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丁学良
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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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读天下无字书试读：
作者简介
丁学良，出身皖南农村，在国内受过不完整的小学、初中和高等教育。1984年夏赴美国读书，1992年春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历年来在哈佛本科生院、国立澳大利亚大学亚太研究院、美国卡内基和平基金会从事教学或研究，目前是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研究领域包括比较现代化／发展、转型社会、国际竞争与大学制度、政治幽默。
献辞
谨以这本小书表达我对小弟、小妹及其配偶的衷心感激
他们对身边慈母多年里始终如一的奉侍，令我得以较为安心地游学天下永远读不完的书，永远行不尽的路
序言
这本集子里收录的，是我过去二十多年里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一些心得、灵感和体会。本书不是我至今最重要的出版物，因为它对我的饭碗没什么大影响。本书也不是我至今最费心力的出版物，因为它并不涉及理论或概念的修正、构建。但本书却是我至今在中国内地出版的投入最深的著述，因为它浸透着我游学天下的三十春秋情怀。
读“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讲起来顺口听起来顺耳，对我们这样的中国人来说做起来可不容易。首先的一条，是你得被授予行走天下的机会。与很多同时代的国人相比，我算是稍微幸运一点的，在中国闭关锁国数十年之后、一朝推行对外开放新政策的初期，就被允许去了美国念书。求学期间和学成之后的漫长岁月里，有缘接触和认识了多位在做学问、做事业和做人方面颇有独到之见和特别之处的西方人士、东方人士、双方人士（混血儿）。他们有的目下正年富力强，有的现在已经仙逝；有的早已是国际上知名的大师，有的是一个领域里面成果殷实的干家。但我对他们的描述评论，均不是从平面入手，以求面面俱到、综合持中（亦即画领袖“标准像”的那种风格），而是从我与他们接触的那一小点那一小段入手，由“方寸”来看“世界”，就像古人欣赏金石印章、今人欣赏纪念邮票一样。有心的读者在细细品味这些人和他们所做的事、做事的方式方法的过程中，当会时时有会心的一笑或一叹甚或一鞠之泪，悟出些许浅易文字之外的细腻的深层道理来。
我在国外选择的研究领域属于“比较政治社会学”和“现代化／发展研究”，因此很看重在现实世界里面同中寻异、异中索同。获得博士学位前后，我利用了多种机会游学列国——北美、西欧、苏联和中欧、东欧、环太平洋国家及地区、靠近北极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等等。迄今算来，尚缺乏对非洲大陆、拉丁美洲和南亚次大陆的感性体验，以后还要加倍努力申请经费，逐一考察这些地方。我周游列国，实践的是“行万里路，读两本书，思一件事”的知行哲学。古人有言：“行万里路，读万卷书”。在那个时代，有心人发愤尚能做到，在科技发达的今天，就难以身体力行了。古时候读书人云游四海多半骑着头小毛驴，一天的行程不过数十华里，万里路行下来，好歹也得十年时光。古时的书籍字大而册薄，一天读它三四卷不成问题（根据我少时在家乡读明清时代木刻石印绣像小说的经验测算得出）。万里路行下来，读万卷书的计划指标也就差不多达到了。而在当今时代，空中航行万里，连两头往返机场的时间算上，也不过两天辰光——能读毕两本书，已属不易矣。“思一件事”，就是条件性地反思：“在这方面／这个问题上中国是怎么样的？”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所学所行、所食所饮，都会本能地或自觉地拿来与中国的相关事情作个对照比较，发一番有言无言的感慨：“为什么中国不是这样的？”或“为什么外国在这种事情上不像中国那样？”无言的感慨，多半已掺和着红酒绿茶渗入肝肠。有言的感慨，小部分的收录在这本小书里。
出去游学近三十年来，我从“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中获取的多种多样启迪，其价值并不少于我从英文书籍报刊上经由刻苦阅读所吸取的专业信息。如果要用最简洁的对比说法，不妨把后者称作“知识”，而把前者称为“见识”。“见识”主要得自于亲身经历，它有别于纸上谈兵。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年来我在回答很多中国学生和家长们的问题——“您怎么看‘远距离上课学习’（distance-learning）和外国大学在华的合作项目特别是合办校区？该不该去上这样的课目拿它们的学位？”——时我总是直言相告：如果你们家有条件的话，还是出国去学习一段时间好，因为“留学”的意义不仅仅是在课堂里读书，还包括在书本和课堂之外的广义学习、体验、取经。从你在国外或海外亲身接触和相处的人身上，你细心观察、琢磨乃至有选择地学习他（她）们如何做学问、如何做事业、如何做人，是会终身受益的。
读“天下”这本无字的大书，无始亦无终，无边又无际。我虽然多年来行走于东南西北方之间，用大脑读更用心灵读，也只是读了这本无字大书的前十几页——未来的那些篇章还漫长悠远着呢！
我与读者诸君分享自己读“天下”这本无字大书的心得、灵感、体会，完全不是以板着面孔“哼哼教导”的方式——我家乡的识字农民早年讨厌透了说教型的各级干部，把他们自封自誉的谆谆教导一律改为“哼哼卿卿的教导”，简称“哼哼教导”。我拒绝“哼哼”，特地选择以面对面讲故事的风格来表达。原先我并不具备“本人会讲故事”的自我意识，最早告诉我“丁学良，你很会讲故事”的，是一位于1993—1995年期间在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任教、极富语言天赋的女同事。这位出身于香港的华人女士，不但粤语说得正宗，连潮州方言、客家话、普通话、英语，都说得流利顺畅。因为她有语言天赋，所以我们说普通话的一帮人在一起海阔天空摆龙门阵的时候，她也会兴致勃勃地参与。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香港科大的人文社会科学院的小会议室，对华人同事们讲外号“许和尚”的许世友上将的故事。1966—1968年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高潮期间，时任南京大军区司令员的许世友有一个从前做过他卫士班长的姓丁（与本人无关）的下属，在我家乡安徽省宣城荣任一个农垦师的师长，许司令就把他的两个孩子交付给这位丁师长照顾。在那个大动乱的年代，不能泄露许世友是他们爸爸的真实身份，但这两个孩子毕竟出身不凡，言语中偶尔透口风，便差一点儿泄露了天机。“我们家在南京，到我们家来的叔叔都是大胖子。”某一日年纪较小的那个男孩对周围宣城本地的小伙伴们这么说。宣城的孩子们一听就傻了眼：那个年头全宣城县县城数万人里面，也就是三、五个大胖子，一个是县委书记，一个是县长，另外几个是县委大院食堂里的炊事员。从南京来的那两个小孩家所有的客人都是大胖子，那还了得！那他们家爸爸肯定比县委书记、县长要大得多！
