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报道,报道我(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田聪明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我报道,报道我试读：

我报道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了，闲暇时间多了些，有时翻出过去的资料看看。

没想到的是，看了我30多年前的几篇报道，作为记者的思维方式、思想情感和脑海图像，一下又回到了当年发现新闻事件、分析新闻的思路和场景中，激情不减当年。

看了媒体对我或我主持工作的几篇报道后，又下意识地从新闻事件主体的角度，体味当时那些记者发现新闻事件、观察分析新闻的思路和方法，不论赞许、感谢或遗憾依然心潮起伏。

冷静下来了，就来回地“换位思考”，便就产生了“我报道，报道我”的立论，并各挑选出一些汇集起来，以《我报道，报道我》为名出版一本书的想法，作为历史的记录和见证留给后人。

我20世纪70年代中期调新华社内蒙古分社工作后，虽是“半路出家”，却很快就深深热爱上了新闻记者这个职业，并努力边学边作报道，有的自己写有的与人合写。到党政领导岗位后仍联系新闻工作，且“记者职业惯性”使然，逮着机会就写一点。“我报道”中有几篇的背景正值粉碎“四人帮”、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后，那是新闻报道的极好机遇。如1978年10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综述性通讯《河套的希望——内蒙古河套商品粮基地建设纪事》，是我在三年多时间里，目睹甚至参与了当时、当地各方面有关人员，围绕新闻事件发生的现实和历史上不同思想认识展开的争论，再加上有针对性地反复采访酝酿概括而成的。

1974年夏，“批林批孔”运动闹得中共巴彦淖尔盟委第一书记无法工作了，连正在召开的旗县委书记会都无法结束就走了。内蒙古党委便调了李贵同志来接替。李贵对造反派搞“批林批孔”很反感，且旗帜鲜明，很快结束了会议就下乡搞调查研究去了。

李贵发现，河套近20年耕地面积扩大了，可粮食总产量却始终未能超过1956年。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河套有灌无排，造成土地严重盐碱化。所以，盟委决定秋收后动员万名机关干部下乡和农民一起挖排水沟，降低地下水位，治理土地盐碱。为此组成了全盟“一抓三促（抓革命，促生产，促工作，促战备）”总指挥部，李贵亲任总指挥。为了集中精力工作，将办公室设在了五原县。我当时在盟革委会政治部宣传组工作，1974年11月15日借调到新华社内蒙古分社报到时，就是这天早上直接从指挥部办公室走的。

河套排水治碱工程搞得轰轰烈烈，但上下左右存在多年的争论也加剧了。争论的主要焦点，一是造成河套土地盐碱化的主要原因，二是如何治理。我接受李贵的观点：土地盐碱化主要是有灌无排造成的，疏通排水是治理的最基础环节。所以，到分社后即向领导作了汇报，受到了重视。1975年1月林沫副社长带记者去河套采访，春节后新华社大批机关干部在巴盟下乡，与农民一起挖排水沟治理土地盐碱化。记者从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角度发了一条消息，《人民日报》在头版采用了。

大概是排水工程及其争论传到了上面，引起了有关方面重视。所以，在后来的三年里，国家水利部牵头，自治区参加，曾派了两个专家组到河套考察，我两次都自始至终随考察组采访。两次考察组里都有大专家，记得头一次有位姓粟的黄河水利委员会总工，第二次是由中国水利科学研究院李质院长带队的。

我始终未见到考察组的结论意见，但从多方人士交谈和讨论中总感到有层“窗户纸”没人“往破捅”。可记者正是从这里发现了新闻，并形成了基本“结论”——新中国成立后河套的水利工程建设存在违背客观规律的问题。“黄河百害，唯富一套”当之无愧，且可追溯到秦汉，靠的是难得的有利自然条件——河套平原西南边界与流经内蒙古的黄河首先交汇，便借河套由西南向东北平缓倾斜的地形，从黄河自流引水灌溉。河套平原的东南角比西南角低，但比东北角略高些。所以，由黄河进入河套平原的地表水、地下水，只能在枯水期从这里自流排入黄河，实现“灌排平衡”。这就逐步形成了从河套平原进入黄河的排水口，但排水量很有限。这决定了河套“宜灌难排”的客观实际。

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出于扩大河套的灌溉面积、建设国家商品粮基地的考虑，几经勘察设计拿出了规划。规划中虽有排水的内容，但在1958年首先在河套西南角与黄河交汇的三盛公，建成了拦河大坝和调控闸，并开挖了可大量引水的总干渠（俗称二黄河）。由此，全河套的灌溉面积扩大了，加上大种水稻，灌水量大增。而排水工程3虽挖了总排干和十大干沟，后来又建了30m/秒的扬水站强排，但由于地下水位大幅上升，排水沟严重坍塌淤堵，实际排水量很有限。这就严重违背了“以排定灌”的一般规律，致使河套得了“水鼓症”。

河套的土地盐碱不治何谈商品粮基地建设？我们的报道稿1978年8月就写成了，并引起了新华社总社和人民日报有关编辑部的重视，但送到自治区党委分管书记那里放着不表态。据说，主要是觉得当年主持河套水利治理规划的司领导已经升任了水利部主要领导，怕报道中说“违背客观规律”有所不妥。后来还是送到了任第一书记不久的周惠那里才“通过”。据说，周惠当时只说了一句：“那有什么关系啊！”我是10月在新疆参加新华社国内部召开的畜牧业报道会议时看到报纸的。我感到一条憋在心里几年的“新闻”终于发出去了，内心的高兴劲儿可想而知。

1980年8月我们又发了《希望就在这里——来自河套的报告》，报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河套农村已经发生的很大变化，就是在治理土地盐碱化的同时，又实行了“包产到户”和科学种田等政策措施的结果。

另一篇最令我心情难以平静的报道，是1979年4月《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刊发的《内蒙古农村牧区形势大好，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认为，当前关键仍然是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方针政策》。这是条消息，那么长的题目，是总社和《人民日报》针对当时复杂形势定的。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关于农村工作的《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后，各地农村开始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自然要引起生产队土地、耕畜、农机具分配及社队管理等方面的变化。1979年3月15日，《人民日报》头版中间位置刊发了一封署名张浩的“读者来信”。张浩是兰州档案馆的工作人员，他反映回河南老家过春节期间看到家乡农村很“混乱”，强调“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不能变。这就等于说三中全会的《决定》不行。更重要的问题，是党中央机关报加了编者按予以赞同。

