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李大伟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宋元泉州与印度洋文明试读：

编者的话

由于涉及形形色色的文化背景，故古代中外关系史可说是一个非常艰深的研究领域，成果不易为一般读者掌握和利用。但这又是一个饶有趣味的领域，从浩瀚的大海直至无垠的沙漠，一代又一代上演着一出又一出的活剧。既有友好交往，又有诡诈博弈，时而风光旖旎，时而腥风血雨。数不清的人、事、物兴衰嬗递，前赴后继，可歌可泣，发人深省。毫无疑问，这些故事可以极大地丰富人们的精神生活。

本丛书是秉承《丝瓷之路》学刊理念而作。学刊将古代中外关系史领域划分为三大块：内陆欧亚史、地中海和中国关系史、环太平洋史。欧亚大陆东端是太平洋，西端是地中海。地中海和中国之间既可以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也可以通过草原之路往来。出于叙事的方便，本丛书没有分成相应的三个系列，但种种传奇仍以此为主线铺陈故事，追古述今。我们殷切希望广大读者和作者一起努力，让古代中外关系史的知识走进千家万户！2012年秋引子

宋元时期，泉州凭借与印度洋地区密切的贸易联系一跃成为贸易大港。众多蕃商纷至沓来，“刺桐”之名远播四方。各地蕃商，在此建立蕃坊、蕃学，学习、接受中国文化，并与当地人通婚联姻。为弘扬法道，各地传教士、僧侣亦经印度洋涌入泉州，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摩尼教、犹太教等皆云集于此，各门宗教在泉州建寺设坛、传道弘法，虽各有主张，但并行不悖、交光互影。

泉州俨然成为充满印度洋异域风情的东方之都，不仅呈现出贸易等器物层面之交融，而且展现出宗教等文化层面之共处，亦只有此种海纳百川、磅礴大气的情怀方可容天下之大。

一言以蔽之，泉州是了解印度洋文明的一扇窗户，印度洋文明则是认识泉州的一面镜子。两者关系即是时下风靡的“跨文化交流”的写照。历史上各文明地区之间的交往，自形成之后便呈现出日益密集之势，所发生的交往事件更是浩若烟海，不胜枚举。

当下世界各地不同种族、文化的交往日益密切。以今溯古，历史上的跨文化交流在演变中处于何种程度、产生何种影响，再次成为炙手可热的研究视角。

本书初衷旨在通过叙述泉州与印度洋各地的跨文化交流，展现泉州多元社会的形成，以求雅俗共赏，通俗易懂。在行文中，对已有研究成果多有借鉴、吸收，对学界普遍的观点亦有采纳，对若干颇有争议的历史问题多一并述之，以供读者研读、判断。但是，限于出版体例要求，并未对各家观点一一注明，在此特作说明，以求得当。

在拙作写作与出版过程之中，得到了福建博物院考古研究所华锋林老师、泉州市博物馆范佳平先生，以及杨文春、程方毅、王晓慧、魏孝稷等友人诸多帮助，他们不仅为我提供并修改了书中的插图，并就若干行文提出了良好建议，对他们的付出深表谢意。最后，拙作之出版离不开余太山先生的帮助，在此亦表示衷心感谢。

虽然经过长时间的写作与修改，终得以成文，但因笔者孤陋寡闻，研究见识极为有限，因此，行文之中难免有疏漏错讹之处，敬请诸位方家、读者不吝赐教。第一章泉州与印度洋贸易

历史上，人们对漫漫无际、波澜壮阔的印度洋充满敬畏之情，但此敬畏之心从未阻挡航海者探索的脚步。从竹筏小舟到多桅帆船，从沿海航行到泛海而渡，他们不畏艰险，航行于印度洋各地。印度洋神秘的面纱渐被掀起，自此它不再是欧亚交流的障碍，而成为一条贸易坦途。宋元时期，印度洋贸易日益繁荣，泉州在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交往中，逐渐发展成为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屈指可数的贸易大港。第一节印度洋贸易的兴起

为了通商与交往，自古以来无数商人、使节不畏艰险地奔波于印度洋各地。秦代即在岭南设南海郡，治番禺。汉代，曾有使臣远航至印度黄支（今印度南部地区）、已程不（黄支国以南）等地，黄支国、叶调（伯希和考证为今爪哇）、掸国（今缅甸）、天竺等亦多次遣使奉献珍奇异物。《汉书》记载，黄支国其州广大，人口众多，出各种异物，自武帝以来皆来贡；永宁元年（120），掸国王雍由调复遣使者诣阙朝贺，献乐及幻人，能变化吐火；永建六年（131），日南徼外叶调王遣使贡献，帝赐调便金印紫绶；汉和帝（89—105年在位）时，天竺数次遣使贡献，桓帝延熹二年（159）、四年（161）则频从日南徼外来献。

除东连中国之外，印度洋诸地亦西通大秦（罗马帝国）。如掸国自言海西人，其西南通大秦；天竺西与大秦通，其关于大秦珍物的记载屡见不鲜。1世纪，一位罗马商人从红海泛海而渡，到达印度西海岸，著成《厄立特里亚航海记》一书。他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从红海至印度西海岸的航行路线，并提到“秦国”（中国），“有大城曰秦尼……往秦国甚不易，由其国来者，亦极少也”。由此可知，经由掸国、印度等地，地处印度洋东西两端的汉帝国与罗马帝国此时就已有海路可以通达。汉桓帝延熹九年（166），大秦王安敦遣使至日南徼外，显示已有罗马商人经印度洋入华朝贡。

随着横贯印度洋航线的形成，印度洋贸易便贯通各地。虽然各地战乱、灾荒、海盗侵扰常为贸易带来诸多不便，但受利润驱使，商人热情从未减退，东西方诸国对海外贸易也十分重视。

三国时期，孙权数次遣使海外，南宣国化。扶南、林邑等诸王遣使奉贡不断，纷纷献乐人及方物等。黄武五年（226），大秦商人秦论至交趾，然后北上，孙权接见他，并仔细询问秦论各地风土人情，秦论对答如流，具以事对。

魏晋南北朝，佛法盛行，众多求法僧人经常搭乘商人大舶来往于印度、中国之间。著名的求法高僧法显，回程时即在印度搭乘商人大舶，经锡兰、爪哇等地，至山东牢山登陆。此时，如法显往来中国、印度之间的求法高僧人数众多，仅行程可考者就有十余人。东晋高僧法显

隋代炀帝继位不久，为求珍异，炫耀国威，便派遣常骏等出使赤土（今马来半岛附近）。唐代，印度洋交通较前为盛，尤其在安史之乱以后，海道逐渐取代陆路，成为中国对外联系的主要通道。显庆六年（661），唐高宗颁布《定蛮夷舶市物例敕》，以管理海外贸易。玄宗年间，印度洋海外诸国来华通商者甚多，其中云集在广州的婆罗门（今印度人）、波斯、昆仑（今马来亚人）等海舶不计其数，物资积载如山，朝廷在广州专设市舶使监管贸易，征收关税。

宋元时期，海外贸易所获资财已成为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统治者对印度洋贸易倍加重视，先后在广州、泉州等地置市舶司，制定完备的市舶管理制度，专管海上贸易，并多次举行祈风、祭海等仪式欢迎异域蕃商来华贸易，给予其减免税收等诸多优待，积极鼓励中国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在诸多利好形势刺激下，中国商人一改往日“外商来贩”的被动态势，积极进入印度洋各地经营贸易，贸易范围与规模较之前代不断扩大。中国海舶可直航至红海、波斯湾、东非等印度洋最远区域，且因其良好的安全性能，印度洋来往商客多选择搭载中国船只。宋代海船模型，现藏国家博物馆

