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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1 18:4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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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池昕鸿

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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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美龄全传

宋美龄全传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宋美龄全传作者:池昕鸿排版:Lucky Read出版社:延边人民出版社出版时间:2003-11-01ISBN:9787806981009本书由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前言

在面对二十一世纪飞速开展的同时,政治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潮流更见风起云涌,政治问题是中国人较感兴趣的话题,而历史人物则是左右政治的重心所在。1911年辛亥革命后,中国的历史进入民国时期,至1949年新中国成立,历时38年。主要分两个时期:北洋政府时期和南京政府时期。民国山川,英雄竞逐。人物品藻,任诞风流。这是一个风起云涌的乱世,政事纷繁复杂,局势动荡不安。在这个非常时期出现了许多显赫一时的人物,在内忧外患的民国,他们扮演着自己特殊的角色,用各自不同的方式影响着民国的历史。那些或耳熟能详或鲜为人知的故事,为我们演绎了历史的另一种“真实”,使我们对活跃在那个时代的风云人物有了全新的看法。

本书以民国时期的风云人物以及他们的奇闻轶事贯穿始终,从一个崭新的历史角度勾勒出了民国时期各种人物的众生百态。既而,使读者们能够从宏观的角度去认识和发觉那个动荡的年代的社会现实,同时也能从微观角度去分析风云变幻的社会本质。本书分别详细的介绍了袁世凯、阎锡山、张作霖、毛人凤、黄金荣、孙中山、蒋介石等等一系列民国历史人物,再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变局,于是一个个鲜活的历史人物在混乱中闪亮登场。无论在历史角度或者人物刻画方面,本书都做到了言辞鲜明,语意深远,从而引导人们去了解和认识一个逝去不久的风云年代。第一章家世、成长与婚姻不同的家世:溪口蒋家与海南宋家

1887年10月31日(光绪十三年九月十五日)中午时分,蒋介石出生于浙江奉化溪口镇一个盐商家庭。

溪口镇,依山傍水,风景优美,地处剡溪流人锦溪之处,故谓之溪口。沿剡溪而下,经40公里即达于宁波海港。自宁波乘船入上海,亦只一两天路程,是故,溪口与近代文明有较密切联系。自沿海到山地居民区,溪口亦是必经之地,行人往返,甚是繁盛。

蒋家的先世,据其族谱的记载,远祖为周公旦的第三子伯龄,封于蒋国。斗柄回寅,星移物换,到元朝末年,溪口有了蒋氏一族。蒋介石的祖父名蒋斯千,以经商为主,经营官盐专卖盐铺,以及作酒和石灰等商业。盐铺店名为“玉泰盐铺”,店内还挂有官盐专卖的招牌,此后家道日益富裕。正所谓:“以商业起家,而尤精于盐务,家道以之渐亨。”

1862年,因为清军镇压太平军,战乱殃及奉化,蒋斯千盐铺停业,家乡亦近于毁灭。太平天国失败后,蒋介石之父蒋肇聪22岁受父命重振家业,专开盐铺。几年后,又把家业复兴起来。是为“殚精竭虑,和政府挂钩,经营起盐业专卖,只经数载,家业重振,盐务兹益盛”。蒋肇聪另有田地30亩。初娶徐氏,生一子周康,即介卿;生女瑞春。徐氏死后再娶孙氏无所出,孙不久病故,又续娶王采玉。王采玉既善女红,亦受父教,颇通文字。王氏生二男二女,长子由祖父起乳名曰瑞元,名周泰,即蒋介石。

1895年,蒋肇聪去世,王采玉带着二男二女孤门度日。3年后,蒋兄介卿与王采玉分家另过。王采玉与蒋介石等,只分得王采玉自身居住的一幢小楼“素居”,名曰“丰镐房”。“丰”代表蒋介石,“镐”代表其弟瑞青,合称为“丰镐房”。据蒋介石后来回忆,他母亲“受到过很多委屈,饮泣吞声,无可申诉”。甚至于田产被夺,还被诬告于公庭,备受迫辱,而“乡里既无正论,戚族亦多旁观”。由此可以想见,蒋氏母子是如何地含愤茹痛,苦不堪言。王采玉在此困境中挣扎,本人又刚强聪明,颇知文字,便于逆境中生出一种自强不息、力图振兴家业的坚强意志,自然也就把这种意志寄托在长子蒋介石身上次子又不幸夭折,蒋介石更成为王氏的惟一希望。因此,对蒋介石竭尽全力进行教导,促其努力学习,刻苦自强,以做番事业。

蒋介石6岁上学,学名蒋志清。读书之前和其后,蒋介石甚是顽皮和好动,他自己后来也常提及幼年的淘气。上学以后顽梗更甚,他自己亦言“及六岁就学,顽劣益甚”,并经常挨母亲的捶打。但“他对生母的责打,视若寻常,依旧我行我素”,并且常对小伙伴们说,要做“没有人管的大官”。在私塾读完《大学》、《论语》等书之后,1899年,13岁的蒋介石第一次离开家乡,到外婆家从姚宗元读《尚书》,第二年,又于表叔家从毛凤英读《易经》。这年,蒋14岁,是毛或蒋自己根据《易经》的爻辞和彖传,改名中正,字介石。因《易经》中有曰:“介于石,不终日,贞吉。”“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刚遇中正,天下大行也。”“刚巽乎中正,而志行。”等等。意为刚强适度,即谓中正。故以介石为字,以中正为名。蒋介石以后谈哲学,往往好以“知己”为口头禅,与此当有重要关系。

1901年,蒋介石于崎下村皇甫氏家馆中从竺景崧受业,主学《左传》,并开始作“策论”。也就在这一年,他与岩头村毛鼎和之女毛福梅结婚。终是少不更事,拜堂后,他就将红缨帽子扔到地上,奔向屋外与村童抢放爆竹,甚是无状,宾客亲朋,均相向而笑。毛福梅比蒋介石大4岁,1883年生。与蒋介石结婚后,同居时间不多,因为蒋介石于第二年就到岩溪村从毛思诚受业温习《左传》,圈点《纲鉴》。

1903年,蒋介石转入奉化县城的凤麓学堂,开始接受新式教育。翌年,再转入宁波箭金学堂读书。蒋介石于该校深受顾清廉先生影响。他从顾先生处学得了两个方面的重要知识,影响及于终生。这就是性理之学、周秦诸子书和富国强兵思想。蒋曾回顾说:“吾国载籍之富,学术渊源之广远,略涉其涯矣,以及通晓读书法,窥见汉文门径,皆顾先生一手陶成之。”同时,顾先生又向青年宣讲了孙中山革命事迹,鼓励同学们出国学军事。他说:“青年欲大成求新,当出国留学异邦。”蒋介石受此教导,最后决定出国学军事,从而走上了革命的途程,这对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1905年初,蒋介石再转奉化龙津中学读书。这年3月,蒋介石剃去发辫,他把辫子送到家乡后,引来乡人大骇与纷纷指责,说他成了革命党,要杀头的。蒋介石则不顾这一切,泰然处之,并决心东渡赴日,学习军事。母亲虽不忍孤儿远离,但心中亦望儿子学成归国,出人头地,遂支持他留洋,并为他东渡日本准备费用。4月,蒋介石登轮东渡。当时他东渡留学的指导思想,是富国强兵,振兴中华,搞民族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我在本县龙津中学肄业的当时,因为痛愤乡里土豪的横行,目击我们国家遭受帝国主义者的压迫,尤其是那时看到日本以一个弱小的国家,能够发愤图强,战败帝俄,予我精神上以最大的刺激。所以我在龙津中学肄业不到半年,请求家母准许我到日本去学军事,来尽到我国民一分子的义务,促成我们国家的雪耻自强。”