我当时看后觉得来信中所说有很大片面性，特别是觉得“来信”看问题的思路不符合三中全会的精神，就打电话给《人民日报》农村部主任李克林问情况。从通话中感到，刊发那封信和按语至少是中央一重要部门领导的意图，就更有些着急了。

三中全会后，内蒙古党委为了加强自治区农委的工作，决定由第一书记兼任主任，一位副书记和一位革委会副主任兼任副主任。我就去找两位副主任采访，在采访中说了张浩的信不符合实际，并用头年悄悄实行“口粮田”的托县中滩公社的成功事例，来说明农村改革的形势和发展前景。自治区领导强调要贯彻三中全会精神，并谈了全区的一些情况。

我据此整理出一个内部报道稿发到了总社后，很快就看到总社当时的一内部刊物刊登了。又过了几天就接到总社国内部电话，要我抓紧作进一步采访后改写成一篇公开报道稿。

这篇报道发表以后，听到内蒙古也有批评记者的声音。这就使我感到问题不那么简单，张浩的信反映了一定的“气候”，就是新闻界当时称为的“倒春寒”。

后来听总社有人说，那篇报道对扭转当时全国的舆论环境还起了一定作用。我由此想到一篇未发出去的内部报道《“包产到户”这个禁区必须“冲破”》。这是我进入新华社后一直在考察和酝酿的一个问题。可成稿时正值三中全会作出了关于农村工作的《决定》，其中包括“一律不准包产到户、分田单干”的规定，不得不作罢。当时一方面为“包产到户”仍是个“禁区”而“不甘心”，另一方面又从三中全会“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精神中看到了终将“冲破”这个“禁区”的希望，4月份的那篇消息送到分管副书记手里正值中央有一个“松动”的精神才签发。1980年12月，又在《人民日报》用了近一个版发了我们《从“口粮田”到“大包干”——对内蒙古农村一种生产责任制形式的调查》一稿。至此，两年前提出“冲破”“禁区”的愿望实现了，自然很激动。

作为新华社内蒙古分社的农牧业报道记者，对大力“种树种草”，改变不少地方“沙进人退”的生态情势，是我一直抓住不放的另一个重要问题。因为在土改前，我曾在伊克昭盟（今鄂尔多斯市）库布其沙漠牧区放过羊，对风沙的严重程度和危害性感触至深，因而对防沙治沙的紧迫性、艰巨性也很清楚。因此，我特别尊崇那些长期坚持种树种草的模范人物，结交了牛二旦、沙木腾、刘茂桐等一批老典型。1978年4月发表了《

农民治沙专家牛二旦

1983年1月在《内蒙古日报》发的《补前人之过，立千秋之业》一文，是我几年中多次到伊克昭盟采访，并在盟档案馆查阅了很多历史资料形成的，力图用历史和现实的事例，说明当时横贯伊盟东西的库布其、毛乌素两大沙漠，主要是近300多年来多次战乱和人为滥垦、滥伐造成的，强调当时的盟委、盟公署狠抓种树种草基本田的政策措施，已经初见成效，具有广阔前景和深远意义。

访问罗马尼亚是我离开新华社四个月之时。访问考察中我提的问题最多，甚至仍然像一个“农牧业报道记者”，不论在车上还是步行、吃饭，只要有机会就向罗方和我使馆人员询问情况，索要有关材料。回国后围绕农村牧区的政策和做法，一口气写了十篇“随感”，发在《实践》杂志上。

在省部级领导岗位上工作的30多年中，“报道我”的新闻也不少，我主要选了在西藏和广电部工作时的几篇。

看到我在西藏工作期间到基层各族群众中考察的报道，一下想起了《西藏日报》随行记者一边走一边说的一句话：“田书记倒是像个记者在采访。”我当时笑了，并站住脚说：“是啊，咱们本来就是同行啊。”在多年来的不同场合常有人对我说：“你当高级干部这么多年，却没有多少官架子！”每逢这时我都说：“我实际还是个记者。”2000年回新华社任社长后也曾感慨：“离开新华社20年，记者秉性未变。”40年来，我始终以新闻记者为人类社会最崇高的神圣职业。我多次说，记者不是官，要想当官就不要到新闻单位工作。有了“官架子”就很难听到老百姓的真心话，很难了解到真实情况，那怎么搞报道啊？

看了关于20年前电影改革的报道心里也是不能平静的。我作为彻底“外行”分管电影不久，就认定进行全面而系统的改革，是中国电影行业的根本出路。但也深感这是一件很难做又必须做好的事。所以很快就将其作为自己学习、调查、思考的一个重点列入了工作日程。根据我新接手一项工作，三年之内以调查研究为主的一贯原则，像电影改革这样的重大举措，一般要在三年后启动。可在我进入电影圈整两年的1992年年底，客观形势已不容我再调查论证了，可以说是“逼”着我必须尽快实施改革。

当然，经过两年的学习、调查、思考，对当时电影行业体制、机制中存在主要问题的“症结”；实施改革的“切入点”和需要着重处理好的关系等，也已基本“心中有数”了。所以，尽管启动改革的思想准备不够充分，准备工作也会紧张些，但改革实施方案从正式起草、征求意见，到会议讨论部署等，大体一个半月时间就正式出台了。

1993年1月实施，在此前后都已有媒体报道，但引起各方关注的，是春节后不久看到《舞台与银幕》第一期刊发的那篇报道，题目叫《中国电影业大地震“揭秘”》，署名金天。

新闻界关注电影改革我是知道的，这篇报道的基本倾向也是正确的，而且可以看出记者对此已经考虑了不短时间，也了解了上下左右不少情况。但也发现报道中个别具体事实不准、用语不当，特别对我本人有些毫无根据的揣测和过誉之词。根据我做记者的体会，主要原因是未直接找我这个“新闻事件”的主导者和当事人采访，甚至我事先一点也不知有这一媒体、这一报道，至今也不认识金天（也可能是化名）这位记者。那记者为什么不找我采访？他又是怎么了解了那些情况的呢？我至今看了这篇报道后，在引起心潮起伏的同时仍有一些不解。

想到此，我就不由自主地在体味那位记者、那篇报道的发表，大概是那时的舆论氛围所致：业内外不少人，包括媒体，对于我当时敢于触动那么敏感的问题、又那么快就出台了改革方案有些不好理解，改革实施后又在国家高层和中央国家机关引起了很大震动。记者由此发现了新闻，又要赶时效和出版周期，就使得记者实在来不及作更深入采访。因而对电影改革及我本人的一些细节就只能靠“二手材料”分析甚至猜测了。