与此同时，印度洋西方诸国向东方的贸易探索亦未停止。3世纪，萨珊波斯取代安息，成为波斯湾地区的新主人，北魏时即开始遣使奉贡。萨珊波斯扼守横贯其境的丝绸之路，通过垄断过境的贸易物资（尤其是丝绸），迫使拜占庭帝国在各种事务中做出让步，并从中牟取暴利。

531年，拜占庭查士丁尼皇帝为摆脱此种不利局面，劝诱盟友埃塞俄比亚人在锡兰购买丝绸，再转卖给罗马商人，以摆脱波斯人。但是，由于波斯人占据了印度、锡兰船只开进的每一个港口，购买了所有货物，埃塞俄比亚人不能进港购买丝绸，拜占庭帝国的计划受挫。由此可见波斯人此时已经完全垄断了与印度、中国等地的贸易交往，成为印度洋贸易的主宰。

继波斯人之后，7世纪兴起的阿拉伯人再次成为印度洋主要的贸易群体。阿拉伯人经过短短数个世纪的发展，建立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帝国。710年，阿拉伯人征服印度西海岸信德地区，大量阿拉伯商人随之而来，并在印度西海岸、锡兰诸地建立贸易聚集区。阿拉伯人继承了波斯人留下的印度洋贸易传统，纷纷涌向各地进行贸易，足迹几乎遍布印度洋沿岸，其中有不少人来华贸易。如乾元元年（758），广州奏大食（阿拉伯）国、波斯国兵众攻城，刺史韦利弃城而逃。此处所言阿拉伯、波斯兵极有可能是来广州贸易的阿拉伯、波斯商人，为贸易之便而侨居于此，或因矛盾、纠纷发生暴动，并令刺史弃城而逃，可见其人数之多。阿拉伯人阿布·赛义德亦曾记载，回历264年（877年9月—878年9月）黄巢攻破广府（广州），屠杀居民，寄居城中经商的伊斯兰教徒、犹太教徒、基督教徒、拜火教徒，总共有12万人被杀害。由此可见，早在唐代，大量阿拉伯商人就已经由印度洋蜂拥至广州经营贸易了。

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的兴起及阿拉伯人的贸易扩张，印度洋贸易历久弥新，迅猛发展，呈现出不可阻挡之势。每年，印度洋各地商人在4月到9月间乘着西南季风向东航行，各个港口也在西南季风到来之际举办祈风活动，以招徕海商；从10月到来年3月间，则乘着东北季风向西航行，如从广州、泉州出发的海舶皆迎东北季风之便，于冬日顺风至占城、真腊、三佛齐、锡兰、阇婆、渤泥、故临、大食等地。中国诸市舶司亦在每年十月份东北季风来临之际，犒劳蕃商并遣之出海贸易。

由于海舶凭借风力推动，航行速度极慢，且时刻面临风暴危险，加之印度洋航行海途遥远，漫长无期，故海舶很难在一个季风期内完成横跨印度洋的长途航行。在东北季风期间，向西航行的海舶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驻泊，等待西南季风开始之后，再完成航行。如从泉州前往印度西海岸故临、阿拉伯的海舶经常在东南亚博里驻冬，次年再继续航行，在两个季风期内才能完成横跨印度洋的航行。在西南季风期间，从波斯湾等地出发的商船虽然能够直接航行至东南亚、中国，但为了贸易需要，大多海舶仍会选择在印度西海岸或东南亚港口停靠。

因此，受贸易季风影响，遍布在印度洋各地的港口可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位于中国东南沿海、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沿海地带的港口，这些港口主要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来往；另一类是位于印度西海岸、东南亚地区的港口，这些港口既承担着本地与印度洋各地的贸易交往，又发挥着海上航行的枢纽作用。

因来往商客多选择印度西海岸地区作为驻泊、转乘之地，故在印度洋地区便形成了东、西两个贸易圈东印度洋贸易圈西起印度东部沿海，东到孟加拉、东南亚，再通过马六甲和孙剌海峡进入南中国海，进而囊括中国东南沿海各港口；西印度洋贸易圈东起印度西海岸，西到波斯湾、红海、东非沿岸，再经过波斯湾、红海与地中海相连。东西印度洋贸易圈将中国东南沿海、东南亚、印度次大陆、波斯湾、红海和东非等印度洋周边经济区域皆囊括入内，为印度洋贸易提供了广阔的经济腹地。宋元时期，从中国东南沿海到东南亚、印度、波斯湾、红海，直至东非沿岸，在诸多港口的贸易联系下，通过不同的贸易圈交往，印度洋贸易得以实现。虽然各地贸易港口极易受到当地政治、经济等不稳定因素的影响，但随之兴起的其他港口及频繁的贸易联系，总体确保了此时稳定的贸易环境。第二节泉州港的形成

古代泉州为闽越人居住之地。秦始皇时置闽中郡，汉武帝设冶县（冶县后又分为东、南二部，泉地属于南部）对其进行管辖。三国魏晋南北朝时期，泉州先后隶属侯官、建安、晋安、晋平、闽州、丰州等地。闽越人濒海为生，善造舟船、习于航海，印度洋诸地商客、使节很早就在此登陆、靠岸或出发。如早在东汉时期，交趾等郡贡献即从东冶泛海而至。南朝陈天嘉三年（562），印度高僧拘那罗陀“发自梁安（治所泉州南安市丰州镇），泛舶西引，欲还天竺”。

隋开皇九年（587），改丰州为泉州，泉州之名第一次出现，但指今天的福州。唐景云二年（711），改泉州为闽州（今福州），将武荣州划归今泉州所属，泉州建制至此开始。开元六年（718），泉州治所由南安县移至今泉州市区。唐代，泉州城呈东西南北四方走向，有东门行春、南门崇阳、西门肃清、北门泉山四城门，城外壕沟环绕，可通舟楫于城下，交通极为便利。此时，闽越之间岛夷斯杂，已有蕃商、使节来往泉州，如天祐元年（904），三佛齐国使蒲诃栗即在泉州登陆，为此唐廷专门设立录事参军，掌管蕃商、使节事务。

五代梁开平三年（909），王审知被封为闽王。王审知死后，次子王延钧杀其兄王延翰，自立称帝，国号闽。开运元年（944），闽将朱文进杀闽王王延曦，王审知部将留从效入闽讨伐，之后自领泉、漳。南唐时期，以泉州为清源军，以留从效为节度使。留从效治理泉州之时，扩建泉州城，加固城墙，另在临樟门北建通津门。扩建后的城被称为罗城，其城周围二十里，高一丈八尺，并种植大量刺桐环绕，刺桐树高而叶繁，初夏开花，花色极其艳红，亦谓之“瑞桐”。刺桐花

留从效重视泉州海外贸易发展，多次“招徕海中蛮夷商贾”，鼓励泉州商人出海贸易，竞逐财富，因此，刺桐之名随贸易盛名远播，泉州亦获得了刺桐城的美誉，各地蕃商、使节常称泉州为刺桐，马可·波罗曾言：“凡印度之贸易船，来刺桐入港者极众，且输入香料及其他高价之物。”摩洛哥旅行家伊本·白图泰也提到“刺桐为世界最大港口之一。……余曾目睹有大帆船百艘，辐辏其地”。

