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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0 20:05: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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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比亚兹莱

出版社: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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恶之花:比亚兹莱插画艺术大赏

恶之花:比亚兹莱插画艺术大赏试读:

代序 比亚兹莱:永不陨落的流星

韦君琳

他,曾匆忙地到过这一纷繁杂乱的大千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经历了人世间无可奈何的磨难,过着艰辛而又凄凉的生活。可他凭着自身的坚强、才智、勤奋,惊人地创造出诸多至今仍然熠熠生辉的黑白线条画艺术作品,永久地激励和影响着后来的每一个爱美的人,令人产生无垠的遐想。一百多年过去了,他非常荣幸,至今没有被人们忘记。有人称他为十九世纪末英国的天才艺术家,这一点也不过誉;也有人说他是短命的天才,此话也一点没有诅咒他的味道;更有人夸他是一个绝妙的黑白装饰画家,他以其创作的绘画艺术作品诠释和标记了一个时代。总之,他是文坛艺界一大天才、奇才、怪才。而他自己却认为他不是一个画家,而是一个作家,于是他极力展示着自己的文学才华,写诗、著文、翻译,不亦乐乎。古今有多少从事绘画艺术的人,能如他那样在那么个年纪轻轻的时侯就赋予了社会、历史和人民如此巨大而又深远的影响?

他,就是我曾花费了几十年的时间,潜心寻觅、学习和研究的十九世纪末英国著名画家奥勃里·比亚兹莱。

苦难童年 天赋大才

奥勃里·比亚兹莱(Aubrey Beardsley),一八七二年八月二十一日出生于英国南部苏塞克斯郡布赖顿市一户已没落的中产阶级家庭中。父亲文森特·比亚兹莱(Vincent Beardsley)是一个珠宝商人的儿子,继承了父辈不算太多的一点财产,原本一家人的日子勉强还算过得去。可是,当他快结婚的时候,却遭到另一个女人指控逃婚,再加上他自己的挥霍,祖上传下来不多的遗产几无剩余。家境中落后,身无太多技艺的文森特·比亚兹莱没有固定的职业,大部分时间都在一家酿酒厂里做小职员。妻子爱伦(Ellen)是一个军官的女儿,家境较为富裕,她受到过高等教育,嫁到文森特·比亚兹莱家后,由于丈夫的上述原因,一家人的生活重担几乎全落到了她那本就柔弱的双肩上。比亚兹莱刚出生时,正赶上爱伦患上了产褥热病。由此,奥勃里·比亚兹莱就不能长久地留在母亲身边被喂养。幼年的比亚兹莱大多时间过着和母亲分离的生活。

就在比亚兹莱出生的那段日子里,爱伦四处奔波,带着病体去寻找力所能及的工作,以此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她做家庭教师,演奏钢琴等,爱伦只觉得命运待她不公,常常有一股怨气:觉得自己嫁错了人,才落到了今天这个贫困潦倒的境地。好在这个穷家中还有一个可帮她的人,那就是仅比奥勃里·比亚兹莱年长一岁的女儿梅宝·比亚兹莱(Mabel Bearbsley 1871—1916)。比亚兹莱家这姐弟俩相处得非常融洽,奥勃里·比亚兹莱后来学习绘画时,姐姐为他做模特。

在母亲当教堂教师兼钢琴教师的工作环境影响下,具有天赋的小姐弟俩耳濡目染,都深深热爱上了文学艺术,特别是音乐。少年时期的奥勃里·比亚兹莱非常喜爱德国著名歌剧作家瓦格纳(1813—1883)的作品。姐姐不仅钢琴演奏得好,还特别热爱戏剧。由于她执着地追求和不畏艰辛地苦学苦练,终究成为当时演艺界的明星。姐姐的这一切无疑对比亚兹莱有着很大的鼓舞。同时,这种文化氛围更培养了比亚兹莱强烈的求知欲,他整天沉迷在阅读中。

因为家境贫困,比亚兹莱从小没有受到专业美术的系统教育,对于绘画艺术的这门技艺他全是靠自学而成。我们从书中所刊登的两幅他十二岁所画的速写来看,就知道他当时的绘画能力了。

比亚兹莱酷爱文学胜过绘画艺术,可后来在文学上的发展远不及他在绘画艺术方面的成就。他口才了得,说起话来不急不躁,不仅有精辟的见解,而且逻辑性强,条理分明。他还颇具有随机应变的本领,极富幽默感,不时还流露出别样而绚丽的雅趣。可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他养成了一种伴他一生的坏毛病,过分的自信导致他成为一个严重的利己主义者,平日里他常常流露出一种让人厌恶的自命不凡的神态。话又说回来,比亚兹莱在更多的时间里还是严于律己的,他举止优雅,每次外出都会要求衣服整洁,在内里他更注重自身文学素质的培养。他力求不断提高艺术的表现技能,使才智得到充分的发展、巩固和提高。他有时沉着冷峻,观察敏锐;兴奋时又容易激动,言辞激烈;他待人非常坦诚,即使对自己的思想或热衷的事物也决不遮掩和粉饰,凭借着理智的心态,决不容许错误的存在和泛滥;他极端孤独,除了家人外的社交圈很小,甚至如果有人违心地对他鼓励或赞扬,都会使他的情绪沮丧。他几乎没有真正的朋友,即使让他感受到爱情的对象,算来也顶多不过一两个人,且从没有向深处发展。奇怪的是,他遇到困难的时候总会有人为他奔波、操劳。

人们关注他,为他的艺术才华惊叹,而极少有人真正了解他的内心世界、真正读懂他。英国著名美术评论家、美术史家、作家兼画家威廉·冈特(William Caunt)在他的大作《美的历程》(The Aeslnelic Advemure,一九四五年)中写道:“(比亚兹莱)的生活中充满了感情波澜,尽管一生坎坷,却没有感动和悲哀。比亚兹莱被他那个世界轻而易举地排除了。他强烈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他有意把自己与生活中有趣的事物隔绝开来,而怀着浓厚的兴趣沉溺在从艺术中借来的梦境里。”比亚兹莱就是这样一直在这个“梦境”里生活着,致力寻求美、悉心认识美、精心创造美的人。他最终所创造的美便是那种略带冷峻、极其刻薄、相当苦涩和没有伤感的美。可是,“沉溺在从艺术中借来的梦境里”的比亚兹莱,却无法享受到他所构造的理想美。

天妒英才 唯才是举

比亚兹莱七岁那年,健康出了问题,他患上了当时被认为难以治愈的肺病,咳嗽、咯血、体质逐渐下降。不到两年光景,他的肺病恶化,转成那个时期的绝症——肺结核。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得不到母亲的关怀和照顾,因为母亲正在为全家人生活能得到温饱而奔命在外。幸运的是,他还能得到姐姐尽心尽力的呵护和照料。为了能让比亚兹莱早日康复,听说苏塞克斯郡的空气适合养病,家人节衣缩食攒钱将他送到那里。在苏塞克斯郡一所没有音乐环境的小学上学,小小的比亚兹莱痛苦极了。不久以后,他又因同样的理由被转送到埃普索姆上学和养病。

