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幺傻
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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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兵口述抗战②：石碑、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试读：
版权信息书名：老兵口述抗战②：石碑、常德、衡阳、桂林四大保卫战作者：李幺傻排版：小不点出版社：华文出版社出版时间：2015-1-1ISBN：9787507542608本书由北京兴盛乐书刊发行有限责任公司授权北京当当科文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制作与发行。—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引子我为什么要写抗战这二十年来，我主要做了两件事情：一件是做暗访记者，一件是寻找抗战老兵。
寻找抗战老兵的念头产生了很久。早在1995年，那时候我还在机关上班，当时世界各大媒体都在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看着电视屏幕上那些欧美的“二战”老兵们，戴着勋章，鹤发童颜，被鲜花和掌声簇拥着，我就想，我们的抗战老兵在哪里？我想去看望他们。
后来，我做了一名流浪记者。
这些年，我先后采访了数百名抗战老兵和亲历者，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默默谢世。甚至在临终前，周围的人也不知道这个老人曾经为了我们中华民族免于灭亡，而与日寇殊死抗争，浴血奋战。他们在沉默与凄苦中度过了余生。
麦克阿瑟将军说：“老兵永远不死，他们只是渐渐隐去。”
是的，我们的抗战老兵永远不死，现在，我们就要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的事迹，并且代代相传。
我所采访过的抗战老兵，有一部分晚景凄凉。他们当中，有人终身未娶，有人身有残疾，有人被贫穷压弯了腰。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很多战争故事，可惜一直不为人知。
我的外公就是一名抗战老兵，他叫白朝定，曾和共和国少将丁本淳是战友。丁本淳原名丁子鉴，外公不知道丁本淳是谁，他只知道丁子鉴。他向我讲起抗战往事时，总是说丁子鉴怎么样，八路军怎么样。外公曾和丁本淳将军一起参加了红军，后又转为八路军，和丁本淳将军一起从陕西转战到山西，与日本鬼子面对面厮杀，头上留有日军的刀伤，身上留有日军的枪伤。新中国成立后，外公解甲归田，躬耕陇亩，关心稼穑，15年前去世的时候，每月领取国家36元补助。
记得小时候我看到外公家有一把大刀，很沉重，我需要两只手才能提起来，而外公手持大刀，挥舞起来，虎虎生风。外公说，他过去的部队里，人人都会耍大刀，日本人看到大刀就害怕，这把刀砍下过日本人的头。
外公身上一直有日军的弹片，夹在骨缝里，取不出来。这块弹片折磨了外公一辈子，外公干活一用力，身体就会疼痛。
在我的老家，像外公这样的抗战老兵曾经很多。几十年前的战争年代，我的老家是国统区和解放区的交叉地带，青壮年几乎都去当兵了。那时候，没有当兵的人会被人看不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年代。
在我还很小的时候，外公这些年纪的老人，经常会坐在夏夜的打麦场上，望着满天星斗，听着夏虫鸣唱，说起当年打鬼子的事情。可惜那时候我少不更事，没有记住他们的话；等到我长大后，想要了解抗战往事，外公他们却都去世了。
为外公这些抗战老兵写一本书，是我的夙愿。
我从做流浪记者开始，就寻找抗战老兵，收集资料。
我看到，这些步入暮年的老兵，他们中很多人都同样的衰惫，同样的沧桑，同样的孤寂，他们的一生都是传奇。
然而，在我采访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怀有怨言，他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和那些牺牲在战场上的战友比起来，我已经很幸福了。”
每次采访完一位抗战老兵，我都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克制住自己狂躁而痛苦的心情，无论是一个人独自坐在房间里，还是走在人流熙攘的大街上，我只要一想到他们，就会泪流满面。我终于能够理解张纯如为什么会在写完《南京大屠杀》后就自杀了，那是一种彻入骨髓的悲愤，一种无力改变的绝望。我在采访完我们的抗战老兵后，也曾经想到过自杀。
我们的抗战，原来如此悲壮，如此惨烈。
我一直想写这么一本书，写写这些抗战老兵的经历，可整整14年漫长的抗战岁月，从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直到1945年的日寇投降，材料芜杂，头绪繁多，我不敢下笔，我也无从下笔。
我要写的书籍，要求每句话都是真实的，我真实地写出老兵们的所见和所想。我不愿意杜撰，杜撰是一种罪恶。我一直认为，只有每句话都有出处，每句话都是真实可靠的，这样的书籍才是真正的纪实作品。然而，要写出这样的书籍，无疑是一项很艰巨的工程。
直到不久前，我看到一本崔永元团队的《我的抗战》，我的思路才豁然开朗。《我的抗战》是单个老兵的自述，而我采访过的老兵，他们所经历的事件可以互相印证，所以，我决定选择在大的历史背景中记述这些老兵的往事。我觉得这种体例会胜过孤立的个人讲述。
说实话，我很羡慕崔永元的团队。他们有赞助商提供资金，有历史学家提供指导，有自己的交通工具，有摄影师、编导等一大批人协同作战。
而我，孤立无援，只有一个人在孤独地寻找。
在寻找抗战老兵的路途中，我坐过各种各样的车辆，从火车、汽车，到手扶拖拉机、牛车、马车、自行车，甚至徒步在山谷间攀缘。因为我是自费采访，为了省钱，我总是坐最便宜的车，住最便宜的旅社。有时候，因为交通不便和囊中羞涩，我不得不中途放弃。我想，如果我有他们那样的一支团队，我会找到更多的抗战老兵，让更多抗战老兵的事迹被后代的我们了解和熟知。
然而，我是无名小卒。我注定了只能独自上路。我还会继续寻找。用我卑微的文字，向他们顽强、坚韧而风烛残年的生命致敬。李幺傻2014年11月17日第一章石牌保卫战老兵口述周家华
当时的情景真叫惨。我们赶去宜昌增援的时候，看到山谷中好多尸体，有中国人的，有日本鬼子的。那时候刚刚下了一场雨，一脚踩下去，地面上就留一个深坑，坑里很快就注满了雨水。雨水是红色的，血都把水染红了。
