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诗宋词常识：当代影响力较高的唐诗宋词选本(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胡云翼

出版社：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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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诗宋词常识：当代影响力较高的唐诗宋词选本试读：

谚语有云：“唐诗晋字汉文章。”我们在儿童时代，便已听惯念惯了。无论你去问谁：“什么诗好呀？”他必毫不迟疑地回答：“唐诗好！”你去请教作诗的人：“先生学什么诗？”十人中有九人，要回答说：“学唐诗。”只要沾染一点名士气的人，总是以习唐诗自鸣其高。你如其称赞你朋友的诗，必得说：“老兄的诗，大有唐人风味。”假如你说：“大有宋人风调。”在你虽是好意的批评，在作者也许要疑你是侮辱他了。叶燮《原诗》云：“自不读唐以后书之论出，于是称诗者必曰唐诗，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无异于唾骂。”记得有一本诗话载一段故事：“某秀才评一士人诗，击节叹赏曰：‘此宋诗也。’士人闻之大愤，立挥以拳。秀才大惊问故：‘何无故以非礼相加？士人说道：‘君诋我诗为宋诗，非辱我乎？’秀才始哑然。”这固然是一段笑话，其实在文学史上，宋诗的地位，也决不如是的低。明清诗坛，往往有奉宋诗为正宗者，甚至有讴歌宋诗的地位还在唐诗之上者。但自从“唐诗”二字成了民众的口头禅，因是常人脑里只知有“唐诗”，而不知有宋诗及其他了。唯其“唐诗”成了几百年来传统的口号，人人随口相传，不去追求唐诗的根本意义，而唐诗的真意义、真价值，便在其中埋没了。在常人看来，唐诗在诗史上是占着“最好”和“最盛”的两个意义。这种误解，不能不先纠正一下：（一）唐诗是最好的吗？认唐诗是较各时代的诗为最好的，不仅常人如此，即在研究文学的专家，也往往有此误解。去年某大学入学考试的国学常识测验，就有这样一个题目：“中国诗歌以哪个时代为最好呢？唐诗？宋诗？明诗？清诗？”在这个题目的含义，是认定中国有一个时代的诗是超越一切时代的，那么，这个题目的答案只有写唐诗了。但是唐诗果然是超越一切时代而为最好的吗？要想回答这个问题，必须加以分析地研究：

如说凡唐诗都是好的，这句话使犯笼统武断的毛病，自然说不通。古诗如《古诗十九首》《孔雀东南飞》，无论怎样丧心病狂的人，也不能不说是好诗，不能说其价值在唐诗之下。即就唐诗内容论，若是仅仅读过《唐诗三百首》或《唐人万首绝句选》，自然觉得唐诗没有一首不佳妙。要知道这是沙里淘金了。我们读过《全唐诗》，便深知在四万多首唐诗里面，实在有多少不是好诗，或竟不成诗。那些应制诗和乐章诗不用说了。在那些缜密精审的选本上面亦往往有不可读的诗。例如曹唐诗云：“年少英雄好丈夫，大家望拜执金吾。闲眠晓日听鶗鴂，笑倚春风仗辘轳。深院吹笙闻汉婢，静街调马任奚奴。牡丹花下帘钩外，独凭红肌捋虎须。”这种诗真如严沧浪所谓“此不足以书屏障，可以与闾巷小人文背之词”，这能够说是最好的诗吗？王士祯云：“唐绝句最可笑者，如‘人主人臣是亲家’，如‘蜜蜂为主各磨牙’，如‘若教过客都来吃，采尽商山枳壳花’，如‘两人相对无言语，尽日惟闻落子声’，如‘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愁来明日愁’，当时如何下笔，后世如何竟传，殆不可晓。”杜甫乃第一流诗人，然其绝句可读者甚少。岑参亦诗中名手，然其《题长安壁》云：“世人结交须黄金，黄金不多交不深。纵令然诺暂相许，终是悠悠行路心。”描写何等拙陋！储光羲以作山水诗负盛誉，然有一诗《咏山泉》云：“山中有流水，借问不知名。映地为天色，飞空作雨声。转来深涧满，分出小池平……”咏山水如猜哑谜，如何使得？白居易的诗如《太平乐》：“岁丰仍节俭，时泰更销兵。圣念长如此，何忧不太平？”亦不是好诗。这都是信手拈来的例子，其实更坏的诗还不知多少。若仅据几十百首好诗而称唐诗超越一切时代，实在是皮相之见。王士祯画像

或者有人说：《全唐诗》固然有不少的坏诗，但就大多数的诗人而言，其诗的价值自在各时代诗人之上。如李白、杜甫都是别时代所无的伟大诗人，此外如王维、白居易、韩愈、李贺都不仅是一代的诗人而已。若论名贵作家之繁富，唐诗实在不是别时代的诗所能及。

这种论调近是矣，然而仔细研究，亦是很错误的。若拿各时代诗人比较讨论，能说李、杜还在曹植、陶潜之上吗？彼复古论者，谓李、杜尚不如谢灵运，去曹、陶更远，这个是偏见；然我们亦不能说李、杜便是空前绝后的大诗人。李、杜尚如此，那么其下焉者，更不用说了。无论从作品方面，或从作者方面，我们要说“唐诗是最好底”，是不能得到科学的证据的！（二）唐诗是最盛的吗？唐诗之盛，确令人吃惊。据《全唐诗》所录，作者凡二千二百余人，诗四万八千九百余首。这仅仅三百年的光景，流传至今的诗的数量，已有从《诗经》以至六朝一千多年的诗的总量的几倍！这样迅速的发展，在中国诗史上，实在开一新纪元。但我们倘据此而认定中国诗歌之盛，无逾于唐，便又大错。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著录《御定四朝诗》三百一十二卷，内凡：

宋诗七十八卷 作者八百八十二人

金诗二十五卷 作者三百二十一人

元诗八十一卷 作者一千一百九十七人

明诗一百二十八卷 作者三千四百人

由数量比较，宋诗稍衰。金朝只据中国北部，未曾奄有文物秀丽的江南，故诗亦不发达。元代国运仅有唐三分之一，且当时文坛趋势，已偏向戏曲，而诗人数量竟占唐代之半。明代诗人之多，竟比唐代增加三分之一。可见诗歌的发达与时间成正比例地进化，唐诗不过是造成诗歌发达的先驱时代罢了。且《提要》著录《四朝诗》一则曰：“至于澄汰沙砾，披检精英，合四朝而为一巨帙，势更有所不能。”再则曰：“用能别裁得失，勒著鸿篇，非惟作者得睿鉴而表章……”可见《四朝诗》之编定，去取颇严，不然诗的数量，尚不止此。而诗歌之盛，仅以明论，已远非唐所能及了，唐诗是最盛的话，亦无法证明了。

我们既要排除常人对于唐诗的谬误观念，同时还得更进一步，排除一切文人学士的唐诗传统观念。因为常人对于唐诗误解，只使我们陷入常识的错误；至于因袭唐诗传统观念，便发生对于我们研究唐诗、了解唐诗的莫大障碍。古人中，有的说唐诗是“诗的正宗”；有的说“唐人诗才，若天纵之”；有的说“唐诗主情”；有的说“唐诗蕴蓄”；有的说“唐诗为比兴”；有的说“唐诗至善处，惟在含蓄淡远”……这种离奇古怪的唐诗观念，都是古人想把唐诗戴上一种正统文学的面具，发挥他那不自知的谬误的见解；这些见解不但搔不着痒处，且把唐诗的意义及其特质都埋没了。宋严羽《沧浪诗话》有一段说：“唐诗之说未唱，唐诗之道或有时得而明也；今既唱其体曰唐诗矣，则学者谓唐诗诚止于是耳，得非诗道之重不幸耶？”