关于“村村通”广播电视，虽然至今仍有媒体常提及，也经常见诸中央文件和领导讲话、批示之中，并被列为全国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一号工程”，但当时的强烈反响主要是在农村特别是偏远农村牧区的农牧民，报道也主要在省以下媒体和广播电视形式。我收集到的几篇报道中，一篇还是《北京青年报》刊登的中央电视台一篇报道的文字稿。

说实话，我现在看到有关报道的情绪仍很复杂。一方面，是当年抓“村村通”广播电视时，我在“盲村”看到、听到农民一声声恳求能让他们听到广播、看到电视的一幕幕场景历历在目，回荡耳边：众多农牧民守着收音机、电视机（外出打工买回来的）急切渴望能很快听到、看到的神情，整村整村的农牧民，头一次收看到中央电视台“春晚”后即自发跑到村头，大声呼喊自己也成为“城里人”了……内心依然激动不已；另一方面，是中央文件和领导仍不时针对偏僻和边境农村牧区听不到、看不到我们的广播电视，只能收听、收看外国广播电视，特别是曾经“通”了的村又“返盲”了等情况所作批示，受到鼓舞的同时，也有忧心。

同时，也感到有关“村村通”广播电视的新闻报道太少了，特别是大城市媒体的报道更是凤毛麟角。如果说“村村通”抓得热火朝天而媒体未给予重视，作为记协主席和当年曾主持“村村通”的老广电，心里也确有点不是滋味。2013年11月于北京我报道农民治沙专家牛二旦

内蒙古自治区西部有一个约一百万公顷的沙漠——“乌兰布和”，蒙古语的意思是“红色公牛”。旧社会，这头“公牛”横冲直撞，啃良田，毁房屋，造成了“沙进人退”的严重局面。为了制服沙漠，沙区人民曾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但一次又一次地失败。

新中国成立后，英雄的沙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发扬愚公移山的革命精神，向沙漠展开了声势浩大的进军，大面积植树造林，锁住风沙，发展生产。在征服沙漠的斗争中，英雄辈出，农民治沙专家牛二旦就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

牛二旦是内蒙古杭锦后旗头道桥公社民建大队党支部副书记兼民建林场场长，今年七十岁。二十多年来，他和社员以民建林场为基地，不断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成功地创造了“撵沙腾地，造林固沙”的经验，在四千三百多亩沙漠里，栽植了一百五十万株树，把昔日的明沙梁，初步改造成为一个林茂果香，畜旺粮丰的生产基地。为我国治理沙漠的科研工作，作出了重要贡献。

民建林场位于乌兰布和沙漠东缘，是第四季河湖沉积构成经过风长期吹扬形成的新月形沙丘和一些垄状沙丘，属于半荒漠地带。牛二旦长期生活在这个地方，饱尝了风沙的危害，最懂得植树造林的重要。1952年，牛二旦被选为自然村的造林委员。他心里像燃起了一团火：毛主席领导我们翻身做主，打倒了吃人的豺狼。现在又把造林的权力给了我，我一定要驯服这头吞没良田和村庄的“公牛”。他提出了创办林场，改造沙漠的建议。1958年秋，大队党支部批准了牛二旦的建议，决定在沙窝里办林场，并任命牛二旦为场长。牛二旦想：我国沙漠面积大，如果能把风沙锁住，发展生产，意义是多么大啊！他决心把外地好的治沙经验与本地实际结合起来，摸索出一条根治沙漠的路子来。他和老伴一起把铺盖搬到沙窝安家落户，开始了植树造林治理沙漠的战斗。1977年9月，作者（右）与一同首批瞻仰毛主席纪念堂的老劳模牛二旦（中）在中山公园留影。左是分社职工马喜栓。

办起林场的当年秋天，牛二旦就带领社员除在沙漠东南两侧的平地上栽树外，又在近千亩沙漠里插上了苗条。可是成活率是个“零”。1988年8月，作者（右一）考察内蒙古杭锦后旗头道桥民建林场。中是老场长牛二旦。

为了找到失败的原因，他挨个儿对那些死树苗进行分析。他发现：栽在迎风坡的，被风连根拔掉了；栽在背风坡脚的，却被风沙连头给埋没了。他感到主要问题在风沙。

在那些日子里，牛二旦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问题：栽树可以固沙，可是风沙又是沙漠里栽树的主要障碍。是先栽树，还是先固沙？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多次向林业技术人员请教；为了栽树，他拿着毯子到外地背回各种树苗；为了固沙，他冒雨拿着沙蒿子口袋和锄头在沙丘上种沙蒿……

直到1962年，在沙漠西南角一块沙丘间的低地里，发现紧挨着活了三棵杨树。这是牛二旦治沙史上极不平凡的三棵树。它响亮地告诉人们：沙漠里是能够栽活树的。牛二旦和贫下中农看着这三棵树，充满了无限的深情和希望。1988年8月，作者（前排中）在内蒙古杭锦后旗头道桥民建林场考察，看望牛二旦（左二），右二是盟长杜凤华，右一是旗林业局长何建中。

三棵树成活了，还要让千万棵树接着长起来。牛二旦把这三棵树的各个条件和那些死苗一一作了比较，发现这三棵树除能避开风沙外，水分条件好，是一个重要因素。于是，他带领社员一方面按那三棵树的办法继续在一些沙丘间低地栽树，另一方面主要解决引水问题。1963年为了抓住淌水季节灌沙，他带着十几个人日夜开挖渠道。年近六旬的牛二旦，开始是站着用铁锹挖，累了就跪着掏，后来实在支持不住了，就干脆坐着用手刨。就这样，一昼夜挖沙六百多方，灌沙三十多亩。试验结果说明，沙丘间低地是风沙比较薄弱、水分条件较好的宜林地，是沙漠造林的突破点。

但是，这里的沙丘密度较大，沙丘间低地少，要制服沙漠，就必须在沙丘上栽起树来。

在解决这个问题中，牛二旦整天滚在沙窝里，观察风是怎样把沙掀起来，又怎样堆在一块。天不亮，他就到了沙窝，站在这里看看树，蹲在那里刨刨沙。老伴让人带点干粮给他，他吃上几口，便又和社员一起干活了。经过长时间的观察，他发现了两个情况：一是有些草本来长在沙丘迎风坡，可是慢慢地到了沙丘间低地，这说明沙丘向前移动了；二是沙丘间低地靠背风坡脚的树，被沙埋半截，长得更旺。这说明树木只要长起来，风沙就不是害，而是利了。根据这个事实，牛二旦产生了一个大胆的设想：要固沙，就得先撵沙。风能使沙丘形成，也一定能把沙丘撵走；沙丘被撵进成林的丘间低地，原来的沙丘就转化为沙丘间低地了。

