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富杰
出版社：天津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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诡案录：民国那些奇案试读：
第一章 戴笠：乱世风云无情血
1946年3月17日，国民党军统局局长、大特务戴笠，乘222号专机由青岛飞往南京。谁知途中南京上空乌云密布，雷电交加，大雨不停，与地面联系劝他另换机场。戴笠不得已命令转飞上海，可上海仍然下着大雨，无法降落，飞机又改飞徐州降落，之后撞上岱山，机上人员全部死亡。戴笠死了，国民党上层官员暗中拍手叫好。从最新解密的国民党档案中得知，戴笠之死并非单纯的坠机事件，疑是谋杀。风云一时的大特务戴笠，也因此走进了历史谜案。
那么以残酷无情著称，并号称“蒋介石的佩剑”、“中国的盖世太保”、“中国最神秘人物”的戴笠，到底是个怎么样的人物？他究竟是被人暗杀还是坠机而死？
戴笠（1896—1946），小名春风，字雨农，据说他的名字戴笠是源自《越歌谣》中的“君乘车，我戴笠，他日相逢下车辑；君担簦，我跨马，他日相逢为君下”。而这里的“君”也许指的就是蒋介石。戴笠是浙江江山人，早年曾在浙军周凤岐部当兵，后脱离部队到上海，在交易所结识蒋介石、戴季陶等人。1926年入黄埔军校，毕业后任蒋介石侍从副官。1928年开始进行情报活动。1930年建立国民党第一个特务组织——调查通讯小组，深得蒋介石宠信。1932年3月，蒋介石为加强特务统治，先组织力行社，后在南京秘密成立“中华复兴社”（又名“蓝衣社”），戴笠被任命为特务处处长。
1938年，特务处扩大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戴笠任副局长。1942年，美蒋联合组成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戴笠兼任主任。1943年，兼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缉私总署署长，不久又兼任财政部战时货物运输管理局局长。1945年被选为国民党第六届中央执行委员。其毕生积极发展军统特务势力，排除异己，残害人民，破坏革命。1933年6月暗杀民权保障同盟副主席杨铨，同年11月捕杀察绥民众抗日同盟军第二军军长、共产党员吉鸿昌；次年将上海《申报》主持人史量才刺杀于沪杭道上。种种血腥事件，都由戴笠一手布置。
一位外国记者后来这么回忆戴笠：一个隐面人，总是藏在房间的暗处，而其他人则处于其一览无余之下。然而当戴笠正处于鼎盛时期，个别的几个在太平洋战争期间见过他的西方人，却对他有着强烈的印象：从一方面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没有一个人的形象要比他更黑；而从另一方面看，又没有人比他更白。几乎所有的人都被他锐利的目光所震慑。一个戴笠领导下的在敌后工作的OSS（美国战略情报局）人员说：“戴笠中等身材，壮实，外表粗犷强硬，有军人的干练。他的脸轮廓分明，尖锐的目光咄咄逼人，还有一张坚毅的嘴。”一个出生于中国传教士家庭的美国军官写道：“戴笠英俊瘦长，有一双纤细优美的手，走起路来像是脊梁骨上了钢条，步子大而有力，像是中国戏台上的英雄人物夸大了的步伐。他那犀利审视的目光，像是要把人的五官和个性记下来以备日后之用。”
对于20世纪40年代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说，戴笠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被普遍认为“不是中国的卡那瑞斯上将，而是亨利希·希姆莱”。戴笠给人的印象是聪明而有想象力，残酷而不择手段。他是中国国民党的希姆莱。他几乎是所有美国民主理想的敌人。在蒋的统治下，他企图通过铁腕来统一中国。
戴笠出生于浙江的江山。据说戴家是西汉时期戴圣的后代。但根据当代江山县地方志，戴家有案可籍的祖宗可追溯到晋朝的戴安道。他的子孙分散到江苏、两湖、安徽和浙江。在安徽休宁，以元朝秘书修撰戴安德为首的戴氏家族于14世纪元明过渡期迁移到了浙江的龙游县。这一支家族的首领是戴天熊，后来他把家迁到了江山仙霞岭的龙井。
戴笠的曾祖父戴启明（字日明），在当地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战争中赢得武德左射骑的荣誉称号，而提高了其贫穷农民家庭的社会地位，像所有在清朝镇压农民起义的过程中立功而在乡村升官发财的后代一样，戴氏变成了当地的地主和高利贷者，进入了小康。戴启明偶听一算命先生说仙霞岭的保安村风水好，“得此地者昌”，便动了心，几经周折，举家迁到了保安镇，后来搬到了离仙霞岭20公里之外的保安村。
戴启明带着妻子和三个儿子桢奎、顺旺、大猷在保安村安顿下来。二子戴顺旺便是戴笠的祖父。和父亲一样，戴顺旺也因效忠清政府而被授予晋升五级的荣誉。他利用这个荣誉，一面继续以高利贷赚够了钱置了200亩良田，同时在保安村开办了一系列的产业，并获得了种茶、收木材和在附近山坡上采矿的权利。到戴顺旺死时，这笔可观的产业主要落到了在衢州府衙任巡警、挥霍无度的儿子戴士富之手。
戴士富是一个嫖赌成性的败家子。在生下两个儿子春风和春榜时，大部分家产已被他挥霍掉了。在他去世时，那原有的200亩地也只剩下了20亩。那段时期，戴家只得靠戴母的劳动来维持。戴氏夫人是江山县贵族蓝氏家族的后代，为养活孩子，她开始替人缝缝补补。戴母是个识字的人，她毫不犹豫地承担了教育儿子的责任，尤其是对长子春风。
戴春风（字子佩）原号芳洲，14岁进入高小，取学名征兰。在30岁进入黄埔军校第六期时他改了名字，叫作戴笠。
戴笠的母亲在戴笠7岁时替他在当地的私塾里报了名。9岁时，私塾老师毛逢乙指点他通读了“四书”，次年戴笠便开始了习作。到11岁时，母亲的鼓励和教导使他进入了当地的小学，也使他养成了忠孝之心。
当然，这种情况并非少见：这个缺少父爱的孩子受到意志坚定的母亲的督促。戴母下定决心，要使这个衰落的家庭继续保持它温雅的外表。她不遗余力地让儿子上完了学，而且还不断地提醒儿子不要重蹈覆辙，像父亲那样当个衙门的巡警，软弱地对上司俯首帖耳。而戴笠铭记母亲的教诲，对母亲十分孝顺。后来有人评论说，当戴笠凭着自己的本事成为一个令人惧怕的人物时，他仍然对母亲十分孝敬。
戴笠孝心的象征便是他在仙霞岭下为母亲盖的别墅。戴母原来的房子被改建成一座精心设计的公馆，现在是保安的“文化馆”，里面还保留着一些洛可可式的家具、精致的楼梯以及抗战时期用作装饰的华丽镜子。她在乡间的别墅用了一个模棱两可的名字“率性斋”，建在一个山顶上。这座别墅俯视着一个美丽的池塘及一旁那个被叫作“天雨亭”的亭子。
戴笠常对手下的人说要向他母亲学习，学习她管理如此繁多事务的能力。每当戴笠劣性发作把手下人当仆人一样虐待时，他的母亲便会劝说他，于是他会立刻安静下来，压住怒火。看来，只有她能完全地控制他，而他同时也是母亲的宠儿。当戴笠的飞机在1946年失事后，没人敢去告诉她儿子的死讯。为了不让戴母得知戴笠的死讯，毛人凤特派交警总局局长马志超，带人前往江山，谎称戴笠已出使英国，并留下一个大队，驻扎江山，护卫戴家老小，每月伪造两封戴笠的电报，向戴母问候。戴母73岁寿辰时，毛人凤又精心策划了一个隆重的祝寿活动，陈诚、胡宗南、何应钦等国民党要员致贺信、送寿礼，大宴宾朋，以慰戴母思子之心。即使她后来猜出了真相，但是她也从来没表露出来。次年她便去世了。
也许戴笠在母亲眼里是个善良的人，但从少年时起他便是一个并不讨同学喜欢的“剽悍”的小伙子。虽然他很会装假充善，但早在他十来岁上小学时，他就被发现是个不守成规、嫖赌成性的捣乱分子。不过他是个天生的领头人物。
1909年，戴笠离家进入了县立文溪高小；16岁时成了学校宣传卫生、提倡进步、反对鸦片和裹小脚的“青年会”主席。戴笠的记忆力非常强健，因此功课比较好。文溪高小毕业时，他是班上的第一名。次年秋，戴笠考取了浙江省一中，他在那里过了3个月。他因偷窃被抓，被校方开除。于是他在杭州的一家豆腐坊里干了一段时间。之后，他便回到了山区的老家与家人团聚，那时他20岁。
无所事事的戴笠对赌博产生了极大的兴趣，这也使他卷入了更大的麻烦之中。他把扑克牌玩得得心应手，而且学会了在洗牌时做手脚的诀窍，所以经常作弊。有一晚他因屡次作弊而被抓，被打得鼻青脸肿。
为了保命，戴笠把偷来的扇子卖掉，凑足了路费回到杭州，在那里志愿报名加入了潘国纲指挥、总部设在宁波的浙江陆军一师。
戴笠参军后继续赌博。他所受的军事训练，后来被证明完全不合格。
晚上熄灯以后，他会翻越栅栏到兵营外去和流氓、光棍们打牌。戴笠从打牌中赚了很多钱。他用这些钱请他的同伴们吃喝（他总在手头放一些酒，口袋里装些西瓜籽，身边有一些小吃），他还用这些手段与地痞们结交，而这些人最终又把他介绍给青帮分子。
当他这些夜间活动遭到上司的惩罚时，戴笠当了逃兵。1918年，他在宁波一带挣钱糊口，后来他的母亲下决心把他带回江山，为他在一所比较像样的民间学校报了名。
在戴母的督促下，他以榜上第二名的成绩通过了衢州师范学校的入学考试。但是，戴笠无心成为一个小学教师。毕业后，他利用和青帮的关系离开杭州去了上海。
在那里，他在杭州的秘密帮会“师傅”把他介绍给了青帮头子，即当时上海最有权势的帮主黄金荣。在刘志陆、张啸林、王晓籁、向海潜、张子廉、田得胜、冯石竹、唐绍武、石孝先及范绍增横行的时代，戴笠成了那些臭名昭著的上海流氓和“打手”们的好友。
对于这些人来说，戴笠只不过是一个跑腿的。他在赌场当过私人保镖、跑堂，而且常常还没有事做，于是他想赚点外快或找靠山来支撑自己的职业。不过，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打流”，也意味着得保持他唯一的一套夏装的整洁。因此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阳光照射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
在上海，戴笠力图保持同样的形象，每晚都洗身上唯一的那套西服，好在他睡觉时晾干。于是戴笠在人们眼里总是显得要比他的实际情况得体。事实上，他是靠在商务印书馆当职员的表弟张冠夫的供养生活的。张冠夫在小北门地段租了一间小阁楼与妻子住，戴笠就睡在这对夫妇床边的地板上。这一点造成了戴笠与表弟媳王秋莲之间的紧张关系。戴笠曾企图通过表弟在商务印书馆找工作，结果由于张太太的阻挠而没能得逞，而且她有一次还真让他吃了闭门羹。
不过，尽管她反对，张冠夫还是随戴笠进入了情报工作系统，成了他联络组的一员，并在1937年接受了军统财务处副处长的任命。
尽管有这些报答，张太太仍旧看不起戴笠。到了戴笠扬眉吐气的时候，他对张太太十分鄙视，管她叫作毫无青春魅力的“黄脸婆”。与此同时，他又怂恿表弟纳妾，来竭力折磨她。
当他表弟去商务印书馆上班时，戴笠经常光顾上海小东门那儿的十六铺一带，他在那里的流氓中算是小有名气的。十六铺是个混乱的商业地带，出过像杜月笙这样的人物。而杜月笙正是在那时看出那个年纪的戴笠是个“人才”。关于这位青帮头子与未来的蒋的特工首脑的关系，万墨林的说法最具有权威性。他原来是杜月笙的机要秘书，后来加入了戴笠的军统。万墨林在1928年说，当戴笠只有31岁时，他已作为一个情报员在为胡靖安工作了，他决定自己的未来成就取决于在上海黑社会中建立同盟关系。
于是，戴笠拜访了当时的上海警备区司令杨虎，杨司令直率地告诉他：“你要在上海搞情报，就得跟一个朋友联系。”这位朋友，自然就是杜月笙了。
那天杨司令带了戴笠来拜访杜月笙。戴笠身着整洁的西服，头发梳得平整光亮，一双明亮的眼睛睁得很大，谈吐也很得体。虽然他刚离开军校不久，而且只不过30岁的年纪，他在杜先生和杨司令面前讲起话来却既慷慨激昂又胸有成竹。尤其是在简单的客气话后，他直截了当地向杜先生提出请求，而杜先生则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好吧，以后有事的话，你可以给我打电话。如果我不在，你可以让万墨林转告。”
后来这三人成了结拜兄弟（戴笠比他们两人小8到9岁）。戴笠把这个帮会头子称作“三哥”。当戴笠的嫡亲表弟张冠夫得知他们的关系后，惊恐万状，马上把戴笠赶了出去，怕他与黑社会的关系连累到他家的安全。
丢了亲情的戴笠却有一个臭味相投的“靠山”兼“启蒙”的知己，那就是胡宗南。
在后来的年代里，在黄埔军校毕业的国民党将军中，胡宗南成了戴笠至关重要的同盟。戴笠在讲起他们结识时的口气，好像是在描述《三国演义》或《水浒传》中的兄弟结盟一样，栩栩如生。
一天，他在西湖边灵隐寺入口处的一块岩石上晒那套由灰色军装改成的服装，一边光着身子藏在水里等着衣服晒干。胡宗南当时是小学老师，带学生来玩儿。那些学生也坏，其中有人看见石头上的衣服和鞋子就上来捡，然后威胁戴笠：“你要光屁股回家了。”戴笠很着急，小孩子做事情可是没有谱啊！戴笠于是忙叫喊起来，让他们把衣服放下。那位教师发现戴笠没穿游泳衣，便叫自己的学生把衣服放回岸边晒干。
过了一会儿，等学生和老师走了以后，戴笠穿上了衣服。等到有了机会，他便去当地的小学感谢胡宗南的周到。不久，胡宗南便进入黄埔军校，成了蒋介石宠爱的“天子门生”之一。于是，早在胡宗南变成“西北王”、戴笠变成蒋的秘密警察头子以前，这两人就发现他们之间情投意合，更不用说他们同样的勃勃野心了。
戴笠的另一个重要机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天意——是他在上海与蒋介石的会面。虽然会面的具体时间不详，但可能是在1921年。当时蒋正同包括戴季陶、陈果夫在内的一帮朋友在上海经营股票贸易市场，为孙中山集资。
当时这些革命派把他当作“小瘪三”。当他们需要人跑腿时，戴笠就受到差遣。当他们要泡热茶时，戴笠就被招进屋里。戴季陶很快就发现，这个竭力想讨好他们的跑腿跟他同姓，于是他开始询问这个年轻人有什么生活目标。戴笠意识到这些人可不是一般的记者或生意人。他告诉戴季陶，他那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的欲望是如何使他来到了上海过“打流”生活的。于是这个长者对“小瘪三”的态度开始转变了。蒋介石注意到戴季陶对戴笠这么好，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称老戴“叔叔”了，他也开始交给戴笠更重要的任务。当然，很久之后戴笠才成为总司令的亲信，但他们的密切关系可以追溯到这个秘密警察头子当年在上海街头“打流”的日子。
虽然戴笠很讨厌别人谈论他的这些往事，但他自己却喜欢讲那时他完全靠自己本事吃饭的故事。他谈起自己为了生存而不择手段的往事的时候，经常放声大笑。在他看来，那段日子是“陶冶”阶段。他唯一的遗憾是没有更快地看出蒋介石后来会晋升得如此之快，所以没有马上在这个未来的国民党领袖身上下他的赌注。
