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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读书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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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通史.当代卷试读：

第一章　战后初期的国际形势

第一节　战后国际关系的新格局

雅尔塔体系的主要制定者是罗斯福和斯大林。美国凭借其在大战中膨胀起来的实力优势，早就谋划建立一个有利于美国霸权地位的战后世界秩序。罗斯福认为必须把美英苏的战时联盟关系发展为战后大国合作的关系，才能实现美国所希望的战后世界蓝图，由美国充当世界盟主。斯大林之所以积极响应三国首脑会议的倡议，是希望扩大和巩固苏联在战争中取得的成果，谋求美英战后不干预东欧并共同占领德国，在远东则要求恢复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权益。苏联还希望创造一个安全、有利的战后国际环境，以恢复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的影响。

雅尔塔会议基本上达到了罗斯福和斯大林各自追求的目标，因为会议期间正值苏联军事地位和政治威望处于反法西斯战争以来的顶峰。战争打出了一个唯一可与美国相抗衡的苏联，并使社会主义越出一国范围而连成一片，这一前景到雅尔塔会议之时已是十分明显了。美国设计它的战后世界蓝图，欲挟其经济、军事的优势称霸世界，就不能不考虑到这一严酷的现实。因此，罗斯福把美苏继续合作视为落实其战后世界安排的关键，愿意作出某些让步，换取苏联的合作。苏联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也同意合作，认为雅尔塔会议“制定了一个以民主的方式安排战后世界的纲领”。

雅尔塔体系是美英和苏联互相妥协的产物，在当时三国都是能够接受的。它具有大国强权政治的性质，但也反映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后的一些世界现实，是历史上的一个进步。雅尔塔体制对缓和与制约美苏之间与东西方之间的矛盾，维系战后和平起了很大作用。但它并没有消除它们之间的矛盾，相反，它本身包含着许多矛盾与冲突的因素，因此雅尔塔体制是终将要解体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关系的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空前的一场战争。卷入大战的国家达六十多个，人口超过二十亿，战火遍及欧、亚、非和大洋洲四大洲以及太平洋、印度洋、大西洋、北冰洋四大洋。战争给世界人民造成的浩劫和损失难以作出确切的统计。据估计军民伤亡约一亿人以上，军费开支约一万多亿美元，经济损失超过四万亿美元，成为一场几乎毁灭人类全部文明的大破坏。然而，二战以人类的巨大苦难为代价，借助于熊熊的战争烈火，摧毁了旧的世界结构，各种新的力量在经过战火洗礼的大地上滋生发展，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为它们的成长崛起开辟了道路。二战极大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对战后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第二次世界大战最深刻的影响就是它极大地改变了世界范围的力量对比，打破了数世纪以来形成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格局，从而促使世界历史从一个欧洲列强主宰全球的旧时代逐步过渡到一个多元结构的新时代，国际上出现了新的格局。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从一开始就不局限于欧洲。第二次世界大战首先使旧欧洲遭受极其沉重的打击，包括英国在内的整个欧洲在战争炮火的破坏和法西斯铁蹄的践踏下已是体无完肤。德意因战败而退出争霸的舞台，英法虽然取胜却被严重削弱，用戴高乐的话来说，就是“没有在这场赌博中抓到一张大国的王牌”。它们不仅未能像第一次大战那样掠取到新的殖民地，而且连旧的殖民统治也岌岌可危。整个欧洲分裂为东西两部分。经过这场战争，旧的欧洲衰落了，欧洲列强主宰世界政治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以欧洲的中心地位为基础的旧世界结构已尽毁于二战的炮火中，战后的欧洲不得不分别处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庇护之下。

随着欧洲中心地位的丧失和欧洲殖民主义的衰落，美苏逐渐主宰了世界，形成了美苏在欧洲以至全球对峙的局面。

美国以其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不仅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反而受到战争的刺激，经济、军事实力急剧膨胀。战争结束时，美国拥有资本主义世界工业总产量的60%，对外贸易的1/3，黄金储备的3/4，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美国拥有强大的海陆空军，其军事基地遍布世界各地，并垄断着原子弹，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二战完全改变了资本主义世界的力量对比，使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势力跨过两洋，进入欧亚，成为控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超级大国。

苏联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唯一的社会主义国家，经受了最残酷的战争考验，为打败法西斯作了巨大的民族牺牲，发挥了重大的作用。苏联在战争中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军事实力，其军事、政治势力越出国界，扩及东欧大部，到达中欧，在远东也有很大的影响。苏联作为欧亚大陆唯一的军事、政治强国的出现和它的国际威望的空前提高，以及二战结束后欧亚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相继诞生，都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成果。社会主义国家苏联摆脱了资本主义的包围，和相继成立的社会主义国家一起，形成了社会主义阵营。

美苏为了打击法西斯侵略而结成的战时同盟，随着德日法西斯的败亡而迅速破裂，双方争夺世界的矛盾激化起来。加以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差异，美苏之间的矛盾冲突日益扩展，形成了美苏两极对峙的局面。一些国家的分裂，如民主德国和联邦德国、朝鲜和韩国，许多国际争端，都是世界两极对立的具体体现。

欧洲旧殖民主义的衰落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独立和发展创造了条件，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对战后国际关系另一意义深远的影响。亚非拉许多国家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的民族贡献，经受了很大的锻炼。它们利用反法西斯战争时期的有利条件，发展壮大了自己的民族力量，为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准备了精神和物质基础。战后初期，亚非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纷纷获得新生。中国人民革命的胜利有如东方巨龙的觉醒，震动了世界。战后反对新老殖民主义的共同斗争，促使刚刚摆脱殖民枷锁的发展中国家逐步联合形成一支第三世界力量。第三世界不仅人口占世界的绝大多数，而且自然资源丰富，战略地位重要。美苏为避免正面冲突和大规模的全面战争，加强了对处于中间地带的第三世界国家的争夺，许多具有战略意义的第三世界国家成为敏感的“热点”，第三世界国家在国际关系中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当它们联合起来采取一致行动时，对整个世界局势会产生重大的影响。“南南合作”的加强，“南北对话”的出现，都表明第三世界国家是当今世界政治生活和国际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膨胀起来的美苏两强的矛盾与斗争，逐渐形成了战后的两极对立。美国为了从东西方遏制苏联而大力加强对日本和西欧的扶植，帮助其复兴。战后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更新，为整个工业采用新设备、新技术、新材料开辟了途径。随着电子技术、生物技术的发展，战后出现了一个比历史上工业革命更为广泛深刻的科技革命，大大提高了生产力。日本和西欧依靠同美国结盟，在美国的核保护伞下，得以集中全力利用新技术发展经济。旧欧洲的衰败和分裂，促使战后的西欧走上联合的道路。发展成为强大的经济实体的日本和西欧经济共同体日渐成了东西两股重要的独立力量，敢于与美苏抗衡。中国日益成为影响巨大的大国，它和日本、西欧与美、苏一起，同被认为是世界五大力量中心。这种新格局越来越冲击着战后的两极体制，世界从两极逐步向多元化发展这一趋向是更加明晰可见了。

第二节　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的建立

盟国关于战后国际组织的筹划与联合国的正式成立雅尔塔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建立联合国组织。1942年1月1日，美英苏中等26个国家签署了共同反对法西斯的《联合国家宣言》，提出联合国家的目标不仅是打败共同的敌人，而且要建立一个拥有“广泛而永久的普遍安全制度”的世界秩序。罗斯福政府对筹建新的国际组织表现得最为主动，最为积极。罗斯福认为，凭着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美国在战后世界中应居“领导地位”，但要取得苏联的合作。赫尔国务卿强调：“把俄国拉进来共同去建立战后国际组织是极端重要的。如果在这点上达成协议，解决其他问题就会容易得多。”苏联对此问题也早有考虑。1941年12月发表的《苏波友好互助宣言》中就曾指出：“在战争胜利并对希特勒战犯们给予适当惩罚后，盟国的任务将是保证一个持久和正义的和平。只有通过一个新的国际组织，将各民主国家联合在一个持久同盟的基础上，这个任务才能完成。”1943年10月，在三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苏联同意了美国提出的《普遍安全宣言》草案，美英苏中四大国代表随即正式签字。“宣言”明确宣布“建立一个普遍性的国际组织……以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1944年8～10月，美英苏三国代表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会议，具体讨论战后国际组织的章程，签署了《关于建立普遍性的国际组织的建议案》，建议把未来的国际组织定名为“联合国”，提出了联合国的宗旨与原则、会员国的资格、联合国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等主要机构和职能，以及关于维护国际和平及安全和关于国际经济与社会合作的各种安排。随后，美英中三国代表举行会议，接受了上述建议。这样，联合国宪章已具雏型。1945年2月雅尔塔首脑会议进一步解决了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遗留下来的关于创始会员国和安理会表决程序两个问题，确定“五大国一致同意”的原则，五个常任理事国享有“否决权”。至此，建立联合国的一切重大障碍都已扫除。雅尔塔会议决定于1945年春召开联合国家会议，讨论拟议中的联合国宪章。

1945年4月25日至6月26日，联合国家国际组织会议在旧金山举行。有50个国家282名代表出席会议。美、苏、英、中的首席代表是斯退丁纽斯、莫洛托夫、艾登和宋子文。旧金山会议历时两个月。从4月25日到5月2日，大会进行了一般性辩论，同时研讨了会议的组织工作，确定英、俄、法、中和西班牙语为大会的正式工作语言。从5月3日到6月20日，会议专门讨论了宪章问题。澳大利亚等四十多个中小国家要求修改大国否决权。但是，会议最后还是接受了敦巴顿和雅尔塔会议的决定，确认了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的权力。6月21日起，会议对宪章的条文进行了文字上的修撰和审查。6月25日，全体会议一致通过联合国宪章。6月26日，代表们在旧金山退伍军人纪念堂举行签字仪式。中国代表第一个签字，接着是苏联、英国、法国的代表，然后是各国代表按其国家英文名称第一个字母的顺序签字。美国作为东道主最后签字。参加签字的有50个国家的代表，后来波兰代表也在宪章上签了字。这51国被称为联合国的创始会员国。6月26日被定为“宪章日”。10月24日，美、苏、英、法、中五大国和其他多数签字国递交批准书后，宪章开始生效，联合国正式成立。这一天后来被定为“联合国日”。1946年1月10日，联合国大会第一届会议在伦敦召开。

联合国的组织机构联合国是战后以来最大、最有影响的世界性国际组织。根据联合国宪章规定，联合国的宗旨是：“维持国际和平及安全”；“发展国际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及自决原则为根据之友好关系”；“促进国际合作，以解决国际间属于经济、社会、文化及人类福利性质之国际问题”；“构成一个协调各国行动之中心，以达成上述共同目的”等。为了实现上述宗旨，联合国及其会员国应遵守的基本原则是：“各会员国主权平等”；“各会员国在其国际关系上不得使用威胁或武力，或以与联合国宗旨不符之任何其他方法，侵害任何会员国或国家之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不干涉“在本质上属于任何国家国内管辖之事件”；“以和平方法解决国际争端”等等。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符合世界人民的利益，但常遭到大国的曲解和践踏。联合国内一直存在着遵守或破坏宪章的斗争。申请加入联合国的国家，须声明接受宪章，经安理会推荐，由大会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即被接纳为会员国。到1995年联合国成立50周年时，共有会员国185个，其中发展中国家已超过100个。

联合国的主要机构有六个：大会、安全理事会、经济及社会理事会、托管理事会、国际法院和秘书处。联合国总部设在纽约，日内瓦设有欧洲办事处。

大会由全体会员国组成，每年定期举行一届常会。应半数以上会员国或安理会的请求，还可于15天内召开特别会议或24小时内召开紧急特别会议。大会有权讨论宪章范围内的任何问题或事项，并向会员国和安理会提出建议。据宪章规定，每一会员国均有一票表决权。重要问题的决议，需有会员国三分之二多数票通过。

大会常会的全体会议由主席或副主席主持。大会设主席一人，副主席21人。主席、副主席按地区分配原则选举产生。每届常会设七个主要委员会，负责讨论大会分给它的有关议题，提出建议，交全体会议讨论通过，成为大会决议。会员国向联合国总部派常驻代表团，负责处理有关联合国的经常事务。

安全理事会由美、苏、英、法、中五个常任理事国和六个非常任理事国（1965年增为十个）组成。非常任理事国由联合国大会选出，任期两年，不能连选连任。

安理会是联合国负责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主要机构。它有权调查和调解任何国际争端；有权判断威胁、破坏和平或侵略行动，并采取经济、外交或军事等制裁行动；有权拟定军备控制制度，向联合国大会推荐新会员和秘书长等等。安理会每年举行两次定期会议。但如果安理会主席认为必要，或经大会、秘书长或任何理事国的请求，可随时召集会议。安理会主席由各理事国按国名的英文字母顺序按月轮流担任。安理会除程序问题外的一切决议，都必须由包括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内的九个理事国投赞成票才能通过，即五个常任理事国在实质问题上有否决权。因此，安理会的行动是以“五大国一致”为基础的。但是，若有七个非常任理事国反对而得不到九票多数时，该项议案也不能通过，这被称为非常任理事国的“集体否决权”。

经济及社会理事会由联合国大会选出理事国组成。从1973年起共有54个理事国。理事国任期三年，每年改选三分之一，可连选连任。

经社理事会每年举行两次会议，研究国际经济、社会、文化、人权、教育、卫生等问题，向大会、会员国和专门机构提出建议，其决议提交联大通过后生效。经社理事会下设：亚洲及远东、西亚、非洲、拉美、欧洲等五个“区域经济委员会”，社会、人口、统计、人权、妇女地位等专业委员会。此外，还有一些专门机构同经社理事会保持着各不相同的工作联系，如国际开发银行、国际劳工组织、教科文组织等。

托管理事会是联合国负责实施国际托管制度的机构，由管理托管地区的会员国和不管理托管地区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组成，每年开会一次。按宪章规定，适用于国际托管制度的地区是大战结束时尚未独立的前国际联盟委任统治下的地区和二战后割自敌国的地区。战后这些地区先后获得独立，最后只剩下一个托管地区：美国管理下的太平洋岛屿托管地，即密克罗尼西亚。1994年，密克罗尼西亚的帕劳群岛获得独立，联合国托管制度结束。

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司法机关，设在荷兰海牙。它由大会和安理会选举出来的15名不同国籍的法官组成。法官不代表任何国家，不得接受本国的指示，任期九年，每三年改选五名，可连选连任。按惯例，美、苏、英、法、中五国应有人被选为国际法院法官。国际法院对受理的案件作出判决后，当事国双方均应遵守。

秘书处负责处理联合国的行政秘书事务，执行各机构交付的任务。秘书处设秘书长一人，为联合国的行政首长，由安理会推荐经大会任命，任期五年。秘书长在大会、安理会、经社理事会和托管理事会的一切会议中行使其职权，向大会提交关于联合国的年度报告和必要的补充报告，以及有权把认为可能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事件提请安理会注意。副秘书长、助理秘书长等官员经各会员国向秘书长推荐，由秘书长委派。宪章规定，秘书长和秘书处工作人员只对联合国负责，不得接受任何会员国政府的指示。

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创建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济实力空前增强，它的黄金储备占到资本主义世界储备的74.5%（1948年），出口贸易占32.4%（1947年），它还是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和债权国。美国依靠它的经济绝对优势地位，积极筹建一个受美国控制的国际经济秩序。

早在二战后期，美国财政部官员怀特提出建立“联合国外汇稳定基金”的方案，规定各国必须缴纳资金以建立这一基金，各国的发言权和投票权取决于缴纳份额的多少。基金组织发行“尤尼他”，作为计算单位，各国货币和“尤尼他”保持固定比价。基金组织的任务主要是稳定汇率，向会员国提供短期信贷以解决国际收支不平衡的问题。怀特还提出要建立“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向会员国提供长期贷款，帮助各国的经济复兴发展。怀特方案显然有利于美国操纵基金，控制国际金融市场。

英国势力在二战中大为削弱，但英镑区仍然存在。40%的资本主义世界贸易仍沿用英镑结算，英镑仍然是资本主义世界的一种国际储备货币。英国不满美国的方案。英国财政部顾问、经济学家凯恩斯提出自己的方案，主张建立“国际清算联盟”。联盟采取透支的方式提供信贷。它发行不兑换的计算单位“班柯”，通过它清算各国相互间的债权债务。各国在清算联盟中所承担的份额，以二战前三年平均贸易额计算，不需缴纳现金。这个方案避开了英国缺乏现金的弱点。英国企图利用联盟同美国分享国际金融领域的领导权。美英双方长期就这两个方案进行讨价还价，最后英国让步，基本同意美国计划。

1944年7月初，美英苏中等44国代表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举行国际货币金融会议，通过了最后协议书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协定》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协定》。1945年2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又称世界银行）同时成立。

布雷顿森林协定规定美元与黄金直接挂钩。各国确认美国在1934年规定的每盎司黄金为35美元的官价，并把它作为国际货币体系的基础。美国则承担义务，保证各国中央银行可随时用美元按官价向美国兑换黄金。协定还规定，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建立固定的汇率。布雷顿森林协定所规定的这两个挂钩，确定了美元在资本主义世界货币金融领域的霸权地位，美元等同黄金，许多国家用美元作为主要外汇储备和主要国际支付手段。美国不仅把美元散发到世界各地，而且通过美元的发行，通过信用的扩张和收缩，操纵国际金融活动。

1947年4月至10月，联合国在日内瓦召开了关税和贸易会议，签订关税及贸易总协定。1948年在联合国内成立专门机构，负责组织多边贸易谈判和协调成员国的贸易争端。关贸总协定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是战后主要的世界性经济组织。这三大世界性经济组织的出现，适应了经济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它对固定汇率、相对稳定各国币值、扩大国际贸易、促进经济发展起了某种积极作用。美国则极力通过这三个组织操纵资本主义世界的金融、投资和贸易，向外经济扩张。

苏联参加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但后来没有批准会议的协定。它拒绝参加关贸总协定、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随着冷战的加剧，苏联大力加强同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合作，于1949年1月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经互会），以抗衡西方资本主义经济。

此后不久，美英法等国于1950年1月组建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控制西方国家对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物资出口。输出管制统筹委员会因总部设在巴黎，一般称它为巴黎统筹委员会。它把军用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定为受控制的物资，先后规定了一千多种禁运物品。1951年，美国取消苏联的最惠国待遇，并宣布对向苏联提供禁运物品的国家停止一切援助。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宣布不向非成员国提供贷款，从而停止对苏联的贷款。与此同时，苏联也不允许美国的许多商品进入社会主义国家。这样，世界经济被人为割裂，出现了两个平行市场。

第三节　对战败国的处置

对意、罗、匈、保、芬五国和约的缔结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希特勒德国的欧洲仆从国先后投降，签订了停战协定。这些停战协定已经规定了对战败国的处置原则，具有和约的初步性质。盟国首脑德黑兰、雅尔塔和波茨坦会议以及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已就战败国的处置和缔结和约问题达成了一些协议。波茨坦会议决定设立美、苏、英、法、中五国外长会议，负责对意、罗、保、匈、芬的和约准备工作。

但是，由于美苏等大国对战后欧洲的安排各有打算，在讨论五国和约时争吵激烈。美英企图通过订约与苏联争夺东欧，防止苏联在地中海取得立足点。苏联希望通过订约尽量巩固和扩大它在东欧的地位。在讨论意大利的非洲殖民地处置问题时，英国只提出意大利应该放弃这些殖民地，但不提其归属，实际上是由英国占领当局控制；美国主张由联合国托管十年，反对英国独占；苏联则要求将的黎波里塔尼亚交它托管。关于意、南边界问题，美国主张的里雅斯特的主权属意大利，行政上由“国际共管”；苏联主张主权归南斯拉夫。结果把的里雅斯特划为自由区。1954年，西方国家单方面决定由意大利合并该自由区的城区，郊区部分归入南斯拉夫。在对罗、匈、保和约的讨论中，美英打出贯彻雅尔塔会议的旗号，坚持要求在这些国家实行“自由选举”和改组政府后，才能同它们缔结和约。苏联则指责美国破坏和约缔结程序，谴责英美干涉希腊内政。1945年9月伦敦外长会议正式开始和约的讨论。经过长期争论，先后开了三次外长会议，才达成一定协议。1946年7～10月召开有21个国家参加的巴黎外长会议，通过了对五国和约的正式文本。1947年2月10日，各有关国家分别在五个和约上签了字。和约主要规定了五国的领土边界变更、政治民主化、限制军备和经济赔偿等问题。

五国和约是战争结束时欧洲军事、政治形势在法律上的反映，是美英苏妥协的结果。和约的缔结巩固了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成果，对实现欧洲和平与民主具有重要意义。

两个德国的形成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东区由苏联占领，西北区由英国占领，西南区由美国占领，西区由法国占领。大柏林也由四国分区占领，并由四国总司令组成盟国管制委员会。根据波茨坦协议规定，处置德国的政治和经济原则是：德国境内最高权力由苏、美、英、法四国总司令分别在各占领区内执行，并共同处置有关全德国之一般事件；在民主的基础上改造德国的政治生活；永远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消灭纳粹党及其一切附属机构；消灭德国的垄断组织；准备缔结一项符合波茨坦协定原则的和约。但是，四大国在各自的占领区实行军事管制，只按照本国政府的政策行事，对本国政府负责。而各国分歧甚多，斗争激烈，都想把战败国德国的处置纳入自己欧洲战略的轨道。盟国管制委员会只有四国完全一致才能作出决定，很难在重大问题上达成协议，因而形同虚设。各占领区实际上成了彼此独立的政治实体，波茨坦协议没有得到认真贯彻实行。

美国强调德国的统一必须先实行经济统一。1946年7月20日，美国提出合并占领区的建议，得到英国的支持，签订了美英占领区经济合并协议。1947年1月1日，成立双占区。同年，苏占区和美英双占区分别成立各自的政治机构。在德国的土地上，形成两个社会制度迥然不同的政治实体，一切想实现全德统一的努力均告失败。美英决意率先单独行事。1948年2～6月，举行了美、英、法、比、荷、卢六国伦敦会议，决定双占区与法占区协调经济政策，共同管制对外贸易；召开西占区制宪会议，制定宪法；西占区实行货币改革，参加“马歇尔计划”；国际共管鲁尔。

针对美国的行动，苏联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1947年12月，在柏林召开第一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选出以威廉·皮克（1876～1960年）为主席的常务委员会。1948年2月，改组了苏占区经济委员会，使其具有准政府的职能。3月，苏联抗议美英法片面召开伦敦会议，宣布退出盟国管制委员会。1948年6月18日，美英法宣布在西占区单独实行货币改革。6月22日，苏占区也开始实行货币改革。6月24日，苏联封锁柏林，全面切断了西占区与柏林的水陆交通和货运，结果爆发了“柏林危机”。美英法派出大量飞机向西柏林空运粮食、煤炭和各种日用品一百四十多万吨，以维持当地居民的生活。苏联没有对这一空运活动进行干扰。美英法也对苏占区实行反封锁。11月，苏占区建立了柏林的市政机构。12月，西占区也采取同样的行动。大柏林市正式分裂为各自有其市政系统和货币制度的两个城市。经过长达11个月的斗争，双方于1949年5月达成协议：取消一切封锁，召开四国外长会议讨论柏林形势所引起的诸问题。“柏林危机”暂趋缓和。

美国利用“柏林危机”所造成的紧张局势，加快分裂德国的步伐。1949年5月23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同年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也正式成立。从此，在德国的土地上出现了两个德意志国家。

美国对日本的占领和旧金山片面对日和约日本投降后，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占领了整个日本，由太平洋美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担任盟军最高统帅。1945年9月22日，美国发表了《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宣布对日占领的目标是保证“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建立“一个以支持美国为目的的负责政府”；并宣称“天皇和日本政府的权力应从属于最高统帅”，“如果主要盟国之间发生意见分歧，美国政策应居主导地位”。这表明美国一心要单独占领日本，使日本成为美国称霸亚太地区的工具。

苏联强烈反对美国独占日本的政策，9月24日，在伦敦外长会议上要求成立美、英、苏、中四国代表组成的对日管制委员会，遭美国拒绝。12月，莫斯科外长会议达成协议：在华盛顿设立“远东委员会”，由美、苏、中、英、法、荷、加、澳、新（西兰）、印（度）、菲等11国组成。它在名义上是盟国制定对日政策的最高决策机关，但其决议要通过美国政府传达给占领军总部去执行。另外在东京设立由美、苏、中、英、澳、新、印组成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由盟军最高统帅任主席。它只不过是个咨询机构。这两个机构的成立，并没有改变美军单独占领日本的性质和美国对日本的支配地位。

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美国亚洲政策的重点由中国转向日本。美国加速扶植日本，积极策划单独对日媾和。1951年9月4～8日，在旧金山召开了有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越南民主共和国没有被邀请，印度、缅甸拒绝参加。会议签订的片面对日和约规定，日本承认朝鲜独立，放弃对台湾、澎湖列岛、南威岛、西沙群岛、千岛群岛、南库页岛等岛屿的权利，但只字不提这些岛屿的归属。和约还规定盟国可与日本缔结协定，驻军日本；日本同意把琉球群岛、小笠原群岛等交美国“托管”。这完全反映了美国的战略要求。苏联在会上提出自己的方案，美国拒绝讨论。苏联、波兰、捷克斯洛伐克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对日和约签订的同一天，美日签订了日美安全条约，美国取得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无限制地驻军及设置军事基地的权利，美国可以出动驻军“平定”日本的“内乱”。美国还指使日本政府与台湾国民党政府签订了所谓“和约”，日蒋宣布结束战争状态，建立“外交关系”。旧金山和约和《日美安全条约》签订后，以军事同盟为基础的日美特殊关系确定下来，日本完全纳入美国世界战略的轨道。

第四节　美苏冷战对峙与两极世界的形成

美苏从战时合作走向冷战德国和日本相继投降后，美英苏共同反对法西斯的战斗使命胜利结束，结成战时联盟的军事基础已不复存在。然而，罗斯福和斯大林原都认为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依然存在。可是，随着战争的结束，美苏的政治裂痕日益扩大，美苏战后和平合作的经济基础并没有建立起来，最终导致联盟的公开破裂。

美苏关系的焦点是东欧问题，特别是双方在波兰、德国的问题上发生的冲突，导致战时联盟的破裂。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因患脑溢血突然病逝，杜鲁门继任总统后，于4月20日和23日连续召开会议，决定对苏采取“强硬”政策。4月23日，杜鲁门接见前来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制宪大会的莫洛托夫时，一再指责苏联违背雅尔塔协定，要求改组波兰政府，并威胁说，不这样做将严重动摇美苏合作的决心。苏联在东欧问题上拒绝让步，美国打起贯彻“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的旗号，坚持要求东欧国家实行“自由选举”。8月18日，国务卿贝尔纳斯发表声明，抗议苏联操纵保加利亚选举，并公然恫吓说，若不容纳“一切重要的民主分子”参加政府，美国将不承认保加利亚政府，也不与它缔结和约。

美国当时正处于实力的顶峰。杜鲁门一再宣称：“美国在世界上处于领导地位。”可是，经过战争考验而强大起来的苏联，在战后国际事务的重大问题上，坚持不对美国让步。斯大林在1946年2月发表演说，指出战争是“现代垄断资本主义基础上发展的必然产物”。只要资本主义存在，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西方攻击这篇讲话，说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宣言”。美国统治集团认为，苏联是其实现霸权的唯一障碍，必须组织对抗力量对苏联加以“遏制”。正在杜鲁门政府酝酿对苏强硬政策之时，1946年2月美国驻苏代办乔治·凯南向国务院发回一份电报，提出一整套“遏制”苏联的理论和政策。凯南认为，苏联对外部资本主义世界有一种传统和本能的不安全感，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是水火不相容的，美苏之间无法建立“合作”关系，必须把苏联看成是政治上的“敌手”，而不是“伙伴”。凯南指出，苏联的政策目标是力求分裂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削弱其影响，并在一切合乎时机和会有好结果的地方扩大苏联的势力范围。凯南提出对策说，“苏联对理智的逻辑无动于衷，但对武力的逻辑却十分敏感”。因此，美国若拥有足够的武力并准备使用它，那就用不着真正动武，便可遏制住苏联，迫使它退却。他声称必须用“消除非共产主义世界中所存在的大片软弱地区的方法，来遏制苏联”。凯南的电报为美国遏制苏联、发动“冷战”的政策提供了理论根据。