我们还看到日军被烧毁的半截尸体，日军尸体还没有烧完，就逃走了，说明日军逃走得很匆忙。连长说，赶紧追，追得慢了，人家吃肉，咱连汤都喝不上了。我们追到半夜，和一股增援的日军发生了遭遇战，黑灯瞎火的，本来什么都看不清，可是双方打枪放炮，把天空都照红了，对面站个人，头发丝都能够看清楚，你就能想到炮火有多猛烈。天快亮了的时候，我们这边撑不住了，有人向后退，连长说：“后面有人监视，退回去的更要死。”没有人敢退。天亮后，我们这边来了增援部队，就把日军打退了。
你问日军是什么番号？当时漫山遍野，没黑没明地打仗，谁能知道啊。反正仗一直在打，翻过一座山，是战场；再翻过一座山，还是战场。那尸体啊，多得没法数，人摞人。
我们打了好多天，也不知道多少天，没人记日子，最少也有半个月。有一天，抬头一看，看到茫茫一片水，居然打到了长江边上，这才听说日本鬼子逃走了。熊胜华
上战场前，我们先把灵牌写好。有人说，如果我死了，你以后逢年过节的，就给我烧张纸。事情过去了六七十年，但我总能想到当年的情景。
石牌保卫战的时候，双方的军队在一个名叫王家大包的地方打过几仗，打得很激烈。我主要在这个地方打。我参加过几次敢死队，偷袭日军。我们偷袭都是选择在天快亮的时候，这时候最容易得手，一是日军警戒了一夜，困乏了；二是趁着黎明前的黑暗，最容易潜伏到日军的鼻子底下。有一次，我们几个人上去，一直摸到距离日军只有几米远的草丛里，然后用刺刀解决了日军的哨兵，他连哼一声都没有。
我和日军面对面拼过刺刀，还是在潜伏途中，被日军发现了，一开始就是肉搏战。一个鬼子站在我后面，端着刺刀捅向我，我一扭腰，他刺了个空。我手臂一摆，手中的枪托就打在了他的脸上，打得他满脸都是血，他吓得哇哇怪叫，逃跑了。
还有一次，也是在潜伏途中，我们见到几个落单的鬼子，打不打？打了就暴露目标，不打就便宜了这几个鬼子。我们头对头凑在一起商量，就决定用刺刀解决，我们跟在这几个鬼子后面，很快就送他们回老家了。冉宏图
石牌这个地方很重要，群山连绵，江水激荡，地理位置险要，中国军队在这里拼死坚守，所以日军就占不到便宜。
山峰和山峰之间距离很近，日军的飞机一俯冲下来，还来不及升起来，就会碰到对面的山头。所以，日军飞机只能从高空中投弹，而高空投弹又不够准确，对中国军队构成不了多大威胁。这一段的长江江面狭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所以，中国军队在江面上布雷，还在两边的悬崖上构筑防御工事，日军的军舰也很难通过。空军和海军都不行，怎么办呢？日军就想要派遣陆军占领石牌的这个大转弯，然后肃清长江两岸的中国军队，军舰就可以逆流而上，打到重庆。
鄂西会战，说到底就是要守住石牌这个大转弯，石牌如果丢失了，形势就很危险。
所以，这场战役就打得非常惨烈，非常惨烈。
当时，我记得非常清楚，我们是打着赤脚赶往石牌，路上听到前方有一个营的中国军人全部阵亡，鬼子来势汹汹，我们不能硬碰硬，就决定诱敌深入，把鬼子诱到深山老林里再歼灭。我们不能距离鬼子太近了，也不能太远了。太近就会被咬死，太远就会带丢了。我们把鬼子一直引诱到了一个叫渔洋关的地方，这里埋伏着兄弟部队，最终将日军消灭了。冯雪秀
那一天下午，村里的人说前面打仗打得很紧，缺少弹药，动员大家给山上送弹药，我就跟着村里的男人去了。我从小没缠足，所以能和男人一样干体力活。记得我们那几天送弹药的，有五六个女人。仗打到了那个份上，男人都不够用了，女人就要上战场。
那炮声很大，一发炮弹打过去，耳朵边一直嗡嗡响，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响。村里就有人建议说，给炮兵送炮弹的时候，用棉花把耳朵塞住。可是这样也不行，因为你听不到炮弹飞来的声音，反而更危险。有一次，日军一发炮弹打过来，就在前面十多米的地方爆炸了，爆炸的气浪把我掀出了几米远，好在没有受伤。但是走在我前面的一个女同伴就被埋在了土坑里，我们紧挖慢挖，挖出来的时候，她已经闭气了。
要给山上送炮弹，路非常难走，把人累得趴在地上直喘气，我看到旁边有人嘴里吐着白沫子，眼睛发直。我都以为他起不来了，没想到过会儿他喘过气，又扛着弹药向山上爬。
那些年打仗，不停地打，太可怕了。和平年代多好啊！1700年后的夷陵之战
1943年春天的阳光照耀在长江三峡的上空，日夜不息的江水默默地流向东方，空气中充满了大战来临前的紧张和躁动。
一天午后，十几架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的上空，隆隆的机声震耳欲聋，浓密的树林在机翼下东倒西歪，树枝和树都在痛苦地挣扎着。石牌村的人四散奔逃，抬起头来，能够看到飞机上的膏药标志，以及日军飞行员戴着风镜的面孔。山顶上，中国军队的机枪响了，声音急促地连成一片。日军飞机丢下了几枚炸弹，村头的一个柴火垛着火了，浓烟滚滚，遮没了半个天空。一头耕牛沿着江边乱跑，一声爆炸响过，耕牛倒了下去。
1943年，冯雪秀15岁。那天日军飞机飞临石牌村上空时，她也跟着村人逃避，她躲避在了一条石缝里，看着日军飞机从头顶上呼啸而过。
黄昏时分，冯雪秀才从石缝里钻出来，回到村子里。村子里哭声一片，中国军队的军人们帮着村人掩埋尸体。就在这天下午，日军飞机炸毁了学校，死了很多学生娃。
时隔不久，村子里的人都搬到了山顶上，因为山顶上视线开阔，日军飞机一从地平线上露面，放哨的人就看到了。更重要的是，山顶上有中国军队的机枪阵地，和这些穿着军装的自己人在一起，农民们放心。
直至几十年后的今天，山顶上还有人居住，那些躲避敌机的农民，在这里居住已逾三代。
冯雪秀说，日军第一次轰炸是从前一年，也就是1942年的冬至开始的，此后，日军飞机轰炸不断，中国军队的还击炮声也连续不断。日军曾经乘着军舰登上岸来，中国军队又将他们赶下江去。一直到大半年后，日军从这里撤走，才再没有见到有膏药标志的日军飞机。
冯雪秀老人不知道，她所见证的，就是后来被史学家称为“石牌保卫战”的战役。
这场保卫战，现在已经很少有人知道，它即将被湮没在漫漫的历史烟尘中，就像那场战争中的很多惊天地、泣鬼神的战役战斗一样。
石牌是湖北省宜昌市夷陵区的一座村庄，位于长江南岸，北岸是峭壁千仞。长江从重庆流入湖北宜昌，在石牌村外转了一个直角弯，石牌村就在这个直角的弯尖上。稍微懂得军事知识的人，一到石牌村，就知道它的地理位置是何等重要。
石牌位于长江三峡东端，为长江三峡要塞炮台群的最前线，是拱卫重庆的第一道门户。
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日军占据了首都南京后，如果再占据陪都重庆，中国的抗战形势将发生逆转。
守卫石牌村的，是18军11师师长胡琏。石牌保卫战，让胡琏登上了战争前台。