严羽宋人，已有此叹。至于明清，则曲解唐诗之谬说更多，反自命为正统传说，所以千年来唐诗的本来面目，便湮灭了。我们现在要排除一切传统论调，拿唐诗当作诗看，当作纯粹的文学作品看，切不要听信陈言。我们要完全用现代文学的眼光来估定唐诗的价值，才不致使我们的见解落入窠臼，才会有新的发现。唐诗的意义与特质

唐诗的意义是什么呢？唐诗的特质何在呢？

我们既把传统的、谬误的、神秘的各种唐诗观念排除以后，必须重新提出一个唐诗的意义及其特质的解释。我们要了解唐诗的意义，必须从唐诗的特质上显示出来。据我看来，唐诗最少有四种明显的特质：（一）唐诗是创造底：不是自我们现在才提出唐诗是创造底话，前人已有言之。王渔洋撰《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云：王渔洋画像“逮于有唐，李、杜、韩、柳、元、白、张、王、李贺、孟郊之伦，皆有冠古之才，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然考之开元天宝已来，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耳。故王之涣‘黄河远上’，王昌龄‘昭阳日影’之句，至今艳称之；而右丞‘渭城朝雨’，流传尤众，好事者至谱为《阳关三叠》。他如刘禹锡、张祜诸篇，尤难指数。由是言之，唐三百年以绝句擅长，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

王闿运云：“三唐风尚，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王志·论唐诗诸家源流》）

这两段见解是很精辟的：由“不复模古”“不袭汉魏”“不沿齐梁”，可知唐诗是创造底诗；由“宫掖所传，梨园弟子所歌，旗亭所唱，边将所进，率当时名士所为绝句”，可知唐诗是乐府诗。“创造底” 与“乐府底”，这是王渔洋、王闿运两氏告诉我们唐诗有这两层重大的意义。往下，我们根据“乐府底”这层意义，又可以说明唐诗的第二种特质。

(二)唐诗是音乐底：王世贞云：“《三百篇》亡，而后有诗骚赋；骚赋难入乐，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入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由此可知唐诗与音乐的渊源甚深。但是怎样说，唐诗是音乐底？音乐底唐诗又有什么意义？说到这里，不能不先说明历史上的中国人对于文学的态度。中国人对于文学往往抱着两种相矛盾的态度，一是文以载道的观念，一是文以消遣的观念。平常的文人，自然拼命去作载道的文，同时又忘不了消遣的文学。因为载道之文不但不足宣泄情感，且是斫丧情感的，所以他们往往从正宗文学中跑出来，走入民间文学的创作界去。民间文学，是以娱乐为主底，在娱乐的关系上，文学和音乐便自然而然地结合在一起了。只有这种音乐性的文学，才是代表一个时代的情绪的文学，恰好与代表理性的正宗文学相反。故不但那些浪漫派的文人，特别拿富有音乐性的文体来发泄天才，以求笙歌作乐的快感；便是那道学派的文人，亦常常要用富有音乐性的文体，抒发他在载道之文中所不能抒发的情绪与想象。所以每一个时代文学的真价值，总是从音乐性的文体里面充分表现出来。换句话说：音乐性的文学，才是代表中国纯文学的意义和价值。明白了音乐文学的价值，那么，请进而解剖唐诗之音乐性。王灼《碧鸡漫志》云：“唐时古意亦未全丧，《竹枝》《浪淘沙》《抛球乐》《杨柳枝》乃诗中绝句，而定为歌曲。故李白《清平调词》三章皆绝句。元白诸诗，亦为知音者协律可歌。白乐天守杭，元微之赠云：‘休遣玲珑唱我诗，我诗多是别君辞。’自注云：‘乐人高玲珑能歌，歌予数十诗。’乐天亦醉戏诸妓云：‘席上争飞使君酒，歌中多唱舍人诗。’又闻歌妓唱前郡守严郎中诗云：‘已留旧政布中和，又付新诗与艳歌。’元微之见人咏韩舍人新律诗，戏赠云：‘轻新便妓唱，凝妙入僧禅。’沈亚之送人序云：‘故人李贺善撰南北朝乐府古词，其所赋尤多怨郁凄艳之句，诚以冠古排今，使为词者莫得偶矣。惜乎其亦不备声歌弦唱！’然《唐史》称李贺乐府数十篇，云韶诸工皆合之弦管。又称李益诗名与李贺相埒，每一篇成，乐工争议赂求取之，被声歌供奉天子。又称元微之诗往往播乐府。旧史亦称武士衡工五言诗，好事者传之，往往被于管弦。”《碧鸡漫志》又云：“旧说开元中诗人王昌龄、高适、王之涣诣旗亭饮，梨园伶官亦召妓聚燕。三人私约曰：‘我辈擅诗名，未定甲乙，试观诸伶讴诗分优劣。’一伶唱昌龄二绝句云：‘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奉帚平明金殿开，且将团扇共徘徊。玉颜不及寒鸦色，犹带昭阳日影来。’一伶唱适绝句云：‘开箧泪沾臆，见君前日书。夜台何寂寞，犹是子云居。’之涣曰：‘佳妓所唱如非我诗，终身不敢与子争衡，不然子等列拜床下。’须臾妓唱：‘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之涣揶揄二子曰：‘田舍奴！我岂妄哉？’以此知李唐伶妓取当时名士诗句入歌曲，盖常俗也。”

从这几段记载，便显见唐人诗歌与音乐的密切关系，不但妓女以得诵名士佳章为荣，名士亦以诗篇得被诸妓歌唱为乐。因为要使诗篇便于歌唱，往往力求浅近通俗，妓女都能诵解，因此，又发生唐诗的第三特点。（三）唐诗是通俗底：唐人作诗虽不能完全抛弃用典，甚至有些作者如李义山之流，其诗极不易解，但大多数作品，都可说是很通俗的。白居易作诗，必使老妪都能诵解。元稹《长庆集序》云：“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至于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持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可见诗人的诗已经成为普遍民众的欣赏对象了。唐诗之所以能够通俗，便是由于唐诗之富有音乐性质的缘故。（四）唐诗是时代底：怎样说唐诗是时代的诗呢？任何文体都具有强烈的时代性；失却时代的意义，同时消失文体的价值。中国文学的变迁，可以文体作代表，分成几个时期：自周到唐，都是诗的时代；宋是词的时代；元是曲的时代；明清是小说的时代。在诗的时代里面，周是四言诗时代，两汉是乐府诗时代，魏晋六朝是古诗时代，唐是新体诗时代。更狭义一点说：唐诗只是绝句诗的时代。（诚如王渔洋所云：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本来照宇宙间进化的原则，往往是理论愈研究愈透彻，事物愈运用愈巧妙；但是文体却不然。在某种文体新创的时候任人创造，开发，翻新花样，但是用久用旧了，往往愈用愈拙愈坏，不但翻不出新花样，旧花样亦使人生厌了。时间越久，文体越腐。这时便有革命的新文体产生出来，装饰新时代。时代的文学，便是指那时代所用的新文体创造的文学。我们说唐代是诗的时代，便是说唐诗是新体诗流行时代的创造文学。宋诗虽亦是诗，但不是诗的时代的诗。诗的创造时代早已过去了。

以上举唐诗的四种特质，但绝不是说凡是唐诗都备具这四种特质。就诗体言：绝句诗可以说是通俗的，律诗往往是古典的；新体诗都是能合音乐节拍的，创造的；古诗大多是模拟，完全没有音乐性。但就大体上说，唐诗是备具这四种特质，今列一表（见下表）表明各体的特质。

