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峰 著 徐峰 译 汤惠生 校

出版社：上海古籍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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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增订本)试读：

记得16年前负笈东渡，飞机飞越富士山上空，俯首翘望山顶白雪皑皑，碧空清澈，真有一种海阔天高之感。这种感觉之所以特别强烈，也是因为刚刚结束了在沣西数年的田野考古生涯，特别是后两年由于修建工作站而整天耗时于建筑工地的瓦砾杂务之中，不由不有厌烦之想。所以，我当时即有一种想法，那就是去看看中国以外的学问，看看考古学以外的学问。在日本东京大学读博士学位期间，我得到了导师松丸道雄先生从学习到生活各方面无微不至的关怀，同时也在他的影响之下开始完成了自己学术道路上一个重要的转变。我开始尝试逐渐摆脱考古学上习惯的时空模式的思维，而是更多地来考虑事物之间的因果逻辑关系以及这种关系所赖以存在的整体结构问题，这也就是松丸先生常讲的“歷史学その物に対する理解”。特别是松丸先生对青铜器及其铭文的多方面兴趣和深入研究，更使我感到视野大开。在松丸先生的影响下我开始专门钻研喜好已久的西周金文，并在一开始就学会把它们当成了解西周社会和政治的历史学资料来对待。

1992年我从东京辗转来到美国纽约，以所谓“而立之年”才开始学习英文，其中甘苦自不待言。不过，我很幸运地遇到了我人生中的另一位导师，即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汉学家夏含夷（Edward L. Shaughnessy）教授。芝加哥大学的东亚语言和文明系过去即有研究西周时期的传统，而夏含夷先生的研究更是精深，特别是其在《周易》、《竹书纪年》和西周年代学等方面都有公认的卓越成就。他以文献研究为基础，并以对文献的批判态度来研究金文，在很多问题上卓有创见。跟他读博士，不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在西周金文方面的兴趣，同时也有机会涉猎有关西周文献方面的许多课题。更重要的事，在他的不断批评中，我逐渐学会了怎样才能最有效地，但同时又不过分地使用所有证据的一个方法。记得他在批语中常常说的一句话是“Your evidence can only be as strong as your weakest point”，体会不到这句话的含义，学问是做不好的。现在回想起来，当年没有和其他来自中国的考古学生一样去专攻美国的人类学，而是决定继续从事西周方面的学习和研究，对我来说应该还是一个正确的选择。

芝加哥大学学风严谨，名师如林，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领域几乎都有全球顶尖的学者。这里的学生们也几乎只有一个信念，即把自己变成将来最好的学者。在芝加哥学习的6年期间，我初步（只能说初步）了解到了中国研究以外学问之深、之大，而且领略到这些学问是怎样在一个学术的大千世界里相互联结，并互为基础。其中考古学和人类学的发达自不待言，我格外感到受益的是有机会窥探到西方古典时期历史，特别是罗马历史的研究，深感到其事实考证之精密，理论阐释之深邃，实是叹为观止。而占据西方古代史研究之主流的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更是名家辈出，成果丰硕，从理论到方法均到达了一种高度成熟并不断反思的阶段。这其中有许多我们在西方研究中国历史的人，特别是在中国研究中国历史的人所值得学习的命题和方法。西方历史学的长处在于它能够以事实为基础，以概念的理论探讨为途径，整体框架和局部可以有机结合，并能与其他学科如社会学、政治学甚至人类学融会贯通。我们常常喜欢用“博大精深”来形容中国的学问，把这四个字用在西方学问之上自然也是当之无愧的。

现在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即是以我在芝加哥大学的博士论文为基础修改而成的，其英文原版于2006年8月由英国的剑桥大学出版(1)社正式出版。虽然这本书是在90年代末开始撰写，但可以说它是以前20年我对西周时期的思考和研究的一个总结。因此这本书能够问世，我首先要感谢我学术生涯中的三位导师：我的中国老师张长寿先生——他使我在考古研究所学习和工作的七年中受到了严格的田野考古学训练，帮助我完成了学术上的起步，并为以后的研究打下了一个扎实的考古学基础；我的日本老师松丸道雄先生——他使我看到了有关西周青铜器研究的诸多有趣的方面以及怎样把它们和西周社会的研究联系起来；我的美国老师夏含夷先生——他使我学会了西方学问的学术规范和现代历史学的精要，并且帮助我完成了这本书的最早规划并将其付诸实施。书的首页纪念已故的陈公柔先生，他曾在考古研究所为我上了首堂古文字课，并在以后的研究中多有指导。记得当时考古所研究生很少，上课的只有我和傅宪国两人，先生却为我们写了长长的讲稿，他的谆谆教诲，至今尚在耳边。

书中包含的很大一部分研究是在野外进行的，以我在1997年到2003年对有关地区的三次实地考察为中心，期间我得到了中国考古界许多同事和朋友的热情帮助。虽然担心已经忘记了一些名字，但是以下各位则是我要特别感谢的：甘肃省文物局张珑先生、宁夏回族自治区考古研究所罗丰先生（前固原博物馆）、陕西省考古研究所焦南峰先生、宝鸡市博物馆胡智生先生、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姜涛先生、烟台市文管会林仙庭先生。回到北京，则要感谢帮助我安排在外地旅行的考古研究所同事梁中合、傅宪国、郑若葵等先生和国家文物局的宋新潮先生。另外，我还要感谢孙大卫（David Sena）先生，他曾和我一起于1998年经历了纵贯陕北的艰险旅程，直达榆林；我的弟弟李刚先生，他曾于2003年带我完成了另一次艰难旅行，最后到达秦国起源地的甘肃礼县。

这个中文译本的出版，我首先要感谢南京师范大学的汤惠生教授，他安排他的研究生徐峰先生用了近一年的时间对本书进行了艰苦的翻译，他并亲自对译文进行了两个月的精校。这本书内容含量大，英文表达有时非常复杂，徐峰先生能译到这个程度，已是功不可没。我还要感谢上海大学的朱渊清教授，由于他的大力推荐这本书得以纳入上海古籍出版社的出版计划。我离开中国学术界多年，其间鲜少用中文发表著述，所以我希望这个译本的出版也可以说是对国内老师、同行和朋友们的一个汇报。由于人生的特殊机遇，我有幸能够在实地切身地体验中国、日本和西方三方面不同的学术传统，写成的这本拙著对国内的读者或许还能有一些参考或批判价值。当然，其中成败读者可以自己判断。

