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陈力丹
出版社：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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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 2017试读：
写在前面
原计划2017年的这本《解析中国新闻传播学》，我进入交班的过渡。由于一些具体原因，我再以个人署名坚持一年。这本解析有一个明显的不同，没有了“2016年新闻界事件分析”，因为我不再连续上课，难以组织这样的分析活动；也因为我身体不济，持续关注本学科内不断发生的新事实消耗精力太大。
2016年6月我完成了一篇课题报告“党性人民性一致性研究”，近6万字，把一对被禁止了30年的概念从起源到现在的重新提起，做了历史的梳理和论证。当年12月在《安徽大学学报》有删节和改动地发表了近4万字（《党性和人民性的提出、争论和归结——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思想溯源与现实意义》），该文收入了本书。文章谈到的两个问题这里强调一下：其一，鉴于“党性来源于人民性”“人民性高于党性”的错误观点已经受到持续的批评，摈弃“人民性”的观点长期居于主导地位，因而后者在理论上对党的危害，特别是对党群关系的危害，需要加以重视。其二，由于历史原因，中国共产党的一些政治概念来自俄国的列宁而不是德国的马克思。典型的概念如“党性”，它直接译自斯拉夫语族的俄文“партийность”，即党的意识、党的观念。这是一个性质形容词词干＋ость的名词结构，是一种表示性质的抽象概念。俄文名词партия翻译为“党”；形容词партийный翻译为“党的”；名词化的形容词партийность被翻译为“党性”，它是名词，但又不同于具有实质指称的名词“党”。可能当时的中文翻译者认为加上“性”字可以抽象地表达出形容词名词化所代表的那种抽象的观念和意识。在这种翻译思路下，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形成了一类词源来自俄国的中国式的组词法——“××性”。
这本书收录的关于新闻传播理论研究和新媒体研究的文章，大多是我2015年思考的延续，一个基本理念是：不能在原有的传播学理论体系（这是工业社会和大众传播的产物）里思考互联网的各种传播现象了；目前应重点研究互联网对社会各方面（包括对原有传统媒体的体系）的重构，就此向人们发出忠告、警告。
2016年至2017年初，我参与了较多的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申报前的评议和提交后的通讯评审，修改了很多文章，参加了较多硕士生和博士生的答辩或开题。我整理了保留下来的一些评审、修改的文字材料，希望这些零碎的东西，能够举一反三，对想学习和上进的年轻教师和同学们有些帮助。陈力丹2017年2月18日于时雨园第一章新闻传播学研究概述
2016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2016年中国新闻传播学研究的十个新鲜话题2016年中国的新闻学研究
2016年中国新闻学研究总体呈现不均衡状态。鉴于互联网传播技术迅猛发展的态势，学界对传统新闻传播面临危机的回应性研究、现实传播情势的研究较多，但基础理论研究单薄。鉴于这年习近平接连四次发表关于新闻舆论、网络工作的讲话，因而涉及习近平新闻舆论思想的文章较多，但研究质量较高的不多。这年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进展主要体现在数据新闻研究、新闻传播从业者研究、互联网条件下的个人信息权保护研究、中国新闻史研究方面。一、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研究
这年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研究，话题集中于对习近平年内关于新闻舆论工作几个讲话精神的解读与阐发，《新闻与传播研究》《新闻记者》等杂志辟出专门版面刊登相关解读文章。另外，《新闻界》《新闻前哨》还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历史的小型研究文章14组、42篇。
有研究者将习近平2016年2月19日讲话与习近平1989年关于新闻工作的阐述做了对照研究，总结出习近平关于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两个要点、一个行动原则”。两个要点是坚持党性原则、尊重新闻传播规律，而落实下来，使二者统一的行动原则是习近平一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做到新闻工作“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而不是对立，“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1]题”。还有论文研究了习近平2013年8 月19日和2016年2月19日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的论证，认为这对概念是中国共产党党建理论的组成部分，习近平重新并提党性和人民性这对概念，并对二者内涵进行了界定，“破除了我国新闻宣传领域最近30多年来人为制造的一个禁区，无论在党的理论建设上还是现实的宣传实践上，都具有重[2]大意义”。
有研究者对年内习近平三次有关新闻舆论工作的讲话进行概括，从中提炼出同新闻学相关的十对范畴：即新闻舆论的功能与危害、网络舆论的引导与管理、舆论监督与正面宣传、信息公开与网络安全、引导人民与学习“草野”、人才使用与人才培养、中国特色与世界视野、学习借鉴与生搬硬套、学科构建与话语创新、真懂真信与不懂假信。通过对它们的分析阐述，深化了对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学习与研
