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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德】叔本华

出版社：哈尔滨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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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的智慧试读：

欧洲的19世纪是一个百花齐放的时代。政治上拿破仑想施展宏图大略，可惜滑铁卢战役的失败，粉碎了他的美梦。文学上德国有歌德倡导的狂飙运动，俄国出现了几位永垂不朽的文坛巨人：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及屠格涅夫。音乐上贝多芬、瓦格纳、柴可夫斯基为人类音域世界创作出优美深邃的作品。哲学上，康德完成了批判哲学，黑格尔在柏林大学高举着“存在即合理”的旗帜，就在这个时候，一位将东西哲学会通在一起的天才哲学家出现在哲学舞台上，他是有“悲观主义大师”之称的阿图尔·叔本华。

1788年2月22日生于德国格但斯克的叔本华，从很小的时候起，长者就看出，以他的心灵和性格，他将来注定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中国的林黛玉看到落花流泪，德国的叔本华小时候遇到悲惨的事物就要沉思良久：世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悲惨的事物呢？这个世界为什么充满着那样多的不幸呢？人生的意义和目的何在呢？我们与世界其他事物的关系如何呢？从小就充满许许多多问题的叔本华，终于找出了确切的答案，世间许多的不幸、痛苦、荒谬和矛盾表现的根由，原来是盲目的意志，由意志所展示的内容不过是一种表象。就这样，1818年叔本华完成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巨著，这时他只有三十岁。

叔本华的父亲是一位绅士型的成功商人，具有世界性视野，深受精神文化的影响，爱好旅行和伏尔泰的作品，他对自己的唯一香烟传承人叔本华的希望是很大的，一方面把自己的爱好灌注到叔本华的脑海中，另一方面希望叔本华也成为一位商人。但是，叔本华的兴趣和志向，注定不能实现父亲的希望，叔本华的深厚心灵，是一定要成就一种哲学的，他超凡脱俗的性格，决不能在十里洋场中虚耗年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叔本华毅然地断绝了海因里希的香烟，一生没有结婚。这是因为在叔本华看来，人生之不幸，正在于父亲有后。

叔本华的母亲约翰娜，颇有文才，是当时一位小有名气的描写风花雪月的小说作家。不幸的是她比自己的丈夫小二十岁，由于年龄悬殊，她的婚姻花好月不圆。传说海因里希在精神上有一点不稳定的悲观气质，1805年海因里希淹水灭顶，传闻是自寻短见，颇为自负的约翰娜就成为年轻美丽的寡妇了。

有人说叔本华悲观哲学的形成与他父亲的悲观气质不无关系。遗传和环境对人的影响当然很大，不过我们不要完全信赖个人的思想与性格完全是由遗传和环境来决定的。释迦牟尼身为王子，环境不可谓不好，他的小乘思想就是从悲苦中看世界，而他的父亲并没有悲观的气质。天才型的人物有他自己的生命潜力，叔本华若不是天才，就决不能在三十岁时完成那样深厚的哲学著作。

叔本华在英国受过一段时期的教育，受英国思想倾向的影响，他在思想着落上也就要求客观和合于事实，在文章遣字用词和技巧上也表现出一种清新脱俗的风格。叔本华认为只有烦琐、不清晰而又乏味的思想，才要使用一些暧昧堂皇的名词，这就像丑妇需要浓妆一样，天生丽质的俏佳人就用不着俗气的胭脂花粉了。

爱好自由是人的天性，也是人的一种权利。1793年普鲁士占领格但斯克（后又改称为但泽），叔本华一家为了自由，从但泽搬到汉堡。父亲去世后，约翰娜便从汉堡搬到莱比锡西南的一座城市魏玛。魏玛是一个民风淳朴，为当时德国知识分子所向往的文化城。约翰娜的寓所很快就成为该地的知识分子消闲俱乐部。许多文学家和音乐家常常聚在约翰娜那里，舒展心灵，放论古今。施莱格尔和格里曼兄弟是约翰娜的常客，狂飙运动大师歌德也常和她聚在一起。约翰娜自己既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浪漫小说家，长于交际，当然容易受文化界的欢迎。虽然如此，当时与她相识的一些人却说她是“没有灵魂的女人”。她不但是“没有灵魂的女人”，而且是“硬心肠的女人”。由于约翰娜的这种气质，她不但不欣赏她的儿子叔本华对世界的痛苦和人类的不幸所具有的一种天才式的领悟能力，反而说叔本华有一种她所认为的病态，那就是叔本华在一般十六岁的孩子还是无知的时候，就喜欢默想世间悲惨的事物。

叔本华和约翰娜思想不同，生活也大异其趣。1813年冬叔本华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在这篇博士论文题目的原来德文名称中，有一个德文词是“Wurzel”，这个德文词的一般意义为“源泉”或“基础”，但也有“制药学的根据”的意义。一个儿子写完了博士论文，母亲虽不必像现代人一样，在报上登广告来炫耀一番，却也应该引以为慰，然而，约翰娜却说叔本华的博士论文是“制药学的根据”，这样的戏弄自然伤了自命不凡的叔本华的自尊心。

叔本华的性格不太宽容，他便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他对约翰娜说，她将来的出名是要靠他，她的文学生涯不久将烟消云散，一无所成。母子之间秉性的不同导致相互轻视，自然而然彼此形同陌路。1809年，叔本华二十一岁，他继承了他父亲留下的应由他支配的财产，马上离开魏玛进入格丁根大学，他在格丁根大学只住了两年。自1814年5月开始，叔本华就再未见到他的母亲约翰娜，直到约翰娜1838年去世。他们母子在精神和生活上隔离了二十四年，这在悲观哲学家叔本华的生涯中，也可以说是一个不太小的悲剧。

叔本华进入格丁根大学成为医科学生以后，首先注意科学，特别是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的学习。第二年，他的兴趣渐渐转到哲学问题上，在格丁根大学教授舒尔茨指导下，他对柏拉图和康德的哲学产生莫大兴趣，这两位杰出的西方古典哲学家的哲学，深深地影响了后来叔本华思想建构的发展。

这个时候在德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是有一个时期皈依康德哲学的费希特。叔本华为了听费希特的演讲，便于1811年迁居柏林。到了柏林以后，就同时听到了费希特和施莱尔马赫的演讲，但是，事后叔本华对他们的演讲却大失所望。虽然费希特有关意志的性质以及意志在知识中所扮演的角色的演讲，令叔本华产生极深的印象，但是，叔本华极不赞同费希特的哲学方向。不但如此，他还说费希特自高自大，哩哩啰啰，是暧昧主义者。老师是老师，知识是知识，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叔本华不受传统泛道德约束，这和某些地方没有学生批评老师的情况恰好相反。叔本华也强烈反对施莱尔马赫认为哲学应建立在宗教信仰上的说法，相反，叔本华认为真正研究哲学者，应该在“无向导者”的哲学花园里漫步，这样虽然危险，却是自由的，是独立的，是顶天立地的。