1946年3月5日，杜鲁门亲自陪同丘吉尔到密苏里州的富尔敦，让他发表反苏演说。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边的斯德丁（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幅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降落下来。”在“铁幕”后面的中欧和东欧国家，“无一不处在苏联的势力范围之内……受莫斯科日益增强的高压控制”。他大肆攻击苏联奉行扩张政策，威胁欧洲和世界和平，鼓吹英语民族“联合起来”，英美“建立特殊关系”，共同对付苏联。丘吉尔的富尔敦演说，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富尔敦演说之后，美国于1946年春利用苏联和伊朗、土耳其的争端，支持伊、土与苏对抗。5月，美国宣布不再从德国的美占区拆除工业设备作为对苏的赔偿；7月，宣布美占区和英占区合并。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向国会宣读了一篇咨文，攻击苏联是“极权国家”，要求国会批准向希腊、土耳其提供4亿美元的紧急援助，“以抵制极权政体强加于它们的种种侵犯行动”。杜鲁门提出的这项政策后来被称为“杜鲁门主义”。它是美国对外政策的一大转折点。过去美国把苏联称为盟国，只是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攻击苏联。现在，杜鲁门公开宣布苏联是美国的主要敌人，美国对外政策的目标是“遏制”苏联的“扩张”。同时，杜鲁门宣布“美国的政策必须是支持各国自由人民，他们正在抵制武装的少数集团或外来压力所试图的征服活动”。“不论什么地方，不论直接或间接侵略威胁了和平，都与美国的安全有关”，即美国要在世界一切地方同苏联对抗。“杜鲁门主义”是美苏“冷战”正式开始的重要标志。

欧洲两大军事集团对峙局面的形成“杜鲁门主义”出笼后三个月，1947年6月5日，美国国务卿马歇尔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说，认为欧洲遭到巨大破坏，“必须考虑给以额外的、大量的和无偿的援助，不然的话就会面临着非常危险的经济、社会和政治解体的危险”。他提出“复兴欧洲”的计划，即马歇尔计划。杜鲁门在其敦促国会迅速通过这一计划的咨文中说：“苏联及其代理人破坏了一系列东欧和中欧国家的独立和民主，正是这个残酷的行动方针以及把它扩展到欧洲其他国家的明显企图，给今天的欧洲造成了严重的局面。”他强调马歇尔计划的实施对稳定欧洲局势有“极大迫切性”，它将增强西欧同美国联合共同遏制苏联的力量。

苏联曾应邀参加英、法、苏三国外长巴黎会议讨论马歇尔计划，但在拟订欧洲统一经济计划问题上同英法发生重大分歧，退出了会议。1947年7月12日，巴黎经济会议开幕，有16个欧洲国家出席，苏联和东欧国家拒绝参加。巴黎会议于9月提出一项报告，要求美国在四年内提供224亿美元的援助，以帮助欧洲复兴。12月，杜鲁门向国会提出“美国支持欧洲复兴计划”，国会于1948年4月通过援外法案，开始实施马歇尔计划。与此同时，1947年7～8月间，苏联连续同东欧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协定或友好互助条约，进一步加强了它们之间的经济和政治关系。这些协定或条约被西方统称为“莫洛托夫计划”，为后来经互会的成立奠定了基础。

美国通过马歇尔计划从经济上笼络西欧的同时，还力图从军事上加强对西欧的控制，以便遏制苏联，称霸世界。美国于1948年3月22日开始在华盛顿与英、加会谈，通过美国草拟的“五角大楼文件”，开始了签订北大西洋防务条约的准备工作。经过一年的筹备工作，1949年4月4日，美、加、英、法、比、荷、卢、丹、挪、冰、葡、意12国在华盛顿签订了《北大西洋公约》。缔约国“决定联合一切力量，进行集体防御及维持和平与安全”；“对一个或数个缔约国之武装攻击，应视为对缔约国全体之攻击”，每一缔约国应采取必要之行动，包括使用武力，协助被攻击国“以恢复并维持北大西洋区域之安全”。8月24日，各缔约国完成批准手续，公约正式生效。

苏联强烈谴责北约的建立是为新战争作准备，建议美、英、中、法、苏五国共同努力，缔结加强和平的公约。西方三国不理睬苏联的一再抗议，不断加强北约的军事组织和活动。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力图把联邦德国拉入北约组织。苏联又多次建议举行有欧洲国家和美国参加的会议，讨论“建立欧洲集体安全体系”问题，但遭到美英法的拒绝。1955年5月5日，“巴黎协定”批准生效，联邦德国正式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5月11～14日，苏、波、捷、匈、保、罗、阿和民主德国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条约规定：缔约国准备参加“保障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国际行动”；任何一缔约国遭到武装进攻时，其他缔约国应以一切必要的方式给予援助。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使缔约各国之间结成了军事政治同盟。

至此，欧洲正式形成了北约与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美苏冷战加剧，它们在全球范围的全面冷战对峙，使战后出现的两个超级大国相互争霸的两极世界愈加明显了。

第二章　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与战后初期的西欧日本

第一节　美国霸权地位的确立

美国经济军事实力的膨胀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中唯一增强了经济和军事实力的国家，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生产能力的三分之二以上都集中到美国的手中。1944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比1939年增加了132%。这一时期美国工业生产能力提高了40%，整个工业生产增加了118%。随着战争的结束，与军事有关的工业部门生产缩减，美国工业生产急剧下降。1946年2月，比战时最高峰的1944年2月缩减了35.6%。但是，美国较快地从战时经济转向和平经济。由于战后固定资本的大规模更新、战时积累下来的对消费品的大量需求、生产尚未恢复的西欧等国家仰赖美国的供应和高额的军费开支等刺激因素，美国经济日趋回升，出现了战后时期第一次工业高涨。1948年，美国的工业生产在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中占53.9%，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美国的农业生产水平亦有很大的提高。1945年，实现电气化的农户占农户总数的44.9%，1950年上升到82.2%。同一时期，拖拉机数由235.4万台增至339.4万台，联合收割机和载重汽车增加了近一倍。农业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30年，每个农业劳动力可供养10个人，1950年增至15个人。农业人口大为减少。1940年，全国农业人口为3054万人，1955年降至1907万人。

美国的黄金储备价值由1937年的127.9亿美元上升到1949年的245.6亿美元，从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黄金储备总额的50.5%，猛增至74.3%。美国通过“布雷顿森林协定”，建立起以美元为支柱的资本主义国际货币体系，把美元和黄金等同起来，迫使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货币和美元维持固定的比价。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的绝对优势，大力推行对外经济扩张。

对外援助是战后美国推行经济扩张的重要手段，实际上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国家资本输出或商品输出，迫使受援国承担一定的经济或政治义务。仅是租借法案所提供的物资一项，到1946年，其他资本主义国家对美国负债即达460亿美元。战后初期，美国向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提供的救济品和对西欧的贷款，大都是战时剩余物资和滞销的农产品。美国国务院承认，全部援助的75%以上是用美国商品支付的。1946年至1952年，美国先后向70多个国家和地区提供380亿美元的援助，其中欧洲286亿美元，占74%。朝鲜战争爆发后，美援重点转向亚洲。受援国加深了对美国的依赖，在它们的领土上建立起大批美国的海、空军基地，扩大和加强了美帝国主义的阵地。

战前，美国的对外投资只及英国的一半。战后，美国成为最大的资本输出国。1943年，美国对外投资总额是142亿美元，1948年增至294亿美元。从1946年至1949年，对外投资增加了近50%。到1970年资本输出总额达1555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一半左右。

战后初期，美国出口贸易急剧增长，1947年几乎占资本主义世界总出口额的1/3，而战前的1937年仅占14.2%。1946年至1949年，外贸顺差平均每年达61.1亿美元。在出口猛增的同时，美国进口贸易1947年却仅占世界进口总额的12.9%，因而造成当时资本主义世界的“美元荒”。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大量采购国外战略原料，进口大增，外贸顺差下降。

大战期间，美国的军事实力也大为膨胀。1939年，美国武装部队总数只有33.5万人，军费开支仅为12亿美元。到1945年，武装部队总数达1200多万人，军费开支达90多亿美元。美国拥有最强大的海军和空军，数百个军事基地分布在世界各地。它垄断着原子弹，成为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战后，大大膨胀起来的美国经济、军事和政治势力，越过大西洋和太平洋，进入欧亚大陆，影响遍及全球。昔日的欧亚帝国主义列强，其经济恢复和国家安全，全得依赖美国的援助和保护。这就是战后美国世界霸权地位的基础。

杜鲁门的“公平施政”和麦卡锡主义1945年4月12日罗斯福病逝，副总统杜鲁门（1884～1972年）继任美国总统。战后初期美国国内政治斗争十分激烈。广大人民群众要求政治民主和自由权利，工人阶级为改善自己的经济地位开展了持续的罢工斗争。从1945年至1955年，每年罢工次数浮动于3000～5000次之间。1946年达4985次，参加罢工人数达460万人，损失工作日达1.16亿个，超过了美国历史上最高的1919年罢工运动的规模。

杜鲁门与极端右翼分子不同，基本上是个新政的继承者，标榜要维持和发扬美国自由主义的传统；在提高工人最低工资、扩大社会福利范围和支持新的民权立法等方面，努力巩固和扩大新政的成果。1945年9月6日，杜鲁门向国会提出战后第一个关于内政的咨文，内容包括“二十一点”，主要是继续冻结物价和房租，继续实行战时的经济管制；增加最低工资，公平雇用工人，失业补助由联邦政府负责管理；扩大开发自然资源，制定充分就业法：实行国民健康保险，把房屋建筑工业收归国有，扩大公共住宅计划等等。这些国内政策通称为“公平施政”。杜鲁门后来写道：正是在这个咨文里，“我第一次提出自由主义和进步主义的详细纲领，这将是我的政府的施政基础”。但是，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纲领常常受到共和党和南部民主党保守派联盟控制的国会的阻挠。特别是在关于福利和民权立法、修订联邦劳工政策以及经济管制等问题的斗争中，总统屡遭失败。

1946年的整个春天，就延长物价管制问题在国会内外展开激烈的斗争。制造商、农场主和国会的共和党领袖联合起来，要求结束一切管制。他们极力游说议员：如果国会不砸烂“套在美国工商业上的枷锁”，就不再有什么自由企业了。各个工会、消费者组织、妇女俱乐部等则高举拥护物价管制局的牌子，在国会外面游行，要求将物价管制延长一年，被称为消费者“十字军”游行。杜鲁门不断地请求国会延长管制物价的法律，并呼吁每一个工商业家、生产者和土地所有者遵守现行管制规定。6月29日，杜鲁门否决了众议院关于修正物价管制法的决议案。但是，由于国会没有重新恢复物价管制法，物价扶摇直上。7月上半月物价指数上升了25%，除矽钢片、铜、锡、橡胶、粗麻布和糖等几种由政府规定价格的商品没有波动外，28种商品的物价指数上升了35%。不出一个月，总的生活费用上涨了75%，酿成了自1942年以来最严重的通货膨胀。7月25日，国会经过激烈的辩论后通过物价和房租管制延长一年的新法案。但它还缺少必要的办法来保证物价的稳定，已如脱缰之马的物价，要它降回原价已不可能。10月以后，杜鲁门政府向无法抗拒的力量屈服，物价管制开始逐一取消，物价管制局亦结束工作。杜鲁门在物价管制问题上所采取的软弱无力、含糊不清的对策交恶多方，在民意测验中总统的声望迅速下降。共和党在1946年国会中期选举中取得了自1928年以来第一次全国性的胜利。

战后“充分就业”是1944年民主党竞选许下的诺言之一，杜鲁门把它看作是“二十一点”中最迫切希望解决的一项。因为战时生产一旦削减，复员工作一旦加快，这个问题便一定会随之产生。在杜鲁门的催促下，1946年2月20日，国会通过“就业法”。根据这个法案，联邦政府必须负责协调和利用自己的一切计划、职权和资源，来为找工作的人提供有益的就业机会；密切政府和国会的合作，改进制定政策和执行法案的工作；授权总统设立经济顾问委员会，协助总统制定政策，促使全国经济顺利发展和繁荣，保证充分就业，并拟订经济报告，向国会提出。就业法把促进最大限度就业、发展生产力和提高购买力的责任置于联邦政府的肩上，这是美国历史上的首创，因而是一项重要的立法。

共和党取得国会多数党的地位后，总统和国会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合作是卓有成效的，但在国内政策上意见分歧，党派斗争色彩浓厚。1946年共和党人提出一项大幅度降低联邦所得税的法案，杜鲁门以减税将增加通货膨胀的压力、主要对富人有利为由，加以否决。下一年共和党同样的努力再遭总统否决。1948年初国会第三次通过减税法案。杜鲁门认为该法案将使不到5%的纳税人享受到近40%减税之利，是不平等的，再次驳回。国会最后越过总统的否决，使减税法生效。共和党人还提出把农产品价格的补贴从补助平价的90%的统一标准改为补助平价的65%～90%的滑动标准。政府为保障农场主有稳定的收入，免受农产品价格波动的影响，极力阻挠共和党提案的通过。1949年10月，争取国会通过农业法，规定继续实行90%的统一标准直至1950年底。杜鲁门为劳工、农场主、黑人、消费者以及低收入和中等收入的纳税人所作的努力，使他重振声威。而共和党占支配地位的第八十届国会却在国内问题上态度僵硬和无所作为，帮了杜鲁门的忙，使他在1948年大选中获胜，连任总统。

杜鲁门在其竞选纲领和当选总统后提出的咨文中，提出一系列社会改革的计划，遭到共和党人和南方民主党人的联合反对。然而，民主党占多数的第八十一届国会还是通过了许多有关“公平施政”的法案。1949年通过“全国住房法”，规定在六年内为低收入家庭建造81万套住房，为清除贫民窟和建造农村住房提供贷款与补助金，对黑人聚居区进行翻修整新。住房法承认拥有像样的住房是民主社会的一个重要因素。同年，修订“公平劳动标准法”，把最低工资从每小时40美分提高到75美分。1950年，扩大了《社会保险法》，增加了1000万新的受益人，退休工人养老金平均增加了77.5%。杜鲁门为西部水利发电、治水和灌溉计划，为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农村电气化管理局和农家信贷管理局争得了大量拨款。杜鲁门反对石油财团倡议的把近海油田的所有权划归各州的立法，坚持这些地区和其他联邦辖地一样，是全国的财产而不仅仅是沿海各州的财产。杜鲁门在精简政府机构、提高行政效率方面的改革，颇得国会的赞许。尽管“公平施政”没有提出什么创新的国内措施，但它维护和发展了新政的社会立法，是具有积极意义的。

共和党和保守的民主党人的联盟控制国会多数时，特别狂热地向新政时期工人阶级所争得的权利进攻。1946年国会讨论了90项反劳工法案，1947年提出此类法案多达100项，这些法案多数没有通过。1947年6月通过的《劳资关系法》，即塔夫特——哈特莱法规定：取消“非本工会会员不得在此就业”的“封闭工厂”制度，禁止从工人的工资单中直接扣留工会会费；各工会须向政府报告其组织和财政情况，禁止工会向各政党捐献；工会领导人必须具结，声明他们不是共产党员；允许雇主控告工会破坏合同，工会要对因取消合同而引起的损害负法律责任；罢工前要有60天“冷却期”，禁止同情罢工，罢工危及国家安全时，总统可以颁布禁令。这一法案修改了1935年华格纳法所赋予工会的权利，扩大了雇主的权利。广大工人集会游行，反对这一法案，称它为“奴隶劳工法”。杜鲁门正准备1948年大选，需要笼络人心，对此法案加以否决。但国会两院通过决议驳回，使该法案生效。

美国国会通过塔夫特——哈特莱法，正是适应当时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掀起的反共反民主的狂潮。战争一结束，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就提出所谓“国内安全问题”，即“国内共产主义威胁”问题。随着对苏冷战的发展，这一问题就成了它们政治活动中的一个中心问题。1947年3月，杜鲁门发布行政命令，即“忠诚调查法令”，开始对所有联邦雇员进行全面调查。根据这项法令，文官委员会甄别了300多万名联邦雇员，联邦调查局对大约14，000宗嫌疑案进行了全面调查。有2000多名雇员辞职，212人因其忠诚值得怀疑而被解雇。在忠诚调查期间，军队、地方政府、职工会、社会各界及私人企业也都开展了忠诚调查和忠诚宣誓。全国有1350万人，约占全部劳动力的五分之一受到各种形式的忠诚或安全调查。

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从1948年起开展了一系列“间谍案”的调查，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希斯案件”。希斯当时是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主席。他1947年以前一直是国务院高级官员，曾参加美国代表团出席敦巴顿橡树园会议、雅尔塔会议、旧金山会议和联合国第一届大会，此时被控为苏联间谍。对希斯的审讯成为政府里确有共产党人的重要证据，加重了人们对“国内安全问题”的担心。1950年1月希斯被正式判罪，“许多美国人认为对他们过去几年的灾乱已有解释了。这个国家已被像希斯这样的人叛卖给它的敌人之手了”。美国垄断资产阶级要推进反共反民主的迫害狂潮，麦卡锡主义便应运而生。

共和党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在希斯被判罪后不到20天，在西弗吉尼亚州惠林市发表演说，手里挥舞着一张纸片，扬言他掌握了205名渗入国务院的共产党人名单，从而开始了他的诽谤活动。麦卡锡指控远东问题专家、霍普金斯大学教授、曾任蒋介石政治顾问的欧文·拉铁摩尔是国务院间谍活动的首领。尽管联邦调查局认为他的多次指控毫无证据，参议院特别委员会给予拉铁摩尔一份无罪证书，但麦卡锡却发觉撒谎可使自己在报纸上扬名，仍继续进行攻击。朝鲜战争的爆发加剧了美国国内的“赤色恐惧”和反共情绪，政客们都害怕背上“赤色”或“亲共”的黑锅而不愿与这位威斯康星州参议员正面交锋。共和党出于攻击民主党内外政策的需要，极力支持麦卡锡妖言惑众。杜鲁门政府搞的忠诚调查和国会通过迫害共产党和进步组织的《国内安全法》（即麦卡伦法），也为麦卡锡主义的传播推波助澜。1950～1954年间，中国人民的朋友斯诺、黑人解放战士杜波依斯、黑人歌手罗伯逊、著名电影演员卓别林等都遭到政治迫害。麦卡锡大肆攻击民主党的对外政策，称民主党执政的20年是“叛卖的20年”。他指控美国驻联合国代表菲利普·杰塞普同共产党有联系，直接负责对华政策的艾奇逊是“时髦的红色教长”，马歇尔和艾森豪威尔两人帮助俄国夺取世界霸权。这使杜鲁门政府十分被动。

1953年艾森豪威尔任总统后，麦卡锡竟把攻击的矛头指向共和党政府，变本加厉地干预政府和军方内部事务，极大地妨碍了政府内外政策的推行。他的活动践踏宪法，破坏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在统治集团内部造成了严重的混乱，威胁到共和党内部的统一和艾森豪威尔的竞选连任总统。因此，艾森豪威尔政府和国会中的共和党艾森豪威尔派与民主党人联合起来，结成反对麦卡锡的同盟，促使参议院于1954年12月通过谴责麦卡锡的决议案。麦卡锡主义从此完全衰落。

第二节　英国工党政府和法兰西第四共和国

英国工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第二次世界大战使英国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地位遭到很大的削弱。英国战时军费开支达250亿英镑，国债由1939年的72亿英镑增加到1945年的214亿英镑，仅欠美国和加拿大的债务就达90亿美元。战争期间为了支付军需供应，出卖了大部分海外投资，黄金储备几乎枯竭。1946年英国工业产量只等于1937年的90%，出口贸易总值从1938年的4.71亿英镑下降到1944年的2.66亿英镑，战时国际收支逆差高达40多亿英镑。英国甚至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和自治领的债务国。由于自治领和殖民地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美国垄断资本向其大力渗透，英国与各个自治领和殖民地之间的关系大为削弱。战后，在声势浩大的民族解放运动的冲击下，旧的殖民体系日趋瓦解。英国的殖民地相继独立，走上了发展民族经济的道路。丘吉尔在1947年无可奈何地说：“我万分沉痛地看到大英帝国威望丧失和国运衰落。”

1945年7月英国举行普选，工党赢得了绝对多数的席位，组成了以克利门特·艾德礼（1883～1967年）为首的工党政府。战后第一届工党政府执政后，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医治战争创伤，稳定和恢复经济。战后英国经济状况的特点之一是国际收支发生危机。1945年8月美国宣布停止“租借法”援助，这意味着此后英国向美国购买商品必须支付现款。国际收支逆差的问题更加严重了，英国不得不求助于美国。1945年12月签订了《英美财政协定》，英国实际获得37.5亿美元的贷款，条件是实行英镑对美元的自由兑换和降低英帝国内部的特惠关税率，50年内还清。英国政府满以为这笔贷款可以在五年内帮助其弥补国际收支逆差，到那时可以完成经济的重新调整，收支接近平衡。但是，1946年夏美国取消物价管制，英国购买的美国商品价格猛涨，使贷款的实际价值降低了28%。贷款一年就花光了。到1947年英国爆发了严重的财政危机，英国仍需乞求美援来渡过国际收支的危机。

英国积极参加了马歇尔的欧洲复兴计划。从1948年至1950年，英国获得援助总额是23.51亿美元的物资供应和3.37亿美元的贷款。马歇尔计划帮助了英国的经济恢复，出口有所增加，但贸易逆差依然存在。英国政府为了制止黄金外汇流失，改善其商品的出口条件，于1949年9月宣布英镑贬值30.5%，一英镑价值从4.03美元降为2.8美元。英镑贬值使其购买力下降、国内物价上升和实际工资降低，但却有利于出口；大量美元涌入英国市场，暂时缓和了美元不足的状况。朝鲜战争的爆发，帮助英国大大增加美元储备，1950年英国黄金和美元储备显著增加。

英国的出口贸易在战后头几年处于有利地位：战前的竞争对手德、日暂时无力参加竞争；英国的自治领大量购进战时买不到的英国工业品；许多国家，特别是英镑区国家都闹美元荒，愿意尽量多买英国货；美国对某些英国商品的需求也有所增加。英国利用这些条件大力发展出口贸易。1951年英国出口额达25.8亿英镑，而1937年只有5.22亿英镑。1951年英国出口额比1938年增加79%。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出口额中所占的比重从1945年的7.41%，上升到1951年的9.58%。出口贸易的发展有力地促进了英国工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早在1948年，英国工业总产量达到并超过战前的水平。英国工业生产指数以1937年为100，1951年达到131。

工党在竞选期间，提出一项“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工党政府上台后即宣布进行新的实验，开始实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和社会改革，其中最重要的是国有化政策和社会福利政策。从1945年12月起，工党政府先后将英格兰银行、电报和无线电事业、电力和煤气工业以及部分钢铁工业收归国有。政府没有无偿没收，而是给了国有化企业前业主和股票持有人以优厚的补偿。如英国煤炭工业设备陈旧，长期亏损，收归国有后矿主获得4亿英镑的补偿，超过了矿井原有价值。英格兰银行原资本总额为1450万英镑，国有化后该行股东得到的国家赎买证券高出市场价10%。国有化工业部门的企业管理权，实际上仍然保持在资本家手里。原最大的煤业托拉斯“鲍威尔·杜弗林”的经理、煤矿主协会的首脑海恩德利勋爵被任命为煤矿管理局局长。1949年委任国有化工业部门全国管理委员时，在87名委员中有43名是大资本家，9名是政府官员，4名是高级军官，9名是专家和行政管理人员。到1951年工党政府下台时，国有化企业占全国企业总数的20%左右。煤炭、电力、运输等工业在国有化后都有所改善。到1947年煤炭工业已不需要政府津贴，还上缴大量利润。铁路运输以前每年亏损达1600多万英镑，国有化四年后，扭亏为盈，并且上缴了9290万英镑的利润。

工党政府除对一系列工业部门实行国有化外，还推行了一系列扩大社会福利的政策，要实现“福利国家”。1946年8月通过的《国民保险法》规定发给新生婴儿、儿童教育补助金，失业、退休、工伤、疾病、怀孕、丧葬补助金，寡妇和老年人养老金，“从襁褓到坟墓”都受到社会保险。社会保险基金主要是由投保者本人和企业主定期交纳的保险费和国家预算拨款构成。1949～1950年社会保险基金共5.24亿英镑，其中工人交纳的保险费占35.3%，企业主交纳的保险费占33.4%，国家预算拨款占26%，其他来源占5.3%。

1946年11月，通过国民医疗保健制度，规定给予每个英国人免费享受医疗、药品、住院和护理等福利。实施这些措施的费用由国家预算支出。国家保健制度大大改善了国民的医疗条件，很受群众的欢迎。工党政府还发给食品津贴，以抑制食品价格上涨。1950～1951年此项津贴为4亿英镑。政府在住宅建设和改善劳动条件等方面也做了一些工作。英国国有化和社会福利政策的实施，促进了经济发展，扩大了国家收入，对改善人民生活起了一定的作用；但也带来了财政开支增大，一些国营企业经营不善等问题。工党政府的经济和社会改革是有其积极的意义的。

法兰西第四共和国的建立及其经济的恢复法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国民经济受到极大的破坏，经济损失达14，000多亿法郎，相当于战前三年法国全部生产的总值。1944年秋法国解放时，工业生产只及战前1938年的20%，农业只及50%，法郎价值仅及战前的1/6。战后的法国经常处于财政、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法国为了重新控制其前殖民地，又卷入连续不断的海外殖民战争。法兰西帝国的日趋衰落，对殖民政策的意见分歧，更加深了这一时期法国政局的动荡不稳。

1944年8月24日，戴高乐率领法军进入解放了的巴黎。9月，他改组了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吸收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参加内阁。戴高乐还颁布了整编内地军的命令，并宣布解散共产党领导的“爱国民兵”。爱国民兵和共产党内部意见分歧。法共总书记莫里斯·多列士（1900～1964年）在莫斯科向国内广播，号召“全国团结”和“统一行动”，表示拥护戴高乐的领导。多列士随即返回巴黎，协助执行解散爱国民兵的命令。1944年12月，戴高乐访问苏联，签订了法苏同盟互助条约。

1945年10月，法国公民投票，反对恢复第三共和国。接着举行立宪会议选举，法共获得500多万张选票，占有152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社会党获得142席，皮杜尔的人民共和党获得138席。11月，法共在临时政府改组中要求获得外交、国防和内政三个重要部中任何一个部长的职位，遭到戴高乐的拒绝。在新政府中，多列士任国务部长，另外四名法共党员担任国民经济、工业生产、劳工和军备部长职务。临时政府审判和惩办了法奸。维希政府首脑贝当被判死刑，后改判终身监禁。赖伐尔等20余人被处死，还有14，000名维希官员受到惩办。

新议会推选戴高乐为法兰西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但在制宪中，他反对多党制政治，主张法国建立超党派的总统制共和国。因此，在国家制度问题上，戴高乐同各政党的分歧日益严重。1946年1月，戴高乐提出增加军费的提案，但议会一致通过社会党人提出的削减军事预算20%的提案，戴高乐愤然辞职。他在国会中说：“我们的分歧在于对政府以及政府与国民代表机构之间的关系的总看法不同……究竟要一个治理国家的政府呢，还是要一个拥有绝对权力的议会？……我个人认为这第二个方案丝毫不符合我们所在的国家的需要，也不符合我们所处的时代的需要。”1月20日，社会党人古安出任政府总理，多列士任副总理。4月19日，立宪会议通过新宪法草案，规定建立一院制议会。5月5日，公民投票否决了这一草案。

