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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2 09:13: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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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英)麦高温

出版社:译林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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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面中国人

多面中国人试读:

前言

在这本书中所看到的中国人生活是我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在中国生活的五十年间,我和中国的各层人民都有很深的接触,并在这些接触中感受到了非常大的快乐。我越是了解他们,就越被他们吸引。中国人的伟大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他们无论处在什么样的境遇中,都时刻显露着属于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无论是欢欣鼓舞的时候,还是被哀伤淹没的时候,以及满身的正义都被激发出来的时候,一直如此。

有些外国人去过中国后总是抱怨说,中国人丧失了原本应有的智慧,并且连前进的力气都没有了。过去的几个世纪里,这个国家一直在原地踏步,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生活一直笼罩着死亡的阴影。死神无处不在,它就像是在夏天为我们遮风挡雨的枝叶繁茂的白杨,就像花瓶中彼此缠绕的病怏怏的植物,而中国人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着。但现在,死神正慢慢松开自己的手,在稀薄的空气中慢慢抽出自己的影子以及蛛丝一般密集的手指。用不了多久,大自然就会用自己孕育出的新力量对自己的失误进行惩处。

中华民族无疑非常强大,翻翻它的历史就知道了,有两件事就能证明。一件是很久以前的,另一件则刚发生。

为了抵御残忍嗜血的游牧民族的侵略,公元前二世纪,秦始皇这位“中国的拿破仑”修筑了长城,中国人称它为万里长城,事实上,它也确实像是一座城墙一般将中国所有的城市包围了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讲,说中国就是一个巨大的城市也不为过。

长城有二十多英尺高,上面的烽火台每隔一段就有一个,当士兵抵御外敌的时候可以住在里面。长城建在崇山峻岭之间,历经两千多年的风霜,无视怒吼着的狂风,从山涧以及沟渠中穿过。冬天,皑皑的白雪笼罩了整个大地,凶狠的巨风恨不得将山都吹平了;夏天,酷暑难当,炙热的日头恨不得将砖瓦融碎,但是直到今天,长城依旧昂首挺立,一点都不曾减少自己的威慑力,就好像工匠们昨天才把它建成一般。

第二件大事刚刚发生没多久。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在强大的英军的胁迫下,中英签订了《南京条约》。这一条约之所以能签订,完全是因为英军手中的枪炮,但从那个时候开始,中国人生活的掌控者就不再是死神而是武力了。正是凭借着武力,英国势力才能在中国横行,商人才能在中国贩卖鸦片,而英国的战船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就在中国的东部海域巡视着。

在以往几十年的时间里,从国外运到中国的鸦片不计其数,使得那些从事鸦片贸易的商人赚得盆满钵满,英国也从中获益,让自己有更多的钱可以用来发展。但这一行径是多么地邪恶,令人轻鄙啊!在中国的上方,起到震慑作用的拳头仍旧举得高高的。

随着时间的流逝,整个中国都被鸦片笼罩了。人们的心被鸦片那脏污的手紧紧地抓着,不计其数的家庭被鸦片毁去,就算是朝廷也没办法解决这一灾祸,因为武装的铁拳从不曾失去威慑的力量。

从我的角度来看,中国人的抗争似乎总是失败,罂粟花也总是在这片土地上绽放。俯视中国,似乎人们的生活已经被灾难统治,病入膏肓。

但是,重大的奇迹出现了。这个国家的革命者心中燃烧着愤怒之火,并迅速蔓延开。他们抗争了五年,终于使得侵略者放下了具有震慑性的铁拳。

现在,这片土地上已经不见罂粟花的影子,人们希望用两三年的时间,使鸦片在中国绝迹。

世上再也找不到一个国家可以像中国这样,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完成这件事。

这本书除了最后一章,所有的章节都曾经在中国上海的《北华捷报》上单独发表过。它们后来又合成一本,起名为《中国人生活的明与暗》,以书的形式在中国出版。之后我又对书里的内容进行了修改和补充,并有幸得到编辑的准许,在英国再版,给英国的读者享用。J.麦高温第一章 土地与土地法

中国自古有一个观念,“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几乎是历朝历代中国人的共有观念。中国有土壤肥沃的平原、还没有开垦出来的原野、高耸入云的山峰,以及结满果实的山谷,这些全部都是皇帝的财产。所以,国家可以在任何时候向现任财产占有人提出要求,征用这些财产以从事公益事业。征用方法很简单,国家只需要提出要求,并支付相当于财产价值一半的钱财就可以了。国家之所以支付这笔钱财,并不是因为承认财产所有者就是占有人,而是为了给占有人一种情感慰藉。

举个例子,如果把阿拉伯国王放到中国体制中,让他变成中国皇帝,他若想要那片垂涎已久的奈伯斯葡萄园,那么他只需要派几个臣子去征用葡萄园就行了。这简直不需要费什么劲,而且葡萄园主人奈伯斯听到命令,肯定会立刻服从,把自己的财产双手奉上,心甘情愿地退出并且毫不以为这有失颜面。

这是几年前的事了。当时中国要架设电报网,需要建设资金,但政府从来没有在日常会议中讨论过向群众征用财产的事。电报网线路覆盖了数千英里的土地,它既要穿过繁华地带,又要经过连政府权力都无法抵达的乡村。繁华地带的人过惯了不被束缚、自由自在、冷漠自我的生活,乡村的原野、花园都是有主人的,而政府却要将电线杆埋在这些土地,甚至别人家的院落中,并且从不考虑自己是否有权做出这样的事。

改革过于激进,动荡是不可避免的,这是很多人的看法。如果改革刚好与当时的风水犯冲,那就更是这样了。但人们心中总有个死板的、因循守旧的怪物,那就是对法律的盲目顺从。任何时候,只要他们觉得自己触犯了法律,那么他们的精神就会遭受或大或小的折磨。不过因改革而生的动荡在中国从未出现过,因为政府决定的事,只要开始付诸行动,那么就算人们心中有各种各样的想法,他们嘴上也会保持缄默的。所以最后,电线杆还是会静悄悄地立起来,好像电报系统是伏羲或神农氏的发明,好像在中国古代它就已经出现了,好像它出现在中国历史中还混沌、还黑暗的年代一样。

不过有时候,会出现一些微不足道的反面例子。比如,工人埋电线杆时挖的洞,刚好在一位已故学者的墓地旁。这位学者曾被皇帝格外推崇,而墓地则是皇帝亲手赐予的封地。学者的儿子也是一位著名人物,他刚好看到了一个男人在他父亲的墓地旁大挖特挖。他很吃惊,很生气,他的心情简直可以被称作震怒。除此之外,他心中还有一些不为人知的想法。这些心情、想法让他激动得难以自抑。他希望能捍卫自己的财产、自己的荣誉,他想跟这种破坏自己家庭的行为来一场大对决。带着这些复杂的想法,他走进工人挖好的坑中,声称他愿用生命阻止电线杆被立在父亲墓地旁。他不厌其烦地对人解释说,自己这么做不是因为不承认土地是皇帝的土地,而是因为这片土地是皇帝赐给父亲的墓地,他认为自己在土地上拥有特权。

双方僵持不下,工作难以为继。这时,负责线路设计的外国技师和陪同技师的中国官员走了过来。官员协助他们解决了这个难题。他走到坑中人面前,说:“真难理解,像你这样有学识、有能力的人居然会做出这么孩子气的举动。你该知道,这个国家寸土皆王土,你所拥有的荣耀也都是皇帝的赐予。”说到这里,官员抬起手,指向了竖在平原上的那一排电线杆—这望不到尽头的一长排电线杆就像一队幽灵一样。他接着说:“修建这条线也是皇帝的旨意,你难道是想抗旨不遵?你十分清楚他有多大的权力,他能把你和你的妻儿送进监狱,还能把你们碎尸万段。他这么做,没人敢提出异议。”

这番话说得简洁,但十分见效。学者听了,恍然大悟。他马上站起来,朝官员深鞠一躬,表达谢意,以示对方的好意自己心领了。之后,他不发一言,离开了墓地,而工人们则接着做他们的工作。

土地税是除海关税外,国家能直接征收的唯一款项。款项中有多大数额用于教育、海陆军、国防与警察,以及救济穷人,恐怕没人能知道。支付中国官员薪水的方式格外简单,这种支付方式形成已久,沿用至今,足以承担官员们的薪水和其他各项开支,所以官员们对此格外满意,并且不会产生任何压力。话说回来,这种待遇可不是为那些长期受苦,钱财又被压榨干净的寻常百姓准备的。

中国政府征收土地税的方式,最能体现他们经济体制的绝妙。这种经济体制能让政府可以不用支付任何工资,或者其他杂费就能延续自己的权力。任何一个新王朝开始后,国家总会颁布新宪法,以之为将来颁布各种法律的基础。颁布新宪法是为了满足政府需要,中国历朝历代的所为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一六四四年,满族人掌握了执政大权。跟之前的王朝一样,他们也颁布了自己的法律。在这部名叫“大清律”的法律中,土地登记法被改变了。法律严格规定,每个人都必须为自己拥有的土地缴纳税金。对缴税方式,法律也做了明确规定:水田税金按水稻插秧量计算,旱地税金则以豌豆播种量计算。

我们可以揣测,政府这么做是为了扮演人民的父亲,体现自己的公正与宽容,使土地税不会变成人们的负担,所以在计算征税方式时,政府的标准并不千篇一律。不同土地中的征税方式是不同的:在土壤肥沃、作物产量高的地区,水田农民要为每升稻种付八到九个便士的税金,旱地农民则只需要付四到五个便士的税金就可以了;在雨水稀少、土壤贫瘠的地区,人们要缴纳的税金金额则要看情况依次递减。征税时不应对农民过分压榨,可视情况放宽要求。

在各类税种中,土地税是较稳定的一项。满人刚一上台就颁布了土地税政策,政策被沿用至今,一直没有发生太大改变。虽然中国有过革命发生,但革命没有对土地税的征收造成影响,革命产生的共和政体也没有被法律承认。中国人天性愿意遵从法律,愿意维持旧秩序,所以就算皇帝已经不存在了,他们也还是没办法召开国务会议。

对人民来说,土地税本身算不上一个沉重的负担。让那些愿意缴税的人感到伤心、觉得不公正的,是土地税的征收方式。收税的人都是些名声很差的家伙,他们虚伪而且劣迹斑斑。这些人没有经济来源,现有职位是他们花钱买来的—这一点毋庸置疑。既然付出了金钱,那么他们就要得到回报。他们想要的是一种特权,一种能让他们用各种方法从人民身上揩油水的特权。中国人敬重自古就有的习俗及惯例,认为法律是崇高庄严的。这些无恶不作的人为让所作所为看上去合法正当,把自己做的坏事全归到了尊重法律、尊重传统的名下。

中国人生性不直接,说话做事总喜欢拐弯抹角,这种收税方式跟他们的个性的确相符。对收税人来说,这种收税方式营造了一个可以让他们大展手脚的天地,在这个天地里,他们可以毫无顾忌地勒索钱财。用这种方法把钱财装进腰包,可比等着领薪水容易多了。这种收税方式不公平,这每个人都知道,但没有一个人提出将它废除的建议。因为这样的收税方式是国家创始人推行的。

有一些人被人们称为“贤人”。如果能看到他们的私人账户,我们就会发现这些人不过是些表里不一的伪君子,他们十分喜欢这种税收方式。中国历朝历代的官员政客都用这种方式中饱私囊。那场让这个国家四分五裂的大革命之所以会爆发,正是因为收税人收税时滥用职权,让人们生气了、爆发了。革命过去后,中国人开始了新生活,可那些让人难以忍受的旧体制却仍然存在着,好像新生活和旧体制中间萌发了一种新力量,能改造这个国家一样。

收税人之所以变得腐败,是因为他们依附于这种税收方式而生存。这些人心中眼中全是钱。他们在收税这条道路上看到的是满地元宝,就算跟人交往时看上去被什么话题吸引住了,他们的思维也仍然在无形中被钱财控制着。他们把自己管辖的区域当成了“金矿”,靠它解决吃饭问题,为家庭积攒财产,购买田地,为儿子娶妻。不过,真正深埋地底的金矿要通过辛苦的劳动、特定的技术、长期的等待才能最终提取出来。他们的“金矿”也一样,要靠开采才能拿到。他们想通过这种税收方式挖取财宝,就只能让自己的头脑变得敏锐非凡、灵活非凡,同时也卑鄙非凡。

所以,每个人都憎恶他们、鄙视他们,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这些收税人为达到目的,不得不使用诡计、欺骗等阴暗的手段,使人们对官员们的贪婪盘剥只好听之任之。除此之外,很多家庭还因为他们的敲诈勒索而变得悲苦不堪。这些人每年收税两次。从收税开始到收税结束,他们在整个的收税过程中都想尽办法敲诈、欺骗,让那些被他们管制的农民变得更不幸。

多数不得不缴纳税金的中国人都生活贫困,让人看见就心生怜悯。他们实在不知道该去哪里筹集这些钱款。女人们或许会拿出打扮自己用的发夹、金耳环,男人们或许会去附近的当铺当掉自己的农具。等着那些无法拿出税金的人的,则是粗鲁残酷的待遇。没有人会对他们手下留情。他们家里唯一一口做饭用的锅,他们身上那点可怜的衣物都会被掠走。

有一件事中国人非常拿手,就是让富人们在规定的时间内交不上税金。这些贪得无厌又冷漠无情的收税人最喜欢做这件事。做这件事的方法非常简单,他们只要抓住时机就够了。办事拖沓,这样的习气在东方十分盛行,就连做事极有效率的西方人,到这里不久之后个性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他们会觉得自己脚步变慢了,做事也开始变得拖沓。

一个男人带着税金来缴税,这时缴税期已经过去几周了。收税人面色愤慨,问他为什么拒缴税金。这个人要倒霉了,他不知道自己面临着敲诈。他态度谦卑地解释说,因为他觉得晚一两周缴税金不算什么大事。“不算什么大事?难道你想拒绝缴税给皇上?这是特别大的事,你会明白的。你要缴纳双倍税金,这个昂贵代价就是对你行为的惩罚。”这个不幸的人只好妥协了,他知道就算向官府求助也没什么作用,这个地方的所有官员都跟收税人立场相同,他们会下这样的判断:这个男人不但拒缴税金,还无礼地攻击了收税人,伤害了他。

收税人有多年跟卑微农民打交道的经验,他们早就已经成了训练有素的老手。有时候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一个农民有几小片土地但是没有家属,他逝世就等于一个家庭不存在了。人有生有死,但土地永远存在。拖欠土地税是不被允许的,所以这块土地会被重新注册,并且仍然要缴税。

收税人负责这块土地的缴税事务。这笔钱他肯定不会从自己腰包里往外拿,他要想办法让别人拿。他走进一个富裕农民家,拿出那张没有主人的土地税票,提出自己的要求。农民听了很生气,他拒绝说,这块土地跟自己完全无关。收税人听见他的话,面带微笑,平和地说:“我知道的事可比现在的状况好多了。你私自占有了这块土地,还偷偷在上面种了庄稼。这可是千真万确的消息。”

这位收税人完全是在胡说八道,可这些话比真话更能激怒农民,让他发脾气。这才是收税人的目的,是他最想看到的事。收税人揪着农民的衣领朝门口走去,边走边说要带他去官府,让官员裁决。农民觉得事情不公平,他被自己的情绪控制了,平时的审慎、理性全都消失了。他忘了眼前这个人的身份,只想着保护自己,开始还手。他有两个强壮的儿子,他们也过来帮他。没多久,收税人就被打倒在地。

这样的结局也在收税人的意料之中。他虽然感到暂时的屈辱,但心中仍然是欣慰的,因为他明白自己的计谋成功了。他躺在地上不起来,高声呻吟,假装自己受了很重的伤,痛苦得难以自抑。他的一个跟班见状,马上跑回城。没多久,他带着收税人的妻子和五个警察回来了。收税人的妻子大哭大闹起来,恐吓说,她丈夫执行收税任务时,这些人居然敢对他下毒手,她一定要给他们点颜色看看。

这出喜剧编排的精彩程度可以称得上“后无来者”了,可它的表现形式却是悲剧。要知道,几乎每个人的表演都只能惹人发笑。当然,农民和他的两个儿子除外。中国人总是容易被舞台效果吸引。他们有大量戏剧演员,这或许就是他们能不断排演新剧目,并且在他人面前扮演好自己角色的原因吧。这个剧目包含了剧中的所有人物,是每个人都喜欢看的优秀剧目。现在,反派角色正躺在地上,痛苦地滚个不停。