既明唐诗的特质。 进一步再拿唐诗与各时代的诗作比较的研究。先应说明的，便是唐诗与汉魏六朝古诗和宋诗的区别。唐诗与汉魏六朝古诗和宋诗，有深切的关系，又有重大区别，这是应知的。（一）唐诗与古诗。历来对于唐诗与古诗的关系的认识，有两种不同的说法：一说主模拟，谓唐人诗都是从模拟古诗得来的。初唐完全承袭六朝，无论矣。即盛唐之李杜，都是受曹植、谢朓、庾信、鲍照、阴铿辈的影响很深的。（王士祯谓李白“一生低首谢宣城”，杜甫谓“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清新庾开府， 俊逸鲍参军”，《渔隐丛话》谓“子美早年学建安”，黄山谷谓：“子美句法，出于庾信。”）至于王维、孟浩然、储光羲、韦应物、柳宗元则尽受陶潜的影响。（说见沈德潜《说诗 语》） 盛唐诗人如是。中唐则韩、白尚学杜甫，其作品与古诗的渊源亦深。晚唐卑靡，则无足论。一说主创造，如前面王闿运说：“三唐风尚， 人工篇什，各思自见，故不复模古。”如王渔洋说：“逮于有唐，……不沿齐梁，不袭汉魏，因事立题，号称乐府之变。”如叶燮说：“唐诗一大变。” 以上二说，表面似相矛盾。但细心分析，则实无冲突。主模拟说的人实指有唐三百年之古体诗与汉魏古诗脉络相承；主创造说的人，系谓唐之新体诗完全出于创造，并非沿袭。可以说唐人的古诗是受汉魏六朝古诗的影响，关系很深切；但唐人的新诗部分，却与汉魏六朝古诗绝缘，而自成其伟大！（二）唐诗与宋诗。唐宋之分，人异其说辞。王渔洋谓：“唐诗主情，宋诗主性。”吴高云：“唐诗为比兴，宋诗为赋；比兴优于赋。”（《围炉诗话》）沈归愚云：“唐诗蕴蓄，宋诗发露。蕴蓄则韵流言外，发露则意尽言中。”但叶燮便最反对这种伸唐绌宋的见解，他说：“从来论诗者大约伸唐而绌宋。有谓唐人以诗为诗，主性情，于《三百篇》为近；宋人以文为师，主议论，于《三百篇》为远，何言之谬也。唐人诗有议论者，杜甫是也。杜五言古，议论尤多，长篇如《赴奉先县》《咏怀》《北征》及《八哀》等作，何首无议论？而独以议论归宋人，何欤？彼先不知何者是议论，何者为非议论，而妄以时代分邪？且《三百篇》中，二雅为议论者正自不少。彼先不知《三百篇》，安能知后人之诗也？如言宋人以文为诗，则李白乐府长短句，何尝非文？杜甫《前后出塞》及《潼关吏》等篇，其中岂无似文之句？为此言者，不但未见宋诗，并未见唐诗。村学究道听耳食，窃一言以诧新奇，此等之论是也。”（《原诗》）我们正不必用抽象的肯定字眼来判断唐宋的尊卑。就其关系言，宋诗实受唐诗的影响最深，如宋初杨亿辈的西昆体，乃以李商隐为开山祖，欧阳修、梅圣俞的复古，乃以盛唐为旗帜；虽有北宋之苏轼，南宋之陆游辈，其诗能自立风味，却不能造立宋诗的新境界，所以宋诗终不能脱唐诗的窠臼而成伟大的发展。

至于元诗、明诗、清诗，早已失却时代文学的意义，只能在汉魏六朝诗、唐诗、宋诗底下讨生活，更值不得来论列了。研究唐诗的基本观念

我们应该抱什么态度来研究唐诗呢？什么是我们研究唐诗应有的信念呢？

在前文，我们已指出常人对于唐诗的误解，并且指出文人对于唐诗的谬误观念。但是这种消极的工作，还不足以研究唐诗。我们要研究唐诗，必须重新规定几个基本观念作为研究的信条，才不致仍旧落入误解，才能对于研究唐诗有新的贡献。

几个基本观念，是什么呢？

第一是文学进化的观念：中国人研究文学，往往抱着“一代不如一代”的文学退化观念，于唐诗亦然。黄节《诗学》论唐诗云：“观夫唐一代之诗，初唐有陈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关乎一代文章风气者，至晚唐则阙然，则风气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见矣。”这便是说晚唐不如初唐、盛唐、中唐。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又有诗云：“李侯有佳句，往往似阴铿。”杜甫对于初唐的诗人，何等推重；而对于唐以前的诗人虽碌碌如阴铿者，尚谓太白仅得相似，可见当代重古的眼光了。王世贞《艺苑卮言》更谓：“李白多露语率语，杜少陵多稚语累语，置之陶谢间便觉伧夫面目。尚安能夺曹氏父子之位置耶？”这便是说李、杜既不如陶、谢，陶、谢又不如曹氏父子；这便是说六朝比不上汉魏，唐诗又不如六朝。照这样看来，不但唐诗可以付之一炬，汉魏古诗亦可不读，只咿唔《三百篇》够了。然而，照我们的眼光看来，恰又不然。汉魏乐府的内容实在比《三百篇》的内容丰富，唐诗又比汉魏乐府古诗的内容丰富。不但由曹植到陶潜是进化；由陶潜到庾信亦是进化。我们必须用文学进化的理论，才能解释文学发展的原因。我们很显然地看得出，由庾信、沈约的诗到王杨卢骆的诗；由王杨卢骆的诗到李白、杜甫的诗；由李杜的诗到白居易、韩愈的诗；又由白、韩的诗到李义山、杜牧的诗，其间都有进化的痕迹可寻，绝不是退化的观念所能解释。我们虽不能说李、杜的诗竟胜于曹植、陶潜，但我们尽可以说李、杜的诗比曹、陶的诗是进化底。盛唐实在高于初唐，晚唐亦欲胜中唐。这种进化的文学意义，可以贯穿唐诗的全部脉络。

第二是平民文学的观念：我们不能不认唐代的新体诗，便是当代的通俗文学，只观上面所举的那些诗人，如王昌龄等的诗，歌伎老妪，都能诵解，可知唐诗的通俗化了。诗究竟是贵族的，还是平民的，我们且不置论。但实际上，由通俗化而造成特色的唐诗，我们必须拿平民文学的观念，才能解释唐诗的真价值。从前研究唐诗，往往只看着贵族的诗，几乎完全忽略了非诗人的诗和无名的民间文学。纵然我们无法去收集广博的民间诗的材料来供研究，我们还是不能抛弃平民文学的眼光来研究唐诗；因为唐诗的来源，是由于民间诗的逐渐蜕化而完成；因为唐诗的实际由富有音乐性能歌的关系，已经成了民间的享乐文学，实已打破贵族文学的藩篱，而与平民文学胶合成一片了。