蒋介石本来是要到日本学军事的,但当时日本规定,中国学生要人日本军校受训,必须得有清廷陆军部保送方可。蒋介石贸然东渡,哪里有什么保送之说?无奈之下,只好进了东京清华学校学习日文,到冬季即返回家乡。但在这几个月的日本停留中,蒋介石却有一个极其重要的收获,那就是他认识了陈其美。陈其美于同年到日本,先后学习警察和军事,很快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后由陈其美引荐,蒋介石开始认识孙中山并成为孙中山所重视的一个青年革命党人。蒋介石后来的前途地位,实源发于此。所以,蒋介石这次赴日虽留学未成,却因为结识陈其美而发生了人生道路的根本性转折。

1906年,回国后不久的蒋介石,幸运地考入了清朝陆军部设立于保定的通国陆军速成学堂。同年冬,他又通过学校组织的留学考试,与张群、杨杰、王柏龄等人一起于1907年初赴日留学。这一次,蒋介石如愿以偿地进入日本军校学炮兵科。三年毕业后,到日本军队中见习一年,随后又进入日本士官学校。

蒋介石到日本后,与陈其美重逢,并由陈介绍,于同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6月,孙中山自檀香山到日本,停留两周,在此期间,孙中山由陈其美介绍,约见了蒋介石。孙中山对他的印象,没有详细记录,只有一个简单说明,认为“他一定会成为革命实行家”。蒋介石自己则记得很清楚,1963年他在台湾的一次讲话中说:“我还牢牢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由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绝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期勉。”

1911年武昌辛亥举义以后,蒋介石即和士官学校同学张群、陈星枢闻讯回国,于10月30日离日赴沪。回国后,蒋介石参加了杭州光复之役,旋回上海,任陈其美沪军第五团团长。从此,蒋介石追随在孙中山、陈其美左右,多从事武装起义工作。历经二次革命、护法战争等历史事件,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及其军队内的地位不断上升。

1917年,孙中山南下护法。次年3月,蒋介石应孙中山电召,离沪赴粤,参加护法斗争,就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不久,又任第二支队司令。这期间,多次向孙中山、陈炯明进呈作战计划。由于蒋介石生性暴躁,喜怒无常,且又自视甚高,固执己见,因而与粤军将领矛盾不断。因受到粤军将领的排挤倾轧,自己的权力欲望总不能实现,在这期间,蒋介石曾多次宣布辞职。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重建护法政权后,与拥兵谋权的陈炯明的矛盾逐渐激化。1922年6月2日,孙中山电蒋,谓“粤局危急,军事无人负责,无论如何,请兄即来助我”。蒋介石尚未作出去留决定时,陈炯明叛变发生了。6月18日,蒋介石接孙中山再次电召:“事紧急,盼速来。”他立即贻书张静江托以后事,于两三千里外的宁波奔赴广州,摇一叶小舟登上永丰舰,侍卫孙中山,“共历艰险”。事后,孙中山在为蒋介石所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作的序言中写道:“陈逆之变,介石赴难来粤入舰,日侍余侧,而筹策多中,乐与余及海军将士共生死。”对蒋介石在这一事变中的表现予以高度的评价。广州蒙难是孙、蒋关系发展的重大转折点。

在讨伐陈炯明的战斗中,蒋介石开始崭露头角。1923年8月,孙中山派蒋介石去苏联学习军事,为期三个月。回国后不久,蒋介石即被任命为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1924年6月16日,由蒋介石主持的黄埔军校开学。

1925年初,孙中山北上后,陈炯明东山再起,进逼广州。广东大本营决定出师东征讨伐陈炯明。这时蒋介石虽已身兼黄埔军校校长、长州要塞司令和粤军参谋长等职,但仍没有多大实权。

蒋介石亲率黄埔军校学生军投入东征讨伐陈炯明的战斗,经过激烈战斗,收复了东莞、石龙、淡水等地。当战场上传来孙中山逝世的噩耗后,蒋介石率领教导团全军在前线遥祭孙中山的亡灵。此后,蒋介石便把自己当成孙中山的当然继承人。孙中山逝世后,蒋介石因势利导,于1925年3月,在东征途中提出要尊孙中山为国父,举起孙中山这面大旗,树立自己的权威。

1925年7月,广州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蒋介石屈居为8个委员之一,国民革命军建立后,蒋介石任第一军军长。廖仲恺被暗杀后,国民党元老许崇智、胡汉民等,因涉嫌“廖案”,被迫离开国民政府。蒋介石瞅准时机,一跃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国民党第二号人物。

在1925年9月东征中,蒋介石任东征军总指挥,指挥大军兵分三路,一举攻占陈炯明的老巢,统一了广东根据地,此次战役使蒋介石威名大震。在1926年1月召开的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蒋介石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不久,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进入国民党中央领导核心。

为了排挤共产党人,蒋介石于1926年3月,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逮捕了共产党员李之龙等人,包围苏联顾问团寓所,并称汪精卫参与此事,把汪逼迫到法国居住。4月16日,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推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至此,蒋介石大权独揽,成为国民党的第一号人物。一个月后,蒋介石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会议,通过《整理党务案》,将共产党人排除国民党中央领导机关。6月他自己又兼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国民政府委员。7月,蒋介石被推举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6年6月,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并被授权组建北伐军总司令部。

蒋介石终于集大权于一身,登上权力的顶峰,成为一个“铁腕”人物。北伐军胜利进军,蒋介石却背叛革命,于1927年4月12日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旋于4月18日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他与宋美龄的婚礼,就在此几个月之后。

宋美龄1897年3月生于上海,小蒋介石10岁。她生长在近代中国最富传奇色彩的家庭,父亲叫宋嘉树(宋耀如、宋查理,本书只称宋嘉树)。作为一家之主的宋嘉树,其人生经历坎坷而奇特:偶然的机遇加上其勇敢无畏的性格和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使他由一个贫寒的海岛农民之子变成受过美国正规教育的传教士,再由经商而成为上海滩上声名显赫的富翁,继而以万贯家财资助推翻清王朝的革命斗争,并由此成为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和亲密战友。尤其他对自己子女的成功培养令人赞叹、折服:他的六个子女都受到良好的教育,尤其是他的三个女儿,堪称20世纪中国最有名的“姊妹花”,她们因其赴美留学所获得的非凡气质和良好教养而魅力四射,成为民国初年最有影响的风云人物所追求的理想佳偶。三姊妹因各自婚姻逐步进入中国政治权力核心。宋嘉树因女儿们及其所嫁的丈夫们在中国近80年的历史上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而被称为是“世界上最杰出的三位女儿的父亲”。