看官，此处不要小看了我们宣城的那些半大的孩子们，他们虽然没见过大世面，社会学、人类学的直觉敏感度却是足够高的：在那个物资普遍极度匮乏的年代，大胖子就是社会身份和政治地位的形象表征——哈佛大学当年的经济系讲座教授、西方最著名的科学技术史专家之一的戴维·兰德斯（David Landes），给我们讲授“经济发展”热门大课的首堂开场白就是：“衡量富国穷国的指标系统复杂多样，我们要花费整个半学年的课才能够把它们介绍一遍。不过有一条金科玉律你们倒可以拿着到处试用：穷国人民和富国人民都关心‘吃’的问题，只是穷国人民关心的是怎么才能吃得饱，富国人民关心的是怎么才能吃得不发胖。”
记得1999年春末夏初，我们一行二十多人在吉林省延边自治州延吉市开完全国“世界经济学会青年理事会”年会后，亲自赴朝鲜民主人民共和国考察。那时他们刚刚才有所谓的“具有朝鲜特色的经济特区”。我们一行人被安排在他们国家已故领导人早年享用的避暑山庄下榻，每天24小时都有特殊部门的便衣警卫礼貌而警觉地陪伴着我们。双方相处稍微熟悉了一点，他们便悄悄地问：“你们都是中国的大领导大干部吧？”我们很诧异他们接待方怎么会有这样的信息——我们其实全都是手无实权的大学教师和研究机构里的青年专家，他们便据实相告：“因为你们都是胖子。”因为我们在他们城乡参观，到处目击的都是普遍偏瘦的老百姓，“唯二”的胖子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两幅领袖画像。
考察完毕在离开朝鲜回到中国边境的前一刻，我感慨地对身边的两位年轻的老朋友邵主编、冯副主编（当时屈居副职，如今早已经是一家中国出版的英文经济评论杂志的正主编了）说：“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二十年间使我们一步从匮乏社会跨进了中等发展程度的国家，我们的腰围就是铁证。”确实，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期朝鲜人看去他们国家访问的中国人，就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后期我们看来到中国访问的西方人：“这些家伙日子过得真好，一个个吃得那么白白胖胖！”
那一天下午我在香港科技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小会议室里，就着冰镇的日本清酒，讲着许世友的孩子们和大胖子叔叔们，讲着许司令到宣城来看望他的下属，屁股没坐稳就要去打猎，因为许司令讨厌吃猪圈里喂大的猪、鸡笼里养大的鸡，偏好吃山上奔跑的野猪、林里流窜的山鸡，而且一杆步枪举起来弹不虚发。不知不觉地，一点八公升的特大装日本清酒瓶里所剩无几了，我对许司令的描述也接近尾声，那位平时眼光颇苛刻的女同事最后真诚地对我赞了一句：“丁学良，你很会讲故事！”数年之后我在台湾出了一本当代社会史的小书，以讲故事的方式描述我曾经目击过的三次大革命之细枝末节，我的年纪尚不够老的老同学、著名经济学家大彬在他的美京华盛顿郊区的别墅里，通宵一气读完，两次从床上笑颠滚落地板。
事后想想，我会讲故事的本领多少也有些源头。我从小爱读旧小说，尤其是《三国演义》、《水浒》和《封神榜》。稍微长大了一点，又爱读《红楼梦》和《东周列国志》。再长大了一点，就酷爱读《史记》。司马迁伟大的讲故事的本领，把他生前两千年的中国历史，讲成了他身后两千年来中国史学家的不朽经典。我虽然不是史学家，却也从太史公那里承接了一点点讲故事的灵气。
但我这点讲故事的本领，若无几位年轻编辑们的鼎力相助，也是成不了篇章的。这其中特别要感谢的，是《南方周末—名牌》杂志的编辑黄惊涛、周筱贇、严晓霖，这三位著名的才子才女在他（她）们当年的顶头上司向熹和李红平的支持下，屡断屡续，前仆后继，把我历年来讲的故事，一篇篇及时整理出来，变作了《名牌》杂志的专栏文章——这个专栏后来被我命名为“愿生汉唐”，以表明我最心仪向往的活着的方式——并赢得了不少读者的喜爱。其中有一篇贴上了前《名牌》杂志领导人之一的博客后不到一个星期，阅读者点击量达到二十四万。我这次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所依据的脚本，大多数是经他们三位之手整理过的专栏文章。尤其是江南才女严晓霖精心妙手下烹出的文字，真如同我俩家乡的野生鲜鱼熬的汤，直令人品尝后嫌碗太浅、嫌勺太细！当然，我对所有的篇章都是从头到尾作了全面修订和大量的补充、扩展。修订的多半是我通过长途电话——有时还是国际长途——口述时，因为我的普通话欠标准而导致的对方误听误解误记；补充扩展的是那些因为杂志篇幅所限而忍痛割舍的部分，新增补的数量相当可观。我相信经过这样系统的修订扩充，我读“天下”无字大书的心得、灵感、体会，将会更饱满、更滋润地呈现在读者们面前。
编辑成书的过程中我没有改动的，是那种口述故事原有的aroma——这个词是西方葡萄酒评鉴者圈子里常用的一个术语，指天然的、特有的、淡雅且持久的香味。我希望有心人在读这些故事的时候，能够体验出它们内有的、些微的陈年红葡萄酒的气味。
渔父醉，蓑衣舞。醉里却寻归路。轻舟短棹任斜横，醒后不知何处。
渔父醒，春江午。梦断落花飞絮。酒醒还醉醉还醒，一笑人间今古。
这首苏东坡《渔父》（誊录核对于中华书局1999年版《全宋词》）所勾勒的境界，正是我行走于东南西北方之间经年里感觉着越走越近却仿佛永世也达不到的彼岸。
最后我要致谢的，当然是北京大学出版社的资深编辑周雁翎博士和姚成龙先生，以及后者的接力人刘军博士。我很幸运，在出版我过去最重要的一本中文著作《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12月第一版）的前夕，就认识了他们这样极为敬业的文人型出版家和编辑。他们当时就催促我赶快把游学天下的文字整理出书，说你仅仅抽象地宣讲世界一流大学的道理还远远不够，应该佐之以亲身在国外卓越高校里的所见所闻，那样就把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的骨骼血肉和盘托出。他们还以二十世纪上半叶的实例，论证中国人海外留学经历成书后影响了多少青年学生！我立刻被他们说服，发誓立刻动手，谁知饭碗干扰，一拖就是六年有余，拖到姚成龙先生已经变成另一个编辑室的主管，拖到刘军博士前仆后继。不过我们虽然共识多多，还是发生了一点小争论：他们说你这本集子里从头到尾讲的都是你怎么“读”他人它事，没有系统地讲到你自己的治学经历和学术成果，别人就“读”不到你——你也得让年青一代的读者们有机会在这本集子里细细地“读”你呀！
