌急脚递，其实类似于古代的檄羽（鸡毛信）。《会稽志》载：“元丰六年（1083年）八月始用金字牌”，就是说它的创立始于宋神宗年间。金字牌是一种木制漆牌，长约尺余，上面刻着“御前文字，不得人铺”八个字。说明持牌者所递送的文书，是由皇帝身边的内侍省（内廷宦官组织）直接发出的，无须经过枢密院或兵部；此文书只准在驿路上接力传递，不准到铺内办理交接手续，以减少停留的时间，保持传递的高速度。这就是说，召回岳飞的“金牌”，乃是以金字牌急脚递的方式传送的宋高宗赵构的诏书。

除了御用的金字牌外，南宋还制作了其它一些檄牌，并规定没有檄牌一律不准擅发急递，以保障重要公文的畅通。孝宗乾道三年（1167年）制黑漆白粉牌，发给各州军统制司使用，专门用来向朝廷奏报紧急军情。五年后，又制作雌黄青字牌，备朝廷向各处发送紧急公文时使用。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又制发黑漆红字牌，上刻“枢密院军期急速文字牌”，代替以严重磨损的黑漆白粉牌。这种“随牌人递”的制度，将紧急公文与一般文书区别开来，以保证紧急公文的畅通，是宋代军事通信制度的一大特色。可悲的是，这一军事通信史上的创举，并没有帮助宋朝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却因为高层统治者决策的严重失误，与军事史上空前的悲剧联系在了一起。金牌遗恨，引发了后人无限的哀叹！四通八达的元代驿传

元代的驿传制度是在战争中建立并逐渐完善起来的。公元1206年，铁木真统一蒙古各部，自号成吉思汗。随着蒙古各部的统一，对外联络的增强，建立有效的通信组织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蒙古建立的驿舍，称作站赤，也称驿站。它在战争中诞生，又随着战争的进程而逐渐扩大规模、完善制度。

1219年，成吉思汗率20万大军西征。沿途开辟“驿路”，设置驿马、铺牛和邮人，把原有的驿传系统延伸到了西域。1221年农历二月，全真教的首领长春真人邱处机从燕京出发，奉诏去觐见成吉思汗。他沿着驿道，在20余驿骑的随同下，一路西行，于次年四月抵达了成吉思汗的驻地大雪山（兴都库什山）。新疆喀什市牙鲁克驿站遗址

两年以后，邱处机准备返回中原，成吉思汗赏赐了很多东西，并问他还需要什么。当时邱处机回答说：能乘陛下的驿马我就满足了。后来，成吉思汗下诏慰问时，还特别询问沿途驿马供应和饮食起居情况。这说明当时西征路上的驿站组织已经比较完善了。

窝阔台继承汗位后，在与金、宋作战的同时，继续进行驿站建设，在蒙古境内遍设驿站，并把它们连接起来，还制定了简单的管理条例。据《蒙古秘史》记载，窝阔台曾与其兄长察合台、侄子拔都商量：“使臣来往，路远行迟，给与居民的累赘很多。现在可以经常由各千户出站户和马夫，在各地设立驿站，使臣往来可以不惊扰百姓，沿着驿路前来。”察合台父子随成吉思汗西征，考虑到难以继承汗位，便在新征服的土地上立国。当时窝阔台商量筹建的这条驿路，始自蒙古汗国的都城和林（在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经阿力麻里（今新疆霍城）至撒莱（今俄罗斯境内，位处里海北岸的阿斯特拉罕），横跨欧亚大陆。元代海青牌

在取得察合台的支持后，窝阔台颁布了驿站条例，规定每一驿站置驿马20匹，马夫20名。境内各千户要按照要求出驿马、汤羊、乳马、驮车等物品。对违反规定者，还根据情节不同，制定了相应的惩罚措施。

窝阔台晚年，在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曾谈到他办的四件大事，而其中第二件便是进行了驿站建设。足见蒙古统治者对驿站制度的重视程度。

忽必烈即位以后，于1264年迁都大都（今北京），随后改蒙古汗国为元朝。随着对金、宋战争的不断进行，元统治区域迅速扩大，其驿站建设也随之而向全国各地辐射，逐渐形成了以大都为中心的军事交通信息网。其主要信息传递有两条渠道：以驿站为主体的马递和以急递铺为主体的步递。

在一些边远地区，特别是冰天雪地之中，由于人马难以行走，还专门设置了“狗站”，靠狗拉爬犁传递公文。据《元史·兵志》记载，当时辽阳行省，共有狗站十五处，有狗达三千只。元代驿传四通八达，规模宏大。《元史》中曾这样描述：“元有天下，薄海内外，人迹所及，皆置驿传，使驿往来，如行国中。”元代驿传的盛况在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的笔下得到了充分的反映。马可·波罗笔下的元代驿传盛况

1275年5月，马可·波罗随父亲和叔父从地中海东岸的阿迦城出发，途经叙利亚、伊朗，穿越帕米尔高原，进入新疆的喀什、于阗，再经敦煌，到达元上都，受到了元世祖忽必烈的接见。此后，马可·波罗在长达17年的时间内，遍游中国各地。回到意大利后，他发表了闻名世界的《东方闻见录》。在这部书中，他花了大量的笔墨描述元代的驿传盛况。现在我们摘录几段如下：“从汗八里城（大都），有通往各省四通八达的道路。每条路上，也就是说每一条大路上，按照市镇坐落的位置，每隔40或50公里之间，都设有驿站，筑有旅馆，接待过往商旅住宿，这些就叫做驿站或邮传所。这些建筑物宏伟壮丽，有陈设华丽的房间，挂着绸缎的窗帘和门帘，供给达官贵人使用。即使王侯在这样的馆驿下榻，也不会有失体面。因为需要的一切物品，都可以从邻近的城镇和要塞取得。朝廷对某些驿站，还有经常性的供应。”“每一个驿站，常备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往来备用。所有专使都可以有替班的驿马，凡他们留下疲惫不堪的马匹，可在那里换上健壮的马匹。即使在离开大道的多山地区，那里没有村落，各城镇彼此之间又相距遥远，皇帝陛下也同样批示建起同样的楼房，提供各种必需品，并照常定期配给马匹。……在他的整个领域内，服务在邮递部门的马匹不下20万，而设备适宜的建筑物，也有1万幢。”“如果遇某处发生骚乱，或某个首领造反，或者其它重大事件，需要火速传递消息的话，那么驿卒们一日飞驰320公里，有时是400公里。在这种时刻，他们身带一块画有隼的牌子，作为紧急和疾驰的标志。如果是两个驿卒一同前往，他们便在同一地点乘快马同时启程。他们马不停蹄，直到前面约40公里远的又一个驿站为止。随即换上两匹已经准备好的服役的健马，毫不歇息，又拍马前进。他们就这样一站一站地换马连续前进，直到日落为止，他们就走完了425公里的路程。”

马可·波罗的描述虽然有所夸张，存在着以偏概全的缺点，但它基本上反映了元世祖忽必烈时期元代驿传规模大、驿马多、速度快的特点，是研究元代驿传不可多得的珍贵资料。朱元璋严刑峻法，整肃驿政

明太祖朱元璋对驿传建设十分重视，他在称帝后的第22天，便颁布诏令，恢复占领区的交通、通信系统。接着开始组织力量疏通驿路，增设驿所，建全驿传组织，渐次形成了水马站（驿站）、递运所、急递铺三位一体的驿传系统。其中，驿站包括水驿和马驿，主要任务是“递运使客、飞报军务”；递运所，主要负责军需物资的转运；急递铺负责官方文书的传送。三者紧密集合，相互补充，构成了明初主要的交通、通信体系。

洪武初年，明王朝尚处于战争时期，驿传的负担相对较重。有鉴于此，朱元璋吸取元末驿传极度扰民而引起强烈反抗的教训，采取了一系列“恤邮传”的措施，如减免承担驿差民户的田租、拨款赈济、组织边远地区的驿所开荒屯田等等，取得了明显的效果。

依法治驿，是朱元璋一贯坚持的原则。对于违反规定者，即使是上层人物，他也决不手软，定会严厉惩治。

洪武八年（1375年），延安侯唐胜宗违反规定，擅自驰驿，事发后被朱元璋罢官夺爵。

洪武十三年（1380年）正月，吉安侯陆仲亨从陕西返回京城，因违反规定擅自乘驿，受到朱元璋的严厉惩罚。朱元璋愤怒地说：中原经过战火，百姓刚刚复业，买马到驿所当差，十分艰苦。假如都像你这样，百姓卖儿卖女也难以满足驿站的需要。

洪武十三年七月，驸马郭镇从辽东出差回京，携带地方特产榛（zhēn，树果）子三担，沿途让驿夫运送。朱元璋得知此事后，十分生气，他一面责令郭镇自备银两到所经驿站偿还雇差所用的费用，一面通知兵部，在山海关、松亭关、古北口、旅顺口等地张贴告示，宣布御旨：“凡公差人员，不许捎带松榛等物进口渡海。违者，一二斤、三五两俱分尸号令，所过官司纵容，一体治罪。”

就在同一年，安庆公主的丈夫、驸马都尉欧阳伦多次派人走私茶叶，运至境外牟取暴利。负责办事的人仗着驸马的势力，沿途骚扰驿站，索要马匹夫役，无理取闹，而地方官则不敢过问。这样一来，这些人更加肆无忌惮，欧阳伦的家奴周保仗着主子的权势，竟动辄派驿车数十辆，运送私盐到兰州附近去贩卖。一次，在过桥时，巡检司官员依法盘问，周保竟仗势殴打官吏。地方官终于忍无可忍，将此事上奏朝廷。朱元璋得到消息后大为震惊，没想到在他的治下竟有人如此大胆！在核实情况后，他不仅将周保等人处死，而且将欧阳伦赐死，以儆效尤！

以上只是朱元璋治驿的几个典型案例。由此可以看出，明初在治驿上是十分严格的。凡违反驿规，不管职务高低，都将受到严厉的惩罚。正因为如此，明初基本上保障了驿传的正常运转，维护了军事通信的畅通。明武宗腐败毁驿政

到了明代中叶，伴随着政治的腐败，驿传也弊端丛生。上自皇帝，下至贪官污吏，在出巡时无不在驿路上作威作福。不仅各处驿站穷于应付，沿途的老百姓也遭池鱼之殃，正常的生活受到严重的影响。明代皇帝扰民祸驿，当首数明武宗朱厚照。

明武宗即正德皇帝，是明代历史上有名的昏君。他听说西藏的活佛能预知人的三生，便派太监刘允乘驿进藏迎接活佛，约定以十年为期，并授予沿途可以“便宜行事”的权力。刘允携带皇帝赐给活佛的法王金印、袈裟等珍贵物品，另外还带了大批的私盐私茶，组成了一支庞大的出行队伍，以至于他本人尚未离京，前导便到达了山东临清，结果运河为之阻断。刘允的庞大船队沿运河南下，然后转入长江西上。到达峡江后，因船大难行，又换乘较小的船只，结果首尾相接，长达200多里。抵达成都后，刘允住在地方官为其建造的馆驿，每天耗费的白米上百石，买菜花费的银两近百两。四川最大的锦官驿经受不了他们的骚扰，只好向附近的几十个馆驿求援。刘允在四川动用13万两白银购置入藏的物资，又令大批工匠日夜不停地织造，费时一年有余。离开四川时，带走指挥千户10余人，军士千余人，经两个多月才到达西藏。

太监如此，皇帝出巡就更不得了了。正德十四年（1519年），明武宗乘船下江南，动用的民夫竟达数十万之多。驿路人员远远不够用，地方官只好到处捉拿百姓。时值疾疫流行，一下子死掉好多人。不仅如此，这个昏庸的皇帝还下令沿途的驿站准备妇女的衣服首饰，供其寻欢作乐。前方驿站得到消息后，顿时人心惶惶，时人这样描述当时的场面：“驿递衙门半已逃亡，河道阻塞，粮运稽迟，商贾不通，物价踊贵，政务俱废。”因驿路断绝，军政通信陷入一片混乱，官吏走投无路，纷纷畏罪潜逃，甚至有人自杀身亡。

有皇帝带头，一些达官贵族也纷纷效尤，致使驿政之弊日益严重。明末有人进行了统计，说合法驰驿者只占20%，其余均为非法。当时，冒充官物而乘驿走私的现象十分普遍。明万历年间，全国驿站耗用的经费每年竟达300万两白银。沉重的负担最终自然转嫁到广大百姓身上。以至于时人这样说：“即今海内民穷财尽，日不聊生，大抵驿传之致也。”海瑞治驿与张居正改革驿政

海瑞，字汝贤，广东琼山（今海南省琼山县）人，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清官。他的名字随着著名历史学家吴晗的《海瑞罢官》而变得家喻户晓，广为人知。人们熟知的海瑞是一位为官清廉、不畏强权的政治家形象，而他整治驿政、革除驿弊的事迹则鲜为人知。实际上，海瑞在驿传史上贡献很大。

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海瑞出任福建南平县教谕。他目睹当地驿传扰民的种种弊端，撰写了《驿传议》和《杂议》，提出了著名的驿传三策和五条具体的改革措施。此后，在淳安、兴国知县和应天巡抚任上，他又写了《兴革条例》、《兴国八议》、《督抚条约》、《应付册式》等，形成了一整套革除驿弊的主张和具体办法。总体方针可以概括为：“几由正己。事在裁革。”

己不正，难以正人。“几由正己”，就是从自己做起，遵守驿规，身体力行，起表率作用。海瑞累迁数任，出差时从不驰驿，而是自费租马租船，随从人员也自备饭食，从不骚扰驿馆。万历十三年（1395年），海瑞罢官后再度被起用，任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这时的海瑞已是73岁高龄的老人，但他自家乡动身，在赴南京上任的路上仍坚持乘坐自租的小船，而绝不驰驿。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治驿中不畏权贵，坚持原则。

所谓“事在裁革”，就是从裁革“关文”（使用驿传的证件）入手，整顿驿政。明初对驰驿关文的管理是非常严格的，但后来制度废弛，关文泛滥，上自京官，下至州县小吏，手中都有“勘合”、“火牌”。更为严重的是，私牌私票也畅行无阻，致使驿递贫困，无力应接，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正常的交通、通信秩序。海瑞大刀阔斧地修改驰驿条例，限制驰驿范围，对违规驰驿者坚决查办，绝不手软。一次，总督胡宗宪的公子在外出时骚扰驿递，吊打驿吏。时任淳安知县的海瑞，不畏权贵，亲自查处了这一案件。随后，都御史鄢茂卿又扰驿害民，招摇过市，海瑞同样拿出驿规，坚决制止。这两件事在当时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后来，海瑞罢官，便与他严格治驿得罪了上层人物有直接的关系。但在他的治下，不仅百姓因此而减轻了负担，军政通信也得到了很好的保障。

由于宫职的限制，海瑞治驿只是在局部范围内进行，尚未从根本上改变明朝驿传弊端丛生的局面。张居正作为内阁首辅，其对驿政的改革则是全国性的。张居正，字叔大，湖广江陵人，明代中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他于隆庆六年（1567年）任内阁首辅，掌握实权后，便开始了政治、经济、军事诸方面的全面改革，改革驿政便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和海瑞一样，张居正对驿政的改革也是从限制和削弱各级官员驰驿的特权人手的。他采取了六条具体的措施，对“勘合”、“火牌”的管理、驿递检查等制度作了修改。为了将改革措施落到实处，他首先从自己做起，并对亲属严格要求。张居正的儿子参加科举考试，按规定需在家乡应试。从北京到江陵，相距一千多里，张居正出钱雇车而不让他驰驿。张居正的父亲祝寿时，他本人也不乘驿，而是叫仆人背着行李，自己骑着毛驴前往道贺。万历八年（1580年），他的弟弟张居敬回乡养病，保定巡抚考虑到他的病情，特意发给驰驿勘合。张居正得知消息后，随即命人追回交还，并附了一封信，大意是说：我现在治理国政，为朝廷立法，怎敢不以身执法呢？

在严格自律的基础上，张居正对违例动用驿传的官员则严厉处罚，毫不手软。一次，甘肃巡抚侯东莱的儿子擅自驰驿。张居正得知后，立即下令取消了他袭职的权力。取消袭职权，在当时是很重的处罚。在连续查处了几起违反驿规的案件后，举朝肃然，再无敢犯者。就连奉派到武当山进香的皇亲贵族，也都雇用民车而不敢驰驿前往了。合挂大车，明驿传工具之一

经过张居正的改革整顿，全国用于邮驿的经费比原来减少了三分之一左右。万历四十八年，也就是张居正死后近30年，户部给事中应震评价说：“从来驿传困民，无能厘革。而张居正当国，士大夫非奉尺一（指驰驿凭证），虽修涂具不得续劳……两都大臣、诸方面赴任，至僦民舟车，就旅店食，岁省夫舆庖廪之费若干。”并认为，“清驿递以恤民劳”是他的一大功劳。这一评价是恰当的，毫不为过。但应震却忽略了更重要的一点，那就是改革后的驿传提高了办事效率，有效地保障了军政通信的畅通。

遗憾的是，张居正死后即遭到保守派的攻击，在诸多罪状中，便有“裁削过当”、“累民贫民”等与驿政改革有关的内容，并要求“宽驿传之禁”，“恢复旧制”。万历十二年九月，明神宗下令“追抄故相张居正”。张居正的改革成果，包括驿传改革成果在内，也随之而断送了。“飞驰告变”与清平定“三藩之乱”时的驿政

康熙十二年（1673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在云南起兵，发动叛乱。当时，清兵部郎中党务礼、户部员外郎萨穆哈、郎中席兰泰正好出巡贵州。得到吴三桂叛乱的消息后，他们连夜赶到镇远，打算由此驰驿北上，回京报警。然而，这时镇远的驿站已为叛军控制，他们没有办法，只好跑到湖南沅州的驿站，才得到了驿马。从沅州到北京，全程约4000里左右。党务礼等人扬鞭疾驰，日夜兼程，沿途不断更换新的驿马，终于在11天后到达了兵部衙门。下马后，几个人抱着门前的梁柱，半天说不出话来，良久才恢复正常。清廷听了党务礼等人的汇报，才准确地知道了吴三桂叛乱的情况。

这个故事，后来被称为“飞驰告变”。此后，清朝的皇帝曾多次讲述这一故事，来说明置邮传令的重要性。

吴三桂起兵叛乱后，他的旧部和原明朝的降将也纷纷起兵响应。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也起兵叛清，与吴三桂遥相呼应。一时间，反叛势力遍及江南和西北各地，搅乱了清朝的半壁江山。这次叛乱由于以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为主，故史称“三藩之乱”。

平定“三藩”的战争一直打了8年方告结束。战争伊始，康熙帝便认识到，在战争时期，如果按照常规由驿递传送公文，势必贻误战机，导致军事上的被动，于是指派官员设置专门的军事通信组织。他敕令兵部，疏通北京通往前线的干线驿路，派得力官员坐镇沿途的驿站，每400里设笔帖式一名，拨什库一名，要求以最快的速度传送来自前线的军事情报。战事吃紧时，每日送到朝廷的战报及其他军事公文达三四百件之多。康熙便是根据这些报告分析战场形势指挥战事的。朝廷的各项指令，又以同样的方式传送到各个战场。

战争结束后，有人这样回顾这段战时通信：“睿略非常，特于驿递之外别设官，以备驰驱往来奏报。每一昼夜可行千余里，且互相更代，事无稽误，人不疲劳。诸将虽远在军中，挛琢庙算如在几席之间。圣谟区划，尺一所传，亦星驰电掣于数千里之外……邮传之速，其有裨于军机者大矣！”

由此可见，康熙适应作战需要，加强驿传建设和管理，对保持军事通信的畅通，对最终获得平定“三藩”之乱的胜利，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高效完备的清代驿传

清代驿传的建设，是伴随着中央集权统治的建立与巩固而进行的，至康、雍、乾三世达到鼎盛时期。

清统治者在明代驿传的基础上，集历代驿传之大成，又根据本朝的特点加以“损益”，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效率最高、驿路分布最广、组织也最为复杂的驿传体系。

其特点主要有如下几个方面：

其一，改单一的管理体制，为“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管理形式。明代的驿传，实施驿丞管理驿站，与地方政府不相统属，是一个独立的体系。清初，曾沿用了这一体制。然而，清统治者逐渐发现了这一体制的种种弊病：一是州县不管，府道鞭长莫及，难以对驿站实施有效的管理；二是驿传自身离开地方政府的支持，困难重重，在征夫、买马、应差等方面没有保障；三是机构重叠，开支很大。

有鉴于此，清朝在体制上实行了“裁驿丞，归州县”的改革措施。具体做法是，将城内及离城较近的驿站，交由州县衙门兼管，裁撤驿丞；对离城区较远，或离城虽近但路当交通要道、驿务繁忙、州县无力兼管的驿站，仍由驿丞专管；对边防重镇的驿站，则由驻防的武将代管。这样，便形成了兼管、专管、代管三位一体的驿传管理体制。这种裁减工作进行了多次，至光绪朝时，全国仅有十个省保留了65名专职的驿丞。

其二，健全机构，形成了复杂多样的组织形式。清代共设置驿站2000个左右，拥有驿夫7万多人；设置递铺14000多个，拥有铺兵4万多名，其驿传组织规模庞大，星罗棋布，网路纵横，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超过了以往任何朝代。

清代常设的驿传组织，由驿、站、塘、台、所、铺六种形式构成。驿分马驿、水驿，主要设在内地各省和盛京（今沈阳市）。站，主要为传送军事情报而设，常设的有两路，自北京昌平回龙观起，一路经张家口至阿尔泰军台，用以传送北路军事情报；一路沿边城经山西、陕西、甘肃，出嘉峪关至军塘，以传送西路军事情报。此外，吉林、黑龙江、直隶喜峰口、古北口、独石口及山西杀虎口外，也设有站，并与蒙古各站衔接。塘即军塘，设于甘肃安西州、新疆哈密厅、镇西厅等地，用以疏通本地区的通信。台，主要设在西北地区，每台有若干官兵，负责接递公文。所，乃旧设递运所，用以传送官物，后裁并归于驿。铺，性质与以往相同，是步递通信组织。

上述六种组织构成了两大通信系统，即以驿为主体的马递（包括水递）通信系统和以铺为主体的步递通信系统。其他塘、站、台、所，都不是全国性的，乃是适应边疆地区的特殊需要而设，均由军卒充役，除以飞递形式传送军事情报作为主要任务外，还兼具巡逻、侦察、运输等多种职能，是在古驿路或商路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此外，在没有驿的州县，清政府还普遍设立了“县递”，用以联系地方间的通信，弥补干线驿传的不足。县递人马不多，开支也有限，但使用起来却十分方便。

其三，四通八达的通信网络布局。清代的驿传通信，以京师皇华驿为中心，向全国各地辐射。皇华驿在北京东华门，是全国驿路的总枢纽。从皇华驿出发，东路经通州、蓟县，出山海关，至盛京，连通东北各地驿站。北路从昌平开始，经宣化，出居庸关，到达山西；出张家口越长城外边，通往蒙古地区。南路经良乡、涿州而分为两大路。东南路，经河间通达山东、江苏、浙江、福建至广东。西南路，由保定、正定、顺德，经中州（今郑州市），一路通往陕西、四川、云南、贵州；一路通往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这些只是全国性的干线驿路，至于省与省之间和各省内的驿路，更是纵横交错，四通八达。