摸到这个规律后，牛二旦带领社员在土地封冻之前和解冻之后，在沙丘的迎风坡脚耕翻，遇有植被，就连根刨掉、搂净，使之更加干燥、松散，扩大与风的接触面，加速风蚀。结果，一年沙丘就向前移动了二三丈。在原来的沙丘间低地和新腾出的低地造林以后，上缘继续撵沙腾地，流沙就被引入人工林内。就这样，牛二旦就领导社员以愚公“挖山不止”的精神，一个沙丘一个沙丘地往前撵，腾出一块地造一块林。随着林木的生长和覆被面的扩大，沙丘逐渐趋于固定。这就是牛二旦创造的“撵沙腾地，腾地造林，引沙入林，以林固沙”四句话的经验。

牛二旦“撵沙腾地，造林固沙”的方法，受到了农林和治沙科研部门的重视。近年来，内蒙古农牧学院、林学院师生和一些专业科学工作者多次到民建林场考察实习。现在，牛二旦的经验已由科学出版社和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内蒙古农牧学院、林学院还将其编入了教学讲义。人们普遍认为：如果说我国已经推广的治沙经验，主要是解决“沙进人退”的问题的话，那么，牛二旦“撵沙腾地，造林固沙”的经验就是我国劳动人民向沙漠进军，用自然的力量把荒漠沙丘改造成林、牧、农、副、渔全面发展的生产基地的一个新的发明创造。

牛二旦为我国治沙研究工作作出了贡献，受到了党和人民的尊重。二十多年来，牛二旦多次出席旗、盟和自治区的先进代表会和造林治沙会议。在荣誉面前，牛二旦更感重任在肩。他清楚地知道，从内蒙古东部起经过宁夏、甘肃、青海等省区，直到新疆的西部，断断续续分布着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沙漠和戈壁，改造的任务很大，就乌兰布和沙漠的改造也只是开头，他的林场也还有很多事情要办。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后，牛二旦提出了新的治沙规划，又开始了新的战斗。（新华社呼和浩特1978年4月2日电）

河套的希望——内蒙古河套商品粮基地建设纪事

每当提起这个古老的民谚，人们不禁关心地问：千百年为害的黄河已在各处除害兴利，得天独厚的内蒙古河套地区农业发展的现状如何？

河套灌区的建设，早已动手了。二十多年来，“唯富一套”的有利因素，经过逐步改造，已扩大运用起来。过去，这里黄河无堤无坝，多口引水灌溉，水涨易涝，水落易旱，灌溉面积始终局限在二百几十万亩，粮食总产长期是三亿来斤。现在，黄河沿岸有了防洪大堤，控制住了河水泛滥。河套前沿建设了黄河大型引水枢纽工程，实行“一首制”引水，由此往东兴修了灌水总干渠和多座分水枢纽工程，用水调节自如：套内修了十三条干渠、四十条分干渠和二百多条支渠，形成了一个四通八达的灌水渠系。灌溉面积比新中国成立前扩增一倍多，粮食总产上升到九亿斤左右。近三年来，排水沟系的骨干工程，总长二百多公里的总排水干沟、套内的十二条干沟和多数分干沟也基本挖通。

但是，河套灌区又处在盐碱化的严重威胁中，每年几乎有十六万亩耕地发生次生盐碱化。现有耕地的半数以上已成为盐碱化程度轻重不同的低产田，其中捉苗率在百分之三十以下的重盐碱地，约占总耕地的三分之一。粮食单产多年在二百斤上下波动，林牧副渔也因碱害上不去。目前，这里灌排配套的工程量还很大，而且地多人少，机械化程度低，要在短期内根治这么大这么重的盐碱地，困难很多。

那么，怎样克服目前的困难，发挥有利因素，排除不利因素，使建设河套商品粮基地的希望变成现实呢？这就需要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摸清盐碱化的成因，然后对症下药进行根治，以趋利避害。

河套的自然特点本来很明显：一是气候干旱，常年降雨量一百五十毫米左右，春小麦等主要作物生长期内的有效降雨量仅二三十毫米，只有靠人工灌溉，才能保种保收；二是土地多是黄河冲积而成的草甸沙土，在年蒸发量高达二千二百毫米以上的情况下，土壤中的盐分很易随水上升到地表，只灌不排，就会积少成多，造成次生盐碱化；三是地势由西南向东北倾斜，易灌难排；四五百个流量的河水，十天左右就能沿着渠道灌遍几百万亩耕地，而排水则因地下水的比降非常平缓，要到枯水季节才能慢慢退入黄河。

新中国成立以前，河套的耕地面积小，引水量有限，而且是利用天然河道灌水排水。水涨时引水灌田，水落时余水退入底深土实的渠道内，顺着地势流向西北的乌加河，经过乌梁素海退入黄河。河套灌区由于自然地形成了灌排基本平衡，虽然有了上千年的灌溉历史，仅有三四十万亩盐斑地。

新中国成立以后，因为急于扩大灌溉面积，既没有摸清河套的自然特点，又不研究历史上的灌排经验，也不倾听群众意见，领导机关一声号召，主管部门一个决定，就轻率地大量引水灌溉，同时在原来起排水作用的乌加河上筑坝淤田，一下子把整个河套的退水出路堵死了。加之各地普遍实行大水深浇漫灌，盲目扩种水稻，使地下水位急剧上升。在这二十年的时间内，平均每年引水量三十八亿立方米，每年蒸发量十三亿立方米，其余二十多亿立方米的水统统渗漏到地里，土地盐碱化逐年加重。据三次土壤普查统计，1957年的盐碱地占耕地的13%,1965年增加到31%,1973年达到56%。群众很不满意，说乱干了二十年，换来个难治的“水鼓症”。“水鼓症”分明是违背客观规律所造成的，但迟迟不能“对症下药”，问题在哪里？这里有外因，也有内因。外因是近十年林彪、“四人帮”的破坏和干扰。1965年冬天，河套灌区曾经动手挖总排水干沟，可是，大多数富有水利经验的领导干部，不久就被他们那股“打倒一切”的妖风打下了台，排水工程也随之被迫下了马。1970年北方地区农业会议以后，河套排灌配套的问题又提上工作日程，又因“四人帮”把路线、政策、作风、方法都弄乱了，使得广大干部和群众陷于欲干不能的处境。直到1974年冬天盟里启动，特别在1975年秋第一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精神鼓舞下，巴彦淖尔盟四级干部带领十几万群众一举疏通和扩建了总排水干沟，还被诬蔑为“搞唯生产力论搞上去的”。这样一来，干部和群众的积极性受到很大的压抑，各级领导干部更是束手束脚，长期下不了根治河套的决心。