自叔本华从学生始，在他所有的著作中，一直吐露着这种情调，他厌恶职业哲学家，职业哲学家的所想和所作，简直令人作呕，他们把自己埋在习惯呓语中，然后又把呓语当作宗教符咒。当时的德国哲学界不认识叔本华的哲学，不赞同叔本华的哲学，对此，他深恶痛绝。导致这种情况当然是有原因的。当叔本华停留在柏林的时候，对哲学的适当范围和方法，早已形成了许多决定。在叔本华不可动摇的独立认识下，再加上他在理智上的自信，这一切就使得他不可能和教授们接近，而当时叔本华的同学们对费希特一流的教授的权威自是默认的，结果那些同学就说叔本华傲慢和自大。其实，往往有智慧和自信，有独立思考和辨别是非能力的人，容易被人视为自大和傲慢，叔本华遭受这种误解，不足为奇。

叔本华是一位具有世界心灵的和平主义者，对狭隘的民族主义、狂热的爱国主义是不屑一顾的。人既然应该爱他的国家和民族，为什么不应该爱世界和人类？假若能爱世界和人类，就用不着高喊什么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了，因为爱世界和人类，决不会不爱国家和民族。1812年拿破仑在俄国战败，普鲁士趁机反对法国，当时的德国普遍洋溢着民族的爱国情绪，叔本华充满与世俗事务隔离的智慧，丝毫不为这种爱国情绪所动摇，在这种情况下，叔本华的大学生涯随之结束。

由于天生爱好和平，他厌恶任何形式的国与国之间的敌对，此外，在文化上，他也不认为德国的比法国的深厚，而且当国家剥夺了本人所住地方的独立与自由时，他就没有对国家忠诚的义务了。为了自由与独立，为了逃脱普鲁士与法国敌对的纷扰，叔本华便隐居到魏玛南部的一个小侯国罗德施塔特。

隐居到罗德施塔特以后，他计划完成他的博士论文《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这本书是在极受康德哲学影响的情况下完成的。博士论文完成后，他呈给耶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随即自费印了自己的博士论文，但并未引起大家的注意。让他引以自慰的是，歌德读了叔本华的博士论文，而且认为叔本华的观念与歌德自己以前在《论颜色》一文中所提出的观念和其他理论有些相关。

自此以后，叔本华和歌德便成了忘年交，常相聚在一起讨论问题。这个时候歌德反对牛顿有关颜色性质的说法，叔本华也充分地和歌德论及这方面的问题，并为此写了一篇《论视觉与颜色》的小书，于1815年秋天将这本小书的手稿交给歌德。歌德接受了叔本华有关视觉与颜色的观点，他们彼此的讨论也就扩大到各方面。但是，讨论的问题越多，叔本华和歌德之间的思想差异也就越大，最终彼此说“再见”了。

1814年叔本华搬到德累斯顿，一心一意想离开他的母亲约翰娜。在德累斯顿定居的四年中，叔本华集中精力写他最重要的哲学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还在柏林的时候，就想写这本著作。他在1812年时写道：在我的手上和心中有一件工作，就是使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合而为一，以前人们错误地将形而上学与伦理学分离，使肉体和心灵分裂。

叔本华将自己思想系统的发展比作一个渐渐在母体中成长的胎儿，而每一个新的观念都是从“一个基础”隐现出来的。因此，他就用不着去担心自己各种不同的观念最终不能统合在一个系统中，他已经在心中决定了自己哲学系统的主要纲目，而且可以看出他所要研读的书籍，其中包括英国经验哲学家霍布斯的书，18世纪有关生理学和心理学的书，如赫威修斯与卡巴尼斯的书，以及有关印度哲学的书籍，其中最重要的是《奥义书》。

叔本华在离开魏玛前，从语言学家梅耶那里知道《奥义书》。叔本华在德累斯顿虽然在准备写他震惊哲学界的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他的生活却是多彩多姿的。除了经常与大自然接触外，还常常参加音乐会，到戏院欣赏歌剧。叔本华说人无休闲娱乐，就像试穿衣服没有镜子一样。他也常去参观艺术馆，特别欣赏拉斐尔的作品《西斯廷圣母》。

叔本华的作品所表现的脱俗和平静的风格，和他自己的气质恰好相反。叔本华本人在小的时候就有一种极深的不安感，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焦虑，对一些小事情也会感到惊恐。他的哲学虽然强调意志盲目，虽然主张人应该找到方法来解脱生命的痛苦，但是他自己并不是一个禁欲和苦行的人，相反，他是一个情感极为热烈的人。

叔本华在理论上厌恶女性在学术界几乎尽人皆知，这主要是由于他写过一篇《论女人》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把女人骂得体无完肤，一无是处，一个人在理论上骂女人，在实际中未见得不喜欢女人。所以叔本华终其一生还是常和女人结缘的。他和女人结缘，不光是逢场作戏，也常想到结婚，不过想结婚的意念并不怎样强烈。当叔本华去世的时候，人们发现许多他自己的传稿，其中有一些是记载男女性爱的事情。这些稿子不是用德文写的，而是用极为流畅而动人的英文写的，可惜的是这些稿子被处理叔本华遗产的人烧掉了。处理叔本华遗产的人认为这类稿子不宜出版，且说叔本华口头遗言要这样处理。叔本华有一篇论文名为《性爱的形而上学》，他认为，性爱完全是盲目意志的冲动，其目的是为了延续后代。

1818年完成了《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巨著后，没有出版商愿意出这部书，叔本华与出版商争吵了一阵，终于在这一年年底出版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著作。叔本华送了一本给歌德。歌德颇为赞成叔本华讨论艺术和有关自我知识的观点，对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却不大感兴趣。当时除了詹·保罗以外，学术界对叔本华这部书不怎样感兴趣。

这个时候，黑格尔可以说是执德国哲学界的牛耳，在柏林大学继承费希特位置授课的黑格尔，声誉之隆掩盖了其他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叔本华一心想去柏林大学授课，更想让自己的哲学内容超过黑格尔。在他出版《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十八个月后，终于得到在柏林大学主讲哲学的位置。叔本华为了要和黑格尔一争短长，他选择的授课时间恰好是黑格尔授课的时间。叔本华这种轻率而又大胆的措施，很快使自己吃到了苦头，结果是后来没有一个人听他的课了。他知道盲目的群众只容易接受权威与声誉，不太容易接受真理，只好结束自己在学院授课的生涯，回到自己孤独的世界里去孤芳自赏。叔本华的性格可以说是极端自我为中心的，对人充满怀疑，所以，在柏林大学的一段时间，没有交到一位朋友，事实上叔本华终其一生，也没有什么亲密的朋友。因为叔本华相信“不能向敌人说的话，也不能向朋友说”，这无异于说世人本来个个孤零零的，谁也不会有朋友。

