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桑兵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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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的活动与思想试读：
自叙
吾友移席某市，相见称，彼处凡学历史者皆不治史，凡治史者皆非学史出身。闻言感慨万端，此实将近来学界的种种弊端一语道破。时下一些学人对本行现状多有不满，或归咎于故人，或借鉴于别科，于是赶超前贤，跨越学科之说甚嚣尘上。至于如何超与跨，无非以立异为创新，在本学科以不知为无有，在他学科以不懂为新奇。所欲超越者，多半为必不可少而尚未掌握的行规，则标新立异不过是越矩违规。此类言行，看似好标高的，胆大妄为，实则内里空虚，对已知不自信，对未知则盲从，究其实，还是学问未上轨道。
治学须在技术层面以上才能发挥个性，若以规矩为束缚，则门径已成局限。近年来不少学科的学人不安于位，愚意原因还在对本学科的基本规矩知之不深，所以易于动摇。以史而论，不知如何弄清史实，便欲纵论史识史鉴，如此不温故而欲创新，难免半桶水之妄。而无知者无畏，读书越少越放言无忌，与前贤读书越多越不敢说话适成反证。世风亦推波助澜，或自命权威，或诩为典范，以为站在侏儒身上便成了大师。又惟恐别人不认，复设立奖项称号，诏告天下，功成名就，以期不朽。为学者因而不在学术建树方面争久远，惟争一时名利之得失，关起门来水准越评越高，放之四海则难免每况愈下，自欺欺人之举在学术界或有泛滥成灾之虞。据说某市曾有“到本世纪末”引进和培养大师各10人的宏伟计划，如今新千年早已来临，大师却踪影杳然。
上述现象，晚清尤其是新文化运动以来愈演愈烈，究其原因，中学在与西学的冲突中日益失势至关重要。中学无本，则学术多由外来，本既在外，不易知其详，人类天性又趋易避难，学人复好新奇而畏艰深，加之传媒哄抬，学子风从，游谈无根之说自然大行其道。本来学问之事讲究天赋和训练，最不适于多数取决，必以此定学问之优劣得失，绝无政治民主的两害相权取其轻与纠错效果，只能在人多势众的喧闹中使民族的智慧流于平庸。
历史研究，政治史本为传统正史的主体，在欧洲近代学术变迁中，则是变革的主要对象之一。近代中国的新史学兴，正史自然受到冲击。到1924年，章太炎已经批评时人治史受日本东洋史学的影响，“重文学而轻政事”，“详于文化而略于政治”。随着历次革命的凯歌式进行，政治史再度成为学人关注的重心，只是偏于事件。革命结束后，以革命史为中心和归宿的政治史又逐渐冷却。20世纪中国诸如此类的循环不仅随处可见，而且多次重复。至今恐怕很少有人回味渐入颓唐的章太炎的言论。由有学问的革命家退居宁静的学者，政治上逐渐淡出前台，思想上也趋于保守，学术的思考反而因此能够避免过度的情绪化，在西学大潮排山倒海般涌来之际，强调民族固有的特性，是非正误姑且不论，整体上可与新文化互补，当是不争的事实。研治中国史事，不能不受历史进程和资料遗存样态的制约，重政事适为表现之一。中国历史文化一以贯之，制度史自然受到格外重视。而在常态的社会史研究之外，重大事件和人物研究肯定会魅力永存。时下外行介入，主要即在这类领域。
治史学如弄文学，做什么固费斟酌，怎样做尤其重要。时人好从选题区分宏观与微观，其实做什么虽然具体，怎样做却能举一反三。治史目的首在求真，但在重建史实的过程中，所揭示的绝不仅仅限于史实的真伪。“讲宋学，做汉学”一途，最要在所做工夫均能体现微言大义，而又处处皆得征实。离开史学专谈史法，难免两面脱节，流于空泛。即使有必要建立新的解释框架，也应通过一定的具体研究表现出来。所以，同一题目出自不同人之手，格调品味，高下有别。以成果分，品类有四，曰不看也知，一看便知，看到即知，看也不知。
所谓不看也知，其选题便不能成立，堕入学术陷阱，即使自圆其说，也离事实真相愈远。一看便知者，能将所见材料排列，或叙述人事之大体，或分析问题各方面，虽无新意，尚不越矩。此类切忌以前人尚无系统专门研究等语自我标榜，因所说已为前贤分别道出，或在意料之中，虽无专篇，或系唾余。看到即知，指其专以新材料研究新问题，又有上下之别，上焉者以新材料贯通旧材料，识一字成活一片，开创新解，纠正陈说。下焉者乘空蹈隙，求新奇而偏一隅，以琐碎为发现。看也不知者，所用虽常见材料，其大能够融会贯穿，通方知类，其小可以读书得间，力透纸背，均能发人未发之覆。极高明者，甚至将所用材料一一列出，亦看不出所以然，必经其人讲解论述，指点迷津，方能豁然开朗。除第一类外，其余均在水准之上，但最后一类若不写出或讲出，则重复发明可遇而不可求。或以为学人著述不在乎多一本少一本，一般而言固然，至于做到极高明者，才识机缘，均赖天成，如不在为己之后为人，则不知何时能有继起者悟出，实为学界难以弥补的损失。学术之事，能增加量的扩张已十分困难，要在质的提升方面有所建树，谈何容易？
入门以来，便与孙中山研究剪不断，理还乱。近25年来，适逢孙中山研究经历由“险学”而“显学”的转变，进展显而易见，成果的量极多，面极宽，要找一规模合适又有深度的方向已成棘手难题。但所谓盛极而衰，祸福相倚，中兴里潜伏着危机。其一，从冷变热，吸引了不少学人的关注，也不免成为争食的饭碗，而在量的扩张的同时，质便做了牺牲，低水平的重复不在少数。其二，碗小而僧多，要不断扩大容量，容易流于偏斜，如红学之末流。其三，凡附加许多社会责任之学，往往有些不堪重负，学人反而视为畏途，不愿虚耗精力。如此一来，流品混杂，学术难免等而下之。
平心而论，尽管孙中山研究硕果累累，整体上仍未能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倒不是用国际拿破仑研究已有传记千余种作为参照，这样的杰出人物无疑会不断成为史家乃至社会重新认识的对象，就学术言，至少有几点可以讨论：一、迄今为止，无论国内抑或海外，已出的孙中山全传中尚无一种得到学界的公认。撇开观念的差异，仅以深入程度论，后续各书恐怕还不及史扶邻1968年的《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二、既有成果中误读错解孙中山思想言行者即使不能说比比皆是，也为数不少，还有相当多的部分虽有论点，论据却未经过严格检验，或者只是按照后来的外在观念，为孙中山重塑金身。三、已有的资料很多地方读不懂，当然不是指字面的意思，而是相关的人事及所指，强作解人不过是望文生义。随着新史料的问世，识一字成活一片的情形随时可见。凡此种种，均说明相关研究尚属幼稚。