第三是分析与欣赏的观念：文学研究的是否成功，完全基于文学欣赏的是否有误。以前对于唐诗的观念有两种大毛病：

一是笼统的毛病；

二是曲解的毛病。

最笼统的莫如“唐诗”两字，因为习惯的观念以为唐诗总是好的，这种错误在前面已经纠正。次之，如“初唐”“盛唐”“李杜诗” 这些名词的本身，即含有褒贬之意，似乎盛唐诗，李杜诗，总是好的；晚唐诗，总是坏的。这种笼统名词所发生的连带观念，是很不正确的。要知道晚唐亦有很好的诗，盛唐、李杜也未尝无很坏的诗。至于曲解的毛病更甚了，那些评注大家，诗话大家，往往好奇立异，替唐诗人的作品加上许多附会。又有人往往将许多与忠孝无关的诗，偏说是忠臣孝子的思想。有的本来诗意浅显，他们一定要说得如何深奥有几十层意思。有的诗是信手拈来自然得很，他们注家偏要说诗法森严。闹得唐诗不堪卒读了。我们研究唐诗：一方面要打破笼统的观念，而代以分析的方法；一方面要打破曲解的观念，而代以欣赏的眼光。分析的方法，应该是科学分析的方法；欣赏的眼光，应该是文学欣赏的眼光，以一篇篇的分析，一篇篇的欣赏，作为研究的基础。我们固然不应该忽视作家的整个文风，但分析与欣赏，却是使我们能够真实了解作家的初步工作。唐诗的来源及其背景

我们读过唐诗，往往有一疑问，就是：“唐诗怎样形成了它的伟大呢？”我们也读过《三百篇》，我们也读过汉魏乐府，我们也读过建安以后的五七言诗，也觉得这些古诗的伟大！但是我们读过唐诗，却又发现唐诗是一种新鲜的体裁，新鲜的气象，这种新气象的唐诗和一切的四言古诗、五七言古诗都不相同。我们要想解答这个问题，必须追溯唐诗的来源。沈约

自从梁《昭明文选》编成后，在表面看，仿佛是集古典文学的大成，但实际上《昭明文选》便是古典文学最盛的葬礼了。加上沈约声律八病之说，诗体越发添了几层严酷的镣铐。虽然梁陈间古典诗依然流行，但已经是回光返照，古典作品的魔力早已不能维系诗坛的重心了，同时，民间的歌谣文学早已蓬勃地发展起来，这种新声的歌谣在东晋及六朝之初，便已经很流行。所谓“歌谣数百种，子夜最可怜！慷慨吐清音，明转出天然”。例如：

宿黄不梳头，丝发披两肩。腕伸郎膝上，何处不可怜。

凉秋开窗寝， 斜月垂光照。中宵无人语，罗幌有双笑。（《子夜歌》）

锲臂饮清血，牛羊持祭天。没命成灰地，终不罢相怜。

黄葛生烂漫，谁能断葛根？宁断娇儿乳，不断郎殷勤！（《前溪》）

闻欢下扬州，相送楚江头。探手抱腰看，江水断不流！（《莫愁乐》）

这种体态清新、描写活跃的新声小曲，较之陆机、谢灵运辈的古诗，实在高妙多了！这种五言的新声小曲的逐渐进化，便成后来的五言绝句。到了梁陈时代，民间的歌曲，已经经过长期的发展，渐渐从民间文学的地位跳起来，把已经腐化的贵族古典文学的地盘掀动，那些贵族诗人也受了民间歌曲的影响，不免尝试起来。如梁简文帝《乌栖曲》诗云：“芙蓉作船丝作绰，北斗横天月将落。采莲渡头碍黄河，郎今欲渡畏风波。”魏收《挟瑟歌》云：“春风宛转入曲房，兼送小院百花香。白马金鞍去未返，红妆玉筋下成行。”此二诗虽音调不谐，实已备唐诗七绝之体，如胡应麟《诗薮》云：“考《乌栖曲》四篇，篇用二韵，正项王垓下格，唐人亦多学此。江总《怨诗》卒章，俱作对结，非绝句正体也。惟《挟瑟歌》虽音律未谐，而体裁实协，唐绝句咸所自来，然六朝殊少继者。”及至隋诗，如：“杨柳青青着地垂， 杨花漫漫搅人飞。柳条折尽花飞尽，借问行人归不归？”这已经完全形成唐人七绝的体裁了。

六朝诗人如沈约是声律八病的创造者，然而他的诗也受了民间歌曲的同化，渐渐改变那传统的诗体了。如《六忆诗》之云：“忆眠时，人眠独未眠。解罗不待劝，就枕更须牵。复恐旁人见，娇羞在烛前。”这完全是模拟当代的歌曲。沈约一方面创造了八病的新韵律，一方面又受民间歌曲的影响，产生一种新体诗，便是唐代律诗的滥觞。例如《洛阳道》：“洛阳大道中，佳丽实无比。燕裙傍日开，赵带随风靡。领上蒲萄绣，腰中合欢绮。佳人殊未来，薄暮空徙倚。”这已完全是唐律之体制与形式，不过平仄不调耳。简文帝画像

我们已经明白五绝、七绝与律诗的来源，在六朝即已有完整的形式；进一步我们研究唐诗的内容的完成：

中国文学由《诗三百篇》变为《楚辞》，由《楚辞》变为汉乐府，由汉乐府变为魏晋古体诗，其间虽有变迁，实在很微。自周秦到六朝一千多年的文学史，可说都是《诗三百篇》文学的遗传史。这是因为中国民族性本是《诗三百篇》式的性，所以所有只是《诗三百篇》式的文学。原来文学的重大变迁，往往有赖于其他民族文学的影响。以前的中国，只是用武力征服异邦，自居于统治阶级，自然没有与他民族糅合的可能，没有文化接触的可能。中国文学只是单调的，不受丝毫的影响与调节，从《三百篇》传下来，自然不会有重大的变迁的。但是到东晋以后，便不然。匈奴民族，居然能征服中原，占据黄河南北。北方勇悍的民族性，和中国温柔敦厚的民族性，是绝对不同的，看他们的作品便知道：

遥看孟津河，杨柳郁婆娑。我是虏家儿，不解汉儿歌。

健儿须快马，快马须健儿。跸跋黄尘下，然后别雄雌。（《折杨柳歌》）

男儿欲作健，结伴不须多。鹞子经天飞，群雀两向波。

男儿可怜虫，出门怀死忧。尸丧狭谷中，白骨无人收。（《企喻歌》）

野火烧野田，野鸭飞上天。童男娶寡妇，壮女笑杀人！

门前一树枣，岁岁不知老。阿婆不嫁女，那得孙儿抱？（《紫骝马歌》）

李波小妹字雍容，褰裳逐马如卷篷，左射右射必叠双。女子尚如此，男子安可逢。（《李波小妹歌》）

谁家女子能行步，反著 禅后裙露。天生男女共一处，愿得两个成翁妪。

黄桑柘屐蒲子履，中央有丝两头系。小时怜母大怜婿，何不早嫁论家计。（《捉搦歌》）

这种勇悍爽直的匈奴民族性所表现的文学，和中国本来温柔的女性文学，粉饰的古典文学，风格情调，完全异样。渐渐经过时代的陶冶，这两种不同民族性文学接触的结果，到了唐代因政治势力的统一，中外的民族性更糅合在一起，发展起来，造成唐诗的新气象，形成唐诗的伟大。梁任公说：“经南北朝几百年民族的化学作用，到唐朝算是告一段落。唐朝的文学，用温柔敦厚的底子，加入许多慷慨悲歌的新成分，不知不觉，便产生出一种异彩来。盛唐各大家，为什么能在文学史上占很重要位置呢？他们的价值，在能洗却南朝的铅华靡曼，参以伉爽真率；却又不是北朝粗犷一路。拿欧洲来比，好像古代希腊、罗马文明，掺入些森林里头日耳曼蛮人色彩，便开辟一个新天地。”（《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