打倒收税人后,农民开始害怕。他面色发白,心跳加速—他自己都没感到。收税人的妻子披头散发,手指天空,情绪异常激动,正粗鲁地高喊着什么。警察们目露凶光,一脸残酷的表情。四周围满了旁观者,他们看起来都十分害怕,十分惊慌,十分恐惧……这一幕如果搬上舞台,效果肯定难以被超越。构成这一幕的所有因素都经过精心谋划,剧目正式上演前已经在幕后排演过多少次了。

这个无赖看到效果已经达到预期,觉得闹剧可以结束了,于是做出一个可以谈判和解的暗示。农民当然愿意和解,他也只能和解。要知道,如果事情闹到官府,他身上的每一枚铜板都会被搜刮走,他会变得一文不名。这些穿着官服,有政府做依靠的强盗开始跟他讨价还价。一番激烈的争执后,农民拿出十个英镑,了结了这件事。收税人和他那几个名声极差的伙伴对今天的收获格外满意,他们带着钱挤眉弄眼地走出了村庄。一到村外,他们就开始哈哈大笑。

中国人之间的争执,最多的是因土地而生的争执。人们普遍贫困,几乎一半以上的中国人都背负着债务。为还清债款,他们用自己的土地做抵押。这很容易想明白,如果一定要用什么做担保的话,没有哪样东西比有永久属性的东西更安全了。不过,如果中国司法审判中出现重大错误,错误恐怕就要被无权无钱的普通人承担了—他们根本没办法保护自己。而那些常发生的争执、常出现的欺骗行为,只有永久属性的土地根本无力阻止。

举个例子,一个人与富邻签订契约,将自己的土地抵押给了他,契约年份到期后才能赎回。然而契约年份来到后,他却没有比当年借钱时富裕一点。这块他祖上传下来的土地被别人占用着,他做梦都想赎回来,然而这种想法无异于伸手摘月。一年年过去了,他家中的经济状况一点儿都没有改变。等到他的儿子或者孙子那一代,他们有了钱,想赎回这块地时,五六十年已经过去了。可这时,邻居已经把这块地当成了自己的财产,已经不准备归还了。

如果碰上这么不讲道理的人,最常见的方法就是把问题交给官府处理。可官府会无止无休地拖延审判,敲诈诉讼者,并且向诉讼者索要昂贵的费用。穷人会因此倾家荡产,而钱财则会进入作恶者的口袋。除此之外,还有一种常用方法,就是造一张假契约,用这张假契约证明这块土地的所有权不存争议,它就是现有者的合法财产。这么做是需要技术含量的。契约要用常规法律术语书写,写好后埋入地底。过一段时间,它会被染上一种略显陈旧的颜色。然后准备一口铁锅,把契约放进去用文火烤,直到契约变成棕色—这种颜色就像用几百年时间变成的。用这种方法做出来的契约足以以假乱真,就连专家也难以甄别。

类似的事很多年前就曾发生过,爷爷抵押出去的土地孙子去赎回。中国人对祖先总是心存崇敬,家族有了繁盛的希望后,孙子想把祖先留给子孙的财富找回来。然而土地现有者否认土地是抵押得来的,他们说这块土地在很多年前就已经是自己的了。为证明自己所言非假,他们还拿出了旧的、颜色都变了的文件。他们找到了县官,请县官裁决这件事。县官是位学者,对中国历史有过深入研究。他抱着公平公正的原则仔细查看契约,不放过上面的每一个印迹。他紧盯这些褪了色的棕纸卷,像要穿透纸卷看见旧印迹后面隐藏的秘密那样,眉头紧皱,默不作声地思考着什么。

原告提供的契约看上去是真实的,可被告拿出的文件也充满了古旧气息。只要弄明白哪方提供的契约是真的,哪方提供的契约是假的,案件就可以裁断了。县官脸上忽然现出一丝笑容,他转身对被告说:“你伪造契约的技术非常好,这张契约肯定能骗过普通人。不过它们终究是假的,这你也知道。证据很明确:契约中你写的皇帝名字是那个时代根本不存在的人—你对中国早期的历史应该不算熟悉。所以,你应该立刻归还土地给它的法定拥有人。”案子判得公平公正。不过我们也可以想象,如果官员不秉持公平心也没有学识,那么被判错的案子就太多了。

说到土地所有权该分给谁的问题,通常都有明确的法律条文,没有哪条法规规定,土地所有权一定要由最年长的儿子继承。如果父亲去世,那么土地要平均分给各位儿子。不过也有例外,如果父亲离世后长子变成了一家之主,那么他就可以多分一些地了,因为他承担起了家庭责任,这是给他的报酬。女儿无权得到土地,因为她们要结婚,要有新的生活,婚后她们就变成了丈夫家族中的人。没有哪个女人会嫁给自己家族中的成员。

祖辈们留下来的房屋归儿子们共有。他们的居住习惯是,儿子们跟他们的家人住在同一栋屋子里。这是英国人非常讨厌的习惯,中国人却不这么觉得。他们跟我们不一样,不觉得各个家庭应该独立居住。他们处理这座房子的理想方式是,分掉祖先的房子,带着各自的家庭生活在房子的各个房间中。中国人的生活经验跟我们完全不一样,他们希望能跟同胞在一起,他们简直为这种希望发了狂。对他们来说,这是最舒服的环境。可如果我们英国人被这样安排,那么我们会争吵不休,我们之间的关系也会被拉远,我们会难以忍受这样的公共生活。中国人修街道时,会尽量把房屋建得挤挤挨挨,把街道修得极窄。他们这么做不是因为土地缺乏,他们只是凭着自己的感觉在做事,就跟河狸在河边的小空间里凭借感觉挖隧道一个样。

中国人闭关锁国太多年了,他们在这片土地上出生、成长、死去,他们已经扎根在这里了。他们不了解外国,觉得外国是野蛮俗气的,他们对外国人的态度也是粗鲁无礼、看不起的。他们没什么见识,只喜欢同与自己相关的人来往,对范围更大的人群则缺乏关爱。他们完全不爱国,就算现在“美”和“善”两个字已经在人们心中萌芽了,他们也仍然不知道这两个字的确切含义是什么。

中国像个大而拥挤的公共场合。在这里,人们出生成长,繁衍发展。他们之间的姻亲关系让他们的个性变得越来越相似。一个想开鞋店的人会被直觉驱使着走到街上,没想到街上所有的店铺都变成了鞋店。布店也没有分布在城市的不同地方。它们集中在一两条街上,出了这一两条街,你会发现就连一码布、一束丝都难买到。

之所以所有的中国家庭都像兔子一样窝在一处,正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相同的天性。环境永远喧嚣,人们耳中不断听见各种声音。安静不是中国人需要的东西,交往才是,而喧嚣杂乱的声音则是他们耳中最动听的音乐。坐在挤挤挨挨的人群中,跟周围的人一起看街边表演,看得入迷—这是中国人最喜欢的享受。街边表演的演员们又吼又叫,敲击铜钹和锣的声音能让西方人发疯—声音太大,都要把人们的耳朵震聋了。

从祖上传下来的土地依次往下分,一代一代地分,结果是中国农田变得越来越零碎。但在中国,没有哪部法律讲到长子继承权问题,这个国家人口又多,招来巨大灾祸、出现各种问题的可能性极大,而这种分配方式或多或少也算解决了这些可能的潜在问题。中国人思想保守,风俗迷信得近乎极端,这对地下矿藏的开发利用是有一定损害的。如果父亲离世时,把所有土地都给了长子,那么在中国这种土地制度下,其他儿子会被饿死。不过,即使从前的古老历史已经被人们遗忘了,这个古老的帝国还是能一代代延续下去,不断有新的希望。这是因为中国人有着对勤劳的极度热情,他们在任何环境中都能生存。正是这些,给这个古老的王朝带来了新希望。第二章 帝国统治之道

可以肯定的是,在中国,朝廷模式与家庭是相似的,并且治理国家正是以和睦的家庭为榜样的。这种模式并不是现在才出现的,它和孔子一样,从古就有。

为了方便理解,我们首先要说明的是,在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英国家庭成员间亲密多了。英国家庭中的子女,成年以前被父母教导,成年后就会脱离父母的家庭,结婚并且组建自己的家庭。中国却不同。在中国,永远脱离家庭、不再被父母管制的只有嫁出去的女儿;儿子永远不能离开父母家,永远不能脱离父母管制。无论儿子是否娶妻生子,是否组建了自己的家庭,哪怕已经白发苍苍,他们也都要在从前的家庭中生活,像童年时一样遵从父母的权威。对他们来说,随着时间流逝、年龄增长,老一辈权威会有松懈的情况根本不可能发生。

维系中国家庭成员之间的纽带,除了情感外,还有一个就是契约。这个被称作“责任”的契约有种神秘的、充满潜能的力量,它无法被看见也无法被触摸到,然而由它交织而成的网就连时光也无法割裂。英国人大概完全不能理解这种契约在中国人心中的意义:它被人们信服、拥护,没有形迹却笼罩着每一个家庭、社会的每一个环节。它的影响无处不在,就像一只有魔力的手杖,指点着官员的行为,也影响了政府的作为—如果没有外力影响政府的运作、改变政府的意志,政府或许就会做出非正义的决策。

在东方的整体观念中,家庭是一切的根基。在东方人看来,个人必须将自己的个性、意志融入在家庭或家族中—这种模式是被社会其他方面广泛接受的模式。在家庭中,每一个成员都要对其他成员负责:如果家庭成员中有人行为不端,那么作为家长的父亲要对其负责;反过来说,如果父母犯了错,那么儿子也是要被追究责任的。正是这种模式导致了中国历史上黑暗、惨痛场景的出现。如果哪位朝廷命官因越权被判刑,那么等待他的将是满门抄斩—他自己要被处以最残酷的极刑,他父系和母系家族中的所有成员,无论男女老少也都会被无情地杀害—这场屠戮直到所有人都死去后才会停止。

而且,不只家庭中使用这种彼此负责的体制,事实是,这种体制贯穿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在这个国家,所有人都在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为彼此负责。我们或许可以把这个国家看作一架构造极其复杂的机器,机器内部那些旋转不休的轮盘,组成方式是最杂乱无章的。与此同时,亿万名普通百姓要彼此协调、彼此适应,以达到尽可能完美的状态。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完美,机器的运转才没有陷入混乱无序的状态或者出现闪失。

中国社会体制根植于这种观念,从古至今。社会中的所有人,无论高贵还是低贱,也都只是社会大机器上的一个小零件罢了—存在目的不过是为了维持社会生活运转。

中国有各种各样的职业和行当,这些职业全部归于各自的区域行会中。各个行会都有会长,会长的职责是处理突发事件,保护行会中的人。之所以出现这种体制,正是因为彼此负责的社会契约已经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人们对这种契约形式已经达成了共识。很明显,行会会长在中国各地都有。如果出现难以解决的事,他们是最能帮得上忙的人了。举个例子,如果你雇船到码头,等待被雇的船工躺在那里对你不恭敬的话,你可以去找码头会长,把你的意见告诉他。只要他认为你说得对,就会立刻让对你不恭敬的人给你下跪。那以后,哪怕你在他们身边停一千次也不会再出问题,我保证。

中国责任体系遍布生活的每一个领域。如果你在中国生活一段时间,认真研究它的体制,这种责任体系一定会对你的思想造成冲击。这种体系的特点肯定不是松散、不确定。它的结构是极其严密的,严密到你拿到了什么样的证据,关系到什么人的毁誉,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能打击到谁,这些你全都能准确预料到。

中国社会自动分成了几个不同部分,这种自动分类正是为了适应中国无处不在的这种观念。各个部分都有会长,成员遇到困难时都可以找他,向他寻求保护。这么说吧,各个行业都有会长,会长尽全力维护行业利益,乃至每个成员的微小权益。镇中当铺会推选一个人为代表,这个人代表其他人,为成员们解决诉讼或者官吏欺压等问题。中国所有的村子都有村长,所有的县、城镇、重要街道都有会长,就连一文钱都没有、衣服破破烂烂、名声极差的乞丐都有会长。会长的职责不仅是帮大家争取应得利益,他还要站在自己的同伴和压迫者之间,出面协调,以维护彼此的权益与地位。

同样,责任契约思想也笼罩着官场。这种思想在官员间比在普通百姓生活中更普及,更广为接受。中国官员都要对比自己级别高一层的官员负责,就这样一直负责到皇帝。

举个例子吧。中国官场中级别最低的官员是村长,在中国叫地保。中国城镇被划成了很多村子,这些村子组成了郊区群落,地保就是村子的管理者。这些人没受过太高的教育,也没有太高的社会地位。很明显,他们的作用异常庞杂,职能也没有是非可言。他们要了解村中每一个人的情况,熟悉村民们的职业;知道他们白天晚上分别做什么,脑中想什么,个人收入从哪里来……他权力很多,但这些权力多数有违常理。比如,他可以不需经过任何法律程序,只用一句话就把那些没钱贿赂他又可能给社区惹麻烦的游民赶走;他还有权力不让不知来路也不知品行的人住在自己的管辖范围内。

地保的职责之一是,他要向自己的上级官员报告自己村中发生的所有要事,所有自己知道的事以及众多自己或许不知道的事。在他的管辖区域内或许会发生一些他根本不知道的事,他或许会因此而被打成肉泥,所以他要时刻保持警醒,他必须要有丰富的想象力,要处事圆滑、面面俱到,还要能言善辩。不用说,任何村庄都有很多劣迹斑斑的人。他们有的因为抽鸦片而倾家荡产;有的因为赌博而倾家荡产;有些人以偷盗为生;还有些人成群结队地躲在街道的黑暗角落中,像刚从下水道中爬出来的那样,他们是一些不务正业专唱下流歌曲的流浪歌手。

地保对这些人的事全都一清二楚。这些人必须向地保进贡,如果他希望平平安安地过日子,或者不被检举揭发,让那位可以轻易把他赶出居住地的当地官员知道他的话。地保命如蝼蚁,不过比自己辖地中的这些危险分子略强些罢了,所以如果事情还有转圜余地,没有弄到针尖对麦芒、人尽皆知的地步的话,他是很愿意假装不知道,得过且过的。尽管如此,有些事还是不能更改的,比如那些被允许待在他管区内的人的行为是他必须要负责的;他随时可能被召到上司面前受皮肉苦,因为发生了他知道的,或者除非他能够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不然绝对不可能知道的事。

中国人心中的责任契约理论是,就算事情的发生不是哪个人可以预料或阻止的,也要有人为此而认罪并接受制裁。这种理论深植于中国人心中,它完美得让人无可挑剔,它排除了西方人能想到的所有平常借口。

为了清楚表达我的意思,现在举个例子。在镇上某个冷清的地方,有一间不容易被看见也不容易被找着的房子。凌晨两点,两个人在里面赌博时起了争执,双方都动了手,其中一个人把另一个人刺死了。这时,城镇中的所有人都在睡梦中,地保和他的家人也不例外—对这个惨剧,地保一无所知。可是,当他为自己辩解说这件事自己完全不知道时,得到的回复却都是冷笑和同一句话:“所以,你该知道。”地保只好毕恭毕敬地说:“但我怎么会知道呢?”上级回答:“怎么知道是你自己的事,我不管,你负责管理村庄,就应该对村子里的人负责。”接着,几个一直用期待和饥饿眼神看着他的衙役不由分说把他按倒在地,就像用竹杖教训村民那样把他好一顿教训。这通管教足以让他在未来一周中不能起身。

县官是地保上面好几级的官员。比县官职位高的官员有很多,但比他实权大的官员却几乎找不到。来自最高层的所有指令,只要下发到县里,都要由他传达。他是真正负责指令实施的人。在老百姓心里,他才是大小官员中最重要的那个。

县官是县里的执政者,他的职位很重要,职权也很广泛。他的大堂要解决与民生、捐税、诉讼、量刑有关的一系列问题。有一个加在县官身上的称呼得到了人们的广泛认同,这个称呼全面而准确地表现了县官与百姓之间的关系—“县官,百姓们的衣食父母”。

中国人的目标,或者说中国政府的理想模式就是家庭模式。这种观念被中国的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们摆在了首要而关键的位置上。百姓们管县官叫“县太爷”。这个称呼提醒县中的执政者,不管为官还是做事都要像父亲那样,智慧、慈爱、公正、严格,处理公务活动时心中牢记父权思想。

举例说明。一些小偷到临近的县去抢劫,当铺被抢,几个为保护财产而反抗的居住者被杀;两个私下有恩怨的村庄起了争执,双方都有人受伤有人身亡;儿子学坏,沉迷赌博,把自己的所有家当都赌光了,于是想办法偷父亲的东西,两人起了争执,儿子杀掉了父亲。这些违法犯罪的事发生后,人们归罪于县官的心理远胜于归罪犯事者本人内心的邪念。原因是,有一个听上去可笑的说法早就把县官的角色圈定了:“县官就应该了解县里的情况。”如果不是因为县官本人行为不端正或者治理无方,那么根本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件—县官的上级深信这一点。在他们的理论中,如果做官的人有高尚的节操,生活、品性都让人无可指摘的话,那么百姓内心就不会产生邪念,不仅如此,他们还会愿意跟随上天的指引,将更高的良知带进每个人的心中。