[3]究。还有研究者重点关注习近平有关网络舆论的相关论述，并从网络舆论的概念认知和引导策略方面进行了阐发。研究者认为，网络舆论更加直观地反映了真实民意，更加积极地促进了公众表达；网络舆论引导，一方面“要遵循系统规律，从管理控制转向信息沟通、从短期信息调控转向长期心态调适”，一方面要坚持权威性、合理性和公[4]共性等导向原则。此外，有研究者对习近平新闻宣传舆论观的形成[5]背景及理论创新进行了梳理。二、新闻理论研究
这年的新闻理论研究，话题集中于新传播技术对既有新闻理念的影响方面。有研究者以“Facebook偏见门”为例，分析社交媒体新闻推送的算法机制对传统新闻价值观的冲击。Facebook的动态新闻算法是一种基于用户社交使用的协同过滤，目的在于过滤出对用户有意义的信息；该机制的潜在后果是有可能在当下社会条件下产生算法审查、信息操纵和平台偏向，进而影响用户态度。研究者认为，我们需要对技术与社会互动后果保持反思意识，否则技术非但不能“在公共空间和政治公共性当中开辟出新的气象，反而会在新型资本主义生[6]产体系中成长为新的不平等的权力”。
还有研究者就新技术条件下的信息透明和客观性原则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新闻专业权威的影响进行了新的阐释。所谓信息透明是指“新闻采集、组织和传播对公众公开，新闻编辑室的内部和外部都有机会监测、检查、批评，甚至介入到新闻生产过程中”。作者认为，在对话、参与性质的传播环境中，客观性仍然是新闻专业权威的来源，其重要性不仅不因多元主体的参与而消解，反而更加具有紧迫性。新闻客观性的内涵和目的不因技术的改变而削弱其价值，但须因应环境的变化而改进其实践方式。信息透明原则的提出并不是对客观性原则的颠覆，其实质是新技术条件下新闻生产的方法论变革，是“新媒体对客观性的又一次有力推进”。换句话说，要求信息透明并未实质性地[7]改变新闻专业权威的来源。三、新闻传播业转型研究
这年关于新闻业转型的研究，话题集中于新闻从业者面临的业态危机或未来不确定性，讨论较为深入。
有研究者发现，当下中国新闻业者的话语形构（discursive formation）呈现出单一商业主义维度的特征，并以此界定其所面临的危机、提出因果解释、做出道德评价和提出解决方案。作者认为，商业主义话语主导秩序的形成过程，同时也是对专业主义和其他另类话语资源进行替代和排除的过程。商业主义统合和专业主义离场正在并将继续对中国新闻业的变迁产生深远影响。关于商业主义的言说，为商业主义的社会实践提供着合理化的依据，进而参与到建构新兴的、以商业价值为主导的种种工作、社会关系和社会认同当中来。商业主义作为统合性话语形构的崛起，不断在消解新闻从业者对于专业身份的认同以及他们基于认同所从事的事业。作者表达了对以商业主义作为唯一价值认信和行动指南的担忧，认为市场话语对新闻业的“殖民”，“可能会使得我们失去认识新闻业作为一个专业以及作为一个[8]具有公共性之制度安排的机会和可能”。
有研究者直言不讳地指出，数字化时代的新闻生产变革唱响了专业主义的挽歌：社交媒体对新闻产品分销渠道的攫取和机器算法对内容产制流程的宰制，使得传统的新闻生产模式走向没落；平台型企业通过垄断内容产品分销权，将专业媒体机构打入产业价值链的下游，当理想、尊严和经济安全的保障一道消失之时，大批离职的新闻记者已经用行动唱响专业主义的挽歌。作者认为，专业主义的衰退将开启一轮影响深远的政治权力变更和舆论生态转型，是一个不容轻忽的问
[9]题。
与此同时，也有研究者以积极的视角看待新传播技术对新闻业及专业主义的挑战和冲击。作者以澎湃新闻关于“东方之星”沉船事故报道为个案进行考察，发现当下新闻业呈现出“液态”特征：新闻生产体现为职业记者和公众共同参与的动态实践；媒介机构不再是新闻事件的唯一阐释主体，基于互联网社交平台，新闻报道的价值和意义经由公众集体参与而被不断重塑；新闻产制、流通的速度大大加快，传统新闻业的制度化权力结构被重置；新闻职业社区的专业控制和社会大众的开放参与之间，形成强大张力，组织化新闻生产正在变成协作性新闻策展（collaborative news curation）。研究者认为，新传播形态呈现的是“新闻从业者和社会公众，每一个个体，在新闻信息生产和传递的网络节点上不断的相互介入、相互挤占、相互渗透，原有的框架被不断突破、变形甚至不复存在，新的意义不断溢出”；如果将新闻专业主义视为以自由表达和公共参与为核心的社会文化价值体系的一部分，那么专业主义理念及其话语实践依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10]重要话语资源。四、新闻业务研究
这年关于数据新闻的研究，热度较往年有所增加，截至12月底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相关论文达260余篇。总体来看，多数研究仍停留在历史梳理、现状描述和趋势预测层次；部分研究较往年有所深入。有研究者访谈了七位数据新闻从业者，发现数据新闻在观念变革、产品创新及媒体运营等层面，都带来了新的实践与想象空间。作者认为，驱动国内数据新闻实践的因素主要是商业诉求和专业诉求，与作为大数据时代社会民主运动有机组成部分的西方数据新闻实践存在较大差异。西方数据新闻报道多“与支持政府开放的主张和行动相联系，并[11]遵循调查性报道为公众服务的传统”。