应该提到的是，原书写作的对象主要是西方读者，因此书中引用著述往往以英文著作为先，对于中国国内特别是近期学者的有关研究则难免有疏漏之处。特别是从英文原著写成到中文译本出版可谓旷日持久，有些新资料未来得及补充，这些均望读者能予谅解。体例方面，为读者查证方便，所引文献一律注明版本和具体页码。经典的引用一律采用《十三经注疏》（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哲学著作统一引自《二十二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史记》之类史书的则用中华书局的二十四史标点本（1959年始）。引用青铜器铭文一律采用《殷周金文集成》（简称JC）（北京：中华书局，1984-1994年）和《近出殷周金文集录》（简称JL）（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铭文编号也以此二书为准。新近出土而不见于二书者则另行注明。为了行文简便，考古简报一般只注明其在所载刊物中的出处而不加篇题；专刊和图录则直接引用书名，不加著者单位长名（有关信息读者可以在书后文献目录中查看）。另为方便起见，西周王年均采自夏含夷先生Sources of Western Zhou History（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1），xix页。虽然我相信夏含夷先生的考订更好地反映了我们现有的证据，但其他新的编年体系如《夏商周断代工程：1996-2000年阶段性成果报告》（北京：世界图书，2000年，第88页）也存在，而许多王年的最后结论尚要等待更多证据。需要说明的是，夏含夷先生所定年代采用了倪德卫（David S. Nivison）先生于1983年提出的“二元年”理论，即一个王有两个元年，其一为先王死后新王世的开始，另一为先王服丧期满后新王正式即位之年。因此，在倪德卫-夏含夷系统中，大多数周王都有两个元年。李　峰2006年9月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1)　Li Feng, Landscape and Power in Early China: The Crisis and Fall of the Western Zhou, 1045-771 B.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绪论

在中国悠久的传统中，西周王朝作为政通人和的典范历来备受推崇。孔子（前551-前479）曾多次赞颂周朝的制度及其创立者文王、(1)武王，特别是周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整个儒家传统即是以传承自西周时期的核心文献为中心的。孔子对西周王朝如此偏爱，也许缘自一个更为实际的理由：到了孔子的时代，传说中的夏朝，即使孔子自称是其祖先所在的商代也已经变得不可知。用孔子自己的话讲，这(2)主要是“文献不足故也”。只有对西周王朝，孔子才能够明显自信地描述出一些历史细节。今天依旧如此，西周是我们能够对中国早期(3)国家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进行可靠分析的最早时期；这尤其是因为这一时期广泛存在的文字证据，包括传世文献和更大量存在的铸于青铜(4)器皿上的铭文。西周也是中国第一个可以基于文字和考古记录将其历史发展和地理环境系统联系起来的王朝。毋庸置疑，在西周时期，中国文明的基本理念和制度已经得到创立，而对这一关键时期的理解也自然和必然会影响到我们对于整个前帝国时期中国的认识。历史梗概

公元前1045年1月，周及其盟军在河南省北部商都附近的牧野一战中一举击败势力强大的商朝军队，曾经不可一世的商王朝从此陨灭。周从其位于陕西中部渭河流域的肇兴之地起，以摧枯拉朽之势，迅速席卷了黄河中下游的大部和长江流域的部分地区：北抵燕山山脉，南达淮河及长江中游，西到六盘山，东至山东半岛。这是一个在秦始皇（前259-前210在位）之前由单一政权建立的最为辽阔的地域政治统一体。在这一政治化的空间内，周的京畿并非位于其地理中心，而是接近西部边陲，因而这一王朝被后世的史家们称作“西周”。西周国家（Western Zhou State）的基础建立在“天命”这样一个思想之上，它赋予周王一种受天之命而王天下的“天子”这一神圣角色。从周朝实际的缔造者周文王（前1099-前1050在位）和周武王（前1049/45-前1043在位）算起，共有十二位这样的“天子”。周人克商后，王位继承这一西周国家的中心政治制度得到彻底地规范化，从而使其父子相承的正常法则受到很少挑战。在国家结构上，与商代国家基本让名义上臣服于它的地方集团自治管理从而形成一个由自主部族(5)所构成的集合体不同，周人决定亲自治理他们征服的空间。他们将大量的王室后裔和近亲分封到各地去建立统治，从而使王室血统在其政治版图内得到延伸。这些众多的诸侯国与周王室因奉祀共同的祖先而彼此紧密相连，而诸侯国为了在新的环境下生存，也亟需王室的支(6)持，由此形成了西周国家的宏观地缘政治结构。

地方诸侯国的建立本身就是周进一步扩张的过程；它代表了整个西周早期，尤其是成王（前1042/35-前1006在位）、康王（前1005/3-前978在位）时期的政治发展。然而，当周人将他们的经营重心从东方转往南方时，他们遭遇到了长江中游地区强有力的反抗。在由周昭王亲征的一场较大战役中，近乎一半的王室军队毙命于汉水。这次重创为西周早期的大肆扩张画上了句号；自周穆王（前956-前918在位）统治开始并且一直延续至整个西周中期，边界地区军事优势的丧失随之带来了西周国家内政及其外交政策的调整。其中明显的一项反映在西周政府的官僚化方面，其间，许多新的官职被设立，旧的官制则被进一步地分割和分层。但是很快西周社会就经历了一场转变，这场转变几乎波及了西周文化的各个层面，从铭文形式到陶器设计，从宫廷礼仪到丧葬习俗。而在对外政策上，周朝仍然是军事和安抚并用，不过，周人在这一时期似乎更倾向于以从军事上讲代价较小的行动来达到他们的政治目标。在周穆王统治时期，发生了一次较大的外族入侵，侵袭势力从淮河地区一直深入西周国家的腹地。自此以后，西周国家的问题不再是如何通过扩张空间来更好地确保自身，而是在面临直接的外族威胁时如何固守住自己已有的领土。