1946年6月2日，举行第二届立宪会议选举，人民共和党成了议会第一大党，皮杜尔出任政府总理。新的立宪会议制定出基本符合人民共和党要求的宪法草案。10月13日，法国举行公民投票通过了这一宪法草案。第四共和国宪法与第三共和国宪法区别不大，仍然采用两院制的议会制度。总统由两院（国民议会和参议院）联合选出，任期七年，不掌握实权。法国实行多党制，政府必须严格对议会多数派负责。11月10日举行第一届国民议会选举，法共获得185席，再次成为第一大党。但资产阶级政党联合起来拒绝共产党组阁。1947年1月，社会党人保罗·拉马迪埃组成包括五名共产党部长的联合政府。4月，法国最大的雷诺汽车工厂三万多名工人罢工，法共支持工人的要求。拉马迪埃政府则对工人进行镇压，并以政策分歧为由，将共产党人排挤出政府。此后，法国政局动荡，政府频繁更迭。从1947年11月到1954年6月的七年多时间内，政府更换了13届。1954年6月，激进党孟戴斯-弗朗斯就任总理。他解决了同越南的冲突问题，缓和了同突尼斯、摩洛哥的矛盾。1956年3月社会党摩勒政府进一步承认了突尼斯、摩洛哥的独立，但他无法平息阿尔及利亚的解放斗争，而连年的殖民战争又使法国财政枯竭，经济状况恶化。第四共和国陷入重重困境。

法国解放后，法国政府立即将战时与法西斯合作的企业收归国有。雷诺汽车公司、法国染料公司、电影工业和国营报业公司以及四大储蓄银行和保险公司均收归国有，信贷掌握在国家手中。从1945年12月起，法兰西银行成为国家银行。1946年5月，正式颁布大规模“国有化”法令，对煤炭、电力和运输等基础工业实行国有。其中包括法国煤矿公司、法国煤气公司、法国电力公司、法国航空公司、法国大西洋航空公司等。到1946年底，国家占有股权在50%以上的公司已达到130家。政府给予国有化企业原资本家大量补偿金。国有化企业管理权实际上仍然操纵在资本家手中。国家对国有化企业大量投资以促进工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

1946年成立计划总署，莫内负责制定了第一个七年计划（1947～1953年），重点发展煤炭、电力、钢铁、水泥、运输和农业机械等六种重要工业。国家对这些基础工业部门实行计划调节，以新技术装备并使之现代化。1947年起，法国是马歇尔计划的主要受惠国，共获得30亿美元的援助。法国政府实行了国有化和莫内计划两大措施，并得到马歇尔计划的援助，战后初期工业生产恢复较快。到1948年，整个法国工业的产量达到战前1938年的水平。

第三节　意大利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

意大利共和国的建立1945年4月，英美盟军进入意大利北部，在米兰成立了军政府，下令自由义勇军归盟军指挥，地方政权交军政府管理。1947年2月，对意和约在巴黎签订。3月，军政府结束工作。年底，英美军队全部撤出意大利。

1946年6月意大利为成立立宪会议进行全民投票，结果有54.3%的人赞成废除君主制。在此之前，国王维克多·伊曼努埃尔三世退位，其子翁贝尔托二世继任国王。此时他见大势已去，决定离开意大利，避居葡萄牙。6月18日，意大利共和国宣告成立。立宪会议选举结果，在560个议席中，天主教民主党占207席，社会党占115席，共产党占120席。由天主教民主党领袖加斯佩里组织政府，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参加了内阁。1947年初，美国答应给意大利1亿美元贷款，但它不愿意援助一个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府。5月，加斯佩里借改组政府之机，将共产党人和社会党人逐出政府。

1947年12月，立宪会议通过新的共和国宪法。宪法宣布“意大利是一个以劳动为基础的民主共和国”，“法律承认并保障私人财产”，规定妇女平等权、劳动权，实行土地改革和部分工业国有化等。宪法规定议会为两院制，众议院议员由普选产生，任期五年；参议院由各区按人口选出，任期六年；总统由两院联席会议选出，任期七年。

1948年4月举行意大利第一届共和国议会选举。天民党获得48.7%的选票和众议院53.5%的席位。共产党和左翼社会党获得31%的选票。天民党的加斯佩里再度组织政府。战后，天民党长期执政，但它在议会中没有绝对多数，同时，党内派系斗争激烈，因此政府更迭频繁。从1945年到1960年的15年中，就有16届内阁。天民党政府代表大资产阶级、大地主和天主教会的利益，与梵蒂冈关系密切，奉行亲美政策。1948年，意大利与美国签订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接受马歇尔计划，1949年加入北约组织。

意大利受到严重的战争破坏，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国民财富。1946年10月的工业品产量只相当于战前的70%，对外贸易完全中断。意大利丧失了全部殖民地。战后，意大利得到美国的援助，经济恢复和发展比较迅速。战后十年美国对意经济援助共达54亿美元，其中马歇尔计划的援助为13.17亿美元。意大利政府采取国家控股公司和“国有企业”的形式，大力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1950年，开始实行土地改革，政府收买地主土地有偿地分配给农民。同年实行一项15年经济发展规划（1950～1965年），国家以大量资金来促进南方经济的发展，缩小南北的传统差距。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国民经济的恢复。意大利工业生产到1949年已达到战前水平，1954年超过1939年的30%～40%。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建立及其经济的恢复德国投降后，苏、美、英、法四国分区占领德国。1945年，美英在各自占区内建立地方管理机构。1947年1月，美英双占区成立，随后建立了联合州议会和行政委员会，为建立西德国家准备条件。1948年6月，美英法三占区合并。6月20日，西占区单独实行币制改革，发行西德马克。9月1日，西占区议会委员会（立宪会议）在波恩开会，有基督教民主联盟、社会民主党等六个政党的65名代表参加。1949年5月，制定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根本法》。经西占区三分之二的州议会和西方三国军事长官批准后，于5月23日生效。在此之前，西方三国还公布了占领法，规定占领当局同未来的联邦德国政府的相互关系。

波恩的根本法规定：西德为联邦制国家，总统由联邦议院全体议员和人数相等的各州议会代表选出，任期五年。内政、警察、司法、公共卫生、教育、文化等方面事务归各州主管。总统是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行政权力由总理和内阁掌握。总理由总统提名，经联邦议院选举产生。议会由两院组成。联邦议院由普选产生，每四年改选一次，西柏林有22名列席议员。参议院由各州间接选举产生，西柏林有四名列席代表。1949年8月14日举行第一届联邦议院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获得139席，社会民主党获得131席，自由民主党获得52席，德意志党获得17席。由基督教民主联盟、自由民主党和德意志党组成联合政府，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领袖康德拉·阿登纳（1876～1967年）为第一任总理，他一直任总理到1963年10月。自由民主党人特奥尔多·豪斯博士当选总统。1949年9月21日，代替军政府的盟国高级委员会成立。1955年，联邦德国同美英法等西方国家签订的巴黎协定生效，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结束被占领状态，成为主权国家，并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联邦德国的经济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大约有30%～40%的工厂已不能生产。战争除带来人员伤亡，财富损失，住房、食品和必需品匮乏之外，还带来战败国的屈辱，国家被分裂，一些工厂设备被拆除、物资被运走以充赔偿，人民心灰意冷。阿登纳政府面临着经济恢复的严重问题。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提出实行“社会市场经济”，坚持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制定法律和采取措施保护竞争，使竞争有一个稳定的环境和适当的范围；同时国家又用税收、投资、财政、信贷、收入分配等政策干预企业活动，实行“经济人道主义”。1948年6月20日实行币制改革之时，当时担任西占区经济局长的艾哈德就坚决主张取消配给制和对物价、工资的控制。两种措施结合起来恢复了市场的正常职能，新马克把囤积的物资调动出来，使它回到商店的货架上；取消配给制和物价控制使正常的供求法则发挥作用，销售者可以根据货物的价值和稀缺程度调整售价。结果，商人接受了用新货币支付货款，西德马克的信誉建立起来了。艾哈德用物质刺激的措施推动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从事恢复和重建工作，个人可以按照市场价格来出卖劳动力或产品。但取消配给制和物价控制后，食品和消费品价格上涨。1948年11月12日，鲁尔区举行一天罢工，抗议生活费用上涨和工人失业增加。艾哈德决定降低关税，大量进口西方邻国的食品和消费品。他还发动人人参加各种廉价服装、鞋子和其他短缺生活必需品的突击生产。到1949年春，物价开始下跌，西德马克在外汇比价中变得坚挺起来。

艾哈德实行税收改革以促进生产建设投资。政府规定，工商企业的利润不用作分红而是进行再投资，就免于征税。企业家对此种免税刺激报以极大的热情。1953年和1954年，他们为重建鲁尔的大型钢铁厂集资20亿西德马克，其中13亿来自免税利润。免税刺激也推动了造船和住房建筑等工业。波恩政府大力鼓励私人建房。房建全部投资的55%以上来自免税的私人储蓄和投资，其他来自政府拨款及马歇尔计划援助款。随着房建的增加，家具、家用电器、管道、玻璃、建材等工业也发展起来了。

战后初期，美国大力扶助联邦德国。到1951年，美国提供的援助即达36.5亿美元。艾哈德把马歇尔计划援助称为联邦德国“复兴的第一个决定性的动力”。朝鲜战争爆发后，西方盟国逐步取消了对联邦德国工业的管制。原先规定钢铁产量不得超过1110万吨，禁止制造远洋轮船，限制生产铝、合成燃料、合成橡胶、滚珠轴承、电子设备以及某些化工产品等战略性产品。到1952年底，联邦德国工业生产的各种限制都取消了。朝鲜战争刺激了联邦德国机器、机床、轮船等重工业的发展，为联邦德国的经济恢复奠定了牢固的基础。1950年联邦德国工业生产即恢复到战前水平，农业生产超过战前水平2%。1951年中，联邦德国的国际收支额稳步而扎实地变成了盈余。此后，联邦德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时期。整个50年代，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9.2%，高于美、英、法、意，仅次于日本。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2.1倍，商品出口额跃居世界第二位。

第四节　日本的民主改革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

美国对日占领政策和日本的民主改革战争期间盟国通过开罗宣言、雅尔塔协定和波茨坦公告确定了对日政策的基本原则。其中以波茨坦公告的规定最为明确和具体。这就是铲除军国主义，解除日本武装，审判日本战犯，清除阻碍日本人民民主的一切障碍，日本的主权只限于本州、北海道、九州、四国及盟国所决定的其他小岛，发展和平工业等。

1945年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8月底美国军队以盟军的名义进驻日本，美国太平洋陆军总司令麦克阿瑟被任命为盟军最高司令官。依据1945年12月莫斯科三国外长会议决议成立的盟国远东委员会，作为对日占领的决策机构，在形式上居于盟军最高统帅之上，但它作出的决定必须通过美国政府和占领军总部去执行。而设在东京的盟国管制日本委员会也是徒有虚名，不过是盟军最高统帅的咨询机关。最高统帅麦克阿瑟的决定高于一切。因此盟国对日占领实际上是美国单独对日占领。

美国于1945年9月23日以“对盟国占领管制日本最高统帅部受降的基本指示”的名义公布了战后初期美国的对日方针。它规定：一、美国占领日本的最后目标是使日本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或世界和平及安全的威胁，最终建立一个和平与负责的政府；二、强调美国在占领日本问题上的最高统帅地位，盟国间如发生分歧，应执行美国的政策；三、采取间接统治，最高统帅通过包括天皇在内的日本政府机构行使自己的权力；四、实现日本的民主化、非军国主义化，惩罚战犯，提倡并鼓励个人自由及民主主义，恢复和平的经济活动。这个文件表明美国要独自控制日本，使其从属于自己，变为它在东亚及太平洋地区争霸的工具。同时，文件又强调根除日本军国主义法西斯势力，实现民主化与非军国主义化，这一点符合全世界民主势力的要求，具有反法西斯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进步性。

依据上述方针，1945年10月4日盟军总部命令日本政府“解除对政治、居民、宗教等方面自由的限制”。11日又发出迅速实行五大改革的指令，即给妇女以参政权，鼓励工人建立工会，教育民主化，废除专制政治，促进经济民主化。1946年1月发布整肃指令，宣布解除所有军国主义、国家主义政党和社团组织领导人以及军队职业军官的公职。有21万人受到整肃。1946年6月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始审判主要战犯。1948年11月判处东条英机等7人死刑，荒木贞夫等16人无期徒刑，重光葵等2人有期徒刑。

日本战败后，民主运动和工农运动获得合法地位。工人罢工和农民反夺佃斗争蓬勃开展，各派政治力量纷纷组织政党。1945年11月，自由党和进步党（后改为民主党）以及社会党相继成立。日本共产党也开始公开活动，并在1946年4月举行的战后首次众议院选举中获得六个议席。同年5月22日，继币原内阁之后，自由党领袖吉田茂上台执政。

在战后初期美国占领当局推行的民主改革中，修改宪法、解散财阀和农地改革是最为重要的三次改革。

1946年2月，盟军总部着手修改宪法。同年10月新宪法经日本国会通过，并于1947年5月3日生效。新宪法规定：“主权属于国民”，废除天皇的绝对统治大权，而只将其作为日本国的象征；日本为议会制国家，内阁对国会负责，行政权由内阁执行；保障人民享有的基本公民自由；永远不以战争为国策，不得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武装力量。新宪法的实施表明，明治维新以后建立起来的具有浓厚专制主义色彩的近代天皇制已变成象征天皇制即资产阶级立宪君主制。日本实现了政治体制的民主化，从而保证了战后日本政局的稳定和经济的迅速发展。

战前的日本财阀以家族为中心，具有封建性与封闭性。财阀家族持有总公司及各公司的大量股权，分派家族成员到各公司担任要职，并派至亲和心腹到各公司控制重要部门，由此形成了以总公司为顶端，包括众多的直系与旁系以及子公司、孙公司的“金字塔型”的家族统治。为此，美国占领当局“解散财阀”的第一步措施就是指定三井总公司和三菱总公司等83家为持股公司，指定三井、三菱、安田、住友等十大财阀的56人为财阀家族以及与这些财阀有关的625家公司为“限制公司”，规定上述被指定者的所有股票须交给持股公司整理委员会公开出售。然后解散持股公司，并勒令财阀家族及财阀公司负责人一律辞职。第二步是制定《禁止私人垄断法》和《经济力量过度集中排除法》，防止被解散的财阀复活。

解散财阀进行一年多，其间被解散的主要财阀业已解体，他们交出的七十五亿多日元的股票也转售处理，财阀家族成员均被开除公职。但是，解散财阀很不彻底，例如，被指定的83家持股公司只解散了28家。原来被指定改组的325家财阀公司实际上只有11家被改组。尽管如此，通过解散财阀总公司，排除了财阀家族对企业的控制，使封建的“金字塔型”的经营体制瓦解，财阀的封建性与封闭性随之消除。摆脱了财阀家族总公司控制的各公司在企业经营上取得了相当大的独立性与灵活性，能迅速地适应战后技术革新的发展与产业结构的不断变化。而且一批有实践经验、富有创造力的中上层管理人员代替财阀家族成员走上企业的领导岗位，从而促进了企业管理的改善与加强。总之，通过这次对日本垄断资本的改组，有力地促进了战后日本企业管理体制的改革和企业经营的现代化，为战后日本经济的高速发展准备了条件。

农地改革自1947年开始。主要内容是，凡地主出租土地超过一町步的部分由政府强制征购，并通过市町村“农地委员会”（由地主二人、自耕农二人、佃农五人组成）出售给无地农民；残存的出租地的地租率，水田不超过25%，旱田不超过15%。改革到1949年基本结束。其间征购土地193万町步（占改革前全部出租地的8%），买到土地的农户有474万余户（约占农户总数的80%）。结果农村中90%的耕地变成自耕地，近90%的农户成为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租佃关系基本瓦解，寄生地主制被废除，代之而起的是自耕农土地所有制。

农地改革有一定的局限性，它基本未触及山林原野的地主制等。但是，通过改革，改变了发达的资本主义工业与寄生地主制下的落后的农业并存的畸形状态，变革了特殊结构，即封建因素极为浓厚的日本资本主义。农地改革后，摆脱了寄生地主制束缚的广大农民提高了生产主动性，改善农业生产经营，开辟商品市场，从而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与发展，推动了农业商品经济的繁荣。这样，不仅为战后日本资本主义经济复兴奠定了基础，而且为资本主义工业提供了大批劳动力。因此，作为战后日本经济变革重要一环的农地改革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的必不可少的一个先决条件。

总之，修改宪法、农地改革和解散财阀等各项民主改革是在特定历史条件下进行的一次自上而下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它铲除了明治维新以后残存于政治、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封建因素，解决了明治维新这场不彻底的资产阶级革命留下的一些课题。可以说，战后初期的民主改革是明治维新的最终归宿，它完成了明治维新以来日本近代化的历史进程，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就是说，民主改革使日本从军事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变成为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国家，搬掉了阻碍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绊脚石，为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奠定了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改革是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度成长的起点。

旧金山和会和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签订从1948年起，随着美国对日占领目的的实现，即日美从属关系的确立，特别是随着中国人民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美国在亚洲的战略重点开始从中国转向日本。于是，美国对日政策随之改变，由削弱日本转变为扶植日本，也就是重建日本经济，使其成为“远东兵工厂”，成为美国在亚洲的反共基地。

1948年以后，美国占领当局极力扶植保守势力，镇压工农运动，迫害共产党人。1948年7月，以芦田均为首的民主党联合内阁按照麦克阿瑟的指令颁布《二〇一号政令》，剥夺了国家机关企业职工的罢工权和集体交涉权。1949年4月吉田内阁又秉承盟军总部旨意公布《团体等规正令》，规定镇压“助长和赞成暴力主义方法”的团体和个人。1950年5月麦克阿瑟宣布日共非法，7月对日共“整肃”，清除广播、新闻界的日共党员。与此同时，盟军总部却下令释放被囚禁的甲级战犯，解除对军国主义分子的整肃，至1951年8月，被整肃的军国主义分子几乎全部恢复了公民权。

美国为使日本经济早日自立，于1948年12月提出“稳定经济九原则”，力图实行以总预算平衡、加强征税和冻结工资为主的通货收缩政策。为此，于1949年2月派底特律银行董事长道奇以公使身份来日，负责稳定日本经济，编制1949年度政府预算。不久，又派肖普来日，改革日本的税制。这些措施尽管带来了货物滞销、中小企业破产和失业激增等消极后果，但却也使连年出现巨额赤字的日本财政预算从1949年度起变为黑字，恶性通货膨胀基本上被制止。从此，日本经济逐渐走上了稳定和复苏的轨道。

美国为了使业已确立的日美从属关系合法化，于1951年9月在旧金山召开了有52个国家参加的对日媾和会议。中国、朝鲜和印度支那三国被排除在外，印度、缅甸拒绝参加。会议签订了片面的“旧金山和约”。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三国拒绝在和约上签字。

在签订“旧金山和约”的同时，日本和美国还签订了“日美安全保障条约”。之后，为实施这一条约，双方又签订了“日美行政协定”。安全保障条约与行政协定规定，美军有权在日本领土及其周围驻留，驻日美军可以用来“维持”远东的“和平与安全”，可应日本政府的要求出兵镇压日本的“内乱”，日本应无限制地向美国提供军事基地，驻日美军及其家属在基地内外享有治外法权等。1952年4月28日，“旧金山和约”、“日美安全保障条约”、“日美行政协定”同时生效。美国对日本的公开占领宣告结束，从此开始了对日本的半占领时期。这种半独立、半占领的体制就是所谓的“旧金山体制”。

第三章　欧亚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

第一节　战后初期的苏联

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苏联经历反法西斯战争严重考验后，变得更加强大了。它的军队是打败法西斯的主力之一，拥有1136万成员和上万架飞机、上万辆坦克，驻扎在西起德国柏林东至朝鲜的广大地区，是一支举足轻重的威慑力量。同时，苏联也是一个举世瞩目的政治大国。它的态度影响着各项重大国际问题的发展变化。苏联被公认为世界第一流强国。

战争结束后，苏联面临着恢复国民经济的艰巨任务。战争给苏联造成的损失远远超过了西方。战争期间，苏联约有六千万军民丧失了生命。这个数字相当于美国人力损失的百倍。物质财富方面的损失更是惊人。一千七百多座城市和七万多个村镇被洗劫，三万多个工厂和九万多个农庄被破坏，总损失达6790亿卢布，等于整个国民财产的四分之一。战争结束后，几千万居民无家可归。人们的生活相当困苦，食品和衣服都实行严格的配给制。一些资产阶级人士认为，苏联没有西方援助难以恢复国民经济。

苏联党和政府十分重视经济恢复工作，早在1943年就着手安排这方面的事务。战争胜利后，国际形势出现新情况，苏美同盟破裂。苏联不仅得不到西方的经济援助，而且要分出精力对抗美国的冷战攻击。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特别强调新战争的威胁，决定继续采用高度集中的办法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仍然把发展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放在首位。

1946年3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第四个五年计划（1945～1950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重建苏联受害地区，使工业和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然后再大大超过这个水平。在五年计划的指引下，苏联人民辛勤劳动，重建家园，同时广泛开展了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争取提前完成五年计划。到1950年，苏联共恢复和新建了6200个大企业，工业总产值比1940年增加73%。国防工业获得重大突破。1946年建成了原子能反应堆。1949年，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轻工业的增长比重工业缓慢得多。1950年的生产资料产值比战前增加一倍多，而轻工业产值只增加了22%，其中食品工业还没有达到战前的水平。在农村，苏联政府采取多项措施以巩固集体农庄制度，推动农业生产的发展。1946年9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要求机关和个人归还侵占农庄的土地和财产。1947年2月，批判了包产到组和包产到户的做法。1950年决定把小农庄合并为大农庄。在乌克兰，33，000个农庄被合并成19，000个大农庄。这些措施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1950年，农业总产值只及1940年的99%，其中，子棉、甜菜和肉的产量超过了战前。但是，粮食的产量仅为8120万吨，比1940年的9560万吨少了1440万吨，比计划的1.27亿吨少了4580万吨。

在第四个五年计划期间，国家三次降低日用品的零售价格。国家在城市和工人村修建了一亿多平方米的住宅。居民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教育文化事业也有较大发展。高等学校的在校人数由1940年的81万增至1950年的124万。

个人崇拜的盛行大战结束后，苏联宣布取消紧急状态，恢复正常的政治生活。1946年2月举行了全苏最高苏维埃的选举。3月，人民委员会改组为部长会议。斯大林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战后，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盛行，党和国家的政治生活不正常。1949～1950年发生“列宁格勒案件”。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计委主席沃兹涅先斯基，保卫列宁格勒的领导人、党中央书记库兹涅佐夫等人被秘密逮捕，无辜处死。战时成立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被诬陷为通敌，成员几乎全部被逮捕，党中央委员、外交部副部长洛佐夫斯基等人被处决。1953年，克里姆林宫的一些著名医生被逮捕。他们被毫无根据地指控企图用医疗手段谋害党和国家领导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遭到破坏。在战争期间和战后初期，先后把500万少数民族强制迁往西伯利亚和中亚地区，撤销了他们的自治共和国和自治州。

在美苏冷战的背景下，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日丹诺夫于1946～1947年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意识形态问题的讲话。在全国开展了思想批判运动，反对世界主义和崇洋媚外。1946年8月，联共（布）中央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关于话剧剧目及其改进办法》两个决议，批评杂志刊登丑化社会主义和唯美主义、颓废主义作品，批评剧院上演一些下流低级的外国剧本。1948年，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普罗柯菲耶夫被指责为“大搞形式主义，反民主”的头子。不久，批判运动扩展到语言学界、政治经济学界以及生物学界。运动中，对一些作品作了不公正的评论，把许多学术问题当作政治问题进行批判，同时禁演了一批电影剧目，封闭了一批杂志，解除了上千人的职务，还逮捕处死了一些人。

党内的民主集中制也受到破坏。党的最高机关———代表大会有十几年没举行。党中央委员会应每四个月召开一次，可是在1947年3月到1952年8月间一次也没举行。许多重大问题是在斯大林别墅的晚宴上决定的。1952年10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九次代表大会。党中央书记马林科夫作中央工作的总结报告，另一位中央书记赫鲁晓夫作修改党章报告。大会批准了关于第五个五年计划（1951～1955年）的指示，并决定把联共（布）改称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大会揭露了党内存在的官僚主义、任人唯亲等问题，但对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不正常的现象没有提及。

第二节　东欧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民主改革

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东欧各国人民奋起打击德意占领军和本国反动派，民主力量不断壮大。1944～1945年，苏联红军追击法西斯，开进东欧。在苏联的帮助下，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等八个国家先后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情况相似。在这两个国家里，共产党是反法西斯斗争的唯一领导力量。1941年4月，德国军队入侵南斯拉夫。国王彼得二世和政府流亡国外。铁托（1892～1980年）和南斯拉夫共产党领导人民发动起义，武装抗击入侵者。在斗争中，南共领导的游击队和游击区不断扩大。1943年11月，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会议在亚伊策召开，宣布成立临时政府。铁托任人民委员会主席。1944年10月，南斯拉夫人民军队同苏联红军并肩作战，解放了首都贝尔格莱德。随后，苏军北进匈牙利，全部离开了南斯拉夫国土。南斯拉夫人民军继续在国内作战，于1945年发展成为拥有80万成员的武装力量。5月15日，解放全部国土。根据苏美英雅尔塔协议，南斯拉夫在1945年3月成立了新的临时政府，有三名流亡政府的代表参加。11月11日，全国举行议会选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胜，得到90.48%的选票。1945年11月29日，新的国民议会召开，宣告废除君主政体。共产党领导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铁托任部长会议主席。

阿尔巴尼亚于1939年4月被意大利占领。国王索古逃亡国外。1941年11月8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宣告成立，它积极领导人民开展反意武装斗争。1943年9月，意大利投降盟国后，德军开进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人民同新入侵者展开更为激烈的斗争。1944年5月，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在佩尔梅特召开，组建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10月，改称临时民主政府。1944年秋，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军发展到70，000人，于11月17日解放了首都地拉那，29日解放了全部国土。1945年12月，举行立宪会议选举。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阵线获得93.13%的选票。1946年1月，立宪会议宣布阿尔巴尼亚为人民共和国，共产党总书记霍查（1908～1985年）任部长会议主席。

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这两个国家的资产阶级力量比较强大，共产党人是在苏联的直接支持下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波兰在1939年9月被德国占领后，资产阶级政府流亡伦敦，受到西方各国的支持。流亡政府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一部分在西线同英美盟军共同作战，另一部分是在国内的国家军。共产党人于1942年1月在华沙秘密建立波兰工人党。他们组织人民军，打击德国入侵者。积极倡导建立反法西斯民族阵线。苏德战争爆发后，在苏的波兰侨民组成波兰第一师，同红军并肩作战。此外，波兰农民党还拥有自己的农民营。这样，波兰人民在不同政党领导下组建了多支反法西斯武装力量，总人数多达200万。1944年夏，苏联军队攻入波兰。7月22日，在解放了的卢布林成立了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年底，改组为临时政府，立即得到苏联承认。苏美英就卢布林政府和流亡政府间关系问题进行商谈。最后，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协议，波兰于1945年6月28日组成以卢布林政府为基础的新政府。21名新政府成员中，原卢布林政府成员占14人，其他是伦敦流亡政府的成员和社会知名人士。新政府的总理是社会党人莫拉夫斯基，副总理是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1905～1982年）和流亡政府成员米科拉伊契克。

捷克斯洛伐克于1939年3月被德国吞并。前总统贝奈斯在伦敦组织临时政府。苏德战争爆发后，临时政府得到苏联的承认。1943年，捷共在国内建立第一支游击队。1944年秋，斯洛伐克爆发全民起义，遭到镇压。当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在望之时，贝奈斯政府同捷共达成协议，于1945年4月4日在科希策建立了民族解放阵线政府。1945年5月5日，首都布拉格爆发起义。9日，苏军坦克部队开进布拉格，消灭了德军。捷克斯洛伐克全境获得解放。1946年5月，全国举行议会选举。共产党获得38%的选票，成为全国的第一大政党。贝奈斯任总统。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1896～1953年）组建新政府。26名政府成员中，共产党9人，社会民主党3人，国家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各4人，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由无党派人士担任。

