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梦：昨天·今天·明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汪玉奇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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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梦：昨天·今天·明天试读：

这是一个饱含着一个民族血与泪的梦想；

这是一个燃烧着一个民族理想与信念的梦想；

这个梦，是那么滚烫，那么顽强，那么不可阻挡地展示在960万平方公里的神州大地上……

2012年11月29日，党的十八大胜利闭幕后的第十五天，新一届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率中央政治局全体常委同志来到国家博物馆，参观大型展览《复兴之路》。他深沉而又坚定地向人们说出了这个梦想——“每个人都有理想和追求，都有自己的梦想。现在，大家都在讨论中国梦，我以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中国梦”的提出，向中国向世界展示了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站在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交汇点上，要把党建设好、国家建设好、民族发展好，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阔步向前的坚强决心和坚定信心。

春潮奔涌，中国迎来又一个新的春天！一 一个凝心聚力的称谓“柢固则生长，根深则视久。”

中国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古老国度，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中国各民族借助相互依存的政治、经济、文化纽带，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与融合进程中具有了共同的命运和利益，产生了强大而坚固的亲和力、向心力和凝聚力，由此联结成了一个稳定的复合民族共同体，这个共同体就是伟大的中华民族。

尽管中华民族的历史源远流长，但作为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全体的一个总称，作为一个蕴涵着中国人民深厚民族情感的词汇，“中华民族”一词不是自古就存在的，而是在近代才出现的。“中华民族”一词是个组合词，由约出现于晋代的“中华”一词，和约在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从日文中引进的“民族”一词相互结合而成的。

正如著名社会学家、人类学家费孝通所揭示的那样：中华民族指称的是在中国疆域里具有民族认同的全体人民，其呈现的是多元一体格局。中华民族所包括的50多个民族单位是多元，中华民族是一体。中华民族成为一体的过程是在中国历史发展的长河中逐步完成的。这也就是说，作为自在的民族实体，中华民族是在千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而作为一个自觉的、休戚与共的民族实体，则是在近百年[1]来中国与西方列强的抗争中形成的。

由此，作为一个由自在迈向自觉的“中华民族”，其本质含义应该是：中华民族是在历史形成的多民族交往和融合的民族关系基础上，将各民族凝聚成为一个多元统一的、有共同国家认同的现代民族共同体。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强调：今天所说的“中华民族”虽然有着深厚的历史基础，但其形成和发展则始于中国近代。

事实上，正是中国近代所面临的文明危机、民族危亡和国家破碎的局面，促进了中华民族作为统一整体的自我意识的觉醒。为了避免被瓜分、被亡国灭族的厄运，中华大地上各民族日益自觉地结合成一个统一整体。这就是中华民族从“自在的民族实体”转变为“自觉的民族实体”的关键所在。“中华民族”一词的萌生，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社会根源。在中华各民族儿女奋起反抗帝国主义列强对中国进行瓜分的20世纪初期，最早使用“中华民族”这一名词的人，可能是梁启超。1902年，这位在遭遇中国近代“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在其撰述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这样写道：“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四海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生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2]世界观。”这里，梁启超就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以后，他在1905年初所写的《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中，又七次使用“中华民族”这个名称。不过，在梁启超那里，“中华民族”所指的还仅是“汉族”之意。

此后，杨度，这位中国近代史上的奇特政治家，在1907年发表的《金铁主义说》一文中，对“中华民族”的一体化融合趋势和发展方向，又作了更加透彻的发挥和阐述。杨度所论及的“中华民族”，其所包含的“民族”范围似乎比此前梁启超所设定的来得更广一些。在杨度那里，融合五族的“中华民族”作为一个整体，是与作为现代民族国家即立宪后的“新中国”相对应的。应当说，杨度所使用的“中华民族”一词，已经初步具有了现代“中华民族”概念的含义。“中华民族”这一名称被广泛使用，则是在辛亥革命建立民国以后。中国实现了从“天下”观念向“国家”观念的转变，显然民族国家的形成对于中华民族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的奠基作用。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宣言书》中就曾这样写道：“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3]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五族共和”成为传诵一时的口号。这年三月，黄兴等发起成立“中华民国民族大同会”，不久后即改名为“中华民族大同会”。这里的“中华民族”一词指的就是当时中国国境内的所有民族。

民国初年，从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角度自觉而公开地标举再造现代“中华民族”旗帜的第一人，可能是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杰出代表李大钊。1917年，他分别在《新中华民族主义》和《大亚细亚主义》这两篇文章中，揭示了满、汉、藏等族趋于一体化的重要历史文化因素、血统联系和现实政治条件，呼吁社会认同五族合一的新“中华民族”，主张以此来培养民族精神、统一民族思想。至此可以确认，[4]现代“中华民族观念”已经基本形成。

烽火连天的抗日战争，使中华民族的民族自觉意识得到了空前加强，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含义得到了进一步强化。在抗日战争前期1935年诞生的《义勇军进行曲》中，中华民族的有识之士就发出了“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的正义之声。那雄壮、激昂的旋律宛如战斗的号角，鼓舞和激励着中华民族的热血儿女投身于抗日救亡的时代洪流中去。

作为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也于此际发出了“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5]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的强烈心声。也正是在同仇敌忾、团结御侮、共同抵抗外来侵略的过程中，在患难与共的斗争中，在血与火的考验中，中华民族彰显出无比强大的凝聚力和坚韧不屈的生命力。

中华民族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应当看到，近代以来在现代民族国家建设方面的任何努力，都必须以作为自觉民族实体的“中华民族”的整合和发展作为前提和基础，也都必须服务和服从于“中华民族”的有机整合和整体复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都是以这样的自觉体认为基础，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振兴为使命的。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人正是在对外求中华民族的彻底解放、对内求中国各民族之间相互平等的追求中，把对中华民族的自觉推进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二 一个思接千载的词汇

复，“往来也”（《说文解字》）；兴，“起也”（《尔雅·释言》），就是兴起，由此引申出兴旺、昌盛之意。所谓复兴，即再兴。这是复兴一词在古典语境中的基本词义。透过这一基本词义，我们不难发现，“复兴”一词本身就暗示了原来是兴盛的，但后来中断了、衰落了……所以说，“复兴”一词实际上负载着的是族群沉重而苦难的历史记忆和对未来的希冀与期许。