随着外部环境的变化，内部分裂也开始浮现于西周国家的基础之中，逐渐威胁到周王的权力。在周王朝的第一个百年间，王室统治在确保地方诸侯国遵从西周国家的共同目标上证明是有效的。然而，到西周中期，中央朝廷与业已地方化的周贵族间的争端逐渐出现，且一度升级到王室需要靠武力来对付一些地方诸侯国的地步，如周夷王（前865-前858在位）就曾下令讨伐山东的齐侯；而夷王本人即是一个衰微的周王，并曾一度在其父亲周懿王（前899/97-前873在位）驾崩后被剥夺了继承王位的权力。无论在王室宫廷还是在地方诸侯国，内在的混乱最终都会令外部势力有机可乘。一场由周的前属臣鄂侯发动的叛乱，几乎将周王朝推向崩溃的边缘。在度过了外部的打击之后，内部积聚已久的冲突也极力寻求释放口，在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国人暴动中，备受争议的周厉王（前857/53-前842在位）被驱逐出王都，再未归返。

在加速周王朝衰落的过程中，地理环境难辞其咎。这种危机首先可以被视为一种空间上的离散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各地诸侯国不断从西周国家的中心脱离出去。在这种形势下，一旦危机爆发，位于渭河谷地，接近西部边界且为东面的重重山脉阻隔的周王朝首都的地理位置，不但对王室重整秩序毫无裨益，反而减缓了这种努力。但尤其糟糕的是，由于周的首都与东部的诸侯国相互隔离，王室军队必须独力抵抗西面的敌人。一支在金文中叫做玁狁的少数部族正是在这时从西面对西周国家构成了致命的和持续的威胁。自西周中期至整个晚期，玁狁的部族对周王朝频繁地侵扰，突破周朝的防御，直接威胁西周王都。无奈之下，周王朝在两个战略目标之间疲于奔命：一方面西周国家的完整性要依赖周王室对东方事务的持续介入；另一方面周王朝的存活却要系于西部的安全。周王朝难以两者兼顾。

这种紧张的局势由于周宣王（前827/25-前782在位）的即位而暂时得到缓解；周宣王显然优先考虑了第二个目标。在经过一系列战役，控制了西面的威胁后，王室在东部的权威也一度得到恢复。然而周宣王前二十年的短暂中兴并不能扭转整个王朝的颓势，甚至就在周宣王死之前，王室军队已经在离王畿不远的地区遭受了几次大的失利。最终，在公元前771年，即周幽王（前781-前771在位）十一年，犬戎部族（很可能与玁狁有关）攻破了周的首都，杀幽王（西周的最后一个王）于骊山下，西周灭亡。在周平王（前770-前720在位）重建王室之后，周朝的都城东迁洛邑（今天的洛阳），是为东周。本书的目的

历史上一个王朝走向终结的方式有许多种，例如外族入侵、权力更替、革命以及在稍后的中国历史舞台上上演得最为频繁的农民起义等等，都可以导致一个王朝的终结。西周的崩溃属于典型的外族入侵，中心遭毁灭，由周王朝一手营建的地缘政治统一体也随之瓦解。于是，西周的覆亡除了与其内政密切关联外，同时与发生在中国西北部复杂地形之上的周人与西北诸多部族持久的文化和军事对抗也不无关系。西周的灭亡是政治和地理之间一种长期且复杂的相互作用的结果，这种作用既是历史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地理的过程。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对西周时期的认识有了重大的转变。在这些发掘中最引人注目的是晋、虢、应、燕、邢、秦六处属于西周地方诸侯国的墓地，它们在两方面明显改变了西周史的研究方向。首先，学术研究过去集中于陕西和河南中心地区的较大的都城遗址，现在其注意力则转向了西周的外围地区。这就提出了周王朝与地方诸侯国之间的关系问题以及周王朝的整个地缘政治结构问题。第二，这些发掘中出土了大量属于西周后期的新材料，特别是有铭青铜器，它提醒我们对这一王纲不振、诸侯纷争的错综复杂时期重要性的关注。仅此两个问题的交错便要求我们对西周晚期历史发展的原理（rationale）和动力（dynamics）进行一次系统的考察。

本书旨在探讨西周国家的衰弱和灭亡这一特定的持续历史和地理过程中，地理条件及其政治性建构之间的复杂关系。该书将在对西周西部自然环境特别关注的基础上，分析和说明西周的政治体系是如何并且为何不能经受住时间的考验，从而最终导致了西周国家的解体和王畿的崩溃。这本书并非一部西周的通史，甚至也不是西周晚期的通史，而是想通过对围绕西周灭亡这一历史事件有关问题的实证性研究，来对一个具体问题进行一个合理的历史性解释。在这样一个总体目标之下，有五个具体且相互联系的目的：

作为这项研究的基础，我首先希望揭示出西周国家的地理幅员，并且构造出一个地缘框架，其中社会政治状况的变化可以通过空间关系的扩张来进行衡量。我们通过两方面来实施这一目的：第一，我们要论证地表的形态（landscape）是如何影响和引导了西周国家的历史发展；第二，我们要论证西周国家是如何在这样一种地形中建立起自己的代理者（封国），并且使其成为有关地域地表形态（landscape；关于这个词的定义，见下文具体讨论）中的参与者。在整个西周势力范围内发现的青铜器铭文上通常都铸有其地方诸侯国中作器者的姓名，这为我们实际界定西周国家的空间存在提供了翔实的材料。这项研究进一步揭示，处在一个不断变化环境之中的西周国家是如何通过重构它的地理空间来适应外部压力和内部紧张局势的。为此，我将对周-玁狁的战争进行一次实际的复原，即这场战争发生在陕西西部和甘肃东部这一实际地形内，同时也指出这场战争对周王畿构成的威胁究竟到了何种程度。

本书的第二个目的是再现公元前771年西周王都灭亡时的复杂政治环境。在这点上，传统史学对中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记述未趋一致，不仅这一历史事件的许多方面为传说和假象所掩盖，更严重的是，连这一时期的大致轮廓也由于传世史料中各式各样的差异和矛盾而隐晦不清。我们的研究目标是对幽王时期的政治动力有一个清晰的了解，并且对其灭亡的直接原因做出解释。为了支持这种解释，我们将论述西周王廷的政治是如何以一种互动关系与西北边界的地缘政治相关联的，以及这一地区的地表形态在西周灭亡的过程中是如何扮演一个重要角色的。