我很感谢他们的良好用心，但是我告诉他们：我患有不可自拔的“谦虚谨慎综合症”——这是我原来在香港科技大学的同事、现任上海中欧工商管理学院经济系核心教授的朱天博士对我的定论。他的办公室与我的办公室紧挨着达七年之久，对我的观察“入骨四分”——我确实从来没练就那份胆量，在自己的书里说自己怎么行怎么行。为了使读者稍微对我读书治学的心态有点了解，我把当年一篇关于读书目的和取向的经验之谈（原为口头谈话，从头至尾由《中国法律》主编董彦斌精心劳作成文）收了进来，作为全书的倒数第一篇。初稿于2007年8月22日从香港至波士顿的飞机上完稿于2011年4月5日从香港至洛杉矶的飞机上引我入绛红大门的人哈佛大学政府系讲座教授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 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方可预测未来◆ 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世界头号学者◆ 进入哈佛的引路人◆ 另一场“文化革命”在马若德教授家，家宴丰盛在美酒
自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来，人们对于以下这类原本是“重大国际新闻”的事务已经变得熟视无睹甚至懒得去关注了：每年中国和美国的高层领导人都要互访一两次，有时甚至两国的“高官大部队”多次往返北京和美京（华盛顿）之间。他们除了处理突发性事件外，最常规性质的话题乃是两国之间的经济和贸易关系，以及双边关系对全球经济贸易格局的巨大影响。到了二十一世纪头十年结束的关节点上，两国关系就进入了“清官难断家务事”的美妙境界，经常为钞票（兑换率、国债券、进出口额、外汇储备、产业补贴等等）公开吵架几乎到了要拍桌子骂娘的地步。这里面透露出的信息人人皆知，那就是在三十来年的发展过程中，中国已经从世界上最穷困国家的那个“光荣”层次上走了出来。在全世界，只要一谈到经贸关系，任何国家都不会无视中国——即便许多老外是以讨厌的眼光看着中国当今的经济再崛起。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方可预测未来
这当然令我这样常年游走列国的穷读书人有很多很微妙很错综很复杂的感受，往往会刺激我回想起遥远过去的一些看似细枝末节的经历。三十多年前的1980年2月8日，也就是中国人的春节期间，在风行全球的英国《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周刊上，刊登了一篇很长的文章，The Post-Confucian Challenge，通常被翻译成中文叫“后儒教的挑战”——“后儒教”指的是把现代工业制度与一部分的儒家文化传统结合起来的那几个东亚社会，也有俗人俗称之为“筷子社会”。这篇文章起势不凡：“自从工业革命发动以来的二百多年里，西方一直在主导着这个世界，而今天这个主导地位受到了威胁。威胁不是来自于俄国人，他们至少在部分上还是西方传统的后裔；威胁也不是来自于阿拉伯世界，因为等到他们沙漠底下的石油越来越少的时候，他们对西方的压力就会减弱。西方今天所受到的威胁，根本是来自于那些继承了儒教文化的东亚人。迄今为止，只有他们才对西方的经济、政治乃至军事提出了真正的挑战。”
这篇文章还特别提到，在1970年代后期的那几年内，日本对美国的挑战和压力极其巨大，在很多重要的产业里使美国人招架不住。紧跟在日本后面对西方构成深刻影响的是“四小龙”（当时很多西方评论家戏称之为“四人帮”），即韩国以及属于“大中华圈”的新加坡半岛、台湾岛和香港半岛。但是，文章的画龙点睛之处是末尾讲到的一种规模巨大的可能：“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四个现代化的政策如果能够使中国内地得到转变，那么，一个经济强力的中心将在东方兴起。而相对于这个中心而言，‘四小龙’的经济奇迹，也只不过是太阳边上的一点光晕而已。”
这篇文章的作者就是马若德（Roderick MacFarquhar，也有把他的名字按发音翻译成“麦克法库尔”的）。在三十余年以前，就能够清楚和明白地描述出这种历史的大趋势，胆敢做出这么伟大的预言，真是让人非常佩服。汉语的“预言”在英语中有含义不尽一致的两个对应词，一个是Prediction，主要用来指对社会、政治、经济事务的发展做出精确细致的“预言”，但是这些事务往往是很难准确预言的。另外一个词叫Forecast，主要用来指“天气预报”——一般来讲，像天气状况这种概率式的消息还是能够“预报”的。预言未来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是在这一点上，马若德基本上还是相当靠谱地预言了中国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发展大趋势。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准确的大“天气预报”，说明预言者是一个颇懂得中国政治、社会、经济走向的长程“气象预报员”。
那么，我们得问问，是什么样的一种知识背景，使得马若德这位洋人学者，能够对中国的经济再崛起有这么敏感而又具透视力的远瞻呢？本人认定，是因为马若德具有浓烈的历史感——只有懂得历史的人，才能够预测未来。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西方世界头号学者
在二十世纪中后期的美国，有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史学大宗师，叫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他开辟了研究中国的新潮流，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从他开始，美国才成为全世界研究中国的首要重镇。费正清虽然只是研究中国问题的历史学家，但是他却成了全美历史学会第一个并非研究美国历史的主席。在哈佛，与费正清同时期的还有一位地位尊崇的教授叫本杰明·史华慈（Benjamin Schwartz），他比费正清年轻几岁。正是因为哈佛同时有了史华慈与费正清，才使得该校在中国研究方面简直天下无敌。史华慈在英文世界被称为是研究中国文化和历史的“祭酒”，为人也极厚道谦和。我有三年多时间跟他住在同一条小街Kirkland Street上，相距不过三四十公尺，常和他在小街口路遇，闲聊几句。有次老爷子（他长得侧面有点像爱因斯坦，也是犹太人）跟我聊起了兴致，非让我到他家看看他很多年以前——大约是我们这代人穿开裆裤的时候——花了八万美元买的古旧砖楼。那栋小楼藏匿在一个深深的半圆形院子里，覆盖着长长密密的绿藤红叶，现在已经价值数百万。
而马若德这位研究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世界头号学者，正是费正清的弟子，也是史华慈退休以后的那个Leroy B．Williams Professor of History and Political Science讲席之接任者。他不仅做过哈佛大学政府系的两届系主任，也曾做过三届“费正清亚洲研究中心”的主任，并且他二十九岁时就在英国创办了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季刊》）——如今，它在全世界研究中国的英文学术刊物中是最具影响力的。他访问过中国几十次，中国老一辈的领导人，除了毛泽东以外，其他的像周恩来、华国锋、邓小平等人都曾会见过。他的结发夫人在任《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杂志的国际专栏主编期间，会见过老一辈之后的中国核心领导人，曾经给我描述过会见谈话的一些生动细节。