其实，在《易经》这部被后世推崇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的中国文化最古老的典籍中，有一个卦象就集中反映和体现了中土先民对于“复兴”的最初理解，这就是第二十四卦——“复”卦：“亨，出入无疾，朋来无咎。反复其道，七日来复，利有攸往。”这里的“复”，本义是返回，也指复兴、开始。“复”卦描述的是“反复其道，七日来复”这样一个阴阳消长、循环往复的自然周期，而揭示的则是“周而复始、去而复返、新陈代谢”的“万物生生不息”的自然之道。也许，这正是农耕民族在“春生、夏长、秋收、冬藏”的生产和生活实践中，对于四时变化这样的自然规律的深刻领悟。事实上，在中国古代典籍中，关于“复兴”所包含的“春回大地、万物复苏”的观念，就是与对《易经》中“复”卦的理解与阐释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构成了中华民族关于“复兴”观念衍生、展开的活水源头。

不仅自然界隐藏着阴阳交替、新陈代谢的自然法则，人类历史进程也同样蕴涵着盛衰兴亡的社会规律。检索卷帙浩繁的中国古代典籍，我们不难从中发现，“复兴”一词总是在表达和解释着这样一个历史现象与规律，这就是一个昌盛时代在衰落之后的再次兴盛。

——《礼记》称殷高宗武丁复兴殷室：“殷衰而复兴，礼废而复起。”

——《韩诗外传》称申伯、仲山甫佐周宣王复兴：“拨乱世，反之正，天下略振，宗庙复兴。”

——《史记·殷本纪》载：“帝小甲崩，弟雍己立，是为帝雍己。殷道衰，诸侯或不至。己崩，弟太戊立，是为帝太戊。帝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帝太戊惧，问伊陟。伊陟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殷复兴，[6]诸侯归之。”

可见，“复兴”一词的使用，总是与对过往历史的分析与评价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同时也体现出后世人的一种价值判断和现实追求。

在后世人的历史记载与解读中，“复兴”一词也可与“中兴”一[7]词互换。“中兴”，这是一个“中国古代政治史中常见的政治术语”，如史籍中就记载有西汉的“昭宣中兴”、东汉的“光武中兴”等。自东汉光武中兴之后，“中兴”之说被朝野广泛使用，但“复兴”一词依然被使用，如《后汉书·襄楷传》记襄楷上书，其文中就有“后汉诛莽，光武复兴”的说法。

应当说，“复兴”一词在指称国家再次兴盛方面，古今词义并没有太大的变化。当然，在复兴的实质与内容上，则有着不同时代的差异。对于近代中国而言，世人有关“民族复兴”观念的萌生，自然还有来自西方世界的影响。自20世纪初叶始，中国人开始关注欧洲“文艺复兴”运动，并接受其中的“复兴”观念，因此这一时期国人关于“复兴”的理解，也与此存在着某种思想联系。或者可以这样说，当时探索民族国家出路的中国人，从“文艺复兴”观念中得到过灵感[8]与启示。

不过，需要强调的是，古典意义下的“复兴”更多体现出的是一种“向后看”，“发思古之幽情”；而现代意义下所普遍使用的“复兴”，更多表达的是“向前看”，只是精神层面向原点（出发点）的回归，是一种回到精神源头的运动，是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寻根”。[9]应当说，这种回归不是一个闭合的圆，而是一个开放的圆，其呈现的是一种螺旋式上升的过程，是否定之否定。因此，这样一个目标的确认，就必然融入当今时代的现实要求和规定性，展现的是时代性和民族性的统一。

伴随着“中华民族”理念的日臻成熟，“中华民族”开始与“复兴”一词连用。被视为“‘中华民族复兴’理念最早自觉的导引人之

[10]一”的李大钊，自1916年5月由日本归国后，连续发表了一系列的文章，用“中华再造”、“中华再生”、“中华民族之复活”、“民族复活更生”等词语来表达他的“民族复兴”的思想。1924年5月13日，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发表的《人种问题》演讲中，首次将“中华民族”与“复兴”放在同一语境中使用，并揭示出“复兴”的内涵就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有新的更大的贡献。他指出：“我们中华民族在世界上贡献，大都以为是老大而衰弱。今天我要问一句，究竟他果是长此老大衰弱而不能重振复兴吗？不的！从‘五四’运动以后，我们已经[11]感觉到这民族复活的动机了。”

毫无疑问，强调实现本民族的复兴，并不是所有民族都需要或都会提出的课题。纵观人类社会历史，只有那些自身文明曾经繁荣兴盛过并具有文明发展历史延续性，却因历史的某种原因而坠入衰落境地的民族，才具有从苦难中觉醒、在衰落中奋发，进而提出复兴目标这样的历史性前提与基础。如果过去就不曾辉煌过，那何来复兴可言？同时，也只有那些不甘沉沦、自觉把握并勇于承担起复兴重任的民族，才会提出这样高远的目标，中华民族无疑就是这样一个伟大的民族。三 一个求索百年的叩问[12]“近代中国并不是近代化的中国。”

当中国因鸦片战争的爆发而被强行纳入世界历史行进的轨道中来时，这个曾经有着灿烂而辉煌历史、长期居于世界文明发展先进行列的民族，转瞬之间便坠入了“强邻环列，虎视鹰瞵”，“蚕食鲸吞，瓜分豆剖”的危难境地。中国，这个曾经的泱泱大国，也迅速被新的国际秩序边缘化，由此而备受新兴及老牌列强的欺凌。中华民族在近代所遭受的苦难之深重、所付出的牺牲之巨大，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

