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英）亚力山德拉·拉玛著,徐建琴,任洁译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导论试读：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实践导论/（英）亚历山德拉·拉玛著；徐建琴，任洁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9（精神分析经典著作译丛）
ISBN 978-7-5675-9580-4
Ⅰ.①精… Ⅱ.①亚…②徐…③任… Ⅲ.①精神疗法 Ⅳ.①R749.0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9）第215644号
本书由上海文化发展基金会图书出版专项基金资助出版
精神分析经典著作译丛
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实践导论（第二版）
著 者 亚历山德拉·拉玛
译 者 徐建琴 任洁
审 校 徐建琴
责任编辑 彭呈军
特约审读 王丹丹
责任校对 施泠西
装帧设计 卢晓红出版发行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社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 邮编 200062
网 址 www.ecnupress.com.cn
电 话 021-60821666 行政传真 021-62572105
客服电话 021-62865537 门市（邮购） 电话 021-62869887
地 址 上海市中山北路3663号华东师范大学校内先锋路口
网 店 http：//hdsdcbs.tmall.com
印 刷 者 上海龙腾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1092 16开
印 张 21.75
字 数 384千字
版 次 2020年2月第1版
印 次 2020年2月第1次
书 号 ISBN 978-7-5675-9580-4
定 价 68.00元
出 版 人 王焰（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请寄回本社客服中心调换或电话021-62865537联系）译丛编委会（按拼音顺序）
美方编委：芭芭拉·卡茨（Barbara Katz） 爱丽丝·辛德（Elise Synder）
中方编委：徐建琴 严文华 张庆 庄丽
CAPA翻译小组第一批译者：
邓雪康 唐婷婷 吴江 徐建琴
王立涛 叶冬梅 殷一婷 张庆文前辅文
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e of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2nd Edition
by Alessandra Lemma
ISBN：978-1-118-78883-7
Copyright © 2016 John Wiley & Sons Ltd.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20 by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Ltd.
All Rights Reserved.This translation published under license.Authorized translation from the English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by John Wiley & Sons.No part of this book may be reproduced in any form without the written permission of the original copyrights ho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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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中文简体字版由John Wiley & Sons International Rights，Inc.授权出版。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手段和形式复制或抄袭本书内容。本书封底贴有Wiley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上海市版权局著作权合同登记 图字：09-2017-134号通过译著学习精神分析
通过译著来学习精神分析
绝大多数关于精神分析的经典著作都不是用中文写就的。这是中国人学习精神分析的一个阻碍。即使能用外语阅读这些经典文献，也需要比用母语阅读花费更多的时间，而且有时候理解起来未必准确。精神分析涉及人的内心深处，要对个体内在的宇宙进行描述，阅读相关的中文文献有时都很费劲，更不用说阅读外语文献了。因此，能用中文阅读精神分析的经典和前沿文献，成为很多学习者的心声。其实，这个心声的完整表述应该是：希望读到翻译质量高的精神分析文献。已有学者和出版社在这方面做出了很多努力，但仍然不够。有些书的翻译质量不尽如人意，有些想看的书没有被翻译出版。
和心理咨询的其他流派相比，精神分析的特点是源远流长、派别众多，其相关著作和文献颇丰，可谓汗牛充栋。用外语阅读本来就是一件困难的事情，而选择什么书来阅读使得这件事情更为困难。如果有人能够把重要的、基本的、经典的、前沿的精神分析文献翻译成中文，那该多好啊！如果中国读者能够没有语言障碍地汲取精神分析汪洋大海中的营养，那该多好啊！
CAPA翻译小组的成立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选择好的精神分析著作，将其高质量地翻译成中文，由专业的出版社出版。好的书可能是那些经典的、历久弥新的书，也可能是那些前沿的、有创新意义的书。这需要慧眼人从众多书籍中把它们挑选出来。另外，翻译质量和出版社质量也需要有保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CAPA翻译小组应运而生，而第一批被精挑细选出的著作，经过漫长的、一千多天的工作，由译者精雕细琢地完成翻译，由出版社呈现在读者面前。下面简要介绍一下这个过程。