我第一次见到马若德，是在他1983年夏天访问中国期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做了一个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专题讲座，那一年他刚刚出版了The Origins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系列研究的第二卷。这总共三大卷1700页的巨作，后来在1999年获得了“亚洲研究学会”备受尊敬的Joseph R．Levenson Prize奖。该项学术奖是为了纪念1969年不幸英年早逝的Joseph．R．Levenson，他生前在加州大学伯克利校区任教，在国际上被广泛认为是治中国史的大才子。以他命名的这个奖，专为英语世界关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优秀研究成果而设。马若德在《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本的基础上，后来又埋头苦干多年，完成了Mao's Last Revolution（《毛泽东最后的革命》，香港星克尔出版公司2009年有中文译本发行），把中国“文革”从头到尾给整完了一遍。
他那次访华的时候，我正在中国社科院马列主义研究所工作。因为我刚刚获得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届中国社会科学中青年优秀论文一等奖，作为国内青年学者的代表，有机会参与接待他的事宜，可以与他多次面谈。没有组织上的安排，像我们这个档次的小青年，是不可以随随便便跟老外直接接触的，万一受了他们的“精神污染”怎么办？因为跟马若德有了几次交谈，我也受到英国驻华大使伉俪的邀请，参加了为他举行的一个大型欢送酒会。酒会在8月6日晚上6时举行，我至今还保存着那份正式请帖。为什么他这个美国大学教授访华，英国大使及夫人要举行隆重的酒会呢？——是因为马若德出生于英国的望族。他的父亲是个职业外交家，做过联合国人事部的部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巴基斯坦刚刚从英国独立出来还未正式建国，暂时在联合国的托管之下，他的父亲那个时候就是联合国托管巴基斯坦的第一号或者是第二号官员。因为他父亲在外交界长期杰出的服务，后来还被英国女王授予了“大不列颠帝国高级勋位爵士”的爵位。马若德是这个显赫贵族家庭的独生子，但他自己却成了英国的一个民主社会主义者。他从政的时候参加的两个政党都属于英国政治制度下的左派党。他先是参加了工党，然后他可能嫌工党还不够“左”，又参加了社会民主党。他当选过一届英国下议院的议员，也做过好几任英国的高级文官。在从政之前，马若德还有过一段有趣的新闻界从业史，做过BBC国际新闻的主持人。我看过他原来主持节目的纪录片，他那时真是帅哥一个！马若德在政界干了几年之后，第二次出来竞选没有成功，于是他干脆就进入学术界，主要是做中国研究，包括与中国有重要国际关系的区域研究。
马若德是威尔士人，他是在牛津大学读的法律和历史学本科，硕士学位是在哈佛大学师从费正清，而博士学位是他用已经发表过的专著在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申请到的。1980年代初期，美国要加强对毛泽东之后力图现代化的中国的研究和教学，结果哈佛大学就把他从英国挖过来了，那时他已经在学术界功成名就。他到了哈佛之后，政府系和历史系同时给了他教席。
在马若德访华的那十来天里，我用非常蹩脚的英文跟他谨慎、小心地交谈过几次。有一次他还跟我开玩笑，问我平时干什么，我说平时都是看书。他又问我看书以后做什么，我说看书之后累了就睡觉，他又问：“那你在看书和睡觉之间干什么？”我对他说看书和睡觉之间就是锻炼身体，跑长跑，跑完了就学青年毛泽东洗冷水澡，以锻炼革命意志。我给他的印象是那个时代一个典型的中国革命青年的样子。
我记得英国大使馆为他举行的正式欢送酒会之后两天，马若德又自掏腰包在北京东交民巷当时刚一开张便名声大振的松鹤楼饭庄举行了一次告别答谢宴会，那次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被人教导怎么去喝西方风格的葡萄酒。那天宴会上开了两瓶茅台，两瓶天津王朝半干白葡萄酒。那年头中国本土的葡萄酒是没有“干”、“半干”、“不干”的区别的，统统加糖酿造。我当时很惊讶：葡萄酒怎么还有“干”和“半干”的呢，酒是液体，“干”了不就是没有了吗？而且，喝酒都是要“干杯”的，“半干”不是对人不礼貌吗？我就问马若德，他说中国式的葡萄酒是有糖分的，如果抽取掉酒里的糖分，就变成“干”的了，这样一解释，我才明白过来。正是这一次“半干”，既令我后来有了进入哈佛大学念书的机会，也使我对西方的葡萄酒产生了兴趣。进入哈佛的引路人
一年以后，我去了美国匹兹堡大学读书。出国之前，我的恩师苏绍智先生给我开了几个他熟识的美国资深望重的学者的名单，其中第一位就是马若德。我一到美国，马上就跟他联系，他马上就说，要安排请我去哈佛大学做一场小型学术报告，这对于一个初到美国去念书的学生是非常了不得的事情。我虽然是拿匹兹堡大学最高奖学金“校长奖学金”去的美国，但是说老实话，那时候我的那个水平的英语在班上是经常受两个美国同学歧视的。我听也听不懂，讲也讲不清，那种歧视都已经写在他们的脸上和眼神里面了，意思是你这号傻瓜还配到我们美国来读书拿学位？这让我很难受。当他们听说我要去哈佛发表一个Talk的时候，简直把他们给震傻了。
那次我在哈佛做报告，经过马若德的安排，来了很多人。我的英语口语水平实在是太初级阶段了，实在讲不清楚的时候我就只能在黑板上画示意图。我是不得已而为之，谁知道这一点使在场的一位大学者看在眼里，也记在心上。这个大学者是Harris White，他是哈佛大学社会学系最有名的教授之一，也是社会学系研究生项目的主任。他是世界上用数学方式来研究社会网络的开山鼻祖之一，这个人原来是麻省理工学院（MIT）学数学出身的，这使他在研究社会问题时很喜欢画图。他发现我也喜欢画图，合他的风格，不过我喜欢画图不是因为我的数学很好，而是因为我的英语太差。他由此认为我的思路清晰条理分明，其实我只能算是歪打正着，口吃说不清唱歌代替，被人误以为是艺术天才。
马若德真是一个非常用心的人。正是由于他认为我到哈佛去念书对我的视野拓展、专业发展更好，所以他就把哈佛与我的专业学习相关的最重要的几个教授都邀请来听我的演讲，让我有机会跟他们当面交流。就是那次报告会之后，哈佛大学文理学院开始认真考虑，要我到哈佛去念书。1984年11月份，我提出了书面申请，过了一个多月就被录取了。为了让我能够全力集中在学业上，马若德特意推荐我申请到了两份奖学金，一份是哈佛大学的，一份是福特基金会的，那时候他已经是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的主任了。正是马若德把我引入了哈佛的大门，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我的《液体的回忆——水、泪、血、酒中的三次革命回忆录》（台湾联经出版公司2004年发行）一书的扉页，写着将该书敬献给他的原因。