经过改革、整顿后，清代驿传的通信效率获得了很大的提高。特别是以驿为主体的“马上飞递”，达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高速度，遇有紧急军情，一昼夜的传送速度竟达到600～800里之多。高效的驿传通信系统，在清平定“三藩”之乱，平定准葛尔、噶尔丹叛乱，统一台湾，以及抗击沙俄入侵等战争中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清朝的驿传通信建设，到乾隆时达到了鼎盛状态。正如后人所说的那样：“我朝边围驿站之政，到高宗（即乾隆）而集其大成。”嘉庆、道光以后，随着政治腐败、经济衰退，驿传通信也逐渐衰落。从咸丰四年（1854年）开始，清政府大规模地裁减驿传经费，其中尤以铺递经费消减为多，致使原来的驿传通信系统元气大伤，再难恢复旧观。后来，随着帝国主义入侵的加深和太平军势力扩展造成的驿路阻塞，驿传通信遂呈半瘫痪状态。再往后，电报、电信业进入中国并迅速发展起来，驿传逐步退出社会生活舞台而成为历史的陈迹。农民起义军的驿传通信

驿传是历代朝廷建立的通信系统，当然只服务于政府及其军队，农民起义军是不可能使用的。为解决通信问题，凡大规模的起义军必然会建立起自己的通信系统。遗憾的是，由于史料缺乏，我们已难知其详了。对此，我们只能从现存的资料，来寻觅其中的蛛丝马迹。

据《平寇志》卷七记载，张献忠在湖广时，曾“令副将方子雄提塘兵二百屯江北，飞递军机，瞬息千里”。这说明至晚在明代，农民起义军便建立拥有了自己的通信组织。进入四川后，张献忠的大西军在某行营门前，曾立过一块碑？上面刻着“大西骁骑营都督刘禁约”，故称作“禁约碑”。原碑虽已不在，但有拓片存留，这是迄今保存下来的有关起义军通信记载的最早的第一手珍贵资料。

从拓片可以看出，起义军设有自己的驿传组织，叫做“铺递”，归军事机构管辖；铺递备有马匹，供传递军情和官员往来乘用。特别是禁约第二条规定：“不许往来差舍并闲散员役擅动铺递马匹兵夫，查出捆打。”这说明，起义军已经制定了自己的驿规，并立碑宣传，让大家遵照执行。

关于清代太平天国军队的通信系统，《金陵杂记》中有比较详细的记载：大西骁骑营都督府刘禁约碑“金陵（今南京市，时为太平天国首都，称作“天京”）沿江而上以至皖楚，贼匪所到之处，隔三五十里设一伪‘疏附衙’（是太平军中的官职名，专门负责递送文报）为贼接递伪文。上下均伪照，伪照文后粘伪立排单，到处登记填时刻。每处设贼目一，率群贼二三十名。陆路骑马，水路则用八浆船，亦如州县中之驿站也。寻常伪文日行百里，若紧急贼情，伪文上加印圆戳中刻有翅飞马，周围刻云，名为‘云马文书’。其圆戳皆系踞各处道逆始有，不轻用也。此等伪文一到，即须转递，每一时必须驰五十里。如两处皆贼，中途有官兵间隔，伪疏附贼不能通往来者，道逆有机密事，即用白色绸绫，上书蝇头小字，中盖老贼伪戳，缝成小卷，塞入雨伞竹柄中，令小贼剃发逃出，扮作乡民客商之类，私往彼贼处投递，故两处消息仍通。”

从中可以看出，太平军在所控制的区域内，不仅设置了一般的驿传系统，而且还有了“急脚递”式的快速传送形式。太平天国坚持斗争十余年，北伐西征，千里转战，快速准确的通信系统，是其作战的重要保障。驿传的速度有多快

军事信息的传递，不但要求准确，而且要求快速。对于驿传的速度，孔子曾有这样的比喻：“德之流行，速于置邮而传命”。可见在当时人们的心目中，驿传的速度是很快的。那么驿传到底能有多快呢？

驿传的速度除了组织系统的效率外，还取决于三个方面的因素：信息载体的重量、传输的方式和道路的状况。其中，任何一个因素发生革命性的变化，都会极大地提高驿传的速度。

在纸张出现以前，简牍是主要的书写载体。一般而言，简多用于抄写经籍，牍多于用公文书札，长度均在一尺左右，故称“尺牍”。作为书写载体，简牍的笨重是可想而知的。

西周初期就有这样的诗句：“岂不怀归，畏此简书。”秦朝时，秦始皇每天阅读的奏章，总重量有120斤之多（约合今60斤左右）。西汉时，专门有一个接受吏民上书的机构，主持人称为公车司马令。武帝时，有个叫东方朔的人给皇帝写了一封由3000枚简牍组成的信，据说武帝阅读时，须由两个公车令才能勉强举起来。从简牍到纸张的革命性变化，在通信史上引起了一次质的飞跃。纸张不仅轻便且书写方便，极大地提高了驿传的速度。

驿传所用的传输方式，除水路以舟船为主外，大致有三种，即步传、车传、骑传。其中，车传是与简牍书写载体相适应的驿传方式。步传是在条件限制的情况下运用的。骑传出现较晚，速度则最快，是在纸张普遍使用后才取代车传成为最主要的驿传方式。传输方式的不同，也直接影响着驿传的速度。

为了加强驿传的速度，保障军政通信的畅通，历代统治者都对交通建设特别是驿路建设给予了高度的重视。其中，影响最深远的一次发生在秦代。秦统一全国后，颁行了“车同轨，书同文”的律令。不仅在文字上保障了军令的畅通，而且保证了传车的畅通无阻。秦始皇派蒙恬北筑长城，同时为沟通边境地区及其与内地的联系而花大力气修建了“直道”和“驰道”。此后，直至清代，随着交通的发展，驿传的速度不断提高。

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现在很难准确地统计出不同时期驿传的速度情况，但从一些记载中仍能发现其大致的发展脉络。

关于先秦时期，卜辞、金文和典籍中有不少关于传车的记载。周建国之初，越裳氏出使西周，周公姬旦派专人驾指南车送他们归国，往返共用了两年的时间。到春秋时期，从宋国到陈国，传车的速度达到每天260里左右，速度已相当惊人了。当然，考虑到当时各国车不同轨的因素，如果进行长距离的信息传递，恐怕很难达到这样的速度。

关于汉代驿传的速度，《汉书·赵充国传》有一段十分珍贵的记载。当时赵充国率军到西域抵御羌人的进犯，驻防在今兰州以西的金城地区。神爵元年（公元前61年），赵充国将拟好的进攻先零羌的作战计划上报朝廷，“六月戊申奏，七月甲寅，玺书报，从充国计焉”。

现在我们进行一下计算。夏历六月戊申，即六月二十八，七月甲寅为七月初五。当年六月只有二十九天，也就是说从赵充国在金城发出上奏，到汉宣帝在长安批复，一共用了六天时间。如果假设奏章在长安未有任何滞留，宣帝也立即审批，共用一天的时间，那么实际在驿路上的时间大约为五天。

那么金城到长安有多远呢？据《后汉书·郡国志》记载，金城在“洛阳西二千八百里”，而长安在“洛阳西九百五十里”，两地的实际距离应为一千八百五十里。这样算来，每天要走三百七十里左右，速度比之先秦时期，已有很大的提高。当然，这是指紧急公文而言的，不是一般的驿传速度。

关于唐代的驿传，顾炎武《日知录》卷十《驿传》记载道：“其行或一日而驰十驿（据《新唐书·百官志》，唐代以三十里为一驿）。岑参诗：‘一驿过一驿，驿骑如星流。平明发威阳，暮及陇山头。’韩愈诗：‘衔命山东抚乱师，日驰三百自嫌迟’是也。又如天宝十四载十一月丙寅，安禄山反于范阳，壬申闻于行在所。时上在华清宫，六日而达。至德二载九月癸卯，广平王收西京，甲辰捷书至行在，时上在凤翔府，一日而达。而唐制赦书日行五百里，则又不止于十驿也。”

岑参与韩愈说的是官员通过驿路出行，每天可走三百里以上。“安史之乱”时，军情的传报，按所载计算，每天的速度当为四百里左右。

宋代由于战事频仍，不仅驿传系统交由军事首脑机关枢密院掌管，而且驿夫也全部由兵士充任，使之完全纳入军事管理之中。当时对军事通信的要求是相当严格的。北宋时规定，最快一类的军邮必须日夜兼程，每日行程初定为四百里，后增加到五百里。

南宋时规定，从临安（南宋都城，今杭州市）到襄阳为三千一百里，必须在六天又二时（即两个时辰，相当于四个小时）内到达；从临安到荆南（今湖北江陵）二千六百四十里，必须在五天又三时到达，否则按稽延时日论罪。从临安到成都，地形较为复杂，但也要求不能超过十八日，速度是每天四百余里。这时的驿传速度比之于唐代，又有了明显的提高。

清康熙年间，为平定三藩之乱和稳定西北地区，朝廷加强了各地的驿传管理。当时规定，从北京出发，“甘肃西边五千余里，九日可至；荆州、西安，五日可至；浙江四日可至”。后来，在统一台湾后，“琅（施琅，统一台湾的清军主将）由海道报捷，七日抵京师；而姚启圣由内地驰驿，后二日至”。这是清初的速度，到后来则达到了日行八百里的高速度。据何刚德的《客座偶谈》记载：“咸同（指咸丰、同治年间）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折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如此。”

至此，驿传的速度达到了人力、蓄力所可能达到的顶峰。驿传小史

驿传作为官方通信系统中最主要的组织机构，其荣辱兴衰都是与国家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一般而言，国家昌盛，政治清明，驿传系统便会机构完善、制度落实，从而保障国家军政通信和交通的畅达；相反，如果国家衰弱，政治昏暗，腐败丛生，驿传系统也不可避免地受到影响，轻则降低办事效率，重则使国家军政通信陷入瘫痪状态。

对于驿传组织而言，最难以应付的不是正常的军政通信，而是对过往官员的接待。为保障驿传通信的畅通和高效率，历代统治者都制定了这样或那样的条令、法规，对官员外出时使用驿站的范围进行严格的限制。若明君在位，贤臣理国，这些驿规驿令便能较好地贯彻执行，从而保障驿传人员能够集中主要精力于军政信息的传送，保障国家和军队通信畅通。倘若皇帝昏庸、权臣当道，驿规驿令便形同虚设。

就上而言，皇帝带头扰驿，如汉和帝、唐明皇之运荔枝，隋炀帝、明武宗之超奢华出巡，自不必言。就下而言，各级官员，不仅因公外出时乘驿，利用驿传办私事者也大有人在。太监奉派外出时，更是借机勒索，而驿吏慑于皇威又不得不曲意奉承。更有甚者，一些人利用手中的特权，动用驿传运输走私物品，从中牟取暴利。种种情况加在一起，驿传自然不堪重负。

明人胡缵宗曾说，当时“法当人驿者，十五二三；法不当入驿者，十每八九”驿吏为应付上述种种情况而穷思竭虑，正常的驿费开支自然不够用，负担最终又转嫁于沿驿路地区的广大老百姓头上。情况严重时，这些地方的老百姓由于不堪重负，便纷纷逃离家乡。明人戴冠曾说：“苏人诸役之害，驿传、马头、借债为甚。”驿役被列为诸害之首，可见其扰民之甚。驿吏无法应付，也经常有潜逃甚或自杀者。驿吏逃亡，驿路断绝，地方官走投无路而潜逃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在这种情况下，驿传正常的军政通信必然受到严重的影响，甚至会因此出现半瘫痪乃至瘫痪的状态。

研究驿传兴衰的历史不难发现，它与国家的命运联系的是何等的紧密！“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而唐代的驿传也同样是从“安史之乱”后开始逐步走向衰落的。后来，藩镇割据的局面形成，驿传衰败已极，根本无法适应平叛战争的需要。

唐穆宗长庆元年（公元821年），河朔一带叛军复起。时任京兆尹的柳公绰奉命率军平叛。他深感这时的驿传已难以满足军队作战的需要，于是上奏要求对乘驿官员进行适当的限制。其中写道：“自幽镇用兵，使命繁并，馆递匮乏，鞍马多缺。又敕使行李人数，都无限约，其衣绯紫乘马者，二十三十匹；衣黄绿者，不下十匹五匹。驿吏不得视券牒，随口即供，驿马既尽，遂夺路人鞍马。衣冠士庶，惊扰怨嗟，远近喧腾，行李将绝，伏望聊为定限。”

由此可见，驿政腐败，导致驿传系统整体的衰落，已经严重影响到军队的交通、通信。

号称天下第一驿的褒城驿（当时属山南道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汉中市西北打钟寺），至唐末时已经破败不堪，“视其沼，则浅混而茅，视其舟，则离败而胶，庭除其芜，堂庑甚残，乌睹其所谓宏丽者”。

这与盛唐时期驿馆建筑宏伟、景色怡人，而驿传则四通八达、快速准确的情形，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对于南宋后期的驿传情况，吴昌裔在其《论救蜀四事疏》中写道：“近年以来，旧规紊废，军中之递，不以报边警，而但为交贿之驿。……御前金牌，向者半月到川，今则往往几月而不至夔门。密院雌黄牌，向者两旬至蜀，今则往往三月而不达诸郡。”

御用金牌是皇帝以金字牌急脚递的形式下发的诏书，密院雌黄牌是由枢密院制造的通信檄牌，用于朝廷向前线各处发送紧急公文。连这样重要的军事公文都出现如此严重的延误，可见南宋末期的驿传败坏到了何等地步！

元朝的驿传在忽必烈时曾盛极一时，但战争结束后，随着元朝统治集团迅速走向腐败，元代的驿传也随之逐渐走向衰落，至元朝末期，已经是“站赤消乏，万马齐喑”了。

元朝的驿站是由站户出钱供应的，而不是直接由政府开支。正因为如此，政府对于高层官员驰驿的特权也毫不加以限制，听任他们频繁的骚扰驿站。

至元三十年（1293年）四月，一位运送葡萄酒的官员过河南府湖城驿，向驿站索要驿马62匹运送货物，又额外索要49匹供其乘坐，而这个驿站只是个仅定额30匹马的小站。

大都附近的良乡驿（今北京良乡）额定设马123匹，但在大德十一年（1307）九月至十二月的四个月内，全驿站被索要马匹竟达13000多匹次。结果驿马全部出动，昼夜不停也应付不过来。驿吏向上反映，却无人过问。

频繁的役使导致了驿站的衰落，也使站户因无力应付而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至元十四年（1277年），仅永昌府便有120个站户为了应役不仅卖掉了全部家产，而且连自己的妻子也卖掉了。直到大规模农民起义爆发后，元朝统治者才感到驿传衰落引起的严重后果，开始着手整顿邮驿，疏通军事通信系统，但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明、清驿传兴衰的情况与前朝相类似。明代始于正德年间，万历时张居正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效，但随着张居正死后保守派的反攻，驿传改革的成果也和整个政治、经济、军事改革一样被葬送，此后一蹶不振，直到明朝的灭亡。

清代驿传盛于康、乾盛世。至嘉庆开始衰落，后来随着电话、电报的传人和普遍使用，驿传的通信功能也随之消失，只能作为历史的陈迹了。

考察驿传兴衰的历史不难发现，战争对军事通信的需要是驿传发展的主要推动力，而清明的政治则是其兴盛的前提条件。导致驿传衰落的最主要的原因是特权腐败，而这又是封建社会所无法避免的痼疾，正如一个王朝盛极必衰一样，驿传也难逃这一历史怪圈。小小的驿传在这种意义上正是社会政治的缩影，它的兴衰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国家的兴衰！驿传与名人

中国的驿传历史悠久，因而与之有关联的名人轶事也不少。现在我们摘录一些介绍给大家。曾为委吏的儒学创始人——孔子

孔子，名丘，字仲尼，是我国历史上最著名的思想家和教育家。据《孟子》记载，他年轻的时候，曾担任过“委吏”这样的官职。据考证，“委吏”是当时在交通干线上负责为过往使者和宾客准备饮食和柴草的小官吏，相当于后来的驿长、驿丞。英雄末路乌江亭——项羽

乌江亭是今安徽和县境内的一所再普通不过的驿站，却因为一位不世英雄而载人历史，又因为京剧《霸王别姬》而家喻户晓。当然，这位英雄便是西楚霸王项羽。

汉王四年（公元前203年）十二月，刘邦与韩信、彭越军会师垓下（今安徽灵壁东南），40万大军将只有10万人马的项羽围困起来。项羽指挥军队左冲右突，均告失利。入夜，在四面楚歌声中，这位起兵以来所向披靡、曾在灭秦之战中立下首功的西楚霸王不仅潸然泪下。他面对心爱的虞姬和神骏的乌骓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

然而，项羽毕竟还是项羽。悲声过后，他便亲率800壮士出战，突破韩信布下的十面埋伏阵，退到乌江边。这时，乌江亭的亭长已带人备好了船只，准备接应楚军将士过江，以图东山再起。项羽立马乌江边，看着身边这些对自己忠心耿耿的将士，想起起兵时5000儿郎竟没有几个能够生还，自觉无颜见江东父老，遂拔剑自刎，年仅三十一岁。

项羽的自刎给漫漫驿路抹上了一层重重的悲剧色彩。亭长出身的皇帝——刘邦“委吏”中出了个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已经足以使驿人自豪了，而更有甚者的是，汉高祖刘邦也是驿人出身。

刘邦，字季，沛县（今江苏沛县）人，起兵前曾担任过该县的泗水亭长。据说，秦时的亭长还负有管理户籍等一些其他的任务，但负责驿传肯定是其主要职责。亭长出身的刘邦很有雄心壮志。他年轻时，曾到咸阳服过徭役，有一次看到秦始皇的威武仪仗，驻足良久，叹息道：“大丈夫当如此也！”

在40岁的那一年，刘邦终于怒斩白蛇，起兵反秦。消灭秦朝后，被封为汉中王。后来，又还定三秦，东向与项羽争霸。经过两年多的楚汉相争，终于击败项羽，建立汉王朝，亭长出身的刘邦当上了皇帝。驿传飞报震京华——张衡和他的风候地动仪

张衡，字平子，南阳西鄂人，是我国东汉时期著名的科学家。他精机巧，作浑天仪，著有《灵宪》、《算罔论》等著作，对天文学、数学有很深的研究。此外，他还设计、制造了世界历史上第一台测知地震的装置——风候地动仪。

张衡的风候地动仪制成于阳嘉元年（公元132年），形似一个巨型的酒尊，中间有一根柱子，外面有八条龙代表八方，龙首向下，口含铜珠，下面有八只张着口的蟾蜍。如果发生地震，则机关发动，相应方向的龙便会吐出铜珠，落入下方的蟾蜍口中。风候地动仪制成之初，人们对它是将信将疑。

有一次，西方的龙吐出铜珠，而其他方位的龙则没有动静，这表明西边某个地方发生了地震。然而，京城洛阳附近并没有丝毫震动的感觉。于是，京城内议论纷纷，人们都认为风候地动仪的推测不灵验，甚至对张衡的科学研究产生了怀疑。

几天以后，驿传快报到了京城，说在陇西地区发生了地震，与风候地动仪测知的时间、方位完全吻合。一时间，京师洛阳为之震动，大家均对风候地动仪的神奇佩服不已。正是驿传送来的消息，宣告了张衡风候地动仪的成功。无人知是荔枝来——唐明皇与杨贵妃

唐代有“诗圣”之称的著名诗人杜甫，以善写咏史诗闻名于世。他有一首五言绝句是这样写的：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到今耆旧愁。

诗中记述的是东汉年间的事。汉和帝时，通过驿传从南海运送龙眼、荔枝到京城洛阳，驿马日夜兼程地运送，人马疲累倒毙或遭虎狼毒害，死亡者不绝于驿路。后来，地方官不断上书陈状，和帝才被迫下令停止。杜甫写这首诗当然不是单纯地咏史，而是为影射现实而作。对此，杜牧的另外一首诗则直言不讳地写道：长安回望绣成堆，山顶千门次第开。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

原来，唐玄宗李隆基宠爱的贵妃杨玉环特别喜爱吃新鲜的荔枝。玄宗为讨美人欢心，竟下令通过驿传从岭南（一说是蜀地，即今四川）运送新鲜荔枝。为保持荔枝的新鲜，沿途驿站马不停蹄，驿路上风尘滚滚，使人误以为正在传送紧急军情呢！

当时，玄宗在距长安约80里的郦山建有行宫，经常与杨贵妃在那里居住。杜牧这首诗描写的就是驿马从长安运送荔枝到达郦山行宫时的情景。

在这里，作为国家军政通信的驿传，竟成了皇帝及皇室成员追求奢靡生活的工具。封建皇室的荒淫由此可窥一斑。当然，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到唐代驿传的效率很高，它在以后平定“安史之乱”中有效地保障了唐朝军队迅速地传送军情，为最终削平叛乱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有趣的是，吃惯了驿传运送的荔枝的杨贵妃，最后却死在驿路上。安史之乱爆发后，唐玄宗携杨玉环逃出长安，住宿在马嵬驿（今陕西兴平市）。

第二天，担任护送任务的将士晔变，要求处死祸国殃民的杨国忠（杨玉环之堂兄）。由于担心杨玉环事后报复，因此要求玄宗将她也一起赐死，否则就不再前进。就这样，这位色可倾国的绝世美人在马嵬坡香消玉殒了。陈桥驿黄袍加身——赵匡胤

唐朝灭亡后，经过五代十国数十年的分裂局面，宋朝终于重新实现了统一。而宋朝的建立，也与驿传有着一些联系，陈桥驿这一唐代留下来的普通驿所便是北宋开国皇帝——宋太祖赵匡胤的发祥地。

后周政权的一代明君周世宗柴荣去世后，七岁的柴宗训即位，是为恭帝。由于皇帝年幼，军政大权便落在了禁军统帅赵匡胤手中。

公元960年正月，汴梁（后周都城，今河南开封）沉浸在新年的欢乐气氛中，鞭炮齐鸣，彩灯高照。突然，流星快马飞驰进城，传来北汉勾结契丹进犯边境的消息。恭帝于是命赵匡胤率军出征，北上御敌。其实，所谓“北汉勾结契丹进犯”，仅仅是赵匡胤为发动政变而制造的一条假情报。

大军从汴梁出发，到城北20里的陈桥驿便停了下来。当晚，赵匡胤、赵普、石守信等人便上演了一出“黄袍加身”的闹剧。接着，赵匡胤回师汴梁，不费吹灰之力便夺取了后周政权。为了纪念这一“黄袍加身”之地，赵匡胤还将陈桥驿改为鸿烈观，命道士主持，享受四时香火。清人查初白曾写诗记这一事件：将帅权倾皆易姓，英雄时至忽成名。千秋疑案陈桥驿，一着黄袍便加身。承恩一诺九驿通——奢香夫人

洪武四年（1371年），明军统一贵州后，朱元璋任命贵州水西地区的彝族首领霭翠为贵州宣慰使。1381年，霭翠去世后，他的妻子奢香继任其职。这时，明朝已统一云南，正积极着手各项建设，驿传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然而，明政府派往贵州的都指挥使马晔却专横跋扈，置明政府团结少数民族、维护安定局面的政策于不顾，不但找借口侮辱、鞭打奢香夫人，还打算挑起事端，将其管辖的地区改为郡县。马哗的行径激化了民族矛盾，水西地区的48部土司联合起来，准备反抗。一时间，剑拔弩张，形势十分严峻。

这时，彝族的另一首领、管理水东地区的宋钦夫人感到事态的严重，她从大局出发，一面制止土司的行动，一面进京向朱元璋报告事情的真相。随后，奢香夫人也来到南京，告发马晔。

朱元璋与皇后亲自接见了奢香夫人。在充分了解情况后，朱元璋立即派人召回马晔，列举罪状，将其斩首示众。对此，奢香夫人十分感激，除表示要世世代代忠于明朝外，还答应组织力量，协助修建从贵州人川的驿路。