CAPA第一支翻译团队的诞生和第一批翻译书目的出版
既然这套丛书被冠以CAPA之名，那么首先需要介绍一下CAPA。CAPA（China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lliance，中美精神分析联盟），是一个由美国职业精神分析师创建于2006年的跨国非营利机构，致力于在中国进行精神健康方面的发展和推广，为中国培养精神分析动力学方向的心理咨询师和心理治疗师，并为他们提供培训、督导以及受训者的个人治疗。CAPA项目是国内目前少有的专业性、系统性、连续性非常强的专业培训项目。在中国心理咨询和心理治疗行业中，CAPA的成员正在成长为注重专业素质和临床实践的重[1]要专业力量
CAPA翻译队伍的诞生具有一定的偶然性，但也有其必然性。作为CAPA F组的学员，我于2013年开始系统地学习精神分析。很快我发现每周阅读英文文献花了我太多时间，这对全职工作的我来说太奢侈，而其中一些已翻译成中文的阅读材料则让我节省了不少时间。我就写了一封邮件给CAPA主席爱丽丝（Elise），建议把更多的CAPA阅读文献翻译成中文。行动派的爱丽丝马上提出可以成立一个翻译小组，并让我来负责这件事情。我和爱丽丝通过邮件沟通了细节，确定了从人、书和出版社三个途径入手。
在人的方面，确定的基本原则是：译者必须通过挑选，这样才能确保译著的质量。第一步是于2013年10月在中国CAPA学员中招募有志于翻译精神分析文献的人。第二步为双盲选拔：所有报名者均须翻译一篇精神分析文献片段，翻译文稿匿名化并被统一编码，交给由四位精通中英双语的精神分析专业人士进行评审。这四位人士由爱丽丝动用自己的人脉找到。最初的二十多位报名者中，有十六位最终完成了试译稿。四位评委每人审核四篇，有些评委逐字逐句地进行了修订，做了非常细致的工作。最终选取每一位评审评出的前两名，一共八位，组成正式的翻译小组。后来由于版权方要求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自我与防御机制》（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 of Defense）必须直接从德文版翻译，临时吸收了一位德文翻译。第一批翻译小组的成员有九位，后来参与具体翻译工作的有七位：邓雪康、唐婷婷、王立涛、叶冬梅、殷一婷、张庆、吴江（德文）。后来由于有成员因个人事务无法参与翻译工作，因此又搬来“救兵”徐建琴。
在书的方面，我们先列出能找到的有中译本的精神分析著作清单，把这个清单发给了美国方面。在这个基础上，爱丽丝向CAPA老师征集推荐书单。考虑到中文版需要满足国内读者的需求，这个书单被发给CAPA学员，由他们选出自己认为最有价值、最想读的10本书。通过对两个书单被选择的顺序进行排序，对排序加权重，最终选择了排名前20位的书。这个书单确定后，提交给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由他们联系中文翻译版权的相关事宜。最终共有8本书的中文翻译版权洽谈进展顺利，这形成了译丛第一批的8本书。
在出版社方面，我本人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有多年的合作，了解他们的认真和专业性。我非常信任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教育心理分社社长彭呈军。他本人就是心理学专业毕业的，对市场和专业都非常了解。经过前期磋商，他对系列出版精神分析的丛书给予了肯定和重视，并欣然同意在前期就介入项目。后来出版社一直全程跟进所有的步骤，及时商量和沟通出现的问题。他们一直把出版质量放在首位。
CAPA美国方面、中方译者、中方出版社三方携手工作是非常重要的。从最开始三方就奠定了共同合作的良好基调。2013年11月爱丽丝来上海，三方进行了第一次座谈。彭呈军和他们的版权负责人以及数位已报名的译者参加了会议。会上介绍和讨论了已有译著的情况、翻译小组的进展、未来的计划、工作原则等。翻译项目由雏形渐渐变得清晰、可操作起来。也是在这次会议上，有人提出能否在翻译的书上用“CAPA”的标识。后来CAPA董事会同意在遴选的翻译书上用“CAPA”的标识，每两年审核一次。出版社也提出了自己的期待和要求，并介绍了版权操作事宜、译稿体例、出版流程等。这次会议之后，翻译项目的推进更迅速了。这样的座谈会每年都有一次。
在这之后，张庆被推为翻译小组负责人，承担着大量的邮件往来和沟通事宜。她以高度的责任心，非常投入地工作。2015年她由于过于忙碌而辞去职务，徐建琴勇挑重担，帮助做出版社和译者之间的桥梁，并开始第二支翻译队伍的招募、遴选，亦花费了大量时间和精力。
精神分析专业书籍的翻译难度，读者在阅读时自有体会。第一批译者知道自己代表CAPA的学术形象，所以翻译过程中兢兢业业，把翻译质量当作第一要务。目前的翻译进度其实晚于我们最初的计划，而出版社没有催促译者，原因之一就是出版社参与了整个翻译进程，了解译者们是多么努力和敬业，经常在专门组建的微信群里讨论一些专业的问题。翻译小组利用了团队的力量，每个译者翻译完之后，会请翻译团队里的人审校一遍，再请专家审校，力求做到精益求精。从2013年秋天至今，在第三个秋天才迎来丛书中第一本译著的出版，这本身说明了译者和出版社的慎重和潜心琢磨。期待这套丛书能够给大家充足的营养。
第一批被翻译的书：内容简介
以下列出译丛第一批的书名（在正式出版时，书名可能还会有变动）、作者、翻译主持人和内容简介，以飨读者。其内容由译者提供。
书名：心灵的母体（The Matrix of the Mind：Object Relations and the Psychoanalytic Dialogue）
作者：托马斯·H·奥格登（Thomas H.Ogden）
翻译主持人：殷一婷
内容简介：本书对英国客体关系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尤其是克莱因和温尼科特的理论贡献进行了阐述和创造性重新解读。特别讨论了克莱因提出的本能、幻想、偏执—分裂心位、抑郁心位等概念，并原创性地提出了心理深层结构的概念，偏执—分裂心位和抑郁心位作为不同存在状态的各自特性及其贯穿终生的辩证共存和动态发展；以及阐述了温尼科特提出的早期发展的三个阶段（主观性客体、过渡现象、完整客体关系阶段）中称职的母亲所起的关键作用、潜在空间等概念，明确指出母亲（母—婴实体）在婴儿的心理发展中所起的不可或缺的母体（matrix）作用。作者认为，克莱因和弗洛伊德重在描述心理内容、功能和结构，而温尼科特则将精神分析的探索扩展到对这些内容得以存在的心理—人际空间的发展进行研究。作者认为，正是心理—人际空间和它的心理内容（也即容器和所容物）这二者之间的辩证相互作用，构成了心灵的母体。此外，作者还梳理并创造性地解读了客体关系理论的发展脉络及其内涵。