第三，外部的危机定然有着内在的原因。沿着这种思路，我们将调查并分析导致西周政治和社会混乱的根源，因为正是这种混乱削弱了周王朝维持其早期那种疆域广阔的空间存在的能力。本书在西周国家的基本结构特征和其统治原理中来寻找西周逐渐衰弱的根源。尽管这不是一项系统地讨论西周政治体制不同侧面的专门研究，但我们仍然将就这一体制中的问题进行一些讨论。通过这项研究，我希望能够揭示西周王朝的突然崩溃与其长期的衰退过程之间的逻辑联系。虽然“衰退”并不必然导致“崩溃”，但在这一特例中，西周国家内部的长期混乱和外部的压力显然共同为其铺设了终结之路。同时，我也希望对中国早期国家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和挑战及其可能做出的反应获得一个切实的理解。

第四，这项研究欲对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间战争的起源以及中华帝国崛起的前提做出解释。为此，我将对周王朝东迁定都洛阳平原和其他几个周人重要小邦东迁的具体过程进行考察，从而对东西周之间地缘政治的转变进行系统的研究。通过这一研究，我希望探究出周王朝在西部的灭亡对东部的地缘政治所产生的深远影响。

最后，借助本书，我将回顾过去二十年中一些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并且探讨它们对于西周史研究的意义。以英文出版的关于中国历史上这一关键时期的著作只有两部通史和一本史料学著作，此外还有(7)少数零星发表的文章。在西周考古方面，除了近期发表的一个简介

(8)外，我们尚期待有一本全面和广泛介绍考古材料特别是最新资料的专著。在这方面，我希望本书能够为未来利用考古资料对西周时期进行研究提供一个有用的工具。不过我还须申言的是，虽然本书回顾了这一时期的考古发现，但它的主题仍是历史，而且是为了回答历史问题所写。因此，读者不应用纯粹考古学著作的标准来衡量它。资料

本书所研究的资料对象分考古、金文和文献三类。下面我将分别讨论它们的特性及其对西周史研究的意义。

考古资料将我们的时代与西周直接联系起来，并且赋予了我们对古代一种直接的感官体验。根据考古学上传统的分类，属于西周时期的物质证据，除去有机的和环境的遗存外，主要可以分为可移动的遗(9)物和不可移动的遗迹两大类别。鉴于西周处于中国青铜时代的全盛时期，我们在理解西周的文化、宗教和社会状况时，青铜制品，尤其是青铜容器的重要性无须做过多的强调。从本书研究的角度来看，作为在像西周这样的政治体制中原料运输和分配之漫长过程的终端产品，青铜器所蕴涵的高度社会经济价值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更应该将其视为反映当时贵族活动的物证。正因如此，青铜器更重要的是一个特定地表形态中社会政治焦点的标志物，也是这一地表形态中的参与物之一。当然，青铜器并非那些西周贵族遗址中出土的唯一的器物种类，同时还有陶器、玉器，以及漆器等其他种类。另外，贵族墓葬中通常还随葬有那个时代最为复杂的工业产品——马拉战车。陶器在西周研究中也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它们通常都是由各地生产的，与不同的地区传统有着紧密的联系，从而显示出难以从青铜器上获知的西周文化的地区特征。此外，由于陶器持续时间更短并且其风格变化更快，至少在经过深入研究的地区中，它们比青铜器能更好地反映出遗址的年代。

不可移动的遗迹是指在田野发掘中所发现的人为遗构，诸如宫殿的地基、房屋、灰坑、壕沟、作坊，以及各式各样的墓葬等；它们本身是西周时期居民生活的表象，并且饱含了过去的文化和宗教活动的信息。然而，这些遗构的重要性并不仅仅在于它们所包容的信息，事实上，对于本书研究更为关键的还在于它们是各种有意义的遗物的集中地。它们在文化和空间之间构建起一种联系，并且只有通过这种联系，作为考古学证据的遗物才是有意义的。此外，在这两种类型证据的交界点上，还隐含着一种特殊考古学证据类型：即不同类型的器物排列组合方式。这样的信息对研究西周的文化和宗教思想是十分重要的。

这些考古资料固然重要，但重要并不代表它们就是关于西周过去的完美证据；也许它们离完美还相当远。其缺陷首先在于，它们本身并不构成一种系统的信息排列，相反是高度零散的，甚至是偶然的，因为许多考古发现并非有计划的发掘，而纯属机缘巧合；这种现状在今天的中国正日益严峻。尽管我们今天拥有的西周资料正与日俱增，但它们所反映的只是过去的一个点滴。更值得指出的是，这些考古资料离开创造它们的环境已不是真正“新鲜”的了；它们以发表的“记录”的形式来到我们——尤其是西方学者——面前，且不可避免地烙上了提供它们的考古学家的某些印痕，并夹杂着他们的观点。这样的记录有时候是高度选择性的，对于哪些应编入报告中和哪些不应编入的选择有时可能是相当主观的。

有铭文的青铜器构成了一种独特的资料类型，因为当它们从地下出土时，对于我们的研究而言，它们既是考古资料，又是历史文献。西周时期的有铭青铜器早在汉代（前206-220）便为学者们所知，并(10)且迄今为止已积聚了庞大的数目。作为考古学证据，只有到西周时期有铭青铜器才普遍存在，而西周以后其重要性也随之降低了。有些铭文很长，为我们提供了了解当时周王廷或地方诸侯国事件的重要信息。事实上，许多铭文尤其是“册命金文”中包含的一部分内容显然是从竹木简上的官方“任命书”中移录过来的，而这些“任命书”正(11)是作器者直接从周王处领到的。一件记录与周王室有关的人物和事件的青铜器铭文在一个地区的出土，并且出自于一个可证明的周文化遗址，是对该地区与西周国家间政治关系的最好确认。即使在一些仅有作器者名（通常一同铸有地方国名）的短铭例子中，它们对确定其所出的遗址的政治从属也是有益的。当然，作为历史文献，有铭青铜器比之仅仅作为地理上的一个指示物要重要得多。事实上，青铜器的铸造是在不同的场合由多种原因造成的，譬如对政绩或军功的纪念，婚姻关系的促进，对祖先神灵的宗教性祈祷，家族历史的记录，土地或物质交换的重要条约或协议的保存，以及其拥有者家族或者制造地的标识（通常出现在武器和工具上）等等。这些铭文几乎是反映西周时期政治和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第一手证据。