当时由贵州入川，必须经过贵阳西北的万山丛中（在今修文县境内），其间只有一条小路可以通行，交通十分不便。奢香夫人返回贵州后，马上自出资金，组织力量开山筑路。这条道路全长600华里，自贵阳城西40里始，共设威清、龙场，陆广、谷里、水西、奢香、金鸡、阁雅、归化九个驿站，合称龙场九驿。龙场九驿的修建，不仅对有效沟通明王朝在西南地区的军政交通、通信具有重要的意义，而且对促进民族的团结和经济文化的交流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1396年，奢香夫人去世。朱元璋专门派使者去参加葬礼，追封其为“顺德夫人”，以表彰其在修筑驿路上所做出的贡献。时人吴国伦还作了一首《奢香驿诗》，歌颂这位彝族妇女修建龙场九驿的功绩。全诗如下：我闻水西奢香氏，奉诏曾谒。高皇宫。承恩一诺九驿通，凿山刊木穿蒙茸。至今承平二百载，牁样焚道犹同风。西溪东流日齿齿，呜咽犹哀奢香死。中州男儿忍巾帼，何物老妪亦青史。君不见，蜀道之辟五丁神，犍为万卒迷无津。帐中坐叱山川走，谁道奢香一妇人？土木驿见证阉党祸——宦官王振

明正统初年，宦官王振利用英宗年幼，专断朝政，扩张势力，一时权倾朝野。正统十四年（1449年）七月，瓦刺太师也先率军进攻大同。王振一心欲出兵扬威，于是胁持英宗，率50万大军往大同迎战。

八月初，明军进至大同时，也先已率军退走。王振本欲进兵，却在听到其他明军败北的消息后害怕起来，急忙下令班师回京。开始，王振欲经紫荆关回京，想让皇帝经过他的家乡蔚州（今河北蔚县），以显示威势。但大军前进40里后，又突然觉得大军经过会损坏他的田园，于是改变命令，转而由北路经宣府（今河北宣化）由居庸关回师。

本已撤军北归的也先，闻明军突然回师，遂率军突破长城，反扑过来。十四日，明军沿驿路退至土木堡（今河北怀来县沙城东南，是由京师至宣府、大同的重要驿站）时，因王振等待其运送他沿途收刮来的财物的千余辆辎重车，而未能及时人据相距仅20里的怀来城。黄昏时分，也先军追来，控制了土木堡周围的各要点。明军掘地二丈无水，而堡南15里处的河流已为瓦刺军控制，军心因此而动摇。也先指挥军队乘夜发起攻击，明军战不能胜，又饥渴难忍，至天明时已疲惫不堪。

也先见一时难以取胜，便令军队稍退，派使诡称议和。英宗于是派两个人前去谈判。王振误以为和谈将成，竟下令移营就水。饥渴难当的明军将士闻令，急忙向南奔跑，阵势大乱。也先乘机挥军从四面攻击，大败明军。混战中，明英宗被俘，英国公张辅等50名随从大臣均死于乱军之中。护卫将军樊忠激于义愤，击杀王振，而后冲入敌阵，杀数十人后壮烈殉国。

这便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土木驿因此而广为人知，成为宦官专权误国、误军的见证。驿卒出身的农民起义领袖——李自成

明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衰退。明军在辽东战场的节节失败，更加重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当时的户部尚书毕自严算过一笔帐，结果全国每年亏损折银达200万两。为了拼凑军饷，皇帝朱由检于崇祯二年下达了“裁驿”令，名曰：“苏驿递，足国用”。

此令一出，一些有识之士便提出了疑议，认为裁驿是十分危险的，许多靠从事驿传为生的百姓一旦失去职业，必将铤而走险。对此，崇祯帝也是清楚的，但他既要拼凑辽东战场的经费，又不愿动用自己的“内库”银两，也就只好坚决地拿驿传开刀了。

按照皇帝下达的标准，当时各地驿站“俱裁十分之六”，结果使大批的驿卒失去了生活来源，被迫投入了农民起义的洪流。其中，最著名的当属“闯王”李自成。

李自成是陕西米脂县人，家贫如洗，乃入本县的银川驿为驿卒。被裁后生活无着，又逢整个陕北连年大旱，被迫加入高迎祥领导的农民起义军。在农民革命战争中，李自成迅速成长起来，成为起义领袖。就是他在中原决战中消灭了明军的主力，最后又挥师北上，夺取北京，成为明王朝真正的掘墓人。

旗鼓之间

旗，《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士卒以为期也。”也就是说，旗从本义上便与指挥直接相关。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文献中得到佐证。据《列子》记载，早在黄帝与炎帝的阪泉之战中，就出现了“以雕曷鸟鹰鸢为旗帜”的情况，也就是使用了以各种猛禽为装饰的旗帜。阪泉之战是有资料记载的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战争，这说明旗的使用几乎与中国的战争史相同步。关于旗的起源，则可能比战争的出现更早。一般的推断是，旗最初使用于狩猎，作为一种标识引导族人从事集体狩猎活动。旗之所在，便是首领所在的位置，大家随着旗的位置变化而行动，这样旗的原始指挥功能便产生了。这一功能后来被运用于战争，又随着战争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起来。“旗”字的出现，最早在商朝的甲骨文中，另外还有若干个以旗为偏旁的会意字，这说明旗在商朝时已经普遍使用了。原始的旗帜，自然不是后来人们看到的在一根旗杆上系一幅纺织品而形成的旗，而通常是在树枝上捆上一把茅草或一根兽尾，就算是旗了。这是有文献可考的。《左传·宣公十二年》有“前茅虑无”的说法，而成语“名列前茅”的原始含义，便是位置在队列之前。用作主帅指挥的旗帜，同时也是军队的象征。因此投降时便要交出旗帜。武王灭商后，微子前来投诚，便“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以告”。楚国伐郑，郑君投降时，则“左执茅旌，右执鸾刀”。这些都是茅草作为旗帜前身的有力证明。至于兽尾，则在后来的旗帜中保留下来，直到明清时期，还在旗帜上绣着兽尾的形态，以象征最高指挥所的所在。带有兽尾的旗帜，称作“旄”，是众多军用旗帜中的一种。如武王伐纣时，便是“左仗黄钺，右秉白旄以麾”。至于纺织品旗帜的出现，已经是旗帜发展的最后阶段了。

商朝开始普遍用旗，但由于年代久远、资料缺乏，我们已难道其详。西周时，出现了专门管理各类旗帜的组织，称作“司常”。根据《周礼·春官·宗伯》的记载，当时司常管理的旗帜共分九大类，分别是：常、旆、旜、物、旗、旋、旐、旞、旌，每一类的形制和图案都有所不同，其使用也各异。后来，旗帜的形制和使用逐渐制度化、规范化，形成一个庞大的旗帜家族。

一支军队从基层单位开始，各级均有自己的旗帜，并用颜色、形制、大小来区别。从军事用途来分，这些旗帜大致可分为：方位旗，如五方旗、角旗、门旗等，用于军营或阵地中，标识所在的方位；指挥旗，如望旗、认旗、变队旗等，可以将将领的行动命令传达到部队执行；仪仗旗，如清道旗、金鼓旗等，用以表示将帅的威严。此外，由于不可避免的迷信心理，一些军队还设有若干的按五行、八卦、天干地支、二十八宿命名的旗帜，多得不可胜数，在此就不作介绍了。

与旗帜属于同一大类的视觉指挥器物，是各种各样的灯。白天可以用旗来指挥，晚上目不视物，便只能用灯来代替。灯的颜色、数目不同，代表的指挥命令也不同，这样灯也可用来传递比较复杂的指挥信号，但远不如旗那样方便、准确。擎旗夺纛壮士行

在众多的军用旗帜中，最重要的便是主将帅旗，也称为“纛”，秦汉以后一般称之为“牙旗”。这种旗帜虽然通常不直接用以指挥作战，但由于它是象征全军的大旗，因而在古代作战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太平御览》说：“牙旗者，将军之精。”古代出战之前，一般都要举行隆重的“祭旗”仪式，以祈求神灵的护佑。交战过程中，牙旗之所在，便是主将之所在，指挥命令便会源源不断地从这里发出；一旦牙旗倒下，则表明主帅被杀或已经放弃抵抗，全军就会因此而丧失斗志，甚至于全面崩溃。因此，对于帅旗的保护，便成为军中一件极其重要的事。只有身强力壮、勇敢忠诚的人才能够被选作保护帅旗的旗手，护旗在当时是一件十分光荣的事。三国时期有名的战将典韦，开始时在赵宠军中，便是充当牙旗手，并在护旗中充分显示出自己的才能而最终得到了曹操的重用。

护旗制度一直延续到中国近代。英国人呤在其著名的《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写道：“军中执掌旗帜的旗手颇多，都由精壮忠勇的人充任。重要统帅的旗手和高级军官的官阶同等，他们在军中所处的地位极为光荣。有些旗手是我生平所见到的最勇敢的人。”

将在旗在，旗倒将亡。作战中，敌对双方不但拼死保护自己的帅旗，而且想方设法夺取敌人的帅旗。古代战争历来以“斩将搴旗”为首功。“搴”是拔的书面用语，“搴旗”与“斩将”并列为首功，说明古时候作战对夺取敌人帅旗的人奖赏是十分丰厚的。历史上因夺旗而制胜的战例是很多的。

李广是西汉时期抗击匈奴的名将。年轻的时候，李广曾随周亚夫平定吴楚七国之乱。在一次作战中，李广奋不顾身地杀入敌人阵中，夺取敌人的帅旗而还。此举不仅动摇了敌人的军心，也极大地振奋了己方的士气，对最终的胜利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李广也因此而名显天下。

南宋初期，岳飞随王彦抗金。一次宋军渡河到新乡（今河南境内）附近，由于金兵人多气盛，王彦不敢进击。岳飞独自率部与金兵鏖战，“夺其纛而舞”，宋军因此士气振奋，争相上前杀敌，最终大败金军，顺利攻克新乡城。”

五代十国时期，后唐与梁军交战。梁军中有一壮士手执帅旗，出入于阵间，无人能敌。后唐庄宗在高丘上看到这一情景时十分感叹地说：“那个执旗者真是个猛士！我的将士中有谁能为我去夺取他的旗帜呢？”后唐的武将苌从简听到后，主动请战。庄宗看他长得并不十分强壮，怕有所闪失而未加同意。苌从简后来偷偷带领数骑驰入敌人阵中，奋战中夺取了梁军的帅旗并回到自己的阵中。后唐军因此振奋不已，鼓噪进战，终于大败梁军。战后，庄宗给了苌从简很多的赏赐。

帅旗一般只具象征性的意义，但在特殊的情况下，也会用来指挥作战。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十月，唐天下兵马元帅李光弼防守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与史思明叛军周挚部对峙。在众寡悬殊、形势相当严峻的情况下，李光弼决心破釜沉舟，与敌决战。他首先召集部众，对大家说：“战争自古以来都是一件关系生死存亡的危险事。我是国家的三公之一，不可以死在叛贼的手中。万一作战不利，诸位只管向前杀敌，战死于阵前。到那时我会在这里自刭，不会只让大家去死的。”接着，他下达命令说：“你们看着我的帅旗进行作战，如果帅旗摇动缓慢，听任你们选择有利地形，灵活应战；如果我多次急速摇动帅旗，则要万众齐心，一齐拼死杀人敌阵，稍有退却者立刻斩首！”众将齐声应诺。

作战开始，惨烈空前。在两方成胶着状态时，李光弼突然连连急挥帅旗，唐军将士见状拼死前冲，杀声震天动地。叛军为之气慑，终于大败而逃。胡三省在注解《资治通鉴》时评论说：“河阳之战，真为确斗。非李光弼督诸将致死，不足以决胜。”韩信易帜破赵军

中国历史上战将如云，群星璀灿。谁是群星中的巨星呢？历史上公认的有两位，一个是战国时期秦国的名将白起，另一个便是西汉开国名将韩信，二人合称“韩白”。韩信后于白起数十年而位列于前，足见人们对韩信指挥艺术的推崇。发生于汉王三年（公元前204年）的井陉之战，便是韩信的杰作之一。

当时楚汉两军主力相持于荥阳、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一带，韩信奉命率部分兵力北上，开辟新的战场。井陉之战前，韩信先是木罂渡黄河，采取声东击西的办法，一举击破魏军，俘魏王豹，接着又破代国，生擒代相夏说于阏与（今山西和顺西）。

然而，尽管韩信连连获胜，但新编组成的军队经过训练后却被刘邦调往了荥阳主战场，因此韩信北上攻赵时，兵力依旧是原来的几万人马。可是这时的赵国却组织了20万大军，由将军陈馀率领，屯驻于井陉口（今河北井陉东），准备与汉军决战。

赵国有个谋士叫李左车，他向陈馀建议说，井陉地势险要，道路难行，汉军的辎重肯定留在后面，因此主力应该坚壁不出，而由他自己率三万人马切断汉军的补给线，这样不出十天，汉军便会溃败。但是将军陈馀却是一个十分迂腐的人，他自称义兵不用诈谋奇计，又说汉军名曰数万，其实不过几千兵马，只有力战胜之，才能震慑诸侯，故而对李左车的建议置之不理。

韩信在进军途中得知这一消息后，心中大喜，立即下令全军急速前进。

两军对垒，韩信先是派两千轻骑从小路迂回到赵军大营附近，然后自率主力，列背水阵向赵军挑战。陈馀看到韩信布阵情况后，武断地认为韩信徒有虚名，根本就不会用兵，因此起了轻敌之心。作战开始，汉军佯败退却，丢弃了不少旗鼓。陈馀见状，以为大胜在即，于是空壁倾营而出，欲一举歼灭汉军，生擒韩信。汉军至河边已无退路，乃拼死反击。这时，预先埋伏好的二千汉军立即冲人赵军的大营，“拔赵旗，立汉赤帜”。赵军将士久战不胜，蓦然回首之际，发现自己的大营内一片红色，树的全是汉军的旗帜，顿时人心大乱，四散而逃，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汉军乘势夹击，杀陈馀，俘赵王歇，大获全胜。

关于井陉之战韩信取胜的原因，后人津津乐道的是他列背水阵，“置之死地而后生”，从而极大地激发出了全军将士拼死求生的本能。对此韩信事后向诸将解释时也是这样说的。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另一条重要的原因则不怎么为人注意了，那便是韩信派人拔旗易帜，严重动摇了赵军的军心，从而达到了出奇制胜的目的。否则，即使汉军将士再勇敢，要通过力战打败数倍于己的敌人，也是十分困难的。将军扬威旗幡舞

帅旗既是全军的象征，更代表着主帅的威名。正因为如此，一些将帅便习惯于把自己的名字书于帅旗上。这一情况始于战国时期，《墨子·旗帜》载：“建旗其署，今皆明白知之，曰某子旗。”对于一些威名赫赫的将帅来说，他的帅旗不仅能起到振奋军心的作用，而且能够威震敌胆。

南宋名将岳飞的帅旗，“以红罗为帜，上刺岳字”。岳家军在中原屡破金军，威名远播，使金人发出了“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感叹！火红的“岳”字旗作为岳家军的标志，令金兵为之丧胆，远远望见便立即逃走。

从抗金起义起家后又纳入南宋编制的魏胜，虽没有岳飞的名气大，但在山东一带却是有名的抗金英雄，以敢打硬仗著称。他的帅旗上绣着“山东魏胜”四个大字，金兵望见后便不敢上前交战。后来，他便制造了十几面这样的旗帜，秘密交给部将。与敌人相遇时，若众寡悬殊，难以取胜，便打出绣有“山东魏胜”的旗帜，金兵慑于威名，每每避战而逃。

曲端是宋高宗时期川、陕一带的抗金名将，当时任前军都统制，曾数败金军，威名远著。后来，由于受人诬告，曲端无故而被贬，不得不离开了军队。建炎四年（1130年）秋，南宋与金战于富平，宋军的前线最高指挥官、川陕宣抚使张浚为壮大声威、震慑敌军，“乃伪立前军都统制曲端旗以惧之”。遗憾的是，由于宋将指挥无能，又不采纳熟悉陕川战事的名将吴玠的建议，结果作战以失败而告终。

其实不止是官方将领的帅旗，农民起义军领袖的帅旗也同样具有威慑作用。明末农民起义领袖李白成的“闯”字旗，便令明军胆寒，避之惟恐不及。姚雪垠在其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中对“闯”字旗威震敌胆的描述，虽未见有事实根据，但却是符合历史情况的合理虚构。闲论金鼓

鼓与金都是传统的打击乐器，共鸣效果极好，鼓声激越雄壮，金音清脆响亮，二者均可及远，因此很早地便被用于指挥作战，即所谓“言不相闻，故为金鼓”。《太平御览》卷五八二引《帝王世纪》载：“黄帝杀夔”，以其皮为鼓。”这就是说，早在黄帝战蚩尤的涿鹿之战中，鼓便被运用于战争了。其实在兽皮鼓出现以前，还有更古老的鼓。据《礼记·明堂位》记载，早在传说中的“伊耆氏”之时，便出现了“土鼓”，也就是陶制的鼓，可见鼓乃是我国最古老的乐器之一。至于这种“土鼓”是否有军事用途，便不得而知了。从一般的推测来看，鼓在运用于战争之前，更多地是运用于狩猎，其指挥功能也是从狩猎中演化而来的。《初学记》卷十六《鼓》引《三礼》载：“夏后脚鼓，殷人植鼓，周人悬鼓。”我国最早的文字——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鼓”字和象征鼓声的“彭”字。这说明至晚在商朝，鼓已普遍使用。周代时，已设置有专门管理制鼓、击鼓的官职——“鼓人”。战鼓也从一般作为乐器的鼓中分离出来，形成专门的规格，并在军事上得到普遍的运用，即《周礼·地官·鼓人》中所说的“军动则鼓其众”。

先秦以后，鼓的形制再无大的变化。尽管历代都出现不少鼓的名称，但主要是大小、材料、纹饰有所变化，形制上则与以往相同，用途上也没有多大的差别。

金的本义是铜，在先秦时期一直如此，直到汉以后才发生变化，用来指现在的金属——金。在我国的奴隶制社会时期，青铜是制作各种酒器、食器、兵器和乐器的主要原料，青铜制品也代表了当时手工业的最高水平，因此我国历史上的奴隶制文明通常也称为“青铜文明”，这一时期则称为“青铜时代”。

青铜乐器除编钟可用来演奏乐曲外，其他的如钲、铎、铙、钟等往往单独使用，在乐队中起加强节奏的作用，同时也用作乐曲的收尾。当金用于战阵时，也同样起着“节”与“止”的作用。《周礼·夏官·大司马》所说的“鸣铙且却”，就是明证。

秦汉以后，这类总称为“金”的乐器依然作为听觉讯号的器物用于军队的指挥，只是所用的种类日渐减少，保留下来的主要是钲与铙两种。后来，又增设了两种。一种是产生于南方的锣，至唐宋时逐渐传遍全国，并广泛运用于军队指挥，如人们一般所说的“鸣金收兵”，便主要是指击钲与锣而言。另一种是兼作煮饭炊具的刁斗，又名“金柝”，打击时亦可作为军中的信号使用。著名的《木兰诗》中便有“朔气传金柝”的句子，借“金柝”来表示战争。杜甫《夏夜叹》中也有“竞夕击刁斗，喧声连万方”的诗句。

与金鼓同作为听觉讯号用于军队指挥的，还有号角、唢呐、号炮等。

号角是以动物的角制成的吹奏乐器，也有以竹、木、金属仿其形制而制造的。它原产于西羌少数民族地区，汉代时传人中原，并开始在军中广为使用。

唢呐来自西亚一带，金元时期传人我国，至明代时开始在军中广为使用。

炮是火药运用于军事以后的产物，靠其巨大的声响来传达军事命令，在明清时期运用相当广泛。

这些听觉器物作为金鼓的辅助手段，共同组成了军队的听觉指挥系统。

从一般意义上讲，金鼓运用于战阵时，鼓声代表着前进，金声则代表着停止或退却，其他器物则配合金鼓使用，传达一定的信号。春秋末期，齐国与吴、鲁联军战于艾陵（今山东莱芜东北），齐将陈书为表示决一死战的决心，曾说：“此行也，吾闻鼓而已，不闻金矣。”杜预注说：“鼓以进军，金以退军。”

至于金鼓等听觉信号所传递的更详细的指挥命令，我们将在后文作详细的介绍。援枹而鼓忘其身

齐景公十八年（公元前530年），晋、燕联合出兵伐齐，齐军连战皆负，形势危急。在宰相晏婴的推荐下，田穰苴（因后来官至司马，故又称司马穰苴）临危受命，担负起抗击敌军、保卫国家的重任。

大军出发前，他痛斥无故迟到的景公宠臣、监军庄贾说：“将帅接受任务之日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置身于军队就应该受军纪的严格约束，击鼓指挥军队作战之时就应该忘记自身的存在。如今敌军深入我们的国境，举国上下惊恐骚动，广大士卒风餐露宿于边境地区，我们的国君为此寝食不安，老百姓的命运，都掌握在将帅的手中，怎么能因为亲友的相送而耽误时间呢？”

遂置景公的命令于不顾，依照军令，将庄贾斩首示众。齐军为之肃然。

晋、燕联军听到消息后也大为震动，知道司马穰苴善于用兵且勇敢无比，于是主动撤退。司马穰苴率齐军追击，尽复失地。

鼓声是前进的命令，更起着鼓舞士气的作用。凡战，鼓声震天则能激发斗志，使全军上下团结向前，奋勇杀敌。若鼓声停止，则表示主将被擒或被杀，不仅指挥命令中断，同时也使士气低落，人心涣散。因此，就要求将帅具有援枹（同“桴”，鼓棰）而忘其身的精神，在手执鼓棰击鼓时将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这样才能指挥军队取得作战的胜利。在中国历史上，奋不顾身地击鼓指挥并取得胜利的例子是不胜枚举的。

公元前591年，晋国为振兴霸业，发兵攻齐。两军大战于鞍（今济南西北）。激战中，晋军主帅郤克负伤，鲜血流到鞋上，但仍然击鼓指挥，鼓声不断。为他驾驶战车的解张被箭射穿了手和肘，左边车轮被血染成了黑红色，仍然忍痛驾车。

解张对郤克说：“军队的耳目在于旗鼓，前进后退都要听从它。只要你主帅坐镇指挥，战事必能成功。切不可因为伤痛而败坏国君的大事。身披盔甲，手执武器，本来就是要效死沙场的。”

后来，解张看到卻克渐渐不支，鼓声变弱时，便左手握着马缰，右手代卻克击鼓。晋军受到鼓舞，奋勇拼杀，大败齐军。

公元前577年，晋、楚大战于鄢陵（今河南鄢陵西北）。当时的战况异常激烈，楚将子重坚持击鼓指挥军队作战，从早晨直到黄昏。最后的作战虽以楚军的失败而告终，但子重援桴而忘身的精神仍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公元前493年，齐与郑联合攻晋，两军战于铁（今河南濮阳北）。晋将赵简子（即赵鞅）遭到郑军的袭击，身受重伤，“伏弢呕血”，仍坚持指挥，“鼓音不衰”。将士因此士气振奋，大败郑军，缴获粮车千乘。

击鼓坚持指挥是为将的责任，也是军队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所以《荀子·议兵篇》明确地说“将死鼓”，即将领应死在击鼓过程中，至死也不能离开指挥岗位。援枹击鼓而忘其身，成为衡量优秀将领的一条重要标准。梁红玉擂鼓战金山

熟悉京剧的读者，对梁红玉擂鼓战金山的故事一定不会陌生。其实这一剧目并不是虚构的，而是根据真实的历史故事改编而成的。

宋建炎三年（1129年）十月，金完颜宗弼（即金兀术）率大军南下，分两路渡江攻宋。东路由和州（今安徽和县）渡江攻浙江，西路由黄州（今湖北黄冈）渡江攻江西。

西路军攻寿春（安徽寿县）掠光州（河南潢川），击破宋张用军，进陷黄州后乘小船渡江南下。宋将刘光世无备而逃，金军遂连破江西诸郡，复引兵趋湖南，陷潭州（今湖南长沙市）。然而撤军途中，在河南宝丰县宋村遭到宋将牛皋的阻击，损失惨重。