宋嘉树,1866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普通农民家庭,原名韩教准。海南文昌是中国著名的侨乡,迫于生计漂洋过海寻找机会的侨民遍及南洋、北美、南美各地。韩教准有一位堂舅早年移民美国,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波士顿经营茶叶与丝绸,生意颇为兴隆,遗憾的是膝下无子。1875年,这位堂舅回乡探亲,韩教准正式过继给堂舅,更名为“宋嘉树”。不久,宋嘉树随养父来到了当时美国最繁荣的商埠——波士顿。这样一个极为偶然的机缘,不仅极大地改变了韩教准的一生命运,也成为近代中国出现宋家这个显赫家族的契机,并可以说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近现代中国政治的格局和走向。

养父为宋嘉树聘请了一位有经验的英语教师。这位林肯总统的崇拜者,对宋嘉树进行了系统、生动、形象的资本主义民主思想的启蒙教育,这为他日后投身革命党打下了最早的思想基础。1871年,中国政府组织了中国教育团赴美,团中来自上海的两个小留学生温秉忠和牛尚周经常光顾宋嘉树的小店铺,他们总是批评宋嘉树所过的那种日子,劝他到学校去学一门有意义的学问,将来再谋一个理想的职业等等。而宋嘉树自己对茶店里的学徒生活也感到了乏味和厌倦,开始向往学校的学习生活。终于有一天,在好朋友的怂恿下,他鼓足勇气,要求养父允许他结束学徒生活,能够到美国的学校读书。但他没有得到认同,家人希望他安分守己,成为一名精明的商人,继承家业。

当时宋嘉树十分渴望过一种崭新的生活,走一条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人生道路。于是,他决定自己来改变自己的命运——离家出走。这种有悖常理的行为选择,反映出宋嘉树主宰自己命运的坚定性格和胆量。他偷偷跑到波士顿港口一艘美国国税局缉私船上躲起来,想设法逃走。船长查理·琼斯是位心地善良而又虔信上帝的人,在弄清事情原委后,他被宋嘉树小小年纪就有明确的个人志向和勇气所深深打动了,因为美国人非常崇尚这种不靠祖宗余荫,而靠自己奋斗创造前途的人生哲学。在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船长与在南卫理公会工作的朋友商量后,将宋嘉树托付给卫理公会主教派教会的头面人物佩奇·里考德牧师。

里考德牧师希望通过培养这个中国男孩,达到向神秘的东方大国——中国传播基督教的目的,期望他起到美国人起不到的作用;而宋嘉树则渴望学到一门学问,以便将来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1880年在美国南方的小镇里,宋嘉树皈依基督教,并以查理·琼斯·宋的名字接受了洗礼。几个月后,里考德牧师带年轻的宋嘉树来见又一个影响和决定自己前途命运的重要人物——朱利安·卡尔将军。卡尔将军曾是联邦军的军人,一个纺织企业家、富翁和慈善家。卡尔将军把他带到北卡罗来纳州的小城达勒姆市,进入卫理公会的圣三一学院,成为该院“特别的预科学生”,实现了多年来人学深造的心愿。宋嘉树是一个有骨气的年轻人,不愿完全依赖别人的施舍,坚持靠自己赚钱为生,同时学习十分勤奋刻苦,给老师和同学们留下了深刻印象。第二年秋天,他转学到田纳西州的万德比尔特大学神学院就读。

1885年春天,宋嘉树毕业于万德比尔特大学。他想继续学习医学,以便归国后报效祖国。卡尔将军也愿意继续帮助他,但马克谛耶主教却要求宋嘉树赶快回到中国传教。在马克谛耶主教的坚持下,宋嘉树正式隶属于北卡罗来纳州基督教“美南监理会”,随即被任命为牧师并被指派前往中国上海林乐知的布道团工作。

1886年1月宋嘉树回到中国上海地区传教,担任基督教传教士。同年11月,林乐知派他到苏州教区传教,1888年晋升为牧师,1889年,又转到上海教区。传教之余,宋嘉树还在教会学校讲授英文。当年胡适就曾听过他的课。后来筹组中国区的“基督教青年会”等宗教组织,该会在近代中国宗教界有一定的影响力。

1892年,宋嘉树一因布道团薪金太低,不能赡养家庭;二因受不了他的上司林乐知蛮横无理的歧视和排斥,曾申请调往日本而没有成功,便愤而辞去神职,改弦更张,继而转向中国正在兴起的实业界。他创建了“华美书馆”,与美国《圣经》协会订立合同,出版《圣经》中文本。他把外国的机械输入上海并与人合办面粉厂,成为上海最早的买办之一。从此,宋嘉树开始发迹,逐步成为百万富翁,开创了宋氏家族的基业。

宋嘉树早年在美国受林肯的“民有、民享、民治”思想影响颇深,对腐败的清王朝十分不满。1894年前后,宋嘉树结识了孙中山,开始成为中国革命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不久加入了兴中会,成为孙中山的亲密战友,并在经济上竭尽全力支持孙中山。宋嘉树还担任了孙中山的一部分秘书工作,经常与亡命国外的革命党人保持联络。他还利用华美书馆,大量印制进步书刊和宣传革命的小册子。他在革命队伍中默默地工作,却没有知名度,很少有人了解他。辛亥革命后,一度出任铁道部财务局长。

宋美龄的母亲倪桂珍,浙江省余姚县人,出身于士大夫家庭,贤淑而有教养。据传倪家祖上娶了明代大学士徐光启的女儿,因而倪家人都与徐光启一样,世世代代信奉天主教。到了她父亲倪韫山时又改信基督教。倪桂珍儿时在家庭私塾读书,后来毕业于上海培文女子高等学堂。她不信旧礼教,主张男女平等,要求妇女解放,并且不曾缠足。按宋美龄的话说:“母亲的个性,处处表示出她的严厉刚强,而绝对不是优柔善感的。”

宋嘉树与倪桂珍都是虔诚的基督教徒,又都有较高的文化素养,夫妻之间情投意合,感情甚好。他们夫妇坚决反对传统的压抑个性的陈腐教育,主张在充分发挥孩子美好天性的过程中,训练他们成为具有基督精神的斯巴达式勇士。这是一个中西合璧的家庭,有中国传统的素养,也有西方基督教的精神。这在当时经济落后闭塞、风气保守呆板的中国,显得非比寻常、独具一格。

宋家共有三男三女,依次为宋蔼龄、宋庆龄、宋子文、宋美龄、宋子良、宋子安。倪桂珍在生下最后一个孩子后,愈发虔诚地信奉基督教。她天天按时祷告,严禁子女跳舞、打牌或做其他有失体统的事情。宋嘉树教育孩子有自己的独到之处,给他们充分的自由空间,迎合他们的情绪,要什么给什么,使他们深信生活中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天地之大就在脚下。他扩大了孩子们的志趣,让他们希冀纷呈,树立了只有以超常的刚毅的干劲与进取精神才能实现那些希冀的信念。他常常给孩子们讲述他的冒险经历。一个人从小性格的塑造,可能是他一生命运的关键,宋美龄自然也不例外。她的家教是良好的,家庭是美满的,正是由于父母对儿女的悉心抚育、积极培养,使她及兄姐弟都得到新式的、正规的、优等的教育。这对于他们后来成为中国近现代政治、经济舞台上的活跃人物有很大关系。

