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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美)威廉·曼彻斯特

出版社：中信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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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荣与梦想4试读：

第四部分 终尝恶果（1961～1968年）

第二十七章 美国的新一代

理查德·尼克松告别华盛顿的那一周，天气奇冷无比。在1月19日星期四过后，便是肯尼迪的就职典礼，新年的雪花纷纷扬扬地落下。黄昏时分，政府部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雪花铺满了大街小巷。雪花轻柔地滑过冬天微蓝的黄昏，飘洒到各处。晚上8点，当选总统肯尼迪和妻子到宪法大厅参加音乐会时，厚厚的积雪已将市区覆盖，连坚挺的“新边疆派”们也耷拉下了脑袋。雪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簌簌地落在士兵们冻得通红的脸上，他们正忙着用喷火器将风从波多马克河和潮汐湖一路呼啸而来，这凛冽的风卷来细密的雪粒。凌晨3点45分，当肯尼迪回到他在乔治敦的寓所不久后，雪渐渐停了，但市内依旧寒气逼人。雪堆积在华盛顿东北黑人街区的巷道里，克利夫兰公园区内的燃油锅炉也像得了传染病似的不能正常工作。

星期五中午，气温约20华氏度（约零下六七摄氏度），寒风刺骨。冻得发抖的人群等待了20分钟才盼来了新一任总统，他们欢呼雀跃，想听听他即将发表的演讲。不过，还得多等一会儿。枢机主教理查德·库欣在大喇叭里的祝祷似乎没完没了，大家还要挨一阵子冻。像肯尼迪生命中的很多其他篇章一样，这次就职演讲也在一片混乱中拉开序幕。枢机主教祝祷刚结束，讲台下面的电线突然短路了，一股黑烟腾起。特工处长顿时满脸惊恐，以为整个演讲台要爆炸起火。他三次想让大家躲开，但都忍住了。最后不再冒烟了，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罗伯特·弗罗斯特站起来朗诵一首诗，感觉雪地的反光很刺眼，因此，他不得不脱稿，凭着记忆开始背诵。终于到了12点51分，首席大法官沃伦开始主持宣誓仪式。仪式开始后，现场的状况大为改观。宣誓时，总统既没戴帽子也没穿大衣，天气很冷，他的声音有点发抖，但能立刻听出是波士顿口音。这位朝气蓬勃的总统为新政府定下了基调：让誓言从此时此地起航，最终影响我们的朋友和敌人。火炬已传递给美国的新一代……历经战争、为了和平而受尽磨难的美国人，为我们的古老遗产而备感骄傲。

萨姆·雷伯恩后来说：“他那次演说比林肯的更精彩。”但这多半只是夸张的场面话。若说艾森豪威尔统治时期是美国的休养生息阶段，那么现在就将进入一个继富兰克林·罗斯福当政期之后的第二个革新时代了。同样的，年轻人仍是这个时代的主宰者。新的第一夫人恰逢股市大崩溃时出生，她有着惊世的美貌。她丈夫在国会山发表演讲时，她就陪在他身旁，温柔地拍着他的脸轻声说：“啊，多美好的一天啊，杰克！”

随后的几个星期同样是闪亮的。随后，琼·斯沃洛·赖特在描写摇滚世代的回忆录中，谈到肯尼迪当政时期时写道：“他是‘我们的’总统，是出生于我们这个世纪的第一个总统，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而且我们可以肯定地说他将是最好的一个。”对于“新边疆派”而言，这种信念坚不可摧：没有人能像他那样被寄予厚望地当选和就任。

投票支持约翰·菲茨杰拉德·肯尼迪的有34221463人，占总投票者的49.7％。1963年11月他去世后，美国民意测验显示，被调查者中有65％的人回忆说当初选的是他。这就是说，有1000多万选民的看法与其在选举那天的看法不同。其实，在他去达拉斯之前，选民们就开始改变了。而1963年6月的一次民意测验表明，只有59％的人认为三年前投的是民主党的票。

这一现象并非意外。肯尼迪就任之前，就下定决心要让更多人支持自己。在当选后到就职前那段时间，肯尼迪阅读了一部理查德·e·诺伊施塔特所著的学术著作《总统的权力》。作者在书中写道，行政首脑给公众留下的印象，“对于大多数选民来说，取决于他们对他的第一印象（这不同于他还是总统候选人的时候）”。肯尼迪决意一开始就给人民留下忠于职守，雷厉风行的良好印象。

在就职游行中，肯尼迪发现海岸警卫队中没有黑人士兵，当即下令展开官方调查。第二天早上，肯尼迪很早就到了自己还空荡荡的办公室，见证自己的内阁宣誓就职。肯尼迪紧紧握住哈里·杜鲁门（这是杜鲁门自白宫离任后首次回来）的手，并下达了第一号行政命令，为400万贫困美国人供给了双倍的粮食。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新任总统干劲儿不减。人们总能见到他一边在走廊快步通过，一边飞快地下达命令，一会儿站着阅读文件，一会儿又迈着轻快矫健的步伐跑出去散散步，随后又急忙飞奔回来，还不忘把指节弄出响声。詹姆斯·赖斯顿这样描述肯尼迪执政早期的典型状态：“除了没爬上华盛顿纪念碑外，他任何事都没落下。”

华盛顿的其他人只得拼命跟上他的步调。新任劳工部长阿瑟·戈德堡说，肯尼迪在任期间，“截止日期永远都在前天”。查尔斯·e·波伦说：“我从未见过如此事必躬亲的总统。”政府有些成员被这位新领导逼得太紧，以致都难以进行日常工作了。国会一个委员会的主席抱怨道：“这位新领导人一天有26个小时，可是我却只有24个小时。”驻苏大使卢埃林·汤普森和艾森豪威尔单独在一起的时间很少超过10分钟，但是他和肯尼迪之间长达两小时的会谈就已有4次了，而谈话内容也绝非琐碎之事。一个参议员曾说：“与总统会面后，必须一溜烟跑上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回国会，你得抢先一步，要在他对你的汇报做出评论之前到达国会。”

有一天，在肯尼迪西翼办公室进进出出的人竟达到了100人。他曾在一次西翼会议中下达了17项指示。在宣誓就职后的两个月内，肯尼迪便发布了32项政府咨文和立法建议（艾森豪威尔在他就任的头两个月中仅发布了5项），还发表了12次演讲，签署了22项行政命令和公告，给外国政要寄送了28封信函，召开了7次记者招待会。记者被他吸引：参加肯尼迪记者会的人数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位总统。华盛顿有位幽默的评论员发现，新总统看起来不光决意自己身兼国务卿一职，而且还要做自己的罗斯福夫人呢。他注重一切细节。在早前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一个问题涉及美国从古巴进口1200万美元糖浆的计划，他做了很专业的回答，而这个计划在4天前相关部门给出的报告中不过在结尾处一笔带过。他注意到陆军特种部队不再使用绿色贝雷帽，便下令恢复。他和将军们讨论东南亚战略时，不忘亲自测试将运往越南的卡宾枪。他任职后的第一个春天将要来临，他居然注意到白宫日渐变绿的草坪上冒出了杂草，于是让园丁马上除掉这些杂草。

他打算向外拓展自己首要的执政基础。他所需要的人民正在密切注视着他，他也想确保人民能够对他放心。不戴帽子、不穿大衣会显得充满活力，这种形象为他加分不少，美国人赞赏主动的人。记者在报道中称新总统很有掌控力，这也会大有裨益。有效的方式还有，比如总统限定迪安·艾奇逊用4天时间做一份关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详细报告。当然，同白宫记者团在电视节目中的头几次会见也很重要，其中第三次节目面向2150万电视用户播出，约6500万人观看，而此类节目均为现场直播。肯尼迪不仅得是他自己的罗斯福夫人，而且得充当他自己的罗伯特·蒙哥马利。他确实如此。麦克卢汉称其为表演能手。诺伊施塔特对总统的评价很到位，这也在民意测验调查员的研究中有所反映。肯尼迪一出场就改变了许多选民的倾向。这些选民曾支持尼克松，如今却改变主意，反而认为自己自始至终都是支持肯尼迪的。这不得不说是一个政治奇迹：这位新任总统牢固的民众基础能和艾克比肩了。

道格拉斯·卡特认为：“总统就如法国各有千秋的高级餐馆一般。”肯尼迪的形象融合了多重意味，有杰奎琳·肯尼迪那如山茶花般的美艳，有英国画家凯特·格里纳韦画布上3岁女孩卡罗琳的可爱，有总统演讲时的口若悬河，此外还有些司法部长办公桌上的橄榄球象征的活力，以及新的理想主义。前届政府那一堆冠冕堂皇的说辞一去不复返——“花小钱而获大利”“起伏式调整”“痛苦的重新估价”等。举国上下都意识到取而代之的将是一轮充满活力的施政行动，其中的典型就是新劳工部长就职才24小时便平息了一场罢工运动。像那个备受煎熬的参议员一样，新内阁的成员都像患上了轻度“肯尼迪狂躁症”，每天都马不停蹄，工作时间长达12小时。毋庸置疑，这些繁忙的景象大多只是幻觉，时间久了注定会破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这种忙碌给人印象极深。据说有位部长边标示邮件，边接听电话，还同时用简略的专用语给助手传达上级的指令。另一位部长一直训练自己每天只睡6小时。还有一个名叫罗伯特·麦克纳马拉的内阁成员每天坚持7点半来上班，这让五角大楼的警卫们惊愕不已。

特种部队的绿色贝雷帽重返营地，这反映出肯尼迪追求完美的执念。后来，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在写到肯尼迪执政初期时说，他的下属“具有让人兴奋的美国精英主义的感觉”。“精英主义”在那时并非一个带贬损意味的词，而是形容“五湖四海最优秀的人才济济一堂，共同实现一种理想的感觉。这种理想就是建构新的美国民族主义，并为美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历史作用带来一种崭新有力且主动进取的精神”。这种例子不胜枚举，最典型的是政府聘用大量著名学者，这些学者绝大多数都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当时的流行语对“失败”的定义是：耶鲁大学毕业，开着一辆贴有“尼克松”标签的福特埃德塞尔汽车。有人问奥维尔·弗雷曼，他是如何被选为农业部长的，他说：“我也搞不懂，但我觉得这可能是因为哈佛大学没有农学院吧。”弗雷曼并非哈佛大学毕业生，但本届政府看中的是他以优异成绩从明尼苏达大学毕业，还有美国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会员的背景。优秀大学生荣誉学会在莫尔丁的漫画中被描绘成开启首都之门的新钥匙。8年前华盛顿盛行的风气是轻视知识分子，甚至对其不屑一顾，如今这种风气已荡然无存。为增强这种氛围，“新边疆派”尽量避免谈论一些不和谐的事儿，比如他们的总统喜欢打高尔夫以及他最钟情的那两首歌曲（《比尔·贝利》《我心之心》）也并非古典歌曲。然而，将其描绘为出身名门却是相当合适的。杜鲁门扶植将军，艾森豪威尔偏爱企业大亨，肯尼迪却对学者们青眼有加。肯尼迪的顾问里面，由国务卿领衔，有15位罗德奖学金得主、4位历史专家。国防部长、国税局局长、文官委员会主席以及驻印度、日本和南斯拉夫的大使都曾在大学执教。总统在黄金储备方面的顾问也是一名教授，就连其军事顾问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也是来自林肯表演艺术中心的。更史无前例的是，白宫第一次聘请了文化顾问。“出类拔萃之辈”是后来哈伯斯塔姆对这些学者们在外交政策上的失误的苦涩嘲讽。他是11年后才做出这一评价的，主要谴责他们在越南战争中扮演的角色。不可否认的是，这是他们下的最烂的一盘棋，但他们的灾难不止于此。这也是回顾肯尼迪执政时期时不得不提的一个事实。新政府很早就有失误了，而他们第一次关乎大局的失败却不能只由他们来承担责任，因为他们仅是上届政府所订计划的执行者。然而，他们原本应该带有批判性地看待这些计划的。可事实上他们没有这样做，这说明即使最聪明的政治家也会犯错。他们的失误在于没有分清想象与实际。在回顾新政府刚掌权的日子时，罗伯特·肯尼迪颇有洞察力地说：“那些日子里，我们总听到所有人是如何努力工作的，因此我们还以为自己正朝着胜利前进。”对自身错误的察觉，不得不归功于美国历史上最荒唐的一次冒险，即以古巴猪湾命名的猪湾事件。

哈伯斯塔姆后来这样描述那次惨败：“看似与时代如此相合的总统竟通过了一个注定要失败的计划，而且是一个在对当时情况一无所知的前提下提出的计划，这实在令人匪夷所思！”后来，肯尼迪亲自问特德·索伦森：“我那时怎么会如此草率呢？我一生从不盲从专家。我简直愚蠢到家了，怎么会同意他们这样做？”阿瑟·施莱辛格写道，懊悔万分的总统“以一种令人难以置信的频率反复提起猪湾事件，很难理解一个理性的、负责任的政府为什么会卷入这次注定要失败的大冒险”。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开始时，那个计划看来并不轻率。当选总统肯尼迪在1960年11月29日第一次听艾伦·杜勒斯说起这个计划。总统就职后两天，杜勒斯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莱曼·兰尼兹尔将军向新政府的主要成员做了汇报，即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及罗伯特·肯尼迪。1961年1月28日，总统召开第一次白宫会议，讨论古巴旅的前途问题。施莱辛格注意到肯尼迪是“谨慎而有所保留”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告诉这位新总统无须担忧，他们向他保证会万无一失，该注意的地方都已注意到了。

肯尼迪当时上任才一个星期。他需要更多时间仔细理清此事，但中央情报局说时间紧迫，对古巴旅来说，更是机不可失。卡斯特罗即将收到几箱从苏联发来的米格战斗机。6月1日，他们就能装配足够数量的战机编入现役战队，驾驶员都是古巴飞行员，他们都在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过训练，将在海滩上歼灭古巴旅。并且，危地马拉总统伊迪戈拉斯说过，受训的人到4月后便不许留在当地了。因为那时将进入雨季，马德雷山脉会即刻变为一片沼泽，继续在那儿训练是不可能的。中央情报局报告称，古巴旅已一切就绪，力求一战。古巴的解放只等总统的一声令下了。

肯尼迪仍在犹豫，他的压力也不断增大。艾伦·杜勒斯直截了当地对他说：要么批准此计划，要么爱好自由的流亡者便难以解放自己的祖国，这也就相当于鼓励古巴在拉丁美洲范围内破坏民主政府的根基，并会使其在1964年的总统选举中陷入被动。因为被解散的、幻想破灭的古巴旅将在共和党的资助下，在全美游行，揭发肯尼迪是怎样背叛他们并放弃反共运动的。杜勒斯问总统，他是否准备好了要告诉那些“只想获得在自己的国家重建自由政府的机会”的“优秀年轻人”：你们“得不到美国的同情、支持和帮助”。

肯尼迪问他，计划的成功概率有多大。杜勒斯提醒他，1954年6月，中央情报局推翻了危地马拉政府。他说：“我当时就站在艾克的办公桌旁，对他说我确信危地马拉行动必定会成功。而此刻，总统阁下，眼前这一计划的前景比那个更加美好。”参谋长联席会议对此亦无异议。2月底，肯尼迪再一次在参谋长联席会议上征求大家的看法。他们向危地马拉基地派出了一个调查队。兰尼兹尔将军阅读了报告并研究了古巴旅的作战计划，再次夸下海口说此战必胜。海军作战处处长阿利·伯克海军上将对此也很赞同。肯尼迪又将一名军功卓著的海军陆战队上校派往危地马拉，去做调查，广泛征询意见。以下便是这位上校的评估：实地观察增强了我的信心，我相信这支部队不但能完成初期作战任务，还能推翻卡斯特罗政府，达到我们的最终目的。旅长和营长们对计划的各个细节均已了然于胸，他们斗志昂扬。这些年轻军官朝气蓬勃、睿智英勇，急切盼望有机会浴血奋战……他们说自己了解民意，坚信只要重击对方部队，他们便会溃败并且马上背弃卡斯特罗。他们原本就没想过要支持卡斯特罗，他们表示古巴的传统是谁强便跟谁走。他们百分之百地相信无论卡斯特罗用什么策略，他们都能一一化解。我亦有同样的信心。

就这样，肯尼迪应允了，他认为政府既然都准备让美国军队去世界另一端的老挝攻打共产党，怎么能对佛罗里达以南不过90英里进击的共产党政权置若罔闻呢？但是，即便如此，他仍心存疑虑。后来施莱辛格认为，要是当时有某位高级参谋提出异议，这一计划可能就被否定了。而那时仅有施莱辛格和参议员威廉·富布赖特提出反对意见。施莱辛格问肯尼迪：“你如何看待此次糟透了的入侵计划？”肯尼迪无奈地回答道：“这个计划，我能不想就不去想它。”

1961年4月10日，星期一，古巴旅被卡车运送到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这儿是上船地点。星期四，所有人员登船就绪。星期五，中央情报局的领导传达了此次行动的目标：在猪湾占领3个滩头阵地，古巴旅伞兵部队要夺取古巴本岛与大海之间的萨帕塔大沼泽地上的几个主要据点。星期日中午，远征队便只能背水一战了。这支队伍已投入战斗，他们的无敌舰队以及规模微乎其微的空军也参与其中。

实际上，本次战斗的真实性质与总统认为的自己批准的那项计划相差甚远。根据军方的保证，总统以为古巴旅是精锐部队，是由1400名受过游击战训练的精英组成的。他与古巴旅的士兵都被告知这支部队在猪湾的目标是偏远的戈壁荒滩，在那里，唯一有人居住迹象的便是废弃的用以避暑的房子。汇报者解释说，如果部队在夜里登陆，卡斯特罗将无从知晓。而中央情报局的情报进一步向总统保证，古巴独裁者至少在72小时内无力反击。即便到了那个节骨眼上，这位独裁者也会被搞得晕头转向。因为为了分散他的注意力，古巴旅的168名突击队员将登陆位于300多英里以外的东方省海岸以牵制他。

杜勒斯、理查德·比斯尔（中央情报局计划的主要设计者）以及包括小霍华德·亨特在内的顾问们，都非常确信对卡斯特罗不抱希望的古巴人比比皆是，这就确保了此次登陆的万无一失。他们宣称有2500名古巴人参与各种反抗组织，还有2万人对反抗活动表示同情和理解，而总人口里至少有25％的人准备积极支持登陆的起义军。有一个原则至关重要，也是肯尼迪在私下和公开场合再三强调过的：美国军队坚决不可对卡斯特罗发起进攻，这一点是他不可动摇的原则。在4月12日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他强调：“无论如何，美国部队都坚决不可插足古巴事务。政府将全力以赴，我也相信政府能尽职尽责地确保一件事：任何美国人都不会干预古巴境内的任何军事行动……古巴的主要问题不是与美国之间的问题，而是古巴人内部的问题。”

有人告诉他，一旦这些流亡者无法在猪湾夺取并坚守滩头阵地，他们的行动将即刻结束，而后会“遁入山林”。这样一来，总统就认为没有任何顾虑了。他坚信通过这样一个分散敌方注意力的做法，就能让原本宏大的两栖作战计划变成低调的渗透活动了。所以他觉得任何危及美国信誉和威望的可能性已经统统被扼杀在摇篮里了。

然而他却大错特错了。中央情报局的做法完全相反。自1960年11月4日后，由不到300人组成的古巴旅再没接受过游击战训练。绝大多数新兵根本不适应艰苦的丛林作战方式。全旅能称之为士兵的仅有135人，其余的则是职员、律师、银行家、内科医生、地质学家、教师、牧场主人、新闻记者、音乐家、绘图员、工程师、艺术家、技工等，外加三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师。实际上，由20岁左右的青年组成的部队才能称为精锐部队，而这些人的平均年龄是29岁，有的已经年过六旬，最新加入的人连步枪都不会用。

这仅仅是肯尼迪错误的开始。实际上，叛军如何在山上行进的问题从未测试过，因为毫无疑问，最近的山脉是埃斯坎布雷山区，而那里离海岸线约80英里，和猪湾中间隔着一片茫茫无际的沼泽。作为古巴人，这些流亡者可能之前就已指出过这一状况。问题是，部队分散渗透到那个山区其他地方的可能性，从未有人告诉过他们。中央情报局未征求总统同意，也未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意见，便擅自隐瞒叛军的这一备选计划。其理由是，如果流亡者知道了，他们的战斗意志可能会被削弱，在仍有取胜机会时就想要放弃沙滩阵地。

为了鼓舞叛军的士气，中央情报局的人绞尽脑汁，还许下根本不可能兑现的诺言。如弗兰克·本德对他们说：“你们会很强大，将有更多的人与你们并肩作战，所以你们甚至不需要我们。你们将势如破竹，伸出双手，向左转，直入哈瓦那。”中央情报局还向流亡者保证，如果他们败退，美国人一定会赶去救援。事后很久，流亡者头目何塞·佩雷斯·圣罗曼才获悉原来有一个备选计划，就是可以逃进山里，他不禁疾呼上当：“我们从没听说过这个计划，我们只听到‘如果你们失败了，我们马上赶过去’这样的话。”在迈阿密，民主革命阵线的曼努埃尔·拉伊一直以为，美国部队将紧随古巴旅登陆。他后来说：“我们事前被告知，此次登陆将得到一切必需的支援。他们甚至还欺骗我们，一支1万～1.5万人的部队已准备就绪。”

古巴旅的首次挫败来自空军，这是致命的一击。中央情报局对古巴的空军表示轻蔑，估计其战斗力几乎“没有任何威胁”，臆想其飞机“大部分是老掉牙的，没用的”，而其总指挥部则是“一团糟”。卡斯特罗共有15架B–26轰炸机、10架“海上怒涛”式战斗机和4架T–33型快速喷气式教练机。为了歼灭它们，中央情报局计划在4月15日（星期六），即登陆前两天，空袭古巴的各大机场。8名流亡者先驾驶“二战”时的螺旋桨B–26轰炸机，随后派8人中的两人在迈阿密宣称自己是古巴空军的叛军。但这一着棋没走好，毕竟卡斯特罗深知究竟是否有人叛逃。很不凑巧的是，一名真正的逃兵在杰克逊维尔登陆，这令美国人更慌乱了。笨拙的B–26轰炸机又慢又难操作，并深受引擎故障所累。星期六晚，弗兰克·本德给佩雷斯·圣罗曼送去消息，说轰炸任务取得成功，几乎卡斯特罗的所有飞机都被摧毁了，有12架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机场，有6～8架在自由城，有8～10架是在圣安东尼奥。若此言为真，则是振奋人心的消息，但这不是真的。古巴空军还有6架B–26、两架“海上怒涛”式、4架战斗机，压轴的要数那2架T–33喷气式飞机。不可思议的是，中央情报局和参谋长联席会议都轻视了T–33，因为他们认为那不过是教练机。但它毕竟是喷气式飞机，能绕着叛军的B–26机飞行。再者，T–33还备有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可以对B–26尾部进行扫射，而B–26轰炸机的软肋就在尾部。“二战”期间，B–26原本还配备了尾炮，但中央情报局却以备用油箱替换了尾炮，确保飞行员在古巴飞行的时间能够久一些。这为流亡者飞行员的失败埋下了伏笔。制空权因此便属于卡斯特罗了，而制空权在两栖作战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中央情报局犯下的另一个错误，更加深了失败的可能性：自始至终都没人做出解释，中央情报局为何竟下令将弹药、汽油、食物、医疗设备等这头10天战斗的供给统统装在同一艘船上。

这条笨重的船叫“里奥·埃斯孔迪托”号，是“二战”时期的运兵船之一，这次共动用了5艘。和它们一起的还有两艘护航舰，为迷惑敌人，它们都被称为加西亚轮船队。在某种程度上，这条船算得上是整个行动的象征：没有喷漆、锈迹斑斑、发动机总出故障，而底舱更是臭气冲天，与又破又旧的“非洲皇后”号不相上下。流亡者们对此感到十分惊恐。其中有位对航海常识知晓一二的迫击炮手，恩里克·鲁伊斯–威廉斯，更是被吓得不轻。据他回忆，当时真是“腿如灌铅”。而埃尔内多·奥利瓦“一到船上就觉得我们上当受骗了。太出乎意料了，这根本不是我们梦寐以求的东西”。荒唐透顶的是这样的船竟然被选中去执行偷袭任务。船上的起重机和绞盘一动便吱吱作响，噪音更大的是那些通体生锈的装卸机。“里奥”号的故障并非一天两天的事。在顺着密西西比河直下，抵达墨西哥湾时，有一片螺旋桨撞到了木头。潜水员检查了之后才发现这片螺旋桨整个被打弯了，所以它的运转受到影响，此后只好拖着摇摇晃晃的船身与敌方空军决一死战了。

按肯尼迪的想法，这群年轻的古巴爱国者会神不知鬼不觉地在荒凉的海岸上登陆，但曼哈顿的一家公关公司却让他吃惊不小。在对白宫和包括古巴民主革命阵线在内的任何人都只字未提的情况下，中央情报局便通过莱姆·琼斯联合公司发布了新闻，并打着“古巴革命委员会”的旗号。中央情报局打电话到琼斯公司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办公室，传达了新闻的内容，随后该公司又将新闻内容透漏给报社。一份“立等见报”的公报称：“古巴叛乱者反对卡斯特罗的战斗在几小时内将打响。今天采取的行动旨在提供援助和供给。”最后还呼吁：“共同打击，发起反抗。”

华盛顿政府的内部人员开始怀疑是不是有人在故意捣乱，因为有关他们的事简直被弄得一团糟。他们分批用于袭击的登陆船只都是小船，长约14英尺，而且没有护甲。船上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没安装好，枪口的朝向也不对。这批船的动力来自外舷的发动机，在后来交战的高峰，有位入侵者从自己的船上往外跳，碰巧撞到了舵手，把他碰翻到水里，没了舵手的船便开始失去方向并摇晃起来。这样的小事故远不止这些：有三个人正在使用50毫米口径的机关炮在“大西洋”号船上练习打靶，不料枪身忽然从座架上滑落，开始向四面扫射，导致一名同伴中弹身亡，还有两人被射伤。一个更不祥的兆头是：有支突击队原计划佯攻东方省，声东击西地转移卡斯特罗对猪湾的注意力，这支队伍却一直未能在海岸边露面。他们两次爬上登陆船，却两次都退回了“拉普拉亚”号。与他们一起的中央情报局人员回报，佯攻计划“由于指挥不力，故以失败告终”。但那些指挥官却是中央情报局挑选出来的。

登陆东方省，让卡斯特罗顾此失彼，这本是他们计谋的组成部分。更重要的一部分是一个反卡斯特罗的地下组织在古巴发动的人民起义。肯尼迪总统获悉，地下组织的运动关系到整个任务的成败，参谋长联席会议也这样认为。然而，中央情报局的行动让人啼笑皆非。地下运动属于总战略的一部分，工作人员一直同罗赫略·冈萨雷斯·科尔索保持联系。科尔索是地下运动中带有传奇色彩的领袖，以“弗朗西斯科”这个代称享誉古巴。他和他的同伴们已准备妥当，只要时机成熟，他们就执行命令制造混乱；之后，流亡者的宣传站天鹅电台就会开始进行广播。天鹅电台通过广播告知大众怎样支援古巴旅、参加他们的队伍、炸毁发电站等。纸上谈兵容易做到，但实际操作上却涉及该计划各部分轻重缓急的基本问题。引发暴乱与打击卡斯特罗空军的空袭在时间上产生了冲突，无论先进行哪个，都会引起卡斯特罗在另一件事上的戒备。当时，制空权被认为更重要，所以他们先发动了空袭，但以失败告终。次日晚，天鹅电台用暗号和霍华德·亨特式的抒情散文作为命令，让地下组织发动起义：警戒！警戒！好好看看彩虹，第一道彩虹马上显现。奇科在家里，去拜访他。天空湛蓝。把通知放在那树上。树是绿色与褐色相间的。信件已安全抵达，信的颜色是白色。鱼即将浮出水面，鱼是红色的。

最匪夷所思的是，这条命令广播的频率好像没调对。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佛罗里达州的几个电台都接收到了，但没人明白它的意思。虽然广播一遍遍地重复，但是古巴旅、突击队、前方阵线、渗透小组以及古巴国内的破坏者等这些电台的真正目标听众都没听到。事实上没听到也并无大碍。卡斯特罗早已因为前一天的空袭而警醒，已下令在古巴全国搜捕所有对他不忠的可疑者。19岁的费利克斯·罗德里格斯正在等待起义，但是突然间，用他的话说就是：“道路被封锁，房子被包围，成千上万的人被捕，我的眼泪直往下掉。”仅在哈瓦那一地就逮捕了20多万人，有男有女。他们被关进了垒球场中、公共建筑内、剧院和礼堂里。所以，地下组织的听众还没来得及找到电台，就被用枪口顶着逮捕了。次日，即原定登陆日，1961年4月17日星期一，弗朗西斯科本人以叛国罪被处决。

前一天晚上7点45分，流亡者的特遣部队——5艘锈迹斑斑的货船和两个流亡者的护航队——抵达猪湾并安顿下来。佯攻东方省、发起破坏活动、天鹅电台下达命令、发动地下组织暴乱等辅助任务接二连三地失败了，而这些原本都是为了支援岸上的叛军的。而如今，此次两栖作战行动无异于当年的安齐奥登陆那样收效甚微，但叛军一无所知。像在所有战争中一样，进攻部队总是知道的越少越好。他们全副武装，在底舱等待，偶尔才能打个盹儿。晚上11点，司令官佩佩·圣罗曼到甲板上透气，却看到了让他万分震惊的景象。之前听说海岸上没人，但眼前却灯火通明。原来，那个消息中说的是3年前卡斯特罗还未取得政权时的猪湾。在卡斯特罗当政后，政府决定把这片海滩改造成公园。如今，在中央情报局原以为无法跨越的沼泽地上，其实早已有了现代化的公路；3个旅游中心即将竣工，有一个就坐落在古巴旅的首个目标地吉隆滩；近200座建筑，包括汽车旅馆、快餐馆和澡堂等都进入收尾阶段。这里可一次性容纳1000人，初定在5月20日举行盛大的开幕式，离现在只有不到5周时间。自1月举办了三王节后，每到周末，成千上万的游客从哈瓦那赶来这里观礼。这一天正是星期日，古巴旅的运兵船快登陆时，最后一批游客才刚离开没几个小时。海滩上的人还是络绎不绝。负责收尾工作的建筑工人与自己的家人一起住在吉隆滩。这真像是苏联阴谋家策划的一次敌前登陆，登陆地点就在美国的科尼岛公园或琼斯海滩。得知这一状况后，肯尼迪惊讶得半晌说不出话来。他记得，策划这一行动时艾森豪威尔还在白宫。他惊呼：“天啊！我们留下来的这群顾问都是一帮什么人？这种人居然还能留在总统身边，太难以置信了！”

情况虽然已糟透了，但仍然没到最糟。如果说在过去20年里美国军队在战术上有什么绝招，那就是两栖登陆作战。从北非到诺曼底，从瓜达尔卡纳尔到仁川，部队都能有条不紊地将士兵送至岸上。潮汐涨落、水下障碍、暗流、激浪、裂流交汇——所有艰难险阻，只要借助高明的航海术、特制的登陆艇及巧妙的两栖登陆战术，都能迎刃而解。现任中央情报局的战略专家都是那时历经两栖登陆作战的退伍军人。如果他们对那场战争还有记忆，他们一定会记得，之前所有战斗中的美国指挥官都不会轻率地在夜间登陆，因为这样只会增加失败的概率。然而，这次他们的确让古巴流亡者在夜间登陆了。同时，他们还忽视了猪湾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特征：湾区的每个登陆点都被锋利的珊瑚礁包围着。

潜水员是先锋，成为第一批登陆者，这些潜水员曾是古巴海军军官，他们的任务是设置登陆指示灯（尽管肯尼迪不允许这样做，因为应当是美国人做引导）。暗礁的出现让他们意识到需要标记出一条航道。午夜时分，潜水员安上了第一盏指示灯，这盏灯安在混凝土墩旁，用于指引即将上岸的部队登陆。但他们刚一打开指示灯，海滩上就亮起了吉普车的前灯。吉普车上恰好是民兵巡逻队。吉普车调过头停了下来，车灯一下就照亮了潜水员，潜水员在慌乱中朝车子开火。随后，一辆满载武装民兵的卡车迅速赶来支援吉普车，好在运兵船“布拉加尔”号上的炮手及时解除了危机。其实这绝非幸事。首批流亡者甚至还未下船，构成突袭的要素——夜间登陆的唯一理由——就已消失了。

潜水员竭尽所能地想在珊瑚礁中开辟航道，以方便车辆人员登陆艇以及宽一些的登陆艇（装载坦克）通行，而某些地方是不可能通过的。士兵离开海岸150码后便无路可走了，于是不得不携带武器和无线电设备蹚水登陆，但无线电设备一被海水浸泡就报废了。暗礁还撞掉了部分船只的推进器。有些急躁的士兵往深水里径直一跳，但因为装备超重，人便如石块般直往下沉，同伴们还得将他们救上来。大家渴望着天明，甚至祈求天明，但是一个越来越明显的事实是：天明只能让他们的处境更糟。意识到这一点的是埃尔内多·奥利瓦指挥官。他后来做证称，他夜里两点半时上了岸。首先映入眼帘的建筑是一间小木屋，屋顶上露出微波无线电台的天线。他迅速占领了小屋，但正像他后面说的：“能看出他们刚在那里发出了电报。”清晨6点，在吉隆滩上又发现了两处微波无线电台，发报机还是热的。整个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的情报员事前对此只字未提，这不得不说是巨大的疏漏之一。通过这些电台，卡斯特罗得知他们到了这里。现在他就要行动了。

凌晨3点15分，哈瓦那的那位大胡子被叫醒并告知敌军已在吉隆滩登陆，逼近附近的长滩。为了提防其中有诈，他询问了具体的细节。微波电台的接线员报告称，那些地方遭受到来自海上的50毫米机关炮、火箭筒和无后坐力炮的袭击。随后电讯信号中断，很明显是电台被占，一个滩头阵地已建立起来了。临时政府随时可能上台，美国会承认这个政府，造成政治问题。于是，卡斯特罗决意要让叛军葬身大海。

卡斯特罗在全古巴部署的防御工程从这一区域的军事部署就可以得到反映，他在这个区域随时可发兵阻挡比现在登陆部队兵力还多的队伍登陆。兵源包括他的公共工程部长奥斯马尼·西恩富戈斯指挥的一个营、装备有3个迫击炮连的一个营、一个步兵营、3个用于守护通往沼泽带的道路的后备营，还有几支武装民兵力量。总共有2万人狙击从萨帕塔半岛撤出的叛军。此外，卡斯特罗还拥有自己的空军。太阳刚刚升起，他便命令自己的6架B–26轰炸机，满载炸弹，从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起飞，由战斗机护航，袭击停泊在猪湾的船只。

那天早晨，滩头阵地一片混乱，部分原因是地上的叛军搞错了方向，朝己方的飞机开了火。当卡斯特罗的飞行员抵达海滩时，叛军最不堪一击的部分当数古巴旅的重炮营了。潜水员在上午6点已绘制出通过珊瑚礁的路线，6点25分，士兵们带着这些重型武器开始登陆。搬运进程异常缓慢，当敌人从上空突袭时，他们不得不全部停下来。有一段短暂时间内的战斗几乎完全是在空中进行的，因为空中也有古巴旅的飞机，但T–33喷气式教练机最终还是成功驱逐了叛军飞机。于是，卡斯特罗的轰炸机瞄准了生锈的货船。首先被炸沉的是“休斯敦”号，它满载着弹药和汽油，26名船员在爆炸中丧生。接着被击沉的是“里奥”号，它装载着10天的补给。一架“海上怒涛”式飞机向“里奥”号发射了一枚火箭，“里奥”号霎时化为一团火焰。此时，特遣队的指挥官就很被动了。他的船员大多是古巴人，在政治上没多大忠诚度，很有可能叛变。于是他知会佩佩·圣罗曼，虽然古巴旅的军火只卸了不到10％，但他和幸存的船只得马上快速撤离。他承诺当晚再来。

起初，来自古巴的不同消息相互矛盾，在华盛顿的人似乎并没放在心上，然而，那天上午古巴仍旧占据着新闻头条。卡斯特罗的外交部长劳尔·罗亚向联合国提出控诉，指控在星期六驾驶B–26战机的反叛飞行员发起的空袭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情报人员策划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惶惶不安，打电话质问哈伦·克利夫兰。哈伦·克利夫兰打电话询问了美洲事务局，美洲事务局又问了美国中央情报局，后者郑重否认了此次控诉，由此蒙蔽了美国最德高望重的外交事务发言人。据此，史蒂文森告知联合国，总统已明确宣誓“保证美国人绝不参加对抗古巴的军事活动”。随后，史蒂文森读到一份假声明，该声明是由迈阿密的一个冒牌逃兵发出的，而史蒂文森却信以为真：“这些飞行员和其他一些新成员很明显是逃离了卡斯特罗的暴力统治。”他又补充道：“没有美国人参与其中。美国飞机也没有参与，而这两架飞机，据我们所了解，应该都是卡斯特罗的空军飞机，如飞行员所言，这两架飞机是从卡斯特罗当地机场起飞的。”

他展示出一张B–26飞机的照片说道：“机尾有卡斯特罗空军的标志，证据确凿，毋庸置疑。古巴的红星和F·a·r（革命空军）这几个缩写字母也清晰可见。”但罗亚回答说，任何人都能画出这样的标志，这当然也正是所发生的事实了。美国大使向他保证：“我们已采取措施，扣押了古巴的飞机，不允许他们飞回古巴。”

实际上，美国并未采取这样的措施。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说辞也越来越漏洞百出，只留下一个羞愧难当的史蒂文森在尽自己所能地摆脱谎言造成的混乱局势，以自圆其说。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所说：“事情已开始真相大白。”到了星期一晚上，最糟糕的事情也被揭露了。连肯尼迪的国外崇拜者对此都感到非常沮丧。“有一天，”米兰的《晚邮报》表示，“与艾森豪威尔从政8年因胆怯懦弱、缺乏果断的领导力导致其在美国威望下降的情况相比，这一次肯尼迪更是跌落谷底了。”《法兰克福新闻》宣称：“大家认为肯尼迪在政治上和道德上都吃了败仗。”在联合国大会上，亚非国家的外交家们还记得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指责中立主义不道德，现在他们却难以抑制欣喜之情，一致认为中立主义终于大有用武之地了。史蒂文森难为情地说，他不能确定谁袭击了古巴，但他知道谁正在攻击美国。

星期一下午6点的《迈阿密新闻》的头条标题赫然写着：“古巴海军起义，入侵力量插足”。有消息透露，此次海军叛变使用了一个颇具想象力的代号——“奖金”。叛军正以钳形攻势将卡斯特罗的军队分割瓦解。此外该报还引用了“各种各样的消息”，以证明入侵者已“在古巴6省中的4个省的海滩登陆，目前尚未遭到攻击的仅剩哈瓦那省和东部的卡马圭省”。这些报道全是无稽之谈。压根就没有什么“奖金”行动，古巴的海军仍只效忠于一人，而唯一的行动仅限于猪湾海岸，在那里，2万名卡斯特罗政权的保卫者使叛军走投无路。

船只逃逸后，入侵者陷入绝境，但他们仍然英勇奋战。伞兵虽然降错了地方，却逼退了民兵。虽然与敌方数量对比达到1∶13甚至差距更大，又面对着有重炮和空军支援的敌人，古巴旅仍然守住了所有据点，第一天的损失只有不到100人。奥利瓦手下只有370人，却击退了2100名卡斯特罗的士兵和20辆坦克的进攻，他们的伤亡不到百人，但政府军的阵亡人数达500人，受伤人数达1000多人。这些数字是卡斯特罗的一名医生透露的。