中国人有关责任的理论的确存在不少缺陷,但不可否认,可取之处也很多。在英国历史上,无论民事还是军事领域都曾出现过很多次灾祸,然而却没有人因为要为此负责而遭受惩罚。在中国,这样的事根本不可能发生,事情总会被看成是某人的失误,总有人会为此负责并受惩。

这么说吧,无论出现什么情况,战舰舰长都要对战舰负责。就算战舰被狂风暴雨、巨涛大浪冲进了避风港,舰长也不应该以此为借口安慰自己。战舰是皇帝的财产,他有义务为皇帝保管好这件神圣的物品,使之完好,因为皇帝将其托付给了他。既然舰长同意指挥战舰,这就意味着他完全清楚自己肩负着什么责任,他已经准备好了随时负担起不可推卸的已知责任,随时准备接受责罚。

1884年法国舰队向福州港的中国舰队发起进攻时,我有一位朋友是海防舰舰长。多数中国战舰都很快就被击沉,战舰残骸间漂着侥幸活下来的水手。这位朋友清楚,自己的战舰将和其他战舰有相同的命运,于是他抛锚将战舰驶进了一条小河道。战舰被沉在浅水中,躲开了法国人的炮火,完好地保存了下来。这位舰长的想法是,敌人退走后,战舰很容易被打捞上来。说到这里,人们或许会想,他保全了战舰,应该得到奖励。这么想就全错了。清廷认为,他的做法丢了军机处的脸面,所以政府把他流放到阿木尔河流域的荒郊野地,仅免去了他的死罪。他为自己辩护说,自己的确保全了战舰,然而法官对此毫不理睬。问题出在哪里?问题出在他根本没有权力把皇帝的战舰沉在水里,他对战舰负有责任,他有义务使战舰既能幸免于风暴侵袭,也能幸免于敌人的枪炮轰击—让战舰始终完好是他的使命。

对于到中国旅行的外国人来说,这样的责任理念反倒是让人欣慰的事。旅客住宿的旅馆中,掌柜唯恐客人住店时发生什么事,危及生命或财产安全,所以客人入住后他会格外谨慎,生怕自己担负责任。这件事无从考证,说有一天一个旅馆掌柜追一位凌晨离店的客人,追了好几里地。他追得气喘吁吁、满头大汗,追上后,一脸虔诚、满心高兴地递给了对方一件东西,说是客人留在店里的—这件东西居然是一个空火柴盒。

如果我们沿高低不一,级别、类别不一的国家官僚体系一直往上看,跳过这个庞大体系中不值得提起的那些官员,最后看到皇帝本人身边的时候就会发现问题—皇帝该对谁负责?要知道,如果遵循中国圣贤们的理念,就连皇帝本人也不能摆脱限制,就连皇帝本人也不得不遵循法则,就像他自己统治下的所有人那样。

人们把皇帝称作“圣上”,这个头衔的含义是,皇帝不必向任何人解释自己的行为,他可以置身于批评之外,他是这个国家可以这么做的唯一一个人。朝廷虽然设有六个大部门,可以协助政府统治全国,不过对这些部门拥有绝对权威的只有皇帝本人。皇帝可以随意推翻这些部门的决定。

看上去,枢密官好像也有权力质疑皇帝的决定,不过他们的言论并不能改变道义以外的方面。而且,如果皇帝的做法让他们觉得损害了国家的利益,他们每提出一次质询就要冒一次生命危险。他们提出的建议、他们的做法如果冒犯了皇帝,他们很容易就会被流放,或者被处以极刑。

然而毕竟有绝对法则管辖着皇帝,在这一法则之下,皇帝不过是个最普通的臣子,所以皇帝只需要向上天赋予他的绝对法则负责,他也只需向上天负责。人们通常认为,皇帝的人选是上天的安排,皇帝之所以能坐上皇位,是因为上天给予了他足够的权力,使他可以掌管国家事务。如果皇帝心中有正义,为人民谋福利,那么上天就会护佑这个国家;如果皇帝荒淫无道、不理政事,那么他的过错也会产生同样的反作用力,他的臣民们将不得不忍受饥饿和瘟疫,他的国家或许会出现战争、叛乱。在中国,这个道理的古老程度几乎等同于这个国家的历史。中国有一部名叫《礼经》的经书,书中记载了因为皇帝荒淫无道,导致天狗吞日,致使整个国家人心惶惶,大片土地受灾的事。这部公元前8世纪的书中写道,因为恐慌,就连高大陡峭的山峰都倒伏在地上,引起了河流拥堵,洪水泛滥,大片土地变成了荒地。上天这么做不过是想给皇帝一个警告,告诉他上天知道他犯下的一切过错,如果他仍不悔过,不积极治政的话,那么他将得到更严厉的惩罚。“道义”是中国国家体制中一种极强的统治力量,这种力量无论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都相信且认同。我们的感官能够感受到的国家机器,它的组成部分是活生生的人。国家机器如同一张巨大无比的网,里面满是结扣,连接这些结扣的神秘的责任契约把社会各阶层紧密地绑到了一起。除此之外,冥冥中还有一种无形的力量,这就是上天的力量。上天的眼睛能洞察一切,它双眼检视的唯一对象就是道德。

要知道的是,皇帝的王位是上天的赐予,他既然被称作“天子”,那就有义务接受上天的监督。上天的力量非尘世力量所能及,也非凡人所能察,这种力量对皇帝和草民都平等相待。上天的眼睛能看见每个人的劣行;上天会为此而对人们实施惩罚,它的惩罚不偏不袒,不受身份地位影响,不会让任何人提出质疑。正因如此,上天的强大力量才会被从地保到官员的所有人畏服。在官员们的意识中,自己对官位更高的人负责是理所当然的事。同时,他们下意识里明白,因为自己的所有过错都有上天在记录,所以除了对官位更高的人负责外,自己还应该对上天负责。

在南方的一个大城市,很多人曾因致命的热病流行而濒临死亡。医生对此无能为力,这种热病似乎无药可治。每个家庭中都有受病痛折磨的人;狭窄的街道上,死去的男女挤挤挨挨。年富力强的小伙子、年轻貌美的姑娘、白发苍苍的老人以及还被抱在怀中的孩子,全被死神无情地带走了生命。城中到处都能听见痛苦的呻吟声,悲伤的情绪笼罩全城。人人畏惧死亡,可死亡的消息有增无减,这些可怖的谣言让城中人心惶惶。高悬的太阳俯视着这座不幸的城市。烈日炎炎,折磨着这些原就挣扎在痛苦中的人,让他们的痛苦加倍。

灾难如此严重,这座城市的执政者终于不得不承认,自己的责任难以推脱。他决定请求上天的帮助。第二天一早,他站在原野中,抬头望着灰白色的天空,祈祷上天能将疾病驱逐出城。他祈求道:“我知道我自己不是一个好的管理者,犯了很多错,所以您才会降死亡给百姓。我感到十分痛苦,请您让我自己弥补自己的罪过。如果我的死亡能让百姓免于灾难的话,我情愿这么做。”

这个帝国的建立,就是以这样的道德为基础。皇帝的权力是上天的赐予,所以皇帝只需对上天负责。上天的操纵力,我们在叛乱、杀君和天灾造成的王朝覆灭中都能看到。一旦统治者不再有资格坐在龙椅上,那么,为了让更优秀的人取代他,看不见的正义能量就会将他赶下。

有一种信念会激活扎根在中国人心中的民主精神。这种信念被广为认同:上天会在关键时刻做出最后的裁决,比如因统治者治理无方而使政局生变、国家发生内乱的时刻。这样的信念拥有无形的力量,像沉睡千百年的庞大怪物,经历了岁岁年年,却始终没有找到肯定自己的合适时机。帝国西部的山峰高峻挺拔、直入云端,像无法跨越的屏障,将带领这个国家走入新生活的思想阻挡在外。官员们故步自封,西方文明和革命思想传播到沿海省份是被每一级官员坚决遏止的。

伟大的变革有着狂风巨浪一般的力量,让人热血沸腾,让帝国为之震动,这正是这个国家需要的。就像人们说的那样,英国枪炮的回声响彻大清帝国,正是这种回声为这个国家带来了最初的震动,开启了帝国如今这种全方位的新生活。回声不会停,将来还会有西方的其他声音涌入。人们眼中已经看到了西方的崭新人生观,崭新国度和人世景象。点石成金的双手编织出的传奇和诗篇带出了全新的观念,这些观念中有关于政府统治之道的全新设想,这样的设想是这些国人的先辈们连梦都梦不到的。这些观念给了他们以新的启发。第三章 军事制度

在西方确立常规军事制度之前,中国就已经建立起了自己的军事制度。之所以如此,是因为频繁的战争。在这个国家形成之初,创建者们将血腥而残忍的战争作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在当时,中国的版图还很小,却有众多诸侯。虽有一个名义上的最高掌权者,但当诸侯们认为自己已经足够强大,不应再屈居人下时,独立、反叛无疑成为必然。在诸侯之间,为了自卫、壮大而发生的交战十分频繁。最终,在那位“中国的拿破仑”的领导下,他的王国获得了胜利。他击溃所有对手,完成了“大一统”,秦朝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他封自己为统一中国后的第一个皇帝—始皇帝。中国的战争体系自那时就确立了。从根本上讲,今时的中华帝国的建立,就源自这种体系。“中国人,整体来说并不好战。”作为一个西方人,如果你不熟悉中国的历史,可能会有这样的想法。但如果你认为他们畏惧战争,害怕在战场与敌人殊死搏斗,就完全错了。在历史上,如果说世界上还有哪个国家的军队能像英国军队那样经历过如此多的战争,也就只有中国军队了。为了摘取胜利的果实,无数的生命在数不尽的战争中消逝。即使那个部落以凶狠好战闻名,仍然要去征服;即使士兵的尸骨堆得像山一样高,依旧要翻越过去;哪怕忍受饥饿,也要去占领那一望无际的平原。中国最终成为世界上疆域最广的帝国之一,正是由于有这些勇敢的中国人。他们凭借着不屈不挠的毅力,在以死亡铺就的道路上奋勇向前。

中国的士兵具有优良的素质。除了征服外族,他们的勇气在面对强敌入侵时也毫不逊色。在这个国家的北部和西部的边疆上,生活着很多好战的民族。他们为了得到这个美丽的国家那肥沃的土地、洒满阳光的平原和硕果累累的山谷,一次又一次发起血腥的战争。鞑靼人便是其中活跃的一支,他们的铁骑几番入侵,但都以失败告终,他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灰头土脸地逃回老家。

事实上,堕落腐化的官员与昏庸无能的帝王为外族的入侵创造了不少机会,致使国家主权数次落入外族人之手。然而,这个民族具有强大的包容力,他们接纳入侵者,并同化他们。现在的清朝就是如此,它的统治者是曾经的入侵者—满族人。鞑靼人大约在三个世纪前赢得了这个国家的权柄,他们推翻了原本汉人的统治,建立了清朝。现在,鞑靼人的士兵像以前一样驻防在各省,由满族人担任全国十八个省政府部门以及军队的重要职位。但除了这一点,很难找到满、汉两个民族的差别。现在,入侵者与被征服者的后代站在一起,他们无论是在服饰、语言,还是思考方式上都没什么不同。

中国的士兵在外表上很容易让人产生一种去嘲讽、鄙视的感觉。这与他们是否强壮无关,即使是一个大块头,他看上去也总是那么滑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当官的从不曾告诉过他们要如何做才能展露出自己的聪明机敏以及军人特有的气质。在西方人眼里,他们接受的训练极不正规,简直不值一提。没人要求他们抬头挺胸,他们也毫不在乎地浪费了自己原本的身高。没有人要求他们去学习如何走正步,这对中国的士兵来说,真是太幸运了。因为他们原本就没有左腿、右腿的概念,正步对他们来说将会是一种精神折磨。中国的士兵因为没有受过正规的行军训练,所以着装十分随意,充分地展示出了个人喜好。在行军的路上,如果环境恶劣,他们的队列会十分松散,不过这并不会受到上级的指责。

中国士兵的卫生习惯真是糟糕透顶。长官们并不在乎下属的穿着,当然也不在乎他们留给别人的第一印象如何。士兵们不喜欢水,也不亲近肥皂。他们就像是一直都穿着军装睡觉,看起来又脏又邋遢。早上起来,他们不洗脸,不换衣服,即使那件外衣看起来满是褶皱,闻起来汗味儿十足,也全不在意。在中国的南方,部分省份的士兵甚至是光着脚的,看起来一点军人的气质都没有。在行军的时候,他们保护双脚的工具不过是一双草鞋。而平时,他们的做法简单极了,就像是一个普通穷人一样什么都不穿,将自己的双脚运用得十分彻底。

温和的秉性似乎刻在中国人的骨头上,他们宽容而且随和,这一点并不会因为成为士兵而有一丝更改。他们如此地单纯,充满了童真,看起来全不像是被国家征来打仗的。如果你在中国看到下面的场景,完全不必惊讶,因为这没什么可稀奇的:一群老百姓将一个正在执勤的士兵围在中间,不时地摸摸他的步枪。那个士兵以中国人惯常的方式蹲在地上,为他们讲解这把枪的结构,并十分谦虚、含蓄地表示:这枪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并不比原本的矛厉害多少;至少矛这种东西不用做细心的养护,生了锈也不妨碍使用,枪就不行了。

中国的政府从来就不为士兵的军服操心。他们将这件事做得非常简单,除了前胸后背那个显眼的“勇”字,士兵们看起来和大街上随处可见的普通百姓没什么差别。如果不想让别人发现自己是当兵的,只要将军装翻过来穿就行了。

中国的军装只包括上衣和裤子,它们并不合身,看起来又肥又大。中国人常常摆出这样一个姿势:坐在地上,下巴支在膝盖上。当然这并不雅观,对于英国人来说,维持这种姿势不用说太久,十分钟就足以让他们身心俱疲。然而对中国人来说,这是一种休息方式,舒服极了。他们那肥大的裤子,正是为这个姿势准备的。

如果有机会见到正在执行任务的士兵,你会发现观察他们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无论是行军,还是装备。他们把枪扛在肩上,人手一把扇子。扇柄插在背后的领子里,另一端伸展出来,靠近耳朵,这样就不会影响他们的行动了。当天气炎热的时候,他们会将扇子固定在头上,这并不难。先将扇子打开,盖在头上,然后他们用辫子缠绕固定。这时扇子就化身为屏障,将灼热的太阳挡在外面了。

竹制的烟枪对于他们来说也是不可缺少的装备,其重要性直逼扇子。他们如此热爱吸烟,如果要在烟枪与肩上的长枪之间做选择的话,恐怕长枪将会输得极其惨烈。在长途行军中,不时地来上那么一口,除了可以缓解疲劳,对于抵挡由饥饿引发的疼痛也颇具功效。为了避免烟枪占用双手,他们一般将它横插在背后的腰带上。

第三件重要的装备是雨伞,这是一件关系到他们脸面的装备。一个军人如果缺少了雨伞,人们会怀疑他作为军人的基本素质—勇,大家会认为这个人没有用尽全力。中国人非常务实,他们相信军人的尊严、素质与你是否被淋得像个落汤鸡关系极大。雨伞有很多缺点:它们很沉,不够精美,而且不易携带,不像烟枪、扇子那样可插在背上。但一旦下雨,雨伞可以免除他们的淋雨之苦,所以这所有的缺点都不妨碍士兵们将它带在身边。

长长的队伍就这样经过我们面前。士兵们神情肃穆,专注行军,全不为外物所动。他们的祖先是那些和他们一样受过严苛训练且英勇无畏的战士。他们如同先辈们一样,渴望成为英雄,英勇无畏。中国之所以能一点一点地扩大自己的疆域,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帝国之一,正是依靠他们。

如果想要成为军人,就要通过公开的考试。考试的内容包括对剑、盾牌以及弓箭的运用,当然,力量也是考察项目之一。观看他们的入伍考试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在考点周围,那些人随意地走动着,看起来十分悠闲。他们在等待这次考试的考官。不一会儿,那位考官来了,他的坐骑是一匹鬃毛杂乱的小马,看来他并不喜欢打理它,也许从没这样做过。考官大步走到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座椅前坐好。接着,考试开始了。应试者们被依次叫上前,轮流表演。叫号声非常响亮,满含着命令的意味。