学者们很早就认识到作为西周史研究首要资料的金文的高度历史(12)价值。不过，它们的长处同时也是它们的短处。作为当代的史料，金文仅允许我们从其作铭者的眼中来接触西周的现实，而作铭者的视野不可避免地受制于其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因此，即使金文内容是作铭者意图的真实写照，其间也不可避免地存有偏见。一个简易的事实即可说明这一点：那些所谓记录事实的铭文告诉我们的多为其拥有者(13)的荣耀和成就，对他们的耻辱和失败却讳莫如深。这种情况与我们研究西周的灭亡密切相关，同时也令人失望，因为我们永远也无法期望能够发现一篇铭文，它可以详细地告诉我们西周都城是如何被践踏，周王是如何被外族杀死的。简单地说，这样的主题不可能为有铭青铜器的拥有者们所关注。这个例子可能过于极端，但它表明了西周历史的某些方面，受其性质所限，青铜器铭文中是永远不会有的。因此当我们使用铭文作为第一手史料时，我们必须意识到它们的偏见和主观性。当然，青铜器铭文的局限性还可以从其他方面来论述，比如它们的地域差异、文化和部族背景、铸造过程、礼仪特别是在宗教礼仪中的使用等等。罗泰（Lothar von Falkenhausen）曾特别强调了最后一点。他认为，由于铭文铸造于宗教场合中用来同祖先神灵交流的“礼器”（ritual bronzes）上，“青铜器铭文应该被看作一种本质上的(14)宗教文献”。但是，为了充分理解这一特定问题的复杂性，我们亦不应忽视巫鸿（Wu Hung）最近提到的一个有力看法，即铸造纪念性青铜器铭文的原因其实是出于对作器者生活事件的记录，而并非是祭(15)献祖先的需要。这个问题需要另文进行更详细的讨论。不过在我看来，数量庞大的青铜器铭文自身就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文献体系，并非哪一个简单的理论就可以对它们的铸造做出解释。要言之，尽管青铜铭文有其自身的局限性，但它们仍是本书研究中最主要的西周史料来源。

第三类资料是文献记载，它的情况更为复杂，故须更为详细的讨论。西周是有文献记录传世至今的最早时期。这些西周当代或者近乎当代的书面记录首先可以从《尚书》的篇章中看到。学术界公认五篇“诰”是可靠的西周文献，并且很可能是西周早期的作品，与周公都(16)有一定关系。学者们很早就注意到五“诰”中古奥的文辞与商代甲骨文以及西周金文之间的类似性，这表明它们在成书时间上要早于(17)《尚书》中的其他篇章。另外一组七篇大意是讲述西周早期的，虽(18)然成文时间晚于早期，但很可能也是西周时期文献。所有这些篇章都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极为重要的史料，为我们提供了此一时期的基本轮廓。但不幸的是，整部《尚书》中只有《吕刑》一篇是讲述西周中晚期，特别是穆王时期的历史；甚至就连这一篇也可能是春秋时期(19)的作品。

不过，有关西周中晚期的资料见于另一部经典文献——《诗经》（305首诗歌的总集）中，尤其是在《小雅》和《大雅》部分，其中有超过20首诗与本书的研究有关。我们可以按三个历史主题对它们进行分组：第一组诗见于《小雅》中，它们提供了有关周人与玁狁之(20)间战争的重要信息。第二组主要见于《大雅》中，对宣王长期统治期间的政治事件以及周在东部与南部地区的军事行动作了连贯的叙

(21)述。第三组诗则分散于《小雅》和《大雅》之中，讲述动荡不安的(22)幽王时期和随后向东周的过渡。这些明显有政治历史性质的诗，为我们集中提供了有关西周晚期的最早文献层（textual layer）。当然，要对《诗经》中的每一首诗作精确的断代是不可能的，因为和大多数(23)中国早期文献一样，其作者身份十分模糊。一般而言，有关这些诗的创作和随后传诵的环境存在着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从上海博物馆最近发表的楚竹书《孔子诗论》来看，孔子显然已经对这些诗有过(24)系统的论述，这也说明与我们今天的传本类似的一个诗集在公元前6世纪中叶已经在流传。这与大多数现代学者将其大部分诗的成书年(25)代定在公元前1000-前600年是相吻合的。既然大多数学者认为二(26)《雅》的结集时间先于《国风》（可能是《诗经》的最晚一部分），这自然暗示与本书研究有关的诗大多应是西周晚期至春秋时期的第一个世纪间的作品，相去西周灭亡的时间并不远。确实，基于这些诗与当代青铜器铭文所记人事及地理细节的雷同性（论证详后），我倾向于认为至少其中一部分政治历史取向的诗是西周时期的作品。

然而，在历史研究中使用《诗经》这部书的真正挑战，是我们如何从高度修辞和夸张的诗体表述中提取有效的信息。不过好在它们并不是我们拥有的唯一资料，所以我们还是有办法将它们所提到的史实与所谓诗人的艺术表现区分开来。在这点上，我们对源于同一历史背景（比如周与玁狁之战）的诗与青铜器铭文进行比较（见第三章），就可能为评价这些诗的历史价值提供一种基础。这两种资料在内容上的吻合暗示，不管是书面的或口头的，这一历史事件很可能有其潜在的原初记述，而这种原初记述则可能是这两种性质迥异的资料的基础。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通过考证各种各样的史料以恢复对历史的原初记述。因此，尽管这些诗有其文学特征，但我们只要将它们置于一个同为其他类型证据所共有的历史背景之下来进行解释，便有望揭示出它们真实的历史含义。(27)