官场得意的人自然不愿情场失意，可天性好色的戴笠在私生活上却是一团糟。戴笠不仅总与某个女特务有纠葛，而且还不断地威胁他部下的妻子或姐妹，所以只要他对这些家属发生兴趣，他的部下会马上告诫这些女人躲开。邹志英是杭州人，戴笠多年的情妇。起初她以为戴笠是真心爱自己，后来却发现自己只不过是他偶尔寻开心的玩具，而且长期不许见面。邹伤心失望之余，跑到军统局大吵大闹。戴为顾及颜面，下令将邹逮捕，先送重庆集中营，邹因过度刺激以致精神失常，后又被转息烽集中营长期囚禁。邹在狱中毫无顾忌，大谈戴笠的艳事与丑闻，闹得不可开交。为避免丑闻扩散，集中营主任周养浩受戴笠之命为她专建一小屋，四周栽植花木，生活上给予优待。直到戴笠死后，她才获得自由。
前军统特务说，戴笠在许多地方有住宅的原因之一，就是供他随时随地、随心所欲地玩弄女性。戴笠与毛秀丛在1915年秋天结婚，他形容他的妻子是个“乡下人”。据说她非常固执刻板，勤劳节俭，正直而胸无大志，甘于平庸的生活。虽然早在20世纪30年代她就疑心戴笠有风流韵事，但她怕他如同怕虎，从来不敢跟他争执。最终，他们分居了。分居后，毛秀丛就病了，并于1939年死于上海。戴笠的手下宣称，他们对于戴笠玩弄女性感到非常尴尬。每次他坐车外出视察特务站，总有各种女性陪同。
但他并非跟所有的女人都这么随便。在他生活的后期，戴笠似乎变得比较稳定并且有点重感情起来。在抗战前，据说他有两个主要的情人：赵霭兰和叶霞翟。他经常同时携她俩外出。比如，每当外地情报组送来紧急报告时，戴笠会从他所在的任何地点亲自连夜坐车去南京向蒋介石汇报。通常有两个司机轮换开车，戴笠往往坐在后座的赵霭兰和叶霞翟中间休息。
叶霞翟毕业于浙江警察学校特训班。她在三机无线电学校当事务员时，戴笠看上了她，便决定让她住到上海警备司令部司令杨虎的公馆里，学一套上层风度。戴笠是杨家的密友，也是杨家在环龙路公馆的常客，他对这位国民党将军能够在身边围起一大堆女人替他应付社交的能力非常羡慕。后来，戴笠替她安排了到美国学习政治经济学。她回国后，他又安排她在成都华西大学教书。后来据一个传记作家称，戴笠把叶霞翟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胡宗南当妻子。
戴笠把自己的另一个情妇许配给了一个朋友。赵霭兰最终嫁给了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1940年戴笠又引诱他的英文秘书余淑衡，虽然这个年轻的湖南女人已经与军统的一个重要特务订了婚。戴笠说要跟余结婚，但两年后他迷恋上了影星胡蝶，马上用送她去美国学习的方式把已经怀孕的余淑衡抛弃了。
这里或许有夸张的成分，但戴笠在生命的最后年月里的确为这位女演员所倾倒。戴笠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头子，胡蝶是著名的电影皇后，对他们两人的同居曾经有过许多街谈巷议。
抗战期间，电影皇后胡蝶原来居住于香港。1941年香港被日本军队占领，她和她的丈夫仓皇出走，先到广东韵关，再由韵关到桂林，最后抵达山城重庆。
这时，戴笠爱上了胡蝶，软硬兼施，终于把她占为己有。原来，日本军队占领香港后，胡蝶因不想躲来躲去，疲于奔命，打算滞留在香港。不料日本人却找上门来，邀她赴东京拍一部《胡蝶游东京》的影片，宣扬所谓“中日友善”的思想。胡蝶这才意识到继续留港的严重性，决定绕道回内地。行前，胡蝶夫妇将历年积存的财物装成30只箱子，托当时在香港秘密负责接送工作的杨惠敏女士代运回国。不料，当胡蝶夫妇抵达广东韶关时，却得到30箱财物在东江被劫的消息。
胡蝶失宝，极为伤心，但戴笠却喜之不尽，认为是天赐良机。为了赢得胡蝶的好感，戴笠先是百般安慰，然后又信誓旦旦地保证要破案。于是他将杨惠敏抓来严刑拷打，得知的确是土匪抢劫之后，又派一批强干的办案人员赴广东全力侦破劫案。由于兵荒马乱，劫匪如麻，任凭有通天之能，此案也无法侦破。
戴笠情急之中心生一计，按胡蝶开的丢失珠宝、衣物的账单，派人去外国购置，然后谎说是追回了一部分财物。胡蝶是见过世面的人，一看这些“追回”的珠宝、衣物虽不是原物，但款色更新，价值更贵，于是对戴笠说了许多感激的话。
戴笠和胡蝶同居于中美合作所内的杨家山公馆。此公馆布置得相当豪华，但胡蝶还是讨厌这个地方，屋前是山，屋后是山，连一个供散步的花园也没有。戴笠听到胡蝶这样一讲，立即下令在公馆前速造一所大花园，限一个月内完成。戴笠还亲自设计，在斜坡上用石块镶成了“喜”和“寿”两个大字，空隙处栽上各种奇花异草。胡蝶与戴笠同居在很大程度上是被迫的，所以一天到晚总是郁郁寡欢。戴笠是个杀人魔王，他要杀死一个人，比踩死一只蚂蚁还容易。因此，胡蝶表面上不得不应付他，心中却在思念自己的丈夫潘有声。而戴笠为了霸占胡蝶，特地送给潘有声一张特别通行证，让他在滇缅公路上运输货物，通行无阻。因而潘有声行踪不定，时而这里，时而那里，使戴笠有机可乘。
戴笠为博得胡蝶的欢心，想方设法地在生活上满足她。于是在附近的神仙洞畔，又造了一所更华丽的公馆，作为他和胡蝶的新居。为了使胡蝶不爬坡，他把平坦的马路一直修到胡蝶的房门口。潘有声从外地归来，得知娇妻已被“鸠占鹊巢”，非常恼火，就直奔中二路罗家湾19号军统局本部，但连去几次，都吃了闭门羹，又打听不出胡蝶的住所。有一天，他正在皇后饭店生闷气，戴笠的秘书王汉光去找了他，明确指出：“你要把胡蝶女士带回去，这点万万做不到，你还是拿些钱，做个官算了，聪明人不吃眼前亏。”潘有声知道鸡蛋碰不过石头，就独自悻悻地回到了上海。
抗日战争胜利了。戴笠准备与胡蝶正式结婚，嘱咐胡蝶飞往上海，先与潘有声办理离婚手续。潘有声迫于权势，同意与胡蝶解除婚姻关系。正在这个节骨眼上，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于南京近郊，与胡蝶结婚即刻成为泡影。以后，胡蝶便与潘有声一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上海到香港去了。
1946年3月17日下午1时13分，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乘坐的专机坠毁，机上人员无一幸免。
戴笠死后，关于死因有不少民间传闻。戴笠一生十分迷信，早年困苦潦倒，有一次找人算命，算命先生说他“八字属于双凤朝阳格，但因缺水，故早年命运蹉跎，仕途难登”。于是他就改名戴笠，字雨农，意思是雨中戴笠的农夫，水足得很，后果然青云直上，当上了军统局局长。戴笠每次出去时，起的化名都是带水字旁的，如“涂清波”、“沈沛霖”、“洪淼”等，一向平安无事。然而，1945年年底，军统局秘书室助理袁寄演是位青年书生，替戴笠起工作化名时，故意不用水，而拟了一个缺水多山的化名——高崇岳。戴笠正好不在局本部。而毛人凤也一时糊涂，没有好好想一下，竟马马虎虎地批准使用。但这一次却是命中注定难逃一劫。本来，他从北平起飞就有一点儿勉强，因为气候原因部属都劝他取消这次飞行。可是戴笠此时正与大名鼎鼎的电影女演员胡蝶打得火热。据说当天或是次日是胡蝶的生日，戴笠答应她一定赶到上海为她庆贺生日，所以强行起飞。又由于上海下雨，戴笠才改飞南京，目的仍是下机后便于乘车及时赶赴上海。哪里想到他匆匆忙忙赶的竟是一条不归的黄泉路。结果他的飞机撞山，这不能不说冥冥之中有一种不可逆转的巧合。
对关于戴笠专机失事的原因，人们一般认为是天气恶劣所致，但新近披露的史料也提出了另一种说法。
1928年7月2日，刚刚被蒋介石收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团第十二军军长的孙殿英，一夜之间将慈禧和乾隆两座墓掘开，将墓内陪葬的金银珠宝洗劫一空。这就是著名的东陵盗宝案。
在孙殿英所盗得的宝物中，最珍贵的当数乾隆墓中的一柄九龙宝剑。这柄剑长5尺，上雕九条紫金龙，象征“九九归一”。剑鞘用名贵鲨鱼皮制成，嵌满红蓝宝石及金刚钻。
孙殿英是个有名的兵痞，被蒋介石收编不久，就干下了盗清皇陵的重大案件，一时全国舆论哗然。然而，老于江湖的孙殿英用盗陵得来的赃物买通了当朝权贵，结果轰动一时的盗宝案最后不了了之。
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任命孙殿英为冀察游击队总司令。但由于他出身于臭名远扬的杂牌军，始终难得蒋介石的青睐。于是，他想到了蒋介石身边的红人、军统特务总头目戴笠，通过关系与戴笠成了拜把子兄弟。后经戴笠引荐，受到了蒋介石的接见和任用。
为表示对戴笠的谢意，孙殿英将从乾隆墓中盗得的九龙宝剑交给戴笠，由他转献给蒋介石。戴笠把宝剑随手交给了军统特务马汉三，要他设法将宝剑送往重庆，呈献给蒋。马汉三接过宝剑后，知道这是一件无价之宝，立即起了贪心。
戴笠回到重庆后，迟迟不见马汉三将宝剑送来，于是发电给马汉三询问。马汉三撒谎说：“为安全计，宝剑仍留在孙殿英处，容日后再做计议。”
1940年年初，马汉三以商人的身份到张家口一带活动时，被当地日谍机关逮捕后暗中投敌。宝剑先后落入日本大特务田中隆吉与女间谍川岛芳子手中。
马汉三被田中释放后，几年中在军统内步步高升。尽管如此，私自藏留宝剑的阴影始终笼罩在脑海中，成了他的“心病”。他经过多方打听，了解到宝剑落到了川岛芳子手上。抗战胜利后，马汉三通过活动，被戴笠任命为军统北平办事处主任。马汉三到北平后，第一件事就是将川岛芳子逮捕，在川岛芳子住宅的地窖中找到了宝剑。
几年后，戴笠到北平检查肃奸工作。在提审川岛芳子时，他意外地得悉了九龙宝剑的下落和马汉三投日之事，多年来萦绕在戴笠脑海里的疑问终于有了答案。
戴笠从马汉三手中索回九龙宝剑后，并没有一句责备马汉三的话。相反，戴笠还故意留下一封信，让他转交文强，以示对马汉三的信任，以稳住马汉三。自交出宝剑后，马汉三感到，与其坐以待毙，不如铤而走险，向这个无人能敌的头号杀手挑战。
1946年3月16日，戴笠由北平去天津，随即转飞青岛。马汉三找来心腹死党刘玉珠，命他先期赶到青岛，设法在戴笠的专机上安置定时炸弹，制造空难事故。
第二天，戴笠决定上午11时飞往上海。刘玉珠获悉戴笠登机的时间后，立即驱车来到机场，向警卫戴笠专机的军统特务提出要登机检查安全。由于刘玉珠有华北督导员的身份，警卫没有怀疑。刘玉珠登上专机后，将一颗高爆定时炸弹放入一个木箱之中，并将引爆时针拨到飞机飞临上海上空时爆炸，以造成飞机降落时失事的假象。
21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首先刊登了戴笠专机失事的新闻。戴笠的死因，就此成为定论。一件弥天大案就此掩盖了过去。
戴笠专机失事后的第四天，军统总务处长沈醉赶到失事现场，从当地百姓手中追回了两件宝物，一件是一只一尺多高的宋代羊脂玉白九龙杯，一件就是戴笠从马汉三手中讨回的九龙宝剑。
负责办理此案的保密局司法处长李希成从清理戴笠的遗产和飞机失事的遗物入手，一步一步追查，终于弄清了马汉三藏留宝剑、投敌叛变并暗杀戴笠的全部事实真相。毛人凤认为将此结果公布出来对国民党及军统局本身的形象不利，于是决定不公布马汉三案真相。1948年9月27日，马汉三、刘玉珠被秘密处决。就这样，戴笠死亡的真相就被掩盖了起来。
蒋介石跟戴笠的关系，是很有意思的。蒋介石非常倚重戴笠，甚至很怕戴笠。这其实非常容易理解。特务，不过是抓人隐私以控制人，戴笠就是这么一个帮助蒋介石控制人的人。他做得很成功，很有一手，蒋介石当然倚重他。他太成功了，抓了太多的隐私，包括蒋在内的四大家族的隐私，他都抓得清清楚楚。蒋介石当然怕他。所以，戴笠不得不死。
这时，民间流传出一首与戴笠之死有关的打油诗，有人推断这是一处巧合，是天意：三五三十七，骑鹤去辽西。不怕南来一只虎，就怕北来一支机。
这首诗诗出有因：戴笠在北平会上遇见多年不见的老同学李某，李某幼时曾受异人传授，精于看解手相，并且非常灵验。那天他给戴笠看了手相，嘱咐戴笠要多加小心，戴笠不以为然。后来戴笠死亡后，李某曾惊呼太灵验，为戴笠之死可惜。“三五三十七”，意思是民国35年的3月17日那天要出大事，叫大祸临头。若在家中不出门，就躲过了灾难，这天正好是1946年3月17日。“骑鹤去辽西”，是人死后驾鹤飞往无边的西方。这里的辽西，不是辽宁。
后二句说明戴笠乘飞机而死，戴（岱山之岱）落笠（泥）沟，是戴笠人生注定的归宿之所，上天早有安排，在劫难逃。
国民党元老张群，素知章士钊先生与杜月笙交谊不浅，与戴笠也有很多交往；戴笠死后，他极力推荐章士钊主笔。在众人一致附和下，章士钊先生自知已不好推辞，稍加思索后，一挥而就：生为国家，死为国家，平生具侠义风，功罪盖棺犹未定。誉满天下，谤满天下，乱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后人评。
章士钊寥寥数十字，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戴笠一生的特点。
蒋介石亲临重庆“四一”军统纪念大会，与参加会议的特务一同悼念戴笠；6月在南京亲自为戴笠的葬礼主祭，蒋介石在挽联上写着“雄才冠群英山河澄清仗汝绩，苛祸从天降风云变幻痛予心”；8月，蒋介石亲自到了戴笠摔死的地方，并在山脚一座不大的庙中，对军统大特务们训话。他要给戴笠找一块风水宝地，所以戴笠的大柩，一直未安葬，停在灵谷寺。而毛人凤深知蒋介石专程研究过各种术数，卜卦算命看风水，样样精通。半个月后，蒋介石来到南京。此回，蒋委员一身短衣，一顶草帽，还戴了一副浅色墨镜。在一干大特务的尾随之下，他拄着手杖一直走到灵谷寺后山的山顶之上，左看看右看看。跟随之人，谁也不知他在玩什么玄虚，无一人吭声，默默跟着。最后，蒋介石站在一水塘边，对毛人凤说：“这是一块好地，风水不错，模样又好，前后左右，都有讲究，非常吉利。不过，一定要注意，安葬时务须取子午向。”
沈醉后来说：“听来他对这些很内行的样子，这位经常做礼拜，手不离圣经的虔诚基督教徒，原来是一个迷信风水的阴阳家。蒋介石选择好地点，定好方向之后，又叫毛人凤找人看什么时候下葬最适宜，才擦着满头汗珠钻进汽车。毛人凤和许多军统特务，看到他对戴笠这样爱护，莫不为之感动。主仆之间的关系，由这点也可看出很不寻常。”
蒋介石曾对人说，戴笠“生也为国家，死也为国家”。为此，蒋介石多次示意时任教育部部长陈立夫，要发动一些文化、教育、法律界的名人，写几副挽联来悼死抚生，以提高戴笠的身份。为此，陈立夫利用一些名流聚会，向大家提出了给戴笠送挽联的事。在场的名流们虽然感到钦命不敢违，但想到戴笠其人的一生，如何能歌功颂德？假使照实写来，岂不有违蒋介石的初衷，很有可能引火烧身、自找麻烦。想来想去，一个个相互推诿。
总而言之，这起发生在南京上空的神秘坠机事件，是失事还是谋杀，到现在为止仍然是一桩未解的悬案，至今依然没有准确的答案。
第二章 韩复榘：荒唐将军人胆寒
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内忧外患，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在这场明争暗斗中，有一位颇具“盛名”的“飞腿”将军韩复榘，统治了山东省达七年之久，期间轶事百出，笑料不断。山东人民戏称其为“韩青天”。这位“韩青天”于1938年1月24日晚在蒋介石国民政府的“军法执行总监部”被枪杀。
韩复榘所犯何罪，要被蒋国民政府枪决？“韩青天”一词何来？这位“飞腿”将军又是如何骁勇善战？