入侵者喜不自禁。他们所有的困难只有他们的领导者知情，而这些领导者们始终满怀希望，因为中央情报局人员一直在通过逃散的运兵船上发出的无线电广播鼓舞着他们。（“你好，佩佩！我要告诉你，我们绝不会抛弃你们，一旦那里情势紧急，我们会带你们撤离的。”）后来，对于当时的对话内容一时间众说纷纭。毫无疑问的是，这些话激励海滩上的叛军延长了他们的抵抗时间，从而也增加了伤亡。批评中央情报局的人普遍相信中央情报局战略家们的统一思路：无论肯尼迪之前有怎样的立场，此次入侵却是只许胜不许败。一旦察觉美国的威望受损，他就会动用美国的力量进行干预。在这件事情上，像其他情形一样，他们又错了。总统的想法一直未变。“何为威望？”当天，他在白宫问他周围的人，“是虚幻的力量还是真实的力量？我们要为真实的力量努力。无疑，在今后几星期里，会有人觉得我们一无是处，但这是小问题。”

看来大多数美国人能理解并表示同情，20世纪60年代后期那些造成他们分裂的埋怨之声此时尚未到来，而美国也还没有分裂成各个相互仇视的阵营。正如罗伯特·肯尼迪后来在《13天》中提到的：“猪湾事件时，我们的意见基本一致。”《哈泼斯》月刊编辑约翰·费希尔在该刊发表的观点传达了大众的心声，他说：“每位总统都需要大约一整年的时间让自己的班子变得井然有序，在巨大而危险的官僚体制中摸索着前行……当（肯尼迪）正试着往屋里搬家具时，却发现屋顶掉了下来，门也被砸烂了。”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2％的美国人赞同他的工作作风。肯尼迪苦闷地说：“我的作风很像艾森豪威尔，干得越糟糕，反而越受欢迎。”

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意见没那么容易达成一致。理查德·尼克松是右翼的强硬派，他在1964年第11期的《读者文摘》上透露自己曾建议肯尼迪“找一个得体的借口，然后……直接介入”。这在意料之中，但出人意料的是，此时，一帮蛮横激进的新左派却活跃起来了。施莱辛格称：“出人意料的是，左派中的许多人现在找到了之前质疑肯尼迪当选的理由。”他们的标语牌上写着“公平对待古巴”。他们同示威者一起塞满了曼哈顿联合广场，诺曼·梅勒也参与其中。白宫外的一位高个子女诗人身上挂着标语牌，内容是斥责第一夫人：“文学艺术家不会再支持你了，杰奎琳。”而“公平对待古巴”运动得到了许多大学的声援，尤其是在人文科学学院和社会科学学院。斯图尔特·休斯执教于哈佛大学历史系，是新左派的早期人物，他带领70名大学教师联名给总统写了封公开信，要求政府“扭转目前的趋势，不要对古巴进行军事干涉”。社会学家小巴林顿·穆尔预测将出现“军国主义的反动政府，用自由主义的修辞粉饰自己的重大政策”。《权势集团》一书的作者赖特·米尔斯在医院病床上还不忘发电报给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次“平等对待大会”：肯尼迪之流已把我们拉回了原始社会。施莱辛格之流已让我们在理智和道义上都颜面扫地。我替美国感到耻辱。非常遗憾未能赴会，若身体硬朗，我现在就与菲德尔·卡斯特罗并肩作战。

实际上，卡斯特罗并未真的投入战斗，因为无此必要。其手下控制了猪湾局势，他只需静观其变，看他们如何让叛军一寸寸地失去滩头阵地。古巴政府军使用的那些武器是拉丁美洲人从未见过的。星期一早上，配有苏制122毫米榴弹炮的4个炮兵连开始炮轰海滩，榴弹所到之处，叛军都被炸得辨不清方向。叛军坦克指挥官英勇善战，但与苏制T–34坦克的火力相比，还是显得不堪一击。坚持到晚上，叛军已弹尽粮绝。“夜幕降临，我们希望船快点来”，佩佩·圣罗曼后来告诉海恩斯·约翰逊，“每个人都面朝大海，等着船来。我们都知道，没船的话，我们就没救了。”但直到午夜，船还是不见踪影。绝望之极的佩佩与无线电发报员上了敞篷船，滑行了6英里，满心希望能用无线电与中央情报局的船联系上。随后，他返回指挥部，派遣了一名军官去海上，试图找到一位船长，这位船长现在因船员叛变而身处困境。在好几个小时里，这只敞篷船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这样的电讯：“多洛雷丝，我是海滩。多洛雷丝，我是海滩。我一直在找你。我们需要你。我们需要你。”

星期二刚破晓，古巴旅仅存的6架B–26飞机按预定计划去炸毁洛斯巴尼奥斯的圣安东尼奥机场的古巴空军的飞机。卡斯特罗交了好运，机场上空乌云密布，飞机因此毫发无损。在吉隆滩，T–34坦克整齐地排成一列，同时朝海滩开炮。在日益狭小的海滩阵地上，所有的预兆看起来都不吉利。叛军失利是因空中掩护力量单薄，而现在连掩护都没了，连撤退都无法实现了。

星期二晚上，总统正在白宫参加一年一度的国会议员招待会，突然有人将他请了出来。他在自己办公室的一幅地图前面站定，当时他身着燕尾服，系着白领带看起来很不协调。而腊斯克、麦克纳马拉、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两位成员和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比斯尔向他报告：目前要救出古巴旅，只能动用美国空军，这样才能让他们免于卡斯特罗的非法审判。总统妥协了，批准离猪湾不远、在加勒比海值勤的航空母舰“埃塞克斯”号派遣6架无标记的喷气式飞机。星期三早晨6点半至7点半，美国飞机将确保阻止卡斯特罗的飞机飞临海滩阵地上空，这样，古巴旅剩下的B–26飞机就可以袭击环形阵地周围的政府军了。

猪湾悲喜剧终于开始上演最后一幕了。尼加拉瓜的卡贝萨斯港是古巴旅飞行员的基地，距古巴有3小时20分钟的航程。没有间歇的任务让这批飞行员精疲力竭，有能力执行飞行任务的只有两个人。4名美国顾问深信从“埃塞克斯”号起飞的喷气式战斗机能保护他们的安全，于是便主动请缨，各自驾驶着其余几架B–26飞机展开行动。在这次一无是处的行动中，中央情报局犯下的无数愚蠢错误里面，这次的错误最严重。原来尼加拉瓜和古巴位于不同的时区，而这批飞行员却忘了调整手表。他们相当于提前一小时飞抵吉隆滩上空，而保护他们的喷气式战斗机还静静地停在“埃塞克斯”号的甲板上。卡斯特罗的T–33教练机蜂拥而上，没几个回合便将他们统统歼灭，那4个美国人全部丧生。

现在只剩最后的痛苦了。吉隆滩上呼吁援兵、坦克和弹药的声音越来越弱。电报都非常简短：“海滩战斗继续。速派飞机，多多益善。”“已退至海里。弹药告罄。敌军将至。救援一小时内速到。”最后的抵抗是在星期二深夜，到处都是卡斯特罗的大炮和坦克。被重重包围的叛军将领在星期三清晨4点32分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正在销毁一切装备和通信器材。坦克近在咫尺。无武器与之决斗。我方将向丛林撤退。不能再候。”

但丛林也只能躲避一时。因为并未制订撤退计划，叛军最后全部束手就擒。卡斯特罗大获全胜，不到72小时便摧毁了入侵计划。用海恩斯·约翰逊在自己有关这场战争的著名研究报告中描述这次战斗的话来说，入侵成为“自轻骑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陷入死亡的无底深渊以来，这次失败当数那么多漏洞百出、鲁莽行事的袭击中最被极力渲染的一次”。古巴旅的幸存者还得受尽凌辱，在哈瓦那体育宫公开受审，且被长期监禁。直到1962年圣诞节，因罗伯特·肯尼迪和詹姆斯·多诺万发起赎救运动，他们才得以恢复自由。

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历史学家们有种倾向，他们认为从长远来看，猪湾事件或许转变成了一件好事。经过这件事，肯尼迪不再相信专家，18个月后，在处理古巴导弹危机时，他的应对更得当。到了20世纪70年代，人们讨论美军在吉隆滩的丢盔弃甲及他对此事的反应时，又有了不同的结论。在那个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败的第二天，在华盛顿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肯尼迪总统在美国报纸编辑协会演讲时显得斗志昂扬，说他决定这次放过卡斯特罗，但是他提前放话，“我们的容忍不是无限度的”，美国已准备采取行动，“倘若必要，就得单独行动”，以“保卫美国的安宁”。他还警告莫斯科：“真要到了节骨眼上，对于那些已因布达佩斯血染的街头而臭名昭著之人所谓‘对外干涉’的言辞，我们都会充耳不闻。”

这是最赤裸裸的冷战语言。这无非暗示了美国的危险不在国内。美国唯一的敌人是坚若磐石的国际共产主义，他们的实力“无论是在古巴还是在世界任何其他地方都不能低估”。肯尼迪还告诫西半球的各国政府和人民：“我们要更密切地关注，并更现实地对待共产党从外部对古巴进行干涉和统治的威胁。”因为“比任何时候更清晰的一点是，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美国都面临一场残酷的斗争，其激烈程度比两军对垒甚至核军备的冲突要强得多”。

20世纪60年代美国人自由主义的转向那时还没露出迹象。而这个转向一旦开始，美国的威胁就都可看作是源自本国内部的了，如种族主义、军国主义、环境污染、技术问题、官僚机构、人口爆炸、“权势集团”等。在肯尼迪执政期间，这些问题并未凸显。自由主义的时代英雄，在20世纪30年代是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自然是美国大兵，而50年代是不被母亲理解的青年，到60年代初，就转而变为利用和平与饥饿、疾病以及共产主义进行斗争的和平队士兵们。作为那时美国的自由主义派，肯尼迪相信贫穷和愚昧是造成发展中国家爆发革命的根本原因，而共产党则利用这一点获取一己私利。他确信，如果在执行“第四点计划”时让发展中国家的贫困状况有所改善，那么共产主义的号召力将变得微不足道。世人欢迎争取进步联盟的原因也在于此。总的来说，在追求进步时，拉美地区若和美国联盟，那么共产国际就很难拉拢它们了。

这些信念根深蒂固。也许这是最后一次出现这样的看法：自由主义派认为人类能够解决自己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早期的理想主义青年用那时的时髦话语来描述这一点就是充满了实用主义。拉尔夫·纳德是70年代自由主义派的典范人物，这时还未显山露水。自由主义派人士在肯尼迪执政期间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执政时期都认为，根除社会弊端的途径是扩张政府机构、增强总统职权。随后，他们在这个问题上的觉醒将会动摇整个共和政体的根基。

肯尼迪那个星期四在斯塔特勒－希尔顿酒店的演讲，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时期就可能出现，甚至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也可能会这样说。他们虽然风格迥异，但讲话的本质类似。肯尼迪和其他冷战时期的人物没什么差别，到演讲的末尾还提到了慕尼黑会议。他提醒听众，慕尼黑会议的作用是：民主国家若不能抵抗集权主义的独裁者，终将灭亡，而且敌人“不费一弹也不用越境，我们自会一步步地、一个国家接着一个国家地失去安宁”。于是他决心“吸取经验教训”。他总结道：“历史将记录下来，这一艰苦卓绝的斗争将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初期达到高潮。作为美国总统，我要明确表态，即便前方危险重重、代价惨重，我都决意一定要坚守美国的制度。”

这一预测是对未来历史走势所做的最不聪明的预测。那次演说是肯尼迪对猪湾事件的公开回应。他返回白宫后又采取了另一个更有象征性的行动。作为国家安全顾问的麦乔治·邦迪突然被破格提升。他的办公室也从西行政大道对面相对简陋的行政大楼搬到了白宫的西翼，与总统的椭圆形办公室仅咫尺之遥。每天早晨，邦迪都要主持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例会，其管辖权还扩大到了挂着大幅地图、配有各色电话的白宫作战室。白宫准备好了，邦迪准备好了，作战室当然也准备好了。热线已经开通，侵略者必将得到刻骨铭心的教训。

认真研读古巴问题报道的人里头也有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位部长会议主席对那些冷战言辞并不在意，因为那些也是他自己常说的话。让他感兴趣的倒是这位新总统，他年轻而缺乏经验，这次可真是狠狠地摔了一跤。肯尼迪似乎还有点儿迷糊，这正是对他狠狠打击的良机。

白宫也知道，克里姆林宫肯定是如此看待美国的大溃败的。主要是因为经过猪湾事件后，华盛顿的信心已所剩无几，又气馁又惊慌。肯尼迪与赫鲁晓夫原定于6月在维也纳进行会谈，这在2月本来已安排好了。赫鲁晓夫在5月12日还写信说，邀请仍有效。肯尼迪想往后推，但又觉得这样会被视为懦弱。他说：宁登高峰，勿近边界。所以他并未松懈，加倍努力地准备着维也纳会谈。他被告知苏联主席觉得之前艾森豪威尔在和他进行两次最高级别会谈时都准备不足，所以对他也很不以为然。艾克一遇到难题总要求助他的助手。所以肯尼迪决定，所有重要会谈只有他们两人和一名译员参加。

同肯尼迪一样，赫鲁晓夫也受到国内强硬路线派斯大林主义者的压力，他们认为，只能使用强索豪夺等手段才能从对方手中得到想要的东西。赫鲁晓夫本人就很擅长于此，斯大林对其很欣赏。他也因此好像具备一种天生的力量。前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就有他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这些年来，很多地缘政治学家因为刚果问题而名誉大损。还有U–2事件、同艾森豪威尔举行日内瓦最高会议未能成行、美苏关系缓和希望不大等因素，早就让赫鲁晓夫感到不满。加之在加丹加省新受的耻辱，他更是气不打一处来。一开始，他一直埋怨达格·哈马舍尔德，骂他是殖民国家的工具。他要求废除联合国秘书长，提议用三人组成的执行机构取而代之，这三个人分别代表西方国家、共产主义国家和中立国家三个集团。根据苏联人用三匹马并排拉马车的习惯，把这种安排叫作“三驾马车”。赫鲁晓夫脱下鞋子，在桌上有节奏地敲了几下，以示强调，这让联合国大会上的人们吃惊不小。为了恢复秩序，爱尔兰的主持人几乎敲断木槌。制造此类混乱让这位苏联主席眉飞色舞，一到莫斯科，他就扬扬自得地说：“联合国真是没用，它就要消失了。”

1961年1月6日，为了反击美国自由派对欠发达国家提供经济援助以及必要时进行军事干预的政策，赫鲁晓夫列出共产主义在20世纪60年代面临的巨大挑战：“永远支持为解放而斗争”的“正义”的民族战争。过了6个星期，他的刚果同盟者帕特里斯·卢蒙巴在加丹加省被杀害。于是，暴怒的赫鲁晓夫就称之为“哈马舍尔德罪恶活动的最高殊荣”，再次要求立即撤销他联合国秘书长的职务。

令苏联右派力量不满的远不止这些，作为发言人，赫鲁晓夫也将这些不满统统表达出来。之前眼看就要加入他们阵营的老挝，现在却逐渐走向中立路线。苏联红军中有强硬派极力想恢复苏联核试验，而核试验1958年秋季就已暂停了。现在他们已拥有2000万吨级、3000万吨级、5000万吨级和1亿吨级的武器，正急于试验。每天，这些冷战的症状不断刺激着人们，让外交气候处于寒冷之中，但是又不会就此导致世界危机。另外，对他们而言，还有一个更重大的问题，赫鲁晓夫称之为“卡在喉咙里的骨头”，有时也称之为“需要割除的毒瘤”，或者“萨拉热窝”，暗示此事有可能导致第三次世界大战。他指的便是柏林的分裂。

15年来，苏联始终觉得西方插足前德意志首都是一件令人无法忍受的事。斯大林在1948年曾试图赶走同盟国军队，却受到了大规模空运的阻挠。当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提高了苏联的国际地位时，赫鲁晓夫乘着这趟“顺风车”，要求将柏林变为非军事化的“自由城市”。斯大林随后给了盟国6个月的期限，后来艾森豪威尔将延长期限作为邀请赫鲁晓夫访美的条件，他才推迟了期限。艾克也做出适当的让步。他对柏林的态度是“反常”地表示认同。艾克曾提出可以协商关于西方驻军的规模以及民主德国能多大限度地利用该市作为其宣传和情报活动基地等问题。

现在赫鲁晓夫又让肯尼迪陷入同样的争端中。在他有关“解放战争”的演讲中，赫鲁晓夫公开表示了对柏林的强硬态度。他说，如果“帝国主义者”拒绝“考虑实际情况”，那么苏联将可能“采取坚定不移的措施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和约”。这样，肯尼迪便又要面对艾森豪威尔曾驱除了的恶魔了。赫鲁晓夫明确表示，这一协议将包含以下保证：任何对联邦德国边界的“侵犯”都将被视为对华沙条约所有成员国的“挑衅行为”，就是说西方要么放弃柏林，要么准备投入战争。这是他的真正意图吗？夏尔·戴高乐对此持怀疑态度。他敦促总统坚决抵抗（“要能忍受得了”）。他说，如果肯尼迪坚决抵制并部署新一轮空运，那位主席就可能会有所动摇。一心期盼维也纳会议能解决问题的埃夫里尔·哈里曼同意戴高乐将军的提议，但他也建议改换一种策略。他预言赫鲁晓夫一定会反应激烈，肆无忌惮地恐吓这位新总统。对此最佳的回应方式就是置之不理，却又不失礼节。肯尼迪也不必过度高估对手实力。在哈里曼看来，赫鲁晓夫本人也肯定很紧张。这位主席唯一的一次西方之行以失败告终。再者，美国和克里姆林宫的专家们也一致认为赫鲁晓夫从未忘记自己出身卑微。但难以避免的是，维也纳会议的气氛可能会有些紧张。这位苏联主席可能会恣意挑衅，因为他只会这一招。哈里曼建议，总统那时应超然处之，一笑了事。

肯尼迪在即将飞往奥地利的前夕在巴黎得到哈里曼的这个建议。巴黎站的行程对新上任的第一夫人来说仿佛初战告捷。11年前，她只是巴黎大学的一名学生。如今却满载着两卡车行李，全身珠光宝气，随从簇拥着她（还包括欧洲顶级理发师），故地重游。戴高乐几乎目不转睛地盯着她。法国报纸描绘她是那么“美貌”“迷人”“闭月羞花”。在进入一个记者招待会的会场时，美国总统说：“我认为应该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陪杰奎琳·肯尼迪到巴黎来的那位男士。”

维也纳的氛围却截然不同。肯尼迪夫人也曾调侃赫鲁晓夫：“哦，主席大人，别拿数字来烦我。”但当时的氛围过于凝重，不是她用这种玩笑就能缓和的。当赫鲁晓夫的俄产黑色海鸥牌汽车穿过铁丝网，驶入美国驻奥大使馆那座用石头砌成，包裹着水泥和灰泥的巨大建筑时，那里的气氛便一下子如当时的天气般糟透了。肯尼迪对助理说，他的对手是“外表诙谐幽默、内心狂暴”的人。在两天的会谈中，他的狂暴也显露在外了。在最后一次磋商后，詹姆斯·赖斯顿请求拜会总统。那天，肯尼迪戴了顶帽子，他走进屋子，赖斯顿正在那里等他。总统让整个身体都陷进沙发里，把帽子压到眉梢，发出一声长叹。赖斯顿感到他似乎有些震惊。他问总统：“局面很棘手吧？”肯尼迪回答：“这是我生平遇到的最棘手的事。”

后来，赖斯顿写道：他（肯尼迪）走进美国大使馆的一间昏暗的屋子里，浑身颤抖，异常愤怒。他试图像往常一样保持平静，理智地对待赫鲁晓夫。他极力想讲讲道理，要赫鲁晓夫明确说明苏联准备做什么、不想做什么。但赫鲁晓夫却以柏林问题和以战争解决争端来威胁和恐吓他……肯尼迪在那间屋子里所说的话，让我对以下事实深信不疑：赫鲁晓夫已对猪湾事件了如指掌。若肯尼迪当初不对卡斯特罗采取行动，或干脆把他除掉，赫鲁晓夫倒觉得都在情理之中。但肯尼迪鲁莽地攻打古巴，却无胆量坚持到最后，这让赫鲁晓夫觉察出，他面对的是一个初出茅庐、很易受到威慑和胁迫的年轻领袖。

谈话中，肯尼迪告诉赖斯顿：赫鲁晓夫极为粗暴、凶狠，有时像要向对方扑过来一般。只在一件事上他还是理智的：他认为老挝问题是微不足道的。除此之外，讨论其他任何问题时，他的态度都很恶毒，带着嘲笑的意味。他坚持要求撤换哈马舍尔德，改用“三驾马车”代替他。同时，要通过代表世界三大政治阵营的三方委员来监督美苏之间的所有裁军协议。肯尼迪辩驳任何一方行使否决权就会导致该设想失灵（“即便是俄国的三驾马车，也只会有一个驾车的”），但这于事无补。对柏林一事，赫鲁晓夫下了最后通牒，他声称坚决要从苏联的喉咙中去掉这根骨头。无论美国人是否同意，他都一定会在今年年底前同民主德国签订和约。如果美国想因此而挑起战争，那他也无能为力。对于凡事都喜欢诉诸战争的疯子，就只能给他穿紧身衣了。

应肯尼迪的要求，他们进行了最后一次私人会谈。肯尼迪总统极力想说服赫鲁晓夫不要采取如此鲁莽的行动，但赫鲁晓夫断然拒绝了，“我要的是和平，但如果你要的是战争，那是你的问题”。他签订和约的决定已不可逆转，12月就是签订和约的时候。在他们道别时，肯尼迪说：“今年的冬天会很冷。”

肯尼迪对赖斯顿说：“我有两个问题：第一，弄清他为何要这样做、为何要以如此敌对的方式；第二，弄清我们有何对策。我认为，第一个问题不难解释：他这样做是因为猪湾事件。我觉得他一定在想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是很容易对付的。任何惹了麻烦却又没能坚持下来的人都是缺乏胆量的。所以他毫不留情地打击我，这样我就面临一个难以解决的难题：如果他坚持认为我既缺乏经验又没有勇气，那么，除非他的想法能改变，否则我们不可能和他达成任何一致。因此我们必须采取行动。”

而赫鲁晓夫是否一言九鼎将尽人皆知，这个他自己也心知肚明。一到莫斯科，他就下令公开发表两份有关核试验和柏林问题的备忘录，而且在会上已经交给了肯尼迪。国务院的明眼人一看便知，对柏林问题，他并没有设定什么期限，但这个现在已不重要了。重要的是全世界人民都知道了苏联的最后通牒。自此，赫鲁晓夫将苏联的军事预算提高了31.44亿卢布，除此之外，他还发表了一系列显露着沙文主义意味的演讲。

肯尼迪也不甘示弱。6月25日，他向美国人民发表电视演讲：“若战争爆发，那一定是从莫斯科而不是自柏林发动的……只有苏联政府才会利用柏林边界问题，并把它当成发动战争的幌子。”他要求国会批准给五角大楼拨款32.47亿美元，征集预备役，将征兵限额扩大到原来的两倍，上调战斗部队的上限，重启、检修已封存的飞机和船舰。迪安·艾奇逊请他宣布美国进入戒备状态，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也有此主张。可肯尼迪仍主张并不排斥谈判的方式。他不能贸然利用核武器进行威胁，因为苏联可能真会逼他摊牌。他对《纽约邮报》的一位编辑说，他主要担心的是那位主席是“存心要整整我”，要真是这样，那可就“全完了”。

双方的领导人都感到压力骤然增加。为了安抚在柏林的德国人，让他们觉得不会被抛弃，肯尼迪总统派了副总统和“空运英雄”克莱将军一起出访德国。赫鲁晓夫向全世界发出警告称，苏联现在已经能够造出威力为1亿吨TNT（三硝基甲苯）当量的原子弹，而且已经有了能够运载原子弹的火箭。为了证明这一点，一位苏联宇航员已经被送上了太空轨道。美国国内的紧张气氛日盛，肯尼迪催促人民修建防空洞。与此同时，柏林一片骚乱。7月，30444名难民涌入这个城市的西部。8月的前10天，又有16500人越界而来。12日一天，就足足过来了4000人，其中大部分是医生、技术人员和熟练工，这些人正是民主德国共产党第一书记瓦尔特·乌布利希实施5年计划所需要的人。

8月13日午夜过后半小时，黑暗空寂的街道上，警笛轰鸣，由T–34和T–35型蹲式坦克保驾护航，满载民主德国军队的卡车穿越分隔东西柏林、长达25英里的边界线。头戴钢盔的民主德国人民警察占领了主要的通道。大量的木马、铁丝网、水泥桩柱、石块、镐头、铁锹从卡车上被卸了下来。过了4小时，太阳出来了，一道初具规模的围墙也建了起来。4天后，这道墙竣工了，留在东柏林的人们就这样被圈禁了起来。

这个举动让西方国家惊诧不已。肯尼迪当时不在华盛顿。美国国务院花了4天时间向莫斯科提出正式抗议。9月1日，赫鲁晓夫又将螺丝拧得更紧。美国的地震仪通过监测搜集了确切的证据证明苏联又在进行核试验了。肯尼迪和麦克米伦呼吁苏联领导人停止试验，他们指出这种新的放射性微尘的扩散程度和毒性，但赫鲁晓夫对他们的呼吁置之不理。随后，侦探设备又检测到苏联进行了第二次、第三次核试验。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苏联进行了30次核试验，并且几乎都是在大气层之内进行的。这一系列核爆炸过后，苏联向空气中排放的放射性有毒物质比英、美、法排放量的总和还要多。在苏共第22次代表大会开始前的一次演讲中，苏联领导人宣布很快将爆炸一枚5000万吨级的原子弹，这枚原子弹的威力是投放在广岛的那颗原子弹的2500倍，相当于战争史上投放过的烈性炸药总和的5倍。在第二次会议上，他对代表们说，爆炸结果“证明该原子弹的威力比科学家们计算的5000万吨级还要大”，但科学家们当然不会因这个“错误”而受到惩罚，他的这番话引起了代表们的一片笑声。

肯尼迪决定，如果这就是赫鲁晓夫对西方国家禁止在大气层核试验建议的唯一答复，那他也不得不批准美国重启核试验计划，但是他只批准不产生放射性微粒的地下核试验。对于苏联政府的行为，肯尼迪说：“我们现在必须采取措施，再谨慎的人也会觉得这些措施很有必要。”这天是9月8日，双方的信任危机到达了冲突一触即发的临界点。柏林墙完工了，一道砖石和水泥围成的栅栏横亘于柏林的中心地带。8月22日后，只有一个地方可以允许盟军通行，其他部分都被封闭了，但就算在那一处，也有东柏林的警察检查士兵们的证件。界墙以外110码的范围禁止任何人靠近。巴黎、波恩和华盛顿收到通知，正式要求联邦德国领导人不得乘飞机进入柏林。对这一点，联邦德国的态度很强硬。9月8日，赫鲁晓夫坚持联邦德国飞机进入柏林需要受到控制的指令被联邦德国断然拒绝。10天后，肯尼迪准备离开海厄尼斯港回到华盛顿时，收到了一个令人悲痛的消息：达格·哈马舍尔德在飞赴刚果途中因飞机失事身亡，原因始终不明。从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以来，战争从没像这次一样让人感觉这么近。

两周后，赫鲁晓夫开始从战争的边缘往回退。他对正在访问苏联的比利时外交官保罗–亨利·斯巴克说：“我原以为西方国家会在和平协定上签字，可后来发现正好相反……我不想将你们置于不堪忍受的境地；我非常明白，你们也不会让自己被踩在脚下。”这样的话，卡在喉咙里的那根骨头也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你知道”，他继续对比利时的客人说，“对我来说，柏林不是什么大问题。对10亿共产党人来说，200万人又算得了什么！”而且现在事情也没那么急了。他之前给肯尼迪下的最后通牒中的时间是“今年年底”，但他又对斯巴克说：“我不受最后期限的限制。”柏林墙已经建好，现在他似乎在尽量取得西方的某些妥协，以挽回一些自己的面子。他做了一些缓解紧张局面的举动，包括大方地夸赞肯尼迪的成熟稳重和睿智。但他发现他的这些举动没有得到任何反馈，只得草草收场。10月17日，在苏共代表大会上，他又一次宣布：“西方国家对现在的情形已有所了解，正在寻找解决德国问题和西柏林争端的办法。”他总结说：“如果是这样，我们就不必坚持要在1961年12月31日前签订和平协议了。”

就这样，一场对抗终于结束了。当时看起来是美国胜利了，但真正付出的代价，以后才看得出来。莫斯科的表态、柏林争端以及重启核试验这几件事之后，施莱辛格写道：“总统无疑已经感觉到了，一旦美国撤出亚洲，世界局势就会失衡。”肯尼迪认为，他应该进一步向他的对手证明他的无所畏惧和坚定毅力。他对詹姆斯·赖斯顿说，共产党敢于向西方开战的唯一地点就是中南半岛，“现在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证明我们力量的强大，看起来越南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地方”。

对林登·约翰逊来说，这些日子可不那么愉快。一年前，他还是美国参议院权力很大的多数党领袖，现在他成了副总统——美国政府中最没有实权、最令人窝火的职位。每天，他都从各方面体会到自己的无足轻重。在白宫，他只有一个停车位，只有一部与白宫连通的分机电话（而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有3部）。他的妻子从来没有坐过总统的专机。他自己曾上去过，但不是受邀请上去的。肯尼迪的助手有三次发现约翰逊单独在机舱里四处张望。他们是因为正好当时总统要使用飞机才进去的，因此不得不请他下来。每次遇到这种情况都令约翰逊很尴尬，但他还是一次次回来，总统专机这一实际权力的象征让他很是痴迷。

肯尼迪的人将约翰逊的人都看作外人。除了沃尔特·詹金斯之外，副总统的下属们对那些声名显赫的总统顾问而言完全是陌生人。他们中的有些人甚至没有白宫的出入证，只是作为参观者进过白宫。这种被当作不存在一般的处境甚至连约翰逊的特工人员也不例外。从职位上讲，他们的地位与总统的警卫人员一样，但实际上，他们被排除在白宫警卫队之外，他们不能使用白宫的车、办公室，不能参加一些社交活动。他们中很多人对此并不在意，因为他们知道得到这种待遇并不是自己的原因。之所以被精英们排斥，主要是由于他们要护卫的人无足轻重——再也找不出其他词来形容了。

肯尼迪完全没注意到这一点。像大多数总统一样，对于地位仅次于他的副总统，肯尼迪选择了敬而远之。或许是根深蒂固的历史原因，或许是出于人的天性，美国选举出来的第一号和第二号人物之间的关系向来不和睦。一些早年和行政首脑关系密切的人在当选为副总统后，会发现他们曾经的情谊被冷冰冰的社交礼节所取代，他们因此备感受伤。他们忘记了，对总统而言，副总统的存在就等于每天提醒他好像随时都会死去。也许还不止这些。虽然有些人也能坦然面对死亡，但他们并不想让接替他职位的人如影随形。那些希望总统们能够详细向副总统介绍情况的人很少考虑到其中的深层含义。要理解其中的深意，必须清楚总统这一职位的意义，以及第二号人物所继承的会是什么。一家之主可以毫不畏缩地写下遗嘱，可要是他知道死后，隔壁邻居会成为他孩子的父亲、他妻子的丈夫，他肯定会面无血色。

除了这个来自宪法的烦恼外，还有另一个烦恼。在实际政治生活中，为了“平衡”总统竞选选票，正、副总统候选人必须来自不同地区，而他们在不同选区的号召力不同，性格也可能完全对立。也就是说，那位丈夫可能要选一个与他长相不同、衣着不同、谈吐不同且价值观也不同的人替代自己。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哈里·杜鲁门彼此就大不相同。艾森豪威尔与尼克松、肯尼迪和约翰逊也是如此。在肯尼迪看来，约翰逊就是一个非凡的并且很滑稽的怪才，他的自我膨胀无耻而放肆。出国访问时，他每天打电话到他在华盛顿的办公室询问美国报纸如何报道他的活动。他总是在为竞选作秀，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国医生惊呼：“天哪，他在和一位麻风病人握手！”他决定让卡拉奇的一名赶骆驼的人充当亲善大使，这让巴基斯坦举国欢呼。他告诉那位受惊的赶驼人巴希尔·艾哈迈德：“我们已看过了你和你的骆驼，我们的总统也想看看。他打算帮你改善生活。”事实上，总统根本就没有这打算，似乎这个险招要坏事，结果却没有。艾哈迈德的美国之行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肯尼迪很是满意，他说：“如果是我，我会担心骆驼在白宫草坪上拉屎。”

得知副总统的心结后，肯尼迪开始想尽办法表示对约翰逊的尊重，为他创造出国访问的机会，其中有些事情的影响还很大。讽刺的是，有两件起初在他看来毫不起眼的事情，回想起来却变得无比重要。第一件是柏林之行。在去柏林之前，约翰逊心情很差，但他的演讲很成功，而且还赶上了参加美国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队的入城欢迎仪式。东道主认为他的到来是这座遭到围困的城市的命运转折点，因此，他回国时的情绪也深受感染。

第二件事就是那年5月出访西贡（现胡志明市）。刚开始此事的重要性并不明显，后来其意义之深远才被觉察。这是一次南亚之旅。人们期望副总统此行能为非共产主义政权鼓劲儿。但这次并不像在柏林时那样，副总统此行并不是表示美国愿意同他们并肩作战。那时候，美国在越南还没有承担这样的使命。尽管如此，约翰逊仍然对西贡信誓旦旦。他也表示十分欣赏吴庭艳，称他是“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访问团离开越南后，《星期六晚邮报》的斯坦·卡诺问约翰逊是否真是那样想的。副总统回答说：“呸，老兄，他是我们在那儿唯一的人！”

这位南亚的温斯顿·丘吉尔又黑又胖，是个烟不离手的单身汉，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有说不完的话。从他那栋巨大的黄色的以灰泥建造的独立宫（现称“统一宫”）走出来的人，都要听他六七个小时甚至长达12个小时的独白，而且中间不停顿。除了这点他倒没什么别的缺点。60岁的他，仍然行事果断、目标坚定、富有献身精神，是一个典型的铁腕当权者。他的头衔是总统，却不怎么关心民主，完全是一个暴君，或像高高在上的官僚，坚信人民的职责就是尊重他、服从他。反对他的人都被送进了集中营。在他的统治下，没有自由的媒体，也没有真正的改革。政府官员候选人都是军官，挑选时看中的不是能力而是忠诚。虽然吴庭艳本人很廉洁，但他的宫殿里到处都是贪官污吏和野心勃勃之人。他严厉而又固执，认为天主教徒就该享受特权，只因为他自己是天主教徒。他的专政已经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没有他的允许，部队的连队指挥官都无权调动自己的部下；到他快要下台时，没有他本人亲笔签名的护照一律无效。月复一月，他的专断统治越来越严苛，他只同少数几个亲信以及他的亲人商量，尤其是他那个嚣张跋扈的弟弟吴廷瑈以及吴廷瑈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国驻外记者所说的“龙夫人”。吴廷瑈夫人曾经解释过吴家的统治哲学：“如果我们打开窗户，进来的不仅仅是阳光，还会飞进来许多坏东西。”

进去的少了，出来的也不多。在情报方面尤其如此。有关越南战争的两大谜团之一是：为什么这里让许多西方专家声誉扫地，缺乏有力的证据就是主要原因之一。历史上很少有这么多著名人物在这样一个重大事件上犯下如此荒唐的错误。直到1972年10月，亨利·基辛格由于提前宣布解决越南问题的办法而丢了脸，许多士兵和政客也错误判断了这场战争的性质和可能的发展趋势。1954年4月6日，新英格兰的一位参议员为了给他的同事们释放一下压力，引述了一些早期人们对越南战争的议论：“军事情形看起来对我们越来越有利”（迪安·艾奇逊，1952年）、“我们认为，中南半岛的形势正在好转”（助理国务卿沃尔特·罗伯森，1953年）、法国打胜仗的“可能性很大”（国防部长查尔斯·e·威尔逊，1954年），以及“法国就要胜利啦”（海军上将雷德福，1954年）。可是法国败了，7年里牺牲了19000名法国人。这些言论似乎证明了那位新英格兰参议员的怀疑是正确的，这位议员不是别人，正是约翰·肯尼迪。肯尼迪自己后来也受困其中。在白宫，他对越南的政策也是根据1960年参议员委员会报告中刘易斯·卡罗尔估计的情形做出的：“根据军事援越使团团长的保证……美国军队……在不久的将来就会分批撤出越南。”1961年年初，肯尼迪批准了一项援助计划，前提条件是战争会在18个月内取得胜利。

另一个越南之谜是：为什么这么多美国人，包括4位美国总统（两位共和党总统和两位民主党总统）都认为美国有义务拯救西贡政府。而这个国家在亚洲，距美国7000英里，是位于遥远的中南半岛的原始土地，到处是稻田和茂密的丛林。10多年来，华盛顿的历届政府力排众议，甚至不顾国内的局势也要保证那些饱受争议的人物执掌越南。然而，美国在越南所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肯尼迪应该早就知道这一点，他是少数几个从一开始就看出这个麻烦的人。1951年，他以众议员的身份访问越南。回国后，他在《与媒体见面》节目中说道：“没有当地人民的支持，美国就不可能在东南亚的任何一个国家取胜。”后来，他也受到冷战派言论的影响。冷战派认为，美国已经“失掉”了中国，现在再不能“失掉”中南半岛了。

美国对西贡的承诺始于1954年，1957年又重申了一次。日内瓦协议签订后，在给吴庭艳的信中，艾森豪威尔总统保证美国“会帮助越南政府成为一个强大而又自食其力的国家，能够抵御军事颠覆和侵略”。艾克给这项承诺带上了一个附加条件，即“越南也要采取相应的改革措施”。他的目的就是“以防任何人将他国的意识形态强加于贵国自由人民的身上”。

林登·约翰逊在白宫的几年里，每次提到越南时都会说：“艾克做出过的承诺，我就必须遵守。”可事实上他没有，这毕竟不是一项正式的协议，参议院没有参与，该协议甚至缺乏合法性。然而，约翰逊和肯尼迪都觉得受到这项承诺的束缚，认为必须遵守不可。西奥多·C·索伦森写道，撤销美国对越南的支持会让“整个世界对美国承诺的可信度产生怀疑”。阿瑟·施莱辛格进一步写道：无论在1954年以前我们与越南是否有重大利害关系，艾森豪威尔的信件都让这种关系产生了。无论我们是否应该画下那条曾经画好的线，一旦画下了，就永远要受这条线的束缚。无论多米诺骨牌理论在1954年是否有根据，7年后，当邻国政府将自己的安全寄托在美国是否有能力信守对西贡的承诺时，这一理论就已经得到了印证。肯尼迪……必须继续完成这一项他承接下来的工作，除此之外别无选择。

白修德在《总统的诞生》（1968）中写道：“在越南的事业是美国近半个世纪的事业，这项事业让整个世界明白……如果当今已有一个虽然还很脆弱的世界秩序，这个世界秩序也是美国在20世纪的4次战争中用40万美国人的生命换来的。”约翰逊总统认为“匆忙撤出”就意味着“对整个世界宣布我们不信守约定，不支持自己的朋友”。《时代周刊》对那些不同意这一说法的人这样解释：……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保护南越……如果美国不能或者不打算将越南从困境中拯救出来，任何亚洲国家都不会再相信美国，这样的话，失去整个东南亚就只是时间问题了。

如此的撤退所带来的后果是无法想象的。为了支持派遣部队赶赴越南，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与参谋长联席会议直率声明，称如果不这么做，那么在世界的另一端，情况将会严重恶化。莱曼·l·兰尼兹尔将军在代表参谋长联席会议讲话时预言，一旦越南共产党取得胜利，“我们将会失去包括新加坡在内的亚洲地区”。而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则自信地认为一定能在与游击队的对抗中取得胜利，正如他所说的，“北越连常规轰炸都禁不起”，他告诉肯尼迪总统，派遣“一支美国的军事特遣部队”是“至关重要的”。