1700年前，就是在这里，爆发了三国历史上有名的夷陵之战，蜀国的刘备举全国之力与吴国的孙权一决雌雄，却被吴国的后起之秀陆逊一举击败，史称“夷陵之战”。三国时期有三大决定性的战役，官渡之战让曹操一举平定北方，他的陆军独步天下；赤壁之战奠定了三国鼎立的局面，孙权的水军无人能敌；夷陵之战让刘备此后一蹶不振，尽管踞险坚守，蜀国仍然是三国中最先遭到灭亡的。
1700年后，还是在这里，中日双方聚齐精锐，在这里一决雌雄，史称“鄂西会战”。鄂西会战中最关键的就是石牌保卫战。
胡琏会不会成为陆逊？
和陆逊一样，胡琏也是书生出身。
胡琏出生在陕西省华县的一座村庄，距离我的家乡不过百里。
胡琏18岁离开陕西后，就考取了黄埔军校第四期学员。黄埔军校第四期，将星闪烁，是历届黄埔军校中所涌现的杰出人物最多的一届。红军中出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著名战将有林彪、刘志丹、段德昌等，国军中出自黄埔军校第四期的有：胡琏、张灵甫、陈明仁、李弥、谢晋元等。
1943年，注定是抗战最艰苦的一年。全面抗战已经打了六年，中国的精锐几乎要消耗殆尽。一位“二战”史专家分析说，到这一年，抗日将士已经消耗了三分之二，中国军队急需新兵进行补充。那时候，十二三岁的孩子也穿着肥大的军装上战场，他们的个子还没有一杆上了刺刀的步枪高。这样的部队，战斗力可想而知。罗店争夺战期间，士兵喝水也是个大问题。冯玉祥为解决无法做饭和送饭的问题，让士兵改吃大饼，但光吃干饼喝不上水，同样苦不堪言。图为日军士兵在泥泞里往前线送水，日军也为喝水的问题而苦恼。
18军是正面战场五大主力之一，另外四大主力是：整编74军、5军、新一军、新六军。18军即整编11师，整编11师是18军前期的名称。
18军11师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最为人所称道的是淞沪会战中的表现。在淞沪会战中，11师和兄弟部队，与强寇松井石根的第3师团在罗店鏖战一个月，致使日军遗尸两千具。日军将罗店称为“血肉磨坊”。第3师团是日军的甲种师团，日军师团中，排名越靠前的，战斗力越强。当然，大阪商贩们组成的第4师团除外，这个师团的军人上战场前先算经济账，据说他们从来没有打过一场胜仗。
此时，当18军11师死守石牌要塞时，另外的四大主力在干什么？王耀武和张灵甫所在的74军此刻在湖南石门阻击日军驰援鄂西。石牌保卫战，是鄂西会战的一部分，几个月后，74军的余程万部则要揭开震惊中外的常德会战的序幕；杜聿明的第5军经历了缅甸惨败，翻越了亘古无人的野人山，一路逶迤败退回国，死伤惨重，此战被杜聿明引为一生之耻辱；孙立人的新一军从缅甸撤入印度，厉兵秣马，立志报仇雪恨；廖耀湘的新六军，那时候还没有从新一军中派生出来。中国海军的悲壮抗战
胡琏面对的，是实力超过他的海陆空立体作战的日军。
由于日本是一个岛国，所以他们历来对海军建设尤为重视，日本的海军，和陆军一样强大。日本航空兵的军事实力，当时也位居世界前列，而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抗战一开始就消耗殆尽。
中国军人，只能靠在水面上布雷和架起拦江铁索，来阻挡日本舰队的前进。
冯长明是长江上的一个船夫，他和妻子开着一辆柴油机木船，依靠在长江上摆渡为生，他的爷爷当初就在长江上和中国军队一起布雷。
冯长明小时候听爷爷说，从石牌村向下游，20公里的水域间布满了水雷。水雷是中国军队对付日军舰队的最有力的武器。那一年，长江两岸的很多老百姓都跟着中国军队一起布雷，因为布雷是个技术活，他们干不了，就给军队抬雷，划着舢板送饭。一个水雷少说也有五六十斤重，两个人抬着，沿着崎岖的山路攀爬，也非常吃力。
由于长江下游已经被日军占领，所以，布雷就危机重重。日军的快艇经常沿着长江溯流而上，进行巡逻，一见到可疑目标，就开枪放炮。而从武汉到宜昌的长江两岸，更是布满了日军的炮楼，白天有瞭望哨，夜晚有探照灯，要想在江面上布雷，谈何容易。
沿着长江顺流而下，石牌村距离武汉的水路仅有数百公里。而武汉早在四年前的1939年，就已经失守。
为了躲避日军，布雷队只能选择恶劣的天气行动，大风大雨，道路泥泞，夜黑如墨，鬼影憧憧，也只有在这时候，日军的巡逻才会减少，布雷队才会等来时机。每一颗水雷由四个人抬着，两人一组，冒着瓢泼大雨，踩着倾斜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挪地靠近日军控制的水域，遇到陡峭的山体无法攀缘，他们只能将水雷小心地放在水中，在后面推着浮游，而等到在朦胧的天色中看到山路，又将水雷抬上岸边。水面上，经常会突然驶来日军的巡逻艇，巡逻艇上的探照灯打开，几百米范围内的景物都看得一清二楚。
布雷不能布在岸边，而必须布在水中央。长江三峡，举世闻名，悬崖峭壁，山势陡峭，而三峡最东边就在宜昌段，布雷也在宜昌段。那时候，经常有游击队埋伏在两岸密密实实的丛林和刀砍斧凿一样的山缝中，向过往的日军船只放冷枪打冷炮，所以，日军的船只担心受到游击队的袭扰，在武汉到宜昌段的江面上航行，都会沿着水中央航行。将水雷埋在岸边，徒劳无益。
冯长明的爷爷一直有关节炎，关节炎的毛病陪伴了老人终生，这就是当初布雷时留下的病根。
由于缺少船只，更由于日军防守严密，布雷队只能在月黑风高的夜晚，沿着岸边走到合适的水域后，才将水雷放进江水中，人在后面边推边浮游。这样的危险性非常大，如果在伸手不见五指的夜晚，水雷与暗礁相撞，就会引起爆炸。还有，因为在水中不辨方向，无法查看水流，湍急的江水会将水雷和布雷者一起冲往下游，最后雷毁人亡。
1943年的春天，异常寒冷，冯长明的爷爷跟着布雷队下水布雷，患下了终生未愈的关节炎。
小学毕业的冯长明想不明白的是，那时候的日军舰船在长江上巡逻扫荡，日军飞机在天空中轰炸扫射，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在哪里？
中国的海军在抗战一开始，就逐舰打光；中国的空军也是在抗战一开始，就逐机打光。
中国和日本一衣带水。
在很长一段历史时间里，中国和日本关系密切。19世纪四五十年代，当中国遭受西方列强侵略的时候，日本也遭受了同样的侵略，不同的是，当清政府在要不要改革中像个钟摆一样摇摆不定的时候，日本立即进行了军事和政治改革。当清政府穿着长袍马褂慢腾腾地考虑着以哪一种符合礼仪的姿态转身的时候，日本却已经抢先起跑了。
日本和中国同时遭受了漂洋过海的舰队侵略，他们同时意识到了发展海军的重要性。在李鸿章的北洋海军时代，中国的海军舰队位列世界第六、亚洲第一，而日本的海军舰队才呱呱坠地、蹒跚学步。然而，甲午海战，北洋舰队全军覆没，李鸿章痛心疾首，发誓此后不再登陆日本，即使他老先生从美国回来，要在日本换船的时候，也在两支船舷上搭块木板，靴子上不沾日本一粒土。
甲午海战，中国战败，日本狮子大张口，中国被迫答应战争赔偿，国库因之告罄。日本拿着中国的赔款大力发展军事，觊觎中国地大物博。他们叫嚣：欲征服世界，先征服中国；欲征服中国，先征服满洲。日本口中的满洲，就是清政府的发祥地——东北。