然而，内因毕竟是起主要作用的。长期以来，领导机关和主管部门的有些同志，坐在办公室里打“嘴官司”，就以灌为主还是以排为主的问题争论不休。一方老是把盐碱化单纯归之于大水深浇漫灌，生怕触及他们过去那种重灌轻排的片面思想；一方以为只要能排水就万事大吉，不去正视过去为什么不能科学用水的原因。这种就事论事的争论，掩盖了河套盐碱化更重要的因素，那就是林彪、“四人帮”那条假左真右路线所造成的思想上和工作上的内伤：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被唯心主义和形而上学败坏了；社会主义民主，为强迫命令、独断专行取代了；民族政策，干部政策和农村经济政策，也被那种“只要路线对头、不怕政策过头”的谬论歪曲了；等等。当时，有这些精神枷锁套在头上，根本统一不了思想认识，也不可能拿出治理河套的正确方案来，只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甚至继续搞瞎指挥，劳民伤财。

粉碎“四人帮”以后，外来的干扰因素排除了，经过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和今年春天的实地调查，内部的不同意见也在实践第一的标准下统一了。大家都看到河套的潜力很大，根治盐碱就是个排的问题，只要能灌能排，排灌配套，科学用水，建设商品粮基地的规划也就顺利制订出来了。

现在，实施规划的各种工作正在加紧准备，已分东西两个会战区开始进行。东部是灌区下游，盐碱化严重，自流排水不畅，建设的重点是打通排水入黄河的出路，同时注意排灌配套，打竖井提取地下水，视水质好坏，实行井渠双灌或者井沟双排，将地下水位降到二米到二米五以下。现在已建立了三个沙石厂、六个井管预制厂，五十台打井钻机正在昼夜运动，争取封冻前打井一千眼。西部是灌区上游，自然排水条件好，将以排灌配套为重点，实行渠、沟、田、林、路综合治理，努力提高现有耕地的产量和扩大耕地面积。到8月底，三个旗县已建成高产稳产田六十二万亩。

今年春天以来，在农林部、水电部的指导和支持下，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和巴彦淖尔盟委组成考察组，对河套重新进行科学考察，制订出以排水治碱为中心的河套建设规划，使河套地区向着建设商品粮基地的目标前进。巴彦淖尔盟各族人民的决心很大，力争用三五年或稍长一点时间，因地制宜地彻底根治盐碱，一定要迅速完成把河套建成商品粮基地这一大有希望的事业。（新华社呼和浩特1978年10月9日电）

“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给牧区带来严重后果

我们在内蒙古牧区采访，听到广大牧民和干部纷纷议论林彪、“四人帮”横行期间提出的“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在牧区造成了严重的恶果。不少牧区强迫牧民“粮食自给”，牧民们不得不开垦草场种粮食，严重破坏了草原，破坏了牧业生产。近十年来，内蒙古自治区牲畜总头数平均每年递减0.1%，这是一个重要原因。现在，应该彻底批判这个口号！“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在理论上是荒谬的，在实践上是极其有害的。

畜牧业是国民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工人生产工业品，农民生产粮、棉、油、糖料等一样，牧民以畜牧为业，通过自己辛勤的劳动向国家提供肉、乳、皮、毛等畜产品。以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盟为例，新中国成立以来国家给锡盟（锡林郭勒盟）畜牧业的投资是四千零九十多万元，而牧业给国家提供的畜产品价值达十亿元之多。锡盟牧民是为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的。理所当然，与工人、农民、士兵一样，牧民要吃粮食，这有什么“亏心”的呢？

要牧民种粮，就要弃牧开荒。一些条件具备的地方种点粮食是可以的。但是，从内蒙古牧区来看，多为干旱的草原，在这样的草原上开荒，常常是“第一二年收点粮，第三四年变沙梁”。常常是开垦一亩粮田，沙化三亩草原。伊克昭盟近二十年开荒沙化六百万亩，流沙侵吞草场一千二百万亩，这对草原资源是一个严重的破坏。收了眼前小利，造成百年大害。

内蒙古农业上不去，粮食增产慢，是因为草原太多，搞了牧业造成的吗？不！内蒙古农区平均每个劳力耕种二十多亩耕地，较好的年成亩产也只有百十来斤。全区农业主要问题是单产太低而不是耕地少。今后要增产粮食应在提高单产上下功夫，不能只把希望寄于开荒扩大耕地面积上。

另外，从经济上看，牧区平均每个劳力牧放一百来头（只）牲畜。一只土种绵羊的产值就超过一亩地，如果少死一只改良绵羊，光羊毛一项的年产值就等于近二亩粮田的收入。很显然，牧区劳力弃牧务农是很不合算的，牧区开草场种粮不如长草放牧。内蒙古牧区牧草并不丰富，实在不能再滥毁乱垦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区平均每年死亡一百多万头（只）牲畜，主要是由于牧草不足。如果把牧场大力建设好，做到草丰畜旺，内蒙古牧区的前途就大为可观，这也是为子孙万代造福的事情。

我们要彻底批判“牧民不吃亏心粮”的口号，肃清其流毒，及时解决牧民的口粮（包括其他日用品）问题，让他们以牧为主，建设好草原，养好牲畜，使牧区畜牧业来一个高速度发展，尽快增加肉、乳、皮、毛等畜产品，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希望。（新华社北京1978年10月21日电，记者来信）

内蒙古农牧区形势大好，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认为，当前关键仍然是继续深入贯彻党的三中全会精神和各项方针政策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内蒙古自治区农村牧区社员情绪安定，心情舒畅，生产积极性很高，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好形势。当前的关键问题是要继续深入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精神和中央有关农业的各项方针政策，以进一步促进大好形势的发展。这是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最近同新华社记者谈话中概括的内蒙古农村牧区当前形势的特点。