南北朝民族的糅合，构成唐诗的伟大的来源，诚如梁任公所说；但是，我们要了解唐诗的真精神，更不能忽视唐诗所借以表现的时代背景。（一）政治的背景。唐诗在当代有两个重要的政治背景：其一，唐以诗赋试考进士；其二，唐代君主均好尚诗歌。明游潜《梦蕉诗话》云：“沈约在宋齐梁陈时并居钧要，谱韵以词赋取士，积习久矣。及唐有天下，亦竟因之。”但纪昀云：“以诗赋试进士，始于唐高宗调露二年。”则梁代并无是制。总之，无论是唐“因”是制，或唐“创”是制，我们总不能否认唐有是制。本来文学的发达与否，似乎与政治实无相成的关系；然在中国古代，文学未成为独立研究之科，所谓文人，不过借文以干禄，故文学的盛衰，往往视政治的趋向为消长。唐既开诗赋应制之风，诗歌自然发达起来了。况且唐代君主均有诗赋之癖，如唐太宗即开文学馆，以礼延当代文士。玄宗风流自赏，尤爱礼文人，李白即以《清平调》见宠于玄宗。宪宗读白居易《讽谏诗》，召为学士。穆宗善元稹歌诗，征为舍人。文宗好五言诗，竟置诗学士至七十二人之多。白居易之死，宣宗为诗吊之曰：“缀玉联珠六十年，谁教冥路作诗仙。浮云不系名居易，造化无为字乐天。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文章已满行人耳，一度思卿一怆然！”以当代帝王之尊，而敬礼诗人，有若此者。至论作品，则中宗、睿宗、肃宗、德宗、文宗、宣宗、昭宗，下至妃子宫人，莫不略解吟咏，自成篇章。太宗、明皇，则诗成卷帙。武后、韦后亦嗜文学，虽武后所作诗歌，大都出自元万顷、崔融辈之手；韦后所作，大都出自上官昭容之手，然其延揽诗人，识拔才士，过于诸帝。所谓“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影响所及，不但应制诗发达，其他的诗，亦发达。诗人都努力于作好诗了。甚至以一二语之工而名著者，《韵语阳秋》谓：“唐朝人士以诗名者甚众，往往因一篇之善，一句之工， 名公先达，为之游谈延誉，遂至声闻四驰。‘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钱起以是得名；‘故国三千里，深宫二十年’，张祐以是得名；‘ 微云淡河汉，疏雨滴梧桐’，孟浩然以是得名；‘兵卫森画戟，宴寝凝清香’，韦应物以是得名；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白居易以是得名；‘敲门风动竹，疑是故人来’，李益以是得名；‘鸟宿池边树，僧敲月下门’，贾岛以是得名；‘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王勃以是得名； ‘华裙织翠青如葱， 入门下马气如虹’，李贺以是得名……”《全唐诗话》载，刘希夷作《洛阳诗》，篇中有“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之句，为宋之问所害。夫“诗词于文为末”，这是古人的常见，后世竟有谓“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者，则诗词之卑下愈甚。然唐人则以一二诗之工，便成名士；甚至为欲窃好诗以为己有，而不惜杀人者，则唐代作诗风气之盛，已可概见；而这种风气的造成，由于唐代政治的背景，是无疑的。

这是唐诗发达的重要原因。但是，这种政治背景仅造成唐诗的发达；更有军事背景所形成的社会状况，乃造成唐诗内容的伟大。（二）军事的背景。在升平安定的社会，文学往往成为粉饰太平的工具。这种太平文学，是顶没有意思的。如司马相如那一流人的赋，未尝作得不好，然无意味了。唐初有贞观、开元之治，社会局面安定，所以初唐诗也是太平文学，并无足观。但是开元以后，军事的变迁，便极其活跃。我们根据唐史，便很显然看出自开元以后的唐代，完全是由不断的战争支配着。略举其大事列表于下：唐玄宗画像

唐玄宗时代 安禄山叛变，陷两京，玄宗奔蜀，天下大乱！

唐肃宗时代 安庆绪之乱；史思明之乱；史朝义之乱。

唐代宗时代 吐蕃之寇；吐蕃、回纥之寇。

唐德宗时代 李希烈、朱滔、王武俊之叛；朱泚之叛；李希烈内部之变；李晟破吐蕃之战；吴少诚之乱；韦皋破吐蕃之战。

唐宪宗时代 刘辟之乱；李 之乱；王承宗之乱；吴元济之乱；陈弘志弑宪宗。

唐武宗时代 卢龙军之乱；刘沔破回纥之战。

唐懿宗时代 浙东盗匪之乱；高骈南征之战。

唐僖宗时代 王仙芝之乱；黄巢响应王仙芝之叛；两京之得而复失；秦宗权之僭号，帝奔凤翔。

唐昭宗时代 李克用之变；李茂贞之变；朱全忠之变。朱全忠画像

最后，朱全忠之变，唐之国命便完结了。玄宗后二百年天下，几无一年无战争，无一日安宁。在历史上继续着数百年的战争纷乱的时代，可以说是绝无仅有。二百年不断的战争，所造成纷乱如麻的社会，便给予唐诗人以绝大的生命，给予唐诗以绝好的描写资料！由对外苦战的影响，造成一种以边塞生活为描写背景的边塞诗派；由国内纷乱的影响，造成一种以社会生活为描写背景的社会诗派。这些边塞派的诗与社会派的诗，便形成唐诗的伟大。这两方面的诗，都是用新的社会资料，新的描写，创造新诗。假如我们说：一种时代的文学，无论在形式与内容都应该是新的，那么唐诗的伟大的基础，便是坚实建设在当时的时代社会背景的上面了。唐诗的第一时期　　——自高祖、武德初，至玄宗、开元初，凡百年

我们先略说明唐诗分期的意义：

唐诗的分期为初、盛、中、晚，其说始于宋人严羽，而成于明人高棅。严羽仅略分三唐，以示区别，并未有严格的分期。他曾说：“盛唐人诗， 亦有一二滥觞晚唐者；晚唐人诗，亦有一二可入盛唐者。”（《沧浪诗话》）高棅才决定唐诗应分为四期。这是何故呢？高棅曾发表一篇很有系统的见解：“有唐三百年诗，众体备矣。故有往体，近体，长短篇，五七言律绝句等制，莫不兴于始，成于中，流于变，而移之于终。至于声律，兴象，文词，理致，各有品格不同。略而言之：则有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之殊。详而分之：贞观、永徽之时，虞魏诸公，稍离旧习：王、杨、卢、骆，因加美丽。刘希夷有闺帷之作；上官仪有婉媚之体，此初唐之始制也。神龙以还，洎开元初，陈子昂古风雅正；李巨山文章老宿；沈宋之新声；苏张之大手笔，此初唐之渐盛也。开元、天宝间，则有李翰林之飘逸；杜工部之沉郁；孟襄阳之清雅；王右丞之精致；储光羲之真率；王昌龄之耸俊；高适、岑参之悲壮；李颀、常建之超凡，此盛唐之盛者也。大历、贞元中，则有韦苏州之雅澹；刘随州之闲旷；钱起之清赡；皇甫之冲秀；秦公绪之山林；李从一之台阁，此中唐之再盛也。下暨元和之际，则有柳愚溪之超然复古；韩昌黎之博大其词；张、王乐府得其故实；元、白叙事，务在分明；与夫李贺、卢仝之鬼怪；孟郊、贾岛之饥寒，此晚唐之变也。降而开成以后，则有杜牧之豪从；温飞卿之绮靡；李义山之隐僻；许用晦之偶对；他若刘沧、马戴、李群玉、李频辈，尚能黾勉气格，埒迈时流，此晚唐变态之极，而遗风余韵犹有存者焉。”