当日本人励精图治、厉兵秣马，准备侵略中国的时候，中国在干什么？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1901年，《辛丑条约》签订；1911年，清王朝灭亡；1912年到1931年，军阀混战，民不聊生；1931年到1937年，东北被放弃，日本依托东北的优厚资源，军事力量倍增。
在这40年里，日本举国一心，欲图中国，军事力量步步增强；中国四分五裂，各方军阀混战不止。
就这样，一个巨人变成了侏儒，一个侏儒长成了巨人。
所以，当抗战全面爆发的1937年，中日两国的差别已经呈几何等级。日军步步进逼，气焰嚣张；国民党军队步步设防，节节败退。国民政府先失华北，又失东南，最后退缩西南一隅。
那时候，中国的海军和空军又是什么样子？
1937年抗战爆发的时候，中国的经济实力和日本是远远不能相比的。日本的钢铁年产量是中国的145倍，石油年产量是中国的128倍。日本这一年生产飞机1580架，生产大口径火炮748门，生产坦克330辆，生产汽车三万辆，生产舰艇吨位达52422吨，而中国，却没有生产能力。
1937年，中国海军舰艇的总吨位，还不及日本海军的4％。当日军已经有了多艘航空母舰的时候，而中国最好、最大的舰艇都在超期服役，最陈旧的舰艇还是甲午海战中侥幸逃生的破烂货。而且，中国最好、最大的四艘舰艇，总吨位还不及日本一艘普通的巡洋舰。想要购买，没钱。当时的很多抗战士兵，上战场的时候，每人配不上一杆最简陋的汉阳造。我们这样贫穷的国家，又哪里有钱去购置舰艇。
想想看，如果用这样原始简陋的舰艇与拥有航空母舰的日本作战，那无异于飞蛾扑火。
所以，当全面侵华战争开始的时候，日本大使馆武官就敢威胁海军上将陈绍宽说，如果你们不参战，日舰不会主动攻击；如果你们参战，就将你们全部击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
中国海军参战了。
然而，用这样的一支舰队与强悍的日军舰队激战，那是以卵击石。
中国海军采用了最悲壮的自杀式战斗：沉船。
卢沟桥事变后，淞沪会战前，骄横无比的日本海军有70多艘军舰和7000多人的海军陆战队员，游弋在长江航线，向中国军民示威，他们沿着长江上溯，一直到达武汉、宜昌和重庆。中国海军落后的军舰无法与精良的日本海军抗衡，但是，中国海军做出了自杀式攻击：沉船。
长江流归大海，必经江阴，江阴江面狭窄，易守难攻，史称江阴要塞。江阴以下，江面宽阔，再无险可守。所以，江阴又有“江河门户”“镇航要塞”之称，自古为军事要地。远在春秋时期，吴国就在江阴江岸修筑烽火台；南宋时，韩世忠、辛弃疾等名将曾在此地驻防御敌。明清两代，这里一直是江防要塞，重兵把守。现在，中国军队就要在这里阻击日军。
中国海军的想法是，将自己的舰艇在江阴凿沉，封锁江阴江面，然后在江岸两边要塞上布置重炮，等到日军军舰从长江中上游游弋回来，来到江阴，无法前进，两岸重炮齐发，将日舰全部击沉。这种战法叫作“关门打狗”。“关门打狗”战法很精妙，可惜，最后功败垂成。
败在内奸。“关门打狗”当时是国民党军队的最高机密，就连各战区司令长官比如李宗仁、薛岳他们也不知道，只有蒋介石、陈绍宽等有限的几个人知道，可是最后还是泄密了，泄密者是一个小卒。
这个小卒就是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关门打狗”的机密会议讨论时，有两个人担任会议记录，一个是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另一个是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而黄浚当时已经被日本著名女间谍南造云子发展为内奸，南造云子是抗战初期与川岛芳子齐名的美色女间谍。日军为了侵略中国，无所不用其极，不但有军人，还有间谍，不但有土肥原贤二这样的男间谍，还有南造云子这样的女间谍。这些间谍都非常卖力。当土肥原贤二拿到山西地图时，他手中的地图居然比阎锡山的军用地图还详细；当蒋介石和陈绍宽准备“关门打狗”时，南造云子已经将这个计划的每一个细节都报告给了日本军方。
南造云子和黄浚是在一个名叫汤山温泉招待所的色情场所相识相知的。黄浚是一个好色之徒，美色当前，什么民族大义，什么忠义气节早就丢在脑后。
淞沪会战8月13日打响，蒋介石算准了游弋在长江的日本军舰会在淞沪会战打响时回援，就提前一天，在12日下令沉船封锁江面。
于是，八艘舰艇相继凿沉，沉入江底，用来阻挡日本的舰艇。陈绍宽担心这些舰艇无法达到预期效果，还向船舶公司购买了20艘大船，并将其全部凿沉。可是，船舶全部沉入江底后，他们才得知，日本舰艇已于前一天夜晚悄然驶入大海。
这是当时一起震惊全国的泄密案，蒋介石严令调查，黄浚被查出。南京保卫战前夕，黄浚被枪决。
淞沪会战爆发后，日军多艘航空母舰停泊在上海附近海面，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开始轰炸江阴要塞，于是，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最惨烈的海空大战在江阴爆发了。淞沪会战爆发前在吴淞口外停留的日本军舰。当时包括航空母舰“出云号”都出动了。
一方是拥有航空母舰的先进舰队，一方是服役超期的破烂船只；一方是世界上最先进的集团机群，一方是少得可怜的飞机，还没有作战经验。
结果不需预测。
这是中国海军历史上最惨烈的一次战役，中国参战海军官兵都抱着必死的决心，以简陋的武器和有限的陈旧船只，与比自己强大几十倍的日本海军决一死战。
当时，日本方面参战的是第二、第三舰队，驻扎在青岛的第四舰队，等待观望；而在日本国内，还有更多的舰队整装待发。中国方面，则集聚了所有海军，破釜沉舟，以死相拼。
然而，现代战争拼的是实力，不是意志。中国海军注定了将会是异常悲壮的结局。
江阴保卫战开始后的一周里，日军只派遣了航空母舰上的飞机进行轰炸，中国一艘炮艇被炸沉，日本两架飞机被击落。
陈绍宽预感到日本将会进行血腥报复，而中国的舰艇远远不能与日本抗衡，就来到江阴前线看望这些决战在第一线的官兵，他刚刚介绍完目前面临的严峻形势，各舰舰长就齐声表示，誓与舰艇共存亡，决不后退半步。
他们已退无可退，背后就是南京，而江阴，是南京唯一的水上屏障。江阴丢失，南京危矣。
这时候，中日战争已经全面打响，中日两国的军队都汇集上海一带，史称“淞沪会战”。在崇山峻岭中，在阡陌稻田中，在丘陵浅滩中，一支支衣着破烂的军队饥肠辘辘地奔跑着赶往淞沪前线，川军从四川赶来了，滇军从云南赶来了，湘军从湖南赶来了……而在长江水域，中国几乎所有的战船和民船也赶往江阴，甚至还有吱呀摇橹的运载粮食的舢板……
抗战初期，中国军队就是以这样原始的装备，与强大的侵略者抗争。甚至当淞沪会战结束的时候，中国军队穿着草鞋或者赤脚的川军和滇军还在亟亟赶往上海的路上。当日本能够把他们的每一个士兵用军舰运往中国沿海的每一个港口的时候，我们的士兵却只能依靠双脚来奔赴炮火连天的战场。