韩复榘原是大军阀冯玉祥手下的干将。他非常有趣，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也有过人之处。他最初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入伍，投入到冯玉祥门下，因为胆识过人、纵横驰骋，很快成为冯玉祥的一员得力干将。
随着冯玉祥势力不断强大，韩复榘的职位也不断上升。到了1920年，韩复榘已当上了旅长。到蒋介石与冯玉祥合作北伐时，韩复榘已成为冯玉祥辖下的第二集团军第三方面军总指挥，与此同时，还被任命为冯玉祥势力范围中的河南省省主席。
可是，在后来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冲突中，握有重兵的韩复榘被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拉拢，导致冯玉祥不战而败。
冯玉祥与蒋介石的冲突因何而起？韩复榘又为何叛冯投蒋？
冯玉祥原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部下。1920年7月，直皖战争爆发，直系与奉系结盟，未及半月，皖系就败下阵来，直系的曹锟、吴佩孚成了北京政府的新主人。冯玉祥在第一次直奉战争中曾为直系立过很大功劳，但自古以来功高盖主都是宾主相处的大忌，冯玉祥也没能躲过吴佩孚的防范。战后，冯玉祥就受到了吴佩孚的排挤，冯管辖豫地区不到半年，就被调任为徒有虚名的陆军检阅使，率第十一师移驻北京南苑。这时候，冯玉祥已有反吴之心。
另外，冯玉祥也确实是一位爱国将领。直系脱下“爱国”、“进步”的伪装，镇压工人运动，制造“二七”惨案，打着“恢复法统”的旗号，恢复国会，逼徐世昌下台，迎黎元洪复任大总统，继之又对黎元洪“逼宫夺印”，高价收买国会议员，通过贿选让曹锟当上了大总统，种种令举国哗然、民心动摇的行为让他对吴佩孚失去了信心。
与此同时，孙中山又对冯玉祥进行了争取工作。孙中山先生曾数次致书于冯，并赠所著《三民主义》、《建国大纲》等书，使冯玉祥深受教益，逐渐成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冯驻兵西北时，也有感于国内战祸频起，荼毒民众，其间他曾取道蒙古赴苏联考察，并于赴苏途中加入中国国民党。
因此，冯玉祥的军队已经是属于国民革命军，而非军阀军。蒋介石向来不容手下拥兵自重，况且冯玉祥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因而，冯玉祥与蒋介石因军队编遣问题而起冲突，矛盾愈演愈烈，达到不可调和的地步。冯玉祥在这个时候集中兵力，令部下通电讨蒋。此时，蒋介石获悉冯玉祥麾下的韩复榘、石友三两人对冯玉祥心存不满，意识到这是拉拢二人的大好良机。
原来，冯玉祥一向治军很严，据说是“亲起来如父母，怒起来也如父母”，对于犯了错误的部下毫不留情，处罚严厉，像韩复榘这样的高级将领也不例外。有一次，众人正商讨着向西运动军队的事情时，韩复榘表示反对，结果冯玉祥当着众多将官的面猛打了韩复榘一个耳光，并责令他跪着思过。韩复榘怎么说也是方面军的领袖，算得上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而且本来就性格粗俗，面子上挂不住，便心生恨意，对冯玉祥日渐不满。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后，便乘机派人收买韩复榘、石友三二人，送给他们二人军费各100万元，并向韩复榘许诺让他的主席职务不变，同时在以后的每个月将给他们二人军费60万元。
韩复榘虽然没怎么受过教育，但也是个有算计的人，一切都以自己的利益为核心。蒋介石提出的建议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不战而获，何乐而不为？况且他对冯玉祥早已不满，便接受了蒋介石的条件，投向蒋介石一方。一时间，原来属于冯玉祥部下的讨伐蒋介石的主力军变成了蒋介石的生力军。冯玉祥被逼无奈，只好通电下野，未战先败。
后来，在阎锡山与冯玉祥联合反蒋之时，蒋介石为了瓦解冯玉祥的势力，不得已给了韩复榘山东省的地盘，但蒋介石对韩复榘一直心存芥蒂。蒋介石曾任黄埔军校校长，讲究军人传统风范，内心其实是瞧不起韩复榘这类人的，更不愿对其委以重任，只好静待时机将韩复榘的势力慢慢瓦解掉。而韩复榘也深知蒋介石老谋深算，不讲“江湖道义”，终有一天会算计到自己的头上，于是便坐拥山东，不断扩充实力，以求伺机而动。这两个人起冲突是迟早的事。
韩复榘虽然才疏学浅，却爱在大庭广众之下显露自己的“才华”。20世纪30年代初，他当上山东省省主席后，上任伊始便带领着一帮同僚和各报社记者到济南府趵突泉参观游览。有人请韩“主席”吟诗助兴，以作观感。在一阵热烈掌声和催促下，他终于上阵了。思索了很久，他吟道“趵突泉……”，然后却是长时间的沉默。正在着急之时，韩复榘灵机一动吐出了下句：“泉趵突……”然后他又继续思索与沉默，一直盯着池中向上冒着的涌泉，憋了半天，终于一边摇着头一边吟道：“三根管子一边儿粗。”诗作到这里，他实在无词可挖，干脆就来一句：“咕嘟！咕嘟！”。这件事一直被传作笑料。
像这样的“诗作”，韩复榘还作了挺多首，比如：咏闪电忽然天空一火燫，可能神仙要抽烟。如果不是要抽烟，为何又是一火燫。咏泰山远看泰山黑乎乎，上头细来下头粗。有朝一日倒过来，下头细来上头粗。大明湖大明湖明湖大，大明湖里有荷花，荷花上面有蛤蟆，一戳一蹦跶。
韩复榘虽然是个军阀，但经常以孙中山先生的学生自居，还喜欢在大学演讲，有许多让人哭笑不得的演讲词至今还广为流传，如：你们知道什么三民主义！老子当年跟随孙中山先生的时候，你们还在吃奶！现在只有老子才懂得真正的三民主义！为什么叫三民主义？一民主义是不行的，只有一个，太自私自利了，二民主义呢，你们想想，你们老爸老妈两个人吵架能吵出高低吗？四民主义人又太多了！
韩复榘还有一篇“著名”的大学演讲奇文：诸位、各位、在齐位：今天是什么天气，今天就是演讲的天气。来宾十分茂盛，敝人也实在感冒。今天来的人不少咧，看样子大体有8/5啦，来到的不说，没来的把手举起来！很好，都来了！今天兄弟召集大家来训一训，兄弟有说得不对的，大家应该相互原谅。你们是文化人，都是大学生、中学生、留洋生。你们这些乌合之众是科学科出来的，化学化了出来的，都懂得七八国英文，兄弟我是大老粗，连中国的英文都不懂。你们大家都是笔杆子里爬出来的，我是炮筒子里钻出来的。今天来这里讲话，真使我蓬荜生辉，感恩戴德。其实，我没有资格给你们讲话，讲起来嘛，就像对牛弹琴，也可以说是鹤立鸡群了。今天，不准备多讲，先讲三个纲目。蒋委员长的新生活运动，兄弟我举双手赞成。就一条，行人靠右走，着实不妥。大家想想，行人都靠右走，那左边留给谁呢？还有件事，兄弟我想不通。外国人在北京东交民巷都建立了大使馆，就缺我们中国的。我们中国为什么不在那儿建个大使馆呢？说来说去，中国人真是太软弱了。第三个纲目，学生篮球赛，肯定是学校总务长贪污了，不然学校为什么会那么穷酸？十来个人穿着裤衩抢一个球，像什么样？多不雅观。明天到我公馆领笔钱，多买几个球，一人发一个，省得再你争我抢的。今天这里没有外人，也没有坏人，所以我想告诉大家三个机密：第一个机密暂时不能告诉大家，第二个机密的内容跟第一个机密一个样，第三个机密前面两点已经讲了，今天的演讲就到这里，谢谢诸位。
韩复榘有一个鼎鼎大名的外号“韩青天”，因为他经常坐在省政府大堂上审判盗窃犯、毒犯、赌徒等各种刑事案件，还走访山东大地，“扬善除恶”。但是，他的“德政”却令老百姓闻风丧胆。因为他审案并不根据法律，全凭个人喜怒，任意妄为。
据说，他审案时，两旁站立着执法队、军法官等，他点名让犯人站在堂口，定睛看一两分钟，给犯人相面、观气色，自己不多开口说话。如果他将右手向下一掳，再把手向右边一伸摆，执法士兵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右边站着，用准备好的行刑汽车拉去枪毙。如果他右手向上一掳，再把手向左边伸摆，执法队就把这个犯人拉到左边站着，这是被认为无罪准备释放的。不管有多少犯人，他都这样相面、观气色、掳手示意完事。
他还常常出外巡视各地，美其名曰“视察民间疾苦”，其实几乎算是到处滥杀一阵、草菅人命。有一次，“韩青天”到了临沂县，又照例升堂查案，那天审讯的是一件两姓相互仇杀的案子。
有唐姓一家在1925年被王姓杀死六口之多。1930年唐姓一家复仇，把王姓一家杀掉七口人。1935年秋天，韩复榘巡视到那里。当时闻知临沂的这起仇杀事件时，他大为震怒，立即下令传来王、唐两家人审问。他只是简单地问了姓唐的全家现在还有多少人？唐姓有人回答说：“家有十一口人，老的已84岁，小的才12岁。”韩复榘竟毫不思索地说道：“把唐姓全家十一口人全部抓起来，一律枪毙！”当时临沂县长小心翼翼地提醒韩复榘：“王姓也杀了人。”可他却说：“民国十四年我没有来山东做主席，当时的事我不管；民国十九年我做了山东省省主席，唐姓敢于乱杀人，那不成！你不要多说话！”吓得县长再不敢声响了。当时顾问张联升在旁劝说：“请主席把84岁的老头子放了吧。”韩复榘却表示：“留着他也会哭死的，还是一齐杀掉了好。”于是唐姓一家老小11口人，就这样全被杀光，荒唐至极。
不过，虽说“韩青天”任性荒唐，他为官治政却有他自己的诀窍。据说，在韩复榘统治期间，军械库要发装备或军饷的时候，必须要有韩复榘本人盖了章的单据。韩复榘的副官见韩复榘不识字，而且每天军械库的出入单据众多，有机可乘。于是，他就自己悄悄地写了张单据，再伪造了一个与韩复榘的印章一样的大印，盖在单据上面，然后将假印销毁，再拿这张单据去军械库领出一批装备，偷偷卖了中饱私囊。过后不久，韩复榘来到军械库检查，他将所有的单据全部拿过来，一张一张地看过，突然，他举起一张单据说：“这张不对，有问题，有人竟敢伪造我的印章！”
副官见韩复榘手里拿的正是他伪造的那一张，吓得魂飞魄散，但又故作镇静说道：“韩主席，这明明是你盖了章的，是不是时间久了，你自己也想不起来了？”“不对，”韩复榘摇头道，“这一张是假的，我知道。”“可是韩主席，你怎么能够肯定这一张是假的呢？”“是没有区别，”韩复榘接着说道，“可是我的印章有记号，我认得，这张上没有记号，所以肯定是假的。”
副官心想，我刻的印和你的一模一样啊，怎么就没有看到你说的记号呢？他只好再问韩复榘这个问题。韩复榘把单据高举起来，用手指着上面的印章说道：“你看清楚了，在我的印章上，有一根针，所以凡是我盖的章，纸上都有一个小洞。这张纸上的印没有小洞，所以我就知道是假的。”副官一下子傻了眼。
如果不是有着过人之处，韩复榘也不可能在乱世中坐稳整整七年的山东省省主席。他也是一个狠角色，关于他的狠，可以从他诱杀张宗昌的事情上看出端倪。
老军阀张宗昌算是山东土匪一类人，辛亥革命时妄学“民主共和”，后来跑到关外投靠张作霖，跟韩复榘一样，也是大字不识几个，就有一个真本事——枪法绝妙，据说有百步穿杨之功。张宗昌经常打胜仗，从东北打进关内，打到河北，再从河北打到山东。他打下山东时，山东各地旧土匪很高兴，觉得他们的“老兄弟”又回来了，于是弃甲投奔的人不计其数。张宗昌于是收编了好几个团，声势壮大。张宗昌这个人风流成性，艳闻不断，还喜欢作诗，简直跟韩复榘如出一辙。
比如《笑刘邦》一首：听说项羽力拔山，吓得刘邦就要窜。不是俺家小张良，奶奶早已回沛县。
又如《大风歌》一首：大炮开兮轰他娘， 威加海内兮回家乡。数英雄兮张宗昌， 安得巨鲸兮吞扶桑。
蒋介石北伐出兵山东的时候，张宗昌躲到北京去了。韩复榘就是在张宗昌居住在北京的时候，听到有人说张宗昌想夺取他的山东霸主之位，又惊又恨，计划摆平张宗昌的。当下，韩复榘便想出好计策，派人去北平请张宗昌来济南，美其名曰“共商大计”。
张宗昌听闻韩复榘要请他回山东主持大局，颇有老骥伏枥之志，豪爽应邀。下了火车，张宗昌没有见到昔日兄弟前来迎接，倒是看见韩复榘带大批人马笑脸相迎。韩复榘身边有下属急欲动手，被韩复榘阻止。
其实韩复榘知道自己在山东立足未稳，担心如果明目张胆除掉张宗昌，张宗昌的旧属有可能会和山东境内的土匪里应外合，发生战祸，所以只好耐心寻找时机下手。
张宗昌在山东尽兴了两天后，韩复榘送他回北平。但是，韩复榘口托事忙，没有远送，在半路就折道回府了。张宗昌自行到了济南火车站，因为多年厮杀战场，经验丰富，他一进火车站就觉得气氛不对。只一瞬间，黑暗中跃出一个影子，举枪射来。枪林弹雨中，张宗昌狂奔过去，虽然躲过不少子弹，终究无力回天，被枪杀于火车站内。
事后韩复榘为了掩饰自己的罪行，想破了脑子，最后终于想出了老百姓爱看艳闻的点子，给张宗昌的死扣了一顶风流情杀的帽子，不了了之。
韩复榘的狠还表现在“抗日”上。他任山东省政府主席后，日本人想在胶济铁路边上开采矿产，日本驻济领事馆的花谷便给韩复榘一道请柬，请韩复榘赴宴，“共商大事”。大家都劝他不要去。韩复榘小眼一瞪说：“不行，那不叫小日本看扁了？”
就这样，韩复榘大大咧咧地去了领事馆。宴会上，几个花枝招展的日本娘儿们左一杯、右一杯地劝酒，韩复榘来者不拒，左拥右抱、喝酒调笑毫不在乎，一会儿就醉眼蒙眬。花谷见时机成熟，赶忙拿出采矿合同要他签字。韩复榘正拿着合同假意敷衍，韩复榘的副官猛然跑进来，气喘吁吁地说：“报告主席，南京急电，让您赶快回去。”说完便架着韩复榘跑回了主席府。花谷气得顿足大骂。而主席府里呢，韩复榘笑嘻嘻地喝着茶，恶狠狠地说：“姥姥的，对小日本不能软！”
这件事过后，日本吞并山东的念头并没有就此消除，过了几天，他们又给韩复榘一道请柬。大家仍然是齐声劝阻，可韩复榘大嘴一咧说道：“没事，这回照旧吃定他。”韩复榘带着荷枪实弹的卫队，全副武装去了领事馆。花谷看到韩复榘如此阵势，勃然大怒，又不能不强压住心中的火气，曲意奉承，照旧好酒好菜款待。不一会儿，韩复榘又酩酊大醉了。花谷马上附着韩复榘的耳朵说：“韩主席是文韬武略的当世豪杰，又何必依附在蒋介石的手下呢？我看不如搞个山东自治，我们华北自治政府就要成立了，到时候请您担任政府首脑，您看如何？”韩复榘腾地一下站起来，把酒杯“砰”地一摔，喊到：“什么自治？姥姥的，让老子当汉奸？没门儿！”花谷一声冷笑：“韩主席，这回恐怕由不得你了，哼哼！”然后一挥手，领事馆警卫队立即持枪挡住韩复榘的去路。韩复榘拍着胸脯，哈哈大笑道：“这是老子的地盘，不是华北，不是东北，更不是你们小日本。姥姥的，谁惹老子上火，别怪我不客气！”花谷脸色铁青，正要发作，日本门卫忽然跑进来，惊慌失措地说：“报……报告，不……不好了，中国炮队包围了领事馆……”花谷大吃一惊，跑到楼上向外一看，领事馆外马路上排了一溜大炮，黑洞洞的炮口正对着领事馆。尖啸的哨子声、装炮弹声让人心颤胆寒，他赶忙跌跌撞撞地跑下楼求饶：“不要，韩……韩主席不要，我……小人……喝多了，求您千万不要让人开炮……”韩复榘大手一挥说道：“告诉你，我姓韩的不吃你那一套，姥姥的。”然后便拂袖而去，大有英雄架势。
然而，当日本军队进攻山东、越过黄河时，韩复榘就变成了“飞腿”将军——以最飞快的速度撤退，不再抗日了，致使山东失守，国土沦陷，这正是蒋介石得以将韩复榘除之而后快的借口。
蒋介石和韩复榘的矛盾由来已久，两人之间根本没有信任可言。早年蒋介石派将领刘珍年驻扎烟台，目的是要寻找机会分化瓦解韩复榘的部属。韩复榘获悉此事后怒不可遏，调部下五万人向刘珍年发动进攻，先后攻下平度、掖县等地。蒋介石闻讯大惊，立即电令黄杰等军队于徐州集中，准备帮助刘珍年攻打韩复榘。韩复榘毫不退让，又集中兵力十余万，发誓抵抗到底。一场大战一触即发。后来，先是祖籍山东的国民党元老丁淮汾接到家乡纷至沓来的电讯，惊恐不安地致电蒋介石，提议和平解决事端；再是上海青帮巨头张仁奎从中调解，大战才得以平息。