宋美龄出生时是个胖乎乎的孩子,她的一个叔叔灵机一动,给她起了个绰号叫“小灯笼”。在三姊妹中,父母最娇惯的就是宋美龄。也许她占了年龄最小的优势,也许她顽皮淘气的外貌更使人喜爱。就长相而言,美龄像二姐庆龄多一点,妩媚多姿:就性格而言,她像大姐蔼龄,庆龄比较纤弱、文静、温柔,美龄像大姐蔼龄一样显得傲气逼人,孤芳自赏。

宋美龄满5岁时,坚持要求随姐姐们去学校读书。宋嘉树非常尊重孩子自己的意见,他找到了校长,校长当下拍板答应下来。于是美龄进入马克谛耶女校幼儿班,与二姐庆龄住在同一间宿舍里。

20世纪初,中国只有那些富有且开放的家庭才能送子女出国,而且大多是送男孩,极少有把女孩送到国外的。当时宋家在上海虽已小有名气,但还算不上特别富有,然而宋嘉树夫妇以其超前的眼光,不仅送男孩出国,也将三个女儿先后送往国外就读。送儿女们赴美读书能够成行,一方面依靠他当时拥有的财产,另一方面美国的教会和教友也帮了他的大忙。

宋家三姐妹中,最先出国的是大姐宋蔼龄。1905年5月28日,经卫理公会步惠廉牧师的推荐,年仅14岁的宋蔼龄获准去美国学习。现有资料表明,宋蔼龄是第一位正式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子,她就读于美国南方佐治亚州梅肯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以自己顽强的毅力,刚强自信的性格,赢得学校师生的好评,为弟弟妹妹们无疑起了开路先锋的作用。

1906年,宋嘉树借赴美为孙中山筹措经费的机会,在纽约与大女儿会面,并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去参观一座由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学校,这座学校录取小批中国学生,辅导他们报考美国的大专院校。经过参观、交谈,宋嘉树很喜欢这座学校的气氛,在征得校方同意后,决定第二年送两个女儿来这里就读。

1907年夏天,宋庆龄和宋美龄跟随二姨夫温秉忠,乘坐满洲里号客轮前往美国。温秉忠在清政府任职,奉命率领教育事务团访美,顺便一路照看宋氏姊妹。

波特温小姐的学校,学生年龄一般都在9岁左右,正好与美龄的年龄相仿。小美龄一进学校后,她就显露出其淘气的天性,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宋庆龄在同学中显得年龄大些,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更多的是躲在一个角落里,贪婪地阅读成人的书籍和小说。

1909年,宋庆龄如愿以偿,考到梅肯市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宋美龄因年龄尚小,不能进入大学学习,同小伙伴们一起进入皮德蒙特学校读书。宋庆龄和大姐宋蔼龄商量后,把她安排到宋蔼龄的一个同学的母亲莫斯夫人家里。每逢礼拜,蔼龄和庆龄都要带些水果之类的东西来看望美龄,以解小妹的思乡之情。

宋美龄在皮德蒙特非常愉快地度过了9个月。她看到班内许多同学都是来自遥远山区的成年男女,为了维持生计和取得接受基础教育的机会而不得不含辛茹苦地奋斗,甚为感动,对他们深表钦佩,从而认识到:“他们和他们那样的人,正是任何民族的支柱。”受到同学们的影响,宋美龄的学习上也有很大进步。

总共9个月的学习和生活使宋美龄对这个南方小镇充满了感情,就连她的英语发音都带有浓郁的南方乡音。在美国的日子里,宋美龄也时常以南方人自居。

宋美龄因为年龄太小,不够上大学读书的条件,甚至连作为“特别生”进威斯里安步子学院也不行。在她12岁时,该学院老院长格里退休了,新任院长安斯沃夫主教改变了非本院学生不得住在学院宿舍里的规定,这样宋美龄可以到宋庆龄身边来了。

宋氏三姐妹每人都在佐治亚州呆过5年,但是美龄只有1年是正式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念书的,其余4年都是由于打破或修改规定才收留她的。稍大些后,宋美龄开始专修英国文学。由于受到老师的特别辅导,她比在普通班级里取得了更大进步,十几岁时便读完了狄更斯的全部著作,学业有了较大的进步。

1912年,宋美龄终于正式成了大学一年级新生。1913年春季学期期末,宋庆龄返回中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只剩下宋美龄孑然一身。为了和她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哥哥宋子文离得近些,以便得到哥哥的帮助和照顾,宋美龄当年秋天便转学到马萨诸塞州的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成为该校一年级的学生。这时,宋子文正在哈佛大学读二年级,据韦尔斯利女子大学档案记载,他是宋美龄的监护人。

宋美龄在韦尔斯利女子大学从1913年秋一直读到1917年。4年的大学生活使她从一个圆脸蛋的小姑娘出落成一个姿容俏丽的妙龄少女。她线条丰满,肤色健美,体态轻盈,显得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举止适度,热情开朗,深受同学们的喜爱。

宋美龄的同学和老师们普遍认为,她是一个有才华的学生。学习上并不十分用功,而是凭着她的聪明和天赋取得了优异成绩。在大学的4年中,她主修英国文学,尤其喜欢亚瑟王的传奇故事。她兼修哲学、法语和音乐,选修了天文学、历史、植物学、写作、《圣经》史和讲演术。此外,1916年夏天,她在佛蒙特大学学教育学,也获得了学分。在大学四年级时,她获得杜兰特等奖,这是学校授予学生的最高学术荣誉奖。

从1908年到1917年,宋美龄在美国学习了近10年。这10年是她从童年进入青春期的黄金时代,是她世界观形成的重要时期。而她在社交活动中已开始表现出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显露出非凡的政治气质和社会才干。她在美国读完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所有课程,完成了全部的学业,可以说,宋美龄所受的教育是通盘的美国教育。宋美龄初到美国时,还是个小姑娘,正是学习和模仿力最强的时期,因此,她在生活习惯、举止言谈等各方面都美国化了,她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也都打上了深深的美国烙印。她在写给朋友的一封信中说:“只有我的脸像个东方人。”

但是,宋美龄并不是数典忘祖的人,她对东方文明及其文化遗产仍怀着深厚的感情。作为一个美国学校的女学生,宋美龄脚登结实的美国鞋,身穿和其他同学一样的美国裙,这与当时中国的小脚女人相比,当然不可同日而语。但是她经常用一些色泽明快的丝绸在自己宽大的短外套或茄克衫上做点缀,使其保留一点中国人的特色,当她们姐妹自己在一起时还往往穿上中国旗袍,她们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并且顽强地保留、表现了中国人固有的特性。

宋美龄是中西文化交汇点上的一个重要人物,是中国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土壤中产生的一个中西合璧式的人物。留学美国10年,成为“美国化的中国人”,这对她以后数十年间,帮助蒋介石制定联美抗日和联美反共的政策,成为美国与蒋介石政权之间的穿线人物,有着重大影响。不同的婚恋之路:四个女人与一个男人