北宋建隆初年，留从效称蕃于宋。留从效死后，其将陈洪进奉表于宋太祖。太祖改清源军为平海军，授陈洪进为节度使。北宋建立之初，颇为倚重海外贸易。开宝四年（971），宋廷即在广州置市舶司，赋予广州专营海外贸易之权；雍熙四年（987）五月，又遣内侍八人赍敕书金帛，分四纲，各送南海诸蕃国，勾招进奉。

宋太宗端拱二年（989）、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分别在杭州、明州增置市舶司。宋仁宗天圣六年（1028），又诏书命广州转运使招徕藩舶，发展海外贸易。虽然宋廷规定只有广州、杭州、明州等置市舶司的港口才有权力经营海外贸易，但此时亦有大量印度洋海舶出入泉州。

宋神宗时期，边境地区战祸不断，农民暴动此起彼伏，财政状况日益吃紧，为改变此种局面，宋神宗委任王安石进行变法。熙宁时期（1068—1077），王安石为开源节流设法改善税收政策，经过泉州的非法海外贸易亦被纳入改革之中。为制止非法贸易引起的税收流失，新政规定泉州商人出海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呈报，领取公凭之后方可成行；回程时，必须先到广州市舶司“抽解”。如不遵守新政者，则严惩不贷。此项新政为泉州海外贸易带来诸多不便，来往商舶皆须经广州，多耗时日，很多商人都因错过季风而耽误行程，再加之从广州至泉州的航线多沙洲地带，航行较为不便，常有海舶因此搁浅，所以仍有很多商人甘愿冒着被没收财产的危险，从泉州港秘密出发。熙宁五年（1072），泉州转运使薛向即向宋廷上奏，说东南之利，舶商居其一，请求在泉州置市舶司，但未获批准。

1085年，宋神宗死后，熙宁时期针对泉州的贸易新政亦被废除。元丰年间（1078—1085），泉州太守陈偁再次向朝廷上奏请求置司，仍未被采纳。虽然泉州贸易历经限制，尤其是熙宁时期贸易新政带来诸多不便，但并未因此凋敝，反而是逆势而上，不断繁荣。也许正因为此，宋廷最终还是在泉州置市舶司。《宋史·食货志》记载：“元祐三年（1088）……乃置密州板桥市舶司，而前一年增置市舶司于泉州。”故泉州应是在元祐二年（1087）始置市舶司。

市舶司的设立昭示泉州贸易进入官方管理时代，泉州商人与印度洋诸地蕃商可在泉州名正言顺地经营贸易。南宋立国江南，市舶之利颇助国用，故更加倚重海外贸易。宋高宗即因循旧法，招徕远人，阜通货贿。此时，大量蕃商云集泉州城南，势家豪族多在城南东门街、南门街、涂门街营造府第，构筑园林，南城不断被拓地增筑，泉州形成顶、中、下三个十字街，城中六条主要街道与各个城门连接，东到洛阳、西到丰州、南到江边、北到朋山岭，东南可通东海，西部可通安溪，总辖永宁、安仁、开建、晋江、王泉等五地。

景炎元年（1276），蒲寿庚反宋，泉州降元。元廷在占领泉州第二年，即至元十四年（1277），就在泉州重建市舶司。次年八月，忽必烈下诏行中书省唆都、蒲寿庚等曰：“诸蕃国列居东南岛夷者，皆有慕义之心，可因蕃舶人宣布朕意，诚能来朝，朕将宠礼之，且往来互市，各从所欲。”至元十五年（1278），泉州升格为泉州路总管府；大德元年（1297），又置建平海行中书省，以泉州为治所。此时，泉州罗城因晋江地势又进一步向南拓展。新罗城建成之后，将城外天妃宫囊括入城内，港口与城市连成一片，形成了港市一体化的商业格局。得到拓展的泉州城周长三十里，城东西北基各广二丈四尺，南基广二丈，另有七座城门，东、西、北、东南、西南门皆沿用旧名，唯改南门为德济门。

泉州地区人多地少，以耕田为生颇为艰难。为求生计，泉州人多下海贸易。自北宋元祐二年泉州始设市舶司，历经南宋、元代发展，直到明成化十年（1474），市舶司迁往福州。经过宋元时期数百年的发展，泉州逐渐形成了不畏风险、勇于下海竞逐财富的贸易风潮。虽然常有风浪之险，泉州人却丝毫未有胆怯之意。在这些泉商中，有的是自己打造海舶经营贸易，每条海舶上都配有纲首（船长）、火长（领航员）、舵工（掌舵之人）、直库（负责管理武器的水手）、水手等；也有人租用他人船只、舱位从事贸易。朱彧在《萍洲可谈》记载：“海舶大者数百人，小者百余人……船舶深阔各数十丈，商人分占储货，人得数尺许，下以储货，夜卧其上。货多陶器，大小相套，无少隙地。”

除零散商客贸易之外，还有家族世代以海上贸易为业者，其中很多族谱中常见“贩在南洋”、“商游吕宋”之类的记载。《诗山坊前黄氏族谱》记载，同族人大多葬于南洋，其十五世三人均渡南洋经商；《泉南芦川刘氏族谱》记载，刘氏二十三世家人往吕宋等地经商，获厚利之后，子女大多外出，至二十四世开始“兄带弟”外出经商。

海外贸易利润之大，自然逃不过官吏、皇室的“法眼”，很多官吏、皇族成员也热衷于此。天禧五年（1021）枢密院甚至规定：“皇室诸宅置船，长公主二，郡县主一，听于诸河市物，免其差拨。”南宋，赵宋宗室避难入泉，这些落户泉州的南外宗子为懋迁之利，常与商贾、皂隶为伍，散居民间，出入市井，为兴贩牟利大造海船，出海贸易。元代，官方经营贸易更是愈演愈烈，并形成了“官本船”贸易模式，即官方出资打造海舶，再任命商人经营贸易，以此将海外贸易财富垄断于官方之手。南宋海船模型，泉州后渚港出土

众多商人下海贸易，带动了泉州经济作物、手工业的繁荣，泉州因此提供了大量可供贸易的商品。蔡襄在《茶录》中提到，泉州七县皆有植茶，茶出于闽中者，尤天下之所嗜；伊本·白图泰则对泉州生产的绸缎赞不绝口，认为其远胜杭州、北京的丝绸，还提到泉州天鹅绒锦缎及各种缎子都以“刺桐城”命名。此外，泉州还是福建乃至东南沿海重要的陶瓷产地，所产的陶瓷种类繁多，德化、安溪魅斗窑，泉州东门窑，永春玉斗窑，同安汀溪窑，晋江磁灶窑等都是著名的陶瓷产地。日本学者三上次男甚至指出从泉州贸易的瓷器连接了东西两个世界，形成了一条沟通东西方文化的“陶瓷之路”。

当然，对于一个贸易港口而言，最为重要的是其港口条件。泉州处于江海交汇之地，从北边泉州湾到南边围头湾，都有深邃的水道可以通航，沿途可供商舶停泊的贸易港湾众多，是终年不冻、四季可行的天然良港，而且冬季盛行东北风，夏季盛行东南风，海舶从此地不仅便于进入印度洋诸地，前往朝鲜、日本等地也十分快捷，可谓占尽天时地利。宋元时期，泉州港历经发展，形成了著名的“三湾十二港”。三湾即泉州湾、围头湾、深沪湾，十二港即后渚港、洛阳港、法石港、蚶江港，石井港、安海港、金井港、围头港及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等。