东路军由完颜宗弼亲自率领，攻陷滁州、和州后，由和州马家渡渡江南下。南宋方面集结十七将三万余人进行抗击。在这次作战中岳飞崭露头角，他在其他各部均已溃败的情况下孤军奋战，杀敌数千人，最后在既无粮草、又无救兵的情况下，退守钟山（今南京紫金山），牵制敌人。

建炎四年三月，金军满载抢劫而来的金银财宝，撤至平江（今江苏苏州）一带。然而，宋将韩世忠已率八千水军屯于镇江焦山，截断了金军渡江北归的去路。入夜，完颜宗弼到镇江金山龙王庙附近侦察地形，准备由此渡江北归，结果遇到韩世忠伏兵的袭击，几乎被俘。

第二天，两军在江中大战。韩世忠亲率将士与敌接战，他的夫人梁红玉则登上指挥舰的高台，击鼓指挥战斗。激越的鼓声不仅准确地传达出作战命令，而且极大地振奋了将士的士气。宋军将士争先奋战，按着指挥命令不间断地向敌舰发起攻击。韩世忠率领的战舰则根据梁红玉旗之所示，直冲完颜宗弼的座船。金兵由此大乱，激战中，完颜宗弼的女婿龙虎大王被宋军生擒活捉。

完颜宗弼作战失利，渡江不成，便下令沿长江南岸西上，准备伺机偷渡。梁红玉立即以旗鼓发出命令，指挥宋军沿北岸西上截击。金军数次抢渡，均告失败，结果被逼入了死港黄天荡中，陷人进退无路的境地。后来，经乡人引导，金军于一夜之间挖通了三十里的老鹤河故道，才通入秦淮河，避免了被困死的命运。

在向建康进军的途中，金军又被岳飞所部袭击于新城（今江苏江宁西北）。此战岳家军仅有骑兵三百，步卒三千，却斩敌三千多人，俘一千多，获辎重甚多。完颜宗弼遭此重创，不敢在建康久留，遂放火烧城，再引兵回黄天荡，准备渡江。韩世忠再次陈兵北岸，截击金军。完颜宗弼数次抢渡不成，遂改用火箭射击宋军，然后乘宋舰起火，才乘机逃到了江北。

金山之战，完颜宗弼被困达四十八天，几乎丧命于江南，这是他对宋用兵以来的首次惨败，给他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此后，终其一生，再未敢渡江南下。决胜于旗鼓之间《尉缭子·武议第八》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战国初期，魏国的将军吴起在一次作战前，有人递给他一把剑来防身。吴起不接剑，说道：“将领的责任便是挥旗击鼓指挥作战。面临危险时决疑断难，果断指挥作战，这是将军要做的。执剑在手，冲锋杀敌，并不是将军要做的事。”

旗鼓代表着命令，因此它的权威是不容怀疑、不容挑战的。特别是在冷兵器时代，由于作战主要依靠密集队形，通过发挥军队整体的威力来获取胜利。因此利用旗鼓来达到军队行动统一便显得尤为重要。对旗鼓权威地位的挑战，是任何一支军队都不能容忍的。

有一次，吴起率军与秦国交战。作战命令尚未下达，有一个人便奋勇杀人敌人阵中，斩了两个敌军士卒的首级后返回本阵。吴起马上下令将这个违反军令、擅自行动的士卒斩首示众。当时，有部下劝阻说：“这是一个作战勇敢的有才能的人，不能斩啊！”吴起说：“他确实是一个有才能的人，却没有听从我的指挥命令。”最终还是把这人斩首了。

对于旗鼓的权威性，吴起曾有如下的论述：“夫鼙鼓金铎，所以威耳；旌旗麾帜，所以威目；禁令刑罚，所以威心。耳威于声，不可不清；目威于色，不可不明；心威于刑，不可不严。三者不立，虽有其国，必败于敌。故曰：将之所麾，莫不从移；将之所指，莫不前死。”对此，戚继光在其《纪效新书·耳目篇第二》中说的更加明确：“你们的耳只听金鼓，眼只看旗帜，夜看高招双灯。如某色旗帜点动，便是某营兵收拾听候号令。行营出战，不许听人口说的言语擅起擅动。若旗帜金鼓不动，就是主将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就是天神来口说要如何，也不许依从。只是一味看旗鼓号令，兵看各营把总的，把总看中军的。如擂鼓该进，就是前面有水有火，若擂鼓不止，便往水里火里，也要前去。如鸣金该退，就是前面有金山银山，若金鸣不止，也要依令退回。若是这等大家共作一个眼，共作一个耳，共作一个心，有何贼不杀，何功不可立！”

那么，将帅是如何使用旌旗金鼓来实施指挥的呢？吴子所说的“凡战之法，昼以旌旗幡麾为节，夜以金鼓笳笛为节。麾左而左，麾右而右。鼓之则进，金之则止”，只是就最基本的情况而言，实际作战所要传达的命令，显然要复杂得多，这就需要有很多的细则，才能将复杂的命令通过旗鼓准确地传达给全军将士。

应该指出，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将领，其旌旗金鼓所表示的命令也有相应的变化。在这里我们只能介绍一下普遍的情况，至于具体的情况，有兴趣的读者可以自行查阅相关的资料，这里就不一一介绍了。

就视觉信号而言，旗帜和灯火本身便具有不同的颜色的形状，再加上挥动的手法各种各样，由此便构成了复杂的命令系统。现在我们以五军阵为例加以说明。

在中国古代的编制中，一般以五五制为单位结构，部分也出现三五制的结构。其中，每一级单位，都有自己相应颜色的旗帜为标识。一般而言，红、黑、蓝、黄、白分别代表前、后、左、中、右。下一级单位，则以不同的镶边来区分。在中军大旗的周围，设有与各部相应的五色旗帜。主将若传令于某支军队，便树起与这支军队相应颜色的旗帜，受令部队见到旗号后，也树立本部旗帜，称作“应旗”，本部全体官兵应立即做好准备，等待命令。以此类推，将令便一级一级地传递下去。如果要向全军下达命令，则五色旗全部树起，各部均要“应旗”，进入待命状态。

指挥旗帜有树、点、磨、偃多种手法。树，正如前面所言，是要求相应的部队进行待命状态，听候命令；点，是指旗帜向某一方向摇动，要求相应的部队向该方向前进或攻击；磨，指旗帜作旋转状挥舞，要求相应的部队改变方向，转身行动；偃，即放倒旗帜，要求相应的部队进入隐蔽状态。

部队前进时，前哨配备高招（一种旗杆很高的旗）一副，五色小旗一副，用以向中军传递情报并接受命令。如遇见树林则举蓝旗，水泽举黑旗，发现敌人兵马举白旗，高山险阻举黄旗，烟火举红旗。如果前进无阻，便以高招旗报告道路情况，其含义是：举一面旗时，表示道路狭窄，只能单列行军。举二面、三面、四面，分别表示道路情况可供二列、三列、四列行军。若五面旗皆举，则表示道路宽阔，全军可以自由行军。发现敌人时，还要具体报告敌情，其方法是采取磨旗的办法，敌众则磨蓝旗，敌少则磨白旗，敌急则磨红旗，敌缓则磨黄旗，已无路可行非接战不可则磨黑旗。磨旗的方向，表示敌人所来的方向。中军接着汇报后，根据情况定下决心，然后发出应敌的命令。

夜间用灯，与旌旗的情况相类似，只不过由于其形制和手法的限制，传递的信号相对要简单一些。

旗的指挥功能到今天依然没有完全丧失。在炮兵部队，由于炮声轰鸣，无法听清口令，所以仍然用旗来进行指挥。海军舰队中，以旗语来传递信息、实施指挥也是很常用的手段。旗之作为通信指挥工具，可谓源远而流长。

与旗帜相似，击鼓也有许多变化。《司马法·严位》将战鼓分为七种，即“鼓旌旗、鼓车、鼓马、鼓徒、鼓兵、鼓首、鼓脚”。我们现在所能知道的，只是这七种鼓的作用分别是：指挥旌旗开合，指挥兵车、骑兵、步兵前进，指挥兵器使用，指挥队形和军队的起坐（当时的战术动作之一）行动，至于具体的鼓点如何分别，已经不得而知了。一般而言，擂鼓表示前进，鼓声急便要急速进军，鼓声缓则速度放慢，如鼓声不止便是要展开攻击。《吴子兵法·治兵》：“一鼓整兵，二鼓习陈（同阵），三鼓趋食，四鼓严办，五鼓就行。”这显示是指平时的训练而言的。及至战阵指挥，情况自然要复杂得多。遗憾的是，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经难道其详了。

鼓的指挥功能在先秦以后有所退化，除了击鼓进军外，已难看到更多的变化。当时只作为停止或撤军信号的金类听觉器物，变化则越来越复杂，成为主要的指挥手段之一。

我们通常所说的“鸣金而退”，只是金作为指挥信号最常见的一种。一般情况是，鸣金一声，停止行动；鸣二声，各自退回原处，鸣三声，转身向反方向前进。

此外，金类器物根据吹奏时音节的长短、发声次数的不同等，再与号角、号炮等相配合，可以形成相当复杂的命令系统。

在此，我们以明代戚家军为例加以说明。

凡吹唢呐，是集合各营将到中军议事，商量军务；

凡吹喇叭，第一次要是通知火兵做饭，其他人员收拾武器行装，第二次开饭，第三次出发；凡吹“天鹅声”（即喇叭吹出长声），是要士卒齐声呐喊；

凡吹“摆队伍声”（原文如此，具体如何吹奏不明），所有车、步、骑兵一齐停止，原地展开队形，列阵准备迎敌；

凡吹长声喇叭，同时放铳（这里指用作号炮的火铳）一次，磨旗，表示军队要改变行进的方向，各部队看磨旗所示的方位，调整前进的方向；

凡吹哱罗，是要休息中的士卒起身，再吹一次，则骑兵上马，车兵附车，步兵操起武器站立整齐；

凡列队以后吹喇叭，是要部队稍事休息，再吹时，车、步、骑兵要一字列开阵形，准备作战；

凡打锣，是要骑兵下马，车兵下车，再打时，是要全体将士就地休息；

下营后竖黄旗，擂鼓，是要士卒出营汲水、砍柴、放马；

凡打钹，是要士卒归队，再打时，是要小队变大队。

由此可见，金类听觉指挥系统在军队指挥中确实发挥着相当重要的作用。这一指挥手段，一直到现代军队中依然保留着，最常用的便是大家都熟知的军号。红军建立后，曾创造了一套与国民党军截然不同的司号命令系统，使得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军对国民党军的军号所表达的含义了如指掌，而国民党军对我军的军号则一无所知，这对于我军取得“反围剿”作战和红军长征的胜利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号炮分多种类型，比较复杂，戚继光作了如下介绍：“升帐炮 三举即鸣金，大吹打。升旗炮 一举即擂鼓，鸣锣，升旗。肃静炮 入场发放后，三举要肃静，听下营。呐喊炮 每一举，喇叭吹天鹅一声，呐喊一声。常时三举止，临阵不拘，金呜乃止。开营炮 一举即听，点鼓便开营行。分合炮 一路一举；欲分几路，为几举，无定数。举毕看旗帜，依数分之。合营同。闭营炮 三举即大吹打，闭营门。定更炮 遇夜，擂鼓毕，一举，喇叭吹天鹅声。变令炮 凡正行之间，欲别更号令，隔远恐失视，故先举炮。闻炮，前令即止。专心倾耳，听新起何令，照行。”

由此可以看出，利用这套复杂的旌旗金鼓系统，将领确实可以将命令及时、准确地下达给部队执行。戚继光曾说过：“古今名将用兵，未有无节制号令，不用金鼓旗幡而浪战百胜者。”

正是依靠旗鼓的指挥，历代将帅才能保证军队的行动统一，进而获得作战的胜利。旗鼓训练

军队的战斗力来源于平时的训练。吴子曰：“用兵之法，教戒为先。”军队不经过严格的训练，便是一盘散沙，这样的军队是无法战胜敌人的。训练内容从大的方面分，包括技能训练、战术训练两大部分。在中国古代，战术训练的核心内容，是熟悉各种战斗队形——阵。要进行战术训练，首先要使广大将士熟悉军队的命令系统——旗鼓。由于旗鼓是作为视听信号来传达命令的，因此这项训练便称为耳目训练。

如前所述，军队的旗鼓系统十分复杂，要使将土熟练地掌握它，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非经过长期、严格的训练不可。公元前512年，著名军事家孙武晋见吴王阖闾，呈上了自己的兵法“十三篇”。吴王为试孙武的实际才能，于是选出一百八十名宫女让他来训练。众宫女集合完毕后，孙武首先做的事，便是要她们熟悉旗鼓等指挥信号的含义，并“三令五申之”。

可见耳目训练在整个军事训练中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

对于耳目训练，除了正常的教场练习外，一般还采取如下两种办法。一是严格要求各级将吏带头熟悉金鼓旌旗所表达的号令，将之视为考核的一项重要内容，通过他们的模范作用，带动全军学习。为此，多数军队中还设置了称作“旗牌”的专职军吏，负责各种号令的接受和发出事宜。二是将相关的内容编印成册，交由全军将士随时学习。如戚继光便规定，军中士卒都要进行战阵法令的学习，特别是要求以队为单位，利用夜间的空闲，由识字之人读给大家听，要求人人熟记在心。他还要求将领不时抽查，对背不出者要给予一定的惩罚。

由此而见，古代军队为了让广大将士熟悉旗鼓信号，是下了很大的功夫的。只有熟悉号令，将帅的指挥才能得以贯彻，军队才能形成战斗力并最终战胜敌人。指挥之外的信息

旗鼓用之于指挥，传达将帅的指挥命令，这只是其传递的主要信息，而不是全部信息。聪明的将领透过旗鼓还可以得到许多不为人注意的情报，并以此作为决策的依据。让我们从曹刿论战谈起吧！

周庄王十三年（公元前684年）春，齐国出兵伐鲁。鲁国谋士曹刿请求随军出战，得到了鲁庄公的同意。两军战于长勺（今山东曲阜北，一说莱芜东北）。

双方列阵完毕，鲁庄公便急于下令击鼓进攻，被曹刿劝止。齐军自恃实力强大，急于求胜，于是擂鼓发起进攻。鲁庄公接受曹刿的建议，严密防御，以逸待劳。齐军连续三次擂鼓出击，均未冲破鲁军的防线，反而受到不小的损失，士气因此衰落。

曹刿见时机成熟，建议鲁庄公击鼓反击。鲁军一鼓作气，迅猛地冲向敌人，很快冲垮了齐军的阵势。

鲁庄公见齐军败退，急欲下令击鼓追击，又被曹刿劝阻。曹刿下车仔细观看了齐军留下的车辙，又站在战车的横杆上眺望齐军退走的情形，然后才同意追击。

结果，鲁军重创齐军，取得了长勺之战的胜利。

战后，当鲁庄公询问如此指挥为什么能取得这次作战的胜利时，曹刿回答说：“用兵打仗所凭借的是勇气。第一次击鼓冲锋时，士气最为旺盛；第二次击鼓冲锋时，士气便开始衰退了；第三次击鼓冲锋时，士气便完全消失了。齐军三通鼓后，士气业已丧失，而我军一鼓作气，正值士气旺盛之时，自然能够一举击败齐军。”成语一鼓作气便出自于这一典故。

接着，曹刿又分析了不立即追击的原因，说道：齐国毕竟是一个实力强大的国家，不可等闲视之，而要谨防其佯败设伏。后来，我看到他们退走时的车辙印很紊乱，望见他们旗帜东倒西歪，才大胆建议实施追击。

透过金鼓旌旗，曹刿得到的信息可谓多矣！正是凭借这些信息，他才能正确进行决断，并最终赢得了作战的胜利。

正因为金鼓旌旗透露出如此多的信息，一些高明的将领便利用这一特点制造假情况以惑敌。《百战奇法·疑战》中说：“凡与敌对垒，我欲袭敌，须丛草杂木，多张旗帜，以为人屯，使敌备东而击其西，则必胜。或我欲退，伪为虚阵，设留而退，敌必不敢追我。”

公元前555年，晋、齐在平阴（今山东平阴东北）交战。当时晋军在山林险阻之处遍设旗帜，虚张声势。齐灵公登上巫山（一名孝堂山，在今山东肥城西北）侦察敌情，见满山遍野旗幡招展，尘土飞扬，不禁大惊失色。他误以为晋军人多势众，于是不战而率军逃走了。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突厥始毕可汗乘隋炀帝杨广出巡北塞之际，突然率数十万骑兵来袭，尽占雁门郡四十一城中的三十九座，只有雁门、崞县两城尚在隋军控制之中。隋炀帝被困于雁门，遂一面命人布防，一面下令停止对高丽的征伐，回兵救援，同时征召各地的军队前来救驾。

当时年仅17岁的李世民也随云定兴前来救驾解围。考虑到突厥兵力强盛又攻城甚急，而隋朝援军多数尚在途中，李世民建议“多赍旗鼓为疑兵”，以迷惑敌人。突厥见旌旗遍野，金鼓齐鸣，以为“援兵大至”，又得到北边告急的消息，于是引兵退去。雁门之围遂解。隋军追至马邑（今山西朔县），俘二千余人而还。

在这里，旗鼓被用作一种“示形”的手段，目的在于使敌人难以断定我的虚实情况，从而诱使其作出错误的决策。从这种意义上说，这与其他的“示形”手段并没有什么不同。广布旗帜，多用金鼓，是方了示敌以众，使之不敢轻易与我交战，这便是“虚而示之以实”；而偃旗息鼓，则是示之以寡，引诱敌人前来以达到与之决战的目的，这便是“实而示之以虚”。当然，任何事物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兵法原则只有灵活运用方能成为制胜之道，“示形”当然也不例外。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或虚而虚之，使敌转疑以我为实；或实而实之，使敌转疑以我为虚。”这便全在于将帅的灵活运用了。

旗鼓作为示形手段，在文学作品中得到了充分的发挥。从空城却敌到悬羊击鼓，都不是凭空臆造，而是来源于战争生活再加上作者的合理想象而成的。对此，我们就不多作介绍了。

兵符阴书

符节的出现，可以追溯到传说中的三皇五帝时期。《史记·五帝本帝》中便有黄帝“合符釜山”的记载，反映了原始时期的“合符”制度。

符节起源于古老的契刻记事，是文字产生前将某些特殊的符号刻于竹木之上作为标志或象征，当将其剖为两半，各执其一时，便成为信物。随着战争的发展，这一方法被用于军队，便成为后来各式各样的兵符。

有文献可考的最早的符节，是周代用玉制作而成的牙璋。《周礼·春官·典瑞》中有这样的记载：“牙璋以起军礼，以治兵守。”郑司家注：“以牙璋发兵，若今时以铜符发兵。”后来，符不再用玉来制作，一般改为铜制，上面写着相关的文字，剖而为二，由朝廷和出征的战将各执其一。当朝廷需要调动军队时，使者必须持符前往，用以表明自己的确实身份，将军通过“合符”验明无误时，才接受调兵的命令。由于这种兵符大多制成虎的形状，故又称作“虎符”。考古发现的新郪虎符，是战国晚期秦国的铜制兵符，上面记有如下一段文字：甲兵之符，右在王，左在新郪（地名，为秦新攻占的魏地）。凡兴士被（同“披”）甲，用兵五十人以上，必会王符，乃敢行之。燔燧事，虽毋会符，行殴。

这段铭文清楚地说明，除有烽火报警的特殊情况外，凡调兵达到五十人以上者，都必须以兵符作凭证，不合符者一概不能发兵。可见，兵符作为调兵的信物，在当时的军事活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除了国君与将军之间所用的虎符外，军队内部的上下级之间也有信符。《墨子·号令》载：“大将使人行守，操信符。信不合及号不相应者，伯长（即百夫长，军队中的基层官吏）以上辄止之，以闻大将。”这类符的实物现在已经看不到了，由于《庄子》中有“焚符破玺”的说法，估计应该是竹木制成的。

除了符之外，分而执之以为信物的还有节。《周礼·地官·掌节》记载了很多种节，如玉节、旌节、角节、虎节、龙节等。《墨子·旗帜》载：“五兵各有旗，节各有办。”“办”字通“判”，即为剖开之意。与符相比较，节的用途相对广泛一些，从军事的角度看，主要是外出执行重要公务时的凭证，也可作为机要通信的标志或授予权力的象征。从出土的楚怀王六年（公元前323年）发给鄂君的节来看，节和符一样，一般也书有文字，写明持节者的权限或使用规定等。

符节盛行于先秦时期。秦汉以后，节便只作为权力的象征，其通信功能已基本消失。

东汉时期，曾一度废用虎符，“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时人杜诗上疏请求恢复虎符的使用，说：“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慎。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贼虏未殄，征兵郡国，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

杜诗的建议得到东汉统治者的重视，合符制度旋即得以恢复。

唐代时，为避高祖李渊祖父李虎之讳，虎符而改成鱼符。但这仅仅是名称和形制的变化而已，其用途则与以往完全相同。

中国历史上的符节，由于时代的不同，形制、质地的变化，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名称，诸如传、玺书、契、柒、传符、檄牌、牌符、令箭、信牌、驿符、堪合火牌等。当然，最常用也最有代表性的，还是虎符。信陵君窃符救赵

公元前260年，秦与赵之间进行了一场空前规模的大战——长平之战。赵军四十余万将士在这一役中丧亡殆尽，实力遭到极大的削弱。至此，山东六国中再没有任何一国能与秦抗衡了，秦翦灭六国、统一天下，已呈现出明显的趋势。

两年后，秦以王陵为将，率军进攻赵国，兵围赵都邯郸（今河北邯郸西），企图一举灭赵，翦除统一路上最大的障碍。赵军奋起抵抗，给秦军以很大杀伤。不久，秦军增兵，又以郑安平为将代替王陵指挥秦军。在秦军的猛烈进攻下，赵军渐感不支，不得不派人向魏、楚等国求救。

魏王虽决定出兵，但又害怕秦国。秦王派使者来到了魏国，威胁说如果魏军救赵，灭赵后下一个目标就是魏国。魏王于是命令将军晋鄙屯兵于汤阴（今河南境内），静观形势的变化。赵国的平原君赵胜是“战国四公子”之一，是魏国信陵君的姐夫。他一面写信给信陵君，要求他劝说魏王火速进兵，一面亲自赴楚国求救。

平原君在门客毛遂的陪同下，赴楚求救。起初，楚王因害怕秦国不肯出兵。等在殿外的毛遂于是上殿见楚王，向他陈说唇亡齿寒的道理，终于使楚国同意出兵，派春申君黄歇为将以救赵。

信陵君一直是主张出兵救赵的。接到平原君的信后，他立即去见魏王，要求诏令晋鄙火速进军。但魏王因害怕秦国的报复，迟迟不肯下达进军的命令。信陵君见魏王不听自己的建议，心急如焚。他坚持救赵，一方面是出于与平原君的私交，更主要的则是考虑到魏国自身的安全。如果秦国灭赵，唇亡齿寒，魏国便迟早会步赵国的后尘。魏国只有与赵国联合起来，才有可能抵御秦国。可惜的是，魏王虽然认识到这一点，可是害怕秦国，故令晋鄙持观望态度，如形势有利则进军，不利则不至于得罪秦国。