书名：让我看见你——临床过程、创伤与解离（暂定）（Standing in the Spaces-Essays on Clinical Process，Trauma and Dissociation）
作者：菲利浦·布隆伯格（Philip Bromberg）
翻译主持人：邓雪康
内容简介：本书精选了作者二十年里发表的18篇论文，在这些年里作者一直专注于解离过程在正常及病态心理功能中的作用及其在精神分析关系中的含义。作者发现大量的临床证据显示，自体是分散的，心理是持续转变的非线性意识状态过程，心理问题不仅是由压抑和内部心理冲突造成的，更重要的是由创伤和解离造成的。解离作为一种防御，即使是在相对正常的人格结构中也会把自体反思限制在安全的或自体存在所需的范围内，而在创伤严重的个体中，自体反思被严重削弱，使反思能力不至于彻底丧失而导致自体崩溃。分析师工作的一部分就是帮助重建自体解离部分之间的连接，为内在冲突及其解决办法的发展提供条件。
书名：婴幼儿的人际世界（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作者：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N.Stern）
翻译主持人：张庆
内容简介：本书作者是一位杰出的瑞士精神病学家和精神分析理论家，致力于婴幼儿心理发展的研究，在婴幼儿试验研究以及婴儿观察方面的工作中把精神分析与基于研究的发展模型联系起来，对当下的心理发展理论有重要的贡献。他著述颇丰，其中最受关注的就是本书。
本书首次出版于1985年，本中译版是基于初版15年后、作者补充了婴儿研究领域的新发现以及新的设想后所形成的第二版。本书从客体关系的角度，以自我感的发育为线索，集中讨论了婴儿早期（出生至十八月龄）主观世界的发展过程。1985年的第一版中即首次提出了层阶自我的理念，描述不同自我感（显现自我感、核心自我感、主观自我感和言语自我感）的发展模式；在第二版中，作者补充了对自我共在他人（self with other）、叙事性自我的论述及相关讨论。本书是早期心理发展领域的重要著作，建立在对大量详实的研究资料的分析与总结之上，是理解儿童心理或者生命更后期心理病理发生机制的重要文献。
书名：成熟过程与促进性环境（暂定）（The Maturational Pro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作者：唐纳德·温尼科特（D.W.Winnicott）
翻译主持人：唐婷婷
内容简介：本书是英国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的经典代表作，聚集了温尼科特关于情绪发展理论及其临床应用的23篇研究论文，一共分为两个主题。第一个主题是关于人类个体情绪发展的8个研究，第二个主题是关于情绪成熟理论及其临床技术使用的15个研究。在第一个主题中，温尼科特发现了在个体情绪成熟和发展早期，罪疚感的能力、独处的能力、担忧的能力和信赖的能力等基本情绪能力，它们是个体发展为一个自体（自我）统合整体的里程碑。这些基本能力发展的前提是养育环境（母亲）所提供的供养，温尼科特特别强调了早期母婴关系的质量（足够好的母亲）是提供足够好的养育性供养的基础，进而提出了母婴关系的理论，以及婴儿个体发展的方向是从一开始对养育环境的依赖，逐渐走向人格和精神的独立等一系列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在第二个主题中，温尼科特更详尽地阐述了情绪成熟理论在精神分析临床中的运用，谈及了真假自体、反移情、精神分析的目标、儿童精神分析的训练等主题，其中他特别提出了对那些早期创伤的精神病性问题和反社会倾向青少年的治疗更加有效的方法。
温尼科特的这些工作对于精神分析性理论和技术的发展具有革命性和创造性的意义，他把精神分析关于人格发展理论的起源点和动力推向了生命最早期的母婴关系，以及在这个关系中的整合性倾向，这对于我们理解人类个体发展、人格及其病理学有着极大的帮助，也给心理治疗，尤其是精神分析性的心理治疗带来了极大的启发。
书名：自我与防御机制（The Ego and the Mechanisms of Defense）
作者：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
翻译主持人：吴江
内容简介：《自我与防御机制》是安娜·弗洛伊德的经典著作，一经出版就广为流传，此书对精神分析的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书中，安娜·弗洛伊德总结和发展了其父亲有关防御机制的理论。作为儿童精神分析的先驱，安娜·弗洛伊德使用了鲜活的儿童和青少年临床案例，讨论了个体面对内心痛苦时如何发展出适应性的防御方式，以及讨论了本能、幻想和防御机制的关系。书中详细阐述了两种防御机制：与攻击者认同和利他主义，对读者理解防御机制大有裨益。
书名：精神分析之客体关系（Object Relations in Psychoanalytic Theory）
作者：杰伊·R·格林伯格（Jay R.Greenberg）和斯蒂芬·A·米歇尔（Stephen A.Mitchell）
翻译主持人：王立涛
内容简介：一百多年前，弗洛伊德创立了精神分析理论。其后的许多学者、精神分析师，对弗洛伊德的理论既有继承，也有批判与发展，并提出许多不同的精神分析理论，而这些理论之间存在对立统一的关系。“客体关系”包含个体与他人的关系，一直是精神分析临床实践的核心。理解客体关系理论的不同形式，有助于理解不同精神分析学派思想演变的各种倾向。作者在本书中以客体关系为主线，综述了弗洛伊德、沙利文、克莱因、费尔贝恩、温尼科特、冈特瑞普、雅各布森、马勒以及科胡特等人的理论。
书名：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实践导论（Introduction to the Practice of Psychoanalytic Psychotherapy）
作者：亚历山德拉·拉玛（Alessandra Lemma）