泉州湾位于泉州城东北，北起崇武半岛、南至晋江祥芝，背面靠海，港道深邃，为泉州重要海道门户之一。泉州湾辖后渚港、洛阳港、法石港、蚶江港，尤以后渚港为最。后渚港紧邻海口，港湾深邃，便于海舶停靠。南宋时期，掌控泉州贸易的蒲寿庚家族大量海舶就停靠在此港，蒲寿庚还在后渚港建望舶楼台、海云楼，以观望海舶。元朝至元十七年（1280）东征日本，十九年（1282）击缅甸，二十一年（1284）击占城、安南，二十九年（1292）征爪哇，皆从后渚港出发；马可·波罗护送蒙古公主远嫁，伊本·白图泰来华，也从此港出入，并称此港为“刺桐港”。洛阳港位于泉州港北部洛阳江下游，是往来商舶必经之地。北宋嘉祐四年（1059），在此建洛阳桥，极大地便利了洛阳港贸易货物的运转。法石港位于泉州古港下游，水面广阔，内可直接航行至晋江，常作为贸易物资转运枢纽。蚶江港位于泉州湾南岸，扼晋江咽喉，为泉州港门户，宋时在此建蚶江桥、玉澜桥，元时又建六胜塔作为泉州港航标，故此港交通便利，蕃舶常年来往不断。泉州六胜塔

围头湾位于泉州古港南端、泉州城西南，直面大海，前丰后削，便于避风，能够容纳大批海舶驻泊，主要辖石井港、安海港、金井港、围头港。石井港位于围头湾底部，沿岸居民多以泛海为生，每年海舶纷至沓来经营贸易，店肆众多。隋大业年间（605—618），隋炀帝遣使开发流求（台湾），就曾在此停靠；南宋绍兴十四年（1144），为保证来往贸易客商及海舶之安全，专门在石井港设立了巡检司。安海港，又称安平港，扼晋江、南安之水陆要冲，依山临海，海湾曲折。唐代，来泉州的蕃商就在安海港互市，朝廷设参军署在安海榷税。南宋时在此建安平桥、镇安桥，以至安海港可通天下商船，贾胡互市无处不有、无处不到。宋末元初，因围海造田，安海港通航不便，一度衰落。元末，泉州内乱，其他港口受战乱影响，商舶转此贸易，安海港又逐渐繁荣。金井港位于围头湾南端，与金门隔海相望，常作为晋南地区贸易周转地。围头港位于泉州东南、围头湾口，因其地理之便，常作为海舶的避风良港，每到风汛时节，各路商船皆来此停泊。

深沪湾介于古泉州港南北之间，辖祥芝港、永宁港、深沪港、福全港。祥芝港位于深沪湾北端，历来皆为晋江地区的主要渔港，渔民出海捕鱼常从此出入，贸易商舶也多经此港贸易。永宁港位于祥芝港之南，北临大海、东接东洋，南宋绍兴年间（1131—1162），僧介殊曾在永宁附近宝盖山巅建关锁塔，成为商舶航标。深沪港位于深沪湾南部，该港海舶云集，渔商繁荣，是泉州港通往海外的必经之地，海舶经泉州湾后渚港、蚶江港往海外航行之时，必须南下深沪湾，经祥芝港、永宁港才可直通大洋。福全港则位于深沪湾之南，北连深沪、南接围头，不仅是海防要冲之地，且与围头港一样，常作为船只避风之所。

宋元时期，泉州港凭借历朝各代对海外贸易之倚重，泉州商人勇于下海、不畏艰险的精神及其“水陆据七闽之会，梯航通九译之重”的地理优势，承担着中国东南沿海与印度洋诸地的贸易联系，并逐渐发展为印度洋地区重要的贸易港口。第三节泉州与印度洋贸易

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洋主要有长途贸易和局部贸易两种形式。长途贸易指跨越印度洋，从泉州港至波斯湾、红海等阿拉伯及东非地区；局部贸易主要集中于从印度西海岸至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大致相当于东印度洋贸易地区，贸易物资再被转口至西印度洋等地。泉州港以其良好的地理区位优势，又将印度洋等地物资转口至中国内地及朝鲜、日本等地。在历朝各代的倚重及政策支持下，此时泉州贸易虽受各种因素影响，但总体保持了稳定繁荣的态势。泉州与西印度洋长途贸易

泉州与阿拉伯地区长途贸易。阿拉伯，在汉文史籍被称为“大食”。7世纪，阿拉伯兴起。历经数世纪扩张之后，阿拉伯成为横跨欧亚非的大帝国。阿拉伯帝国地貌广阔，物产丰富，多产珍珠、象牙、犀角、乳香、龙涎、木香、丁香、肉豆蔻、安息香、芦荟、没药、血竭、阿魏、厃那几、硼砂、琉璃、珊瑚叶、猫儿眼、栀子花、没石子、蔷薇水、黄蜡、织金软锦、驼毛布、兜罗锦、异缎等珍贵宝物，印度洋诸国贸易中，宝货最负盛名的当数阿拉伯帝国。龙涎香

早在唐代，阿拉伯商人就来到广州经营贸易。9世纪，阿拉伯商人苏莱曼曾至印度、中国经营贸易，并于851年著书《中国印度见闻录》。苏莱曼在书中详细记载了从波斯湾通往中国的海路。海舶从波斯湾尸罗夫港起航，首先航行至阿曼北部马斯额特，在此装满淡水后再赶往印度，先到故临，加满淡水之后，开往海尔肯德海（孟加拉海），总计历时一个月。之后越过海尔肯德海，再至尼科巴群岛郎迦婆鲁斯，再往箇罗国，亦历时一个月。

加满淡水之后，历时10天到达潮满岛（马来半岛东海岸），再历时10天至达奔陀浪山（今越南藩朗），再历时10天到达占婆，汲取淡水之后，再历时10天到达占不牢山（即占婆岛），然后穿过“中国之门”向着涨海（即南海）前进。由于涨海暗礁林立，中间被一通道隔开，船只由此通过，历经一个月才能经过层层暗礁，通过“中国之门”，进入江口，在广州抛锚。整个航程总计历时4个月又10天，即可在西南季风期间完成从波斯湾到中国的航行。

与苏莱曼同时期的阿拉伯邮驿官伊本·胡尔达兹比赫在《道里邦国志》中也记载了从波斯湾通往中国的海路：从巴士拉出发，经哈莱克（今哈尔克岛）、拉旺岛、艾布隆岛、海音岛、钦斯岛、伊本·卡旺、霍尔木兹；然后行至代义布勒（即贾耽所记提），再至印度信德；经乌特金、库利、信丹、穆拉（即贾耽所记没来国）至布林转弯，经赛兰迪布左侧至艾兰凯巴鲁斯（今尼科巴群岛），前行6日至凯莱赫岛（即贾耽所记箇罗，今马来半岛马六甲一带），再到巴陆斯（婆罗洲）、加巴岛（爪哇岛）、舍拉黑脱（苏拉威亚岛）、海尔赖赫（今和乐岛）；从此至香料园之国（香料群岛，今马鲁古群岛），再从玛仪特（麻逸国，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出发，左行至梯优麦赫岛至垓玛尔，从垓玛尔行3日至海岸上的栓府（占婆），从栓府至中国的第一个港口鲁金（唐代龙编，越南河内一带）；再从鲁金经海路4日至汉府（广州），即中国最大的港口；再从汉府8日至汉久（泉州），从汉久20日至刚突（江都郡）；在刚突对面有新罗国，该地盛产黄金，有一些穆斯林入其地定居，更东方有瓦格瓦格国（倭国，今日本）；海洋从红海终止于瓦格瓦格，全长4500法尔赫（1法尔赫约等于6.24公里）。比较而言，苏莱曼所记航线经过马六甲海峡之后，直接向北航行进入占婆，后经南海进入中国，这是比较便捷的。