当宋美龄尚不知婚姻殿堂朝哪边开的时候,她未来的丈夫已经是一个有两妻一妾的大男人了。

蒋介石的第一任妻子毛福梅是1901年冬在浙江溪口镇老家明媒正娶的,当时蒋介石15岁,还在上私塾,毛福梅19岁,这是蒋介石的母亲王采玉做主所决定的婚姻。据说成亲前,蒋介石原是喜欢自己堂姑的女儿,然而堂姑对蒋介石的印象不好,认为蒋介石不成材,不愿将女儿嫁给他。此事被蒋母王采玉知悉,其望子成龙之心被严重地刺伤,为解心头之气,便非要为自己儿子选个门当户对,有才华、年龄稍大且较成熟的媳妇不可。当时通过蒋介石的表伯陈春泉做媒,祥丰杂货店主毛鼎秋的幼女毛福梅被视为是最佳人选,蒋母认为这是一桩天作良缘,双方乃交换八字、下聘成亲。蒋介石开始时就没喜欢也没想接纳这位媳妇,因此,婚后两人关系并不和睦。1910年,儿子蒋经国出生,为蒋家添续了香火,但毛福梅并没有因此而赢得丈夫蒋介石的欢心。1911年辛亥革命后,陈其美当上了上海都督,蒋介石则在陈其美手下当沪军第五团团长,奔波于上海、南京之间,甚少回家看望妻儿。然而对于在老家溪口镇的蒋母与毛福梅而言,蒋经国的诞生,确实带来了无限的欢乐,特别是毛福梅,儿子蒋经国成为她最大的精神寄托与慰藉。

在陈其美手下奔波闯荡的蒋介石,经常地出入社交场所,当然更免不了时常出入风花雪月的地方。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蒋介石认识了在堂子里服侍高级妓女的姨娘姚怡琴。姚氏出身于江苏吴县,幼小时父母早逝,由叔叔姚小宝扶养长大,虽面貌长得姣好,但没有文化。由于蒋介石的经常光顾,双方渐渐熟悉,进而情意相投。1912年正值时局动荡,陈其美遭袁世凯所派刺客暗杀后,蒋介石也成为袁军追捕刺杀的目标。蒋介石为了逃避袁军追捕,乃匆忙躲进姚氏房里,千钧一发之际,面对袁军的追查,姚氏一点也不慌张,因有效解围而取得蒋介石的信赖。由于姚氏的忠诚,使蒋介石增添了一位红粉知己,乃将她纳为侧室,并为其改名为姚冶诚。1912年冬天蒋介石带着姚冶诚回奉化溪口,元配毛夫人十分不悦。然而碍于当时的社会纳妾风气,生性祥和的毛氏也就逐渐地接受,其后与姚氏生活相处得还算融洽。当时是由毛氏与姚氏俩人轮流照顾经国与纬国两兄弟。

找上新欢姚冶诚后,蒋介石曾决意和毛福梅中止夫妻关系。他曾在给二舅子毛懋卿的信中申诉了夫妻生活中的“苦恼”:“十年来,闻其(毛福梅)声见(她)人影,即成刺激。顿生怨痛者,亦勉强从事,尚未有何等决心必欲夫妻分离也。不幸时至今日,家庭不成为家庭,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吾与吾慈母水火难灭之至情,亦生牵累。是者夫不夫,妻不妻,而再加以母不认子,则何有人生之乐趣也。……吾今日所下离婚决心乃经十年之痛苦、受十年之刺激以成者,非发自今日临时之气愤,亦非出自轻浮的武断,须知我出此言,至此函,乃以至沉痛悲哀的心情作最不忍心之言也。高明如兄,谅能为我代谋幸福,免我终身之苦痛。”蒋介石虽发出这“最不忍心之言”,但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与元配解除婚姻关系,即使是他于1922年又在上海与陈洁如结为秦晋之好,两人仍是名义上的夫妻。直到1927年,蒋介石为了取得与宋美龄的合法婚姻地位,乃偕同当时任浙江省主席的张静江、蒋伯诚与蒋介卿到溪口,说服毛福梅同意成全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姻,达成离婚协议。1927年9月28日、29日、30日连续三天,蒋介石在上海《民国日报》等报刊上刊登了一则《蒋中正家事启事》:“各同志对于中正家事,多有来函质疑者,因未及遍复,特此奉告如下——民国十年,元配毛氏与中正正式离婚。其他两氏,本无婚约,现已与中正脱离关系。现除家有二子外,并无妻女。惟传闻失实,易滋淆惑,特此奉复。”

毛福梅与蒋介石解除婚姻关系后,并没有离开蒋家,而仍然是丰镐房的主人。1939年11月2日上午,日寇出动飞机突袭溪口镇,滥行轰炸。此举可能是为了给蒋介石颜色看,将蒋、宋回乡居住的新居文昌阁洋式楼房全部炸毁,少数民房遭炸。轰炸过后,人们经辗转寻觅终于在丰镐房附近的断壁残垣中挖出毛氏遗体。在这场轰炸中,全镇惟一被炸死的人,就是毛福梅。一位善良且虔诚的佛教徒老太太竟如此罹难,原本不幸的女人,又是这样一个不幸的结局。

一心为蒋介石照顾蒋纬国的姚冶诚,从1919年起与蒋介石的关系即已欠佳。主要原因是蒋介石痛恨姚嗜赌成性(1920年5月16日蒋介石在日记上写着“近日以冶诚嗜赌而不侍我疾,且出言悖谬,行动乖违,心甚忿恨之”等),以及气恼姚的不体贴,厌恶姚的出言尖酸刻薄。姚冶诚没有生育,蒋纬国是蒋介石1915年领养当时一同留日的戴季陶(戴传贤)与护士重松金子所生之子。蒋介石一直想与姚冶诚分手,却碍于蒋纬国乏人照顾而搁下。1927年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不得不将姚冶诚与蒋纬国托付好友吴忠信关照,后姚冶诚移居苏州。抗战时期,姚冶诚曾携蒋纬国随蒋介石住过重庆,抗战胜利后,姚冶诚又搬回苏州居住。在这些日子里,蒋介石虽与姚氏接触见面保持联系,但并不同住在一起。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姚冶诚才跟随蒋介石一起撤抵台湾。先是居住在桃园大秦纺织厂附近,后来即迁居台中。姚冶诚在台湾的日子里,蒋纬国竭尽孝道,直到她于1967年79岁病逝台中,蒋纬国在其墓碑上刻写“辛劳八十年,养育半世纪”的感恩之辞。