一八八五年至一八八八年,比亚兹莱在布莱顿语法学校上学读书,毕业后随父母搬迁到了伦敦。为谋生计,他当过测量局的办事员,在设计师的办公室内打过杂,最终在英国“伦敦卫报保险事务所”落了脚,当了名小职员。他并不喜欢这份工作,整天为忙于事务性的工作奔波劳碌,这些工作繁杂而又琐碎,使他连休息的时间都没有,更谈不上去做他自己喜欢做的事情了。可总算在生活上有了着落,起码可以给母亲减轻一些负担,他只有利用空闲时间坚持读书和练习画画。也就在这期间,他还常常到威斯敏斯特的一个工作室专门学习人体绘画。为了提高绘画技艺,他竟忘却病魔对他身体的侵犯,过度的劳累导致他的病情一日比一日加重。翌年,肺结核病在不断扩张的情况下终于爆发,他大口大口地吐血,苍白的脸庞,枯瘦的身躯以及连说话发出来的微弱的声音,似乎是在向人们诉说他自己的病情在不断恶化。这时候,一些伪善的人小心翼翼断绝了与比亚兹莱的往来。他也不得不一度被迫停止了读书、画画。

我行我素 宠辱不惊

一八九一年七月,比亚兹莱在姐姐的陪同下,带着自己的画稿,登门拜访了著名画家爱德华·伯恩-琼斯爵士(Edwarb Burne-Jones 1833—1898)。

爱德华·伯恩-琼斯原本是在牛律神学院攻读神学,后来投师于但丁·加布里埃尔·罗赛蒂 (Cabrne Jones Dante Rossetti)门下,在罗赛蒂那里获得了难得的关爱和教诲,竟使他成为拉斐尔前派的第二代。当时,这位已进入了暮年的爱德华·伯恩-琼斯,是英国最伟大的老画家之一,德高望重。他仔细地审读了比亚兹莱带去的画稿后,感叹地说:“你毫无疑问是个有天赋的人,总有一天你会画出伟大而又美丽的绘画艺术作品。”他还建议比亚兹莱辞去保险事务所那份小职员工作,去当一个职业画家,好去充分发挥自身的才智和潜能。当他看完比亚兹莱带去的所有作品后,深情地对他说:“比亚兹莱,你的这些作品都充满了思想、诗意和想象。你要知道,凡属于一位大画家所必备的素质,大自然全都赐给你了,你真幸运啊。我很少,或更准确地说,我从不鼓励和建议任何人去从事艺术这个职业,但对于你来说,我只能改变一下自己过去的想法了,因为我不能不劝你去从事绘画这门艺术事业,否则真的埋没了一个艺术人才。”爱德华·伯恩-琼斯诚挚的话语,使比亚兹莱倍感他如同师长一样的期待。从此他俩成了忘年交,相互之间有了密切的往来。当然,在他俩的交往中,更多的是爱德华·伯恩-琼斯施惠于比亚兹莱,教他为人处世,教他赏画作画。也可以这么说,是他的言行促使比亚兹莱坚定了一生为艺术而奋斗的信心和力量,要知道这种信心和力量对于比亚兹莱来说是何等的重要。比亚兹莱没有辜负爱德华·伯恩-琼斯的关爱和厚望,他认真学习和模仿爱德华·伯恩-琼斯的绘画风格,像虔诚的拉斐尔前派画家一样画那些中世纪身着长袍、神情悲怨的人物。到了一八九二年,他除了受爱德华·伯恩-琼斯影响外,还接受了日本绘画艺术影响,逐渐形成了一种属于他自己的风格,他戏称自己的新风格为“日本式”风格。

我们从一八九四年创作的《维吉留斯·罗马女巫的奇妙故事》首页画来看,虽然描绘的对象是罗马女巫,她身着的衣裳却是带有碎花装饰的日本和服式样。其女巫的面部描画与日本画老妇人有相似之处,头发的样式,站立的身姿和手势又是纯西方的。“他与生俱来就带有那份会受任何影响的独特性格,那只是为吸收。这种独特的性格虽不断变化,唯其中心则永远不变—不管他想从古拉歇或克里兹学习什么;或是想从一八三〇年的流行服装画及荷加斯的版画学到什么;也不论在心中以何种类型来制作阿尔克·拔泰尤的风景;又在帝耶鲁的娱乐馆,他为何种窗帘画设计的草案;他永远是从艺术的秩序和自然事物的混乱中,选择自己所需要的,能使其成为自己之物,再以此为自己本身而作画。”(亚瑟·西蒙斯语)

爱德华·伯恩-琼斯还热情地为比亚兹莱找了一所艺术学校,让他能较为系统地学习绘画技艺。这所学校就是威斯敏斯特艺术学校。比亚兹莱只在那所艺术学校上了几个月的夜校,就读于佛雷德·布朗(Fred Brown)门下。他在那里也只为那里的老师们画了一些漫画像,之后就再也没有去过了。可是对于比亚兹莱来说,这所夜校也就是他一生中唯一的较为系统和专一学习绘画艺术理论和技能的场所,比亚兹莱也不得不承认他的绘画艺术从那时起有了明显的进步。

与此同时,比亚兹莱还着了迷似的阅读了定居在伦敦的美国画家惠斯勒(Janmes McNeill Wnistler 1834—1903)新出版的《树敌雅术》一书。在书中,惠斯勒诚实地重现了他事业上辉煌的瞬间。惠斯勒的祖籍是英国旧族——爱尔兰旁支,从祖父辈起定居美国。惠斯勒出生在美国马萨诸塞州洛维尔,随父亲到俄国生活,在俄国帝国美术学院学习。一八五五年,他在法国进入格莱尔画室,一八六〇年来到英国,在伦敦建立了自己的画室。不过,他的艺术活动受到千夫所指,在法国备受饥讽,在英国也成了众矢之的,在美国也不受欢迎。然而他逝世后,他竟成了轰动巴黎并使美国人民引以为傲的人物,成了在英国的画史上留名的一位近代画家之佼佼者。

他在书中反复地阐述他同当时著名的大批评家约翰·罗斯金的那场关于艺术的诉讼和法庭辩论。里面有这么一段智慧的对话:检察长:你画了一幅题为《对话》的作品,需要多长时间,能告诉我们吗? 惠斯勒:请你再说一遍。 检察长:我怕我是用了一个也许更适应于我的职业的术语…… 惠斯勒: 我可以对你讲,因为我记得,大约用了一天的时间……要是到了第二天画还没有干,我会再补上几笔。故而,我就该说那幅画我画了两天。 检察长:画了两天的画,你就要买主付两百金币吗? 惠斯勒:不是这样,我要的是我终身学识的价值。

又比如他在一次讲演会上遇到一位往日的批评劲敌,有这么一段机智的对话:那个批评劲敌伸出右手,说:“来吧,惠斯勒先生,请你当一回绅士,来和我握一握手吧。” 惠斯勒缓缓站起身来,带有几分讥诮的口吻,说:“正因为我是一位绅士,所以我会拒绝和你握手的。”

如此等等,使比亚兹莱非常着迷。他奉此书为他行动的《圣经》和楷模,他要像惠斯勒那样诙谐、机智、大胆嘲讽维多利亚时代的社会道德及中产阶级所推行的所谓艺术,要奋不顾身、单枪匹马地去为现代艺术而战,创造属于自己的辉煌。同年,他和姐姐一道去参观了惠斯勒设计的“孔雀厅”。在“孔雀厅”内,他俩仔细而又认真地观赏着,比亚兹莱大饱眼福,更增添了对惠斯勒的仰慕之情。