棘手与幼稚，看似相悖，实则相通，这也正是人物研究的特性。据说20世纪70年代美国的中国学界中，凡找不到适当题目又想有把握获得博士学位者，就会以人物研究为捷径。其实，人物研究上手较易，做好却极难。因为不能仅仅描述外形，还要对其言行具了解之同情。这种所谓了解同情，绝非时下等而下之的心理分析之类，用后来的外在观念妄度前人，而要以实证虚，通过了解前后左右的人事及其内在联系，具体掌握其每一言行的殊境、思维、潜意识甚至无意识，不以一人之是非为是非，以免诛心臆测。更有甚者，或认为要了解历史人物，须在相关的知识和智慧方面超越对象，否则难以返其本心。孙中山这类人物，时间跨度大，经历事件多，交往联系广，又兼具政治家、思想家等多种品格，经验与智慧均为常人所不及，为人行事往往逸出常轨，要具了解之同情，是对学人见识与功力的极大考验。非有极高天赋，良好机缘，优越条件，并对此情有独钟者立志潜心，十年磨剑，难以奏功。可惜主观条件适合者别有天地，又不愿趋时逐流，偶以余力，只得片断。
治史初窥门径以来，就在以孙中山研究为主业的机构，所谓在商言商，陆续也做了一些功夫。尤以在陈锡祺先生主持下编辑《孙中山年谱长编》，受到的训练最大，而且得益不限于孙中山研究。凡治一人事，如有长编、纪事本末和考异为基础，必能得心应手，游刃有余。而要做足这些功夫，一人一事亦戛戛乎其难。今人有一绝大误会，以为近代史料易读，治学难度较古代史为低，其实大谬不然。以史料言，陈垣力求竭泽而渔，而近代史料浩繁，无法穷尽。以史学言，陈寅恪治中古史重在制度文化，治晚近史则深入心境，要以实证虚，艰辛也在信而有征之上。所以，编过《长编》之后，愈知不可轻易出手。其时有一撰写孙中山传的计划，得几位师友相邀，分工合作，即主张规模宜稍大，详尽之后，继以简约，则判断才不至于偏误。所承担1895年至1911年一段，写到庚子，已逾十万言。后来这一计划因故搁置，心得分别写成单篇论文，或融入其他著述。十年来治庚子勤王史事，实由此发端。本书的几章，亦为副产品。同样受编辑《长编》的影响，关于孙中山与同盟会成立的过程，也是关注的重心之一。
治史切忌为成见所囿，先入为主。从定义出发，或以某人立场为据，均违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正道。而人物研究中，上述正是较为常见的偏弊。有时论战双方看似针锋相对，或维护，或翻案，其实背后的思维认识方式基本一致。有关《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和《陈炯明事变前后的胡适与孙中山》的讨论，很想由前后左右的关系入手，把握当事人的言行，避免以主观设定的标准衡量评价。从历史本身的复杂性中看出所谓规律，远比牺牲史实得出概念化的论断来得重要。
本书收录的各文，或已经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陆续发表，或成稿有年，未曾面世，或为近期写作。已刊者当时或有手眼不到，因而致误之处，此后材料多见新出，随时有所签注，认识也有局部调整，汇集时均做程度不同的增改订正，有的增加篇幅较原来多出数倍，几近重写。这倒不是悔其少作，故意毁尸灭迹，而是想反映自己认识的进展。其中《孙中山与同盟会的成立》和《信仰的理想主义和策略的实用主义——孙中山的政治性格特征》两文，颇为犹疑。前者为与人商榷之作，章开沅师后来曾教以治学宜正面立论，不宜对面争论，虽然不一定针对此文，却无异于当头棒喝。凡对面争论者，其始既为对方制约局限，其终往往意气用事，走向偏激。双方论点针锋相对，唇枪舌剑，而观念和认知方式如出一辙。后者则因为稍前史扶邻教授在台湾的一次研讨会上提出过论点相同、论证较略的论文，限于条件，当时未曾寓目，加以论证方式与目前信守的办法略有出入。另外，《孙中山与新加坡华侨》本来是为一本孙中山与华侨的专书所拟的一章，其体例要求不用注释，后来因故搁置。现尽量补回注释，疏漏在所难免。
本书各文在搜集资料、研究和写作过程中，得到中村义、狭间直树、久保田文次、吕芳上、王学庄、容应萸、朱英、胡波以及中山大学孙中山研究所各位师友多方面的帮助，谨此致谢。
上编
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
1900年是清末政局变动至关重要的一年，前人早已注意及此，从各个方面做了大量研究，关于自立军起义，用力亦不少，近年来更有新的进展。然而，仔细阅读海内外相继问世的各种新史料，感到问题不仅仅是修补完善原有的认识，新材料的出现使得原来旧材料读不通而不得不阙疑处能够成活一片，有关史实的认定及问题的分析完全改观，而学人发掘其潜力则远远不足。新近脱稿的《晚清新知识界的社团与活动》，用较多的篇幅探讨庚子勤王运动。此外，还撰写了《孙中山致港督卜力书》的论文，并对中国国会领导成员的身世交游及其相互关系进行了认真梳理。从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这一角度，亦可见一斑。
简言之，勤王运动并非汉口自立军一枝独秀，而由保皇会的两广战略、江浙士绅的江淮密谋以及汉口自立军三股势力结合而成。三者从宗旨政略到组织系统均各自独立，而又相互交错，为了改变戊戌政变以来中国上下萎靡不振的局面，造成全国大举的形势，进行联合角逐，关系十分复杂。合组兴汉会的湖南哥老会首领不仅始终在自立军中扮演重要作用，而且是革命派的依靠力量。孙中山与兴中会为了乘乱争胜，接受梁启超的意见，同意用借勤王以兴民政作为联合战线的旗号。他们不仅与自立军的行动保持一致，相互呼应，还努力争取保皇会澳门总局的协助，并与汪康年等江浙士绅协议合作。包括保皇会在内的各派均参与发起以反对当朝执政、革新变政为宗旨的行动。只是在实行以武力扫清变政障碍的过程中，一些派系感到实力不足，不能适应，遂放弃使用暴力的企图，并极力将有关史实隐讳掩饰。一、兴汉会与自立军
讲到孙中山与庚子勤王运动的关系，首先应注意兴汉会在自立军中的地位和作用。一般认为，到1900年春，兴汉会事实上就消亡了。而在此之前，两湖哥老会已经倒向保皇会。因此，自立军起义时，兴汉会不再发生作用。兴汉会由孙中山、毕永年等人发起，是兴中会与两湖联系的重要组织形式。它的消亡，当然表明兴中会在这一方面的影响无形中止或大大削弱。只是这种看法与史实明显不符。