今年年初，为贯彻三中全会精神而召开的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一结束，区党委几位负责同志分赴各地农村牧区，帮助当地党委贯彻落实，并派出了十个工作组到不同类型的旗、县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区党委下乡的负责同志最近陆续回到呼和浩特，谈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区党委工作会议的精神在农村牧区传达后的情况。他们说，现在，广大农牧民有四个高兴：一是高兴党的工作重点转移，集中力量搞生产建设；二是高兴党的各项政策深得民心，条条讲到农牧民的心坎上；三是高兴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开始恢复，办事情从实际出发，瞎指挥少了；四是高兴干部发扬民主，办事情和群众商量。许多农牧民说，按照三中全会的精神干下去，生产一定能发展，生活一定能改善，用不了几年，家里的坛坛罐罐就装满了，集体、国家也就富了。由于认真贯彻了三中全会精神，尊重了生产队的所有权和自主权，执行了按劳分配的原则以及有关社员自留地、家庭副业、集市贸易等政策，转变了干部作风，绝大多数地区今年的种植计划比较符合实际，经营管理普遍有了加强，劳动效率和农活质量也较过去大为提高。开春以来，尽管春雪大，持续低温，但全自治区春耕生产和接羔保育工作都取得了很大成绩。到四月上旬，黄河灌区的二百多万亩春小麦已经全部下种，阴山南北的春小麦的播种和大秋作物的备耕工作，正在紧张地进行。全自治区已接产仔畜三百零五万头（只），成活二百八十二万头（只），比去年同期多成活九十七万头（只）。成畜幼畜死亡率比去年同期减少。如果没有大的灾害，经过努力，可望丰收。集市贸易比较活跃，对生产和人民生活带来了许多好处。农牧民们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喜气洋洋。

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认为，全自治区农村牧区这种前所未有的好形势，主要是贯彻三中全会各项方针政策的结果。形势大好，这是主流。当前主要的问题，不是什么贯彻三中全会精神，批判极左，落实政策“过了头”，而是要继续深入地贯彻，认真肃清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的流毒，进一步贯彻党的政策，调动农牧民的积极性。这是因为：一、在三中全会以前，内蒙古农村牧区揭批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认真贯彻党的政策，拨乱反正，做得不够。许多政策问题是在三中全会以后才分清是非，认真去贯彻的，时间还很短。二、有些同志的思想还不够解放，不敢大胆落实三中全会的方针政策，不善于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三、很多现行政策虽然已经开始执行，但还没有完全兑现，许多农牧民还担心政策会不会变。

自治区党委负责同志说，至于少数社队中出现的一点问题，也不奇怪。因为遭受林彪、“四人帮”极左路线严重破坏的农牧业生产，要转到正确路线上来，是一个很大的转变，在这样一个大转变的过程中出现一点问题，是难免的。比如有的社队把生产队不该划小的划小了，对集市贸易管得不够等，这只是一些个别问题，是支流。对这类问题不要看到一点就惊慌失措，不加分析地乱加指责，挫伤群众的积极性。我们要认真搞好调查研究，把问题弄清，并分析它产生的原因，然后再根据实际情况，在保护干部群众积极性的情况下，帮助他们总结经验教训，这样，问题是不难解决的。

区党委负责同志还认为，由于农牧业生产季节性很强，当前春耕和接产仔畜大忙期间，要集中力量搞好当前生产，千万不能看不见形势的主流，不能因为解决一些个别的认识问题，而影响了农牧业生产。（新华社呼和浩特1979年4月21日电）

记者来信：统计工作需要来一次整顿

我在下面采访，感到有些地方和部门的统计资料残缺，数据不准，造成了不少混乱。这种状况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

党的工作重心转移之后，对于数据、资料要求更加准确可靠。可是现在有的单位的数据，缺“年”短“项”，很不完整，而且有的是数不副实。例如内蒙古农村播种面积和亩产的统计数字，经调查，一般与实际都有出入。临河县团结公社一个生产队，从统计资料看，播种面积三百来亩，亩产一千六百斤，经过了解，实际播种面积是六百来亩，亩产八百斤。记者到有关部门核对数据，还常碰到同一个“项目”，几个部门所提供的数据却不同。如去年在巴彦淖尔盟了解机构和人员的情况，统计局一个数字，编制办公室又是一个数字。今年在杭锦旗了解交售畜产品的情况，两个部门的数字相差几倍。

统计数据的混乱，使各级领导机关不能准确地掌握实际情况、安排计划、制定措施，在宣传报道上更容易弄出谬之千里的笑话。

据做统计工作的同志谈，造成这种混乱状况的主要原因是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表现在以下几点：一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各级统计部门瘫痪了，后来机构又几经变动，不少资料失散了；二是十多年来统计人员调动频繁，互相接不上茬，近些年又经常抽调干部搞中心工作，对本职工作也有所影响；三是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遭到破坏，有的领导说假话，搞浮夸，有的地方的统计数字不是从事实出发，而是按某个人意见向上报；四是有些人对统计资料工作极不负责，不作认真的调查核实，而是“三分统计，七分估计”，态度极不严肃。

粉碎“四人帮”以后，各条战线、各个领域都在拨乱反正。现在，党的工作重心开始转向四个现代化建设，统计资料的混乱状况再不能继续下去。各级领导和有关工作人员都希望能够尽快整顿统计部门，健全统计制度和条例，并发动各部门相互配合，对十多年来的统计资料进行一次补充、完善和校对工作，使统计部门真正成为各级政府提供数据的权威机构。（新华社1979年4月19日电）

谈没有“意志”的“长官”

粉碎“四人帮”以后，批判了按“长官意志”办事的做法，强调尊重客观规律，这对于恢复和发扬我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一切从实际出发和实事求是的作风，是完全必要的。但是，还有另一方面的问题，这就是各级都有少数没有“意志”的“长官”。

据干部群众议论，没有“意志”的“长官”，其表现有以下种种：“上传下达”。这些领导人只起传声筒的作用。中央提出“以粮为纲，全面发展，因地制宜，适当集中”的方针，他们就照本宣科，至于本地区“宜”什么，“集中”什么，采取哪些措施，却没有“套数”。有的基层干部说：“开了十多天会，就带回个‘圆圪旦’（意即很笼统，没有具体措施），还是无法下手。”对于下边的情况，他们往往是把有关负责人找来汇报一番，由秘书、干事记下来加以整理，必要时向上级一报了事。表面看来，他们整日也不闲着，可实际上还不知道他们那个地方或部门到底应该做什么。“上推下卸”。这些领导人也批阅文件，接待一些办事者，但往往有的推到上边，有的推给了下边。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也不拿出决断，这就出现了人们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一个单位的领导班子，人数也不少，各方面的工作也都有人分管，可是还是要事事由集体讨论，第一把手拍板。不少人整日在会议、公文中消磨时光，不能深入实际，工作没有重点，一些本来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也长期“拖”在那里。“一拖二等”。有些问题实在无法推下去，就把它拖下来，一等上级表态，二等别的地方的“先例”。有关部门或个人来催办，得到的回答只有一个：“过几天研究。”“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有的领导主持处理一件事，一听到有不同意见，就不能或不敢“集中”正确的意见。没有定的迟迟定不下来，已经定了的也不能执行。