所有这些说法都是毫无道理的，肯尼迪政府如果并不认为有义务将古巴旅从注定要失败的海滩战场上撤回，那它也不欠吴庭艳什么。而且，艾森豪威尔的信也起不到什么作用了，因为吴庭艳已经公开藐视了采取“必要的改革”的义务。他在1956年还拒绝在越南实行全民选举。对他而言，就算美国与他同受条约的束缚，要他按照规定履行条约也是十分荒诞可笑的，更何况根本就没有这项条约！

使华盛顿无法抛弃西贡的真正压力是来自国内政治的。麦肯锡已经死了，但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非常担心吴庭艳会成为第二个蒋介石。而尤其讽刺的是，美国竟然犯了与当初给蒋介石出谋划策时同样的错误，尽管这是个政治问题，但他们仍给予了军事上的援助。犯这种错误的一个原因是国会山那些权威人士的态度。这些人物对参谋长联席会议抱有很大信心，却不相信国务院亚洲司的政治官员。另一个解释是内阁成员性格特征的差异导致了这个结果。在20世纪60年代早期，他们都曾在越南问题上向白宫谏言。麦克纳马拉做事果断、雷厉风行，而腊斯克则胆小懦弱、敷衍了事。所以，美国国防部获得发言权必然是更有说服力的。

在艾森豪威尔任期的后几年，越南还相对较为和平稳定。每年美国派遣800名军事顾问，并且提供3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足以维持越南当时的局势。到了1960年12月，也就是肯尼迪总统宣誓就职前的一个月，吴庭艳的对手宣布建立民族解放战线。在独立宫，他们将民族解放战线命名为“越共”。起初，吴庭艳并不担忧，在上一年秋天，他轻易阻止了一场试图谋反的政变，当时约翰逊副总统问他想不想要美国军队增援，他回答不需要。但尽管那时他说陆军部队没必要支援，还是承认需要其他一些援助，于是肯尼迪总统同意派遣一支400人的特种部队（绿色贝雷帽）接受训练任务。美国承诺派兵支援越南军队，这还是第一次。

1961年5月初，新任美国驻越大使小弗雷德里克·e·瑙尔汀抵达西贡。前任驻越大使曾试图说服吴庭艳，可依旧无功而返，他自己还变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瑙尔汀决定吸取教训，不想重蹈覆辙。现如今，越南民族解放阵线（越共）的破坏活动已经很猖狂了，连那位爱装腔作势的总统都不得不对其俯首称臣。当时，乡村的环境还在不断恶化，而越共游击队正四处活动，伺机暗杀乡村首领。据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战争的关键时刻即将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还警告，西贡当局实施的独裁政策和纵容贪污腐败的错误举措，势必会引发人们对吴庭艳政府执政能力的质疑。

在华盛顿，人们不断要求白宫方面不要插手有关越南官员违法行为的事务。副总统约翰逊说服肯尼迪总统，将“歼灭越共”视为“真正的终极目标”。参谋长联席会也向总统保证，仅需4万地面部队就可以将越共反政府组织“全歼”。另外再派出128000名士兵，便足以击退来自北越的侵扰。国防部长罗斯维尔·W·吉尔帕特里克建议与吴庭艳当局就建立“可行性防御安全联盟”展开对话。五角大楼官员威廉·P·邦迪也呼吁，美国应“尽早强势进入”越南，并对敌方进行猛烈打击。他认为此次进攻有70％的胜算。

肯尼迪当局经过进一步调查，同意增派685名美国军事顾问前往西贡支援，同时还为吴庭艳政府的2万多名越南军人提供武器来扩充和武装南越军队，自此越南部队总人数达到了15万。像艾克一样，肯尼迪希望帮助南越进行内部改革，调动一切资源反对越共，并以此作为美国采取行动的前提条件，但他并未着重强调这一切。此时，他正忙于有关柏林进行核试验的事务，无法快速抽身。据此，美国外交史学家小施莱辛格曾撰文质疑肯尼迪是否对越南真正关注过。刚刚适应冷战节奏的观察家们又开始对美国政府卷入越南战争的行为大为不解。白修德在1961年8月的一篇文章中这样写道：“国内形势似乎一周比一周糟糕。”他还发现：“越南游击队似乎已经陆续控制了越南南部的大部分地区，因此，我几乎看不到在不经军事人员的护送下，美国人敢于开着自己的轿车把我送出西贡市。”他还报道了当时越南政治垮台所产生的惊人影响力：“最令我疑惑不解的是越南共产党总是能在他们的阵营里，找到前赴后继的不畏死亡的民众，可以为了共产党的利益而牺牲自己。”这种强烈的革命精神令那些没有这些经历的人深为不解。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里，游击队占领了越南的一个省，并处死了该省的一名总督。而此刻吴庭艳的军队则是节节败退。尽管很不情愿，他还是与瑙尔汀协商，与他签订了双边共同防御协约。华盛顿方面对此做出积极回应。夏季以来，所有扩张计划都驱使林登·约翰逊总统派兵前往东南亚。副总统支持传统的古典自由主义观点，他在归国途中如是写道：越南真正的敌人“是饥饿，是无知，是贫穷，是疾病”。他相信美国人无论采用何种先进的策略，都必须将这些敌人作为其攻击目标，充分利用我们先进的科技实力。

总统对此做出了相关回应。在派往西贡的高级军事顾问中，包括两名他最信任的人员，分别是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沃尔特·W·罗斯托。在这样的关键时刻，相关的国家文职官员和军事人员就可以充当总统在越南这一战略要地的眼睛和耳朵。对于罗斯托而言，自始至终他都是永不妥协的鹰派代表人物。值得注意的是，调查组里绝无高级外交人士。正如索伦森随后撰文写道：“国务院不能和五角大楼相抗衡，因为它没有这个能力。”该报告还进一步反映出以政治上的不良影响为代价达成军事目标的相关行为。

泰勒——罗斯托的报告成为越南战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为了抑制吴庭艳政府的衰败之势，报告要求肯尼迪派驻一批美国军事顾问；更为重要的是还要派遣一个美国的步兵团，初期有8000人，之后会依据实际需要不断增加。泰勒作为这支部队的绝对领导者，希望总统能够以越南问题为主题发表一次电视讲话。然而他对关于进入越南的有些观点让人匪夷所思。比如，就此次远征来说，他竟将越南与朝鲜相比，“美国军队无须过多准备就可以轻松适应越南的生活和工作”。而事实上，越南和朝鲜是大不相同的。第一点就是常规战。敌人盘踞在边境线附近，美国军人就可以在这些固定区域进行他们的常规作战部署，这对于他们来讲，再熟悉不过。而越南的环境却不是这样。第二点是，这次是在浓密的热带雨林里进行的非常规军事战争。此外，还有一点不可忽视，也是最重要的，韩国人民希望美国士兵能够在当地保护他们，而越南人民根本不是这样想的。他们认为美国的军队不过是其原属殖民宗主国法国的继任者，他们都想占有越南，而唯有越共民族统一战线的军队才是他们心中真正的英雄。

政府当中的一些内阁成员及其他成员，如切斯特·鲍尔斯、乔治·鲍尔、艾弗里尔·哈里曼，也对泰勒这份声明中的信息大为震惊。然而，只有肯尼迪总统一人有资格对此提出质疑。他拒绝在电视机前对民众讲述有关事宜，因为在他看来，这将把越南问题和柏林问题相提并论。他还明确指出，泰勒和罗斯托不像其他的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对美国干涉越南所带来的积极影响持正面态度，他们只想要北越不再渗入南越，只是他们没能提出具体可实施的措施。其实最令他伤心的是有关派遣军人的这一提议。索伦森写道：“越南战争的主要倡导者都支持这个行动，称之为测试美国美好信念的‘试金石’，标志着美国已下定决心出兵。”但总统一人投了反对票，而且也只有他的票才最终起决定作用。肯尼迪说：“他们想要一支美国军队。这对于恢复自信心和保持军队士气是必要的。但这就像是我们在柏林所做的一样：大批军队持续进驻，乐队仍要继续演奏下去，而4天过后，民众就会忘了一切，然后，我们又被告知，还得派更多军队去。这样就像喝酒一样，这次酒劲过了，下次还想再喝。”

尽管如此，总统还是摆脱不了大家的影响。他不同意派遣美国部队，但在其他一些方面却做出了让步。接着，从1961年12月起，美国就开始加强在越南的武装力量。就跟7年前的艾森豪威尔一样，肯尼迪总统在与吴庭艳公开交换信件时肯定了这一安排。当然，这一安排也并非美国单方面的想法，并且吴庭艳也同意改革，并承认他的军队需要加强领导和振奋士气。但此安排并没有给美国规定援助的限期或者什么时候停止援助，只是含糊地说直到平定越共，逐出北越人为止。泰勒倒没看出这里面有什么玄机。他从菲律宾发电报给总统说：“经由南越而卷入亚洲战争，是有这样的危险，但还不至于太严重。”相反，乔治·鲍尔对此却显得焦虑不安。他说，吴庭艳在没有看到美国派出的步兵之前，决不会善罢甘休。让美国派兵才是他真正的目的，这样，在美国帮他应战之时，他就能够稳固自己的政权。鲍尔预测，如果美国答应派兵，就会越派越多。他对总统说道，5年内，将会有300000美国士兵被派往越南。肯尼迪大笑道：“乔治，我看你简直是疯了！”

美国后来加速对越南战争的干预（这也证明了鲍尔和一些人的观点是正确的），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在西贡驻守的美国决策人的性格。从1962年年初到肯尼迪执政的头1000天末，有两个人物很关键，一个是瑙尔汀大使，另一个是2月抵达越南的美国军事援助顾问团新任团长保罗·d·哈金斯将军。对这两人的任用本身就是一个悲剧。因为瑙尔汀出身于弗吉尼亚望族，传统守旧，对亚洲一无所知。他的任命得益于国务院强硬反共派的力荐。无论身处何种危机，他都会支持吴庭艳，而当肯尼迪真正需要他的时候，他却跑到爱琴海逍遥度长假去了。哈金斯比他更糟糕。他是波士顿的一个世家浪子，高中没读完就退了学。他之所以能在军队得到晋升，只因为他精通马术，是个出色的马球队员。在乔治·S·巴顿想要放松时，他又可以充当一个好伙伴。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哈金斯担任巴顿的副参谋长，那时别人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推弹杆”，因为他执行巴顿的命令时雷厉风行。但和巴顿一样，他有时也并不那么服从命令。这一点在他接到指示，要他如实向总统报告越南战况时，显露无遗。肯尼迪曾明确指出，一切越南战况，不管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他都想知道。可哈金斯却不喜欢上报坏消息，他认为这会影响自己的事业前程。相反，他所做的是让人感觉他所报告的情况表面上听起来都还不错。他一到西贡，就告诉美国记者，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也希望周围的人都很乐观，而且，他还透露，给华盛顿的每日情况汇报暂且可称为“进展报告”。他想让人们充分相信，在他的带领下，打击越共的战争将进行得十分顺利。

瑙尔汀和哈金斯一致认为吴庭艳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关键，没有他我们将无计可施。然而对他执政能力的批评只会激怒他，那时我们所有的想法都将会消失殆尽，灰飞烟灭。霍默在《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中称，这将成为美国政府与吴庭艳的生死相搏，他们的命运共生，不进则退。吴庭艳很快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他明白，此刻无论他怎么利用这两个美国佬都没问题，他可以肆意妄为，对着这两个美国佬指手画脚。

哈金斯到任之后，第一阶段的反共战斗被称为“日出行动”，此比喻也还较为恰当。哈金斯告诉记者，他打算建立一系列坚固的“战略村”，但这只能由国内军事组织来操控防守。他的战略合作人是越南总统吴庭艳的弟弟吴廷瑈。接着，美国得知这项战略防御计划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超过1/3的农村人都生活在战略村，看来战局会日趋好转。目前来自西贡的所有报道都是好消息。对哈金斯表示怀疑的人可以从瑙尔汀的评价那里得到证实，因为他认为当地情形是令人放心的。

事实上，战略村是一次失败的实验。除了身居高位的人，其他什么也没能改变。他们依旧通过发布公共新闻来发动战争。从战地发来的报道被哈金斯重新改写，他删掉了流露出悲观主义情绪的语句和令人悲伤的坏信息，用完全虚构的内容取而代之。那些对此持反对意见的上校和少校都被调配到那些没人愿意去的岗位上，其中最知名的莫过于中校约翰·保罗·范恩。而且，他们的档案里还被写了一些评语，这些评语可能会终结他们的军事生涯。一次，当另一位比哈金斯低一个级别的将军在前线巡视时，发现实际情况与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在电报里所描述的大不相同，于是他给哈金斯写了份报告，讲述了战争的实情。哈金斯在空白页边上草草写道:“谎言，谎言，又是谎言。”然后，他将其扔在文件柜后面。真实的谎言就是他自己，但能够反驳他的唯一信息源就是美国报纸上驻越南记者发回的报道信息。哈金斯称记者为制造轰动的商贩，或者，更糟糕的是，甚至骂他们是叛徒，以此遮掩事实，自我开脱。哈金斯偶尔也承认自己受挫，那是因为他有不可告人的企图。他希望借此弄到更多的人、更多的枪支，以及更多的直升机。他还警告说，如果无法提供这些东西，就意味着民众对军队已失去信心，任何记得以前中国的情形的人都会知道这意味着会有什么后果。

如果发生新年攻势或爆发越共的游击活动，或许哈金斯的“新闻传播”在一开始就会被拆穿，然而，事实是，游击队的活动恰好有所减少，这也是所有新闻人想要的。他们宣布“日出行动”带来了战场上方的蔚蓝天空。他们欣喜若狂，这种喜悦也感染了华盛顿的其他人。马克斯韦尔·泰勒说道，他感受到越南将出现一场全国性的盛大运动，用以粉碎共产党。麦克纳马拉说：“所有统计数据表明，我们就要赢得这场战争了。”肯尼迪总统异常惊喜，批准增加对西贡的军队支援，驻军人数从2000人增加到16000人。美国军事援助顾问组也升级为越南军事司令部。

剪影：20世纪60年代早期

第二十八章 号角的又一次召唤

1961年预示着未来10年的动荡。美国国内的动荡不安自1964年夏天开始出现，那时，距肯尼迪总统去世已有8个月了。人们后来认为如果他还活着，就不会发生这些事了，但这只是一种幻想。实际上，这场动荡主要应由他承担责任。增兵越南是他任职时进行的两个主要政治行动之一，第二个就是他制订了在20世纪60年代末之前将人类送至月球的计划。肯尼迪的政府花费巨额资金用于空间探索，例如投入了560多亿美元才把阿波罗11号送上月球，这还远远没有结束。所以后面的几届政府都无法创造性地采取措施，或采取有长远意义的策略处理震惊全国的种族骚乱，这些骚乱席卷沃兹及哈勒姆黑人区。这些骚乱加上抗议美国干涉越南事务的示威游行，大大地损害着美国的社会结构，损害程度是自19世纪南北战争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越南问题和太空问题都让肯尼迪操心不少。起初，他甚至可能挣扎在放弃边缘，想退出中南半岛。他的助手肯尼思·奥唐奈曾说过，肯尼迪计划在其第二个任期内撤出越南，在飞往得克萨斯州的最后一次旅程之前，他已发布命令，撤回首批1000名美国军事顾问。（据奥唐奈说，林登·约翰逊从达拉斯返回后，秘密撤销了这一命令。）其他迹象也表明肯尼迪想全身而退。戴维·哈伯斯塔姆在这一问题上并非一个友善的批评家，他认为肯尼迪已经下定决心，但“不想突然从中抽身，以防其政府内部出现不必要的分裂。这需要时间”。

空间探索又是另外一件事。肯尼迪对此没有开脱罪责的借口。无论是荣耀还是损失，这一决定的结果都必须归结于肯尼迪，每年的形势都在持续恶化，这有违他的初衷。1961年，太空竞赛不再与国家安全挂钩。矛盾的是，苏联拥有更大的火箭，但这恰巧证明他们在技术上处于劣势。美国找到了一种设计氢弹头的方法，其体积和重量仅占之前氢弹头的一小部分，所以无须使用高能量航空器就能完成火箭发射。苏联科学家需要大量火箭助推器，并且是重量达到80万磅的助推器。因为他们的氢弹头仍是制作粗糙的庞然大物。这意味着在太空探测的早期阶段他们有足够的燃料把更重的卫星送入轨道，但也仅此而已。在后期，美国技术的优越性得到了彰显。白宫的人再清楚不过了，而克里姆林宫的人也都心知肚明。

可是普通民众并不知情。他们只看到苏联正向美国耀武扬威，这或多或少威胁到了自由世界。向他们解释轨道上3/4的卫星是美国的毫无意义。即使向他们解释与苏联只发射了笨拙的人造地球卫星和月球卫星相比，美国已发射了整套的“先锋”“发现者”“探索者”“拓荒者”，还有“萨莫斯”、“蒂罗斯”（用于气象）、“调运”（用于导航）、“迈达斯”（红外线导弹探测器）和“回声”（用于通信）等各式各样的卫星，也是白费唇舌。在公众眼中，苏联更引人注目。苏联是第一个进入轨道、第一个“光顾”月球并对其进行拍照的国家，也是首先把卫星送上环绕金星轨道，并将金星的信息通过无线电装置发回地球的国家。现在，显而易见的事实是，他们将在载人宇宙航行上和美国科学家展开较量。他们已把狗送入了太空轨道，现在，他们首次把人送上了太空，这一飞行器已在咸海附近的发射台那里准备发射。一年前，也是在这个地方，弗朗西斯·加里·鲍尔斯曾试图在其注定要倒霉的飞行之前拍照留念。

这与美国的安全或科研都无关，而仅关乎脸面。有人尖刻地称之为“天体政治学”。以肯尼迪的精英主义作风，美国毫无疑问将奋起应对挑战。但是冷战与此事的关系也不容小觑。像艾奇逊和杜勒斯，还有理查德·尼克松一样，肯尼迪相信全世界都注视着这两个超级大国间的竞争，每一场竞争都与他们的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美国人一想到苏联模式可能在亚洲和非洲的新兴国家更受推崇，便寝食难安。似乎这关乎人类自由的生死存亡。这从西奥多·索伦森的回忆录中可以看得很清楚。索伦森写道，对肯尼迪而言，新政府继承的“空间探索差距”是这个国家缺乏“首创性、机智及活力”的标志。他（肯尼迪）深信美国还未完全抓住空间竞赛对全球政治及心理方面的影响。东西方正在竞争，力图说服举棋不定的新兴国家转向自己的阵营，以及告诉他们未来的路在何方。他害怕苏联的巨大成就会帮助其建立不可超越的世界领导地位，尤其会在科学上遥遥领先。

这样看来，美国拥有超级武器系统并没什么了不起，因为它们“看起来”并不占优势：“其他国家……认为苏联的空间技术领先意味着导弹技术的领先。无论这种假设是真是假，它都左右着冷战中这些国家的态度。”这只是异想天开，似乎在第三世界人民的眼中，判定该转向哪里的根据是外层空间的最新消息。从中得到的最重要的暗示是，苏联发射火箭的繁荣情形若未受到挑战，那么美国的威信无疑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相比之下，受压迫的美国黑人在歇斯底里的暴动中捣毁美国城市中心区都没有这件事更令人受挫。

这并非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幻想的改良版。索伦森在这一事例中很清楚地表示，肯尼迪并非像在越南问题上那样举棋不定：“总统比其他顾问更为坚信，在空间竞赛上屈居第二，甘于人后，是同国家安全的要求大相径庭的，也与‘新边疆开拓’的精神不一致”。像古巴问题一样，太空问题也变成肯尼迪1960年关心的主要议题之一。在曼哈顿的竞选演说中他曾说：“这是全新的时代，要求全新的应对方案。本届（艾森豪威尔）政府的重要抉择是基于其国际政策、威望、力量和影响等因素的。应重视外层空间的重大意义……苏联如今已抢先进入外层空间了。”在爱达荷州的波卡特洛，他还说：“他们（其他国家）看到苏联领先进入空间。他们看到苏联首次绕月飞行、首次绕日飞行……因此他们得出结论，认为苏联日益强大而美国每况愈下。我认为是让我们来扭转这一看法的时候了。”在俄克拉何马城，在他当选的前5天，他曾疾呼：“我宁可只看落后的黑白电视，也一定要在火箭推动力上胜过他们。”

4月的第二个星期一，合众国际社开始行动，扩散莫斯科盛传的谣言：苏联的火箭研究者们已将载人航空器送入太空并安全返航。虽然这一消息传播得太早，但星期二晚上，美国中央情报局就传来报道称，按计划该飞行将在当晚进行。华盛顿还在睡梦中时，莫斯科广播电台已用其低缓的苏联爱国歌曲《我们的祖国多么辽阔》来迎接新的一天了。随后，便广播了一个重大的宣言：“世界上第一艘载人宇宙飞船东方号已于4月12日由苏联发射，飞船已进入了绕地轨道。”为了紧跟动态，苏联各地的孩子都跑出教室，店员们离开商店，工人们走出厂房，纷纷出来一探究竟。起初，大家鸦雀无声，异常震惊。在他们头顶上，有一位同胞正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穿越星际的事情太让人难以置信。

这位同胞名叫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是位27岁的空军少校，他被选为俄国的“航天第一人”。加加林于莫斯科时间早上9点7分（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7分）起飞。那时，他的历史地位似乎要比实际的更高。世界上大事件的重要性往往在于当时引起的大众反响是否强烈。1938年奥森·韦尔斯关于火星人的广播所引起的反响就是典型的例子。1946年的“想回家”暴动及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支持布里克修正案也引发了大众关注。如今，不仅是俄国人，全世界的人对英雄都急切盼望，正在这时，苏联出现了加加林。在宇宙中航行了108个小时，其中89个小时是在轨道上运行，随后，他从距地188英里处从天而降，这成为他之后巨大的宣传资本。站在列宁墓旁，他受到了20发礼炮的鸣放致敬。莫斯科的一个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一条冰川亦以他的名字命名。苏联艺术家着手设计印有他肖像的纪念邮票。苏联报纸都用红字印着他的名字铺天盖地而来。对其顶礼膜拜的苏联记者称其为“加加”。有人无比亢奋地描述道：“他炯炯的目光仿佛依然闪耀着太空的星光。”赫鲁晓夫在红场上发表讲话，将其与哥伦布相提并论。苏联全国的广播电台播放了赫鲁晓夫与这位宇航员的谈话，他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段话是：“在外层空间时，浮现在我脑海的是党和祖国”，还有“在返回时，我一直唱着《祖国大地所得到，祖国大地心知晓》这首歌”。

美国人气得咬牙切齿。“肯尼迪可能因此在1964年竞选中失利。”一位空间工作负责人说。宇航局的科学家说：“等着吧，等着苏联送上去3个人、6个人，之后再送上一座实验室，等着他们联合起来，送回一批太空拍摄纽约的照片给我们看。”在卡纳维拉尔角，一位怨气冲天的宇航员告诉记者：“我们原本能发射载人飞船的。若两年前高层就下达命令，我们在一个月前就能发射了。”那天下午4点，面对国务院新礼堂里的大批记者，肯尼迪回答了人们的提问。有人问他：“总统阁下，今天有议员称他对美国在航天领域总是屈居苏联之后实在忍无可忍了。我想他传达了大多数人的声音……在这一领域，美国追上甚至超过苏联的前景如何呢？”肯尼迪并未正面作答，他说：“尽管有些人痛恨这种现状，但是我比你们更加痛恨。事实是这的确需要时间（来赶上苏联）。我希望，像美国在其他能勇争第一的领域奋力拼搏一样，美国同样能在为人类带来更长远利益的领域里领先。但美国的确处于劣势。”专栏作家休·赛迪评论道，这“看起来缺少了‘新边疆’的精神”。一则新闻杂志报道称美国上下的情绪是“沮丧、羞愧还夹杂着狂怒”，他们还预测：“只有一次蔚为壮观、高难度的发射，比如载人绕月飞行，才能在世人眼中超越苏联宇航员。”

实际上，肯尼迪在当晚得知，这一洗刷耻辱的突破只能是月球飞行，别无他法。因为在其他领域苏联已大占先机，太难超越。晚上7点，总统在内阁会议室召开会议寻求对策。他的顾问们依次表态，这些顾问是杰尔姆·威斯纳、宇航局局长詹姆斯·韦布和他的得力副手休·德赖登博士、预算局局长戴维·埃利奥特·贝尔和索伦森。这些科学家自然比肯尼迪更懂内情。空间科技并非肯尼迪的长项，相对其他领域，对这方面的知识他的确知之甚少。当时，他还没有听取卡纳维拉尔角发射计划的汇报，也缺乏必要的科学背景知识让他做出科学合理的选择，以处理好轻重缓急。在威斯纳、韦布和德赖登发言后，总统沮丧地低声道：“我们可能永远也赶不上了。”他说：“让我们来看一下。有哪些地方能赶上他们？我们能做什么？”他也确实知道美国已有3枚已经造了一半的火箭，每枚成品的火箭都能产生100多万磅的推力。总统问火箭的制造者们：“‘新星’和‘海盗’怎么样？土星号何时能造好？我们能取得跳跃性进展吗？”

德赖登告诉他只有一线希望，但可能需要采取一项和曼哈顿计划相似的突击计划。这样就有可能在10年内把美国人送上月球。但这可能是在赌博。而且至少要花费200亿美元，甚至达到400亿。总统沉默了一会儿，随后他说：“费用是最让我忧心的。”他满怀期待地望着贝尔，但并未从贝尔那里得到宽慰。贝尔说空间探索是一项需耗费巨资的事业。肯尼迪问：“难道你们不能发明一种就在地球上进行的竞赛，来让我们的情况好转吗？”但除了到月球上露脸外，其他事都没什么吸引力。他将手指在牙齿上敲了敲，最后让威斯纳和宇航局的官员们再研究一下。在起身准备离开时，他说：“越了解情况，越有利于我做出是否值得进行这样行动的决定。要是有人告诉我如何追赶就好了，让我们找到这样的人吧，无论是怎样的人……这才是最重要的。”

3个星期后，美国人民表示，他们的判断让总统更加坚定。经过28个月的延期与挫败，第一枚宇航局“水星计划”的运载火箭自卡纳维拉尔角的发射架腾空而起。一亿名观众屏住呼吸注视着，一枚高高的、细长的白色红石火箭缓缓升入苍穹，拖着一股股状如尾巴的白色烟雾。乘客是海军中校小艾伦·B·谢泼德。美国上下一片欢腾在收费公路和高速公路上，行驶中的驾驶员都把车停到路边，放大车内收音机的音量。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位法官宣布休庭，让法庭上的人都在一台警察从一名盗窃犯那儿收缴来的电视机上收看发射实况。全美国都在聆听自由7号（谢泼德空间航天舱代号）与佛罗里达州控制站之间的交谈。他在外层空间飞行了15分钟。他的飞行轨道和加加林的复杂轨道相比真是小巫见大巫，但此刻美国人不在乎这些。当他的飞行舱在降落伞下全方位撑开，降落在“尚普兰湖”号航空母舰旁边时，水兵们一片欢呼。“今天实在是太棒了！”是谢泼德返回地球后说的第一句话。“伙计，这真是一次妙不可言的旅程啊！”而他走向荣耀的道路才刚刚开始。纽约让他感受了史上最盛大的彩带欢迎仪式。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的一所新学校决定以他的名字命名。崇拜者们给谢泼德寄了大量贺卡，致使贺卡销量一路攀升。新罕布什尔州德里镇是他的故乡，那里的人口仅为6987人，镇上的人们举行游行以表敬意，各地的人们从新英格兰各地蜂拥而来加入其中。陆军、海军、空军、海军陆战队和国民警卫队接受检阅，喷气式战斗机呼啸着飞过头顶。在一次意味深长的演讲中，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描述了新英雄给新罕布什尔州带来的荣耀。州议员们争论着要将德里改成“美国太空城”。

虽然猪湾事件让白宫萎靡不振，但白宫对火箭发射一事也相当重视。5月25日，总统在国会发表关于“国家紧急需要”的特别咨文，这是他在4个月里的第二份国情咨文。他想为空间计划“在今后5年内再投入约70亿～90亿美元”。他说他深知这个数目巨大，但“这是非常时期，我们面临着非同寻常的挑战”。对他来说，这关系到爱国主义问题：“我在这里是为了促进自由。”他说：“我相信美国应全力以赴在10年内实现这个目标：把人送上月球，并能够安全返回地球。”

国会以绝对优势的票数通过了这一提案，同时扩建卡纳维拉尔角的设施，并在休斯敦修建一个飞行控制中心点。航空航天事业如火如荼地展开了。

7月，美国空军上校弗吉尔·I·格里索姆完成了一项与谢泼德类似的飞行。8月，苏联将陆军少校盖尔曼·S·蒂托夫送至太空，绕地球飞行17圈。11月，美国国家航天宇航局将一只雄性黑猩猩送入航天轨道，绕地球两圈后返回。在太空，黑猩猩通过对各种光信号做出反应，扳动不同的把手，得到水或香蕉味儿的药丸。宇航局之后宣布，美国首次载人绕地球飞行的驾驶员将是小约翰·h·格伦，他曾在海军陆战队担任中校，是从110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的7名宇航员中资历最老的。那时，“水星计划”已广为人知。很明显，若格伦能返回，那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位航天巨星，第二位则是林德伯格。记者团赶往俄亥俄州新康科德的一个小村庄挖掘其童年掠影，带回大批吸引大众目光的信息。他小时候就对电影《巴克·罗杰斯》很着迷，曾崇拜过格伦·米勒，还在新康科德乐队里吹过大喇叭。作为严格的基督教长老会教徒，格伦一家认为抽烟是有罪的，而新康科德是长老会的一个有力支撑，周边镇上的孩子都称其为“圣徒安居之所”。格伦及其好友曾发誓永不用脏话亵渎神灵。有一次，他们唱“欢呼吧，欢呼吧，朋友们都在这儿（hail，hail，allgang’sallhere）”的时候，一个糊涂的孩子疏忽了，肆无忌惮地不断絮叨：“我们瞎操什么心（Whatthehelldowecare？）？”25年后，那个渎神者告诉迫不及待的记者们，当时这位未来的宇航员是如何快步飞奔到他面前：“约翰尼冲了过来，脸色苍白，正义凛然地警告我住嘴，似乎要让我的脑袋开花一样。”1962年格伦的信念依然如故。他对记者说自己坚信“更强大的神祗当然会看到我正受到他的保护”。

1962年2月20日，星期二，上午10点，经过10次恼人的延期后，格伦的火箭终于离开发射台升空了。他的起飞与谢泼德别无二致，只不过其意义被渲染和放大了。阿特拉斯d火箭尾部放出黄白相间的巨大火焰，在卡纳维拉尔角那满是灌木的沙地上投下奇形怪状的倒影。足足有4秒，火箭不可思议地静静卧在支架上，悬在那里，随后便直冲而上，越升越快，最后消失在蓝色苍穹里。格伦发出报告：“已升空。运行正常。驶入轨道。”“水星计划”控制中心传出宇航局联络官“矮子”中尉约翰·鲍尔斯那低沉的声音，为美国人民解说实况：火箭和飞行舱友谊7号以精准的角度脱离，确保将格伦送入绕地轨道。这一刻，格伦欢呼道：“机舱开始转弯了。啊，这景观太震撼了！我能看见助推器在后面几百码的地方不停转动！卡纳维拉尔角干得漂亮，我一切都好。”

格伦注意到舱内温度升到了108华氏度（约42.2摄氏度），但装备了空调的航空服让他仍然感到凉爽。之前得到指令，他得讲述所有感受，毕竟听众是为其买单的人，于是他开始报告：自己感觉不到自己的速度，像是“坐飞机一样，从大约3万英尺的高空俯瞰下面1万英尺的云层”。飞越大西洋上空时，他看到了墨西哥湾暖流——灰色大海中的一条蓝色河流。飞过美国西海岸上空时，他辨识出了加利福尼亚州的索尔顿湖和因皮里尔河谷，还能辨别出埃尔森特罗附近的灌溉渠，他曾在这里居住过。他在太空度过的第一个黄昏让他很震撼：“夕阳下沉，天空白得很通透，光芒四射。太阳落入地平线以下，空中一片橙黄；太阳到近地球表面时，这种橙色逐渐变蓝，加深，最后四周陷入一片漆黑之中。”星空更是令人叹为观止。“若你曾在晴朗无月的夜晚待在沙漠里，星星好像朝你蹦蹦跳跳而来，这正是我现在看到的。”靠近澳大利亚时，他用无线电话报道：“在我右边能看到一大片亮光，这明显是海岸线。”地面负责跟踪的宇航员戈登·库珀给他解释说，那是澳大利亚的珀斯城。全城82000名居民开灯照明，共同欢迎他，同时也不忘测试一下他晚间的视力状况。格伦回答道：“请代我向开灯的民众致谢！”

格伦自己也做了些试验，来测试自己失重的状态。他吞下一些营养片和从管状容器中挤出的苹果酱。他报告说这没问题：“我可以随心所欲，舌头将食物送至喉咙，像平常一样往下咽。整个过程全是主动的，就像一个移动机器那样。”他尽最大可能地晃动身体，看自己会不会头晕或有宇航病的症状，结果却安然无恙。“失重状态对我无任何副作用，事实上还挺舒服的。视力敏锐度依然良好，无散光反应，也没有恶心或任何不适。”作为一名业余摄影爱好者，格伦随身带着一架照相机。他隔窗拍了一些照片，随后并未将相机放到架子上，而是往空中一扔，相机竟悬空不动了。换胶卷时不小心让胶卷滑脱，他赶紧去抓，可结果如他向欢呼的千百万听众解释的那样：“他没有抓住它，只是碰了一下，结果它飘到仪表盘后面去了，之后就再也看不见了。”

有时他无法用语言表达他的感受。他说道：“一天里目睹了4次动人心魄的日落，我真不知道该如何表达。”那时，他忘记了对旅行的实况报道，听众们也忘了。他的飞行有时险象环生。在越过墨西哥上空时，用以保持飞船平衡的一个小型喷气发动机发生故障。他向控制中心报告说，飞船“以约每秒一度的速度缓缓滑离轨道，将偏离20度才能停住”。于是试验只能到此为止，他要全神贯注地飞行了。他得接过操纵杆自己驾驶，然而困难远不止这些。他第二次越过太平洋时，回转仪飘了出去。航空舱开始“转动”——绕着水平轴转动。格伦娴熟地掌控着操纵杆，一次次化险为夷。在第二轨道上飞行时，他碰到了真正的麻烦。在卡纳维拉尔角的控制盘上出现了一道不祥的光。这意味着友谊7号的玻璃纤维防热罩呈半开状态。若罩子在航天舱重返大气层时脱落，格伦将会立刻被烧成灰烬。后来证实，是警报灯出了故障而非防热罩的问题，但格伦及地面那些有经验的顾问当时均不知实情。他们做了调适，改变重返大气层的步骤，保留了原本要丢弃的飞船的减速火箭，希望这些金属圈能保护防热罩，不让它掉下来。然后，他们就只能祈祷了。

格伦知道他正处在千钧一发之际。他依次发动了制动火箭并做好了准备。他感觉自己承受的压力在不断增大，友谊7号不停地抖动着。他喘息着说：“感觉我要径直飞回夏威夷了。”重力不断加大，把他挤到靠椅里，这靠椅上还刻着体形曲线。他开始下降，防热层也开始崩解，由它裂成的碎片也越来越大。后来，他说：“你能看到碎片燃烧发出的大片火焰和光团。”但当时他无法向人解说，因为那时他与地面已失去了无线电联系。而这是可以预计到的。他进入了重返大气层的重要环节。通信中断持续了7分15秒。随后便听见他在大声疾呼：“那可真是个火球！”下午2点43分，被火焰包裹的飞船跌落至大西洋表面，随即便被嘶嘶作响的水汽包裹住了。3点1分，“诺亚”号驱逐舰救起了格伦。一位乘务员递给他一杯冰茶。格伦打趣道：“那里面真是热得够呛。”

等待他的是人们偶像般的崇拜。他留在甲板上的脚印被人用白漆描出，以备稍后送到史密森学会展出。摄影记者捕捉到他和妻儿团聚时眼中的泪花，而他擦了泪的手帕也被特意保留。记者们注意到在他回答媒体的问题时，当谈及自己和友谊7号，他总是说“我们”——就像35年前琳迪在巴黎的布尔歇机场降落时的情景那样。副总统约翰逊在那儿迎接他。约翰逊说：“在美国，你能算得上一株长得很高的优良棉花。升空时你紧张吗？”格伦回答说“应该是吧。”约翰逊说：“你算是离上帝最近的吧，比任何人都近。”

卡纳维拉尔角有一条横幅上写着：“欢迎重返地球”。在这里不是副总统迎接他了，而是总统亲自来迎接，总统刚从棕榈滩乘飞机赶来，一下飞机就来亲自迎接他。这里还有段小插曲，格伦试着给肯尼迪戴一顶安全帽，但未能如愿，这或许是因为肯尼迪曾看到过一张卡尔文·柯立芝总统的照片，柯立芝戴着印第安人头饰，所以肯尼迪发誓自己绝不再戴滑稽帽子留影了。随后，这位美国首位宇航员便去国会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一般只有国家元首才能够享有如此殊荣，”约翰逊告诉他，“但这次，美国人民却推选了你。”紧接着，纽约城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来表彰格伦以及其他6位最初挑选的宇航员，还有那一批享有盛名的航天科学家。随后格伦又飞往其他大洲和大洋访问，告诉美国的盟国以及未结盟国家的人民，在自由社会才能真正取得巨大成就。《时代周刊》评论道：“论及国家荣誉，格伦的飞行让美国在太空竞赛中狠狠地风光了一把，让美国和整个自由世界得到了极其巨大而且迫切需要的鼓舞。”“这是一个新的大洋，”肯尼迪说道，“我深信美国将在上面乘风破浪。”在卡纳维拉尔角，美国的火箭专家们又重拾信心，兴致盎然地谈论着将于1964年发射能载双人的飞船的设想；这种飞船将借助使用固体燃料的巨型推动器将巨大的有效载荷送出地球。他们也谈论了“阿波罗计划”，该计划将会把3个人送上月球并返回，这一计划最早可在1968年实现。美国上下去太空旅行的强烈兴趣也都被点燃了。这被当作那一年西雅图举办的“21世纪博览会”的主题。“轨道”一词被收入麦迪逊大道的日常用语，既是名词又是动词。小男孩们发射水力推动的玩具卫星在树上“着陆”，就像以前的风筝那样。在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上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沃纳·冯·布朗一跃成为家喻户晓的名人。（莫特·萨尔提及他的早年时说：“他瞄准的是星球，却往往打到伦敦。”）持不同政治态度的欧洲人对此也大为叹服。即便是巴勃罗·毕加索，虽不亲美，但在谈起格伦时也会说：“我因他而自豪，他就如我的兄弟一般。”随后，社会各界人士都开始发射卫星了，例如美国电话电报公司发射了通信卫星，甚至是加拿大人，也将一枚小不点儿卫星送入了轨道。

1962年8月，苏联的蒂托夫少校绕地球飞行了17圈。这被当作新的证据，证明美国需大力提高工业、技术能力，才能一劳永逸地超越苏联。然而此刻出现了一些持异见者，尤其是在大学里和在美国的知识分子圈子中。总统9月答复了他们。在休斯敦的莱斯大学发表演说时，他说：“有人问，为何非得登上月球？他们也可能问为何要攀登世界最高峰？为何35年前要飞越大西洋？为何莱斯大学队要和得克萨斯队一较高低？许多年以前，有人问英国探险家乔治·马洛里为何要攀登珠穆朗玛峰，他后来葬身于此。他回答说，‘因为山峰就在那里。’是的，太空就在那里……月球和其他星球就在那里，知识与和平的新希望也在那里。”