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在战时都是德国的附庸国，三国人民对此十分不满。在罗马尼亚，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等组成反法西斯的爱国阵线。1944年8月23日，在苏军进入罗马尼亚的大好形势下，各爱国力量和军队发动起义，推翻安东尼斯库政权。“八二三”起义后，政权先后落在沙那德斯库和拉德斯库将军手里，人民民主权利得不到保证。1945年2月，苏联向罗马尼亚国王米哈伊发出最后通牒，要求立即改组政府。国王接受通牒。3月6日，农民阵线领导人格罗查组成新政府，民主力量占了上风。1947年12月30日，国王退位。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保加利亚，工人党、农民联盟、环节联盟组成反法西斯的祖国阵线。1944年9月初，苏军进入保加利亚国境。9月9日，祖国阵线发动全国起义，推翻反动政权。环节联盟领导人格奥尔基耶夫组建祖国阵线政府。1946年9月，君主政体被废除，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成立。10月，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任部长会议主席。

匈牙利于1944年3月被德军占领。共产党在共产国际停止活动后曾一度解散。1944年9月重建，力量比较薄弱。1944年12月，匈牙利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小农党等组成民族独立阵线，并在苏军解放的德布勒森召开临时国民大会，组成临时政府。1945年4月，苏军解放匈牙利全境。11月，举行议会选举，小农党获57%的选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各得17%的选票。1946年2月，国会正式宣布废除帝制，成立人民共和国。小农党领导人纳吉·费伦茨任政府总理。

德国于1945年5月无条件投降后，被苏美英法分区占领，实行军事管制。虽然四国设有一个盟国管制委员会，协调政策统一行动，但实际上各战胜国都自行其是。苏联当局在其占领区内积极整肃法西斯分子，打击容克地主和反动资本家。同时，大力扶持民主势力，允许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基督教民主同盟、自由民主党公开活动。1945年6月25日，苏占区建立五个州政府，负责管理地方事务。8月，又建立第一批中央机关———工业交通、燃料动力、农业、商业等总管理署。在美英建立双占区议会和行政委员会后，苏联于1948年2月把各总管理署合并为经济委员会。委员会的书记处实际起着德国苏占区中央政府的作用。苏联坚决反对按西方设想的模式统一德国，于1947年12月在柏林召开了德国人民代表大会。西方占区只有共产党派出正式代表参加会议。代表大会选出一个德国人民委员会，并授权这个委员会为整个德国起草一部宪法。1949年3月19日，德国人民委员会第六次会议讨论通过了宪法草案，决定在全德进行普选，召开新一届的德国人民代表大会。美英法反对这一决定，禁止在西方占区进行选举。1949年5月15～16日，苏占区举行了人民代表选举。5月29日，第三届德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柏林开幕。大会批准了人民委员会提出的宪法草案，呼吁在德国实现统一与正义的和平。美英法对德国人民的统一愿望置之不顾，积极扶植西方占区成立独立国家。1949年9月20日，联邦德国政府宣告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德国人民委员会于1949年10月7日举行会议，宣布自身为人民议院，行使最高立法机关的职权。同时宣告5月30日通过的宪法生效，决定当天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威廉·皮克当选为总统，格罗提渥组成多党联合政府。10月10日，苏联宣布将苏联军政府的行政职权移交给民主德国政府，并建立苏联管制委员会代替军政府。

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是在反法西斯武装斗争基础上实现的，是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斗争的成果。但它也同苏联的支持帮助分不开。苏联军队的胜利进军彻底摧毁了东欧各国的法西斯势力。苏军驻扎在东欧国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反动分子的手脚。苏联在国际会议上的据理力争抵制了西方对东欧的干扰破坏。苏联对东欧各国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起了重要作用，在某些国家甚至是关键性作用。

东欧各国的民主改革和经济建设东欧各国多是农业国家，农村中的封建残余严重存在。各国在1945～1948年普遍进行了土地改革，做法大体相似。政府首先无偿没收外国和本国法西斯分子的土地，然后规定土地的最高限额，超过限额的土地由国家低价收购。各国的限额标准不一，南、阿、保为10～30公顷，捷、波、罗、匈、民主德国为50～100公顷。国家把没收来的土地大部分分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少部分用来建立国营农场或充作公用林场牧场。农民分到的土地大都不超过5公顷，他们要付少量地金，一般规定在10～15年内交清。各国兴起农业集体化运动后，交付地金之事便停止了。在没收土地的同时，政府还全部或部分地没收了地主的农具、种子、牲畜和农用建筑，把小型农具分给农民，大型农具和建筑则由国家支配。土地改革是在政府领导下有组织地进行的，取得了积极效果。通过土地改革，匈牙利共没收地主土地300多万公顷，南斯拉夫没收157万公顷耕地，罗马尼亚147万公顷，阿尔巴尼亚17万公顷。波兰把600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捷克把175万公顷土地、保加利亚把23万公顷土地分给农民。土地改革得到广大农民的衷心拥护，对发展农业生产和巩固人民政权起了积极作用。

东欧国家还广泛实行了银行和工业国有化。各国首先把外国和卖国贼的银行、企业没收。1946～1952年，又颁布多项法令将本国银行和大企业收归国有，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在进行经济改造的同时，各国开展了经济恢复工作。战争期间，各国经济破坏十分严重。波兰丧失了600万人口，70%的工厂和1/3的耕地被毁，华沙成为一片瓦砾。南斯拉夫有170万军民献出生命，工农业损失过半。各国人民在共产党和民主政府领导下，在苏联帮助下，经过几年辛勤劳动，到50年代初基本恢复到战前水平。

接着，各国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制定统一的经济发展计划，在中央集中领导下，开展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运动。南斯拉夫首先制定了第一个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1948～1952年），规定五年后的工业产值比1939年增长五倍。波兰从1950年起开始执行六年计划（1950～1955年），重工业得到优先发展。到1953年，生产资料的生产达到1949年的236%，而食品和肉类的生产只完成计划的75%，谷物产量仅比1949年增加5%。捷克斯洛伐克改变过去同西方密切往来的情况，大力发展同苏联的贸易关系。到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结束时，工业生产比战前最高水平的1929年增加一倍，但农业生产基本停留在战前水平上。保加利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年）期间，新建了七百多个工厂企业。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上升到55.9%。民主德国和阿尔巴尼亚通过各自的1951～1955年的五年计划，工业生产有了长足进步。罗马尼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把发展石油、煤炭、钢铁和电力等重工业定为首要任务。政府特别重视电力工业的发展。十年电气化计划（1951～1960年）规定要新建37个火力和水力发电站。匈牙利政府提出要把匈牙利建设成为一个“钢铁国家”。为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1950～1954年）期间，政府不断扩大投资总额，原定投资额为280亿福林，1951年决定增为850亿福林，并把其中的90%用于发展重工业。这种做法使匈牙利国民经济发展比例严重失调。重工业成倍增长，而居民生活水准下降。1952年的职工平均工资比1949年下降20%。

在农村，党和政府积极推进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保加利亚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进展得最迅速。到1952年，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2747个，其耕地面积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52.37%，加上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共占全部耕地的75%。捷克斯洛伐克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耕地面积约占全国耕地面积的1/2。匈牙利政府大力开展合作化运动，1949年农业合作社的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的2.7%，1953年就达到32.5%。罗马尼亚从1949年起开始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到1958年，将近一半的农户参加了各种形式的互助合作组织。波兰的合作化运动进展较慢，到1953年全国只有80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其耕地面积只占全国耕地的9%。

东欧各国人民政权的巩固东欧各国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基础上建立起的政权大多是多党制的民主联合政府。各政党对民主改革和内外政策的意见不一。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各国内部的斗争日益激化。苏联对这些国家的前途十分关切，利用自己军队驻扎在多数国家的有利条件，积极帮助各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力量，打击反动势力，巩固社会主义政权。

东欧各国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外，都存在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这些政党在大战期间参加了各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同共产党一起并肩战斗。战后，各国建立起人民民主政权，人们热切要求克服工人阶级政党的分裂状态。社会民主党右翼领袖由于极力反对实现工人政党的统一，被清除出党。在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左翼领袖的共同努力下，普遍进行了工人政党的合并。1946年2月，苏占区的德国共产党同格罗提渥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德国统一社会党，皮克任党的主席，乌布利希任副主席。1948年2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罗马尼亚工人党（1965年改称为共产党），乔治乌·德治任总书记。1948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费林格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哥特瓦尔德任党的主席。1948年6月，匈牙利共产党同马罗山为首的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拉科西任党的总书记。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同西伦凯维兹为首的社会党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贝鲁特任党的主席。1948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合并，组成保加利亚共产党，科拉洛夫任党的总书记。1950年1月，科拉洛夫逝世。契尔文科夫继任党的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东欧国家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合并，对实现这些国家工人阶级队伍的团结和统一起了积极作用，但也给某些党带来消极影响。

战后初期，东欧国家中以共产党为代表的进步革命力量同资产阶级反动势力展开激烈斗争。在波兰，政府副总理兼农业和土地改革部长米科拉伊契克及农民党的右翼分子极力破坏土地改革，反对战后波兰的新边界。1946年6月30日，政府就全国关心的三个重大问题举行公民投票表决。结果，大多数居民支持政府的民主政策，反对设置参议院，支持土地改革，赞同西部边界的划分。反动势力遭受失败。1947年1月19日，举行议会选举。米科拉伊契克的农民党在444个议席中只获得44席。米科拉伊契克陷于孤立困境，于1947年10月逃离波兰。新议会制定了波兰宪法，选举贝鲁特为总统，西伦凯维兹任总理，哥穆尔卡任副总理。

在匈牙利，小农党拥有强大的政治势力。它的右翼公然反对土地改革，阻挠民主改革的进行。1946年3月，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全国农民党和工会委员会等组成“左翼联盟”，要求彻底进行民主改革，清洗政府机关中的反动职员。1946年3月7日，首都布达佩斯40万居民集会游行，要求政府全面实施左翼联盟的纲领。在群众的压力下，纳吉·费伦茨政府宣布，土地的“新主人”是合法的土地所有者，对土改政策的任何修改都是绝对不许可的。小农党领导被迫把21名声名狼藉的右派议员开除出党。1946年12月，共产党掌管的保安机关破获一起阴谋发动武装叛乱的案件，涉及到小农党的领导人。1947年2月，苏军事当局逮捕了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拉。小农党领袖、政府总理纳吉·费伦茨和议会议长瓦尔加·贝拉则逃亡国外。3月，驻匈牙利盟国监督委员会下面的美国使团曾试图干预这起阴谋案的侦察工作，遭到苏联的坚决拒绝。6月，美国决定停止向匈牙利提供贷款。但是，美国的干涉未能阻止匈牙利民主力量的前进。1947年8月，议会举行新的选举。共产党获得100个席位，小农党获68席，社会民主党获67席。小农党的迪涅什担任政府总理。不久，小农党内部开展斗争，清洗了党内反共分子。1948年2月，迪涅什被迫辞职。小农党左翼领袖道比·伊斯特万继任总理，拉科西任副总理。匈牙利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捷克斯洛伐克，贝奈斯总统推行平衡政策。政府的26名阁员中，工人阶级政党和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各占12名，另外两名是无党派人士。随着美苏冷战的加剧，这项政策愈来愈难于继续推行。1948年2月20日，12名资产阶级部长以内务部擅自用共产党人代替布拉格八名警官为借口，集体向总统辞职，造成政府危机。捷共中央主席团于当天深夜发出告人民书，强烈谴责资产阶级部长的行为，号召人民团结在以捷共为中心的民族阵线周围。21日，布拉格10万群众集会，哥特瓦尔德总理报告了政府危机的原因和经过。大会通过决议，要求总统接受资产阶级部长的辞呈。2月24日，全国250万工人罢工一小时，表示对人民政府的支持。与此同时，内务部公布了国家社会党人阴谋叛乱的罪证，逮捕了准备叛乱的军官。在群众的压力下，贝奈斯总统于2月25日接受12名部长的辞职，并同意哥特瓦尔德提出的新政府名单。新政府中，共产党12人，社会民主党4人，国家社会党和人民党各2人，斯洛伐克民主党1人。国防和外交部长仍由无党派人士担任。1948年5月，举行议会选举，共产党获得巨大胜利。6月，贝奈斯辞职，哥特瓦尔德当选为总统。共产党人萨波托茨基继任总理。二月事件以无产阶级的重大胜利而告结束。

1947年6月，保加利亚政府逮捕了农民党首领彼得科夫，9月以叛国罪将其处死。同年7月，罗马尼亚政府以叛国间谍罪逮捕农民党领袖马尼乌，判处他终身监禁，同时宣布解散农民党。1948年12月，匈牙利政府逮捕了红衣主教明曾蒂，并以叛国罪判处他无期徒刑。在这前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审判了一些天主教的主教。

经过1947～1948年的斗争，东欧各国的人民民主政权得到进一步巩固，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地位最终确立起来了。

第三节　共产党情报局的成立和苏南冲突

欧洲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的成立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共产国际于1943年宣告解散。这表明世界统一的共产党领导机构已不适应形势的发展，没有必要重建这种机构了。

1945年，铁托向斯大林建议，在各国共产党之间建立一个协商性质的国际会议组织。斯大林表示赞赏这个建议。1947年，美苏冷战全面开始。夏天，联共（布）中央写信给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请波党发起召开欧洲一些党的会议，讨论加强欧洲各国党之间的联系问题。哥穆尔卡不愿意召开这种会议，但波兰工人党中央讨论后，决定接受这一要求。

1947年9月22～27日，在波兰西南部西里西亚的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的小温泉场举行了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成立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联共（布）代表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南共的卡德尔，波工人党的哥穆尔卡，罗共的乔治乌·德治，保工人党的契尔文科夫，匈共的法尔卡施，捷共的斯兰斯基，法共的杜克洛，意共的隆哥等人。

会上，日丹诺夫作了《论国际形势》的报告，各国党谈了各自的工作情况，彼此间交换了意见。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由九国党各派两名代表组成，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联共（布）代表提出设立常务委员会，以便定期交换意见。波、匈代表反对，苏联的建议未被采纳。这样，情报局的任务便仅限于交流经验，必要时在相互协议的基础上协调各国党的活动。1947年11月，情报局出版了自己的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

情报局成立后不久，苏南两党发生冲突。情报局背离自己的成立宗旨，两次开会谴责南斯拉夫共产党，粗暴干涉南共的内部事务，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产生不良影响。1956年4月，情报局宣布结束活动。

苏南冲突苏南两国共产党早在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就存在着一些意见分歧。南共对苏联未同它商议就在雅尔塔会议达成关于南斯拉夫政权问题的决议感到不快。战后，南共认为苏有大国主义，两国间的政治经济关系不平等。而联共（布）认为，南共领导对苏不够友好，有时不遵从苏联的意旨。

1948年3月18日，苏联突然撤走它在南斯拉夫的全部军事顾问。第二天，又撤走全部文职专家。南共中央写信给联共（布）中央，要求解释原因。1948年3月27日，联共（布）中央回信，由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签署。信件指责南共领导人有反苏情绪，说在南斯拉夫的苏联专家受到敌意包围，他们收集有关南斯拉夫的情报遭到南共领导的多方阻挠。信件还点名说南共的一些领导人是“可疑的马克思主义者”，说南共党内没有民主气氛。4月12日，南共中央开会，讨论苏联的来信。除个别人外，绝大多数委员都拒绝苏联的指责，认为苏南争论的实质是两国应建立什么样关系的问题。4月13日，南共中央复函联共（布）中央，对其信件的“语调和内容感到惊讶”，要求苏联派代表团来南实地调查真情。5月4日，苏联回复第二封信，坚持认为苏专家有权向任何南斯拉夫公民收集情报，并说间谍内奸“充斥于南斯拉夫的党政机器内”，“美驻贝尔格莱德大使的行为俨然是南斯拉夫的主人”。苏联建议把南斯拉夫问题提交情报局讨论。5月9日，南共中央开会，拒绝苏联的建议，并决定把赞同苏联观点的茹约维奇和赫布朗开除出党中央。不久，他们就被逮捕入狱。

1948年6月20～28日，八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在布加勒斯特举行情报局会议。会议在南共代表未出席的情况下通过《关于南斯拉夫情况》的决议，批评南共“否认国内资本主义成分的增长”，“忽视农村的阶级分化”，“认为国内基本领导力量不是共产党，而是人民阵线”，并说南共已“处于情报局的队伍之外”。

1948年7月，南共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经过讨论，大会充分肯定了党中央的路线，认为情报局的决议“不正确，不公允”，同时表示要努力改善同联共（布）的关系。但是，苏联和东欧各国政府却于1949年6～7月，中断了同南斯拉夫的贸易关系，对南斯拉夫施加愈来愈大的压力。1949年11月，情报局在匈牙利召开会议，进一步作出《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错误地指责南共是帝国主义的奴仆。

苏南公开冲突不仅给南斯拉夫造成极大的困难，也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不良后果。在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后，东欧各国党纷纷开展了反对“铁托分子”运动，使许多正直的共产党人蒙受不白之冤。1949年3月，阿尔巴尼亚副总理科奇·佐治被控为南斯拉夫间谍，于6月被处死。同年6月，匈牙利外交部长、匈牙利国内反法西斯斗争领导人拉伊克被逮捕，1950年以叛国间谍罪被处死。1951年，匈牙利副总理、内务部长卡达尔被捕入狱。1950年底，保加利亚工人党创始人、副总理科斯托夫被逮捕处死。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因多次强调波兰要走自己的路，于1948年被谴责为“右倾民族主义”，同年，被解除总书记职务，1951年又被捕入狱。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于1952年12月以叛国间谍罪被处死。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和东欧各国党先后承认对南共的指责和反“铁托分子”运动是错误的。各国党先后为40年代末50年代初遭批判处死的“铁托分子”平反昭雪。

第四节　亚洲人民民主国家的建立和巩固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抗美战争的胜利1945年8月，日本投降前，美苏两国商定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进驻朝鲜南、北方，接受侵朝日军投降。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日本对朝鲜历时36年的殖民统治结束，这一天成为朝鲜的民族解放日。8月末至9月上旬，苏、美军队先后进抵三八线以北、以南地区。

在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中，同盟国家都曾承诺帮助朝鲜独立。日本投降后，朝鲜各党派和爱国人士在汉城成立“建国准备委员会”。1945年9月，在汉城举行人民代表大会，宣告建立“朝鲜人民共和国”。各地人民起来接管日本殖民政权，建立人民委员会。

在北方，以朝鲜共产党人为核心，联合各民主党派，迅速建立各地方人民委员会。1945年10月，以金日成为书记的朝鲜共产党北朝鲜委员会成立。1946年2月8日，在平壤召开了北朝鲜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及各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的协议会，通过了在北朝鲜建立中央政权机关的决议，成立了北朝鲜临时人民委员会。1946年8月，北朝鲜共产党和新民党合并为北朝鲜劳动党。在党和临时人民委员会领导下，1946年3月，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没收了日本殖民者、民族叛徒以及占地超过5町步的朝鲜地主的土地共105万町步，将其中98万余町步无偿地分配给72万多户农民。8月，又颁布实施产业、铁道、邮电、银行等国有化的法令，同时实行司法、教育等部门的民主改革。1947年2月，在各地选举的基础上，召开了北朝鲜道、市、郡人民委员会代表大会，建立了北朝鲜人民会议作为最高权力机关，并正式成立了以金日成为委员长的北朝鲜人民委员会。

美军占领南朝鲜后，宣布成立军政府，接管一切权力，解散了南方各地的人民委员会，1946年2月，建立了以李承晚为首的“民主议院”作为咨询机构。

为实现盟国战时关于朝鲜问题的协议，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外长在莫斯科举行会议，决定由美苏的军事代表组成联合委员会，与朝鲜各民主党派和社会团体协商，组成临时民主政府，逐步实现朝鲜的独立和统一。但是，联合委员会没有达成任何协议。1947年9月，美国片面决定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大会讨论。11月，第二届联大决定组成“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规定该委员会代表有权监督朝鲜普选，建立全朝鲜政府。这个决议遭到苏联的抵制和朝鲜各民主党派、团体的反对。

1948年5月10日，在“联合国朝鲜临时委员会”的“监督”下，在南朝鲜单独举行选举。8月15日，建立大韩民国，李承晚任总统。

在这种形势下，北朝鲜劳动党联合南北各民主党派、社会团体，决定建立民主政权。1948年8月，在全朝鲜举行普选。9月2日，在平壤举行朝鲜最高人民会议，通过了宪法，组成了以金日成为首相的内阁。9月9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朝鲜形成南北分裂局面，但双方均宣布对整个朝鲜拥有主权。同年12月，驻朝苏军撤退回国。1949年9月，南北朝鲜劳动党合并，建立朝鲜劳动党，并加强北方政权和人民军的建设。

韩国政权成立后，美国军政府结束。1949年6月，美国宣布从韩国撤军，但保留了一个500人组成的军事顾问团。1950年1月，美韩签订《共同防御协定》，加强了对韩国的军事援助。同年6月17日，美国国务院顾问杜勒斯抵汉城，19日在韩国国民议会发表演说，声称“美国准备给予正在如此英勇地与共产主义作斗争的南朝鲜以一切必要的精神上和物质上的援助。”朝鲜半岛形势紧张，三八线上冲突频繁。

1950年6月25日拂晓，朝鲜战争爆发。当日联合国安理会应美国的请求，在苏联代表缺席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被剥夺的情况下，通过了指控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部队进攻韩国的决议。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派遣美国军队参加战争，并发表声明，命令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同时指示加强对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军的军事援助。

7月7日，美国又一次利用安理会通过决议，授权美国组织“联合国军”干涉朝鲜战争。麦克阿瑟被任命为“联合国军”总司令，同时英、法等15个国家先后派出军队，投入侵朝战争。在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发动凌厉攻势，不到两个月，控制了南方90%以上的地区与92%以上的人口，把美国和韩国的军队压缩在大邱、釜山为中心的东南海岸一隅之地。

9月15日，美军乘朝鲜人民军主力集中于洛东江前线，后方空虚之际，出动三百多艘军舰、五百多架飞机，掩护四万多军队在仁川登陆。30日占领了汉城，并越过三八线。朝鲜人民军被迫作战略撤退。10月19日，平壤被占领。随后，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严重威胁中国的安全。

在关系朝中两国安危的严峻时刻，中国决定派遣志愿军入朝作战。1950年10月25日～1953年6月10日，朝中人民军队并肩作战，连续进行五次战役，击退了进犯到中朝边境的美韩军队，扭转了战局，把战线稳定在三八线南北地区，并迫使美国坐下来进行停战谈判。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10月8日起移至板门店）开始。从此，朝鲜战争进入边打边谈、军事斗争和外交斗争交织进行的阶段。美国拒绝朝中方面提出的立即停火、以三八线为界的合理主张，自恃拥有空军优势，企图以军事压力多占土地。1951年它先后发动“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朝中军队在横贯朝鲜250公里的战线上，开展了“坑道战”，挡住了美军的进攻。1952年10月，取得了上甘岭战役的光辉胜利。1953年5～7月，朝中军队发动夏季反击战役，歼灭敌军十多万，向南扩展阵地二百二十多平方公里。在这种情况下，7月27日，美国政府终于被迫签订《朝鲜停战协定》。《朝鲜停战协定》确定以北纬38度附近的双方实际接触线为军事分界线，双方各自由此线后退两公里，以建立一非军事区；禁止从朝鲜境外进入增援的军事人员和军事装备与弹药；协定生效60天内，双方将一切坚持遣返的战俘分批直接遣返，其余战俘则统交中立国遣返委员会处理；协定生效后三个月内，召开双方高一级的政治会议，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及和平解决朝鲜问题；为保证协定实施，成立军事停战委员会和中立国监察委员会。

朝鲜战争是一次大规模的局部战争。在历时三年的战争中，中朝军队共歼敌约一百零九万人，自己损失六十多万人。美国动用了它的陆军的三分之一、空军的五分之一和海军的二分之一，使用了除原子弹以外的一切现代化武器，拥有优势的技术装备，但仍以失败告终。朝中人民抗美战争的胜利，捍卫了民主朝鲜和新中国的安全，鼓舞和推动了亚非民族解放运动。

越南民主共和国的成立。抗法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后，印度支那共产党中央和越南独立同盟总部决定立即发动总起义。1945年8月16日，越南独立同盟在宣光省新潮举行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争取独立和实行民主改革的十大政策，选出了以胡志明为主席的中央民族解放委员会，决定在盟军开进国内之前从日军手中夺取全国的政权。

八月革命爆发。河静、广义两省人民首先发动。8月16日，越南解放军攻克太原。17～19日，河内人民起义，夺得政权。接着23日顺化起义、25日西贡起义相继胜利。阮氏王朝的末代皇帝保大被迫退位。总起义在全国范围内迅速胜利。9月2日，胡志明主席在河内巴亭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读了《独立宣言》。越南民主共和国宣告成立。

根据战时盟国协议，中国国民党的军队开进北纬16度线以北地区，接受日军投降；英军则进入越南南部。越南民主共和国成立后，法国拒绝承认越南独立，企图重建法属“印度支那联邦”。1945年9月23日，在英国支持下，法国殖民军占领西贡，并立即着手恢复殖民政权。越南南部人民抗法战争开始。

1945年11月，印度支那共产党发出“抗战建国”的指示，提出了“巩固政权，反对法国殖民者的侵略，消除内患，改善人民生活”的紧急任务。1946年1月，越南全国举行普眩3月召开国民大会，正式成立了以胡志明为首的共和国政府，接着制定了第一部宪法。同时，共和国政府接管了殖民者的企业，实行了“二五减租”，颁布了保护工人权利的劳动法令，并建立了“卫国军”。

为了争取时间，发展抗法力量，1946年3月6日，越南与法国签订《越法初步协定》。协定规定，法国承认越南民主共和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有它的政府、国会、军队和财政，但属于法兰西联邦和印度支那联邦；越南则同意15，000名法军派驻越南北部，期限为五年。中国国民党军队撤走后，同年3月7日至18日，法军进入海防、河内。1946年9月14日，越法之间又签订临时协定，规定双方停止一切敌对行动，并保证对方侨民享有与本国公民平等的经济文化权益。但是，法国殖民者没有履行协议，它不仅在越南扶植亲法政权，并不断扩大侵占的地盘。

1946年12月19日，法国殖民者撕毁全部协定，在河内发动总攻击。越南抗法民族解放战争全面开始。战争初期，法国侵略军采取“速战速决”战略，发动全面进攻。越南军队进行了河内等城市的保卫战后，撤出城市，以山区、农村为根据地，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947年10月，法军集中两万多兵力，向越北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妄图歼灭越军主力，摧毁抗战政府的基地。越南军队采取诱敌深入、分割包围的方针，经过两个月的战斗，粉碎了法军的冬季攻势。越北战役的胜利，挫败了法国殖民者“速战速决”的战略，战争转入相持阶段。

在艰苦的相持阶段中，越南军队深入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从1948～1949年，取得一系列反扫荡战役的胜利。1949年10月，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为越南抗战创造了十分有利的国际条件。1950年初，中国、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继同越南建交。另一方面，美国政府加紧干涉越南战争。1950年2月，美国正式承认保大为首的西贡政权。5月，法美签订《军事财政援助协定》。

但是，美国的援助挽救不了法军的颓势。1950年9月，在中国支援下，越南人民军开展北部“边界战役”，歼敌近万名，拔除了从高平到谅山的法军据点，巩固和扩大了越北解放区。与此同时，老挝与柬埔寨人民的抗法战争广泛开展。1950年在老挝建立了以苏发努冯亲王为总理的寮国抗战政府。柬埔寨也成立了“高棉自由战线”，成立了民族解放委员会。