翻译主持人：徐建琴 任洁
内容简介：《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实践导论》是一本相当实用的精神分析学派心理治疗的教科书，立意明确、根基深厚，对新手治疗师有明确的指导，对资深从业者也相当具有启发性。
本书前三章讲理论，作者开宗明义地指出精神分析一点也不过时，21世纪的人类需要这门学科；然后概述了精神分析各流派的发展历程；重点讨论了患者的心理变化是如何发生的。作者在“心理变化的过程”这一章的论述可圈可点，她引用了大量神经科学以及认知心理学领域的最新研究发现，来说明心理治疗发生作用的原理，令人深思回味。
心理治疗技术一向是临床心理学家特别注重的内容，作者有着几十年带新手治疗师的经验，本书后面六章讲实操，为精神分析学派的从业人员提供了一步步的明确指导，并重点论述某些关键步骤，比如治疗设置和治疗师分析性的态度、对个案的评估以及如何建构个案、治疗过程中的无意识交流、防御与阻抗、移情与反移情以及收尾。
书名：向病人学习（Learning from the Patients）
作者：帕特里克·凯斯门特（Patrick Casement）
翻译主持人：叶冬梅
内容简介：在助人关系中，治疗师试图理解病人的无意识，病人也在解读并利用治疗师的无意识，甚至会利用治疗师的防御或错误。本书探索了助人关系的这种动力性，展示了尝试认同的使用，以及如何从病人的视角观察咨询师对咨询进程的影响；说明了如何使用内部督导和恰当的回应，使治疗师得以纠正最初的错误，甚至让病人有更多的获益。本书还介绍了更好地区分治疗中的促进因素和阻碍因素的方法，使咨询师避免陷入先入为主的循环。在作者看来，心理动力性治疗是为每个病人重建理论、发展治疗技术的过程。
作者用清晰易懂的语言，极为真实和坦诚地展示了自己的工作，这让广大读者可以针对他所描述的技术方法，形成属于自己的观点。本书适用于所有的助人职业，可以作为临床实习生、执业分析师和治疗师及其他助人从业者的宝贵培训材料。严文华2016年10月于上海[1] 更多具体信息可参看网站：http：//www.capachina.org.cn。推荐序
异国殊俗，情不相得。金木为仇，酋贼擅役。——《易林·旅之升》
我和这本教材相遇的故事，还是在十多年前中美精神分析联盟第一期开班之时。那时候我们一群人兴冲冲地去上课，起早贪黑，废寝忘食。我发现老师们居然土气十足地用扫描件发给同学们做教材，而且对用什么教材思路也不够清晰，于是我就把我电脑里的电子版教材一本本地传给了课程组织者，一头银发的大美女爱丽丝·辛德（Elise Snyder）。她热情洋溢地感谢了我，但是只对一本教材发出了惊叹，“喔，这本是拉玛写的！”
我当时心想，这个拉玛是谁啊？不过能被爱丽丝看中的应该都不错吧。后来在我们班第二年的课程中，就用了她这本书的好多章节，作为阅读内容。
中美精神分析联盟的缩写是CAPA，有些人翻译成“卡帕”班，听起来有点轻奢品牌的味道，的确它的要求比较高，一是学费不便宜，开始时甚至要想办法解决学生们贷款助学金的问题。二是它全英文教学，对英文的要求较高。
还有人翻译成“卡怕”班，一是因为远程教学，时不时一个卡顿，全班师生的死亡焦虑就开始发作。二是因为它要求的阅读量特别大，没有个五年左右的精神分析英文阅读的功力打底，基本上不太可能完成老师们布置的文献阅读。三是它也不是宽进宽出的班，老师们和学生们要相互评分的，学生们都有点怕会被老师卡着不让毕业。我当年就被卡了一下，因为给我安排的免费督导师经常飞来飞去，造成我督导时数不够，后来我自己又掏钱找了个督导才凑够督导时间数毕业。
当年和我同班的，有个既有轻奢气质又气运卡顿的同学，就是本书的主要译者之一徐建琴。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地发生在她身上，幸亏后来她脱胎换骨，翻译了多本精神分析著作，包括这本教材，成为了CAPA的重要学术人物。
在中国学员们茁壮成长的同时，此书的作者拉玛，也在精神分析界开花结果。她一开始崭露头角，是因1995年出版的《心理动力心理学入门：通往意识的捷径》（Invitation to Psychodynamic Psychology）和1996年出版的《精神病理学导论》（Introduction to Psychopathology），前者被中国台湾同道翻译出版。2003年她出版的《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实践导论》第一版，是其成名作，也是当年CAPA班选用的教材。2010年她出版了《皮囊之下：对身体改造的精神分析研究》（Under the Skin：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Body Modification），一本介绍精神分析中如何对身体感受——比如“我觉得我颜值低，很丑陋”等感受进行工作的书籍。
2011年是她大放异彩的一年，因为她和福纳吉（Fonagy）等人合作出版了书籍Brief Dynamic Interpersonal Therapy：A Clinician's Guide，这是一本重磅的临床手册，国内有翻译版，名为《短程动力性人际治疗：临床从业者手册》，由北京大学医学出版社出版。这是英国的精神分析界试图适应循证医学体系而写作的短程治疗手册，上海市精神卫生中心的大美女仇剑蓥主任告诉我说，她正在和拉玛的团队合作，在精神科开展随机对照实验，看来以后这个疗法会在中国得到很好的推广。
2014年她又出版了《关注身体：精神分析视角下的身体及其他》（Minding the Body：the Body in Psychoanalysis and Beyond），继续了探索十年的身体议题。2016年则出版了《精神分析心理治疗实践导论》第二版，也就是本书。
本书的最大亮点就是开始的三个章节，作者抓住了当代心理治疗界的几个关键词——循证医学、脑科学等来展开自己的论述。让人最意外的是作者的客观性，在精神分析循证医学这一部分，既列举了支持精神分析有效的研究证据，又指出相反证据，具有强烈的自我反思精神，还批评了精神分析界的傲慢和封闭，考虑到作者来自精神分析的大本营伦敦，这尤其难能可贵。伦敦人不都应该是，在海德公园的春光中，坐在长椅上阅读《泰晤士报》，手边斜躺着狄更斯时代的雨伞，脚蹬一双磨边的其乐鞋（Clarks），嘴里哼着克里夫·理查德（Cliff Richard）的音乐的保守主义者吗？