有研究者以《卫报》和《纽约时报》数据新闻中的中国议题为考察对象，以视觉框架分析（visual framing analysis）揭示了英美数据新闻对中国“数据他者”（the data other）形象的生产与塑造。作者分析了英美涉华数据新闻“视觉框架”生成的五种修辞实践：（1）从数据修辞来看，当数据脱离原有的生命观照和社会语境，“便一跃成为一个自我言说的主体，其选择、组织、布局与符号化过程便不可避免地携带了某种主观意志”；（2）从关系修辞来看，它们“将复杂问题进行简单的归因处理，用因果关系偷换相关关系，使得西方话语深处的预设立场不露声色地进入文本的表征实践中”；（3）从时间修辞来看，时间线上时间节点的选择、时间刻度的管理、时间坐标的确立、坐标内容的符号设计均指向一个个复杂的修辞劝服问题；（4）从空间修辞来看，不同国家在地图维度上聚合在一起，通过对色彩、形象、布局、标识等符号形式的占有与支配而形成一种“新地缘叙事”；（5）从交互修辞来看，数据新闻创设了一种戏剧性的参与情景，交互的观念、路径与结构的设计原本就内嵌在由计算机语言所“掌控”的规约体系中。就此作者认为，上述视觉修辞使中国沦为视觉意义上的被“标出项”，在全球语境中改写了中国与世界的数据关系及其深层次的主体间性，重构了通往中国形象认知的视觉框架，进而在视觉意义上将中国推向海德格尔特别批判的“异化的共在”状态。[12]
还有研究者认为，数据新闻实践要求工程师等技术人员参与到新闻生产过程中去，这推动了编辑室新闻生产常规重构；编辑人员与工程技术人员之间的沟通与协调需求，也推动编辑室内部沟通“转译[13]人”角色的诞生。编辑室职业文化即在这一过程中发生变化。
年内关于互联网条件下的新闻生产讨论较多，有研究者认为互联网改变了中国新闻传播业的产业结构、受众结构、股权结构和权力结构，并深刻影响新闻生产实践的变革，呈现出生产主体从专业化到社会化、生产机构从封闭性到透明性、生产周期从周期性到循环性等变化趋势，以及软性新闻主导的特点，使得中国碎片化、局域化的新闻专业主义面临新的挑战。作者还表达了对过度的社会控制损害新闻业公共性的担忧：过度的商业控制导致专业伦理失范，政治控制的内化[14]导致自我审查强化，网络舆论的极化导致公共空间弱化。
有研究者以《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微新闻生产”为考察对象，对其编辑部新闻创新的内在机制进行了阐释。研究者认为，“编辑部本身是一个复杂的、各类行动者相互关联的‘网络’，而不是一个可以被简单化约的‘对象’”。当编辑部作为一个新闻生产组织遭遇到新出现的某种不确定状况，且矛盾累积到一定程度时，编辑部创新的动力就产生了，“微新闻生产”即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创新动力并不能直接产生创新结果，新闻创新是在一个复杂的、多因素相互关联的编辑部行动者网络中发生与开展的；传播技术人员与策划、采访、编辑人员之间的关系，投入在创新上的资源以及编辑部的原有规制，对一项具体的编辑部创新策略的开展有重大影响；编辑部创新也是一个动态过程，既存在“路径依赖”，也仍保留[15]着多重可能性。五、新闻从业者研究
传统媒体的新闻传播业者离职告白和怀旧话语，成为这年的一类研究对象。研究者冀望通过对这些话语的考察，为理解我国新闻传播业的转型或变迁提供新鲜视角。有研究者对2009—2015年间52位新闻业者的离职告白进行内容分析后发现，传媒体制的禁锢、新技术的冲击、媒体经营的压力及个人职业规划是导致新闻业者离职的主要原因。他们的离职告白文本，对研究中国新闻业转型具有史料价值。[16]
还有研究者研究了新闻业转型条件下的怀旧话语，认为其中浮现的黄金时代叙事是新闻传播业当下处境所激发出的“神话”。就载体和时间指向而言，所谓黄金时代大体包括杨伟光主政时期的央视，2001年（另有2008年之前一说）之前的《东方时空》，左方或江艺平主政时期的《南方周末》；就构成元素而言，黄金时代包含三组核心叙事，一是成长叙事，由青春万岁和理想主义等元素构成，二是体制/环境叙事，具体指宽松的大环境、开明的领导和组织氛围，三是今不如昔叙事，包括青春不再、体制环境不再和新媒体冲击等。作者认为，黄金时代对新闻界的意义表现在三个层面：（1）面向过去的层面，与以往由机构主导的历史书写不同，怀旧叙事更多反映了新闻人的个体和民间视角；（2）面向现在的层面，各种话语契机下的怀旧为新闻人提供了介入当下的独特角度和相对安全的批评策略；（3）在面向未来层面，怀旧叙事的意义则显得暧昧、矛盾或存在分歧，它更多取决于对其内涵和遗产的阐发，也取决于言说者的世代归[17]属及在新闻场域中的位置。
此外，科学工作者“触媒”变身自媒体人的现象也引发了关注。他们虽非职业传播者，但借助科学工作者的身份和专业优势，成为舆论场中的一种新型意见领袖。有研究者认为，科学工作者创办自媒体平台介入社会公共议题，是自媒体时代的一种新气象，给中国互联网和社会舆论带来了新的变化。要在舆论场更好地发挥引领作用，作为自媒体人的科学工作者需要保持独立和公正，在传播的专业性和大众[18]性、商业性和公共性之间进行有效平衡。六、新闻传播法治研究
这年我国的新闻传播法治研究集中于个人信息权的法律保护、广告规制、互联网治理等领域。（一）个人信息权保护
这年关于这个问题的研究集中在个人数据的法律保护与合理使用的边界探讨上。目前我国民法学界部分学者主张将个人信息权与隐私权进行区分。他们认为，就权利属性而言，隐私权是一种精神性人格权，个人信息权是集人格利益与财产利益于一体的综合性权利；隐私权的法哲学基础是人格尊严和人格的自由发展，个人信息权则体现为个人的信息自决权；就权利客体而言，隐私是指一种私密性信息或私人活动，重在保护人们的私密空间，个人信息则注重对信息主体的身份识别；就保护方式而言，隐私权所涉及的内容大抵是牵涉个人痛楚且具有不可逆性的，传播了将会对个人造成极大的精神伤害，法律对这样的行为应设“禁地”，禁止他人涉足，而个人信息具有客观性与身份性，并表现出一定财产属性，法律应在合理规制前提下，允其自[19]由流通。