我在哈佛申报念的是社会学系，马若德在我入学后不久曾很婉转地问我，为什么不申报到哈佛政府系去读博士呢？现在回想起来当初的情境，我真是感慨万千！哈佛的政治科学系不叫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而是叫Department of Government，直译就是“政府系”。虽然我进哈佛是美国人给的钱，但是身份上属于“自费公派”——那个年代我们这样在国内拿过硕士学位的出国深造，都必须强行摊派到“公派”一档——在选择系科时还得跟国内方面通通气。国内有关方面认为，进“政府系”好像不是去做学问，倒好像是去跟美国政府搞到一起。就是因为“政府系”这个字眼显得太敏感，国内认为我进政府系是去搞政治而不是搞学问，导致了关怀备至的误解。如果我进了政府系的话，我今天研究的比较现代化、国际竞争和国际政治关系这些领域，哈佛大学政府系肯定能给我提供一个更大的平台，所以我一直都挺后悔。
我进哈佛后虽然与马若德在不同的系，但是我们经常会在一起，我也听过他的课。他的口才非常好，大约是在1987年初，那时候哈佛要加强对本科生全球视野的教育，就增加开设了几门外国文化（Foreign Culture）课程，当时的校长Derek Bok建议他新开一门有关中国文化大革命的课。马若德很受诱惑也颇为踌躇，觉得像中国文化大革命这么复杂的大事件，是很难给这些美国十九、二十岁的年轻人讲清楚的。而当马若德1988年9月开了这门课后，哈佛校园里出现了谁也没有料到的场面：竟然有上千的学生要选修这门课，哈佛还没有这么大的教室，容纳不下这么多的学生，怎么办呢？哈佛校园里有个很古老的像文物一样的剧场Sanders Theater，平时不怎么使用，只有在举行重大仪式时才启用（我们研究生院毕业生获授博士学位的典礼就是在那里面进行）。不过这个剧场也只能坐进去八百来人，最后只能靠“摇彩”选定，“摇”中了就来上，“摇”不中的第二年再来听课。那段时期我刚好是他的助教，亲眼见识了马若德的口才，面对那么多人，他不用讲稿滔滔不绝两个小时，讲的内容精彩万分。到2008—2009学年，这门课已经讲了整整二十年（这第二十年“金盆洗手”极具纪念意义的班里有一个学生，令马若德特别欣慰），成为哈佛校园里legendary即“传奇性”的课程之一了。另一场“文化革命”
我经常可以感受到马若德待人的真情厚意。他虽然出身外交世家，但是他这个人一点都不口是心非。他不虚伪，不做作，倒有几分赤子童心。他知道我这个人又爱吃又爱喝，又没钱吃好喝好，所以经常请我到他家里，用家宴款待我。他的太太当时是英国《经济学人》杂志驻波士顿的主任编辑，经常要到欧洲去。有天她不在家，马若德跟我在他的办公室里聊天，波士顿的冬天，雪下得很厚，我们谈了很多学术问题。谈到兴起，他说我知道你们中国人是很会做菜的，今天我请你到我家做客，Emily（他太太）出差了，没人给我们做好吃的，不过我今天不要你帮忙，“今天我来显一手，为你做地道英国煎牛排”。这样讲了之后，这个英国贵族却连牛排在哪儿都找不到。找了半天，从冰箱里找到了大块牛排，也没有解冻就直接放到平底锅里煎了起来。我也不好意思去讲，因为他一副很自信的样子。结果牛排端出来，用叉子往里一叉，全部都透着红血，让他很是难堪。他颇为尴尬地对我说：“这个煎牛排的事情就让我们忘记它吧，现在我来给你做第二道菜。”他信誓旦旦地说第二道菜一定会超过第一道菜——你知道第二道菜是什么吗？——煎鸡蛋！——那是再容易不过的事情。我俩就着六个煎鸡蛋下酒，倒也没少喝。他说你别客气，要多来两三个我再去煎。
好多好多年以后我才偶然得知，英国的上流社会对煎鸡蛋下威士忌烈酒并不觉得什么不合适——据英国媒体2010年10月30日报道，“近日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百份私人档案首次公开，一本夹着减肥食谱小纸条的个人日记簿曝光了这位‘铁娘子’的减肥秘诀。1979年，撒切尔夫人为了以最好的身材体型登上英国历史上第一位女首相的宝座，在就职大典前每周吃28枚鸡蛋减肥。餐单上的另类‘减肥圣品’还包括少量威士忌烈酒，它标榜能让她在两周内减掉18斤肉。根据这份食谱，撒切尔夫人每天的早餐必须是鸡蛋，周一至周五的午餐里也必须吃鸡蛋。只有在晚餐时，撒切尔夫人才不必吞蛋。另外，在不吃肉的时候，她可以喝威士忌酒。餐单上没有提及其他酒类，这显示了它是为撒切尔夫人量身定做的饮食计划，因为她长期喝兑水的威士忌烈酒，酒瘾很难一下子戒掉。这张写着《马友诊所饮食规定》的减肥餐单还特别警告，按照这个食谱，撒切尔夫人的减肥时间不得连续超过两周。马友诊所是一个知名的美国健康集团，它今天的新一代营养师却不认同这个30年前的减肥计划，认为它会引起‘肠胃副作用’，导致减肥者出现便秘等问题”。
马若德还曾经正式请我到哈佛的教授俱乐部这样很高档的地方去用过几次餐。为什么要花这笔不小的私钱（美国很少有公款请客，资本主义国家很小气）？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就是你小丁到这里来念书，对你来说，也是一场“文化革命”，意思是你不仅要念书，也要接受西方文化的熏陶。哈佛的教授俱乐部是不对外开放的，只有哈佛的教授才可以在里面吃饭，我第一次在那里面见到了种种美国上流社会的景象，看到了那种老牌知识精英们的生活方式。还有一次，马若德受美国文理科学院（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之邀，去那里发表年度演讲，那是一个很盛大、很庄严的场合，马若德发了正式请柬给我，邀请我出席。在去之前，他让我先去他家一下，后来我才知道，为什么他要我先到他家里去：他生怕我的穿着在那个场合不协调。我那时候是个百分之九十九点五的土包子，刚刚从百分之百的境界走出来——在到美国去之前从来没有出过国，从来没有坐过飞机，第一次坐飞机就是去美国，我那时只有一套很廉价的西装。那天，他穿着最好的黑色西装，贵族派头十足。我一下子就觉得，马若德是在有意地让我感受高端西方文化的陶冶。这种细心和爱护，让我无法忘怀。1987年春天，费正清八十大寿，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为他祝寿，马若德特地挑选了我，作为唯一的外国在校留学生的代表，发表简短的祝寿辞，让我深感荣幸之至。
中国在1980年代初期刚刚推动改革开放，万事不尽如人意。有一次跟马若德散步，他说，中华文明的过去太光荣了，在鸦片战争之前的两千多年历史里，中国绝大部分时候是以“文明中心”的地位，来教导和开化周围的那些“野蛮社会”。如今，这样的一种中心文明突然要弯下腰去向西方、向另一种文明学习，肯定是一个很痛苦很屈辱当然也很困难的过程。所以，“对于你这样的中国年青一代来讲，在走向四个现代化的路上，不能脱离这样一个两千多年的大背景来看，遇到困难也要从这个大背景去理解”。这种视野对于我和我们中国，是何等的宽容和爱护！这也就是为什么我感到研究中国问题的人，必须要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感。当然，这种历史感不仅仅跟马若德研究中国问题有关，也跟他本人的家庭背景有关。他是英国的贵族，英国本来被称为“日不落帝国”，曾经领工业革命之风骚，但是近两三百年来也慢慢地衰落了，至少是相对地衰落了。他自然对大国之兴衰，有无尽的感受和重重的反思。