后来，日军舰艇开赴江阴，战争进一步升级。
江阴保卫战持续了一个月，战争的结果是，中国击落了日军20架飞机，而日本击沉了中国几十艘舰艇，中国海军精华尽失。
此后，中国海军退出了海战。
然而，中国海军并没有退出这场战争，他们沿着长江水域布雷，阻挡日军进攻。
他们中的很多人，永远地沉入了江底。
抗战开始，日本有多少架飞机？可能现在无法统计，但是仅仅在1944年，日本就生产了24000架飞机。
当时中国的飞机，还不足1000架。
中国海军的舰艇吨位是日本的4％，而飞机数量同样少得可怜。日军战略部署
淞沪抗战后的第六年，石牌保卫战开始了。
石牌保卫战是中国陆军与日本陆海空军作战。
这六年里，中日之间无日不战，仅仅数十万人以上参加的大会战就有南京保卫战、太原会战、徐州会战、兰封会战、武汉会战、随枣会战、三次长沙会战、桂南会战、枣宜会战、豫南会战、上高会战、晋南会战、浙赣会战……中国军队牺牲在抗日战场上的将军多达百位，牺牲的战士数百万人。如今，我们能够找到这些将军的名字，而那些士兵呢？在敌后战场，八路军和新四军、游击队也同样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抗战，连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将军也血溅疆场，无数的子弟兵挥舞着大刀长矛与武装到牙齿的日军厮杀，倒下去了，成为无名英雄。
从古到今，中华民族从来没有哪一场战争，像这样惨烈，像这样悲壮，像这样万众一心，像这样让人悲愤填膺，让人欲哭无泪。
石牌保卫战开始前，中国军队在不断地布雷，日军在不断地扫雷。这种情景很像多年后的一部妇孺皆知的电影《地雷战》，不同的是，电影演的是地雷，长江水域布的是水雷。
1943年3月的一天夜晚，几名布雷队员被日军巡逻艇发现，日军俘获了他们。
中国军队准备营救。
布雷队员被关在哪里，通过什么途径可以营救，关押地点是什么地形，中国军队一无所知。
于是，11师的谍报队队长陈光林前去刺探情报。
范一贵是一名小生意人，他经常坐着柴油机船来往于宜昌市夷陵区的长江两岸。陈光林是范一贵的外公。
陈光林家在距离石牌村20公里的金狮洞，他参军的时候只有20岁，因为出生在本地，对长江三峡的地理环境和风俗习惯非常熟悉，所以，就自告奋勇前去下游刺探情报。
想来陈光林以前荣立了很多战功，要不然也不会在强将如云的11师担任谍报队队长。陈光林每次执行任务的时候，都能全身而退，而这次，却再也没有回来。
现在，我们再也不知道陈光林当时是怎么被日军识破身份的，只知道陈光林牺牲的时候非常悲惨。日军将他绑在树上，严刑拷打，要他供出11师的情报，他大骂日军。后来，日军把周围几个村庄的农民全部集中在一起说，这就是和皇军作对的下场。残暴的日军用刺刀刺向陈光林，每刺一刀，就有鲜血顺着身体流下来。陈光林依然在大骂日军。因为太过残忍，围观的人都不敢观看，有的妇女发出了哭声。日军强行要求每个人都抬起头来，观看这场杀人表演。最后，陈光林遍体刀伤，血尽而亡。
陈光林的死亡地点是黄柏阿，读音是这样，具体地名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这一天是1943年3月18日。
也就在这一天里，日军后方的江苏北部也发生了一件惊天地、泣鬼神的事情。这件往事现在也很少有人知晓。
这是发生在新四军与日军之间的一场血战。
那时候的中国军队很贫穷。
而八路军和新四军更贫穷，他们手中的很多步枪，连四发子弹也没有。
那时候的八路军和新四军中的很多士兵都患上了夜盲症，这是因为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可是，因为武器低劣，我们的军队又不得不选择夜袭，用冷兵器与日军厮杀，所以，尽管很多人患有夜盲症，还是要趁着漆黑的夜晚，冲进敌营，与敌决一死战。
很多士兵都来自农民，没有文化，他们连左右都不分，更别说瞄准射击，列队冲锋了。所以，每逢打仗的时候，下级军官就身先士卒，阵亡率特别大。每次上阵前，军官都要指定继承人，在自己死后，带着剩下的弟兄继续冲锋杀敌。再反观我们的对手，他们已经普及了小学教育，准备了好多年，蓄意侵略，武器精良，他们的战术素养素质远远超过我们的军人。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认为牺牲前能够杀一个日本人，就赚了。
因为没有枪弹，将士们就苦练冷兵器。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有他们的拿手好戏，这就是拼刺刀。可以这么说，抗战时期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都是拼刺刀的好手，在平型关战役中，两个鬼子端着刺刀背靠背，七八个八路军也难以近身，而这个时候，两个鬼子背靠背，一个老八路军就能将他们刺个透心凉。为什么？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增强了。
八路军和新四军的单兵作战能力，来源于平时的刻苦训练。
经历了长征和多年抗战的老八路军，个个都是宝贝，百炼成钢。而日本因为多线作战，既在中国战场和中国人作战，还在太平洋战场上和美国人作战，在东南亚和澳大利亚与英国人作战，兵员严重不足，战斗力急剧下降。可以这样说，先期老鬼子的战斗力，是后期小鬼子的好几倍。
这时候，虽然鬼子的单兵作战能力降低了，但是鬼子的武器先进了，所以，中国军人和日军作战，仍然很困难。
鬼子擅长拼刺刀，八路军也喜欢拼刺刀。为什么？鬼子拼刺刀是因为武士道的熏染，八路军拼刺刀是因为缺少弹药。
在那些黑白老电影中，八路军一包围了鬼子，打上几枪，就吹响冲锋号，战士们纷纷上刺刀，跃出战壕，将鬼子团团围住拼刺刀。当过八路军的外公说，这不是艺术加工，这是实际情况。
都说鬼子拼刺刀厉害，可是后期的八路军比他们更厉害。因为没有弹药，八路军训练的时候不能实弹演习，只能空枪瞄准，八路军的枪法可能不如鬼子，因为鬼子有大量的子弹可供练习，但是八路军的拼刺刀技术绝不含糊。
老电影中的八路军长官冲锋的时候，一手拿着驳壳枪，一手拿着一把大刀，这也不是艺术加工，这也是实际情况。八路军中的军官，甚至师长、团长，个个都是使大刀的好手，后来成为解放军中将的王近山，外号王疯子，一到战场上，就抡起大刀冲上去，据说，《亮剑》中的李云龙就是以王疯子为原型。少林和尚许世友当了军长后，一到战事紧急，还会抡起大刀片带着敢死队上去，气得徐向前威吓说，再遇到许和尚丢下部队只顾自己冲锋，就枪毙了他。正面战场上的一些师长、团长也不含糊。赵登禹在29军132师做师长时，刀法在全军数一数二，死在他刀下的鬼子估计没有上百也有几十。他在战场上抡起大刀片，十几个手持三八大盖的鬼子也不敢近身。而且，29军的官兵刀术都异常精湛，一格一挡，刀锋就奔向了鬼子的脖子，所以，日军只要与29军作战，必定戴上铁围脖，保护脖子。李弥在远征军第8军做副军长时，攻击松山受挫，他手持冲锋枪，身背大刀片，带着几百名敢死队员趁着夜色摸上去了，天亮后，李弥摇摇晃晃地走下松山，全身浴血，体无完肤，只有眼睛是白色的。