这时候，信陵君的门客再次发挥了作用。有一个叫侯赢的门客向他献上了“窃符救赵”的妙计。原来，信陵君曾有大恩于魏王的宠妃如姬，于是便利用这一点使她盗取了魏王的调兵虎符。信陵君得到虎符后，连夜率门客驰往汤阴魏军军营，面见晋鄙，说奉命来接替晋鄙为将，率军救赵。

兵符既合，晋鄙考虑到魏王态度的转变难以理解，故仍持怀疑态度，迟迟不办理交接手续。这时，信陵君的门客按事先约定好的计谋，取出藏于袖中的铁锤击杀晋鄙，从而使信陵君顺利地夺取了兵权。接着，信陵君召集全军将士，宣布凡父子均在军中的，父亲回国；兄弟均在军中的，哥哥回国；老弱有伤病者，也一同回国。将士素服信陵君威名，又见他关心倍至，无不感激，皆欲上阵杀敌以报效。经过精简后，原来的十万人变成了八万，战斗力却比以前提高了。

这时，楚国的春申君黄歇也率军到达了新中（今河南安阳）。于是，信陵君果断下令出击，在赵、楚军的配合下，大败秦军。秦将郑安平率二万秦军降，余军皆退走。这样，信陵君通过窃取魏王的兵符，顺利夺取了兵权并取得了救赵作战的胜利。

救赵之后，信陵君因怕魏王降罪而不敢回国，于是令部将把军队带回去，自己则留在了赵国。

十年后，秦军伐魏，形势危急。魏王于是派人火速召信陵君回国。信陵君在魏国危难之际，再次挺身而出。他回国后，利用自己的威信，向各国求援，很快形成了合纵抗秦的局面。接着，他率领魏、赵、楚、韩、燕五国联军，大败秦军于河外（今山西西南部，黄河以西以北地区），追至函谷关（今河南灵宝北）而还。

这时的信陵君，不但在魏国掌握了兵权，而且也得到了各诸侯国的信任，俨然成了六国抗秦的精神领袖。此后数年间，秦国数次出兵，都在信陵君领导的诸侯联军抗击下归于失败。于是，秦国派人再施反间计，说诸侯但知有信陵君，不知有魏王，这样下去信陵君取代魏王便是早晚的事了。魏王因窃符之事，本已对他这个胞弟耿耿于怀，现在又听到这样的传言，心里更加不是滋味。不久他便借故解除了信陵君的兵权。信陵君遭此打击，终于心灰意冷，于是日夜纵情于酒色，不久便去世了。

信陵君死后，六国再未形成合纵抗秦的局面，终于为秦国各个击破，相继灭亡了。从阴符到阴书

符节是传送军事机密文件的重要方式，在我国古代的战争中曾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这种方式仍然不够安全。原因很简单，如果敌人劫夺了符节后假扮使者，就可能诱我入其圈套。若使者叛逃或被敌抓获后变节，情况更不堪设想。在中国历史上，因这种情况而导致严重后果的事是时有发生的。为解决这一问题，历代将帅们想了很多的办法。阴符便是其中的一种。阴符，是由符演变而来的，所不同的是，传信的使者并不掌握传递的真正内容，以此来提高军事信息的安全性和保密性。关于阴符，我们现在发现的最早的记载是《六韬·龙韬》，为了广大读者理解方便，现在我们将其译成现代汉语。武王问太公道：“率军深入到诸侯国的境内去作战，突然与敌军遭遇，情况的发展对我军也可能有利，也可能有害。我想通过捷径与前方取得联系，从国内策应外地，以对我军进行援助，应该怎么办才好？”太公回答说：“君主与将帅之间早有秘密的兵符，共分为八种：有我军获大胜、全歼敌人的兵符，其长一尺；有突破敌军、檎获敌将的兵符，其长九寸；有迫敌弃城投降、夺占敌城邑的兵符，其长八寸；有击退敌人、报知敌人远遁的兵符，其长七寸；有激励将士、誓师以坚守的兵符，其长六寸；有请求粮饷、增加兵力的兵符，其长五寸；有军队战败、将领阵亡的兵符，其长四寸；有战斗失利、士卒阵亡的兵符，其长三寸。凡是奉命传送这种兵符的，如延误时间、泄露机密，无论是听到的还是告诉的，都一律处死。这八种阴符，是君主与将帅之间严格保守秘密、暗中传送消息，不使泄露于他人，而用于中枢和出征将帅相互通报情况的最好方法。敌人就是圣人般聪明，也不能够识破。”武王感叹地说：“您讲得真很好啊！”

从上述记载可以看出，阴符的含义是事先约定好的，属于只有收发双方知道的秘密，传送者既不知道其含义，也就不会泄露秘密了。这样，阴符即使落人敌手，也不会泄露事机的。阴符所表示的内容当不限于以上的八种，可能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君主与将帅间会有所变化，但由于资料缺乏，我们已不能知道更加详细的情况了。

阴符较好地解决了通信保密问题，但其本身也有局限性。因为阴符所表达的内容是事先约定好的，这种固定的含义自然远远及不上战场形势的多变与复杂，符不及义的现象于是便经常发生了。为解决这一问题，于是便出现了阴书。关于阴书的最早记载同样出自于《六韬·龙韬》。在此不妨将其译成现代汉语，摘录如下：武王问太公道：“率军深入诸侯国境内去作战，君主与将帅都想集合各路兵马，机动灵活地与敌人展开作战，以夺取出敌不意的胜利。然而事情复杂多变，用兵符不能详细表达意图，彼此相距又很遥远，不可能面授机宜，你看该怎么办？”太公回答说：“各种需要保密的计谋和重大决策的传达，应当用秘密的书信，而不用兵符。君主的意图用书信传达给将帅，将帅有事用书信请示君主。这种秘密书信应当做到‘一合而再离，三发而一知’。所谓‘一合而再离’，就是把一封完整的书信分成三部分；‘三发而一知’，就是派三个人分别送出，使每个人都不了解它的全貌，只有收信人将三者合在一起才能知道书信的内容，这样的书信就叫做‘阴书’。敌人就是圣人般聪明，也不能够识破书信中的秘密。”武王说：“这太高明了！”

从记载中可以看出，阴书既具备阴符保密性好的优点，又克服了其不能传送复杂内容的缺点，应该说是一种较好的秘密军事通信方式。

阴符、阴书的记载出自战国时期的兵书《六韬》，但从现有的文献看，其运用于战争则未见记载。秦汉以后，也很难找到这方面的记载，可见这时已不会普遍使用了。汉代倒是出现了一本名为《阴符经》的著作，伪托黄帝所作，但其内容已不再是讲军事通信，而旨在阐述阴阳学说，属于道家学派的经典著作之一。蜡丸的故事

蜡丸，又名蜡书，是将秘密书信揉紧为小团，外面以蜡封裹。由于体积很小，可以藏之于衣服的夹层或发髻中，必要时甚至可以塞人肛门或置于皮下。因此，只要信使不叛变，敌人是很难发现的。

从技术的角度讲，汉以前纸张尚未发明，其用阴符、阴书，在很大程度上是通信载体体积所限。明白了这一点，对后来普遍使用蜡丸就容易理解了。

历史上，关于利用蜡丸进行秘密军事通信的例子是很多的。这里我们讲几个比较著名的故事给大家。

唐大历元年（公元766年），华州（今陕西华县）节度使周智光密谋反叛。华州到京师长安，仅一百多里，而京师附近又多为叛军势力所控制，因此当时的形势已到了十分危急的程度。

唐代宗皇帝得到密报后，急召郭子仪的女婿、工部侍郎赵纵，准备让他派人到河中（今山东水济蒲州镇），召令郭子仪火速发兵，保卫京师，平定叛乱。赵纵为保密起见，乃“请为腊（同“蜡”）书”。送信的童子果然顺利地穿越了叛军控制的区域，及时将召令送到了河中。

郭子仪接到召令后，星夜起兵，迅速抵达京城附近。华州和同州（今陕西大荔）的官吏见大军已到，怕祸及己身，于是杀死了周智光。一场蓄谋已久的叛乱，终于消弥于无形。

北宋与西夏作战时，名将种世衡曾作蜡书，派王嵩送给西夏的大将野利刚浪唛。蜡书本为传递秘密信息而用，种世衡则利用这一特点，挑起了西夏国君元昊与大将野利刚浪唛的猜疑。野利刚浪唛虽执王嵩见元昊，但由于猜疑已生，元昊便不再信任他，也不让他回到自己的军中。后来，宋朝因之而施招抚之计，终使元昊归顺如初。”

北宋末年，金军南下，包围京师汴梁，“内外不相闻”。于是朝廷便召募了一批勇士，让他们“赍蜡书往南京总管司调兵赴援”。当时，为了保密起见，所有的信使都是割开大腿，将蜡书藏于肉中前往的。

岳飞在与金人的作战中，也用蜡书来行离间之计。当时，金人建立了以刘豫为首的傀儡政权——伪齐政权。但刘豫与金将完颜宗罕（即粘罕）交好，却与完颜宗弼（即兀术）不和。一次，岳家军抓获了一个完颜宗弼的间谍，岳飞便假装错认了人，说他是派往刘豫处送信的张斌，并责备他送信为什么久久不还！随后，便作了一封蜡书，约刘豫诱完颜宗弼于清河而杀之。然后，割开这个间谍的大腿，将蜡书藏到里面，告诫他不要泄露秘密，然后再派他给刘豫去送信。完颜宗弼见到蜡书后，果然上当。于是他上书金帝，废掉了刘豫。奇妙的矾书

矾是金属硫酸盐的含水结晶，当矾与胶及铁钉放在一起煮后，用之在白纸上书写，便看不到任何痕迹；而当用墨涂到白纸的背面后，所写的字迹便又全部显现出来。因此，古人就以矾作书，来传送秘密信息，称作“矾书”。这一传信方式盛行于宋代，在后世也有广泛的运用。

南宋孝宗年间，杨辅以敷文阁直学士，任成都知府，兼本路安抚使。他认为时任四川宣抚副使的吴曦心存异志，便写了一封信向朝廷报告。信的内容是这样的：“自昔兵帅与计臣不相统摄，故总领有报发觉察之权。今所在皆受节制，内忧不轻。”为保密起见，“因托言他事，遣人以矾书告于朝”。朝廷得到密报后，便派人设法诛杀了吴曦。金贞祜二年（1214年）七月，蒙古军鉴于金迁都汴京（今河南开封市），于是派兵进围金中都（今北京市）。不久，金右副元帅蒲察七斤率所部出降，中都形势异常危急。驻守中都的左丞相兼都元帅完颜承晖于是作矾书：“七斤既降，城中无有固志，臣虽以死守之，岂能持久？伏念一失中都，辽东、河溯皆非我有。诸军倍道来援，犹冀有济。”书成，令人送往新都汴京。后来，金廷派出的援军主力在霸州（今河北霸县）被元军击败。完颜承晖在粮尽援绝的情况下，自杀殉职。中都遂为蒙古军占领。

金贞祐四年（1216年）十二月，蒙古军攻太原府，形势危急。宣招使乌古论礼便作矾书，派人送往京师告急。金廷得到报告后，立即派兵支援。

清康熙年间，诸皇子为扩张自己的势力，争太子之位，也多有用矾书与朝臣联系者。如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二阿哥允礽通过为他的福晋治病的太医贺孟礽，用矾书与普奇联络，图谋大将军之位，并联络群臣奏请立他为太子，结果事发后普奇等人皆被论罪。隐语之谜

比蜡丸、矾书更为安全的军事通信方式，是“隐语”。《武经总要后集》卷四中记载，“军政急难，不可使众知，因假物另隐语谕之”。隐语作为通信方式，与现代战争中所用的电报密码颇有相似之处。

隐语的起源很早，最早的记载出自《左传·宣公十二年》。根据《左传》原文与杜预注，当时楚国大夫还无社与申叔展曾有一段对话，因为“军中不敢正言，故谬语”。对话是这样的：叔展曰：“有麦曲乎？”曰：“无。”“有山鞠穷乎？”曰：“无。”“河鱼服疾，奈何？”曰：“目于眢井而拯之。”“若为茅绖，哭，井则已。”

这段对话的目的，是申叔展教被困于泥水之中的还无社如何逃脱，因怕别人知道，故使用了隐语。遗憾的是，对于具体的内容，我们已经无法解释清楚了。《武经总要》卷十五记载了一种称作“字验”的隐语方式，其方法是，先将军中联络的有关事项分类编号，共四十项，依次为：“请弓、请箭、请刀、请甲、请枪旗、请锅幕请马、请衣赐、请粮料、请草料、请车牛、请船、请攻城守具、请添兵、请移营、请进军、请退军、请固守、未见贼、见贼讫、贼多、贼少、贼相敌、贼添兵、贼移营、贼进兵、贼退军、贼固守、围得贼城、解围城、被贼围、贼围解、战不胜、战大胜、战大捷、将士投降、将士叛、士卒病、都将病、战小胜”。

上述内容及其次序，平时要求各将校熟记于心。凡作战之前，主将与各统兵将领事先进行约定，双方以一首没有重复的字的五言律诗为“字验”。若有事报告，就随意写成一封书信，将要报告事项的次序对应该诗的第几个字，然后在普通书信中的某字旁加一记号即可。主将进行回复时，也如法炮制。

有一次出征前，主将与统兵将领约定以杜甫的《春望》一诗为“字验”。全诗是这样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挥欲不胜簪。”统兵将领在向主将汇报时，用一封普通的书信写进了“抵”和“簪”二字，并在旁边作了记号。主将收到书信后，根据二字的顺序，查出其要汇报的内容分别是第二十八项“敌固守”和第四十项“战小胜”。主将得到汇报后，也写了一封普通的信回复，里边写进了“春”与“泪”两个字，并作了记号。统兵将领以同样的方法得知了主将的命令：给你增派人马，立即移营。

由此可以看出，字验是一种高度保密的隐语通信方式，即使被敌人截获，也是无法破解的。据《宋史·舆服志六》记载，《武经总要》中记载的40字“字验”法，是符彦卿在《军律》中制定的。后来，有个叫李淑的人将其改为28字，也就是将五言律诗改成了七言绝句，其用法则完全相同。

明代中期，抗倭名将戚继光创造了一种使用范围更加广泛，与现代电报密码更为接近的隐语方式来传递军事信息。其具体办法是，先按照当时通行的“反切”拼音方法，将汉语中声母和韵母所代表的字编成两首歌，用“柳边求气低，池他争日时，莺蒙语出喜，打掌与君知”的前三句十五个字作为声母的代表，并按顺序编为号码；用“春花香，秋山开，嘉宾欢歌须金杯，孤灯光辉烧银缸。之东邻，过西桥，鸡声催初天，奇梅歪遮沟”三十六字作为韵母的代表字，也按顺序编为号码；再将当时的八个声调也按顺序进行编号。这样每三个数字为一组，声母、韵母和声调齐全，便构成了一个汉字。诸多的数字连在一起，便可以表示复杂的信息了。

有趣的是，戚继光的这种编码是以浙东的方言为基础的。由于戚家军主要招募的都是台州一带的农民和矿工，使用起来十分方便。需要通信时，远则书写，距离近时则可以用击掌代替。后来，这种隐语还在浙东民间流传很久。

我们上面介绍的隐语，无论是《武经总要》中的“字验”，还是戚继光的编码，都必须经过严格的训练和事先的约定才能使用。我们在文学作品中，经常看到一些将领未经准备而使用隐语的故事，以此来突显其卓越的才智。其实这是有战争实践的基础的。《宋史·夏国传上》便记载了这样的一个例子。庆历元年（1041年），北宋名将种世衡在与西夏作战时，便曾以一枚枣、一张画龟，命人送给部将旺荣，“喻以早归之意”。这种以谐音喻意的简单、实用的通信方式，在古代战争中应该是经常使用的。遗憾的是，我们现在已经看不到更多的这方面的资料了。

隐语的运用非常广泛，即使在现代战争中也不泛这样的例子。电报密码从某种意义上说，是隐语在现代技术条件下的一种运用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曾组织了一批土著人，利用土著语言编排电报密码，并广泛使用于太平洋战场，结果令日本的密码破译专家束手无策，直到战争结束也找不到破解的办法。这与戚继光利用浙东方言编码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奇异通信

在中国古代，凡需要公开而迅速地传送军事信息时，正式的方式有烽火制度等，此外，利用水流也是常用的方式之一。一般的做法是，将所要传送的情报书写到木板之类的东西上，然后将之大量投入河流之中，顺流而下，以达到广泛传送信息的目的。

隋大业十一年（公元615年），隋炀帝杨广被突厥围困于雁门（今山西代县西）。当时，突厥兵盛且围攻甚急，形势异常严峻。为了迅速调集援军前来解围，隋炀帝除利用正常的通信手段外，还将诏书写到木板上，投之河中。这一招果然奏效，许多地方的官员就是这样得到消息，然后一面广泛传播，一面召集军队前来救驾的。不久，隋援军源源而至，雁门之围遂解。

明洪武四年（1371年），为实现统一，朱元璋派兵向割据四川的明升政权大举进攻。明军分兵两路，一路以舟师为主，由汤和率领，出瞿塘峡（今四川奉节东）进攻重庆；一路由傅友德率领，以步、骑兵为主，由秦、陇一带向成都方向进攻。

为阻止明军进攻，明升遣将以铁索横断瞿塘关口，并在铁索桥上架炮进行阻击。明舟师进攻瞿塘、夔州（今四川奉节），均告失败，汤和部主力则被阻于大溪口（四川奉节东南）不得前进，后被迫退回归州。

傅友德在陕西集中兵力后，潜出陈仓（今陕西宝鸡东南），一路进展顺利，连克阶州（今甘肃武都）、文县、青川、杲阳关（今四川平武东南），渡过白水后，在绵州（今四川绵阳）击败蜀将向大享部，兵锋直逼汉州（今四川广汉）。为使汤和了解北路进展情况，傅友德命人将书有战报的数千块木牌投入汉水（古西汉水，即今嘉陵江）。

沿江蜀将见到木牌后十分惊恐，蜀军将士斗志丧失。镇守瞿塘的蜀将戴寿得知消息后，立即率军支援汉州。而屯兵大溪口的汤和也“于江流得木牌，乃进师……乘胜捣重庆”。明升见明军兵临城下，只好出城投降。

傅友德军也逼至成都，这时传来了明升投降的消息，守将于是向傅友德投降。至此，四川遂告平定。

明天启元年（1621年）九月，四川永宁（今四川叙永）土司奢崇明奉调率兵援助辽东战场。其部将樊龙等率兵至重庆时，由于巡抚进行整编，淘汰老弱，且没有按时发放饷银，结果激起兵变。樊龙遂杀巡抚徐可求及以下府、道、总兵二十余人，占据重庆而起事。

十月，奢崇明公开叛明，立国号为大梁，并派兵攻城掠寨。四川布政使朱燮元一面积极布防，固守成都，一面令人“投木牌数百锦江，流而下”，要求各地官员，沉舟断桥，严阵以待。此举果然奏效，沿江各地的明朝官吏得到消息后，立即进行防守准备，有效地扼阻了奢崇明的进一步扩张。

朱燮元坚守成都百余日后，援兵陆续赶到。于是他组织力量实施反击，用佯退诱敌之计，火烧叛军营寨，大败敌军。随后，他联合诸部，并与土司秦良玉配合展开反攻，相继收复失地，为最终平定叛乱立下了大功。

这种水流传讯的方法，直到辛亥革命时期仍有人使用。当时，四川同盟会员龙鸣剑便将成都地区斗争情况书于木牌之上，投之锦江之中。这些木牌从锦江人岷江、长江，最远至于武汉。沿江各地的革命者得到消息后迅速行动起来，终于导致了四川保路同志军武装斗争的总爆发。当时有“纷纷水报锦江来，‘同志’风潮动若雷”的诗句，以赞美此事。鸿雁传书

鸿雁传书的典故，出自于西汉时期苏武牧羊的故事。苏武本是汉武帝时的使节，奉命出使匈奴。匈奴的最高首领单于很佩服他的才能，便想劝他投降，以为己用。但苏武很有气节，誓死忠于汉朝，坚决不投降匈奴。单于不甘心，便让他到北海（在今贝加尔湖）牧羊，想通过艰难的生活消磨其意志，以达到使其臣服的目的。然而，苏武矢志不移，这一牧羊便牧了十九年。汉朝使臣每次出使匈奴，问起苏武时，单于便说苏武已死。

汉昭帝即位后，又派人出使匈奴。这时有个叫常惠的知情人便秘密会见使者，说明了苏武的真实情况，并教给了他如何营救苏武的办法。接着，使者面见单于，说汉朝皇帝在上林苑中射中了一只大雁，雁足上系着一封书信，说苏武在某一个地方。单于大惊，只好承认事实，并程放了苏武。这样，苏武终于在十九年后返回了汉朝，这时他已是两鬓斑白了。

苏武牧羊中的鸿雁传书是虚构的，但南宋时期则确实有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元朝使者郝经因出使南宋被扣留在真州，至宋咸淳九年（1273年）时，已“南北隔绝十五年”。当时，有人送给他一只活着的大雁，郝经于是在一块帛上题了一道诗：“零落风高纵所如，归期回首是春初。上林天子援弓缴，穷海累臣有帛书”，并写上自己的姓名和年月，系在大雁足上，纵之而去。

从诗中的内容看，郝经只是以汉朝鸿雁传书来自慰，并没有对此抱多大的希望。没想到，这只大雁真的被人射落，帛书也送到了元世祖忽必烈手中。这也是我们今天所能见到的唯一的鸿雁传书的真实记载。

事实上，鸿雁并不具备传书的功能，只是因为苏武太有名了，人们又佩服他的气节，于是才将鸿雁作为了通信联系的象征。风筝告急

风筝，古代时又称作“木鸢”、“飞鸢”。《墨子·鲁问》载：“公输子削竹木为雎，成而飞之，三日不下。”这可以说是文献记载的最早的风筝了。据说，公输般当时制造风筝的目的，是为了攻宋城之用，但到底如何用，是否用于通信，我们便难知其详了。

据宋人曾敏行《独醒杂志》卷一记载，西汉末年，陈貕在代（今河北蔚县东北）谋反，汉高祖刘邦亲自率军前往征讨。“淮阴（即淮阴侯韩信）与貕约从中应，作纸鸢以为期，谋败身戮。”这便是将风筝作为通信工具来使用了。但此事与《史记》所载不符，不知其出自何处。

梁武帝太清二年（公元548年），侯景叛乱，兵围建康（今南京市）。当时，城内外通信被切断，于是“缚鸢飞空，告急于外”。从后来援兵不断到来的情况看，此举当产生了效果，只是由于来援的梁军内部不和，最终未能平定叛乱。风筝用于军事通信的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唐朝。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魏博节度使田悦起兵反唐，围攻临洺（今河北永年）。临洺守将张伓坚壁拒守，激战数月，城中食尽，士卒伤亡惨重。这时，唐河东节度使马燧、昭义节度使李抱真、神策先锋都知兵马使李晟率援军进至邯郸，由于田悦控扼险要，唐军无法与张伓取得联络。

临洺危在旦夕之际，张伓急中生智，制作了一个高达百丈的风筝，上写“三日不解，临洺士且为悦食”，并乘风起时放飞。风筝飞过田悦军营时，田悦下令弓箭手射击，结果没能射落。风筝随风急飘，越过了田悦的营寨，落入马燧营中。马燧得到消息后，挥军猛攻，大败叛军。田悦兵败遁逃，临洺之围遂解。

宋绍定五年（1232年），蒙古军包围金代都城南京（即宋汴梁，今河南开封市），攻城甚急。金丞相完颜白撒也曾命令部下“于城上放纸鸢，鸢书上语，招诱胁从之人，使自拔以归”。但从后来的事态发展看，这次行动没有取得什么效果。信鸽通信