还有一次，因为山东省党务整理委员会主任张苇村经常收集韩复榘各方面的情报向蒋介石汇报，被韩复榘得知。韩复榘派人将张苇村暗杀于济南进德会游乐场，并嫁祸给省党部副书记，将其投入死牢。蒋介石得知实情以后，屡次电催韩得榘将该书记提解到南京审问，被韩复榘一味地借故拖延，使该案不了了之。
最使蒋介石齿冷心寒的事是，西安事变时，韩复榘兴高采烈地希望蒋介石就地伏法。1937年12月21日，韩复榘发出“马电”，第一个提倡各省自治，这对当时的蒋介石来说不啻于五雷轰顶的打击。蒋介石回南京后，表面上对“马电”置之不理，其实已经下定除掉韩复榘的决心。
日军在上海发动“八一三”事变后，韩复榘被委任为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负责山东地区的对日作战，并肩负防守黄河的重任。韩复榘原本就因蒋介石仅将自己任命为副司令长官而气愤，所幸第五战区正司令长李宗仁与韩复榘的关系还不错。
10月份，日军侵入山东。蒋介石命令韩复榘调拨两个师归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指挥。起初，冯玉祥因为韩复榘军队的支持，战况颇为得手。但是，当韩复榘的部下展玉堂率领第八十一师在冯玉祥的指挥下，自禹城反击日军，连克德州、桑园等地，正要乘胜追击时，却接到韩复榘的电令，要求他们停止进攻，在十小时内撤回禹城。韩复榘的命令使所有的官兵都莫名其妙。
原来，韩复榘在接受了守黄河的任务后，要求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配发三十门重炮给他，安置在黄河南岸以抵挡日军。李宗仁满口答应，然而蒋介石得知后竟将已经到位的重炮旅调走了。这重炮旅是韩复榘以阻挡日军越渡黄河为理由，好不容易才争来的，却偏偏在日军获得大批增援，正要越渡黄河之时，被蒋介石调走。
李宗仁知道蒋介石这一举动必将惹恼韩复榘，只好委婉地对韩得榘解释：“向方（韩复榘的字）兄，我正打算向你通报，委座急令暂调该旅以解蚌埠燃眉之急，不日当仍归向方兄指挥。”韩复榘不理这一套，大吼道：“你告诉老蒋，没有大炮，我挡不住日军渡河！”
其实蒋介石这么做自然是想消耗韩复榘的兵力，让韩军与日军两败俱伤。对于这一点，韩复榘也心知肚明。可韩复榘一直信守的规则就是：兵在，他在；兵不在，他也就得任人宰割了。于是，为了保全自己的实力，韩复榘在民族危难的当口，不顾老百姓的死活，急退去了。
1937年12月20日夜，日军在门台子强渡黄河，韩复榘部下谷良民的22师师长急忙通电报告韩复榘：“日军千余人已渡过黄河，我守军正与日军激战。”韩复榘立即下令：“日军过了黄河，我们没有大炮是挡不住的，你先撤退到周村好了。”
韩复榘一面命令所属各军向泰安、兖州方向相继撤退，一面赶到蒋介石派驻济南的总参议蒋伯诚住处，通报道：“日军已过了黄河，我军没有重炮，难以固守。我已决定放弃济南，待中央增援，再行反攻。”蒋伯诚大惊失色，连连发问：“这怎么可以？这怎么可以？没有委座的命令，你怎么可以擅自撤兵？”韩复榘不耐烦地说道：“我已将命令下达各部，你不走，我先走了。济南已命令孙桐萱率部留守。”
韩复榘离开后，蒋伯诚立即打电报告诉蒋介石。蒋介石以十万火急的电报通令韩复榘不得无令撤退，并令韩复榘死守济南，可此时韩复榘已经退到了泰安。蒋介石于是又命令他必须固守泰安，可韩复榘却对蒋介石的紧急军令置若罔闻，继续撤退，退到了兖州，继而退到济宁，最后退到曹县，才停了下来，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飞腿将军”。随着韩复榘的逃跑，日军没有遇到什么抵抗就把山东侵占了。
蒋介石闻讯后大为震怒，但他也为终于找到可以除掉韩复榘的借口而暗自欣喜。
接下来，蒋介石便布置了天罗地网，要将韩复榘生擒。蒋介石设计先让韩复榘去徐州参加由战区司令李宗仁召开的军事会议，再设法把韩复榘引到河南来。韩复榘的确不是蒋介石的对手。韩复榘千防万算，还是逃不过蒋介石的算计。
1938年1月7日，李宗仁通知韩复榘赴徐州参加军事会议。韩复榘心想自己是战区副司令，参加军事会议理所当然，况且自己素日与李宗仁关系不错，就毫无顾虑地去了。他哪里料得到，这是蒋介石设计捕杀他的第一步。
徐州军事会议在8日进行。会议期间，李宗仁忽然接到蒋介石电令，令包括李宗仁、韩复榘等在内的45名将领到河南开封参加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韩复榘满腹狐疑，问李宗仁道：“徐州会议不是委座钦定的吗？怎么屁股还没坐热，又要移到开封去？”此时李宗仁也不明白蒋介石的真正用意，苦笑道：“想必是日军渡过黄河，委座欲制定对日作战的最新部署吧。”
韩复榘听罢，心中疑云未散。他担心蒋介石出尔反尔，算计自己。可是他仔细想想，像这种重大的军事会议，还没有开过捕杀高级将领的先例；况且有他的心腹爱将和一营手枪队保护自己，蒋介石也不容易得手；加之他担心，如果不去的话，他人会耻笑自己胆小如鼠。于是，思索再三，他便决定次日同李宗仁、孙桐萱等一同前往开封。殊不知，此时的他，已经将一只脚迈进了蒋介石为他设置的死亡圈套里。
1月11日，高级将领机密军事会议在河南省政府会议大厅举行，会议安排在夜晚举行。之所以安排在夜晚开会，预先通知的理由说是为了避免日本飞机的骚扰。到了开会的时候，韩复榘与孙桐萱同车而往，韩复榘的一营卫队留在城外的装甲车上。到了河南省政府门口，他们就看见在一盏雪亮的电灯下贴着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参加会议的将领请在此下车。
门前十分忙碌，有军警宪兵在指挥车辆，把各色军车、轿车引到旁边的空地上。
韩复榘当时坐在车内，心中疑虑大增，但看到将领们纷纷下车，便和孙桐萱一起下了车向里边走。看着其他将领说说笑笑，他不免在心中嘲笑自己：“真他娘的邪了门儿了，我韩某人什么时候这么胆小如鼠了！”
到了第二道门口，左旁屋门上贴着“随员接待处”，韩复榘带去的三个卫士、孙桐萱带去的一个卫兵都被留在接待处。不远处又是“副官处”，门侧贴有一张通知，上面写着：奉委座谕：今晚高级军事会议，为慎重起见，所有到会将领，不可携带武器进入会议厅，应将随身自卫武器，暂交副官长保管，给予临时的收据，待会议完毕后凭收据取回。
韩复榘又一阵起疑，心里暗想：“娘的，这又是玩什么花样儿。”他掏出香烟，趁吸烟之际暗暗观察他人。几位熟悉的同僚三三两两地走过来，边与他打招呼，边掏出手枪交与副官处。韩复榘观察了一会儿，或者是不疑有他，或者是没有退路，只得走上前去，将佩戴在腰部右侧的手枪掏出来放到桌上，等着拿回收据。可是左等右等，桌后的副官只是冲着他笑，没有要开出收据的意思。韩复榘恼了，双眼瞪道：“笑什么，我脸上有花啊！收据呢？”副官并不恼，笑吟吟地看着他，说：“韩主席，通知您可看清楚了，那可是委座的手谕呀。”韩复榘扫视了一眼通知，恶狠狠地盯着副官的脸，压着恼意说：“不看得清楚，我会把手枪交给你龟儿子？”副官虽然挨了骂，却显得颇有涵养，小心翼翼地提示道：“韩主席，您一直随身佩带两支手枪，这已经不是秘密了。您看……”韩复榘气得脸色铁青，只好把腰间左侧的另一支手枪掏出，狠狠拍在桌上，引得其他几位将领探头观望，窃窃私语。火冒三丈的韩复榘连收据都不要了，一边大步跨出屋门一边吼道：“这两支手枪可是我的宝贝疙瘩，出了差错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
韩复榘正大步流星地走着，有个人在他身侧轻拍了一下，他扭头一看，原来是河南省省主席刘峙。刘峙笑问：“韩主席，你这一身威风，是去开会，还是去战场？”韩复榘怒火未消，粗鲁地说：“他娘的，这个鬼年月，人走背运，喝口凉水都塞牙，放个响屁都打晃儿，连一个小小的副官，都敢跟我叫板！”刘峙笑着劝道：“算啦算啦，跟一个小副官较什么真儿？”两人就一路说着走进会议厅。
与会高级将领们正交头接耳、叽叽喳喳地说着闲话，蒋介石一身戎装出现在大厅门口，大厅内立即寂然无声。蒋介石脸色阴沉，扫视了众将领一眼，挺直上身，不失威严地在上首坐下，便开始抑扬顿挫道：“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个重大的责任应该说是我们每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阵地，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影响巨大。”——他故意作了一个停顿，将领们都将疑虑、责备的目光投向韩复榘——“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有人负担！”
韩复榘料不到蒋介石没有任何开场白，直接将矛头指向自己。他心里直发麻，但他没有流露丝毫。因为他不允许自己在其他同僚面前显示出一丝懦弱。韩复榘倒吸一口气，板着面孔，瞪着双眼，迎上蒋介石投来的阴冷的目光。两人无语地对视了片刻，蒋介石的语气突然变得凌厉逼人，逼问道：“请问韩主席，你不发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再向后方撤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应当由谁负？”
这一骇人心魄的当头喝问，又让韩复榘心头一惊。韩复榘本来想，自己放弃山东，蒋介石怎么暴跳如雷地拍桌子咒骂都是情理之中的，但蒋介石应该会私自对他进行斥问，这样一来，不管是不是会遇到军法相逼，他都还有回旋的余地。岂料蒋介石竟当着众多高级将领的面怒斥自己，让他下不来台。韩复榘称霸山东一方已经很久了，俨然已是山东的土皇帝，以傲慢名闻四方，哪里受得了这种欺辱。当下，他的暴戾脾性大发，“唰”地站起来，嚷道：“如果说山东的丢失是我韩某人的责任，那南京的责任该由谁来负？”
蒋介石料不到韩复榘居然敢当面顶撞，立刻脸色铁青，两腮青筋暴起，厉声喝道：“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
韩复榘破罐子破摔，大声叫道：“不错，黄河天险应该由我固守。可是，在我22师正同日军于门台子黄河渡口激战之时，有人竟不顾我军官兵死活，不念黄河天险安危，将五战区调归我用的一旅重炮撤走。这笔账我找谁算？日军火力极猛，没有大炮，我靠什么固守？”
蒋介石恼怒至极，猛一拍桌子，将桌面上的一杯热茶溅到桌上，厉声怒喝：“本次会议，讨论全国抗战的大局问题，不要乱扯什么大炮！”韩复榘正想反驳，坐在旁边的刘峙拉住他的手小声劝道：“向方兄，委座正在气头上，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边说边拉着韩复榘从会议厅边门走了出去。
院子里一片寂静，韩复榘余怒未消，呼哧呼哧喘着大气，骂骂咧咧地说：“他娘的，把一国之都交给日本人不追究什么责任，却拿我韩某人开刀，这不是借抗日之由剪除异己的小人之计又是什么？”刘峙没有说话，只是亲切地握着韩复榘的手，走到一辆小车旁，随手拉开车门，说：“坐上吧，这是我的车子。”
韩复榘躬身坐进小车，正等着刘峙坐进来，刘峙却说：“我还要参加会议去，恕不奉陪。”“啪”的一声，刘峙关上了车门，转身往会议室走去。韩复榘见小车里坐着两个人，以为是刘峙的随从副官，便掏出烟，闷闷地吸起来。忽然有两人一左一右紧紧地钳制住了自己。韩复榘大为震惊，问道：“什么人？你们想干什么？”左侧的人开口说：“对不起韩主席，我们是奉命行事。”右侧的人按亮手电筒，照着一张纸说：“这是逮捕令。”韩复榘看罢，右侧人将手电关掉，车内顿时一片黑暗。“开车。”左侧的人说。车子疾驰而出，韩复榘这才如梦初醒。
韩复榘看到街道两旁布满了哨兵，又看看身边紧紧挟持自己的军统特务，心中已明白了八九分。
小车飞快地驶往开封火车站，车到达后，那两名军统特务把韩复榘夹在中间，韩复榘被送上一列鸣笛待发的列车，安置在车厢一角。外面传来嘈杂的谈话声音，声音慢慢靠近。韩复榘看到是军统局局长戴笠和军统人事处处长龚仙舫，双双走近自己。“韩主席，实在对不起，雨农（戴笠的字）实在不愿担当这样的苦差，还望多包涵。”戴笠堆笑道。韩复榘没心思也没兴致搭话，闭上眼睛，脸朝窗外，沉思着。戴笠向后走开几步，使了个眼色，一群军统特务立刻将韩复榘围住，将韩复榘隔在车厢一角。
火车隆隆行驶，沿途各站都不停，直奔汉口火车站。到了汉口站，站台早备有载满宪兵和特务的小汽车，自然是为“护送”韩复榘而准备的。韩被直送江边码头，再被送上停靠在江边的轮船，渡江到武昌，最后被移交给武昌“军法执行总监部”，被关押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旁边的一座二层楼上。辗转了一整天，已是1月12日深夜。
韩复榘被关押期间，既无人探视，也无人审问。韩复榘无聊至极，就找牢狱士兵闲扯。他问栅栏外的士兵：“你知道我是哪一个？”士兵立正道：“知道，您是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第三集团军总司令，山东省韩主席。”韩复榘苦笑：“你知道的还真不少，不过还不够全面。我再告诉你，我还是二级上将呢。”韩复榘又沮丧下来，“只不过，他娘的这些官衔只好留着下辈子再用喽。”他忽然急切地问士兵：“你给我算一算，我能活到哪一天？”士兵不知如何搭话，直挺挺地站着，略带同情地看着这位主席。
韩复榘忽然叫道：“你算不出来，我也算不出来。只有一个人知道这个日子。你知道他是谁吗？你知道是哪个设下圈套，诱我开会，把我关到这里来的吗？”士兵吓得发颤，小心翼翼地环顾四周，小声回答韩复榘：“这个，这个我说不上来。”韩复榘破口大骂起来：“他娘的，不是蒋光头，哪个敢对我韩某人玩这种把戏？”士兵这下吓破了胆，小声地哀求道：“韩主席，韩主席，您别再嚷嚷了，让人听见，我也要跟着倒霉！”韩复榘仰头苦笑。
韩复榘被关押了6天，到1月19日，高等军事法院才组织会审，由何应钦担任审判长，鹿钟麟、何成任审判长官，贾焕臣任军法官。1月21日正式开始审讯。法官列出了韩复榘所犯的罪状：不遵命令，擅自撤退，在山东强索民捐，侵吞公款，搜缴民枪，强迫山东人民购买鸦片等。最后法官问韩复榘：“以上罪状，你有何申辩？”韩复榘早就不抱希望，况且在逮捕令上，已经注明了韩复榘的罪状和革除他二级上将及本兼一切军政职务的事实。这个审问其实就等于宣判，只是走一个过场。韩复榘是个明白人，心如死灰，法庭上只是昂着头微笑，一句也不答复，也不请求宽恕。法官再问，他还是一言不发。众审判官也十分清楚不必多费口舌，便下令将韩复榘押下了。
韩复榘又在二层楼上安然度过了三天。1月24日晚7时左右，一名特务令士兵打开关押韩复榘的房门。进去后，特务对韩复榘说：“韩主席，何审判长请你去谈话，跟我走吧。”韩复榘本来正躺在床上看旧报纸，听特务说后，暗想“莫非事情还有转机，无论如何，先去会会何应钦再说”，就下了床，穿上鞋，披上衣服，随特务下楼。走到楼梯半腰时，他往下一看，院子里布满了持枪的宪兵和特务。韩复榘方知自己死期临头，急忙对引路的特务说：“等一下，我脚上的鞋太小，有些挤脚，我回去换双鞋再去。”他边说边急匆匆地转身上楼，这也算是求生的本能反应吧。哪知他的脚刚迈了第一步，子弹就射穿了他的头。韩复榘一回头，说了一声：“打我……”话没说完，子弹又相继飞过来。韩复榘倒在血泊之中。