追根溯源，自立军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以谋大举的结果。戊戌变法失败后，1898年10月，唐才常、毕永年东渡日本，向流亡于此的康有为、梁启超进言勤王举义，争取日本的援助。经毕永年介绍，唐才常又与孙中山会晤，“对于湘、粤及长江沿岸各省之起兵策划，有所商榷”。11月24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我们的计划获得成功，和湖南的维新派取得合作。……但由于自私妒忌的缘故，两党联合可能有困难。”前者指唐才常、毕永年等人，后者则指康、梁一派。毕永年本来主张激进，提倡种族思想，戊戌政变发生，自断发辫，火其贡照，“示不复再隶于满清之治下”。到日本后，毕永年的反满情绪激化，与康有为已生隔阂，而与孙中山结识，却受到重视。11月中旬，他接到湖南急电，会党起事在即，欲归国行动。平山周获悉，以为湖南一隅发动不易成功，与同志商议，希望暂缓其事。孙中山即请毕永年和平山周二人赴湖南视察会党情形。
毕永年、平山周视察的结果，认为维新势力已经寂寞无足观，而哥老会“必可为他日革命军之一势也”。1899年2月，毕永年因事与康有为决裂，回到日本向孙中山复命。孙中山得知湖南会党的详情，力主湘、鄂、粤同时大举。是时唐才常再次东渡，与康、梁筹划起兵勤王事宜，与孙中山筹商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之事。由于保皇会在海外声势浩大，唐才常不便与兴中会合作，态度较前消极，经毕永年、平山周等多方斡旋，始订殊途同归之约。为此，孙中山派毕永年返回国内，联络湖南会党头目。经过努力，毕永年于1899年9月率湖南会党头目赴香港，与陈少白等人商议合作办法。在陈少白、宫崎寅藏等人的帮助下，10月上旬成立兴汉会，公推孙中山为总会长。11月9日，宫崎寅藏和陈少白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组成兴汉会的情况，呈交会长印信。
1899年11月中旬，林圭等人应唐才常之邀，准备返湘联络会党。孙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周、宫崎寅藏等出席了梁启超、沈翔云等人在红叶馆举行的送别会，席上梁启超还把合作的话殷殷商酌。林圭临行前向孙中山请益，孙中山为其介绍在汉口俄国顺丰茶行当买办的兴中会会员容星桥。此举应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具体体现，双方的确是在通力合作。这时孙中山刚刚成为兴汉会总会长，等于将兴中会在两湖人马的班底作为与唐才常等人合作的基础。林圭返湘不成，临时改到汉口，与容星桥等人一起创办义群公司，骨干即为兴汉会成员。容星桥还帮助林圭在租界寻找开设公所以为联络机关的住房。所以林圭说：
满事未变以前，中峰主于外，既变而后，安兄鼓于内。考其鼓内之始，安兄会中峰于东而定议，与平山周游内至汉会弟，乃三人同入湘至衡，由衡返汉。其中入湘三度，乃得与群兄定约。既约之后，赴港成一大团聚，于是本公司之名大噪，而中峰之大英豪，人人始得而知仰企矣。
兴汉会是兴中会与湖南、广东会党的旧式结盟，而非新型社团或党会组织，与盟兴汉会的会党首领多为挑选出来的代表，他们在自立军系统中的地位一直未被动摇。同时，尽管这些会党首领接受过康有为的赠款，令毕永年一度失望而削发为僧，唐才常的政治宗旨与林圭等人又不一致，但兴中会对自立军系统的影响却一直赖以保持。
汉口义群公司成立后，林圭、容星桥、张尧卿等议定开办银矿轮栈，分派会党头目担任各路之探险联络。随后由容星桥、张尧卿到日本与孙中山商议行动计划，“中峰待之甚恳挚，然所商尚无一定之规”，只是委派容星桥专办湘、汉之事。林圭从返回汉口的张尧卿处获悉有关情况，致函容星桥，请其“此次与中峰必须商定一是，否则本公司之名已流播四方，而实在尚未起蒂。今日之事，我辈如大舟已行至江中，舵不灵稳，则舟将覆；人工不力，则将退而不前。倘尚有翻覆而解散之，则不惟贻笑目前之大众，即后来传道亦属难堪”。由此可见，至少在义群公司时期，汉口的兴中会、兴汉会和湖南维新派联成一体，而视孙中山为舵手和引导。
1899年12月下旬，唐才常等人在上海成立正气会，参与者除了湖南维新派和江浙革新士绅外，还有“由哥老会来者，即张某、辜某、要某、容某等也”。这应是张尧卿、辜人杰、容星桥等人，则正气会仍是兴中会与湖南维新派合作的扩大。毕永年弃事为僧不久，终无死心，仍起而救世，1900年1月24日，杨衢云告诉谢缵泰，“湖南革命党人在湖南和湖北省，假装和尚正积极地进行组织工作”，即指毕永年。
1900年3月以后，因为在正气会中与汪康年一派发生矛盾，唐才常让出干事长的位置，用1899年5月与梁启超等人创立于横滨的自立会的名义，展开联络聚合长江流域秘密会党的活动，4月开办富有山树义堂，参与兴汉会的杨鸿钧（子严）、李金彪为正龙头，王质甫、毕永年任副龙头，辜仁杰任总堂（辜仁杰即人杰，又名鸿恩、万年），柳启宾（即柳秉彝）、谭翥（即谭祖培）任盟堂，张尧卿（即张灿，义年）为盟证，李权杰（或即李堃山）总办岳州、华容、平江、羊楼峒一带。这等于再度肯定兴汉会成员的代表地位。冯自由说这些会党首领后来各自发票，脱离自立军，与史实不符。据井上雅二日记，直到1900年七八月间，自立会长沙为首者杨鸿钧、张灿，岳州、新堤为首者谭凤池即谭翥。杨鸿钧、李金彪二人年长位尊，实际任事者是张灿。辜仁杰则是江宁湘军与自立军沟通联系的关键人物，人称“五省钦差”。8月唐才常赶赴汉口时，介绍井上雅二到南京见辜仁杰，由其做中介，联络总兵杨金龙、副将赵云龙等为自立会尽力。自立军失败，谭翥死于长沙，李金彪、杨鸿钧亡走广东，后被捕，圉死狱中。辜仁杰殁于湖北，张尧卿被逮捕，辛亥革命后出狱。柳秉彝、李堃山下落不明。
兴汉会成员积极参与自立军的活动，正是孙中山与湖南维新派合作战略的重要体现。不仅如此，在毕永年的影响下，兴汉会成员还努力直接配合兴中会的行动。毕永年劝唐才常脱离保皇会关系，改奉排满宗旨不成，痛哭而去，到广东全力投入兴中会。1900年7月15日他致函宗方小太郎，提出：
惟台湾之事，全赖先生注意成之，或乞先生偕中山氏往台一行，或即留中山寓于台地。彦愿力任闽中之事，而与服部君及粤中诸豪联为一气，或不甚难。因彦之友多在五虎口、华秋、电光、射马、长门、金牌、闽安诸炮台及马尾、南台诸营中者，但得佳果五千枚，便可消暑热。彦虽无救焚拯溺之材，然台中既得先生及中山之布署，而粤中又有服部之肆应，或者其有成乎？
孙中山与刘学询、李鸿章等人密谋广东独立，毕永年有所响应，李云彪、杨鸿钧等也到广东、香港。毕永年函告平山周：