然而，鸦片战争在敲响中华民族陷入空前危机警钟的同时，也开启了中华民族的复兴运动。

面对山河破碎、民族危机、国运衰败和人民苦难深重的严酷现实，面对行将沦亡而自我发展的道路已被西方列强无情阻隔的中国封建社会的末路穷途，中国的出路究竟何在呢？历史第一次向中国人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这一时代中心问题。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绝不会将自己的命运任由别人摆布，更不会在亡国灭种的危险来临之际而无动于衷。在血与泪的痛苦经历中，逐渐醒悟过来的“先进的中国人”开始“睁眼看世界”，并反思自己的积弊与落后的缘由。为了切实挽救民族危亡、改变国家命运、实现民主自由，他们上溯古典，下求诸野，或把深切的目光投注于西方，试图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寻求到救国救民的真理，找寻到救亡图存的道路，他们代表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和曾经的希望所在。然而，无论是“洋务运动”、“太平天国运动”还是“戊戌变法”，它们不是难挽大局，就是昙花一现，最后无一例外都以失败而告终。历史以无情的事实证明，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运动、旧式的农民起义都无法改变中国的命运。

作为在中国近代第一个喊出“振兴中华”口号的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以自己的模范行动实现了“吾志所向，一往无前，愈挫愈奋，再接再厉”的誓言。他所领导的辛亥革命结束了统治中国达两千年之久的封建帝制，由此拉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序幕。然而，由于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自身的软弱、妥协和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依赖性，辛亥革命最终却并没有达成它的参加者所期盼的“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13]明的前景”这样一种美好愿景；相反，它的结果正如它的领导者所痛切指出的那样，“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14]为毒之烈，较前尤甚”。

因此，当浴血奋战所建立起来的“中华民国”，被徒有形式或全然走样的政治制度所装裱，以及被军阀武夫把玩于股掌之上时，资产阶级革命派所致力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建国方案即已宣告破产。这也许可以看作二十世纪初叶的那场革命留给后继者的一笔重要精神遗产。而随后那些曾经寄希望于通过走西方式的资本主义道路来拯救中国的种种努力，最终无一例外也都失败了，由此也证明：资本主义道路在中国行不通。

先进的阶级及其政党，总是善于从历史活动的实践和比较中不断寻找、揭示和发展指导自己前进的真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15]自己的问题。”由此，马克思主义很快成为了中国先进分子观察国家命运、解放自己民族的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而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的中国共产党的正式宣告成立，不仅使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焕然一新，同时因为有了自觉的承担主体，由此也使中国人实现“中国梦”这一共同愿景的历史进程掀开了崭新的一页。“民族复兴”是整个中华民族的期盼与追求，在中国近代那个内忧外患接踵而至的年代里，这一让每一个中国人都魂牵梦萦、念兹在兹的目标有着极为特殊的含义，这就是要实现民族的独立和国家的富强。中国共产党人在苦难深重的中国高举起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旗帜，带领人民英勇奋斗、浴血奋战，历经血与火、生与死的锻造和考验，才把中国引向了自由解放的道路，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完成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建立了新中国，彻底结束了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在中国共产党把社会主义作为救国图强的唯一道路，责无旁贷地肩负起实现民族伟大复兴重任的同时，也赋予了民族复兴以崭新的时代内涵，这就是要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中国的现代化、实现民族的全面振兴。

可以这样说，面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历史叩问，中国近代数以百计的政党、派别、团体都曾纷纷登上过历史的舞台，都曾擘划过各自的社会理想，也都曾试验过各自的救世方案。然而，只有作为中国工人阶级、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先锋队的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思想武器和行动指南，才真正找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这样，“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就成为当时中国社会各民族、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心声。“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成为凝聚中华民族伟大力量的一面旗帜，成为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主流，由此在全体中国人面前展现了一条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通衢大道。四 一个引领未来的梦想“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一个内涵丰富的目标，同时也是一个与时俱进的目标，民族复兴的内涵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得到丰富。历史学家金冲及曾经这样指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整个20世纪一直是中国无数志士仁人顽强追求的目标，一直是时代潮流中的突出主题。中国的革命也好、建设也好、改革也好，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这可以说是贯穿20世纪中国历史的基[16]本线索。”然而，正是因为有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动自觉，近代以来激荡在中华儿女内心深处的民族复兴的梦想才逐渐清晰生动起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才被赋予了崭新的时代内涵。“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要回到过去，绝不是要重温历史上的“汉唐盛世”，更不是要恢复曾经的“中华帝国”，而是中华民族要在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条件下发展起来、强大起来，重新走在世界各国的前列，毫不逊色地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一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不懈奋斗的历史，也是一部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最伟大的梦想”引领下，不断克服各种艰难险阻、从胜利走向更大胜利的历史。

早在1936年，有着诗人气质的毛泽东在致蔡元培先生的信中就曾发出宏愿：“建立真正之民主共和国，致国家于富强隆盛之域，置[17]民族于自由解放之林。”1941年，毛泽东在陕甘宁边区参议会的演说中也提出：“全国人民都要有人身自由的权利，参与政治的权利和保护财产的权利。全国人民都要有说话的机会，都要有衣穿，有饭吃，[18]有事做，有书读，总之是要各得其所。”中国共产党人提出的正是当时很多人的愿望与期盼。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强调要“复兴”“中国经济”和“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并充满自信地[19]指出“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

新中国的成立，掀开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为实现国家繁荣富强、人民共同富裕而奋斗的崭新篇章。“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20]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经过不懈奋斗与努力，站起来了的中华民族第一次改变了中国自近代以来积贫积弱、任人宰割的“东亚病夫”形象，使新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的大国伫立在世界的东方。

对此，邓小平，这位见证过旧中国的落后、孱弱与衰败的世纪伟人，曾经这样深有感触地指出：“鸦片战争以来的一个多世纪里，外国人看不起中国人，侮辱中国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改变了中国的形象。中国今天的形象，不是晚清政府、不是北洋军阀、也不是[21]蒋氏父子创造出来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变了中国的形象。”

正是因为有着将“贫穷的中国”带入“小康的中国”的强烈愿望，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擘划了中国新时期的“三步走”战略，为中国的崛起规划了宏伟蓝图。20世纪90年代，面对西方国家的制裁，邓小平郑重指出：“我们集中力量搞四个现代化，着眼于振兴中华民族。没有四个现代化，中国在世界上就没有应有的地位。”同时强调“我们要利用机遇，把中国发展起来”。在这位有着[22]雄才伟略的战略家眼中，“下个世纪中国是很有希望的”。