在柏林大学授课失败以后，他自然更痛恨黑格尔，他骂那个时候的黑格尔哲学是“官方哲学”，叔本华认为黑格尔的哲学使整个德国知识界的心灵和大脑腐败。这个时候的叔本华虽在教学上遭受挫折，但让他颇引以自慰的是，他并不像现代的教书匠一样，要为五斗米折腰。现代的教书匠被随意解聘以后，若不自杀，就只有多喊几声别人“老娘，老爹”，叔本华用不着这样，他父亲留给他一笔可观的遗产，遗产中的大部分被投资在但泽的一家商店，有一段时期叔本华几乎濒临破产。叔本华在处理这件事情的时候，充分表现了他的理财能力，他没有让他的钱白白流掉，以后一生就靠这笔钱的利息安稳地过着物质上无匮乏的日子。

需要安静本是读书人最不可缺少的条件。叔本华的喜欢安静和不能忍受嘈杂，又似乎更超过一般读书人，他不能忍受任何嘈杂的声音。当他住在柏林的时候，有一个妇人在叔本华房子外面和人聊天，叔本华竟气得将那个妇人从楼上推到楼下，结果那个妇人的手臂负伤，从此失去自己谋生的能力。诉讼的结果，自然是叔本华败诉，除了要付当时的诉讼费用外，还要定期给这个受伤妇人金钱以维持她的生活。许多年以后，这个妇人去世，叔本华写道：“老女人死了，我也解脱了。”

叔本华不但怕嘈杂，前面说过他还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感，他在柏林不得意的时候，怕小偷，怕遭人暗杀，所以带着武器睡觉。从这类小事情我们可以看出，叔本华一方面不信任人，另一方面也过于珍惜自己的生命。他的生活与他的哲学不太相称，因为他说过：“人要无防卫地接受一切灾难。”

叔本华在柏林时原来有两个大的计划，一个是将休谟《自然宗教对话录》译成德文，另一个是把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译成英文。这两本书叔本华都非常欣赏，特别是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对叔本华的思想影响极大。叔本华的英文非常好，他对康德写《纯粹理性批判》的目的有极深的了解和同情，这种了解和同情可以说超过当时德国任何哲学家。但当他向英国的出版商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却没有得到答复。正在这个时候（1831年）柏林流行霍乱，叔本华为了逃命，赶紧从柏林搬到法兰克福。要翻译康德和休谟的书的事也就随之搁置了。叔本华搬到法兰克福，除了躲避当时柏林的霍乱外，还有其他重要的目的。那里气候温和，医生也很有名，音乐、戏剧气氛也非常好，于是，他就在法兰克福定居，住了二十七年，一直到他离开人世为止。

法兰克福的宁静气息使叔本华恢复了写作的生机。叔本华对于他的主要著作《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隐含的内容所具有的真理性是坚信不移的。他不但自出版后未加修改，而且一直想扩大和充实此书的内容。1836年他出版了《论处于自然界中的意志》。三年以后，他以讨论意志自由的论文得到挪威皇家学会的奖金。后来他又写了《道德责任的根据》一书送到丹麦皇家学会，希望得奖，结果未如愿，他就于1841年将上述两本书合在一起出版，此书名为《伦理学的两个基本问题》。1844年《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出第二版，大大补充了内容。1847年，又修订和增写他原先的博士论文。

在1847年以前，叔本华虽出版了许多著作，但是很少受到读者的注意。直到1851年，叔本华将他的散集出版，书名为《论文集》，这才受到读者的广泛关注。这本著作中包括他在大学的演讲哲学的稿子和讨论宗教、文学、心理学等的文章。但是，即使这本书受到读者的欢迎，在出版的时候，还是遭遇到一些困难而令叔本华不愉快，他曾经先后找过三位出版商，但没有一个商人愿出这本书。后来经过叔本华晚年的密友也是他的弟子佛劳因斯特的介绍，才由柏林的海恩出版这本书，报酬是出版后送给叔本华十本书。佛劳因斯特与叔本华的关系非常密切，叔本华去世后的全集，就是由他编辑出版的。

叔本华是偶像破坏主义者和打破旧风俗的人。1853年约翰·奥森弗德在《威斯敏斯特和国外文评》刊物上发表《德国哲学中的破坏偶像主义者》。约翰·奥森弗德在这篇文章中说叔本华是英国经验论战斗者穆勒等人的同盟。这个时候的卡内基和他的同路人正献身于德国形而上学的符咒中，而穆勒一类的英国经验哲学家极为反对神学偏见和超验理论，恰好叔本华也不喜欢德国的形而上学，反对庸俗的宗教，这是约翰·奥森弗德说叔本华是英国经验哲学家穆勒反卡内基的同盟者的原因。

后来约翰·奥森弗德的这篇文章在德国的报纸上被翻译成德文发表，叔本华这篇文章引起德国读者的莫大注意。恰好这个时候黑格尔在德国大学的影响正逢退潮，自此以后叔本华的声誉日隆，在法国，在意大利，各种学术性刊物相继介绍和讨论叔本华的哲学，在思想上寂寞了几十年的叔本华哲学，忽然热闹起来了。存在主义祖师爷克尔恺郭尔也称赞起叔本华来了。1856年莱比锡大学主办讨论叔本华哲学的征文比赛。1857年耶拿、波恩和布雷斯劳大学也开始讲授叔本华哲学课。一位终生探讨人类的痛苦和希望解脱痛苦的哲学家，在他离开人世的时候（1860年9月21日），已经成为许许多多追求生命哲学者的崇拜对象，崇拜他的人在数量上日益增多，在地域上不仅是英国和德国，在美国和俄国也有许许多多崇拜他的人。

叔本华虽然是一位悲观哲学家，生前有好几十年没有受人欣赏，他的日常生活却是非常丰富的。他很有“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艺术情调。他饮酒要饮好酒，极喜欢佳肴佐餐，常享受行云流水般的轻松旅行生活，特别喜欢在意大利旅行。他的阅读兴趣也非常广泛，除了专精哲学外，对文学也有相当深的理解，不仅是德国的文学，而且西班牙、意大利和英法等国的文学著作也看得很多。叔本华定期地阅读《泰晤士报》，这份刊物虽常报导当时的政治事务，然而，叔本华对当时的世界政治却木然无觉，不感兴趣。

他强烈爱好个人自由，不信任什么民主。1848年欧洲发生的革命，叔本华对当时的政治纷扰极感厌烦。叔本华在生活上是孤独的，但他也极喜欢和谈话投机的人士谈天。叔本华成名以后，许多没有见过他的人便以为他很难接近，一旦和他接近，就会发现叔本华和蔼可亲，谈话中充满隽语和讥讽，是一位极易亲近的伟大哲学家。叔本华不但喜欢吃，而且讲究穿。但另一方面，他的房间的布置却非常简朴，除了几件必需的家具外，书桌上只有一尊佛像和康德半身像。叔本华的思想极受康德和《奥义书》的影响，他将佛像与康德半身像长期放在书桌上，由此我们可以相信他的生活虽是孤独的，然因他极具与古人神交的情怀，他的心灵毕竟是充实和快乐的。