这是一个身材魁梧的小伙子,穿着普通的蓝色棉衣和一条肥大的裤子,表情沉重,从面相上看并不精明,以第一印象来说就是随和与笨拙。在他身上看不到半点激情,整个人也似乎与英勇二字沾不上边,看起来就好像只要对手一发起进攻,他就会立即逃跑。他一手短剑一手盾牌,为他安排的对手是一位手持长剑的年轻人。虽然这个年轻人的剑比他的长,不过,他比对手多了一个盾牌,理论上来说,这对他要有利一点。一声令下,两人摆出防御的姿势,戒备地看着对方。眨眼之间,那个呆笨的小伙子消失了,他双目炯炯有神,像换成了另一个人。显然,他的激情完全被掩盖在迟钝的外表下了,现在它们瞬间被释放出来,将他整个人变成了个初入剑道的武者。

他的对手非常谨慎,忽然,那人向前迈了一步,挥剑向他猛刺。他微微弯着身体,在盾牌的上方看见对手的动作,他可能有些紧张,但动作迅猛,一手持紧短剑,另一手迅速地移动盾牌挡住那刺向自己的剑。接着,在对手反应过来之前,他凶猛地回敬一剑,使得对手不得不全力闪躲。这时,兴奋的表情出现在二人的脸上,无疑他们都将为这场战斗拼尽全力。进攻、防御转换得非常快。最吸引人眼球的是那位使用盾牌的应试者,他对于盾牌的运用令人眼前一亮。他的动作极为迅速,这一刻盾牌还挡在身体的前面,下一刻马上就会出现在脚前,这会儿挡在身侧,瞬间又移至头顶。在他进攻时,我们只能看到上一刻留下的剑影。此刻,他挥剑猛刺对手,转瞬,又提剑上挑。他的身手如此矫捷,几乎让人目不暇接。这时,这场对战对他来说好像已经不是一场简单的比试,他将自己的生死融入对武器的运用上,竭尽所能。对于这种演示,有时我们会觉得它非常可笑,不太像一个军人需要的功夫,更像街头卖艺的杂耍。不过,耳边不时传来的叫好声告诉我们,其他人显然并不这样想。在他们看来,这是一场武术表演,并且十分精彩,他们毫不吝啬地为表演者精湛的武艺喝彩。

接下来要考察的是射箭。他拿到了一把弓和三支箭,目标是大约50码外的靶子,如果他不能射中,就会落选,到时只能回去多加练习,等到可以达标时再来。好在他的三支箭全部正中靶心。

由于武器使用得非常漂亮,他得到了考官的认可。接下来对于力量的检测是最后一关。他要做的是将那些散乱地摆在地上的石头搬到别的地方。他最开始选中的是其中一块最小的,不过,即使是这块也要超过五十磅。他试了一下,看来这个重量对他来说不算什么,他的肌肉所受到的锻炼让做这件事变得非常轻松,这块石头在空中停留一下之后,就被举过头顶。接下来,他所搬的石块一块比一块重,最后的那块足有一百磅,他需要把它举到脸的高度。这对他来说有点困难,这个重量无疑达到了他的极限。他的脸因为要提起全部的气力而变得通红,他的身体也在石块的重压下不停地颤抖。不过,最终他还是成功了。人们认可了他的力量,在战场上就是抓起敌人扛在背上也不是问题,因此,他入伍成功。以后,他的名字将和这个帝国的其他战士连在一起。

步枪的使用按要求也已加入考核,不过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仍旧普遍采用上面的考核方式。现在,一些军队按照西方的方式训练,在考核方面,采用一种新的方法。不过,在中国的各个省市,传承已久的老方法仍旧十分盛行,采用新的考核方法的地方非常少。

新兵会被分配到具体的连队中,他们受到的待遇远不如英国士兵。众多二十五英寸的方形房间构成了他们的军营,每间房十人。政府为他们提供的生活用品非常简单,五张床、一口锅、几副碗筷、几张小桌,再加几条长凳就是他们的全部家当。

每个月士兵得到的军饷只有十四先令,不管是吃饭,还是其他开销全都在这儿了。只要不是接受检阅或执行某些任务,他们就要自己做饭,十个人轮流来。没有任务的时候,长官不会干涉他们,不检查营房,也不管士兵怎样穿衣服,当然,也没有一定的卫生标准。士兵们完全可以自己选是每天洗澡,还是一个月或者更长时间一次也不洗。因为想要洗澡而提出申请,这对他们来说完全是笑话。如果某个士兵这样做了,那么,他的整个服役生涯恐怕都要在嘲笑中度过了。

在行军的时候,伙食由沿途的官府负责,免费供应。他们会将士兵的数量以及将会驻扎的地点这些信息写下来,事先送到沿途的驻扎地。由于饿极了的士兵希望一驻扎好就马上饱餐一顿,所以那里的人要先为他们准备好足够数量的米饭、咸鱼、腌萝卜以及豆腐。

对于沿途的店主来说,这些军人并不讨喜,他们害怕这些人。这种害怕,在需要军人与敌人拼死搏杀的时候会越发严重,因为原本就不严格的军纪在这种时候就会更加糟糕。士兵们认为自己马上就要为国家去浴血奋战了,所以稍稍放纵一些也没什么关系。因此,他们所经之处的店老板们只能忍痛贡献出自己的货物,不敢稍有反抗。一次,有一支一千人的队伍从某地出发,他们走的时候是没有帽子的,等他们出现在二十里外的另一座城市,每个人头上就都有了一顶崭新的帽子。当然,这是“免费”的。

如果哪次的驻扎地没有营房,他们一般会选择当地最大的寺庙。他们这样做自有他们的道理,因为人们相信上天会庇佑这些士兵,保佑他们在战斗中获得胜利,所以,他们并不觉得有任何不妥。不过,士兵们在寺庙里的神像面前可不会有丝毫避忌。在神像的注视下,他们全无顾忌地吸鸦片、打牌、争吵谩骂,而且随手乱扔垃圾,一两天后,这座寺庙就和垃圾场差不多了。

对于老百姓来说,士兵的到来是一件非常恐怖的事。清朝的官吏在为士兵们提供伙食的时候往往要从中取利,所以士兵们到口的伙食不是数量不足,就是质量问题严重。如果士兵们将这一情况向管理粮草的官吏反映,那么,他们将会受到严厉的责罚,名义是士兵这么说表示他们认为政府从他们身上榨取利益,所以士兵们不敢这么做。没办法,他们只能将这种委屈转嫁到老百姓身上。就这样,一些胆大的士兵开始胡作非为、抢掠百姓,或明或暗,将原本平静的小镇搞得鸡飞狗跳、人心惶惶。在这群凶恶的士兵面前,稚嫩的雏鸡也要唧唧大叫着落荒而逃。生机勃勃的小猪也会莫名其妙地消失不见,只留下女主人呼叫它们回来吃食的声音,不过,它们再也不能回家了。很快,寺庙里的神像就闻到了烹饪食物的香味,原本肃穆的神情也变得疑惑起来。那些野蛮的士兵贪婪地盯着锅里的食物,不停地咽着口水,对于即将到来的大餐万分期待。这帮无赖赊买各种水果、点心以及其他各式各样美味的食物,完全不顾主人家的反对。或许他们会保证明天就把钱送来,不过,实践诺言的可能性基本可以忽略。

虽然也有通过考试而来的军官,但是大多情况下他们来自于士兵的升职。考试内容和入伍考试一样,但这时它们要难上很多,而且对能力也有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买通考官的钱财也是必不可少的。军官可以得到人们最高的尊敬,以及最深的畏惧。因为在面对敌人的时候,他们更加勇猛无畏,这让他们看起来出类拔萃,自然获得了士兵们的敬畏。那些想成为高级军官的人,几乎每一位都要凭借自己卓尔不凡的勇猛以及高超的军事才能来获得上级的认可。

数年前,在我居住的地方有一位姓林的将军,他就是这样的。他年轻的时候,十分粗野狂放,总是率性而为。他不甘于平淡的生活,也不肯为惯常的所谓社会准则折腰,结果他成了一个依靠偷和抢而生活的流浪汉。忽然有一天,参军的想法在他脑中出现,他认为这也许是他的出路。当时,朝廷的军队正在和台湾土著打仗。那些土著们披头散发、残忍嗜血。他们在原始森林里伏击那些士兵,割下头颅,鲜血淋淋地带回山中的聚居地。军队伤亡惨重,急需新的血液。林这样体格健硕、力大无穷的人用于对付土著非常合适,正是他们急需招募的人才。

对于这一选择,林尚没有来得及多想,就在几天后随着部队穿过了被狂风暴雨笼罩的台湾海峡,靠岸上岛了。

这座岛屿是林的福地,它结束了他的流浪生涯,使他成了一名受人敬仰、颇有名望的人。他很快就凭借自己不凡的勇气获得提升,手下有了十名士兵。

在这之后没多久,就爆发了一场与土著之间的激战。中国的军队在土著迅猛的攻击下不住地后退,不计其数的土著动作迅猛地冲出丛林,有如闪电。林扛着军旗随着队伍后撤,猛然间发现自己的剑不见了,想来是在混战中遗失了。丢失兵器对于一个军人来说,不仅是一种耻辱,还要丢官罢职,若是让上面知道,连性命也要不保。当时他想:与其因此被处死,还不如战死沙场,无论如何也要把剑找回来。就这样,他毅然决然地冲进正在追击的敌人中,他的手下紧随其后。虽然他们并不知道林为什么要冲回去,但紧随军旗是军人的本能。本来狼狈后退的敌人突然反攻,这着实让土著人大吃一惊。本以为敌人已经被击垮了,现在却又冲过来,他们相信这一定是敌军派来对付自己的后援,这种想法让他们产生了恐惧。很快,原本胜利在望的土著人被击溃了,四散奔逃。战斗结束后,将军将林叫到跟前,当着全军的面表扬了他,称这次之所以能够取胜,林的英勇就是关键。自然,林再次升官了。在此之后,他开始不断地升官,最终成了一方统帅,所管制的辖区不仅大而且非常重要。

以目前的素质以及训练情况来说,中国的士兵并不能让人发自内心地去敬佩。他们受到的军事教育太差,因此素质低劣。他们表现得不够勇敢,但这并不表示他们天性如此,而是环境造成的。如果中国人完全没有胆识,这个国家绝不会成为东方的霸主。中国的士兵目前缺少两样东西,一个是受过正规训练的、英勇的将领,一个是相比于他们目前的军营生活来说,更加积极、更加尚武的环境。在如何将一个新兵训练成一个合格的士兵这方面,戈登将军就做得非常不错。他的士兵勇敢无畏、战功赫赫,绝对对得起“常胜军”这一响亮的称号。

在威海卫兵团为夺取天津与义和团发生的激战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国人的秉性,一九零零年九月五日的《北华捷报》提到了这场战役:“大多数人都不相信中国人也能成为一个好的军人。这导致他们对威海卫兵团持有偏见。当然,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什么能证明这只是偏见。在天津城下,威海卫兵团的士兵们作战英勇,他们捍卫着自己的文明与作为人的本质,尽管当时他们并不知道这些抽象的概念。“总有不少评论说中国人只差一个好的领导,威海卫兵团就用其短暂的生命证实了这一点。就像追随沃森上尉的那些第四连的士兵一样,当人们相信自己的长官,愿意舍命追随他冲过枪林弹雨,他们就不会像普通士兵们那样绝望。一个战士护送驮着弹药的骡子来到前线,长官们和骡子都中弹牺牲了,他仍旧坚守着自己的职责。一个团队能培养出这样一个士兵,就绝不会无所作为。在奥利维特上尉死后,目睹这一壮举的欧洲人都表示:这位中国士兵应该获得一枚维多利亚十字勋章。”

我在上面那段文字里尽我所能对中国的军队进行了描述。的确,是有一些按照西方的方式组建、训练的军队。如果你不熟悉实际情况,可能就会以为在那儿采用了全部的西方制度,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在中国的大部分地区,军人的情况基本没什么变化。而在目前这场革命中,取得胜利的那一方也基本没受过什么新式训练。他们憎恨入侵者,渴望从征服者手里获得自由,这给了他们胆量和勇气—一切为了理想。最终,他们取得了胜利,新生的共和国诞生了。未来,他们会意识到:严格的训练对士兵是多么重要,不如此,就不能在入侵者面前守护住国家的尊严。第四章 学者

当一个中国家庭有一个男孩儿降生的时候,这个男孩儿的父亲对儿子的期望就是他可以成为一个有文化的人。从孩子一落地,这一愿望就在父亲心中点燃,孩子是整个家庭的未来与希望。无论贫穷,还是富贵,所有的父亲都可以在这一愿望中畅游,因为在中国,任何阶层都有获得财富与荣誉的机会。除了妓女、演员、剃头匠和一些特定职业者的儿子不能获得学历外,只要你愿意,任何人,无论身份、地位都可以成为文人,都有权利获得这个国家所授予的最高荣誉。因为,教育是获得荣誉最通顺的大路,至少理论上如此。

读书人,是这个国家对行政官员最基本的要求。只要想想管理这个国家如此广阔的地域要有多少行政人员,就可以想象出文人阶层在这个国家的地位以及它的影响力了。此外,还有为数众多未能通过任何考试的读书人,他们或许没有得到官职,但在自己的家乡,影响力仍然不可小觑。他们所受的教育将他们从普通百姓的地位上高高抬起。他们总是处于领导地位,这是因为无论是在人民与官府的抗争中,还是在不同村落的争斗中,或者是阶级斗争中,人们总是愿意征求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形成紧密的同盟,彼此互相支持,那么,与他们发生冲突就十分危险。这是因为除了背后的同盟者的支持,每个人背后还有与他同宗的村民们,那些人会不计后果地跟随他,不惜任何代价。文人,从整体上看,更像是一群无耻之徒。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们在获得教育、提高智慧的同时,在道义上似乎也变得麻木起来。他们拖住了这个国家进步的脚步,他们对于外国人有着最强烈的憎恨,深入骨髓,无论你来自哪个国家。

读书人成功地通过了考试可以得到三种称号:秀才、举人、进士。从字面上来说,秀才是指聪慧而且有才干的人,举人是指地位高贵的人,进士是高级学者。通过乡里的考试就可以成为秀才;通过省里的考试可以成为举人;通过北京的考试的人可以成为进士,当然这要先通过前面的两次考试。而且成为进士后,一些人还可能被皇帝点选为翰林——中国的皇家学府中的一员。

从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获得这些称号或官职所需的知识少得可怜,如果是我们英国的学生恐怕会觉得十分可笑。对儒家经典的透彻理解,就是中国学生所要掌握的所有的知识。先不说英国大学生需要学习的那些高级课程论,就是那些基础课程中国人也知之甚少。数学、天文学、几何学、地质学……几乎所有这些名词,中国学生连它们代表的是什么都不知道,更别提英国青年必学的纯科学的知识了,他们听都没听过。

但所有这一切,并不意味着中国学生的学习内容是非常容易的。在很多方面,相对于英国学生的课程标准,中国的要求要严格很多。学生们要将所有的经典以及这些经典的解释全部背下来。这些内容常常非常深奥、晦涩,很难让人提起兴趣。它们与人们的日常生活无关,集中于道德和哲学这些抽象的问题。无论是现实思想的内容,还是研究自然以有所创造的课程,他们都没有。整个学习过程非常地枯燥,由于所有的书都是由那些看似神秘的象形文字构成的,所以一个学生首先就要掌握数以千计的汉字,然后按照那些文字在书中的排序背诵,牢记于心,无论书中的哪个词、哪个短语都必须非常熟悉,以便在任何需要的时候,都可以准确地引用出来。在这两方面,任何一个英国的学生都没办法忍受,这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精神和肉体的双重折磨。在中国,究竟有多少读书人在这可怕的令人过度疲惫的学习过程中被压垮,恐怕只有那些专门研究这个问题的人才能告诉你了。这些可怜的人啊,只能带着他们永远也不曾实现的梦在山侧长眠了。

必须通过四门考试才能成为秀才:五言诗或七言诗,字数在六十个以内;格律文,长短不限,主要描写著名建筑物或古物;小品文,可从正反两面来写,主要针对一些经典的词句;评论,主要针对一些重大事件,可以是古代的,也可以是现代的,具体看考官的心意。

诗讲究韵律,所描写的东西要韵味十足,依靠景物发挥想象,并以诗歌的形式表现。下面是一些以前的考题,它们因为表现得非常完美,极具韵味,被刊印成册,以便后人学习。“古林无人径,深山何处钟”描写的是从孤山之中的寺院里传来悠扬的钟声,飘到在山中独居的人的耳中;《别有人》描写的是一个有名的官员离开任职的地方,返回遥远的家乡的情景;《玉镯春水》描写的是春雨之后,溪水在山间蜿蜒而下,欢快地流向山下的平原,太阳照在溪水上,为它镀上了一层翠玉般的色彩。此外,还有《鸟鸣涧》和《春天的石榴》等。