还有研究者认为大数据时代，个人消费信息、位置信息以及网络浏览信息等间接可识别信息的合理利用与法律规制问题日渐凸显。间接可识别信息有别于姓名、出生日期、联系方式、指纹等直接可识别信息，但经过一定组合处理后，仍可识别出特定个人或群体；就法律属性而言，“此类信息具有财产利益和人格利益的双重属性，其法理基础是人格权中的个人信息权，需要从法律层面规制其收集、存储、加工、传播和删除等环节”，以实现个人信息的安全、合理利用。研究者在梳理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立法及司法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我国对于间接可识别个人信息的收集、存储、加工和转让等环节的法律规制，应明确以下规则：信息主体对其间接可识别个人信息享有知情权、利用权和控制权等基础权利，国家应尽快完善个人信息安全法律制度；信息主体对上述权利的行使，受到信息自由、公共利益和国家安全等正当目的的合理限制；坚持信息业者的过错责任原则，并通过立法健全其管理责任体制；明确公权机关、基础设施机构等对间接可识别个人信息收集、利用、保护的权限及政府主导下信息过滤的基本原
[20]则。（二）广告规制
这年我国的广告规制研究，一是围绕新《广告法》的专门问题展开法理评析，一是就具体的广告规制问题引介域外立法及司法经验。
有研究者认为新《广告法》确立的广告代言制度存在浓厚的过度管制色彩，为降低过度管制带来的市场风险，司法实践中呈现出随意宽松的法意解释倾向。具体而言，我国广告代言立法的过度管制表现在三个方面：通过直接取缔某类主体的代言资格来规制市场，管制力度极大，这在市场经济国家已逐渐式微；二是未使用不得代言，禁止以专家身份为特定产品代言，规定医疗、医药、保健食品等绝对禁止代言的行业领域；三是涉及消费者生命健康的商品或服务领域，规定广告代言人的连带责任，即“不论其主观状态如何，只要广告主在虚假广告致害事故中的责任成立，广告代言人都要承担连带赔偿责任”。如此责任设计给广告代言人带来了极高的法律风险，且严重超出其可预见和防范范围。以不加掩饰的管制和惩罚思维作为课责依据，在行为自由与消费者权益保护方面缺乏恰当的平衡，有损法的公平性。作者指出：“广告代言立法从‘主体’到‘行为’再到‘责任’的体系，无不蕴含着极大的反市场化风险。”这样的立法设计不但其正当性饱受质疑，法律实务部门在为过度管制引致的市场风险解套之时，也存在随意宽松的现象。比如通过区分广告代言人和广告演员，调整法律适用范围，以缓解立法在代言主体及准入门槛上的过度规制。这一做法在化解市场风险的同时，会诱发一系列法律规避行为，并终将[21]导致法律权威的丧失和机会主义行为的泛滥。
但也有研究者就此提出不同看法：“新《广告法》中绝大多数对广告内容的规定，虽然看上去限制了广告的表达自由，但却是为了服务于更大的公共利益——保护消费者免受虚假广告欺骗和误导。因[22]此这些规定总体而言是合理且正当的。”
有研究者关注美国广告规制中的强制广告披露制度。该制度形成了一系列“清晰且显著”的信息披露标准，其目的在于促进真实商业信息的自由流动。它要求广告主在广告发布中提供风险信息来补正广告中的片面或不实信息。研究者指出：这种以信息对抗信息的制度设计，既尊重了企业的商业言论自由，又保护了消费者的知情权，还可以减少双方的交易成本和政府监管成本，总体上是一种较为公平、经[23]济的制度安排。这也启示我国广告立法，要克制无谓的管制冲动，通过公平合理的权利义务设置，平衡市场行为自由与消费者权益保护之间的博弈。对任一方的过度管制或偏执保护，都可能会损害立法设计的正当性，并增加市场交易成本和执法成本，进而妨害社会整体福利的最大化。（三）互联网治理
这年我国的互联网治理研究主要集中于两个面向：一是宏观层面的监管和立法研究，一是相对微观的互联网专门规制政策研究。
有研究者发现，英国的互联网监管以行业自律为主导，行业自律规范是直接和主要的监管准则，国家立法对此予以间接配合。在机构设置上，互联网监察基金会（IWF）是监管主体，行政监管机构“通信办公室”（OFCOM）仅从宏观上进行补充和协调，且彼此之间注重分工和协调。同时，也较为注重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和对公权力的制约。研究者指出了我国互联网监管需要完善之处：行政法规和规章法条模糊、可操作性差；各监管机构之间权责重叠、协调不足；技术[24]手段单一，过度依赖关键词过滤法。
有学者就我国互联网立法的重点进行了研究。作者认为，我国的互联网立法应采取专门立法模式，不宜制定一部大而全的“互联网管理法”。互联网立法的重心在于规范网络服务提供者，即以网络服务提供者的权利义务的设定为重点，这是因为在新的技术条件下，各平台型网络服务提供者已经成为政府的合作监管伙伴（co-regulator），具有强大的自我监管动力和能力；同时互联网立法应重视发挥行业自[25]治作用。
这年有研究者就我国互联网电视的政策规制问题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作者认为，当前我国互联网电视的规制困境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1）碎片化的广电市场缺乏核心资源主导互联网电视竞争，行政主导、文化安全为先的规制思维，并不能实质解决市场整合问题；（2）“碎片式威权主义”的政策制定框架，加剧了主管部门的各自为政与资源争夺，与互联网时代的产业发展要求大异其趣；（3）互联网治理过程中市场与科层机制双重失灵，国家层面“网络治理模式”违背平等、互利的原则。因此，“互联网电视规制的破题思路在于主管部门作为科层行动者确立市场准入机制和基本规制原则，在市场信任机制的培育过程中，开放场域让包括公众在内的多种力量进入规制[26]空间，结成相互依赖的行动网络”。七、新闻传播史研究
这年的新闻传播史研究，以话题而言，主要集中于民国记者群体和中外新闻思想史等领域；以研究范式而论，新报刊史研究相对凸显，该范式侧重于从媒介本身的属性出发，考量它与社会演化的关系图景。（一）中国新闻传播史
这年的新报刊史研究成果丰富，视角也较为多元化，涉及媒介与政治、媒介与生活空间等领域。有研究者以媒介化政治为分析视角，考察1903年《苏报》的办报实践，认为这是中国报刊史上一种“以动员为风格，以组织行动为旨归”的新报刊文化。换句话说，《苏报》报刊实践表明，它既是革命的鼓吹者，又是革命实践的推行者。流风[27]所及，影响中国此后革命报刊实践和党报的集体知识。还有研究者以20世纪初上海游戏场及游戏场报等新兴都市文化为研究对象，考察媒介与日常生活空间的关系。作者认为，大世界游戏场与《大世界》报共同培育了生产性娱游者。《大世界》报是游戏场空间生产的重要环节，它嵌入并拓展了游戏场空间，塑造了读者对游戏场的想象和欲望。该报通过对游戏场空间场景的再现，将娱乐活动建构为适宜小家庭进行的、辅益于工作的活动，将娱游者建构为拥有幸福家庭与稳定工作的小市民阶层，进而“作为一种尺度，中介着人与空间的关