由中国共产党领导、亿万民众投身其中的改革开放伟大实践，开启了中华民族民族复兴的新纪元。对于改革开放与民族复兴之间的这种逻辑关联，江泽民有着深刻的理解。1988年6月30日，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江泽民在上海市举行的中国共产党成立67周年纪念会上，重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论题，并指出：“改革开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开创性事业。争取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是我们中国共产[23]党人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当人类历史即将进入千年之交、世纪之交的时候，江泽民在1997年9月12日召开的党的十五大政治报告中，再一次向全党庄严宣[24]告：“我们党对中华民族的命运担负着崇高的历史责任”，并明确[25]提出要“在社会主义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我们党首次在党的正式文件中使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概念，对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在21世纪应当实现的历史任务，基于“历史的高度思考”作出了一个全新的表达。党的十六大正式提出，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强调“这是历史和时代[26]赋予我们党的庄严使命”，并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27]现出灿烂的前景”。

在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求索中，辛亥革命无疑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也留给后世丰富的精神遗产。2011年，正值为“中国的进步打开了闸门”的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胡锦涛在10月9日召开的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23次提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系统阐述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须坚定不移地高举“三面旗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28]帜”、“爱国主义伟大旗帜”和“和平、发展、合作旗帜”。

从党的十五大到十八大，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始终紧紧抓住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任务，不断设定阶段性目标，使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展现出光明前景，使追求民族复兴始终成为当代中国的最强音。党的十八大提出了凝聚党心、体现民意的行动纲领，为未来中国描画了美好的发展蓝图，推举出了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继续前进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由此开启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崭新征程。

历史的车轮已经行进到一个新的节点，中国进入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定性阶段，如何凝聚社会共识，促进并强化全体人民在政治和文化上的向心力，团结全社会的力量，以共同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这是作为肩负着引领一个有着十几亿人口的大国迈向现代化国家执政党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同时，国际社会也在关注，中共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将会以怎样的目标和姿态来引领中国走向未来。十八大召开前夕，美国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就曾以《中国需要自己的梦想》为题，专门撰文解读“中国梦”，寄望中国“将人民的致富憧憬与更可持续发展结合起来”。因此，对于国际社会的瞩目与热望，我们也需要作出清晰的回应。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复兴之路》展览后发表了重要讲话，由此正式揭示出了“中国梦”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内在关联，并以高远的目标唤起、激励和凝聚起所有的炎黄子孙，来共谋中国的发展大计，同时也以清晰的施政方略对国际社会作出了鲜明的回应和宣示。

从历史来看，“中国梦”是中华民族追求民族复兴的百年梦想；从现实来看，“中国梦”是当代中国人追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共同理想。“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寄托着中华民族永不褪色的集体记忆和昂扬向上的意志情怀，昭示着中华民族崇高的目标理想和美好未来。“中国梦”不仅仅是国家和民族集体意愿的表达，同时也汇聚了当下所有中国人的梦想，因而最能凝聚当今中国的各种社会力量。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百年梦想，正是在中国共产党人一代又一代不懈奋斗、接力探索下，被赋予了生动的当代意蕴：

——中国梦是一个完整的梦。中国梦不仅是实现了现代化的物质之梦、富裕之梦，还是能够真正表达中国思想、中国价值的精神之梦；中国梦的实现是包括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外交和国防等诸多方面整体意义上的全面繁荣与进步，同时也体现出人的全面和自由的发展。

——中国梦是一个和谐的梦。中国梦的追求，就是要在国内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人与社会的和谐、人与人的和谐和人与自身的和谐；在国际上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平等、互利、合作、共赢，实现国与国之间的和谐。不同文明通过对话，取长补短，相互借鉴，共同发展。

——中国梦是一个分享的梦。中国梦是和平发展之梦，中国梦在追求和实现过程中，不仅仅使中国自身受益，还要对人类的文明作出新的更大贡献，让世界各国在和平相处中共同分享中国发展的成果，由此共同促进世界的和平、发展和繁荣，追求人类的共同进步。

——中国梦是一个开放的梦。中国梦是开放的，在追求和实现中国梦的过程中，需要真诚地、虚心地向世界上的所有国家学习，吸收一切有用的知识和经验，并根据已经发展了的实际，适时进行动态调整；与此同时，也欢迎其他国家、个人参与到中国梦的追寻中来。

中国共产党人所追逐的中国梦，其本质内涵就是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

高远的梦想，承载的是民族的希望，蕴涵的是发展的动力，彰显的是神圣的使命。富强中国、民主中国、文化中国、和谐中国、美丽中国，包含着这些诸多目标和要素的中国梦，成为引领我们国家和民族奋进前行的导航之星。“中国梦”既是对百年来中华民族为实现复兴而不懈奋斗历程的浓缩与概括，也是对当下中国人面向未来所有感情和力量的表达与凝聚。“中国梦”的提出，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内涵的理解有了新的升华，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使命的自觉担当迈进了新的境界，是中国共产党在历史新起点上再出发的集结号、动员令、宣言书。

走向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这是以超过人类总数五分之一的人为主体的伟大实践和历史运动，是人类唯一一个赓续数千年而不绝的古老文明重新回到世界文明中心甚至引领世界文明发展的伟大进程，对21世纪人类世界的影响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空间上都具极强的穿透力和超越性，因而具有极为重要的历史意义和世界影响。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一代接着一代干，在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华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就一定能够实现。

[1] 参见费孝通《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修订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1999。

[2] 《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七，中华书局，1989，第21页。

[3]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81，第90页。

[4] 参见黄兴涛、刘正寅《“中华民族”观念形成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北京日报》2002年11月11日。

[5]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61页。

[6] 司马迁：《史记》，中华书局，2003，第99～100页。

[7] 汪华龙：《“中兴”说的缘起与东汉士大夫的“中兴”理想》，《南都学坛（人文社会科学学报）》第32卷第5期（2012年9月）。

[8] 参见张可荣《近代“中华民族复兴”观念形成的历史考察》，《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25卷第5期。

[9] 参见何中华《文化焦虑·文化自觉·文化自信——晚清以来国人文化心态的嬗变》，《滨州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