10世纪初，阿拉伯著名史地学家马苏第周游各地，先后到达东非、印度、锡兰、爪哇、占婆，至中国沿海等地，并著《黄金草原》一书。马苏第在书中所记从波斯湾通中国的海路与苏莱曼所记相同，这表明该路线为人熟知，是沟通阿拉伯与中国海上交通的要道。

伊本·胡尔达兹比赫所记则是在经过马六甲海峡之后，行至爪哇岛、苏拉威亚岛，再航行至香料群岛，进入菲律宾民都洛岛，再向西航行至占婆，最后至中国。唐宋时期，汉文史籍没有关于从香料群岛、麻逸入华海路的记载，但记载了渤泥、麻逸人遣使奉贡：如唐高宗总章二年（669），浡泥（又作渤泥，今加里曼丹岛）遣使来华；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浡泥王向打遣使施弩、副使蒲亚利、判官哥心等来朝，并云“在上都之西南，居海中，去阇婆四五十日，去三佛齐四十日，去摩逸（即麻逸、玛仪特）三十日，去占城与摩逸同”。太平兴国七年（982），摩逸人则载宝货至广州。故可断定此时此道已通，阿拉伯商人经此道入华，并为伊本·胡尔达兹比赫记之。

阿拉伯商人唐代就已来华贸易，那么中国海船又是何时到达阿拉伯地区经营贸易活动的呢？10世纪初，马苏第在《黄金草原》中曾提及中国船只直航至阿曼、尸罗夫、巴士拉等地。若其记载属实，那么中国海舶在宋代之前就可航行至阿拉伯地区。宋元时期，随着中国造船技术的提高及指南针的使用，中国海舶远洋航行能力迅速提高。泉州作为中国古代海舶主要产地之一，自然有能力建造驶向阿拉伯地区的海舶。泉州商人为兴贩牟利，驶向阿拉伯地区经营贸易亦在情理之中。元代，阿拉伯人阿布肥达（1273—1331）在《地理志》中就提到“阿曼是个巨大的城市。它有一个港口，信德、印度、中国等海舶经常驻泊在那里”。那么，从泉州出发的贸易海船又是如何航行至阿拉伯地区的呢？

唐代贾耽（730—805）早已记载了从广州通往阿拉伯的海上交通。贾耽，字敦诗，沧州南皮人，自幼好地理学，凡四夷之使及四夷还者，必与之从容讯其山川土地之始终，是以九州之夷险，百蛮之土俗，区分指画，备究源流，并有地理著作数部。贾耽所记《皇华四达记》记载了唐代七条“入四夷之路与关戍走集最要者”，原书已佚，但其关于“广州通海夷道”的记载，《新唐书·地理志》有所收录。“广州通海夷道”详述从广州港出发，经越南、马来半岛、苏门答腊至印度、锡兰，直到波斯湾沿岸各国的航线及沿途地区的方位、名称、岛礁、山川、民俗等，其航线从广州东南海出发，至占不牢山（占城东二百里海中），经门毒国（东西竺昆仑洋）、奔陀浪、军突弄山至海峡（今新加坡马六甲海峡），再从佛逝国（三佛齐）西行经葛葛僧袛、胜邓洲、婆露国、婆国伽蓝洲（皆在苏门答腊西北境及尼科巴群岛）至师子国（锡兰），再西行4日至没来国（印度马拉巴西海岸之地），再至提国（印度河口西岸地区），再经提罗卢和国、乌剌国，抵达大食之弗利剌河（幼发拉底河），小舟沂流两日，至末罗国（疑指巴士拉）；再沿西北陆行千里至缚达城（巴格达）；其中自婆罗门南境，从没来国至乌剌国，皆沿印度西海岸、波斯海岸而行。马六甲海峡

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与苏莱曼、马苏第所记从波斯湾通中国海道相同，仅是航程相反。宋人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亦记载“从中国去往大食，需先经四十日航行到蓝里（苏门答腊亚齐）住冬，次年再发舶，约一月始达故临，再经故临经一月南风而达大食”，显示阿拉伯与中国客商皆多使用此道交通。

此外，周去非、赵汝适分别在《岭外代答》、《诸蕃志》中言及，从广州、泉州出发，乘北风航行四十余日，至蓝里博易住冬，次年再发，顺风六十余日至大食国。此道即从广州、泉州出发先至东南亚，再从此直航到阿拉伯地区。此道的开通应该在宋代指南针投入航海使用之后，使得海舶得以摆脱沿海航行，继之跨海而行，直接从东南亚至阿拉伯地区。

在泉州与阿拉伯之间，除了直接通航贸易之外，尚有很多两地商客通过“易舟”的方式分别抵达泉州、阿拉伯诸地经营贸易。周去非在《岭外代答》中记载：“大食国之来也，以小舟运南行，至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至三佛齐国，再从此地入中国。……中国商舶欲往大食，必先在故临易舟而往，虽以一月南风而至，（然）往返经二年。”

伊本·白图泰在经过印度西海岸时，提及印度西海岸地区停靠着大量中国海舶，这些海舶船体结实，性能优良，大多来往商客多愿搭载出行，故周去非所谓在“故临国易大舟而东行”即指在此换乘中国海舶，自故临前往阿拉伯则换乘当地船只。那些无力打造海舶的商人，极有可能采取此种贸易方式。此举不仅能够规避长途航行的巨大风险，减少贸易耗费，而且可在易舟之地进行贸易交换，以获取利润。

除在故临易舟东行入华之外，阿拉伯商人亦随贸易迁徙至印度西海岸、东南亚等交通枢纽地带，并通过转口贸易的方式将物资贩卖至中国。伊本·白图泰在印度西海岸之时，就发现大量穆斯林居住地，并称这些穆斯林贸易商人在当地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吸引了很多印度人改宗伊斯兰教，而阿拉伯所产的玳瑁、丁香、檀香、豆蔻、粗熟香、降真香、香乳香、蔷薇水、栀子花、没药、阿魏、木香、苏合油、象牙、珊瑚树、琥珀、蕃布等多被运载到东南亚三佛齐地区贸易，然后再贩卖至中国。大量阿拉伯商人亦迁徙、聚集在三佛齐地区，其国人多姓“蒲”。“蒲”乃阿拉伯语“abu”对音，为父亲之意。阿拉伯人名字常有此字，汉人以为姓。

唐代时贾耽就已为我们留下了关于东非的交通信息。其记载从东非三兰国（今索法拉地区）北航月余经设国（席赫尔）、萨伊瞿和竭国（卡勒哈特），然后沿阿拉伯半岛，进入没巽国（苏哈尔），再进入波斯湾拔离诃磨难国（今巴林），进入乌剌，然后再从波斯湾航行至中国。唐代，三佛齐、诃陵等国使者亦曾多次向长安供奉从东非带来的黑人，这些黑人在宫廷、贵族家中充当衙役，且人数相当可观；在东非摩加迪沙等地也出土了许多“开元通宝”等唐代钱币，这些都说明此时东非与中国已存在贸易往来，至少是间接的贸易交往。开元通宝