信鸽的传书功能是人尽皆知的。1984年在四川芦州出土的汉代陶制楼房外山墙上的鸽笼，表明我国很早便开始饲养信鸽了。从现有的资料看，鸽子用于通信的最早记载是五代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其中有这样一段：“张九龄少年时，家养群鸽。每与亲知书信往来，只以书系鸽脚上，依所教之处，飞往投之。九龄目之为飞奴，时人无不爱讶。”张九龄生活于唐初，这说明，至晚在唐代，信鸽已广泛使用了。

利用信鸽于军事通信的最著名的例子，发生在北宋与西夏的好水川之战中。宋仁宗康定二年（1041年）二月，西夏元昊进攻渭州（今甘肃平凉县），逼近怀远（今宁夏隆德东南）。宋将韩琦令任福率军一万八千人迎战，并令镇戎军（今甘肃固原）常鼎等协同进击。两军稍一接触，夏军便佯败退走。任福于是率军沿好水川（今宁夏隆德东，源出六盘山，西南流与瓦亭水会合）追击。途中发现路旁的房子边有几个银色的盒子，不禁起疑，便命人打开看一看。盒子一开，数百只带着哨子的鸽子冲天而起，在上空盘旋，一时哨声大作。早已埋伏在四周的西夏伏兵，顿时从四面八方杀出，大败宋军。原来，鸽子发出的哨声，便是西夏军发出总攻的信号。

南宋时期，还有一个纵鸽点兵的有趣故事。曲端是川陕一带抗金的著名将领，素以“纪律极严”而闻名。一次，时任川陕宣抚使的张浚来到泾原（今甘肃平凉）视察他的部队。张浚到达时，只见曲端一人迎接，手执鼓棰以军礼相见，身边并无一兵一卒。对此，张浚感到十分奇怪，说要检视军队。曲端于是将军队的名册呈上，问要检阅那一支部队。张浚心中愈加疑惑，当时也不道破，只是随便点了其中的一支部队。只见曲端回身打开鸽笼，取出一只信鸽放飞空中。很快地，张浚所点的那支部队便来到了面前。张浚觉得很有趣，于是要检阅全部五军。曲端便将五只信鸽全部放出，顷刻间，五军全部集齐，“戈甲焕灿，旗帜精明”，行动井然有序，忙而不乱。检阅的结果，张浚自然十分满意。

信鸽是一种比较可靠的传信方式，直到今天，在一些通信手段相对落后的地区仍然使用着。假情报的妙用

假情报的运用是信息争夺中极为精彩的内容。前面我们提到的韩信拔帜易旗，种世衡、岳飞作蜡书离间敌人，都涉及到这方面的内容。历史表明，巧妙地利用假情报，往往能达到军事手段难以达到的目的。

王莽地皇四年（公元23年）二月，绿林军以主力进攻宛城（今河南南阳），派王凤率领王常、刘秀等为前锋，北上进占昆阳（今河南叶县北）、定陵（今河南午阳）、郾城（今河南郾城南）等地，以保障进攻宛城的绿林军主力的安全。

五月，王莽派王邑、王寻在洛阳集结了42万大军，号称百万，南下进攻绿林军，准备先克昆阳，再消灭绿林军主力于宛城。

绿林军在刘秀的坚持下，决定坚守昆阳，待机破敌。具体布置是，由王凤、王常督率将士坚守昆阳，消耗敌人，刘秀等十三骑乘夜出城，到郾城、定陵一带调集兵力，然后相机破敌解围。

昆阳城虽小，却十分坚固，莽军多次进攻，均被绿林军击退，两方虽成僵持状态。不久，刘秀等率援军万余人到达。为了振奋士气，消除军中的畏敌心理，刘秀亲率千余死士出战。王邑见绿林军人少，便以数千人迎战。刘秀率军奋力冲杀，很快冲垮了敌人的阵形，又乘势突击，斩敌千人左右。初战的获胜，极大地鼓舞了绿林军的士气。

为坚定守军的决心，刘秀又假造了攻克宛城的战报，令人用箭射人城中，同时假装射失而使部分战报落入敌营中。守城的绿林军得到战报后，土气大振，守城更加坚定。而莽军久攻不下，本已疲惫不堪，又闻宛城失守，更加士气低落。

刘秀于是抓住有利时机，利用莽军士气不振、主帅轻敌的弱点，精选三千死士，迂回到城西，出其不意地渡过昆水，向王邑的大营发起冲击。王邑做梦也想不到刘秀会如此大胆，仓促应战，但经不起绿林军将士的冲击，阵形大乱，王寻在乱军中被杀，莽军指挥遂告失灵。接着，援军后续部队和守城的绿林军见敌阵大乱，也迅速投入战斗。莽军指挥失灵，乱成一团，士卒争相逃命，自相践踏而死者不计其数。王邑仅带着少数人逃回了洛阳。绿林军大破莽军，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此战，刘秀假造攻克宛城的战报，对于鼓舞士气、摧毁敌人的意志，并最终取得作战的胜利，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有趣的是，当时绿林军主力确实已经攻克了宛城，只是由于战报未到，他们尚不知道而已。

电信诞生

在中国历史上，古代与近代的划分，是以鸦片战争为界的，由此可见这次战争对中国历史的影响之大。用李鸿章的话来说，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是“三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鸦片战争之后的中国所面临的是全新的对手，古老的军事通信手段已经无法适应近代战争的需要。

鸦片战争前后的中国军事通信，已经发展到了传统军事通信的最高峰。何德刚在《客座偶谈》中说：“咸同之际，军务紧急，朝廷日盼军报，遇有胜仗，即用红旗报捷，飞折八百里驿递。所谓八百里者，真八百里也。驿站每遇军务时，每站必秣马以待，一闻铃声，即背鞍上马接递。其忙急至于如此。”但邮驿的信息传播速度，至此已经再无发展余地。而邮驿传播往往是从边疆到京师的长距离传播，少则上千里，多则几千里，往返所需要的时间，少则几天，多则十几天，甚至几十天。前方的军情变化是非常迅速的，而战争的一切决策都需要皇帝的圣裁，等到信息从京师反馈回来，形势早已面目全非。通信手段与通信距离之间的矛盾，在鸦片战争期间充分地暴露了出来。

鸦片战争是在南方的广东、福建和浙江、江苏发生的。当时广州到北京，若以普通速度，驿递需要约30到35天，若以“四百里加急”，需要20多天，若以“五百里加急”，需时约16到19天。极少使用的“八百里加急”，也要10天左右。因而中枢所得到的情况报告，往往是过时了的，根据这些过时了的信息所作的决策，再以同样的速度返回前线，便显得更加过时，甚至让人感到啼笑皆非，无所适从，造成了指挥上极大的混乱。

鸦片战争于1940年6月正式爆发。第一阶段的经过是这样的：英军按照事先预定的计划，以少量舰只封锁珠江口，大部分北上进犯，7月2日，英军进入厦门海面，7月3日，试图逼近厦门岛的英舰遭到厦门守军的还击，双方发生炮战后英舰退出。7月5日，英军攻下了定海。然而这样的战争过程，反映到道光皇帝那里，却是这样的。

1840年7月17日，也就是定海失陷的第12天，道光皇帝却收到了两广总督林则徐于6月中旬发出的奏折，林则徐在奏折中说，清军火烧了英国鸦片贩子的趸船和接济英船的办艇。道光皇帝得到消息后自然十分高兴，在林则徐的折子上批了“所办可嘉之至”六个大字。此时的道光皇帝，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英军已经打下了大清帝国的城池，并正在进一步扩大侵略范围。三天后，也就是7月20日，道光皇帝收到了浙江巡抚乌尔恭额于7月8日发出的奏折，称“英夷”三四千人已经在定海登陆（此时定海已经失陷15天）。道光皇帝不禁勃然大怒，因为前一段时间广东、福建的奏折，讲得都是如何与英国鸦片船交战并大获全胜，道光皇帝自然就认为侵入定海的这部分“英夷”，不过就是在广东和福建被赶出来的鸦片贩子而已。“区区小丑”根本就不值得放在眼里。所以对于浙江文武官员所表现出来的“张皇失措”，他感到十分不满，在对浙江的官员进行训饬之后，他调派了福建陆路提督余步云人浙，协助攻剿这股“小丑”。

7月24日，道光皇帝再次收到乌尔恭额于7月11日从浙江发出的奏折，报告说定海已经失守，英军进逼镇海（此时定海已经失守19天）。可怜的道光皇帝总算知道定海的战情，并终于意识到进攻定海的并不是贩卖鸦片的“区区小丑”，而是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军队。但道光皇帝还是信心十足。他下令闽浙总督邓廷桢、两江总督伊里布各派水师数千名援浙。在道光皇帝看来，以福建、江苏、浙江三省的兵力合在一处对付定海的英军，自然是胜算在握的。

8月1日，道光皇帝收到了林则徐于6月24日从广东发出的奏折。这道走了一个多月的奏折告诉道光皇帝，英国人又派来了9艘军舰、3艘轮船。8月3日，道光皇帝又收到林则徐于7月3日发出的奏折，林则徐告诉道光皇帝，英国人又派来了军舰10艘，轮船2艘，而且英国人有可能北上舟山、上海、天津。这显然是两份迟到的折子，本应该在定海之战就应该送到道光皇帝面前的。而现在定海之战早已经打完了。

也是在8月3日这一天，道光皇帝收到闽浙总督邓廷桢于7月16日发出的奏折，知道厦门开战获胜。道光帝十分兴奋，朱批“所办好”。

有意思的是，8月6日，道光皇帝又收到了邓廷桢的一份奏折。奏折是7月9日发出的，说厦门已经开战，自己马上到泉州指挥。

原来邓廷桢的7月16日的奏折是“红旗报捷”，而7月9日的奏折是以普通速度发送，所以出现了道光帝先知道战争结果、后知道战争发生的怪事。

从这个时间表可以看出，由于驿传速度的缓慢，道光皇帝依次所得到的信息，全是已经过时了的情况，加上各地离京师距离的不同，道光帝得到的信息，在顺序也是十分混乱的：英军先到了广东（6月中旬），然后北上攻打了厦门（7月3日），尔后攻陷了定海（7月5日）。然而道光帝得到报告的顺序却是：定海失守（乌尔恭纳的奏折）、英军北上（林则徐的报告）、厦门开战（邓廷桢的奏折）。因而尽管林则徐在6月下旬和7月初即发出了英军大规模北上的警告，然而由于落后的通信手段，这一警告对于道光皇帝的决策和清军的定海防御根本没有起到作用。这一事实告诉人们，几千年来行之有效的中国传统军事通信手段，已经无法再适应新的战争形态的需要了。中国军事通信史上的重要一页

轰轰烈烈的太平天国起义，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农民战争。在这场长达14年的革命运动中，太平天国建立了自己的军事通信系统，在中国军事通信史上写下重要的一页。

太平天国的军事通信建设，可以追溯到太平军起义初期。在起义之初所制定的《太平条规》之中，规定“要谙熟日夜点兵鸣锣吹角擂鼓号令”，以此作为行军驻营相互联络的信号。这种吹角、擂鼓的信号传递方式在太平军中一直是军事指挥的重要手段。守卫天京的时候，太平天国军队曾经设五丈高的望楼，上面置一面大鼓，一听到城外吹角报警，即立刻擂鼓，各馆将士全部起身，准备拒敌。鼓角四通，各馆牌正俱出，遵命赴战。另外，太平军还以青、红、乌、白、黄等五色旗指示敌军来犯的方向，和指挥调遣城内的兵力。

在太平天国起义的初期，一直到定都天京，全军基本上都是一起行动，文报、信息容易沟通，远距离的军事通信建设还没有提到日程上来。随着太平天国军事斗争的发展，太平军的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尤其是1853年定都天京之后，又遣师北伐、西征，远至千里之外，军事文报、信息的沟通以及军队的调度、接济就成了大问题。在战争实践中，太平天国逐渐形成了一套自己的远距离通信体系，并建立起专门的军事通信机构——疏附衙。

疏附衙的总部，设于天京的汉西门，由相当于“指挥”一职的正副疏副官各一人负责。在太平天国的占领区内，沿江每隔三五十里，都设一个疏附衙，派官兵驻守。每军典宫中也设疏附一人，负责文报的传递工作。各疏附衙建有文底簿和去文底簿，收发文报进行登记，并定期核对。文报都附有递文路程单，注明文报所经过的路线和到达的地点，由各疏附衙标上收、转日期和时刻。疏附衙的工作，既包括上情下达，也包括下情上达，以及左右的沟通。从性质上来说，疏附衙的职能相当于驿站。《贼情汇篡》是清军方面搜集的太平天国情报的汇集，据这份材料的记载，太平天国上情下达的军事通信是这样的：所有政事，悉由伪侯相商议停妥，具禀于石逆（石达开），不行则寝其说，行即代杨逆（杨秀清）写成伪诰谕，差伪翼参护送杨逆头门，吏值日伪尚书挂号讫，击鼓传进，俄倾盖印发出，即由伪东参护送韦逆（韦昌辉）伪府登簿，再送至石逆处汇齐，由佐天侯发交疏附官分递各处。

太平天国的文报数量很多，据说一天之内，曾经从天京城内发出命令300件之多。文报传递的途径，可以分为水路、陆路两种。天京汉西门的疏附衙，竖有定风旗，备有船只数十，专门负责水路通信的任务，分别给下游的镇江、瓜洲和上游的安徽、江西、湖北等地送信。每次送信时，一般是动用三四只船，由疏附监军带队，船上配有小炮一二门，鸟枪一二根，船上插着写有“天朝疏附”、“监军疏附”的旗帜。船只分为上行、下行，分别规定日行里数，如下水、顺风一日应行240里，上水、顺风一日应行百余里，上下水、无风应行若干里，都十分详细。各船每天都要进行登记，以便查核。

太平军的陆路通信，是在占领区中设有“汛”，一般都是骑马递送。现在还保存着一张1860年太平天国的一张从天京发往苏福省的递文路程单，其间经过的“汛”地为：“天朝——东门——麒麟门——孝陵卫——汤水汛——香塘汛——丹阳汛——吕城汛——常州塘汛——戚墅堰——洛社汛——无锡塘汛——新安汛——浒关汛——苏福省汛”，共15个地方。为了保证重要军情的传递，太平军设有火牌制度和云马文书制度。凡附有火牌的军事文报，必须克日限期送到，否则按军法从事。遇到了紧急情况，信件封套上还要加盖圆戳，中间刻有飞翅快马，周围刻上云彩，戳上端刻发文将领官衔，如“忠王发”、“保天安发”等。这样的信件一旦收到，即须立刻转递，每个时辰必须走50里，称为“云马文书”。但非紧急文报不得轻用。上面我们提到的信件即是“云马飞递”的文书。

由于战场条件的复杂，经常会遇到水路陆路均无法通行的情况。在这种情况下，太平军一般是派专人化装之后，携带密信穿越敌阵传递。办法是用蝇头小字，将军情写在白色的绸缎上，盖上印信后，塞进雨伞的竹柄之中，让人剃发后扮成乡民客商之类送信。有时候则是雇百姓送信，将诰谕写在黄绫上，重重包裹起来，外面做成家信的样子。对于重要文报，往往是一式两份，同时派两个人分头递送，以提高文报传递的可靠性。由于送信之人在路上要经历很多风险，所以太平军对于送信之人，往往会给予奖励。太平军北伐时，北伐军统帅林凤祥、李开芳、吉文元曾于前线将禀报交给彭福兴、张大里二人递送，历经千辛万苦，终于送抵天京。杨秀清收到后，认为这两位送信人“果是真心”，封二人为“监军”，以示褒奖。但送信人被清方识破查获的也不少。当彭福兴携带杨秀清的诰谕再回北伐前线时，就在中途被清军截获，所带文件也被清军获得。

在太平天国革命战争中，军事通信的畅通与否，对于太平军和清王朝军队都是生死攸关的，因而双方都十分注意保持自身通信的通达，并尽力断绝对方的通信联络。太平军进入安徽、江西时，清军钦差大臣向荣带兵在后尾追，钦差大臣陆建瀛带兵在前堵截。陆建瀛曾经派出信使与向荣联络，但他的信使在返回途中被太平军查获，于是太平军立即派人伪装成向荣的信使，与陆建瀛联络，约期速进。陆建瀛信以为真，立即命令所部迅速溯流而上，结果先头部队遭到太平军的痛击，剩下的清军“反棹急奔”，太平军顺利地克复九江、安庆、芜湖等地，并攻占了南京。太平军第一次西征的时候，将南昌城团团围住。曾国藩呼救无从，只好“雇募长发探卒，蜡丸细字，作为隐语，以通消息”。然而这些密使往往被太平军逻获，“其不达者十之四五”。

从太平天国的作战来看，在自己占领区的通信基本上是畅通的，但跨越敌占区的远距离通信往往被清军截断。1853年5月，太平天国发起北伐。北伐军一路转战，长驱六省，直逼京畿，由于与主战场距离过远，经常无法与天京方面取得联络，因而陷入音信不通、孤军苦战的困境之中。1854年2月，太平军曾经组织北伐援军，由夏官又正丞相曾立昌、冬官副丞相许宗扬、夏官副丞相陈仕保率领，自安庆出发北上，一路进入山东，直逼临清城下，距北伐军所驻之阜城只有200里地，但由于临清作战不利，被迫南退，4月27日在撤至冠县时遇到清军袭击而全军溃散。对此情况，北伐军全然不晓，直到5月上旬，北伐军到达连镇时，才知道天京派了援军来，而且已经到达山东临清（实际北伐援军早已覆没）。于是林凤祥等人商定，由林凤祥率领主力坚守待援，由李开芳分兵一部，突围南下迎接援军。5月28日，李开芳自连镇突围，进人山东境后，才知道援军早已经于一个月之前溃败。不得已，李开芳只好派人潜回连镇，通知林凤祥不要再等援军，而应立刻南下。然而送信人被清军截获，致使林凤祥无法得到援军已经败亡的消息，因而继续按照原定计划坚守待援，以至丧失了突围的机会。

类似的情况也发生在英王陈玉成身上。安庆会战之后，陈玉成退守庐州。随后派出扶王陈德才、梁成富、赖文光等人进入河南、陕西等地，以广招人马，徐图恢复安徽。1862年2月。清军大举直逼庐州。由于陈德才等人远征在外，庐州的兵力十分单薄。加上天王洪秀全又命令陈玉成“遵诏进兵取粮”，以接济天京，陈玉成便于2月23日连续发出书信，命扶王陈德才、主将马融和以及捻军首领张乐行等人，立即到庐州北乡或者是正阳关一带聚齐，以讨论调整军事部署的问题。然而这几封信全部被清军截获。此时清军已经逼近庐州城垣，陈玉成得不到陈德才等人的回音，不得已又向在天京的护王陈坤书求援，信中说“刻下郡中情形万分紧迫，诚有旦夕之虑，呼吸之间。如蒙爱我，施惠合城，千祈迅速，勿事迟延，祈宗兄准于二月底三月初即要到庐，乃能可挽”。然而这封信又一次被清军截获，未能送达陈坤书之手。陈玉成望援不至，被迫弃守庐州，至寿州时被苗沛霖诱捕遇害。

太平天国战争发生在19世纪中叶，此时的世界军事通信，正在酝酿着一场巨大的变革。在国门已经打开的情况下，古代的中国很快就感到了这场通信革命的威力。中国的军事通信，也由此出现了全新的内容。沈葆桢呼吁筹建电线

正当中国大地接连笼罩在鸦片战争和太平天国战争的硝烟中的时候，世界通信领域发生了一场划时代的革命。1837年，46岁的美国人莫尔斯，成功地制造出了世界上第一台电报机。1843年，在莫尔斯的组织下，从华盛顿到巴尔的摩之间，架设了世界上第一条长达64米的电报线。1844年，莫尔斯用自己制造的电报机在这条线路上进行了实际通报实验，并成功地发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份电报。通信史上的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

此后，新的发明不断地出现。1876年，出生于苏格兰的美国人贝尔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传送声音的机器——电话机。1894年，意大利工程师马可尼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台无线电收发报机。

近代通信技术的迅速传播与发展，对工业革命和资本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的作用。在殖民主义者争夺世界的过程中，先进的通信技术也成了列强对外扩张的重要工具。在西方列强加紧对华侵略的过程中，电报、电话等近代通信手段也传人了中国。1861年，俄国首先提出要在中国京津之间架设电报线路的要求。此后，英国、美国、法国等国先后提出在华设立电报线路的要求。1865年，英商雷诺企图在上海架设一条电报线路，但因遭到地方官员和民众的反对而没有成功。1868年，上海美商旗昌洋行擅自在美租界和法租界之间建成一条电报线路。此后，外国在华企业和机关纷纷仿效，在上海租界内架线通报。1871年，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敷设了一条从香港到上海的电报水线，并在吴淞设立水线房，私架陆线通往上海，于4月18日公开营业。

列强在华擅自架设电报线路，开设电信机构，完全是出于扩大对华侵略的目的，但客观上却使中国人对先进的近代通信技术有了感性的认识。在民族危机日益加深、军事和外交活动日益频繁的情况下，一些有识之士感到了近代通信技术对商业、外交与国防的巨大作用，因而提出了兴办近代通信的主张。

1866年，随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出访欧洲的斌春，写下了一部著名的游记——《航海述奇》。在这部游记中，斌春记述了自己在欧洲参观电报局和在法国使用电报的活动。这也许是中国人最早亲身体验近代通信的记录。

1868年初，著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王韬赴欧洲游历，在伦敦亲眼看到英国的铁路两旁“贯接铁线千万里，不断以电气秘机传递言语。有所欲言，则电气运线如雷电之迅，顷刻千里”。回国后，王韬写了许多文章进行宣传，并提出：“我国家近拟于各省整顿海防……然亟宜筹划者则莫如电线。”这是近代中国人第一次公开提出将近代通信手段用于军事与国防的用途。

1873年，华侨商人王承荣从法国回国后，与王斌制造出了我国第一台国产电报机，并呈请清政府自办电报。王承荣指出：“中国之驿站、烽火虽速，究不如外国之电报瞬息可达千里。……今某与福州王斌商造一器，专传汉字，以十六为纲，以十数为目，发则由字检号，收则由号检字，时许可拍千字，直达千余里。”可惜清政府并未采纳王承荣的建议，他和王斌所造的电报机也未传于世。

对于电报，另一位著名的早期改良思想家郑观应也曾积极提倡，并在上海购“德律风四具、军线百里，进呈醇邸（醇亲王奕譞），力辞奖叙，冀开风气之先”。郑观应还在他所著的《易言》一书中专设《论电报》一节，呼吁“电报利国利民，为当今急务”。

与此同时，一些洋务大员也认识到了电报通信十分迅捷，不但利商利民，而且便于迅速传递军情，调遣军队，于边海防建设大有裨益。1874年，南洋大臣沈葆桢鉴于日本窥犯台湾，专折上奏清政府，从军事角度陈述电报对于传递军情、巩固国防的重要作用。他说：“台湾之险，甲诸海疆，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建议建设福州到台湾的电报线。因当时台湾军务紧急，闽、台联系十分不便，清政府当即批准了沈葆桢的奏请。由于福建巡抚对架线意见不一致，承办方丹麦大北公司擅自架设了福州至厦门的电线，造成纠纷，闽台架线工程因而搁浅。但在大势所趋之下，清政府开始认识到电报的巨大价值，中国近代军事通信已经呼之欲出。李鸿章创办有线电报