但黑人问题也在那里，且离我们更近。回顾一下，会发现肯尼迪对这一问题的低估令人震惊。毕竟，他是位北部自由主义者，也是马丁·路德·金的崇拜者。但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即使是金，也即将感受到来自北部黑人青年的重重压力。当美国人民的目光都聚焦于星空时，这些黑人青年却想方设法地分散着美国人的注意力。他们的首次行动是在1961年春天，这次行动非常令人难忘。5月4日，即加加林太空飞行3个星期后，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7名黑人和6名白人成员乘公共汽车离开华盛顿，远赴美国南方腹地进行考察。他们的目的是挑战州际长途汽车站在候车室、餐厅和厕所实行的种族隔离措施，并且触犯当地习俗。他们自称“自由乘客”。

他们一路向南行进，穿过了美国南部各州：向南穿过了弗吉尼亚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南卡罗来纳州，西南方向到达亚特兰大城，随后向西穿过亚拉巴马州，跨越密西西比州直至新奥尔良市。这注定是一次难忘的旅行。他们对这一地区习俗的蔑视是惊人的。4年后，小石城事件已逐渐被淡忘，因为阿肯色州毕竟是边缘地区。在真正的南部地区，种族界限仍泾渭分明。自最后一批北方外来人口离去后，90年来鲜有改变。对于这些，蓄奴州和自由州梅森－迪克逊线以北所谓的自由主义者，在南方几乎不存在。1941年，由当地的新政派编写、工程兴办署出版的亚拉巴马州指南描绘了旅客在该州三大城市之一的蒙哥马利市可能受到的接待：与亚拉巴马州人民的真挚热情相比，其他城市的人皆相形见绌。黑人男孩常常笑逐颜开地招呼旅客：“老板，我帮你提包吧，花不了你几个钱的。”当地居民也乐于为游客指路，或者陪他们走好几个街区，以指引他们走对路。

上文对“自由乘客”受到欢迎的情形的描写并不完全。显而易见，他们简直像是在自寻烦恼。这种热情帮助的性质显得有些不明不白。作为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领导人，詹姆斯·法默将“自由乘客”发展成独立、自给自足的组织，并且一直积极活动。然而，在接下来沸腾的日子里，诸多南方领导人以及南方的报刊社论控告行政机构（“那些肯尼迪们”）就是自由乘客组织的支持者，或者至少怂恿过他们到达此地。事实上，自由乘客出发之前，政府对他们的旅程毫不知情。争取种族平等大会在发表新闻之前，曾事先向司法部门递交了相关副本，后来转交给民权司，但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因患腮腺炎未上班。起初，有关消息刊登在报纸内页，并未引起重视。当白宫得知该消息已刊登于新闻头条时，这才怒不可遏，将怒火直指自由乘客。

在行政部门看来，事发时间颇为凑巧。原因有二：一是苏联人在首次围绕地球进行载人航天飞行竞赛中完胜而归；二是一星期之后，古巴旅又在猪湾海滩上惨遭重击。6月3日，即之后不足一月，肯尼迪将在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这位新总统渴望胜利，即便无法实现，至少也要避免失败。总统最不希望发生恶劣的种族事件。然而，事与愿违。苏联人仍然利用小石城事件加大对第三世界的宣传力度，将美国描绘成种族主义者。这一行为可以作为美国被侮辱的证据。这也是白宫首次因自由乘客而处境尴尬。后来，约翰·肯尼迪，尤其是罗伯特·肯尼迪，更倾向于将民权斗争视为道德律令，这与他们任职第一个月的情况截然不同。自由民主党和部分自诩为进步主义分子的民众也参与了此次活动，因此理解肯尼迪兄弟的立场就显得极其重要。

自由乘客以彻底消除种族歧视为己任。他们认为种族歧视是错误的，决定予以纠正。时过境迁，在古老悠久的民主历史中，黑人种族境况依然如故，这对他们来说是不可忍受的。经过此次运动，约翰·肯尼迪向民众宣告：“今天出生在美国的黑人婴儿，无论他们出生在哪个街区，与出生在相同时间地点的白人婴儿相比，他们只有1/2的机会完成高中学业，1/3的机会接受大学教育，1/3的机会成为专业人士；然而，他们的就业率却只达到白人学生的1/2，年薪10000美元的黑人只占白人的1/7；甚至寿命也要比白人短7年，但他们赚的钱只有白人的1/2。”总统已向民众保证全力支持修正种族歧视计划。黑人种族还怎么好提更多的要求呢？

首先，他们要求自由乘客不再将黑人种族只看作是一组统计数据。其次，他们期望能够终结渐进主义。他们意识到，1961年春天，政府面对自由乘客事件时显得极其窘迫尴尬。过去一整个世纪都没有好的时机出现，留给黑人们的是无尽的等待。他们期望富有同情心的白人能够理解，自由对黑人婴儿而言远比维也纳问题、越南、古巴以及外太空问题重要。

1961年，在南部白人面前提倡法律平等观点还是一件称得上勇敢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治举措。5月6日，自由乘客离开华盛顿两天后，罗伯特·肯尼迪在佐治亚州阿森斯市就任司法部长的首次演讲中提及此观点，当时他对自由乘客事件一无所知。时值佐治亚大学的“法律日”。罗伯特·肯尼迪向大家解释，维护法律是他不可推卸的责任，按说法律系的学生应该早就知道此事，但是在这片地区，与该问题相关的任何事情都不能想当然。他说：“我们所做的只是维护法院裁决的命令，仅此而已，任何人处在我的位置，都会这样行事。因为任何人在宣誓就职之时都必须做出上述保证。你也许不想做，你也许不喜欢，但你必须这样做。”这并不是在慷慨激昂地维护受压迫种族的权利，人们反而觉得罗伯特·肯尼迪有可能是为了履行自己的职责而违背自己的意愿。但在演讲临近结束时，罗伯特·肯尼迪并未含糊其词，他说：“我们的立场是鲜明的。我们在维护法律……不管这个问题，还是其他任何问题，我都明确告诉你们，如果有人胆敢违反法庭命令，司法部将会严惩不贷。我们绝不会袖手旁观，漠然处之。我们将会采取行动。”

在民权问题上，就像对待第三世界问题一样，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自由主义者坚信民权运动必将大获全胜。正因如此，肯尼迪执政前期与后期截然不同，现在看来，那段时期尤其显得天真可笑。只要将剩余的小麦捐赠给新兴国家，向其派遣和平医疗队，调派切斯特·鲍尔斯担任美国大使进行游说引导，这个新兴国家便会成为全新的民主国家，为自由世界增光添彩，并成为美国与莫斯科进行永久斗争的潜在盟友。国内也是如此：强有力的领导以及美国人民固有的良知将会克服由于祖祖辈辈的无知而遗留给下一代的偏执与顽固。种族融合合乎情理，并且美国人民都很通情达理，只要向他们做出合理解释即可。如果艾森豪威尔能够采取如此立场，那么他早在20世纪50年代就能完成种族融合的使命。“美国人有其黑暗面”的观念略显狭隘，人们并不能接受。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麦卡锡主义是无法被解释的，大多数人对种族问题中的文明的行为标准与良好的判断力嗤之以鼻。然而自1961年起，就没有人再提麦卡锡了。乐观主义对新边疆派而言开始显得不可或缺。哈金斯将军持有正确观点，他的死亡人数统计在某种意义上确实能够鼓舞人心，驻西贡的美国记者为什么不同他保持一致的论调呢？在国内战线方面，正义的自由主义者会将斗争进行到底，直到在美国出生的黑人婴儿能够享受和白人婴儿同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同等的就业率、同样的年薪1万美元的工作机会以及同样长的寿命。然而，实现这些愿望仍需要时间，不可能一蹴而就。

但是那些自由乘客现在就想实现这一切。

自由乘客们在里士满、彼得斯堡、林奇堡等地停顿休憩，在挂着“白人专用”牌子的餐馆中随意就餐，忽视那些用丑陋图像标明的“黑人专用”卫生间，这些行为的后果也只是引来了旁观者们的鄙夷目光和几句脏话。随后，他们行程所及的城市都会报道他们旅行的相关消息。然而这些都算不上头条新闻，不足以引起司法部长或者州长的注意。这类消息最多占广告版面的两三行而已。但是，对于那些喜欢在新闻内页搜寻漫画的加油站服务员、公共汽车售票员、过路的治安官副手们以及汽车站和火车站里那些喜欢看热闹的人来说，这类消息颇有看头。

第一起事件发生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夏洛特市：一名黑人自由乘客闲逛时进入这里的火车站理发店，并拒绝离开。于是，他因入侵罪被拘留，他的同伴们却对他不闻不问，继续前行。其实这件事并不严重，但相关消息却通过电话、另一个司机和警察广播电台传播开来。这也不重要。因为此事是不可避免的，他们也期待它的发生，这就是他们专门途经此地的原因。公交车站的紧张气氛仍然在蔓延。当他们看见南卡罗来纳州罗克希尔车站聚集了大量民众，便得知暴力行动依然在升温。3名自由乘客挨了打，罗克希尔警察不得不对此事进行干预。在距离南卡罗来纳州37英里的温斯伯勒，警察在自由乘客们行动之前毫无缘由地拘留了他们的两位成员。接下来，自由乘客平安路过了萨姆特县和卡姆登市、南卡来罗纳州、奥古斯塔市、亚特兰大市、佐治亚州等地。亚特兰大市这一站至关重要。在这里，他们将旅行队伍分成两组向伯明翰进发，一组搭乘长途汽车，另一组则搭乘灰狗长途汽车。亚特兰大一站没有出现任何麻烦，因为佐治亚州的军队无处不在。但是，继罗克希尔事件和温斯伯勒事件之后，他们便登上了南部各大报纸的头条。当天刚好是星期日，人们借空闲之际将报纸翻了个遍。他们猜测亚拉巴马州的人民已经对他们了如指掌。事实也确实如此。

今天，往返于亚特兰大与伯明翰之间的自由乘客们可以顺利地沿着20号州际公路路线横跨东亚拉巴马州，然而在1961年，那条公路还未修建完成，自由乘客们只能绕着蜿蜒曲折的78号美国公路前行，途经一片战后依然毫无变化的荒芜之地。这就是亚拉巴马州的“腹地”，这里矮松遍野，地势偏高，接近阿巴拉契亚山脉最南端的两个支线拉孔河以及考鲁特山脉，这里的海拔为1800英尺。沿着山坡而下，便可到达坎伯兰高原，继而便是种植大豆的农民新开垦的田地，这里曾因遭受棉铃象鼻虫灾而荒芜。紧接着，便进入产煤区以及黑人聚集区。大量的贫苦白人以及农牧民在克利本县与卡尔洪县生存繁衍，而这里也是人们野营聚会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在美国78号公路距离安尼斯顿6英里的地方，一群三K党人手持铁棍、木棍以及铁链袭击了那辆灰狗长途汽车。忽然，一块石头从车窗外飞了进来，紧接着，一颗燃烧弹也随之而来。车厢内顿时火焰四起，乘客们纷纷仓皇失措地四处逃跑。等警察到达事发现场，鸣枪警示时，已经有12名自由乘客遭受了殴打。救护车将重伤人员接走。伯明翰地区的黑人听闻斗殴的消息，纷纷开车赶至当地，将剩余的自由乘客救离事发现场。

就这样，搭乘长途汽车的自由乘客们幸运地逃脱了三K党的伏击。然而，当到达安尼斯顿时，8个年轻强壮的暴徒登上了汽车，企图将他们拖拽到通道处拳打脚踢。幸亏安尼斯顿的警察及时赶到，将暴徒驱离。安尼斯顿警察开车载他们离开了。然而，汽车终点站伯明翰的情况更加糟糕。一大群人手提钢管将汽车长途终点站的第9街区和第6大道北部的道路包围得水泄不通。有人将这一消息报告给联邦调查局。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联邦调查局竟然未将这一消息转给伯克·马歇尔的民权司，也没有告知司法部办公室。相反，他们却将这一消息转告给了伯明翰警局，警察局长“公牛”T·尤金·康纳却将此消息压下来随后处理。尽管康纳局长的总部距离汽车终点站只有两个街区，但他却对此事不闻不问，也未派人手干预。那些暴徒将自由乘客们拖进车站，暴打他们长达半个小时。其中3人严重受伤，急需住院治疗。次日早晨，《伯明翰新闻》公开承认“昨日伯明翰街头确实弥漫着恐惧与仇恨”。一年前，《纽约时报》曾报道过同样的内容，当时《伯明翰新闻》还对此予以反驳。然而，亚拉巴马州的政府官员却并未表示出任何歉意。约翰·帕特森州长说道：“我无法保证这一群暴动煽动者的安全问题。”“公牛”康纳则表示：“我们伯明翰人都是安分守己之人，从来不会惹是生非，除非有人蓄意到本市闹事。”当被问及为何汽车终点站不见任何警察踪影时，康纳表示那天是母亲节，人手不足。这纯属无稽之谈。

星期日发生的殴打事件使自由乘客首次引起了司法部门的注意，伯克·马歇尔打电话到鲍勃·肯尼迪家中，亲自报告这件事情的原委。鲍勃原以为他打个电话就能搞定这件事情。他知道在总统竞选期间，帕特森是第一个支持约翰·肯尼迪担任总统的南方州长，即使后来他的代表团转而支持林登·约翰逊时，他对约翰·肯尼迪的支持态度依然如故。于是，星期一早晨，他打电话给帕特森州长，请求他对自由乘客们的长途汽车予以保护。自由乘客有跨州旅行的权力，当地的掌权者应该对他们的安全负有明确责任。帕特森州长对这一要求表示同意。紧接着他又回了个电话，说他改变心意了。他曾在三K党的支持下当选州长，而现在三K党人来向他索取回报了。

这是肯尼迪兄弟第一次就种族问题与南方州长通长途电话，显得很奇怪。以后几次都与第一次通话一样，同样令人非常恼火。鲍勃试图再次与帕特森通话，但是却被告知州长不在，无法取得联系。星期二、星期三、星期四，他一次又一次地试着打电话给帕特森，但每次州长助理都表示他们无能为力。他们说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留言，至于这留言究竟能否转达给州长，他们也不能保证。他们确实无法做出保证，但他们认为州长已经“去了海湾”——无论如何都联系不上了。与此同时，伯明翰的情形每况愈下。原来那些遭受痛打、惊慌失措的自由乘客们已经乘飞机到了新奥尔良，但是来自纳什维尔的费斯克大学的志愿者、马丁·路德·金的南方基督教领袖会议以及年轻的民权组织接替了他们的位置。新团体当中有一个来自特立尼达的移民，名叫斯托克利·卡迈克尔，他年方19岁，头脑冷静。在华盛顿，司法部长肯尼迪发表声明，要求自由乘客及其反对者们都应当有所收敛。他说：“为了避免无辜之人受伤致残，甚至丢失性命，我提倡那些关注美国未来首要权益的人们，在未来几周或几天之内能克制自己的言行，并明辨是非。”尽管这有些强人所难和不切实际，但他似乎试图在负有同等责任、势均力敌的冲突双方之间扮演公平裁决人的角色。自由乘客做出郑重承诺，不再攻击亚拉巴马人，但亚拉巴马人却毫不理会。随后，肯尼迪又发表声明：“现在大家急需时间来冷静。”一位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发言人则发表了犀利的言论，称现在急需的应该是结束冷静的周期，美国黑人已经冷静了100年了。星期五，当新的自由乘客开始为新的旅程做准备时，其他人已经整装上路，显然，迎接他们的将是新一轮的麻烦。肯尼迪总统应其兄弟罗伯特·肯尼迪的请求，给州长帕特森打了个电话。然而，他被告知，州长“出了城，无法取得联系”。后来，他终于打通了副州长的电话，几小时之后，副州长说他可以安排总统的私人代表和州长见面。

肯尼迪兄弟选择了司法部长的好友约翰·席根塔勒，一个英俊勇敢的田纳西青年，作为其私人代表。一小时之内，席根塔勒就搭乘飞机启程了。起初，他的使命看似完成得很顺利。在和帕特森州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会谈之后，他们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在帕特森侧耳倾听、点头同意的情况下，席根塔勒报告他已经能确保亚拉巴马州的安全问题不出状况，正如帕特森所说，该州“在没有任何外来援助的情况下，依然具有维持安定的手段、能力及信心”。州长明确表示，他会保证亚拉巴马州内所有居民以及到访游客的安全——无论是本市居民还是高速公路上的人员，他都会同等对待。紧接着，鲍勃又打电话给亚拉巴马州公路巡警队长弗洛伊德·曼，证实了州长帕特森做出的保证。有了这个保证，有黑人和白人成员的21人学生团体决定于次日早晨搭乘由伯明翰开往新奥尔良的长途汽车。但是麻烦却不期而至：他们找不到司机。为了找到能带他们前往新奥尔良的司机，司法部长不得不打电话与灰狗汽车公司驻伯明翰代表乔治·e·克鲁特据理力争。最终克鲁特不得不给他们派遣一位司机，这些自由乘客们才能前往蒙哥马利，然而，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蒙哥马利的情况比伯明翰的更糟糕。

一路上都太平无事。巡警队长曼确实履行了自己的职责，联邦65号和联邦31号公路一直畅通无阻。联邦调查局事先将此事通知给蒙哥马利的警察局，在自由乘客们的汽车距蒙哥马利14英里时，曼再次向蒙哥马利警长莱斯特·B·沙利文发出提醒。然而，相较于康纳，沙利文更不乐意为傲慢自负的黑人和背叛忘本的白人保驾护航。他对曼的提醒置若罔闻，当长途汽车到达联合公司长途汽车终点站的时候，没有任何警察在场，这21名学生被数量达1000～3000人的人群团团包围。接下来发生的事情被司法部长详细记录在案，因为民权司司长伯克·马歇尔的副手约翰·多尔当时正在终点站对面的联邦检察官办公室里。多尔在那辆巴士刚要进入车站的时候，便打电话给肯尼迪。肯尼迪和司法部副部长拜伦·怀特听到多尔在电话里说道：“那辆汽车进站了。所有人都站在那里，四处观望……现在乘客们下车了，他们站在平台的转角处。哦，有人抡起拳头，他们打起来了！一个满脸鲜血的家伙带领一群人正在殴打那些学生。这里没有一个警察。太恐怖了，太恐怖了。警察还是没有出现。人们高呼：‘打他们，打他们。’真是太恐怖了……哦，警察来了。”

然而到来的只是州警，并非蒙哥马利市的警察。（沙利文告诉记者：“我们不能眼看着一群惹是生非者闯进我们的城市，而我们还要为其保驾护航。”）由于州警人数很少，寡不敌众。曼拔枪救出了一个黑人学生，但剩余的乘客们仍得不到帮助。还有几个无辜的路人受到牵连，遭受袭击。一个男孩的腿被打断。一大群白人将易燃液体泼洒到另一个男孩身上，并将其点燃。一个蒙哥马利妇女则举起自己的孩子，以便其将拳头挥向一个黑人。其他妇女则朝着自由乘客中的两个白人女孩骂骂咧咧，并用钱包打她们。这两个女孩向骑摩托车路过的人寻求帮助，却被骂道：“你们这是罪有应得。希望她们打得更狠一点。”另外一个开着租来的汽车的人高声呼喊：“快过来，我来帮助你们，我是联邦调查员。”然而，他什么都还没来得及做，就被拖到了人行道上遭到一顿拳打脚踢。他就是总统的私人代表约翰·席根塔勒，被派遣到此地与亚拉巴马州州长会面。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他就失去了意识，在人行道上躺在血泊之中长达25分钟。沙利文警长后来解释，没有救护车来救塞根塔勒是因为“市内所有的白人专用救护车都进行了故障报修”。

鲍勃·肯尼迪气得脸色铁青，立刻安排拜伦·怀特和哥伦比亚特区的联邦法警长官吉姆·麦克沙恩一起搭乘下一班飞机前往蒙哥马利。小石城事件之后，司法部长威廉·P·罗杰斯就对联邦法警长官和他们的副手进行了防暴训练，旨在建立一支除军队以外，能够执行联邦法律的力量。在蒙哥马利市以外的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拜伦·怀特召集了400名接受过此种训练的人员——其中包括税务员、边境巡警以及联邦监狱的警卫，他们可以迅速应对突发事件。在此期间，多尔已经从美国联邦地方法院获得一份禁令，该禁令规定三K党和民族国家权利党无权干涉长途汽车的跨州旅行，三K党与民族国家权利党是经常参与暴动活动的两个组织。帕特森州长最后出面表示抗议，这些行为与宪法相违背。除此之外，他还表示派遣联邦官员来此也是多此一举。事实证明，在这一点上他大错特错了。

那个星期六下午，赫赫有名的民权活动家马丁·路德·金搭乘飞机抵达蒙哥马利。他在牧师拉尔夫·阿伯内西家里宣布，将于当天晚上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发表演讲。此次会议为三K党人及其同盟提供了做梦都想不到的行凶机会。由此看来，金此时已陷入险境。当拜伦·怀特接到州长帕特森的电话时，他正在监督联邦法警做准备工作，电话中的消息不得不引起他们的警惕：帕特森州长正在召集亚拉巴马州的执法人员开会，并指示他们逮捕那些违反本州法律的联邦人员。怀特独自前往会场。此次会议向新闻媒体公开，他们将怀特与州长之间的激烈对话记录在案。帕特森州长要求司法部副部长与他分享政府内部有关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消息。怀特表示：“这可不行。”然后，帕特森又询问有关自由乘客们的信息。怀特再次拒绝：“也不行。”帕特森：你知道部分自由乘客在哪里，对吧？怀特：是的，在医院里。帕特森：你知道其他自由乘客在哪里吗？怀特：不，我不知道。帕特森：如果你知道这些人在哪里的话，通知我们好吗？怀特：我不可能了解他们的行踪。

此时，其他自由乘客与马丁·路德·金正在第一浸信会教堂。夜幕降临之时，约1500名伯明翰黑人前来参加集会。一群穷凶极恶的家伙在会议初始阶段便聚集在大街对面的公园里。怀特获悉当地警察再次缺席，于是就尽其所能派遣法警带着一切他们能弄到的工具——邮递卡车、私人汽车以及押运犯人的卡车前往现场。他们身着西装，佩戴臂章，装配着手枪、警棍以及催泪瓦斯枪。当暴徒们发动暴动，投掷石头与碎瓶渣时，大约100名法警就已在教堂外围形成了散兵线。此时，州长宣布了禁令。法警的散兵线在主力援军抵达之前稳住了局面。弗洛伊德·曼与国民警卫队少将亨利·格雷厄姆分别带领自己的骑警和队伍抵达教堂。即便如此，法警们为了抵挡暴徒的袭击，还是不得不使用催泪瓦斯弹。于是弥散的气体瞬间充满了闷热拥挤的教堂。教堂里的黑人们开始惊慌失措。如果教堂变成火海（这也是暴徒的初衷），毫无疑问，伤亡将更加惨重。而实际上，这些黑人在国民警卫队和联邦治安人员的庇护下，最终得以安全逃生。

帕特森州长给司法部长肯尼迪打电话，对亚拉巴马州被入侵这一事件表示抗议。“约翰，约翰，”鲍勃镇定地说道，“你说什么，你们被入侵了，什么意思？谁在入侵你们，约翰？你应该清楚呀。”

帕特森谴责肯尼迪将那些自由乘客遣送到他所管辖的州内，并将此次暴动原因归咎于肯尼迪。

鲍勃说：“约翰，现在你可以在电视上这样说。你可以将这些告诉亚拉巴马州的人民，但是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约翰，不要在我这里玩这一套。”

然而，帕特森却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然后，他说国民警卫队保护了教堂以及内部的集会人员，却无法保证马丁·路德·金的安全。“我不相信，”肯尼迪说道，“让格雷厄姆将军打电话给我，我要美国军队的将军亲口告诉我，他保护不了马丁·路德·金。”

这时，州长开始咆哮了。他尖叫着，他现在陈述的是他自己的观点，而非将军的。他哭诉称，由于派遣了联邦法警，导致了“非常严峻的政治局面”，继而他又喊道：“你这是对我们的政治摧毁！”

肯尼迪依旧平心静气地说：“约翰，比起我们的政治生涯，教堂里的那些人能够安然无恙更重要。”

这样，针对自由乘客的暴力威胁才得以终结。北部的人们认为帕特森遭受了惨痛的失败，然而，南部却持有不同的看法。自阿伯马托克斯战役以来，失败更加能够引起他们的关注与同情。他们现在与帕特森紧紧团结在一起，给他送钱，鼓励他，并承诺会加入反对取消种族隔离的斗争。这是个不祥之兆，因为他们全部对此进行了宣誓。而信守誓言是关系到名誉的问题。6月，美国南部各州的政客依次公开宣誓，其中包括一年后接替帕特森上任的乔治·科利·华莱士。

然而，就事态发展而言，可以说自由乘客取得了一定成功。他们无人受伤，却击溃了种族隔离政策。跨州旅行方面的种族隔离政策，在1950年的高级法院就被宣布予以取消，现在也终于成为现实。鲍勃·肯尼迪要求州贸易委员会发布相关条例，取消包括飞机场以及火车站在内的所有交通站内的种族隔离政策。4个月之后，也就是9月22日，这些相关条例都得以发布。有少数城市以不符合当地法律为借口，拒绝执行相关条例。司法部门对这些城市提起了诉讼。1961年年底，黑人才开始自由来往于东海岸与西海岸之间，“白人专用”“黑人专用”等标志才在候车室中消失不见。

当然，取消种族隔离政策依然遗留下了不计其数的堡垒，最难对付的一座堡垒在密西西比州。1931年，h·l·门肯与查尔斯·安戈弗在《美国信使》杂志上分两期将美国各州按照从优到劣、“从文明到野蛮”的等级进行了评比。评比标准包括财富、文化程度、教育背景、《美国名人录》中的上榜人数、交响乐团、犯罪记录、选举人登记、婴儿死亡率、交通设施以及医疗条件等方面。密西西比州再次位居最末，这个州深处美国南方的腹地，贫穷落后，这种情况直到1962年依然如此。事实上，10年之后（1972年10月），当约翰·贝雷特在《生活方式》杂志中再次提及门肯和查尔斯·安戈弗的评比时，密西西比州紧随亚拉巴马州之后，依然排在末位。密西西比州人均受教育年限不足9年。根据商务部《美国统计摘要》中对贫困的定义，1/3的密西西比人属于贫困人口，1/4的家庭未安装管道设施，29％的家庭没有条件安装电话；只有24％的人口有每天阅读报纸的条件，3％的人口有条件阅读新闻杂志。1964年，密西西比大学的詹姆斯·W·西尔弗教授将该州称为“闭塞的社会”。因为截至1960年，该州居然还有为数不少的人（包括白人和黑人）对民权运动闻所未闻。自由乘客之所以没在密西西比州受到袭击，其原因就是州警限制了他们的行动自由，从而避免了暴徒的围攻。他们的长途汽车刚一驶近亚拉巴马州边界，就被护送进了杰克逊城，若他们不按照车站的种族区分标记行事，便会面临牢狱之灾。当联邦法院最终推翻原有的定罪，这对那些已经入狱的人们也意义不再，因为这时他们已经刑满出狱。

司法部当中，几乎只有伯克·马歇尔一人明白密西西比州的白人优势是可以动摇的。该州的先知们将目前的阶段称之为“二次重建时期”。他们认为，如果他们能够同他们的先祖一样，一心一意抵制种族隔离制度，联邦政府的挑战就会以失败告终，所有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然而，1961年，司法部大多数人（除了多尔）都与伯克·马歇尔的看法南辕北辙。同年年底，司法部长向他的总统哥哥递交了一份有关民权进步的报告。这份报告听起来振奋人心，鲍勃在第一浸信会教堂事件发生一星期后，便在《美国之音》广播中当众声明种族隔离主义已经走到穷途末路。他大胆预言将会有黑人在20世纪末当选美国总统。

与一个密西西比州黑人经过一番交谈之后，詹姆斯·梅雷迪思顿觉形势没那么乐观。梅雷迪思是一名退伍军人，曾在空军部队服役长达9年，他出生于该州中部科西阿斯科岛的一家农户，有10个兄弟姐妹。由于受到肯尼迪总统就职演说的鼓舞，梅雷迪思当晚就写信向密西西比大学提交入学申请。在寄回填好的表格时，他附了这样一段话：“我是美国密西西比州的一名黑人，鉴于美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在新时代中正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相信我的入学申请并没有令你们感到意外。当然我也希望你们对我入学申请的处理方式能够带给我的大学以及密西西比州无上的荣耀。”

作为坐落于南部牛津市的有名大学，“老密西”以一长串莫名其妙的学术理由拒绝了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但他并不气馁，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主席梅德加·埃弗斯表示大力支持梅雷迪思的入学申请。1961年6月，该协会律师在联邦地方法院为梅雷迪思提起诉讼，控告密西西比大学因种族原因拒绝他的入学申请。这场官司在美国法学史上独一无二。联邦地方法院的一个法官两次判决梅雷迪思的诉讼无效。1962年6月，第五巡回上诉法院扭转了判决结果，紧接着，该法院的本·卡梅隆法官再次否决了这个判决。上诉法院宣布卡梅隆的判决无效，可他紧接着又发布了另一道判决。如此反复，到第4回合时，卡梅隆明确表示他将坚持下去。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向最高法院大法官雨果·布莱克提出申诉，请他伸张正义。9月，布莱克，这位土生土长的亚拉巴马州人接受了法院诉讼，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立刻准许梅雷迪思入学注册。密西西比州州长罗斯·巴尼特叫道：“绝不可能！”两日之后，他便在全州电视台声明：“我们绝不会向罪恶之人及非法暴力之徒屈服。”

1962年秋，罗斯·巴尼特已经64岁。除去他的年纪不说，作为代理人，他和即将与其进行间接斗争的梅雷迪思的相似程度极高，但他本人却对此浑然不觉。和梅雷迪思一样，他也有10个兄弟姐妹，成长于密西西比州中部贫穷落后的荒原之上，这里是威廉·福克纳笔下他所熟知的约克纳帕塔法县的一片荒芜之地。然而，在接下来的危机当中，福克纳的侄子默里·福克纳扮演的角色至关重要。巴尼特与梅雷迪思一样，思想陈旧、固执己见；作为一个正统的基督教徒，他将《旧约》的文字奉为真理，信奉《圣经》所言的种族“融合”禁令。在另一个时代，另一个地点，这两个人也许会成为朋友。巴尼特会喜欢这一切，因为他生性平易近人，乐善好施，包括对黑人。但如果对方是黑人的话，那么他必须要有自知之明。三年前，巴尼特凭借为了让梅雷迪思这样的人循规蹈矩这一誓言，在密西西比州白人公民委员会的支持下，成功当选该州州长。在上一届总统选举中，他本来有意投票给肯尼迪和约翰逊，后来却转投给哈里·伯德。简而言之，他就是这样一群人的代表：迷人、无知、友好、多疑，盲目忠诚于早已失败的同盟；对现实与未来充满了恐惧。巴尼特就是最有潜力成为此类殉道者的人，而他之所以没有成为殉道者，是因为他胆小怕事。面对巨大压力，他会另谋出路，与别人做一些交易。他的悲剧就在无法找到这样的出路与交易，这也成了密西西比州的悲剧。

如果说巴尼特与梅雷迪思颇为相似，那么完全误读了巴尼特的罗伯特·肯尼迪则与他刚好相反。密西西比州的公路巡警尽职尽责地将自由乘客护送到安全地带。根据这一事实，鲍勃认为密西西比州的当权者们非常遵守法律与秩序。他曾误认为公路巡警队的指挥官T·B·柏德桑上校人如其名，但事实并非如此，他和弗洛伊德·曼并不相同。纵观全局，似乎需要一个计划，而鲍勃对计划设计相当拿手。9月15日，星期六，他打电话给巴尼特，详细解读了整个计划的制订过程。当然，他明白巴尼特作为一位南方州长，不得不做出象征性的抵抗。因此，几名持有法院判决书的法警将会护送梅雷迪思到学校。这样，州长便可撒手不管，密西西比大学看到此种状况，也不得不录取梅雷迪思。肯尼迪询问巴尼特是否理解这一举动，以及还有什么疑惑。州长巴尼特却回答：“这可能还需要一年才能想明白。”从双方对话中就可以看出，两者已经心生嫌隙。

事实上，这些事情只需5天就可以搞明白。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四，法警们陪同梅雷迪思到牛津市的密西西比大学注册。他们在学校与巴尼特相遇，而巴尼特以“特殊注册员”身份出面，试图以此来庇护学校当局。2000多名白人学生高声欢呼：“我们要巴尼特，我们要巴尼特！”“光荣，光荣，种族隔离。”而州长宣读了一项命令：“现在以及今后永远”禁止梅雷迪思进校。紧接着，他将命令递给梅雷迪思并说道：“拿着，并严格遵守。”一位司法部成员站出来反驳：“难道你没有意识到你已经犯了藐视法庭罪吗？”巴尼特回答：“应该是由你来告知我这些呢，还是由法官来告知？”

巴尼特认为，他的法律地位赋予了他干涉权，这是毋庸置疑的，他有权作为密西西比州权利的代表人，管理华盛顿政府和密西西比人民之间的事务。他曾要求相关立法机关对他进行授权，并得到了批准。当美国历史学家获知此消息时，都很匪夷所思。早在内战之前，干涉权就已经失去人们的信任。事实上，1832年约翰·卡尔霍恩试图借用这种“干涉权”时，就曾遭到密西西比州会议的拒绝。原因是“对协会而言，这是异教邪说、致命错误……有违宪法的条例与精神所在，会直接危害每个国家的福利、安全以及独立”。如今，130年之后，该州州长试图复活同样毫无生气的教条。新奥尔良的第五巡回法院并未受骗，他们拒绝承认巴尼特“特殊注册员”的身份，并命令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下星期一出面，让他们说出藐视法庭而不被传唤的理由。巴尼特向媒体表示抗议法庭动作如此迅速。密西西比州参议员詹姆斯·伊斯特兰打电话给鲍勃·肯尼迪说：“州长巴尼特表示你可以做出些许让步，我也这样认为。”鲍勃回答说：“你该不会真相信吧，参议员。你已经在参议院待了那么久，应该不会相信吧。”

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在法庭上允诺准许梅雷迪思次日下午4点入学注册。次日，巴尼特仍拒绝让步。他说他对密西西比大学官员们的“屈服”表示“震惊”。他表示，任何干预密西西比州人履行他们自己职责的司法部人员都会被逮捕监禁。肯尼迪打电话告诉巴尼特，密西西比人，包括该州州长，都是美国公民，都应该遵守美国法律。巴尼特回答：“我认为密西西比州法院不逊于其他任何法院，而且在能力上更胜一筹……我们的法庭已经采取行动，我们的立法机关也已经行动起来。我将遵循密西西比州的法律！”然后，他的司法部长乔·帕特森发布了一则声明，称，自由遭到了“沉重的打击……为了满足一个人所谓的‘宪法权利’，竟然置5000多名学生的权利于不顾”。

次日，梅雷迪思试图再次到杰克逊市该大学的理事办公室进行登记注册。约翰·多尔和吉姆·麦克沙恩同他一道前往。在那里，他们又与巴尼特、伯德桑上校和一群旁观者不期而遇。巴尼特州长说密西西比大学官员无法履行昨日在新奥尔良所做的承诺，因为他们已经被一个调查密西西比大学事件的立法委员会传唤去了。多尔本来打算将法庭文件呈递给州长，可州长却将手收进了裤兜。多尔说：“难道你就这样不让我们进门吗？”州长保持着一如既往的威严，说道：“是的，先生。我是如此礼貌地拒绝你们的请求。”多尔回答道：“那我们就礼貌地离开吧。”然而，周围的群众却不太友好，梅雷迪思和他的护送者们离开学校时，他们叫骂着：“滚回家吧，黑鬼！”“共产党！”

鲍勃·肯尼迪试图把巴尼特的名字排除在审判程序之外，因为他记得福伯斯曾经利用小石城事件大捞政治资本，但眼前的情况似乎有点过头了。梅雷迪思入学过程中遭受的一系列失败至少给密西西比人民留下这样一种印象：白人至上主义者占了上风。肯尼迪决定向第五巡回法院起诉州长巴尼特犯了藐视法庭罪。他打电话告诉巴尼特，他将向法院提起诉讼，梅雷迪思将于次日早晨出现在牛津市的大学，并且准备上课。巴尼特对此大发雷霆。那臭小子为什么这么不识趣？由于州长还有其他责任，他不能为了一个密西西比人——还是个黑人，整天“奔走于密西西比州各地”。肯尼迪估摸着梅雷迪思次日应该能够顺利注册。他对巴尼特说：“你为什么不试着接受梅雷迪思，6个月之后再观察情况呢？”“他最好不要进‘老密西’。”巴尼特说。

鲍勃平静地回答：“但他就是看中‘老密西’了。”

惊慌的教员们都注意到来自美国南部各州的围观者越来越多地汇集在校园内，这些随身携带武器、怒气冲冲的人们见人就问：“黑鬼将从哪个门进来？”他们的领军人物是现居住于达拉斯的埃德温·a·沃克将军。9月26日，星期三，也就是发生杰克逊对峙的前一天，这位将军就向那些志同道合者们呼吁：“是时候该行动了。我们该说的说了，该听的也听了，已经被反基督教最高法院欺负得够可以了。我们应该强力支持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巴尼特州长，与其并肩作战。现在轮到我们翻身做主了。联邦各州有一万人汇集在这里。共和国发出了呐喊。我们支持巴尼特，反对卡斯特罗。带着你们的旗帜，背着你们的帐篷，拿着你们的煎锅都聚集到这里……上次出现这种情况时我站在了错误的队伍里……现在我脱下了军装，站在了正义的一边，我将在那里等待你们。”

那一天，巴尼特却临时躲了起来。当梅雷迪思及其护送者到达牛津市的校园后，副州长保罗·约翰逊在州警和县警的支持之下，将他们阻挡了回去。联邦人员试图靠近约翰逊，希望他在无力抵抗的情况下甘愿认输，这时人群开始推推搡搡。约翰逊并没有认输。看来只能通过武力解决了。法警被事先告知要避免动用武力，而且他们人数寥寥，于是梅雷迪思又被挡了回来。

此时，美国所有的民权运动领袖和大多数华盛顿官员认为司法部的态度过于容忍，以至于联邦政府的尊严受到了挑战。罗伯特·肯尼迪对此一清二楚，但他感觉罗斯·巴尼特现已心生畏惧。他心想这位州长应该会珍惜这个能够挽回面子的机会，因为他似乎意识到继续同联邦法院对抗就会身陷险境。次日早晨，也就是星期四，鲍勃打电话建议寻找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不出其所料，州长巴尼特立即点头同意。如果他和政治家乔治·华莱士一样足智多谋，危机早就得以化解了，但他没有那样的能力。他没有正确地把握时机（也就是鲍勃等了这么久才和他接触的时机）。现在，种族隔离主义的顽固派渴望大获全胜的情绪高涨，数不胜数的密西西比人都在高呼“要不惜生命”这句盛极一时的口号。但糟糕的是，州长对如何达成协议一无所知。他只知道他必须做出一些牺牲才能换取和平，但他却不清楚自己到底要做多少让步，也不知道到底自己能抵抗到何种程度才既能保全自己的面子，又避免动用武力。

最终，双方的首次沟通以滑稽的失败告终。他们谈到了当时州长巴尼特和副州长约翰逊站在学校门口，未配备武器的州警守候在他们的左右两侧，对面则是麦克沙恩及其带领的30名法警。然后，当麦克沙恩拔出没有子弹的手枪时，密西西比人民就会退避让路，梅雷迪思便可从大门进入学校注册。巴尼特说，一支手枪完全不够，30名法警也应该同时拔枪。他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发生。鲍勃则建议其他30名法警只需用手按住枪套即可。可州长巴尼特认为这还不够真实，因此他们决定让所有法警都拔出枪来。