李胡子已去肇庆、广安水军中，大约一二礼拜可回省城。李鸿章氏已出条教，大有先事预防之意，或纳粤绅之请，其将允黄袍加身之举乎？日内又查察满洲人之流寓户口，未审有何措施？此公老手斫轮，如能一顺作成，亦苍生之福。闻杨胡子偕萧姓到港，必谒仁兄，未知有何言，乞勿以秘密告之，因杨材劣，而萧姓又新交也。弟日内集诸同志，咸踊跃听命，弟欲乘此机，一一深结之，俾勿冷其心意。
张尧卿的动向尤其值得注意。张名灿，又名义年，“本世家子，而又通会门”，“工书法，能文章。……为人饶有才具，深通军事，在会党中甚有声望”。1899年5月16日，作为毕永年的朋友，他和谭祖培、李心荣等拜访宗方小太郎，谈及要尽快在湖南发动起义。宗方认为三人均为江南地方难得的少年才俊。林圭称张尧卿“足智多谋，遇事有把握，实驾群兄而上之。况此达变通才，无事而暂为之，亦无大损；若有事而亦常乱为者，是真无用才，而张兄决保非其人也。”义群公司的决策机要，主要由林圭、容星桥和张尧卿三人协商制定。后因其被人谗谤，林圭还致函容星桥向孙中山进言，希望孙“择用自有定见。倘其信任不专，易为人动者，则他人一语而误大事，亦常应有之义”。张尧卿似也不负所望，七八月间，他还协助文廷式到长沙为兴中会办事。
兴中会员的动向与此相印证。1900年1月，孙中山委任容星桥专办湘、鄂之事，从年初选择联络处址，到8月间出面具保为唐才常等人租赁大屋，容星桥一直积极协助林圭。8月9日，唐才常由沪赴汉，兴中会广东负责人、参与兴汉会、又列名富有山堂副龙头的王质甫与之同行。8月下旬，孙中山冒险归国，虽身兼多项使命，主要还是应梁启超之约，准备与之“携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据日本外务省档案明治三十三年8月27日山口县知事古泽兹报秘第10之620号，与孙中山同船赴上海的还有8月7日由上海来日的改革派张浍、高绣延二人。据容应萸博士考证，自立军失败后逃往日本的化名高打、高德的改革派青年，前者肯定是唐才质，后者可能是狄平。则高绣延或为高打、高德二者之一，两人在自立军起义时负责调度后方。由此可见，孙中山赴沪很可能是应自立军的邀请。综观以上情况，显然这是兴中会有计划有组织的统一行动，说明孙中山视自立军起义为本派参与的联合反清大举。所以自立军失败后，史坚如赴广州谋炸德寿前夕，还到在《知新报》报馆任职的松冈好一宅中长谈，发誓为唐才常报仇。二、兴中会与保皇会
兴中会以及兴汉会的势力影响能够始终保持，也由于自立军并非保皇会勤王的主力正军，康有为等人没有重视在自立会方面与革命党竞争，梁启超则支持各派联合大举。
勤王动议最早由唐才常提出，他主张在长江流域联合各派大举起义，宗旨和组织均采取兼容并蓄之策。本来康有为没有大规模动武的勇气，流亡之初，寄希望于列强干涉，以助光绪复辟，后来知道“与日本社会相合，而政府未必肯听其请，……然至此亦悟无兵枋者之不能变政矣”，才顺势打出勤王旗号。不过，康有为和保皇会澳门总局对唐才常联合大举计划的反应不甚积极，而另行制定了一套两广起兵，袭湘攻鄂，席卷长江，直捣京师的战略。其主力为原广西南关游勇头目、后栖身广东的陈翼亭，计划由他率兵入桂发难，然后挥师北上，另以梁子刚（炳光，即“井上”）经营广东。
康有为后来称：“向者长江之事，付之绂丞；广西之事，付之羽异；广东之事，付之井上。此当时鄙人苦心精择，而后以大事托之，推心置信之。”其实这是应付华侨追究的遁词，欲将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担当大任的“统兵之人”。保皇会真正重视和全力投入的还是两广，尤其以陈翼亭一路为主力正军。所依靠的力量有三，一是康有为的草堂系骨干，云集澳门总局；二是两广的会党、游勇、绿林，除陈翼亭外，如广东的区新、傅赞开、林玉、“版筑”、“三品”等，广西的李立亭、康四、李立及梧州二陈等；三是原台湾民主国内渡官员以及各地原来支持戊戌变法的官绅，如唐景崧、丘逢甲、俞明震、康吾友、陈宝箴、熊希龄、黄忠浩等。至于汉口自立军、江淮徐怀礼、山东大刀王五等部，则是呼应的偏师。财政上主要依赖南洋、美洲的华侨捐款。康有为在人、财、械各方面集中全力投向两广，海外筹款由保皇会拨给长江的仅1万元（另外3万元由丘菽园亲手交给唐才常），而在两广前后共投入了20余万。这些款项大都为会党首领骗取滥用，保皇会虽然没有贪污侵吞，但缺乏军事行动能力，组织调度混乱，勤王密谋始终未能正式发动。正因为保皇会的行动重心不在汉口，革、保双方在此没有展开激烈争夺，自立会才能自行其是，与革命党联合。以后康有为故意掩饰真相，抹杀事实，令人产生种种误解。
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主张全力支持唐才常的中原大举计划。他多次写信要求澳门总局给唐以财政援助，总局均坚持“办事同门人，打仗子弟兵”的组织方针，不予响应。所谓中原大举，组织上要联合各派反清势力，包括与康有为早有积怨的江浙士绅以及孙中山的革命党，政治上则打出以勤王兴民政的旗号，准备废弃君主专制，视情况举光绪为总统甚至另举他人。这与康有为有所区别。康虽然说过“上不能救，则必自立”，也有“定勤宗旨方易办事”之外“定革宗旨方易集事”的策略权衡，其心理障碍和利害计较使之更为依恋光绪，不肯放弃复辟。
实力不足而灵活务实的孙中山对于不同党派联合行动可以说一贯态度积极。他从来主张“联络四方贤才志士”，早在1895年筹划广州起义时，就努力争取维新派的支持，邀请康、梁及陈千秋等加入农学会。是年3月，孙中山拜访日本驻香港领事中川恒次郎，请其援助即将发生的起义，声称统领有4人，康有为是其中之一。此事固然是故作大言，也可以反映孙中山对维新派的态度。
广州起义失败后，兴中会从两条线试图与康、梁一派建立联系。1896年2月，谢缵泰在香港与康广仁等人会面，双方讨论了维新须联合与合作的重要性。谢缵泰自称一贯主张“联合各党派，统一中国”，极力劝告各政党要联合与合作以救中国。10月，谢缵泰又与康有为约见，讨论了中国的政局，同意在维新工作中联合与合作，由康有为拟定维新计划大纲。次年3月和9月，谢缵泰与康广仁两度会谈，建议召集两派领导层开会，实行“对王朝和千百万民众都有好处的‘和平’革命”。关于合作对象，康广仁表示：
像孙逸仙那样的一些人使我惊骇，他们要毁坏一切。我们不能同这样的轻率鲁莽的人联合。杨衢云是个好人，我想见见他。
关于政治宗旨，康广仁强调是“和平”革命，既非亲满，也不是“反朝廷的或革命的运动”。会谈后，康广仁赴上海向康有为、梁启超汇报有关情况，谢缵泰则写信通告在南非的杨衢云。所得到的反应，梁启超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杨衢云则从南非返回日本。这时维新运动进入高潮，受到清帝重用的康有为等人对兴中会兴趣不大，尽管康广仁还想和杨衢云会面，但始终未能如愿。