宋代，泉州与东非贸易逐渐成行。中国商船从泉州出发行至东南亚蓝里，住冬以等风向变化之后，直达麻离拔国（今阿曼地区）。阿曼扼守与东非联系的要塞，海舶由此进入东非极为方便。元代，泉州与摩加迪沙、基尔瓦等地海上航线逐渐形成，并成为中国与东非贸易的主要航路。汪大渊先后在至顺六年（1330）、至元三年（1337）两次从泉州附舶远航，遍游诸番，前后历时18年。尤其在第二次航行中，汪大渊在麦加朝圣后，周游东非各地，先后到达摩加迪沙、马林迪、桑给巴尔岛，最后到达坦桑尼亚南部基尔瓦等地，后乘中国商船返回泉州。宋元时期，东非诸国多次向中原王朝遣使奉贡，如层拔国国王亚罗亚眉兰就曾于熙宁四年（1071）、元丰六年（1083）两次遣使到中国供奉。1285年，东非马达（今摩加迪沙）又派使者到大都朝见忽必烈。这些东非使节经常先由东非海岸北上，经亚丁湾，沿阿拉伯海岸至波斯湾，再至印度西海岸故临等地，再由三佛齐进入中国，往返最快亦需要两年，真可谓不远万里，备受劳苦。近些年来，在索马里、摩加迪沙、桑给巴尔等地出土了大量宋代铜钱、瓷器，即显示了当时中国与东非贸易之间繁荣的贸易交往。

因贸易之故，国人对东非风土人情、物产贸易情况较之以往了解增多。南宋，泉州市舶司提举赵汝适，善“询诸贾胡，卑列其国名，道其风土，与夫道里之联属，山泽之蕃产”，并在《诸蕃志》中记载了东非中理国（其地应在东非索马里及苏科特拉岛）、弼琶罗国（其地应在东非索马里、肯尼亚、坦桑尼亚一带）、层拔国（今东非桑给巴尔地区）等地之物产风貌、风土人情。汪大渊则更是以其亲眼所见，详细记载了东非麻那里（此国应是东非的肯尼亚之马林迪）、加将门里（疑在东非索法拉附近地区）等地的山川、风土、物产、居室、饮食、衣饰、贸易等情况。

谈及泉州与东非的贸易，就不能不提及阿拉伯人所扮演的重要角色。阿拉伯帝国兴起之初，就将势力扩张至东非地区。为经营贸易，大量阿拉伯商人迁徙至东非沿岸地区，并在此建立聚集区。这些阿拉伯商人通过与当地班图商人的贸易交往，将东非的象牙、黄金等大量物资和奴隶，通过东非摩加迪沙、马林迪、蒙巴萨、基瓦尔港口转运至阿拉伯阿曼、尸罗夫、霍尔木兹、苏哈尔、卡伊斯、亚丁等港口，再从此运往东方，从而沟通东非与中国的贸易联系，故东非贸易多由其操控、经营。阿拉伯商人对东非贸易的垄断及对东非的影响，汉文史料亦多有记载。如《诸蕃志》、《岭外代答》、《岛夷志略》凡记载大食国时，都将东非层拔国、弼琶罗国、中理国等称为大食属地，并称层拔国人民皆大食种落，遵大食教度，每岁胡茶辣国及大食边海等处发船贩易，以白布、瓷器、赤铜、红吉贝为货。中理国牛羊骆驼甚多，大食唯此国出乳香，番舶转贩而至，加将门里则多与回人杂居等，不胜枚举。宋元时期，大量阿拉伯商人进入泉州贸易，故泉州与东非的部分贸易，定是通过阿拉伯人转口才得以实现的。泉州与东印度洋局部贸易

中国海与东印度洋地区有着悠久的贸易往来。印度、东南亚诸地商人比中国商人更早地在这个区域经营贸易。唐代之前，中国商人经常从昆仑人（即今马来亚人）手中获得印度洋各地物资。宋元时期，随着中国海外贸易勃兴，大量中国商人进入印度、东南亚等地经营贸易，中国巨大的海舶亦取代其他商船成为东印度地区商人主要的交通工具。此时，泉州一改往日“外商来贩”的状态，本地商人源源不断地涌入东印度洋各地经营贸易，与泉州有贸易往来的地区多集中于占城、真腊、三佛齐、阇婆、渤泥、菲律宾、印度等地。

在泉州西南诸国，近处以占城、真腊为诸国都会，泉州与西南诸国贸易也以占城和真腊为主。占城，汉代为林邑之地，位于今越南南部。其地东西七百里、南北三千里，旧州、乌丽、日丽、越裹、微芮、宾瞳龙等皆在其辖内，地产象牙、速香、乌樠木、白藤、吉贝、丝绞布、孔雀、犀角、红鹦鹉等物。占城北抵交趾、南抵真腊、东海路通广州、西接云南。

占城于后周显德年间，始遣使入贡；宋元时期，贡献不绝。从泉州出海至占城，顺风舟行二十余日即可到达。凡贸易商舶至其国贸易，该地贸易监官先发放凭证、查验货物，并收取十分之二的税收，然后才允许商人登岸贸易。如有隐瞒货物者，贸易商货则被籍没入官。

泉州商人在占城经营贸易者甚多，并有多人长期居住该地。宋时，泉州人王元懋，少时在僧寺做杂役，曾学南蕃诸国之书，对占城风俗人情颇有了解。一个偶然的机会，王元懋随贸易海舶抵达占城。占城国王因王元懋兼通番汉之书，对其欣赏有加，将女儿嫁给他。王元懋居留占城十年，家财达百万缗之多。十年之后，王元懋返回泉州，经营泉州与占城的海舶贸易，并自造海舶，委任纲首吴大管理。王元懋放洋出海贸易所获资财，使其富甲一方，令人羡慕不已。

另有宋人陈应，经常出海到占城贩运货物。适逢占城欲遣使进贡乳香、象牙等方物，陈应便于乾道三年（1167）十月一日，携占城使节数人乘船五艘返回泉州，船上满载乳香、象牙及其他货物。在占城运往泉州的贸易物资中，香料最多。如宋绍兴二十五年（1155）从占城运进泉州的商品，仅香料一项就有沉香等七种，共六万三千三百三十四斤。纲首吴兵所载占城进奉的香料到泉州，其中白乳香二万四百三十五斤、混杂乳香八万二百九十斤、附子沉香二百三十七斤、沉香九百九十斤、沉香头九十二斤八两、笺香头二百五斤、加南木、笺香三百一斤、黄熟香一千七百八十斤。

真腊，即今柬埔寨地区，其地接占城之南，南临三佛齐，东至海，有城围七十余里，石河二十余丈，战象四十余万，宫殿三十余所，极其壮丽，为周围诸国之都会。登流眉、波斯兰、真富里、麻罗问、绿洋、吞富里、蒲甘等十三余国皆其属国。元代元贞元年（1295），元成宗遣使诏谕真腊，周达观随从前往。周达观在真腊期间，遍访各地风土人情，并以其见闻著成《真腊风土记》一书。周达观在书中记载真腊地产象牙、暂速细香、粗熟香、翠毛、番油、姜皮、金颜香、苏木、生丝、棉布等物，番商兴贩，用金银、瓷器、假锦、凉伞、皮鼓、酒、糖等博易。真腊地广七千余里，扼海上交通之咽喉，北距占城半月余，西南距暹罗半月程，南距广州十日可到。宋元时期，从泉州港出发的海舶，过七洲洋、交趾洋到占城，又自占城顺风半月可到真蒲。真腊国人，尤其妇人皆善贸易，小笔交易以米布，大笔交易则用金银。很多前往真腊的中国商人为贸易之便，多娶当地妇人为妻，有些甚至长期居留此地。当地人也十分欢迎中国商人，愿意与中国商人贸易，尤其喜欢中国铜钱、金银器皿、瓷器、丝绸、水银、硫磺等物。泉州所产青瓷在该地尤受欢迎，销量甚大。