上述两部典籍包含了与西周同期的或近乎同期的部分篇章，除此之外，两部战国时期的资料对本书的研究亦是十分重要的。第一是《竹书纪年》，其最终成书年代被定在公元前299年，这一年这部书被(28)随葬在河南省北部汲县的一座墓葬里。在这部古书中，战国时期的编年史无疑是以保存在其诞生之地的魏国宫廷中的档案记录为基础的。它同时还包含了春秋和西周时期的编年史，可能是以从魏的前身晋国流传下来的记录为基础的。无论如何，正如《竹书纪年》于公元281年一出土即出现了不同的传抄本一样，今天可利用的这部书也存在着不同的传统：流传下来的《今本竹书纪年》和辑自其他中古书籍所引佚文而成的《古本竹书纪年》。18世纪修纂《四库全书》的学者们认为《今本竹书纪年》是墓本亡佚之后后世伪造的。然而，新的研究已经充分显示出使用该书的记录来重建西周纪年的价值，尤其可以与金文和天文学证据互证来确定武王克商的年代，尽管这部典籍中同(29)样存在一些系统性的错误。其中有些可能是出土后整简错位所致，(30)而这种可能性本身即可证明今本的真实性。更为重要的是，正如夏含夷已经证明的，这部书中记录的一些历史人物和年代除了仅在西周(31)金文中得到确认之外，传世文献中并没有提到。这些研究有力地指出《竹书纪年》中的记载，无论是今本还是古本，都包含了传自早期的真实历史信息，因此它们对西周史研究的意义应得到充分的发掘。

与《竹书纪年》简短的记载不同，有关东西周过渡时期的长篇叙述见于另一部著作——《国语》，成书于公元前5世纪晚期至前4世纪(32)之间。在这部以言论为中心编成的著述中约有十二篇处在西周中晚期这一历史背景下，其中三篇涉及到西周的灭亡。前两篇在性质上是对周幽王统治的政治分析，第三篇是对春秋早期晋国的宫廷政治进行的评论，其中西周的灭亡只是被用作一个比喻。近来史嘉柏（Schaberg）认为，这些言论跟《左传》中的许多对话一样，都是根据一个主要包含了三部分的基本架构而展开的：即判断，原理（通常会引经据典），以及实用。因此，史嘉柏对把这些对话作为史料使用(33)基本上是持怀疑态度的。虽然这种对早期典籍中的历史叙述进行结构性分析的方法一般是可取的，但结构分析本身并不为评判文献所记录的历史认识的对错提供基础，因为简单而言，无论真实的还是虚假(34)的历史认识都可能按照一定的结构被记录下来。此外，我们也应该意识到这些对话，特别是在《国语》中，无论是它们的展开方式或其传递的历史细节，彼此之间都有着很大差别。有些对话篇幅之长以至于在它们自身包含的历史叙述中又依次包含了更简短的对话。我们必须联系其他文献，在宽广的历史背景中对这些对话中所囊括的历史细节的真正价值做出评价，如同史嘉柏在谈到其基本年代框架及一些具(35)体的史实时，他亦认为，“其准确性我们没有理由进行怀疑”。

这些相对晚出史料的缺陷是显而易见的：在历史事件发生到它们最终成文这段时间间隔中，大量重要的信息也许已经遗失，而有关这些事件最初的记录可能也会经历文学上的增饰乃至修改。正如史嘉柏(36)所言，《左传》中的言论可能反映的是后世的观点。即便是当代的文献资料亦难避免这些问题，因为在长期的文本传承过程中，它们可能会被误抄或受到低质量的修订。但是，在本书的研究中使用西周以后史料的原因也非常明晰。从利用《竹书纪年》进行的年代学研究中已经看到，晚出的史料包含了传自西周时期的真实历史信息。这一点在过去的考古发现中得到了反复的证明，而且现在又有一个极好的例子：近来发现的逨盘上记载了西周的十一位王，从文王一直历数到厉

(37)王。在传世文献中，完整的周王世系仅见于《竹书纪年》和更晚的《史记》，但现在这个世系被证明是精确的。在逨盘发现之前，如果我们仅因为这一周王世系只见于后世史料就将其完全摈弃，我们岂不是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诸如此类的例子难以尽举。很明显，真实的历史知识是可以被传到后世的。如果再思考一下我们对亚历山大大帝的了解有多少需依赖于普鲁塔克（Plutarch）和阿里安（Arrian），即四个世纪后罗马时代的史料，甚或有关这位英雄的最早记录也是在他死后两百年才写成，那么我们可能都会同意后世的史料同样具有历史(38)价值。最不幸的是，几乎所有的历史记录都产生于稍晚的时期；即便是最当代的（contemporaneous）的史料也并非精确地与其所描述的史实同步进行。离开这些相对晚出的史料，历史研究是无法达到它的目标的。

试让我们再举一个极端的观点，我们甚至可以说一个文献的年代并不相干；因为如上所言，即使是一部当代的文献也可能被后人修改，而一部晚出的文献也能包含较早时期传下来的真实信息。重要的是蕴藏在文献中的核心信息。正因如此，我们目前的文献研究正在许多新发现文本的促进下迈向一个新的方向；即不再将文献看作一个整体，而是把它当作不同时期的层位的累积。所以，文献记载的重要性并不(39)在于文献的传统权威，事实上这种传统权威早已为古史辨派打破；由于上述的问题，即便是当代的金文和考古记录也不享有这种与生俱来的权威。文献资料的重要性在于，它们可以在一个与其他类型证据共有的历史背景（historical context）中，彼此相互联系并揭示一个有关历史事件的潜在的和一贯的记述；而在这个历史背景中，独立的史料可以得到最充分合理的解释。简言之，如果两个或三个独立的史料（我们不能证明它们彼此之间有相互衍生的关系）对某段历史发展有一致的记述，我们就必须认真考虑这样一种可能，即它们都是以一段有关这段历史的早的或者可能是原初的记述（无论是书面的，还是口头传承的文化记忆）为基础的，除非有人能够证明所有这些独立的记录都是由一个人伪造的。就西周史这一特例而言，我们确实拥有几个独立的史料。例如，《竹书纪年》来源于晋国和它的继承者魏国，这与《诗经》、《左传》和《国语》有所不同；《诗经》可能来源于西周宫廷，而《左传》和《国语》在传统上与山东地区有关。事实上，《竹书纪年》在公元281年出土之前，它完全不为历史学家和哲学家们所知。更重要的是，这些相对晚出的文献资料在本书的研究中并不是被单独使用，相反的，它们是被置于一个同时受到考古证据支持的历史学背景中与铭文资料和早期典籍一起来使用。当然，在较晚的资料中也存在着不一致和矛盾之处，但我认为通过文献批判（textual criticism），这个问题至少能部分得以解决。如果我们能论证什么是错的，我们将能更好地说明什么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将这些资料拒绝于研究之外，这个问题将永远得不到解决。