有很多诗都极具韵味,读起来朗朗上口。它们展现了诗人惊人的观察力以及丰富的想象力。一些西方著名诗人因为受到这些想象的启发而收获了不少荣誉。中国人的观察力与想象力显得非常可贵,因为单凭第一印象,你很难联想到他们内心竟然燃烧着诗的火花。尽管这些中国人看起来呆笨、麻木、粗俗,身上完全不存在诗的味道,但即使以一头老牛或者犀牛为对象,他们也能迅速地找到它们生而有之的闪光点,描写得既雅致又细腻。

中国人的外表看起来鲁钝、麻木、完全不存在艺术方面的修养,你永远也想象不到在那层表象下所拥有的天赋和才华。但其实他们在很多方面颇具才能。而且在内心深处,他们对大自然充满热爱,只要一眼就能发现它的魅力所在。他们似乎拥有在自然中发现美的天赋,不仅如此,他们还能用诗将这份美展现出来。大自然是如此地羞涩,它常常将自己的美丽掩藏起来,也只有那些真正具有艺术眼光的人才能发现。

从本质上来说,格律文所描写的东西并没有什么诗意。但在马丁·塔珀形式之后,格律文就不再像是散文,因为它有了严格的韵律规范,看起来像是一个即将成为诗词大师的人所写的文章。在以前的考试中,主考官曾经出过这样一个题目:《阿房宫,铜雀台》。为人称颂的铜雀台建造于三国时期,那时候中国分裂成了三个国家,它们互相敌对。为了能提前得到敌人的消息,其中一位篡位者修筑了铜雀台,站在它上面可以看到很远的地方。再来的一个考题是“宫花”。相传,在汉朝的时候,有一棵石榴树,它给人感觉就像是会睡觉一样,每天有三次会垂下自己的叶子,小睡片刻后,就又精神十足地把枝条伸展开来。

小品文的论述是这样一个过程,考生通过对那些从经典中引用的词句进行批评,进而引申出自己的观点。下面列举了几个以前考过的题目:《饥与渴》《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德不孤,必有邻》《心诚则灵》《以德报怨》。

评论的对象非常广,上至远古,下到当下,相对于其他的文体来说,评论是一种更加普通的方式。以前有过这样一个题目—《论秦始皇焚书坑儒》。这是要求考生找出秦始皇要焚书坑儒的原因。焚书是指秦始皇为了使人民变得愚昧,烧毁了当时所有的经典,使人们没有书读。在秦始皇为新帝国推行一系列政策时,那些饱读诗书的读书人成了他最大的麻烦,这是始皇帝焚书坑儒的主要原因。“对万里长城进行描述,并对铁路以及铁制船做出评价”,这一考题出现在光绪帝时期,这个题目的提出,除了在考试选题上给了考官们一个新方向,也可以看出光绪皇帝当时有了改革的想法,在一八九八年他开始着手改革。

透彻地理解经典中的每个字、词,了解这些字、词公认的解释是写出小品文以及评论文的基础。且不谈还要写出文章,单是记住这些字词的工作量就已经十分庞大,足以将其他国家的任何一个人压垮了。由于每一部典籍都有各自不同的内容,特点不一,所以都要分别学习。他们非常看重引经据典的准确性,一旦有一处引用错误或者书写出错,这篇文章就算废了,考官不会再往下看,考生自然也没了通过考试的机会。

这样想象一下,一些文字—方方正正的,像是来自诺亚时代一样古老,五六千字的样子—放在面前。这些字既生硬又枯燥,就像数字一样,但每个都有故事掩藏在点画之后。要想将这些文字变成各种各样的故事去讲述那些爱恨情仇、阴谋爱恋或者人类那薄弱的自控能力和令人敬仰的理想,就要了解每一个字的意思,并且掌握它们的笔画结构。由此我们就能想象出要完成这样一份工作是多么地困难了。

尽管如此,这也还只是这项工作的一小部分。此外,还要牢牢记住那些经典图书的全部内容,尽管那些词、短语是写于三千年前,也一样要清楚地掌握它们每一个的意思。考生除了这样做别无选择,因为赐予称号的权力掌握在那些思想保守的主考官手里,不如此,怎能配合他们?

在枯燥乏味这件事上,再没什么东西能超越那些书了。在经过所有的这些重压后,那些一流学者的脑袋里竟然还有残余的智慧,不得不说,这些学者本身都算是一座纪念碑了。那些古代的思想家、哲学家们似乎并不欣赏普通大众的人性,在那些经典之中他们也很少加入人类的生活元素。可能是那些先贤生活太忙,不能详细地解说,也可能他们从没学过写作,所以那些典籍中的文字才总是如此干脆、简洁。这些书通篇都在讲些高尚的道德和美好的情操,又长又啰嗦,完全不存在浪漫、刺激的元素。它们游离于现实生活之外,既没有成年人的言谈,也没有孩子们的欢笑,甚至不存在其他任何与人类有关的声音,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常常希望看到这些,但在这些书里我从没找到过。《圣经》就不是这样,它的语言惟妙惟肖,像活的一样,透过它们,我们几乎可以看见鲜活的人物在我们面前经过,它的语言如此直白,易于理解,清晰地描画出人的喜悦与悲痛,好像我们身在其中一样。

省试、乡试的内容一样,不过前者对于文章的简洁度、规范性要求更高,此外,考生的知识面要求更宽,对知识的掌握也要求更加深入。省试的考点设在省会。为了到那儿,不少考生要赶两三百英里的路,花费近一个月的时间,之所以会如此,除了地域广阔之外,交通不便也是主因。赶路的辛苦暂且不提,一路所需的花费也是个大问题。对于大多数考生来说,他们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盘缠的问题,因为考生里的大多数人都非常穷,和约伯以及教堂里的老鼠有一拼。

有不少故事是说这些考生的,讲他们为了获得荣誉如何历尽千难万苦,最后得以千古留名。在中国南方的某个地方有一座山,有一条重要的通往考场的路从它的内部穿过,那座山非常陡峭。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就是关于这座山的。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穷秀才要去考举人,他要到那紧系着他的命运的省会去,从他所生活的小山村算起有两百多里路。他翻过高高的山峰,越过难走的险滩,在人口密集的平原上穿过,凭借自己不凡的勇气、强健的身体以及坚忍不拔的毅力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在这个时候,他身上已经没剩多少钱了,好在勉强坚持一下还可以撑过九天的考试。果然,等到考试结束,他真是一穷二白了,他一点办法也没有,虽然举目无亲,但只能先留在这座大城市里。尽管在中国的经典里救助陌生人这一品德受到了高度评价,不过在现实社会中你很难找到它,没有人会帮助这个穷秀才。但他没有因此而感到绝望,因为他是一个勇敢而且自主的人。尽管学富五车,但他并没有因此轻视体力劳动,也愿意老实地干些活儿。因此,他在轿行里找了一份活计—抬客返乡。轿夫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很低,这个穷秀才愿意做一个受人轻鄙的轿夫,暂时将自己高高在上的秀才地位放在一边,这恰恰展示出了他的胆量以及别具一格的思维模式。

他抬着轿子翻过高山,攀过峭壁,穿过平原上稠密的人群,不停地走,一直走了整整一百五十英里的路。一路上,他不停地想着考试的事,翻来覆去地揣测考试结果:放榜了没有?我考中了吗?如果他有足够的钱,就能在城里等着结果揭晓了。他的两个肩膀由于长时间抬轿而高高地肿胀起来,上面还有轿杆磨起的水泡,他的生活正被愁云惨雾笼罩着。这一天,在他的路途前方又迎来了一座山,又高又陡,他站在山脚仰望山顶,觉得气都要透不过来了,但他还要抬着轿子爬过去。就在这时,“报喜官”的锣声在他的身后传了过来,那些人一边骑着马飞速向前跑,一边高喊着那些幸运的中榜者的名字。“报喜官”以此为生,一放榜他们就上路,去给那些上榜者的亲朋好友报喜,他们选择的人都居住在较远的地方。他们一行一般有四个人,不时地敲两下锣,高喊中榜者的名字,很容易就能认出来。

随着那些人不断走近,秀才的心剧烈地跳动起来,他非常紧张,竖起耳朵,生怕错过什么,终于,他听到了自己的名字,现在,在省里面他也是一流的学者了,因为他不仅上了榜,还高中榜首。以后,他的生活中将不再有贫穷与苦痛,无论是金钱,还是荣誉,他都能轻易获得了,他整个人都被兴奋这种情绪充盈着。他把轿子放下来,表示自己不再抬轿了。然而,客人并不这么想,提醒他说,按照约定他得将自己送回家乡。秀才想了一会儿,决定遵守诺言,不过面前那座山实在是陡峭高大,他希望拿到更多的报酬,客人同意了。于是,他们再次起行,轿杆又回到了那满是水泡的肩上,不过此时,秀才步伐轻快起来,他抬着轿子向上攀援,心中响起愉快的歌声。用不了多久,他的声名就会在省里家喻户晓,本省,乃至全国的书院,甚至每一个秀才的家里都会出现他的名字,尽管目前他看起来和普通的苦力没什么不同。从那以后,就是为了纪念这件事,轿夫每当抬轿经过这里,都会在山脚停下,要客人增加报酬,才会继续上路。

成为进士、翰林的考试地点在北京,通过考试的人将收获光明的前程,尤其是翰林,如果能通过这个考试就能在这个国家得到一个非常好的职位。只要是上榜者,无论原本身份如何,地位怎样,都可以成为这个国家上流社会中最显贵的人。如果在翰林的考试中高中榜首,就有成为两江总督的可能。两江总督负责治理两个省,生活在那儿的四五千万的百姓都归其统领,在那里他有绝高的统治权。《瑞普·凡·温克尔》中有这样一句话:“沉睡的日子已经过去,再也不会回来了。”正可以用在这里。几百年来,这个国家血管里的血一直重复着同一种缓慢的旋律,现在,一种新的思想正在扩散。古老的舞台将成为历史,这个国家的年轻人正在睁开他们的眼睛,充满好奇地看着外面的世界,面前的景致告诉他们,他们必须扮演一个新的角色了。

对于那些书和题目,他们不再像父辈一样热衷,这些再不能吸引他们。众多西方思想涌入中国,它们像一曲鲜活而动人的歌,彼此应和着穿过平原,跨过高山,越过峡谷。人们的心灵被一种新的生活观念惊醒,这种观念从不曾在那些伟大的诗中出现过。一个新的乐章奏响了,原本已经死亡的梦想在人们的心中活了过来,引领着他们那卓越的想象力。

渴望知识的少年们把全国各地新建起来的国立学校挤得满满当当。他们为所看到的西方大陆吃惊地张大双眼,以前他们并不了解这块大陆,现在,当他们开始明白西方思想的奥秘时,这块大陆终于展现出来了。

在中国,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那些曾经容纳上万人的考试大厅,已不复有原本的辉煌,大门随风摇摆,巨大的蜘蛛在那儿安家落户。这些大厅已经被人们丢弃,孤寂地站在那儿。仔细听,那些曾经在这里得到荣耀的人的感叹声,那些为国家所遭受的磨难而痛苦的人的叹息声,如同幽灵的轻吟传过来。第五章 经典书籍

尽管中国已经转移视线,开始注意西方这片土地以及自身的未来,但无论是学富五车,还是目不识丁,这个国家里的所有人依然深深地受着中国经典著作的影响,在支配他们行为的思想中那些经典仍占据着主导地位。所以这一章我们探讨的,就是中国的经典著作这一最古老但又很现代的问题。

在当今的思想家和学者看来,这些典籍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我会在谈论它们的同时尽最大的努力让读者们了解到。对于这些典籍的发展史以及传播情况,我觉得可以用现在时,因为与从前相比,它们的地位没什么变化。

尽管不是神学意义上的至高无上,但在中国人心中,那些经典著作绝对地位超然。只是他们还没有像部分外国学者那样称呼这些经典著作为“中国的《圣经》”罢了。

即使心中出现了一个很大的疑问,人们也并不能在这些经典著作中找到答案,纵使想要弄明白一些与未来有关的事,这些经典著作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帮助。大多数中国人从不看这些书,如果遇到道德方面的问题也不会找它们,因为他们不识字。这些书并不能满足一个人的精神需求,即使这个人满腹经纶,认识书里面的每一个字,他也不认为它们可以帮他。我认识不少这样的学者,而且就偶像而言,它在我所遇到的每一户人家都是存在的,这个偶像通常非常普通而且没什么文化,然而却被那户人家所有的成员崇拜着。这些经典里既没有神的指示也没有神的启示,与神学没什么关系,至少与西方人所认识的宗教书籍不同。这些书之所以能拥有如此崇高的地位并受到中国人的高度评价,是因为它所包含的道德理念,中国人行善以及以理服人等观念的树立正是受到这种道德理念的影响。

在中国还有大量涉及其他领域的著作,但无论是声名还是权威性,它们之中再没有一本能达到那样的高度。这些经典著作遍布这片大地,社会成员人手一本,所获得的尊敬甚至超过帝王。尽管可能只是年轻的时候偶尔看两眼,但你可以在每日劳作的老农手里发现它们;或许将它们当作守护自己的神灵,每日在繁重的体力活的重压下生活的苦力手里有它们;因为要研究它们才能名扬四海,所以那些才名在外的学者自是拥有它们。这些经典著作,从某种意义上讲,已经和这个国家融在一起了,这个国家任何一个阶层的成员,无论是思想还是想象力都由它们统领。除了外国的《圣经》,再没有哪本书能像它们这样,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这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只要认识到这些经典对中国人的非凡意义,就不会感到惊奇了。这些典籍是这个国家唯一一种教科书,在过去近二十个世纪里从没变过,别的书连竞争的机会都没有。

这种像是格言一样的真理被每一代中国人学习,也就是说,从国家选择教科书的角度来讲,其他的书籍在“适合”这方面做得总是不如它们好。一千多年以前,天刚刚亮,中国的男孩们就要起床,揉揉惺忪的睡眼,看看屋子外面正在追赶黑暗的日光。由于学校已经开门,老师已经在等他们了,所以他们必须立刻起来。这时,阳光从村庄穿过,光线闯进树林,教室里那面富有沉郁气息的墙壁也被一道金色的光线照亮了。孩子们飞快地爬出被窝,因为先生那严酷的面庞出现在他们脑海:两条眉毛紧紧地皱在一起,目光中充满威严。没几分钟,在上学的路上,就可以看到他们的身影了。刚刚升起的太阳放出万道光芒,在阳光的照耀下,远处的高山一眼就能看清楚,由于昨晚的黑暗尚流连不去,平原有些模糊,看来只要新的一天没有完全到来,这种模糊是不舍得离开了。

在这些孩子们匆忙上学的路上,在田间的小路上会出现另一些孩子,还有一些孩子出现在榕树林中,那沐浴在清晨阳光下的榕树林满含着露珠,此时显得格外可爱。很快,钟声响了起来,充斥在破旧的教室里的沉闷气息被二十多个吵闹着冲进来的孩子打破了。

之后,这些枯燥乏味、印刷粗糙的经典们就被塞到了孩子们的手里。整本书你找不到哪怕一副插图,总之,看起来沉闷极了,没有一点生气。由于它们实在是太深奥了,所以对于书中讲的到底是什么,从开始学算起,大约四到五年的时间内,孩子们完全不知道,而先生们也完全没有讲解的意思。这就像是一个美国的小伙子得到了一本柏拉图的书,但这本书的语言是未曾翻译的希腊文,所以这个小伙子只能一个人苦想这本书的每个词到底在说什么。

而现在,中国的学生们所经历的教育模式与他们那十个世纪前的前辈们一模一样。教学书籍也好,教学方法也罢,与原来的并没有什么不同,所有的学校都没有开过校务会议,更别提讨论一下,是不是用现代的教学书籍以及新式的教学方法来替换那些已经过时的书和教学方法了。更换教科书以及教学方法对于这个国家来说无异于异端邪说,这会将整个国家推到骚乱之中,生长于这片土地的学生与思想家们也将不会再像原来那样柔顺。所以直到现在,也没有人在这方面提出过具有参考价值的意见。

这些经典著作崇高的统治地位不仅是在小学中不会受到相关教育部门以及朝廷的干涉,即使是在中国的高等教育中,也从没被威胁过,所有人都认可了这些书对学生思想的影响。这种想法从不曾在中国人的头脑中出现:把这些已经被翻得残破不堪的,让他们多次头疼欲裂的书籍扔掉,如同解脱一般宣告“现在,我觉得快乐极了,我以后将和你们再无瓜葛”。当然不会,对于他们来说,或许这些书曾令他们异常烦乱,或许在学生时代曾让他们感到无比厌倦,但正是这些书,在进入高一级的考试中,他们参考它,也正是因为研究这些经典,他们获得了荣誉,如果足够幸运,这些书会为他们带来一省总督的职位,到那时,他将对省内的整个辖区拥有绝对权力。