1951年2月，在准备总反攻的形势下，印度支那共产党举行了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通过新的党纲、党章，确定了党在抗战中的基本政策，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越南劳动党，并选出了以胡志明为首的中央委员会。此后，在解放区普遍实行了民主改革，开展了支援前线的生产运动。1953年12月，越南民主共和国国会通过了《土地改革法》，在解放区逐步展开土地改革。土改的实行，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有力地推动了抗战。

朝鲜停战后，美国加紧援助法国，以延长和扩大印支战争。从1953～1954年美国负担了法国侵略军费的四分之三以上。1953年秋，在美国的参预下，法军司令部制订了“纳瓦尔计划”，妄图在18个月内消灭越南抗战力量。1953年11月，法军集中一部分机动兵力空降到越南西北的军事要地———奠边府，并将这里建成为法军的进攻基地。1954年3月13日～5月7日，越南人民军进行了“奠边府战役”。经过55天的激烈战斗，攻克了号称为“坚不可摧”的奠边府堡垒群，全歼法军精锐部队一万六千多人，俘虏了法驻奠边府军队的司令德卡斯特里准将。这一胜利粉碎了“纳瓦尔计划”，沉重地打击了法国殖民者。

1954年4月26日，日内瓦国际会议开幕。参加会议的有中、苏、美、英、法、越南民主共和国、南越、柬埔寨和老挝。会议首先讨论了朝鲜问题，但未能达成协议。5月8日，开始讨论印度支那问题。法国主战派拉尼埃政府的代表在会上采取顽固态度，奠边府战役的结果使法国主战派受到沉重打击。6月18日，主张停战的孟戴斯-弗朗斯取代拉尼埃上台执政。7月21日，日内瓦会议终于冲破重重障碍达成了协议，发表了会议的最后宣言。

协定的主要内容是：结束在印度支那三国的敌对行动；与会各国保证尊重越南、老挝和柬埔寨的主权、独立、统一和领土完整，不干涉其内政；在北纬17度线以南、九号公路稍北划一条临时军事分界线，建立非军事区，越南军队在军事分界线以北集结，法军在该线以南集结；停战后印度支那三国不得参加任何军事集团，并禁止任何外国在其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设立由双方司令部代表组成的联合委员会，解决与停战有关的争端，并由印度、波兰、加拿大三国代表组成国际委员会，负责监督协定的实施；三国将分别举行全国的自由选举，以实现各国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其中规定越南在1956年7月举行自由选举）。

美国代表没有在最后宣言上签字，但是美国代表发表了一个单独声明，表示美国将不使用武力或武力威胁来妨碍日内瓦协议的实施。1954年8月31日，印度支那停战，印度支那地区和平恢复。在抗法战争期间，越南人民在中国人民的巨大支援和老挝、柬埔寨人民的密切配合下，歼灭法军十四万多人，解放了越南北方，结束了法国在越南的殖民统治。

蒙古人民共和国的发展蒙古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称外蒙古或喀尔喀蒙古，原属中国的一部分。1911年，在沙俄策动下，外蒙古的王公和大喇嘛宣布脱离清朝管辖，实行自治。1917年复归中国统治。在俄国十月革命影响下，苏赫巴托尔和乔巴山于1918年底在库伦（今乌兰巴托）开展地下革命活动。1921年3月1日在苏俄的恰克图成立蒙古人民党（1925年改称蒙古人民革命党）领导人民革命。在苏俄红军援助下，7月8日解放库伦，11日宣布成立人民革命政府。新政府有封建主和上层喇嘛参加，同时保留了博格多格根的王位。1922年人民革命政府颁布法律，废除农牧奴制，取消封建主的特权。反动的大封建主叛乱，并于1923年2月下毒害死了苏赫巴托尔。乔巴山领导人民同封建反动势力斗争。1924年5月，博格多格根病逝。6月13日，宣布废除君主政体。11月8日召开第一届大人民呼拉尔会议。26日，通过第一部宪法，宣布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

外蒙古革命前，经济相当落后，原始的游牧业是其经济基础，广大牧民（阿拉特）受着封建神权君主制的压迫。1921～1924年，实行了一系列反对封建神权制的民主改革，废除了封建土地所有制，实行了政教分立，确立了民主共和政治体制。1924年8月举行的蒙古人民党“三大”，确定了“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路线。从30年代起，在苏联的援助下，大力发展畜牧业，同时加强工业、商业、交通邮电事业。到1940年前，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有了自己的工矿业部门，公路铁路也开始修建，并建立了银行，发行了自己的货币。蒙古人民共和国已拥有自己的现代工人和技术人员、知识分子队伍。1940年工人数目达13，000人以上。

蒙古人民参加了反法西斯的战争。1939年8月在苏军支援下，击溃了入侵哈拉欣河地区的日军。1945年8月10日正式向日本宣战，配合苏军，出兵中国东北，为击败日本关东军作出了贡献。

1924年5月签署的《中苏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规定，“苏联政府承认外蒙古为完全中华民国的一部分及尊重在该领土内中国之主权。”但在1945年2月召开的雅尔塔会议上，苏美英三大国首脑在关于日本的协定中，却秘密规定将“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第一个条件。在苏美两大国压力下，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达成协议，同意外蒙古举行公民投票以“证实其独立愿望”。1945年10月，外蒙古举行全民投票。根据投票结果，1946年1月，中国国民党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

二次大战后，蒙苏关系进一步加强。1946年2月，蒙古人民共和国与苏联签订为期20年的《友好互助条约》，两国结成了更为紧密的特殊关系。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10月6日，中蒙两国正式建交。

战后，蒙古开始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1948年至1957年，实施两个五年计划，1958～1960年实施三年计划。到1985年为止，共执行了七个五年计划。1960年前，蒙古实行“以畜牧业为主”的发展战略，大力增加牲畜头数。1961年后，把经济发展重点转为发展重工业，并提出建设“农牧业——工业国”的口号，“四五计划”又提出“工业——农牧业国”口号，但未能达到目标。但在苏联、中国及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下，经济有一定发展。包括那来哈煤矿在内的一批大工矿企业兴建起来。1959年蒙古政府宣布全国完成农牧业合作化，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国民经济中占据统治地位。

对外关系方面，蒙古除与苏联建立了政治经济与文化科技合作的紧密关系外，战后又与欧亚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建立了邦交。1961年10月加入联合国。1962年6月，加入经互会，其对外贸易主要是同苏联、东欧等经互会国家进行。冷战结束后，蒙古政局发生变化。1990年，蒙古实行多党制和党政分开。蒙古人民革命党修改党纲，规定党的最高目标是“建设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

第四章　战后初期东南亚、南亚民族独立国家的诞生

第一节　战后东南亚民族独立运动的勃兴

战后，亚洲首先兴起了伟大的民族解放运动，冲击着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一系列东南亚国家摆脱了西方殖民国家的统治枷锁，赢得了民族独立，使亚洲的政治面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东南亚各国几乎都是欧美帝国主义的殖民地、保护国。泰国在政治上虽然保持独立，但在经济上被英、法控制。大战期间，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整个东南亚地区，在“大东亚新秩序”的旗号下，建立军事法西斯的统治。东南亚各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民族解放斗争高潮。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席卷了东南亚广阔地区。在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缅甸、越南等国，共产党人和反法西斯的民主人士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人民武装，开展了抗日武装斗争。东南亚国家的抗日斗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宝贵的贡献，并为战后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创造了条件。

战后，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溃败和英、法、荷等西欧殖民国家的削弱，东南亚地区民族独立运动空前高涨。1945年8月，在日本法西斯投降之际，越南和印度尼西亚掀起了八月革命，宣布建立越南民主共和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菲律宾、缅甸、马来亚等国人民也展开了争取独立的斗争。

菲律宾独立菲律宾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被日本占领。1942年1月，日本在菲建立“行政委员会”傀儡政权。1943年10月又导演一场假独立的闹剧，宣布建立“独立”的“菲律宾共和国”。在日本占领时期，菲律宾共产党和民主组织领导了抗日武装斗争。以菲共为主的人民抗日军到1945年发展为一支拥有10万人的武装力量，并控制了吕宋岛的大片地区。在解放区建立了民主政权，进行了初步的民主改革。1944年10月后，人民抗日军和地方游击队配合美军向日军发动反攻，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5年2月，美国恢复了对菲律宾的统治后，宣布菲律宾人民抗日军非法，并下令解除其武装，同时搜捕人民抗日军的领导人。这引起了菲律宾人民的反抗。同年9月23日，60，000多菲律宾工人和农民在马尼拉举行示威游行，要求独立、民主和土地。同年12月23日，马尼拉召开了有65，000人参加的群众大会，反对美国企图修改《泰丁斯——麦克杜菲法》，延缓宣布菲独立的阴谋。在菲共领导下，工人罢工、农民反抗不断发生。许多人民抗日军战士重新拿起武器开展反抗美国殖民统治的斗争。

在这种形势下，美国不得不按照《泰丁斯——麦克杜菲法》的规定如期宣布菲律宾独立。1946年7月4日，在马尼拉举行了菲律宾独立和成立菲律宾共和国的典礼。美国宣布将菲律宾主权移交给菲律宾共和国政府。美驻菲高级专员公署改为驻菲大使馆。菲律宾自由党的首领罗哈斯就任菲律宾共和国的第一任总统。

菲律宾的独立是菲律宾人民长期斗争的一个成果，它使菲律宾民族解放事业向前迈进了重要的一步。不过，美国在菲律宾独立后仍然没有放松对它的控制。美通过签订《美菲总关系条约》以及《贸易协定》《军事基地协定》和《共同防御条约》等，继续保持在菲律宾的殖民经济特权，并继续驻扎军队和设置军事基地。1954年，美国还把菲律宾拉入“东南亚集体防务组织”。

缅甸联邦的建立二次大战爆发后，日本加紧了对缅甸的渗透，企图以缅甸为基地，打开通向印度的大门。日本利用缅甸人民的反英情绪，以支持缅甸独立为名，帮助缅甸民族主义领袖昂山（1915～1947年）于1941年在泰国组织了“缅甸独立军”，插手缅甸独立运动。

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从泰国入侵缅甸。独立军也随日军回国。1942年5月，日本占领了缅甸。在日本军事法西斯的统治下，缅甸共产党人领导人民开展了抗日游击战争。武装斗争遍及西部阿拉干山区、中部曼德勒、南部伊洛瓦底江三角洲及丹那沙林一带。抗日根据地相继建立。在战争形势日益不利的情况下，日本法西斯于1943年8月虚伪地宣布缅甸“独立”，建立“民族政府”，并将缅甸“国防军”（由独立军改编组成）改名为“国民军”。但是缅甸依然是日本军事占领下的殖民地。昂山等缅甸民族主义者认清了日本的侵略面目后，加入了抗日阵营。1944年8月，缅共秘密联合缅甸人民革命党（缅甸社会党前身）、昂山领导的国民军以及一部分少数民族和群众团体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缅甸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昂山担任自由同盟主席，缅共领袖德钦丹东（1911～1968年）任总书记。自由同盟配合盟军反攻，于1945年3月27日，发动了全国抗日武装起义。昂山率领的缅甸国民军和各地游击队向日军发动进攻。5月解放了首都仰光，收复了大片国土，将日寇赶出了缅甸。

当日本法西斯被逐出缅甸的时候，英国军队却以“盟军”的身份回到缅甸，企图重建英国的殖民统治。英国工党政府于1945年5月发表了对缅政策的白皮书，宣布重新建立在缅甸的总督统治，三年之后恢复1935年《缅甸政府组织法》，举行制宪机构的选举；最后经过英国议会批准，缅甸才可取得自治领地位；掸邦等少数民族地区规定为特区，仍由英国总督直接统治。这是一个以“自治”为名，实为分裂缅甸的计划。英国还利用自由同盟领导人企图通过和平妥协的道路取得独立的幻想，与他们进行谈判。1945年9月，英国海军上将蒙巴顿与自由同盟主席昂山等在锡兰（今斯里兰卡）的康提签订了《抗日军问题协定》（又称《康提协定》）。协定规定将缅甸抗日军改编为英国控制下的政府军，名额由原来20，000多人缩减为5000人，并让人民交出武器。10月，战时逃亡印度的英国总督史密斯回到缅甸。英国军政府将权力移交给总督控制下的缅甸“行政委员会”。史密斯拒绝反法西斯人民自由同盟提出的成立临时政府的要求，并将自由同盟的代表排除在总督行政委员会之外。

1946年1月，自由同盟在仰光举行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抨击了英国奴役缅甸的计划，通过了争取缅甸完全独立的决议，并要求废除殖民“行政机关”，建立代表全缅一切民主力量的临时政府。会议还通过了关于土地问题和经济政策的决议。同年2～3月，缅共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在德钦丹东领导下批判了和平发展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拒绝放下武器。1946年初，缅甸农民斗争兴起。同年9月，爆发了全国性总罢工。除工厂、铁路、码头工人外，公务人员和警察也参加了罢工。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要求完全独立”、“撤退英国占领军”等口号。9月23日各地农民也举行支援总罢工的示威游行。这是战后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的“九月高潮”，是缅甸人民对英国殖民统治的一次大示威。全国性的政治大罢工几乎使缅甸的行政管理和经济生活陷入瘫痪。英国扶植的行政委员会被迫解散。

面对日益高涨的民族独立运动，英国殖民者一方面调动军队进行镇压，围剿由前抗日武装改组的人民志愿军，派出军警袭击进步社团和报社，逮捕民族运动的积极分子；另一方面采取分化瓦解自由同盟的手段。1946年9月底，英国新任总督兰斯组成新的行政委员会，邀请昂山担任副主席兼国防和外交部长。自由同盟领导下令停止总罢工，并于10月将共产党开除出自由同盟。自由同盟的分裂削弱了缅甸民族独立运动。缅共领导的工会和农会组织退出自由同盟。

1947年1月，昂山等赴英谈判。1月27日签订了《昂山——艾德礼协定》。这个协定虽规定缅甸可以“在英联邦内或联邦外尽快取得独立”，但没有规定独立的日期。在过渡期内，缅甸仍由英国管理，总督和行政委员会的权力不能变更。英国虽同意1947年4月选举制宪议会，制定宪法，但宪法须经英国国会批准。缅甸的边区仍由英国总督管辖。根据《昂山——艾德礼协定》，缅甸行政委员会成了过渡政府。同年4月，英国和缅甸行政委员会签订了《英缅经济协定》。它规定独立后的缅甸继续承认英国公司原来享有的特权，未经达成协议和作出赔偿，不得对英国公司实行国有化；缅甸独立后留在英镑区，缅甸纸币由英国印刷发行；缅甸政府应给在缅供职的英国官员发放养老金，并承担殖民时期缅甸行政机构的债务。

缅共和缅甸人民反对妥协性的上述协定，要求完全独立。1947年初，罢工斗争重新高涨。阿拉干山区和伊洛瓦底江三角洲一带的农民武装斗争发展起来。

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昂山提出了一年内实现独立、建立全权民族政府的主张，并邀请缅共等左翼组织派代表参加制宪会议。1947年4月，举行了制宪会议的选举，成立了以昂山为总理的临时政府。6月10日召开制宪会议，通过了脱离英联邦、宣布缅甸为独立自主共和国的《缅甸联邦宪法草案》。会后派遣制宪会议议长吴努赴英谈判移交政权问题，但无结果。昂山在制宪会议后多次发表讲话，表达了争取完全独立的决心。他说：“我们愿意通过非暴力方式取得独立，当这种方式不能奏效时，该打就打。”

英国殖民者对昂山态度的转变和他与缅共的重新接近十分不满，竟然采取卑鄙的谋杀手段。1947年7月19日，昂山及六位部长在行政会议秘书厅开会时，被英国指使的“爱国党”首领吴素组织的一群执枪暴徒杀害了。昂山将军遇难时仅32岁。他遇难后被追认为民族英雄。缅甸独立后，在仰光修建了昂山等七烈士陵园，并把7月19日这一天定为烈士节。

昂山等人的遇害，激起了缅甸人民的愤慨。7月20日，昂山等的葬礼变成10万群众参加的政治示威。缅共和其他爱国政党、社团参加了葬礼，号召加强民族团结，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新的决战。全缅工会大会和农民组织准备发动新的全国性运动。

在缅甸人民反英斗争新高潮即将到来时，英国被迫与缅甸进行移交政权的谈判。1947年8月2日，组成了以吴努为首的临时政府。8月到10月，英缅双方在仰光进行了谈判。9月24日，缅甸制宪会议通过了《缅甸联邦宪法》，规定缅甸是英联邦以外一个独立的、拥有主权的多民族国家。10月17日，英国首相艾德礼和缅甸临时政府总理吴努在伦敦签订了《英缅条约》。条约规定英国承认缅甸联邦为独立自主的国家，但保留了英国在缅甸享有的一些军事和经济特权。1948年1月4日，缅甸联邦正式宣告成立。50年代初，缅甸独立斗争深入发展。1953年1月，缅甸联邦政府宣布废除《英缅防御协定》，10月又取消了英国商品享有的关税特惠权。缅甸的独立日益巩固。

马来亚联合邦独立19世纪末，英国逐步侵占马来半岛各邦。1896年成立“马来联邦”，控制了霹雳、雪兰莪、森美兰和彭亨。1909年后，又先后控制了吉兰丹、吉打、玻璃市、丁加奴以及柔佛诸邦，并于1914年组成“马来属邦”，置于英国顾问官控制之下。从此，马来亚全部沦为英国殖民地。

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击败英军，占领马来亚和新加坡。在日占时期，马来亚共产党（1930年成立）组织人民抗日军奋起抗战。在三年多的时间内，马来亚人民抗日军与日军作战340多次，歼敌5500多名。1945年初，人民抗日军已发展为7000人的武装力量。到日本投降时，马共已成为国内强大的政治力量，领导了一支拥有15，000人的武装和有50万成员的群众组织，并在许多城镇建立了人民委员会。

大战结束后，英军以“受降”为名，于1945年9月5日在新加坡登陆，并重新占领了马来亚。12月1日，英国军事当局解除了人民抗日军的武装，解散了人民委员会。

为恢复和加强在马来亚的殖民制度，1946年1月，英国内阁发表《白皮书》，决定成立“马来亚联邦”。4月1日，英国与各邦素丹签约，正式宣布成立马来亚联邦，并将政权移交给文职政府。马来亚联邦包括原马来联邦和马来属邦的九个邦以及前海峡殖民地的槟榔屿与马六甲，而新加坡则为皇家直辖殖民地。联邦由英王委任的总督为首脑，各邦素丹政府隶属总督为首的联邦政府。联邦立法会议握有立法权，其决定无须征得各素丹的同意。这样，马来亚联邦的一切大权均控制在英国手中。因而，这次“政制改革”遭到马来亚各政党和各族人民的反对。此外，《白皮书》规定给在马来亚、新加坡出生的人，以及所有在1942年2月15日之前的15年中，居住满10年的移民以公民权，这使许多马来人不满。为抗议《白皮书》的公布，各地举行了群众性示威游行。1946年马来亚发生了约2000次罢工。各邦素丹也接受群众的要求，拒不出席英国人的就职典礼。

由于没有得到各邦素丹的支持，并遭到最大的马来人政党———马来民族统一机构（1946年5月成立，简称“巫统”）和其他马来人的反对，英国政府同意修改马来亚联邦宪法，并成立一个由英国代表、各邦素丹、巫统代表组成的工作委员会来起草新宪法。1947年7月24日，公布了将马来亚联邦改为马来亚联合邦的新宪法，同年12月经英国国会通过。翌年2月1日，马来亚联合邦正式成立。

马来亚联合邦政府给予各素丹较多的权力，联合邦政府以各邦素丹和英王的名义共同主持，高级专员取代了总督；成立素丹会议，有权听取和批准联合邦政府的重要政策；立法机构中增加了马来人的席位。但英王仍拥有最高权力，高级专员有权任命立法议会成员，并有否决立法议会议案的特权，新加坡仍为英王直辖殖民地。

马来亚联合邦成立前后，马来亚的反殖民统治的斗争高涨。槟榔屿甚至一度展开脱离联合邦的运动，1947年10月20日，爆发了为期一周的总罢工，有数十万人参加，各地工商业和交通陷入瘫痪状态。

1948年6月18日，英国殖民当局颁布实施“紧急状态”法令，宣布马共及其他左翼组织为“非法”，发动大逮捕，进而发动全面的武装镇压。12月，马共中央召开会议，制定了开展武装斗争、推翻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纲领。共产党转入地下，开始了长期的游击战争。

与此同时，巫统等政党参加了议会活动。1951年4月，马来亚联合邦政府建立国会，高级专员任立法议会议长。巫统主席达图·奥恩被任命为内政部长。8月，东古·拉赫曼（1903～）任巫统主席。之后，实行与最大的华人政党“马华公会”合作的方针，成立“马华联盟”。1954年10月，马来亚印度人国民大会（1946年8月成立）也加入联盟，称为“马华印联盟”。它们联合起来，参加议会选举，开展合法斗争。

1955年4月亚非会议的召开，推动了马来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1955年7月，马来亚联合邦立法议会举行大选，马华印联盟在52个议席中赢得51席。联盟主席拉赫曼出任联邦政府首席部长兼内政部长。马华印联盟成为执政党。同年8月，拉赫曼向英国递交备忘录，要求在今后四年内联合邦在英联邦范围内独立，取消英高级专员的否决权，将财政和防务大权交给民选的联合邦政府。1956年1月18日至2月18日，拉赫曼率代表团赴伦敦谈判。英国此时已无力继续维持在马来亚的直接统治，被迫同意马来亚于1957年8月独立。

1957年7月2日，在吉隆坡公布了联合邦独立的新宪法。根据宪法规定，设立联合邦最高元首，由统治者会议（相当于素丹会议）从九个州（邦）的素丹中选举产生；设立国会，由上、下两院组成；内阁向两院议会负责，最高元首应按内阁意见行事；各州设州政府和州议会，州首脑是素丹，槟榔屿与马六甲首脑称州长；扩大非马来人的公民权，所有从宣布独立之日起在马来亚联合邦出生的人，都自动成为联合邦的公民。宪法还规定马来语为国语，十年内英语仍为官方语言；伊斯兰教为国教，同时保障其他宗教自由。

1957年8月31日，马来亚联合邦在英联邦内宣布独立。9月2日，森美兰的素丹端古·拉赫曼被选为第一任最高元首。随后，东古·拉赫曼为总理的第一届内阁政府组成。马来亚联合邦独立标志着英国在马来亚长达171年的殖民统治基本结束，马来亚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

第二节　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诞生

印尼八月革命和印度尼西亚共和国的建立1945年8月，日本投降。8月15日，共产党人和青年革命组织的领导人在雅加达秘密集会，作出了立即宣布独立的决定，并派代表与民族主义领袖苏加诺、哈达协商，要求他们出面宣布独立。8月17日，苏加诺、哈达签署了独立宣言，印度尼西亚共和国宣告成立。独立宣言发表后，各大城市举行示威游行，群众高呼：“一旦独立，永远独立！”革命民兵夺取日军武器，占领工厂、电台。各地开始建立共和国政权机构。

8月18日，印尼各政党、各社团领袖举行“印尼独立筹备委员会”会议，通过共和国宪法，选举苏加诺、哈达分别担任正、副总统。随后组成了以右翼社会党人沙里尔为总理的国会制内阁。

共和国成立不久，9月29日，英军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在印尼登陆，占领了雅加达、万隆、三宝垅等城市。被日军拘留在集中营的荷印殖民军被英军释放后组成“荷印联军”，逃亡到澳大利亚的荷印殖民官员也卷土重来，他们与从欧洲开来的荷军结合在一起，企图恢复殖民统治。

英军的入侵遭到印尼人民的坚决抵抗。11月10日，入侵泗水（苏腊巴亚）的英军出动飞机、坦克和军舰，发动大规模进攻。泗水军民包括当地华侨英勇抗击英军，浴血战斗21昼夜。泗水保卫战显示了印尼人民捍卫民族独立的英雄气概，这一天被定为英雄节。在印尼人民的抗击下和世界舆论的谴责下，英军于1946年10月撤出印尼，但将占领区交给了荷兰殖民者。

印尼人民的抗荷战争荷兰不承认印尼独立，企图重建殖民统治。它一面加紧准备殖民战争，一面与印尼谈判。1946年11月15日，沙里尔政府与荷兰签订了《林芽椰蒂协定》。协定规定，荷兰承认印尼共和国在爪哇、马都拉和苏门答腊“行使事实上的主权”，但印尼共和国必须同荷兰扶植的联邦区联合组成印尼联邦，并参加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尼联邦；经济上要恢复和赔偿外国资本的财产和权益。这是一个妥协投降的协定。由于人民的反对，1947年6月，沙里尔下台，7月组成了以共产党人沙利弗丁为首的联合政府。

荷兰殖民者为迫使印尼政府屈服，7月20日发动“第一次警卫行动”，即殖民战争。在英美支持下，荷兰出动了12万军队，在中爪哇和东爪哇登陆，发动大规模进攻。沙利弗丁政府组织了抗荷卫国政府。但由于力量悬殊，加上内部反动势力的破坏和战术上单纯进行阵地防御战，抗战局面仅维持两个月。

1947年10月，联合国决定成立由美、比、澳三国组成的“斡旋委员会”，进行调停。翌年1月12日，在美国等的“斡旋”下，印尼政府作了错误的原则让步，同荷兰在美舰“伦维尔”号上签订了《伦维尔协定》。协定的内容是：一、以莫克线为分界线，就地停火；二、在爪哇、苏门答腊、马都拉的荷占区举行公民投票，以确定这些地区回归印尼共和国，或加入印度尼西亚联邦；三、在联邦成立之前，荷兰继续行使主权。这个协定比《林芽椰蒂协定》对印尼更为不利。它使印尼的爪哇岛的三分之二、马都拉的全部和苏门答腊的一部分被荷兰占领，并承认荷兰的宗主权。沙利弗丁政府自动辞职后，哈达和玛斯友美党人上台执政。

哈达政府执行亲美政策，对外表示完全遵守《伦维尔协定》，对内禁止罢工和示威游行，并走上镇压工农和共产党的道路。哈达的政策遭到人民的反对。1948年5月，印尼共产党和其他革命组织组成人民民主阵线，制订《民族纲领》，要求改组哈达内阁，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印尼共和国。

美、荷帝国主义和印尼右派害怕人民革命力量的增长。1948年7月21日，美国代表霍金斯、柯契兰同印尼代表哈达等人在沙冷岸（茉莉芬）召开会议，密商“消灭红色分子”的计划。美国允诺提供武器和6500万美元的经费。

在印尼革命危急的关头，1948年8月在国外活动的印尼共产党领袖慕梭回国。8月13～14日，在日惹召开的印尼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慕梭作了题为《印尼共和国的新道路》的报告。在慕梭领导下，印尼共中央总结了工作，作了自我批评，提出了新的路线和政策：坚决为取消《林芽椰蒂协定》和《伦维尔协定》而斗争；将三个工人阶级政党（共产党、劳工党和左翼社会党）合并为统一的印尼共产党；建立由党领导下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民族统一阵线；消灭封建制度，实行土地改革；加强在军队中的工作。8月26～27日，印尼共中央选举慕梭为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并通过了《印尼共和国的新道路》的决议。会后慕梭到各地访问，宣讲党的路线和政策。

为了阻止革命运动的发展，哈达政府在美、荷支持下，借口共产党人要“夺取政权”、“建立苏维埃政权”，派遣大批军队，于1948年9月制造了“茉莉芬事件”，追捕和屠杀共产党和进步人士。印尼共产党人和人民民主阵线成员被迫武装自卫。在这一事件中，慕梭、沙利弗丁等党的领导人牺牲，约有三万六千名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被捕，其中约一万人惨遭杀害。