那时候的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说：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就是要求战士们多多训练劈杀，掌握高超的劈杀技术。彭德怀，是抗战时期八路军在前线的实际指挥者，总司令朱德在抗战开始后不久，就回了延安。
八路军武器不如日军，八路军拼杀胜过鬼子，八路军的头脑更远远超过鬼子。
八路军在与鬼子拼刺刀的时候，不会退下子弹，而鬼子则会退下子弹，握着空枪与八路军拼杀。八路军能拼杀过，则不会浪费子弹；如果处于不利，就会开枪。日军为什么会退下子弹，有几种说法，有人说日军受武士道精神鼓舞，头脑僵化，要拼杀则不开枪；有人说日本的三八大盖设计有缺陷，拼刺中枪容易走火，会伤了自己人。
不管怎么说，日军拼刺刀的时候，先退下子弹是不争的事实。
那时候的欧洲战场上，同为邪恶轴心的德国使用装甲部队作战，而日本还在运用冷兵器和武士道作战。日军遇到了积弱积贫的中国，才这样飞扬跋扈，而在比他武器先进得多的苏联面前，则败得像个龟孙子。
当初，在东北沦陷时，日本自以为他们无敌天下，准备向西侵占苏联，向南吞并中国，然而，诺门坎一战，让日军认识到了北极熊的厉害，此后，不敢西顾，转而专心南侵。
日本的武器比中国精良得多，但比苏联落后得多。
更落后的是日本的战略战术。
八路军的骑兵和日本的骑兵曾有一场恶战，结果，以骑术和武器更为精湛的日本骑兵全军覆没而告终。
八路军的骑兵是129师的骑兵。那时候的骑兵非常珍贵，平时担任的是通信、警戒和侦察任务，刘伯承元帅舍不得拿他的骑兵部队去冒险。但是这一次却例外。
129师的骑兵部队在执行任务途中，与日军的骑兵部队遭遇了。无论是人数、马匹和武器，日军都占优势。八路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官让几挺机枪埋伏在马队的后面，一到日军骑兵冲到跟前，就玩命地打。
八路军的骑兵做出一副决战的姿态，诱惑日军骑兵冲锋。日军骑兵按照骑兵操典的章程，列队举刀，然后扑了过来。八路军的骑兵向两边闪开空当，机关枪响了，日军骑兵丢盔撂甲。
这支八路军骑兵部队的指挥叫曾玉良，后来，他牺牲在抗日战场上。
日本鬼子没有读懂《孙子兵法》，鬼子不知道什么叫兵不厌诈。
八路军、新四军与鬼子作战，从来不做折本生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所以，八路军、新四军的伤亡人数总是少于日军，即使在处境极为不利的情况下也是这样。比如这次。
这场战斗叫作“刘老庄战斗”，这场战斗就发生在鄂西会战期间。
抗战时候，八路军、新四军很少打阻击战，因为依靠他们简陋的武器，是无法组织起有效的阻击的，而且阻击战也就是消耗战，几个人一支破枪的八路军消耗不起。所以，八路军、新四军多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
然而，刘老庄战斗，新四军却不得不打起阻击战。
阻击战一方是新四军3师7旅19团2营4连82名战士，一方是武装到牙齿的3000名日伪军步兵、骑兵和炮兵。
3000名日伪军从淮阴城倾巢而出，他们是寻找新四军主力决战的。那时候的新四军代军长是陈毅，新四军还没有发展壮大，它和此时正在印度休整的新一军是同等编制，后来，新四军发展成了第三野战军。
82名新四军战士经过泗阳时，与3000名日伪军不期而遇。怎么办？打！日伪军只要出城，就一定有目的。用《亮剑》中新一团团长丁伟的话来说：“他要是去拜寿，你也不能让他得逞。”抗战后期的中国军队，只要见到日军，就二话不说，迎头痛击，揍他娘的！
82名战士与3000名日伪军接上了火，沿着刘老庄外的一条壕沟边打边撤。壕沟一般四通八达，岔路很多，出口很多，只要进入壕沟里，一般都能摆脱敌人。可是，这条壕沟居然是条死沟，没有出口。
于是，新四军战士抱定必死的决心，与冲上来的鬼子展开血战，子弹打光了，就用刺刀和大刀砍杀。到了夜晚，82名勇士全部牺牲，而占尽绝对优势的日伪军也死亡170多名。
那时候的中国士兵，个个都是好汉。
战争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每一场小的战斗都有后面的大背景。
刘老庄战斗的背景是日军的扫荡，日军的扫荡是为了肃清自己后方的抗战势力，以便把更多的兵力调往前方。1943年的日军，多线开战，每条战线上都需要兵员补充。
石牌保卫战的背景是鄂西会战，鄂西会战的目的是阻止日军从水路进入战时陪都重庆。
从湖北进入重庆，一定要经过宜昌，从宜昌进入重庆，只有一条水路，这就是长江水路，就是经过石牌村的长江水路。
难道就没有陆路吗？
有，陆路是一条在千沟万壑间盘旋蜿蜒的羊肠小道，这条小路只能一个人跟着一个人攀缘行走，它的名字叫作川盐古道。
川盐古道，一夫当关，万夫莫开，只需一挺机枪，就能阻挡日本百万大军。
古人云：蜀道难，难于上青天。
所以，日军想从东边进入重庆，只能走长江水路。
从宜昌通往重庆万州的铁路，早在詹天佑所处的清末时代，就准备修建。可是，这条道路工程太过艰巨，投入资金巨大，而清政府又太过腐败，收了四川百姓的钱，却不修路了，便引发了保路运动。四川发生保路运动，武昌的清军赶去镇压，于是武昌空虚，武昌起义便应运而生，全国各地一起响应，清政府就垮台了。一条铁路推翻了一个王朝，这是谁也不会想到的。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铁路，直到2010年才建成通车。这条铁路叫作宜万铁路。
宜昌到重庆万州的公路，直到2010年年末还没有建好，还没有通车。
在这里，无论修铁路还是修公路，都是当今世界上最艰巨的工程。
1943年春天，日军之所以选择这条千难万险的水路，实在是孤注一掷。
要进入战时陪都重庆，有四条路：第一条是从南面的云南进入，第二条是从北面的陕西进入，第三条是从西面的青藏高原进入，第四条是从东面的湖北进入。
陕西当时有黄河天堑，陕南有胡宗南的重兵把守，陕北有八路军的根据地，日军要想进入，就要付出惨重代价。而且，就算占领了陕西，还有秦岭需要翻越。而陕西通往四川和重庆的栈道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日军走这条路绝无胜算。青藏高原无人区，恶劣的气候条件比百万雄兵更恐怖，何况，要进入青藏高原，谈何容易。所以，日军要进入重庆，就选择了从南从东两条路。
南面是云南，这条路几乎被日军打通。