从西方哲学史来看，叔本华之所以那么重要，实因他是第一位强调意志在哲学上的重要性的哲学家。极受叔本华哲学影响的尼采，虽也从意志来建构他的哲学，但尼采的哲学却落在超人上，此与从印度哲学的观点上来论意志的叔本华哲学截然不同。

叔本华是德国人，却在心理和生活方式上远离德国，在哲学上，毋庸讳言的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却厌恶传统哲学的经院和烦琐气息。一生成长在西方文化中，却从印度哲学来建立自己的哲学系统。强调生命的悲剧性，哲学旨在解脱人生的痛苦，但在生活上又极为喜欢美好的尘世事物，且珍惜自己的生命超过常人。叔本华的头脑和心灵也应是第一流的，却对一些微不足道的琐碎事物也计较。

从上述许许多多的现象看来，叔本华在实际生活和思想上是不一致的。我们的目的只在指出叔本华有这种不平衡的现象，这并不能否定叔本华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而叔本华本人的可敬可爱之处，也许就在他这种实际生活和思想的不平衡。我有一位朋友深研尼采和老庄哲学，但他却怕鬼。庄子太太死了以后，庄子敲锣打鼓，而我这位朋友当他老师去世后却大哭一场。这样看来，许多学人在思想和行为上的不一致，原是不足为奇的。

叔本华去世后，他的思想对世界的影响越来越大，影响的领域不仅是哲学，而且扩及文学和音乐。罗伊斯在《现代哲学的精神》一书中说：“1890年时，在哈佛大学除了康德以外，近代的欧洲形而上学家，没有其他人比叔本华更有名气。”

但是，随着时序的推移，世间的事物就如叔本华自己所强调的，是处在不断的变迁之中的。叔本华的哲学时至今日，已不如19世纪时那样引人注意，“叔本华”三个字也就越来越被人淡忘了。叔本华为什么被人淡忘

人们淡忘叔本华的哲学，这只能表示19世纪以后的时代是只着重大脑而不着重心灵的时代，并不表示叔本华的哲学不重要，或者对我们这个时代没有意义。人们淡忘叔本华哲学的原因很多，在这里我们指出其中的几个主要原因。

自20世纪初期开始，西方的哲学大体上已经从传统哲学转入到一个新的方向。近六十年以来，在现代西方哲学脉络的主流上，只发展出“逻辑经验论”和“存在主义”两支哲学。

逻辑经验论所着重的在处理知识论的问题和科学与逻辑的专技方法，完全否定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在哲学上的意义，发展的结果，形成了“知识极权主义”。知识是越来越专业化，成为一门技术，它的内容也就越来越小，对人生的种种核心问题越来越有隔膜了。

存在主义虽和逻辑经验论的取向不在同一个层面上，虽然和逻辑经验论一样，一同反对黑格尔哲学，虽然企图为形而上学开辟一条新途径，以及建构一种新伦理学，但是一方面由于存在主义本身的流脉互有分歧，一方面因受现代知识论的压力，我们很难说存在主义在理论上已建构出一个完整的理论系统。再加上存在主义在主调上除了表达出现代人类的痛苦呼声及当前的生存过程外，它只顾向前展望，而不愿回顾传统，也就是说存在主义，还是在一种发展的状态中。

总结逻辑经验论和存在主义两支哲学，我们可以说，逻辑经验论已远离了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存在主义未建立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这种情况给我们描绘出了一种景象，现代思想工作者在心理上不是远离形而上学和伦理学，就是无力建构新的形而上学和伦理学，而在普遍取向上，大家都不愿回顾传统，这是专以形而上学和伦理学为核心问题的叔本华哲学落潮的第一层原因。叔本华、尼采和希特勒

其次，叔本华哲学衰微的原因，应牵涉叔本华本人的著作问题。学术界有些学人认为叔本华的思想和著作只是涉及人生的一些现象，在哲学上并不值得重视。他们认为一个哲学家固然可探讨或反省到人类的生活层面，但最重要的还是在建构一种具有严格系统的哲学。从严格系统的哲学观点来看，叔本华的哲学是松弛的，经不起严格批评的。这正是人们常将叔本华与拜伦、利巴第和尼采关联在一起的原因。

另外，有些人认为叔本华的哲学是反“理性”的，而理性是哲学赖以产生、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没有理性就可以说没有哲学。叔本华从反理性出发，进而反对人文的理想和理智的展望，否定人类理想文明的可能性，而人文的理想和理智的展望是科学、社会、政治赖以进展的基础。

由于叔本华反理性，否定人类的理想文明，而又强调意志在文化和个人发展中的盲目冲撞，叔本华思想影响的结果，是成为近代“权力意志”政治的始作俑者。因为，没有叔本华就不会有尼采“权力意志的超人哲学”；没有尼采“权力意志的超人哲学”就不会有希特勒的“国家社会主义”。叔本华哲学既然如此，与其让他继续产生不良的影响，不如把他的哲学丢在垃圾箱中。虔诚向佛的哲学

最后，是使得叔本华哲学没落的原因，也许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叔本华的哲学既来自东方，他的形而上学相对于西方一直着重的逻辑和知识论来说，可谓关联极少。相对于西方哲学来说，叔本华哲学是一种外来哲学。同时，从叔本华哲学本身的形而上学来看，虽西方自希腊哲学始就有形而上学的发展，在康德以前，任何西方哲学家几乎很少不思及形而上学的问题，但叔本华的形而上学不论是出发点、开展还是归结上，又截然与过去西方的形而上学家不同。自工业革命后，世界文化的理智开展，全被套牢在因工业革命所产生的文明上，东方文化的没落，正可以说明为什么叔本华哲学也会没落。

总结上述几种原因，除第一种原因是一种时代趋向而需要专文论述和检讨外，其他使叔本华哲学没落的因素是不难予以驳斥的。

叔本华所处理的问题，绝大部分是西方传统哲学所处理的重要问题，所以纯就哲学的层面来看，叔本华哲学的重要性，实不亚于任何一位伟大的哲学家。

如果我们读叔本华的著作，不从哲学问题入手，我们就永远不可能了解叔本华。由于叔本华著作清晰、流畅，人们便低估叔本华哲学的重要性，这种态度与其说是看轻叔本华，不如说是显露自己的无知和对哲学所产生的盲目崇拜。通常在哲学界，特别是德国哲学的传统，以为用一些深奥难懂的词汇堆垒在一起，那种哲学便是经得起推敲和极具价值的。而所谓深奥难懂的词汇，只不过是一些含混、歧义或无所指的符咒而已，有时甚至使人不知道那些字眼究竟是否为符咒，人们若追随这种哲学，他们不能得到什么，他们所能得到的只不过是使自己的头脑更糊涂而已。一种哲学，不论是什么哲学，最起码的条件是要使人能懂，这也是叔本华的信条之一，所以叔本华在《论充足理由律的四种根源》文内说：