为什么中国人会对这些书如此敬重?其实你完全不必感到奇怪。如果一个人就算读了这些书也不能变成一个满腹经纶的学者,那么,他早把这些书像那些看不看都无所谓的初级课本一样扔得远远的了。即使这位学者的生命到了最后一刻,这些书也会是他的伙伴。对于他来说,想要在学历以及思想层次上有所提升,或者实现自己的梦想,这些经典著作无可替代,其他读物只能在闲暇的时候看看,当作一种放松心情的方式。

这些经典著作官方说法就是“四书五经”,学者们都这么叫,一共九本。在以下的介绍中,我会按照中国人对它们的排列顺序来讲。如果要在“四书”中找到一本在趣味性以及重要性都名列前茅的,当属《论语》。这本书收集的是那位伟大的孔圣人的言论,在孔子离世后由他的弟子们编著而成,那些言论往往充满智慧且鞭辟入里。这本书涉猎很广,从它的题目就能看出来。因为孔子的弟子众多,有的希望孔子可以就那些深奥的、令人困惑的问题为他们答疑解惑,有的希望知道孔子如何看待当时的那些名人权贵,所以这里面的不少论题都是由他们提出的。

在这些对话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的一些见解。这些包含着他伟大的智慧的见解,深深地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中国那些传统思想之所以能形成,它们功不可没,甚至对当代社会各层人民来说,在达成理想的路上,支持他们走下去的力量也正是来自这里。算上孔子思想体系的形成,《论语》一共包括六个部分。这本书里的那些学说造就了整个中华民族对于高尚道德的追求,以及这种追求想要实现的理想、达到的目的和行为动机。孔子被尊为圣人,甚至被神化了,在我看来,他为中国带来了不少好的东西,但也有不好的,中国现代社会的所有的优缺点,无论是思想、社会还是政治生活层面上的,有相当大一部分是受到了他的影响。关于这一点,我相信如果你研究过《论语》中的某些言论,会跟我得出一样的结论。我们先来看看“天”这个字。在孔子之前,不少哲学家都喜欢用“神”这个字,不过孔子并不喜欢,至于原因就不得而知了。虽然看起来不喜欢“神”,而热衷于“天”,不过他并不能完全不受神的影响,在一些比较深奥的思想问题上,我们可以发现这一点。如果没有将一些属于“神”的特性挪到“天”里面,他在这方面的问题上所表露出来的思想将更加耀眼。在他看来,纯物质方面的力量既不能理解人的喜乐,也不能明白人与人之间的争斗,所以,与它们相比无疑天更加重要。他曾经这样认为:上天监督着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于这种想法,只要天认为是对的,就算别人不明白,他也会非常开心。

一次,他感到非常灰心,那些政治主张自己坚持了一辈子,但诸侯们却并不愿意采用,他对自己的徒弟说:“莫我知夫。”他的徒弟马上问道:“何为其莫知子也?”孔子自言自语似的回答道:“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天乎?”在那个时候,他的思绪还被浓浓的挫败感笼罩着。不仅仅是这样,在他看来,一个人如果对天表示不满,是非常不智的,因为在天的意志之下,没有人有反抗的余地,天是什么,天是一种力量,它统治着世间所有凡人。此外,他还表示,如果一个人不肯遵循天意,那么在整个宇宙之中都找不到哪怕一个能帮助他的人,这种思想已经深深地扎根在中国人的生活以及思维模式中了。

对于人类来说,漠视神的存在是一件不幸的事,后果比他们想象的要严重得多。这种后果从宗教那方面来说,几乎是一场灾难。天在客观上存在但并不清晰,人们用它来替代掉心里原本的神,将神抛到了脑后。把原本仅属于神的属性赋予了天。上天安排所有的这些:这个人是死还是活,是承受苦痛还是拥有幸福,是王侯将相还是乞讨为生。人们拥有为希望筹谋、努力的权利,但能否实现,要看天怎么安排了。尽管人们把天当作信仰,相信天会为那些受到委屈的人洗雪沉冤,但追根究底,天只是人们头顶上那个广大的空间,对于人类所承受的苦难,天既不会伤心落泪,也不会满心同情。显然,在宗教这个问题上,中国的学者和思想家们坚持的无神论是由孔子引起的。“天”这个字孔子使用的频率非常高,虽然他未曾给它下过明确的定义,并且告诫他的徒弟们在面对神这个问题上要非常谨慎。“孝”这个字在孔子的著作中也经常出现。孝这一美德在这位孔圣人的教导下融入了中国社会的每一个角落,如果一个人不是在中国长大的,他不可能了解这种渗透已经到达了什么样的程度。如果你问一个中国人,你的生活状态最大的标志是什么,什么是你最根本的责任?无论那个人处在社会的哪个层面,他都会马上告诉你,毫不迟疑:对父母的孝顺。

在中国,为了纪念那些以孝顺而闻名的孝子贤孙,修建了不少牌坊,它们非常宏伟,也花了不少钱,走在大街上,你经常会遇到它们。在所有的美德中,孝顺所得到的敬重最高。如果一个人在孝顺这块儿做得不好,他会受到非常严厉的批判,这种批判远远超过他在其他方面的不足所引起的。在孔子的家庭观中,孝顺至关重要,对父母的敬爱顺从不仅影响到家庭的稳定,就连国家的安定也会受到它的影响。孔子在这方面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中国人就像接受神谕一样接受了这一思想。“君子”这一形象的建立可以说是一个非常伟大的构想,孔子受到灵感的启迪,他描绘出这样一个形象:一个具有高洁的品性的人,这个人做人的根本准则就是高尚的道德。他永远葆有仁爱之心,无论遇到怎样令人惊惧的事,遇到什么样的危险,这一点都不会变。在这个人所生活的环境中,仁爱无处不在,所以他永远不会做那些卑鄙龌龊的事情。

还有一种形象叫“小人”,他所做的事,所想达成的目标与君子完全相反,在他的反衬下“君子”的形象变得更加高大。即使是在表现自己高尚的情操或是某些优点的时候,小人做的事也总是给人一种他正在暗地里筹划着什么感觉。对于整个国家来说,像一个君子一样去生活的理念对其影响非常大,君子所具有的那种高洁的生活境界是每一个人都应该去追求的。君子以一种固定的形象扎根在中国人心中,甚至在整个国家的价值体系中也是如此,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在学习这些经典的时候,一代又一代的学子们都不得不仔细研究君子这一完美的形象,他们还要全方位地分析君子所具备的性格特点。尽管是这些先哲们的后代,但中国人的路途无疑已经远远地离开了君子所呈现出的形象。中国人之所以没有比现在更加腐化、堕落,这要感谢那些思想家前辈们,他们是如此地富有智慧,创造出了这样一个伟大的形象。这一形象,对于这个国家因漠视神灵造成的损耗来说,尽管不多,但总算有些弥补。

除了上面说的那些,还有两个字孔子非常喜欢,他赋予这两个字荣光,人们的思想受到它们的控制。首先是“忠”这个字,它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振奋感。在这个字的刺激下,那被懒散的表情所覆盖的爱国心将会被激发,那积压在内心深处的激情也将不再沉睡。“忠”这个字会带给人勇气,在现实生活中,几乎所有的传奇故事都来源于这个字。在形式非常恶劣的情况下,无论敌人怎样强大,那些人也绝不退缩,但也并不进攻。在被团团围住的防线内,那些士兵就算遭受猛烈的攻击,就算被饿死也绝不投降,所有的这一切都是因为“忠”,它拥有一种魔力,会让人们将自己当成那些古代神话中的英雄。在很久以前,一个国家即将灭亡,它的一个国民为它而死,这个国民死后,后人们为他的事迹所感动,视他为英雄,在那片土地上,人们供奉他如同供奉神灵,之所以如此,仅仅是因为他对君王的忠诚。

还有一个深深吸引孔子的字是“诚”,不过尽管这个字所代表的意义非常美好,但如果想要在这个国家的道德体系之中,找到一个具有这么高的道德品质的人几乎是不可能的。中国人对“诚”这一品质是十分钦慕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在与中国人的接触中,一旦我们之间真诚成为需要,一旦我们之间遭遇真诚危机,这个字就会对他们产生影响,亮光在他们眼中出现,严肃的神情也变得柔和起来。生活在二十个世纪以前的这位伟大的圣人,他的思想似乎具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可以触及人们内心深处的某些情感,这种思想所具有的魔力形成一种旋律带领着人们的心弦随之跳动。孔子曾经表示,他总是弄不明白一个不诚实的人怎么能活着。这对他来说是一个最不能理解的问题。除了这些,孔子还提出来这样一个观点:诚实是天自身也要遵循的准则,假使一个人的品德之中缺少真诚,那么,他必不能得到全方位的发展。后来,孔子表示自己可以与天相比,甚至将自己称为神,就是因为在他继续深入“诚”这个问题后,孔圣人发现自己离理想中的贤者越来越近了。“四书”中的第二本是《大学》。主要讲的是人才的培养、得体的家的管理、封建社会的朝廷以及如何统领国家等问题。在这本书的开篇就已经点明了这本书的写作目的:“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真正地循着这些原则走下去,那么他就能成功地统治这个国家,即使是这个国家之外的东西,他也将有所收获。在这本书开篇之后,为了证明上面的阐述,引用了大量君王及名流们独到而睿智的言论。

传说孔子的孙子著作了“四书”里的第三本—《中庸》。这本书的内容非常深奥,主要研究的是美德的本质,并将那些完美的人类—君子,作为典型来研究。《孟子》是“四书”里的最后一本,是孟子著作的合订本,主要内容是讲统治策略,即以公正、正直为原则,统治者如何才能管理好他的臣民。与孔子一样,孟子对于“君权神授”这种论调并不赞同。他认为只有那些德行优秀的人才能做统治者,如果一个帝王不合格,他就应该被拉下来。在孟子的著作中经常能见到仁爱、正直这两种美德,因为他非常喜欢这两种品质。人性也是孟子喜欢讨论的一个话题,并且在这一问题上,孔孟二人观点相同—人性本善。孟子极力主张这一点,并通过人最起码具有四种品德的论调来证明人本性正直。这四种德行,首先是恻隐之心,孟子认为这种品质是由正直引发的;其次是仁慈之心,孟子认为正直是这种品性的根之所在;第三个是恭敬之心,他相信这种品质是出自于人内心深处本有的礼貌;最后这个是善恶之心,他相信分得出是善还是恶是人与生俱来的能力。孟子认为只要让这些天性在人的发展中尽情释放,大家的生存环境就会变得充满良善。对于孔子所描绘的君子形象,孟子也十分推崇,并且在孔子的基础上,孟子认为君子应该永远保有仁、义、礼、智、信五种美德。在中国,社会的各层人民将这五个字作为一种辨别是非的标准。《周易》是“五经”里的第一本,也是中国最著名的经典著作中的一本,从某些方面来讲,这本书无疑十分深奥。中国人相信它包含着宇宙的源起、做人的哲学、卜算问卦以及其他隐秘法术的秘密,认为这些都能够在这本书那深奥的文字和构成这本书的论点和根基中找到,那些最有智慧的思想家和学识最丰富的学者对于这些奥秘也总是摸不着头脑。《周易》在超过三千年的时间里一直被当作卜卦、预测的基石,中国的思想家们也对占卜、预知抱有浓厚的兴趣。尽管《周易》被推崇至此,人们使用它的时候也往往只是为了那些鸡毛蒜皮的事,例如,在中国的大街上我们会看到那些卜算摊儿,算卦先生用模棱两可的语言告诉人们未来的吉凶,《周易》上那些神秘莫测的文字大多会成为他们卜算的依据,然而,在西方人看来,这些文字完全不具有意义,而且非常荒唐。《尚书》是“五经”中的第二本,主要讲的是尧舜一直到周朝这段时间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这些文献的书写稿被遗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孔子将其中流传下来的那些收集到一起,汇编成册。不过,尽管孔子收集了其中八十一篇,流传到现在也只剩下四十八篇了。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哪个史学家想要著书讲述那时候的历史,《尚书》是他们唯一的参考文献。《诗经》是“五经”里的第三本,对于整个中华民族来说这本书意义重大,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人民族精神的形成。古代的民谣、民歌是这本书的主体,就像《荷马史诗》一样,这些诗代代相传,直至今天。相传在周朝初年(公元前1120年),周文王将这些诗歌收集到一起并为它们谱了曲。然而,相比于当时,现存于我们手中的只是其中的一个边角。这些流传至今的诗歌种类很多,有的是民谣,得以在全国范围内流传,有的是用于祭祀的诗歌,还有一些或长或短的赞美诗,它们按照不同的类别被整理到一起。这些诗歌与那些伟大、崇高的事情无关,所有的这些诗歌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缺少震撼人心的激情,读这些诗歌,你既不会激情澎湃想要做一番轰轰烈烈的大事,也不会心驰神往想去让自己的精神境界的层次获得提升。《礼记》是“五经”中的第四本。由于这本书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喜好以及偏重产生了共鸣,所以所有的中国人都非常喜欢它。相传《礼记》是由孔子编著的,主要内容是在不同的场合各层人士应该遵循的礼仪规范,在一些比较重要的场合中人们如果想要让别人注意到自己应该怎么做,要想不让自己失礼于人要遵循哪些行为准则。这本书对以上所有的这些问题都有详细的解说,适用范围广,即使最笨的人也能看明白。

不过在《礼记》中,女性应该怎么做,这位孔圣人并没有说。他要是生活在现在,将会发现自己要学的东西还有很多,不过由于受到自身的人生观的限制,尽管这些东西对于他的日常生活很有帮助,能够开阔眼界,但他恐怕也并不能完全做到这些。《春秋》是“五经”中的最后一部,所有人都相信这本书是孔子写的。它是一本史书,讲述的是公元前七二二年到公元前四八一年之间发生的事,在《尚书》的基础上又延长了二百四十二年。虽然是史书,不过,这本书并不好看,尽管孔子在文学方面颇有才华,但在这本书里一点也体现不出来,因为整本书像是记流水账一样记录了一些国王的功德和恶行,完全没有融入自己的感情。对于那些远古时期的重大的历史事件,他的记录就像是一个搬运工为了记住火车出发时间而做的备忘录,枯燥极了。这位孔圣人只是简单地描述了一下历史事件的大致轮廓,至于其间到底有着怎样的迂回曲折就完全靠读者的想象才能补全了。这本书能流传至今全靠了作者的赫赫声名,要是原作者换成个籍籍无名的,保准已经被人扔得远远的了。

在以上九本之外,由孔子所著的另一本书—《孝经》也被普遍认为是一部经典著作,在人们的心目中,几乎能和“四书”“五经”比肩。内容讲的是孔子与弟子们对于孝顺的本质、来源的探讨,以及为了将这种美德发扬光大在平时的生活中应该如何做。不少有名的评论家都研究过《孝经》,因为这本书的著作者是赫赫有名的孔子以及中国人在骨子里对于孝顺这一品质的强烈尊崇,所以尽管这本书对于中国的学者们来说不如“四书”“五经”重要,但他们仍在中国的古典名著为它留了一个位置。

西方的学者一般思维缜密,有很强的逻辑性,然而中国的这些经典著作在处理论题的时候往往将所有的材料简单地罗列在一起,给人一种拼凑感,所以最开始看这些书的时候,他们很轻易地就会感到失望。例如,这些著作人在处理政治经济学的问题的时候,所采取的方式非常随便,只是在那些非正式的或者随性的谈话中讨论一下,与为人所熟知的逻辑推理毫不相干。在讲述这个文明古国的历史的时候,这些作者不会加入自己的看法。或许这些人觉得后人们想要看到的只是这些被草草记录的事件摘要,并不准备在看了之后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或者再给别的人讲讲,所以他们在记录那些意义非常的事件时,甚至都没想过把这件事仔细地查证一下,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有一些特定的方法是为伦理学的传授准备的。那些崇高的理想的表述采取的是一种断断续续的名言警句,由于在逻辑上这些话次序紊乱,所以在说服力上不尽如人意。

上面所描绘的这些情况对于那些普通的读者以及一般的哲人来说,可能会成为一种警示,他们或许会认为在如此漫长的时间里,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将那些所谓的经典著作放在如此高的位置上,从而造成今天这样的局面。