讲了这么多，我还须指明的是，在这项研究中使用的文献资料大体上限于先秦时期。这是基于这样的考虑，即汉代是文学创作的重要时期，其间大量新的知识可能已经被添加到文献中来。《史记》虽然对西周时期进行了简要的叙述，但因为它反映的是汉代人的西周史观，所以即便它是有关某个主题唯一的史料，我们也只能视之为二手资料。然而，关于秦国早期的历史，《史记》是第一手的，并在多数情况下是最早的资料。这是因为关于秦的两章显然是以一部较早的名(40)为《秦纪》的文献为基础的，而如今它已经佚失。至于古代的地理记录，本书的适用范围一直延续至中古时期。由于它们是一种具有独特属性的资料，下面我将在不同的情况中对它们进行讨论。途径与方法

本书以三个不同的知识领域为基础：地理学、考古学，以及历史学（包括铭文和文献研究）。地理学研究不仅仅意味着把事物放在地图上；实际上，通过这个过程，我们在事物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并且在对其中任何一个事物进行解释时必须考虑它与其余的关系。同时，我们提出了历史过程与它所在的地理环境，尤其是与“地表形态”（landscape）这一人所构思的空间内地球表面自然特征的集体存在之间的联系。根据杰克生（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对这个词在古英语中起源的回溯，它的第一个词素“land”所指的并非地球自然表面的一种通称，而是相当于一种具有明确边界的地区单元。另一方面，(41)第二个词素“scape”的意思在本质上与“shape”是相同的。从而，“地表形态”（landscape）作为本书研究中构建历史和地理之间联系的主要母体（matrix），与艺术史中流行的仅指风景意义上的地(42)球可见特性的用法大不相同。相反，它是一个排列系统，一个结构，或者是人对山脉、谷地、河流等自然力形成的土地特征，以及聚落、道路和防御工事等人为造成的特征的一个管理系统。它代表了一种在彼此互相影响的人类社会和它所处的环境之间的互惠关系。

中国是一个多山的国家，尤其是在它的西部地区，黄土高原上的重重山脉与千沟万壑构成了极为复杂的地表形态，而西周国家的中心地区恰坐落于此。像这样的地理环境显然对历史的发展有着重大影响，因为西周国家的行动要顺应这种复杂的地表形态，并且必须将地理上的劣势转化为优势。然而，我们必须辩证地看待地理对历史的影响。一座山可能会成为一个族群的障碍，但它却也可以保护这个族群免受外敌的入侵；而一旦这座山为敌人所控制，它的优势又跑到了敌人那一边。另一方面，人类社会不仅会从最大利益出发来利用地理，还创造了诸如聚落、道路、运河和防御工事等众多地表形态中的组成因素。(43)他们也可以突破地理的限制以取得巨大的成就。

然而，要阐明遥远的时间背景下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复杂关系，还得依赖于我们对特定时期历史地理的复原。在对商王国的地理研究中，(44)吉德炜（David Keightley）提出了下列作业原理：举例来说，如果一个讲到在X或Y处有商代聚落的甲骨文窖

藏还没有被发现，那么即使这些聚落已经得到发掘，我们也不能

把它们当作商代国家的一部分。同样的，如果甲骨文中提到的那

些应该被发现的地区中的遗址尚未被发掘，我们亦不能确切称商

代国家包含这些地区。

这里，吉德炜看到了结合历史学和考古学以复原商代地理的可能性，但这有两个条件：1）甲骨文中对某个地区商聚落的记录；2）具有商朝风格文化内涵的遗址的存在。这两个条件必须同时满足才能声称一个地区在政治上属于商。然而在商代研究的实践中，这种方法遇到了较大的障碍。商朝的甲骨文当然不会告诉我们其所记地名与今天的地理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因而这种联系必须通过后世的地理记录来建立。鉴于商代与有系统地理记录的帝国时期的时间鸿沟，将甲骨文中的地名在现代地面上确定下来的精确性常常令人怀疑。这个问题已经长期阻碍了商朝地理的研究；在过去的三十年中，这方面取得(45)的进展可以说是微乎其微。此外，考古资料的使用涉及到更多的问题，并且究竟什么是商文化，什么不是商文化，这是一个经常要问的问题。

不过，对于西周国家，我们有理由乐观起来。这是因为商朝的甲(46)骨文几乎都发现于商的首都——安阳，而那些提到了史有记载的周代诸侯国名及其活动的西周金文，经常都出土于这些诸侯国的所在地。我们除了能够从金文中获得“第一手”的信息外，西周的地理研究也能够更好地以传统的地理记录为基础。因为大多数西周诸侯国到东周时期依然存在，并且许多在战国文献中被频繁提到，而与这些记录相伴随的则有一个连续的且有价值的汉-晋地理传统。因此，跟商代甲骨文中的地名相比，我们对西周地名的现代地理位置更有信心。简言之，只有在西周时期，历史和文化背景才赋予我们一个真正的机会来复原周人政治国家的地理空间。

在研究历史和地理之间的关系时，历史地理学家确定了四种途径：第一，“地理史”，根据历史记录来研究过去的自然地理和地理环境的变化。第二，“地理学史”，研究人类对地理环境的观念及其表达方式的转变。第三，研究由人类活动而不是自然力引起的地理环境的变化。第四，狭义的“历史地理学”，研究在特定时期人类活动(47)的空间分布以及人类社会不同部分之间的空间关系。这些途径对于本书西周国家的地理及其政治建构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为了论证这样的历史地理，我们首先须依靠近年来中国地理学家所进行的广泛(48)地理调查。我们不但应知道山脉与河流的精确位置，同时还应知道城市的分布以及连接它们的运输系统。换句话说，我们必须全面了解中国目前的地理，以此为基础来研究它过去的地理。第二，我们应该紧跟上述第一途径地理史研究领域内的新发展。这样的研究中有两方面最为重要：气候与河道的变迁。这些变迁对西周的政治与军事行为有着重大的影响。第三，我们必须密切关注古代的运输路线，这是“人群及其观念的扩散，以及人类进行商旅和战争活动的基本方式。”(49)道路既揭示出一个地区地形特征的潜在优势，也暴露出它们的缺陷，并且像这样的特征在整个历史时期基本保持不变。在这点上，对后世王朝记录更为完善的运输和战争的路线作历史地理的研究能够为我们理解西周时期的交流提供一个重要的基础。最终，我们也必须考虑周人自己是如何看待他们的地表形态的，因为这样的看法可能有力地影响到西周国家的政策。