哈达政府镇压了印尼共产党后，印尼共和国防御力量削弱，荷兰殖民者乘机于1948年12月19日发动第二次殖民战争，攻占了印尼共和国临时首都日惹，苏加诺等印尼政府领导人被俘。印尼人民奋起抵抗。共产党人和爱国军民广泛开展游击战争。15万荷兰殖民军被迫固守大城市，到1949年2月底，仅能控制东爪哇的三分之一和西爪哇的近一半地区。荷兰的侵略遭到亚洲和国际舆论的谴责。由于战争旷日持久，荷军伤亡日增，军费开支浩大。美国乘荷兰处于困境的时机，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向荷兰施加压力，要求双方停火，并释放苏加诺等人。美国还通过“斡旋委员会”（1949年1月改名“联合国印尼委员会”）出面调处。1949年5月7日，荷兰和印尼在雅加达签订停战协定。

1949年8～11月，在海牙举行了有印尼共和国政府、荷兰、印尼各傀儡邦以及联合国印尼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参加的圆桌会议。11月2日签订了《圆桌会议协定》。协定规定：印尼共和国和15个傀儡邦组成“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参加以荷兰女王为元首的荷兰——印尼联盟；印尼在外交、国防、财经和文化等方面和荷兰实行“永久合作”；西伊里安继续由荷兰占领，其归属问题待以后双方“协商”解决；印尼还需偿付殖民政府的400亿荷盾的债务。

废除《圆桌会议协定》与收复西伊里安《圆桌会议协定》签订后，荷军从印尼撤走。1949年12月19日，印度尼西亚联邦共和国成立。苏加诺仍担任总统，哈达任总理。12月27日，荷兰将西伊里安以外的印尼领土的主权移交给联邦共和国。从此，长达三百四十多年的荷兰直接统治终结。但是，不平等的《圆桌会议协定》依然存在，占印尼领土20%的西伊里安还被荷兰占领，荷兰殖民者在印尼各傀儡邦区仍拥有巨大的政治经济势力，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占统治地位的状态没有被触动。美国势力乘机渗入印尼。美、荷帝国主义还通过代理人组织“伊斯兰教运动”、“印尼伊斯兰教军”等反动教派组织，进行分裂、颠覆活动。因此，印尼人民仍面临着完成八月革命的任务和捍卫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的斗争。

1950年，印尼全国开展了取消傀儡邦区、组成统一的共和国的运动。各傀儡邦被迫纷纷解散。同年8月15日，统一的印度尼西亚共和国成立。

在统一的共和国成立初期，右翼集团在政府和军队中拥有很大势力。他们忠实履行《圆桌会议协定》，并同美国签订《共同安全条约》，参加对新中国的封锁禁运。同时颁布禁止工人罢工法令，压制共产党和工人运动。但在这一时期，印尼共产党和各民主组织的力量逐步恢复和发展。1951年初，印尼共建立了以艾地（1923～1967年）为首的新的中央，工会和农会组织也重新建立，工农运动发展起来。

右翼集团进行反扑。1951年8月，苏基曼内阁发动“八月大逮捕”，把三千多名进步人士投入监狱。印尼共与各民主组织组成反苏基曼内阁的统一战线，发动群众，迫使苏基曼内阁辞职。以民族党人为主的韦洛坡内阁执政后，释放了被捕者。1952年10月，共产党人和民主力量配合，又击破了右翼社会党人策动的军事政变，右翼势力日益孤立。共产党、民族党和以苏加诺为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重新组成统一战线，影响日益扩大。

1953年7月，民族党人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1903～1975年）组阁。这届内阁执行反帝反殖、维护独立和不结盟的政策。经过谈判斗争，1954年8月，阿里内阁与荷兰达成了取消“荷兰——印尼联盟”的协议，废除与荷兰的有关外交、军事、文化合作的协定条款。1955年，印尼成为万隆会议的东道国，为会议的成功作出了贡献。在会议期间，印尼政府和中国代表团于4月22日签订了《关于双重国籍问题的条约》，使印尼华侨在历史上形成的双重国籍问题获得解决。

1956年3月，印尼第一届普选产生的国会成立。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再度组阁。同年4月21日，阿里内阁宣布单方面废除《圆桌会议协定》，取消对荷兰的“债务”。这样，印尼的独立地位得到保障。

在万隆会议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高涨的形势下，1956～1958年，印尼政府粉碎了美、荷支持的苏门答腊、苏拉威西和南摩鹿加群岛等地的军事叛乱。1960年苏加诺总统下令解散参与策划叛乱的反动政党。1961年12月，印尼政府发出总动员令，组织志愿人员，准备解放西伊里安。翌年，掀起了解放西伊里安的高潮。一批志愿人员在西伊里安的两个岛登陆。印尼政府宣布没收荷兰在印尼的企业和种植园。在这种形势下，荷兰被迫于1963年5月1日将西伊里安移交给印尼。印尼共和国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权利得到实现。

第三节　战后印度人民反英斗争高涨。印巴分立

战后印度人民反英斗争高涨。孟买水兵起义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1939年9月3日，英印总督宣布印度为参战国。英国殖民当局颁布《印度国防条例》，宣布印度处于战时状态，限制印度人民的民主自由权利。1941年12月，日本挑起太平洋战争，向美、英宣战。英国在东南亚节节败退。1942年3月，日军占领英属缅甸，战火烧到印度大门口。美国为了换取印度积极参战，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竭力主张英国允许印度独立。大战期间，美国经济势力迅速渗入印度，并向印度派驻十几万军队。美国在印度的影响扩大。

为了取得印度对战争的支持，并抵制美国对印度事务的插手，1942年3月，英国派遣了下院领袖克里浦斯赴印。他带着一份印度改革方案（又称克里浦斯方案）与印度各党派会商。方案声称在战后建立一个新的印度联邦，将给印度以自治领地位。但战时英国仍“保持控制和指导”，并拒绝国大党要求立即建立印度国民政府的要求。

克里浦斯方案遭到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反对。1942年8月，国大党通过决议，要求立即独立和成立临时政府，并授权甘地领导不合作运动。殖民当局采取镇压手段，迅即逮捕了甘地等国大党领袖。穆斯林联盟于1940年3月提出在次大陆的西北部和东部伊斯兰教徒聚居地区建立“巴基斯坦”国家的要求，认为克里浦斯方案没有包括这方面的内容，也加以拒绝。

大战期间，英国将印度作为在远东的基地，军事订货剧增，印度工业和对外贸易发展。但战争结束后，军事订货停止，生产陡然下降，印度经济陷于困境。大批工人失业，农村发生饥荒。由于英国殖民者以接受日军投降为名，派遣英印军队进驻印度支那南部和印度尼西亚，支持法国、荷兰恢复殖民政权，这激起了印度人民的强烈反英情绪。

战后，亚洲人民反帝斗争高涨，英属殖民地独立运动兴起，印度人民反英斗争空前发展。1945年10月，印度许多城市举行“保卫东南亚日”的活动，要求英国立即从印尼等国撤军，支持东南亚国家的反殖斗争。从11月下旬开始，又爆发了抗议英国殖民当局审讯“印度国民军”军官的群众运动。加尔各答等城市的工人和学生举行示威游行，与军警发生流血冲突。1946年工农运动进一步发展。罢工斗争由1945年的848次增加到1946年的1629次，参加人数由75万增加到196万余。农民运动遍及孟加拉、旁遮普以及克什米尔、海德拉巴土邦的特伦甘纳地区。

在战后反英斗争高潮中，孟买水兵起义占有重要的地位。1946年2月18日，孟买训练营的印度水兵为反对英国军官的种族歧视举行起义。孟买港内20艘军舰和市内陆上部队20，000名士兵参加。起义士兵扯下英国国旗，走上街头，高呼“打倒英帝国主义”、“革命万岁”的口号。起义水兵组织罢工委员会，统一指挥，并提出释放全部政治犯、把印度军队撤出印尼等要求。起义迅速扩展到马德拉斯、卡拉奇等港口的水兵中。21日，全部印度海军人员加入斗争。孟买20万工人、学生举行罢工、罢课，声援水兵起义。

声势浩大的水兵起义使英国殖民当局十分震惊，他们出动坦克、装甲车，调派军队进行镇压。起义开始后，水兵起义领导人曾与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领导机构联系，但是掌握印度民族运动领导权的资产阶级政党———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不但不支持起义，反而指责起义。国大党主席阿萨德认为起义是“越轨的”行动；穆斯林联盟领袖真纳也要求士兵放下武器，采取“合法的、和平的方式”。印共中央领导人热衷于议会选举，也没有给起义水兵以有力支持。在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的劝说下，缺乏坚强领导的起义水兵放下了武器。23日，水兵中央罢工委员会发表告民众书，决定停止斗争。英国殖民当局逮捕了起义领袖。

1945年底至1946年初，印度人民的反英斗争空前高涨，尤其是作为英国殖民统治的支柱印度士兵的武装反抗，动摇了英帝国主义在印度的统治基础。

英国对印政策的变化和印度各大政党的主张战后印度和亚洲形势的变化，特别是空前规模的印度反英斗争，迫使英帝国主义改变其统治政策。1946年2月19日，即水兵起义的第二天，英国工党政府首相艾德礼匆忙宣布派遣内阁特使团赴印商讨赋予印度某种形式的自治问题。3月15日，艾德礼在英国议院承认，印度的独立运动具有全民性。英国“不能采取旧的方式对待现代的局势。1946年的温度已经不是1920、1930甚至1942年的温度了”。英国统治集团认识到用老办法统治不下去了，必须对印度作出重大让步，才能保住自己对印度的殖民权益。

3月24日，由印度事务大臣劳伦斯、商务大臣克里浦斯和海军大臣亚历山大组成的内阁特使团到达印度，与英印总督魏菲尔一起同印度政党领袖和土邦王公开始谈判。当时，印度两大政党之间的对立更为尖锐，各自提出关于未来印度的方案。国大党要求建立一个由它领导的统一的印度，穆斯林联盟则坚持分治，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基斯坦；国大党要求立即采取措施，成立临时政府和制宪议会，穆斯林联盟则提出英国人“分治后离开”。在英国内阁特使团召集的两大党代表的西姆拉会谈（5月5～12日）中，双方在一系列问题上仍存在分歧。

1946年5月16日，内阁特使团公布了英国关于未来印度的方案，提出：一、建立一个由各行省和土邦组成的联邦，享有自治领权利；二、各省和土邦有广泛的自治权；三、按宗教原则分别成立两个穆斯林多数区、一个印度教区的省集团；四、成立制宪机构，制定新宪法，并由总督在改组原行政会议的基础上，建立受各主要党派拥护的印度临时政府。内阁特使团的活动加剧了印度两大党和两大教派之间的矛盾。6月底，英国内阁特使团回国后，印度局势更趋紧张。

1946年7月，印度举行制宪议会选举，国大党获209席，穆斯林联盟获75席，其他党派14席。同时，魏菲尔总督公布临时政府的席位时，给国大党六席，穆斯林联盟五席，其他方面三席。穆斯林联盟对此提出抗议，并决定把8月16日作为实现建立巴基斯坦的“直接行动日”。这一天，在加尔各答举行了穆斯林的抗议示威活动，酿成了两个教派之间的大仇杀，死伤甚多。教派流血冲突还波及比哈尔、孟买等地。9月2日，按英印总督的安排，组成由总督兼总理、尼赫鲁任副总理的印度临时政府，穆斯林联盟直到10月26日才加入政府，但真纳本人拒绝入阁。穆斯林联盟还拒绝出席12月9日举行的制宪议会。这时印度国内各党派、教派之间的矛盾激化，甚至演变到了内战的边缘。

蒙巴顿方案与印度和巴基斯坦的分立1946年下半年到1947年初，印度反英斗争进一步高涨。工人罢工、农民运动和土邦人民反对封建王公的起义风起云涌。1947年1月，坎普尔10万工人和学生为抗议英国殖民者枪杀工人而举行的总罢工和罢课，发展为“总抵制”运动。2月，加尔各答有40万工人、大学生参加“总抵制”运动。在孟加拉的农村，500万农民参加了“三一分租”运动，要求将地租由二分之一减为三分之一，并迫使孟加拉政府颁布新的租佃法。1947年初，海德拉巴土邦特伦甘纳地区的农民起义空前高涨。在印共地方组织和民族组织“安德拉大会”的领导下，起义农民组织了游击队，建立人民政权，并没收地主王公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英国在印度的殖民统治已经岌岌可危。当时，英国驻印总督的参谋长伊斯迈说：“1947年3月的印度是一艘舱中满载弹药而在大洋中着了火的船。”

为了避免英国在印度的统治完全崩溃，并防止印度人民革命进一步发展，英国政府不得不采取新的对策。1947年2月20日，艾德礼在英国下议院发表对印政策声明，惊呼印度局势可能引起危险，不能再无限制地继续下去。他提出，英国政府将“采取必要步骤，至迟在1948年6月以前把政权转让到负责的印度人手里”。1947年3月，蒙巴顿接替魏菲尔担任印度总督，他同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领导人及各方面人士举行了会谈，以贯彻艾德礼政府的对印政策。

1947年6月3日，蒙巴顿公布了“印度独立方案”，即所谓“蒙巴顿方案”。这个方案依据宗教原则决定把印度划分为印度斯坦和巴基斯坦两个自治领。印度斯坦包括阿萨姆、孟加拉西部、旁遮普东部、比哈尔、联合省、孟买、马德拉斯等地区；巴基斯坦包括西巴基斯坦（旁遮普西部、信德省、俾路支省、西北边省）和东巴基斯坦（孟加拉东部和阿萨姆的西尔赫特区）。各土邦在移交政权后享有独立地位，可分别谈判决定加入哪一个自治领。国大党和穆斯林联盟虽各有疑虑，但还是同蒙巴顿达成协议，接受了方案。印共反对这一分裂印度的方案，但无力左右局势。

1947年7月，英国议会通过了“印度独立法案”。同年8月14日，巴基斯坦宣布独立，15日印度宣布独立。两国成为英联邦内的自治领。从此，英国在印度长达190年之久的直接统治结束。这是印度人民经过各种形式的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一个重大胜利。印巴分别获得独立，加速了英帝国的衰落和英国殖民体系的瓦解。

印巴独立后，在印度组成了以国大党领袖尼赫鲁为总理的联邦政府，巴基斯坦组成了以穆斯林联盟书记列雅格特·阿里汗为首的政府。根据独立法案，两国分别成立了制宪议会，同时每一个自治领仍设有一个英王任命的总督。1947年8月，蒙巴顿留任印度总督，1948年，由印度人拉贾戈巴拉查理接任。真纳则担任巴基斯坦总督。

英国策划的印巴分治，给两个新的独立国家带来一系列恶果。印巴分治过程中，成千上万的印度教徒和伊斯兰教徒离开原来的居住地，进行大迁徙。到1948年，流落在印巴各地的难民达800万人以上。教派的纠纷和仇杀造成许多人死亡。1947年8月，旁遮普的双方大屠杀死亡50万人。甘地谴责教派仇杀，呼吁教派团结，1948年1月30日，在德里被印度教狂热分子刺死。由于印巴分治，使统一的经济一时被分割。黄麻工业在印度斯坦，而大部分黄麻产地却在巴基斯坦；棉纺织业工厂几乎全部集中在印度，而长纤维棉花的产地却在西巴基斯坦。土邦归属问题，特别是克什米尔的归属问题成为印巴两国长期纷争的重要问题。

克什米尔土邦（又称查谟——克什米尔土邦），面积2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约500万，其中穆斯林占77%，印度教徒占22%。它位于南亚次大陆北部山区，与中国和阿富汗相邻，北距苏联边境仅14.5公里，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按照蒙巴顿方案，克什米尔土邦可以自行决定加入印度或巴基斯坦，或者保持独立。分治后信仰印度教的王公掌握的土邦议会，宣布克什米尔加入印度联邦。1947年10月，印巴在克什米尔发生武装冲突。翌年8月，联合国印巴委员会通过克什米尔停火、非军事化和举行公民投票的决议，当时印巴双方都表示接受。1949年初，双方停火。7月划定了停火线。印度占有面积五分之三、人口约400万的地区，巴基斯坦控制了面积五分之二、人口约100万的地区。印巴两国曾多次就克什米尔问题举行谈判。从1953年以来，巴基斯坦一直主张在克什米尔举行公民投票，印度政府则加以拒绝。克什米尔问题长期未获解决。1965年9月印巴之间爆发第二次克什米尔战争。战争进行了17天。1966年1月双方签署《塔什干宣言》，同意停火撤军，并同意不使用武力而是通过和平手段来解决它们的争端。

第五章　战后初期西亚、非洲和拉丁美洲的民族民主运动

第一节　战后初期西亚的形势。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

战后初期西亚的形势西亚包括东起阿富汗、伊朗，西至土耳其，北起里海南岸，南至阿拉伯半岛的广阔地区。除土耳其、伊朗、阿富汗、塞浦路斯外，大多数为阿拉伯国家。西亚和北非一起被西方国家称为“中近东”或“中东”地区。由于它地处欧亚非三大洲的衔接地带，扼东西方交通的咽喉，在战略上具有至关重要的地位。西亚地区资源丰富，特别是石油资源居世界首位。战后，由于石油资源不断发现，产量飞跃上升，西亚在经济上的重要性也与日俱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西亚主要是英法的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尤其是英国，在这里拥有巨大的殖民权益，并控制了大部分石油产地。二次大战期间和战后，随着英法的削弱，美国的势力日益渗入这个地区。大战结束后，英国在西亚仍据有优势地位。它先后提出“大叙利亚”计划和“肥沃的新月”计划，企图通过联邦形式将一些阿拉伯国家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用以抵制美国的扩张和维持自己在西亚的殖民统治。但由于自己力量不足和西亚阿拉伯人民的反对，这些计划均未实现。战后初期，美国以经济和军事援助为手段，咄咄逼人地向西亚扩张，排斥并取代英法的传统势力。美国的西亚政策一是企图控制中东的资源，特别是石油；二是将西亚变为遏制苏联势力向外发展的前沿阵地。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在致国会咨文中要求拨款4亿美元援助希腊和土耳其政府。“杜鲁门主义”宣布后，美国和土耳其签订了一系列经济、军事协定，派遣军事顾问团和经济顾问团进入土耳其，并将土耳其拉入“北大西洋公约集团”，在土耳其领土上建立了美国的军事基地。1949年1月，杜鲁门又提出“技术援助落后地区计划”，通过缔结财政、技术援助协定，向亚非国家渗透。伊朗、沙特阿拉伯、黎巴嫩等西亚国家都先后与美国签订了这种协定。

为了遏制西亚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美国联合英法企图在这一地区建立军事集团。1951年10月美英法和土耳其联合向埃及提出设立“中东司令部”的建议，随后向阿拉伯各国建议，组织一个受它们控制的“联合司令部”，要求各国将武装部队隶属于这个司令部，并允许美英的武装部队驻扎在各国领土上。这个计划遭到大多数中东阿拉伯国家的反对，1951年底宣告破产。1952年10月英美又拟订了一个“中东防务组织”的计划，但还未正式出笼，就立即遭到中东国家舆论的抨击，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的政府表示支持。随后，美英采取迂回策略，让亲西方的伊斯兰国家出面组织，美英政府在幕后操纵，采用双边军事协定的方式，于1955年11月建立了“巴格达条约组织”，其成员国有英国、伊朗、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美国参加了军事、经济和反颠覆三个委员会，在该组织中起着重要的作用。

战后，美国垄断组织进一步渗入西亚，西方国家在这一地区的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50年代中期，美国石油财团取代了英国的优势地位。1956年，美国资本控制了中东已知石油储量的59.4%、石油开采的58.7%。美国的商品也向中东地区倾销。大战时期和战后初期，随着石油工业的发展，西亚的工业和交通运输业迅速发展。工人阶级队伍扩大，人数倍增，一些在战前几乎没有工人阶级的地区，战后也出现了工人阶级。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巴林群岛和卡塔尔有数万石油工人和运输工人。战后初期，西亚各国农业依然落后，粮食依赖进口，封建半封建的土地关系盛行。地主、寺院、王室拥有大片土地，而广大农民极端缺乏土地。在叙利亚，全国550万公顷的可耕地中，地主占有85%，而农民仅有15%。在50万农户中，有三分之二丧失了土地，其余只有极少量的土地。分成制仍然是西亚最流行的租佃形式。工役制、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并存。农民生活贫困。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亚洲兴起了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潮，鼓舞和推动了西亚各国的民族民主运动的发展。战后初期西亚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主要表现为反对外国军事占领、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石油等资源的主权和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在斗争中，阿拉伯国家不断注意加强联合，1945年3月组成的阿拉伯国家联盟日益扩大。1950年签订了《阿拉伯联盟国家联合防御和经济合作条约》。大多数阿拉伯国家坚持独立自主立场，拒绝参加军事集团。

在大战期间，英法军队开进叙利亚、黎巴嫩。戴高乐派领导的法国国民议会于1941年9月曾宣布承认叙、黎两国为独立国。两国的议会和政府成立后，又迫使法国于1943年12月撤销了委任统治权。1945年2月，叙、黎两国对德宣战，并作为创始国加入联合国。但是直到大战结束后，英法军队拒不撤走。法国还增派军队，镇压两国人民要求独立的斗争。两国人民组织游击队，开展反对外国占领军的武装斗争。1945年秋，两国政府正式要求英法占领军撤退。1946年2月又向联合国安理会上诉。安理会作出决议，要求外国军队从速撤离叙、黎。同时，两国掀起抗议示威和抵制法国军事和民政机构的运动。在人民斗争的压力下，加上英法和美国之间的矛盾，1946年4月英法军队撤出叙利亚，1947年1月撤出黎巴嫩。

大战结束后，伊拉克人民投入了要求废除《英伊同盟条约》的斗争。1930年签订的这一条约给予英国在伊拉克领土上建立军事基地等特权。尽管1932年国际联盟宣布英国对伊拉克的委任统治结束，伊拉克获得一定的独立，但在英伊条约的束缚下，仍处于对英依附的状态。1948年1月，伊拉克政府与英国签订了新的为期20年的《朴次茅斯条约》。这个条约仍规定英国有权把自己的军队派进伊拉克，并享有一系列军事特权。条约签订后，伊拉克各地掀起抗议示威和罢工浪潮。巴格达和一些城市发生了示威群众和军警的流血冲突。在群众斗争的强大压力下，负责签订条约的首相贾布尔不得不下台出国。

约旦原是巴勒斯坦的一部分，1920年成为英国的委任统治地。1921年英国以约旦河为界，把巴勒斯坦分为两部分。西部仍称巴勒斯坦，东部称外约旦。1923年外约旦成为英国委任统治下的一个埃米尔国。1928年英国迫使外约旦签订为期20年的英约协定，使英国对外约旦的控制合法化。战后外约旦人民反对委任统治的斗争高涨。1946年3月22日，英约签订伦敦条约，废除委任统治，承认外约旦独立。5月25日，阿卜杜拉登基为王，改国名为外约旦哈希姆王国。1948年3月15日，英约又签订为期20年的同盟条约，英国保留在外约旦驻军和使用基地的权利。1952年侯赛因即位。他执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拒绝参加任何军事集团。1957年3月废除《英约同盟条约》，7月英军被迫撤出。约旦走上独立发展道路。

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位于苏联南面、波斯湾北岸的伊朗是一个战略地位重要且盛产石油的国家。1954年，它的石油蕴藏量达19.95亿吨，约占资本主义世界石油总蕴藏量的十分之一。但伊朗的石油资源被英国控制。1909年成立的英伊石油公司掌握了伊朗的石油开采权。1933年签订的《英伊石油协定》规定该公司租借伊朗南部26万平方公里的油区，期限至1993年，伊朗政府仅能获得公司石油利润的20%。英伊石油公司的租借地在伊朗形成“国中之国”。它由英国军警管辖，伊朗法律在此不能应用。伊朗工人备受剥削，却无罢工权利。

二次大战爆发后，伊朗宣布“中立”，但国王礼萨·汗·巴列维与德国法西斯暗中勾结。1941年后，英、苏、美三国军队先后进驻伊朗。礼萨·汗·巴列维被放逐到非洲，其子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继位。大战结束后，于1946年5月前，美、英、苏军队先后从伊朗撤出。但是，英国在伊朗仍享有巨大的权益，美国势力也大力向伊朗渗透，企图取代英国。这使伊朗成为帝国主义在西亚争夺霸权和石油产地的重要场所。

战后伊朗人民维护国家主权、要求收回石油资源的斗争日益高涨。1947年底，伊朗政府向英国提出了修改1933年石油协定的要求。1949年7月，英伊签订了一个对1933年英伊协定的补充协定。但是，这个协定仅仅增加一些租让权的税金，却几乎保留了英伊石油公司原已取得的所有权利。伊朗人民开展了强大的群众运动，反对这个补充协定，要求废除1933年的条约，并立即实现石油国有化。1949年10月，以众议员摩萨台（1880～1967年）为首的资产阶级人士组成“民族阵线”，发表声明反对英伊石油公司，反对独裁。在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推动下，1951年1月11日，伊朗议会否决了补充协定，3月15日通过了关于石油工业国有化法案的决议。

当伊朗议会通过上述决议的消息传出后，英国政府立即发出照会，拒不承认，并派遣军舰驶入波斯湾进行军事恫吓。英伊石油公司还作出停发伊朗石油工人三成补贴的决定。这激起了伊朗工人阶级的反抗。1951年3月底，英伊石油公司工人举行大罢工，全国展开了声援石油工人罢工的群众运动。

1951年4月29日，“民族阵线”领袖摩萨台就任首相。他的政纲主要是实施议会通过的石油国有化决议。5月，关于国有化的决议和包括九点方案的石油法获国王的签署成为法律。法案受到广大群众和爱国人士的欢迎和拥护。6月，摩萨台政府接管英伊石油公司，并宣布改名为“伊朗国家石油公司”。

伊朗石油国有化切断了英国垄断资本掠夺伊朗石油资源、榨取高额利润的重要途径。英国决不肯罢休。在其抗议照会被伊朗政府拒绝后，5月26日，英国向海牙国际法庭提出所谓“申诉”，要求对伊朗的“不法行为”进行“审处”和“仲裁”。10月又将这一问题交安理会处理，企图利用联合国迫使伊朗让步。

英国要求美国给予支持，美国则将插手解决伊朗石油问题作为排挤并取代英国的大好机会。在伊朗反对英伊石油公司初期，美国曾以支持伊朗为幌子，赞同伊朗议会否决英国提出的石油补充协定。美国石油财团企图打入伊朗，将伊朗石油企业置于自己控制之下。当伊朗决心实现石油工业国有化，并且它的斗争还带动了中东各产油国人民斗争的时候，美国害怕这一运动危及它在中东的经济和战略利益，便转而支持英国，共同对付伊朗。1951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致函摩萨台，要求重开英伊谈判；7月中旬，美国总统特使哈里曼到达德黑兰，他以调停人自居，并以“经援”为诱饵，企图使伊朗就范。

当哈里曼抵达伊朗时，德黑兰10万群众举行示威，反对美国干涉。8月，摩萨台政府拒绝了美英所提出的放弃石油国有化的要求。10月间，伊朗采取了实施石油国有化的有关措施，300名英国技术人员只得撤离伊朗。这时，英美勾结起来，对伊朗实行了经济封锁，并采取禁运伊朗石油产品、冻结伊朗在英国银行的存款等手段。英国还积极策划颠覆阴谋，利用反对党进行反摩萨台政府的活动。1952年7月，摩萨台一度被迫辞职。亲美的卡旺·萨尔塔奈继任首相，这引起全国性抗议示威高潮。7月21日，德黑兰发生罢工、罢课，示威群众与军警发生冲突。萨尔塔奈不得不下台。摩萨台重新执政。10月22日，伊朗同英国断绝外交关系。

英美在摩萨台政府屡次拒绝它们的要求之后，便加紧策划政变。摩萨台政府面对帝国主义势力的进攻，不但不发动人民，反而压制群众的反帝运动。1953年8月19日，伊朗发生了一场美英支持的军事政变，摩萨台政府被颠覆，扎赫迪上台。美国立即承认它，并提供了援助。同年12月，扎赫迪政府宣布与英国复交。1954年8月，它又与国际石油财团达成协议，将伊朗石油资源交给了英、美、法、荷石油公司。其中美国五大石油公司获得40%的股份，英伊石油公司也得到40%的股份。伊朗石油国有化运动受挫。但是，伊朗人民的斗争没有停止。1973年，伊朗重新开展了石油国有化的斗争，废除了上述与国际石油财团签订的协定，收回了租让地的石油生产权、行政管理权和设备所有权。