所谓“孔雀厅”,就是王子城门街四十九号,在列伊兰德先生家起居室墙上蒙有古老的西班牙漆皮子上绘制的一幅壁画。画中绘着有蓝、金色孔雀和叶饰图案。从构图到色彩就可以窥视到惠斯勒的激情:画面热情奔放,构图饱满蕴涵,色彩艳丽华美,满壁富丽堂皇,让观赏者留连忘返。这是与欧洲截然不同的新艺术传统。比亚兹莱热爱古希腊的瓶画艺术以及“洛可可”时代那种极其纤弱柔美风格的装饰艺术,此时他又对日本国的浮世绘产生了更新的认识,他决心要认真学习和研究并实践。从此,他巧妙地在自己的绘画中将爱德华·伯恩-琼斯画风同日本著名浮世绘的画风有机结合,又进行了创造性的演变和改造。他的画作不仅细腻,而且极具艺术性。我们可以在他为《亚瑟王之死》创作的插画《亚瑟王看见勾命鬼》一图中看到,那只美丽的孔雀就是源于惠斯勒的“孔雀厅”,亚瑟王那修长、纤弱的身材是仿效爱德华·伯恩-琼斯,环境描绘来自曼泰尼亚,龙体上美丽的鳞片来自当时英国摄政时期建筑上流行的中国风。比亚兹莱以高超的才华将它们有机地组合在一起,形成了自己的绘画风格。不过,尽管比亚兹莱视惠斯勒为自己崇拜的偶像,但惠斯勒似乎并不怎么欣赏他。

不畏艰辛 一举成名“是金子总会发光的。”是人才也总会被有识之士发现的。人们又把比亚兹莱引荐给了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js 1834—1896)。威廉·莫里斯在工艺美术领域最早提出新的美学主张,并在实践上取得了突破,他还热衷于书籍装帧设计,是对近代设计运动的形成有莫大贡献的伟大人物。他和惠斯勒一样,对比亚兹莱不赏识。比亚兹莱遭到鄙视后,回到家中撕毁了带给威廉·莫里斯看的所有画作。不过,尽管自尊心一次又一次遭受伤害,他却没有丢弃自我表现的能力,更没有放弃对自己热爱的绘画事业的追求,他依然坚守自己的价值观,深信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地努力,就会有让人们感到愧疚的一天。什么名流,什么某某领域里的巅峰人物,都是一个个平常人通过认真学习、艰苦奋斗而得。

正当比亚兹莱身处逆境,生活在病魔纠缠的痛苦中时,头顶上那浓郁的云层却被灿烂的阳光撕裂了一道口子。一八九二年,比亚兹莱去了一趟巴黎,沙龙主席夏凡纳(Puavis de Cnavannes)看到他带去的绘画作品后,非常欣赏,大加赞扬,称比亚兹莱是“一位绘出惊人杰作的英国青年美家”。

这又一次使他受到鼓舞。他满怀信心地回到伦敦后,正赶上出版商约翰·丹特(Jonn Dent)与莫里斯出版社争胜,欲出版一批古典作品,约翰·丹特首先看中的是由十五世纪托马斯·马罗里编写、柯克士顿校印的《亚瑟王之死》(Te Morte Dartnur),他决意在印制质量上超过莫里斯出版社出版的“凯尔姆斯柯特丛书”,书价还要能让读者接受。策划时他与弗里德里克·伊万斯商量,想请一位画家来画插图。说来也巧,这个弗里德里克·伊万斯开着一家叫“琼斯与伊万斯书店”的书店,而比亚兹莱几乎定期来这里选购他自己喜欢的书。这个弗里德里克·伊万斯喜欢比亚兹莱的画,他还常常用几本(当然是比亚兹莱喜欢的)书换一张比亚兹画的原作,然后再把搜集到的比亚兹莱的画用镜框陈列在书店里,供人们欣赏。眼下弗里德里克·伊万斯听约翰·丹特要请一位画家为《亚瑟王之死》新书画插图,就不假思索地推荐了比亚兹莱。约翰·丹特欣然接受了弗里德里克·伊万斯的推荐。比亚兹莱在阅读《亚瑟王之死》后,不是十分喜欢这部文学作品,但他觉得画画是件愉快的事,还是按下性子去画。他在创作过程中巧妙地运用黑白画的手法:黑与白、线与面、简与繁,清晰地表达出文字作品的意境,去达到理想的效果。从这开始,也为他今后的艺术创作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后来,随着他的阅历、创作思想不断增进,在他所创作的其他作品中逐渐流露出一些隐晦、颓废的意识,加上比亚兹莱绘画技艺的成熟和表现力的提高,他所创作的黑白画作品中蕴藏的寓意也就越发深刻和丰富起来。

比亚兹莱创作《亚瑟王之死》插图的过程并不轻松。白天他必须到保险事务所去上班,为谋生计保住饭碗。晚上闭门谢绝不必要的往来,伏案在昏暗的烛光下认真地阅读那中世纪骑士传奇的故事,捕捉能入画的情节进行构思创作。第一批插图问世后,立刻引起圈内外人士的关注。如他为《亚瑟王之死》设计的封面就非常新颖别致:当时新艺术运动常用的那种稀奇古怪的百合花图案,被比亚兹莱用抽象画、几何形体化夸张变形,让读者很难知道它是百合花,但它很讨当时人们的喜欢。这种百合花的画法一直沿用在比亚兹莱后来的画作中。

谁也没有想到,一件不愉快的事情发生了:他的一幅插图酷似威廉·莫里斯的构图和画风,使得原本就不赏识比亚兹莱的威廉·莫里斯大为恼火,并扬言要与比亚兹莱理论理论。幸亏爱德华·伯恩-琼斯从中调解,此事才罢休。

这件事情的打击,再加上过度劳累,使得比亚兹莱旧病又一次复发,并严重吐血。年近二十岁的比亚兹莱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为了能完成《亚瑟王之死》一书的全部插图,一九九二年十月,他毅然决然辞去了保险事务所的工作,成为一名职业画家。从此,他把自己封闭在那仅属于自己的小天地里,专心致志地画着《亚瑟王之死》一书的插图、章头画、装饰图案及花边图案等。

比亚兹莱不仅为这本书精心绘制了二十幅黑白插图,一百幅装饰性的题图、尾花,三百五十个首字母的图案画,还为《亚瑟王之死》一书装帧设计了封面。尽管人们在画稿中依然能看到他受克尔特的彩色手绘本和爱德华-伯恩·琼斯画风的影响,但他的能耐加上他严肃的创作态度,充分展示了他在插图黑白画世界里已经准确地选定了自己的位置和主攻目标。可是那倒霉的病魔不时叩门来找比亚兹莱作伴,逼得他最终也无法完成原定契约上的工作,致使《亚瑟王之死》一书在装帧设计不完备的情况下出版了。《亚瑟王之死》一书出版后,比亚兹莱作为一个画家得到了社会舆论和文坛艺界同仁们的关注和接纳。

比亚兹莱曾经多次说过这样的话:“我要做我自己喜欢的事。只要我想做,不管这些事将会引来什么样的麻烦和不愉快,我都不在乎。”

唯才是举 声誉鹊起

正值此时,一位热心的友人将比亚兹莱介绍给了艺术评论家C·路易斯·辛德。当时的C·路易斯·辛德正在准备筹办一本新的美术刊物,刊物名称叫《画室》(Tne Studio),这本刊物由格利森·怀特主编,是一本鼓吹装饰艺术和建筑艺术创新的刊物。有趣的是,《画室》创刊号上发表了一篇由美国插图画家约瑟夫·彭内尔(Josepn Pennell)撰写的评论比亚兹莱其人其艺的文章,同时还附有一幅比亚兹莱为英国唯美主义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所著的独幕圣经剧《莎乐美》创作的黑白装饰插图,画的题目为:“约翰,我吻了你,我吻到了你的嘴唇!”据说,这幅画的原作现珍藏在美国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内。