如果是在这星期的前几天，这种做法是可以奏效的；但现在看来，这样做就是以身试险。事实上，这些法警是否配备武器并不重要，布莱克将军在牛津市的部下所带的枪支就足以应付这些人。除此之外，在巴尼特一方，只有他本人清楚这一协议。当他站在校园门口等候梅雷迪思之时，他才意识到可能只有他自己会让开路。那些黑人空军老兵在一个由13辆汽车组成的车队的护送下，正在朝着他的方向前进。所有汽车都通过无线电广播设备与华盛顿保持着联系。密西西比时间下午3点35分（华盛顿时间5点35分），巴尼特打电话告诉肯尼迪，他已经无力控制拥挤的人群，他们人数众多且情绪激烈。于是，他们不得不结束这出本已经预演好的摊牌场景。汽车护卫队也随之撤回。这是梅雷迪思第4次注册失败，当晚，白人学生在大学里举行了狂热的游行活动。

然而，这样的失败不能再次上演了。鲍勃·肯尼迪正在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以及他的下属司令官厄尔·G·惠勒和克赖顿·W·艾布拉姆斯少将进行协商。司法部门的一个部长助理正在起草文件，该文件经总统签署之后，联邦政府将有权直接指挥密西西比州的国民警卫队，并命令驻扎于本宁堡的美国步兵部队做好行动准备，让牛津市各个街区的市民回家，不要随意走动。另外一名部长助理则飞往事故地点，指挥人数激增的法警队伍。据新奥尔良传来的消息，第五巡回法院已经裁定巴尼特犯有藐视法庭罪，并且做出如下规定：如果梅雷迪思在下星期二仍然没有入学注册——今天已经是星期五，那么州长每天将被罚款1万美元，如果副州长约翰逊负责此事的话，则每天被罚款5000美元。

目前政府手中握有的唯一底牌就是总统的威望。星期六晚上，白宫与杰克逊州政府进行通话时，连这一张牌也打出去了。总统肯尼迪已经提前订好时间，准备在晚上8点向美国人民宣告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当巴尼特向总统建议星期一由他来转移牛津市暴民的注意力，让梅雷迪思秘密进入杰克逊市时，总统便取消了当天晚上的电视声明。然而，巴尼特的态度并不能让人完全放心；挂上电话之后，总统转过身来，迷惑地问旁边的人：“你们知道这个家伙在说什么吗？他说，‘我想感谢你在家禽计划上伸出了援助之手。’”

当天晚上10点，事实证明巴尼特确实不可信任。他打电话到司法部说，他已经改变心意了，先前双方达成的协议无效，他不会履行自己的承诺。于是总统再次把电视声明时间预约到第二天晚上7点30分，也就是9月30日，星期日。次日清晨，州长巴尼特便打电话给肯尼迪总统。这又是一场令人沮丧、毫无收获的谈话，鲍勃曾在谈话期间大发雷霆，说他的哥哥将通过电视台向美国观众解释巴尼特在与“美利坚合众国总统”达成协议之后，又是如何毁约的。

州长听闻后大吃一惊，高声叫嚷道：“这绝对不行。”“

可你对总统食言了。”“你该不是说总统今晚要公布这件事情吧？”“是的。”

巴尼特气喘吁吁地建议，“今天下午”就直接用飞机将梅雷迪思送入学校。

事情似乎要告一段落了。梅雷迪思似乎当天就能入学，流血事件也可以避免。当州警维持秩序时，梅雷迪思便可悄悄溜进学校注册。之后，巴尼特则义愤填膺地表示自己对此事毫不知情，因此不得不屈服于无法抗拒的力量。但是，他在法庭上仍然会抵抗到底。司法部副部长尼克·卡岑巴赫飞到学校，布置具体细节。密西西比时间下午5点，伯德桑上校陪同司法部副部长，带领400百名法警来到密西西比大学，穿过荒废的西校门，进入冷冷清清的“老密西”校园。梅雷迪思被悄悄地带到学校一侧的巴克斯特楼，而卡岑巴赫和法警队伍则在另一侧红砖砌筑的古老美丽的学院大楼（大学的行政办公楼）中建立了指挥部。总统将电视声明时间推迟到晚上10点，因为他始终相信届时这场危机便可消除。然而这个星期日却与梅雷迪思事件发生的每一天一样霉运当头。总统与华盛顿的通信几乎也中断了，直到星期一早晨都未能与之取得联系。军队抵达事发现场时，陆军通信兵依然无法和白宫取得联系。在上述事件的危急时期，美国以及全世界人民的目光都聚焦到了“老密西”大学上，美国总统以及他的司法部长弟弟却收到了情况危急的报告，这个报告是卡岑巴赫通过向校园里的一台付费电话机不断投币才得以报告给他们的。

到密西西比州日暮时分，梅雷迪思在学校这一消息显然在牛津市已经尽人皆知。近千人迅速聚集在学院大楼外，他们还不清楚梅雷迪思的下落。在随之而来的噩梦里，梅雷迪思在24名法警的保护下，躲避在一英里以外的地方。同样为了低调行事，法警们脱下了白色头盔与橙色背心。如果那些暴民得知梅雷迪思在巴克斯特楼的话，谁也无法预料他们之间可能会发生什么事。就像当年理查德·尼克松在加拉加斯曾经身处于可能被撕成碎片的险境当中一样。这些法警（大多数人也是南部白人）也遭到了暴民们的辱骂：“杀了这些喜欢黑鬼的浑蛋们！”“滚回古巴去吧，喜欢黑鬼的家伙们！”然后他们又在一起叫喊着：“二——四——一——三，我们痛恨肯尼迪！”夜深了，暴民人数急剧上升，叫骂声也越来越难听。他们不仅朝着法警们连续投掷石块，紧接着还朝他们扔点燃的香烟。一名得克萨斯州新闻记者及其妻子也遭到了手持钢管的暴民们的殴打。尽管现场有许多法警，却无能为力。有些法警甚至双手抱臂，无动于衷。

密西西比时间下午7点，联邦调查局收到一个无线电信号，下令撤回所有州警，将梅雷迪思和法警们留给那些暴民处置。事后，却无论如何也查不出来无线电信号究竟发自哪里。卡岑巴赫打电话向肯尼迪报告了此事。通话时，鲍勃都能分辨出暴乱现场此起彼伏的叫喊声。紧接着，在7点58分时，他听到了瓦斯弹的巨大响声。卡岑巴赫说道：“鲍勃，我非常遗憾地向你报告，我们必须要使用催泪瓦斯了，我们别无选择。”

在华盛顿，总统在不清楚最新事态的情况下发表了电视声明。就总统所知，当时巴尼特确实信守诺言，与州警一起尽力维持秩序。他向美国人民解释，梅雷迪思确实已经入校了，并阐述了贯彻执行法院裁决的必要性，畅谈了密西西比人在国家战争中表现出来的英雄主义精神，同时呼吁密西西比在校的学生：“你们大学的荣誉和你们所在的州是互相牵制的。我相信你们大多数人都会维护这种荣誉。”

在牛津市，学生们边看电视，边嘲笑总统。沃克将军有意地在学生队伍中来回穿梭。人们开着消防车和推土机试图冲破法警的防线，进入学院大楼，法警们投掷瓦斯弹才将他们击退。袭击者们开始猛掷由可口可乐瓶改制成的燃烧弹。校园的长凳被拆下来制作成锯齿状的混凝土弹。建筑工地上的钢筋与砖块在空中飞来飞去，校园里到处都能听见隐形狙击手们进攻学院大楼时手枪发出的砰砰响声。一名驻外国记者和一名牛津市的围观者在混乱中不幸丧生。大约超过1/3的法警（166人）受伤，其中28名法警被狙击手的子弹击伤。法警们都手持武器，即使遭到攻击，他们似乎还是能够反击。他们屡次请求进行反击，卡岑巴赫将他们的请求传递到华盛顿。肯尼迪兄弟却予以驳回。他们规定，除非梅雷迪思身陷险境，否则联邦政府不得动用真枪实弹。这些法警们已经筋疲力尽，身上血迹斑斑，只能凭借粗短的黑色瓦斯枪来保护自己。埃德温·格思曼当时正在学院大楼中与鲍勃·肯尼迪通话。鲍勃问：“那边现在情况怎么样啊？”格思曼回答：“相当艰难。同当年阿拉莫的情况差不多。”鲍勃说：“好吧，你还记得那些人的下场吧。”

晚上10点，卡岑巴赫很不情愿地向华盛顿报告，现在急需军队支援。45分钟之内，第一小队到达现场。默里·C·福克纳上尉带领第108装甲部队e连的60名国民警卫队员尽数到场。破晓之前，他们当中已有16人受伤，其中包括福克纳上尉，他被碎砖块打断了两根骨头。让肯尼迪兄弟愤怒的是，事先得到警示消息在事故现场待命的正规军队，用了5个小时左右才到达现场。冲突期间有3次，法警们几乎耗尽了催泪弹。当士兵们到达时，他们也不得不努力开辟一条冲进校园的血路。他们当中有40人被投射物或者鸟枪打伤。大多数暴民很快便消失在夜幕之中。第503宪兵营和来自孟菲斯市的主力军队一同抵达现场，逮捕了约200余名暴民，其中包括沃克少将。他们当中只有24人是学生，其余则来自美国南部各州——佐治亚、亚拉巴马、路易斯安那、田纳西、得克萨斯以及密西西比等州。拂晓时分，学校到处都布满了混凝土块、催泪瓦斯弹壳、被毁的车辆、大石头、粉碎的窗户玻璃以及不计其数的可乐瓶碎片。州长巴尼特将此次暴乱行动归咎于“毫无经验、神经过敏、爱开枪”的法警。

星期一早晨临近8点，吉姆·麦克沙恩以及另外两名法警陪同梅雷迪思一同来到已经残破不堪的学院大楼。就在那里，面无表情的登记员罗伯特·拜伦·埃利斯承认梅雷迪思可以正式入学。当时在行政楼里没有任何抵抗，只有服从以及刻意伪装的礼貌。梅雷迪思在表单上列出自己的学习目标——获得政治学学位。加上已经获得的函授课程学分，他只要三个学期便可完成学业。就在离开学院大楼之际，一个学生朝他嚷嚷：“这值得送掉两条人命吗，黑鬼？”

埃德温·a·沃克少将被指控犯有恐吓官员、拒捕、煽动叛乱以及对抗政府等罪名，法庭对其进行了登记以及指纹提取。3个月后，沃克少将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精神科进行了检查之后，他的控告被撤销。在这之后，又过了3个月，在4月的一个夜晚，一个狙击手悄悄站在其窗前的草坪上，试图用一支廉价邮购来的步枪杀害沃克。1963年12月，弹道学专家找到了这支廉价邮购步枪的主人，即开枪人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后来，这个人成了“平等对待古巴委员会”的积极支持者，也是谋杀约翰·肯尼迪的刺客。除非将肯尼迪总统理解为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都憎恨人物，否则激进“左”派和激进右派之间的冲突始终是个谜团。这样才能够解释左右两派对肯尼迪心存怨恨的原因。猪湾事件之后，他们对肯尼迪的怨恨之情与日俱增。其中一方谴责肯尼迪支持对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的侵略，另一方则指责他没有将卡斯特罗一举歼灭。在他执政的第二年年底，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显然都将肯尼迪视作继富兰克林·罗斯福之后最令人鄙视的总统。

1962年6月，新“左”派开始组织人员为长期斗争做准备。45名举止得体、穿戴整齐的年轻人聚集在美国密歇根州南部休伦港的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一座夏令营里，并创建了“学生争取民主社会”，此时这个组织就是其未来发展的一个雏形。该集会的主要活动是讨论长达62页的言辞温和的宣言。该宣言的起草者名叫汤姆·海登，是密歇根大学的一个22岁脸上起痘儿的瘦弱学生。海登在该宣言中将种族主义和“以原子弹的存在为象征的冷战现实”列为两大威胁。他建议：“我们个人应该肩负起正面交锋与解决问题的责任。”宣言当中并未提及诊断中出现的新问题或者相关的解决方法：“我们将利用基于仁爱、沉思、理性以及创造力中的权力和独特性来替换根植于占有、特权或惯例中的权力。”海登做出特别声明，要放弃那种后来实际上成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主要标志的将暴力作为改变的催化剂这一方法，原因在于这样做“就会改变初衷，即不管个人还是社会团体，都会变为毫无人性的，令人憎恨的对象”。

右派的势力早已繁盛。约翰·伯奇协会，也可以称之为学生争取民主社会组织的影子，其建立时间已达4年，发展势态良好。沃克少将就是因为成为该协会的成员而被军队免职，肯尼迪兄弟谴责该协会反而使之名声大震，司法部长认为这个协会“荒唐至极”，总统则将其称之为共产主义的愚笨对手。罗伯特·韦尔奇自称为该协会的“创始人”，现在正在贝尔蒙特波士顿郊区的一栋两层砖混结构的楼房里继续策划该协会的活动。他看起来非常享受这个宣传，毫无疑问，他也明白这个过程对征募新成员大有裨益。该协会的基层组织便是公开以共产主义为摹本的分部（韦尔奇被共产主义深深地吸引，并对其进行了盲目的模仿）。该协会每一个分部有大约10～20人。20世纪60年代，该协会的分支遍及34个国家以及哥伦比亚特区，成员总人数达到约10万名。“伯奇协会”的成员迅速增加，其主要原因在于其创始人所谓的“前锋”们，例如“帕特里克·亨利协会”“美国革命之子组织”“男女民兵队”。许多地区都将伯奇主义分子当作一个玩笑，但在什里波夫特、坦帕市、休斯敦市以及达拉斯等地这可并不是玩笑。正如《纽约时报》的报道：“这些地方的分支聚集了数不胜数的商人、管理执行员、内科医生、律师以及其他‘可靠的’人们。”

20世纪60年代末期，新“左”派将成为民主制度的更大威胁，但在肯尼迪时期新“左”派还未显山露水。右派的雄厚财力使得新“左”派黯然失色。肯尼迪执政期间，极端保守主义组织的花费由每年500万美元增至1400万美元以上，而国家给像“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协会”这样的自由组织的预算只有150万美元。当时“左”派唯一能做的就是偶尔发泄一下不满情绪。据报道，赖特·米尔斯在临终之时感叹道：“我为自己身为美国人而羞耻，我为约翰·肯尼迪成为自己的总统感到羞耻。”富布赖特揭露了极端保守派组织和正规军队中的职业军官之间的“政治安排”。当他举行听证会意欲揭露此事时，人们的控诉铺天盖地地压了下来，说他“企图封锁军人的言论”。那些年进行引人注目活动的极端派当属达拉斯的全国声讨大会。

该协会的第一次活动是在1961年，第二次是在1963年。第一次，有1800名与会代表为一个抗议该协会主席趋向温和的演讲者高声喝彩：“这位主席主张弹劾沃伦，我觉得协会应该将他绞死。”两年之后，该组织设立了“美国日”，以此来替换联合国纪念日——州长小约翰·B·康纳利州长发布官方公告表示支持。

比利·詹姆斯·哈吉斯牧师的“基督教十字军”与弗雷德·施瓦茨博士的“基督教反共十字军”等组织都聚拢在极端派的庇护之下。极端主义右派被视为一群无能的疯子的避难所。事实上，乔治·林肯·罗克韦尔领导的“美国纳粹党”对美国的自由没有构成任何威胁；然而，在其他方面，极端派却备受尊敬，影响广泛。《生活》杂志的创办人C·d·杰克逊成为这一事实的一名无可奈何的见证者。由于他所创办杂志的某一期上对施瓦茨态度不恭，因而遭到了许多有影响力的广告公司的抨击与谴责。杰克逊因此不得不乘飞机到施瓦茨在好莱坞露天音乐厅举行的大会上认错：“我觉得我们的杂志搞错了，对此我深表歉意。今晚来到这里，我非常荣幸。今后，《生活》杂志将会与多德参议员、贾德众议员、施瓦茨博士以及在场所有坚定的战士们共同对抗共产主义。”

左右两翼的极端派都具有本杰明·德莫特所说的“赶尽杀绝精神”。美国女作家苏珊·桑塔格在《党派评论》中写道：“白种人是历史的恶性肿瘤。”《伯克利芒刺报》直截了当地宣称：“这些教授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教……我们在监狱当中学到的东西都比在大学里多。”一名非百老汇戏剧界演员这样唱道：“中产阶级像猪一样……中产阶级像猪一样。”1961年，英国哲学家伯特兰·罗素说：“我们曾经因为希特勒杀光了犹太人而称其为恶魔，然而，肯尼迪与麦克米伦显然比希特勒还要邪恶……他们都是这个世界上最恶毒的人，我们有责任竭尽所能与他们对抗到底。”另一个极端的方面是，伯奇协会的创始人认为美国“是一所巨大的精神病院，而病最重的疯子掌握着管理权。”基督教十字军的一位倡导者诺贝尔院长认为克里姆林宫权力中心的特工已经完成了“共产党–披头协定”——“共产党已经设计出一种详细的、精确的科学技术，能够通过神经干扰、使心智衰退以及迟滞，从而使得美国新一代青年变成无用的废物并沉沦……最具杀伤力的披头士音乐……加速着……精神崩溃。”

约翰·肯尼迪对势不两立的左右极端派系都很了解。1961年11月他在西雅图时就曾提议，正是这些无法解决的难题激发了人们寻求简单答案的渴望。他说：“这些失意受挫的公民可以分成两派，奇怪的是这两派……非常相似。每一派都坚信我们只有两种选择：姑息或者战争，自杀或者投降，受辱或者毁灭，赤化或者死亡。”一有机会，他就风趣地调侃一下他们。在白宫举行的一场招待会上，《达拉斯新闻》报的记者e·m·“特德”·迪利对肯尼迪说道：“我们需要一位骑马之人来领导我们的国家，然而，得克萨斯州以及西南部的许多人认为你骑着的是卡罗琳的三轮车。”达拉斯晚报《时代先驱报》的主编写信向肯尼迪声明迪利之言并不能代表整个得克萨斯州人民的心声。总统回信说：“我确信达拉斯的人民每到下午一定会兴高采烈。”

极端的幽默会变成黑色幽默，而温和的幽默则无伤大雅。佐治亚州的一所剧院入口的大天幕上画着一幅画，展示总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英勇事迹——109号侦察鱼雷艇，画上写着：“看看日本人是如何差点搞垮肯尼迪的。”于是，这样一个流言便四处传开了：“如果杰克、鲍勃与泰德都处于即将沉没的船上，那么谁会得救？”答案是：“国家。”一份广为流传的油印传单上印有为肯尼迪在华盛顿建立一座纪念碑的计划：“将它建立在乔治·华盛顿纪念碑旁边并不明智，因为华盛顿一生没有说过假话；将它建立在罗斯福纪念碑旁也不妥，因为他一生都没有讲过真话，而约翰·肯尼迪一生都没有分辨出真话与假话。”传单后面还有：5000年前，摩西曾对以色列的孩子们说：“握着你们的铁锹，骑着你们的驴和骆驼，我将带领你们走向幸福的乐土。”又过了将近5000年，罗斯福说道：“放下你们的铁锹，一屁股坐下来，点燃骆驼牌香烟，这里就是幸福的乐土。”现在，肯尼迪在盗取你们的铁锹，踢你们的屁股，提高骆驼牌香烟的价格，占领这片幸福的乐土。

此类话语一开始传播，社会上的论调便朝着两级发展，然而极端分子的调侃已日渐让人不忍卒读。正如罗斯福执政期间，此类调侃一般都会关注非正常的性行为，不但涉及肯尼迪家族的男男女女，还有他们的子孙儿女，甚至包括他们的宠物。那些曾经模仿罗斯福上流阶层口音的人的儿子们现在转而模仿肯尼迪的口音，他们开始讲起这样的故事来：几根热线从教皇的厕所穿过罗马的下水道一直接到白宫；他使用了千奇百怪的方式挥霍自己父亲钱财；还有一个女人自诩为他的正牌夫人——乔·肯尼迪应该是花钱摆平了这件事，甚至包括他生病一事。阿瑟·施莱辛格指出肯尼迪处处都招人怨恨：“他的外貌、他的宗教、他的财富、他的智慧、他的大学、他的家乡、他的妻子、他的兄弟、他的顾问以及他对黑人的支持、他坚决推行冷战以及拒绝投掷原子弹的决心。”只要和总统相关的任何事，极端分子都简单粗暴地表示痛恨。

此类报道不计其数。有时候，第一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形形色色的人员似乎吸引了整个传媒行业的注意力。肯尼迪的传说被制作成电影，搬上了大荧幕，登上了百老汇大舞台，甚至被谱曲演奏成颂辞乐曲。每家书店都设有肯尼迪图书专柜，1962年，此类书籍超过上百种；有些书籍收藏家为了买到附有作者签名的《当仁不让》，甘愿多掏些钱。仅仅由于总统喜欢戴维·塞西尔勋爵关于墨尔本的传记，就足以让这本传记由受冷遇变得畅销；有报道说总统喜爱伊恩·弗莱明的《来自俄罗斯的爱》一书，弗莱明就一跃成了百万富翁。自从卡罗琳·肯尼迪的照片登上《新闻周刊》的封面之后，就有3家电影杂志采用了这样一个规则：每一期的封面都要刊登一张卡罗琳母亲的照片。

自从人们知道总统通过快速阅读课程使阅读速度达到每分钟1200个词之后，教授该课程的机构数量立即增加了10倍。美容学校专门指导广大女性如何模仿第一夫人的蓬松发式。因为她的丈夫很少戴帽子，于是康涅狄格州西南部城市丹伯里这个制帽业中心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衰退。据采访白宫的记者透露，总统最喜爱的鸡尾酒名叫“台克利”，于是，瓶装酒的店铺货架上便摆满了瓶装台克利鸡尾酒所需的各种配料。肯尼迪的妻子杰基认为在家中举行小型宴会更加明智。于是，艾森豪威尔时代的珀尔·梅斯塔和格温·卡弗里兹举行的大型宴会都因之黯然失色。有消息传出说，政府要员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以及泰勒将军等人始终会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到“胡桃山大学”（晚间或者周末则是在罗伯特·肯尼迪位于弗吉尼亚的邸宅举行的讨论会）提升个人修养。这一消息传到亚历山大市和阿灵顿，紧接着又传到乔治敦市和克利夫兰公园，现在类似于约翰逊兄弟那样的公司也开始为其公司高级管理层开设提升自我修养的课程。

肯尼迪家族成员都非常喜爱户外运动。自西奥多·罗斯福以来，白宫之中再未出现过如此热衷于提倡锻炼的总统。运动项目包括触身式橄榄球、在海恩尼斯湾出海以及杰基喜欢的划水运动。肯尼迪家的人似乎对所有运动都有极大的兴趣：网球、游泳、骑马、羽毛球、高尔夫、垒球、肌力均衡体操、去阿斯彭滑雪以及早餐之前徒步走。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格天生就虎背熊腰，体育锻炼则让他的身材更加浑圆结实了，这件事让他成了一个反面教材，几乎与美国人的形象背道而驰。总统与他进行俯卧撑挑战比赛，试图以此来挽救他。为了皮埃尔，肯尼迪曾经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每人减重5磅。总统则按时出现在白宫的小型体育馆中进行锻炼，外出旅行时则待在酒店房间或是“空军1号”的地板上，进行特殊的背部锻炼。

有时候人们对运动健身的关注像着了魔一样。海恩尼斯湾式的触身式橄榄球是一项相当艰苦的运动；在蔷薇荆棘中接球实属危险之举；杰基自从摔断了一条腿之后，才停止了这项运动。雷德·费伊是肯尼迪当年在侦察鱼雷艇上认识的一个秃顶的朋友，他后来被任命为海军部副部长。他在巡视各海军基地时，喜欢同海军战士们进行俯卧撑比赛。那些入住胡桃山的游客在早餐之前都期望能够打至少一盘网球；总统在看到那些戴绿色贝雷帽的游击战士们能够在布拉格堡攻克一系列令人难以置信的障碍课程后，他告诉自己的3个中年助理，希望他们也能照办。

那些天所经历的体育锻炼，后来变成大家熟知的“大远足运动”。这项运动是海军陆战队指挥官戴维·m·舒普发起的，他是肯尼迪的爱将之一。他从一堆档案里找出了西奥多·罗斯福在1908年发布的一项指令，他要求海军陆战队的连长能够在20个小时之内行军50英里，最后的700码还要快步行进。他将此事写成备忘录呈递给总统，总统经调查研究之后回信说：“罗斯福总统并不只是仅仅对海军陆战队的官员提出此类要求，有可能这些要求也适用于自己的家人，他的工作人员以及内阁成员，甚至那些不幸的驻他国外交官。”随后，肯尼迪向海军陆战队发出了挑战邀请。他问舒普今天的海军陆战队能否和1908年的海军陆战队相提并论。实际上，他们能够赶得上，而且也确实赶上了，但这仅仅是个开始。罗伯特·肯尼迪徒步完成了从切萨皮克到俄亥俄运河这一线的全部行程；司法部的部长助理以及秘书们都纷纷仿效。该消息登上报纸之后，一时间人们对这项活动发了狂。长途旅行成为当时最受欢迎的一件事。那些不愿意走出从扶手椅到鸡尾酒柜台这段距离的人们，也开始了他们的旅途。受惊的内科医生们提醒大家对运动过度的热情投入是危险的。总统在医生的请求之下，告诫大家千万别过了头。塞林杰刚刚莽撞地同意率领白宫记者团进行50英里的步行，听到这番告诫后，他感激地撤销了这项行动。

当胡桃山草坪上的喧闹宴会接近尾声时，衣着整齐的塞林杰却被扔进了胡桃山的游泳池内。泰德·肯尼迪乘兴而来，也跟随塞林格跳进了游泳池。该消息见报之后，那些对肯尼迪怀恨在心的人的眉头锁得更紧了。出于某些原因，这件事在他们看来，格外具有颓废意味。本来开设私人游泳池就违反了新教伦理。除了泳衣以外，穿着任何衣服下水都是离经叛道的。然而，相比之下还有令他们更为震惊的事情。1961年6月17日，这一天是司法部长结婚12年纪念日。他和妻子艾塞尔在家中举行了一个庆祝宴会。他们围着游泳池摆了一圈桌子，艾塞尔坐着的那张桌子摇摇晃晃地支撑在临时搭建的游泳池过道上；在等待上餐期间，阿瑟·施莱辛格和其女伴决定去跳舞。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他们踏上过道那张临时搭建的板子时，其一端翘了起来。女主人艾塞尔的椅子滑下了水，水花四溅，艾塞尔也喝了一肚子泳池中的水。施莱辛格大惊失色，随后也跳下水去。后来他们换上干衣服，晚宴照常进行。然而，那些对肯尼迪心怀怨恨之人则在此事上大做文章。按他们的说法，围绕着游泳池所发生的事情就如《旧约》中的罪恶之城巴比伦一样。今后一年之中，艾塞尔每次都要向新来的客人解释事情的真相，她似乎还有一种不被相信的不安感。

像罗斯福一样，肯尼迪逐渐感觉到那些心怀憎恨之人开始肆无忌惮地散布有关他和他家人的恶意谣言，但这反倒变成了他的政治资产。这些流言冒犯了正派的美国人，对他反而是有利的。他猜测巴里·戈德华特将成为他1964年大选中的竞选对手，他要确保整个国家能够明确他的“中央集权主义”和戈德华特的“极端主义”之间的差异。在他生前还未来得及发表的一篇演讲稿中，他谴责了那些将“空话与现实”混为一谈以及那些主张“辱骂即胜利”的人。他去世时，兜里还装着这份演讲稿。在此之前，他曾这样评价过那些人：他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他们的邻居以及他们的领导人。他们需要“一个骑在马背上的人”，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他们发现在我们的教堂里，在我们的最高法院中，在我们对饮用水的处理上……都有不同程度的背叛行为。他们不愿正视来自外部的危险，却执着地相信真正的危险来自内部。

无论赖特·米尔斯和h·斯图尔特·休斯如何辩解，共产主义对美国而言的确是一个威胁；而无论罗伯特·韦尔奇和基督教十字军如何做，威胁始终来自苏联，而并非像对饮用水添加氟一样。冷战时期的紧张局势足以再次产生强烈的恐惧气氛。这种恐惧感会将整个国家甚至整个世界都置于核毁灭的边缘。说来奇怪，这种情况竟然发生在1962年10月那个灿烂美好的秋天。

通常情况下，纽约参议员肯尼思·基廷并不是个多疑之人。但当他得知从佛罗里达州古巴难民口中传来的消息后，整个夏天他都坐立不安。大家都知道古巴的武装部长，也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曾于7月2日到过莫斯科。当月下旬，古巴港口的活动明显活跃起来；自黑海驶来的大批苏联货船开始抵达马列尔——一个位于比那尔德里奥省北岸的深水港。船上所载货物不明，但令人怀疑。这些船吃水不深，但舱口非常宽。同样令人奇怪的是，每条船上都载有大批的苏联技术人员。

8月底，古巴的苏联人多达5000余人。据在佛罗里达州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审讯中心接受讯问的难民所言，他们曾经目睹卡车护送一些由防水帆布包裹的管状物体。一个从古巴来到奥帕洛卡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就曾亲眼看见该物体的尾部，并画有一张简图。同一个星期之内，卡斯特罗的私人飞机驾驶员在哈瓦那的一间酒吧里吹嘘道：古巴现在拥有装着原子弹头的远程导弹。10月3日，消息传到奥帕洛卡就变成了比那尔德里奥出现了“很可能与导弹相关的活动”。我们并不清楚参议员基廷对这些消息究竟了解多少。但是当月，他多次在演讲活动中向大家提及苏联正在集结军队这一事实。10月10日，根据他那号称“绝对可靠”的告密者们提供的消息，这个岛上正有6个中程导弹发射基地在建造。

政府部门仍然对此表示怀疑。苏联从未在任何国家放置过导弹，即便是在因《华沙条约》而受苏联控制的邻邦东欧卫星国，也未曾安放过。在这个铁幕的两边，卡斯特罗都被认为是一个反复无常的领导人以及不可靠的盟友。赫鲁晓夫会把用以毁灭世界的武器交给这样一个人，当真不可思议。尽管卡斯特罗已经发表了宣言，但当时克里姆林宫并未将古巴视为苏联集团的成员。古巴与苏联相隔甚远，美国可以迅速地切断他们之间的交通以及通信联络线。最后，苏联人终于明白了任何此类的活动都会引起华盛顿方面的激烈反应。

10月14日，星期日，下午3点。麦乔治·邦迪正在接受来自美国广播公司的爱德华·P·摩根与约翰·斯卡利的电视采访。作为负责国家安全的总统特别助理，他被要求对基廷的控告做出评论。他回答说：“据我所知，没有任何确凿证据证明古巴人与古巴政府会与苏联政府联合起来配备具有大规模杀伤性的武器。”中央情报局的人也都众口一词。他们认为基廷受骗了。众所周知，古巴告密者的不可信已是臭名昭著。毫无疑问，那些长条管状物就是萨姆地对空导弹，曾经在苏联境内将弗朗西斯·格雷·鲍尔斯驾驶的U–2飞机击落到200英里远的地方。苏联人曾经也提供过这种导弹给埃及和印度尼西亚，现在，这种导弹正在运给卡斯特罗的途中。这些都是防御性导弹，大家不用担心。

中央情报局局长约翰·a·麦科恩与大家对此事的意见不同。结束蜜月旅行回到首都之后，他发现由于在古巴西部发现了防空导弹阵地，古巴西部已经有一个月没有进行航空侦察了。因为谁也不愿冒着另一架U–2飞机被击落的危险到那里进行侦察。麦克恩说，这个赌必须要打。于是10月4日，他要求对整个岛屿进行空中侦察摄影，尤其对岛屿西端加强戒备。由于目标区域上空有云，也为了指导新的U–2飞机驾驶员，侦察被迫拖延了几日。10月14日清晨，晴空万里，两名空军少校驾驶飞机起飞，前往古巴西部。他们已得知可能会有来自地面的炮火袭击。然而，萨姆导弹队要么无人坚守，要么就是射手睡着了。这两名空军少校因此得以安全返回。在返回途中，他们拍摄的影像就已被送往华盛顿的影像处理实验室。技术专家已开始在五角大楼的分析中心研究放大的影像。

星期一下午，他们亲眼所见的情况足以证实基廷是正确的。截至目前，只能在U–2飞机在苏联上空拍摄的空中侦察影像中看到圣克里斯托瓦尔的附近已经修建起梯形的场地。场地的4个角落都建有导弹发射场，保卫着发射台。影像中看不到弹道导弹，但是分析专家确定有导弹运输车、安装工以及射手。这项证据虽然不足以下结论，但是需要立即引起美国政府最高领导阶层的重视。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那天离开五角大楼的时间比平常要早一些，因为他要去胡桃山大学参加研讨会，因此国防情报局长只能拨打热线电话到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华盛顿的公寓。当时是1962年10月15日，星期一，下午7点刚过。

吉尔帕特里克正在换衣服，打算前往泰勒将军所在的麦克奈尔堡赴宴。时间已经晚了，索性再晚点儿吧。他说他想再研究一下影像。两个分析师将录影带来给他。他看完影像，发布了相应命令后，便前往将军的晚宴。晚宴中间，重要的客人都依次被叫去接电话，他们被告知一些警戒级别极高的机密消息，甚至连自己的妻子也不能透露。所有呈递给总统的报告都要经过麦乔治·邦迪，而邦迪当时正在为新任驻法大使查尔斯·e·波伦举行宴会以示庆贺。8点30分，邦迪接到了中央情报局局长的电话。他决定第二天再向总统报告此事。即便现在报告了，除了让总统肯尼迪一宿不眠之外，什么都做不了。后来，他在呈递给总统的备忘录中写道:“因此，鉴于你白天即将面临的各种问题，我觉得一个宁静的夜晚和一个好觉才是最好的准备。”

国务院8楼的宴会厅里的第三个宴会是由迪安·腊斯克主持的，当时他正与来自联邦德国的尊贵宾客，时任外交部长的格哈德·施罗德进行交谈，他被叫到食品室接电话。打电话给他的是助理国务卿罗杰·希尔斯曼。腊斯克听了片刻，便问：“你个人认为真的是这么回事吗？”希尔斯曼回答：“现在只是初步分析，不过据我记录的通话内容，应该没有多大疑问。”国务卿的行为稍有失常，便会流言四起。尽管腊斯克现在烦恼至极，也只能遵循外交礼节回到宴会上招待宾客。第二天清晨，他们将开始面临长达13天的危机。

1962年10月16日星期二

分析人员连夜对圣克里斯托瓦尔的影像进行重新检查与分析，麦克纳马拉于早晨7点30分看了这些照片，邦迪8点时才看到。邦迪径直走向总统的卧室，向正在阅读早报的肯尼迪报告：“总统先生，现在有确凿证据证明古巴安装了进攻性导弹，证据的具体内容稍后会呈递给你。”总统吩咐邦迪召集政府主要成员于早晨11点45分在内阁会议室开会。然后，他打电话给他的弟弟。

出席11点45分的会议人员除了肯尼迪，还有吉尔帕特里克、邦迪、麦克纳马拉、腊斯克、奥唐奈、林登·约翰逊、科麦恩、马克斯韦尔·泰勒、中央情报局的马歇尔·卡特将军、索伦森、在国务院中与吉尔帕特里克地位相同的乔治·鲍尔、财政部长狄龙、负责拉丁美洲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爱德华·马丁、驻法大使波伦、卢埃林·汤普森、阿德莱·史蒂文森、U·亚历克西斯·约翰逊以及保罗·尼采，还包括三个现已不在政府供职的人：迪安·艾奇逊、约翰·J·麦克洛伊和罗伯特·a·洛维特。这些人将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执行委员会的成员（或者简称为执委会成员）被记录到历史篇章中。

技术人员呈递的报告表明，圣克里斯托瓦尔发射场地还有10天左右即可竣工。届时，它将会使美国的预警时间由原来的15分钟缩短为2～3分钟。罗伯特·肯尼迪记得当时最主要的感觉就是：“真是令人震惊。”人们日渐认识到，美国做出的任何反应都有可能加剧局势的恶化，但是仍然没有听任赫鲁晓夫我行我素下去更加糟糕。总统下令增派更多的U–2飞机。其他执委会成员将寻找一些可行的方法——用腊斯克的话说，他们将“从全方位探索可行的方法”。国务院将向拉丁美洲和欧洲同盟国寻求可能的支持；国防部则研究各种各样的军事方案：时间因素、部队军种以及各军事方案中需要的兵力。这时候，大多数人都感到只剩下一个选择：对导弹发射场进行一次空袭。肯尼迪递给自己的兄弟一张便条，上面写着：“现在我终于知道东条英机在策划珍珠港事件时的感受了。”

10月17日星期三

为了保持表面的镇定，总统信守承诺前往康涅狄格州参加民主党候选人竞选，直到深夜才离开首都。整个白天以及大半个晚上，执委会成员们都在国防部7楼乔治·鲍尔的会议室开会。新的U–2飞机的证据出现了，这令大家兴奋不已。苏联技术人员在夜以继日地工作。照片中的导弹现在已清晰可见。一星期之内将会有16个或32个导弹发射场完工。现在除了有证据证明圣克里斯托瓦尔的确安装了中程导弹（1000英里射程）之外，还发现位于圣克里斯托瓦尔与哈瓦那的中部交界处的瓜纳哈伊地区，以及古巴东部的雷梅迪奥斯同样建有中程导弹发射基地（2200英里射程）。这些中程导弹及场地将于12月1日准备就绪。它们就是军队中所谓的“先锋”武器。根据这些信息，美国中央情报局估计，苏联将可以向西至蒙大拿州的美国本土一次性发射40枚原子弹头。

在哥哥缺席期间，鲍勃·肯尼迪暂时担任执委会的议事领导。大多数人依然支持空袭，它有一个委婉提法：“外科手术”。空袭的主要提倡者是邦迪和艾奇逊。麦克纳马拉提出另一选择：对古巴实行海上封锁。投弹和封锁都是战争行为，但是封锁的好处在于，至少在初始阶段可以避免流血与杀戮。一次空袭会炸死约2500名古巴人，还有许多数目难定的苏联技术员。如果有苏联人被炸死，那么美国与苏联的全面战争也将成为必然。

当天，大家经过深思熟虑，提出6种选择或者“捷径”。捷径一就是目前先按兵不动。捷径二是派遣使者与赫鲁晓夫见面，尝试私下解决此事。捷径三是由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解决两国之间的矛盾（不幸的是，本月的理事会主席是苏联的瓦列里安·佐林）。捷径四也就是执委会称之为“缓慢捷径”的海上封锁。捷径五是空袭。捷径六则是入侵古巴。最后一条方针被搁置重议。现在大家摇摆不定，因为这需要大量而细致的准备工作才能得以实行。不过，一切准备已经开始。

10月18日星期四

据美国情报机构估计，古巴现在拥有的导弹发射能力能够达到整个苏联洲际弹道导弹的一半。影像分析结果表明古巴的导弹正对准美国的某些城市。如果这些城市遭到攻击，将会有800万美国人在几分钟内毙命。根据情报局在早晨11点执委会举办的会议上的最新报告，第一批导弹将在18个小时之内做好发射准备。总统对艾奇逊说：“这一个星期我得做对得起我的薪水的工作。”当他和执委会开会的时候，舒普将军说：“总统，这次你的处境相当糟糕。”肯尼迪马上回答：“你也一样。”

总统很久之前就已经和安德烈·葛罗米柯有个约定。他信守自己的约定，与葛罗米柯谈了将近两个多小时，给予其一切可以澄清导弹一事的机会，可是葛罗米柯始终顾左右而言他（后来这不得不让人怀疑葛罗米柯事先就知道古巴正在发生的事情）。同时，腊斯克向执委会建议，将10月23日定为行动开始的最后期限。如果到时发射台仍然没有修好，那么美国就应该使用武力予以清除。

空军参谋长柯蒂斯·勒梅也参加了此次会议，并强烈赞同军事进攻。总统反问勒梅，如果这样做，苏联会作何反应呢。勒梅向他保证，苏联一定会毫无反应。肯尼迪疑惑地说：“和我们一样，他们不会束手就擒。从他们多次发表的声明来看，他们绝不会在我们带走他们的导弹并消灭大批苏联人之后依然安之若素。倘若他们不在古巴采取行动，那就会在柏林。”麦克纳马拉继续寻求实行封锁的支持者。国务院的一名法律顾问回想起，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离侵略者演讲”，并建议将封锁改名为“隔离”也许会更加合适。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采取这个方案。肯尼迪对此表示强烈赞同。他说，一想起珍珠港事件，他就觉得美国不能发动出其不意的空袭，这会让成千上万的无辜人民为之付出生命。他说，175年以来，美国从来就不是那样的国家，出其不意的空袭与美国的传统相悖。