CAPA班的风气，和中国其他班——中德班、中美班、中英班、中法班、中意班、中巴班——大同小异，白天保守如英国绅士，夜里奔放如美国流氓，对理论和技术的崇拜则满满的日耳曼战车风。总体上来说，中国心理学圈弥漫的都是英美实证主义和实用主义风，毕竟这两个国家在最近200年征服了全球，这种风格是典型的起源于外倾功能的——无论是外倾思维，还是外倾情感——所以它们都是心外求解脱，心外求疗愈。心理疾病的根源要在大脑里面寻找，心理治疗的疗效要通过统计学来验证，心理治疗的学习也应该是可见可视可模仿，就像功能性核磁共振的图像；或者迈克尔·杰克逊（Michael Jackson）的舞蹈；或者福特汽修厂的老师傅，裸露双肩，胸毛黝黑，拎着工具箱咔嚓咔嚓地捣鼓出一匹铁马来，然后拍拍手憨厚地看着徒弟们露出自豪的微笑。这种风格的极致便是盎格鲁-萨克逊人伦敦老家的劳斯莱斯，通过肤色、门第、守旧、伦敦口音等弗洛伊德所说的“微小差异自恋”来建立身份认同鄙视能指链。
中国人本来是内倾直觉占优势的，盛产诗人和才子，从政府公文到医学宝典，无一例外都用诗歌写成。这群人要走向外倾思维的美国，必然首先经历内倾思维的德国和外倾感觉的法国。就像如果宋代诗人柳永要娶一位美国斯坦福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为妻，比如美剧《生活大爆炸》中的艾米，那么他最好来上海法租界待三年，从天天喝咖啡、参加一支国际足球队开始其身份认同的转变。
内倾者认为自由在一个人的内心，甚至根本不需要和一个人交谈才能获得自由。比如存在主义治疗大师亚隆，他参加了南传佛教葛印卡的内观禅修，并且具有了入定的一些躯体感受，他在自己的回忆录《成为我自己》中写道，“没有忧虑，没有焦虑，没有自我意识，也没有分离感，只有妙音盈耳，一股暖流从天而降，沐浴全身”。但是他的外倾倾向让他最终不愿意保持纯粹内观的态度——不忆过往，不念将来，纯然当下，自在解脱。他觉得内观的代价太大，要是莎士比亚也修习内观，《李尔王》就会被当作一串串的妄念消失在莎翁的涅槃清净道中。
李尔王的苦恼也在于人到老年，如何安稳地衰老和死亡，退位给青年人。
青年人天生外倾占优势。自由，说到底还是青年人最渴望获得，而又得不到的东西，他们体验到自己被性欲奴役了，所以需要外在的自由，让力比多可以自由地投注或者升华。
而精神分析，就许诺提供这样一片自由的净土——只要几百块钱，你就可以享受整整一小时的言论自由、话语自由，以及自由地移情、自由地意淫、自由地色情移情、自由地施虐受虐，多么诱人啊，居然有人可以把自由卖给我。
精神分析中的两个人，无论是分析师还是来访者，都是对欲望和身体无计可施的游行者，他们丧失了存在的家园——祖先的神话，获得了在茫茫话语大地永恒寻找的自由。永恒的自由当然也是永恒的孤独，所以上帝总是单身汉，佛祖也从来不辅导自家孩子的家庭作业。
内在的奴役感，当然也是很容易就通过旅游来平衡的，肉体的搬移挪动，首先是一种受虐的痛苦，如果不是家园让你感觉像监狱，谁会愿意旅游呢？所以观察一对情侣是否深爱，除了生孩子外，就是看他们是否能够共同面对旅游的折磨。
也正是因为旅游的基底是奴性的受虐，所以人们的心灵总会创造出一处处的惊喜、兴奋和快感，比如把一片油菜花或者郁金香看作生机勃勃的象征，比如把欧洲的城中村看作凝结着历史的厚重和宁静，比如把美国那年久失修的公路看作通向自由和民主的坦途。即便这一切的投射失效，还可以在酩酊大醉后找一个陌生旅伴发生性关系，把这当作金风玉露一相逢的爱情。
各种心理咨询的培训班也是一种心灵的旅游、晃荡和狂浪。人们莫名兴奋地收拾干粮，撒下钞票，然后为了防御一无所获的空虚，为了掩盖错误投资的愚蠢，我们用力地拥抱老师和同学，赞颂班级和教材。在这永恒的孤独中，这些流浪汉们再次投入客体关系的尘网束缚中，为了给自己的奴性找到借口，我们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科学的。
马库斯·鲍曼（Marcus Bowman）在他2002年的书《最后的阻抗：科学是对精神分析的防御》（The Last Resistance：the Concept of Science as a Defense Against Psychoanalysis）中，向人们充分展示了精神分析是如何通过科学完成了自我阉割的主奴辩证大挪移的。
终极的自由，是和死神的角力。葛印卡的南传佛教，就是试图通过清净涅槃，彻底摆脱死神的国土和独裁。精神分析想要战胜死亡，追逐自由，最终难免变成一种神话。
神话，是以语言的方式，消解死本能。语言是存在的家，当神话丧失，人的存在也就无家可归。
我们只好走向了比语言更古老的存在——身体。最常见的身体形式是喝茶与饮酒。
喝茶力图提高意识觉察的清明程度，星海浩瀚，光芒闪烁，而饮酒则力图把意识引向无意识的大海，暗无明，深沉婉约。
所以每次我看到性压抑的女性精神分析师们在法租界流连夜店，买醉不归，都想递一块普洱茶砖给她们。普洱和洋酒，都是失魂落魄的中国男女在重找那口欲的母爱、口欲的冲动、口欲的刺激。除此之外，大约也只有一周五次的滔滔不绝能够倾吐那丧家的力比多了。
现在，我多了一个选择，就是把这本书递过去，告诉他们，可以一边喝茶，一边看这本书，我在书的扉页上如此题词——只有学习让我快乐，只有知识让我爆满，只有文化让我充实，只有精神分析才能让我进步。李孟潮精神科医师，自由执业序言
在过去的25年中，我一直在做精神分析。在这段时间里，我经历了弗洛伊德派到克莱茵派的个人分析，中途接受过独立派的督导。我的精神分析之旅很丰富，也将不断丰富下去。每一次的体验都教给我许多有价值的东西，也勾起我许多疑问和一些不安，不仅是关于自己，也有关于作为一种治疗方式、一门学科和一种职业的精神分析。
接受理论培训时选择的分析师和督导让我成了克莱茵学派。除此以外，在实践中我选择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从来不是因为他们是克莱茵学派的，而是因为他们对患者有同理心，因为我喜欢他们，因为他们有很好的幽默感，因为他们契合我的个性并且激励了我。
读这本书时，你会注意到我汇集了许多不同的观点，反映了精神分析领域里不同的传承，至于我把自己归入哪一个精神分析流派不是非常明确，因为实际上，我没有把自己归到任何一个流派里。流派很容易自成体系延续无益的假设和谬见，不利于对本行业所用的工具进行批判性反思。我们需要站边，需要分裂，需要做最受宠的孩子，这些需要重现在我们的组织生活中。当我们归属于某一团体而不是另一个时，并不完全是被理论差异或科学发现驱使，我们生活在这样一种幻象中：我们成功地将对手降格为一个不那么有特权的群体。当然理想的情形是，任何类型的社会组织都应该鼓励尽可能广泛的人类多样性。