[28]系”。
有研究者以《大公报》为例探讨民国时期记者的职业社会化与组织社会化。作者以富有中国传统伦理色彩的“传帮带”概括《大公报》等中国新闻报馆的记者职业培训机制。该机制下，报馆前辈报人“通过传授新闻产制知识，协建新闻采访网络，砥砺职业道德，从而报界新人逐渐积累起开展新闻工作必需的专业文化资本、社会资本和道德资本”，成为出色的报人；传统“师徒制”言传身教的职业训练模式，使得不同代际记者之间情兼师友，技艺相传，道义相勉，逐渐建立起对新闻组织的规范忠诚、工具忠诚和情感忠诚，进而达致报人的组织社会化。这一机制也存在明显的不足，即其顺利运行在很大程[29]度上仰赖个人道德的自觉修养。也有研究者注意到记者职业化过程中职业团体的角色，指出，职业团体在增进记者交往、提升职业声望及维护职业权益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推动了民国时期新闻记者职[30]业化进程。
还有研究者以世界报界大会和东三省中日记者大会为例，考察民国初年我国新闻界的对外交往。作者认为，民国新闻界的对外交往，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中国新闻事业的现代化与职业化进程，另一方面[31]“也颇有国民外交的意味，是争夺国际话语权的一种努力”。（二）中外新闻思想/观念史
这年的新闻思想/观念史研究有分量的成果不多。有研究者以知识社会学方法，从新闻知识整体变动的角度，考察了1815—1926年间中国现代新闻观念兴起的历史脉络。作者将现代新闻观念的兴起分为三个前后略有重叠的发展阶段：第一阶段（1815—1911），新闻知识作为一种“西学”显学，影响中国知识精英，并形塑其工具性新闻观念；第二阶段（1895—1926），新闻观念与启蒙、革命和宪政等社会思潮相激荡，言论出版自由以及革命报刊、政党报刊等观念逐渐生成；第三阶段（1918—1926），新闻知识以科学专业形式出现，专业主义新闻观念的正当性逐渐确立。现代性新闻体验的兴起，使得中国人的注意力从“前人世界”和“周遭世界”转向对“共同世界”的关
[32]注。
还有研究者对詹姆斯·凯瑞（James Cary）的新闻史观进行了发掘、梳理与批判。受社会科学领域从新社会史向新文化史范式转向的启发，凯瑞在思考美国新闻史教育边缘化的问题时，提出了新闻文化史的研究取向。他认为，新闻史研究需要新视角和新解释，应将历史叙述放在新闻史改革的核心位置。历史研究应通过改变提问方式、回归历史解释，建立历史材料之间新的因果关联和逻辑安排。具体而言，凯瑞的文化史观主张是：超越对具体行为的描述，探讨普通历史人物行为背后的意识和“意义之网”；重视对新闻文本的研究。但凯瑞这一设想因缺乏规范可靠的操作化方案而受人诟病。此后，为进一步回应学界对文化史观的批评，他提出了新闻实践史的研究设想，将新闻定义为人类建构世界的一种主体实践，提倡新闻史研究要超越具体的传播史、媒介史、社会史和文化史，回到新闻本身。作者认为，凯瑞提出的两种研究设想都带有浓厚的批判情结和本土关怀意识，但也存在显著矛盾：一是研究路径上期待宏大、完整的美国新闻史；一是态度倾向上期待新闻史范式革命，只使用抽象的“文化”“实践”等概[33]念，而不愿进行意识形态批判。（三）外国新闻传播史
这年的外国新闻传播史研究比较分散，涉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新闻传播业、巴西新闻业的特点、美国反奴隶制刊物的流通等。集中的研究在于单国新闻传播史领域，有研究者在《新闻界》接连发表论文，涉及牙买加、乌干达、荷兰、挪威、智利、阿尔巴尼亚等国家新闻传播业的历史与现状，这些论文注重分析各国新闻传播业的发展特点，尤其是文化特点。
年内，中国新闻史学会外国新闻史研究委员会学术年会在暨南大学召开。会长孙有中倡导外新史研究既要研究外国新闻与传播的历史，又要关注当代；既要研究外国新闻与传播的实践，也要关注理论；需要对中外新闻与传播的实践与理论进行比较研究。八、中国新闻学研究应引领人们认识新传播环境
2015—2016年发生了多项传播技术方面的重大事件：
2015年联合国下属的国际电信联盟（ITU）在圣迭戈举行的工作会议上公布了5G技术标准化的时间表，标准将在2020年制定完成。2015—2016年间，Facebook持续推行太阳能无人机，Google则在实验平流层热气球和低轨道通信卫星，互联网信号传播路径将实现真正全方位覆盖。
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利用VR技术（虚拟现实）制作的新闻批量出现。8月，由“虫洞VR”公司发起的VR新闻实验室成立，《广州日报》等12家媒体成为首批会员。2016年11月17日凌晨从美国传来消息，中国华为公司以绝对优势击败欧美列强，主推的Polar Code成为5G短码最终方案。2016年12月2日，华为公司研究院在日本宣布：锂电子电池技术实现重大突破，石墨烯基电池研制成功。这种电池寿命延长两倍，耐热程度提高10度，未来充电只需几秒钟。2016年12月，“有初”光电脑开始销售。由光信号进行数字运算、逻5辑操作、信息存储和处理的光子计算机，传播速度是3×10 km/s。电子的传播速度是593km/s，光子计算机比现在的超级计算机快1000～10000倍。