从汉代开始，地理记录在中国已经作为帝国行政管理的手段系统地产生；因此，我们在追溯汉以后两千年间的行政区划时没有太大的(50)困难。这意味着，倘若我们能够在一张汉代的地图上确定一个古国，我们必定可以在今天的地理上找到它大致的位置；汉代重要著作《汉书》中的《地理志》卷为此提供了宝贵的联系。有些地理记录产生于古代遗址尚屹立在地表的时候，这些遗址为当地的民众所熟悉，并为当时的学者所观察过。当然，传统的地理著作中有关一些历史遗址的位置记录也存在问题。人们可能是依据了不确切的历史地理知识乃至无根据的传言而将一个纪念物建在了一个古国的疑似遗址上。到了下一个时期，那个纪念物就可能被作为古国位置的证据而被登记下来。这种过程可能会被重复多次，从而滋生出无穷无尽的差异。当然，准确的信息也会在这样的信息复制过程中流传下来。一个极好的例子是近来发现的周公庙遗址，这里发现了二十二座高等级墓葬和刻有“周公”字样的西周甲骨。陕西著名的周公庙的历史仅能追溯到唐朝（618-907）。但唐朝的庙宇却正好建在了这样一个有着重要考古发现(51)的带围墙的墓地遗址中。为了从传统的地理记录中提取出有价值的信息，我们必须始终关注它们的年代顺序及其产生的环境。一般而言，正如过去三十年的考古发掘再三显示的，汉代著作中有关西周诸侯国位置的记录大多是准确的，并且信息量也大。

考古学在地理和历史之间建立起一种天然的联系，因为每一件来自受到控制的考古发掘中的器物都具有两个背景（context）：一个是历史背景，由此，这件器物可以被放回到特定时期的特有文化传统中去；另一个是地理背景，即这件器物占有一个明确的空间位置。考古发掘使得这两个背景相互结合，从而使得历史事件能够确实地和它们的地理环境联系起来。在这一关键点上，现代考古学对历史学研究贡献极大。正如上文指出的，在西周研究这一背景中，这点由于金文的发现而更为加强；也就是说历史文献（金文）能够与空间位置稳固地联系起来。然而，物质遗存本身并不会说话；只有将它们放到由一组认真设定的问题所构建起来的理论框架中进行审视时，它们才会发挥这种功效。考古资料可以在众多不同的研究领域中（如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以及社会学）得到使用，并可以用各领域中特有的方法来进行研究，从而回答一系列合理的问题，比如社会分层、亲属制度、手工制品的生产和分配、日常生活与生业方式、风俗和宗教行为，等等。当然，本书的研究不会也无法对所有这些方面都进行研究，因为这大大超出了它的研究范围。但是，作为一项致力于历史过程和地理特别是地表形态之间关系的研究，本书将会深层次地发掘使用考古资料来回答一系列关乎地理空间的历史问题的可能性。

历史学和考古学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已经为众多历史学家和考古(52)学家们认识到，尤其是那些有着旧大陆背景的。那些无视既有的丰富历史文献来进行研究的考古学家与那些忽视现行的考古发掘的历史学家一样的片面。自从1999年《剑桥中国古代史》出版以来，许多学者对这部鸿篇巨制中沿着两条平行并时相矛盾的轨迹——一条是历史学，另一条是考古学——对其所涵盖的各个时期进行叙述所产(53)生的不一致性表示了不满。这种分割无疑反映了20世纪后半期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这两个学科间正日益加深的不幸的鸿沟，不管这种加深是因为好的或不好的原因。如果我们对将历史学和考古学分开的方式不满，就应该尝试着将两种学科结合起来，以期对早期中国，至少是某一较短时期内的资料做出更为完善的解读。带着这种期望，本书的研究对历史和考古资料并重，同时将考古学的分析与历史学的研究结合起来，从而论证西周的逐渐衰退以至最终的灭亡。这并非是对已经由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各自得出的结论作一种简单的叠加，而是需要重新对双方领域内存在的问题作根本的研究。本书的基本前提是：当我们将历史学和考古学结合起来时，我们才会看到一幅更完善而较少支离破碎的过去的画面。

何以考古学对西周史的研究如此重要？也许它最积极的贡献反映在西周国家这一政治组织的空间重建中。通过将一个地区内考古遗存的分布与关于这个地区的金文以及文献记录中潜在的历史过程相联系，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地区是否处于西周国家的政治支配之下。在一种决定性的证据——当地出土的有铭青铜器——的帮助下，我们能比较有把握地划定出周朝控制的地理空间。然而，当有关一个地区的书面记录不足时，仅仅依据考古学证据来得出历史学结论一般是很有问题的。这个问题来源于物质文化领域和人类社会领域之间可能的差(54)异，这在考古学界是尽人皆知的。本书的研究也提供了一些在同一个被或未被周人控制的地区共存有不同文化传统的例子。这进一步显示了单纯使用孤立的考古发现来限定政治领域的危险性。然而，大多数考古学家承认物质文化和人类社会确实有所重叠，因此，只要我们设定一些例外，我们还是有可能通过考古学文化来研究人类社会的分

(55)布。鉴于这种研究的潜力及可能的风险，本书的研究采纳了假设不同的空间层次的模式，包括至少一个文化层次和一个政治层次，文化层次反映了周文化的空间影响，而政治层次则反映了周人政治统治的领域。

进而，考古学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西周社会的综合图景，其中许多方面单从历史记录中是难以了解到的。本书的研究中有两点尤为突出。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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