这幅画是怎么回事呢?那还得从一八九三年法国巴黎和英国伦敦同时出版了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 1854—1900)用法文写作的独幕圣经剧本《莎乐美》(Salome)说起。奥斯卡·王尔德是个贵族们用来教训子女们的反面典型,一个有理想的“放荡青年”。《莎乐美》书一出版,奥斯卡·王尔德就签名送了一本给比亚兹莱,在书的扉页上题写道:“九三年三月,赠奥勃里,你是除我之外,唯一了解那七种面纱之舞,并能看见那不可看见的舞蹈的艺术家。奥斯卡”

比亚兹莱收到书后,就以最快的速度读完了这本法文版《莎乐美》,心情异常激动,在激情驱使下获得了创作的灵感,他选取了剧本中的高潮部分,倾其才华创作了一幅画。别小看这幅黑白装饰性画,它那怪异的构图,神秘的线条,使凡看到这幅画的人都会心惊肉跳,无不被他笔下的那个莎乐美所震惊。也就是这幅画的出现,比亚兹莱立即引起人们的关注和责难,但又偏偏得到出版商约翰·莱恩(John Lane)的欣赏。正因为约翰·莱恩当时要出版奥斯卡·王尔德的剧本,他以满腔热情找到了比亚兹莱,真诚地请比亚兹莱与他合作。

出版商约翰·莱恩与厄尔金·马斯休一八八九年合伙开了一家书店,并在雅戈大街的鲍德雷·海德书局出版书刊。他们决定出版奥斯卡·王尔德的圣经独幕剧《莎乐美》。《莎乐美》剧本被翻译成英文后,他们带着译本登门邀请比亚兹菜为《莎乐美》全书画插图,比亚兹莱欣然接受了这一任务。但他读完译本后,因为曾读过法文版的原著,所以他感到译本不但未能表达原著的精神,还出现很多错误。他对译本极不满意,不禁技痒,主动地向奥斯卡·王尔德提出由他来重新翻译,奥斯卡·王尔德同意了。

据安德烈·纪德在后来写的回忆文章中讲,尽管当时奥斯卡·王尔德不满意一开始的译本,可是对精通法兰西文法的比亚兹莱重译的《莎乐美》也不领情,最终还是用了一开始的译本。比亚兹莱的辛劳付诸东流,重要的是他那份对文学痴迷的虚荣心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对此,比亚兹莱决心要用他的绘画艺术才能去取代,去夺回那份自尊。于是他使出浑身解数,精心构思,倾心绘制,顺利而又成功地完成了全书的插图和装帧设计。

一八九四年三月,《莎乐美》出版了,十六开本,印制精良,内附有比亚兹莱所绘的黑白画插图。特别是此书的封面,比亚兹莱大胆地使用了朱红色作底,再用金色印制由他自己设计的“孔雀裙”图案画,显得十分清亮典雅、华贵端庄,给人一种拈花微笑的省悟,使人臻入醇美之境。《莎乐美》书中那精妙绝伦的黑白画插图,画面敢于和善于舍弃一切无助于构图单纯化的细节,废除惯用的造型程式,表现出设计理念和手法的独创性,出乎人们意料地在画面上留有大量空白,线条极为单纯,配以浓重的黑块,没有阴影,更没有中间色调,他巧妙地避开素描造型和写生能力的不足,聪敏地运用他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作弥补。

如《莎乐美在跳肚皮舞》一图,我们就可以看到比亚兹莱巧妙地将画面分割成黑白两大块面,三分之二为白色,用极其精致、简洁、优美的黑色线条描画了一个妖艳、性感、漂亮、唯美的莎乐美,她面部呈现出诡秘而又冷酷的笑意,胸部袒露出丰满而又圆润的双乳;精细的腰肢和柔媚的腹部、肚脐透出她那挑衅的信息;画面上饰有带着旋涡的小花枝蔓纹样,以彰显莎乐美扭动身躯来表示出舞蹈的动感。而在三分之一的黑块部分,描画一个头发怪异,脸部透出狰狞而又邪恶坏笑的恶魔在弹奏着乐曲。这种追求单纯而富有表现力的绘画立刻在伦敦引起了轰动效应,人们为之钦叹,争相传颂。碰巧王尔德企图在英国上演他的圣经剧《莎乐美》时,遭到了英国政府掌礼大臣禁演,这便使得人们对《莎乐美》的插图产生更加浓郁的兴趣。而《泰晤士报》把这些插图形容为“大部分是幻想的、怪诞的、晦涩难懂的,至于那些能被人看懂的部分,则是令人厌恶的”,更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比亚兹莱获得了成功,声誉鹊起。我们用艺术眼光来欣赏《莎乐美》插图会发现,这时比亚兹莱在绘画艺术上业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那一根根过分雕琢、略嫌做作的线条,那画面上强烈对比的黑白块面,那繁茂和简略的装饰,无疑引导着人们去寻觅画中的内涵和寓意。

诚然,比亚兹莱生就一种“自以为是”的秉性,一颗超级敏感的自尊心,他毫无顾忌地摆脱传统的美术教育桎梏,突破传统的艺术观念,用一种焕然一新的方法解构线条主义。“轻视”形体而“重视”装饰的画作显示出一种纯粹的审美趣味,诚如西蒙斯所言:“他从《莎乐美》最杰出的插图,和其后各种作品中,达到纯粹美之境界,且将无懈可击的幻影变成他自己的东西。那本属魔性的美,却未在美中产生矛盾。虽然常带有罪恶的意识,但那罪恶形象首先经由美而变形,再暴露出来。”“在此,我们可以看到,以美的形态出现的一种抽象式精神的腐败,即为经由美变形来描写的罪恶。”它,所赋予人们一种奇异的审美心境,引起人们相互传看、相互议论、相互惊叹,甚至把他和“新美术运动”及“前卫派”艺术联系在一起。

有人说他的黑白装饰画含有颓废味(本人也素有“颓废大师”的称号),这就格外引得心胸狭隘的奥斯卡·王尔德再也无法忍受和掩饰自己了,他把与比亚兹莱一样“文人相轻”的恶习彻底、毫不隐讳地暴露出来。但,在虚伪的社会里,为了维护颜面,大面子上还能过得去。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某一天,奥斯卡·王尔德在圣詹姆斯广场致信给比亚兹莱,信中写道:“我亲爱的奥勃里,看到你在城里我很高兴。你愿意今晚七点半与我和鲍比在凯特纳共进晚餐吗?我们不打算穿礼服。”从这封信看,他们俩的关系是非常令人羡慕的。可眼下不行了,他俩谁也瞧不起谁,谁也不想去搭理谁。奥斯卡·王尔德觉得是他的一个剧本“塑造”了一个无名青年。也该比亚兹莱倒霉,也不知道是他有意或无意,他画的插图中竟然多次将奥斯卡·王尔德的形象画入画中,而这几幅画中的奥斯卡·王尔德又并非是完美的形象。如插图《月亮中的女人》《希罗蒂的眼睛》《精神的悲叹》等。奥斯卡·王尔德恼火透了,他直接指名道姓地批评比亚兹莱《莎乐美》的插图风格与他的剧本文字毫不相干,并严厉地指责说:“比亚兹莱画的那些画太日本化了,而我的剧本是拜占庭风格的,与我的剧本文字内容真正是‘风马牛不相及’。”比亚兹莱听到后,竟毫不介意甚至更不客气地说他认为每一幅插图都是一幅独立的绘画艺术品,他理直气壮地说:“因为插图是绘画艺术中一种独立的艺术形式,所以插图没有必要成为一种文字的图解,再去表现一个作家已经用文字描述过了的东西。”他俩各执一词,互不相让。有人不嫌事大,认为比亚兹莱笔下表现的是莎乐美那种邪恶并充满蛇蝎般恶毒的日本式打扮的妖女,而奥斯卡·王尔德笔下所表现的莎乐美是一个被情欲、对约翰所怀的蔑视和继父希律王的淫荡行为所逼迫从而近于疯狂的具有西方古典美的少女。这些言论让奥斯卡·王尔德更加嫉恨和鄙视比亚兹莱。