那天晚上，腊斯克在国务院8楼设宴为葛罗米柯接风洗尘，与此同时，执委会也在召开晚间会议。记者们看到国防部长和中央情报局局长的到来，察觉到一丝反常。他们本以为麦克纳马拉和麦克恩是来赴宴的。为了避免再次与记者碰面，会议接近尾声时，9个执委会委员——他们的车辆牌照非常显眼——一同挤进了国防部长的豪华轿车。他们到达白宫之后，总统知道了封锁趋势仍然在继续。曾是一名国际法教授的司法部副部长卡岑巴赫，现在被命令寻找能够支持封锁古巴的法律依据。

10月19日星期五

保密工作做得很好，总统为了履行职责，不得不再次离开华盛顿，去芝加哥帮助竞选。在首都境内，下午1点2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下令大西洋以及加勒比海域将进入戒备状态。五角大楼宣布，麦克纳马拉已经要求参谋长联席会成员在华盛顿停留6个星期，以便商议“预算方案”。卡岑巴赫也报告称在这种情况下，实行单边封锁命令在法律上是可行的。于是，总统决定在星期一晚上发表相关电视声明——如果有一些必要步骤需要提前准备，那么星期一已是最快的日子。

星期五白天以及晚上，执委会委员们一直都在召开会议。如今，大多数人都已经表明了赞成封锁的态度，所以艾奇逊不得不撤回自己的意见。其他人则分为几组，将自己的意见分别记录下来，然后彼此交换参考。如此，一个详细计划的轮廓就形成了。星期五最重要的进展便是寻求美洲国家组织对实行封锁这一计划的担保。为此，在20个美洲国家组织中获得2/3国家的投票数就显得十分必要了。倘若寻求支持成功，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就会相信其结果是不可估量的，因为苏联人非常认可合法性这一特征。还有一个附带事件是，鲍尔将危机的来龙去脉告诉了正在病中的美国新闻署长爱德华·默罗的副手唐·威尔逊。威尔逊下令让贝尔公司经理为西班牙语广播电台的运转扫除一切障碍，但并未告诉贝尔公司具体原因。

10月20日星期六

罗伯特·肯尼迪打电话给正在芝加哥喜来登酒店的哥哥，告知他执委会已经准备好一切相关计划的事宜。总统将塞林格召唤进喜来登酒店的总统套房，并递给他一张纸条，上面写着：“轻微上呼吸道感染。体温偏高一度。天气阴冷，潮湿多雨。建议返回华盛顿休养。”芝加哥时间9点35分，塞林格便向新闻媒体发布了总统生病的消息。登上“空军1号”之后，塞林格向总统问道：“你的身体应该安然无恙。对吧，总统先生？”肯尼迪回答：“你知道得越少越好。”

罗伯特·肯尼迪在安德鲁机场见到了总统的行政专机。当天下午2点30分，执委会便在白宫二楼召开了会议。总统做出了封锁的最终决定。美国空军司令部的指挥官告诉他，即便是一次意外空袭，也未必能够摧毁古巴所有的导弹发射场以及核武器，这席话打消了总统心中最后的一点疑虑。

当天到达的阿德莱·史蒂文森提出一个建议。他建议总统告诉苏联人，如果他们从古巴撤回导弹，那么美国将会撤回土耳其的导弹并放弃关塔那摩湾的美国海军基地。大家对此建议一致持反对意见，史蒂文森当时备感难堪，这令他终生难以忘怀。

其他一切事宜进展顺利。亚历克西斯·约翰逊在星期一总统发表演讲之前制订一系列计划方案——向美国驻外使馆传达指令，向国会领袖解释相关事项等。艾奇逊做好一切之后便被召了回来，并同意转告麦克米伦、戴高乐以及阿登纳。爱德华·马丁则为美洲国家组织会议做相关准备。为了做好详细安排以及准备相关法律依据，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开始参与此次会议的讨论。结果，重大事件即将发生的消息渐渐地透露到新闻媒体那里。于是，许多原定计划只得作罢，许多声明听起来莫名其妙，许多意想不到的地方却在深夜里灯火通明，许多政府高级官员都找借口不出席本该到场的宴席，有的来了又中途离开。《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赖斯顿和《华盛顿邮报》总编辑艾尔弗雷德·弗兰德利开始追踪事件真相，赖斯顿基本掌握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应总统的个人要求，这两人都同意在星期二的发布会上对他们知晓的事情有所保留。

海军调遣180艘军舰到加勒比海域。B–52轰炸机装满核武器，按照指令在空中巡航；当一架飞机着陆后，另外一架飞机会迅速接替其空中的巡航位置。星期六深夜，第一装甲师从得克萨斯州出发，向佐治亚州的装货港口进发，其他5个师也同时进入全面作战状态。

10月21日星期日

这一天秋高气爽。在国务院，43份递交给各国政府首脑和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的公函都已经起草完毕，正等待总统签名。除此之外，总统正在给赫鲁晓夫写信，这封信将与他的演讲稿副本一起寄给赫鲁晓夫。美国驻外使馆接到通知，要为示威游行以及暴动做好准备工作。美国大使将于次日下午6点，也就是总统发表演讲的前一个小时，收到相关事宜的详细电报。星期日，美国护照办理处专门只为一位游客服务——迪安·艾奇逊，他的护照必须签署生效。

这个秘密很快就会人尽皆知。整个华盛顿都弥漫着危机的气息。新闻界对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心知肚明。但是，应麦克纳马拉的请求，《纽约先驱论坛报》对有关消息报道只字不提，但是其他报社会随时将该消息予以披露。英国大使馆已探听到即将要发生的事情，其他外交官员开始对传闻打探证实。星期日晚上，迪安·腊斯克建议大家都去小睡一会儿。他说：“先生们，明天这个时候我们就会身处令人焦头烂额的危机之中了。”

10月22日星期一

中午时分，塞林格宣布总统将于下午7点发表电视演讲。演讲话题为“刻不容缓的事情”。

劳伦斯·F·奥布赖恩打电话给两党的20位国会要人，通知他们总统下午5点要接见他们。凡是来不及搭乘商务航空飞机的国会政要们，都由空军飞机接来，甚至还动用了喷气式战斗机。出乎意料的是，此次会议对肯尼迪来说居然成了最艰难的危机。这些国会政要都斥责肯尼迪，认为选择隔离–封锁的办法太过软弱。他一怒之下离开了房间。后来，当他和弟弟讨论这件事的时候，才稍显冷静，尽管现在国会领袖们反应非常激烈，但回想6天前自己听到导弹之事时的反应，其实和他们也相差无几。

外交安排方面可算是天衣无缝。按照之前的计划，分别向46个盟军的外交官、拉美各国驻美大使以及新兴国家的外交使者发出了相关情况的简报。戴高乐对艾奇逊说：“这就是我所要做的事。”下午6点钟，腊斯克会见了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20分钟之后，多勃雷宁出来了，脸色铁青。（美国官员们后来才相信多勃雷宁对古巴导弹一事确实不知情。）在法国，艾奇逊向北大西洋公约组织领导讲述了事情的来龙去脉。阿德莱·史蒂文森向苏联的佐林提交了申请，希望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能够召开一个特别会议，解决“古巴秘密装备了威胁世界和平与安全的导弹”一事，这些导弹“能向北美和南美的大多数地区发射热原子弹头”。

起初，这些行为引起的反应的确鼓舞人心，甚至那些中立国家的政府反应也是如此。苏联人对此非常惊讶。只有一个盟军领导人对美国持怀疑态度，他就是加拿大领导人约翰·迪芬贝克。

下午7点，肯尼迪的演讲在各个电视频道和西班牙语广播中同时播放：“晚上好，我的同胞们。为了履行承诺，美国政府一直对苏联军队在古巴岛上的军事情况予以严密的监视。在过去的一星期之内，已经有确凿证据证明，在这个封闭的岛上，一系列进攻性导弹的发射场正处于修建过程中。其目的正是对西半球进行核打击。”

他详述了苏联人原来的承诺，如今看来，这显然是一种“蓄意欺骗”。他保证说，消除核威胁将是他“坚定不移的目标”。他说，隔离仅仅是第一步，如果有必要，将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美洲国家组织正在召开会议讨论应对威胁的相关措施，U–2飞机正在加强对古巴上空的监视。肯尼迪总统向赫鲁晓夫发出警告：任何从古巴发射的导弹都将被认为是苏联向美国发动的攻击，美国定会对苏联实行全面报复性反击。美国海军将会击沉任何企图突破封锁线的船只。

演讲完毕之后，总统收到一份来自麦克纳马拉的秘密报告，上面列出了进一步军事行动需要的资源：能够向古巴目标发动2000架次攻击的军用飞机，一支由9万名海军陆战队队员和伞兵组成的入侵队伍以及25万人次的增援部队。此次入侵活动的伤亡人数预计将会达到约25000名。

出乎意料的是，中间还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五角大楼向总统报告，苏联人和古巴人莫名其妙地将它们的飞机在机场上一字排开，翼尖对着翼尖，像21年前美国飞机在珍珠港等着被击毁时一样的造型。肯尼迪下令让泰勒将军派U–2飞机对美国在佛罗里达州的各个空军基地进行高空摄影勘察。他说：“倘若我们也这么做，那么将会很有趣。”不出意料，美国的飞机也是同样的停放造型。于是，空军部队迅速将这些并排停放的飞机疏散开来。

10月23日星期二

乔治·鲍尔躺在办公室沙发上彻夜难眠。醒来之后，他发现迪安·腊斯克正俯视着他，而且脸上挂着一星期以来的首次微笑。腊斯克说：“我们取得了相当大的胜利，而且你我都还活着。”事实上，他们最为担心的事情的确没有成为事实。苏联人并没有对中东地区的美军基地实行轰炸，也没有对柏林实行封锁，或者转而封锁达达尼尔海峡。不管其最初的意图如何，总统现在已经对苏联的战略了如指掌。

已经过去13个小时了，莫斯科仍然没有任何动静。不过，美国驻苏联大使收到一张控告美国“海盗行为”的文件，并极力澄清古巴导弹的设置并非用于军事目的。从这份文件中可以看出，苏联已经流露出举棋不定的迹象。赫鲁晓夫猝不及防，似乎正在拖延时间以便思考出相应的对策。但即便如此，赫鲁晓夫能运筹帷幄的时间也不多了。肯尼迪总统已经签署了实行封锁的公告，次日早晨即将生效。公告中将进攻性导弹、导弹的原子弹头和电子装置、轰炸机等都列为违禁物品。海军已经开始在加勒比海域对苏联潜艇实行追踪。驶向古巴的25艘苏联商船并没有改变其航线，这些商船正在接受苏联传来的数量众多的密码电报。

美洲国家组织于上午9点召开会议，迪安·腊斯克坐在美国的席位上。通过隔离行动的议案必须赢得14个拉丁美洲国家的投票支持，即总票数的2/3。爱德华·马丁认为，此次投票正好可以赢得14张票。部长则希望他的出席可以让票数更高一点。结果确实比预想票数理想。5点刚过，会议以全票通过支持隔离行动议案，只有乌拉圭选择弃权。据报道，苏联人对此次投票结果大为震惊。同时，美国驻牙买加、特立尼达、几内亚以及塞内加尔的大使们都报告说，他们已经成功排除苏联原子弹头流入古巴的可能性。各东道主政府都同意拒绝给予苏联集团飞机飞往古巴途经的落地权。除此之外，还有一条来自联合国的鼓舞人心的消息：史蒂文森在联合国安理会11个国家中获得了7票的支持。

应总统的要求，罗伯特·肯尼迪拜访了苏联大使馆的多勃雷宁大使。多勃雷宁摊开双手，据他所知，古巴并没有安放导弹。返回白宫之后，鲍勃获悉总统已经将隔离线从800英里缩短至500英里，以便给苏联人更长的考虑时间。麦克纳马拉从五角大楼打电话给总统，告知其U–2飞机拍摄的最新影像表明，古巴的导弹发射场仍在继续建设。

听了该消息后，肯尼迪总统变得紧张不安。他开始断断续续地讲话，速度也快了起来，眉头紧锁，就像是眯眼望着太阳那样。伯特兰·罗素拍来一份电报说：“你的行动注定是绝望无边的……因为你没有任何正当理由。我们不喜欢大规模屠杀行动……请停止此种疯狂行动。”肯尼迪回信说：“我认为你应该将注意力放在盗贼的身上，而非那些抓获盗贼的人。”

10月24日星期三

上午10点，封锁线全面展开。星期一下午，第136特遣舰队以每小时27海里的速度全速前进，以便对5条可以从大西洋中部到达古巴的船只通航航道实行全面封锁。现在他们已经全速到达距离古巴东端500英里处的海域，并各就各位。13艘驱逐舰在前方形成警戒线，然后是两艘巡洋舰，每艘的两侧又各有两艘巡洋舰，总数达到19艘。向他们径直驶来的是25艘苏联商船，海军侦察机已经完成目标侦察。其中，“加加林”号和“科米尔斯”号两条商船已经逼近了警戒线，距离只有几英里。一艘苏联潜艇已经潜入这两艘商船之间的位置。执委会委员们在华盛顿等待着第一次拦截的发生——也许就在中午之前。

帮助U–2飞机对古巴实行特殊低空侦察任务的航拍相片表明，古巴地面上的导弹发射场的修建工作依然在如火如荼地进行。8～10个导弹发射基地分别设在圣克里斯托瓦尔、雷梅迪奥斯、瓜纳哈伊以及大萨瓜等地。每个基地大概有4个发射器。现在古巴至少有30枚装有原子弹头的导弹，以及20架以上仍在集装箱内的能够向美国以及拉丁美洲地区发射原子弹的伊留申–28轻型喷气式轰炸机。在新近拍摄的照片上能够清晰辨认出发射台、导弹以及核存储掩体。几天之内，就会有几座发射台能够投入作战了。

在联合国，吴丹秘书长分别向肯尼迪总统以及赫鲁晓夫发送了两封内容相同的信件，力劝双方在两三周之内停止封锁以及运送武器。在苏联同意拆除并撤离导弹发射基地之前，肯尼迪拒绝与其谈判。在莫斯科，一位名叫威廉·诺克斯的美国实业家应邀到克里姆林宫做客，他发现赫鲁晓夫筋疲力尽，状态欠佳。苏联总理说让他捎个信到华盛顿。赫鲁晓夫看起来像整晚未睡似的，有时候会语无伦次，他要其捎带的信息也并非什么要紧事。

在去执委会开会的路途中，肯尼迪总统对自己的弟弟说：“这看起来确实有点卑鄙，是不是？但当时真的别无选择。如果他们也这样卑鄙地对待我们，那么他们接下来会怎么做？”鲍勃告诉他：“我的确想不出别的办法。不仅如此，如果当时你没有采取措施的话，那么现在你就会受到各种弹劾。”总统回答：“我也是这样想的：我将会受到弹劾。”

上午10点32分，希望的曙光出现了。20艘苏联商船都已经停留在海面之上。先是6艘，然后12艘商船开始掉头了。腊斯克用胳膊肘推了推邦迪，缓缓地说：“咱们互相瞪了这么久，看来还是他们先眨眼。”

10月25日星期四

上午8点，公布隔离议案的22个小时之后，苏联船只“布加勒斯特”号油轮被拦截在海面上，这是第一艘被拦截的船只。该船通过无线电报上自己的代号，并声明船上货物全为石油之后，便收到了穿越美国军舰隔离线的指令。上午8点35分，民主德国客船“人民之友”号载着20名学生，也获准通过了隔离线。总统下令一定要给予各船船长足够的时间以便向莫斯科请示。

形势依然严峻。古巴导弹发射基地仍在继续建设，且速度惊人。伊留申–28号轰炸机正在拆箱组装。肯尼迪仍然承受着压力。对于一切妥协建议，他的回答依然是对方必须拆除导弹和轰炸机，否则一切都没有回旋的余地。

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瓦列里安·佐林犯了一个错误：即质疑阿德莱·史蒂文森，让其拿出与导弹相关的证据。当时正值晚饭时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都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史蒂文森一脸鄙夷地转向佐林说他有证据。但他要求佐林先否认古巴设有导弹基地。突然他厉声问道：“有还是没有？不要等待翻译，到底有还是没有？”佐林说他现在又不是在美国法庭上。史蒂文森说：“你现在处于世界舆论的法庭之上。你可以回答到底是有，还是没有？”佐林却没有针锋相对：“我将会在适当的时候告诉你答案。”史蒂文森继续步步紧逼：“如果这样说的话，我会等着你的答案，直到地狱结冰。但现在，我依然准备在这间屋子里给你展示所谓的证据。”说着，史蒂文森便掀掉了画架上的蒙布，导弹发射场地的放大照片赫然展现在人们眼前。

10月26日星期五

早晨7点，美国驱逐舰“小约瑟·肯尼迪”号在距离拿骚东北方向大约180英里的公海上，与“马卢克拉”号货船进行通话。肯尼迪号驱逐舰升起“奥斯卡11月”的国际信号，示意其“必须停船”，“马卢克拉”号照做了。在不到一小时之内，由美国水兵组成的武装搜查队对其进行了搜查。船上并没有违禁物品，因此很快就被放行。此事表明莫斯科已经示意苏联船长接受检查，这的确鼓舞人心。

然而，执委会委员们依然感到闷闷不乐。因为苏联人仍然在古巴风风火火地建设导弹发射场。约几小时之后，第一枚导弹就能做好发射准备。在白宫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塞林格将此事记录下来，并做出相关评论，说苏联技术员明显企图“尽可能快速地获得全面运营能力”。一位国务院的发言人发出警告，如果他们继续下去，总统采取“进一步行动”就能“师出有名”。罗伯特·肯尼迪告诉多勃雷宁大使，总统最多能再拖延48个小时左右。

下午1点30分，危机真正出现第一个突破口，整件事情开始显得不同寻常。约翰·斯卡利是负责采访国务院的美国广播公司评论员。他接到来自苏联大使馆的一位熟人的电话，此人名叫亚历山大·S·福明。据悉，他是大使馆参赞，同时也是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上校。斯卡利说他很忙。福明激动地说道：“这事非常重要。请于10分钟之内到西方酒店与我见面。”在位于宾夕法尼亚大道上的西方饭店里，福明说他想知道，国务院是否愿意就以下3项条款达成协议：在联合国的监督之下，拆除古巴境内的导弹；让卡斯特罗做出保证，今后不再接受任何进攻性武器；美国保证以后不再入侵古巴。斯卡利说他会郑重考虑。7点35分时，这两人又在希尔顿酒店的咖啡厅碰面了。斯卡利已经与腊斯克谈论过这个提议，于是他告知这个苏联人，美国政府对此提议很有兴趣。福明听完马上就走了。

下午6点（莫斯科时间凌晨1点），从连接美国国务院与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电传打字机上传送过来一份来自赫鲁晓夫的声情并茂的长信。苏联总理首次承认在古巴设有导弹。他说了他的提议：如果肯尼迪同意不再攻打古巴，那么他们将不再向古巴输送导弹，同时，古巴境内的导弹基地或者拆除，或者销毁。这就是福明所提出来的基本条件。下午10点，执委会就此事召开讨论会议。会议决定：通过正式照会接受以上条件，并于次日早晨予以答复。国务院里的苏联政体研究者们将夜以继日对此事加以详细甄别。同时也对福明提出的条件加以研究。10天以来，这是总统第一次在就寝时，坚信一定会找到和平解决问题的办法。

10月27日星期六

还在危机的高峰期。给赫鲁晓夫的回信正在起草当中，莫斯科广播电台就将赫鲁晓夫写给肯尼迪的第二封信件公开了。这封信件的内容令人难以接受。赫鲁晓夫以拆除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作为他撤除古巴导弹的条件。执委会对他提出的交换条件的可行性予以了充分考察，然后拒绝了这个条件。尽管现在土耳其境内的导弹基地已经不具有军事价值（事实上，不久之后这些基地将被彻底清除），但土耳其人却将其当作美国对土耳其承诺的象征。很多人相信，以廉价变卖同盟国武器的方式来换取美国的安全不仅会动摇，更可能会粉碎整个西方国家的联盟。第二封信与第一封信差别甚大，文风与赫鲁晓夫的风格不甚相符，读起来就像委员会集体起草的一般。据联邦调查局报告，驻纽约的苏联外交官正在准备销毁文件。理智的桥梁似乎濒临崩溃。除此之外，还有更加令人抑郁的消息。一架美国U–2飞机被击毁于古巴上空，这表明导弹发射场地的萨姆导弹发射基地已经全面投入使用，接下来就能发射导弹了。参谋长也参加了执委会的会议。他们主张在星期一发动空袭，之后便入侵古巴。除了总统本人，执委会委员的其他人都认为除此之外别无他法。他说：“我所关心的并不仅仅是第一步……而是双方上升到第4步、第5步的时候——恐怕不会到第6步了，因为没有人会这么干了。我们必须提醒自己，我们正在踏上一条极为艰辛的道路。”

罗伯特·肯尼迪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他提议他们可以忽略第二封信，而仅对第一封信予以回复。于是，迪安·腊斯克、乔治·鲍尔、麦乔治·邦迪、卢埃林·汤普森等人按这个要求起草了各式各样的信件。然而罗伯特对这些信件都不满意。他哥哥对他说：“既然你如此不满意，那你自己动手起草好了。”于是，罗伯特和汤普森就起身离开会议室去起草信件了。他们两人在彼此起草的两封信件中选择自己中意的字眼，并表示出对福明所提的一个建议的赞同，但恐怕赫鲁晓夫永远都不会考虑这个建议。总统看完之后，批准了这封信，并于晚上8点5分将其寄送给赫鲁晓夫，同时告知全世界，他已经接受了赫鲁晓夫的条件。然后，罗伯特打电话给多勃雷宁，让他去一趟司法部，并告知苏联大使他们剩下的时间只有不到几个钟头了。多勃雷宁对整件事情抱着悲观的态度，他说，克里姆林宫对卡斯特罗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白宫，总统强调，事情的后果对他而言可能一触即发。事情朝“两方面”发展的可能性都存在。麦克纳马拉在返回五角大楼的途中，望着天空，大声感叹着不知还能看到几次日落。汤普森则告诉自己的妻子，如果他回不了家，首都又要疏散人员的话，他会提前通知她和孩子们到哪里与他会合。

10月28日星期日

这又是10月里灿烂美好的一天。临近上午9点（苏联首都时间下午4点），莫斯科广播电台宣布9点钟将会发布一个重要声明。这是争取和平的最后一线机会。如果赫鲁晓夫拒绝肯尼迪的提议，那么美国就会马上派出军队。估计到时候麦克纳马拉手下的伤亡人员将达到4万～5万人。

苏联广播员开始播报苏联做出的答复。其中，第三段是关键部分：为了尽快消除危及和平事业的矛盾……苏联政府……已经下达新的命令，拆除你们所谓的进攻性武器及其装备，并将其装箱运回苏联。

因为此事没有事先咨询卡斯特罗的意见，所以他宣称自己遭到了背叛，并拒绝承认该协议的有效性。然而，即便他能延长危机结束的期限，也无法最终阻止危机的结束。尽管这些导弹安放在古巴境内，但其所属权仍归苏联，况且古巴无人知晓应如何发射导弹。下午1点30分，参谋长联席会议向第136特遣舰队下达命令：停止所有船只登陆，停止一切武力展示。执委会所有会员开始欢呼雀跃，此时总统却说赫鲁晓夫能做出如此让步，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警告所有人员不许发表任何有关美国胜利的消息。总统经过反复斟酌，给苏联总理写了一封信，结尾处言辞恳切：我认为我们应该对核武器在地球以及外层空间的扩散问题给予慎重考虑，并携手为禁止核试验贡献出我们的力量。

当天晚上，肯尼迪兄弟对这13天以来的危机进行了回顾与梳理。最后，总统说：“也许今天晚上我该去剧院看场戏了。”兄弟两人放声大笑。紧接着，鲍勃说：“如果你去的话，我陪你。”

美国人小像：彼得·卡尔·戈德马克

第二十九章 铭记勿忘

肯尼迪总统执政的第三年，民权运动的性质发生了根本的改变。以1955年的蒙哥马利公共汽车抵制运动为开端，中间经历了小石城事件、自由乘客运动、密西西比州的牛津事件，争取种族平等的事件如连台戏一般上演，其中白人扮演恶棍，黑人扮演烈士。庞大的美国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被唤醒，他们的愤怒逐步打破了重重障碍，这些障碍是几个世纪以来的法律和积习造成的。但那样的时代就要过去了。更为愤怒、好斗、顽强的黑人们就要为自己杀出一条路，站到舞台的中央。已经确立地位的黑人领袖渐渐发现，黑人青年们已经到了忍无可忍的地步。他们以牙还牙的局势一触即发，预示着种族隔离运动将进入更为黑暗的新时期，然而，在此之前，还有几个小插曲要预先上演。让黑人成为烈士的暴力执法者中，最突出的要数伯明翰的警察局长“公牛”T·尤金·康纳，是他引起了公众对自由乘客事件的注意。两年过去了，他都快成了一个家喻户晓的明星。

马丁·路德·金曾称伯明翰是“美国种族隔离现象最严重的城市”。康纳非常喜欢引用这句话，他为自己的固执感到骄傲。23年来，这位警察局长一直用残暴的手段恫吓黑人领袖们，从没有失败过。伯明翰所有学校都实行完全的种族隔离，连公共厕所、饮水站、剧院、公园、运动场、饭店甚至教堂都是如此。政府下令禁止种族隔离，但“公牛”康纳根本不为所动。对他而言，这些规定只是扰乱伯明翰的法律和秩序的手段而已，相反，应该对这种命令进行无情地鞭挞。民权运动的领袖们尽量不去招惹他，这样一直到了1963年春。那时，他正在竞选市长，种族游行只能让他赢得更多的白人选票。竞选于4月结束，康纳落选，这让他变得更加冷血无情，但是民权运动领袖们已经开始准备对付他了。

1963年4月2日，马丁·路德·金策划的活动以静坐和游行的方式开始了。康纳迅速反击，他以未经允许擅自游行、滞留街头以及非法入侵等罪名，逮捕了400多名黑人。马丁·路德·金于是派一群又一群的黑人到白人教堂做礼拜，看警察敢不敢到那儿去抓他们。康纳不愿就这样上钩，他要等着伯明翰的白人基督徒们自己隔离黑人，他们中的大多数的确这样做了；只有4个教堂允许黑人进入，有17个教堂还将他们赶了出去。金呼吁，在4月12日——耶稣受难日举行抗议游行，康纳得知后马上试图阻止。伯克·马歇尔恳请黑人领袖们暂缓游行，等到新上任的温和派市长艾伯特·鲍特维尔就职典礼举行之后再进行。对即将卸任的市长阿瑟·汉尼斯是不能抱任何希望的，此人在谈到罗伯特·肯尼迪时说：“我希望这儿的每一滴血都流进他的喉咙，把他呛死。”金认为：“这个黑鬼已经得到了司法部长和白宫的支持。”但是，黑人领袖们已别无选择。即使没有领袖参加，黑人们也准备游行。而如果他们不顾禁令进行了游行，最终毫无疑问会被逮捕，金也在内。

5月2日，大约有500名黑人被逮捕，其中大部分是高中学生，他们被一辆辆校车送进监狱。第二天，其余的学生开始游行抗议。白人看客们向他们扔砖块、瓶子。马丁·路德·金在新朝圣浸会教堂召集群众表示抗议，有1000名黑人参加，康纳在教堂周边拉起了警戒线。当天倒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次日，当2500名黑人在伯明翰的城市聚集又一次游行时，康纳就用警犬和消防水龙来对付他们。这些警犬都受过专门训练，它们用牙齿撕咬黑人的衣服；那些水龙都有700磅的高压，直接将黑人们冲到墙边或是冲倒在地上。5月4日，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被报纸上的一张惨不忍睹的照片震惊了：一条凶猛的大狗，龇着牙齿扑向一名惊恐的黑人妇女。肯尼迪总统说这张照片让他觉得“恶心”。他说：“我现在总算明白，为什么伯明翰的黑人们对任何让他们“忍耐”的话都不愿听了。”美国人争取民主行动组织的一位代表要求他出面进行干涉，但根据宪法，他在这一点上也无能为力。他确实派过伯克·马歇尔去试图沟通。马歇尔私下里与伯明翰的商人们商量过，达成了一项短暂的停火协议，结果该协议只维持了5天时间。5月11日，一位黑人领袖的家和一家废止种族隔离的旅馆遭到了炸弹袭击。第二天是母亲节，愤怒的黑人们再一次涌上街头，这一次他们人数众多，警察、警犬以及水龙头都应付不过来了。经过一晚上的暴动和纵火行动，康纳要求新州长乔治·C·华莱士派人进行增援。

这是国内其他地方的人首次听说华莱士的名字。由于早就料到会发生这种事情，华莱士已经临时组建了一支队伍：包括700名副警长、狩猎监督官、酒税稽查还有公路巡警。他们在市区里横冲直撞，大喊大叫，四处威胁，把黑人猛推到门洞里，还不断来回拉着枪上的保险栓以示威胁。黑人们则见怪不怪。他们不信任华莱士，原因很简单，华莱士早就告诉过报社，他会运用自己的一切权力来镇压马丁·路德·金。对于马歇尔的停战协议，他声称自己不会与任何“向种族隔离问题妥协”的人同流合污。破坏马歇尔的计划是他的既定目标，肯尼迪总统决定调派3000人的军队到伯明翰附近的一个空军基地，这才没有让他得逞。总统说：“本届政府将全力以赴维持秩序，保卫全体公民的生命安全，捍卫这片土地的法律。”现在，任何州的官员滥用职权都会受到强有力的抵抗。黑尼斯市长斥责这是“刺刀威逼下的友爱”。怒不可遏的华莱士向最高法院上诉，控告总统的行为是“有违宪法且无效的”。这位州长还说：“这种军事独裁行为必须扼杀在摇篮里。”司法部门轻描淡写地答道，总统作为国家武装力量的最高指挥官，可以按照他的意愿随意调遣军队。

马歇尔再一次让白人和黑人领袖们和解，这一次，和平又回到了伯明翰杂乱但完好的街道上。这一成果显然是马丁·路德·金取得的又一次胜利，可以看出它的影响远远超出了伯明翰这座城市，白人中产阶级的良心再一次被唤醒，在其他地方，例如亚拉巴马州的赛尔马、佐治亚州的奥尔巴尼、马里兰州的剑桥、北卡罗来纳州的罗利湾和格林斯伯勒、田纳西州的纳什维尔和克林顿、路易斯安那州的什里夫波特、密西西比州的杰克逊和费城以及北部的芝加哥，黑人们都在进行抗议游行，反对种族隔离。总统说：“每个城市都燃烧着失望和不和谐的怒火，却找不到合法的扑救办法。”肯·奥唐奈预言会有“一个漫长而炎热的夏天”，这句话大家铭记在心。临近秋末，南方监狱里已关押了1.4万名游行者。

华莱士的州长生涯才刚刚开始，他正准备大展宏图时，就与司法部长肯尼迪发生了冲突。罗伯特·肯尼迪并不想引起冲突，起初他还认为可以避免。他曾想，如果他早点做通罗斯·巴尼特的工作，密西西比州的冲突结果可能会大不相同。他希望能够与华莱士和睦相处，尽管前景很暗淡。华莱士当选不仅因为他是一个种族主义者，而且种族歧视也是他一直以来关心的唯一问题。他在选举时就曾多次发誓，自己会站在亚拉巴马州白人学校的门口，为他们驱逐黑人学生。他那辞藻华丽的演说有个极具煽动性的结尾：“我以美国最伟大人物的名义起誓，要划清界限，现在要隔离，明天要隔离，永远隔离！”即便如此，鲍勃·肯尼迪认为，面对面地与他进行诚恳交流其实可以避免以后的不幸。他的这种想法未免让人觉得奇怪。蛊惑人心的野心家从来不会被理智的声音所唤醒，那些意见不同者，没有因鲍勃的态度而有所变化。但是鲍勃看待自己的方式与别人不同，他认为自己能够让乔治·华莱士按照他的思维方式去思考。

鲍勃的诉求从一开始就受到了挑战。华莱士和蒙哥马利州长官邸里的前任官员一样，从华盛顿打来的电话总是找不到他。中间人协助安排了他们的会面，鲍勃竭尽所能让这次会面看来只是个偶然，甚至为此还安排了在亚拉巴马州与其他人的会面，好让人觉得这次只不过是他众多会面中的一次，毫无特别之处。但是，华莱士却有自己的打算，他想要让他的选民们清楚地知道他为白人的至高地位做出的努力，为达到这个目的，除了在机场迎接司法部长时没有让乐队演奏《迪克西》外，他什么都做了。州政府大楼四周全是警察。示威者举着标语牌，写着：“基督徒们觉醒吧，‘你们要从他们之中走出来，务必与他们分开。’”“清一色的班子：肯尼迪、卡斯特罗、赫鲁晓夫。”杰斐逊·戴维斯曾经宣布就任南部联盟总统的地方，新摆上了一个花圈，一位身着白衣的女子守护着它。这个女子是南部同盟的女儿，她交叉着双手，大概是表示这儿不容肯尼迪的亵渎。华莱士在州政府里会见他时，为“谨慎起见”，他进行了磁带录音。而这纯属浪费电，因为两人根本就没有谈什么实质性的内容。鲍勃想要华莱士与他谈论亚拉巴马州最迫切的种族问题，法院裁决州立大学必须接纳黑人学生。鲍勃一遍遍地向华莱士重申，这项法令必须执行，因为这是他们的本职所在；而华莱士却一遍遍地说这将导致暴力事件，肯尼迪的双手会沾满鲜血。会见结束后，华莱士州长叫来记者，宣布自己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改变他站在学校门口守卫的誓言。肯尼迪说，他希望当地政府能够阻止群众暴动。与鲍勃一同参与谈话的艾德·格斯曼认为“华莱士的态度让鲍勃目瞪口呆，我第一次看到他对此束手无策”。

肯尼迪兄弟决定避免牛津事件重演。他们用侦察机将整个校园拍了下来，这架侦察机曾在古巴上空执行过任务，军队指挥官按照这些照片部署了军队。总统飞抵马斯尔肖尔斯，站在华莱士发表过演讲的地方，言简意赅地警告他不要违反法律。华莱士州长再一次向媒体宣布，他的决定不会改变。于是他们两人迅速走向直接对抗。据法院法令，三名黑人学生获得大学录取，在6月10日开始的夏季学期，一人进入塔斯卡卢萨大学分校，另外两人直接进入大学本部。这两名学生，维维安·J·马隆和吉米·a·胡德的处境就和20个月之前的詹姆斯·梅雷迪思遭遇的一样。华莱士比巴内特更加无耻，他宣称他不光要禁止胡德和马隆小姐进入塔斯卡卢萨校园，还要强迫联邦政府官员逮捕亚拉巴马州州长。美国地方法院下令禁止他干预他们入学，随后他便宣布：“就算我即将采取的行动会危及我的人身自由，但无论面对什么风险，我都将义无反顾地走下去。”

尼克·卡岑巴赫作为鲍勃·肯尼迪的副手，又一次扮演了他在牛津事件中的复杂角色：去塔斯卡卢萨领导联邦官员。华莱士以州长权力的名义，调动了700名副警长、狩猎监督官、酒税稽查和州警，外加几支国民警卫队。华莱士与巴尼特不同，他并不相信大学行政人员。他们不知道他是否计划封锁大学，发放枪支或采取其他行动。冲突局势突然出现了滑稽的一幕。大学行政人员报告卡岑巴赫说，亚拉巴马州的警长阿尔·林戈在学生注册地点福斯特礼堂前的人行道上划了一条白线。华莱士在礼堂入口处有一间办公室，室内装有两台空调。当大汗淋漓的司法部副部长还在揣测他要计划做什么时，这位好斗的亚拉巴马州长却冷静地坐着读《蒙哥马利广告报》。在白宫，总统和他的弟弟一边通过电话听着卡岑巴赫的分析，一边在电视上关注着事态的发展。

他们决定让华莱士“闪亮登场”。他们采用了卡岑巴赫的计划，这一计划旨在让州长堵住门这件事显得毫无意义且荒唐可笑。卡岑巴赫驱车把马隆小姐和胡德送到学校。停好车后，他让两人先留在车内，自己则去见华莱士，告诉州长，进不进门并不是件要紧的事。政府认为那两名学生已经注册入学，第二天早晨就应当开始上课。若华莱士继续阻止他们，总统将让联邦政府收归第31国民警卫队。

后来发生的实际情况大概就是这样。卡岑巴赫告诉媒体，两个黑人学生将于早晨10点到达。华莱士9点53分到场，由高大魁梧的州警察护卫。这些警察做好了战斗准备，头戴钢盔，腰佩手枪、瓦斯枪和警棍。卡岑巴赫与两名黑人学生在便衣警察的保护下驱车来到现场时，华莱士的宣传人员迅速搬出一张讲桌，跑过去将它放在白线前。当时温度几乎有100华氏度（约合37.8摄氏度），人行道上热浪滚滚。记者和州警察都想挤进礼堂的阴凉处，这时华莱士走了出来，他像交警似的举起右臂。卡岑巴赫左右各有一名法警护卫，他走到华莱士面前停了下来。卡岑巴赫说：“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已发布公告，命令你停止一切非法妨碍公务的行为。”华莱士宣读了一份声明作为回应，他斥责道：“中央政府正将其意志强加给亚拉巴马州立大学，这是不受欢迎的，非法的，逼迫式的权力入侵。”他总结说：“现在，我，乔治·华莱士，作为州长……据此谴责并禁止中央政府这一非法且不正当的行为。”

卡岑巴赫双手交叉，温和地回答道，所有这一切只不过是因为两名学生想要求学，“这种小问题并不值得引起这么大的关注。”他要求州长重新考虑，而华莱士却拒绝答复。卡岑巴赫便回到车里，载着两名黑人学生去了学校当局为他们安排的宿舍。4小时后，国民警卫队的一名准将驱车到达，他向华莱士行了军礼，华莱士也回了礼。他告诉华莱士，国民警卫队已划归联邦政府，并要求华莱士“不要再插手此事，让他们可以执行法院的命令”。华莱士在痛骂了美国司法制度后走开了。

肯尼迪兄弟认为，华莱士的行为让自己看上去很滑稽，而美国人也会觉得他的所作所为荒唐可笑。千百万美国人的确都这么想，而且自胡德和马隆事件后，已有300多名黑人学生在大学顺利注册——过程确实很顺利，州政府没有多言甚至都未理会，州长似乎已经无计可施了。然而，华莱士和他的支持者们却有不同的看法。他公开宣称：“我和他们针锋相对，最后是他们转身走开了。”观众在电视上看到的的确是这样，州长和卡岑巴赫辩论交锋，卡岑巴赫随后离开。两名黑人学生注册的情景没有在镜头里出现。华莱士，这位当时被低估的政客已经看到，在容易受外界影响的人眼中，如果他能让联邦政府官员在自己面前低头，将极具说服力。马歇尔·弗拉迪在《华莱士》一书中写道，亚拉巴马州州长“发现了一群在黑暗中沉默而思虑着国家的人，而除了华莱士，就连新闻人、政治领袖、知识分子都不曾想过会有那样一群旁观的人”。

种族问题已经成为20世纪60年代美国最重要的公共议题之一。民权运动已被描述成具有革命性的运动。在6月10日华莱士和卡岑巴赫对峙的当晚，肯尼迪总统发表了电视演讲。他把此次事件称为“道德问题”，它“与《圣经》一样久远，与美国宪法一样清晰”。“一场伟大的变革即将发生，”他说，“而我们的任务和职责就是确保这场变革和平进行，并富有建设性。”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正在要求国会拟定一个更广泛、更彻底的民权法案，借此完成“美国人民的生活或法律中不再遇到种族问题”的设想。