一代枭雄韩复榘，就这样歪着身子躺倒在楼梯半腰，身中七枪而死。
蒋介石得知韩复榘已死的消息，又详细询问了所有细节，还假意责怪戴笠道：“你的手下人做事就是不懂规矩，我不是已经嘱咐不要打头部吗？他是二级上将，又是一省主席，怎么可以如此越矩办事？”戴笠表面上连声称是，心里则很佩服他们这位蒋委员长对韩复榘的擒拿之计。
几日后，《中央军报》称，日军渡过黄河后，韩复榘违抗军令，擅自撤退，并携大量金银仓促逃跑，被中央军追捕并截获云云。为了掩盖蒋介石设计捕杀韩复榘的阴谋，韩复榘被枪杀的真相一直未被披露。
韩复榘算得上是一介草莽枭雄，他的一生，真算颇具传奇色彩了。这样的人物，这样无法无天的脾性，已经注定了他必将提前踏上死亡路程的事实，更何况他身处在明争暗斗、杀机四伏、内忧外患的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
第三章 吴佩孚：大义猛士自清高
1939年12月4日，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伤了牙齿，离奇地结束了一生。吴佩孚死得蹊跷，当时没有人深究，后来也无人查证，至今众说纷纭。吴佩孚究竟是怎么死的？想要知道这个答案，不妨先从吴佩孚家世出身谈起。
清同治13年（1874年），吴佩孚出生于山东蓬莱县，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商人。吴佩孚的父亲依靠祖上传下来的安香杂货店，做点小买卖，但是只能维持生计。虽说家境不富，甚至清贫，但是，他并非等闲之辈，并非只关注每日盐油柴米，而是胸怀大局，颇有些国家和民族观念。当吴佩孚还未出世的时候，正值日本明治天皇登基后7年，励精图治，变法维新，跃跃欲试准备侵夺朝鲜、台湾、琉球。这一年，有台湾土著劫杀琉球难民的事件发生，日本人趁机挑衅，派兵攻打台湾。消息传出，中国老百姓极为愤慨。吴可成对日本侵我台湾这一举动极为愤恨，总希望有戚继光一样的人物出来驱倭寇保我中华。对于自己即将诞生的子嗣，他也希望能长成如戚继光一样的爱国能人。在吴佩孚出生的那一天，他的父亲吴可成做了一个梦，梦见了抗倭寇名将戚继光来到了家中，吴可成忽然醒来，这才知道是做了一个梦。这时候，接生婆来报：“老爷大喜了，夫人生了一子。”吴可成听了，想到戚继光刚入家门，恰在这时夫人生子，便料想此子不凡，非常高兴，灵感一来，第二个儿子的名字就出来了。他就赶紧宣布名字——名佩孚，字子玉。出处在哪儿？就在戚继光那儿，因为戚继光号佩玉。吴可成这样取名，是对儿子寄予了莫大希望和良好祝愿。
当吴佩孚刚刚长到6岁时，便被吴可成送到私塾就读。父亲吴可成对吴佩孚说：“只有好好读书，才能成为有大用处的人。”并对他讲了戚继光的雄才伟略。小小年纪的吴佩孚居然听得十分认真。吴可成预感到，这个孩子是个读书的料。这时候，吴可成就因病弃世而去。吴可成的去世，使吴佩孚悲痛万分。因为父亲是家中的顶梁柱，更是从读书上支持他、从处世上引导他的人。这时，吴佩孚可以说已胸怀大志了。父亲的死，无疑对他大志的实现带来较大的影响。可是，长兄吴道孚吸食鸦片，将家业折腾精光，后来干脆在城里开了一家烟店，专门出售和吸食芙蓉膏。吴佩孚后来虽然考中了秀才，却无谋生技艺，于是包揽讼词，敲诈勒索，成了无赖地痞，而且也染上了抽鸦片的恶习，成了烟馆“普通座”的座上客。
当时的蓬莱县城，鸦片烟馆鳞次栉比，到处都是，但吸食的地方却分三六九等。一等的鸦片烟馆，房屋华丽，布置精美，烟价高，而且是有身份人的标志。吴佩孚哪里可以与上等人同卧一榻，吞云吐雾呢？
可是，有一次，大约是烟瘾发作了，吴佩孚来不及走到三四等的烟馆，进了一家华丽的烟馆，朝雅座一钻，碰上当地著名的富绅翁钦生正一榻横陈，吞云吐雾。翁一见瘪三样的吴佩孚，就高声喝问他进来干什么。吴佩孚低声下气地嗫嚅道：“想和翁爷商量商量，弄几筒香香！”翁见他那副猥琐鬼祟的模样，气往上冲，喝道：“你这狗头，不看看自己是副什么嘴脸，滚出去！”
吴佩孚烟没抽着，反遭一顿凌辱，觉得“此仇不报，非丈夫也”，就用钱买通了一个乞丐，用纸包着粪汁，趁翁钦生夜间从大烟间出来，劈头盖脸地扔上去，弄得翁钦生满面粪汁，奇臭无比。
过了几天，吴佩孚恰巧与翁钦生在一个酒楼里喝酒，结果俩人都有点醉了，东一句、西一句地争吵起来，吴仗着酒力让翁饱尝了一顿老拳。这下子可算捅了马蜂窝。翁钦生是当地电讯局局长的亲戚，富甲一方，于是通过县令，派衙役拘捕吴佩孚到案。幸亏衙门里有朋友，密告于吴，于是他星夜逃往北京。
在北京，吴投靠一个亲戚，以算命占卦糊口，潦倒不堪；一天遇见一位堂兄，劝说他从军，并将吴介绍到天津聂士成那里去当兵。吴佩孚走上了一条从军的道路。
吴经人介绍到天津武卫军当管带的勤务兵，正式开始了行伍生涯。后来，他报考开平武备学堂，辍学到陆军警察队充任正目（班长），升任初等官（相当于排长），先后被授予准尉、少尉、中尉衔。1903年，他报考保定陆军速成学堂测绘科，学业一年，1904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随后被差遣去烟台芝罘日本守田利远军事谍报机构从事谍报工作，主要负责收集俄国在中国东北驻军的军事情报。这份工作月饷50大洋，除去吃喝开支和寄回家中以外还有不少积蓄，加上其他津贴，半年多时间，吴佩孚便积蓄到300元大洋。
日俄战争期间，清政府暗中协助日方作战。于是，在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任职的吴佩孚，奉命为日本人搜集俄军情报。一次，吴佩孚携带重要资料到新民屯开会，他从锦州登车前往。沿途是非俄军占领地，比较安全，快抵达新民屯时，大队俄军突然出现，截住火车搜查。有手提的情报资料为证，吴佩孚在劫难逃，他被俄军以“大间谍”之名，抓到沈阳俄军总部。俄军严加审讯，吴佩孚一口咬定，自己刚从军校毕业，正在搜集资料，私下进行日俄战争研究，并对日俄战争发表看法。俄军司令大为光火，大笔一挥，判吴死刑。将要执行之际，哈尔滨俄军情报单位又要提审吴佩孚，吴被两个俄军士兵押解，乘火车转往哈尔滨。俄军方按俄军上尉出差待遇，给吴20卢布旅费。途中，吴佩孚冷眼旁观两个俄军士兵，发现他们烟瘾极大，又非常吝惜，便灵机一动，在新台子车站，用10卢布买了一大堆香烟。他并不抽烟，也不请两个俄军士兵抽。火车途经乱石山时，因爬坡而减速，吴佩孚做手势，要上厕所。两个俄军士兵一心惦记那堆香烟，谁也不愿奉陪，挥手叫吴自己去。吴心中暗喜，从容地走过车厢，回头望去，只见两俄国兵背对着他，头顶上冒出团团烟雾，正在拿他的香烟大过烟瘾。吴走到车门口，拉开车门，看准一片草地，纵身跳下，接连几个翻滚，站起来，毫发无伤，再抬眼一看，火车已经呼啸而去。由于这一带流通俄国货币，吴佩孚用余下的10卢布，沿途买东西吃喝，安全抵达新民屯。
这次他立了功，因敢作敢为而被北洋军阀头子曹锟看上，两年后当上了管带（营长）。此后，他积极投身军阀混战并大有“斩获”，很快晋升为团、旅、师长，不几年就拥兵数十万，被封为“孚威上将军”，盘踞于洛阳，控制河北、河南、山东、湖北、湖南等省，还遥控北京的曹锟政府，成了实力最强的军阀。由于他会写诗、绘画，字也写得颇好，因此有“儒将”之誉，他也常以此自豪。
可是这位“儒将”却缺乏儒家所宣扬的“仁”道，他为了实现个人野心，不惜“龙泉剑斩血汪洋”，对其他军阀毫不手软，对芸芸众生的命运更不屑一顾。1921年与湘军打仗时，他竟下令掘开萧州的长江大堤，致使许多无辜百姓葬身鱼腹；1923年2月，京汉铁路工人举行大罢工，他残酷地镇压，制造了著名的“二七大惨案”，为自己的历史写下了最黑的一页。
他五十寿庆之时，正是权势鼎盛之日，各地的军政要人和文化名人、各国驻华使馆的武官云集洛阳，清废帝溥仪也派出其“摄政王”前来祝贺。连曾名震朝野的维新派首领、著名学者康有为也大拍马屁，献寿联云：牧野鹰扬，百岁功勋才一半；洛阳虎视，八方风雨会中州。
但是这“鹰”、“虎”的前景并不美妙。此人虽然精明、狠辣，然而因逆时代潮流而动，终于一败涂地。
1926年6月，张作霖与吴佩孚在北京会谈“合作”。为进攻已占据直隶的国民军，张作霖与吴佩孚弃嫌修好，签订反冯盟约。
之后，国民革命军大举北伐，他纠集主力扼守湖北咸宁的汀泗桥并上阵督战，亲手枪杀了几名后退的官兵，然而也抵挡不住革命洪流。两个月后，北伐军攻克武昌。可是，他不像其他下台的军阀政客那样，腰缠万贯出洋“考察”或跑到租界去寻求外国人保护，而是在国内辗转流亡。
第二年，他率卫队逃去四川，途经河南邓县构林关时，受到当地头面人物的热情款待。面对满桌酒肉，他却说：“免了吧，战火连绵，百姓不得温饱，我们还要这么多菜干什么？”只留下四个小菜，其余全叫人撤下。他定于第二天清早开拔，可是地方绅士纷纷前来求字求诗，他雅兴大发，欣然应允，撰写了多首（副）诗联。在赠给乡绅杨星如的诗中，有“天落泪时人落泪，哭声高处歌声高。世人漫道民生苦，苦害生民是尔曹”之句，流露出了悲天悯人的情怀，还不客气地谴责了地主豪绅们的罪恶，令人刮目相看。弄文舞墨的“雅兴”救了他一命。当天上午，先头部队中了悍匪索金娃的埋伏而狼狈不堪，连秘书长张煌言也被乱枪击毙了，他却因推迟出发而安然无恙。
随后，他流寓于四川的奉节、大足、达县等地，卫队、随员星散，靠依附当地军阀为活。在成都参观昭觉寺时，他特地穿上袈裟拍照，还赋诗二首。第一首是：英雄不避杀身凶，何况空门老梵宫。偏有情丝难遽断，双行血泪洒秋风。“空门”和“梵宫”都指佛寺。诗意是：我向来将生死置之度外，又岂怕在寺院里终老？但因“情丝”（与世事的千丝万缕的关系）难以砍断，所以不能皈依佛门。此时他仍以“英雄”自命，却自知不能东山再起，于是只好“两行血泪洒秋风”，散发出“末路”的凄凉。
第二首的内容比较简单，只是说自己虽然不当和尚，但“此后深山同佛”，表明不再过问世事，意思是要有关人士放心。
吴佩孚一生极重信义廉耻，因为承诺不仰仗外国势力，所以先后坚拒了苏联、英、美、日本等政府和银行主动伸出的橄榄枝。
休道他风头正健时，即使最潦倒的时候，他也没向外国人低过头——当他退居白帝城时，日本第一外遣舰队总司令和海军驻沪特务机关长曾专程拜访过他，表示愿意提供私人借款一百万元并无偿赠予十万支步枪、五百门钢炮、两千挺机关枪，支持他东山再起。吴佩孚语气坚定地回答：过去我曾有枪不止十万，有钱不止百万，可见成败并非枪炮与金钱。我如愿引外援借外债，何必待到今日！中国的事应该由中国人自了。
然而，吴在1932年10月离开成都后，并没有选择深山作归宿之地，而是定居于北京的什锦花园，主要靠“世侄”张学良给“补助费”维生，还写了一副对联：
得意时清白乃心，不纳妾，不积金钱，饮酒赋诗，犹是书生本色；
失败后倔强到底，不出洋，不走租界，灌园怡性，真个解甲归田。
虽然没有“灌园”、“归田”，但对联总体是真实的。此人虽然浑身血腥，但尚知道坚持民族立场。1919年五四运动时，他曾表态反对签订有损于中国利益的巴黎和约；1935年，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自治”，请他上台当傀儡，他坚决拒绝。
若没有日本人的入侵，吴佩孚原本是要在北京城里颐养天年的。可是，卢沟桥事变的枪声打断了他的残梦。
1937年初夏，日本人借卢沟桥事变快速侵占了北平，一直不肯去南方做蒋的清客的吴佩孚，成了敌寇辖下的高级寓公。
和吴一样留在北平的有一些有身份的人士，他们怕死，也怕失去悠闲的日子，便摧眉折腰事倭寇，于是出任伪职的经历成了终身难以洗净的污点，这其中不光有吴的一些北洋同僚与旧部，也有北大教授周作人这样的名士。
像所有的异族统治者一样，日寇急于在占领区建立从属于自己的傀儡政权。日本人看好了两个一直与蒋介石不对付的中国人，一个是中国当朝二号人物汪精卫，一个便是曾统兵近百万的北洋时代最有人格力量、“在北洋军阀中，比较还像一个人”的吴佩孚。他们希望“汪吴合作”。
尽管汪精卫终于答应“合作”，从重庆逃到了河内，但一直在日本人眼皮底下的吴佩孚却沉默如山。吴佩孚不为所动、不受抬举、不肯附逆。
北平沦陷后，吴佩孚一直是日方拉拢的重点对象。日本人对吴佩孚是寄予厚望的。日本人大伯通贞受命进入北平，邀见吴佩孚，请吴出山担负“兴亚”大任。吴佩孚没有答应。随后日方又派更厉害的号称“东方劳伦斯”的中国通、日本著名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决心要把吴佩孚拉下水来。且读一段战后日本“土肥原贤二刊行会”编撰的文字：当时日本军以破竹之势，席卷华北、华中、华南。以王克敏、梁鸿志、德王为首的政府相继成立。土肥原作为陆军、海军、外务三省特别委员会的负责人，正在策划在三个政府之上建立以吴佩孚为首的中央政府的工作……
日本人还越俎代庖地在什锦花园为他安排过一次记者招待会。
1939年3月30日，百余名中外记者拥向什锦花园。花园内戒备森严，进场的每位记者都发有一份中、英、日三种文字形式的“讲稿”。吴佩孚在众人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并客气地向记者先鞠了一躬，然后仅瞥了一眼案前的“讲稿”，做即席讲演。开始的讲话土肥原十分满意，讲着讲着吴佩孚把话锋一转，就提出了恢复中日和平的两个条件，即日本无条件全面撤兵，中国应保持领土和主权完整。吴佩孚同时还大声命令翻译按他的原话，一字一句地进行翻译。会场的中外记者纷纷疾笔如飞，记下了吴佩孚最真实的讲话。随后吴佩孚把土肥原事先准备的“讲稿”从案前拿起来，然后狠狠地摔在地上，用力踩在脚下。
土肥原被气得浑身发抖，脸色蜡黄。吴佩孚巧妙地用记者招待会的形式，揭穿了土肥原散布的流言蜚语，粉碎了土肥原的阴谋。
后来日本人以死亡威逼，不想一到吴的家里，吴佩孚就请他们看一样东西，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吴佩孚已经在上面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年月日。
他的态度自然不会让日本侵略者高兴。
1939年11月中旬的一天，吃饭的时候，吴佩孚对身边的幕僚们说：“牙齿出了毛病，镶的金叶子有点刮舌头。”大家说：“那换一个好了。”当天晚上，派人将镶牙师找来，因为这名镶牙师就是当初为吴镶牙的。兴许吴佩孚是因为年龄老了的缘故，牙齿上有空洞，但并没有填补。12月4日，身体健壮的吴佩孚意外地因吃羊肉饺子，骨屑正钳在牙齿的空洞里，几天后，两腮红肿，疼痛难耐。于是，“学生”川本芳太郎携领日本军医寺田及护士，由华北大汉奸齐燮元陪同来到吴宅。寺田检查后，声称需立即做手术，在日本军医再三说服和齐的劝慰下，对吴佩孚实施手术。手术后吴佩孚立即陷入昏迷，之后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
中国近代史上不乏书生领军大获成功的例子，清朝的曾国藩是一个，李鸿章是一个，民国初年的吴佩孚也算其一。