[10] 黄兴涛、王峰：《民国时期“中华民族复兴”观念之历史考察》，《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6年第3期。

[11] 《李大钊文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9，第432～433页。

[12] 《胡绳全书》第3卷上，人民出版社，1998，第77页。

[13] 《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2，第255页。

[14] 《孙中山选集》，人民出版社，1956，第104页。

[15]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71页。

[16] 金冲及：《20世纪中国历程的启示》，《人民日报》2009年8月4日。

[17]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第67页。

[18]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808页。

[19]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33页。

[20]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第344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60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第357页、第358页。

[23] 《江泽民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37页。

[24]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2页。

[25]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15页。

[26]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29页。

[27]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第574页。

[28] 胡锦涛：《在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1，第6～8页。第一篇回望王朝的盛衰

打开史册，我们在字里行间读到多少令人振奋的灿烂，也读到多少伤及心灵的黑暗。数千年，王朝盛衰，造就了中华民族特有的梦想——复兴。

让我们回转身，透过金戈铁马，穿越跌宕风云，去眺望王朝盛衰的背影……

话题从盛世说起。盛世在中国历史上也叫太平盛世，指的是安定兴盛的时代，即国家繁荣昌盛、统治集团文治武功达到一定水平的社会现象。对此，自古史家便有公论，能称盛世者，必须达到六条：一曰国泰、二曰民安、三曰国富、四曰民足、五曰国强、六曰文昌，这六条是判定盛世与否的标准。因而其表征在内政方面即政治清明，经济繁荣，民生安定，民族凝聚力强；技术发达，思想活跃，文化昌盛。对外方面的表征即在军事强大，贸易繁荣，对外交流活跃等。如此界定，当有四个朝代彪炳千秋。第一章文景之治：德化天下

文景之治是指中国西汉汉文帝刘恒、汉景帝刘启统治时期，时间是从公元前180年至公元前141年，共39年。这是秦末农民战争对社会经济极大地破坏之后，经过汉初22年的休养生息而社会经济有一定的恢复和发展的基础上，由汉文帝和汉景帝开创的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盛世。这一时期社会稳定，社会经济得到较大发展，物质财富丰富，社会安定和谐，故而被史家称为“盛世”。

然而此盛世之来之不易，透过汉初几代皇帝的理政特色亦可见一斑：高帝开豁，惠帝仁厚；至文景二帝，则休养民力、轻徭薄赋、恭俭治国，故有此盛世之来也。熊十力曾极称：“文帝玄默恭俭。三代而下，以学者陟帝位，文帝称首焉。……景帝贤明，无改父道。国家[1]元气深厚。文景二帝含育之效也。”“文帝平生恭俭，自是三代哲[2]王以后所仅见者，可为万世法也。”恭俭者，德之基，治之本，故当为万世法也；此评价不可谓不高。然文帝可为柏拉图眼中之“哲王”否？在熊十力看来当为无疑。其以文帝为中国古代学者型皇帝之首，且为三代哲王之后所仅见者；如此评价，前所未有——到底是颇具穿透力的新儒家眼光！一 表征（一）仓廪实

仓，贮也。廪，米仓也。仓廪即粮仓。仓廪实，即指中央和地方（即各郡国）的粮仓都很充实。这是中国第一个盛世“文景之治”最显著的特点。

为什么“仓廪实”会成为衡量古代盛世的首要标准呢？这当然是中国几千年来人所共知的道理：民以食以天，人的生存是首位的；温饱解决不了，一切无从谈起。

在中国古代，在生产力较低下的状态下，全社会的人都能吃饱肚子，这可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因而，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对西汉文景时代社会经济状况的描述就成了著名的描述：“都鄙廪庾皆满，而府库余货财，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3]溢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政府的粮仓非常充实，粮库里堆满了粮食，粮食由于陈陈相因，致腐烂不可食；京师的钱财有千百万，连串钱的绳子都朽断了。

这种仓廪实、府库有余钱的状况，与经过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的西汉初年形成了鲜明反差。当年，由于秦末农民战争和四年的楚汉争霸，汉代的开创者刘邦所面对的是山河破碎、田园荒芜、经济萧条、百姓生活困苦的社会状态。班固作如此描摹：“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过半。高祖乃令民得卖子就食蜀汉。天下既定，民亡盖臧，自天下（子）不能具醇驷，而[4]将相或乘牛车。”司马迁描写：西汉初期，承久乱之弊“作业剧而财匮，自天子不能具钧驷，而将相或乘牛车，齐民无藏盖……米至石[5]万钱，马一匹则百金。”说的是秦末农民战争之后，社会状态是如此的糟糕：老百姓无法在田地上生产，到处是饥荒，还发生人吃人的现象，粮食非常贵，百姓死者过半，汉初时连皇帝也坐不上四匹纯一色马拉的车子，将相们只能坐牛车。

据此，“仓廪实”就尤其显得来之不易！

文景二帝承汉高祖刘邦、惠帝、吕后之社会治理成果，加之二人英明果敢，使其时百姓生活于物质产品极大丰富的快乐之中。司马迁在《史记》卷二十五《平准书》如此描述文帝时的社会状况：“粟至[6]十余钱，鸡鸣狗吠，烟火万里。”这可真算是中国封建社会历史上百姓生活最为富裕的时期之一。（二）赋役轻

赋即赋税，役即劳役。

在中国古代社会，重重地压在农民身上的便是赋役，即不但要交税还要服劳役。

秦皇暴政，其表现就是赋役太重，刑法太苛。

于是西汉初年汉高祖刘邦吸取了秦朝灭亡的教训，实行轻徭薄赋的政策，实行“什伍税一”，即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交税，农民负担就很轻了。班固说：“上（刘邦）于是约法省禁，轻田租，什伍而税一，量吏禄，度官用，以赋于民，而山川、园池、市肆租税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汤沐邑皆各为私，奉不领於天子之经费，漕转关东粟[7]以给中都官，岁不过数十万石。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即经过汉初三代人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治理，社会经济才有所恢复。