自从高棅立说以后，文学史家多采用之；但同时攻击此说，认为谬妄的，也不乏其人。钱谦益便是攻击最力的，他说：“初、盛、中、晚，盖创于宋季之严羽，而成于国初之高棅，承讹踵谬，三百年于此矣。夫所谓初、盛、中、晚，论其世也，论其人也。以人论世，张燕公、曲江，世所称初唐宗匠也。燕公自岳州以后，诗章凄婉，传得江山之助，则燕公亦初亦盛。曲江自荆州以后，同调讽咏，尤多暮年之作，则曲江亦初亦盛。以燕公系初唐也，溯岳阳唱和之作，则孟浩然应亦盛亦初。以王右丞系盛唐也，《酬春夜竹亭》之赠，同《左掖梨花》，则钱起、皇甫冉，应亦中亦盛。一人之身，更历二时，将诗以人次耶？将人以诗次耶？”王世懋则就唐诗的风格上加以驳斥，他说：“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时代声调，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由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则？逗者渐之变也，非逗故无由变。唐诗之由初而盛中，极是盛衰之界。然王维、钱起，实相酬唱。子美全集，半是大历而后，其间逗漏，亦有可言。如王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磻溪句》；隐隐钱、刘、卢、李间矣。至于大历十才子，其间岂无盛唐之句？盖声气犹未相隔也。学者固常严于格调；然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人无一语入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阎百诗则更根据诗人生卒的先后加以抨击，他说：“张九龄卒于开元二十八年，孟浩然亦是年卒，而分初、盛何也？刘长卿开元二十一年进士。以杜诗年谱考之，所调‘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者天宝五载。上溯其“忤下考功第，独辞京尹堂’，当在开元二十六年、二十七年。纵甫登第于是时，亦刘长卿之后辈矣，而分刘为中，何也？”

三百年的唐诗，本是成一整个脉络的发展，必欲划出显明界限，割裂成几个片段，一若前后彼此各不相属者，这实在是固哉其言诗了。何况高棅的分初、中、盛、晚，并含有褒贬之意在其间呢？但是一代文学发展的脉络，往往成一根起伏线，这根起伏线必然包涵着盛衰变迁的趋势，我们把这些盛衰变迁的脉络分作几段，以便于研究和叙述，并不是毫无理由。唐诗的变迁发展，初唐显然是齐梁的遗风；盛唐是新旧体诗发展的最高潮；中唐则由盛唐而一变再变，变到新体诗发展之极；晚唐则完全是唐新体诗最后的闪烁，显然是唐诗的末运到了。简单说一句，唐诗的发展，固成整个脉络；但唐诗的变迁，把唐诗弄成了一根起、盛、变、衰的波浪线。我们根据这种波浪线，而分唐诗为四个时期，是无妨的。且为明了唐诗发展的阶级起见，为叙述的便利起见，唐诗的分期亦是必要的。我们在下面分唐诗为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四个时期，便是指明唐诗起、盛、变、衰的脉络，并非硬分唐诗为几片段。至于下列各章虽亦沿用“初唐”“盛唐”“中唐”“晚唐” 这些名词，乃只为叙述的清楚计，并不含有何等褒贬深意的。叶燮画像

既然说明了分期的意义，往下从第一时期的唐诗说起。

叶燮云：“唐初沿卑靡浮艳之习，句栉字比，非古非律，诗之极衰也！”（《原诗》）老实说：第一时期的唐诗，如从诗的格调和诗的气象看来，实在还够不上说是唐诗。这话自然不是根本否认初唐诗的价值。我的意思是说：初唐诗虽则没有和初唐以后的唐诗相等的价值，却有齐梁诗的价值。这话怎讲呢？在前一章曾说过，唐诗的来源，是由南北朝时，中国固有的民族性的文学，受了北方新进民族性的文学之影响而成功的。照理论讲，这种代表新时代的诗体，在唐诗的第一时期，便应该开始发展下去，但实际上呢，初唐文学不但没有表现唐诗的特殊精神，而且是回头向着古典主义的路上走，继续着沈约、庚信所倡新韵律的古典诗的发展。

细察初唐的时代背景，便知齐梁新韵律的古典诗在初唐的发展，实非偶然。初唐原来是歌舞升平的时代，又是应制诗最盛的时代。时代开平，所需要的，只是歌诵太平的古典文学，何况有初唐的君主正在积极提倡呢？在别一方面观之，北朝的豪爽亢直文学所以形成，固然是由于胡人的民族性使然，亦因为与中国同化未深，而北朝又未曾统一，成为不断战争杀伐的局面，适宜于北朝豪放勇悍的文学的发展。到了唐代，虽然南北两大民族统一糅合起来，但初期的时代背景，却不是与北朝一般的时代背景，而是南朝的时代背景。因为时代背景不同，所以初唐亦不容许向北朝化，而继续南朝贵族文学未完的发展。

沈约所倡的新体诗，新韵律的古典诗，就是最适宜于歌诵太平的，所以在初唐自然地发展了。

在初唐应制派的古典诗体流行当中，突破这种“靡靡之音”的阵线的，也有一种雄壮调子的诗。因为初唐正是向外开辟疆土的时代，谁人不想去投笔从戎，建立功名。如魏徵的《述怀》便是很有气魄的：“中原初逐鹿，投笔事戎轩。纵横计不就，慷慨志犹存。杖策谒天子，驱马出关门，请缨系南粤，凭轼下东藩。郁纡陟高岫，出没望平原。古木鸣寒鸟，空山啼夜猿。既伤千里目，还惊九折魂。岂不惮艰险，深怀国士恩。季布无二诺，侯嬴重一言。人生感意气，功名谁复论。”如卢照邻的《刘生》：“刘生气不平，抱剑欲专征。报恩为豪侠，死难在横行。翠羽装刀鞘，黄金饰马铃。但令一顾重，不吝百身轻。”杨炯的《出塞》：“塞外欲纷纭，雌雄犹未分。明堂占气色，华盖辨星文。二月河魁将，三千太乙军。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骆宾王的《从军行》：“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野日分戈影，天星合剑文。弓弦抱汉月，马足践胡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沈佺期的《塞北》：“胡骑犯边埃，风从丑上来。五原烽火急，六郡羽书催。冰壮飞狐冷，霜浓候雁哀。将军朝授钺，战士夜衔枚。紫塞金河里，葱山铁勒隈。莲花秋剑发，桂叶晓旗开。秘略三军动，妖氛百战摧。何言投笔去，终作勒铭回。”这种壮丽的诗，在初唐诗中的确是一种特色，每一个作家都有几首这样很有气魄的作品。但是时代的趋向已经沉醉于享乐主义的古典诗的风气中，这种杀伐之音，自然要消沉下去了，自然要变“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诗，而为“自有神仙鸣凤曲，并将歌舞报恩晖”的诗了。一线微微的诗的曙光，便消失在古典的初唐诗里。

这样，初唐诗便失却价值吗？不然！初唐诗自有不可磨灭的价值在。

隋既为唐所灭，那些诗人，亦入唐。他们不但毫无故国之感，而且个个都在唐朝做高官。唐主乐于笼络他们。他们的诗充满享乐主义的色彩。如杨师道，原是隋宗室，他的诗实在作得不坏，如：“汉家伊洛九重城，御路浮桥万里平。桂户雕梁连绮翼，虹梁绣柱映丹楹。朝光欲动千门曙，丽日初照百花明。燕赵娥眉旧倾园，楚宫细腰本传名。二月桑津期结伴，三春淇水逐关情。兰丛有意飞双蝶，柳叶无趣隐啼莺。扇里细妆将夜并，风前独舞共花荣。两鬓百万谁论价，一笑千金判是轻。不为披图来侍寝，非因主第奉身迎。羊车讵畏青门闭，兔月今宵照后庭。”（《阙题》）