在石牌保卫战之前，曾经爆发了惠通桥之战。
抗战时期的中国军队装备异常简陋，补给异常困难，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之前，中国在独立抗战。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意识到中国是和它站在同一个战壕里。中国军队拖住更多的日军，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的负担就会变轻。
于是，财大气粗的美国大力援助中国战略物资，主要是枪炮子弹。
国和国之间一人来都没有永久的朋友，只有永久的利益。
可是，美国援助中国，通过什么途径援助？
那时候，中国所有的出海口都被日军占领，美国只能将援华物资通过印度洋运至缅甸的仰光，中国修了一条滇缅公路，这些物资从缅甸的仰光运到云南。
中国的抗战形势得以缓解。
然而，日本盯上了这条生命线，他们要切断。
日本派出四个师团的兵力，很快就占领了缅甸，驻守在缅甸的英军不堪一击。为了打通这条生命线，中国派出了自己当时最好的机械化军队第5军，以及税警总团改编而成的新38师，还有其他部队，一共十万人，组成中国远征军，开赴缅甸，驱赶日军。这支部队以后诞生了正面战场五大主力中的三支：第5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大主力中的另外两支：18军、74军，此刻在参加鄂西会战。中国远征军后来诞生了一大批将领：杜聿明、孙立人、戴安澜、郑洞国、廖耀湘、李鸿、潘裕昆……
远征军初期进展异常顺利，连战连捷，可惜，异域作战，情报不畅，他们在与三个师团的日军浴血奋战时，另外一支日军迂回到了他们的侧翼，这支日军的番号是第56师团。
曾在卫立煌长官部工作过的远征军老兵张至文说，即使到了1943年，日军的作战能力仍然很强，在人数相等的情况下，即使像200师这样的精锐部队，也才能与日军打一个平手。而普通的部队，六七个师也不一定能够对付日军的一个师团。200师，是中国当时机械化最高的部队，它的师长是抗日英雄戴安澜。
在缅甸战场上，日军一个师团大约15000到20000人，三个师团就是五万人左右。中国军队是十万人。十万人正面抗击五万人，连战连胜，战绩相当不错。
可是，形同鬼魅的56师团在远征军的背后猛插一刀，中国军队惨败。56师团来自北九州，那里民风剽悍，好勇斗狠。
那时候，缅甸战场上还遍布缅奸。
狡猾的日本人一向重视宣传，他们在缅甸宣传说“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不是欧洲人的亚洲，要把欧洲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给日本人带路，为日本人送信。当远征军来到缅甸的时候，他们又说“中国人是想把英国人迎进来，把中国人赶出去”。于是缅奸们更为踊跃，他们向日本报告远征军的每一步动向，而对日军的动向却守口如瓶。
所以，远征军第一次入缅作战与其说是败在战术上，不如说是败在情报上，败在群众工作上。
远征军惨败，日军随后掩杀。远征军分成了两支，在美国受过西方教育的新38师师长孙立人带着自己的部队进入印度，几乎没有遭受什么损失。而更多的部队跟随受过中国“忠君爱国”传统教育的杜聿明穿越亘古无人的缅北野人山，一定要回到祖国。蚂蝗、饥饿、疾病、瘴气、野人……吞噬着每一个鲜活的生命，结果，五万将士被茫茫的丛林淹没，包括抗日时期最著名的战将戴安澜。
几十年后，云南省腾冲县有一些人，自费来到野人山收集远征军的遗物。在一个原始部落里，他们还看到了当地土人用远征军将士头盖骨做成的饮水器具，以及用远征军军人肋骨雕刻的饰物。
日军一路追杀远征军，进入了云南，来到了惠通桥边。惠通桥，是架在怒江上的一座吊桥。
败兵和百姓乱纷纷地挤上了惠通桥，日军的先遣部队穿着便衣也混在百姓队伍中挤上了惠通桥。
惠通桥一失，日军就会从云南进入四川，进而攻占重庆，这是当时进入重庆的最简捷的一条路。
就在这时候，极富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
一辆大卡车驶上惠通桥，要逆行过桥，守桥的宪兵不答应，车主不听指挥，宪兵抽打了车主两耳光，让他将车辆倒回去。车主在倒车时，与后面车辆发生碰撞，致使桥面堵塞。宪兵要求将卡车推到怒江里，车主又哭又闹。宪兵气愤不过，将车主拉到岸边，一通枪响，车主死了。
就是这一通乱枪改写了历史。身着便衣来到桥头的日军以为自己的行踪被发现了，从衣服里抽出枪支就打，宪兵们这才发现日军已经冲到了桥头，便点燃了导火索，引燃了预先埋好的炸药，一声巨响，惠通桥飞上了天。
桥那边的日军看到惠通桥被炸，就划着皮筏子，或者跳进水中拼命浮水过来。刚好此时36师从后方赶过来，将渡过河岸的日军又赶进了怒江里，稳住了阵脚。此后，中日双方隔江而望，直到两年后远征军大反攻。
怒江，愤怒之河，成为阻挡日军北进的天堑。
北进不成，日军只能西征。
西征两条路，一条是长江水道，一条是川盐小道。
川盐小道其实就不是道路，它是几百年来盐夫们踩在崇山峻岭中留下的印痕。清代民国时期，重庆云阳县出产井盐，而鄂西没有食盐，要吃盐只能依赖川盐。沿着长江顺流而下，井盐就可以顺利地来到鄂西，然而，运盐的船只要课以极高的赋税。在过去，盐业是政府主要的财政收税项目，古代的盐运使都是油水丰厚的官职。百姓吃不起政府提供的食盐，怎么办？就吃私盐，没有上税的食盐，就叫私盐。专门从事私盐贩运的人，就叫私盐贩子。从古代到民国，贩私盐的人层出不穷，瓦岗寨的程咬金是贩私盐的，共和国元帅贺老总也是贩私盐的，两把菜刀闹革命，贺老总带着子侄们砍杀的，就是贪腐的盐税官。
想想看，这样一条穿行在崇山峻岭的，只供盐夫们行走的羊肠小道，又如何能够供千军万马和重炮坦克通行？
所以，走长江水道，是当时日军唯一的选择。
全面抗战直到现在，已经过了六个年头，日军仍然无法攻下重庆。
日本侵略中国，处心积虑，蓄谋已久，用40年的时间准备，虎视耽眈，磨刀霍霍。强邻在侧，而我们那时候内战不休，内耗不断。
日本看到这种情形，叫嚣只用三个月的时间，就能占领中国。可是，日本千算万算，算经济实力，算军事实力，算国内形势，唯独没有算中华民族的性格，中华民族的性格是韧性十足，愈挫愈强，愈到民族危难时，愈能迸发出极大的能量，所以，当世界上所有古老民族都消亡后，唯独中华民族还屹立不倒。
日本只看到了中国当时内战不断，军阀割据，没有看到当外辱强加于身时，中华民族便会空前团结。
日本失算了。
卢沟桥事变后的第二天，与蒋介石纷争多年、势同水火的刘湘即电呈蒋介石，吁请全国总动员，一致对外。一月后，刘湘飞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会上各方主战主和，莫衷一是，刘湘慷慨陈词了两小时，誓词道：“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石！”