从现有的资料来看，吴佩孚对日本侵华行径是痛恨的。1937年，南京大屠杀的消息传来，他绝食一天，以示抗议。1938年6月9日，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听说淹死许多日本人，他异常高兴；后又听说有140万人无家可归，他又为此失声痛哭。
董必武曾说过：“吴佩孚虽然也是一个军阀，但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同当时那些腰缠千百万的军阀比较，总算难能可贵。”
有一次，德国大使馆某武官的女儿露娜小姐在洛阳行营偶然遇到吴佩孚，被吴佩孚的书生气质和大将风度折服，三天两头找他沟通国际友谊。无奈吴佩孚就是装聋作哑，假装不领风情。时间长了，露娜小姐耐不住了，给吴佩孚来了个直截了当——发了一封情书。秘书将书信译好交给吴佩孚。吴佩孚让人原件奉还，又提笔批了四个大字：老妻尚在。
吴佩孚当权后，前来跑官、要官、买官的亲朋好友络绎不绝。曾有个吴佩孚的老同学前去投奔。此人在别处多次当官，几次因为刮地皮而被免职。到吴佩孚家，吴佩孚不在，他便写了个条子，要求到河南当个县令。吴佩孚回家见到条子，提笔批道：豫民何辜？意思是：河南老百姓有什么罪过，要你这样的人来害他们？
吴佩孚手下有一个老同事，因为无能，吴给他安排了一个有职无权的闲差，整天无所事事。此人无聊之余，起了建功立业的念头，于是毛遂自荐，写军令状，要求吴佩孚给他十万大军，保证平定南方革命党人，“然后释甲归田，以种树自娱”。吴佩孚知道这家伙属于纸上谈兵式的蠢材，怎么敢赋予大任，就在军令状上批道：先去种树。臊得那小子再也不吭气了。
虽然吴佩孚是一个反动军阀，但以上三个涉及私生活、跑官、要官的手谕却很能看出此人与众不同之处。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一位佩服他亮节的教授作挽联道：败师不入外租界，正谊羞登傀儡场。
对吴佩孚之死，北伐中打败了吴佩孚的蒋介石亲致唁电给北平什锦花园吴公馆：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蒋介石在重庆为他开追悼会，亲送挽联：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国民政府与最高国防委员会还分别决议，追赠吴佩孚为一级上将。重庆的报纸上，誉吴为“中国军人的典范”。
关于吴佩孚究竟是怎样死的，至少有以下几种说法：
一是“病死说”。
所谓“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吴佩孚牙床发炎后，又因为不小心出去没有戴帽子保暖，天寒地冻，得了重感冒。那时，吴佩孚有一姓赵的中医，故由他开了个药方子，先后吃了两服药，效果还不错，感觉都已经快好了。但不幸的是，吴的家人又将吴的老上司——曹锟的医生曹某请来治病，这位医生是有名的庸医，绰号“曹要命”，他草草开了方子，吴佩孚在晚上10点钟服药，刚过12点病况就迅速恶化了。
服下曹某开的中药后，吴佩孚浑身发冷，可巧那天吴宅里的暖气又坏了，无论盖什么被子都不能解决问题。到了凌晨2点多钟，人已经差不多完了，大家赶忙找来他的儿子——实际上是吴的过继侄子，准备后事。但到了凌晨5点钟后，吴佩孚的病情却又逐渐好起来了。第二天吴见到幕僚们说：“呵！昨天夜里险些死了。”当时吴身边的人大都反对再请“曹要命”来治病，但吴佩孚的夫人张氏非常相信他。因为他是曹锟的私人医生，想来总不会太差。“曹要命”又欺骗张夫人说：“再吃一服药就好了。”结果又吃了一服。这次的反应与上一次不同，不是发冷，而是发烧，将所有的窗户都打开，也丝毫不起作用。
病重乱投医。等吴的家人尤其是张夫人知晓“曹要命”医术不行时，又请了一名中医，但也毫无办法。后来赶忙将德国医院的德籍医生史蒂福斯请来，为吴检查后得知吴的情况非常危险，必须迅速输血，并移至德国医院施行手术；到了那里后也只是打针用药，并没有依照他的诊断治疗。见此情形，大家都手忙脚乱了。而之所以没有开刀、输血，与吴佩孚的反对有关。
此时已是12月3日的深夜。吴佩孚也感觉到自己大概是命将不保，所以先将亲信孙丹林找来，对他交代了一些后事，最后说到一封信，就不能再继续讲话了，故而要拿笔写字，但此时字也写不成了。幕僚们到后，四处找寻那封信，结果也没有找到。本来在北平一切事都由汪崇屏经手，但此信他也丝毫不知情。汪崇屏怀疑此信为日本人要吴出山的最后通牒，如吴佩孚再不屈服，就对其怎么不利。吴佩孚也许找秘书陈廷杰拟了一个稿，一并放在一个秘密的地方，在病重时就说不出来了。这封信后来再也没有找到，成了一个待解之谜。
12月4日早晨，吴佩孚回光返照，吃了一大碗粥。这时德国西医要求入院开刀，吴坚决不肯去，且将装殓的衣服找出，准备后事。这时，齐燮元、符定一与川本大作带了一名日本医生——华北驻屯军军医处长石田，前来要求看治。吴佩孚态度坚决，不让日本医生看病。齐燮元当时又急又气，对张夫人说：“你们老爷不要日本人给他看病，是怕日本人害死他。”齐就偕同川本、石田等上楼，为吴强施手术。汪崇屏对齐说：“恐怕这样不是办法，他已经不行了，为什么还要日本医生担此恶名呢？让他安静地死去，不更好吗？”齐燮元问日本医生：“怎样？”日本医生点点头，表示也许还可以治，结果一刀下去，吴就断气了。齐哭着走下楼来，顿时里里外外哭声一片。一些年轻气盛者，在楼下闹着、嚷着，要打死那两个日本人，川本和石田躲在楼上，一动也不敢动。汪崇屏当时对他们说：“人已经完了，还闹什么？凭良心说，他们也是为吴先生好。”川本、石田被困在楼上，停了大半天，才被送走，境况十分狼狈。
吴佩孚在牙疼初发时还有一段插曲：
大总统曹锟一子一女，是姨太太所生。这名姨太太手里有一些积蓄，临死时将子女两人托吴佩孚照顾。他儿子名叫曹得岳。这个孩子手里有些钱，从小又没有严加管教，长大后经常出入烟花柳巷，狂嫖滥赌，等到钱花光后，吵着、闹着要跟他姐姐分家，并且马上就要分。吴佩孚虽然很不舒服，但还是下楼看着他们姐弟俩分东西。当时有一根翡翠棒，非常名贵，吴说：“这个不能分开了吧？”得岳将翡翠棒接到手，说：“这还不简单！”然后“砰”的一声，就将翡翠棒折成两段。吴佩孚大怒，但对得岳又毫无办法，心里很是难过，一言不发，独自回到楼上。这桩不愉快的家庭纠纷，对吴佩孚的病情也产生了推波助澜的影响。
二是暗示“日本人害死说”。
吴佩孚1932年1月寓居北平，1935年拒绝参加汉奸策动华北自治活动。“七七”事变后，拒不出任日军策动组织的北平维持会会长一职。1939年11月因牙疾被迫入日医院治疗，当日猝亡。
三是“死因多方面说”。
一方面暗示吴佩孚死在日本人手中，一方面又说另有原因。其文是：“1939年冬，吴佩孚牙疾发作，右颊肿痛。12月4日，日本特务川本芳太郎介绍日本医生为他开刀拔牙，当天暴卒于什锦花园公寓。”
四是明示“日本人害死说”。《民国怪状大观》就是这么说的。原文是：“据说吴佩孚死于牙疾，且主刀者系日本人医生石田。那日医动手术时，只一刀下去，只听吴大帅一声惨叫，顿时喉管开裂，血流如注而身亡。终年66岁。”
吴佩孚在外寇当前、国难当头之时，在大是大非面前，大义凛然，不畏敌寇所挟，不为日伪利诱，决不卖国求荣，坚守人生底线，断然拒当汉奸傀儡，表现了中国人的爱国情操和气节，确实难能可贵，足令人佩服。
第四章 川岛芳子：谍报魔女葬风华
1948年3月25日，北平城的早晨空气清爽，阳光温暖柔和，树木都染上了一片新绿。然而被关押于北平第一监狱的第一号女间谍川岛芳子却正在等待着被处以枪决。狱外守候着成群的记者，随着6点的一声枪响，被挡在监狱大门外的记者们开始骚动。
北平各家报纸均刊登了轰动全国的新闻：女间谍金壁辉终于被处以死刑。
川岛芳子身为间谍，做过哪些重要的谍报工作？她的一生有哪些传奇特点，引得当时国人争相关注？她又是犯了哪些弥天大罪，要被国民政府公开审判并处以死刑？那些关于她并没有死的传言，是因何而来？她到底是死了还是逃脱了？
川岛芳子（1906—1948年）字东珍，又名爱新觉罗·显纾，是肃亲王的第十四位公主，由侧妃所生。肃亲王家在清王朝的八大世袭皇族中算得泰山北斗。其曾祖武肃亲王豪格，是皇太极的第一王子，是开创大清基业的元勋。身为肃亲王第十四公主的芳子，她天真烂漫的童年时期，正值满清皇室的统治摇摇欲坠时期。肃亲王眼看着先祖社稷即将落入他人之手，终日忧心忡忡，多方设法做最后的顽抗。他把他的几个儿子分别送到满洲、蒙古、日本等地，以便为日后这些地区的政局演变做联络基础工作。小女川岛芳子6岁时，便被他送给日本的浪人川岛浪速做养女，以图日后大事。
本是东方公主的爱新觉罗·显纾于1912年跟随养父漂洋过海，来到一个原本陌生但造就了她的一切的国度——日本，开始了具有特殊目的的日本军国主义教育。
可以想见，才6岁的川岛芳子，在日本的环境中，必然会渐渐脱离中国传统，而成为一个日本少女。养父川岛浪速给她取了“川岛芳子”这个日本名，还给她请了家庭教师，让她学习日语及日本的风俗习惯。
果不其然，五六年后，昔日因为不想离开亲人独居异乡而痛哭流涕的中国公主显纾，已长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日本姑娘。此时的芳子，在松本高等女子学校读书。
对女子学校的师生们来说，川岛芳子的身世就好像远隔日本海的“支那国”一样神秘。人们只知道她是日本著名的军国主义者浪人川岛浪速的养女，只知道她来自一衣带水的中国，只知道她是一个十分可爱又十分富有挑逗性的“新女性”；而不知道，她竟是来自东方的神秘公主。
川岛浪速见芳子已经到了可以接受专门训练的年龄，便开始教她有关政治事务、军事技能、情报与资料的收集等方面的专门训练。这种“额外”的学习影响了芳子在学校的正常学习，以致被学校勒令退学。但是，对于无拘无束的芳子来说，退学后反而能让她投入那种令她痴迷且疯狂的训练中。川岛芳子很快便发现了自己身体里不同于其他少女的一腔热血，决定永远清算自己的女性身份，建功立业。她毅然剪下一头青丝，女扮男装，头戴太阳帽、墨镜，和养父的徒弟们一道学习骑马、击剑、柔道、射击。
养父的悉心栽培，加上芳子本身的聪颖过人，她很快就学会了收集资料、使用谍报器材、制造阴谋、散布谣言以及利用美色获取情报等技巧。成就一番大业的念头也渐渐在她心中根深蒂固。此时，东方少女娇嫩的双手已多了几分坚毅和狠辣。
1928年6月，张作霖遭到国民革命军重创，北伐军逼近北京。张作霖决定早他的军队一步，秘密潜回东北。此时日本政府和关东军正密谋暗杀张作霖，苦于情报资料不足。因为东北方面对日方戒备已久，日方人员很难掌握到中方的情报。此时需要一位具有中国国籍的可靠人士参与搜集谍报工作。从小受到间谍训练的川岛芳子无疑是最佳人选。川岛浪速也由此成为被游说的重点对象。川岛芳子一向以匡复清室为唯一目的，很快就答应了关东军的要求。陆军大臣岩崎男爵给了她一笔巨款，供她和她的生父肃亲王使用。
川岛芳子此时方开始她真正的间谍生涯。她以满室子女的身份，假借“省亲”的名义到达东北，滞留在大连搜集有关北京的消息。因为川岛芳子女扮男装，颇具绅士风采，她的四处活动不但没有引起奉军的怀疑，还和奉军方面几个谍报机构的年轻人交了朋友。
日方获得张作霖极有可能返回东北的消息后，急令川岛芳子尽快弄清张作霖的返回路线和时间安排。接到上级的命令后，川岛芳子马上前往奉天府邸找张学良密谈。张学良忙得不可开交，便让副官郑某接见这位清室公主。川岛芳子施展了自己的女性魅力，郑某很快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把自己了解到的张作霖将先于军队乘坐慈禧花车回到奉天的机密消息告诉了芳子。芳子立即向日军汇报。日军此前已通过潜伏在张作霖身边的特务知道了这一消息，但还是对川岛芳子的谍报工作和才能大加肯定，称她是“东方的玛塔·哈丽”。芳子的名声渐起，很快就有更多日方高层熟悉这个名字。
川岛芳子虽然为日军所青睐，但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她那顽固不化的“满蒙独立”意识，使不少人对她心怀戒备，因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东方的玛塔·哈丽”遭到了日本谍报机关的冷落甚至怀疑。在大连形单影只的芳子，因生父肃亲王之死又受到很大打击，心情抑郁愤懑，于是便搭乘日本商船回到日本。到了日本，川岛芳子没有直接回到养父在松田的乡间别墅。这时她恰巧认识了日本关东军谍报员、参与炸死张作霖事件的大村骏之弟大村洋，并被他接至日高的家中进行“洗脑”工作。
在日高的两个月中，大村洋强化了川岛芳子“把美色当作炸弹”的意识；同时，为她源源不断地灌输了“满蒙中的日本”这一观念。他对芳子说道：“满蒙必须独立，而这种独立必须以日本为中心来做才能成功。”经过短暂接触，大村洋的确为芳子潜在的“优良素质”所震动，对芳子另眼相看，于是便鼓舞她说：“男人能做的事情，女人没有不能做的。从这个意义上看，我认为你跟男人一样，甚至比男人还强。只要是为了满洲独立大业，什么事情都是对的，都应该去做！”经过这样一番“洗脑”工作，身怀“绝技”的川岛芳子又回到了大连，作为关东军特务处的一名特别人员活跃在中国的军政界。
张学良东北易帜以后，国家虽然在形式上统一了，但东北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日本一直密谋强占东北。面对中国人民的抗日风潮，日本军部为应付民间性反日活动，网罗了一批狂热的日本青年和卖国汉奸，建立反动的满洲青年联盟，企图让他们挑起事端，为日本入侵东北制造借口。
此时的川岛芳子已是日本军部的“骨干青年”，获得日本人的信任，被派往大连调度满洲青年。川岛芳子有组织地训练这批满洲青年，在她的影响下，他们不再蛮干，而是有计划地窃取中国方面情报，使关东军掌握了大量张学良所部的驻兵、装备等方面的重要情报。
随着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爆发了震惊中外的“满洲事变”。就在事变发生后的10月上旬，芳子奉田中隆吉之命赶到奉天，投到板垣关东军高级参谋的指挥之下。由于芳子能自由地使用中、日、英三国语言，加上她那副清室王女的堂皇招牌，使她更便于在这个混乱时期得以尽力施为。
川岛芳子的功绩和计谋还体现在她帮清末皇后婉容成功抵达满洲的事情上。为了建立“伪满洲国”，进而进一步侵吞全中国，日本军方设法把清朝废帝爱新觉罗·溥仪从天津静园弄到旅顺大和旅馆。由于风声太紧，走得又太过匆忙，溥仪只能撇下婉容，携同郑孝胥父子、祁继忠、吉田忠太郎、上角利一、工藤忠、大谷猛等人在关东军的护送下前往满洲。婉容知道后，在静园里歇斯底里，闹得天翻地覆。消息传到溥仪那里后，溥仪深感内疚，连夜恳求日方设法将皇后也接到满洲来。
日方为确保伪满政府的建立万无一失，就答应了溥仪的请求，但在人选上颇为头疼，考虑到中国的传统，此事不宜派男性接近皇后，派女性去更为合适。这时候，“川岛芳子”的名字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因为芳子也是满清皇室的一员，更容易接近皇后，所以日方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芳子。
1931年11月，川岛芳子来到了天津日本租界内溥仪的住宅，她身穿下摆开口高而大的胭脂色旗袍，脚穿一双用同样的布做成的鞋，脸搽脂粉、唇涂口红，倾国倾城。芳子带来了一个看似身患疾病气虚体弱的朋友，把“她”安排在溥仪府里的一间屋子里住下。