在近代军事通信的创办与建设中，李鸿章、丁日昌等洋务大员起了重要的作用。

对于兴办近代军事通信的迫切性，李鸿章早在江苏巡抚任上就认为：“铜线费钱不多，递信极速”，“中国人或依照外洋机巧，自立铜线，改英语为汉语，改英字为汉字，学习既熟，传播自远，应较驿递尤速”。为了取得建立电报线路的经验，进一步用事实来说服清政府中守旧的顽固势力，1877年，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在上海和天津两地同时试设同城电报，修建了两条电报专线。第一条于1877年6月15日建成，是从上海李鸿章行辕到江南机器制造局的电报专线，当天从行辕发电至制造局，电文为“行辕正午一刻”六字。第二条于1877年6月27日建成，是自天津李鸿章的总督衙门到天津机器制造局的电报专线。这两条电报线路虽短，但却是中国自办电报线路的开端。

与此同时，在李鸿章的支持下，福建巡抚丁日昌也开始在台湾架设电线的工作。早在1875年，丁日昌即在福建船政学堂中附设了中国第一所电报学堂，培训电报技术人员。1877年，丁日昌利用赴台视事的机会，提议设立台湾电报。李鸿章完全支持丁日昌的建议。他指出：“铁路电线二者相为表里，无事时运货便商，有事时调兵通信，功用最大。……丁日昌到台后迭次函称该处路远口多，防不胜防，非办铁路电线不能通血脉而制要害，亦无以息各国之垂涎，洵笃论也。”

不久，丁日昌又以列强觊觎台湾，催促清政府早下创办电报的决心。1877年5月8日，丁日昌制定了修建台湾电报的具体方案：“台湾南北路途遥远，文报艰难，设立电线，尤为相宜。臣现拟将省城前存陆路电线移至台湾，化无用为有用，一举两得。”这一方案很快就得以奉旨施行。台湾电报于同年8月动工，11月竣工。尽管由于经费不足，仅修成从台湾府到旗后一段，长95里，但这是中国自主修建的第一条长距离电报线路。

1879年，中俄因为伊犁交涉而关系紧张，沙俄政府在中国西部边界附近加强了兵力，并将舰队派往远东，边防海防同时告警，举国备战呼声十分强烈。为了加强军事通信，李鸿章于3月在天津鱼雷学堂教习贝德斯的协助下，架设了一条由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至天津间长约40公里的电线，这是中国的第一条军用电报线。

1880年9月16日，李鸿章又以电报有利于防务、便利通讯，奏请架设天津至上海的电线，以沟通南北联系。李鸿章在奏折中说：用兵之道，必以神速为贵，是以泰西各国，于讲求枪炮之外，水路则有快轮船，陆路则有火轮车，以此用兵飞行，绝迹而数万里。海洋欲通军信，则又有电报之法。于是和则以玉帛相亲，战则以兵戎相见，海国如户庭焉。近来俄罗斯、日本均效而行之，故由各国以至上海，莫不设立电报，瞬息之间，可以互相问答。独中国文书，尚恃驿递，虽日行六百里加紧，亦已迟速悬殊。……倘遇用兵之际。彼等外国军信速于中国，利害已判若径庭。且其铁甲等项兵船，在海洋日行千余里，势必声东击西，莫可测度，全赖军报神速，相机调援。是电报实为防务之必需之物。同治十三年日本窥犯台湾，沈葆桢等屡言其利，奉旨饬办，而固循迄无成就。臣上年曾于大沽北塘海口炮台试设电报，以达天津号令，各营顷刻响应。……现自北洋以至南洋调兵馈饷，在在俱关紧要，亟宜设立电报以通气脉。

此时的清政府，对于电报的作用已有相当的认识，因而李鸿章的奏折两天之后即获批准。1880年10月，李鸿章在天津成立电报总局，派盛宣怀为总办。同时，在天津成立电报学堂，聘请丹麦人博尔森及克利钦生为教师，学习电学和收发报技术。1881年3月，上海电报局成立，李鸿章委任郑观应任总办。同年夏，电报线路由天津、上海两地同时开工。工程委托上海丹麦大北电报公司承造，并由大北公司向国外订购电信器材。10月28日，南北线路工程在山东境内会合。整个线路共长3075里，沿线除天津设总局外，另设紫竹林、大沽、临清、济宁、清江浦、镇江、苏州、上海共8个电报局，各局均配置莫尔斯电报机。为了管理电路，电报总局规定沿途每隔四五十里设巡电兵房，派驻汛兵。津沪两局各制编号烙印竹签75根，间一日发一根，汛兵每天巡查杆线，逐段接力传递竹签至两端局，以150天为一周期，借以检查沿线汛兵巡线值勤情况。另外由电报局派员不限时密查两次，两端局按日测量线路，发现障碍，立即通知工头前往，协同汛兵修理，以保证全线畅通。

津沪线建成之后，“南北洋消息往来，瞬息互答，实于军务、洋务大有裨助”。由于电报线路占地少，耗资低，架设简便，效益明显，所以津沪线建成之后，并没有引起朝廷顽固派的强烈反对，这使得李鸿章等洋务派人物十分乐观。1883年7月，总理衙门决定将天津的电线延伸到通州，以方便京城对外联系，李鸿章奉命筹办，于同年9月中旬建成并交付使用。其后，总理衙门又授意李鸿章将电线延伸到北京城内。其后，清政府又批准修建了苏浙闽粤线、长江线等重要线路。1884年，李鸿章又以“津沽北塘至芦台、乐亭、昌黎、山海关经营口直达旅顺，俱系北洋沿海扼要之区，已分驻水陆各军妥筹防守。惟距津道途遥远，军情瞬息易变，非有电报无以速传递而赴事机”，建议修建了北塘经山海关、营口至旅顺的电线。

电报一经创办，便在军事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1881年津沪电线建成，次年7月，朝鲜汉城发生“壬午兵变”，中国驻日公使黎庶昌得知日本乘机派兵赴朝，立即给朝廷发电，建议“速出援师，为先发制人之计”。清政府马上做出反应，及时派兵入朝，使日本侵略者未敢轻举妄动。两广总督张树声事后在一份奏折中说：“遣将调兵，处分军事，虽悬隔山海，而如指掌，则尤以电报为之枢也。……上年夏间，臣在天津遇朝鲜内乱，调集南北洋水陆各军，刻日东渡，得以迅赴事机，实赖电报灵通之力。”电报的作用，在中法战争中更充分体现了出来。就在上海电报局筹办之时，法国侵犯越南北方，进而对我国滇桂边境构成严重威胁。应越南政府的请求，清政府于1881年底开进越南北圻。由于当时电报未通，军情往返，仅广州至龙州即需月余，往往贻误军机。张树声在奏请将广州电线展延至广西龙州时说：现在法越构兵，事关全局，宫廷宵旰，南顾为劳。凡庙算指挥传电臣处，前敌军报由臣处转电者，南北七千余里，顷刻可达。而由粤东至广西镇南关外三千数百里，发递紧报，水陆兼程，急如星火，非半月不得达，非月余不得往返。法人则已自西贡赶造电线，接至海防。往往越南战事，洋报喧传而边军文报迟之又久而始至。军情瞬息千变，似此缓不济急，常落彼族后尘，能无贻误之虑？

清政府接到张树声的建议后，派盛宣怀前往兴建广州至龙州的电线。至1884年6月，2000余里电报线路全部架通，大大加强了战场军情的传递速度，保证了北京与滇、桂驻越军队的联络迅速畅通，极大地改变了过去闭目塞听、被动挨打的局面。中法战争期间，各局电报员忠于职守，“日夜值班，刻无暇晷”，沿途杆线也是随损随修，出色地完成了任务。李鸿章在为电报员工请奖时说：“将帅入告军谋，朝廷发纵指示，皆得相机立应，无少隔阂”，“中国自古用兵，未有如此之神速者”。有线电报网纵横全国

电报在战争中所显示的效能，使清政府上上下下进一步认清了近代通信手段对国防战备和作战指挥的巨大作用。左宗棠在任陕甘总督时，由于消息闭塞，对于发展近代通讯事业的必要性一度缺乏认识，认为“兵事之利钝，不在乎此”。调任两江总督后，他的认识有了质的飞跃。他在《筹办沿江陆路电线片》中说：“电线兴自泰西，无论水陆程途千万里，音信瞬息可通，实于军情商务大有裨益。即如法国之于越南，俄国之于珲春，日本之于朝鲜，皆设电线。盖有事呼应灵捷，无事可便商贾，故凡用兵要地，通商码头，彼族无不谋占设电线。”这位曾经对电报不屑一顾的左宗棠，建议从南京到汉口架设沿江陆线，以加强长江的防务。类似左宗棠这样的清朝官员很多，因此，中法战争之后，中国近代军事通信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

1885年12月，北洋大臣李鸿章和吉林将军希元联名奏请在吉林架设电线。李鸿章和希元在奏折中说：“电线之制，始自泰西。近年来风会所趋，几遍天下。而中外之军情商务，瞬息可通。去岁法夷肇衅，借电报之力，以速戎机，此其效之已著者也。查吉林珲春地方，逼近俄疆，距省较远，驿递文报，动辄经旬，设遇边情紧急，深恐贻误事机。现在津沪电线已由营口设至奉天，如再由奉天迤东设至吉林省城，直达珲春，非特边务文报无虞梗塞，即南北消息亦较便捷。”清政府当即批准了李鸿章等人的奏折，至1886年10月，吉林电线已经从吉林延设至宁古塔，南渡牡丹江达珲春，并于12月投入使用。

1886年初，会办东三省练兵大臣穆图善鉴于东三省地方广大，“边防倘有缓急，文报稽迟”，奏请在黑龙江省架设电线，以通边报而备缓急。清政府责成李鸿章筹款派员，经理其事。1887年10月，黑龙江省电线架通。此线起自吉林省城，经茂兴、齐齐哈尔、布特哈、墨尔根至瑗珲、黑河，全长1800余里，黑龙江省的军事通信因而大为改观。

中法战争时期，法军曾经长时间入侵台湾，台湾与大陆的联系亟需进一步加强。1886年，在台湾首任巡抚刘铭传的主持下，台湾开始修建本岛陆线和台湾至福建的水线，计划陆线从基隆经沪尾、淡水、台北至安平，全长800里，水线由福州经台北、澎湖至安平，全长500里。1888年，水陆两线建成。其中水线因为取道厦门，海程不便，改由台北沪尾接达福州的川石。

云南电线创设于1886年，当时云南由于交通极为崎岖，军事通信十分不便，遇有紧急奏报，必须由驿站递至广西南宁左江道电局转电粤东，然后再转电京城，边情不能迅速上达。1885年6月，云贵总督岑毓英为解决边防文报迟滞问题，奏请从广西南宁展设陆路电线直通云南，或由湖南展线通至贵州而达云南。清政府很快就同意了岑毓英的请求，并决定从湖北展延电线，经四川、入云南蒙自的线路。1886年12月，云南电报线路从蒙自开工，次年春架设至滇北可渡河，与四川电线接通。1887年底，又开始架设剥隘、百色至南宁线。1889年6月架通腾越至省城线。1890年5月，又将滇线向外延伸，与保胜电线相接。由于云南历任督抚的努力，滇省电线发展迅速，成为各省中通信最为发达的省份，“西南声气，呼吸可通”，这对加强西南边陲与中央的联系，加强西南边防，起了积极的作用。

1889年，陕甘总督杨昌濬向清政府提出架设陕西甘肃电线。杨昌濬在奏折中指出，全国东南北各省都已经有了电报，只是西北没有架设。陕甘两省民族问题较为突出，俄、英又窥视邻近的新疆、西藏，因而“极应节节预筹，设线通报，以期无误事机”。杨昌濬并专函李鸿章，请他从旁支持。1890年，从直隶保定经山西太原，从蒲州渡黄河到达西安，又从西安经甘肃兰州到嘉裕关的陕甘线全线架通。陕甘线的建成对加强西北地区和中央的联系起了有利作用，并且为以后的青海、新疆之间的展线提供了便利条件。

1892年，陕甘总督杨昌濬又奏请将西北地区的电线展设至新疆。杨昌濬在奏折中说：“新疆远处边陲……西北紧与俄邻，西南与英所属诸部接境，遇有紧急文报，由省城递至肃州转电，动需旬日，似此声息迟滞，窃恐贻误事机”。同时，李鸿章也以“新疆远处边防，遇有紧急文报，由肃州转递，动需时日，声息迟滞”，建议将肃州电线延设到新疆。由于新疆提督驻地在喀什噶尔，将军驻地在伊犁，因此需要分设两北两条电线。1893年夏，架通嘉裕关至乌鲁木齐电线；1894年3月，南路吐鲁番至喀什噶尔电线亦告峻工；同年5月，北路电线展设至伊犁；同年底延伸至塔尔巴哈台。至此，新疆南北各路电线相通，并与内地联为一气，使新疆的边防通信也得到了根本改善。

到甲午战争之前，中国的近代军事通信已经有了很大的成就。“东北则达吉林、黑龙江俄界，西北则达甘肃、新疆，东南则达闽、粤、台湾，西南则达广西、云南，遍及二十二行省”，基本形成了“纵横全国，经纬相维”、“殊方万里，呼吸可通”的军事通信系统。到1894年，全国共敷设陆路电报线40余条，总长2.3万多公里，基本上沟通了京城与全国各地的联系，结束了以往专靠驿递马传的落后通信状况。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时，清军作战已普遍采用了电报通信。

甲午战争之后，军事通信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新的线路不断出现，袁世凯的新建陆军中，也在工程营中专设由队官一人、司事4人、护勇2人、长夫2人组成的电报司，负责军队的通信联络，这是中国近代通信兵的雏形。在新建陆军《训练操法详细图说》中，还制定有专门的《电报说》，作为军事通信的要则，实际是近代中国第一部军事通信条令。有线电话和无线电报崭露头角

随着世界军事通信手段的演进，电话、无线电等也引进了中国并应用于军事领域。1900年至1906年，先后在南京、武汉、广州、北京、上海等地兴办了电话通信，军用有线电话通信也在军队中得到了普遍的应用。1900年前后，为了加强防务，在广州督署及马口、前山、威远等要塞和广海、宝壁、龙骧、江大、江巩、江固、江汉等江防舰艇之间首先设置了无线电机。1905年，袁世凯购买了马可尼式无线电机7架，分装于北京南苑、天津、保定三处行营及海圻、海容、海筹、海琛4条军舰上。与此同时，袁世凯还将天津小站旧时营房酌加修理，开办了电信学队。他从北洋六镇中挑选部分士兵，编队学习，开设通信勤务与军用电线架接等课程，学制为一年。学员毕业之后，分配到各部队负责通信工作。其后电信学队与保定的信号学队合并，改名为电信信号学队，作为北洋军中军事通信的专业技术院校。

进人民国以后，随着世界军事通信手段的不断进步，中国的军事通信也不断获得长足的发展。为了适应军事通信领域的发展，培养军事通信人才，1913年，北洋政府成立了“施行电信通信教育，为军事通信上必要事项之调查研究”的陆军电信教导营。教导营直隶陆军部，由军学司主管，每期招收学员、学生各一班。学员50名，从各师曾任一年以上的排长中考选；学生528名，从各师服役一年以上的士兵中考选，学制分别为一年和两年，毕业后各归原师，在各师内组织教导班，“转教该师营内军士、兵丁，或令温习”，以壮大部队电话电报等通信技术力量。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了无线电训练班，教官由海军部电务科长陈可潜、科员沈琳等兼任，学员从福州海军艺术学校未毕业学生中先后挑选了两批共57名，分两届入营受训，第一届学员29名于1932年6月毕业，第二届学员28名于1934年12月毕业，该训练班随之结束。1934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了陆军通信兵学校，主要学习现代通信技术，分有线电班、无线电班、通信军士训练班、特种通信教导队等。其中有线电班为招收各师步、炮兵中尉、少尉军官入校学习，专授有线电话短期训练。抗日战争开始后，陆军通信学校除继续开办原有的学员队、学生队及军士训练班外，为适应战时需要，将教育重点放在基本教练和战斗教练上，如有线电和无线电的技术训练与敷设等。空车方面，1932年成立的中央航空学校中设有电讯技术组，此后并成立了航空通信学校，培养空军的军事通信人才。1940年8月，国民党航空委员会在成都恢复了中央航校原有的通信人员训练班。1944年，以该班为基础，扩充为空军通信学校，以培养战时紧缺的空军通信人员。

近代和现代通信手段应用于军事领域之后，极大地改变了战争的面貌。交战双方针对对方通信系统来获取情报的行动也就从此开始了。1913年袁世凯刺杀宋教仁，引发二次革命。7月，袁世凯侦悉李烈钧回到湖口准备发难，便派出北洋军向赣军发动进攻。由于孤军奋战，赣军在与北洋军的作战中节节失利。在这种情况下，湖南都督府军事厅与四川军队进行电报联系，约其三路出兵，会攻武汉，威胁北洋军的侧背，将赣军从困境中解救出来。结果这封电报被贵州都督唐继尧截获，并密告了北洋军，致使三路会攻武汉的计划破产。这是中国较早地运用电报来获取军事情报的战例。

红色电波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事通信，是在八一南昌起义的战火中诞生的。

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爆发。在起义的过程中，各起义部队采取了运动通信、简易信号通信、有线电通信等通信形式。以保障起义部队的作战指挥和相互联络。叶挺二十四师交通队中的有线电分队，在起义总指挥部和起义领导人之间，建立了有线电通信。其中叶挺指挥所内设立了电话总机，周恩来、贺龙、朱德住所内安装了电话单机。总指挥部还规定，起义的信号为“枪声三响”，口令为“山河统一”。

南昌起义，标志着人民军队的诞生，也标志着人民通信兵的诞生。

南昌起义之后，全国各地相继爆发了秋收起义、广州起义等近百次武装起义，到1930年夏，红军已经发展到拥有10多个军、约7万人的部队，先后创建了10多块革命根据地。为了保证中共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中共建立起了穿越敌占区的地下军事交通网。军事交通网的建立，为保障中央军委的战略指挥和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战略协同起了重要的作用。但由于交通员往来于各根据地之间，不仅时间长，而且很不安全，常常因为敌人的阻隔，不能及时互通消息而贻误战机。在这种情况下，建立无线电通信的任务就摆在了中央军委和各地红军的面前。

为了解决通信人才缺乏的难题，中央军委采取了申请共产国际代训和自己在上海秘密培训相结合的方式。1928年6月，从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生中，选派毛齐华、方仲如等六人到“国际无线电训练班”学习收发报技术；1929年1月，又从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留学生中，选调涂作潮、宋濂等人到列宁格勒伏龙芝军事通讯联络学校学习无线电通信技术。与此同时，1928年秋天，周恩来指示在中央军委工作的李强秘密学习无线电机务，制作无线电发报机。同年11月，又指示当时任上海法租界地方党支部书记的张沈川学习无线电发报技术。1929年10月，李强、张沈川等人分别担任机务和报务教员，秘密培训了一批无线电通信人才。1930年，在苏联留学的毛齐华等人陆续回到上海，遵照中央军委指示，也相继培训了一批无线电通信人才。

1929年冬天，中央军委在上海建立了第一个无线电电台。1931年以后，开始向各主要革命根据地派遣电台和技术人员。1931年1月，中央军委派遣喻杰生携带50瓦电台到达湘鄂西革命根据地；3月，派曾三、伍云甫、涂作潮到达中央苏区；10月，派宋侃夫等人到达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各根据地的红军建立无线电通信，除了由中央军委突破敌人的封锁供应少量器材之外，主要是靠战场缴获。当时的国民党军队，已经大部配备了短波无线电台。1930年7月，红三军团攻打长沙时，就缴获了敌人的9部无线电台。然而红军战士不识字，也不懂得电台的用处，因而都给砸坏了。针对这种情况，红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和总政委毛泽东在8月24日的战斗命令中强调，对于缴获的电台，“非有高级长官命令，不得擅自破坏”。10月3日，红军总部在总攻吉安的命令中指出：“进城后对于城中留下无线电机、电话……一概不准毁掉”。1930年底，蒋介石调动10万大军，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一次“围剿”。反“围剿”战争一开始，红军总部即向部队发出命令：打下敌人的指挥所，注意搜查有无电台，俘获敌人的无线电人员后不得放走，一律火速送到总部。经过数日激战，红军抓住有利战机，一举歼敌九千余人，活捉敌师长张辉瓒，并缴获了他使用的电台。遗憾的是，这部电台的发报机被砸坏了，只留下一部收报机，实际上只是半部无线电台。电台的报务员王诤、吴如生、韦文宫、刘寅和机务员刘盛炳等人参加了红军，受到了朱德、毛泽东的亲切接见，王诤并被任命为红军的第一个无线电队队长。3天后，在消灭国民党谭道源旅的东韶战斗中，又缴获了一部15瓦电台。

1931年1月6日，新参加红军的王诤、刘寅等人在红军总部参谋处所在的院子里试机。许多好奇的红军官兵和驻地群众纷纷跑来观看，听到“的的达达”的响声，都感到十分神秘。电台人员给大家介绍说：这东西作用很大，没有电线也能通话、通报。于是，许多战士索性就把无线电台称作“无电线”。有的还说：“有了无电线，就不用交通员啦！”一时之间，“无电线”成了人们议论的中心话题，大大鼓舞了红军将士的斗志。

有了这一部半电台，红军还不能实现军事通信，起初只能用来抄收国民党中央社的新闻电讯，送给朱毛等首长参阅。毛泽东第一次看了电台送来的电讯新闻后十分高兴，他对王诤说：“你们送来的材料太好了，让我们开了眼界，这是没有纸的报纸啊！”在此之前，国民党对革命根据地的封锁十分严密。红军很难得到外部的消息。有了电台以后，红军总部就有了了解外报世界的渠道。

此外，这一部半电台还有一项重要任务，这就是通过侦听国民党军队的无线电通信来搜集情报。当时国民党军队并不重视无线电的保密，每到一地，电台开始联络时，都要互相询问对方在什么位置，回答时也相互使用明语。红军有了这一部电台，就可以随时掌握敌人的运动情况。侦听敌情显神通

1931年4月1日，蒋介石开始对中央苏区发动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和朱德指示王诤的无线电队日夜侦听敌人的通信，以捕捉战机。

1931年5月12日黄昏，王净突然侦听到驻福建的国民党28师与该师设在吉安的留守处电台用明语交谈。吉安电台问：“你台在哪里？”师部电台回答：“现驻富田，明晨出发。”吉安电台又问：“到哪里去？”师部电台回答：“东固。”

东固当时正是红军总部所在地，王诤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立即向毛泽东和朱德作了汇报。朱、毛根据这个情报，立即下达了紧急作战命令，要求部队于拂晓前占领东固有利地形，坚决消灭来犯之敌28师。第二天早晨，敌人果然如期来犯，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红军早已经在东固布下了天罗地网。结果，敌28师被全歼，就连同来的第40师一旅的大部也被消灭。红军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初战胜利。刚刚建立的无线电队即为红军的作战立下了功劳，为此，朱德总司令专门到电台对王诤等同志进行了表扬。

更令人高兴的是，东固一战，红军还缴获了敌28师师部的100瓦大功率电台。这样，一部15瓦的电台跟随朱、毛在前方，100瓦的电台随叶剑英留在了后方办事处。6月2日，前方台在建宁收到了从兴国后方办事处电台发来的电报，这是我军无线电通信史上的第一次通报。

第二次“围剿”被打破之后，1931年7月，蒋介石调集30万大军，又发动了第三次“围剿”。7月23日下午，随红三军行动的电台报务员曹丹辉侦听到国民党军总参谋长何应钦发给参加“围剿”行动的各路国民党军的密码电报。这是一份“万万火急”电报，全文共324个字，是蒋介石关于分进合击红军的兵力配置与战斗部署。凭借红军在第二次反“围剿”作战中缴获的敌人的密码本，曹丹辉很快就将电报全部译了出来，并通过红三军军长黄公略和政委蔡会文将电报送到红军总部。红军由此不仅了解了敌人“分进合击”的战役意图，而且也知道了各路敌人的兵力情况。根据敌人的情况，红军集中兵力，从敌人力量相对薄弱的东面实行突破，结果一个月之内，连克莲塘、良村、黄陂三地，三战三捷，打破了国民党的第三次“围剿”。