真正的哲学家所探求的永远是明了、清晰，达到像瑞士澄清的湖水一般，湖水的安谧才使得极为澄清的淤水产生极大的深度，澄清的湖水恰好显示出湖的深度，混浊迅疾的山洪是不能显示出深度的。相反，那些假哲学家所使用的词汇，并不像达里兰德一样地隐藏思想，而是在掩盖自己的缺陷：没有思想。这样一来，就能让读者来担负不了解假哲学家所谓思想系统的责任。读者之所以看不懂假哲学家的思想系统，实际上是由于假哲学家自己的思想不清楚。第一章生命的划分

亚里士多德将人生的幸福分成三类，那就是自外界得来的幸福、自心灵得来的幸福和自肉体得来的幸福。这种划分除数量外，实际上没有指出什么。据我观察，人的命运中的根本不同点，可以分为三类：

一、什么是人。从“人格”一词的广泛意义来说，人就是人格；其中包括着健康与精力、美与才性、道德品性、智慧与教育等等。

二、人有些什么。人有财富和他可能占有的事物。

三、如何面对他人对自己的评价，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他人把你看成什么样子，或更严格一点来说，他人对你的观感如何。这可以从别人对你的意见中看出来，别人对你的意见又是从你的荣誉、名声和身份表现出来的。

上面第一类的差异是自然本身赐予人的。正由于是自然本身赐予人的，它对人生快乐与否的影响远超过后面两类对人的影响。后面两类只是人安排的结果。所有具有特权身份或出生在特权世家的人士，即使他是出生在帝王之家，比起那些具有伟大心灵的人来说，只不过是为王时方为王而已，具有伟大心灵的人，相对于他的心灵来说，永远是王。古希腊哲学家伊壁鸠鲁最早的弟子门采多鲁斯也说，“从我们内心得来的快乐，远超过自外界得来的快乐。”

生命幸福的主要因素，我们存在的整个过程，在乎我们内在的生命性质是什么，这是天经地义和人人都可以体验到的事实。人的内在生命性质是使我们心灵满足的直接源泉，我们整个感性、欲望和思想使我们不满足，直接的源泉也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性质。另一方面来说，环境只不过是对我们产生一种间接的影响而已。

这就是为什么外界的事件或环境对两个人的影响会各不相同。即使环境完全相同，每个人的心灵也并不全合乎他周围的环境，每个人都活在他自己的心灵世界中。一个人能直接体悟的，也是自己的观念、感受和意欲；外在世界的影响也不过促使我们体悟自己的观念、感受和意欲。

我们所处的世界如何，主要看我们以什么方式来看我们所处的世界。正因为如此，世界相同，每个人却大异其趣：有的人觉得枯燥无味，了无生趣，有的人却觉得生趣盎然，极具意义。听到别人在人生历程中饶有兴味的事件，人人也都想经历那种事件，完全忘记了那种事件会令人嫉妒，在描述那些事件时，把自己的心灵落在那些事件所具有的浮泛意义中。

某些事情对天才来说，是极具意义的冒险，但对凡夫俗子来说却单调乏味，毫无意义。在歌德和拜伦的诗中，有许多地方是化腐朽为神奇，化平凡为不平凡。愚痴的读者嫉妒诗人有那么多令人愉快的事物，他们除了嫉妒外，不想想诗人丰富的想象力可把极平凡的经验变得美丽和伟大。

同样，对一个乐观的人来说，某种情景只不过是一种可笑的冲突，忧郁的人却把它当作悲剧，但在恬淡的人看来又毫无意义。所有这些都依赖于一种事实，那就是要了解和欣赏任何事件，必须具有主体和客体两种因素。主体和客体关系密切，必然联结在一起，就像水中的氢与氧关系密切、联结在一起一样。在一种经验中客体或外界因素一样，但主体或个人对它的欣赏却各不相同，每一个人对相同的客体，看法很不同。

愚痴的人认为世间最美好的事物微不足道，这就好像在阴霾的天气中看令人流连忘返的风景一样，以为并不值得流连忘返，或者就像在不太好的影书镜中看书，影书镜固然不好，影出来的书未必不好。明白一点说，每一个人都受自己意识的限定，我们并不能直接超出自己意识的限定而变成另一个人。

因此，外界的帮助对我们并没有多大用处。同在一个舞台上，有的人是帝王，有的人是阁员，有的人是将军、士兵或仆人等等，他们彼此的不同只不过是外在的不同而已，但各种角色内层核心的实在性却是相同的，大家都是可怜的演员，对自己的命运充满着渴望与焦虑。在人类的生命中正是这种情况。

每个人依身份和财富的不同而扮演不同的角色，但这绝不表示，大家内在生命的快乐与欢愉有什么差异；我们都是集忧患困厄于一身，可怜兮兮活到死而已。每个人展示生命内容的原因当然不同，但生命形式的基本性质却是一样的。

每个人的生命强度自然也各不相同，但生命强度的差异绝不是要符合每个人所应扮演的角色，或者要符合地位和财富的有无。因为事物的存在或发生，仅存在于我们的意识中，而且只是为意识而存在，人的意识素质是人的最重要的事物。在大部分情况中，意识素质的重要性远超过形成意识内容的外在环境。

世界上一切骄傲与快乐，对蠢人的迟钝心灵来说，当然微不足道。蠢人的迟钝心灵绝不能与塞万提斯在悲惨的监牢中写堂吉诃德时的想象相比。生命，其客观的一半是在命运中，在不同的情况中采取不同的形式；主观的一半却属于我们自身，生命自始至终就是这种情况。

因此，无论外在的环境如何不同，每个人的生命终其一生都具有相同的性质。生命就像在一个题目上发挥不同的内容。任何人绝不能超出他的个性。一种动物无论在什么样的环境下，总是狭小地限定在自然赋予的不可更改的性质中。我们努力使自己所宠爱的对象快乐，必须就着那个对象的性质和限定在它所能感受的范围以内。

人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所能获得的快乐，事先就由我们的个性决定了。人的心性能力更是这种情况，人的心性决定了我们是否能觅取较高生命精神价值享受的能力。心性能力如果不高，又不加以外在努力，别人或者财富是不能把他提升到人的一般快乐和幸福以上的。虽然人也具有一半动物性，但如果心性高，就可以提升自己。

心性不高的人，幸福和快乐的唯一源泉就是他的感官嗜好，他充其量过一种舒适的家庭生活，与低级的伴侣在一起俗不可耐地消磨时光。教育也不能扩大这类凡夫俗子的精神价值。人的最高、永恒和丰富的快乐实际上就是他的心灵，虽然我们在年轻时不了解这一点，事实上却是如此。

心灵的快乐主要又依赖我们心灵的能力。很明显的是，我们的幸福大部分依赖我们的本性是什么，我们的个性是什么，所谓命运一般是指我们有些什么，或者我们的名声如何。就这一点来说，我们当然可以促进我们的命运，但是如果我们内在的生命富有的话，我们就不会多求我们有些什么了。另一方面是愚人终其一生还是愚人，即使在乐园中被美女包围，他也难以脱离愚人的个性。