在思维方式上,东方人和西方人存在根本的差别。西方人热衷于演绎、推理,主张充满逻辑的推论,为了让整个情况每一步都清晰明了,所以在推理的过程中,步骤之间的关联性非常强。然而,东方人却非常鄙视这种方式,因为这样做既枯燥又缺少诗情画意,所以他们不屑于如此。相比于纯粹的理论上的推理来说,他们更喜欢诗,喜欢让思绪漫步在想象的世界,喜欢用魔法变幻出来的神奇幻境,这些幻境可不会来自那些推理。东方人的心态我们可以在那些经典中窥测一二,他们只接受这种教学模式,这一点我们可以从那些伟大的哲人传授自己思想的方式中看出来,他们将自己的学说藏在那些崇高而且深奥的名言警句中。

这些经典著作感染并鼓舞着整个中华民族,它们有一种神奇的力量。但有一点却让人感到非常奇怪,那就是它们没有为原始未开化的人启智的能力,这些书的内容对他们的感情以及思想完全不具备影响力。举个例子,《荷马史诗》因为描写了军队征战的壮阔场景、声名显赫的武者的英雄事迹,所以激发了整个民族的战斗意志,让这个民族更加好战,年轻的小伙子们因为它变得激情澎湃。也就是说《荷马史诗》这本书具有强烈的感染力,能将埋藏于希腊人心灵深处的最炽烈的激情唤醒。而这样的力量,即使是一点点,也不存于中国的经典著作中。正直良善、忠心耿耿、仁爱世人、道德崇高才是他们的追求。如何生,又如何死,从来没有任何源于神的启示来告诉他们这些。那些创作了中国经典著作的人也没想过这些问题。因为他们在人生这个问题上认识不足,所以为了弥补这一点,他们在自己的作品中,着重突出对人性的看法。不过可惜,这种弥补方式显然不够清晰、明快。君子形象的建立确实非常伟大,但这只是来源于偶然出现的灵感。君子以它如此美好的形象震慑住了整个民族。虽然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但它非常圣洁,已经在中国人的思想里开花结果了。翻遍中国所有的书籍,你再也找不到一个被塑造得比君子更加完美的形象。

长期以来,这些经典著作一直处于一种高高在上的位置,在历史的长河中,它们深深地影响了中国人性格的形成,但现在它们的地位已经不如以前那般稳固了。人们的心中出现了一些新的观念,它们对经典书籍的威信造成了冲击。新的力量已经产生,神将为这片土地送来一个引导者,牵引这新生的力量给中国那些先贤们并没有了解透彻的美德带来更多的深意。人们将会逐渐淡忘这些著作,但这种淡忘并不会将他们与外面宽广的世界分隔开来,与之相反,人们会发现自己与世界各族人民的联系更加紧密了。第六章 教育

中国人非常相信教育。所有人都对教育持有一样的观点,并不会因为这个人的身份而有不同,无论这个人是位高权重还是平民百姓,富有四海还是一穷二白。只要这家人不是太穷或者父母实在是管不了这个孩子,所有的孩子都会去上学。在这方面人们的思想如此统一,当然是有原因的。因为如果一个人想在朝廷那里得到荣誉以及金钱的话,相比于其他途径,读书是一条更加宽敞与正规的路,而且对于年轻人来说,只有读书才能保证自己脑海中那奔腾不休的野心最后能够实现。西方人想成为一个出色的人才或者想在社会中得到一个较高的地位,他有很多路可以选,例如成为国会议员,或者某个政府部门的主管,想要与公众互动,这些职位都不存在问题。但在中国,除了从学校毕业那一条路,别无他选。

尽管如此,但这也不意味着没有读过书的中国人就没有改善生活的办法。其实在中国,除了所有人都渴望的上学的路,其他的路也不会因为你没上过学就走不通。举个例子,你可以当个能挣钱的商人,买房买地,让自己因为有钱而远近驰名。不过,商人的地位并不高,就算你再有钱也只是个商人,那魅力十足的上流社会也许永远也不会对你敞开,那卑微的头衔或许连一个最没用的酸书生也能拿到,却不会给你。

从另一面来说,一个读书人,无论别人如何看他,但就算是面对着一个富甲天下的商人,他也总是能将腰板挺得更直一些。尽管他或许穷得就像寓言里那只生存在教堂的老鼠;他的父亲可能只是个苦力;也可能他自己也无才无能,连养活自己的钱都挣不到。但那又如何,每个读书人都有成为总督的可能,到时候他将有权管理两个省,超过两千万或三千万的人受到他的管辖,至于他是否有这个能力,没有人有权怀疑,包括他的上级。

不知道有没有一天能够发生下面的奇迹:不需要法律限制,也不用政府出钱,无论在哪儿,是在人口众多的城市,还是虽不太富裕,但还能请得起教师的乡下,学校都建得起来。一直以来,不管计划能不能成,会不会被执行,人们总是习惯性地制定自己的教学计划。因为政府没有专门负责乡村教育的部门来解决农村学生的教育问题,所以乡下或者住在城郊的一些较有威望的老人,会在年尾的时候聚聚,商量一下学校的事。为了能请到一个有能力的老师,他们需要筹到足够的钱,所以这些人要走访那些有孩子的父母,弄清将有多少孩子会来读书以及明年一年能拿出多少钱。这些都办妥了,就要去找校长。由于校长的人选对于教师以及村民都非常重要,所以这一步是最难办的。运气好的话,校长的人选在本村或者当地就能找到,他要有出众的人品以及才能,并被证实可以胜任,然后就可以成为校长了。在接下来的一年里,他对学校所做的每一件事都会非常顺利。如果本地没有合适的,那么教师们就要去别的,传言有合适人选的地方找。在通过了漫长的面试、推荐以及以证实学识人品为目的的暗访后,他才能成为校长。这件事一旦确定,他会有一年的任期,在这段时间里,除非他自己不想干,任何人都无权辞退他。与中国现存的这种方式相比,米提亚人和波斯人惯常的办法更有弹性一些,不过孔圣人恐怕不会喜欢这种做法,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协商来决定是否解雇教师,一旦解雇的意见通过,就会付诸行动。我们不如来做一下这样的设想:现在,新的学期开始了。寒假刚刚结束,今天是农历正月十七,阳历的话,大概是二月中。人们开始为新的一年筹划起来,过节以及喜庆的氛围随着新年的远去已经找不到了。尽管在两天前,人们还在为元宵节的到来欢欣鼓舞,放眼望去,每一家都挂红灯、系彩绸,热闹非凡,不过现在,元宵节过完了,这些也就都消失了。因为过年而被暂时放在一边的生意、买卖、教育等,又被人们拿回来继续干了起来。

那些生活在村子里的长者们,虽然还没正式开学,但已经为即将到来的学生准备好了所需要的东西。中国人为这些学生都准备了什么呢?让我们来看一下吧。毕竟这些学生可是中国未来的学者、高官,甚至他们中的某些人可能会成为一个统领一方的总督。大家可以把这所学校当成一个范例,看到它,我们也就差不多知道中国所有学校的情况了。中国人对校舍并没有特定的要求,除了要遵循传统的理念外,什么样的校舍都有生存权。这所学校的校舍只有一间,孤零零地趴在那儿,不起眼不说,连一点美感都没有。屋子里也一团糟,去年的学员尽了最大的“努力”把地面弄得极其肮脏,而且坑坑洼洼。在墙面上既没有悬挂地图,也没有悬挂字画。教室内到处都是凝结的污垢,如果一定要找出一幅“图画”,那就只能是那些又大又黑的墨迹了,这些“图画”来自于未来的画坛圣手们的涂鸦。年复一年,这些污渍在没人清理的情况下随意累积,形成了厚厚的一层。蜘蛛在角落里自由自在地结网,一点戒心都没有,没人会打扰它,它也对此非常自信。相比于乌漆麻黑的墙面,白色的墙面当然会让人感觉更舒服,如果屋子给人一种鼓舞的感觉,那么,学生们在这里学习也能充满热情。不过,在中国从来没人考虑过这些,也可能有,但他们并没有将这种想法用于孩子们的校园生活中。在这样的屋子里,孩子们将度过他们的孩童时代。孩子们的母亲以自己的柔情来弥补这里环境的艰苦,这种柔情是这个民族特有的,她们对孩子充满慈爱,希望孩子们的身体以及心灵都能够在这里得到发展。

这所房子的窗户有两扇,看上去没什么特别的,做工很糙。长两英尺,高二点五英尺。因为它上面有不少又细又直的木条,所以在防贼,还有透光这两方面有不错的表现。坐在屋里,透过窗户,夏天你能感觉到轻轻吹过的微风,冬天你能听见狂风的怒吼,那声音非常沉重,就好像在告诉你,它非常痛苦,因为它的心被撕碎了。这间校舍的条件确实很糟,让人感觉非常失望。但房子的外面倒是有一番优美的景致,打开屋门或者那扇小窗,向外望去,你会看见一棵榕树,这棵榕树非常大,一副枝繁叶茂的样子,伸展出来无数的枝杈以及那些好像永远也不会变得再浅一点的叶子,侵占了院子的一部分领空。这美丽的景色霸气十足,它有让人忘记其他事物的能力,又脏又乱的教室里那乌糟糟的墙壁、坑坑洼洼的地面以及浑浊的空气。大榕树看起来非常感性,在不同的情景下,表现出不同的情感,对于那些必须在此度过童年的孩子来说,这棵大榕树将成为他们那大好年华里快乐的源头。当阳光普照大地,它看起来快乐又悠闲;当日薄西山时,它看起来压抑又忧伤;当暴风雨降临,它内心深处的情感似乎也将随风雨喷薄而出,无论最后如何,它都希望将自己躯干之下所包裹的力量展示人前。对大榕树来说,学生们的生活如此地枯燥与乏味,不过这和它到底没什么干系。

学生们随着学期的开始慢慢地汇聚到一起。各种年龄段的孩子都有,小的有七八岁,大的有十七八岁。这些孩子里有一些似乎对于即将到来的学校生活十分陌生,所以不知如何是好,在他们脸上,腼腆和胆怯如此明显。还有一些则看起来兴致勃勃,跃跃欲试。和世界上所有的孩子一样,属于孩子独有的天性在他们身上显露无遗,他们漆黑的眼睛不时地闪现出快乐的光芒,他们欢笑着,在玩闹带来的愉悦中奔跑着。这些孩子与差不多大的英国孩子相比,看上去野蛮而且没什么教养,对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来说,像绅士一样彬彬有礼都是不可能的,所以很难让人喜欢。尽管真相并不是这样的,但他们确实都长着一副卑微相。之所以这样,是因为他们的衣服,中国的衣着不仅质量很糟,而且样式也非常死板,这使他们给人一种身份低微的感觉。看看这些孩子,他们的衣服就非常不合身,上衣和裤子都松松垮垮的。这些衣服是孩子们的母亲自己做的,它们原本是自家织出来的棉布,都是深蓝色的,母亲们将它们裁制成衣,给了它们相同的样式,在它们的衬托下,所有的孩子都如此地普通。如果两个孩子个头差不多,那么就算是穿错了也不会有人察觉,因为这些衣服在尺寸上没什么要求。他们看起来身份低下的另一个原因是外表,他们的长相缺少贵气。事实上,中国人的五官所具有的特色导致了他们很难漂亮。所有的这些—高高的颧骨,宽大的嘴巴,过小的黑眼珠,以及枯黄、缺少血色的肤色—都意味着一张平凡的脸。生活中,大多数人都长成这样。

一张长方形的小桌子和一个高一点的凳子,是孩子们的必需品,当然,这些由他们自己准备,为了方便放置书本,所以一般桌子会有两个抽屉。原本空荡荡的教室,随着孩子的涌入,瞬间就被填满了。二十几个孩子选好自己满意的地方坐下,在未来的一年里,那个地盘就属于他们了。以一个西方人的角度来看,这真是太挤了。在我们的卫生观念中,这间屋子,如果考虑到对孩子们的健康的影响,装十个人都嫌多。对于这种情况,孩子们倒是不在意。在这样的环境下学习,对孩子们来说没什么不妥当的,因为悠闲、舒适的生活离中国人太远了,他们习惯了现在的一切,在中国这片广阔的土地上,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污浊的空气、肮脏的环境、恐怖的味道、坚硬的桌椅已经成为了其中的一部分。然而,在这种环境下学习,任何一个英国孩子都得看大夫。

老师在孩子们入座的嘈杂声中走了出来,在接下来的一个学期内,他的家就是和教室相连的那间房了。教室在他进来后马上安静下来,二十个孩子目不转睛地看着他,想要掂量出这位教师的分量。他们想知道接下来和他们相处的人性格怎样,严厉?宽容?他们将要面对怎样的学习时光,是悲惨的煎熬,还是快乐地过?如果是后者,那么这需要老师有一颗宽厚的心,只有这样才能把学习这件事变成一种快乐。这些问题在孩子们的大脑中飞旋。他们需要抓住每一个细节,以找到可以获得答案的那些微小讯息,即使那位老师看起来如此严厉,就像一座“狮身人面像”。

村里的长者们特地为这位教师准备了一套座椅,他在椅子上坐好。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有一个很大的砚台,一个装水的小瓷瓶,一个棕色的小茶壶以及与之相配的两三个像是来自小人国的茶杯,其中那个瓷瓶里装的水是用来研磨的。一根戒尺摆在桌子上最显眼的地方,它是用一块又粗又硬的竹子做成的。在上课的时候,教师们通常戒尺不离手,这似乎成了教师的一种标志。

孩子们看着这个人,眼睛里充满了急躁与不安,不过这个人一语不发,他的脸孔上没有一丝笑意,让人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既没有发表一些充满热情的言论,也没有被眼前这些孩子打动,至少没有一丝如此的痕迹,尽管这些孩子的面庞充满童真。他当然不会在孩子们面前流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因为要是这样,孩子们就会发现自己对他们感兴趣,或者发现自己在内心深处对他们抱有怜悯宽容之心,那么,在过去的传统面前,自己将会成为反叛者,人们会认为他缺少气魄,品性懦弱,而且在接下来的时间里,他在孩子面前的威信也会受到影响。

把学生按照不同的情况区分开来,是教师开始要做好的最重要的事。首先要弄清楚学生都读过哪些书,然后再根据他们各自不同的情况因材施教。学生们在任务下达之后,就在各自的座位上开始读书。为了镇住那些顽劣的学生,所以教师一般对此要求非常严。现在让我们来看看那些用于认字的书吧,首先,把视线调到孩子们的肩膀上方,看到了吗?这些书看上去非常奇怪,带着一种古旧感。接下来看看这些书的内容,在破旧、乏味、奇怪这些方面,再没有什么书能超过在孩子们手中的这些中国课本了。也许在作者著书的时候,就从没考虑过让学生喜欢它。要是说这些书哪里做得最出色,就是那些活泼开朗的孩子从不曾因为这些书而感到一点轻松快乐。这些书看上去死气沉沉,乏味、单调到了极点,完全不存在诙谐、机智等因素。在中国学者以及智者看来,西方人那种从“猫”“狗”开始的学习方法实在是过于简单幼稚,所以他们不屑于这样做。中国人开始学习生活的方法,是让那些八九岁的孩子看一本充满了深奥的道德理念的书。由于这本书由一系列仅有三个字的句子组成,所以这本书取名《三字经》。“人之初,性本善”是这本书的第一句话,颇有一种信条的感觉。对于这一观点究竟正确与否,两个派别的学者们一直争论不休,一派认为对,一派认为不对。对比一下吧,一个英国孩子,大约十岁,这样开始他的一天:读一个轻松有趣的小故事或者看一副漂亮的图画。而中国的孩子们,摆在他们面前的是那些艰深而且抽象的问题,他们必须得探讨这些摸不着头脑的东西。所以中国孩子的校园生活,在开始的时候是多么地枯燥乏味,一想即知。

接下来,马上被放到孩子们手中的是中国的经典著作。这些书相比于孩子其实更适合成年人,里面满是一些抽象细致的描述以及一些艰深的道德探讨或者其他什么,主要谈论的是一些治理国家的问题。事实上,中国的小学生们所看的那些书正是那些老人们穷其一生的研究成果。但是这对孩子们来说,并不是一件幸福的事,因为他们真是太可怜了,他们能从那些书里得到什么呢?反正不是快乐,他们要在无尽的填鸭式的浇灌下,透过那些糟得不能再糟的印刷,将那些文字记在心里。而且这些东西离他们平常的生活非常遥远。欢笑、玩闹仿佛成了一种罪过,是孩子们不应拥有的。在他们稚嫩的脸孔上,我们只能看到冷静与严肃,看起来非常僵硬,缺少应有的光彩。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课本,没有一点声响,没有欢乐的笑声。尽管这些孩子也一样喜欢笑闹,有幽默感,但《少年和姑娘》《杰克和豆茎》《杰克盖的小屋》这些书却不能让他们的双眼显露出激动的神采。事实上,中国人的世界里关于孩子的东西非常少,他们总是将目光放在成年人身上。在中国,所有的学校的教科书都一样,既没有图,也没有图说。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在两千年的时光里没有一个作家为孩子写过故事;所有的艺术家们,无论是哪一个朝代,都不曾把给孩子带来欢乐作为绘画的目的,也不曾将孩子的生活入画,专门描画这些;那些学者们,无论是谁,都没考虑过为孩子编写一套易于学习且富有趣味的教科书。这些课本看起来一点也不美观:它们所用的纸非常薄,而且很脆,文字间的缝隙很小,乱糟糟地挤在一起,字迹非常模糊,封皮的角也很容易就弯起来了。