梅德加·埃弗斯在一所教堂参加完一个民权集会后，于当天夜里返回他在密西西比州杰克逊市的家。作为该州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的外勤干事，埃弗斯成了詹姆斯·梅雷迪思的朋友和顾问。同时他也成了三K党人和该州白人公民委员会注意的对象。他下车的时候，被一个潜伏在暗处的狙击手杀害。总统非常沮丧，他对阿瑟·施莱辛格说：“我弄不懂南方。我开始相信撒迪厄斯·史蒂文斯是对的。长期以来大家一直将他视为有恶意偏见的人，但当我看到现在这些事情时，我开始怀疑，除此之外，你还能如何看待南方人呢。”

当民权领袖告诉他，他们正打算在华盛顿进行一场大规模和平游行示威时，总统深感震惊。“我们想在国会中取得胜利，”他说，“而不想要什么哗众的表演。”他担心示威活动可能会失去控制，或造成一种“恐怖氛围”。卧铺车厢搬运工兄弟会联盟的负责人菲利普·伦道夫回答了他的疑问。这次游行是伦道夫的主意。早在20年前，他就向富兰克林·罗斯福提过这个建议；当时罗斯福也同样感到担忧，他提出如果伦道夫取消示威活动，就承诺建立一个联邦公平就业管理委员会。于是事情就这样结束了。而这次伦道夫决心抗争到底。“黑人已经上街了，”他说，“现在已不可能让他们离开。”他建议由负责任的领袖领导他们，不然他们会被他人利用和煽动去使用暴力。

游行于8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这次游行对于那些相信黑人的痛苦可以在现行体制框架内解决的人来说意义非凡。马丁·路德·金说：“我们呼唤这个国家的良心。”美国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场景：20多万人井然有序地聚集在首都华盛顿。大部分是黑人，还有几千名白人在沃尔特·鲁瑟的带领下前来。他们唱着赞美诗和黑人圣歌，高呼：“我们一定会胜利！”人们举着标语牌，上面写着：“马上通过有效的民权法案！”“现在就取消学校中的种族隔离！”“马上改善住房条件！”

游行示威人群很自律，这简直就是奇迹。该区的5900名警察除了引导交通外无事可做。待命的4000名士兵和海军陆战队队员也一直未被调用。游行期间，总统接见了游行队伍的领袖，其中有金、伦道夫、鲁瑟、罗伊·威尔金斯、惠特尼·扬、大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主席约翰·刘易斯和争取种族平等大会的弗洛伊德·麦基西克。肯尼迪说：“示威人群的热忱和庄严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离开后，总统继续通过电视观看游行活动。马丁·路德·金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演说成为最值得美国人铭记的历史时刻：我梦想有一天，这个国家会站立起来，真正实现其信条的真谛：“我们认为真理不言而喻，人人生而平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将能够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坐在一起，共叙兄弟情谊。我梦想有一天，甚至连密西西比州这个正义匿迹，压迫成风，如同沙漠般的地方，也将变成自由和正义的绿洲。我梦想有一天，我的4个孩子将在一个不是以他们的肤色，而是以其品格优劣来评价他们的国度里生活。“再多说些你的梦想！”听众兴高采烈地喊道。当然也有一些美国人并不高兴。比如罗斯福创立的民主联盟中的那些骨干人物，北部城市里一些较大的少数族裔集中的选区的领袖人物就不高兴。波兰人、爱尔兰人、意大利人，这些曾在3年前的总统大选中给肯尼迪极大支持的人们，在没有政府的帮助下，从社会最底层挣扎着爬上来了。他们认为黑人也应该这样。他们指出，那些要求取消种族隔离的国会议员竟然把孩子从华盛顿的学校里接出来送进了私立学校。加利福尼亚州的一个研究表明，那些高声呼喊的自由派私底下却反对黑人出现在他们的学校和社区。卢·哈里斯的一项调查表明，肯尼迪政府在处理种族问题时已引起了400多万民主人士的不满。在南方，问题自然是最严重的。“踢开肯尼迪兄弟”是密西西比州的一个政治口号。北卡罗来纳州作风稳健的州长说，如果此时进行一次选举，肯尼迪肯定会落选。在伯明翰，卢贝尔民意测验发现，支持肯尼迪的白人投票者只有一个，而他也没有后悔选肯尼迪。

可悲的是，这恰恰是人们在对待黑人时所采取的典型行为的整体反映。那些厌烦马丁·路德·金的演讲和认为詹姆斯·梅雷迪思是傲慢无礼的美国白人又一次遇到让他们深感震惊之事。那些白人眼中自负的美国黑人竟被一些黑人观众称作“汤姆叔叔”。在哈勒姆，黑人青年向金扔鸡蛋。在芝加哥，他们给梅雷迪思喝倒彩。他们的新英雄是穆斯林领袖杰里迈亚·艾克斯、马尔科姆·艾克斯和伊莱贾·穆罕默德。因为这些人宣称白种人生而邪恶，并认为非暴力是一种愚笨的行为。“非暴力对抗的日子已经结束了，”马尔科姆告诉他们，“如果他们认为三K党人是非暴力的，我就会接受非暴力。如果他们让白人公民委员会变得非暴力，我就会认同非暴力。但是只要有人拒绝非暴力，我认为任何人都无权来和我谈什么非暴力。”

第一个对这种美国新黑人回应的政府人员是罗伯特·肯尼迪。他对詹姆斯·鲍德温在《纽约客》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印象深刻。在这篇文章中，鲍德温这样描述黑人的过去：……绞杀、纵火、折磨、阉割、杀婴、强奸；死亡和侮辱；日日夜夜的担惊受怕，那种深入骨髓的恐惧。怀疑生命的价值，因为身边的人都拒绝他。为妻子、亲人、孩子感到悲伤，因为他们需要他的保护，而他却无法保护他们。愤怒、仇恨、谋杀和对白人的深仇大恨常常使他转而仇恨自己，使所有的爱、信任和欢乐都遥不可及。

鲍德温认为“白人解放的代价就是牺牲了黑人的解放”。他引用一首黑人圣歌来说明：“上帝向诺亚显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将是大火！”

喜剧演员迪克·格雷戈里向伯克·马歇尔建议，司法部长应该见见鲍德温。马歇尔向部长传达了建议，于是那两个人在核桃山共进早餐。他们的谈话简短而友善。肯尼迪提议他们次日去纽约他父亲在曼哈顿的公寓继续商谈。伯克·马歇尔将和他一同前往。他们希望了解人们希望政府应当采取什么行动的建议，同时也希望其他黑人加入他们。鲍德温说，他会带心理学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兰·汉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员哈里·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运动期间曾挨过打、坐过牢的24岁的争取种族平等大会主席杰尔姆·史密斯等人一起来商谈。肯尼迪期待着一次严肃的谈话，就像他与罗伊·威尔金斯和马丁·路德·金所进行的那种谈话。而他首先听到的却是来自史密斯情绪激烈的长篇演说。史密斯说和罗伯特·肯尼迪待在同一个房间让他感到恶心，自此会谈气氛越发凝重。

肯尼迪试图解释政府做过的和正在做的事情，以及新的法案将起什么作用，但这些人并不关心。鲍德温甚至不知道总统的民权咨文已送交国会了。他说总统在亚拉巴马采取行动的唯一原因是一个白人遇刺身亡。当时马歇尔辩驳说，他向马丁·路德·金询问过此事，众人听了却哄堂大笑，会谈就这样持续了3个小时。鲍勃事后说：“他们都太感情用事，开会时表现出一种异常的兴奋。他们站起来激动地演讲，咒骂。一些人哭着离开了房间。”最后，一个青年黑人说他不会再为美国打仗了。当鲍勃问他为何说出这样的话时，这个黑人青年只是又重复了一遍他的话。

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鲍勃来纽约的原因恰恰是与几家连锁店老板协商如何结束他们的商铺在南方的分店涉及的种族歧视问题。而这一点也没有给愤怒的黑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要是换成另一名司法部长，可能对黑人就不再抱有什么幻想了。而这位司法部长却不然。当时他很愤怒，回到华盛顿后，他反复念叨着那名青年黑人拒绝捍卫国家的言论，大惑不解地问：“有谁竟然会说出那样的话？”但是后来他若有所思地说：“我想如果我处在他的境地，如果我经历了他的痛苦，我对这个国家的感情可能也会不一样。”这是鲍勃真正认可这场民权运动的开始。他意识到这种深仇大恨有深刻的根源，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其后果将是一场“真正的大火”了。

5月29日，总统46岁了。他的工作人员悄悄为他准备了一个生日派对，然后谎称情况汇报室有一个机密电话等着他去接，将他带到派对现场，但是总统并没有感到特别意外。马克·邦迪带他走向白宫餐厅时，他笑容满面。司仪皮埃尔·塞林杰交给他一份演讲稿。他说：“我们知道你通常自己撰写演讲稿，但是总统先生，这是一份我们请人代笔的讲稿，我们希望你把它读出来。”肯尼迪开始读了：“46年前在马萨诸塞州布鲁克林一个孩子出生了……”一个卫星模型被递到肯尼迪手中，上面有一张卡片写着：“祝你旅途顺利，巴里。”肯尼迪一直对他办公室外的新花园感到非常得意，而杰基有意戏弄丈夫。她赠给他一大篮子枯草，里面的一张卡片上写着：“古玫瑰园里真正的枯草，白宫历史协会赠。”那天晚上大家都很开心。他们乘坐总统的“霍尼·菲茨”号游艇在波多马克河游玩。

此时正值肯尼迪执政的顶峰时期，但是他们并未意识到。他们以为自己还能在白宫待5年，而总统卸任后打算在华盛顿发行一份新的报纸。它将是一份伟大的报纸，美国最优秀的新闻记者都想供职于此。但是这还是很遥远的事情，他们还没到思考未来的时候。政府关注的核心仍旧是青年人问题。他们的许多生活方式在那时被称作“年轻的新婚夫妇”的方式。肯尼迪家族的3位夫人，杰基、埃赛尔和琼那年春天均怀孕了。婴儿车和婴儿围栏成为政府高级官员家的常见家具；而在其他时代，高级官员都是年逾五六十岁了。这是肯尼迪时代的一部分，就像和平工作队一样，这个组织提醒美国的年轻人这就是他们这代人的总统。毫无疑问，他还有其他拥护者，那些知识分子群体就是其中一部分。为庆祝他在哈佛董事会担任监督的6年任期将满，他邀请了众多哈佛的知名人士，在白宫举办了一场没有女宾的晚宴。但即使在那时，他也不忘自己的年龄。“邀请诸位来白宫并非易事，”他说，“因为你们当中至少有2/3的宾客在这儿参加过的男性晚宴比我还要多。”

他的支持率，像任何其他总统一样，总是时高时低。自1962年导弹危机后，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有83％的人支持他；而在接下来的10个月中，这一数据先降至61％，后又降至59％。到了1963年9月，当参议院批准与俄国签订核试验禁令条约时，他的支持率又有所回升。他对此也早预料到了。他深信右翼误解了国人的情绪。他们对于大学生会转向保守主义这一情况的估计过高了。他们坚称海军上将刘易斯·斯特劳斯在禁止核试验听证会上的发言代表着几百万美国民众。“我不确定缓和紧张的关系一定就是件好事，”爱德华·特勒在那次听证会上的发言反映了整个中产阶级的担忧，“若你们修正这一条约……无异于放弃了这个国家未来的安全。”而肯尼迪并不认同这一点。在蒙大拿州的比灵斯，在盐湖城——这个被认为是戈德华特家乡的中心地区，他在演讲中，丢开讲稿，谈到他以签署核试验禁令条约而感到骄傲时，全场起立，给他热烈鼓掌。他对朋友说，这一条约是他外交政策的核心，若明年他输给了戈德华特，他也愿意为此负责。

现在看来国际关系缓和的迹象越来越清晰了。由于苏联终于接受核查古巴导弹发射场的原则，核试验禁令的签署才成为可能，而核试验禁令签署后肯尼迪也才能听到美国上下的各种赞扬之声。而这也是全世界最后一次听到苏联“三驾马车”的声音了。赫鲁晓夫在东柏林说柏林墙已被推倒，不再需要单独签订对德和平条约了。肯尼迪已经学着去过一种喉咙里卡着骨头的生活。6月20日，肯尼迪在美国大学演讲时，向俄国人抛出了橄榄枝：“我们的问题是人为的，所以可以通过人去解决……有人说谈论世界和平是没用的……除非苏联的领导人采取了更开明的态度。我希望他们会这样做。我相信我们能帮助他们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我们也得重新审视我们自己的态度。”

这次演讲被大部分美国媒体忽视，而他次日晚上的民权演讲，却引起了编辑的注意。但《曼彻斯特卫报》称“这是美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国家文件之一”。赫鲁晓夫也受到了很大的震动。之后，他对哈里曼说：“这是自罗斯福以来美国总统发表的最杰出的演说。”

8月30日，美国国防部宣布白宫与克里姆林宫之间已设立了热线电话。10月，中俄关系破裂。赫鲁晓夫说他不赞同毛泽东不惜牺牲几百万人的生命在核试验上与西方世界对决。随后，肯尼迪授权美国向苏联出售余粮，“这一充满希望的迹象表明追求一个更和平的世界是有可能的，这也是有利于大家的。”

激进的右派分子义愤填膺，但肯尼迪却对这怒火甘之如饴。他很高兴自己作为一位自由派的总统而被载入史册。艾森豪威尔总统曾对凯恩斯经济学感到困惑，他在一篇杂志文章中叫嚷道，“华盛顿的那群人究竟在想什么？为什么他们要故意对我们的国家这样做？”而肯尼迪只是笑而不答。他所做的只是在道格拉斯·狄龙和沃尔特·赫勒的帮助下，力图创造美国有史以来最长久的经济和平期，使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达到5.6％。肯尼迪坚信，如果国会赞同他减税的提议，美国也不会出现1964年的经济衰退。

这一点并不能确定。第88届的国会议员顽固不化，而肯尼迪总统带着他的自由主义方案远远走在了那些保守派的前面。他的方案包括呼吁建立医疗体系，拨大笔专款鼓励改善城市贫民窟住房条件，提出更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改善社会治安状况，设立广泛的民权法案，对“争取进步联盟”承担更多义务。与此同时，批评者却认为他在立法方面的努力效果甚微。现在回想起来，他居然做出了那么多令人惊讶的成绩。他向第87届国会递交了107份提案，其中73份成为正式法案。而在他之后的总统执政早期于立法方面取得的胜利也是基于他向第88届国会递交的提案。

在6月份的一次在爱尔兰议会演讲中，肯尼迪引用萧伯纳《回到玛士撒拉的时代》中的一句话：“你洞察世事，追问，‘为什么？’但是我梦想的却是之前不曾有的，我说，‘为何不呢？’”这就是肯尼迪最精彩的观点，他将社会预言和政治愿景结合起来。但他并不总是那么高瞻远瞩，有时候也会走错方向。10年后，他承诺支持研发载人太空飞船和超音速运输机就被视为没有把握的冒险。然而，即使他因年轻气盛而犯下的错误在经济萎靡不振的50年代也是受欢迎的。就像富兰克林·罗斯福一样，他也正在利用政治手段去冲破国内外那些可能突破的界限。在那种环境下，他在欧洲10天的胜利之旅对于人们了解他的为人至关重要。访问爱尔兰是他欧洲之行的一部分，5个月后他便遭到暗杀。无论从哪方面来看，肯尼迪与欧洲“左”派政治家极为相像，后者也清楚这一点。在肯尼迪身上，他们看到了自己理想中的自我形象。德国的维利·勃兰特、法国的加斯东·德费尔和皮埃尔·孟戴斯–弗朗斯、英国的哈罗德·威尔逊、意大利的彼得罗·南尼，这些人都在夸赞肯尼迪，引用他的话语，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模仿他的政治作风。“南尼，这个古板的社会主义狂热分子也忍不住赞扬肯尼迪了，”安东尼·桑普森在《伦敦观察家报》上写道，“……除了极右派，我们听不到任何一句反美的话。”肯尼迪作为一名自由主义者，没有耐心和那些认为人类应当戴上眼罩来抵御邪恶的人打交道。将那些想看到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的美国学生关进监狱，对肯尼迪来说似乎很荒谬。“他们为什么不应该去？”他反问道，“如果我现在只有21岁，去古巴就是我这个夏天要做的事。”1963年10月26日，他在阿默斯特发表了被当时的历史学家无比推崇的一次演说。“别的地方也许不是这样。但在民主社会，作家、作曲家、艺术家最神圣的职责就是不论结果如何都应忠实于内心。坚守真理，就是对国家最大的奉献。”

在那样的时代肯尼迪的出现似乎是必然的，但是他也有另一面。天文学家熟悉暗星这种现象。它们发出微弱的光，几乎让人无法察觉。它跟在另一颗星后面而又会常常遮住了那颗星的光芒。肯尼迪就有一颗这样的暗星。这种悲剧与他如影随形，时时刻刻跟随着他以及他爱的人，而且总是在出人意料的时候突然出现掩盖了他最辉煌的时刻。这种现象已经发生了。8月初，杰奎琳·肯尼迪生下次子。

这个孩子提前五个半星期降临，并且患有肺部疾病。这个叫帕特里克·布维尔·肯尼迪的孩子在挣扎了39小时后便夭折了。肯尼迪总统心情沉痛，在葬礼结束后，他本想扛起小棺材将它送到墓地，但枢机主教库欣轻轻地把他拉开了。

为了让妻子重新振作起来，肯尼迪建议她接受希腊船王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邀请，乘坐他的豪华游轮“克里斯蒂娜”号去爱琴海观光游玩。肯尼迪的妻子后来回忆起10月初的那段日子，也就是帕特里克的死和在11月份即将发生的大灾难之间那阳光灿烂的两个星期，都像做梦一般。她从地中海发出的电报记录了她从伊斯坦布尔到莱斯博斯岛、克里特岛、德尔斐、马拉喀什，一直到伊奥尼亚海中奥纳西斯私人岛屿上的情况。希腊王室，自国王和王后到下面的王宫贵族都热情招待她和她姐姐李·拉齐维尔。他们为她祝酒，称赞她，赠送她各种奇珍异宝作为礼物。10月17日，她返回白宫。白宫的一位工作人员说，“杰奎琳眼中闪着星光，是希腊的星光。”总统问她是否愿意陪他进行一次短期的竞选旅行。她同意了，并询问去哪里，总统回答，去得克萨斯州。

对肯尼迪来说，如果年初有一个地方的事情称得上进行得特别顺利的话，那要算西贡了。1963年1月14日，在他国情咨文的开头，总统说：“我们先头部队的气势在越南受挫。”五角大楼一名发言人宣称“我们在越南的战局有了转机。”哈金斯将军说将在“一年内赢得战争”。4月22日，腊斯克说美国在西贡的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吴庭艳和越南民主共和国已“胜利在望”。腊斯克负责政治事务的副国务卿亚历克西斯·约翰逊看到越南政府和人民紧密联合在一起以及战略村计划的实施而备受鼓舞。他称这个战略村计划为“抱有乐观态度最重要的原因”。

但后来这些话让人困惑不已。这些预言家都出现了错误，这非常糟糕。但他们为什么还如此急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看法呢？答案是，他们企图压倒那些相信吴庭艳总统和每一个支持他的人都注定灭亡的政府成员。那时候，鹰派和鸽派这种术语并没有流行起来，但是政府内实质上已经分成了两派。支持美国参与越南战争的鹰派成员主要包括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和另一些将领，中央情报局的麦科恩以及腊斯克、罗斯托、美国驻西贡大使瑙尔汀，还有被来自西贡有力而精确的报道所折服的麦克纳马拉。而站在对立面的是罗伯特·肯尼迪、乔治·鲍尔、埃夫里尔·哈里曼、罗杰·希尔斯曼、迈克尔·福里斯特尔、中央情报局的理查德·赫尔姆斯以及驻越南军队中的美国校级军官和战地记者。他们曾用《闪闪的小星星》的调子唱：我们将要胜利，这点我们知道。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三角洲中，步履艰难。高山丛林，困难重重。但我们走向胜利，这点我们知道。哈金斯将军就是这样告诉我们。如果你不相信，麦克纳马拉可以作证。

在肯尼迪任期的第3年伊始，没人觉得能打胜这场仗，因为很少有人是全力以赴的。越共按兵不动，伺机突袭，越南共和国司令官也极为谨慎，无意引燃战火。但这种平静只是假象。整个国家都弥漫着仇恨的阴云，批评吴庭艳的也并非全是越共成员。因为吴庭艳代表着被称作越南既得利益集团的上层阶级，他们观念保守，讲法语，信奉罗马天主教。在不支持共产党的社区，他们的天然敌人是年轻的佛教徒与和尚，他们贫穷、激进、好战，来自社会中下层，怀疑西方的一切。他们的宗教信仰就是大多数人的信仰，他们对天主教所享有的特权极度不满。双方都处于临战状态，战争一触即发。

1963年5月初战争终于爆发。当时佛教徒正聚集在古都顺化市庆祝佛陀诞辰2587周年，政府军军官命令他们散开。命令遭到拒绝后，士兵向人群开火，造成9人死亡。吴庭艳拒绝道歉。他私下说，道歉会使他丢面子。6月11日，一个名为释广德的和尚用了一种令人震惊的方式示威：以自我牺牲来表示抗议。他坐在人行道上，耐心等待着。追随他的和尚将汽油倒在他身上。随后他划燃一根火柴，顿时全身燃起熊熊火焰。其他一些佛教徒也纷纷效仿他自焚，这为媒体提供了大量能引起轰动的照片。（每一次自焚事件前媒体都会得到消息。）读到新闻的美国公众震惊了，但西贡政府却无动于衷。此时的吴庭艳几乎完全受弟弟吴廷瑈的影响，而吴廷瑈却常常沉溺于鸦片中。吴廷瑈夫人在此时展现出了将这个掌权的家族始终置于聚光灯下的天赋。她告诉记者，每次这些“所谓的圣人”要上演“烧烤秀”时，她都会高兴地鼓掌欢迎。

迫于美国方面的巨大压力，6月15日，吴庭艳勉强同意满足一些佛教徒的要求。但很快一切都变得很清楚，他根本不打算兑现承诺。6月30日，佛教徒又开始示威。学生在越南的学校闹事，报道示威事件的美国记者在大街上遭到袭击，被人殴打。这些使肯尼迪总统无法忍受。冷战解冻也为他提供了停止越南战争的推力。首先必须停战，他才能向全世界提出他在美国大学所说的“和平策略”：“并不是借美国武器强加给世界以和平……并不仅仅是美国人的和平，而是所有人共享的和平。并不是我们这一时期的和平，而是永久的和平。”

除去其他一些考虑，例如腐败、无能外，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顽固的反共主义在这个新的外交政策计划中也毫无地位。肯尼迪想对他们采取高压手段。7月初，肯尼迪发现瑙尔汀去了遥远的爱琴海进行两个月的观光游览，于是他决定首先应当派遣新的大使前往西贡。腊斯克挑选了亨利·卡伯特·洛奇，这是一个绝妙的选择。肯尼迪政府中的自由派起初并不赞同，因为他们担心贵族出身的洛奇也许会偏袒越南的贵族。他们并不了解，洛奇作为波士顿的一个世家子弟，认为出身好的人都有绅士作风，而吴庭艳和吴廷瑈绝不会有。作为绅士首先就不应该背叛自己的朋友。无论瑙尔汀在任职期间功过如何，他一直是吴庭艳的好朋友。他们却准备用背叛回报他，这着实令人震惊。

在机场送别演讲中，瑙尔汀谈到了把美越两国联系在一起的纽带是“谦卑、容忍、互相尊重和深深的社会正义感”。记者们认为在越南说这些话不合时宜，而瑙尔汀认为这些话是很合理的。南越总统刚刚向他保证不再攻击佛教徒。而6天后，吴庭艳就派出秘密警察，夜袭佛寺，逮捕了居士与和尚，并恐吓他们的信徒。突袭者身穿常规军服，企图掩盖他们的真实身份。但是48小时后，真相浮出水面。吴廷瑈夫人在谈到一帮几年前就被肃清的土匪时说，这次突袭是“我们自1955年摧毁平川派以来最让我高兴的一天”。

次日晚上，洛奇到达西贡。他将这次袭击看作是佛教徒有意指责美国人的一次行为。事实上，吴庭艳的支持率又降至新低，这也标志着他开始被其他越南保守主义者孤立。他的外交部长辞职，并剃了和尚似的光头以示抗议。在华盛顿，南越驻美大使，即吴廷瑈的岳父，声称断绝与女儿的关系。“美国之音”将佛寺袭击完全归咎于吴廷瑈夫妇。吴庭艳手下的将领不想卷入这场暴行，开始密谋推翻他。洛奇向美国拍电报，说密谋造反者想知道如果政变成功，美国方面会持怎样的态度。而自己又该告诉他们什么呢？

他得到的回答大部分却表现出肯尼迪政府内部对越南问题的分歧。那天是8月24日，星期六。总统在海恩尼斯港，麦克纳马拉和麦科恩在休假，腊斯克出城了，泰勒将军也联系不上。他们的主要副手是五角大楼的吉尔帕特里克、中央情报局的赫尔姆斯和国务院的鲍尔，这些人都是西贡政权的批评者。他们通过一份由鲍尔、哈里曼、希尔斯曼和福里斯特尔起草的电文。电报中直言美国大使必须让吴廷瑈夫妇下台。之后，每个人都回到了华盛顿，但大家吵得难解难分。当总统决定让每个人都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时，却没有人愿意承担责任。

现在，越南的将领们获得了洛奇的准许。8月29日，洛奇拍电报给腊斯克说，“我们已经走上推翻吴庭艳政府之路，再回头只会脸面尽失。”一切似乎都已就绪。然而一天天过去了，一周周也过去了，却丝毫没收到越南方面政变的消息。密谋者似乎丧失了勇气。佛寺镇压削弱了他们的力量，其中几位领袖人物也被外调了。吴庭艳还加紧了对西贡周边军队的控制。美国国务院问洛奇越南将领究竟是怎么回事，洛奇说，“也许他们像我们一样贪生怕死。”

吴庭艳政府的安然无事让鹰派大受鼓舞，他们又活跃起来。在8月31日举行的军事会议中，麦克纳马拉说美军目前需要重新与吴庭艳展开对话。腊斯克同意麦克纳马拉的看法，他说美国军队应当继续留守越南，直到与越共的战争取得胜利。同时美国不能支持越南政变，这一点是很清楚的。泰勒将军说他们的观点都正确。而乔治·鲍尔和埃弗里尔·哈里曼认为他们的说法很荒谬。秋天临近了，而华盛顿两个阵营之间的分歧却与日俱增。9月，当国家安全委员会派遣另一个调查组去西贡时，双方的分歧已陷入无可挽回的深渊。调查组成员包括海军陆战队的“凶神”维克托·克鲁拉克少将和国务院的约瑟夫·门登霍尔。门登霍尔是对越南战争有丰富经验的高级军官。他们完成任务回国后，肯尼迪总统重新召开国家安全委员会会议，他们分别向总统做了汇报。克鲁拉克少将报告说战局对美国越来越有利，吴庭艳表现得好极了。门登霍尔说吴庭艳的政权已临近崩塌边缘。沉默一阵后，总统说：“你们这两位先生去的是同一个国家吗？”

在这期间，洛奇和哈金斯将军的关系日渐恶化。他们两人都来自波士顿，两家也是世交。但现在两人几乎连话都不说了。9月末，麦克纳马拉和泰勒将军抵达西贡，想进一步弄清事情的真相。洛奇来到机场，想先与麦克纳马拉碰面，同时他派出两名手下在路上阻拦哈金斯。（“对不起，先生们！请让我过去见部长！”）除此之外，哈金斯依然兴高采烈。他在给麦克纳马拉和泰勒递交的报告开头就表现出了乐观情绪。在报告中他宣称吴庭艳的军队“已经取得很大进展，并且还将继续努力”。报告还称因为吴庭艳的军队在前线节节胜利，第一批1000名美国士兵可以在圣诞节前撤离。到1965年年底，所有美国士兵都将返回美国。同时，报告还顺带回击了罗伯特·肯尼迪提出的美国人应立即撤离越南的荒谬建议。麦克纳马拉和泰勒竭力推行五角大楼奉行的路线：南越安全对保障美国安全至关重要。鉴于此，我们坚持遵守以下目标：不把这个国家交给共产党，要及时镇压越共叛乱。

但这一观点毫无疑问不会被政府支持，就连总统本人也越来越不赞同这一观点了。9月2日，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节目中接见沃尔特·克朗凯特时，总统明确表示，如果越南民主共和国反抗越共取得成功，那就需要“改变政策，或许还需人员变动”。随后他还说：“我认为只有得到人民的支持，战争才会取得胜利。在我看来，过去两个月里政府脱离了人民……归根结底，这是他们的战争，输赢都在他们手中。我们可以帮助他们，为他们提供装备，派遣我们的人员担任顾问。但要赢得这场战争，只能靠他们自己，越南人民。”

10月初，美国每月为吴庭艳提供1000万美元的项目悄然停止。吴庭艳和吴廷瑈夫妇愤怒地指责肯尼迪。吴廷瑈夫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州，开始了在美国的巡回演讲，她谴责肯尼迪支持右翼集团。但这次巡讲之旅从一开始就失败了。华盛顿官员抵制她。她想看望早已和她断绝关系的父亲陈文章，结果发现大门上着锁，插了门闩。这位前驻美大使此时正在曼哈顿，谈论他女儿“一路遗留下来的恶臭”。吴廷瑈夫人想去找他。在拉瓜迪亚机场，她见到了一位纽约官员。这位官员直率地告诉她，他并不是来欢迎她的，“我来只是想确保夫人有足够的警力保护。”吴廷瑈夫人回答说：“上帝会保护我。”她并没有找到她父亲。在哈佛大学演讲时，大约有500多名学生在台下示威。他们举的牌子上写着“吴廷瑈做的全是为了吴庭艳的利益”。吴夫人演讲时，学生们砸演讲大厅的门，还向大厅两边扔鸡蛋，窗子被震得哗哗响。到达剑桥后，示威的人群减少了。除了一些极端保守派，前来给她捧场的人几乎就只剩下记者了。

回到西贡后，政府似乎对现实状况失去了判断。吴廷瑈威胁称要与河内结成联盟，将美国人赶出越南。吴庭艳的秘密警察在肃清佛教徒后，又开始攻击学校。在一系列毫无预兆的袭击中，他们将大学生关进监狱，随后是中学生，最后竟然将小学生也关了起来。即使天主教徒也未能幸免于难。最后所有越南人，无论有什么宗教信仰和政治见解的人，都向军队中最有威望的杨文明将军——“大”明求助，恳求他驱逐吴庭艳和吴廷瑈。杨文明和美国中情局越南站的约翰·理查森取得了联系，并向他征求意见。理查森跳过哈金斯将军，直接安排大明和洛奇碰面。洛奇告诉大明，美国不会阻止越南政变，如果政变取得成功，美国会援助另一个反共政府。这一情况迅速被报告给白宫，并获得批准。除了吴庭艳、吴廷瑈和哈金斯将军，华盛顿和西贡的每个人似乎都意识到将要发生政变，哈金斯将军向总统保证不会有政变发生，说一切都是谣言。经他查证，这些谣言纯属无稽之谈。哈金斯说，所有事情都在他的掌控中。但是，《纽约时报》的戴维·哈伯斯塔姆和另一个记者却已拿到了传递信息的纸条：“请在随军商店替我买一瓶威士忌。”这就是起义在即的信号。

吴庭艳的丧钟敲响了，时值11月1日万圣节（星期五），越南当地时间下午1点（华盛顿时间凌晨1点）。在西贡，此时正是人们用午睡来打发炎热的时间。总统和他的兄弟已经回到嘉隆宫的卧室。在那里，他们应该会有皇宫警卫和高达7英尺的带棘铁丝网的保护。但是当他们睡着后，几卡车头戴红色方巾的叛变的海军陆战队员向防御工事发起了进攻。同时，其他士兵在重要的十字路口设下了路障。叛军很快占领了机场、警察局、位于西贡河岸边的海军总部和政府广播站。他们以14名将军和7名少将的名义通过广播向全国宣告：“陆军、安全服务队、民防卫队和人民武装的士兵们！吴庭艳政府滥用职权，只图谋如何实现个人野心，轻视国家的利益……”

当天晚上，叛军用迫击炮和大炮开始围攻嘉隆宫。次日凌晨，一支由18辆坦克组成的部队开始炮轰防御工事的缺口。6点15分，一名叛军将领命令停火5分钟，要求吴庭艳和吴廷瑈投降。一面白色旗子从一楼的窗户中飘出来，但是吴庭艳和吴廷瑈却已不在那里了。他们早已通过秘密隧道逃往华人聚居的郊区堤岸边。在那儿他们给夺权的军政府传话，说已做好了谈判的准备。之后究竟发生了什么无人知晓。据报道，吴庭艳和吴廷瑈接受了安全护送他们出国的条件，但这只是个借口。他们曾经欺骗了那么多人，现在却被自己出卖。被叛军逮捕后，两人被关在装甲车里，看守士兵按照将军的命令将他们杀死了。后来他们的尸体被人发现，满身都是弹痕，还穿着天主教神父的教袍。他们原本希望如果实在没有其他办法，就穿着这身衣服逃跑。吴庭艳的身上也有多处刀伤。

此时，还在比弗利山庄的比弗利–威尔希尔酒店的吴廷瑈夫人一早就被叫醒，听到了这个消息，她啜泣着指责肯尼迪总统。事实上，总统此刻也很震惊，这是自“猪湾事件”以来他第一次感到不安。总统说，无论吴庭艳犯了什么错误，也罪不当诛。而政府其他人员都欣然接受了这一消息，甚至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当然也有一个重要的例外。副总统约翰逊很痛苦，他帮助过吴庭艳，他们曾是朋友。在约翰逊看来，他们之间的友谊象征着美国对吴庭艳的承诺。那些曾经批评吴庭艳政府的官员也同样抨击约翰逊。他清楚这一点，他也知道哪些官员反对他。长久以来，约翰逊鄙视他们和有关他们的一切，从他们的卡丁牌衬衣到巡逻艇109号领带别针。在其他问题上，他佩服肯尼迪，但这件事除外。

西贡人民并不赞同约翰逊的看法。他们将吴庭艳被推翻处决的那天当作节日来庆祝，在街上跳舞。吴庭艳、他的兄弟以及弟媳的雕像被砸得粉碎，他们的海报被撕烂，最后只能在一角硬币上看到已故总统的肖像了。得胜将军们所到之处都有民众撒五彩纸屑欢迎。洛奇也成了近期第一位受越南公众欢迎的美国人。美国大使馆的每个人都抱有挺大的希望。联合起来反对吴庭艳这个家族统治集团的行动似乎很受欢迎，因为这能给予这个国家一个稳定的政府。

一个星期过去了，紧接着又过去了一个星期，秋日渐短，总统却精神渐长。麦克纳马拉和泰勒10月2日的报告还搁在他的桌上，但是他不再有需要即刻处理的紧迫感了。戴维·哈伯斯塔姆后来写道：他知道越南情况很糟且每况愈下，他需要去处理这样一个头等重要的外交问题。但他有一种感觉：只要有时间，他就可以处理这一问题。时间似乎也站在了他这边。他可以不慌不忙地推动手下的人去做事，推得太猛就会适得其反。时值1963年末，因为1964年就是大选年，延迟任何主要决定都会是有益的。如果越南人民能撑得久一点，他也能。

11月13日，总统召集他的主要谋士为即将到来的竞选开了一次会。会议于星期三下午在内阁会议室举行。他们一致认为肯尼迪将会以压倒性优势击败戈德华特，这一预测让大家振奋不已。美国经济也日益繁荣。自他就职以来，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年增长达1000亿美元，这一增长率超过了苏联和整个欧洲。计划将于下月发射的巨型土星火箭将使美国在载人航天竞赛中超过苏联。除了越南，这个世界平静无事。为了得到更多详细信息，总统给驻越大使洛奇拍电报，建议他回国与自己长谈。洛奇回复说他正在安排尽快离开西贡，时间将会在11月21日，星期四。

1963年11月22日9点5分，理查德·尼克松（当时已是百事可乐公司的律师），离开得克萨斯州达拉斯市乘坐美国航空公司第82次航班前往纽约，这与肯尼迪总统抵达那里的时间仅差了两个半小时，肯尼迪乘坐的是“空军1号”飞机。尼克松在那儿参加了为期两天的百事可乐瓶装商协会会议。他刚刚开始摸索如何担当大企业律师的门道。就在上星期五，他向纽约律师事务所递交了入职申请，但事务所门上还没挂上他的律师牌子，因为直到1964年1月1日，他才会成为马奇、斯特恩、鲍德温、托德律师事务所的正式合伙人。

人们本以为尼克松可能要长期留在那里。本周早些时候，在一次电视访谈中，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就谈到了尼克松参加下届总统大选的概率。但是让人们记住的主要是他那极富特色的艾森豪威尔式的语言：“如果出现了那种僵局，我想他就是可以考虑、可以联系的人。因为他毕竟知识渊博，又很有勇气。”几乎没有人同意艾森豪威尔的说法。当然美国广播公司也不以为然。该公司不仅曾把有关他的一篇广播稿称作《理查德·尼克松的政治讣告》；而且，在这个一年前就已录制的节目中还插播了阿尔杰·希斯的访谈。因为这一点，有两家公司试图取消与美国广播公司的广告合同，但联邦通信委员会的主席“荒地”牛顿·米诺冷冷地回绝了他们。他认为广播必须要免于检查，以防止“极个别的，可怕的广告商影响广播记者的专业判断”。肯尼迪总统认同这个做法。而那时正是之后日渐衰落的附庸风雅之人的黄金时代。

美国航空公司第82次班机上，一位空姐为她的贵宾们提供了一批期刊。假使有人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返回到那个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星期五，他一定会注意到那时与现在不同的一点是：杂志种类更多。有销量不错的《展望》《生活》和《星期六晚邮报》，报摊上都在出售这些期刊。（然而，报业开始衰退了。四个星期前，也就是10月16日，《纽约镜报》停刊了。在60年代结束之前，有163种杂志，160种日报，而《印第安纳波利斯时报》《旧金山呼声报》《波士顿旅行家》《波特兰记者报》和《休斯敦新闻报》已全部停刊。）

尼克松很可能会挑选《时代周刊》来看，因为他知道里面会有关于他的报道。头版就有他的一张生活照（他当时已50岁，但看上去只有40岁），连照片一同刊登的还有一篇采访，其中引用了他谈论西贡政变的政治后果的话：“若越南战争变味，明年越南就会成为一个热门话题。若一切正常，那就不会。我感到很奇怪，我们奉承铁托，讨好卡达尔，迁就赫鲁晓夫，却对真正与共产主义为敌的同道人缺乏表达同情的基本礼节。”

从不讨好共产主义者的巴里·戈德华特在1964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中处在领先地位，而纳尔逊·洛克菲勒由于在5月间与哈佩·墨菲结婚而削弱了他的获胜概率。就在11月的第3个星期里，戈德华特通过在芝加哥商业改进局一次宴会上的一席话，在他的一个本党选区里赢得了一次新的胜利。他说，新边疆纲领所创造的是“1026天里白白浪费的开销、一厢情愿的想法、不当的干涉、空泛的理论和日益低迷的信心”。

每当这位亚利桑那州的参议员猛烈抨击肯尼迪时，记者们总是要求总统做出回复。“还不是时候，”肯尼迪总是笑嘻嘻地回应道，“还不是时候”。但是，显然他对将与戈德华特竞选总统一事是很享受的。