也不是说比亚兹莱是个素质多高或多有学养之人,但他一天到晚要忙于生计,无暇顾及其他。他俩之间的关系逐步恶化,渐渐中断了往来,再后来竟形同陌路。不过,就在他俩生命之火都将熄灭之际,也可能是苍天安排,他俩却在法国不期而遇,并同住在一家小旅馆里。这时比亚兹莱的处境特别尴尬。一是他不得不承认他与奥斯卡·王尔德过去的那种友好的情谊,如今见了面连个招呼都没有,是不是太不近人情了;二是他正受着马克-安德烈·拉法洛维奇在经济上对他无私的帮助,每季度资助他一百英镑,在当时这可是相当可观的。

而奥斯卡·王尔德和安德烈·拉法洛维奇两人是死对头,所以,比亚兹莱怕和奥斯卡·王尔德来往会让他失去资助、影响事业。他曾致信给马克-安德烈·拉法洛维奇,说:“我打算很快离开这家旅馆,因为有一个不招人喜欢的人也住在这里,我担心我再住下去或为了什么事,将会发生什么令人不愉快的事情。”偶尔一次比亚兹莱和王尔德见了面,比亚兹莱很为难地点点头算是打招呼了。有一次王尔德邀请比亚兹莱一道就餐,比亚兹莱先接受后爽约,奥斯卡·王尔德终于受不了了,他忿忿不平地对人说:“奥勃里太卑劣了,害怕和我在一起,这又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是和我同阶层的我还可以理解,可是他只是一个小青年,何况还是我让他走红的。”

不久,比亚兹莱就搬离了那家小旅馆。

澄潭止水 风浪顿起

说来也有意思,就在这时,命运之神竟开了一个让比亚兹莱啼笑皆非的玩笑。事情是这样的:比亚兹莱完成了奥斯卡·王尔德的圣经剧《莎乐美》插图和装帧设计后,认识了出生于俄国、侨居在英国的美籍小说家亨利·哈兰德(Henry Harland),并结下了友谊。一八九四年元旦他俩在一起进餐时,谈起要创办一个刊物的事情。据亨利·哈兰德后来回忆,当初是想弄一本属于自己的刊物,也就是说办一本同仁刊物,二人为仅有的两位编辑人员,这样可以出版他们自己的任何作品。最终,他们在约翰·莱恩支持下编辑出版了一本取名为《黄面志》(Tne Yellow Book)的新杂志。亨利·哈兰德为文字编辑,比亚兹莱为美术编辑,约翰·莱恩负责印制和发行。

一八九四年四月十六日,《黄面志》创刊号出版了。

一本杂志或是一本书,装帧设计给读者的第一印象是相当重要的。比亚兹莱完美地、成功地担当了这一重任,成了这本杂志的灵魂人物。他在装帧设计上是动了一番脑筋的,其封面,是以黑色的图案画压印在黄色的厚纸上,显得是那么洁净、典雅、沉稳、清新而又别致。

他的插图充满了诗一样的浪漫情趣,其装帧设计又是那么招人喜爱。《黄面志》杂志一出版,立即引起人们争相购读。

可是,更多的人没有从艺术的角度去审视它,反而称其为英国世纪末倦怠气氛的象征。同时,人们不得不承认这本杂志是英国世纪末代表性的文学读物,可几期杂志出版后,可能是人们在审美情趣上出现了疲倦,觉得其内容大都是刊登一些“颓废派”的小说、散文、诗歌,作品中还都或多或少宣扬些情色意味,以致《黄面志》逐步堕落为当时不招人待见的杂志。但杂志归杂志,对于比亚兹莱来说,这个时期是他绘画事业步入辉煌的时期,声名如日中天。

他的作品随着《黄面志》杂志的堕落而遭受指责,比亚兹莱压根没往心里去,依旧我行我素、宠辱不惊地生活、学习、创作着,人们的议论丝毫没妨碍他事业上的进取和声名的高涨。

当《黄面志》杂志出版到第四期时,一件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找上了门。

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和一个贵族的儿子相好多年,那个贵族以“有伤风化”的罪名把他告上了法庭,一八九五年四月五日傍晚,奥斯卡·王尔德被捕。目击者说,被捕时,他手中拿着一本黄色书皮子的印刷物,于是第二天报纸上报道:“王尔德被捕时,胁下夹了本《黄面志》杂志。”意思是说奥斯卡·王尔德是非常喜欢《黄面志》这本杂志的人。其实不然,我们从一八九四年四月十六日奥斯卡·王尔德寄给阿弗雷德·道格拉斯(Alfred Douglas)的信中来看,他并不喜欢《黄面志》,他在信中说:“《黄面志》已出版了,枯燥乏味,让人厌恶,是个大失败。”(据说,《黄面志》创刊前,比亚兹莱曾以《黄面志》编辑的名义向他约过稿,但被奥斯卡·王尔德一口拒绝了。)

其实当天奥斯卡·王尔德手中拿的根本不是什么《黄面志》,冤哉!冤哉!而是法国作家皮埃尔·路易的《阿芙洛狄特》,碰巧这本书的封面也是黄色的。正由于这一事情的发生,大大激怒了一些不明事理的公众,导致发行《黄面志》杂志的鲍德雷·海德书局遭到围攻,社会舆论把对奥斯卡·王尔德的攻击转向了比亚兹莱。再加上比亚兹莱曾经为“有伤风化”的奥斯卡·王尔德的圣经剧《莎乐美》画过“不堪入目”的插图,于是就被公众把他和奥斯卡·王尔德捆绑在一起,成了“一根绳子上拴着的两个蚂蚱”。就连《黄面志》杂志撰稿人里也出现了极端的态度,如以弗莱·华德夫人为首的一些人纷纷发电报给正在美国的约翰·莱恩,要求解除比亚兹莱在《黄面志》的美术编辑职务。诗人威廉·华生在电报中态度极其傲慢、狂妄地说:“你要把比亚兹莱所画的所有稿件撤掉,你如果不愿意,那就请你撤去我所有的稿件。”无奈之下,出版商约翰·莱恩回来后违心地解聘了比亚兹莱,并忍痛割爱地抽换掉了比亚兹莱为第五期《黄面志》杂志上绘制的所有插图和装饰。这里顺便说一下,自从比亚兹莱离开后,《黄面志》便失去了它原有的特色,变得杂乱无章,众多读者不再订阅了。正如亚瑟·西蒙斯所说,“这就等于某一运动放弃了某一运动推进者的地位,仅成为一种某出版社推出的普通杂志而已。”