没有“意志”的“长官”和“长官意志”，是同一种思想基础的两种表现形式，都是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长时期以来，“长官意志”和没有“意志”的“长官”是同时并存的。造成这种没有“意志”的“长官”的主要原因是，有些领导在历次政治运动中挨过整，加之林彪、“四人帮”多年来造成的思想混乱，他们从消极的方面总结了经验教训，心中考虑的是“安全第一”。还有一些领导对于批判“长官意志”，反对瞎指挥，缺乏全面的理解，怕别人说自己是“长官意志”，瞎指挥，该管的事情也不敢管了，放弃了领导责任。也有些人，官大了，薪水多了，养尊处优，群众观点淡薄了，革命意志衰退了。中央的精神、群众的呼声到了他们那里，就销声匿迹了。在自治区党委工作会议期间，区党委负责同志要求领导干部要向前看，在实际工作中经受考验。指出，“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现在不少干部群众反映，有的就是不“上套”或不“认套”，只是在圈里“打滚”或原地“踏步”。

这些没有“意志”的长官的存在，是当前各条战线办事效率低的一个重要原因。特别是由于他们主管一个地方或一个部门的工作，就会严重影响那里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拖延四个现代化的步伐。“长官意志”不能要，没有“意志”的“长官”同样不能要。各级领导同志要振奋革命精神，自觉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做敢于创新的闯将，善于思考、勇于探索，在新长征中做出新的成绩。（原载1979年5月21日《内蒙古日报》）

实行按劳分配，提高劳动生产率——乌海市五一农场实行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调查

根据劳动者的劳动成果给予劳动报酬，这是按劳分配原则的要求。这样做，才能促进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和生产力的发展，才有利于加速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列宁在《苏维埃政权的当前任务》一文中谈到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时候就强调指出：要“根据生产的产品总额，或铁路运输业及水路运输业的经营结果来决定工资”，乌海市五一农场在这方面作了尝试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他们实行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办法，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农业和工副业都得到了发展，上缴利润连年超额完成计划。

五一农场是一个以生产蔬菜为主的国营农业企业，有一千六百多名职工，下设十三个农牧业队（场）、两个工业企业，还有兽医站、学校等单位。

这个场实行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具体办法是：（一）在农场和各生产队之间，采取以下办法：

1．农场对生产队实行以利润为主要指标的“六定一奖”制度。每年年初，场队领导一起根据各队土地、劳力和其他物质条件，定播种面积、定产量、定收入、定开支、定工资、定上缴利润。以此作为考核生产队完成计划的标准，超额完成计划实行奖励。

2．把全队职工的工资分为基本工资、级差工资和产量工资三部分，分别处理。

基本工资。即以一级农工为基础，把工资的80%定为基本工资。也就是说全队不分一级农工、二级农工、三级农工等，都按一级农工工资额的80%定为基本工资。基本工资由场部按月发到生产队。

级差工资。即二级农工或三级农工比一级农工的工资多出的部分（大体每级相差五元，即二级农工比一级农工多五元，三级农工又比二级农工多五元），场部也按月发到生产队。

产量工资。即以一级农工为基础，去掉按月发给职工的80%，留下的20%这一部分，场里暂不按月发到生产队，到年底结算时，完成任务的生产队，全部照发，完不成任务的，相应减发。

3．农场对生产队实行超产奖励。对超额完成生产计划的队，超额利润的40%奖给生产队，其余上缴农场。

农场对生产队这样做的结果，各生产队由于完成产量和利润计划不同，职工的收入也不同。从1977年看，这个场各队职工的劳动工分数大体相同，但工分值都不同。工分值包括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和奖励，好的队一个工分值是一元七角，平均在一元五角上下，差的队只有一元。这种差别有利于调动生产队和全体职工发展生产的积极性。（二）在生产队和职工个人之间，实行按劳记工，以工付酬。具体做法如下：

1．基本工资按每个工八角钱（大体相当一级农工工资的80%），按月发到每个职工手里。

2．级差工资，二、三级农工每月达到二十五个半劳动日的全部发给，达不到者相应减发。

3．产量工资和超产奖，年终按工分红。

除此以外，生产队对职工的口粮和取暖费也实行按劳分配。粮食部门按每人每年五百斤原粮的标准供给，农场规定男职工全年劳动日达到二百个，女职工达到一百五十个的可供应原粮六百三十斤，其余达不到者相应减发，但最低不少于三百六十斤。取暖费要求男职工达二百六十个劳动日，女职工达到二百个劳动日全部发给，达不到者相应减发。

五一农场这样做的结果，调动了职工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促进了生产的发展和利润的增加。这个场是1960年5月1日组建的。开始也实行固定工资制，还没有等到这一年的年底，不但工资发不出去，而且农活也安排不下去了。从1961年起，实行了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办法，到1964年就扭亏为盈了。十多年来一直坚持这种制度。就是在林彪、“四人帮”横行的日子里，也没有翻过“烧饼”。只是在林彪、“四人帮”的干扰下，管理放松了，在具体执行这一办法中受到了影响，1969年到1976年几次出现亏损的情况。粉碎“四人帮”以后，他们整顿了各级领导班子，加强了管理工作，进一步规定了实行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具体措施，1977年产量和盈利都达到了历史最高水平，其中盈利十四万九千九百元，为上缴利润计划的六倍多，职工年平均工资达到了四百零四元。1976年上缴利润达到了十九万多元。

这个场的领导和职工群众认为，实行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办法，有下面几条好处：第一，打掉了“胶皮饭碗”，解决了“吃大锅饭”的问题。在我国国营企业的现行制度下，人们一旦取得了正式职工的资格，就得到了一个“胶皮饭碗”，固定工资成了“常数”，即使一点贡献没有，“胶皮饭碗”照样在手。劳动报酬与企业的经营情况脱节。许多企业长期亏损，这是一个重要原因。这种情况与“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是不相容的。五一农场实行了基本工资、产量工资加奖励的办法，人们感到不劳动就没“饭”吃，劳动不好就没有“好饭”吃，“文化大革命”中，在“四人帮”破坏干扰、领导班子瘫痪的情况下，他们也没有停过产。第二，克服了干与不干一样、干多干少一样、干好干坏一样的平均主义倾向，落实了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使人具体地感到了多劳多得、少劳少得、不劳不得的好处，并以多劳多得为荣，以不劳、少劳为耻。第三，使每个生产队和每个职工把自己的劳动成果与自己的物质利益结合起来了。每个职工、每个生产队都想方设法多干一点、干好一点，为国家为集体多作一点贡献，使自己多增加一点收入。第四，提高了劳动生产率，为国家增加了积累，推动了生产的发展。