蒋介石在张静江家第一次认识陈洁如时,正是1919年的暑假,当时蒋介石已32岁,而陈洁如才13岁,陈洁如正在上海张静江的家里与其女儿张蕊英一起补习功课。陈洁如的父亲陈雪峰是浙江宁波人,从事纸业与土产生意,母亲是苏州吴家千金。因为陈洁如自幼生长在上海,受过中等教育,且会说英语,颇受蒋介石的宠爱。由于蒋介石的强烈追求,以及张静江夫妇的百般说服撮合,陈家才答应这门婚事。蒋、陈联姻是由张静江的续弦朱逸民(原为陈洁如家之邻居,少时两人即为亲昵好友,年龄上大陈洁如5岁)作媒,婚礼于1921年12月5日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饭店”举行,由张静江证婚,戴季陶为蒋介石的主婚人,律师江一平经办。陈洁如在其回忆录中记述,婚后她才发现蒋介石婚前经常出入风月场所,生活荒唐,且得了性病,还把性病传染给她,以至于尔后两人都无法生育。蒋介石悔悟之余发誓终生只喝白开水,不喝其他饮料,以为自我惩罚。与陈洁如行完婚礼后,依习俗回溪口老家省亲,获得毛福梅和气相待,毛、陈相处融洽。陈洁如衷心敬重毛福梅的自我牺牲与祥和的品性,乃应允将尽力照顾蒋经国。回上海后,陈洁如即成为蒋经国与蒋纬国兄弟的“上海姆妈”。

与陈洁如结婚后的这段期间,正是蒋介石崛起于政坛的阶段,因此陈洁如曾陪蒋介石走遍大江南北。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病逝后,蒋介石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北伐,于广州出发北伐时的合照上都有陈洁如陪伴身旁。蒋介石担任黄埔军校校长时,他们带领蒋纬国一起住在黄埔军校的校长官邸。在当时所有的公开场合,陈洁如已成为人们公认的蒋夫人。蒋介石得势,当然陈洁如也就风光,所有的对外交际应酬,理所当然地偕同陈洁如出席。从蒋介石的日记中“批阅洁如笺,爱恋我之情,无异孺慕也。”(1923.1.10)“晨六时起床,往码头接洁如,未到,甚为懊丧。”(1925.4.18)“下午,携洁如赴汕,……为情魔缠绊,怜耶?恼耶?欢无已时。”(1925.4.26),不难看出他们之间曾有一段亲密的婚姻生活。但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正是在他与陈洁如结婚不久的1922年,由此可见,蒋介石从来没有把陈浩如视为自己的终身伴侣,陈氏充其量只是他感情生活中的一个较为亮丽的泡沫,而泡沫迟早是要破碎的。1927年8月19日,蒋介石委托杜月笙安排陈洁如出洋“考察”,临行前给了陈洁如10万元旅行费。在浩渺的太平洋航程中,陈洁如听到了无线电播放的上海各报所载《蒋中正家事启示》。直到此时,陈浩如才明白了蒋介石的真实企图!她痛不欲生,几次欲跳海自杀,幸为护送人员劝阻未遂。同年12月1日,蒋介石如愿以偿,与宋美龄在上海举行婚礼。

蒋介石在“启事”中说他与陈洁如“没有正式结婚”,显然是谎话,说他已与陈“脱离关系”,也不符合事实。陈洁如赴美前,蒋从未提过离婚的事。直到与宋美龄结婚几个月后,即1928年春天,才派出江一平律师与陈洁如洽谈离婚条件,经虞洽卿从中劝解,陈洁如看木已成舟,才被迫同意与蒋分手,正式离婚。此后,她终身再未嫁人。在美国生活5年多,她苦修英文、养蜂和园艺,并从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她终于用自己的艰苦努力在社会上争得了独立地位。1933年她回到上海,深居简出,闭门谢客。

解放后,陈洁如被邀为上海市卢湾区政协委员。1961年她获得周恩来总理亲自批准去香港定居,改名为“陈璐”。蒋经国闻讯后,特地为她在九龙买了一套豪华公寓,作为“上海姆妈”的养老之所。1962年蒋介石75岁时,曾派戴季陶的儿子戴安国秘密送一封亲笔信给陈洁如,信中述说“往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拂,未尝一日去怀。”1967年,陈洁如在唐德刚教授和蒋介石的英文老师李时敏的协助下,完成自传稿。纽约一家出版公司有意出版,但蒋家出钱收买,该书未能问世。1971年2月21日陈洁如在香港寓所因病去世,终年65岁。在临终前,陈洁如在给蒋介石的一封信中陈述了多年来淤积在心中的凄苦:“30多年来,我的委屈惟君知之,然而为了保持君等国家荣誉,我一直忍受着最大的自我牺牲,至死不肯为人利用……”

可以肯定,毛福梅、姚冶诚、陈洁如的婚姻悲剧之所以产生,固然有特殊的时代背景西风日渐,引进不久的“自由恋爱、自主婚姻”的家庭婚恋观成为年轻人解除封建羁绊、追逐向往自由理想生活的思想动力,当然也不排除作为三位女性丈夫的蒋介石,对婚姻带有很大的享乐、功利、不严肃、缺少责任感的成分。当他在仕途上不断上升时,夫人也在“更新换代”,档次在逐步提高。到蒋发动四一二政变、建立蒋家王朝后,他找到了宋美龄这样一位既适合他的地位名望、也能帮他立身的“理想佳偶”,所以才能改变其极不严肃的私生活,做到从宋而终。

提起宋氏三姐妹,人们通常会持这样一个观点,即:蔼龄爱钱,庆龄爱国,美龄爱权。之所以如此,不仅在于三姐妹各自人生目标的不同,还在于她们对夫君的选择。说宋美龄爱权,其中最有力的证据恐怕就是宋美龄嫁给蒋介石。然而,蒋、宋两人之间真的没有爱情吗?在今天回顾、审视过往,在回答这个问题时,显然不应简单、武断。宋美龄的父亲与“革命之父”孙中山过从甚密,两个姐姐又都嫁给民国政坛上的风云人物。可以说,家庭背景的影响和她留美的阅历,造就了她与众不同的婚姻观。

1917年,宋美龄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在美国韦尔斯利女子大学的学业。宋美龄是宋家在美国受教育最久的一个,用她自己的话来说:“我游遍了整个美国,实际上,美国的每一个州我都去过。每年暑假,要么就是同我父亲的朋友们在一起,要么就是去拜访我的同学。”在当时没有几个美国人敢说他们能像她那样了解美国。当她学成归国时,她的两位姐姐,早已先于她和兄长子文回国。

应该说,对于宋美龄这种已非常美国化的中国人来说,回国并非是心甘情愿的。可是,这是无可选择的一种命运,因为父母正在中国热切期盼孩子的归来。宋嘉树多次写信催促她回国。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在美国度过了对形成她的性格最有决定意义的10年之后,1917年8月3日,宋美龄告别了韦尔斯利大学,启程回国。此时,宋家住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上一栋新买的小楼里。

在这个家庭大团圆中,最高兴的还要数母亲倪桂珍,她亲自上灶掌勺,中西餐兼有,做了满满一大桌子菜,以招待远方归来的女儿。饭后,宋嘉树又邀请了一些社会名流,为女儿举行了一个接风舞会。宋家已经好久没这么热闹了,宋美龄也深深地沉浸在家族团圆的幸福之中。

10年的美国生活,使宋美龄几乎成了只有东方肤色和脸型的美国人。起初,她对周围的生活环境很不适应,总是以挑剔的眼光指责中国的种种落后、同胞的种种愚昧。“噢,在美国可不是这样的。”这是她经常重复的口头禅。她甚至对家里的房子也不满意,说房子太小,不适合开派对,还责怪父亲为什么没有买一栋更排场的大房子。在看了父亲的办公室后,她说:“和美国家庭比起来,我们太落后了。我们应该有一间现代化的办公室和浴室。”