通常的经验指出，生命中的主体因素，对人生的快乐与幸福来说，远比客体因素更重要，这从饥者不择食、少年与成年不能相与为伍到天才和圣人的生活均可看出来。在一切幸福中，人的健康实胜过任何其他幸福，我们真可以说一个身体健康的乞丐要比疾病缠身的国王幸福得多。一种平静欢愉的气质，快快乐乐的享受，非常健全的体格，理智清明，生命活泼，洞彻事理，性情温和，心地善良，这些都不是身份与财富所能赋予或代替的。

因为人最重要的在于他自己是什么，当我们独处的时候，也还是自己伴随自己，上面这些美好的性质既没有人能给你，也没有人能拿走，这些性质就比我们所能占有的任何其他事物更重要，甚至比别人看我们如何来得重要。一个具有理智的人在完全孤独的时候，沉浸于自己的思想与遐想中，也其乐无穷。

然而，仅凭世俗的快乐，去剧场、游览等并不能使愚人免掉烦恼。一个具有良好、温和优雅性格的人，就是在贫乏的环境中也能怡然自得，而一个贪婪、充满嫉妒和怨恨的人，即使他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他的生命也是悲惨的。具有知足常乐个性的人，他拥有高度的理智，别人所追求的那些快乐，对他来说，不但多余，而且甚至是一种负担和困扰。当苏格拉底看到许多奢侈品在贩卖的时候，他不禁说道：这个世界上我不需要的东西还真多！

因此，我们生命快乐的最重要和基本的因素是我们的人格，如果没有其他原因的话，人格是在任何环境中活动的一个不变因素。人格，不像本书中所描述的另外两类幸福，它并不是命运可以支配的，也不是人可以扭曲的。正因为这样，人格比另外两类幸福的相对价值更具有绝对价值。这样一来，从外在来把握人就比一般人所想象的要困难得多。

另外，时间又进入到我们的生命中而发挥其无限的作用，我们受时间的影响，肉体和精神的种种便利将渐渐消失，唯有道德品性不受时间的影响。就时间所造成的毁灭性结果来看，在本书当中另外两类所指的幸福，因不受时间的直接左右，这样在事实上就似乎优于第一类。由这两类所得的幸福尚有其他的益处，那就是由于它们极具客观和外在的性质，要得到它们是不难的，至少每个人都可能占有它们。

但是，所谓主体性就不是随时可以得到的了。主体性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神妙权利，主体性是不变的，是不可让予的，这对人的命运来说是注定不变的。一个人的命运自出生开始就不能改变，只能在注定的生命活动里开展自己，我们的生命像行星一样，在什么样的位置就在什么样的位置。请看古代的女巫和先知们如何断言人不能逃脱自己生命的道路，也不能借时间的任何力量改变自己生命的道路。

在我们生命力量中唯一能成就的事物，只不过是尽力发挥我们可能具有的个人特质，且只有依靠我们意志的作用来跟随这些追求，寻求一种完满性，承认可以使我们完满的事物和避免那些使我们不能完满的事物。这样一来，我们便选择那些最适合我们发展的职位、职业以及生活方式。

我们可以想象一位具有极好体力的人，为环境所迫不得不从事一种固定的职业，从事某种手工的精细工作，或者研究某种需要其他能力的心灵工作，恰好他又没有这种能力。处在这种环境下的人，一生都不会感到快乐。更为不幸的一种人是，他们具有非常高的理智能力，却未得到高效的发挥，从事的是一种体力不能胜任的劳动。我们是应该注意这种情形的，特别是在年轻时，应避免站在能力所不能及的悬崖上，或被要求发挥出多余的能力。

因为在人格项目下所描述的幸福，大大超过其他项目所描述的。维护健康和培育心灵，比只知聚集财富要聪明得多，但这绝不是说我们可疏忽为生活获得必需的供给。就健康一词的严格意义来说，脑满肠肥，对我们的快乐是没有什么帮助的。许多富人常常感到不快乐，只因他们缺少真正的精神文化或知识，结果就没有理智活动的客观兴趣。因为，人除了某些实在的和自然的必需满足外，一切财富的占有，就对幸福一词的适当意义来说，影响是较小的。事实上有时财富反而妨碍幸福，因为保存财富常给人带来许多不可避免的悬念。

然而，人乐于使自己富有远超过让自己获得文化，虽然人的文化对幸福的影响远超过财富对幸福的影响，人还是不断地追求财富。我们看到有许多人像蚂蚁一样，整天劳劳碌碌，忙碌不停以聚集财产。除了敛财外，一无所知。这种人的心灵空白一片，结果是对任何其他事物的影响都表现得麻木不仁。他们对理智的高度幸福既然无能为力，就只有沉迷在声色犬马中，任意挥霍，求得片刻的感官享受。如果幸运的话，他们奋斗的结果，得到了巨大的财富，死后留给继承人，或者乱花一通。像这种人的人生，看起来像煞有介事，实际上和其他许多蠢货一样，愚昧地虚度年华而已。

因此，人自身所具有的是什么，主要的因素存在于他的幸福中。因为这是一种规则，大部分的人尽一切力量与贫穷斗争，那是很难获得幸福的。这种人的心灵是空虚的，想象是迟钝的，精神是贫乏的，物以类聚，他们就只有和他们一样的人混在一起，放浪形骸，纵情纵欲。

富有家庭的年少子弟继承了大量的财产后，就尽情挥霍，究其原因，无非是心灵空虚，对自己的生存感到厌倦。他来到这个世界，外表是富有的，内心却很贫乏，他唯一无望的努力就是用自己外在的财富来弥补内心的贫乏，企图从外界来获得一切事物，就像一个老人一样，努力使自己成为大卫王。结果是，一个内心贫乏的人到头来外在也变得贫乏。

前面所说的构成幸福的另外两类因素的重要性无须我再强调。今天的广告就一再宣称具有这两类因素的价值。至于第三类与第二类比较起来，因为只是存在于别人的意见中，在性质上就比较不重要了。

然而，每个人仍要追求名誉。另一方面，官位让服务政府的人去追求，而名誉却是由少数人所追求的。在任何情况下，名誉被视为一种无价之宝，而且名誉是一个人所能获得的最宝贵的事物。只有愚蠢的人才取爵位而舍财富。这第二类和第三类是一种相互关联的因果关系。使别人喜欢自己，不论出于什么方式，其目的还是得到我们所需要的。第二章什么是人格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指出，一般说来，人是什么比他有些什么和他人对他的评价是什么更影响他的幸福。因为个性随时随地伴随着人并且影响他所有的经验，所以人格，人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我们首先应考虑的问题。能从各种享乐里得到多少快乐，这是因人而异的。