比亚兹莱失去了一份让人羡慕的职业,失去了一份可观的稳定收入。他的生活陷入困顿,生活的拮据导致他的肺结核病再次复发。

友人相助 绝处逢生

一八九五年,再一次身处逆境的比亚兹莱又得到了两个人向他伸来的援手。一个是虔诚的天主教徒马克-安德烈·拉夫洛维奇(Marc Andre Raffalovicn 1864—1934),一个是色情出版商莱奥纳多·史密瑟斯(Leonard Smithers 1861—1907)。后者不仅是位出版商,还是位了不起的藏书家,更是一位有慧眼的鉴赏家。马克-安德烈·拉夫洛维奇后来还促使比亚兹莱最终皈依了天主教。莱奥纳多·史密瑟斯则鼎力支持比亚兹莱和诗人亚瑟·西蒙斯(Arthur Symons 1865—1945)一起创办的《萨沃伊》(Tne Savoy)杂志。

在《萨沃伊》杂志筹备过程中,众人一致推举诗人亚瑟·西蒙斯任文艺部主任,比亚兹莱任绘画部主任,从封面、扉页到插图都由他一人包办。还请来了《萨沃伊》杂志撰稿人三十五人(不过,其中十四人还同时在为《黄面志》杂志撰稿)。《萨沃伊》杂志创刊之初就有点要与《黄面志》杂志相竞争的味道。此时的比亚兹莱已今非昔比,他在《黄面志》那儿已积累了很多经验,绘画技能也更趋娴熟,加上他受到莱奥纳多·史密瑟斯的影响,创作越发大胆,让他在《萨沃伊》装帧设计和插图方面也大有超越了《黄面志》的势头,于是,他的作品又得到读者的青睐,《萨沃伊》杂志挽回了比亚兹莱在《黄面志》杂志那里丢失掉的名誉,更使内心卑微的比亚兹莱找回了自我价值。

虽然比亚兹莱是以成就斐然的画家为世人推举,但他更希望自己能成为世人所承认的一位作家。比如,有一次他在朋友介绍下到大英博物馆去参观那里的藏品,在填写表格时,职业一栏填写的是“作家”。他在作画的同时,投注了很大精力进行文学创作。他每到一处都会抽空去拜访当地的知名作家和诗人,同他们切磋文学,向他们请教如何写小说、如何作诗。

据西蒙斯后来回忆说,他曾和比亚兹莱一道拜访过比依的亚历山大·仲马·菲士(小仲马)的家。每谈起这位居住在巴黎的作家和那充满凄惨、哀切的小说《茶花女》,比亚兹莱都会赞叹不已。虽然诗的创作是艰难的,而他却坚持不懈地追求着。如有一次他和西蒙斯到靠近蒂耶普那杂草丛生的阿尔克·拉·巴泰尤古堡停留两天,西蒙斯去办他的事,而他不去闲逛或看风景,只顾在古堡里写他的《三个音乐家》,最终完成了一首由八段落组成的既有趣又具有独特风格的诗。他很得意,还专为这首诗配画了插图,发表在《萨沃伊》杂志的创刊号上。这首诗后来在日本国明治四十四年九月的《白桦》杂志第二卷第九期发表。在《萨沃伊》第三期上,他又发表了一首十七节诗《理发师之歌》。比亚兹莱还写过一篇小说,题目是《在小山麓》。写的是个传奇故事,在德国传说中有个谭胡塞骑士。他是德国十三世纪一个风流骑士,在神秘的维纳丝堡内,与维纳丝女神过着荒诞放荡的男欢女爱生活,后来他悔悟了,在教皇面前忏悔,乞求净罪。可教皇说他罪孽深重,除非他手中的木杖开花,否则无可饶恕。谭胡塞听了大失所望,悻悻而去。过了几天,教皇发现他手中的木杖竟然发芽长出嫩叶,大惊失色。他即立刻想起自己对谭胡塞讲过的话,立即派人去找谭胡塞,发现他早己回到维纳丝堡去重新过着那种荒淫的生活去了。在这篇小说里,他以晦涩、猥亵的字眼和华美的词藻描写着荒诞,他自以为这是他文学创作中最得意的作品。于是也就将完成的前几章,配上插图,连载于《萨沃伊》杂志上。第一期上发表了《在小山麓》第一、第二、第三章;第二期发表了第四章。这部典型的“世纪末”小说,使他在英国文学史上竟有了一席小小的地位,因为他的文笔已达到了一种“情感的纯粹,文词的典丽,韵律的和谐,决不是平常的作家所梦想得到的”(邵洵美语)。

另外还有一件事值得一提,可见他对文学的酷爱,那就是他想把自己特别喜欢的查得罗在一七八二年写的小说《危险的关系》这本书,由自己作装饰和插图来出版。当出版商请他人翻译时,他又以尊重法语的原文为由,对出版翻译的计划不表赞同。他打算在这本书信体小说的一百七十篇信文的开头各绘一个装饰性的大写字母,第二卷的各卷中,绘制扉页画,文中再画十张插图。可由于种种原由,这个计划落空了。就连西蒙斯都叹惜道:“要是他能多活几年,那么,他在文学上的地位,也是第一等的了。”可惜的是他英年早逝,连《在小山麓》这部作品也未能完成。比亚兹莱死后,由莱奥纳多·史密瑟斯在一九〇七年印行三百本作为个人版书刊出版。自那以后,这个版本曾多次再版。由于他将一些宴饮酗酒的场面写得荒诞,在当时就被人认为是猥亵的作品,不能公开发表。直到他死后的六十一年,即一九五九年,巴黎亚令配亚出版社请人按其故事情结的发展续写完后,仍配上比亚兹莱原先的插图,印成三千册限定版发行。

另外,比亚兹莱有个时期还心血来潮,想写一部有关卢梭的书,但是他的著作计划边写边变更,一直无法创作下去,后来也就不了了之。

比亚兹莱为这份杂志创作了大量精美的黑白画插图,这些插图和《黄面志》杂志一样在表现女性题材方面有着大胆的表现形势和手法,一方面对保守的维多利亚社会的伪善进行挑战,另一方面明目张胆地彰显一种唯美主义的颓废。其实,比亚兹莱没有刻意去表现什么,对人们对他的褒贬之词,他更是不当回事。

恰似流星 永不陨落

一八九六年十二月,那年冬天特别寒冷,比亚兹莱也落入了生活的“冰窟”之中。他一边奋力与病魔抗争,一边艰辛地为生活而作画。由于诗人亚瑟·西蒙斯好战的态度,加之内容上“艺术至上”的方针,表现所谓世纪末的颓废派色彩特别浓重,《萨沃伊》杂志逐渐招致文坛艺界同仁们的反感,人们由支持转为厌恶再到攻击。加上经营上的失误,一八九六年十二月,《萨沃伊》杂志出版到第八期就被迫停刊。这个时期的比亚兹莱在性格上也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他喜欢在没有人的时候,独自待在一间宽敞的房子里,不和任何人往来;有时候他也会显露出特别能戏说笑话的才能;有时又会静悄悄地到音乐室去,坐在旁边的高处座位上心不在焉地观赏着人们唱歌或跳舞,一边倾听音乐;有时还打开他那经常抱在怀里的那个镶有红线金色的对开大皮纸夹,用铅笔在上面不经意地画着什么。他变得让人们对他无所适从。