马若德的身体很好，虽然他从不体育锻炼。有次我们在哈佛校园里散步，看到身边跑步过去的人，他问我，你现在还长跑吗？我说我已经不每天长跑了，因为美国的路上汽车太多。然后他就指着那些上气不接下气跑步的人开玩笑说：“你看，他们又在对他们自己施‘酷刑’了。”2006年初夏他访问香港，我们已经有好几年没见面了，在我的想象中，以为七十五岁的他都已经老态龙钟了，但是他看上去还是那么年轻、开朗、身心健康。那天我带了两瓶酒，一瓶是1997年从澳大利亚带回来的红葡萄酒，一瓶是很多年以前别人送我的湖南“酒鬼”。葡萄酒喝完了之后，我把“酒鬼”打开，马若德的新夫人（很不幸的是，他的结发妻子几年前已经病逝了）劝阻他，他说我就尝一尝它的味道，只喝“一滴”。结果我们两个是一滴一滴又一滴，一滴一滴又一滴，最后那个瓶子里就只剩下三五滴了。他的配偶在旁边看着，说你们的关系不是一般的，你们看起来就像父子一样。
是的，这就是我与马若德的“忘年交情”。
2007年8月中下旬，时隔十四年又五个月之后，我首次重返母校。事先我电邮马若德，他说你无论如何也要来一趟我的“夏宫”（Summer Palace）。这是我对他位于波士顿北边两百多公里一处森林里的老房子的戏称，他夏天多数日子住在那里避暑写作。我们中国人称为“颐和园”的那片园林，英文就译作Summer Palace，因为当年它是清朝皇家的夏天避暑胜地。我们的老朋友、哈佛大学东亚图书馆主馆员Nancy亲自驾车，送我们赴“夏宫”之午宴。离那儿还有二十多公里我们进入密林，道路起起伏伏弯弯曲曲，两旁金黄色的落叶层层叠叠，忽然间Nancy惊诧一声：“嘿，那是他的车！”抬眼望去，路边一辆大号凌志车，车首前立着一位高高挺拔的长者，戴着鸭舌扁帽，满脸孩子气地拦截住我们——他要给我们一个不备的惊喜。
我抢步上前，紧紧地搂住他。几滴热泪，从我俩的脸上悄然而下。“苍天在上，你不可懈怠！”哈佛大学社会学系讲座教授贝尔（Daniel Bell）◆ 忆苦思甜◆ 永远的心头之痛◆ 附录贝尔教授祝贺我获得博士学位
正当这本小书编辑完毕准备交付印刷之际，我刚刚从日本参加东京地区多所大学2011年联席研讨会返回香港。清早六点钟一打开电脑，就看到我在美国留学期间最亲近的小兄弟、我们一起在哈佛文理研究院读博士学位的同届不同系的校友凯尔的电子邮件——他近年来忙到难得一年发送我三条电邮——标题便是“Daniel Bell”尊名。我立时萌生不祥之感，果不其然：
Thursday, January 27, 2011, 7:21 pm.
Condolences, old friend, on the passing of your mentor. He was pleased to hear your name whenever I mentioned it through the years. He was quite a force of intellect.
Kal
［请接受我的安慰，老朋友，你的导师去世了。过去这些年里每次我见到他提起你的名字的时候，他都欣悦有加。他是一位真正的智力伟人。
凯尔 周四，2011年1月27日，下午7点21分］
我搜索了一下，英文报刊和文化学术网站的报道已经有许多条，其中以《纽约时报》于贝尔先生逝世当天1月25日发布的评论性讣告最为言简意赅。该文在贝尔的等身著作里，着重提及在国际学术界和社会思想史上撞击力特别强、穿透力特别深的三部：《意识形态的终结》、《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以及他和克立斯托尔（Irving Kristol）一道创刊、日后成为全美国对国内政策影响最大的刊物《公共利益》杂志。《纽约时报》的评论性讣告说：在苏联体系崩溃三十年之前，贝尔就剖明它的意识形态越来越失去政治活力，靠对未来千年盛世的预言许诺来鼓动民众牺牲的说辞正耗尽元气，这便为新观念打开了激励人心和行动的空间。在1970年代初期，贝尔瞻望到以制造业为基础的发达国家，即将迈入以服务业——其核心是科学知识的创造及其技术应用——为经济的主要增长源泉。贝尔四十多年前同时也指出，西方资本主义愈益依赖于以信用卡为手段的大众消费，刺激物质享受贪得无厌，私人债务日积月累，销蚀着韦伯和陶尼（R．H．Tawney）所推崇的资本主义起步时期的一整套价值观。
多位英文网站上的评论员当然也忘不了引用贝尔早年自我定位的那句“三位一体”的名言：“在经济领域里我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领域里我是自由主义者，在文化领域里我是保守主义者。”贝尔虽然被视为新保守主义的大宗师之一，倒是他的老同学、老战友克立斯托尔对他有深度理解，称他为“新保守主义阵营里最具有社会民主主义心胸的一位”。我翻出珍藏的贝尔老先生当年对我读书报告的批语、他讲课纲要的原稿、签名送我的所有著作、写给我的信件，里面处处透露出这种博采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保守主义众家之长的批判思路和普世关切。他寄送我的最后一本书是2002年元月签名的刚刚发行的第三版《激进的右派》（The Radical Right. Third Edition），此书第一版是1955年编辑发行的。我收到的他邮寄给我的最后一封老式信件——出自于他用了好多年的那架古典打字机，上面有他手写的更正字母——署着2002年4月22日的日期，从那以后他的身体状况就显著下降。
他邮寄给我的信件中，有一封相当特别，是2001年12月11日发出的，里面夹着一张日本印制的画片，是在日本古墓里出土的中国文物，看起来像一架古代的灯座，其实是一座小型的绿釉陶瓷楼阁，老先生不认识画片背面的汉字和日文，也许把它当做了灯座。老先生写道：“眼下正值Channukah，犹太人的灯光节，它是纪念基督诞生前一世纪犹太人反抗叙利亚统治的那场有名的战斗。当犹太战士们重新夺回圣殿的时候，他们发现圣灯座（叫作Menorah）旁只剩下一点点灯油。根据传说，奇迹出现了，那一点点灯油持续燃了八天八夜，直到更多灯油被找来为止。所以后来全世界的犹太人——包括世居香港的——都会在已经名为Menorah的纪念期点燃一支蜡烛，连续八天八夜。今天晚上马若德教授和他的儿子要来我们家聚餐，我们将点燃一支蜡烛，也将为你的健康喝一杯。”
我要在明年老先生的冥辰，点燃一支蜡烛。忆苦思甜
这些年来在跟中国记者和欲留学者交谈的时候，我常坦诚相告：本人虽然一生吃苦多多，如果要数头三件最最苦的经历，那就少不了留学生涯。我这么说，并不是在刻意模仿“反美愤青”，靠大骂美帝国主义生财致富。当年在美国留学真是痛苦，既有智力上的痛苦，也有心灵上的痛苦，让我先从第一种痛苦说起。大约是1987年的夏天，在回答赴哈佛大学采访华人留学生的一位资深香港记者张女士时，我曾这么说过：
最早我来到美国的时候，感到自己到这儿来是吃亏了。我念的是社会科学，语言非常非常重要。跑到美国来以后，自己原先在中国国内的所有长处都顿时变成了短处，简直是“扬短避长”，感到很憋气。由于在学业方面有很大的压力，以至于想一些自己感兴趣的问题、看一些中文报刊的时间都没有，真是主动跑到美国来受“洋罪”！