面对这样快速的传播技术发展，中国新闻学研究总体上没有走在互联网趋势发展的前面，而跟在后面做一些阐释性的工作，这不该是学界的主要任务。传播技术每隔几年就会发生重大的技术革新，新闻学研究不能停留在不断描述新传播形态的“特征”上，而要相对宏观地研究互联网发展对社会、对人的大脑思维的影响。网络发展的任何一种趋势都是双刃剑，指出可能的负面影响比点赞正面影响更重要，纠正不科学的偏见认识更为可贵。未来媒体可能是任何一种我们想象不到的形态，传统媒体的衰落是无可挽回的，新闻学研究不能把主要精力放在传统媒体摆脱困境的措施建议上。4G正在推广之时我们需要研究5G对社会的影响，尤其在中国对5G核心标准有一定话语权的情形下更应有研究的提前量。在互联网信号天上、地面（海底）全方位覆盖之前，我们应提前研究电信服务、通信塔公司、有线电视、传统通信行业等可能失去联网业务、通话业务的危机。向社会不断提出忠告、警告，这才是学界的责任。（本文与陈辉合作）
引用文献［Refere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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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新闻传播学研究的新鲜话题，主要围绕着这年内习近平关于党的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和信息化工作的数次讲话展开，因而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研究，以及他强调的新闻舆论引导力、网络舆情治理、媒体融合、新媒体法治化管理等话题，成为研究的热点。另外，人民日报社的“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VR新闻、未来传播形态、媒体盈利模式创新，以及英国公投、美国大选的传播方式等话题，也是较为热门的话题。一、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已成为热点话题
2016年2月19日，习近平主持召开党的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并发表讲话；4月19日，他在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2016年10月9日，他在中央政治局第36次学习会上就网络强国发表讲话；2016年11月8日，他会见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第九届理事会和中国新闻奖获奖者代表时再次发表讲话。因而，这年研究习近平的新闻舆论观，成为全年新闻传播学界的热点话题。
有学者认为，坚持党性原则与尊重新闻传播规律，是习近平论证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两个基本要点，而使二者统一的行动原则则是[1]他一再强调的“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为此，要做到“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而不是对立，“不断解决好‘为了谁、依靠谁、我是谁’这个根本问题”。习近平在2013 年8月19日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重新并提并论证了党性和人民性的内涵和相互关系，2016年2月19日再次论证了“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破除了我国新闻宣传领域最近30多年来不准并提党性和人民性的禁区，无论在党的理[2]论建设上还是现实的宣传实践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有学者从习近平的成长经历、从政经历及治国理念等角度分析了习近平新闻舆论观的形成背景和主要特点，认为他在“强调意识形态和新闻舆论工作的极端重要性”“对全国宣传思想和新闻舆论工作的全面布局与宏观思考”“对新媒体环境下新闻事业发展的新认识、新[3]要求”等方面发展了共产党新闻舆论思想。还有学者总结了习近平的新媒体观，写道：习近平强调新媒体在治国理政中的重要地位，把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强调利用新技术占领信息制高点，鼓励理念、体制机制变革，重视网络强国战略的构建与国际话语权的掌控。而以先进技术为支撑，发展新媒体人才优势，实施理念、手段、内容、[4]体制创新，是扶持和促进新媒体发展的三个切入点。
还有学者指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马克思主义新闻观存在一些问题。比如：某些应当能讲得比较透彻的问题没有讲透；有些问题的讲述，逻辑上显得脱节，或不甚严密；新闻学子或新闻舆论工作者感到困惑的问题，尚未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或不作回应。因此，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研究须从理论上讲对，从道理上讲透，从逻辑上讲通。[5]二、互联网舆情治理讨论形成话题
这一年习近平关于新闻、传播方面的四个讲话，两个是关于网络的。过不了互联网这个关，共产党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年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在政务公开工作中进一步做好政务舆情回应的通知》。因而，这年关于网络舆情治理的文章颇多，形成讨论话题。
有学者指出，网络管理中存在着各种模糊认识，简单封堵甚至“一关了之”的认识和行为不乏市场。健康网络生态的形成，需要尊重网络传播规律，互联网治理应体现宽容、多元、法治的思维，摈弃“对抗”思维，建立“容错”机制；摈弃简单“一律”，尊重多种声音；[6]摈弃“保姆”式管理，依法治网。