我们大家都知道在肉体享乐方面确实如此，精神享乐也是如此。当我们用英文里的句子——好好享受自己时，这话再明白不过了，因为我们不说“他享受巴黎”，却说“他在巴黎享受（自己）”。一个性格不好的人把所有的快乐都看成不快乐，就像美酒到充满胆汁的口中也会变苦一样。

因此，生命的幸福与困厄，不在于降临的事情本身是苦是乐，而应该看我们如何面对这些事情，我们的感受强度如何。人是什么？他本身所具有的一些特质是什么？用一个词来说，就是人格。人格所具备的一切特质是人的幸福与快乐最根本和最直接的影响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间接的、媒介性的，所以，它们的影响力也可以消除，但人格因素的影响却是不可消除的。这就说明为什么人根深蒂固的嫉妒心性难以消除，不但如此，而且人们常常小心翼翼地掩饰自己的嫉妒心性。

在我们所做的事情和所有的经历当中，我们的意识素质总是占据一个经久不变的地位。一切其他的影响都依赖机遇，机遇都是过眼云烟，稍纵即逝，变动不居，唯独个性在我们生命的每一刻里不停地工作。所以，亚里士多德说：“持久不变的并不是财富，而是人的性格。”我们对完全来自外界的厄运还可以容忍，但对由自己的个性导致的苦难却无法承受；时运可能改变，个性却难以改变。

人自身的福祉，如高贵的天性、精明的头脑、乐观的气质、爽朗的精神、健壮的体魄，简而言之，是幸福的第一要素。所以我们应尽心去促进和保存这类使人生幸福的特质，莫孜孜于外界的功名利禄。在这些内在的品格里，最能给人带来直接快乐的莫过于“愉悦健全的精神”，因为，美好的品格本身就是一种幸福。

欢愉的人是幸运的，而他之所以如此，只因他的个性本来就是欢愉的。这种美好的品格可以弥补因其他一切幸福的丧失所产生的缺憾。例如，若有一人年轻、英俊、富有而受人尊敬，你想知道他是否幸福只需问他是不是欢愉。假若他是欢愉的，则年轻、年老，背直、背弯，有钱、没钱，对他的幸福没什么影响。总而言之，他是幸福的。早年我曾在一本古书当中发现了下面两句话：

如果你常常笑，你就是幸福的；如果你常常哭，你就是不幸的。

这是很简单的话，而且，几近老生常谈，也就因为简单所以我一直无法忘记。

因此，当愉快的心情轻敲你的心门时，你就该敞开心扉，让愉快与你同在。它的到来总是好的。但人们却常踌躇着不愿自己太快活，唯恐乐极生悲，带来灾祸。事实上，“愉快”的本身就是直接的收获——它不是银行里的支票，而是换取幸福的现金；因为，它可以使我们立刻获得快乐，是我们人类所能得到的最大幸事。就当前来说，我们只不过是介于两个永恒之间极短暂的一瞬间而已。我们追寻幸福的最高目标就是如何保障和促进这种愉快的心情，人生充满着不幸与痛苦，就应尽力保持欢愉的心情。

能够促进愉快心情的不是财富，而是健康。我们不是常在社会底层劳动人民，特别是工作在野外的人们脸上找到愉快满足的表情吗？而那些富有的上层阶级人士不常是忧容满面，满怀苦恼与忧愁吗？所以，我们当尽力维护健康，唯有健康方能绽放欢愉的花朵。

至于如何维护健康，也无须我来指明，避免任何种类的过度放纵自己和激烈不愉快的情绪，也不要太抑制自己，经常进行户外运动、进行冷水浴以及遵守卫生原则。没有适度的日常运动，就不可能永远健康，生命过程就是依赖体内各种器官的不停操作，操作的结果不仅影响到有关身体各部分也影响了全身。

亚里士多德说：“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也的确是生命的本质。有机体的每个部分都一刻不停地迅速运动着。比如，心脏在一收一张间有力不息地跳动，每跳二十八次，就把所有的血液由动脉运到静脉再分布到身体各处的毛细血管中；肺像个蒸汽引擎无休止地膨胀、收缩；内脏也总在蠕动工作着；各种腺体不断地吸收养分再分泌激素；甚至大脑也随着脉搏的跳动和我们的呼吸而运动着。

世上有无数的人注定要从事坐办公室的工作，他们无法经常运动，体内的躁动和体外的静止无法调和，必然产生显著的对比。本来体内的运动也需要适度的体外运动来平衡，否则，就会产生情绪困扰。大树要繁盛荣茂也需风来吹动。人的体外运动必须与体内运动平衡，这就用不着说了。

幸福系于人的精神，精神的好坏又与健康息息相关，这只要从我们对同样的外界环境和事件在健康强壮时和在长卧病榻时的看法及感受如何不同就可看出来。使我们幸福或不幸福的，并非客观事件，而是那些事件给予我们的影响和我们对它们的看法。就像爱比克泰德所说的：“人们不受事物的影响，却受他们对事物的想法的影响。”

一般说来，人的幸福十之八九有赖健康的身心。有了健康，每件事都令人快乐，失掉健康就失掉了快乐。即使有人具有伟大的心灵、快活乐观的气质，也会因健康的丧失而黯然失色，甚至变质。所以，当两人见面时，我们首先要问候对方的健康情形，相互祝福身体康泰。原来健康是成就人类幸福最重要的成分。只有最愚昧的人才会为了其他的幸福牺牲健康，不管其他的幸福是功、名、利、禄、学识，还是过眼云烟似的感官享受，世间没有任何事物比健康还重要。

愉快的精神是获得幸福的要素，健康有助于精神愉快，但想精神愉快仅是身体健康还不够。一个身体健康的人可能终日愁眉苦脸、抑郁不堪。忧郁根源于更为内在的体质，此种体质是无法改变的，它系于一个人的敏感性和他的体力、生命力的一般关系中。不正常的敏感性会导致精神的不平衡，例如忧郁的人总是比较敏感的，极端的忧郁症患者却会爆发周期性的无法抑制的快活。

天才通常是精神力充沛、敏感度很高的。亚里士多德就曾观察到这一特点，他说：“所有在哲学、政治、艺术上有杰出成就的人都具备忧郁的气质。”无疑，西塞罗也有这种想法。

柏拉图也把人分成两类，那就是性格随和的人以及脾气别扭的人。他指出对快乐和痛苦的印象，不同的人有不同强度的受容力，所以同样的事情可以令某人痛苦绝望，另一人却一笑置之。大概对不快乐的印象受容力愈强的人，对快乐的印象的受容力愈弱；反之亦然。每件事情的结果不是好就是坏。总担忧事情可能转坏并为之烦恼不已，即便结果是好的，他们也快活不起来了。另一方面，却不担心坏结果，如果结果是好的，他们就很快乐。这就好比两个人，一人在十次事业里成功了九次，还是不快乐，只懊恼那失败的一次；另一人只成功了一次，却在这次的成功里得到安慰和快乐。自杀的诱惑