第二节　巴勒斯坦问题和第一次中东战争

巴勒斯坦问题的由来巴勒斯坦位于地中海东岸，靠近苏伊士运河，扼亚欧非三洲交通要道，具有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历来是大国角逐的地区。这个地区最早的居民是迦南人。公元前12～前11世纪，犹太人进入这一地区并建立了国家。此后，巴勒斯坦屡遭周围大国侵占，几经变迁。犹太王国灭亡后，公元1世纪前后，在罗马帝国统治时期，犹太人被赶出巴勒斯坦，流散到世界各地。公元7世纪后，巴勒斯坦成为阿拉伯帝国的一部分，巴勒斯坦的绝大部分居民为阿拉伯人。16世纪后，巴勒斯坦又成为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

巴勒斯坦问题是中东问题的核心，突出表现为阿拉伯人和犹太人的矛盾。它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发展密切相关。19世纪末欧洲兴起犹太复国主义运动，鼓动犹太人返回巴勒斯坦重建犹太国家。这一运动受到英国等的支持。在英国委任统治巴勒斯坦期间（1922～1948年），大批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犹太人之间不断发生冲突和流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逐步取代英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主要支持者。在巴勒斯坦问题上，英美竞争日益激烈。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推行利用阿犹矛盾、支持犹太复国主义势力、排挤英国的政策，进一步卷入巴勒斯坦和中东事务。杜鲁门政府以“关心欧洲遭受迫害的犹太人命运”为名，向英国施加压力，要求英国准许10万犹太难民立即移入巴勒斯坦。犹太复国主义者则利用美国提供的金钱和武器，组织武装恐怖组织，反对英国委任统治当局，并且不顾英国的限制，组织移民，为建立犹太国家作准备。

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处境日益恶化，被迫让美国参与解决巴勒斯坦问题。1946年1月组成英美联合调查委员会。同年4月，该委员会提出一份“建议”，主张巴勒斯坦由联合国托管，并要求1946年内批准10万犹太人迁入巴勒斯坦。这个方案遭到阿拉伯人的反对，犹太人也不满足。7月，英美专家又炮制了一个把巴勒斯坦划分为四个省的“分省自治计划”。这个计划遭到阿犹双方的反对。犹太人希望分治后建立犹太国，阿拉伯人则要求建立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家。英国又提出贝文计划，因阿犹双方反对未能实现。

英国感到继续维持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已很困难，便于1947年2月宣布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联合国处理。1947年9月，第二届联合国大会开幕。会议决定设立专门委员会进行研究。11月29日，大会对专门委员会提出的方案进行表决。最后，以美、苏等国33票赞成，阿拉伯等国13票反对，英国等10票弃权通过了这个分治方案，即《巴勒斯坦将来治理（分治计划）问题的决议（第181〈二〉号决议）》。决议规定：英国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最迟于1948年8月1日结束，此后两个月内成立阿拉伯国和犹太国，阿拉伯国面积约1.1万多平方公里，包括北部加利利、约旦河以西地区和加沙地带以及雅法市的阿拉伯区；犹太国面积15，850平方公里，占总面积的55%；两国在经济上实行一些联合；耶路撒冷及其近郊区（计158平方公里）是一个“在特殊国际政权下的独立主权国家，并由联合国管理”。这个方案明显地有利于犹太复国主义者。

分治决议通过后，遭到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和阿拉伯各国的强烈反对。耶路撒冷城和一些阿犹混居的村镇爆发了阿犹双方的武装冲突。1947年12月，阿拉伯联盟七国发表声明，宣布“决心为反对联合国分裂巴勒斯坦的决议而战”。英国支持阿拉伯国家，企图维护自己在巴勒斯坦的权益。

犹太复国主义者获得美国的支持，加紧筹划建立国家。1948年5月14日，英国结束委任统治。当时大卫·本-古里安就在特拉维夫宣布成立“以色列国”。美国立即予以承认，接着苏联也表示承认。

第一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国建立的第二天，便与埃及、约旦、叙利亚、伊拉克和黎巴嫩爆发了战争，史称第一次中东战争。战争初期，在阿拉伯五国军队联合进攻下，以军节节败退。埃及一支部队逼近特拉维夫，另一支部队越过内格夫，直插耶路撒冷南部。伊拉克军队渡过约旦河，前进到离地中海仅10英里的图勒卡姆。约旦的阿拉伯军团猛攻中路，占领耶路撒冷旧城区，5月28日，迫使当地以色列军投降。

以色列四面楚歌，危在旦夕。以色列总理大卫·本-古里安几次急电联合国代表请求安排停火，并派遣梅厄夫人赴美求援。美国为了挽救以色列，给予它7500万美元的援助，用于购买武器，并通过联合国安理会安排了为期四周的停火，使以色列获得了喘息时间。

在停火期间（6月11日～7月7日），以色列从美法等国获得大批先进武器，军队由30，000人猛增到60，000人。阿拉伯国家却因英国在美国的压力下停供武器，不得不到欧洲市场上购买陈旧低劣的武器。加上各国统治集团之间陷入内部纠纷之中，没有对未来的战争进行认真准备。停火期间，双方军事实力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以色列的变化。停火期满后，以色列发动进攻，转败为胜，十天内占领巴勒斯坦一千多平方公里的土地。

7月15日，安理会通过“无限期停火”决议。第二次停火期间，以色列又获得欧美国家的大量军援。一些国家还派遣“志愿兵”到以色列参战。以色列军队扩充到七万九千多人。10月15日，以色列再次发动进攻。阿拉伯国家失利。12月下旬，以军一度侵入埃及的西奈半岛。

1946年2～7月，在美国人本奇的调停下，以色列先后同埃及、约旦、黎巴嫩、叙利亚签订“停火协定”，分别设立混合停战委员会。历时15个月的巴勒斯坦战争结束。

以色列通过战争控制了巴勒斯坦五分之四的土地，约两万多平方公里，比联合国分治决议中规定的要多6770平方公里。此外，约旦管辖了约旦河西岸4800平方公里土地，埃及管辖了加沙地带258平方公里土地。圣城耶路撒冷的新城区被以色列占领，旧城区由约旦控制。联合国分治计划中的阿拉伯国未能成立，七十多万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失去家园，沦为难民。到1950年难民增至一百多万人。此后，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争端愈演愈烈，中东局势长期处于紧张状态。

第三节　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埃及共和国的建立

非洲独立运动的兴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非洲社会发生新的变化，为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战争期间，帝国主义宗主国为了战争的需要，在非洲一些地区发展有战略意义的采矿业；为了满足战时对工业品和食品的需求，在非洲也发展了加工工业部门和经济作物的生产。因此，以矿业、加工工业和种植园为主的非洲经济获得较快的增长。非洲各国的雇佣劳动者、经济作物种植者增加，民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人数也有增长。北非的工人人数从战前的约三百万人增加到战后的五百万人左右；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工人人数，在同一时期从五百万人左右增加到八百余万人。非洲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及其知识分子建立了各种政治组织和群众团体，提出了政治和经济要求。在战前发展起来的“泛非主义运动”，启发了非洲人民的民族觉悟，为民族独立运动的开展培养了人才，准备了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和战后国际形势的巨大变化，对战后初期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起了促进作用。德意日法西斯的溃败，国际帝国主义势力，尤其是英法这两个统治非洲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国家的削弱，有利于战后非洲各国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亚洲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1949年中国革命的胜利，也给了非洲独立运动以巨大的鼓舞和推动。

二次大战前，非洲仅有埃塞俄比亚、埃及和利比里亚三个独立国家，其土地面积仅占非洲面积的7.8%。这三个国家还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帝国主义的控制。广大非洲地区仍然处在英、法、比、葡、西、意等殖民国家的统治下。战后初期，在非洲社会内部条件发生深刻变化和国际形势有利的情况下，民族独立运动在非洲大陆，首先是北部非洲兴起。

北部非洲民族独立运动发展较早。大战结束时，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和苏丹等国普遍提出了争取民族独立和捍卫国家主权的要求。

利比亚是战后非洲首先取得独立的国家。大战前利比亚是意大利的殖民地。战时利比亚成为英法与德国法西斯交战的战场。1943年1月，英法分别占领了利比亚的一部分土地，建立军政府。美国军队也进入利比亚，建立军事基地。1947年2月，根据同盟国对意和约，意大利不再享有对利比亚的统治权。战后利比亚各民族主义组织提出争取民族独立和国家统一的要求。1949年5月，英意秘密签订《贝文——斯福扎协定》，企图以大国托管为名瓜分利比亚。其内容为：英国托管昔兰尼加，意大利托管的黎波里塔尼亚，法国则托管费赞；利比亚在十年后经联合国大会同意方可获得独立。这激起了利比亚人民的强烈反对。11月，的黎波里塔尼亚爆发了大规模示威游行。同年11月21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关于利比亚的决议，规定利比亚在1952年元旦前独立。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宣布独立，建立了利比亚联合王国。苏丹是战后非洲第二个获得独立的国家。苏丹原为英国殖民地，1899年后英国殖民者以英埃共管的名义进一步加强对苏丹的统治和掠夺。1922年埃及的独立鼓舞了苏丹人民争取独立的斗争。苏丹民族主义的政治组织“毕业生大会”在二次大战期间提出了自治和独立的要求。战后苏丹各政党组织代表团到达开罗，向英埃谈判的参加者提出了结束英埃共管苏丹、成立苏丹民主政府等要求。1951年10月，埃及宣布废除1899年《英埃共管苏丹协定》，英国拒不承认。苏丹人民掀起了反英示威浪潮。英国玩弄“宪政改革”手段，一方面规定给予苏丹完全自治，另一方面将权力依然控制在英国总督手中。1952年埃及发生“七月革命”，推翻法鲁克王朝。翌年1月，埃及新政府同苏丹各政党签订了承认苏丹享有自决权利的决定。英国被迫改变政策，1953年2月与埃及政府签订了英埃关于苏丹的新协定，规定为期三年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建立议会和民族政府。1954年1月，苏丹民族联合党组成民族政府。1955年12月苏丹议会通过了宣布苏丹为拥有主权的共和国的决议。1956年元旦，苏丹正式宣布独立，结束了英国殖民者在苏丹的长期统治。

战后，突尼斯、摩洛哥的反帝群众运动空前高涨。50年代中期，两国人民开展了武装斗争，终于迫使法国殖民者于1956年3月承认两国独立。

突尼斯是法国的保护国，战后法国对突尼斯的统治方式有一些改变。1945～1947年，法国殖民当局进行某些改革，增加了突尼斯人在咨询议会中的席位，并设立有突尼斯人任部长的部长会议。但法国总督仍为部长会议主席，部长会议秘书长由法国人担任，总揽政府的一切事务。“改革”是极其微小的让步。1950年底，突尼斯工人举行抗议总罢工；翌年12月，爆发反法武装起义。法国殖民者逮捕了突尼斯新宪政党、共产党和工会的领袖，查封了报刊。这引起了1952年的全面罢工。从这年初开始，突尼斯出现了自发的武装反抗斗争。1954年春，在新宪政党总书记萨拉·本·优素福的领导下，突尼斯建立了民族解放军，开展了抗法游击战争。同年7月，法国政府声称准备承认突尼斯“内部自治权”。9月法国与突尼斯举行谈判。1955年6月签订给予突尼斯内政自治的法突协定，但规定20年后才允许突尼斯独立。

以优素福为首的一派新宪政党人反对法突“内政自治”协定，在北部边境一带继续开展游击活动，并与阿尔及利亚、摩洛哥人民反法武装力量配合作战。以布尔吉巴为首的另一派新宪政党人虽赞同关于“内政自治”的协定，但也认为，突尼斯最终的目的是实现完全的独立，而达到独立的途径是采用和平的方式。1956年1月，新宪政党全国委员会通过了关于争取独立的决议。布尔吉巴与法国开始谈判。法国殖民者在突尼斯人民坚持斗争和阿尔及利亚武装斗争高涨的形势下，被迫于3月20日签订法突联合议定书，承认突尼斯独立。

大战结束时，摩洛哥仍处于法国和西班牙的殖民统治之下。它是法、西瓜分的“保护国”或“保护地”。摩洛哥素丹及其下属的行政管理机关虽然保留下来，但不过是殖民主义统治的工具。根据1912年的《巴黎公约》，北部丹吉尔划为国际共管区。战时美国势力渗入，战后摩洛哥境内又设立了许多美国军事基地。为了维护殖民保护制度，1946年3月，法国新任总督艾利克·拉朋在摩洛哥推行“改革计划”，他许诺改善摩洛哥人的地位，并对政府的司法制度进行某些改良。拉朋上任仅仅两个月便被许温将军取代。许温执行强硬的殖民政策，宣称法对摩的“保护”关系不可动摇，摩洛哥在任何时候都不会取得独立。摩洛哥人民在大战期间就为废除1912年的保护条约和争取独立而斗争。摩洛哥独立党于1943年12月成立，它提出废除保护条约、建立君主立宪的独立国家的斗争纲领。战后初期，摩洛哥人民要求独立的浪潮汹涌澎湃，以摩洛哥素丹穆罕默德·本·优素福为首的封建上层人士也卷入这场斗争。1948年初和1950年10月摩洛哥素丹两次致函法国总统，要求修改保护条约，代之以新的法摩协定，遭到法国政府的拒绝。1951～1952年，法国殖民当局实行恐怖镇压手段，逮捕摩洛哥独立党和共产党人，将几十万人投入监狱和集中营。1953年8月，又将支持独立运动的素丹优素福废黜，并流放到科西嘉岛，后放逐至马达加斯加岛。这激起摩洛哥人民反帝斗争新高涨。从1954年初开始，摩洛哥爆发武装反抗活动，1955年初，组织了一支解放军。同年秋武装斗争席卷全国，特别是里夫和中部阿特拉斯山区。迫于形势，法国于1955年11月同意让优素福回国复位，并于1956年3月达成承认摩洛哥独立的协议，宣布废除1912年的保护条约。4月，西班牙也承认摩洛哥独立和领土完整。独立后，1957年摩洛哥定国名为摩洛哥王国。次年，收回西班牙占领的南部伊夫尼“保护地”。1960年，收复了对丹吉尔的主权。

阿尔及利亚是法属北非的重要殖民地和战略基地。法国在阿尔及利亚大量移民，掠夺土地，实行同化政策，将阿尔及利亚作为法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突尼斯、摩洛哥独立后，法国力图保住这块殖民领地。大战结束时，阿尔及利亚也掀起要求独立的浪潮。1945年5月8日阿尔及利亚各城市居民和退伍军人举行庆祝胜利和要求独立的示威游行，遭到法国当局的血腥镇压。1947年，阿尔及利亚再次爆发要求独立的群众运动，有10万人参加。在独立斗争中，阿尔及利亚的民族主义组织诞生，其中有1946年4月成立的“拥护阿尔及利亚宣言民主联盟”和11月成立的“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40年代末和50年代初，阿尔及利亚的反帝群众运动持续发展，民族主义力量日益强大。1954年8月，“争取民主自由胜利党”中的比较激进的青年党员组成了“团结与行动革命委员会”。在这个组织的领导下，阿尔及利亚人民举起了反法武装斗争的旗帜。

1954年11月1日，数千名阿尔及利亚爱国青年在二十多个城市发动武装起义。接着，他们以奥雷斯和卡比利亚等山区为基地，把武装斗争推向全国。从此阿尔及利亚的反帝运动进入民族解放战争的新阶段。斗争的规模日益扩大，各民族主义政党和组织联合起来，组成“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阵线”，抗击着几十万法国殖民军的围剿、扫荡。1958年解放军发展到13万人，武装斗争波及全国四分之三的地区。同年9月，阿尔及利亚共和国临时政府成立。

战后，撒哈拉以南非洲的反帝反殖斗争也逐步发展起来。1947年3月，法属马达加斯加岛爆发了民族起义，占全岛人口70%的100多万居民投入斗争。法国军队利用飞机、坦克屠杀了90，000多起义者，逮捕了民主运动的领导人，监禁了20，000人，到1948年才将起义镇压下去。

1952年，英属东非殖民地肯尼亚掀起了反对白人殖民统治、要求土地和自由的武装斗争，又称为“茅茅运动”。这个运动早就在当地吉库犹族农民中秘密开展，口号是“把白人抢去的土地夺回来”。宣誓参加斗争的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超过100万人。起义部队以阿伯德雷山和肯尼亚山为中心，最多时达15，000人。1952年10月，英国殖民当局宣布肯尼亚全境处于“紧急状态”，逮捕了乔莫·肯雅塔等肯尼亚“非洲人联盟”的领导人，对参加“茅茅运动”的农民进行大规模镇压。1956年，起义军遭到严重挫折，司令基马提被俘，翌年被处死。英国殖民者虽然将肯尼亚人民的反抗斗争淹没在血泊中，但阻止不了英属东非和整个非洲民族独立运动的发展。

七月革命和埃及共和国的建立埃及地跨亚非两洲，苏伊士运河位于其境内，具有极为重要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埃及不仅有古老的文明，而且从近代以来其经济文化发展水平又高于其他阿拉伯国家，在阿拉伯世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它历来是帝国主义激烈角逐的场所，又是西亚北非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中心。

1922年，英国虽承认埃及为独立国家，但保留了四项殖民特权。即英军驻守苏伊士运河地区，保留保护埃及国防和国防线的权利，保护埃及境内外侨及其财产的权利，保持英国对苏丹的管理权。1936年英国迫使埃及签订为期20年的《英埃同盟条约》，把上述四项特权用条约形式固定下来，使英国对埃及的军事控制合法化，加深了埃及对英国的依附关系。

二次大战期间，英国依据1936年条约派遣大批军队进驻埃及。埃及虽迟至1945年才向轴心国宣战，但埃及领土的一部分成为战场。英国利用埃及作为军事基地，征用埃及的人力、物力为战争服务，使埃及的农业受到影响，造成粮食减产，连年歉收。由于战时商品输入锐减，英美军队进驻和军事订货增加，使埃及国内市场需求量扩大，这刺激了工商业的发展。随着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埃及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强，无产阶级队伍扩大。战后初期，埃及工商企业中的雇佣劳动者达到150万人，其中产业工人57.8万人。

大战结束后，英国军队拒不撤出埃及，腐败的法鲁克王朝又利用英国的支持实行专制统治，因此战后初期埃及人民斗争的中心内容是，要求废除1936年英埃条约，要求英军撤走，争取完全独立和自由。

1945年12月，埃及政府向英国提出修改1936年条约的要求，但遭拒绝。这激起了埃及人民的反英浪潮。1946年2月9日，数千名开罗学生举行示威游行，在阿巴斯大桥遭到英军的血腥镇压，死伤很多人，酿成“阿巴斯大桥惨案”。埃及工人和学生联合组成“工人学生全国委员会”，统一领导反英斗争，并宣布2月21日为“英军滚出埃及斗争日”。这一天，全国爆发了总罢工和总罢课，10万开罗群众上街游行，高呼“英军滚出埃及”和“打倒法鲁克”的口号。游行群众在解放广场遭到英军的残酷屠杀。3月4日，又一次爆发了反英大示威。在如火如荼的群众斗争冲击下，英国军队被迫撤出开罗和亚历山大，退入运河区。

在1948年的巴勒斯坦战争中，埃及被以色列打败。战争充分暴露了法鲁克王室和政府的腐败无能，引起了普遍的不满。1950年1月经过选举上台的华夫脱党政府又继续执行软弱的谈判政策，在一年半的时间内，与英国政府进行的外交谈判毫无成效，更引起群众的愤懑。由于谈判的失败和人民斗争的压力，1951年10月，华夫脱党政府才不得不通过埃及议会宣布废除与英国签订的1936年条约和1899年共管苏丹协定。

英国立即宣布不承认埃及议会的决议，同时派遣军队，增兵运河区，并占领埃及的一些城市和战略据点，这激起更大的反英风暴。运河区的数万埃及工人宣布总罢工，各大城市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并开展抵制英货运动。成千上万的爱国者参加游击队，开展反对英国占领者的武装斗争。

1952年1月26日，开罗50万群众举行反英示威，英埃矛盾空前激化。这时，英国在美国支持下，制造了开罗纵火暴乱事件，焚毁了许多建筑物，包括一些外国企业及其办事机构，其目的在于迫使主张废除英埃条约的华夫脱党政府下台，并借口保障外侨生命财产，坚持长期占领埃及。1月27日，法鲁克国王解散了华夫脱党政府，任命前宫廷大臣、亲美分子马赫尔为首相。马赫尔政府一成立就宣布全国戒严，设立军事法庭，逮捕大批爱国人士。1952年上半年，埃及政局不稳，五个月内内阁更迭了五次。法鲁克王朝已无法再继续统治下去了。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爆发了埃及“七月革命”。

七月革命是由“自由军官组织”领导的。这个组织成立于二次大战时期，它的成员大多为青年军官。发起人和组织者是加麦尔·阿卜杜勒·纳赛尔（1918～1970年）。该组织成立之初，主要是在军队中进行民族主义宣传，并秘密建立基层组织。1946年纳赛尔向该组织发布指令，要求在军队中扩大政治影响。但当时还没有明确的革命纲领，其目标限于帮助国王驱逐外国势力。1948年巴勒斯坦战争期间，国王及卖国集团竟然把大批破旧武器运往前线，使埃及军队遭到惨败。纳赛尔和自由军官组织终于丢掉了对国王的幻想，宣布他们“最大的战场，还是在埃及！”此后，自由军官组织为推翻王室政权进行了准备。1950年，自由军官组织选出领导机构———执行委员会，纳赛尔任主席。到1952年初，该组织成员达数百人，遍布各军兵种。

1952年7月23日，自由军官组织发动革命政变，扣押了高级军官，控制了开罗，接着占领了国王行宫所在地———亚历山大港，包围了王宫。26日，法鲁克国王宣布退位，逃往意大利。统治埃及16年的法鲁克王朝寿终正寝。

七月革命后，自由军官组织执委会改组为“革命指导委员会”。8月4日，在军队中享有声誉的纳吉布将军参加了革命指导委员会并担任主席，纳赛尔为副主席。9月组成新政府。纳吉布任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任副总理。革命指导委员会掌握政权后，颁布了将革命引向深入的施政纲领。新政府没收了封建王室的土地，取消了社会等级和贵族称号，废除了维护封建统治者利益的1923年宪法，清洗了腐败的国家机构，禁止一切政党的活动，建立解放组织作为国内唯一合法的政治组织。

1952年9月，颁布第一个《土地改革法》，规定地主本人占有的土地不得超过200费丹，超过部分由政府征购卖给农民。贫雇农有优先购买权，每户可买2～5费丹。此外，还规定地租为收成的50%。佃约不少于三年。这个土改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封建地主的势力，改善了一部分贫苦农民的生活。

1953年2月10日，公布了过渡时期的临时宪法。6月18日，正式宣布永远废除君主政体，成立共和国。纳吉布任总统兼总理，纳赛尔为副总理。翌年4月18日，纳赛尔取代纳吉布任总理，并重新担任革命指导委员会主席。1956年6月23日，制定新宪法，纳赛尔正式当选为埃及共和国总统。至此，埃及七月革命建立的民族主义政权获得巩固。

第四节　战后初期拉丁美洲的形势。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建立

战后初期拉美的经济政治状况1941年12月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拉美许多国家向法西斯轴心国宣战。拉丁美洲国家向同盟国提供了大量的战略原料和物资，墨西哥和巴西派遣军队参加反法西斯战争。拉丁美洲各国人民积极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一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拉丁美洲没有受到战争的破坏，相反，大战在客观上有利于拉美各国的工农业生产和出口贸易的发展。通过没收轴心国的企业，赎买外资企业，新建本国工矿企业，拉美各国民族经济增长，民族资本的力量增强。1939～1945年，整个地区工业生产总值增加30%～35%，黄金和外汇储备从1939年的七亿多美元增加到1946年的三十多亿美元。战时，西欧国家在拉丁美洲的势力急剧削弱，德意法西斯几乎丧失了在拉美的所有阵地，英法对拉美的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也大为缩减。美国利用这个时机，以“泛美合作”为旗号，排挤欧洲列强，大力向拉美扩张，进一步增强了在拉美的势力和影响。1945年3月，在墨西哥举行的美洲国家关于战争与和平问题的会议上，通过《查普德庇克公约》，规定美洲国家军事互助的原则，实行“西半球联防”，加强了美国对拉美国家的军事控制，为美国在战后向拉美大举扩张准备了条件。

大战后期，美国就从经济、政治和军事筹备方面向拉美渗透。美国制订了“克莱顿计划”，提出美国同拉美国家实行所谓“自由贸易”、“自由投资”、“自由企业”的原则，使美国商品可以自由倾销，其资本可畅行无阻，从而为美国垄断资本向拉美的扩展铺平了道路。战后，1947年美国与拉美国家在里约热内卢缔结《泛美互助条约》，以“共同防御”为名，将拉美国家纳入美国的战略体系之内。1948年，在波哥大召开的第九次泛美会议上，又将“美洲共和国联盟”改组为“美洲国家组织”，以加强对拉美国家的政治军事控制。1949年1月，杜鲁门提出“援助落后地区”的“第四点计划”，用经济援助作为手段，以“防止共产主义威胁”为口号，进一步向拉美扩张势力。从大战结束到50年代中期，美国通过军事政变、组织雇佣军入侵等方式，在拉美一系列国家扶植亲美军人独裁政权。这一时期，美国在拉美地区建立了四百多个军事基地，其军事顾问团驻扎在许多拉美国家。拉美国家的外交政策从属于美国，在联合国内，一些拉美国家成为美国操纵的“表决机器”上的“重要部件”。

战后拉美国家农村依然保存着封建大地产制，这是帝国主义掠夺拉美人民的支柱。美国垄断资本不仅支持拉美各国的大庄园主，而且直接掠夺、霸占拉美各国大量的土地，这使拉美各国土地集中状况比战前更为严重。在中美洲，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就霸占了588，965英亩的种植地，它拥有自己的武装、行政组织、警察、法庭和通信系统，并在公司领地内修建了长达两千多公里的铁路，控制了许多海轮，对中美洲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并利用其政治经济势力，干涉中美洲各国内政，进行颠覆活动。当地人民称它为“绿色魔鬼”。土地的集中和封建奴役的加深，阻碍了拉美农业的发展，加剧了农村的矛盾。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和战后亚非民族解放运动的蓬勃发展，推动了拉美人民反美反独裁政权的斗争。战后初期，随着民族工业的发展，拉美各国工人阶级人数增加。采矿和交通运输业工人由1940年的640万增加到1955年的1160万人。工人阶级的组织性和觉悟程度提高，成为一支独立的重要力量。农民和农业工人的觉悟也有了普遍提高，不少国家建立了农会组织。城市小资产阶级、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也发展为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拉美民族资产阶级力量增长，在各国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益增强。在此基础上，拉美各国反对美国控制与奴役、反对反动独裁政权的民族民主运动日益发展起来。

拉美民族民主运动和危地马拉民主政府的建立面对美国的强权政治和扩张主义，美国垄断财团的奴役和掠夺，以及一些国家亲美独裁政权的统治，争取和维护独立、主权，反对美国的控制及其代理人的斗争，成为战后初期拉美民族民主运动的主要内容。

为了摆脱外国资本的控制，40年代中期至50年代中期，拉美国家掀起了国有化运动的浪潮。阿根廷、巴西、玻利维亚、厄瓜多尔、危地马拉、委内瑞拉等十多个国家将部分外资企业，如铁路、电话、煤气、城市运输、矿山等收归国有。这个运动由具有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的政府发动，获得人民群众的支持，并顶住了帝国主义的压力。有的国家还实行土地改革。危地马拉和委内瑞拉将联合果品公司霸占的部分土地及一些企业没收。为了维护领海权和保护本国海洋资源，拉美国家首先兴起维护海洋权的斗争。1945年10月，墨西哥总统发表关于大陆架问题的声明，要求享有单方面采取措施保护公海区生物资源的权利。翌年，阿根廷、巴拿马都提出把国家主权扩大到沿海大陆架的要求。1947年秘鲁、智利率先提出200海里“海洋区”行使主权和管辖权的要求。随后，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洪都拉斯等也提出类似要求。这是60～70年代世界范围内广泛开展的反对超级大国海洋霸权的斗争的前奏。