这年发生的互联网热点事件较多，“雷洋案”“和颐酒店女子遇袭”“魏则西事件”“罗尔诈捐事件”“中关村二小欺凌事件”等成为舆论焦点。研究者的视野更多地放在热点事件频发的原因、网络舆情传播特征、地方舆情治理等宏观层面上。有学者分析了2003—2015年130起地方政府舆情危机事件，发现首曝舆情的媒介经历了从报纸到论坛社区到微博的迁移；曝光路径经历了从媒体报道、政府提供信息到普通群众爆料、当事人爆料、政府提供信息再到普通群众爆料、媒体报道的迁移；传播环境更为复杂，网络谣言和网络动员逐步增长。[7]地方政府的舆情治理模式是通过行政管控、加强与属地网络媒体的联合等方式来整合网上意见，并努力将民众引导到行政科层与程序中，通过线下沟通、调解、服务或补偿等方式满足民众诉求，消解其线下行动。这种模式可以缩减舆情喷发的空间，缓解线下行动的压力，但也面临舆论传播再中心化的困境，产生属地以外舆论热议、属地内[8]媒体失声的现象。
有学者认为，应准确估量舆论、舆情的数量和范围。某种意见或倾向如果不够正确，持有人数在一定范围内远远低于总体的三分之一，就不会对全局产生影响。社交媒体具有较强的圈层性质。如果某种不够正确的意见只存在于某一社交媒体的某一圈层而没有进一步传播，即使这种意见达到了构成这一圈层内舆论的程度，也不必过度紧张，只需在这个圈层内进行舆论引导即可。若放大到更大的层面进行引导，反而扩大了这种不够正确的意见的传播。如果经常把社交媒体内少数人的意见当作“舆情”上报，很容易造成各级领导层对“舆[9]情”的过度敏感，出现“舆情脆弱性”。
还有学者发现，目前的网络舆情应对存在一些认识误区。比如，以简单的非概率数据来代替整体，误读大数据；将一些批评意见与谣言混淆；将网络问题视为社会现实问题的根源，有些地方政府认为只要打击了网络言论就能解决现实问题。有学者建议，舆论治理不能局限在舆论的单一逻辑中，而应放在社会舆论、社会心态、社会结构的三维框架里。舆论是表层结构，社会心态是中间层，社会结构则是底座。后两者就像是河床，决定了类似水流的舆论的流向和速度。[10]三、新闻舆论“引导力”成为新话题
习近平年初提出“切实提高党的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其中，引导力是一个新提法，新闻传播学界对此论述较多。有学者认为，这一提法的提出源于紧迫的现实需求：社会利益多元，意见分化；媒体在利益驱动下出现泛娱乐化趋势；传统媒体在新媒体冲击下面临失语的尴尬；新媒体易于滋生非理性情绪、谣言等。[11]
研究发现，移动互联网时代，伴随社会事态纷繁复杂和价值观多元化，媒体的公信力呈现出下降的危局，舆论引导力不够；对主流观点的正面引导和新闻事件的积极干预，力度不够。传统媒体的传播力、[12]影响力更是逐渐式微。有学者认为，新型主流媒体的一个核心功能是提升主流媒体在网络空间的舆论引导功能，建设用户平台是关键。要构建基于互联网海量用户的入口，具备对大数据进行整合、分析和应用数据的处理能力。以符合用户需求的创新型内容产品为基础，以智慧政务服务聚集用户，以本地生活服务留住用户，通过用户数据[13]的采集、分析与应用来提升媒体服务的精准度。
也有学者通过对《人民日报》、央视新闻等央媒的微博、微信公众号分析，发现央媒在社交媒体上受到追捧。主要原因是这些账号熟练使用着多种运营策略，发布与主报、主刊、主频道迥异的内容；它们以央媒的权威身份，为时政内容增加吸引力。此外，自上而下的制度鼓励和央媒间的相互竞争也是重要因素。但是，这背后也有隐忧。比如，心灵鸡汤和生活小窍门等内容以及“标题党”式的做法虽然吸引了大量普通民众关注，但是在社会中上阶层、精英阶层并不受欢迎，媒体有失去对精英群体影响的危险。此外，网络空间依然面临着严重的“左右”撕裂，而央媒声音又往往被视为代表党和国家的意志，如[14]何平衡变得更加困难。
现在网络空间党群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沟通障碍，传播失灵现象时有发生。有学者认为，互联网技术打破了传统的传媒结构和社会结构，宣传者不能沿用传统的宣传理念、模式和方法。网民是高度分化的，诉求也是多元的。这就要求宣传者必须应对互联网条件下传播语境的变化，洞察受众需求和群体行动的逻辑，掌握适当的方法，有效回应分众化的社会表达诉求，从而实现有效引导。四、对“媒体融合”的持续思考
自2014年“媒体融合”上升为国家战略以来，这个话题一直是新闻传播界的热点之一。截至2016年12月15日，CNKI上以“媒体融合”为关键词的文章有2325篇，2015年为2677篇，2014年为1120篇。2016年学者们对媒体融合的关注集中于审视媒体融合两年多来的进展和存在的问题。
有学者通过对业界、学界人士的访谈发现，目前传统媒体集团在实现媒体融合方面存在融合发展目标及模式模糊、机制制约、互联网思维缺失、管理变革乏力、技术研发滞后、盈利模式单一等六个问题。[15]“两微一端”是传统媒体推进媒体融合的重要方式。有学者调查了国内110家主流媒体后发现，60%的媒体完成“两微一端”布局；限于人力、经费、制度、技术等资源条件，53%的媒体实行整合运行的创新激励不足，存在同质化、服务意识淡薄、没有稳定盈利模式等[16]问题。
有学者比较分析了《纽约时报》《人民日报》的融合战略，认为《纽约时报》新旧媒体整体式一体化转型的模式存在明显的弊端。相比之下，《人民日报》通过把新媒体剥离出去，进行独立的资本运作，[17]开始步入良性循环的轨道。还有学者从内容、渠道、平台三个角度分析了英美传统媒体的融合情况，认为传统媒体在与互联网平台商融合中处于劣势地位，后者可完全占有传统媒体提供的原创内容和用户数据，从而形成“大规模数据收集－深度数据挖掘－定向数据利[18]用”的可持续商业循环。
有学者认为，应探索以大数据为核心的中国媒体融合发展之路。利用大数据技术，进行全方位、立体式新闻报道，改善媒体运行质量，提升媒体服务水平，优化市场营销能力。中国的媒介融合需结合国情，着力整合功能相近的媒体资源，形成实力较强的新型传媒集团；传统媒体转企改制，进行股权结构改革，实行传媒经理人制度；管理上要[19]打破制约媒体发展的地区分割和行业分治的体制性障碍。