公元前180年文帝即位后继承了汉初以来轻徭薄赋的治国之策，并进一步减轻了农民的负担。文帝二年（前178）和十二年（前168）分别两次“除田租税之半”。从文帝十三年（前167）起，又连续11年免除全国田赋，在这11年里，农民来自农业税的负担没有了，这在封建社会是绝无仅有的。到其子文景帝即位后才恢复三十税一：[8]“孝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税一也。”直到西汉末年仍是三十税一。所以，西汉前期七十余年农民负担一直很轻，这是史家们所公认的。

人头税是中国古代社会中央政府的一项重要税收收入。一般规定民年15岁至56岁要纳算赋，汉初为每人年纳一算（120钱），文帝时减为40钱，减少了三分之二，民获实惠，即人头税也大为减少。

徭役是中国封建社会里农民逃脱不了的负担。文帝时减轻农民的徭役负担，规定民年23～56岁，服兵役两年；其他时间，原为每人[9]每年在郡县充列卒一个月，减为“三年而一事”。即三年充更卒一个月。

赋役轻是“文景之治”的重要特征。（三）人口增

人口增长较快，亦是文景时代的特征之一。

西汉初年，实行分封制，皇帝给各王子和大将们予封地。当时大侯封国的人口不过万家，小的封国人口也就五六百户。到了文景之世，流民还归田园，户口迅速繁息；列侯封国大者至三四万户，小的也户口倍增，而且比过去富实得多。史载：“故逮文景四五世间，流民既[10]归，户口亦息，列侯大者至三四万户，小国自倍，富厚如之。”户口的充分回归与迅速繁息是社会生产走向安定有序及正常化的反映。（四）天下安

经济得到发展和繁荣，出现了社会安定和谐、人民富足安康的局面。让我们来看看同样来自汉代史家班固所记载的文景时代：“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外，居官者以为姓号。故人人自爱而重犯法，[11]先行仁义而后绌耻辱焉。当此之时，网疏而民富。”也就是说：社会各阶层的人安居乐业，有粱米肉食吃；做官的长期安于职位，生子抱孙；居官久了，甚至以官职为姓；人人都很自爱，特别看重不犯法；人人以行仁义为先而以耻辱相黜。当时的社会法网疏、人民富。这种和谐、安康的社会状态在中国历史上是少有的。

班固在《汉书》中还记载文帝时“惩恶亡秦之政，论议务在宽厚，耻言人之过失。化行天下，告讦之俗易，吏安其官，民乐其业，[12]……是以刑罚大省，至于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即在“以德化民”的治理之下，每年大约也就400件刑事案件，以至于刑罚都用不上；当官的安其位，百姓乐其业，多好的社会状态！此外，当时地方官员要公布汉文帝下发的诏书，一些老百姓，年老的、残疾的甚至拄着拐杖的都要赶来。在老百姓的心中，皇帝的诏书是一种福音，一种德音。因而，班固在《汉书·文帝纪》中深情言道：“周云‘成康’，汉言‘文景’，美矣！”成康时代是周代的治世，文景之世堪比成康！亲身经历了这个时代的司马迁父子则感叹：“汉兴，至孝文四十[13]余哉，德至盛也！”二 成因与启示

秦汉之际的长期战乱，使民不聊生，田园荒芜，一派凋敝，一切都亟待恢复。于是从高帝到景帝都以清静无为、与民休息作为执政的基本方针，故“轻徭薄赋”成为这一历史时期的重大特征。然而，轻徭薄赋虽利于恢复元气，但社会经济仍需向前发展。于是，在轻徭薄赋的基础上劝课农桑以发展农业，弛山泽之禁以发展工商业，以儒家之德教化百姓以安定社会，创造安定的社会环境以利于社会稳定发展，成为这一时代走向的必然趋势，这正是汉文帝和汉景帝能开创“盛世”的关键所在。（一）轻徭薄赋1.减免田租与减轻徭役

汉代初年，当刘邦面对战争之后田园荒芜、人口大减、百姓困苦的社会状态时，他接受了汉初儒家思想家陆贾的建议，推行黄老道家的休养生息策略和儒家爱民仁慈的政策，以恢复社会经济。

据史载，社会基层小官出身且带有社会混混性格的刘邦本不喜欢[14]儒生，《史记·郦生陆贾列传》谓“沛公不好儒”，并曾在儒生的冠帽上“溲溺”；《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还记载：“叔孙通儒服，汉王[15]憎之。”但面对当时的社会状况，刘邦还是不得不接受了儒生陆贾的建议。采取了轻徭薄赋、休养生息的统治策略，实行“什伍税一”，即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交税，减轻了农民负担，文帝即位后继续实行汉初以来轻徭薄赋的治国之策。

文帝即位第二年十月，为减轻人民的负担，下诏令列侯就国，离开京城，“各守其地”，十一月又下诏要求各级官吏“各饬其任职，[16]务省徭费以便民”。并诏令卫将军统辖的军队，太仆所管马匹除留少量供使用外，其余一律交驿站使用，随即又下诏减当年田租之半。公元前168年，为便于贸易，鼓励民众生产经营的积极性，增加收入，下诏除关传、撤关卡。为进一步减轻农民负担，又下诏减当年租税之半，次年又下诏“其除田之租税”。直到文帝去世的整整11年里农民无任何租税。同时，文帝还重奖三老、孝悌、力田、廉吏等。

从“十五税一”改为“三十税一”，即从收获物的十五分之一交税改为收获物的三十分之一交税，后又连续11年不要农民交税，可以说是中国古代农民最快乐的时光。此外，算赋由每人每年120钱减至每人每年40钱，徭役由每年服一次减为每3年服役一次。农民的负担大为减轻。2.劝课农桑

文帝在实行轻徭薄赋政策的同时，接受了谋臣贾谊奖励耕垦的建议，进一步让农民有生产劲头。贾谊劝文帝说：“管子曰：仓廪实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尝闻；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生之有时而用之亡度，则物力必屈，古[17]之治天下至孅至悉也。”贾谊劝文帝说：如战国时代的管子所言，仓廪充实、百姓温饱解决了，才能坚守礼节，百姓温饱都解决不了，这个社会能治理得好，自古至今都没听说过。