戊戌政变，康广仁等六君子做了牺牲，谢、康主导的这一条联合路线遭受重挫。一方面，回到日本的杨衢云不能不依靠孙中山、陈少白等人已经开创的局面；另一方面，梁启超取代康广仁，成为维新派主导联合路线的中坚。两派洽谈联合的主角自然变成孙中山和梁启超。由于时势和观念有别，在同样对合作持积极态度之下，梁启超对孙中山了解较多而成见较少。早在1895年，他就函告汪康年：
孙某非哥中人，度略通西学，愤嫉时变之流，其徒皆粤人之商于南洋、亚美、及前之出洋学生，他省甚少。……盍访之，然弟度其人无能为也。
伦敦被难事件发生后，《时务报》译载了英国和日本的有关报道，梁启超答复询问孙逸仙情况的章太炎道，“孙氏主张革命，陈胜、吴广流也”，“此人蓄志倾覆满洲政府”。这对于国内有志之士冲破清政府的封锁和歪曲，认识和了解孙中山，起了一定的作用。
其实，在谢缵泰之外，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一直与维新派有所联系。1897年孙中山从欧美返回日本后，主动函邀梁启超或其亲信赴日“同商大事”，希望借此了解中国现在情形。当时省港澳一带的革命、变法两派关系不错，陈少白、区凤墀等与康门弟子、澳门《知新报》主笔何树龄以及赵兰生、张玉涛等有交。后者认为：“内有康有为先生，外有孙逸仙先生，中国之事，还不能说是毫无希望。”前此孙中山虽然断言康有为名声太大，“断不能来”，接到何树龄的来函，却认为“信内所陈之意，必商之同志多人，并为康先生所许，方敢发此言也。是则此意非一人之私，实中国群贤之公意也”。
宫崎寅藏称，“在当时，康有为和革命党的关系是非常接近的”，双方都主张民权共和，康有为在万木草堂有如卢梭，对门徒鼓吹以美国的自由共和政体为理想，推荐他们阅读中江笃介翻译的《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和《万国公法》等书籍，又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还时以吉田松阴自任。孙、康的分别在于：
孙立基于西学，康则因袭汉学。一个受耶稣教的培养，一个受儒教的教育。前者质而后者华。质则重实行，华则喜议论。二者见解虽然一致，其教养和性格却不同如斯。这就是孙所以为革命的急先锋，康所以为教育家的原因。
双方合作的具体成果之一是横滨大同学校，该校由陈少白发起，孙中山接手筹办，他推荐梁启超担任总教习。经侨商持孙中山函往见康有为协商，改派徐勤代替。徐勤到日本之初，还与孙中山时相过从，讨论时政得失。
戊戌变法令康有为一派青云直上，也引起顽固派的嫉视，攻击的口实之一，便是与革命党的关系。有传闻指徐勤到日本“与叛贼孙文设立大同会。自去年以来，人言啧啧，皆谓此辈谋为不轨”。康有为害怕牵连变法大业，动摇已经取得的地位，函告徐勤与革命党断绝往来，言论也一改救亡图存的慷慨激昂，一味歌颂圣君，赞扬新政。戊戌政变前夕，毕永年约井上雅二、平山周等人到译书局会见康有为，“康但欲见井上，而不愿见平山。谓平山乃孙文党也”，连毕永年也觉得“殊可笑也”。两派在日本、广东等地的联系顿时疏远。革命党“把他们看做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
尽管百日维新之际康有为翻脸无情，戊戌政变后孙中山仍几次登门拜访。这时维新派对于合作一事态度分歧，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各自不同。唐主张“孙、康两派，亟宜牺牲小异，同力合作，如保皇或排满名词，皆可摒弃”，得到孙中山的赞同，孙还表示：“倘康有为能皈依革命真理，废弃保皇成见，不独两党可以联合救国，我更可以使各同志奉为领袖。”唐才常闻言大悦，愿约梁启超向康有为进言。康有为则坚决不肯与革命党来往。康有为到东京的次日，孙中山就要宫崎寅藏介绍与康会晤，为后者托词拒绝。孙前后“三次造访，康皆拒不见。后孙之友某日人与康笔谈，偶及拒孙之故，康曰：‘我是钦差大臣，他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盖康是时方自称奉衣带诏也”。
康有为拒绝孙中山的来访，一则彼此宗旨不同，康依然眷恋于清帝；二则他自认为可以说服日本帮助光绪复辟，希望与和清廷势不两立的革命党保持距离。这一指导思想在徐勤控制的横滨大同学校得到贯彻。1898年12月7日，梁启超访问大同学校，受到师生的欢迎，在接待室与来访者会谈时，门口挂出“闲人免进”的牌子。而孙中山前往大同学校，却被挡了驾，据说还贴着“孙文到不招待”的字条，因而与校方发生口角。横滨兴中会员原来多为上层侨商，康、梁等人到日本后，纷纷倒戈，这时更指责孙中山，袒护徐勤，与孙中山一派势成水火。
这一冲突扩大到整个横滨华侨界。1899年1月，大同学校职员任期届满，支持兴中会的一派华侨要求改选，拥护康有为的一派则主张连任，几经冲突，由于孙派仅70余人，康派达到300人，而且多为中等以上人家，最终结果兴中会一派失去了原来的位置。日本人士因此对徐勤极为不满，纷纷指责其攻诋孙中山，徐勤不得不致函宫崎寅藏自我辩解，函谓：
前闻田野氏云，贵邦人士咸疑仆大攻孙文，且疑天津《国民[闻]报》所刊《中山樵传》出自仆手。闻言之下，殊甚惊异。仆与中山樵宗旨不同，言语不合，人人得而知之。至于攻讦阴私之事，令人无以自立，此皆无耻小人之所为，仆虽不德，何忍为之？而贵邦人所以致疑者，此必有一二人造为浮言，以惑贵邦人听闻耳。仆绝无此事也。今支那之局，譬之海舟遇风，其势将覆，而舟人犹复互相争斗，以任其溺灭，虽下愚之人，不致若是。
值得注意的是，在拒绝孙中山的同时，康有为对杨衢云、谢缵泰的联合请求却给予积极回应。1898年12月，谢缵泰得知两党联合有困难，即致函康有为，力劝其在争取自由和独立的运动中应当联合和合作。康有为很快回信表示赞成。谢缵泰显然希望康有为以杨衢云为主要联合对象，加强后者地位，以便与孙中山争夺兴中会的领导权。而康有为则在以“维新”为联合的基础方面与谢存在共识。
戊戌政变后，逃亡日本的康门师徒在宗旨和手段上出现分歧，对与其他派别合作的认识也不一致。与康有为不同，梁启超对于联合一事的态度要积极灵活得多。从1897年起，他对与兴中会合作就一直予以肯定，多次表态赞同，并愿意就此向康有为进言劝说。康有为拒绝会见孙中山之事为犬养毅所知，犬养欲促成两派联合，共任国是，特于1899年2月邀请孙中山、陈少白、康有为、梁启超4人到早稻田自己的寓所会谈。届时康有为托故不到，梁启超自称派其为代表。双方竟夜长谈，商议合作利弊及办法，相当融洽。据说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言论异常倾倒，有相见恨晚之慨，答应与康有为商量后回复。陈少白等人问以合作之后如何对待康有为，梁答称唯有请其闭门著书，由我们出来做去。他要是不答应，只好听之任之。