哪里有“我们”，哪里就有“他们”。总的来说，心理治疗界，不仅仅是精神分析界，与其他任何社会团体没有什么不同：在推广我们的世界观和与之相配套的治疗方法方面，我们都有既得利益。我也一样。实际上，我们要有自己的个人观点，并用自己的观点与他人产生联接，这对保持头脑清楚是很重要的，这是一种自信的态度，相信自己的观点。我并不是相对主义的倡导者，正如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明智地提醒我们：
认识到自己的信念有相对性，然而不妥协地予以维护，这一点区分出文明人和野蛮人。（引用于Berlin，1969）
正如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1969）所说，对绝对真理的渴望无疑反映了“一种深层的难以治愈的元心理需要；但是让这样的心理需要来决定行为，同样是很严重的症状，而且更危险，在道德和政治上都不成熟”。
归根到底，各人最后用的专业词汇不一样，这无关痛痒（Rorty，1989）。“相同”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只要有足够多的重叠部分就够了，这样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语言去表达与他人的信念系统和自己的信念体系相碰撞的愿望。
确实有几种不同体系的精神分析理论。在本书中，我从不同角度汇集了精神分析内部的不同理论取向的洞见。也许这种做法会让我成为多元论者或者是整合派，尽管我从来不确定这些名词真正的意思，如果它们的意思是用不同的方式来理解人类的心理和治疗过程，这是对的；如果用这些词意味着我在认同某一特定流派方面有困难，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样，这也是对的；如果它们意味着我相信在与患者一起工作时，重要的是一种有弹性的方法，在任何特定的时刻以患者的需要为先，而不是先考虑特定的理论观点，这也是对的。
有些人不得不学习不同的语言来适应不断变化的文化背景，就像我小时候一样，在我心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感觉：总是会有意外的。这让我无法认定任何一种治疗语言作为最终归宿。辩论是重要的。有差异就有动力，会让我们不断思考。其危险在于用差异性来证明一种理论或方法相对其他理论或方法更优越。
在《对话性想象》（the dialogic imagination）一书中，巴赫金（Bahktin）（1981）认为对话主义很重要，根据他的说法，对话由我们在语言中的地位决定。一言堂主义是一种错觉，以为只存在一种语言。对话主义承认了任何一种语言都有其局限性，让我们拥抱丰富的多元化体验，让我们为自己定位，并在巴赫金称之为“批判性的互相激发的语言”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我不太确信我们是否在这个领域看到过许多这种“互相激发的语言”，但是这是我所理解的精神分析的精髓所在。
关于本书
本书主要是为了向受训中的临床心理学家和其他有着不同心理健康背景的临床从业者讲授精神分析，这些人在精神分析方面的知识或经验较少。就算是这样，也有许多人对此持批评态度，可能是因为之前学习过或者经历过精神分析治疗，觉得没什么帮助。我在此书中会谈及这些议题，会把这些读者放在心上，并且谨记这么多年来学生们向我提的问题，以及他们的批判性的观点。写书的意图主要是为在心理健康领域工作的人提供一本实用的、有临床意义的教科书，这些人在精神分析治疗实践上相对来说还是新手。本书确实假设了阅读者的背景，主要是心理健康专业人士，有临床经验，在一定程度上熟悉心理治疗实践和\或更广泛意义上的心理辅导。
本书汇集了我在公共健康服务体系内，在司法和精神科背景下，作为临床心理学家的精神分析工作经验，还有我作为精神分析师一周见患者3—5次的分析经验。在我看来界定是否是精神分析，最重要的要素是内部设置（Parsons，2007），而不是咨询的外部设置或咨询频次。精神分析式的工作，其特殊性在于治疗师系统化地使用移情，移情为治疗师理解患者的心理状态以及如何进行最有效的干预提供了信息，治疗师保持分析性的立场，而这种立场植根于治疗师的移情体验中（见第八章）。教学工作提醒我，接受精神分析培训时，我们很容易忘记实践工作的基础是那些我们视之为平常的东西，还有与训练我们的治疗师和督导在一起时的独特的个人体验。新手发现精神分析观点令人困惑，理论很难运用于实践，这一点也不令人意外。教学确实是一种很有益处的体验（除了教那些改变流派的人），因为我们被迫重新思考之前珍视的假设。教学也让我意识到过于看重某些观点的危险，不过我敢肯定，你读这本书时会学习到一些我十分不愿摒弃的观点。
在开始读这本书时，要小心我是一个集合主义者。在本书中，我没有专注于特定的理论流派，而是讲述若干用得上的精神分析流派中理论概念的通常意义及它们之间的细微差别。如果你在寻找特定的元心理学的复杂标准或者是精神分析的哲学基础，你很可能会失望，这不是本书的目的。我努力的方向是为自己的临床工作发展出指导性的理论假设框架，其基础是我对理论的理解，以及对什么有益于临床实[1]践的理解。为此，我借鉴了几种精神分析理论，因为我还没有遇到一种模型或理论可以满意地解释我所有的分析工作。
本书中我关心的是如何阐述清楚我“个人的”临床理论（Sandler，1983），以及它的技术含义。各章中我总结了一些指导我工作的“实践指南”，我无意于确定治疗规范，只是尝试说清楚我是如何进行干预的，以及分享多年来督导们教给我的咨询技术。这本书把这些经验汇集成一个工作框架，它不可避免的是个人性的，也是发展性的。正因为此，我不会宣称说我所做的、所写的内容在实证上完全合理，但是我尽可能地把我的实践锚定在熟悉的实证研究上。
因为这是一个导论，在每一章的结尾处我为进一步的阅读提供了参考书目，以便读者更深入地研究所论述的概念和观点。如果读者在阅读此书之前，有关精神分析的知识较少的话，可能一章章按顺序读更有帮助，因为每一章依赖于对前一章所讨论的概念的理解。
这本书将概述与实践工作息息相关的、关键性的精神分析概念。我支持的模型是客体关系模型，它指导着我的实践。我很清楚我所做的大部分干预待临床验证。我也完全意识到我的干预是多种精神分析理论取向所认可的。对于书中所引用的观点，我不会抢功；对于这些观点如何指导我的实践以及在此书中如何呈现，我确实负有责任。
写此书目的之一很明确，旨在鼓励在公共健康服务背景下开展精神分析治疗工作，希望为从业者提供一个可用的文献，鼓励他们投入实践，不至于被看起来高深复杂的理论所阻碍。本书的目的旨在揭开精神分析的神秘面纱。这样做会让一些精神分析的从业者对过于简单描述的概念感到意外，以为我暗示精神分析存在所谓的“技巧”，可以教给那些没有意向或者资金投入长程精神分析训练的人。