文帝和景帝都曾多次下诏劝课农桑，按户口比例设置三老（掌教化的乡官）、孝悌（荣誉头衔）、力田（荣誉头衔），并经常给他们赏赐，以鼓励农民发展生产。史载文帝说：“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又曰：孝悌，天下之大顺也；力田，为生之本也；三老，众民之师也；廉吏，民之表也。朕甚嘉此二三大夫之行。其遣谒者劳赐三老孝者帛，人五匹；悌者、力田二匹，廉吏二百石以上率百石者三匹，及问民所不便，安而以户口率[18]置三老、孝悌、力田，令各率其意以道民焉。”这段话表明文帝极重视农耕生产：我多次下诏，要基层官员们劝民种树等农业生产活动，但官员们没有努力贯彻我的指示，也即没有努力鼓励老百姓从事农业生产；现在农民们有许多困苦而官员不去减轻，怎么鼓励得了农民们去从事农业生产？现在我决定减轻农民们一半的税务负担，从“什伍税一”减为“三十税一”。孝悌、力田、三老是农民们的老师，廉吏是农民们的表率，我要嘉奖他们，派人赐给他们帛（布匹），并按人口比例进一步完善三老设置。文帝还让皇后亲自养蚕作示范。文帝的这些鼓励措施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3.稳定粮价

随着农业的发展，粮食产量的增加，粮食价格大大走低，史载文帝时每石粟低至十余钱，这在当时是很低的价格。俗话说“粮贱伤农”，为保证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汉文帝君臣认为必须提高粮食价格，其办法是采取鼓励有钱人家购买农民的粮食，捐献给国家；对于能捐献粮食并运送到边境粮库的，国家按照捐献数额的不同，赐予不同爵位，还可以赎罪。从而使得边防要塞的粮食储备迅速充足了，接下来又进一步充实各郡县的粮食储备，只要郡县粮食储备足够一年所需，该郡县就可以免收农民田租；从而，农民的收入得到保障，负担减轻了，国家的储备也充足了。4.弛禁山泽“山泽之禁”，即山林川泽等属国家所有，私人不可以去从中谋利，如煮盐、开矿、伐木等，必须由国家的组织去经营。这就必然会限制农副业和手工业、工矿业等的发展。

文帝在实行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稳定粮价策略的同时，“弛山泽之禁”，即开放原来归国家所有的山林川泽，从而促进了农副业生产和与国计民生有重大关系的盐铁生产事业的发展。司马迁记载：“汉兴海内为一，开关梁，弛山泽之禁，是以富商大贾周流，天下交[19]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即富商大贾们转运货物，使天下物品都得以流通交易。文帝十二年（前168）废除了过关用传（通过军事重镇或边塞要地关卡时的符信，即凭证）制度，史载：“（文帝十二年）[20]三月除关，无用传。”即过关不用“传”。这样就促进了商品流通和各地区间的经济交往。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工商杂税收入逐步超过了全国的田租收入，也使政府有财力减免田租。汉景帝恢复与匈奴等周边民族通关市，发展边境贸易，在“异物内流则国用饶，利不外泄[21]则民用给”的指导原则下，取得了巨大的贸易顺差。

以上这些轻徭薄赋的政策措施，有力地推动了文景时代的社会经济发展。（二）以德化民

早在刘邦初入咸阳时就针对父老苦秦苛法，发布了著名的“约法[22]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余悉除去秦法。”其基本精神就是删繁就简、去苛从宽，这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无疑是顺应人心的。高祖之后的惠帝、吕后也都采取了省刑罚除苛法的措施，如惠帝四年[23]（前191）“除挟书律”，高后元年（前187）正月“除三族罪、妖[24]言令”。

文帝接位后，贾谊劝文帝说：“以礼义治之者积礼义，以刑罚治[25]之者积刑罚。刑罚积而民怨背，礼义积而民和亲。”文帝接受了贾谊废弃秦的“法治”政策，改行儒家“德教”，重视道德的潜移默化作用。司马迁《史记·孝文帝本纪》载：南越王自立为帝，上“以德报之”，“匈奴背约入盗，然令边守备，不发兵深入，恶烦苦百姓。吴王诈病不朝，就赐几杖……群臣如张武等受赂遗金钱，觉，上乃发御府金钱赐之，以愧其心，弗下吏。专务以德化民，是以海内殷富，[26]兴于礼义。”

以德化民还表现为文帝的一系列省刑罚与除苛法。

文帝元年（前179）十二月“尽除收帑相坐律令”。“帑”与“孥”字通假，即妻子儿女。“收帑”，把妻子儿女收没为官府奴婢；同时，对于衣服器物也予抄没。秦代法律规定，罪人的父母、兄弟、姊妹、妻子和子女都要连坐，重的处死，轻的没入为官奴婢，称为“收孥相坐律”。文帝在《议除收孥相坐律诏》中说：“法者，治之正也，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巳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27]产坐之及收，朕甚不取其议。”即文帝在诏书中说：法律是用来矫治犯罪和禁止残暴、保护好人的。现在犯法的人已受到惩罚，但他无罪的父母、妻与子还要受到连坐，他们的财产也要被没收，我认为非常不应该。

文帝二年（前178）又下诏废除“诽谤、妖言之罪。”

所谓诽谤妖言罪，就是禁止百姓说话，所谓禁人之心、钳人之口，以言论、思想惩罚民众的残酷刑律。对社会的正常发展不利。文帝在诏书中说：“古之治天下，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结而后相谩，吏以为大逆，其有他言，而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28]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文帝还废除了犯人终身服劳役的法律。秦代大多数罪人都没有刑期，终生服劳役。汉文帝诏令重新制定法律，根据犯罪情节轻重，规定服刑期限；罪人服刑期满，免为庶人（平民）。

文帝十三年还废除了肉刑。秦代有黥、劓、刖、宫四种肉刑。这些肉刑都是从奴隶制时代沿袭下来的刑法，往往造成人的残疾。据司马迁《史记》记载，文帝废除肉刑还有一段“缇萦救父”的故事：文帝十二年时，齐太仓令，名医淳于意有罪当刑，其少女缇萦上书汉帝，指出肉刑太残酷，“刑者不可复属”，虽想改过自新也不可能了，“愿没入官婢，以赎父罪”，文帝很感动，下诏废除肉刑。文帝说：“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而民不犯。何则？至治也。今法有肉刑三，而奸不止，其咎安在？今人过，教未施而刑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毋也。朕甚怜之。夫刑至断肢体，刻肌肤，终身不息，何[29]其痛楚而不德也，岂称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