现在,再回过头来看看孩子们吧,他们已经在桌边儿坐好了。功课安排好后,孩子们开始认真学习自己要掌握的东西,而老师也开始做自己的工作,他要为孩子们准备好以后临摹字用的字帖,他看起来十分严肃,将脸板得又冷又硬。我们当然希望教室能一直保持这种安静的状态,不过很快它就被打破了,安静的时间结束。整个过程让人感到非常奇怪:先是在教室的一角传出来一丝微弱的带着一点颤抖的声音,接着,几乎是瞬间,另一个有点儿低沉的声音在对面传来。一个,又一个,不断有声音加进来。所有人都高声朗诵课文,像呼喊一样展示着他们所能发出的最大音量。这些嘈杂的声音在我看来是每个人所需记忆内容的混合体。在整个教学体系中,这种大声的朗诵被中国人看作是一种最有帮助的事情之一。这些合声从孩子们的嘴里喊出来,既不协调也没有节奏,但站在外边的大人们却听得非常高兴。这种教学方法起源于两千多年前中国历史开始的时候,现在这些人仍尽自己的努力让这种教学方法继续流传下去。

我对中国的教育方法所处情境的看法是:非常尴尬且毫无意义。首先,中国的教学方法导致孩子们的学习时间过长。早晨六点前后,孩子们就背着书包上学去了,他们的老师板着脸,好像从没学过怎么笑似的,正在那儿等他们。一直到八点,孩子们才能回家吃早饭。一个小时后,他们必须回到各自那高高的凳子上,摇晃着脑袋,继续大声地背诵来自两百年前的文章,这次他们要一直念到吃午饭的时候才能够回去。孩子们飞快地用筷子将米饭划拉进嘴里,配菜是那些被虫子啃食过的圆白菜,以及锅里那些蜗牛和蛞蝓,这些蜗牛和蛞蝓被弄成黑乎乎的一团,看起来就令人作呕。午餐之后的读书过程是上午的翻版,孩子们只得再次回到凳子上。等到太阳沉到山下,昏暗占领了榕树以及教室的领地,原本就不清楚的文字变得愈发模糊。孩子们因为阳光的离席再也不能和那些瘦小的文字玩了,放学的时间终于到来。孩子们回到家吃过晚饭后,就可以睡觉了。

其次,在培养孩子的学习兴趣这方面,中国的学童教育方法非常不好。当一个学生第一次拿到书本,结果这上面全是一排排按照不同笔画拼合成的图形,这些图形都有各自的某些特性,从而和别的区分开来。这些图形相互独立,既没有彼此联系的桥梁,也没有各自内涵的最本源的解释。这些图形如此地神秘,它们构成了中国的书面语,与它们相比,亚述碑文上的楔形文字实在是太平常了。

开始的时候,老师只告诉学生这些字的发音,并不为他们解释这些方块字的含义。就像是最准确的意思只有那些发明这些字的学者和先贤们才知道一样。这种想法当然不是真的。事实上,随着时代的变迁,这些字的发音已经和原来不太一样了,在中国不同的地区,这些字的发音也有所不同。由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这些字具体如何发音关系不大,完全是随意的,它们对字本身的含义没有影响。然而,直到将所有课本都看完为止,这种对发音的学习要持续四五年。在几年的时间里,学生们因为只学到了如何发音,所以什么新思想都学不到,他们的思维才智不会因为上学而有所不同。可想而知,这样的生活是多么地缺少生趣。单调乏味的习字之后,孩子们迎来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阶段,在这个阶段,老师开始为他们讲解他们所学过的所有课文,这时整本书不再是些对头脑半点启迪也没有的奇怪的图形了,它终于活了起来。孩子们的读书声中终于出现了感情色彩,在这时,文字也终于成为了人类的声音,它们可以被人听见,而且魅力十足。孩子们努力想要抓住这些来自于几千年前的声音,他们与这些声音似乎被一些看不见的丝线连在一起了,在未来,他们的思想之所以总是透露出这些声音的形迹,正是因为在孩童时代孩子们的思想就受到了这些声音的影响。

孩子们在与这些声音不断的碰撞中度过了漫长的时光,所有的碰撞所花费的时间都很短而且碰撞出的结果也不协调,长期以来,他们成长的脚步总是那么地沉重,因为从不曾有人领着他们去浪漫、随性的领域。在整个学习过程中,单调乏味无时不在。课间休息这个东西要是存在的话,也许还能缓解一下整个学校的沉闷气氛,学生们可以互相打闹玩耍,用十分钟的时间暂时忘记学习的枯燥与痛苦,以及教室的压抑和限制。然而,孩子们休息的时间只有一两分钟,这是他们仅有的可以放松的时间,而且每次只能一个人。在老师的桌子上有一根竹签,如果有谁觉得非常累想要休息一下,他随时可以把这根竹签拿起来放到自己的桌子上,休息好了,再把竹签放回去。这样老师就能知道谁出去了,以及出去了多久,所有人都在老师的注视下学习。学生在学校的大多数时间里,都生活在教师严格的看管下,那些刻板、生硬的纪律规范总是被严格地执行着。学校里的惩罚主要是针对懒散、不上进,其他的纪律,即使没有遵守也很少处罚。戒尺是最常用的处罚工具,被摆在讲桌最明显的位置上。若是哪个学生不好好学习,老师就会让他把手伸出来,用戒尺打上几下,通常学生都会被打得嗷嗷直叫。跪在地上是另一种处罚方法,只有学生的课程达标了,他才能从地上站起来。再有一种惩罚方式是站砖,要求学生双脚站在砖上不能动,那块砖大约一平方英尺,如果他总是不能在老师面前将功课准确无误地背出来,他就要一直这样站着。

就像我们所想的那样,老师在性格上各不相同。他们是这个国家的绅士,坚守着自己的权力与骄傲。自负、傲慢、古板守旧,视所有舶来品,包括人,为敌人。他们所犯的错误,在我,或者说以一个英国人的视角来看,非常明显,他们如此地愚昧,可以说无可救药。在教学内容上,既没有任何文科方面的论题,也没有算数、地理或者历史这些基础学科。他们不停地、重复地教导那些孩子的,只有那些经典著作,而这些东西的作者甚至是生活在二十个世纪以前的。他们逐字逐句地重复着这些东西,非常仔细、用心,对于这些书的内容采用众所周知的解释。

尽管这些经典在某些方面对人们的思想是一种启发,并且对于人们的理论水平颇有促进作用,但在扩大知识面这个方面,起到的作用实在是不足。有些知识那些英国学生觉得非常熟悉,但这些中国教师却几乎全然不知。对于别人的干预与指责,所有的中国老师都不能忍受,因为在各自的学校,他们就是王者。一旦有谁有胆子对他们的行为表示不满,这个人就要做好吃官司的准备。对于那个胆大包天的家伙,官府会出面对他施压,直到他对那些老师表示“心悦诚服”,并为抚平老师们那脆弱的心灵花上大笔银钱为止。这种事在教育界十分常见,即使那些教师本身行为不端,对于学生缺少起码的责任心,也会这样。举个例子,有个老师完全不把教学工作当回事,只教了几天学就出去享乐了,几天甚至几星期也不见人。或许大多数学生对此异常兴奋,但是对于家长来说,心里必然气愤难平。可是他们只能把这种愤怒藏在心里,在背后悄悄地议论几声,万不敢把这种不满传到教师的耳朵里。教师的这种行为可能会持续上整整一年,到最后,他上课的时间摞起来也不过几个星期,但他的工钱少一分都不行。一年之后,长者们虽然不会跟他续约,但在嘴上,他们还是会毕恭毕敬地说上一些赞扬的话,说得他就像是一位模范教师一般。无赖是他留给人们的印象,在以后,人们再也不敢找这样的人来当老师了。“游方学者”是存在于中国农村的一群非常特别的学者。这些人通常聪明,富有才干,但在人品这方面,真的让人不敢恭维。他们在社会上四处漂泊,对于学术界来说,他们非常可耻。他们之中大多数人都有烟瘾,因为固定工作所挣的钱有限,不足以换成足够的鸦片来缓解烟瘾发作带来的痛苦,所以他们很难在稳定的工作岗位上坚持下去,总是四处流浪。在游荡的路上,沿途的每一所学校都会接到他们的拜帖。在这片土地上,有这样一个惯例:如果有一位学者路过某地,当地的教师必须请他吃顿饭,若是天色晚了,还要提供住宿,并在那位学者离开的时候,给他准备好盘缠。一想到那些黑心的游方学者不定什么时候就会出现,用尽各种招数手段把自己的储蓄耗干,老师们就直冒冷汗。要是这个老师满腹经纶、身强体健倒还好一些,要是他资质平庸、学识一般就糟了,被坑一笔将无可避免。举个例子,一个老师正在给学生们上课,这时,一个游方学者走了进来,他打量一下那位老师,发现他只不过是个酸儒,一脸倒霉相,自己也没比他差多少,于是这位学者马上摆开架势,脸上满是严肃、愤怒的表情,说:“你这么平庸的人,哪配教这些孩子,要想知道你是不是真有才华,也不难,我考考你,不过,你要是没才,最好马上走,换我来教他们。”除了中国,这样任意妄为的事,我敢肯定,绝不会在其他地方发生。这位游方学者确实很聪明,他的话很快得到了想要的效果。为了能从无赖的手里逃出来,那位可怜的老师只好迅速地掏出钱来跟他交涉。最后那位游方学者终于走了,他一脸的志得意满,原本惨白的脸孔又添了一抹凶狠的笑意,冲着大烟馆飞奔而去。鸦片的雾气在烟馆内缭绕起来,那位学者终于可以畅快淋漓地享受鸦片烟了,他慢慢地睡着了,嘴角犹挂着笑,毫无疑问他对于自己的才智非常满意。

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地区,上面所描述的这种学校仍然非常多。截至目前,只有在比较大或者重要的城市,才能见到由政府创建的学校。尽管总是要想尽办法去应付那些不断上涨的学费,仍有很多孩子到这里来上学。其中有不少学生是为了将来能在政府部门任职,或者其他的什么原因。

让孩子去政府兴办的学校读书并不是所有家长的意愿。有一些仍然能够接受传统的教学方式,因为他们觉得孩子只学点东西能够算清楚账目就可以了。

毫无疑问,新的知识早晚会影响到中国的每一所学校。但中国地域如此辽阔,要想让这种影响完全实现,恐怕还要等很多年。与旧的民办方式相比,新生的共和国创建的学校无疑将会得到更迅猛、更正规的发展。对于政府来说,民办学校采取什么样的教育举措,它们也很难干预。而且,我们必须意识到,整体而言,中国旧有的教育体制仍在沿用。因为短时间内他们别无选择,毕竟新式教师的培养,以及新的教学方法推广要花很长的时间,想想中国那不计其数的学校吧。所以在培养出足够数量的新式教师以前,这种情况会一直延续下去。第七章 崇拜祖先

对祖先的崇拜,是我们在中国发现的一种“宗教力量”,它的影响力以及控制力都非常强大,并且广泛适用于社会各层。如果要对祖先崇拜所处的地位做一个说明的话,我想说的是,就算仅仅是一秒钟,也没有任何信仰可以替代它。我这样说吧,偶像具有可选择性,可以崇拜,也可以不崇拜,一个人既可以坚定不移地拥护偶像,也可以凭借着怀疑的精神质疑那些偶像,他究竟怎么想没人介意。不过一个人如果胆敢表示他不崇拜自己的祖先,那么,暂不提他的亲朋好友,就是左邻右舍也会对他表示鄙视。对于那些胆敢信基督的同胞,中国人常常辱骂他们埋没祖宗,因为对中国人来说,对祖先的嘲讽、侮辱,是最恶毒也最能挑动人神经的一种方法。

这种崇拜在中国历史开始的时候就已经萌芽了。对于典礼中应该遵循哪些礼法守则,孔子在《礼记》中有详细的要求。“礼”的特征现在已经与孔子当初所描绘的有了本质的不同,从前的那些在祖宗祠堂里举行的仪式,更倾向于一种追忆,目的仅在于让活着的人不要忘记那些已经去世的、他们曾经爱过的亲人,从而唤起一些曾经的回忆。

但现在,在历史推进了几个世纪后,原本的想法被延伸了,人们开始这样想:祖先创建了这个民族,即便现在肉体已经消亡,但族内目前所拥有的金钱以及人命依然受到他们的影响,因为他们的精神还在,并具有强大的控制力。对于祖先的崇拜随着这种思想的发展,慢慢地融入到整个民族的血液中。现在对这个民族来说,祭拜祖先已经成了一件十分重要的事,在遵循一定礼教规范的基础上,一刻也不能停止活人与死者的联系。因为整个民族的荣辱都系在那些已经死去的祖先身上。人们拜祭祖先再不是因为想要忆起原本那种亲密的关系,而是因为担心一旦落下什么,就会失去财产,并祸及子孙。

中国人相信人有三魂,死后,其中一魂就会去阴间报到。在中国人心里,阴阳两界非常相像。阴间可以说是阳间的翻版,只是阴间环境更差,且毫无生气,至于其他的,阴间到底什么样,人们并没有一个清晰的认识。另一魂留在坟里,而第三个则去了祖先排位里。与祖先崇拜相关的就是后两个了。

在祖宗祠堂里有那么一个区域,要想把排位放在那儿,生前要足够优秀。要是这个家族的头领当然没问题,不过如果只是一个普通人,他的排位就只能在家里找个合适的地方放着了,那些为他离世感到伤心难过的人可以去那儿拜祭。在每年清明的时候,人们会去拜祭在坟墓里的一魂。在中国可以见到很多有趣的事,这种拜祭方式从某些方面来说,位列前茅。中国人喜欢将遗体埋在山里,中国的南方有很多山地和丘陵,所以常常能看见人们的坟冢。埋身山野并不是因为山里的环境更优美,而是因为封建迷信,他们对于风水之说非常相信,认为死去的祖先能够凭借强大的风水之力为子孙后代带来好运。

在清明节去山上的墓地拜祭已经成为了一种习俗。男女老少带着愉快的表情三五成群地到山上去。这件事对孩子们来说更像是一次野餐,既有意思又有魅力,一年以来,他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男人们将锄头扛在肩上,女人们将装满了食物的篮子提在手里,那些食物是拜祭用的供品,通常种类很多,味道也不错。在拜祭仪式结束之后,家庭成员们就可以享用它们了。

在清明的时候,山上的风景真是美极了,像画儿一样,明快的阳光在人们身上徜徉,高山上有一处陡峭的悬崖,形状怪诞,阳光照在它身上形成一条影子印在这块耀眼的画布上。天空飘过一片云彩,为沐浴在阳光下的山坡围了一层暗色的薄纱,这片山坡看起来更美了。在春雨的抚慰下,原本被冷厉的寒风欺压得又枯又黄的草地,终于换上了一件绿衣裳。炽烈的阳光将远处的青山围了起来,原本发黑的山沿儿透出一种微微的红色。

山坡上那层层叠叠的坟冢在这画儿一般的景色的映衬下,变得生机勃勃起来。众多的男女们身穿深蓝色的衣裳,炽烈的阳光打在他们身上,看起来有一种褪色、黯然的感觉,那些小女孩们穿着白色的裙子,上面还有一些粉色或紫色的小花儿,她们就像是一条条银白色的丝线连接着阳光下的每一处影子。这片地上原本是那么地沉寂,没有半点活气,现在人们却从中闻到了罗曼蒂克的味道,这是因为这幅图画如此富有诗意,那阳光、那白云、那在山冈上缠绵的光与影共同造就了它。

当人们到了墓地,由家里的男人负责修补坟冢,在过去的一年里,坟墓可能会被雨水冲坏,他们带着锄头就是为了修坟的。如果坟变矮了,就给它添点土。在坟头通常有一块石板,女人和孩子要将供品摆在上面,亡灵们已经饿了一年,现在可以吃饭了。准备工作结束后,作为一家之主的父亲会合十双手在墓前站好,开始慰问亡灵:“我们带了些祭品来看您了,现在家里还不宽裕,否则我们会给您带来更好的食物,比您离开我们时所能吃到的最好的食物还要好。来吃吧,千万别嫌弃,希望您一如既往地爱我们,就像您离开人世去地府之前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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