比亚兹莱再度失业,就在他没了经济来源后,莱奥纳多·史密瑟斯向他慷慨地伸出援手,为比亚兹莱提供力所能及的经济帮助,履行着一个好朋友的义务。为了比亚兹莱的病能早日治愈,他尽心竭力地让比亚兹莱宽心养病。比亚兹莱前往法国巴黎和迪耶鲁求医,却丝毫没有起色,病床上的他精神上是空虚的,身体上更是极其衰竭瘦弱的:尖削的下巴,纤细的胳膊,无力的声音,使人感到他已到病入膏肓之日。他于十一月迁居法国南方的墨侗。为了治病他四处求医,身无定居,更谈不上画画这码事了。

他给莱奥纳多·史密瑟斯写信时多次谈起他那越来越糟糕的身体。当他看到死神的身影时,他曾悲丧地给莱奥纳多·史密瑟斯写了一封信,信中他伤感地写道:“耶稣是我们的主, 是我们的审判者, 求你毁掉一切腐败和不良的绘画…… 这是圣化污秽画面的唯一的办法。”

据说,后两句确有所指,就在他生命最后的两年里,为了生计,他给许多书、刊画了插图。他对书、刊内容几乎不选择,那怕是有伤风化的,或是色情的,或带有一些淫秽色彩的,或是描写变态心理的等等。这里所指很可能指的是要把他在病危时所画的《女人的和平》《鞭打女人的耶·维那鲁》《吕西斯忒拉忒》等和所有被人们视为恶劣的画作和往日画的那些不好的画作统统撕碎或烧毁掉。所幸的是莱奥纳多·史密瑟斯没有听从比亚兹莱的嘱托,否则将有很多出自于这位天才之手的画稿就会毁于一旦,那是多么可惜啊。

从这封信来看,比亚兹莱对他自己眼前的状况是非常悲观的,但是,我们从他在一八九七年至后来的日子里写给朋友们的信来看,丝毫看不出他对病魔的恐慌或对生活的绝望,他写道:“这里的天气很晴朗,我的身体也渐渐在好起来。我开始服用医生给我开的补药了,而且我也觉得它肯定对我有帮助的,我非常感谢他的建议和他对我病情善意的关心。”(1897年) “我现在真的感到强健多了,并且我的精神也好了起来。我现在能工作了,这让我每天都有事可做了。”(1897年8月2日) “每个人都说我比刚来时健壮多了,而且我也感觉自己好多了。”(1897年9月,周二) “我请你不要再那么担心我了,或者干脆不要再担心我。我可以高兴地对你说,我不会再回到床上去了。恢复期的头几天,上帝保佑,不仅天气不错,我恢复得也很好。”(1898年2月21日) “我眼下的精神状况很好,有时候是非常高兴的,因为我有一个好的理由来感谢这讨厌的麻烦,也就是说我可以读书了。”(1898年2月27日) ……

我们从这几封信内容上就可以看出奥勃里·比亚兹菜对生活、对艺术、对生命的无限热爱和向往。他毕竟太年轻了。

一八九八年三月十六日清晨,年仅二十六岁的奥勃里·比亚兹莱,终于没有逃脱死神的纠缠,因病久治无效,在法国南部一家小旅馆里手数念珠(天主教徒在举行仪式时使用的数珠)安详地离开了人世,离开了他钟情的文学艺术事业和亲朋故友,远去了,永远地远去了。

上午九点钟,大教堂里挤满了来为他送行的人,一个官方的神职人员和奥赫曼斯神父也在那儿,他们为他主持了葬礼。

噩耗传出,英国和法国认识或不认识他的人们无不为失去了一位天才而惋惜。亚瑟·西蒙斯说:“在我们这个时代的艺术家中,实在没有一个人能像他那样活于黑与白的绘画中,比他更具普遍性,更能获得议论中的声望。像他那样,从异端性的条件出发,开创出个人独特的样式,并给当代的艺术界广大影响,也只有他一个人而己。他有着命中注定早夭的人那种特有的速度。”就连奥斯卡·王尔德在给奥纳多·史密瑟斯信中写道:“他给人生增添了一种恐怖,却在花一样的年龄死去,这真令人感到可怕与可悲。”他在最后的日子里,即一八九七年三月皈依了罗马天主教会。人们将奥勃里·比亚兹莱的遗骸安葬于法国南部芒通的天主教墓地。

这位英国文坛艺界的天才、奇才、怪才,十九世纪末最伟大的黑白装饰画、插图画家,为这个世界留下了大量无与伦比、极其精美的绘画艺术珍品,成为英国乃至世界艺术史上具有不朽声誉的人物之一。

众家评说 比亚兹莱

有人说,奥勃里·比亚兹莱这个天才画家,是法国写实主义和印象主义的影响在英国传播时,由罗塞蒂和爱德华·伯恩-琼斯开创的象征主义风格里产生出来的一个怪才、奇才。他的艺术更是英国十九世纪末情绪的一种反映。在英国绘画史上,他与布莱克齐名。像布莱克一样,他的理想力和创造力大大超出了他所使用的绘画媒介而成为伟大的画家和一个所谓“臭名昭著”的人。当时的评论界认为他是颓废主义运动的典型代表,“他蔑视艺术中古典的传统和伦理的清晰界限。他的作品是生活表象中的世纪末的体现,并无比灵巧、精湛地描绘这一切。”在他后来的作品中,越来越严重地出现了古怪、奇异、荒诞、色情、非道德的倾向。瓦特·克兰(Water Crane)认为:“他的作品显示了一种精微的对线条的敏感和大胆的对坚实的黑色装饰性运用,以及特别古怪超凡和奇形怪状的想象力,有时显得倾向于病态……那里也出现了一种——强烈神,就像从鸦片的迷梦中产生的那种幻觉。”

英国著名的艺术史家、人文主义者,百科全书式的人物恩斯特·贡布里希(E·J·Gomdricn 1909—2001)在他的巨著《艺术的故事》中说:“年轻的奇才奥勃里·比亚兹莱从惠斯勒和日本画家那里汲取灵感,以他绝妙的黑白插图在整个欧洲一跃成名。”

英国作家贺尔布鲁克·杰克逊(Holbrook Jackson)也曾评价比亚兹莱说:“这位天才画家,踏上画坛前后不满十年,像彗星一样突然出现,又像彗星那样突然殒灭,但他的成熟和留下的影响却是不灭的。”

英国著名艺术评论家西蒙·威尔逊说:“比亚兹莱的作品几乎仅仅局限于钢笔画,他主要从事书籍的插图和装帧工作。他为马罗礼的《亚瑟王之死》和为奥斯卡·王尔德的《莎乐美》所绘的出色的插图,乃是一八九〇年代英国最生动和最有价值的美术作品的一部分。”

一九〇四年,约翰·格雷在编辑出版《比亚兹莱:最后的通信》时,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很精彩,他写道:“我们对于他的作品依然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毫无疑问,他那与生俱来所富有的想象力才能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是人们也可以肯定,就在他生命之火将熄灭的时候,他的艺术才华和超群的天赋还远远没能得到充分的发挥,也可以说是不够成熟的。那种对他的作品说可以达到的成熟程度的推测和那些认为他缺乏才智并且企图确定他的艺术创意来源的想法是一样的毫无意义。无论是有人模仿他的作品,还是更多人在模仿他的作品,他从来都没有表示过他的不满,如果从这点就认为他个性胆怯或过于敏感,这会有碍于个人情感的表达,因为比亚兹莱生来就是一个充满爱心的人。即使那些严厉的批评家们恶言否定他作品中的真实情感,或是否定了他遇事时的过于冷静、持重,但对于像他这样拥有一颗年轻而又真诚心的人来说,那些批评只会偶尔对他造成一些不必要的困扰,也会使他怀疑自己是否在做一件难以让人们理解的坏事。但是,事实告诉了我们,比亚兹莱一直最关心的是要通过自己的绘画艺术来传达出他所看到的世界——那些既令人感到惊奇和又令人愉悦的事情。”