文帝十三年在废除割鼻、断足等残害肢体的肉刑时，规定代之以笞刑，但由于开始时规定笞刑最高额为500，“或至死而笞未毕”[30]。景帝继位后进一步改革，把最高限额改为200，还规定了竹板的尺寸大小，只打臀部，每名罪犯规定由一个差人行刑，中途不许换人，这以后受笞刑的人才得以保住性命。文帝又规定罪犯服劳役有一定的刑期，凡不逃亡而服刑期满的，可免为庶人，这是爱惜和保护社会生产力的一项重大改进。加以文景时期君臣强调教化，量刑宽大，断案审慎，所以刑事案件大为减少，一年只有400件左右，这同秦末“赭[31]衣塞路、囹圄成市”形成鲜明对比，社会治安几乎达到了儒生们理想的西周水平。

景帝承其父之思想观念，表现为非常重视执法的宽平。景帝多次下令审疑狱，慎刑罚。前145年景帝在诏书中说：“法令度量所以禁暴止邪也；狱，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复生。……诸狱疑，若虽文致于[32]法而于人心不厌者辄谳之。”公元前144年五月，下诏：“减笞法，定菙令。”

以德化民而不是严刑峻法，是文景盛世的重要成因。汉代著名史学家班固在《文帝纪》最后对文帝有一段称赞：“（文帝）专务以德[33]化民，是以海内殷富，兴于礼义，断狱数百几致刑措。”即是说：文帝时专心致力于以儒家伦理道德教化百姓，所以天下逐渐富裕，礼义仁让得到贯彻，老百姓不犯法，以至于刑法不必使用。德而化民，此实为奠和谐社会之基也！（三）安定天下

社会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有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作为一个亟欲大力发展社会经济的皇帝，当须营造良好之社会氛围。

西汉自汉高祖刘邦以来，都采取“与民休息”的政策，农民得到了实惠，却也助长了豪强商贾的实力。因为豪强地主占有的土地多，轻徭薄赋政策使他们获利最多；“弛山泽之禁”，富商从中获利最大。所以，在“与民休息”的同时，豪强巨商一天天膨胀起来，社会上形成了拥有政治优势的汉初军功集团、桀骜不驯的巨族土霸和财力日益雄厚的商人三股势力。这些豪富占有大量财富，一方面使用成群奴婢，过着侈靡生活，消耗着大量的劳动成果，影响着农业生产；另一方面疯狂兼并土地，逼迫大量的自耕农破产流亡。国家的税收是三十税一，即收获量的三十分之一，豪强地主向佃农收取的地租率是收获量的一半，其得利可想而知。社会财富占有的悬殊，成为社会不安的最大隐患，极容易造成社会秩序动荡和阶级矛盾尖锐。

为保护自耕农的权益，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保持社会的安定，文景二帝采取了一些抑制豪强的措施。文帝接受了策臣贾谊提出的一系列建议：移风易俗，反对豪强淫侈之风；禁止豪强私自铸钱；重农[34]抑商；逐步分化诸侯；加强储备以防灾荒等。

景帝的重要谋臣晁错则向景帝指出：“今法律贱商人，商人已富[35]贵也；尊农夫，农夫已贫贱矣。”晁错认为：本来我们的法律是要让商人贫且地位低，但现在恰恰相反，商人已富裕且地位高；我们的法律本来是要让农夫富裕且地位高，但现在却相反，农夫已经贫穷且地位低了。于是晁错提出了“损有余补不足”的理财思路。晁错的建议就是以捐献粮食授予爵位的方式，诱使富人去购买农民的粮食来实现重农国策；他劝景帝勇敢地接受权贵集团的挑战。晁错得到了景帝的重用，但也受到权贵们更多的攻击。景帝在打击豪强方面，采取了比文帝更加严厉的措施，任用郅都、王温舒、严延年、宁成等酷吏，痛诛不法豪强。史载：“流血十余里”，“余皆股栗”，“豪强肋息，威[36]震旁郡”，“摧折豪强，扶助贫弱”。何其果敢、严厉之举！

面对豪强，景帝已然平定“七国之乱”。

汉初分封的大批异姓诸侯国成为割据势力的代表，刘邦用余生之力歼灭了异姓诸侯国，但是又错误地分封了同姓诸侯国，他们占据了大部分富饶的土地和人口，很快成为与中央抗争的地方割据势力，汉景帝时期以吴王为代表的分裂势力联合七国反叛，景帝仅用三个月就采取果断措施平息了这场叛乱。

文景二帝对豪强的抑制，对分裂势力的平定，对社会稳定起了重要作用。

文景二帝还着力安定边境，因为边境不安，社会同样难安。

从汉初至文景时代，西北的匈奴屡犯边境，南越的赵佗自立为帝，但文景二帝并没有轻易用兵，因为用兵就必然扰民，就必然影响社会生产，而是尽力维持相安的局面。汉初刘邦原与匈奴有和亲之约，文帝时又与匈奴订和亲之约（前162），此后匈奴虽背约屡犯边境，但文帝只是诏令边郡严加备守，并不轻易出兵，尽量不烦扰百姓。对南越王赵佗采取怀柔的政策，使他归顺了汉朝。所以，在文景时代，通过文景二帝的努力，边疆得到暂时安定，为后来的继位者汉武帝用武力安定边疆积蓄了经济基础。（四）君明臣贤

古来史家均羡称品德高尚、能力良好、有励精图治追求的皇帝为“明君”，即贤明、圣明之君主。文景二帝即为明君，然明君也不可缺失贤臣之辅助——明君贤臣共主天下，此为文景二帝开创盛世之极重要因素。[37]

汉文帝谋臣贾谊说：“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文景二帝诚然如此。

汉文帝是位亲民、有着深厚民生情怀之帝王。其殷切关注百姓生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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