在这次助其竞选的重要人士中还包括了第一夫人。特勤处的人希望肯尼迪夫人能劝说她丈夫在人群聚集处能更加小心。在去得克萨斯之前的那个星期，他就不顾特勤处的忠告，让轿车司机驶离了他的摩托车护卫队，绕道穿进了拥挤的曼哈顿闹市区。就在总统的轿车等红绿灯时，一个业余摄影师突然猛冲到肯尼迪的车边按下了相机快门。一个纽约的警官对记者说：“那人万一是一名刺客呢。”

这是技术革新的一年。柯达公司推出了“傻瓜相机”，宝丽莱公司研制出了彩色胶卷。聚乙烯也出现了。底特律的秋季车型推出了以光滑的倾斜式后窗为特色的款式，即所谓的“斜背式”；鱼形车的斜顶后窗尤其引人注目。1963年7月1日，邮政部宣布将一类邮资从4美分涨到5美分，并突然提出了将使用邮政编码系统，弄得人们糊里糊涂、怨声载道。白宫的电话号码由“national8–1414”变为“456–1414”，这标志着数字技术又向前迈进了一步。在贝尔系统的主要电话线路图上，表示长途电话已转为可直接拨号的阴影部分面积正像个大肿瘤一样快速扩散着；1963年，使用长途电话直接拨号的贝尔系统用户人数已达4420万之多。文科院校的大学生们在展出的人像卡片上写上了这样的话：“我是一个人——请勿将我折叠、拉长或截短。”

芭比娃娃的销量在1963年首次达到了高峰。在两年前有了男朋友肯的芭比如今又迎来了她“最好的朋友”米奇利。（芭比那位“黑美人”朋友克里斯蒂直到1968年后才出现在了美泰玩具店的销售线上。在1963年，黑美人就如同黑人权利一样，还在等待着世人的发现。）到底该把逼真的女孩玩偶做成什么样仍然让玩具厂商争论不休。相当多的父母反对芭比有结实的小乳房。大众对此的态度还是相对保守的。在婚前性行为的问题上，人们还是认为“那不是好女孩会干的”；尽管加尔·格林在1963年题为《性与大学女生》的调查中发现，越来越多的好女孩都这样做了。（在格林小姐的书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话令当时的人们十分震惊，她描述了一个大学女生联谊会的女孩一边疯狂地哭叫，一边故作表情痛苦假装爬墙，喊道：“你们根本不知道我有多久没有做爱了。”）

美国的一些女大学生经常与人上床，但她们的母亲很少知道自己的女儿对性那么随便。后来，家长们愤怒地反对男女混住式宿舍楼，却差点被校园生活中更为惊人的事实吓回去了。柏克利市的加利福尼亚大学医务室的报告显示，性病已对本科女生的健康造成了严重损害，这样的事实不禁让人目瞪口呆。一个问题的解决方法有很多，停用混住式宿舍就是其中一种。但在1963年，这还不是当务之急。《花花公子》那时每星期平均会收到50封年轻女孩寄来的申请书，这些女孩都热切盼望着自己的裸照能出现在该杂志的折叠插页里，而且在编辑们看来，她们的火辣身材确实也够资格入选。然而，就算是《花花公子》也不得不迫于公众舆论做出某些必要的配合。比如，它还不敢登出模特的阴毛。但是，该杂志在1963年时刊登了一张模特赤裸着上身的照片，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因为那模特的样貌几乎完全就是第一夫人的翻版。色情的东西在当时既不是时尚，也不合法。1963年11月，曼哈顿一个由3个法官组成的法庭将《芬妮·希尔》一书裁定为淫秽小说，并将其列为禁书。法官指出：“尽管这本书确实写得不错，但也改变不了它是本淫秽书籍的事实。”“肮脏的东西包装得再漂亮也还是改变不了其肮脏的本质。”琳达·拉芙蕾丝在当时还只是个生活在得克萨斯州布赖恩区爱吃棒棒糖的12岁女孩，谁料到10年后她凭借在电影《深喉》中的色情演出一跃成为超级巨星，这着实让人唏嘘。

还有很多人是新闻中未曾报道的，如格洛丽亚·斯泰纳姆、凯特·米利特、杰曼·格里尔以及后来成为美国摄影公司总经理的博比·里格斯。贝蒂·弗里登的《女性的奥秘》一书当时刚刚出版，但妇女解放运动却仍在酝酿中。《时代周刊》在11月22日那期中报道：“目前，没有人比那些已成为社会稳定象征的40来岁的家庭主妇们（她们有十来岁的孩子和事业成功又极具责任心的丈夫）更喜欢叫嚷着表示不满了。”但是，在20世纪70年代人们对这些嘈杂声却不曾察觉。七女大联合会为那些“准备参加家庭外活动”的读过大学的主妇们开设了职业培训班，但仅有50个人报名。而且她们当中没有人认为男人十分不堪。所开设的职业培训班主要讲授教育、图书管理学、社会工作以及被视为突破的公共关系等内容。七女大联合会主管安妮·克罗宁就男人对女学者们自克拉夫林姐妹失败以后采取的自卫态度有何想法的问题展开了实际调查。她告诉新闻记者：“只有少数丈夫对妻子又回归职场感到很恼火。大多数情况下，他们都还是对这事儿抱着严肃和理解的态度。我们并没有在拆散任何维持得不错的家庭。”

那个年代，女性的时装款式既不大胆，也不前卫。那时还没有长裤套装，就连工作辛劳的空乘小姐也无此装束。后来杰奎琳·肯尼迪开始引领时尚——圆筒形礼帽、尖头细高跟鞋和蓬松微卷的齐耳短发。那时，裙子的长度通常是刚过膝，没有腰身的紧身装十分流行。这一切都极大突出了女性特质。男人至上的风气盛行。加里·格兰特和玛娜·洛伊在午夜场电影《燕雀香巢》中的表演虽然没有遇到任何的抗议，但是也没有人想知道女主角布兰丁夫人在她的香巢里可能会做些什么。而一位作者在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多萝西·基尔加伦的人物简介，其中把多萝西参加1936年环球之旅比赛的事描述成了一个新闻噱头，并公然评价：“多萝西毕竟是女人，所以晚到了一步。”1963年的夏天，伊安·弗莱明的书《爱我的间谍》发行了平装本，下面是书中的一段话：女人都喜欢半强奸式的爱，或抢夺式的爱。这种爱甜蜜又紧张刺激，使女人对男人的感情在一种紧张危险的情绪中产生。感激心理和女性天生对勇士的向往之感叠加，使得女人一点都不觉得羞耻……他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心中的偶像，我一辈子对他都怀着感激。

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纽约时报杂志》刊登了一篇关于大学校园氛围的报道。报道称，大学生编辑们发现，他们的同学通常对万事漠不关心，一心只想能在事业上有作为；而且比起重大社会时事，他们更关心安全和自身生活问题。电影《人猿泰山》就是当时流行的最好消遣。芝加哥大学正试图重燃人们对橄榄球赛的热情。康奈尔大学的两个兄弟队就刚进行了30个小时的橄榄球赛，最后两队以664∶538的比分收场。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的女大学生们在男生宿舍上演了一出“抢裤衩”的好戏——所有大学的学生宿舍其实是男女分开的。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学生向来走在两性问题的前沿，他们曾要求学校医务室出售避孕药。然而，他们对此并未争取到底，尽管该要求是可以协商的，但是事实上却没人再关注了。《卡米洛特》于1963年1月结束了在百老汇的演出。《汤姆·琼斯》获得了本年度“奥斯卡最佳影片奖”。黑人演员西德尼·波蒂埃凭借《原野百合花》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帕德里夏·妮尔也因演出《赫德》获得奥斯卡“最佳女演员奖”。1963年11月票房大卖的电影是《玛丽，玛丽》和《疯狂世界》。热播的电视节目有《基尔代尔医生》《安迪·格里菲思》《我的三个儿子》《佩里·梅森》《黑兹尔》《露西》《豪门新人类》以及《阴阳魔界》等。全国广播公司为11月5日安排的星期一电影是《雨中曲》——之后未播出。

据《广告时代》杂志的哈里·麦克马汉介绍，那一年，“埃贾克斯的白衣骑士”和“白色龙卷风”（“纯净得就像白色龙卷风！”）两则商业广告最为流行。皮尔啤酒用“伯特和哈利的归来”作为广告创意。麦斯威尔速溶咖啡的广告创意则是“一杯加半杯”。雪佛兰汽车广告中汽车在威尼斯河道的水面上行驶，而赫兹公司的广告则是将人倒进了敞篷汽车里。当时流行的歌曲是《走开，小姑娘》《多米尼克》《如果我有一把锤子》《神龙帕夫》和《在风中飘荡》。

畅销小说有玛丽·麦卡锡的《群体》、莫里斯·韦斯特的《渔夫的鞋》、詹姆斯·米切纳的《驼队》以及海伦·麦金尼斯的《威尼斯风波》。畅销的非小说类书籍有詹姆斯·鲍德温的《下一次将是烈火》，以及引发了生态环保运动的蕾切尔·卡逊的《寂静的春天》和两本备受在那一星期即将发生的周末大事件影响的书——杰西卡·米特福特的《美国式死亡》和维克托·拉斯基的《约翰·肯尼迪：其人及其神话》。由于罗伯特·肯尼迪曾参照《美国式死亡》一书为哥哥选择了下葬用的棺材，使得该书具有了某种历史意义。而位居非小说类畅销书榜首的拉斯基的书则被认为是有诽谤性质的作品，后来被其出版商从书店下架。

在体育方面，得克萨斯大学在大学橄榄球赛中拔得头筹。那个赛季，达雷尔·罗伊尔球队出了个奇才，托尼·克洛斯比，他是个光脚射门手。就在肯尼迪总统飞去达拉斯的前一个周末，克罗斯比还凭借一记42码开外的长距离射门得分帮助球队击败了得克萨斯基督教大学队。在职业球员中，克利夫兰·布朗队的球员吉米·布朗一时傲视群雄。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即将结束之际，纽约巨人队和芝加哥熊队正准备一较高下；最终芝加哥队以14∶10的比分夺得冠军。在美国橄榄球联赛决赛中，圣迭戈战马队以51∶10击败了波士顿爱国者队。那时还没有“超级杯”。在冰球界，底特律红翼队的戈迪·豪可谓大名鼎鼎。他在参加过1132场比赛，牙齿被打掉12颗，累积受伤共缝了300针之后，于1963年11月，在与蒙特利尔加拿大人冰球队的较量中第545次进球得分，这也创下了纪录。在篮球方面，波士顿凯尔特人队的鲍勃·库西在1962年的赛季后便正式告别了赛场。他的退役让大家觉得凯尔特人队从此将不堪一击，但是，自肯尼迪最后一次离开白宫，1963年的赛季开始已经有两个月了，凯尔特人队仅输了一场比赛——只丢了一分。这多亏了中锋比尔·拉塞尔（身高6英尺10英寸）。

当年新闻未曾报道的一些地方有伍德斯托克、美国瓦兹、东村、格兰特公园、伤膝河、人民公园、美莱村、溪山、肯特州立大学、比夫拉、林肯公园、孟加拉国、阿提卡、胡志明小道、查帕奎迪克岛、比米尼群岛、博茨瓦纳、卡塔尔和水门。而位于华盛顿国务院旁的水门办公公寓两用大楼已在建设中；之后肯尼迪总统的送葬队伍也将在此经过。旧金山的嬉皮士聚集区海特–阿什伯里是个单调乏味的工人居住区。当时住在海特区的人并不熟悉后来的一些嬉皮士用语，如：通过吸毒逃避现实、超级巨星、吸服迷药致幻、迷药致幻、大麻香烟、激发性欲、上床、偷抢、退学、群居组织、捉弄、临时住屋、发火、醉酒、淫乱聚会、嬉皮士的集会、分享、和平与爱情的非暴力政治主张、垃圾、锅柄公园、迷幻的美国荧光艺术、角色扮演、打群架、唤起回忆、街头剧、迷幻状态下的恶魔崇拜以及神性感应。《纽约时报》刊登了一篇其伦敦分社发回来的报道，报道称：“英国一个由4个流行音乐男歌手组成的乐队如今大受欢迎，引发了无数青少年的狂热追捧。”他们就是甲壳虫乐队。1964年2月，他们远赴美国演出，那时，他们发行的3支单曲早已在美国广为流传了，歌名分别是：《她爱你》《我想握住你的手》和《站在那里》。

据戴维·哈伯斯塔姆报道，发动了西贡政变的越南将领们希望美军撤换掉哈金斯将军，但是五角大楼表示，他们相信哈金斯将军一定能履行其打败越共的诺言。民众对美国通过军事途径解决越南问题的可行性提出了质疑，国防部副部长罗斯韦尔·吉尔帕特里克在弗吉尼亚州温泉区举行的商业会议上对此进行了反驳。他说，美军拥有绝对的杀伤力，任何人公然反抗只会自取灭亡。

法国驻美大使的夫人妮科尔·阿尔方登上了11月22日的《时代周刊》封面。吉米·霍法正被起诉。夏尔·戴高乐对英国进入共同市场持否决态度。罗斯·巴尼特州长签署通过了大陪审团裁定的判决，认为近期因牛津市州立大学给黑人学生詹姆斯·梅瑞迪思提供入学资格而引发的骚乱应该由联邦政府全权负责。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在拍摄电影《埃及艳后》时因戏生情，如今两人正设法摆脱各自的原配，打算早日完婚。在安保人员的重重护卫下，名画《蒙娜丽莎》在美国进行了展出。

1963年时，美国人口达到了189242000人（到1973年，人口将达到209000000人），其中就业人数为70000000（1973年将达80627000人），失业率为5％。美国的人口中心位于伊利诺伊州塞勒姆以东4英里处，在20世纪50年代里已向西移动了57英里，这是人口中心自19世纪80年代以来最大的一次西移。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已不再是他们最重要的经历了。二战之后的“婴儿潮”让美国人年龄值的中位数降到了29.5岁。

劳工组织的数量变化也让人吃惊：1960～1962年，工会成员减少了近50万。工会工人的比率从1955年的24.4％降到了1962年的22.2％，就连一向不反对工会的默里·肯普顿也开始说工人运动已是“日薄西山”了。

原因之一是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工人已忘却20世纪30年代那些工人罢工的英勇事迹了。与此同时，劳动力的性质也正在发生改变。在战胜日本之后的岁月里，蓝领工人的数量减少了400万，而白领职员——如经理、专职人员、售货员、办公室职员等，增加了近1000万。

此外，在1963年11月，蓝领工人的境况和20世纪30年代受压迫的他们父亲那一辈的工人已不可同日而语。1963年6月时，生产工人一星期的工作时间略多于40小时，平均工资为100美元——是大萧条时期同类工人的工资的4倍。现在有近40％的家庭年收入超过了7000美元。约翰·布鲁克斯指出，“无产阶级”这个词几乎已经从人们使用的语言中消失了。卡罗琳·伯德写道：“人们觉得物价在上涨，但这其实是他们的生活水平在提高。”

衡量社会繁荣长期影响的最佳场所便是教室了。爱德华·F·丹尼森在其对经济发展的综合研究中指出，教育是促进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从1929年的股市崩盘到肯尼迪总统任职末期，美国政府在教育方面的投资增加了10倍，达到每年390亿美元。

这项举措带来的社会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在1900年，美国适龄青年中只有4％的人能上大学。到了1957年，这个比例为32％；肯尼迪上台后，人数占到40％，到他去世时则达到了50％。据安德鲁·哈克计算，如今有60％～70％的美国人进入了中产阶级。事实上，中产阶级正迅速成为美国唯一的阶级，其价值观也正是曾经那些少数受过高等教育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观。

一位欧洲的外交官说：“美国经济已变得十分强大，几乎让人难以理解。”美国的社论作者曾惊叹联邦德国的“经济奇迹”；其实，更大的经济奇迹正在美国国内发生。一些数据足以显示美国经济增长的规模。20世纪50年代初，美国的百万富翁仅有27000人，但如今，美国有近9万的百万富翁，而且该数字正以每年5000人的速度增长。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的海外投资额已由120亿美元跃增到800亿美元。仅通用汽车一家公司的年销售额就有170亿美元，几乎相当于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民生产总值的1/3。美国在60年代最初4年增加的国民生产总值比德国1964年全年的国民生产总值还要高——前者为1220亿美元，后者为1000亿美元。自“二战”以来，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投资额已从460亿美元增加到了4110亿美元；华尔街的公关人员热切谈论着“人民的资本主义”的概念。这个词不无道理——纽约证券交易所行情牌上所列出的股票是掌握在大约2000万美国人手中的。

当时的社会预言家认为这是一件不折不扣的大好事。一些学者，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则认为利益的分配应该有所改变，但实际上他也不否认经济富足是件好事。兰尼·布鲁斯在1963年时只是个逍遥法外的粗俗喜剧演员；拉尔夫·纳德当时也不过是哈特福特大学任教的一个籍籍无名的历史和政治学讲师。新左派的观念认为，威胁美国的并不是国际共产主义，而是工业技术和规模庞大的各类机构——而且美国各大公司和华盛顿的官僚机构的庞大只不过是一种冗官冗员，而这种观念在当时还未成熟。自由主义者仍坚信政府机构的规模越大越好。

詹姆斯·赖斯顿1963年在哥伦比亚大学曾说道：“当今世界的头等大事就是变革了。”在这一点上，没有哪儿比流动性日益增强的美国社会更加明显了。由于南方的黑人相信在北方的城市有更好的生活等着他们，加之技术的革新，自20世纪40年代初期开始的国内人口大迁移在战后依然持续着。美国1963年的农业产量比1940年高出60％，然而全国农业劳动所需的总时间却从2000万小时缩减到900万小时。因此，到1963年，居住在城市和郊区的美国人占到了总人口的75％。“农业集团”已不再是国会议员的心腹大患了。“大农庄”也丧失了其政治力量。

就连推动变革的运输工具也在发生改变。火车站逐渐成为美国大都市中最冷清的地方，因为每有一位旅客乘1英里的火车，就有3位乘客搭乘飞机。（到1973年，该比例将达到1∶13。）90％的地方运输是靠汽车；1963年，美国汽车行驶的总里程数达到了近8000亿英里。据美国商务部估计，美国现有17000多家废车处理场，而且随着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修建的直达、无交叉、高速州际公路网的竣工，美国的道路交通拥挤现象也开始在各州蔓延开来。

从破旧的火车站出来，街对面的那些有着旧式复斜屋顶的城市旅馆已逐渐淡去了光辉。自战胜日本以来，原来的城市旅馆中已有4000多家关门停业了。旅客如今抛开了城市旅馆而选择住在汽车旅馆的豪华小楼里，这些汽车旅馆由战前那些简陋的“旅舍”改造而成，不仅会为旅客提供各种传统的旅店服务，还推出了一些新的服务项目。黑白电视机成了众多汽车旅馆（只要不是最肮脏的）的标准配置（彩色电视机在当时还是种新鲜玩意儿）。那时，美国的电视机总数已达5640万台；而且，人口普查人员发现1960年美国只有8.5％的人没有收音机。这意味着美国已经拥有了一个规模空前的信息传播系统，任何国家大事都会得到及时播报。11月22日的午后，在达拉斯的帕克兰纪念医院里，所有信息都通过两名通讯社记者在医院征用的两部电话机向外界发布。那年冬季，芝加哥大学美国民意研究中心对此事进行了调查，发现在达拉斯时间下午1点时，即枪击事件发生半小时后，美国有超过7500万人获悉了该事件，占了人口总数的68％。到晚上时，获悉事件的人数已达99.8％。即使那些家中没有电视或收音机的人也通过其他渠道听说了该事。

1963年9月2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晚间新闻》节目将其新闻播报时间增加到了30分钟。全国广播公司紧随其后也于9月9日增加了其节目播出时间，而这一举动将对越南战争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为了填补额外增加的节目时间，电视报道中加入了新闻影像，其中就出现了美国士兵割掉越共士兵耳朵的镜头。但是在1963年11月时还不可能有这样的影像，当时西贡连电视评论员都还没有。那年，仅有17名美国人在越南战争中丧生，另有218人受伤。1963年11月的第三个星期从西贡发回的最有趣的消息是一则关于柯尔特公司新产品m–16式步枪的报道，这款枪比m–14式更加小巧轻便。一位军方发言人说，这就是在游击战中反共部队轻松歼灭越共军队的原因之一。

据美国新闻署制出的国外民意测验表显示，美国在1963年的海外声望极高。其他来自国外的消息包括了一则从加丹加省发回的报道，报道指出该地区将结束与刚果持续了两年的分裂局面；另一则是对伦敦的亚历克·道格拉斯–霍姆爵士领导的保守党新政府的评论。评论指出，新政府是不稳固的；丹宁勋爵对普罗富莫丑闻的调查报告使英国人民极其震惊，而丑闻的女主角克里斯汀·基勒一时成为当年最出名的英国妓女。

在美国国内，道琼斯工业指数在732点左右徘徊。新奥尔良的种族隔离主义者因为不肯向赞同种族融合的教会屈服而被罗马天主教的主教驱逐出教。他们中还没人听说过贝里根神父兄弟俩的事。新闻中尚未提及的人还有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克利福德·欧文、威廉·卡利、吉米·亨德里克斯、詹姆斯·厄尔·雷、杰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安杰拉·戴维斯、安迪·沃霍尔、阿瑟·布雷默、维达·布卢、阿奇·邦克、迈拉·布雷肯里奇以及巴尔的摩县官员斯皮罗·T·阿格纽，阿格纽当时正处在他4年任期的第2年。当时谁也没听说过什么“耶稣迷”“《全球目录》”“《龙虾王》杂志”“《性交》杂志”“《金钱》杂志”“热裤”“水床”“电视节目《芝麻街》”“电影《爱情故事》”“黑人解放军”以及“同性恋解放运动”。《读者文摘》1963年11月那一期转载了《好管家》杂志的一篇文章来预测未来：“安眠药和兴奋剂药丸——用时千万要小心！”1963年11月24日的《纽约时报杂志》注定是读者稀少的一期，玛丽·安妮·吉塔在那期杂志上分析了一些13岁左右的孩子的最新用语，如：“卑鄙小人”“特别讨厌的人”“在舞会或聚会中‘玩得愉快’”“骗取”“太糟了，但也只好这样”“真相”“天哪老兄”“挂断电话”“令人毛骨悚然的”“欢呼声”和“夸夸其谈的人”等。这些不到13岁的孩子到1973年便该是大学生了。吉塔小姐认为，这群孩子新创造的词并不逊色于他们的父辈，有时甚至更具想象力：“据可靠消息称，‘了不起’一词已经被用在了‘新边疆’政策中。”

当时还在世的人除了肯尼迪总统外，还有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马丁·路德·金、玛丽·乔·科佩奇尼、弗雷德·汉普顿、马尔科姆·艾克斯、乔治·林肯·罗克韦尔以及45865名将在接下来的9年里战死越南沙场的美国青年。

1963年11月12日，约翰·肯尼迪夫人在白宫前的草坪上招待了2000名贫困儿童。这是她自儿子帕特里克8月夭折以后的首次公开亮相。在她让人把200加仑的可可和1万个甜饼分给她的小客人时，苏格兰高地警卫团的一个小分队队员昂首阔步地为他们演奏风笛。总统听到这动听的旋律也情不自禁走出了他的椭圆形办公室欣赏起了表演。10天后，当她回忆起丈夫当时满面春风的场景，便邀乐手们在他的葬礼上再演奏一次。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无数回忆涌上她的心头，让她在达拉斯事件后慢慢回想、沉思、重温、回味以及哀叹。在苏格兰高地警卫团来为孩子们表演的前一天，肯尼迪总统带着不满3岁的小约翰参加了阿灵顿国家公墓举行的老兵节典礼。纵容一个蹒跚学步的小男孩走入队伍中影响其行进引起了一些人的不满，因为他们觉得这应该是个严肃的场合。然而孩子的父亲却乐在其中，他对着孩子眉开眼笑的画面被摄影师拍了下来。有人认为肯尼迪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把孩子带来的。《展望》周刊专门用了一整版来刊登小约翰的照片；这似乎是总统不想让摄影记者空手而归而特意为他们提供的几个镜头。

华盛顿军区司令官菲利普·C·韦利少将当天也去阿灵顿国家公墓参加了老兵节。12天后，在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的尸体解剖台旁，他俯视着肯尼迪的遗体，不由想起了豪斯曼《致一位英年早逝的运动员》中的几句诗：今天，所有的赛跑者都来到这条路上，我们却把你抬在肩上为你送行，轻轻放下你在家门口，小镇为你肃穆宁静……

而近期的许多事都能让肯尼迪夫人联想到那场悲剧；韦利将军则只有这一件。但大多数美国人却连一件都没有。对他们来说，达拉斯的惨剧是突如其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总统去得克萨斯州了。只有当地人对他的到访有兴趣；他来只是为解决两位民主党人的内部争执，一位是自由派民主党人，参议员拉尔夫·亚伯勒，一位是与其意见相左的得克萨斯州州长小约翰·康纳利。直到“总统的车队在经过闹市区时遭到狙击，总统遇刺身亡”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见报后，得克萨斯州以外的民众才知道总统这一次的达拉斯之行。

后来，美国人为了使自己的悲痛更真切，试图去还原事件的全部经过。他们这才知道达拉斯闹市区的大街小巷的具体方位；才知道教科书仓库大楼在哪儿，狙击手就是在那儿开的枪；才知道帕克兰纪念医院的位置，总统和身受重伤的康纳利州长被火速送到了那儿救治；才知道惨案中所涉及的人的具体身份和职能。很快，美国人民都忘记了暗杀发生的第一时间他们其实并不知情，他们都是事后才了解事情详情的。

在当天的车队中，合众国际社的记者梅里曼·史密斯所坐的记者专车就跟在总统座驾的后面，两者间只有4车相隔。华盛顿当地时间下午1点30分，枪击事件发生的当刻，他就用所乘车上的无线电话向当地分社发回了第一条简讯：“经过达拉斯闹市区时，先后有3发子弹射向了肯尼迪总统的车队。”1点34分时，合众国际社便已经在印制机上发排这则新闻了，此时离总统被送达医院仅过去了两分钟。1点36分时，美国广播公司的唐·加德纳在本市新闻节目中插播了该新闻。1点40分时，哥伦比亚电视台中断了肥皂剧《地球照转》的播放，观众看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心急如焚地转播着史密斯关于3发子弹的报道，并补充道：“据第一批报道的消息，总统受了重伤。”1点45分时，全国广播公司电视台也暂时停播了另一部肥皂剧《单身老爸》而转播了切特·亨特利的报道。就这样，三大广播公司对该事件做了三天三夜的直播，中途都未插播任何商业广告，直到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下葬为止。

有些人最初是从之前的广播节目或电视转播中了解到枪击事件的。其中有一位住在沃思堡的电视观众，玛格丽特·奥斯瓦尔德，她正是暗杀者的母亲，她从达拉斯–沃思堡电视台看到了有关该事件的新闻。她住在达拉斯近郊欧文的儿媳玛丽娜也看到了新闻。在华盛顿，一位政府官员的妻子伊丽莎白·波曾当时正开着车收听WGMS广播电台的广播。卡罗琳·肯尼迪是车上的乘客之一，她正准备去和波曾的一个孩子一起过夜。当波曾夫人听到广播里说“……头部中枪，他的夫人杰基……”时，她立即关掉了收音机。然而，大多数人并不是那样直接地获悉此事的。他们要么是从路人那儿听说的，要么是从电话或公共广播里听说的，抑或是在餐馆听服务员说的，总之都是些不可靠的来源，毕竟那已是第三四手的消息了，所以众人难免会不信。为了弄清事情的真假，人们聚集在晶体管收音机、汽车收音机或酒吧电视机旁——总之是一切可行途径，去了解真相，最终知晓这是真的。（然而，却有一些报道不够准确或让人误解。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18分，美联社发出一则未经证实的报道称，林登·约翰逊也“受了轻伤”；下午3点14分，美联社的电传打字机又传出消息说，“今天，在距肯尼迪总统遇刺地点不远处，一名特工和一名达拉斯的警察也中枪身亡了。”这似乎证明了该事件是一场阴谋的说法。直到下午4点33分，该新闻才得到纠正。）

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医院方面宣布肯尼迪总统死亡。正式公告却一直拖到林登·约翰逊能够离开医院后才公布。在最初的一个小时里，大家普遍猜测凶手背后有个更大的阴谋集团。下午2点26分，新总统从医院离开前往机场。6分钟后，合众国际社援引了为总统完成最后仪式的达拉斯牧师奥斯卡·休伯神父的话：“没错，他已经死了。”接着，总统的代理新闻秘书也证实了此事。华盛顿时间下午2点35分——达拉斯时间则要早一个小时，合众国际社电传打字机向全世界敲响了丧钟：新闻快讯肯尼迪总统死了

这时，人们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达拉斯事件的另一方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把他的来复枪留在了教科书仓库大楼6层的狙击地点，走到街上乘坐一辆公共汽车经过了7个街区，后又转乘出租车回到公寓取了一把手枪。下午2点15分，在一个小时之内，他又犯下了第二件杀人案，将前来盘查他的达拉斯警官蒂皮特枪杀了。35分钟后，奥斯瓦尔德在附近的一个电影院里被拘捕。警方的凶杀案调查组人员这才知道刚逮捕的这名罪犯是教科书仓库的一名管理员，事实上，也是案发当时唯一不在仓库的管理员。警方由此也逐渐掌握了一些间接证据。

下午3点38分，林登·约翰逊在“空军1号”上宣誓接任总统之职，旁边站着惊魂未定、身上还沾有血迹的杰奎琳·肯尼迪。9分钟后，飞机起飞前往华盛顿的安德鲁斯机场。不到两个半小时，飞机便抵达机场。约翰逊在安德鲁斯机场发表了继任总统后的第一次电视演说，随后乘直升机去了白宫。肯尼迪的随行人员护送他的棺木到了贝塞斯达海军医院等候尸检，尸检工作一直持续到了大半夜。次日凌晨4点34分，覆盖着美国国旗的棺木运回了白宫，被放置在东大厅的灵柩台上。肯尼迪夫人跪在棺木旁，把脸深埋在星条旗的繁星中。

日子就这样在混沌状态中过了3天。星期六的首都大雨倾盆、狂风大作。星期六是一个分界，晕头转向的人们日后只记得此前一天发生了令人震惊的暗杀事件，此后一天刺客本人也遭到了谋杀。芝加哥大学的调查表明，星期六那天，大多数人花了10个小时守在电视机前，达到了周末看电视时间的顶峰，但观众并没获得多少有效信息。总统的遗体还安放在东大厅；肯尼迪的家人、朋友和政府高级官员都前往那里吊唁。星期日，总统的灵柩由一辆马拉着的灵车载上了宾夕法尼亚大道，前面是一匹无人骑行的马，马镫上倒挂着一双皮靴，那是首领去世的象征。与此同时，又有消息传来，达拉斯发生了让人难以置信的新暴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在被移送到另一监狱的途中被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杰克·鲁比开枪打死。枪击就发生在70个身着制服的达拉斯警察眼前。由于全国广播公司当时正在电视上直播罪犯的移送过程，因此在第一时间实况转播了该枪杀事件的经过。总统的遗孀在返回白宫时获知了此事，并把这称之为“一件更可怕的事”。

星期一，总统的灵柩由灵车载往圣马修斯大教堂，举行完葬礼后，被送到了阿灵顿国家公墓安葬。以夏尔·戴高乐为首的92个国家的代表前来参加了葬礼。之后，他们出席了两场招待会，一场是在国务院举行的，另一场规模要小得多，是在白宫举行的，肯尼迪夫人在那里接待了他们。这件事到此也就结束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那个周末从未真正结束，若干年后，人们仍在努力尝试想弄明白其背后深意。这已成为美国乃至全世界有史以来经历过的最意义重大的发生与报道同步的事件。很久以后，美国人还在谈论着他们最初是怎样获知从达拉斯传来的消息的，谈论着他们对肯尼迪夫人要求在坟前安放长明圣火以及对小约翰向父亲灵柩行礼有何感想等话题。戴维·布林克利的结论是，这一刺杀案件让人难以理解，他说：“那些天发生的事极度不合时宜，不论发生在何处都是不应该的，这不符合我们这个时代的文明。这件事太大、太突然了，而且来势汹汹，牵涉甚广。我们必须把其中的每个事件分隔开来单独看待。”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总想把它和自己的生活联系起来。最直接的方法便是以总统的名字命名一些东西。卡纳维拉尔角改名为肯尼迪角。艾德威尔德国际机场也改名了。美国文化中心改为约翰·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财政部开始着手铸造5000万枚肯尼迪50美分硬币，这些硬币多被作为纪念品被珍藏起来而未能在市面上流通。美国各地的委员会纷纷提议更改当地地名来缅怀总统。不久，杰奎琳·肯尼迪就发现，她也许哪天会坐车“经由肯尼迪大道前往肯尼迪机场去参观肯尼迪中学”。这股风一直刮到了国外。加拿大有座山叫肯尼迪山，只因首位攀登此山者的名字叫罗伯特·肯尼迪。做的最显眼的是英国，竟把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伦尼米德草地划出3英亩来作为肯尼迪圣坛，而当年《大宪章》就是在这片草地上签署的。1965年5月，伊丽莎白女王主持了开坛仪式，宣告将这片土地献给“生前受人爱戴，死后为人怀念”的美国总统。肯尼迪夫人回应说：“你有这份心意，我真的无比感动、备感安慰。”

当时，肯尼迪夫人收到了成千上万封美国人的来信，这些信流露出的真挚深情让人动容。戴维·贝尔形容这位已故的总统是“武士般的国王”；娜塔莉·海明威称他是“一位慈祥的教父”；约翰·斯坦贝克在信中写道：“他是人民心中最优秀的人……他直到生命尽头都还在尽力把人民所创造的一切美好回赠给人民。”

在成堆的信件中还夹着一封令人难忘的信，但这封信是很久以后才被看到并回复的：理查德·m·尼克松纽约州纽约市第五大道810号邮编：1002111月23日亲爱的杰基：在这悲伤的时刻，我和帕特都想让你知道，我们的悼念和祈祷将与你同在。虽然命运让我和杰克的政治立场相左，但我们私下里仍是好朋友，我们的友谊自1947年我们俩一同进入国会起便开始了，我一直很珍视这份友谊。这份友情在过去留下了许多痕迹，包括我们被邀请参加你们的婚礼。我现在说什么也不足以为全世界人民对他的颂扬之词锦上添花。但是，我希望你知道，美国人民也将永远感谢你这位第一夫人所做出的贡献。作为美国国家的女主人，你把魅力、美丽和优雅带进了白宫，而你特有的保持年轻心态的秘诀也在美国人心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如果以后有任何需要我们帮忙的地方，我们一直会很荣幸为你效劳的。你忠诚的，迪克·尼克松

剪影：约翰·F·肯尼迪和林登·B·约翰逊

第三十章 权力的长臂

1964年8月的一个下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向笔者描述了在肯尼迪遇刺事件发生的第二天，那个凄风冷雨的星期六，他在行政大楼见到林登·约翰逊的情景：“我认识他很久了。那天他就跟平时一样，神经紧绷——不停地走动、打电话……我在谈话中一提及某人，他便会立刻抓起听筒，联系那个人。他询问我对包括减税等很多问题的意见。我告诉他，他得先说清楚自己的预算要怎样使用。我们还讨论了外交事务。就当时的情形来看，林登·约翰逊只是想确认时局形势和政策的执行状况。他的提议不新颖也不独特。他希望谈谈老挝、古巴的问题。相较于国内政策，他对外交政策的了解并不多。”

新任总统夫人说：“林登工作起来像是永远没有明天一样。”约翰逊引用自己最爱的《圣经》里的一段话来定义他的领导哲学，这话出自《以赛亚书》第一章第18节：“耶和华说，你们来，我们讲道论理。”不过，他自己也承认，在讨论时他喜欢“小设障碍”。实际上，为了说服别人和他“意见一致”，约翰逊很少以理服人，而是采取哀求、威吓或乞求的方式，所以他其实是彻头彻尾的勒索者。作为参议院多数党的领袖，他已经成为国会山历史上最精于权术的人；其政治手腕令人叹服。但问题是，他没有意识到“专断弄权”的名声不利于他在白宫的发展。埃里克·戈德曼称他是“戴牛仔帽的马基雅维利”。公众可能会赞同他的立法目的，但他达成目的的手段却另当别论。民意测验专家塞缪尔·卢贝尔发现，1964年投票给约翰逊的美国人中，其实有许多都对他有所怀疑。他们认为：他是个精明独断的人，必须时刻提防；他是个老辣的政客，毫无疑问，他有时候特别有用，但是并不完全可靠。他的大批崇拜者抗议，认为该说法不公。也许那些人的言辞有失偏颇，但这种怀疑也并不是毫无依据。1966年初，约翰逊故意在美国在越南战争中卷入程度的问题上误导国民；另外，与他关系最密切的三个副手——博比·贝克、沃尔特·詹金斯和阿贝·福塔斯都在他的任期内深陷丑闻。

然而，约翰逊自己并没做什么有损名誉的事，或者卑鄙的事。在就任总统的第一年，似乎走到哪里都有他的身影。赶走白宫的头面人物，削减肯尼迪的预算彰显节约精神；向贫穷宣战，为免费医疗制度亲自游说议员，与美国的6个同盟国的首脑（“我的总理们，”他向一个记者解释道）会谈，解决美国与柬埔寨的争端（如果说暂时的话），他提出愿意销毁480架B–47轰炸机，前提是俄国要销毁同等数量的TU–16战斗机，安排美国和苏联减少原子能原料的对外供应，巡视阿巴拉契亚山区；劝说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1964年竞选期间和他一起声明暂时不提种族问题；武装干涉多米尼加共和国的政务，并且，在1964年10月31日的演讲中展望“伟大社会”计划的前景等。总之，关于他的每件事都显得声势浩大。当他在国会联合会议上致辞结束走下讲台时，一位议员向他道贺。“是啊，”约翰逊说道，“我得到了80次掌声呢。”议员查询记录，竟证实了总统所言；原来他演讲时一直在数着掌声的次数。

在他的椭圆办公室和卧室都并排摆有3台电视机，方便他同时收看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全国广播公司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时事评论节目。他的电话控制台有42个键，他能让很多来电者同时在线等待和他单独对话，或者同时和所有人对话。他创造了用完169支笔签署3个议案的纪录。他喜欢开快车。在得克萨斯州，他曾载着4位女记者一边以令人心惊胆战的每小时90英里的速度开着车，一边为他们详细讲解公牛的性生活。其中一名乘客看时速表时倒吸一口冷气，于是总统便将自己的宽边帽摘下来盖在仪表盘上。他对爱国主义的呼吁到了厚颜无耻的地步；在有关铁路罢工的电话会议中，一位工党领袖在被问及会议状况时说道：“林登的办公室墙角有面国旗。他举起旗子在室内奔跑。”他常把“我的军队”“我的政府”和“我的税收”挂在嘴边。为了不让别人忘记他是谁，他的袖扣上、靴子上、斜条纹夹克上，甚至是塑料水杯上都装饰有总统徽章。1964年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他下令为自己制作了44英尺高的油画肖像，并把会议时间定在了他的生日8月27日的那个星期，这样他忠诚的党员们就能为他奉上最大的生日蛋糕了。同年11月，他倾尽全力想要在美国政治史上获得最伟大的一次胜利。他深夜进入一个新城市，会巡游四周，拿着扩音器大声号召：“各位，大家好！来开会吧！来听我讲演吧！”《纽约时报》的杰克·库德将他称为“y·a·蒂特尔式的握手专家”。一次在洛杉矶，一个扒手正将手伸入某人口袋时，却发现自己的手被美国总统握住了。

那年，白宫记者团为了解闷开出了一个书单，列出出版史上最短的书。前三名是《意大利战争英雄》《波兰名人录》以及林登·贝恩斯·约翰逊所著的《我犯的错》。很多认识总统的人都知道他从不探寻自己的内心，因为他觉得那样不够安全。他的问题绝不是欠缺智商。埃里克·戈德曼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后来成为约翰逊的助手，他写道：“这么多年我常跟校内外智商一流的人打交道，我确信在我认识的人中再没有比林登·约翰逊更聪明的了。不过这聪明只针对智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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