如果确实想以精神分析取向来工作的话，做个人分析是很关键的，这种体验是很独特的，比如说，我们不可能通过书本或讲课来教授脆弱是什么意思，或者依赖另一个人是什么意思，或者被强有力的投射裹挟是什么意思，以及渴望去认同另一个人是什么意思。对于所有希望去理解他人潜意识的人来说，个人分析培养出来的这种自我认知是必不可少的。然而，把精神分析立为通向自我认知的唯一道路，这是把它定为理想化客体。在做培训师的工作中，常有从来没有接受过心理分析的学生的领悟力令我印象深刻。他们的个案报告很容易与一位受训的有经验的治疗师的个案报告相混淆，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毕竟，正如埃区格杨（Etchegoyen）（1991）观察到的，经过好的精神分析后，我们比以前好了，但不一定比别人好。
在我看来，甚至一些没有经过长期个人分析和训练的从业者似乎都能很好地使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有一种观点认为，没有可传授的精神分析技巧——或者说，如果没有多年的个人分析来支持这些技巧的使用，这些技巧肯定是无法安全使用的——这种观点经不起推敲，也不能促进精神分析思想和实践的广泛传播。
精神分析的训练似乎是在一种隐含的假设的基础上进行的，即学生是通过渗透性的过程习得如何以精神分析的方式来工作。这是真的，很多分析工作的重要领域只能通过经验来学习，这样的经验要么是在督导中，要么是在自己的个人分析中得到。然而，这种学习方法不鼓励阐明我们为什么那么做，也不鼓励没接受过分析培训的临床工作者去运用。为了让精神分析的理念和运用更易理解，需要把专有名词变得更具操作性，并且讲清楚我们的做法和想法，而不是避开这样的挑战，辩称精神分析培训至少四年，少于必要的时数很难教授精神分析技巧。这么说的时候我意识到，也许起码对某些人来说，精神分析疗法应该更像认知行为疗法（cognitive behavior therapy，CBT）一样，有一些技术指南。虽然我不认为治疗实践可以简化成为一种手册式治疗，但是其中有可以学习的东西，这些方法试图确定我们在治疗中做什么，虽然不是很完全，但这样做可以让我们对那些促进心理变化的因素有更精微的理解。
在第一章，我概述了动力性人际治疗（dynamic interpersonal therapy，DIT）的发展，这种手册式的动力学干预共有16次咨询，在英国国家健康服务部（NHS；Lemma，Target，& Fonagy，2011）我参与阐述并开展了这项工作，在2003年写了此书第一版。这段经历影响了我，让我认识到把所做的工作变得更有操作性的重要性，让我看到在精神分析的原则和技术的指导下，在有限的时间框架里人们发生的重大改变。
希望我能说清楚，我并不是说能让人们做好与患者深入工作准备的精神分析培训可以被一系列的短期工作坊所替代，或者可以被这本书替代，也不是说短程治疗优于长程治疗。然而我确实相信一周一次的心理治疗的重要性，这是在公共健康服务设置内的精神分析实践主流，这样的工作大多由经验较少的临床工作者操作，其中许多人没有接受过正规分析疗法的培训，或者培训有限，他们在医生和心理学家的督导下工作。这样的工作很有价值，需要受过精神分析训练的人有意愿去用不同的方法教授精神分析实践，需要他们更明确地教授指导实践隐含的准则，并提前说明这样的事实：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都不是基于研究证据，而主要是反映治疗风格，这些风格对一些患者很有吸引力，对另一些患者则吸引力不大。
如果希望在公共健康服务体系下有更多病人从精神分析的洞见中获益的话，我们必须要找到方法，让在这样的设置下工作的治疗师以及一线从业者可以更加理解精神分析。当然，这些人还不足以做高频深入的治疗，教会她们精神分析的技巧不是目的，目的是让她们理解潜意识，了解如何把她的理解转化成解除患者心灵痛苦的工具。本书可以在实现这个目标上推进一小步，这是我的愿望。
将精神分析理论和技术运用于短程治疗，有时会与精神分析的稀释混为一谈，并因此被认为不是真正的精神分析，而是创造了所谓“真货”的仿品。这种适应性做法似乎引起了人们的怀疑，即精神分析会被其他理论、其他思想和实践侵入而受损害，感觉像是在摧毁原有的精神分析的大厦。整合和调整可能表现为进步，但感觉像是破坏（Lemma & Johnston，2010）。
保存精神分析的“纯金本质”是早期精神分析运动的核心目标（Kirsner，1990），这样的情绪在当代没有完全消失，仍然呈现在关于精神分析及其在公共领域的运用的辩论中。短程治疗的发展有时被理解为钉入长程精神分析棺材上的又一枚钉子，伴随的恐惧是：更短的替代性疗法的存在意味着人们只选短程，而不选更贵、更长程的治疗。在公共健康领域，费用问题的确以无益的方式主导人们如何作决定。
精神分析可以对公共心理健康贡献巨大，为了保持这种贡献，也为了让它在现代医疗保健经济中存有合理正当的地位，重要的是：让精神分析适应并进化到可以满足如今来寻求帮助的患者的各种需要（Lemma & Patrick，2010）。这不是为了稀释真品，而是发展，发展不可避免地会带来变化，因此也会有损失。不投入到适应和变革的过程中，只会让精神分析进一步被边缘化，不可否认的是，对精神分析来说，外部环境已经变得不那么适宜了。
关于专有名词和临床片断
为了叙述清楚起见，我选择将患者指代为“他”，分析师为“她”，婴儿或儿童用“她”，除非有不同的特指。我通常将“精神分析心理疗法”简称为“治疗”，在将它与其他治疗方式，或者与高频的精神分析进行区分时不用简称。我也交替使用“精神分析性的”和“分析性的”两个词。
本书我用了个案片断来说明临床概念，为了保密，我用的是复合型的个案研究，将两个或更多个案组合成一个个案。这意味着我在案例中报告的干预过程有程度不同的虚构成分，我考虑的是尽量减少任何一位患者觉得咨访关系中的保密性被破坏。因此比起“真实”的临床资料而言，可信度不够，丰富性不够。但是以我的经验来看，征求患者同意我写他们，通常是对咨询的侵入，为了保护治疗，我想要避免。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有患者同意我发表逐字稿（在第八章和结尾部分）。
读这些临床片断及其解读时，请记住，这些案例中的某个诠释在现实中要很多小时的咨询才能达成。分析性的工作涉及咨询师自身的挣扎和她与患者之间的纠结，会有一阵子什么有意义的事情也没发生，而我们陷在迷失中，不知道如何干预。这种不确定性和艰辛是很难在这样一本教科书里再现出来的。[1] 我在这里要提到桑德勒（Sandler）（1983）对公共理论（public theory）和个人理论（private theory）的区分，它很有用而且很有挑战性。根据桑德勒的理论，个人理论是前意识的，更直接地与临床工作有关。他的看法是，个人理论不会很合乎逻辑地遵从意识层面遵循的公共理论。引论：弗洛伊德死了吗？