几天以后静园传出消息，说是肃亲王十四格格带来的朋友不幸病逝。皇后假装在灵前哀叹；川岛芳子痛哭流涕，好不伤感。中国素有落叶归根的传统，于是芳子便把友人装在棺材里，打算运回其家乡。一场棺材送活人的戏就此上演了——皇后躺在棺材里堂而皇之地被运出了静园，一路畅通无阻，很顺利地运达白河河畔，然后成功地坐上了一艘日本兵舰，直达大连。皇后除身上穿的一套衣服外没带任何东西。皇后对芳子深感满意，还把母亲遗留下来的翡翠耳坠赠给了川岛芳子，以示感谢和纪念。
芳子此行巧施妙计，为“满洲帝国”的创建立下汗马功劳，因此受到日本关东军的特别嘉奖，被授予陆军少佐军衔。之后川岛芳子更加春风得意，四处活动，为她日后成为安国军总司令打下了方方面面的基础。
可以说，日本侵略中国的一步步计划、挑衅，都有川岛芳子的份儿。“九一八”事变并没有让川岛芳子过足“东方魔女”的瘾，早在事变之时，她就和田中蠢蠢欲动，想在上海掀起波浪。1932年1月10日，日本东北方面占领军给上海的特务总长田中隆吉发去一封长电，意在希望田中隆吉在上海挑起事端，把国联的注意力吸引过去，关东军好趁机宣布东北独立。
芳子立即开始计划，寻找时机在上海制造事端，好让远在东北的满清皇室顺利建立伪满政权。川岛芳子用金钱诱使上海三友实业分公司的工人袭击日本山妙法寺的僧侣和信徒等5人。日中两国间在上海的对立，上升到一触即发的状态。
后来上海市市长吴铁城曾就日本僧侣遭受袭击之事向日本驻上海的总领事馆道歉，并无条件答应了日方提出的处罚肇事者、负担伤亡者治疗赡养费、解散抗日团体等无理要求。但日本第一外遣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还是不管不顾，于1月28日下令陆战队开进日本警备区域外的上海闸北区。闸北地区守军第十九路军立时与日军展开激战。“一二八”事变爆发了，川岛芳子“居功至伟”。
事变发生之后，川岛芳子一直留在上海继续活动，搜集情报。她曾只身潜入吴淞炮台，查清炮台炮数；曾在上海百老汇结识孙科，捕捉到蒋介石下野的消息；曾设法到十九路军摸底，弄清蔡廷锴坚决抗日的意向。所有这些情报，都对日本军部制定战略部署有着重要意义。日本军部更信任川岛芳子了。
川岛芳子先后将国民政府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唐有壬和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孙科拉下了水，害得他们一个遭通缉，一个被弹劾。在危急时刻，她又向他们伸出援手，赢得他们的感激之情。这个继承了清室血统、懂三国语言、天生一副机灵头脑的川岛芳子，作为一个进行阴谋活动的媒介体，确实是日本“战争机器”的最佳润滑剂。难怪日本军部将这位东方魔女视为不可多得的特殊人才。
伪满政权成立后，日方为了稳定政权，在日伪政府中安插了许多亲信大员，其中就包括川岛芳子——她被任为“安国军总司令”。1933年2月，川岛芳子以“安国军总司令”的身份参加热河战役，日本《朝日新闻》用两个版面刊出了关于川岛芳子的报道，川岛芳子身穿制服女扮男装的照片被登载在报纸中间，英姿飒爽。一时间，川岛芳子成为日本士兵崇拜的女性偶像。
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日本国内不堪重负，兵力、财力已呈捉襟见肘之势。闲居在东京的川岛芳子得知这一消息后，自告奋勇给日本首相东条英机的夫人胜子打电话，说：“有一件重要事情，请一定要我见东条阁下。请一定把我护送到日军的最前线。蒋介石军队方面，有许多将军是我的熟人。我一定要使日中和谈早日实现。”东条英机在赞赏芳子的同时，派她到北平搜集有关中日和谈的情报。
川岛芳子在北平四处展开活动，并在此时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结识。正当川岛芳子和军统特务眉来眼去、关系暧昧之际，由于形势急转直下，国民党与日本军方秘密达成了“和平相处，共同剿共”的协议，川岛芳子便不知不觉地被军部遗忘了。川岛芳子的社交手腕最终没有成功。直到此时，这位昔日的“东方魔女”才渐渐失去她的舞台。
1945年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川岛芳子已不可能再依附日方完成自己匡复清室的理想。在她的面前高悬着的是国民政府的捕杀利剑。然而川岛芳子并没有离开北平城，仍住在她的东四九条三十四号家中，不听别人的劝告。这在后来川岛芳子是否真被处死的谜团中，一直是一个令人猜测的疑点。
果不其然，日本投降不到两个月，川岛芳子就被捕了，被关押在北平的民国第一监狱。据说由于军统局的特意关照，川岛芳子没有戴手铐，而且住的是一人一室的牢房，待遇自然也不差。一直被关押到次年7月，她才被移送至河北省高等法院，等候审讯。
1946年7月3日，国民政府对川岛芳子的起诉书被刊登于《中央日报》，主要内容是：金壁辉，即川岛芳子，亡清肃亲王之女，成长于日本；“九一八”事变后返国，往来于平、津及敌国、满洲之间，从事间谍活动；曾任伪满皇宫女长官及伪满留日学生会总裁，溥仪游东京时负责接待；组织伪安国军；“七七”事变后，向敌建议利用汪精卫组织伪南京政府，反抗祖国，延长战祸；在日本用文字和广播，发表我军政内情；图谋复兴满族，统一中国，唆使伪帝溥仪迁都北平。
这份起诉书实际上就意味着国民政府将川岛芳子当作中国人来审判。而问题的焦点就在于川岛芳子的国籍。如果判她是中国人的话，那她就要被依据《惩治汉奸条例》和《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来审判；如果判她是日本人的话，那她就要被推上日本战犯法庭。
1947年10月8日，河北省高等法院对川岛芳子进行了公审。法官在拥挤的人潮的围观之下作出正式判决，判定川岛芳子是叛国者，并处以死刑。判决文称：一、被告虽有中国和日本双重国籍，但其生身父亲为肃亲王，无疑是中国人，应以汉奸罪论处；二、被告同日本军政要人来往密切，在上海“一二八”事变中女扮男装进行间谍活动，引发了“上海事变”；三、被告参与了将溥仪及其家属接出天津，为筹建伪满进行的准备工作；四、被告长期和关东军往来，并被任命为“安国军司令”。
判决书首先确定了川岛芳子的中国人身份，这是她罪行的起点。然而这个起点却涉及一段复杂的历史。清室遗族与民国政府始终关系不睦，民国初立，北洋军阀混战，黎民流离，而皇族仍坐享厚禄，自然招怨，最后冯玉祥撕毁民国的协议，以致皇族人人自危。这种改朝换代的无情，无疑给日本侵略者提供了一个插手的机会。所以，川岛芳子其实只是被利用的工具。
庭上的川岛芳子面施白粉，梳着油亮的短发，穿一件黑呢大衣，毫无愧色地走到被告席上。在受审中，她狡词巧辩，凡对自己有利的问题，即作出回答；对自己的罪行却讳莫如深，反问庭长：“你是怎么知道的？”还大言不惭地说：“我衷心热爱中国，尽管加入了日本国籍，还是发誓忠于清王朝。”
由于芳子身世的特殊，和她所从事的特殊的“职业”，公开审判时围观者非常多，一度造成骚乱。南京的《中央日报》和东京的《朝日新闻》事后对此作了如下报道：河北省高等法院于8日公审金璧辉（川岛芳子）时，法庭上出现了严重的混乱局面。因为是公审东方的玛塔·哈丽、著名女间谍川岛芳子，三千多名看热闹的人一齐拥进了小小的法庭。狂热的人群有的把窗玻璃挤碎，有的把椅子踩坏，造成一片混乱。由于无法控制秩序，公审不得不改期。
可以想见，当时国人对于川岛芳子间谍案的兴趣有多浓厚了。后来，经过多次审讯，1947年10月22日，河北省高等法院正式以汉奸、间谍罪判处金璧辉死刑。民国政府在法庭进行了公诉，向法院出示了三件物证：第一件是一张川岛芳子身着戎装的照片，这是她作为日本帮凶安国军司令的确凿证据；第二件物证是刻有司令字样的四方大印；第三件是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写的《男装丽人》和《满洲的黎明》两本书。
最后这次审讯中，川岛芳子穿着黑呢子大衣、绿色西装裤、黑色皮鞋，面施脂粉，短发光亮，显然经过了精心的修饰。她还刻意地左顾右盼，频露笑容，来掩饰自己内心的不安。法庭的最终判决是这样的：金壁辉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以死刑，剥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全部没收。
据说，当川岛芳子听到了对她的判决后，“面容陡变，眼泪盈眶，然犹故作镇静，低头干咳不已”。
被判处死刑后，川岛芳子开始否认自己的中国人身份，她不断地给养父川岛浪速和秘书小方八郎写信，要求他们尽快为自己搞到日本国籍的有效证明，这样她就可以再通过律师的辩护，把自己从汉奸的法庭拉到审判日本战犯的法庭。
川岛浪速在给川岛芳子辩护律师的信中进行了解释，说：“亲王与我情胜手足，因为同情我家中无子，所以亲王才在1912年将年仅6岁的幼女芳子送至东京，从此芳子就成为了我家的孩子。”然而正因为这份由养父提供的材料，使得川岛芳子在法庭上再也无力为自己的身世辩解。
至此，等待着川岛芳子的，就只剩那最后的枪声了。除非有奇迹发生。而奇迹到底有没有发生呢？
川岛芳子被关押在北平第一监狱，第一监狱位于北平南端，周围是乱坟地和农田，处于北平外城的边缘。一走进丞相胡同，就可以看到沿外城墙修建的这座监狱高大的灰色围墙。这里以及河北省高等法院、高等检察院的治安都由北平西区宪兵队负责。西区宪兵队长是十九团二营四连少校连长谭良泽。
1948年3月24日，谭良泽接到11战区司令孙连仲的密令：明天早晨拂晓处决金壁辉。准6点执行。行刑前必须严守秘密，要牢记前次公审金壁辉秩序无法维持的严重局面。事前做好充分准备，警戒与治安由西区宪兵队负责。
谭良泽不禁想起不久前在河北省高等检察院公审川岛芳子的情景，真是混乱无比。平时这条大街上除了往来的车辆，很少有人经过。可是公审川岛芳子那一天，电影公司的摄影师还用卡车运来了大型摄影机；全城四面八方的市民拥向检察院，出现万人空巷的场景；检察院外有人爬上墙，有人爬上树，有人登上停在马路旁的汽车顶，有人站在房顶上，真是拥挤得无立锥之地。乱成一团的群众，甚至挤坏了一辆停在附近的汽车。当川岛芳子被法警带到审判庭上时，为了能看到川岛芳子，人流如同潮水一样拥进来，宪兵队和警察都无法控制秩序。首席检察官陈广德不得不宣布公审延期举行。为了避免出现上次法庭混乱的情况，这次谭良泽所属部队做好了充分的准备。随着时间流逝，25日的凌晨终于到来了。
先来看看3月26日多家报纸发表的同一口径消息的摘录：3月25日凌晨，记者们获悉大名鼎鼎的日军密探女汉奸金壁辉执行死刑的确切消息后，即不顾夜间街道的黑暗，急忙赶到关押金壁辉的第一监狱门前集合，准备报道现场情况。这次法庭也采取了出乎常规的行动，为了将处决清朝末裔女子的情况传播到社会上，特请摄影记者也前来拍现场情况。三十多名新闻记者赶到第一监狱，在紧紧关闭着的铁门外等了又等，却看不出有打开铁门的任何迹象。不管是推门、敲门，还是叫门，都毫无反应。时间不停地过去，大家十分焦急。到清晨4点左右，监狱长总算是从里面略略打开了铁门，但他只允许三十多名记者中的两名外国记者进去，其他中国记者严禁入内。据说这是一个叫吴盛涵的审判官下达的命令。但这决不像他个人的主意。尴尬的记者还不死心，他们沿着监狱高高的围墙转了一圈，企图找到一个入口，结果只能是徒劳。黎明6点钟，突然听到从关押川岛芳子的牢房附近传来一声沉闷的枪声。天大亮时，第一监狱的大门前，挤满了看热闹的人群，不一会儿，监狱里出动了约两百名警察，他们将看热闹的人群赶到远离大门的地方。接近中午时分，大门里面才有些动静，监狱又重又厚的大门打开了，从里面抬出一副担架，担架上就是处死的女囚——川岛芳子的尸身。由于事先日方请求按日本人的风俗安葬，法院根据这一要求，决定把遗体交给战前就住在北京的日本长老古川大航。古川揭开席子一看，只见她蓬头散发，从脸到脖子全是血污和泥土。一代天骄金司令的仪表已烟消云散，毫无踪影。以古川长老为首的两三个日本人，立刻将事先准备好的白布铺在地上，把遗体紧紧裹住，再盖上绣着五颜六色花样的布。长老简单地念了几句经，便将遗体抬到卡车上。下午两点多钟，即运往朝阳门外日本人墓地火化。
——回到3月25日当天，当日人们聚在一起谈论金壁辉事件时，很多老百姓都不相信死者是金壁辉。第二天，报上刊登了各家报社联合给司法当局的抗议书。确实，行刑不让记者亲睹，而且尸身也模糊不清，实在难以叫人信服。
另有日本作家渡边龙策在他写的《女间谍川岛芳子》一书中这样写道：报道引出了各种疑问。过去一直把川岛芳子作为杀一儆百的典型，大肆进行宣传，甚至将公审的部分情况拍成纪录片。为什么最为关键的行刑场面，却搞得如此神秘？处理得那么简单？为什么无视惯例，连新闻记者都被赶出现场？为什么只许两名外国记者进入现场？为什么将面部等处弄那么多血污和泥土，以致难于辨认人的面目？为什么单单选择辨认不清面孔的时间执行死刑？
川岛芳子的死在社会上引起哗然后，第一监狱当局通过监狱女看守发表了一篇谈话，公布了川岛芳子行刑前后的情况：法警来后，我才知道这件事。我将川岛芳子从睡梦中叫醒，她就被带走了。开始，我并没有觉察到是执行死刑。我带她一起出了牢房，当走到女监长廊的尽头时，只见门口站着两名男看守在等着她。因为我是女看守，任务就是把她送到这里，当我刚要返回时，才恍然大悟，想到是要执行死刑。不大工夫便听到了枪声。
法院当局还通过一些报纸，刊登了据说干过20年看守工作的某看守长的谈话：被叫出来的金壁辉，对死是有充分思想准备的。当最后生存的一线希望断绝时，她还想穿上她父亲送给她的白绸裤子，但却没有得到准许，她也就老实地服从了。
尽管法院公布了这些处刑前后的情况，却还是没有解除人们对川岛芳子之死所产生的疑团。尤其是在北平居民中间，留下了许多猜测。甚至连川岛芳子的亲哥哥宪立也不能确定妹妹的生死。摘录宪立日记中最后一节的原文看看：……芳子处刑后的尸体，如果没人认领就会被送到公共墓地，同许多尸体堆放在一个坑里埋葬。因为我不希望那样做，所以托了日本和尚认领尸体，而且必须立即火葬。因此日本和尚领尸后，就立刻火化了。这是事实。这具尸体，是否是芳子的我还没有足够的材料作出判断。收领尸体的和尚并不认识芳子，即便看见脸面——因为子弹是从头后部打进，从面部穿出，炸得令人难以分辨，所以很难说究竟是什么样的模样。芳子现在是生是死？我却无法作出判断。
究竟川岛芳子在3月25日有没有被枪毙？监狱里面到底发生了什么？
3月25日凌晨，在十九团二营四连宪兵队的警戒护卫下，法警到北平第一监狱单间牢房提人。川岛芳子的牢房从一道铁门进去，是一个大坝，拐弯进去狱长办公室，守卫森严。牢房是一小间一小间的平房。她的囚室是正方形的，由于年久失修，四周的白墙已经变成灰色，不少地方墙粉已经剥落。房间高度有3米半左右，上方有一个70厘米见方的铁窗。天棚角上，有一个30厘米的窟窿，吊一个小灯泡，与隔壁牢房共用。房间里放着一张宽一米、长两米左右的木床，角落里放着一个大马桶。