五一农场实行的这种办法虽然有不少优点，但也不是已经做到了尽善尽美。广大职工认为还有进一步改进的必要，比如，应从超产利润中拿出一定比例给生产队，作为生产队的提成，使生产队运用这一部分提成，增加职工集体福利，扩大再生产。这样做，可以鼓励生产队发挥更大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把生产搞得更好。再比如，现在场部职能科室仍实行固定工资制，也应根据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制定一个考核、奖惩、升降办法，鼓励先进，鞭策后进，调动广大职能人员的积极性，为生产第一线服务，使管理工作更加适应社会主义大生产的需要。（原载1979年5月《实践》）

周惠同志在视察内蒙古一些农村牧区后提出：抓住种树种草活跃自治区经济

中共内蒙古自治区委员会第一书记周惠最近在视察内蒙古的一些农村牧区后提出：在内蒙古应当用过去种粮食的劲头来种树种草。他说：这里有13亿亩草原，耕地不到1亿亩，大力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就是发挥了自治区的经济优势，也是因地制宜地有效解决内蒙古粮食问题的正确途径。

4月中旬到5月中旬，周惠先后到伊克昭盟、乌海市和阿拉善盟的一些地区，一边视察工作，一边调查研究。他在和当地一些干部、群众谈话时，反复强调：在内蒙古12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绝大部分地区宜林宜牧，种树种草划得来，抓住了种树种草，内蒙古的经济就搞活了。

周惠同志在伊克昭盟分析解剖了几个农牧业发展比较快的社队，他听了这几个社队介绍的经验以后指出：在内蒙古提出大力种树种草，是根据这里的自然规律决定的。在伊克昭盟这样的地方，大力种树种草，就是扬长避短，可以获得最好的经济效果。

周惠同志在视察过程中，反复谈到在内蒙古大力种树种草和解决粮食问题的关系。他说，由于极左路线的破坏和人口的发展，内蒙古的粮食有很大“缺口”。我们不能长期吃国家供应粮，要经过努力，逐步做到粮食自给。通过大力种树种草，开展多种经营，趋利避害，把自治区的经济搞活，农、林、牧业都有个大的发展，才能最终解决自治区的粮食问题。周惠强调指出，自治区各级各部门从现在就应当做到，层层面对现实，开动机器，权衡当前和长远利益，坚持种什么划得来就种什么的原则，让种树种草和种粮食平起平坐。国家种，集体种，个人也种，适当放宽政策，充分挖掘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潜力，经过三年五载、十年八年的努力，随着植被覆盖率的提高，自然生态平衡的恢复和因地制宜地建设基本农田，再加上黄河后套平原、土默川、大青山前、辽河流域、呼伦贝尔盟岭南地区等粮食集中产区的建设，自治区不仅畜牧业会有一个大的发展，粮食生产也一定会有个根本好转，整个经济必然会逐步繁荣起来。（新华社呼和浩特1980年5月18日电）

“林（草）——牧——粮”——内蒙古发展粮食生产的有效途径

自去年四月自治区提出并经中央同意实行“以牧为主”的生产方针以来，各方面都有些不同意见，争论的焦点是粮食问题怎么解决。这确实是一个实际问题。全区一千八百多万人，近三分之一吃商品粮；在农业人口中又有20%左右常年靠返销粮过日子。粮食压力确实很大。最近，我随同周惠、云世英同志到伊克昭盟走了一趟，如何解决我区的粮食问题是他们重点了解和考虑的一个内容，在沿途和回机关后，他们与干部社员和工作人员结合实际作了一些探讨，我把它以调查札记的形式整理发表出来，以参加我区经济建设长远规划的大讨论。

目前，伊克昭盟吃供应粮的状况仍在继续，但我们也看到和听到一些由吃供应粮变为交售商品粮的典型，很受启发。比如，有的社队改变了过去那种传统的单一抓粮食的做法，像种庄稼一样种树种草，结果畜牧业迅速发展，经济收入显著增加，粮食上去了。仔细琢磨这些典型经验，从全区一百二十万平方公里的大部分地区考虑，我们感到带有普遍性。种树种草，发展畜牧业确是我区发展粮食生产的一个有效途径。

我们头一站是到了准格尔旗海子塔公社，公社党委书记吕世光同志说他们今年要抓好三件大事，头一件就是种树种草三万亩，其中五千亩树，一万亩草和一万五千亩兼有林（灌木）草特点的柠条。全社不到七千人，一年人均种树种草四亩多，与他们的粮食作物的播种面积相当。这个公社是丘陵沟壑山区，过去长期吃供应粮。后来索性腾出部分土地和劳力种树种草。现在实有树二万六千多亩，柠条十九万七千多亩，草一万四千多亩。林草占到全社总面积的40%左右。种树种草带动了畜牧业，林（草）、牧又带动了粮食生产。近几年除三项（口粮、饲料、种子）用粮自给外，还平均每年向国家交售商品粮九十多万斤。据吕世光同志说，林（草）、牧、粮基本是个正比例发展的趋势。群众已经看到了种树种草的好处，积极性都比较高，全区著名的种树种草劳动模范刘茂桐就在这个公社。

在去旗里的路上，我们又到沙圪堵公社安定耗大队郭家梁生产队看了看。这个队的沟壑更深，水土流失更为严重，过去称为“穷土饿石头，洪水到处流，十年九不收”的穷地方，老百姓年年刨闹粮食，年年没粮吃。近几年人均口粮达到了四百八十斤，而且年年对国家有贡献。去年在遭受洪水冰雹灾害的情况下，仍超额完成了粮食包干任务。这个队粮食上去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种树种草。全队八十来口人，已经种活六百多亩树（其中果树一百一十亩），三千三百多亩柠条和一千一百多亩草，在四条沟里筑起了蓄水坝和淤洪坝，建设了一百五十五亩水浇地；全队牲畜（不包括猪）发展到五百三十多头（只），每年积肥六千五百多车。结果耕地面积压缩了一半，而粮食亩产却提高了十倍。

在伊克昭盟的西部，我们又访问了伊金霍洛旗新街公社乌兰陶勒盖大队，并在社员家里吃了派饭。这个队地处毛乌素沙漠，据在世的老人讲，从他们记事时起就是年年春种秋收，忙于种庄稼，搞粮食，合作化后全队七八百口人，耕地面积扩大到上万亩，但还是没断头地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