尽管关于媒体融合的论述颇多，但有学者认为目前对“媒体融合”的理解有待更新。因为媒体融合仍局限在媒介组织和产业自身，强调的是内容生产环节、资源的整合以及媒介产业层面的整合。应当从社会形态变化的角度来理解“媒介融合”，以数字技术为元技术平台，将不同维度上的媒介重新整合为一体，形成一个“网络社会”，[20]而媒介组织只是这个网络中的一个节点。五、社会关注新媒体法治化管理
这年，从新媒体谣言、假消息“刷屏”到部分“网红”的低俗视频直播，再到利用微信进行捐款诈骗、恶意营销，以及用户隐私泄露，新媒体发展中的乱象较多。因而，新媒体法治化管理被提上日程。
有学者分析了“上海姑娘逃饭门”“大妈碰瓷玩具车”等网络谣言，发现网络谣言是按照“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的传播机制扩散的，沿着“社会化媒体－自媒体－网络话题－专业媒体－权[21]威媒体”的传播网络传递至网民的。
有学者梳理近两年新出台的新媒体政策发现，其主要集中在媒介融合、版权、文化安全等方面，包括打击和清理有害信息和不规范的营销活动，治理移动即时通信工具、视听APP、新闻客户端等新传播形态。运动式治理依旧是主要治理方式。这种管理模式存在的问题是，投入大效率低，政策效果是短期的；个人信息保护、垃圾信息治理等领域的管理力度还不够；政策出台和评估缺乏民意调查程序；言论自[22]由的管控尺度存在较大争议等。学者们建议网络立法重在重构网络生态环境，先解决互联网发展最需要调整的对象和领域，如《网络安全法》《个人数据保护法》等。中国互联网发展走的是先发展后治理的路子，这对早期互联网及相关产业的发展大有裨益，但互联网发展速度快，后续的立法、执法存在一定程度的滞后甚至缺位，导致网络法治秩序的缺失。在立法成本较大的情况下，应严格实施现有法律，[23]并将现有法律规定创造性地运用到网络空间的治理中。
在网络隐私权的立法保护方面，有学者认为，目前公民网络隐私权的法律保护存在网络隐私权地位不明确、界定不统一、保护不具体、救济不到位等问题。比如，在宪法、民法和刑法等上位法中，隐私权或被“人格权”所广义覆盖，或与“名誉权”混为一谈，隐私权本身并没有取得独立、明示的人格权地位。对此，我国网络隐私权的立法应更加系统、明确和科学，对公民网络隐私权的保护应更加直接、具体和到位。在较高级别的法律条文中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24]确立，使其与名誉权等权利处于平等地位。还有学者认为，要通过扩大隐私的范围来提高个人信息的保护水平。隐私权所保护的个人信息，不应当仅仅局限于未公开的私生活秘密，不具有隐私性的“其他个人信息”同样需要保护。建议加快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而在个人信息保护法颁布前，应通过一般人格权来保护不具有隐私性的个人[25]信息。六、“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受到业界关注
这年传统媒体忙于布局“两微一端”，采编流程再造、新闻编辑部革新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有学者分析了《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和《新京报》的微博、微信的新闻生产，发现编辑部创新的动力来自组织所感知到的不确定性风险，即纸媒逐渐式微的全行业危机。这促成了媒体上下合力求变革的共识。但创新受到技术、编辑部各类新闻生产者之间的关系、投入在创新上的资源以及编辑部的原有规制这四大结构性因素的影响。在不同的编辑部内，这些因素的表现形态和关联方式不同，会使看上去相似的创新策略在实践中产生很大[26]的差异。
国外媒体的实践提供了一些启示。有学者分析了美国《达拉斯晨报》的数字化转型，该报建立了完全适应数字出版的新闻编辑部：岗位设置完全由数字出版需求确定；生产流程以“社交第一”为核心；[27]工具引入以提高数字化采编工作效率为目标。英国《卫报》的实践经验在于其“开放新闻”的理念。面向使用者“开放”，强调生产者与使用者的平等对话与合作，使UGC成为新闻内容的一部分；“开放”数据，把数据视为信源，使数据新闻成为一个常规的新闻品种，把数据视为工具，帮助生产者进行新闻选择和呈现；“开放”平台，强调编辑部与外部生产者的合作，在不同平台之间进行对接和适配，[28]促成新闻在更广泛的空间流动，提升新闻服务的商业价值。
国内的《人民日报》“中央厨房”全媒体平台受到业界关注，一度成为传统媒体编辑部革新的代名词。《人民日报》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央厨房”不是所有媒体终端都输出一样的产品，而是一次采集后，多元化生产与加工，多渠道发布，充分发挥不同媒介形态的新闻专业特色，实现个性化新闻生产。同一新闻事件会提供三个波次的产品推送，分别求快、求全、求深。“中央厨房”融合了业务、技术和空间平台，其中业务平台摸索出一套成熟完善的内容生产、协作、分发的模式，将传统意义上的采编人员细分为指挥员、信息员、采集[29]员、加工员、推销员、技术员等岗位。“中央厨房”热也要冷思考。有学者提醒，各媒体在创建“中央厨房”的探索中不能一哄而上，应明确自身的优势何在。那些具备资金优势、人才优势、品牌效应优势的媒体，如果互联网思维意识强烈，[30]其“中央厨房”模式成功的机会更大。七、VR（虚拟现实）新闻开始流行
2016年被称为中国的虚拟现实新闻元年。这年全国“两会”期间，利用VR技术制作的新闻批量出现；8月，由“虫洞VR”公司发起的VR新闻实验室成立，《广州日报》等12家媒体成为首批会员。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是VR技术（包括AR，即增强现实；MR，即混合现实）对传统新闻生产、叙事方式、新闻伦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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