宋元时期，在东南亚正南诸国之中，以三佛齐为都会；东南诸国中，以阇婆为都会。除三佛齐、阇婆之外，渤尼因其物产及交通便利也成为贸易商人多往之地，故泉州与东南亚地区的贸易多集中于这三个地区。

三佛齐，位于今苏门答腊东南部，唐代称之为室利佛逝。蓬丰、日罗亭、吉蔑、拔沓、单马令、加罗希、巴林冯、新拖、监毗、蓝无里、细兰等皆其属国。唐代，三佛齐国力强盛、佛法盛行。我国诸多西去求法高僧皆前往学习梵文、研究佛法、抄录经典。唐天祐年间（904—907），三佛齐始通中国。宋元时期，贡使络绎不绝。从泉州出海，经西沙群岛、南行至占城，西行至真腊，转西北经罗斛（今泰国）、吉兰丹、龙牙门后至三佛齐，历时月余；从三佛齐往正北行，经上下竺屿（今新加坡附近）与交洋（交趾洋）到达中国，自屯门入广州（今深圳西南海面），自甲子门（今广东陆丰海边）入泉州。

三佛齐扼守海上交通咽喉，东自阇婆诸国，西自大食、印度诸国，均经此前往中国，一时可谓万商云集、舟舶辐辏，蕃商兴贩用金、银、瓷器、锦绫等物博易。宋元时期，三佛齐往泉州贸易者不在少数，仅三佛齐海贾以富豪而宅生于泉州者就有数十位之多。三佛齐国内穆斯林商人居多，大食物产也被转运至三佛齐。三佛齐国内大食物产之多，以至人们往往混淆其产地。如来自阿拉伯的安息香被误认为是三佛齐物产。

这些定居在三佛齐的穆斯林商人，到泉州经营贸易者不在少数，其中至中原王朝进行朝贡贸易的三佛齐“蒲”姓穆斯林商人就不胜枚举，如蒲蔑、蒲陁汉、蒲押陁黎、蒲婆蓝、蒲谋西等。泉州商人去三佛齐经营贸易也十分积极，如莆田《祥应庙碑》中记载“泉州纲首朱纺，舟往三佛齐，亦请神之香火而虔奉之，舟行迅速，无有险阻，往返不期年，获利百倍”。另洪迈《夷坚志》中也记载，泉州僧人本偊表兄为海贾，经常前往三佛齐经商贸易。

阇婆位于今爪哇岛境内，处于泉州丙巳方（即正南稍东150度与165度之间），南至海三日程，泛海五日至大食国，西至海四十五日程，北至海四日程。其地出产象牙、犀角、真珠、玳瑁、檀香、茴香、丁香、豆蔻、胡椒、苏木、槟榔、硫磺、杂色绣丝、吉贝、绫布等，以铜、银、鍮、锡等杂铸为钱，并夹杂金银及金银器皿、朱砂、漆器、青白瓷器等交易。宋元时期，阇婆与中国通商，往来不绝。从泉州冬月出海，乘北风之便，经占城等地，顺风昼夜月余可到阇婆。中国铜钱在当地颇受欢迎，商人皆携带大量铜钱前往阇婆贸易，以换取巨额利润。朝廷虽屡屡禁止在阇婆贩卖铜钱，但来往贸易的商人多并不服从规定。苏木

原产印度、缅甸、越南、马来半岛及斯里兰卡，为清血剂，有祛痰、止痛、活血、散风之功效。

渤泥，位于今东南亚婆罗洲。渤泥国以板为城，居民万余人，辖十四余州，出产梅花脑、金脚脑、降真香、玳瑁等，以货金、货银、五色绢、五色茸、琉璃瓶子、白锡、乌铅、青瓷器等博易。渤泥在泉州东南，去阇婆四十五日程、去三佛齐四十日程。宋太平兴国二年（977），渤泥遣使蒲亚利等贡献玳瑁、象牙、檀香等；元丰五年（1082），渤泥国王锡里麻喏又遣使来贡，使者后从泉州乘海舶归国。宋元时期，渤泥与泉州贸易尤为密切。每逢有中国商船抵达，渤泥国王携家人及大臣到船边问劳，以酒相迎，中国商人则以中国饮食献于国王。泊舟登岸之后，双方论定物价；价定之后，听任中国商人与其国人贸易。交易结束之后，渤泥国王则设宴款待，目送商舶离开，渤泥对与中国贸易的重视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古代菲律宾所辖岛屿众多，与中国通商历史悠久。从泉州放洋出海有两条海路可至其地：第一条航线即经广州、占城，过南海至渤泥，再至麻逸（今民都洛岛）、文老古（摩鹿加群岛）、古里地闷（帝汶）等地；第二条航线从泉州顺风昼夜行船两日至澎湖、琉球，再至麻逸、三岛（今卡拉棉群岛、巴拉望岛与布桑加岛等地）、麻里鲁（马尼拉）等地，此条航线直到元代才被中国商人熟知，并一直延伸至摩鹿加群岛、印度尼西亚东部岛屿地带，但因为此航线要穿越风浪较大的台湾海峡，路途艰险，海商多选择第一条航线到达菲律宾诸地。

泉州与菲律宾贸易多集中于麻逸、三岛等地。麻逸即今菲律宾民都洛岛，在渤泥之北。其地产吉贝、真珠、玳瑁、槟榔等，商人用瓷器、货金、铁鼎、乌铅、五色琉璃珠、铁针等博易。宋太平兴国七年（982），麻逸商人已载宝货至广州贸易，为菲律宾诸岛最早入华贸易之地。中国海舶也有很多到麻逸贸易。当中国海舶抵达时，当地商贾将贸易货物先用竹筏运取，再转运到其他岛屿贩卖，一直持续到每年八九月贸易结束之际才归航。三岛即今卡拉棉群岛、巴拉望岛和布桑加岛等地。三岛习俗同麻逸，博易用瓷器、皂绫、五色烧珠、白锡。泉州商人来菲律宾麻逸、三岛贸易者以泉州安平商人最多。唐代，安平商人素来以海外贸易见长。宋元时期，随着泉州港贸易日益兴盛，安平商人更是大量涌入麻逸、三岛经营贸易，去之者十家有九。当抵达贸易之时，先驻舟中流，鸣鼓以招之，其国人划小舟，携吉贝、番布等与之贸易。待议价之后，才登岸贸易，过三四日贸易结束之后，转往他处。

除麻逸、三岛之外，文老古、古里地闷等地与泉州也有贸易来往。文老古，即摩鹿加群岛，亦称“香料群岛”。盛产丁香，其树满山，两年到三年成熟，以银、铁、水绫、丝布、青瓷器等博易。文老古多愿中国商舶来贸易，每年都有大量中国贸易商人前去贸易。古里地闷，即帝汶，其地统治共12所，盛产檀树，以银、铁、碗、西洋丝布、色绢等贸易。从泉州去古里地闷贸易航路艰辛，充满风险，但巨大的利润仍促使中国商人前往其地，如泉人吴宅等携四百余人发商舶去古里地闷贸易，归航之时大多人羸弱无力，还有少数死伤者，但贸易热情却从未减退。