不久，陈少白奉孙中山之命与平山周回访。康有为虽与梁启超等人出见，仍坚持保皇宗旨，话不投机。其间在座的王照又忽然声称被人监视约束，后来更在平山周等人帮助下抖出康有为作伪衣带诏的内幕，康有为因此迁怒于革命党，双方关系更加紧张。但维新派内部仍然有人希望响应合作的动议。3月初，欧榘甲到东京对阳馆宫崎寅藏寓所，托其约孙中山商量合作事宜。孙中山同意于3月3日来见。双方讨论良久，欧凡事均须请示康有为，不能做主，会谈毫无进展。孙中山表示“已应言尽言，倘能如弟言去办，则于中国前途大有补益也。余则非弟力所能及，似可毋容再见”。
正当合作之事陷入僵局之际，康有为被日本政府要求离境，于1899年3月22日前往加拿大。这给两派合作带来转机，成为维新派在日核心的梁启超显然加快了合作的步伐。1899年3月28日，梁启超致函谢缵泰，通知其康有为离日赴美，同时，表示赞成联合与合作的主张。4月23日，杨衢云函告谢缵泰：“康有为党的成员同意联合与合作，日本朋友和支持者亦曾劝告两党联合起来。”5月1日，孙中山到东京访梁启超不值。6月，杨衢云和梁启超在横滨文经商店会晤，尽管梁启超表示现在还不愿意同革命党合作，却与杨约定继续做好各自党派的工作。这次两党领导人的会晤结果令谢缵泰大失所望，不过此后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交往一直延续，频繁互访，就办事宗旨、方略、社会经济理论等事多次在横滨《清议报》报馆、文经商店、东京上野精养轩会晤，各倾肺腑，开怀畅谈。
前此杨衢云指责“康有为党太傲慢，妒忌我们这一班贯通中英的学者。他们不愿意同我们平等相处，他们一心想控制我们，或者要我们服从他们”。据说好几位博学的湖南人对他们做过类似的评述。孙中山与梁启超晤谈中，坦诚批评其“狭隘”、“盈满”，并于宗旨方略有所进言。对此梁启超答称：
自问前者狭隘之见，不免有之，若盈满则未有也。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
7月8日，梁启超还在横滨介绍来访的章太炎与孙中山相识。这可以说是彼此来往最为密切，交谈也最为深入的时期。
与维新派的联系对孙中山及革命党的事业产生了一定的影响。首先，通过梁启超创办的东京高等大同学校，孙中山开始与留日学生接触。该校学生来自湖南时务学堂和横滨大同学校、神户同文学校，教材多用英法名儒之自由平等天赋人权诸学说，学生高谈革命，各以欧美革命家相期许，并与其他各校留学生时相聚谈，成为留学界的政治中心。
其次，充实和完善革命理论。过去兴中会缺少饱学之士讨论各种革命和建设的理论问题，孙中山多与外国友人切磋，难以得到国内学者印证。在与梁启超的交往中，孙中山谈及土地国有、耕者有其田的主张，梁启超认为“颇有合于古者井田之意，且与社会主义之本旨不谬”，进一步促使孙中山注意中国历代的相关土地问题。
再次，开始重视宣传。兴中会成立以来，一直没有正式宣传机关，也缺乏适宜人才，而康、梁等人到日本刚刚两个月，就开办《清议报》，继续政治宣传。鉴于此，孙中山于1899年四五月间派陈少白回港筹款办报，后来陈少白在港接收维新派的《通报》，开办《中国报》，担任笔政的杨肖欧原来也属于维新派的《岭海报》。尽管《中国报》开始还有较浓厚的维新色彩，但毕竟是兴中会独立进行舆论宣传的开端。
双方的交往促使保皇会中的一些激进分子倾向于反满革命，与孙中山的政治立场有所接近。1899年秋季，基于联合大举的共识，两派开始接洽组织结合。关于此事，冯自由有如下记述：
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返日密，渐赞成革命，其同学韩文举、欧榘甲、张智若、梁子刚等主张尤形激烈。于是有孙、康两派合并之计划，拟推中山为会长，而梁副之。梁诘中山曰：“如则将置康先生于何地？”中山曰：“弟子为会长，为之师者，其地位岂不更尊？”梁悦服。于是由梁草拟一上南海先生书，文长数千言，略谓：“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同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署名者同门13人。书去后，各地康徒为之哗然，指此13人为逆徒，呼之为“十三太保”。除梁启超外，其余12人为韩文举、欧榘甲、罗普、罗伯雅、张智若、李敬通、陈侣笙、梁子刚、谭柏生、黄为之、唐才常、林圭。不久梁启超至香港访陈少白，谈两党合并事，推陈及徐勤起草联合章程。徐勤阳为赞成，而阴实反对，因与麦孟华各驰函新加坡，向康有为告变，谓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解救不可。康有为得劝退书，已怒不可遏，接徐、麦二人函，立即派叶觉迈携款赴日，勒令启超即往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务，不许稽延。复令欧榘甲赴美国任旧金山《文兴报》主笔。13人团体无形消灭，孙、康合作之局亦随之瓦解。
此事言之凿凿，但破绽不少。其一，梁启超离开日本去美洲，早在计划之中。1899年5月2日，梁启超接康有为来函，“极言美洲各埠同乡人人忠愤，相待极厚，大有可为。而金山人极仰慕我，过于先生。今为大局计，不得不往”。所以他在《汗漫录》中说：“吾之游美，期以六月，今背秋涉冬，始能成行，濡滞之诮，固知不免。”至于其决定12月20日出发，直接原因是10月下旬康有为到日本时，被日本政府禁止上岸，此事引起康有为的强烈不满，梁启超等人觉得不可能依靠日本朝野达到志望，准备和东京等大同学校中的有志师生前往美洲进行活动，主要目的是发展组织和筹集款项，梁启超认为这是中国存亡的一大关键。其航行路线为经檀香山到美国大陆，预计在美国大陆停留半年。而欧榘甲离开横滨在11月8日，原因是10月27日由他主笔的《清议报》报馆火灾被毁，前往香港和康有为商议后续。以后转赴加拿大。
其二，康有为移驻新加坡，在1900年1月下旬，其时梁启超已经赴檀香山。而在此之前，梁启超并未前往香港。