刘湘被任命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带病亲征。幕僚劝他留在四川，刘湘说：“过去打了多年内战，脸面上不甚光彩，今天为国效命，如何可以在后方苟安！”
此后，川军40余万人先后开赴抗战前线，再以后，四川每年都向前方输送青壮军人，人数居全国之冠。而抗战八年中，四川共提供了300万人充实前线部队。
1938年1月，刘湘在抗日前线病发身亡。死前他激勉川军将士：“抗战到底，始终不渝，即敌军一日不退出国境，川军则一日誓不还乡！”
在鄂西会战，日军同样没有想到，这些饥寒交迫、连饭都吃不饱的士兵，为什么会有这样高昂的斗志。
关于鄂西会战，能够找到的资料很少，如果不是2010年鄂西的一场大雨，人们永远也无法想象当时的将士是在一种怎样严酷的环境中作战的。
也许是冥冥之中有一种天意，一场大雨解开了鄂西会战的谜底，让人们认识了这些英烈们。
第一次入缅作战，远征军征战失利，中国陷入了异常孤立的局面。抗战老兵张至文说，那时候日军在缅甸抢走了美军所有的援华物资，中国军队处境非常不好。没有美援战略物资，战士们只能饿着肚子拿着空枪与日军拼杀。
中国通往外界的出海口早在几年前就被日军占领，现在唯一的一条抗战生命线也被切断，陆路、海路，都无法走通，而中国的空军已经消耗殆尽。现在，强敌环峙，孤立无援，中华民族随时会覆灭。生活在现在的人们，谁能想到自己的民族当时面临的灭顶之灾？
蒋纬国说，那段日子里，父亲蒋介石情绪最低落，他常常夜晚一个人在浴室里长啸。
滇缅公路被截断，中国战场陷入了抗战以来最艰苦的岁月。这种艰苦甚至持续到了远征军大反攻取得胜利的1945年。
那时候，在中国战场的侵华日军100多万，装备精良，在太平洋战场上与美军作战的日军也高达100多万，同样装备精良。美军在太平洋战场上与日军胶着厮杀，难分难解，如果日本再将中国战场上的日军投入太平洋战场，美军必败无疑。
所以，美国决定再次援助中国。
雷锋说，帮助别人就是帮助自己。
史迪威将军曾经说过，如果中国军队拥有和日军同等的装备，只需三个月，中国军队就能将日军赶出中国。中国军队的士兵素质非常好，吃苦耐劳，极具韧性，是世界上最好的士兵，只是武器太落后了。
当日军武装到牙齿的时候，中国有很多士兵还手持大刀长矛上阵作战。过去很多黑白电影中的战争场面都不是虚构，而是真实存在的。
美国怎么援助中国？
这就是后来的“驼峰航线”
一直到今天，“驼峰航线”仍是世界战争空运史上持续时间最长、条件最艰苦、付出代价最大的悲壮的航线。然而，为了绝境中求得生存，也只能选择这条途径。“驼峰航线”从印度的阿萨姆邦开始，向东横跨喜马拉雅山脉、高黎贡山、横断山、萨尔温江、怒江、澜沧江、金沙江，进入中国的云贵高原和四川省，全长将近1000公里。这一路上，飞机需要穿越高山雪峰、峡谷冰川、热带丛林、寒带原始森林，以及日军占领区，航程艰险无比；加之这一地区气候十分恶劣，强气流、低气压和冰雹、霜冻，使飞机在飞行中随时面临坠毁和撞山的危险。因为山峰太过高耸，飞机只能在驼峰一样的山谷间寻隙航行，所以这条航线就叫作“驼峰航线”。三千尸骨背后的凄惨故事“二战”史专家戈叔亚说，驼峰航线每天都有上百架飞机在运输战略物资，而每天坠毁的飞机就有两三架。这条航线运营了将近三年，算算中美双方会有多少优秀飞行员被掩埋在亘古无人的雪山之间？
然而，依靠航运，是远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时期的物资需求的。
在1943年的鄂西会战中，有无数的中国伤病人员因为没有食物和医药而只能等死。
石牌村的冯雪秀曾这样说，日军轰炸过后，粮仓起火了，大米都被烧焦了，国民党军队没有吃的，就把烧焦的大米熬成粥，放点盐，搅拌了吃。
驻扎在石牌村的是国民党军队18军11师师部。18军是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赖以起家的部队，是嫡系中的嫡系，是国民党军队最精锐的部队之一。18军11师都如此艰苦，其他的部队便可想而知。
驻扎在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的第75军预四师不是嫡系，他们的境况比18军更惨。
南边村距离石牌村有30多公里，第75军和第18军都是参加鄂西会战的军队。
如果不是2010年的那场大雨，预四师的故事会永远掩埋在民间，在时间的推移中渐渐消亡，此后，再也不会有人知道曾经有过这样一支艰苦卓绝的军队。
苍天有眼，就在2010年夏季，正在修建的宜万公路旁边，一场大雨，冲出了3000具尸骨。鄂西会战中的第75军预四师的悲壮故事才被人们得知。
预四师5000人，现在我们能够知道的只是师长傅正模等少数几个人的姓名，其余的5000将士，已经融入了尘土中，他们像尘土一样默默无闻，不为后世的我们所知。
鄂西会战中，几十万浴血奋战的抗战将士们，又有几个人留下了姓名？现在，11师和预四师走进了人们的视线，而其余部队壮怀激烈的故事依然掩藏在民间，像风中之沙一样，在消逝的岁月中渐渐飘散。
也许，永远不会再被人提起。
易升泉是宜昌市夷陵区黄花乡南边村一个普通的农民。鄂西会战的时候，他家是财主，金鱼坪村周边几百亩土地都是他们家的。他家的大宅院做了预四师的野战医院。易升泉的父亲易顺仓亲眼看到了当初抗战士兵的惨状，易顺仓已经去世十多年，但是他向儿子易升泉多次讲起了那时候战场的情景。
金鱼坪村上了年纪的村民现在还能记得当时的情景，他们看到预四师师长傅正模每次来到野战医院的时候，都牵着马，马上坐着或者趴着一名伤兵，有时候是两个伤兵，警卫员跟在后面。等到傅正模回去的时候，马鞍上又坐着伤愈归队的老兵。傅正模虽然有一匹战马，可是村子里的人都没有看见他坐过，有人好奇地问他，作为师长，你咋能把马让给士兵乘坐？他说：“我师虽有5000人，但没有一个是多余的。”
村子里的人说，傅正模是一个很和气的人，一点也没有将军的架子。
村子里的人还说，傅正模也是一个很善良的人，有一次他们站在山坡上，看到傅正模离开的时候，边走边擦眼泪。
但是，善良的傅正模并不是一个软弱的人。易顺仓曾经给儿子易升泉讲过这么一件事情，有一次，傅正模在来战地医院的路上，突然看到前面有两个人，一见到他们撒腿就跑。傅正模让警卫员追上了这两个人，从他们背上的口袋里搜出了鸦片。傅正模非常气愤地说：“国家危难至此，你们竟敢贩卖鸦片，枪毙了。”两声枪响，这两个鸦片贩子被打死了。
金鱼坪村村民易强的父亲刘邦瑞曾经是预四师的士兵，战争结束后，他入赘到了金鱼坪村。易强听父亲刘邦瑞说过，遇到战情危急，师长傅正模就挥枪冲在前面，军心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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