泉州在东印度洋主要的贸易地区当属印度。印度，古称身毒、天竺，其地物产丰富，包括琉璃、消石、胡椒、白豆蔻、蜜草、郁金香、菠菜、沙糖、天竺桂、沉香等，辖地数千余里，城邑数百，包含中天竺、东天竺、南天竺、西天竺、北天竺。北天竺北距雪山、南通国门；东天竺东际大海，与扶南、林邑接邻；西天竺与波斯相接；中天竺据四天竺之中，西通阿拉伯、东非地区，东接东南亚、中国诸地，为印度洋交通枢纽地带。

中国与印度交往历史悠久，西汉时，印度始通中国，之后朝贡不断。此时，中国船只从广西合浦出发，经行五月至都元国（今马来半岛地区），再行五月可至印度西海岸邑卢没国。魏晋时期，佛法盛行，来往中国与印度之间的僧侣更是不在少数。唐代，贾耽所记“广州通海夷道”亦详细记载了从广州经印度而至阿拉伯地区的海上航路。宋元时期，印度来中国朝贡、敬献佛经者络绎不绝。元世祖时，拟从海外用兵西征印度，但因路途劳顿，将士不善海战而作罢，后又派杨庭璧两次出使印度招募各国。杨庭璧从泉州出海，历经数月先后到达马八尔（印度东南部地区）、俱兰（奎隆）等国，自此以后印度诸国纷纷前来贡奉。

宋元时期，泉州与印度贸易交往颇为频繁。印度马拉巴西海岸地区的坎贝、奎隆、卡利库特及东海岸的孟加拉等地商人满载当地及从阿拉伯地区贩来的贸易物资，经东南亚三佛齐，过南海地区，即可到达泉州港。马可·波罗记载：“世界各国船舶多出自印度马拉巴地区，而来泉州贸易商船的数量又以印度马拉巴为多，印度商舶所载运香料及各种宝贵货物来泉州贸易，其宝石珍珠数目之多令人咂舌，可以说运往泉州的胡椒比亚历山大港的百倍还多。”此时，中国商人亦多前往印度贸易。由于中国海舶性能优良，来往客商多搭载之，故中印之间的海上交通多操控在中国人手中。除贸易之外，更有中国人迁徙、定居到印度各地，如锡兰王军队中就有中国人，伊本·白图泰所记印度西海岸奎隆港亦有大量定居的中国商人，基督教传教士马黎诺里提及在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就有因贸易定居于此的鞑靼人（中国人）。

此时，泉州与印度有贸易往来的地区有印度西海岸的放拜（孟买）、须文那（孟买北部地区）、信德、曼陀郎（今印度卡奇）、胡茶辣国（位于坎贝湾、卡奇湾之古吉拉特地区）、南尼华啰国（又名华罗，胡茶辣都城名）、下里（柯钦，南毗国北部）、南毗国（又名古里佛，今卡里库特附近）、麻啰华国（今马哈拉施特拉邦北部那格蒲尔至马尔瓦高原地区，与胡茶辣国连接）、班达里（卡里库特北部地区）、东淡邈（果阿）、大八丹（法城，在坎纳诺尔与特利切里之间）、故临（又名小葛喃，印度西海岸奎隆）、注辇国（南印度大国，即《元史》记载之马八儿国）、沙里八丹（注辇国港口）、第三港（注辇国别迭竦）、巴南巴西（印度西海岸北卡纳拉与迈索尔之地）、特番里（印度西南部之泰米尔纳德地区），印度东海岸之鹏茄啰国（又名朋加剌，现孟加拉）、金塔（印度科罗曼德尔海岸马哈巴利普兰与钦格尔普特灵驾圣山地区）、土塔（印度东岸纳加帕塔姆附近）、大乌爹（今孟加拉西北岸地区），马尔代夫北溜（马尔代夫都城）、马八尔屿（锡兰北部与印度半岛南部之间渡海往来之处，包括潘班岛或其东稍南的马纳尔岛，印度人称之罗摩桥，基督教称之亚当桥）及僧加剌（又名细兰，即锡兰）的别罗里（锡兰科伦坡以南）、高郎步港口（锡兰西部科伦坡）、千里马（锡兰东北部亭可马里港口）、大佛山（锡兰卡尔图尔地区）等地，其中又尤以南毗国、注辇国、锡兰、马尔代夫、鹏茄啰国等贸易为最。

南毗国，又名古里佛，位于印度西海岸卡里库特附近，故临、胡茶辣、麻啰华皆其属国。其地产真珠、诸色番布、兜罗绵等物，以瓷器、樟脑、大黄、丁香、檀香、豆蔻、沉香等为货，其国物产多运至三佛齐、中国进行贸易。自泉州发船顺风40日到东南亚蓝里住冬，次年再发，经一月可达南毗国，再顺风5日即到故临。南毗国商人前往泉州经营贸易者甚多，更有迁居泉州的商人，如罗巴、智力干父子等人。注辇国，即元代马八儿国，9世纪兴起于南印度地区，统31部落，地产真珠、象牙、珊瑚、玻璃、槟榔、豆蔻、色丝布、吉贝布等。

宋大中祥符八年（1015），其国主罗茶罗乍遣使朝贡，贡献方物。其国距泉州四十一万一千四百余里，从泉州欲往其国，从故临易舟而行。中国商舶之来马八儿者多停靠在沙里八丹、别迭竦等港口，贸易载铜以代沙石，运售之货有金锦、绸缎、金银、丁香及其他细货香料，售后就地购买所欲之胡椒、生姜、肉桂等物。

僧加剌，即锡兰，今斯里兰卡，最早称为师子国，地产猫儿睛、红玻璃、青红宝珠、白豆蔻等，贸易以檀香、丁香、金银瓷器、马、象、丝帛等为货。从其国北行20余日，经马八尔屿则到印度西岸之南毗。从泉州发船，先行至东南亚蓝里，再直行至其国，贸易船只常前往锡兰别罗里、高郎步、千里马、大佛山等地。

马尔代夫，即汪大渊在《岛夷志略》中所记之“北溜”，其地产椰子索、贝壳、大手巾布等，以贝壳为钱，流通使用。马尔代夫地处贸易要道，从泉州发船，过锡兰之后随潮流而至其国。若从此前往印度洋更西之地，则需要在此候风，然后而往。泉州商舶多来此贸易，或在此候风之后，前往阿拉伯、东非地区经营贸易。

鹏茄啰国，即今孟加拉地区，土产宝剑、兜罗绵等，贸易之货用五色绢缎、丁香、豆蔻、青白花瓷、白缨等，国产银钱以流通使用。从泉州出发，经三佛齐，沿孟加拉湾北上即可到达该地。除孟加拉以外，中国商人亦多前往印度东海岸金塔、土塔、大乌爹等地进行贸易。位于印度东海岸纳加帕塔姆附近的土塔一带佛教盛行，中国商人在当地建造了一座中国式佛塔。该佛塔以土砖修筑，高数丈，并有汉字书云“咸淳三年八月毕工”，说明此塔建立于1267年。1846年，土塔犹存三层；1867年，土塔被拆除，前后存在有六百余年之久。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