其三，所谓“十三太保”中的罗普，梁启超指其从来不言革命，所以得到康有为的信任和赏识。而徐勤虽然与孙中山关系紧张，对于革命之说似乎尚无成见，1900年6月康有为指其和梁启超一样“近来骄谬专横已极，无事不如此”，1902年4月，他又和梁启超先后向康有为进言，主张“言革”，两人交谊不错，否则梁启超也不会请他写合作章程。正因为存在种种疑点，《梁启超年谱长编》的签注者中才有人指冯自由“捏造无端事实，诋毁不遗余力，……故彼所书关于与任师有关之事，均不足据，似宜尽删之”。近年来论者也指出此说颇靠不住。
不过，一口否定冯自由的记载还略嫌草率。冯自由各书虽有不尽不实之处，的确保存不少真相，甚至一些乍看似不可思议处最后证明反而是信史。此事冯并非亲历，不免有道听途说、捕风捉影的痕迹，而保皇会在有关戊戌变法、庚子勤王、与权臣关系等事上有意歪曲作伪，已是不争的事实。不过，毁尸灭迹难以彻底，仔细搜寻，发现确有不少蛛丝马迹。
梁启超到檀香山10日后，致函孙中山，称：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此函于相关人事记载确实，不似造假。与双方“订交”相关之事有红叶馆送别会以及孙中山作书介绍梁启超于其兄德彰及诸友，如果事先没有协议，这些言行过于突兀，难以解释。至于冯自由所说“十三太保”，很可能由“江岛十二郎”演变而来。1899年七八月间，梁启超和韩文举、李敬通、欧榘甲、梁启田、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陈侣笙、麦仲华、谭柏生、黄为之同结义于镰仓江之岛的金龟楼。这12人按叙齿依次称“江岛几郎”，均为政治情绪较为激烈之人。此事显然和与革命党合作密切相关。罗伯雅素与广西山贼及南海西樵巨盗区新、傅赞开交往，曾鼓动前来万木草堂的田野桔次共赴广西，率同党四百人，“合湖南之大队以进中原”，“一试其屠龙之技”。张智若直到1902年仍坚持赴广西联络民党头目，发动起义。欧榘甲先后在《清议报》《文兴报》肆意言革，一度被康有为开除。
冯自由称韩文举、欧榘甲、罗伯雅、张智若、梁子刚等与孙中山往还日密，并非无中生有。1899年秋梁启超函告孙中山：“昨得刚兄（即梁子刚）由横滨寄上兄一书约践旧游，刚兄有事不能赴约，令弟自往。”1900年6月27日康有为函告徐勤：“卓近经痛责后，来书引过。然如去年事，及言保皇会而谓嗤之以鼻，汝等近来不敬如此。”1902年康有为因“近得孟、远决言革命”，复函称：“记己亥汝责远之决绝，且安有身受衣带之人而背义言革者乎！今不三年，汝又从洞若矣。”1903年5月梁启超致徐勤函称：“长者所以偏信港中之言者，固有曾参杀人，浸润易入，亦由弟等前此言革，触其盛怒故也。以后兄请勿言。孝高以不与江岛之盟，不猖狂言革，故长者独信之、爱之”，则江岛之盟与言革之事实有密切关系。1900年4月4日梁启超致函黄为之，批评“吾江岛人物归去者便辄颓唐，更无布置，有数人皆前车矣。想来总是志气不定，脊骨不坚之所致。如此安能任大负重？今日之事，责在我辈，真当每日三省，时时提起，不使有一毫懒散，乃有可成。诗酒悠悠一语，勿使飞天头陀笑我到底也”。可见此事确与同革命党合作有关，因而彼此之间也有竞争。
作为当事人之一的陈少白关于此事的记载提供了另一种可信度较高的说法，即其从日本回香港时，梁启超托其带信给康有为，劝康与革命派合作，信由梁启超和几个同学反复商量后起草，交给康有为，却没有下文。后来梁启超从外国到香港，用日本人的名字，住在酒店，请其前往讨论合作，结果圆满。复让陈少白和在香港的徐勤拟定合作章程，梁并专函交代徐勤。陈少白找徐勤商议，不了了之。
陈少白于1899年11月9日和宫崎寅藏由香港抵达横滨，向孙中山报告兴汉会成立情形并呈印玺，其间出席了红叶馆送别会，见过梁启超，19日出发赴香港。梁启超去檀香山，是用柏原文太郎的护照，至于到香港之事，虽然《汗漫录》没有记载，但到檀后仍有秘密来港的可能。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记，庚子春（应为己亥冬），丘逢甲在香港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陈腾风等合摄持刀并立小照。康有为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七日（1900年1月27日）赴新加坡，唐才常亦于1900年1月8日到港筹款，则其间梁启超或曾秘密到港，协商大计。
尽管如此，梁启超似不可能直接向康有为进言劝退。如果其真有此类“欺师灭祖”的言行，以康有为的性格及其对待弟子的气势，师徒早已公开决裂。1902年康有为以弟子纷纷言革，决然宣称：“总之，我改易则吾叛上，吾为背义之人，汝等必欲言此，明知手足断绝，亦无如何，惟有与汝等决绝，分告天下而已。”由此可见，当时梁启超等人确有倾向革命之意，也向孙中山表达过合作愿望，甚至可能达成某种协议，至于上书康有为，或如陈少白所说，只是要求合作，而不涉及劝退和改变宗旨。
梁启超向康有为提出宗旨权通问题，应是1900年4月12日致函后者谈及：（光绪）万一不能待我之救，则彼时当何如？讨贼固也，然贼虽讨，而上已不讳，则主此国者谁乎？先生近日深恶痛绝民主政体，然果万一不讳，则所以处此之道，弟子亦欲闻之。
对此康有为坚持“但当言开民智，不当言兴民权”，反对鼓吹自由，还屡引法国大革命为鉴。梁启超直言抗辩，指责康有为的言论与张之洞相类，坚持不放弃自由主张，称之为“今日救时之良药，不二之法门”，“于天地之公理与中国之时势，皆非发明此义不为功也。”要求合作、江岛结盟以及主张改变方针，虽然不至于清理门户，梁启超确有失宠于康有为的迹象，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康有为只让他到海外筹款，而不许担当勤王运动的组织大任，甚至对其主动请缨也置之不理。
关于梁启超与兴中会合作及其倾向革命的动机，历来备受争议。就在两派积极商谈合作之际，兴中会在横滨华侨中的阵地被保皇会迅速夺占。1899年1月横滨大同学校职员改选，革命党已在中华会馆失势，鉴于横滨华侨中对兴中会一派的排挤日甚一日，孙中山怀疑梁启超从中作祟。梁启超辩解道：“横滨之人，或有与孙不睦者，其相轧之事，不知如何，而极非仆等之意矣。孙或因滨人之有违言，而疑出于仆等，尤非仆所望矣。”他请犬养毅做调人，愿意当面向孙中山、陈少白等解释“踪迹不得不疏之故”。此后梁启超组织华人商业会议所，欲以课会费的方式筹集款项，7月30日会所告成，完全排除革命党，引起后者的强烈不满，遂以“横滨阖埠不平人”的名义发布公启，以示抗议，又是由犬养毅出面邀集两派领导人进行调停。
早在1904年，《大陆》就载文指责梁启超用心险恶：