一九二五年,梁实秋先生曾撰文写道:“把玩比氏图画可以使人片刻的神经麻木,想入非非,可使澄潭止水,顿起波纹,可使心情余烬,死灰复燃。一般人斥为堕落,而堕落与艺术固原枝也。”

一九二九年,鲁迅先生在介绍比亚兹莱的黑白装饰画到中国来时,曾用“恶魔的美”形容他的作品中包藏着的颓废和苦闷的心情。他自费出版了《比亚兹莱画选》,书前撰文写道:“(奥勃里·比亚兹莱)生命虽然如此短促,却没有一个艺术家,作为黑白画的艺术家,获得比他更为普遍的名誉;也没有一个艺术家影响现代艺术如他这样的广阔。”他还说:“有时他的作品达到纯粹的美,但这是恶魔的美,而常有罪恶底自觉,罪恶首受美而变形又复被美所暴露。”

我国另一位现代作家叶灵凤先生也说过:“我一向很喜欢英国十九世纪末的插图画家比亚兹莱的书籍装饰画和插画。”“他的黑白画,给予现代艺术影响之深,真使人吃惊。只要留心观察一下,就可以发现,现代画家差不多每一个人都曾经直接或间接接受过他的线条和装饰趣味的影响,就是毕加索也不曾例外。”

英国文坛艺界称十九世纪末为“比亚兹莱时代”,可见比亚兹莱当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正是比亚兹莱始终保持着重装饰、非写实和运用象征性手法,利用线条与块、面大胆展示黑白画的装饰美。

从英国著名画家约翰·奥斯登(John Austen)、哈里·克拉克(Harry Clarke)等人所创作的插图画作中,都不难看出比亚兹莱绘画作品特色的流风所在。在平面设计领域,不唯当年,便在当今,仍有许多画家在间接或直接接受着比亚兹莱绘画线条和装饰趣味的影响。

艺术评论家瓦尔克说:“比亚兹莱的艺术不仅在他那个时代是新的,就是在现在也是新的,而且我们觉得格外亲切。后继者或模仿者从未掌握他的艺术之精华:那冷峻、清新、辛辣的线条,构图的完美协调,优美细部的惊人简练,黑白色块的大胆使用和他对明暗调和的天生感应力。这些罕见而重要的品质会集于一个画家之身是极少有的。”“他的作品恐怕归于高超艺术边缘上的那些稀有的作品之列,这些作品比如:瓦格纳歌剧的序曲,约翰的素描头像,威廉·莫里斯或达·芬奇的绘画,肖邦的某些钢琴曲,凯朗的诗,以及华图的‘野外胜景’。”

如果说这些话未免有夸张溢美的成分,鲁迅先生的评价则更显得公允:“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比亚兹莱的作品会使你在其艺术中感受到一种独特而又绮丽的美之享受,从他最简化的艺术语言和带有“世纪末”情绪的绘画中可以窥视他的人格和画风。他是一位“这年代底独特的情调底唯一的幻想家,去画梦中之物”。

比亚兹莱凭着他的理智,画出他拥有的美学思想,画出他独特的绘画艺术风格。在他创作的诸多作品中,他把人物、山水、树木、花草和谐而又统一地有机结合起来,聚集在一起来表现某一个主题或表现某一个情节,它不等同于图解文学作品的附属物,而是在不失表现主题或情节的范畴里,充分发挥图案装饰的效果,极力使他的每一幅作品具有浓厚而又巧妙的图案装饰趣味,赋予人们一种全新的审美情趣,乃至用最高的审美思想去感悟美的意境。

一九四八年,为了纪念比亚兹莱逝世五十周年,英国陆续出版过他几本画集。

一九六五年,英国的美术评论家克涅斯·库拉克,认为比亚兹莱是二十世纪美术源流之一,起码他影响了克利和康尔斯基,并对比亚兹莱作过两次再评论的演讲。

据报道,一九六六年,在英国伦敦的维多利亚与亚尔伯博物院举办过一次为期五个月的“比亚兹莱作品展览”。同期还编了一本《比亚兹莱纪念集》,次年,由“女王文房局”出版。由于比亚兹莱绘画原作其中有一小部分由私人收藏,这位收藏家把其作品原作捐给了美国哈佛大学图书馆。所以,在伦敦展出后,这个展览还转移到了美国纽约“近代美术”画廊展出。

天才画家 广得青睐

最早把比亚兹莱介绍到中国的是郁达夫先生在《创造周报》发表的一篇介绍文章,文中介绍比亚兹莱的绘画艺术风采。几乎就在同时期,田汉、张闻天先生先后介绍了比亚兹莱绘画艺术,后通过翻译奥斯卡·王尔德的文学作品又宣传了比亚兹莱的绘画艺术。一九二〇年,田汉先生先后与欧阳予倩、洪深先生等人创办南国剧社等戏剧团体并出版刊物《南国周刊》,其刊物内所有版头画和插画都是选用比亚兹莱的绘画作品(当时田汉先生翻译“比亚兹莱”为“琵亚词侣”,鲁迅先生也曾用此译名)。一九二五年前后,田汉先生译本《莎乐美》付梓时全部采用了比亚兹莱的插图和装帧。一九二六年,我国学者张竞生先生出版由他编著的《性史》一书,其第一集封面采用的是比亚兹莱为《莎乐美》所绘插图《月亮中的女人》。《性史》的出版引起社会上的轰动,也使得更多的人认识了比亚兹莱。一九二九年四月,鲁迅先生选编出版了《比亚兹莱画选》,辑入朝花社编印出版的《艺苑朝华》第一期第四辑,内收入比亚兹莱画作十二幅。鲁迅先生并撰写《〈比亚兹莱画选〉小引》,称其“视为一个纯然的装饰艺术家,比亚兹莱是无匹的”。同年六月,邵洵美先生在他办的“金屋书店”出版了一本《琵亚词侣书画集》,并作序。序言中写道:“他的线条画是受了我们东方的影响的,但是当我们看了,竟觉得没一处不是他自己的创造。啊,这一个美丽的灵魂!”

在这篇序言里还提及比亚兹莱文学创作方面的事,“遗下的诗一共三首,一首是翻译;创作的便是这里的《三个音乐师》与《理发师》,这两首同有十八世纪的风味,蒲伯的优点,全在里面。”

同时期热衷于学习比亚兹莱绘画艺术风格的叶灵凤先生,后有人称他为“中国的比亚兹莱”。鲁迅曾谈到他对比亚兹莱绘画艺术与叶灵凤的看法,说:“在现在,新的流氓画家又出了叶灵凤先生,叶先生的画是从英国比亚兹莱剥来的,比亚兹莱‘是为艺术的艺术’派,他的画极受日本‘浮士绘’的影响。浮士绘虽是民间艺术,所画的广多是妓女和戏子,胖胖的身体,斜视的眼睛——(色情的)眼睛。不过,比亚兹莱画的人物多是瘦瘦的,那是因为他是颓废派的缘故。颓废派的人们多是瘦削的,颓丧的,对于壮健的女人他有点惭愧,所以不喜欢。”(《鲁迅全集》第四卷《上海文艺之一瞥》,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对于此事,叶灵凤先生亦曾说:“我一向就喜欢比亚兹莱的画。当我还是美术学校学生的时候,我就爱上了他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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