然而，世事有利也就有弊，有弊也必有利。阴郁而充满忧虑个性的人所遭遇和必须克服的困厄苦难，多半是想象出来的，而欢乐又漫不经心的人所遭受的困苦都是实实在在的；因此，凡事往坏处想的人，不容易遭受失望的打击；反之，凡事只见光明一面的人却常常不能如愿。内心本有忧郁倾向的人，若又得了精神病或消化不良的病，那么，因为长期的身体不舒适，忧郁就转为对生命的厌倦。

我们固可了解生命的灾难与痛苦，但不必厌倦生命。一些小小的不如意就能让自己自杀，更糟的是，即使没有特殊的原因也会自杀，这种人因长久不幸而想自杀，会冷静而坚定地执行他们的决定。我们观察有这样的受苦者，他因厌倦生命到极点，我们就能发现他确实没有一丝战栗、挣扎和畏缩，只焦急地等待着趁他人不注意时，立刻自杀，自杀几乎成了最自然和最受他欢迎的解脱工具。

即使世上最健康和最愉快的人也可能自杀，只要他对外在的困难和不可避免的厄运的恐惧超过了他对死亡的恐惧，他就自然会走上自杀的路。对快活的人而言，唯有高度的苦难才会导致他的自杀。对原本阴郁的人来说，只要稍微的苦难就会使他自杀的。

二者的差别就在于受苦的程度。愈是忧郁的人所需程度愈低，最后甚至低到零。但一个健康又愉快的人，非高度的受苦不足以使他结束自己。由于内在病态抑郁情绪的加强可以导致自杀，由于外在极大的苦难也会使人了结自己，从纯粹内在到纯粹外在的两个极端原因之间，当然还有不同的程度，但不管程度的差别有多大，自杀都不能抹平这些差别，因而也就不能解决生命的问题。

锻造艺术是解决生命难题的上选，因此，美，也就纳入健康的事物之中。虽然美只是个人的一种优点，与幸福不构成直接的关系，却间接给予他人一种幸福的印象。所以，即使对男人来说，美也有它的重要性。美，是一封打开的介绍信，它使每个见到这封信的人都对持这封信的人满心欢喜。荷马说得好：

美是神的赐予，不可轻易抛弃。人生就像一副钟摆，在痛苦和无聊之间来回摆动

只要稍微考查一下就会知道，人类的幸福有两种敌人：痛苦与厌倦。进一步说，即使我们幸运地远离了痛苦，我们马上就靠近厌倦；若远离了厌倦，我们又会立刻跌进痛苦之中。生命呈现两种状态，那就是外在与内在、客观与主观，痛苦与厌倦在两种状态里都是对立的，所以，生命本身可说是剧烈地在痛苦与厌倦之间来回摆动。

贫穷和困乏带来痛苦；太得意时，人又生厌。所以，当社会底层无休止地与困乏也就是痛苦做斗争时，上层社会却和“厌倦”打着持久战。在内在或主观的状态中，对立的起因，是人的受容力与心灵能力成正比，而个人对痛苦的受容度，又与厌倦的受容度成反比。

现解释如下：根据“迟钝”的定义，所谓迟钝是指神经不受刺激感觉不到痛苦或焦虑，无论后者多么巨大。知识的迟钝是心灵空虚的主要原因，唯有经常兴致勃勃地注意观察外界的细微事物，方能除去许多人脸上流露的空虚。心灵空虚是厌倦的根源，这就好比兴奋过后的喘息，人们需要寻找某些事物来填补空下来的心灵。而所寻求的事物又大多类似，试看人们依赖的消遣方式，他们的社交娱乐和谈话的内容，不都是千篇一律吗？再看有多少人在阶前闲聊、在窗前凝视屋外。

由于内在的空洞，人们寻求社交、娱乐和各类享受，因此产生了奢侈浪费与灾祸。人避免灾祸的最好方法，莫过于增长自己的心灵财富，人的心灵财富愈多，厌倦所占的空间就愈小。那永不竭尽的思考活动在错综复杂的自我和包罗万象的自然里，寻找新的材料，从事新的组合，我们如此不断鼓舞心灵，除了休闲时刻以外，就再不会让厌倦乘虚而入。

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高度的才智根植于高度的受容力、强大的意志力和强烈的感情。这三者的结合体，易动感情，对各种肉体和精神痛苦的敏感性增高，不耐阻碍，厌恶挫折——这些性质又因高度想象力的作用，更为增强，使整个思潮，包括不愉快的思潮，都好似真实存在一样。以上所言的人性特质，适用于任何一种人——从最笨的人到天才。所以，无论在主观方面还是在客观方面，一个人接近了痛苦便远离厌倦；反之亦然。性格决定看法，看法左右情绪

人的天赋气质决定他受苦的种类，客观环境也受主观倾向的影响，人所采用的手段总是用来对付他所易受的苦难。因此，客观事件有些对他有特殊意义，有些就没有什么特殊意义，这是由天赋气质来决定的。聪明的人首要努力争取的无非是免于痛苦和烦恼，求得安静和闲暇，以过平静和节俭的生活，减少与他人的接触，所以，智者在跟他的同胞相处了极短的时间后，就会退隐，若他有极高的智慧，他更会选择独居。一个人内在所具备的愈多，求之于他人的愈少，他人能给自己的也愈少。所人，智慧愈高，愈不合群。当然，假使智慧的“量”可以代替“质”的话，活在大世界里才划算。不幸的是，人世间一百个傻子也无法代替一位智者；更不幸的是，人世间傻子何其多。

然而那些经常受苦的人，一旦脱离了困乏的苦痛，就立即不顾一切，求得娱乐消遣和社交，唯恐自己独处，与任何人一拍即合。只因孤独时，人需委身于自己，他们内在的财富的多寡便显露出来：愚蠢的人，此时虽然身着华衣，也会为了他们有卑下的性格而呻吟，这原是他们无法放下的包袱，然而，才华横溢之士，虽身处荒原，也不会感到寂寞。

塞涅卡宣称：愚蠢是生命的包袱。这话实是至理名言，实可与耶稣所说的话媲美：愚人的生活比地狱还糟。人的合群天性大概和他们知识的贫乏以及俗气成正比。因为，在这个世界上，人只有独居和从俗两种选择。据说黑人是顶爱群居的，在智力的等级上，他们也居于最底层。有一次，我曾在一张法国报纸上看到，北美的黑人，不论自由人还是奴隶，都喜欢一大堆人挤在小屋里，因为他们不能忍受独居，拥挤使他们看不见对方的狮子鼻。智者和愚人怎么利用闲暇

脑——可以视作有机体的寄生物，它就像一个住在人体内接受养老金的人。而闲暇——个人的意识及其个性自由活动的时刻，却是体内其余部门的产品，是它们辛苦、劳累的成果。

然而大部分人在闲暇时刻里，得到些什么呢？除了感官享乐和浪费外，只有厌倦与无聊。这样度过的闲暇真是毫无价值。阿里奥斯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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