本书第一版写于2003年，一开篇就是一个颇具挑战性的标题“弗洛伊德死了”。十年后，我加了一个问号。这是因为自从第一版之后，我们见证了精神分析领域诸多发展，这些发展在极大程度上预示了今天的精神分析从业者与过去的联系由僵化变松动了，弗洛伊德成了新发展灵感的源头，而不是妨碍进步的终点。
尽管这门学科不像其他学科领域发展得那么快，总体上在基础实验研究方面大大滞后，但毫无疑问，神经精神分析学的发展、日益增多的心理治疗的结果研究以及精神分析被应用到更广泛的人群中，这些都为精神分析注入了新的生命力。换句话说，弗洛伊德还活着，而且还活蹦乱跳，虽然情形变化了，精神分析已经超出躺椅上的应用。25年来，我一直浸泡在精神分析理论中，并且致力于将精神分析的观点和技术应用于大众心理健康服务中，比起我写此书第一版的时候，我投入其中的热情更高了。
虽然我在其他的心理治疗方法上也受过培训，并且使用过这些疗法，但还是会回归到精神分析上来，因为它在我的临床工作中起着最重要的支撑作用。然而我还是会挣扎于精神分析理论与实践的各方面。更确切地说，我的这种批判与在精神分析流派中普遍存在的闭关自守的态度和部落心态有关。精神分析领域里不同流派之间的分裂，无益于精神分析保持强有力的存在性，在心智科学领域，精神分析理应有强大的影响力。我想要澄清一下，我不是要给不同的声音或差异泼冷水：它们对于学术的发展是很重要的。不同本身不是价值判断，它只是不同，而内心怎么应对不同是另外一回事。依恋理论在精神分析界被忽略，直到最近情况才改变，这是例证之一，说明偏见而非理性的论证会排斥一个与精神分析高度相关的理论体系。
最优秀的科学家是那些在追求真理的过程中具有批判性的人，他们认识到将会有其他的科学家将他们的理论推向更远，也可能会证明他们是错的。然而这是必要的。在追求知识的过程中，许多人很有热情。热情不是罪恶，尽管它会将我们带进盲区。实际上，弗洛伊德自己也向我们指出了欲望的陷阱。弗洛伊德毫无疑问探索过一些理论幽径，因为有这一百年来的后知之明，我们现在看有些理论是无益的。如果把精神分析的婴儿连同洗澡水一同泼掉的话，那就只剩下一位失败者了，就是我们自己。通过直接聚焦于我们的欲望和毁灭性，精神分析比其他任何心理学理论，更摸得清我们。
本书的主要目标不是详述精神分析作为一种理论或传承的有问题的方面，而是分享精神分析对人的理解，这些理解充实并丰富了我的临床工作。我们需要保留住的是弗洛伊德努力探索的精神，是他愿意质疑黑暗面并提出令人不快的问题的精神，而不是他找到的答案。我们让弗洛伊德的精神存留下去的唯一方法是在他发展出来的精神分析这种探索方式的帮助下，进一步推进他的观察，同时不因为恐惧而回避使用其他探索的方法，比如说实验研究。如果精神分析要在外在的质疑中存活下去的话，它的支持者们也需要用批评的态度去研究它。只要批评不是潜意识地攻击精神分析所代表的东西，那么精神分析就能承受住质疑，如果是的话，至少在我们的心中，精神分析会受到损毁。
尽管我个人持热情乐观的态度，然而毫无疑问，精神分析面临着比以往更强烈的攻击。对精神分析的质疑声在很大程度上是一致的：精神分析远离现代社会；只适用于少数精英知识分子阶层；它将个人需要置于大众需求之上；就一种治疗方法而言，疗程漫长、密集、昂贵，有效性没有证据基础。英国国家健康服务部门史无前例地取消了精神分析服务，因为要节省费用。类似的是，精神分析作为一种治疗方法，其地位在全球范围内受到威胁。
有些质疑很难反驳。精神分析和实验研究不能“同床共枕”，结果是对精神分析及其应用的证据性基础研究发展缓慢，很难迎合占主导地位的科学范式的要求，相反它还挑战这些范式及其适用性。尽管精神分析实验研究现在正在进行（见第一章），但是这种整合还不能算是日常性的。
作为精神分析的实践者，抗拒治疗成果研究和公共部门常规性评估的实际工作，无益于推进我们的事业。在这方面，认知行为疗法的同行们给了我们许多借鉴。精神分析在这方面已经落后了，要有被认可的证据证明其有效性，还要在严密的科学范式中发展出新的治疗模型以方便评估有效性。当然有值得注意的例外，比如说，以心智化为基础的心理疗法（Bateman & Fonagy，2006）、精神动力学取向的人际交互疗法（Guthrie等，准备中）、聚焦惊恐的精神分析治疗（Milrod等，1997）、移情焦点心理治疗（Clarkin等，2006）和动力性人际治疗（Lemma，Target，& Fonagy，2012）。以上所有这些治疗模型把自己归入精神分析之中，它们有操作手册，而且都有可靠的证据基础支持其有效性。虽然这些发展令人鼓舞，但是还没有形成一个足够翔实丰富的证据体系，可以让精神分析疗法成为治疗方案中的优选项，比如说成为英国国家临床优化研究所（the UK's national institue for clinical excellence，NICE）指南中的一项。
我们该如何保卫精神分析以应对这样的攻击？特别是当这种攻击指向的是将精神分析应用于公共领域以帮助人们应对心理健康问题的时候。这是彼得·福纳吉（Peter Fonagy）和我自己在著名的莫兹利（Maudsley）辩论中面临的局面（Fonagy & Lemma，2012），对手认为精神分析在现代医疗卫生经济中已无一席之地。在这场辩论中，精神分析胜利了。我们的辩论集中在精神分析的三个核心的、独有的贡献上。
第一，精神分析的观点应用到实践中，能够为心理健康从业人员提供支持，使他们可以提供高质量的医疗服务。与备受折磨的同时也折磨人的病人一起工作，不可避免地要承受人际的压力。有一点已经被广泛认识到，与那些患病的、身处痛苦中的（身体和/或情绪痛苦）人一起工作，还有应对家属或其他照顾者的需要，这两者都相当吃力、相当有压力（Borrill等，1998）。压力巨大的工作环境降低了工作人员对工作场所的投入度，增加了旷工和转行的比例（Borrill等，1998；Elkin & Rosch，1990；Lemma，2000；Maier等，1994）。确实，与有心理健康问题的病人一起工作，心理耗竭现象特别明显。耗竭发生在处理压力的应对机制崩塌之时，更原始的运作方式主导了医患之间困难的人际交往，比如说投射、迁怒、僵化、玩世不恭和退缩。门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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