8月11日，红三军在黄陂附近与总部会合时，毛泽东亲切接见了曹丹辉，高兴地对他说：“你收的那份何应钦的电报，对这次战役很有价值。”

就这样，人民军队的无线电通信在战火中迅速成长起来。1931年12月14日，国民党第二十六路军在参谋长赵博生的率领下起义，随同起义参加红军的有一个无线电管理处，8部电台和40余名无线电通信技术人员，极大地壮大了红军的军事通信力量。随着电台的增多，在中央红军和上海中央军委之间，红军总司令部与各方面军、各军团以及执行重要任务的部队之间，都逐步建立了无线电通信。1931年前后，在上海的中央军事部能通过各种途径，搜集国民党的军事情报，将国民党何时、用多少兵力、向何地进攻等情况，用无线电源源不断地提供给前方，有效地配合了前方的军事斗争。1934年1月，红一方面军总部与中革军委合并，军委总参谋部成立了通信联络局（称四局，后改称三局），统管全军军事通信工作，由王净任局长。经过五次反“围剿”作战，红一方面军先后缴获了电台28部，红二、六军团缴获电台9部，红四方面军缴获电台13部。红军的无线电通信，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

对于红军中无线电通信网的建立，毛泽东曾经有过高度的评价。他说：“由于无线电的存在，纵使我们在农村的环境中，但我们在政治上却不是孤立的，我们和全国全世界的政治活动的关系是很密切的，同时，纵使革命在各个农村是被分割的，而经过无线电，也就能形成集中的指导了。”保障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4年10月，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开始长征。为了做好战略转移中的通信保障，军委通信联络局在王诤等人的主持后，进行了一系列的准备工作，包括筹集通信器材、调配电台、重新制定部队代号、组建通信团等。新组建的通信团下辖无线电营、有线电大队、通信教导大队。其中无线电营由5个分队组成，除一个分队负责同中共上海地下党电台联络，并通过该电台同共产国际电台联络外，其他4个分队，分别担负中革军委、红军总司令部同一、三、五、八、九军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中央军区以及军委两个纵队之间的通信联络任务。为了保障作战和行进中通信联络的不间断，随军委总部行动的两个无线电分队，采取交替前进的办法，保证24小时之内两个分队始终有一个处于工作状态，各军团电台不论何时呼叫，总部电台都可以随时应答。通信兵以无线电通信手段为主，保障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指挥调动红军纵横驰骋，迂回穿插于敌人数十万重兵之间，组织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战行动。在著名的四渡赤水战役中，仅军委和各军团间即收发电报300多份。通畅的无线电联络，有效地保障了毛主席“用兵真如神”。

1935年1月29日，红军主力分三路从元厚场、土城地区一渡赤水河，向川南进军，准备北渡长江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作战过程中红军有6个团被敌人分割，后来有5个团突围会合，只有红三团下落不明。军委立即命令通信联络局派一部电台随一个营前去寻找。在该营也被敌人包围的情况下，电台报务员凭借无线电通讯联络，很快找到了红三团，并以电报通知红三团赶到中央红军的集结地扎西与大队人马会合，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红军进入川南后，蒋介石再次调集重兵围追堵截，企图在长江以南、叙永以西、横江以东地区全歼红军主力。面对敌人的重兵压境，军委暂时放弃了北渡长江计划，电令各军团挥戈东进，于2月18日至21日在太平渡、二郎渡二渡赤水，将尾追之敌甩在了后面，向敌人兵力比较空虚的桐梓地区急进。为了迷惑敌人，军委派出一部电台，随红五军团三十七团执行佯动任务，伪装红军主力，向温水开进，以吸引敌人。这部电台一面与总部保持密切联系，保障军委对该团的越级指挥，一面以总部名义发信，作出主力的样子。敌人果然信以为真，被三十七团牵得团团转，直到6天之后才发现上当。红军主力趁机攻下桐梓、娄山关，重新占领遵义，击溃贵州军阀王家烈的8个团，消灭蒋介石嫡系吴奇伟两个师，缴获枪支2000，俘敌3000，打了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仗。

3月16日，针对敌人重新调整部署的情况，为了调动敌人，寻找新的战机，红军在茅台附近三渡赤水河，进至古蔺东南地区。蒋介石以为红军又要北渡长江，急令川军在长江北岸构筑防御工事，并调集川黔边境一带的主力，再向川南进击，企图围歼红军于古蔺地区。当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纷纷调动的时候，红军折而向东，在赤水河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军委电令红一军团派出一个团带电台伪装主力，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将敌人引向赤水河以西地区。3月21日，红军主力突然从二郎滩、九溪口、太平渡四渡赤水河，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为了牵制和迷惑敌人，军委令红九军团暂留乌江以北地区。为确保红九军团与军委的联络，三局加派了一个无线电分队随九军团一同行动。28日，军委电台发出致九军团令：“须在马鬃岭西北路上摆露天红标语，路侧放烟火扮炊烟，散消息，伪装我军主力在此地区，诱敌向北出击而消灭之的模样，以便我主力借此秘密迅速向南转移。”九军团接到指示，在马鬃岭大造声势，红军主力则乘机穿过敌人的封锁，急驰南下，渡过乌江，跳出了敌人的合围圈，佯攻贵阳，调出滇军，随后直插云南，威逼昆明，虚晃一枪后，又直奔金沙江边，强渡金沙江，将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甩在了后面，彻底粉碎了敌人围歼红军于川、黔、滇边的计划。

在长征过程中，红军的无线电侦察工作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蒋介石每次调动重兵对红军围追堵截，红军总能在重兵包围之中游刃有余，从其最薄弱的环节取得突破。红军的情报来源在哪里？这个谜底直到1935年4月红军进入云南作战时才被解开。在一次战斗中，红军一名机要参谋不幸被俘，在这个参谋的挎包中，发现了大量的被红军破译的国民党军电报底稿。这些电报，将国民党军队的行动意图暴露无遗。国民党云南省主席、第二路军总司令龙云在给蒋介石的急电中说：“顷在草街拿获共匪参谋陈仲山，从其身上搜出情报一束，均系我军各方往来密电，皆翻译成文。无怪其视我军行动甚为明嘹，知所趋避。”蒋介石在给龙云的回电中说，电文为红军所破译，“危险堪虞，耻莫甚焉”，因而要求“多备密码，每日调换使用”，但其来往电报仍然不断为红军所侦译，因而红军对国民党军的行动始终了如指掌，突破了一次又一次的重围，取得了长征的伟大胜利。抗战的“千里眼顺风耳”

1941年，毛泽东在《通信战士》杂志上为通信兵题词：“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高度概括地指明了通信兵的地位和作用。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南方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在军委的领导下，开赴敌后战场，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绥、晋冀豫、晋西南、冀鲁豫、山东、苏南、皖南、皖中、豫东等抗日根据地，成立了军区、军分区。

由于敌后解放区和敌占区呈现出犬牙交错的状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各战略区的指挥以及各战略区之间、各战略区内部的指挥主要依靠无线电通信，因而对无线电通信建设十分关注。毛泽东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中指出，“无线电通讯之普遍地设置于一切较大的游击部队和游击兵力，实有完全的必要”。经过各战略区军民的艰苦努力，人民军队的军事通信又有了很大的发展。到1940年，华北各区已有电台160余部，华中、江南各部队已有电台60余部，团以上部队都逐渐配备了电台。与此同时，有线电通信建设也具有了一定规模，并成为驻止状态下军区、部队和党政机关内部的主要通信手段。已巩固的根据地内部与周边地区，大多建起永久性和半永久性的长途电话网，纵横相连的有线电网路，分布在晋察冀、晋绥、太行、山东、华中广大山区、丘陵和水网平原地带，成为通报敌情、组织群众、保障作战指挥的重要手段。在延安地区，则形成了“八台八网”的战略指挥通信体系：党台主要联络各根据地和敌占区、大后方的党组织系统，属于党中央联络网。战报台负责联系各战略区、各部队，属于军委战报联络网。战略台负责联系八路军、新四军及所属部队和各大军区、各中央局与分局。属于军委指挥网。情报台负责联系各根据地及敌占区、大后方秘密电台，属于情报联络网等。与此同时，还建成了陕甘宁边区的有线电话长途通信网和延安市话通信网，并设立了由专线总机和双线路构成的中共中央及军委首长专用电话网。

无线电通信网络的建设，对于保障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对八路军、新四军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其他抗日游击队的战略指挥，保障八路军、新四军在战争各个阶段战役战斗的指挥，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937年9月2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方向进犯。23日，八路军总部发电报给一一五师，命令该师向平型关灵丘间出动侧击该敌。当日上午，师部命令独立团和骑兵营向灵丘、涞源方向活动，担任打敌增援的任务。为了保障对独立团的指挥，师部将原配属第六八六团的电台转属独立团，同时将第三四四旅的机动台调至师部待命。当夜，一一五师主力进至平型关以东的冉庄、东长城村地区。24日，一一五师组织各级指挥员进行了战场现地勘查，并从勘查地域向师部架设了电话线。当天晚上，各部队进入伏击阵地。25日拂晓前，架线兵冒着风雨架通了师部到各团指挥所的电话。电台也架起了天线，作好了开机联络的准备。25日7时许，日军第五师团第二十一旅团一部和大批辎重车辆，全部进入一一五师的预设阵地。一一五师利用电话和简易信号发出命令，全线突然开火，发起冲击。战斗打响之后，团以上指挥所使用电话与师部保持密切的联系，保证了师部的指挥。师部并通过电台与担任阻击任务的独立团随时联系，保证了独立团按照师部的指示完成了阻援任务。经过一天激战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击毁汽车百余辆，缴获了大量武器和军用物品，取得了平型关战斗的胜利。师部电台立即向延安中央军委发电报捷，新华通讯社当天即播发了平型关大捷的新闻电讯。

1940年，侵华日军一面加紧诱降国民党，一面对八路军华北抗日根据地实行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的“囚笼政策”，将进攻的矛头指向八路军，企图摧毁华北抗日根据地。为了粉碎日寇的进攻，鼓舞全国人民抗日的信心和斗志，八路军于1940年8月20日发起了震惊中外的“百团大战”，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在“百团大战”中，八路军通信兵共展开联络电台100余部，保障了八路军总部对华北广大地区参战部队的统一指挥。1941年7月20日，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在《通令》中指出：“百团大战的胜利，不仅又一次的显示了我军指挥的统一，战术的灵活，而且说明了我军通信联络上的成就。因为没有健全通信网络，欲遂行分散的大军同时出动与配合作战的任务是不可能的。”“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

1947年3月，蒋介石对山东和陕北解放区发动了重点进攻。3月13日，胡宗南率34个旅23万人马，开始进攻陕甘宁边区。为了粉碎蒋介石的重点进攻，党中央一分为三，其中由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组成中央前敌委员会，留在陕北，直接指挥西北野战军作战和指挥全国解放战争。为了适应转战陕北的需要，1947年3月26日，中央前委机关人员正式组成了由任弼时任司令、陆定一为政委的“昆仑支队”，下建四个大队中有三个是电台大队，其中，一大队负责通信联络，二大队负责无线电情报侦破，四大队负责无线电广播宣传。另外有四个武装警卫连。全支队只有几百人，非常精干。

在转战陕北期间，无线电台是中央前委指挥全军作战的惟一手段。由于电台与报务人员少，来往的电报多，报务人员的任务十分繁重，但报务员们以惊人的毅力，圆满地完成了大量电报的收发任务。转战的第一天，由于卡车颠簸，一部电台发信机的电子管就被震坏了一个，使得毛泽东的一份限三小时发出的特急报无法发出。第二天，毛泽东和周恩来就让电台的同志改乘吉普车，以防颠坏电台。夜里天气冷，毛泽东让人给电台送来大衣。大家得知毛泽东自己晚上工作都没有大衣时，十分不安，坚决要把大衣送回去。毛泽东知道后说：“电台同志晚上值班，工作需要。”任弼时对电台工作人员也关怀备至，不断问寒问暖，一再嘱咐大队长要动员大家多上山打些野草，烧点开水烫烫脚，洗洗澡，预防疾病。

有一次，任弼时在与电台工作人员谈话时风趣地说：“你们听老乡议论了吗？老乡说，还没有见过咱们这样的队伍呢，人不多可驮子不少，不背枪的人多，背枪的人少。前天，周副主席打了个比喻，他说，中央委员加电台，等于党中央。”任弼时一边扳着手指一边笑着解释说：“你们看，一大队是电台，二大队是电台，四大队还是电台；毛主席；周副主席、陆定一同志和我是四个中央委员，加上你们三个电台大队，不就是党中央吗！”决胜全国的神奇信使

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中央军委组织了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在伟大的战略性决战中，人民解放军通信兵运用各种通信手段，保障了战略、战役和各个战斗中的指挥通信和协同通信，对三大战役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

辽沈战役开始于1948年9月12日，结束于11月2日，历时52天。在战役过程中，东北军区司令部的4部电台，以l部对中央军委和野司前指，以3部电台分别与各二级军区、后勤组网联络。野司前指有电台9部，以8部分别与各纵队及其下属师组网，越级联络到师；以1部电台对中央军委、东北军区及华北第2兵团，按约定时间以不同频率进行联。。纵队一般有电台10部，总机40部，单机330部，无线电话机12部，按级组织通信保障。在打锦州时，野司通信处制定了详细的通信保障计划，确定外围战斗以有线电通信为主，运动和信号通信为辅；突破前沿和纵深战斗中，有线电、无线电话、运动、信号等通信手段并用。野司指挥所分别与各纵队、各师和支援作战的炮兵部队都建立了纵向和横向的有线电联络，形成了多路迂回的有线电通信网络。主攻部队的有线电话，直接延伸到第一梯队的营、连、排及突击班。

淮海战役开始于1948年11月6日，结束于1949年1月10日，历时66天，是华东野战军和中原野战军共同实施的。在战役过程中，通信保障主要采取的是无线电和有线电通信手段相结合的方式。在运动作战时，主要是采取无线电保障指挥，在合围聚歼敌人时，主要依靠有线电通信保障指挥。在整个战役过程中，华东野战军直属电话连共架设被覆线524公里，裸线395公里，并使用了由军（分）区架设的长途线路；华东野战军电台区队经常以每小时1000组的速度工作，共收发文电208万字，有效地保障了总前委、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对前线兵团的顺畅指挥。

平津战役开始于1948年11月29日，结束于1949年1月31日，历时64天。整个战役的通信保障由东北野战军通信处和华北军区通信联络分局联合组织实施。在战役的第一阶段，东北野战军利用无线电和有线电指挥部队，会同华北第二、三兵团，对平、津、张、塘之敌实施了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在歼灭新保安、张家口、天津之敌的战役第二阶段，野司用1部电台对中央军委，1部电台对七纵、八纵和特纵，1部电台对一纵、二纵、九纵。在这一阶段中，以有线电为主要通信手段，野司前指对一纵、二纵主攻部队建立了直达有线电话，对七纵、八纵通过迂回线路转接，保证了对主攻部队的越级指挥。各纵队之间也相互对架线路，沟通电话联络。在这一阶段的攻打天津之战中，参战的通信兵达5000余人。在战役的第三阶段，也就是北平围城期间，各围城部队架起了多路迂回的有线电通信网，并充分利用了已占城镇电话局的有线电设备，保证了上下左右的联络畅通。

在三大战役期间，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通信保障也发展到了一个新的水平。在三大战役期间，军委总台的电报量由延安时期的每月90万字增加到140万字，特急电报由35%增加到75%，机要局送来的电报通常是4个，A字，甚至是一大串的A字，有的还在后面加个“毛”字。在三大战役期间，毛泽东阅读了各野战军发来的文电1000余份，指挥亲自起草经军委无线电总台发给各野战军的文电300余份。顺畅的战略通信联络，高效地保障了军委首长的战略指挥。

经过22年的革命战争，人民军队的通信兵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发展到约占全军5%左右兵力的技术兵种。在血与火的考验中，在遂行通信保障任务的战争实践中，人民军队的通信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培养了顽强的作风，锻造了一支过硬的队伍，谱写了中国军事通信史上的最光辉篇章。

历代兵书

先秦与秦汉兵书

由于原书作者姓氏失传，对于它是不是一部先秦兵书乃至具体成书时间也就引起了后人的种种猜测。自北宋何去非首先提出对《六韬》怀疑之后，南宋叶适遂判其为伪书。此后，宋明以来的学者群起而应之，南宋的黄震，明代的宋濂、胡应麟、焦肱、张萱，清代的姚际恒、姚鼐，近代的梁启超，现代的黄云眉等均断定《六韬》为伪书。究竟伪在何时，也有不同意见：一为周末说，“《六韬》言骑战，其书当出于周末”；二为楚汉说，“今所传《六韬》、《三略》，乃楚汉间好事者所补”；三为汉以后说，《六韬》为“汉以后人伪撰”；四为魏晋说，“考《汉志》有《六搜》，初不云出太公，盖其书亡于东京之末，魏晋下谈兵之士，掇拾剩余为此，即《隋志》《六韬》也”。70年代初分别在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和河北定县汉墓南北两地出土了竹简本《六韬》和《太公》。据专家们考证，这两座汉墓的埋葬时间，前者至迟在汉文帝即位之前（前179年），亦可能在秦楚之际（前209～前203）；后者断为汉宣帝王凤三年（前55）。很显然，简书书写年代应在埋葬之先，而成书年代又必定在书写年代之前；既然埋葬年代为汉初或秦汉之际，那么上述所谓秦汉以后伪撰的说法不攻自破，《六韬》为先秦兵书便确定无疑了。具体成书于先秦的哪个时期，这是汉简所没有解决的。近年发表了一些考据文章，主要有两种意见：一是春秋说，认为《六韬》“著作的时代大抵在社会变革的春秋时代”；一是战国说。比较看来，战国说较合情理，其理由是：（1）《六韬》开始杂取儒、道、法、墨等家的思想，这种各家思想开始走向融合和统一的趋势，只能发生在战国以后，不可能在春秋之前。（2）《六韬·武韬·兵道十六》引有“黄帝曰”，黄帝的传说最早出现于《左传》、《国语》、《逸周书》，这三部古籍均为战国时作品，尽管所依据的材料可能会早一点，但黄帝的传说流行却在战国尤其是战国中期以后。所以，引用黄帝之言的书只能在战国以后。（3）《六韬》中比较详细地记述了骑兵部队的编制、骑士的选拔和骑战战法，其最高战术单位是二百骑，车骑比例是一比六或一比十，主要任务是邀敌、追击、奇袭和骚挠敌人等。这些情况既不是春秋时期的情况，也不可能是汉以后的情况，因为汉时骑兵已跃居于诸兵种的首位，韩信破赵时用骑兵二千名；文帝时一次出征动用骑兵十万名，车骑比例达一比一百。所以说《六韬》反映的骑战只能是战国时的情况。（4）《六韬》中的“避正殿”、“将相分职”、“万乘之主”、“百万之众”等内容都反映了战国时代的特点。《六韬》书影关于《六韬》的著录

以往一般认为《汉志》无《六韬》，《隋志》始著录；或谓《汉志·儒家类》之《周史六搜》即今本《六韬》，这是不正确的。《汉志》著录有《六韬》，但无《六韬》之名，它包含于道家类《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即其中的《兵八十五篇》。《汉志·兵书类·兵权谋》下的注释说“省伊尹、太公、管子、孙卿子、鹃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二百五十九篇；出司马法入礼也。”这就是说，太公的论兵著述已著录于《太公二百三十七篇》之中，兵书类省略不录。《六韬》系道家之流所为，内容亦多言道，《汉志》将其归人道家类是理所当然的。《太公兵八十五篇》何时以《六韬》之名行世？有人据《庄子》中“从说之则以《金版六搜》”断为战国时已有《六韬》之名行世，看来证据不足。《史记》称《太公兵法》，《汉志》称《兵》，两地出土的汉简均有篇题名称，而均未见《六韬》之名。现在所能见到的较早记载《六韬》之名的文献是《后汉书》和《三国志》，其中有：“《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善诵《太公六韬》。”“宜急读《孙子》、《六韬》、《左传》、《国语》及三史。”由此推知东汉以后《六韬》之名才开始流行，到唐魏徵等编《隋志》时首次在书目中著录为《太公六韬》，后世相沿至今。关于《六韬》的篇目《汉志》著录《兵八十五篇》，今本即宋代删定的“武经”本《六韬》共六十篇，二者相差十五篇。现在所能看到的两种汉简本和唐写本残卷中的篇题和内容，即有与今本相同的，也有不同的。不同的篇题，如汉简中的《葆启》、《治国之道第六》、《以礼义为国第十》、《国有八禁第三十》，唐写本中的《利人》、《趋舍》、礼义》、《大失》、《动应》等。这些与今本不同的篇章内容当是六十篇之外的十五篇内容，或者为流传过程中失传，或者为宋朝廷颁定“武经”时删掉。

今本《六韬》共六卷六十篇：《文韬》：

文师第一、盈虚第二、国务第三、大礼第四、明传第五、六守第六、守土第七、守国第八、上贤第九、举贤第十、赏罚第十一。《武韬》：

发启第十二、文启第十三、文伐第十四、顺启第十五、兵道第十六、三疑第十七。《龙韬》：

王翼第十八、论将第十九、选将第二十、主将第二十一、将威第二十二、励军第二十三、阴符第二十四、阴书第二十五、军势第二十六、奇兵第二十七、五音第二十八、兵徵第二十九、农器第三十。《虎韬》：

军用第三十一、三阵第三十二、疾战第三十三、必出第三十四、军略第三十五、临境第三十六、动静第三十七、金鼓第三十八、绝道第三十九、略地第四十、火战第四十一、垒虚第四十二。《豹韬》：

林战第四十三、突战第四十四、敌强第四十五、敌武第四十六、乌云山兵第四十七、乌云泽兵第四十八、少众第四十九、分险第五十。《犬韬》：

分合第五十一、武锋第五十二、练士第五十三、教战第五十四、均兵第五十五、武车士第五十六、武骑士第五十七、战车第五十八、战骑第五十九、战步第六十。《六韬》的价值《六韬》“规模阔大，本末兼该”，内容非常丰富。《文韬》主要讨论了治国用人的政治战略；《武韬》着重论述了如何用兵的军事战略；《龙韬》阐述了军队的组织、奖惩、将帅的选拔和修养、军事秘密通讯、奇兵的运用、侦伺敌军的方法以及兵农合一的思想；《虎韬》主要讨论了各种特殊天候、地形及其他不利条件情况下的进攻和防御战术，并记述了古代武器装备的种类、形制、配置、作用和一般布阵原则；《豹韬》主要讲述森林、山地、河流、险隘地区作战和防敌突袭、夜袭以及遭遇战的战术。《犬韬》主要论述了军队的指挥调动，击敌时机，练兵方法，步、车、骑兵的组织、协同和各自的战法。《六韬》继承了它以前的兵家的优秀思想，又兼采诸子之长，所以思想内容很丰富。在政治战略思想方面主张“同天下”、“天下同利”，反复强调“天下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利者则失天下”；“重民”、“利民”，认为天下是属于民众的，因此“取天下”必须得到民众的拥护，强调“国之大务”在于“爱民”，要使“万民富乐而无饥寒之色”；“善于不争”，“削心约志”，其实质是轻徭薄赋，要求君主清静寡欲，不与民争利，“无取民者，民利之”，最后达到“取民”的目的；“上贤下不肖”，认为“上贤下不肖”是治国之要道，具体阐述了举贤的标准和方法，明确指出了不能重用的十三种奸人，即“六贼七害”；“赏罚必信”，认为“凡用赏者贵信，用罚者贵必”，提出了“杀贵大，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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