这是第一阶段的感觉，当时认为真不应该来。来美国之前，我们对美国的研究生训练要求不够了解。在想象中，美国学生一定很懂得享受人生，喝喝酒，跳跳舞，谈谈恋爱，大概就是美国学生的生活了。以后美国朋友们告诉我，我对美国学生生活的想象，只适合于普通的也就是二三流大学的本科生——最优秀的美国大学的本科学生特别是研究生，可没有这个福气了。
我在国内的时候，已经在上海的复旦大学念过三年硕士。原本想，像我这样的基础来到美国学习，虽然有一定的困难，但不会太大。没料到这个估计是乐观过了头，整个人被牵着鼻子转，一点知识性的活动余地都没有。我想很多到美国来念书的中国内地的同学都跟我差不多。事实上，我们能够来，都算是在国内千挑百选的了，对自己很有自信心，不知道语言的障碍竟是那样大！
除了语言问题之外，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博士训练大纲，要求是很全面的，有它固定的计划和编排，不能说你对什么课程感兴趣就念什么，不感兴趣的就不碰。可是像我这样的人，已经有了一定的生活经历，专业方面有了一定的背景，想研究的问题，在来美国以前已经基本形成了。到美国来只是希望通过对大千世界有新的了解，找到更好的方法，来研究一些我们早已经思考着的问题。因此我们可不是新出校门的大孩子，而是胸有成竹的青年知识分子。但是在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念博士课程，就是不能按照自己的计划，得要满足它编制上的所有要求。
虽然很痛苦，可是为了面子问题，又不敢撒手回去。真是做了过河卒子，不能回头！
简单一句话，使我在智力上历经深厚痛苦的，就是在完完全全的英语环境中必须从头到尾煎熬博士训练的漫长全过程。尽管吃过这么多苦，但这智力上的痛苦也没有白吃，确实有很多的收获，而最大的收获是来自丹尼尔·贝尔教授的多种形式的指导。老先生成名很早，1987年初秋，一家中国出版社来信征求贝尔的简历，以作为《社会科学人名辞典》的条目。我遵嘱把英文版的《名人大辞典》上的条目译成中文，此处照原文附录如下：
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1919—），著名的美国社会学家、思想家和社会科学界的活动家。1938年毕业于纽约市立学院，获得科学学士学位，继而入哥伦比亚大学，获博士学位。1945—1948年任芝加哥大学社会科学助理教授；1952—1958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社会学讲师，1958—1969年任该校社会学教授；1969年以后一直任哈佛大学社会学教授，1980年起享有该校“福特社会科学讲座教授”（Ford Professor of Social Sciences）名衔，1987—1988年期一间赴英国剑桥大学主持“庇特荣誉教授（Pitt Professor）讲座”。除了在这些著名大学任教外，贝尔同时参与几家重要刊物的编辑工作。1939—1941年任《新领袖》（The New Leader）杂志撰稿人，自1941年起一直任其总编辑；1945—1958年任《财富》（Fortune）杂志常务编辑；创立《公共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杂志并担任它的出版委员会主席；现在是美国文理科学院机关刊物《戴达罗斯》（Daedalus）的编委。贝尔在社会科学界的活动涉及非常广泛。1964—1966年任“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和经济进展委员会”的委员；1966—1968年任美国“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1974年任美国文理科学院副院长和该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1979年任国际“经济合作和发展组织”（OECD）的美国代表；1980年起任“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和该委员会有关能源和资源的小组委员会主席；现在担任美国“全国电脑和电信通讯研究理事会”委员、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董事、“对外关系委员会”和“世纪协会”委员。
贝尔的著作包括：《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史》（History of Marxian Socialism in the U．S．）［1952］、《新美国右派》（The New American Right）［1955］、《意识形态的终结》（The End of Ideology）［1960］、《激进的右派》（The Radical Right）［1963］、《通识教育的改革》（The Reforming of General Education：The Columbia College Experience in Its National Setting）［1966］、《走向2000年》（Towards 2000 Year）［1968］、《对抗》（Confrontation）［1969］、《今日资本主义》（Capitalism Today）［1971］、《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社会科学》（The Social Science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1979—80］、《曲径》（The Winding Passage）［1980］。贝尔的研究主题第一是社会科学的认识论基础。在这个领域里，他一反数百年来西方社会科学中占统治地位的整体论观点，主张在分析的意义上，应该把社会看作由技术—经济、政治和文化三方面所组成。这三方面不是被单个原则所统摄，而是各有自身的运作原则和变化节奏，现代社会内部的矛盾和张力就是因此而产生的。贝尔的第二个研究主题是社会变迁，焦点集中在技术和文化上，因为技术是社会变迁的动力源之一，而文化则关涉变迁的意义和精神世界的阐释。这两大焦点典型地体现在贝尔的两部代表作中，《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1973］和《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The Cultural Contradictions of Capitalism）［1976］。前书论证发达工业化国家（首先是美国）正在走向工业化后社会，其根本特征是理论科学和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后者分析当代资本主义的精神风尚越来越同资本主义的技术—经济活动原则发生冲突，这个为资本主义本身所创造的文化，也许会导致资本主义的解体。贝尔因其多方面的学术活动，1980年被推选为“对美国社会和文化影响最大的当代十大知识精英”之首。