宋嘉树对女儿的态度感到震惊和痛心,他没有想到女儿会这样完全以一个美国人的口气来指责自己的祖国和同胞。但对此,他又无计可施,只能以劝诫的口吻告诉宋美龄要爱祖国、爱同胞。后来有一位朋友问宋嘉树,要不要送他的女儿去美国留学?他半真半假地说:“不要送你的孩子出国,不然他们回国后会觉得什么都不够好,他们想把一切都翻个个儿。”

回国初期,宋美龄确实对一切都感到不习惯。起初,她仍然喜欢穿西式服装,对于中式服装,她总是穿不惯,觉得有些怪怪的。慢慢地,她才脱下西式衣服,穿上中式的。她穿的是中式服装,一般不沿袭陈旧式样,始终带有西方的风格,她参照西装的某些特点对中国服装进行改造,看上去非常洋气。在当时,中国青年女子只能穿筒式上衣,连旗袍也是筒式的,宋美龄按照西方的习惯,将腰部剪裁得很合体。她喜欢带帽子,尤其是穿下身摩登的骑装时,总是配上一顶风姿秀雅的宽檐帽,她还是中国第一个在公开场合穿短上衣和便裤的妇女,十分引人注目。

宋美龄也逐渐地意识到了她与别人的隔阂,尤其在语言交流方面,因为她自幼旅居国外,一住就是10年,对汉语难免会有些生疏。于是,回国后她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一位中国老师,帮助她补习汉语和中国历史。凭借孩提时代的记忆和聪颖的天资,宋美龄很快就恢复了上海方言,但是对汉语的理解力和读、写能力却不尽人意,于是,她让老师主要培养她的汉语读写能力。这位老师是个老学究,他在教宋美龄吟诵中国古典诗词时,总是摇头晃脑,就像孩子们在私塾里念书一样。在他的影响下,宋美龄学习中国古典诗词和古典文学时,总是一边反复吟诵,一边有节奏地摇晃身体。经过多年的不懈努力,宋美龄的汉语表达能力和写作水平都有很大提高,而且可以以一口流利的汉语发表公开演说和谈话。这使她免受不少守旧分子对她“西化”的批评,并为此赢得了敬佩和称赞。

回国后,宋美龄以其活泼的个性和旺盛的生命力,积极踊跃地参加各种社交活动,热衷社会公益事业,很快引起了人们的注意和赞赏。当时,上海的好几所学校曾邀请宋美龄前去任教,但她都予以谢绝,她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学习和自己喜爱的工作上。她积极参加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还是全国电影审查委员会的成员,并且以直言不讳而著称。上海市参议会还邀请她参加童工委员会,她是该委员会的第一位妇女,而且也是第一位中国人。对于这位未见过生活黑暗面的年轻女子来说,这项工作使她对中国童工的生活有了一些了解:童工们营养不良、目光呆滞、紧张得体力不支,这种种情景以及她所从事的在该委员会的工作,对她人生道路的选择,有着巨大的影响。

宋美龄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从事社会活动上,并很快成了上海上流社会社交界的活跃分子。在挥霍无度的社交聚会上,她往往是众星捧月似的人物。她天生丽质,举止优雅大方,又有财力盛装打扮,无论是在宋家主持的聚会上,还是她出席朋友的聚会,她总能成为晚会中的亮点,为众人所瞩目。

在这些社会活动中,她的政治气质、社交才干很快就显露出来了,她甚至在父亲面前直言不讳地发表对中国政局的看法,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宋美龄主张实行强权政治,她认为:现在民心涣散,各行其是,必须有铁腕人物出来实行强权政治!要有强大的政党,党员必须绝对服从领袖,才能凝集全社会的精英;要有强大的军队,军人要纪律严明,才能所向披靡;还要有强大的财力做后盾,才能攻无不克。她的这些言论主张同她父亲所主张的民主理想是水火不容的,因此,宋嘉树觉得:“三女儿是个比男子汉还要有胆有识的杰出女性,但也令人恐惧和不安。”

宋美龄在恋爱和婚姻问题上不想走由家长包办的中国传统老路。自由、浪漫的宋美龄在美国便有了一段浪漫的初恋和一个深爱她的恋人刘纪文。但即使如此,在婚姻问题上,她仍是极为慎重的。她曾对二姐宋庆龄说“非英雄不嫁”,在婚姻问题上的犹豫不定,致使她的婚姻一拖再拖,用她自己的话说,“我是一朵迟开的花。”按当时中国人的观念,宋美龄确实已是老处女了。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宋美龄不急,可急坏了父亲宋嘉树。在他眼里,儿女成不了家,纵使有万贯家产,也是老子的无能。宋嘉树疼爱三个女儿,希望她们都有一个好的归宿。大女儿宋蔼龄的婚事,是他一手精心操办的,虽说经过几番周折,但最终他总算慧眼识真玉,为女儿找了个在美国留过学、曾追随孙中山从事反清革命、又在故乡办学赢得了好名声的山西富家子弟孔祥熙。

宋庆龄不像宋蔼龄,她对爱情有自己的理解。宋庆龄反对父母包办婚姻,她要自己驾驭情感的方舟。当遇到孙中山,给孙中山当秘书时,她找到了自己的航向。她理解孙中山就像理解自己一样,她对于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寄托着无限希望,也愿意把自己的一生贡献给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虽说他们年龄相差悬殊,一个年近50,一个20刚出头,但是,他们看上去是那么和谐,因为他们的结合,是事业的结合,是理想的结合,是共同信仰的结合。

然而,这种结合在父亲宋嘉树眼里却是大逆不道的,他不允许自己的女儿嫁给自己的同辈人,而且还是自己一直十分敬仰的挚友,他想方设法阻止这桩婚姻,他把宋庆龄锁在房间里,自己在外忙着物色女婿。令宋嘉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锁住了门却锁不住女儿的心,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从窗户爬出去偷偷溜走了,当天晚上,就坐船去了日本神户找孙中山去了,并且在抵达日本的第二天,即1915年10月25日与孙中山匆匆完婚,并立下《婚姻誓约书》。婚后,她在给仍在美国学习的宋美龄的一封信中写道:“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在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革命而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

每每想起宋庆龄的这门婚事,宋嘉树总有无限感伤,如今小女儿宋美龄又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了,前车之辙,后车之鉴。宋嘉树决定一定要尽早动手,避免悲剧再度发生,所以他一直忙于给女儿物色对象。按照宋美龄的条件,小伙子还真难找,一方面家庭背景要好,另一方面自身素质也要高。几经筛选,宋嘉树看中了一个在卫理会工作的小伙子。

宋美龄没想到爸爸会如此心急,她不想像二姐那样,与父亲闹翻,便又拿出她的挡箭牌,说:“爸爸,你为女儿操心,女儿应该感谢爸爸。不过,女儿在美国学习时,有人已经爱上你的女儿啦!”“是谁?”“刘纪文。”“那你呢?”“我也和他一样。”宋美龄干脆地答道。不久,宋嘉树去世了,他的死使全家陷于悲痛,但在宋美龄的婚姻问题上却给她带来很大的自由度。