这种诗仍是继续齐梁的风格，没有唐诗风味。又如陈叔达和袁朗的诗，都很有才华，但仍是陈隋的诗，不是唐诗。然而我们却不能因为他没有具备唐诗的风格，而说他们的诗不好。他们的诗往往有很好的，例如陈叔达的诗：

自君之出矣，红颜转憔悴。思君如明烛，煎心且衔泪。

自君之出矣，明镜罢红妆。思君如夜烛，煎泪几千行！（《自君之出矣》）

袁朗的诗：

危弦断客心，虚弹落惊禽。新秋百虑净，独夜九愁深。枯蓬唯逐吹，坠叶不归林。如何悲此曲，坐作白头吟。（《秋夜独坐》）

同时由隋入唐的，还有孔绍安、虞世南、王珪、李百药等人，作品流传很少。大约他们的才气既不发扬，感染时代的色彩很浅，而功名利禄之欲又太深，所以作品就卑不足道。在这时期，只有王绩，足称为初唐第一时期的诗人。这位诗人的生活，是很浪漫有趣的。他原仕隋作秘书省正字，却不愿意，求为一小县的丞，赋诗嗜酒为乐。后来唐代予以好官，他又不愿，而求为丞。末了，丞也做不惯，弃官而归隐东皋，从事于著述生活。读他的诗，便觉他是他自述生活的状况。例如《过酒家》诗：

此日长昏饮，非关养性灵。眼看人尽醉，何忍独为醒！

对酒但知饮，逢人莫强牵。倚垆便得睡，横瓮足堪眠。《独酌》诗：

浮生知几日，无状逐空名。不如多眼酒，时向竹林倾。

这种诗还不免发议论的病，往下的诗便更洒脱：

东皋薄暮望，徙倚欲何依。树树皆秋色，山山唯落晖。牧人驱犊返，猎马带禽归。相顾无相识，长歌怀采薇。（《野望》）

石苔应可践，丛枝幸易攀。青溪归路直，乘月夜歌还。（《夜还东溪》）

为向东溪道，人来路渐赊。山中春酒熟，何处得停家。（《山中别李处士》）

王绩的生活有些像陶潜，诗品亦似之。每首诗都充满幽逸的风味。在初唐那样沉醉于秾艳的诗的风气当中，不能不说王绩是独具一格的田园诗人。可惜一般文学史家，却轻轻地遗漏了这一位可贵的诗人。

当时政治，渐渐由才统一的纷乱局面，走上轨道，有了贞观、开元之治，唐初诸帝的爱好文学，于以造成唐代第一时期的诗坛，诗人自然多起来了，如号称四杰的王、杨、卢、骆，号称四友的李、杜、苏、崔，应制派的诗人上官仪、沈佺期、宋之问，与张九龄、陈子昂辈，都是这时期诗坛的健将。欲了解这时期唐诗的内容，便不能不将这些代表诗人加以比较详细的研究。（一）王勃，字子安，绛州龙门人。六岁即能文。不幸多才命薄，二十八岁，即以渡海溺水悸死。传说勃为文，初不精思，磨墨数升，引被覆面而卧，忽起书之，不易一字。 其诗表现才华之处极多，例如：王勃画像

客心千里倦，春事一朝归。还伤北园里，重见落花飞。（《羁春》）

长江悲已滞， 万里念将归。况属高风晚，山山黄叶飞。（《山中》）

江旷春潮白，山长晓岫青。他乡临眺极，花柳映边亭。（《早春野望》）

野客思茅宇，山人爱竹林。琴尊唯待处，风月自相寻。（《赠李十四》）

王勃的好诗往往在他的五绝中，《艺苑卮言》称其逼近乐府，信然。但因其作品专尚才华，便免不了雕刻粉饰，这在他七律诗中，看得出来：

滕王高阁临江渚，佩玉鸣鸾罢歌舞。画栋朝飞南浦云，珠帘暮卷西山雨。闲云潭影日悠悠，物换星移几度秋。阁中帝子今何在，槛外长江空自流。（《滕王阁》）

他仅有才华，而无气魄；加以少年殂落，未能尽量发泄才气，造诣便止于是了。（二）杨炯，华阴人，曾为盈川令。尝自言云：“吾愧在卢前，耻居王后。”张说云：“杨盈川文思如悬河注水，酌之不竭。既优于卢，亦不减王也。”炯为人颇恃才，诗亦有壮气。例如：杨炯画像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从军行》）

边地遥无极，征人去不还。秋容凋翠羽，别泪损红颜。望断流星驿，心驰明月关。藁砧何处在，杨柳自堪攀。（《折杨柳》）

所谓王、杨、卢、骆，不过四杰之联称，次序间并非含有褒贬。只就诗而论，杨炯或应列在四杰之末。（三）卢照邻，字升之，范阳人。官仅一尉。后以手足挛废，贫苦不堪，至自投水死。故生平所作，多言愁苦。例如：卢照邻画像

陇阪高无极，征人一望乡。关河别去水，沙塞断归肠。马系千年树，旌悬九月霜。从来共呜咽，皆是为勤王。（《陇头水》）

合殿恩中绝，交河使渐稀。肝肠辞玉辇，形影向金微。汉地草应绿，胡庭沙正飞。愿逐三秋雁，年年一度归。（《昭君怨》）

浮香绕曲岸，圆影覆华池。常恐秋风早，飘零君不知。（《曲池荷》）

高情临爽月，急响送秋风。独有危冠意，还将衰鬓同。（《含风蝉》）

卢照邻在四杰里，身世最为凄凉。虽自云：“伟哉旷达士，知命固不忧。”然忍不住的哀伤，终究在诗里自然地流露出来。（四）骆宾王，义乌人，尝作《帝京篇》，当时以为绝唱。徐敬业举兵，骆宾王为撰讨武氏檄文，武后叹为奇才。其诗波澜回阔，洋洋数百言，虽不免浮艳然系初唐人通病。例如：

边烽警榆塞，侠客度桑干。柳叶开银镝，桃花照玉鞍。满月临弓影，连星入剑端。不学燕丹客，空歌易水寒。（《送郑少府》）

城上风威冷，江中水气寒。戎衣何日定，歌舞入长安。（《在军登城楼》）

此地别燕丹，壮士发冲冠。昔时人已没，今日水犹寒。（《于易水送人》）

宾王是献身革命的诗人，不比杨炯的空有其志，故其诗益为雄壮，其《从军中行路难》“君不见封狐雄虺自成群”与“君不见玉关尘色暗边庭”二首古风，更奔放有气魄，已脱初唐诗格的藩篱了。骆宾王画像

杜甫诗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此诗评四杰，未免过誉；然如王士贞所云：“卢、骆、王、杨，号称四杰，词旨华丽，固缘陈隋之遗，骨气翩翩，意象老境，超然胜之。”我们读过四杰的诗，便深知《艺苑卮言》的话是不错底。（五）上官仪，字游韶，陕州陕人。其诗绮错婉媚，人多效之，谓为上官体。在高宗时代应制诗人中最负盛名。其诗如：上官仪画像