我对老先生的著述和思想仰慕已久，就在1984年10月马若德安排我去哈佛作报告的那趟旅行期间，我第一次拜见了老先生，是在William James Hall四楼他的大办公室里。他送给我一本刚刚出来第二版的他的名著《工业化后社会的来临》，还把费孝通签名赠给他的两本书拿给我看。他说他很遗憾不懂中文，也不懂日文，虽然这两个东方大国有许多学者经常主动接触他。尤其是日本，几乎每年重金邀请他去作报告，因为日本精英阶层认为贝尔有关“工业化后社会”的研究给日本这样资源贫乏的工业大国指明了强化国际竞争力的方向，那就是提升信息产业的规模和水平，把耗能耗原料的旧式制造业转换成高技术含量、低损耗的新兴产业。我听着老先生的这番话多少有点暗自惭愧，因为日本竟然比我泱泱大国提前好几步领会了明日后天世界的发展大趋势。
就在这次拜见老先生的一个多小时中，他大概认可了我可以进哈佛大学的社会学系读博士学位。1985年6月，在接到哈佛大学文理研究院的录取通知书后不久，所有的新研究生都收到了贝尔的一封信，信中首先列出他的“社会理论”必修课的六大架构，凸显了他授课方式的极具特色：
第一，社会理论的哲学基础：探究（inquiry）的性质，一般化（generalization）的性质，关于真理的理论，关于参照系（reference）的理论；
第二，社会理论的发展；
第三，当代社会学流派；
第四，社会科学诸学科的个别特征；
第五，比较社会结构；
第六，社会理论的主要概念。
然后老先生进一步列出他的必修课将要讨论的五个主要问题：
第一个问题，“知者与被知者”：一个人如何知道他所知的是什么？人怎样证实他所知的？是否存在“客观的知识”？概念架构（conceptual scheme）的性质是什么？是否可能把“事实”与“价值”区别开来？“解释”（explanation）的性质是什么？什么是“理论”？
第二个问题，“质与量”：对于知识来说，引进“有些东西是能够被度量的，有些不能”这一观念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着这样一些人类经验，它们不能被数量化或至少不能被分等评级？
第三个问题，“社会的还是单独的”：人的本性是社会的抑或单独的？若是社会的，个人主义的意义是什么？若从个性（personal identity）上说，人是单独的，那么，这是一种“虚构”呢，抑或是一个社会学的和心理学的事实？
第四个问题，“自然和社会”：自然里面是否有“隐而不显的秩序”？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吗？如果社会不是源于自然或自然的需要，还存在着哪些其他的源泉？
第五个问题，“历史学与社会学”：这两个学科各自的局限性是什么？各自处于抽象的哪一级层次上？社会学中是否可能存在某种“理论的”（即封闭的）体系？要么，存在着的是某种关于“发生事态”（emergence）的原则，这种原则植根于历史意识之中？社会学中是否可能有因果理论？抑或因果解释只能限于历史学中？因此之故，社会学主要是限于“意义”和“阐释”（interpretation）？（注：关于“因果”对“意义”（causality vs. meaning）、“解释”对“阐释”（explanation vs. interpretation）这两对概念在西方哲学中的艰涩含义，参见我在《韦伯的世界文明比较研究导论》一文中的讨论，原载北京《中国社会科学》1987年第1期。）
在这些问题之后，贝尔给我们开出了27本必读书，从苏格拉底前的古希腊哲学到当代实证主义和科学哲学，从经济学通论到历史学概论。老先生的用意很明确：虽然离新学年还有三个月，你们不要指望欢度暑假了。我心里刚刚露头的“这个夏天不能放过要抓紧机会轻松一下”的念头，马上就给镇压下去了。
老先生虽然非常权威主义，但并不独断。在同一封信里，他对我们提出的最后一个要求是：“我已经概略地表明了我所想象的社会理论的架构和主题，你对此有什么反响？请来信列出你所希望增加的讨论主题和疑问，并请列出相应的书目。”我回信提出了两个主题——西方社会科学中关于非西方社会演化的诸种主要理论；革命与宗教。但是我没有增列很多书目，他列出的27本已经足够要俺们的小命了，还敢再加码？我揣想其他同学大概也是这么做的——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
当转到哈佛的时候，我已经度过了我留学生涯中最最可怕的阶段。语言上有了进步，再加上我喜好辩论的天性，美国人对此很买账，我对美国研究生的训练过程也有了一点粗浅的了解。此外，在贝尔所开列的27本书中，有一部分我已经在国内读过中译本，再读英文版就快一点，所以表现还不赖。第一学期结束时，我在电梯口遇到贝尔，他很高兴地拍拍我的肩膀，连用三个“Very good”夸奖了我的学期论文。我知道这一关过了！
我斗胆请求贝尔担任我的博士学位指导教授，他欣然应允。请老先生当导师确实需要“斗胆”，入学后上他的社会理论课的第一天，他就说道：“也许你们中的有些人想请我做导师。我希望你们在作出决定之前，要三思而行。”因为他是个非常认真的人，大部分学生都不愿意跟在他后面成天超负荷运转。在我那一届二十来个同学里，只有我一个人成为他的学生。美国同学得知后，路上相遇打招呼时，经常笑着问候：“Ha, you're still surviving！”（“哈，你还活着呐！”）
由这时候起，开始了我们之间不同寻常的师生之交。
1986年仲夏，贝尔把我喊到他家，对我说：“你在哈佛的第一学年已经结束了。从九月份开始的第二学年，我想对你做点特别的事。你来自一个具有自成体系的、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背景的国家。你现在所学的西方社会科学，它的全套假设和概念架构，或隐或显地，都是根源于西方社会在工业化、现代化过程中涌现的问题和萌生的展望。非西方人不学西方社会科学是愚蠢的，因为它对非西方社会有强而有力的启发价值，但不能终止于这一步。下一学年共有24周，根据你对自己的社会和文化的了解，再对比于你所学到的西方社会理论架构，你先拟定出对非西方社会的现代化最关键的12个问题来。我们每两周讨论一个问题，每次约两个小时。在讨论之前，我针对那个问题指定你读几本书，你把你的思考写成一篇简要的论文给我看。这样，我俩在讨论时就有充分的内容。经过讨论，你对问题有了更深入一层的理解，我再列出相关的著作，作为你今后长期研究这类问题的参考。”
就这样，每隔一周的星期六上午十点，我准时走进“弗朗西斯路65号”那幢绿树遮蔽的红砖楼里，那是他的家。他，一位年近七十、名播宇内的学者，无偿地用他的周末休息时间，向一个来自万里开外的中国学生进行谆谆教诲。须知，这是在“时间就是金钱”的美国，而他又是那样的繁忙。经常，在我到达他门口时，他正在二楼书房里埋头写作。听见门铃声，便搁下手中的笔。有时他正在接受知名的美国或外国学者、记者的采访，我一到，他便匆匆结束那边的谈话。为了节省我的精力，他不但给我开好阅读书目，而且让他的秘书Alice把这些书从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找出来，给我预备好；有时他干脆把他的私人藏书送给我。（因此之故，2004年在出版我的《什么是世界一流大学？》之际，我在书的扉页上题词敬献给几位学界前辈，贝尔老先生是第一位，他最早使我领悟到伟大的老师和伟大的大学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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