戊戌政变，梁著胡服走日本。时孙文客东京，交结日之权贵，如大隈伯、犬养毅等常与往还，孙氏供给，皆为是赖。梁初抵东京，不得不通款于孙氏，遂由孙氏之介绍，得纳交大隈伯等。未几即疏孙氏，且向大隈伯等下孙氏之石焉。……又由徐（勤）得纳交横滨商人，商人固素崇拜孙氏者也，梁至是更排挤之，无在不攻击其短，于是孙氏日东之一席，一旦为梁所夺，梁因此得遍游美洲、澳洲，无一日之困乏。
到檀香山后，梁启超利用孙中山的关系，挖兴中会的墙角，又催促港澳同门加紧筹备，与兴中会争夺广东，以免“广东一落其手，我辈更向何处发韧乎？此实不可不计及，不能徒以行者毫无势力之一空言可以自欺也”。他还让叶湘南派人暗察孙中山的调度计划，办事用人，也处处顾及是否有利于和兴中会竞争。例如他以檀香山“保皇会得力之人大半皆行者旧党，今虽热而来归，彼心以为吾党之人才势力，远过于彼党耳”。若一旦发现兴中会“在港颇众”，而保皇会办事无人，“失意于吾党而不分，返檀必为行者用。吾赔了夫人又折兵，徒使行将军大笑，而回光镜一度返照到檀，全局可以瓦解”，因而坚持不派或少派檀岛会员赴港。
不过，种种对梁启超的猜疑指责，均建立在其从宗旨到组织全面归附革命党的假定之上，如此，则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表态，的确别有用心。其实他本人讲得十分清楚坦然：“至于办事宗旨，弟数年来，至今未尝稍变，惟务求国之独立而已。若其方略。则随时变通，但可以救我国民者，则倾心助之，初无成心也。”与兴中会合作，接受排满革命旗号，无非是有利于独立民权而已。就行动方略而言，梁启超支持唐才常等人的长江、珠江联合大举计划，与孙中山等人接洽合作，正是其中的一个部分。此举是合作而非归附，所以要考虑保皇会在联合中的地位与利益，这也是他挖兴中会墙角的主要原因。从联合大举的角度来看梁启超的言行，虽有方略变通，甚至在师尊同门的牵制和派系利益的作用下，还有暗中竞争的一面，宗旨却是一以贯之。与兴中会争夺华侨和广东的同时，他对保皇会的方针行动也不以为然，呼吁本派同人摒弃私心，不分畛域，切实支持唐才常的大举计划。
1900年1月24日，清廷颁布立嗣上谕，举国震动。1月26日，经元善等绅民1231人联名电请代奏，谏阻光绪退位，海外各地华侨纷纷通电反对立嗣，形成一次全球性的华人政治动员。梁启超一面表示要勉力仿效，“竭力募化，以助内地诸豪”，一面考虑如何利用时势，调整方略。1900年4月28日，即在向康有为提出万一光绪不讳，可否民主建政的半个月后，梁启超致函孙中山，认为“废立事起，全国人心怵动奋发，热力骤增数倍，望勤王之师，如大旱之望雨。今若乘此机会用此名号，真乃事半功倍。此实我二人相别以来，事势一大变迁也”。他主张通国办事之人当合而不当分，“既欲合，则必多舍其私见，同折衷于公义，商度于时势，然后可以望合。夫倒满洲以兴民政，公义也；而借勤王以兴民政，则今日之时势，最相宜者也”。建议孙中山“宜稍变通”，“草创既定，举皇上为总统，两者兼全，成事正易，岂不甚善？何必故画鸿沟，使彼此永远不相合哉”。鉴于各派分散起事，“屡次卤莽，旋起旋蹶，徒罄财力，徒伤人才”，梁启超劝孙中山将近日所布置之事推迟半年，待其设法借款千万，“我辈握手共入中原”，“大助内地诸豪一举而成”。
孙中山收到来函，没有停止其华南行动的准备，兴中会的起义密谋仍然紧锣密鼓地进行，但又不如后人所推断，两党联合即告失败，孙中山从此打消了与保皇会合作的念头。种种迹象表明，孙中山很可能接受了梁启超的建议，同意联合大举使用“借勤王以兴民政”的方略，不再以皈依革命作为合作的先决条件。尽管他深知康有为态度顽固，彼此宗旨分歧，还是决定远赴南洋，“会见康有为，就当前中国的问题征询他的意见，并向他提出我的劝告。不错，我志在驱逐满洲人，而他支持年青的皇帝。我希望与他磋商，为我们共同路线上的联合行动作出安排”，劝其勿“以区区小事而分立”，趁此良机，“实行大同团结，共同行动，以纠集大批同志”。他还派宫崎寅藏、清藤幸七郎等人先期前往新加坡与康有为接洽。
不料，宫崎寅藏等人到新加坡后，康有为拒不相见，致使宫崎等人被疑为前来暗杀康的“刺客”而被捕入狱。此事康有为在致其女及柏原文太郎函中委过于林文庆，无论真相如何，康有为的担忧确是空穴来风，事出有因。戊戌政变后，保皇派和清廷互相实行暗杀，冲突愈演愈烈。从1899年1月起，不断有清廷派遣刺客到日本行刺康有为的消息。1899年年底和1900年年初，清廷又两度发布上谕，悬赏购线，公然鼓动对康、梁实行滥杀。而孙中山的确牵连其中。1899年7月，刘学询以考察商务名义到日本接洽“交康”之事，其间与孙中山有所接触。后来李鸿章命刘学询负责除康，而刘则试图利用孙中山达到目的。孙中山虽然未必真的采取了应合的行动，却也没有表示拒绝，企图利用这一联系从李鸿章、刘学询手中获取兴中会最为缺乏的财政援助。1900年6月路经香港，孙中山还派人前往广州与刘学询会谈有关事宜，而宫崎寅藏等正是谈判代表。本来就杯弓蛇影的康有为不断接到各方面传来的讯息，进一步加强防范也在情理之中。
经此一事，孙中山似乎对康有为已经绝望，认为：“大概除了康党以外，都能够结成一体。”两派在香港的人士互相攻击，不遗余力，兴中会将主要精力放到发动华南起义及策划两广独立等方面。恰在这时，中国的形势发生剧变，原来支持孙中山的日本各派人士纷纷改变态度，经费奇缺的兴中会无法举事。而汉口自立军却发动在即，唐才常向康有为要求：“起义时为领袖者必须身入军中以资鼓励。”梁启超接到新加坡、上海、香港、日本等地函电多件，皆催其即日归国办事，不可少延贻误，知道“必是起义在即，有用着弟之处”，立即改变行程，于1900年7月18日搭“日本丸”东返。临行致函孙眉，告以“弟此行归去，必见逸仙，随机应变，务求其合，不令其分，弟自问必能做到也”。7月28日，梁启超抵达日本，8月18日由神户出发前往上海，其间除走访柏原文太郎、近卫笃麿、伊藤博文等人外，还曾在东京与孙中山会面，“为孙有能力而无同志感到可惜”。
这时孙中山因广东经略受挫，处境艰难，“心中对南方之事似早已感到绝望，想亲自在中央地区掀起波澜”，决定暂停广东行动，亲赴上海。临行前发表谈话，表示：“在中国的政治改革派的力量中，尽管分成多派，但我相信今天由于历史的进展和一些感情因素，照理不致争执不休，而可设法将各派很好地联成一体。”甚至对一度感到绝望的康有为也改变看法，认为：“对国内的李鸿章等各总督以及康有为一派也应重视，暗中联络。”他声称此行“不抱任何危险激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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