此时法警把川岛芳子押赴刑场——北平第一监狱的一块空地上，四周是高墙。负责警戒的谭良泽与狱长都认为刑场并不开阔，人多不安全，决定不放进任何记者，但不知什么原因竟然混入两名记者。此时，刑场内有法官、狱长、行刑的法警、法医、两名记者以及监督行刑的十九团二营四连的宪兵队。被带到刑场中央的川岛芳子，由于经常吸鸦片和吗啡，再加上一年多的牢狱生活，脸色发黄，又显得浮肿，一头齐耳短发，看上去有四十多岁。法警将她带到桌子前边，按法律规定核对了姓名，得到本人回答无误后，便宣布罪状和死刑判决书。
据谭良泽的回忆，在宣判其死刑的一瞬间，川岛芳子面不改色，显得很冷静，让人感到川岛芳子似乎正在盼望这一天的到来。最后问了问她是否要留遗嘱，可她什么也不说。接着按惯例给死刑犯两个馒头，但她不想吃。法官问她：“金壁辉，河北省高等法院今天奉最高法院命令，执行你的死刑，你有什么话要说？”她微微抬了抬头：“请允许我给父亲川岛浪速写一封信！”法官说：“同意你的要求。写信要人代书吗？”“不用。我自己写。”“你能用毛笔？”“可以。”法警替她托着砚台。她写得一手娟秀日文，站立着一气写下。
谭良泽记得当时她写了两张纸，内容大意是：父亲大人：终于三月廿五日的早晨执行了，请告诉青年们永远不止地祈祷中国之将来，并请到亡父的墓前告诉中国的事情，我亦将于来世为中国而效力，义女芳子。
法官又问她还有没有其他要求，川岛芳子请求转交这封遗书给义父，并希望穿上义父川岛浪速送给她的一身白绸衣服，法官同意转交遗书，但穿衣服的要求被拒绝了。
这时，两名法警走过来，将她架着，转过身去，向前走了十几步，面对监狱的围墙站定。准备在旁的一名法警听到口令后，走到川岛芳子身后，托起步枪，上膛、瞄准，扣动扳机，对准川岛芳子的后脑开了一枪，却是哑弹，估计是枪械故障；该法警再次拉动枪栓，第二次扣动扳机，金壁辉应声倒地。子弹由后脑穿出右额。法官、狱长、法医上前去验尸，将她翻身朝上。这时的芳子，两眼圆睁，口角溅着血和泥土。不久之后，川岛芳子的尸体被从刑场里抬出，让群众围观。
这样看的话，川岛芳子确实是被枪决了的。但是正当3月末的北平城春暖花开，人们逐渐忘却了几天前的枪决事件的时候，平静的生活又突然在4月1日这一天被报童的叫卖声打破：“最新消息！最新消息！3月25日被处死的女汉奸金壁辉的替身是刘小姐。”
各报纸在这一天相继披露关于金壁辉的潜逃事件，说的是第一监狱关押的女囚犯刘凤玲，她母亲为获得10根金条的酬劳，把刘凤玲作为川岛芳子的替身去受刑。后来刘凤玲的妹妹发现国民党骗人，说话不算数，便将这事揭露出来。
还有报纸也在这天刊登了一条说得神乎其神、有鼻子有眼的消息：在行刑前一两天夜里，川岛芳子的牢房里进来一个国军军官。他在川岛芳子耳边小声说：处决您的日子就要来临了，大约是在后天黎明之前。但是请您放心，执行者用的子弹不是实弹，而是空弹。请您一听到枪声就立刻倒下。
川岛芳子的话题再次被提起，各种猜测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诸多内幕奇闻被公布于世，整个北平城立刻像被捅了的马蜂窝一样沸腾起来。但是，从第二天起，各报社不约而同，什么也不再发表，连金壁辉的金字都不再写了。这就更加令人怀疑。
川岛芳子究竟是死了还是没死？历来公众的疑点集中在几个方面：
一是在执行枪决的那一天，国民党当局并没有通知新闻局及诸多报社，事后解释的理由竟是“忘了通知”。
二是枪决川岛芳子过程的保密性。枪决日期被定在1948年3月25日。尽管当局百般遮掩，还是被不少消息灵通的记者打探到了。当记者到达后，监狱大门却紧紧关闭，除了允许两名美联社的记者进入外，其他的记者全被拒之门外。为什么对川岛芳子进行公审后却没有公开枪决，难道只是为了做表面文章？大门关上后，行刑开始。枪响过后，在外等候多时的记者们蜂拥而入。记者们看到了一具刚被执行了死刑的女尸。有记者描述：“该尸头南脚北，弹由后脑射入，由鼻梁骨上射出，头发蓬乱，满脸血污，已不能辨认。”记者们认为，枪决选择在监狱内秘密进行，并且违背诺言，不让记者观看行刑过程实在可疑，再加上尸体已经面目全非，根本无法判断是不是川岛芳子的正身，因此，很难相信川岛芳子真的死了。
三是关于川岛芳子的发型之说。《大公报》报道，川岛芳子的死刑实际上并没有执行，被处死的只是她的一个替身。报纸上刊登的女尸照片留着女士长发，而据川岛芳子的秘书小方八郎说，川岛芳子历来剪的都是男士短发，所以被处决的绝不是芳子本人。
四是川岛芳子在日本战败之后还停在北平之说。她肯定知道自己有危险，而且至少有两个地方可去，日本和内蒙，但是她最后选择了留下，这背后肯定有原因。
五是川岛芳子在受审的法庭之上公开藐视法官之说。在法庭上，她平时放荡不羁的性格没有丝毫收敛，似乎有恃无恐，确信自己不会被判处死刑，莫非真的有很强大的后台？
六是川岛芳子努力自救之说。她曾经派人让胞兄宪立去找田中隆吉和多田骏，请他们出面求情。此外，她还通过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向国民党上层人物疏通关系。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南京政府开始注意这个“卓越的”日军“一枝花”。蒋介石秘密电令北平方面将川岛芳子押送到南京接受审查。
七是军统局想尽一切办法保护这个有重大利用价值的超级女间谍之说。川岛芳子还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北平和南京方面日伪的谍报网——来作诱饵请军统局头子戴笠帮助营救她。据传，一天夜里，军统局的一位年轻少校秘密地到禁止男人去的女牢里探望了她，温和地对川岛芳子说：“金司令，明早检察官将携带处决执行证来这里。死刑的执行将在本监狱的澡堂和厨房前面的广场进行。届时由我指挥……士兵的枪是空枪，没有弹头……士兵并不知道……但是，请你应枪声倒下。验尸由我来做。”接着又说：“我们已准备了一口特制的棺材。运出监狱以后，我们的同事会把你送到安全地点的。”川岛芳子衷心地说了声“谢谢”后，那位军官就离开了。
事隔多年，我们已经很难再去揣测川岛芳子死亡与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位曾经风华绝代的第一号女间谍，终究是退出历史的舞台了。
第五章 孙传芳：祸根深种立屠刀
1935年，大军阀孙传芳在天津被刺死一案，一度轰动朝野。此案几经审理，凶手施剑翘不但没被处死或判刑，反被赦免无罪。其中情节令人兴叹。人们都想知道：到底是谁杀死了孙传芳？这个人是什么来历？到底发生了什么？要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不妨回顾一下，这位原北洋军阀、前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一生。
孙传芳，山东历城人，生于1885年，自幼丧父，靠母亲精心抚育而成人，后因家境实在难以维持，把姐姐嫁给了山东王姓督军做姨太太，使孙传芳得以和王姓子弟一起读书，因天资聪明，又靠王姓督军的势力，进了清政府主办的保定军校。从此，他的人生才出现转机，很快踏上了一条青云直上的仕途之路。
孙传芳本人面相怪异，一只耳大一只耳小。善欺骗，好投机，是个做事诡秘多端的投机高手。自认为天宿下凡，其野心之大，想“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看似其貌不扬，却在短短几年列居三大军阀之首。为争权，大动干戈，战祸不断，置百姓于水火之中……为争势，竟俯首拜张作霖为父，与张学良结为把兄弟。
1902年，孙传芳由姐夫王英楷推荐，进入北洋陆军练官营当学兵，不久，又转移到北洋陆军速成武备学堂就读。之后，孙传芳赴日留学，后考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步兵科第六期学习军事，期间加入同盟会。次年，孙传芳学成回国，同年经清政府陆军部考核，授步兵科举人，并担任北洋陆军第二镇第三协第五标教官。中华民国建立后，孙传芳任第二师第三旅第五团的辎重营营长。1913年至1921年间，孙传芳一直驻守湖北，期间深受湖北督军王占元赏识，屡屡升职，由第五团团长、第三旅旅长、第二十一混成旅旅长直至湖北第十八师师长，一度还任长江上游警备总司令，军衔也从少将升至中将。
在此期间还有一段比较有意思的小故事——孙传芳禁穿旗袍。孙传芳不仅要求取缔模特儿，还极力反对女子穿旗袍。他认为那种衣服“太勾男人的眼珠儿，且女人露臂袒膀有伤风化，易招（男）人想入非非”。有时，他在街头看到年轻女子穿旗袍或裙子，便会紧皱眉头，双眼紧闭，甚至双手掩目，转过身去，以示自己“非礼勿视”。虽然如此，他的姨太太却不吃这一套。有一次她去杭州灵隐寺烧香拜菩萨，竟堂而皇之地穿着旗袍。孙传芳知道后也无可奈何，只好摇头叹息道：“内人难驯，实无良策。”投壶是中国古代宴会时的一种娱乐游戏，即主人与宾客轮流将箭矢扔向特制的壶中，比赛看谁扔进最多，然后输的被罚饮酒。孙传芳对于这项早已失传数百年的游戏很感兴趣。为了显示自己的“温文儒雅”，他特地在南京举行“投壶仪式”，并邀他所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章太炎前来共襄盛举，不过章太炎并未赏光。后来，国民革命军打败孙传芳，有人即戏称是“枪炮战胜了投壶”。
1921年，直系军阀曹锟、吴佩孚控制了湖北军政大权。吴佩孚对孙传芳非常欣赏，任命他接任第二师师长。从此孙传芳一跃成为直系军阀的一员大将。
几年后，孙传芳率领军队进入福建，出任福建军务督理。1924年，直系军阀齐燮元讨伐皖系的卢永祥，江浙之战爆发。孙传芳奉曹锟之命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卢永祥，占据浙江，并趁机大肆扩军。随后，他被大总统曹锟任命为闽浙巡阅使兼浙江军务督理。同年，授衔恪威上将军。之后，“北京政变”爆发，段祺瑞、张作霖、冯玉祥联袂组建“临时执政府”。张作霖统率大军，举兵南下，大肆扩张奉系实力，直逼长江流域。孙传芳为保全自己利益，多方联络反奉势力，对张作霖军队进行反击。孙传芳对奉军突袭得手，占领上海、南京，并将奉军逐步逐出江苏和安徽。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其中，在皖北固镇的一次战役中，施从滨（安徽省桐城人，保定将弁学堂毕业）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困孤军深入，在皖北固镇兵败被俘。当施从滨率军南下时，孙传芳连发三个电报要施同他合作，倒戈内应，但施不予理睬。孙传芳俘虏施从滨后，即于当晚处决施从滨，不仅枭首示众，而且又将施暴尸多日，不准施家收尸，以振军威。
孙传芳轻率处决了奉军被俘将领施从滨，为他日后种下了祸根，正所谓“谁种下仇恨，谁自己遭殃”。这就是十年之后施从滨的女儿施剑翘为父报仇的缘由。
孙传芳打败奉系军阀、山东督办张宗昌的部队，并俘获了张宗昌的部下，极大地鼓舞了东南各省。随后，鄂、皖、赣三省直系将领公推吴佩孚、孙传芳共主大计。1925年11月25日，孙传芳从徐州凯旋，成立浙、闽、苏、皖、赣等五省联军，自任联军总司令兼江苏总司令，聘日本军官冈村宁次为高等军事顾问，开办联军军官学校，自兼校长。这时候他成为直系后期最有实力的军阀。
1926年6月，北伐军开始北上。革命的三大对象是张作霖、吴佩孚、孙传芳。同年9月，北伐军浩浩荡荡进入江西，孙传芳打着“保境安民”的口号，亲自到九江督战。几个月激战之后，孙传芳的部队损失惨重，不得不放弃闽赣，退保江浙。北伐军曾经很多次劝孙传芳归顺并投降，可孙传芳拒绝谈判。失利后，孙传芳见北伐军势不可挡，乃于11月18日改名、化装，乘普通客车由南京抵天津拜见张作霖，表示东南大局静听张作霖主持。孙传芳还与张学良拜盟，认张作霖为义父。张作霖大喜过望，表示不计前仇，并邀孙传芳参加正在召开的军事会议。孙传芳在会上建议组织讨赤军统率办事处，推张作霖为全国讨赤总司令。会议决定让张宗昌率直鲁联军援孙传芳，孙传芳让出江苏、安徽的北部给直鲁联军。1927年8月，在南京龙潭一带，孙传芳的部队与北伐军展开激战，几乎全军覆没。第二年春天，孙传芳被张作霖任命为鲁西前线总指挥，与蒋介石、冯玉祥的部队作战，失败后逃回济南。没多久，张作霖在沈阳皇姑屯被炸死。孙传芳的部队残部撤至河北滦州一带，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孙传芳不得不宣布解散。
1928年年底，孙传芳来到沈阳，被东北军张学良礼遇，之后，又躲到大连。12月，东北易帜，孙传芳、张学良关系也不如往日。后来，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孙传芳分外高兴，积极加入反蒋同盟阵营，可是，随着“中原大战”的失败，孙传芳东山再起的美梦也彻底破灭了。“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孙传芳举家由东北迁至天津隐居。居在天津期间，孙传芳在政治上开始转向与蒋介石政权较量。所以，孙传芳的很多举动也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九一八”事变后，当时华北局势复杂，一方面日本极力拉拢这些旧军阀，当时土肥原贤二、冈村宁次等都造访过孙传芳。另一方面，南京国民政府的特务机关对孙传芳这些人也加紧监控，防备他们为日本人所利用。面对如此复杂的政治局面，孙传芳也深知自己所处环境的复杂，所以公开声明不被任何政权利用，并且闭门谢客，深居简出。
曾担任过北洋政府总理的靳云鹏，下野后也住在天津，他劝孙传芳皈依佛门。
孙传芳皈依佛门之后，法名“智园”，经过一段修行，孙传芳几乎变了一个人，以前东山再起的夙愿不再萌发，言谈举止亦和往日大不相同。也许“孙联帅”果真净化了灵魂，为行善事。每到炎夏，他家门前必放置一些绿豆汤，免费供应过往行人消暑解渴。1933年中秋夜，孙传芳竟对入宅行窃之徒大发慈悲，非但不加惩罚，反而命人赏米放归。孙传芳的善举被传开后，新闻界即以《孙公馆缉贼赏米，中秋夜乐善好施》加以报道。世人闻之纷纷议论“孙联帅如今已放下屠刀立地成佛了”。1935年11月，居士林的殿堂里，随着刺客施剑翘的几声枪响，孙传芳立即毙命，也令对他进行观望的人们失去了继续考察的对象。
那么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敢于刺杀五省联军统帅孙传芳呢？
民国时期，刺杀成一时风气，陶成章、宋教仁、郑汝成、陈其美、汤化龙、徐树铮、张绍曾、廖仲恺、邵飘萍、史量才、杨杏佛都是被刺身亡，汪精卫遇刺受重伤，宋子文遇刺安然无恙……这些是政治暗杀。也有为报仇雪恨刺杀大人物的，如山东省政府副总参议郑继成为父报仇，刺杀直系大军阀、“狗肉将军”张宗昌。身为刺客，既要身手矫健，又要视死如归，绝非胆小惜命的常人所能胜任。
施剑翘（1905—1973年），原名施兰古，安徽桐城人。她生父施从云，辛亥革命时期和冯玉祥、王金铭等参加滦州起义。结果，施从云和王金铭与另外14名起义者被清廷通永镇总兵王怀庆处死，冯玉祥亦被囚禁。施剑翘自幼被父亲过继给他的弟弟施从滨。192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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