可以想见,宋美龄在当时并不缺乏追求者。然而,宋美龄却迟迟不作决定,以不准备结婚为借口,挡住了众多的追求者和刘纪文。她在寻觅,她在等待,她期望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出现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能出现个“铁腕”英雄。10年的归国生活,她未做过什么实质性的工作,可她内心深处却渴望一鸣惊人,成为万众瞩目的人物,闻名于世。而要实现这一点,作为名女人和漂亮女人,不是没有可能的。宋美龄宣布;绝不给一个中国大亨做夫人。换句话说,她最需要的已不是钱财,而是权力、地位,需要一个政治舞台。由于有大姐夫孔祥熙、二姐夫孙中山在前“做比成样”,宋家的三女婿当然也应是个过人之辈,小妹不会甘居姐姐之后。这也是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总之,宋美龄并不打算成为上海上流社会的一名阔太太,也不愿做一个贤妻良母,她很想成为一个叱咤风云的人物。在她后来写的《我的宗教观》中说:“我极度的热心与爱国,也就是渴欲替国家做些事情。我的机会很好,我与丈夫合作,就不难对国家有一种贡献了。我虽有这样的抱负,但只赖自我,我实在还缺乏一种精神上的定力。”不过,客观地说,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一个女子,就是有天大的本领,如果不借助她丈夫的力量,也是难以施展才干的。宋美龄迟迟不婚,正是在积极物色能给予她以“精神上的定力”的那种男人。她希望出现一个“铁腕”人物来统一四分五裂的中国,当然也希望借助这个“铁腕”人物的权势和力量来施展她自己的才干,实现自己的抱负。“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归国后,这位时尚的新女性在慎重选择终身伴侣时表现出了极大的耐心,用了10年的时间。但她终于等到了,这个“铁腕”人物终于出现了,这就是蒋介石。各自理想的选择:“铁腕”英雄与“权欲”美女

蒋介石追求宋美龄,是通过孙中山和孙夫人宋庆龄开始的。蒋介石在1922年6月陈炯明兵变时,曾与孙中山共患难,因而深受信任,常出入孙公馆。在永丰舰上的“蒙难照”,孙中山坐在藤椅上,身挂武装带、足蹬马靴的蒋介石侍立在一旁。这张照片后来成为蒋介石的政治资本。他把此照放大制版,广为印发。从此,蒋介石被人们视为“难中救主”的英雄。这给他后来当上黄埔军校校长、北伐军总司令做了宣传和十分必要的铺垫。

1922年12月初,不甘寂寞的蒋介石参加了一个基督教晚会,主人是宋子文,地点是孙中山的家中。那晚,他有幸认识了喜欢出风头并且交游甚广的宋美龄。蒋介石正当壮年,见宋美龄绰约多姿,当即为之倾倒。蒋介石后来写给宋美龄的情书中即有这样的话,说宋美龄“才华容德都使我念念不忘”。当然,有蒋介石那样背景的男性,也需要宋美龄那样有文化修养和社交能力,及在经济界有一定实力的人鼎力协助。更深一层的原因是,宋美龄是孙大元帅的小姨子,加上孔、宋的财力和在国外的影响,对蒋介石的政治前途极为有用。这也就是人们说得最多的,蒋介石追求宋美龄的最主要的目的还在于他要赢得孙中山的信任,以便成为孙的继承人。要得到孙中山的信任,最好的办法是成为孙中山的亲戚,与孙中山结成连襟,蒋介石自然明白裙带关系在中国的重要性。所以,蒋介石能够一改不严肃的私生活,见宋后不娶二女。《大公报》创始人之一的胡霖对此做过如下分析:“蒋介石再婚是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行动。他希望做他们的妹夫,以便争取孙中山夫人和宋子文。当时蒋介石也开始想到有必要得到西方的支持。以宋美龄做他的夫人,他便有了同西方人打交道的‘嘴巴和耳朵’。另外,他很看重宋子文这个金融专家。不过,说蒋介石不爱宋美龄那是不公正的。蒋介石显然认为自己是英雄。在中国历史上,英雄难过美人关。出于政治考虑,蒋介石无所不为。对蒋介石来说,在这种情况下娶一位新夫人似乎是理所当然之举。”

美国传记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宋家王朝》中是这样揭示蒋、宋联姻内幕的:“如果说同宋家联姻,以取得孙中山的神秘权威至关重要,那么从西方取得他急需用来支持其政权和财政的物资援助也同样重要。……蒋介石获得外援的最方便的方法就是通过宋家,特别是宋子文。外援既包括外国私人投资,又包括外国政府的官方援助。在外国银行、公司、政府,以及在华盛顿特区有影响的特殊集团中,如美国的教会团体中,宋子文都有一定的声望。蒋介石的目的是成为中国的统治者,这就需要强大的军事力量和雄厚的经济实力。他深知宋美龄的哥哥宋子文是理财能手,而宋美龄的姐夫孔祥熙更是有名的大财阀,若与宋家攀上千丝万缕的关系,对蒋的仕途将是有利的。”

1922年12月底,他应孙中山的紧急要求,前往广州时,他要求孙中山把妻妹介绍给他,他告诉孙中山说,他已经“休掉”那位他15岁时所娶的溪口姑娘毛福梅。又信誓旦旦地说,他已经甩掉姚冶诚。但他却闭口不提他的新夫人陈洁如——虽然他们二人才结婚不久。他表示要充分准备“一心一意致力革命”。

孙中山把蒋介石的意思转告了妻子。宋庆龄悻悻地回答说,她宁可看到妹妹死,也不愿意让她嫁给一个在广州城内至少有一两个情妇的男人。但是孙中山并没有把妻子拒绝的话转达给蒋介石,他劝蒋介石说:“等一等吧。”蒋介石明白孙中山的意思,于是等了起来。其后5年,蒋介石与宋美龄时有函牍往还。在孙中山逝世以前,蒋介石又曾两次提起过这门亲事,但每次得到的答复都是“再等一等吧”。

那么,宋美龄最终接受蒋介石,又是怎样的一种心境呢?宋美龄与蒋介石的相识、相爱不管带有多大的功利动机,却绝不能排除爱的因素。作为孙中山家中的常客,宋美龄对蒋介石这位高挺英俊的国民党军事新星,也抱以相当的好感。宋美龄这样接受过系统教育的时代女性,心中当然清楚,在当时枪杆子决定一切的社会条件下,凭自己一介女流,不可能在政治圈有多大发展,必须要有强大的武力做靠山。蒋介石的实力与前景,正是她心中的“英雄”形象。所以,宋美龄才愿意与生活习性和兴趣爱好全无共同之处、浑身上下不见洋味、且已有过三房妻室的蒋介石结合,并最终说服了自己的母亲。

当然,宋美龄并不是立刻就接纳了蒋介石,而是有个认识过程。两人初相识时,蒋介石虽已担任粤军第2路军总司令,但也仅为国民党内二三流人物。这样的经历和职务,不会使宋美龄动心。但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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