玉关春色晚，金河路几千。琴悲桂条上，笛怨柳花前。雾掩临妆月，风惊入鬓蝉。缄书待还使，泪尽白云天。（《王昭君》）

脉脉广川流，驱马历长洲。鹊飞山月曙，蝉噪野风秋。（《入朝洛堤步月》）（六）杜审言，字必简，襄阳人。辄自矜其才，尝言：“吾文章合得屈宋为衙官。”放诞有如此者。其诗如：

知君书记本翩翩，为许从戎赴朔边。红粉楼中应计日，燕支山下莫经年。（《赠苏绾书记》）杜审言画像

迟日园林悲昔游，今春花鸟作边愁。独怜京国人南窜，不似湘江水北流。（《渡湘江》）

红粉青娥映楚云，桃花马上石榴裙。罗敷独向东方去，谩学他家作使君。（《戏赠赵使君美人》）《艺苑卮言》称：“杜审言华藻整栗，小让沈宋；而气度高逸，神情圆畅，自是中兴之祖，宜其矜率乃尔。”王世贞这段话是说得很错的，审言是初唐色彩很浓厚的诗人，怎能说是中兴之祖呢？（七）李峤，字巨山，赵州赞皇人。在四友里面，李峤的诗，应推为最丰富的了。初与王勃、杨炯诸诗人同仕，后与崔融、苏味道齐名，晚年尤独享盛名，为时人矜式。其诗以《汾阴行》最有名：李峤画像“……自从天子向秦关，玉辇金车不复还。珠帘羽扇长寂寞，鼎胡龙髯安可攀？千龄人事一朝空，四海为家此路穷。豪雄意气今何在？坛场宫馆尽蒿蓬。路逢故老长叹息，世事回环不可测。昔时青楼对歌舞，今日黄埃聚荆棘。山川满目泪沾衣，富贵荣华能几时？不见只今汾水上，唯有年年秋雁飞！”

玄宗读此诗，叹为真才子！但李峤的好诗实在不多。（八）苏味道，赵州栾城人。与李峤齐名，号称苏李。其诗多不传。姑举一例。苏味道画像

火树银花合，星桥铁锁开。暗尘随马去，明月逐人来。游伎皆秾李，行歌尽落梅。金吾不禁夜，玉漏莫相催！（《正月十五夜》）

这类的诗虽缺乏情感，然抒写太平时代的繁华景况很直切，还不失为一首好诗。其实，这样的诗，即是沈佺期、宋之问，亦不会写出几首来呢。（九）崔融，字安成，全节人。其诗如《和梁王众传张光禄是王子晋后身》，毫无气骨，虽附名四友之末，实在够不上说是初唐的代表诗人。姑举其诗一首为例。

月生西海上，气逐边风壮。万里度关山，茫茫非一状。汉兵开郡国，胡马窥亭障。夜夜闻悲笳，征人起南望。（《关山月》）崔融画像（十）沈佺期，字云卿，相州内黄人。与宋之问齐名，时人语云：“苏、李居前，沈、宋比肩。”自建安到六朝，声律屡变，至沈约、庚信而益精密，及至沈宋，更“回忌声病，约句准篇”，尤加靡丽了。沈、宋虽均以应制诗人著称，然其所请应制奉和等诗，一味粉饰铺张，谀扬称颂，实不足以言诗。但是，却亦不可一概而论，说他们没有好诗，佺期的诗如：沈佺期画像

陇山飞落叶，陇雁度寒天。愁见三秋水，分为两地泉。西流入羌郡，东下向秦川。征客重回首，肝肠空自怜！（《陇头水》）

巫山高不极，合杳状奇新。暗谷疑风雨，阴崖若鬼神。月明三峡曙，潮满九江春。为问阳台客，应知入梦人。（《巫山高》）

非君惜鸾殿，非妾妒蛾眉。薄命由骄虏，无情是画师。嫁来胡地日，不并汉宫时。心苦无聊赖，何堪马上辞！（《王昭君》）

我们读佺期的诗，觉得佺期写情的手腕并不坏，但是他名利心太重，只缘文以干禄，便堕入应制的古典诗里面，不得翻身了。（十一）宋之问，字延清，虢州弘农人。诗的风格和诗的地位，和沈佺期相等。但之问的才气似比佺期大些，之问的才力似乎还不致为声律所束缚，完全失却表现的能力。试看他的诗：宋之问画像

妾住越城南，离居不自堪。采花惊曙鸟，摘叶喂春蚕。懒结茱萸带，愁安玳瑁簪。待君消瘦尽，日暮碧江潭。（《江南曲》）

浩渺浸云根，烟岚出远村。鸟归沙有迹，帆过浪无痕。望水知柔性，看山欲断魂。纵情犹未已，回马欲黄昏。（《江亭晚望》）

岭外音书断，经冬复历春。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渡汉江》）

卧病人事绝，嗟君万里行。河桥不相送，江树远含情。别路追孙楚，维舟吊屈平。可惜龙泉剑，流落在丰城。（《送杜审言》）

独狐及论沈、宋云：“汉魏之间，作者犹质有余而文不足。以今揆昔，则有朱弦疏越大羹遗味之叹。沈詹事、宋考功始裁六律，彰施五彩，使言之而中伦，歌之而成声，缘情绮靡之功，至是始备。虽去雅寖远，其利有过于古，犹路鼗出于土鼓，篆籀生于鸟迹。”独孤氏这种见解不是很对的。律诗的完成，我们固不能不归功于沈、宋。但从律诗的根本着想，这种严格的律诗，使作者的情感思想不能充分地在诗里面表现出来，又不能不归罪于沈、宋了。（十二）张九龄，字子寿，韶州曲江人。做过宰相，其诗恰如其人之有大臣风度。他的《感遇》十二首，大有温柔敦厚的《诗经》风味。此外比较情感化的诗，如：张九龄画像

巫山与天近，烟景长青荧。此中楚王梦，梦得神女灵。神女去已久，云雨空冥冥。唯有巴猿啸，哀音不可听！（《巫山高》）

自君之出矣，不复理残机。思君如满月，夜夜减清辉。（《赋得自君之出矣》）

九龄的诗实在没有什么特殊的情调，不过熏染初唐那种秾丽的色彩很少，而多点古意罢了。陈子昂画像（十三）陈子昂，字伯玉，梓州射洪人。他是初唐诗坛的第一个叛徒。九龄还只是私自地仿古，陈子昂则显著地提倡复古，他指摘齐梁诗的“彩丽竞繁，兴寄都绝”，他要继续五百年前的汉魏道统，他的诗如“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登幽州台歌》），已经是古意很深了。但我们却不能说陈子昂已经得到了复古的成功，尤其在诗歌里面，子昂只不过向着复古的方向跑，实无值得夸张的成绩。最多，我们说子昂是唐诗第二时期的先驱者罢。

末了，我们不要轻轻忘掉两位诗人，一是刘希夷，一是张若虚。这两位诗人的生平，已无多可考，仅传下几首诗。但就此几首诗，便看出其伟大：

刘希夷的诗，例如：

洛阳城东桃李花，飞来飞去落谁家？洛阳女儿好颜色，行逢落花长叹息。今年花落颜色改，明年花落复谁在？已见松柏摧为薪，更闻桑田变成海。古人无复洛城东，今人还对落花风。年年岁岁花相似，岁岁年年人不同。寄言全盛红颜子，应怜半死白头翁。此翁白头真可怜，伊昔红颜美少年。公子王孙芳树下，清歌妙舞落花前。光禄池台开锦绣，将军楼阁画神仙。一朝卧病无相识，三春行乐在谁边？宛转蛾眉能几时，须臾鹤发乱如丝。但看古来歌舞地，惟有黄昏鸟雀悲。（《代悲白头翁》）

张若虚的诗，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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