为了争取外交自主权，有的拉美国家采取了抵制美国控制和干涉的措施。1946年2月，庇隆在大选中获胜，当选为阿根廷总统。反映民族资产阶级利益的庇隆政府采取了保护和发展民族经济的政策和措施，在对外关系上提出奉行“介于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第三立场”的政策。它宣布阿根廷处理国际关系的准则是各国互相尊重，任何国家不得公开或隐蔽地干涉与阿根廷主权有关的事务。为了与美国抗衡，庇隆上台后迅即与苏联建交。庇隆认为巩固泛美精神的最好办法是结束帝国主义对拉美的掠夺，因此，他在泛美会议中不时提出与美国不同的主张，抵制美国在西半球组织军事联盟的政策。庇隆政府虽然在1955年被美国支持的军事政变推翻，但拉美国家摆脱美国控制的倾向却日益增强。

战后初期，拉美国家的群众斗争和武装斗争也不断发展。工人罢工频繁发生，50年代中期规模日渐扩大。参加罢工的工人人数1954年为740万，1956年增至970万。农民要求土地的斗争汹涌澎湃，有的国家发生了农民起义和暴动。1949年哥伦比亚农民开展了游击战争，1950年组成游击队，人数最多时达到10万，一度控制了居民近70万的地区。1952年委内瑞拉农民也发动了夺取土地的武装暴动。同年4月9日，玻利维亚掀起了以锡矿工人为主力的武装起义。在起义中，工人、学生与农民并肩战斗，同政府军进行了三天的激战，终于推翻了亲美的巴伊维昂军事独裁政权。由“民族主义革命运动党”人组成的新政府在群众斗争的推动下，于1952年10月31日将以美资为主的三大锡矿公司收归国有，并建立国营“玻利维亚矿业公司”，沉重地打击了美国垄断资本的势力。同时，新政府在农民运动推动下，答应了农民实行土改的要求。

危地马拉是中美洲的重要国家，盛产咖啡、香蕉和棉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美国逐步取代英国和德国，将危地马拉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美国的联合果品公司霸占了危地马拉的大片土地，建立了许多大香蕉种植园。特别是1931年右翼军人乌维科攫取政权后，联合果品公司在危地马拉的势力进一步膨胀，形成危地马拉的“国中之国”。1944年危地马拉爆发了反对亲美独裁政权的资产阶级革命，乌维科政权垮台。革命后政权掌握在民族资产阶级代表手中。同年12月，阿雷瓦洛博士当选为总统，1944年革命的领导人之一、陆军上尉阿本斯任国防部长。

阿雷瓦洛政府颁布了新宪法，实施了一系列民主改革。1946年通过社会保险法。1947年颁布劳动法。此外，恢复了言论、出版、集会的自由，允许政党自由活动（共产党除外）。对外与苏联建交，并对联合果品公司的某些违法行为进行斗争。阿雷瓦洛的改革比较温和，没有触及美国垄断资本和国内封建势力的根本利益。但是，危地马拉的改革仍然遭到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极力反对，它们勾结起来，多次阴谋颠覆阿雷瓦洛政府。

在人民群众和进步力量的支持下，1950年11月阿本斯（1913～1971年）当选为总统。阿本斯执政后，实行了比较激进的改革。1952年6月，颁布土地改革法令。法令规定：本国大庄园主和外国公司所有出租土地，凡面积在180公顷以上，或有三分之一的面积没有耕种的大庄园，均分配给农业工人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政府成立了土地委员会，负责土改工作。到1954年年中，将55万多公顷的土地（其中有16万公顷是没收联合果品公司的土地）分配给55，700名无地和少地的农民。政府还将贷款与耕牛送到贫穷农民手中。为了摆脱美国垄断资本的控制，维护国家主权和发展民族经济，阿本斯政府对联合果品公司进行了斗争。危地马拉国会通过了限制美国垄断资本活动的法令。在经济上采取了修建公路网、港口和国营水电站等措施，以增强民族经济力量，打破美国资本的控制。在对外政策方面，执行了比较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外国干涉内政，坚决维护危地马拉的民族利益。

阿本斯政府的民主改革在拉丁美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美国惧怕这个民主进步政权的存在，力图颠覆它。1954年6月18日，在美国策划下，前联合果品公司雇员阿马斯率领一支雇佣军从洪都拉斯侵入危地马拉，与国内右翼军人势力相勾结，推翻了阿本斯政府。危地马拉的资产阶级民主改革虽然夭折，但是拉美人民民族民主运动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仍继续发展，并达到新的高潮。

第六章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及其影响

第一节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兴起

新科技革命的前提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取得了飞跃发展。它是人类社会的第三次科技革命。第一次科技革命始于18世纪60年代。它以牛顿力学为理论，以蒸汽机的应用为标志，促使纺织、化工、采掘、冶金、机器制造等部门迅速发展。19世纪70年代开始了第二次科技革命。它以法拉第、麦克斯韦的电磁学为理论前导，以电力和内燃机的应用为标志，推动了汽车、飞机和无线电讯的广泛使用，创造了比蒸汽机时代大得多的生产力。

20世纪40年代以后，出现了意义更为深远的第三次科技革命。这次科技革命的前提是四项重大科学发现。虽然有些项目在战前已被发现，但战争妨碍了它们的发展和应用。只是在二次大战之后这些科学发现的重大意义才充分显示出来。

第一项重大发现是爱因斯坦在战前提出的相对论。过去，物理学都以牛顿的理论为基础，认为时间和空间是绝对的，两者是没有任何直接联系的。似乎宇宙间存在着一个永远走动着的大钟，在任何情况下，它的速率永远都是相同的，世界上的一切运动在时间上都以它为度量标准。爱因斯坦通过实验和思索得出结论说，时间和空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爱因斯坦指出，在接近光速的情况下，运动着的尺子要缩短，运动着的时钟要变慢。换句话说，牛顿定律在高速情况下是不成立的，但在常规下因影响甚微，可视其为正确。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具有极其重要的基本理论意义，是现代物理学的理论基础之一。它对微观和宏观领域以接近光速运动的现象的研究，具有重大指导意义。这一理论在原子能工业部门得到应用。

第二项重大发现是量子力学。1900年，德国物理学家普朗克首先提出量子假说。认为物体在发射和吸收辐射（即电磁波）时，能量的变化不是连续的，而是一份一份的，这一份份的能量就是量子。随后，英国物理学家卢瑟福和丹麦物理学家玻尔把量子论用于原子结构的研究，证实原子是由带正电的原子核和带负电的电子组成。电子在不同轨道上围绕着原子核运动，当电子从外层轨道跳到内层轨道时就放出相应波长的电磁波。20年代，德国物理学家海森伯和奥地利物理学家薛定谔等创立了物理波理论，指出电子和一切物质粒子都像光一样，既具有连续的波动性质，又具有不连续的粒子性质。对于电子等微观运动，牛顿力学已不适用，必须代之以从量子概念发展起来的量子力学。海森伯、薛定谔创建的完整量子力学成功地揭示了微观世界的基本规律。它解决了原子结构以及原子中电子运动的问题。它为元素周期律提供了物理解释。它对于了解原子如何结合成分子、阐明分子的性质提供了理论武器。量子力学应用于化学形成量子化学，能够设计具有特定性能的分子。量子力学和狭义相对论结合形成原子核物理学，指导制造原子弹、氢弹和建立核电站。量子力学还为电子技术、半导体技术和激光技术等奠定了理论基础。

第三项重大发现是分子生物学。它是在物理学和化学影响与渗透下发展起来的一门全新的生物学科。它的核心是通过对生物体的主要物质，特别是蛋白质、酶和核酸等生物大分子的结构和运动规律的研究，探讨生命现象的本质。早在20世纪初，美国人摩尔根提出染色体学说，说细胞核中的染色体带有遗传基因。1944年美国人艾弗里等发现脱氧核糖核酸携带着遗传信息。1953年，美国的沃森和英国的克里克在英国《自然》杂志上发表了《核酸的分子结构》一文，提出脱氧核糖核酸的双螺旋结构。这篇文章的发表，标志着分子生物学的诞生。这以后，分子生物学发展很快，在人工合成蛋白质和核酸，测定蛋白质、酶、核酸的化学结构和空间结构，了解这些生物大分子的结构与功能的关系上，有很多成果。

第四项重大发现是系统科学。20世纪初以来，各门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学科愈分愈细，分支学科愈来愈多。与此同时，学科之间又互相渗透，相互交叉，使自然科学整体化。系统科学就是对各种客观存在采用从整体上研究它的客观特性的学科。它主要包括了控制论、信息论、系统论等。这几种理论几乎同时在40年代发展起来。美国数学家维纳研究如何使一个系统按照事先规定的目标进行运动，如何根据信息反馈不断调整控制某一系统的运动。1948年他出版了《控制论》，标志着控制论的诞生。美国数学家申农研究如何把各种信息存储、传输和转换，1948～1949年发表两篇论文：《通讯的数学理论》和《噪声中的通信》，为现代信息论奠定了基础。美籍奥地利生物学家贝塔朗菲于1948年提出了一般系统论，探讨了系统科学的方法论。这三个理论有许多共同点。它们都在探讨各种不同系统所遵从的一般理论，分析所有系统所应具有的概念、规律等。系统科学的发展推动了各种具体的系统工程技术的发展。

新科技革命的兴起在四项重大科学发现的基础上，战后各个科学技术领域，特别是原子能、电子计算机、宇航工程、生物工程方面都有惊人的发明和突破。

早在30年代，科学家就发现了铀核裂变的现象。一个铀的重原子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裂变为多个较小的原子核，同时放出大量的能量。1克铀裂变所产生的能量相当于烧3吨煤或200公升汽油，其爆炸力相当于20吨黄色炸药。1942年，美国物理学家费米领导建立了第一个核反应堆，实现了持续裂变的条件。从此，开始了人类利用原子能的时代。原子能首先用于军事目的。1945年7月，在物理学家奥本海默领导下，美国研制成功第一颗原子弹。1949年，苏联宣布制成原子武器。英国在1951年10月，法国在1960年2月，中国在1964年10月，分别试爆了各自的原子装置。在这期间，科学家又发现了核聚变。两个轻原子核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聚合成一个重原子核，如两个重氢原子核可以聚变成为一个氦核，同时放出比核裂变更大的能量。根据核聚变原理，美苏先后在1952年、1953年制造了氢弹。英国在1957年试制成功。中国和法国则分别在1967年和1968年试爆成功。原子能也用于和平建设方面。1954年，苏联建成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随后美英法等国也跟了上来。到1992年，在全球发电总量中，原子能发电量占17%。全世界共有424座核发电站，分布在30个国家中。核能发电量在全国耗电总量中，比例最高的是法国，占72.9%，其次是立陶宛和比利时，分别占60%和59.9%。原子能具有其他能源所不具备的优点，它被用作人造卫星和船舶的能源。它还被用于工农医各方面，用来探伤、查矿、改变遗传特性、杀伤癌细胞、形成高分子的材料等。其应用领域和重要性愈来愈扩大。

电子计算机是20世纪最重大的技术成果之一。1946年，美国工程师埃克特和物理学家英奇列等发明了第一台计算机。从那时起，至今不过40年，但是它的发展速度是极其惊人的。大约每过八年至十年，计算机的运行速度和可靠性就提高到先前的十倍，体积和成本则缩减到先前的十分之一。按照电子元件的发展，人们把计算机的发展划为五代。第一代是电子管时代（1946～1956年），机器运行速度一般是每秒几千至几万次。第二代是晶体管时代（1956～1962年），由于计算机的造价大为降低，计算机的应用范围从军事部门扩大到工农业和商业部门。第三代为集成电路时代（1962～1970年），这一时期的计算机又出现了新的发展方向，即计算机小型化。第四代为大规模集成电路时代（1970～）。美、苏、中等国采用大规模集成电路，研制出每秒1亿次的计算机。目前少数国家正在向第五代计算机努力，它的方向集中在人工智能机（机器人）和运行速度超过每秒10亿次的巨型机。据1982年统计，全世界投入使用的可编制程序的机器人约有3.1万台，其中日本居首位，拥有1.3万台，美国6250台，联邦德国3500台。电子计算机具有存贮数据和记忆的能力以及进行逻辑推理和判断等功能，并且运算速度快、计算精度高。它作为一种自动、高速、精确的运算、控制和管理工具，已广泛应用于工农业生产、国防，甚至家庭日常生活中。电子计算机已代替了人的一部分脑力活动，因此人们把它称为电脑。电子计算机的使用使科学技术和生产的结构发生革命性变化。1993年，美国提出要建设信息高速公路，要以现代计算机网络通信技术为基础，以光导纤维缆为骨干，建立起纵横全国各地的双向大容量和高速度电子数据传递系统。这一全国性信息网络的建成，不仅将大大推动科技经济的发展，而且将对人们的思想观念、生活方式、社会准则等方面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宇航工程是战后另一项重大突破。1957年10月4日，苏联把重83.6公斤的世界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送入空间轨道，开创了空间科学技术的新纪元。1958年1月，美国也发射成功。这以后，法国（1965年11月）、澳大利亚（1967年11月）、日本（1970年2月）、中国（1970年4月）、英国（1971年10月）也发射了各自的人造卫星。1961年4月12日，苏联发射载人卫星上天。加加林在地球空间轨道上运行100分钟，安全返回地面，谱写了人类宇宙航行的新篇章。1962年2月20日，美国人格伦环绕地球飞行成功。这以后，美国加速发展宇航工程，于1969年7月16日发射“阿波罗十一号”，在月球上降落一个登月舱。阿姆斯特朗和奥尔德林是最早在月球上行走的两个人。苏联朝另一个方向努力，1971年，发射第一个航天站。1977年9月到1982年7月，苏联礼炮六号航天站在地球轨道上停留四年十个月，并先后与31艘飞船相接。美国则于1981年4月发射可以重复使用的太空运输工具航天飞机。此后，苏、英、日等国也在研制航天飞机。70年代后，各国发射很多军事卫星，利用遥感技术侦察他国的军事情况。各国还把空间技术用来为科研生产服务。1960年美国发射第一颗气象卫星后，苏、法、日等国都发射了这类卫星。截至1983年底，全世界已经发射了154颗气象卫星。1962年，美国发射“水手一号”探测金星。以后，各国发射了大量的天文探测器，飞往金星、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和海王星。1965年，美国发射联系美国与欧洲的第一颗商业通信卫星。到1986年，天上的同步通信卫星因轨道所限，大约有二十个。它组成了全球通信网，使人们可以迅速获悉在地球各个角落发生的事情。1972年后，美苏等国发射了多颗地球资源卫星，用来估计农业产量，调查土地和农村资源，研究地质断层，监测火山爆发和地震，寻找地下矿藏，研究海洋和鱼群，监视污染等等。除此之外，人们利用外层空间无重力、无菌、无尘、无对流的条件，加工制造地球上无法生产的特殊材料。

生物工程是战后科技革命的另一重要领域。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遗传工程。它用人工方法把不同生物的核酸分子取出来，在体外进行切割，彼此搭配，重新缝合，再放回生物体内，从而改变其遗传物质的结构和某些遗传特性，使它产生人类需要的新的生物物种和类型。1973年，科学家把脱氧核糖核酸重新拼接后引入大肠杆菌获得成功，产生了人类需要的激素。这以后，遗传工程蓬勃发展起来。科学家估计，用遗传工程技术的方法育种将会比自然进化快1亿到10亿倍，并且可以准确地定向改变生物遗传特性。生物工程的其他方面如细胞工程、酶工程和发酵工程等也取得很大进展，促进了农业、食品工业、化学工业、医药事业的发展。

激光科学技术是在近代量子物理学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新兴科学。激光是一种特殊光源。它的特点是亮度高，可以比太阳亮度高200亿倍，其次是方向性强，单色性好。1960年美国学者梅曼用红宝石制造出第一台激光器。激光技术以后有很大发展，并渗透到各个科学研究领域，开始形成一些新的学科，如激光光谱学、激光化学、激光生物学等。激光技术广泛应用于工、农、林、医各部门和军事方面。用激光通信，容量大，保密性好。用激光在宝石上打孔可提高工效几十倍。用激光可焊接视网膜，也可烧毁对方的导弹等武器。用激光测时几万年只差一秒，测地球和月亮间的距离，误差只有几厘米。炮弹安上激光寻的器，命中率可提高百倍。

战后，材料学技术蓬勃发展。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三大合成材料虽在战前已经问世，但是真正的广泛使用是在战后。它们的产量成百倍增加，性能和质量有很大改善。为了适应科技和生产发展的要求，新的合成材料不断增多，1976年世界有各种材料25万种，1982年增为33.5万种。新材料包括信息材料、能源材料及新型功能材料三大类。70年代，发明了各种能传递、记录、贮存信息的信息材料，研究出新型陶瓷、非晶态材料、超导材料等新能源材料。80年代中期以来又产生高性能结构复合材料、高性能工程塑料、新型合金材料等新型功能材料。新材料的不断涌现为科技革命的深入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

海洋科学技术在战后有了长足进步。各国都在积极开采海底石油和天然气。1950年，海上油田产量仅占全球产量的5.5%，1980年就猛升为22%，达到6亿吨。此外，随着海洋捕捞技术的现代化，人们已在议论限制捕捞量的问题，并积极探讨海洋生物开发问题。各国科学家还研究深海采矿以及利用海洋的波浪、海流、潮汐、水温和盐度来发电。在这方面已经取得初步成果。

第二节　新科学技术革命的特点及其深远影响

新科技革命的特点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新科学技术革命同历次科技革命相比，有许多新的特点。

第一，它不是单项出现，逐步扩展，而是以群体的形式出现，飞跃发展。过去无论是力学、电磁学的突破，还是蒸汽技术、电气技术革命都基本是单项出现，然后扩展到其他领域，而这次是成群地出现。几乎所有的科学技术领域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出现了划时代的飞跃，产生了一系列的新兴科学技术。20世纪60年代科技的新成果比过去两千多年的成果总和还多。美国科学家詹姆斯·马丁估计，19世纪知识在50年内增加一倍，20世纪40～50年代是十年增加一倍，70年代是五年增加一倍，80年代则是三年增加一倍。目前物理、化学、工程学、生物学等方面的知识90%以上是1950年以后积累的。具体讲，战后科技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1945～1955年的第一个十年是以核能的释放和利用为标志，开始了利用核能的新时期。1955～1965年的第二个十年是以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为标志，开始了摆脱地球引力、飞向外层空间的进军。1965～1975年的第三个十年是以重组脱氧核糖核酸实验的成功为标志，开始了可以控制遗传和生命过程的新阶段。1975～1985年的第四个十年是以微机处理机的大量生产和广泛使用为标志，揭开了扩大人脑能力的新篇章。1985～1995年的第五个十年是以软件开发和大规模产业为标志，进入信息革命的新纪元。

第二，科学技术在高度分化基础上出现高度综合的趋势。科学技术的发展使学科分化日益精细，学科分支不断增多。另一方面，使学科间的联系更加密切，相互交叉，相互渗透，愈来愈朝综合方向前进。在相互渗透综合过程中产生了新的边缘科学，如物理化学、分子生物学、地球化学、生物电子学等。除了自然科学的各学科之间相互渗透外，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也出现了相互融合的趋势。数学和系统科学开始进入社会科学领域，使后者日益具有量的精确性。许多自然学科如环境科学、城市建设、生态平衡等则需要进行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这种跨专业跨学科界限的大综合使科学日益整体化。

第三，科学、技术和生产密切结合，出现三者一体化的趋势。过去，科学、技术与生产三者的发展往往是分离的，或者是科研成果要经过很长的时间才能运用到生产中去，或者是技术革新后相当长时间才能得到科学理论的概括。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科学进步很快就转化为强大的技术力量，转变为直接的生产力，涌现出众多的新工艺、新产品、新部门。据美国国会分析，科学技术的成果从发现发明到实际应用所经历的平均时间，20世纪初为35年，两次大战之间为18年，二次大战后为9年。具体讲，蒸汽机为80年，电动机为65年，电话为50年，飞机为20年，原子弹为6年，电视为5年，晶体管为3年，激光为1年。战后，科学理论的提出、技术上的突破和生产上的应用愈来愈成为统一的过程和整体，三者互相促进。目前世界强国既是经济高度发达的工业化国家，又是科学技术先进的地区。

新科技革命的深远影响这次新技术革命不是在个别或少数领域中的突破，而是在各个科学领域和生产部门中的全面跃进。因此，它的影响极其巨大、深远。

首先，新技术革命促进了生产的迅速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明显提高。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经过一二百年的发展，到二次大战爆发前，已建立了相当雄厚的经济基础。一般认为，它们的经济发展速度会降下来。而社会主义苏联经过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也将难以保持原有的高速度。但是，事实与预计的正相反。二次大战后，由于新技术革命的发展，各国经济的发展都加快了。具体情况可见下表：

*二次大战后指联邦德国。

从上表可以看出，所有国家在各个项目上，战后的年均增长率都比战前高，并且在多数项目上高出一倍以上。

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当代衡量各国经济发展状况的一个重要标志。因为它排除了领土和人口变迁的影响，并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以偏概全现象的出现。正是在这个标志上，我们更清楚地看到战后经济的飞速发展。在二次大战以前发达国家的人均产值在1000美元左右，到了80年代猛升到10，000美元左右。不到半个世纪，增长了5～10倍。其中，美国的人均国民产值1940年为1886美元，1983年升为13，887美元。在同一时期内，日本人均产值从554美元增为8973美元，苏联则从510～542美元升为2655美元。

新技术革命极大地提高了劳动生产率，扩大了人类的活动领域，创造了新的生产工具和技术，改善了劳动的组织和管理。在新技术革命推动下，1951～1979年期间的工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苏联的年均增长率为5.8%，美国3.2%，日本8.9%，联邦德国4.5%，法国4.5%，英国2.8%。农业劳动生产率由于采用生物工程和电子计算机，在一些国家中增长速度甚至超过工业。1945～1975年期间，美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平均每年提高4.5%。1945年，一个农业劳动力可以供养14.6人，1977年增为56人。

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社会经济发展从主要依靠劳动力和资金的增长转为主要靠技术的提高和组织的改善。换句话说，集约因素代替粗放因素，在二次大战后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下列表格反映了这一变化过程：粗放和集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各自所占的比重（%）

第二，新技术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变化。人类社会最初第一产业，即农、牧、林、渔业十分发达。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第二产业，即工业、采掘业、建筑业等发展起来，产值超过第一产业。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新技术革命的开展使工农业产品大量增加，可以把更多的人力投入到不直接生产物质资料的部门，如商业、金融、服务行业等。当前，经济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的产值都超过了第一、第二产业的产值总和。1982年，美国第一产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5%，第二产业占31.7%，第三产业占65.8%。同一年，英国第三产业的比重为62.8%，法国为61.6%，联邦德国大约为60%，日本为53.8%。苏联的第三产业不够发达，1982年的产值仅占全部产值的23.8%。

新技术革命也影响到工业内部的结构。在经济发达国家，煤炭、钢铁、纺织等传统工业相对萎缩，而电子、化工、航空、计算机等新兴工业发展迅速。许多“重、厚、长、大”的产品逐渐为“轻、薄、短、小”的产品所代替。此外，企业的规模也发生变化。规模巨大的企业虽然仍在发展，但是，能够反映时代潮流要求、迅速采取最新科技成果的中小企业增长得更快。企业日益向小型化、多样化、分散化的方向发展。

新技术革命使农业生产日趋工厂化、专业化。在经济发达国家，肉鸡生产完全由养鸡场进行，并且分工很细。种植业中则出现专营耕种、土壤化验、施肥、播种、植保、收割、储运的农业公司。农业不再是一个主要靠体力劳动进行生产的部门，它在很多方面都具有了工业生产的特点。在美国每个农民平均占有的生产资金从50年代的9400美元猛升为80年代初的17.26万美元。这个数字超过美国工人平均占有生产资金的数目。

第三，新技术革命使居民的结构和生活状况发生剧烈变化。首先，城市人口猛增。1950～1980年，美国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从64%增为80.6%，英国从77.9%升为88.4%，联邦德国从70.9%升为84.5%。法国自30年代以来长期城乡人口各占一半，二次大战后，这一情况被打破，城市人口的比重从1950年的55.4%升为1980年的78.9%。苏联、日本的城市人口比重在1950年仅占39.5%和35.8%，到1980年猛增为65.4%和64%。在发达国家中，不受城市影响的大片农村不见了。居民成分的另一变化是，从事简单体力劳动的蓝领工人减少，从事科研和管理工作的白领工人增多。在美国，从50年代起白领工人就超过了蓝领工人。1981年，蓝领工人只占全部劳动力的31.1%。

新技术革命使居民生活水平发生较大变化。各国职工工资大幅度提高。美国私人非农业部门的周平均工资，1950年为53.13美元，1980年升为235.1美元，30年内增加3.4倍。苏联职工的月工资，从1950年的64.2卢布升为1980年的168.9卢布，增加1.6倍。更值得提出的是，居民得到可靠的社会保障。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从无产阶级政权一建立起就实行多方面的社会保障。西欧各国在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影响下，在二次大战后纷纷建立起“福利国家”。美国则到60年代末才实行比较完整的社会保险。各国实行的社会保障大体包括三方面内容：一是社会保障，对年老、患病、失业者提供补助。这是社会保障的最基本内容。二是社会救济，对贫困者提供各方面的援助。三是社会工作，对教育等社会事业提供支持。居民得到这三方面的保障，或如一些人所说，得到“从摇篮到坟墓”的保障，基本上解除了对温饱问题的担忧。这是社会一大进步，它的取得是同新技术革命的开展、生产发展、物资丰富分不开的。

第四，新技术革命使国家在经济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不断加强和完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历来主张自由经济、自由竞争，反对任何外来干预。但是，二次大战后，几乎没有一个国家不对经济进行干预。当然，各国的干预方式和程度是不同的。西欧各国受社会党民主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将能源、交通等基础工业部门和宇航等现代科技尖端部门收归国有。到80年代，工业中国营企业的比重，最高的是法国，达到40%；其次是意大利，为35%；奥地利居第三位，为28%。此外，联邦德国占21%，英国占11%。美国和日本则基本没有实行国有化政策。法、日等国还制定全国性的经济发展计划，虽不是指令性的，但具有指导作用。

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干预的最通常手段是对财政和金融的调节。政府通常不以财政平衡为目的，而是追求经济稳定，使总需求与总供给大体平衡。为此，政府在财政政策上采取增加或减少税收、扩大或缩减政府开支、发行公债、冻结财政盈余等措施。在金融政策方面，中央银行采取提高或降低各商业银行的法定准备金、调整利息率、在公开市场上买卖政府债券等措施。由于上述各种手段的作用不同，遇到的阻力大小不一，产生的副作用各异，各国政府通常不单采取某一项措施，而是多种措施搭配，采取时间也前后不一，以刺激或遏制生产和个人的消费，使通货膨胀和失业保持在“安全限度”之内。此外，政府还通过经济立法来调整经济，如外资法、加速折旧法、反托拉斯法等。

社会主义国家大多减少行政干预，注意发挥经济规律作用。在所有制方面，除维护重要经济命脉的国有化外，鼓励集体经济发展，允许小私有经济存在。在管理方面，放松中央指令性计划，强调商品、市场的作用。在分配方面，努力打破平均主义，实行物质刺激原则。在国际往来方面，发展对外贸易，注意吸引外国资金和技术。

第五，新技术革命使经济生活进一步国际化。战后，各国在资金方面的相互依赖性日益加强。到1986年底，美国的海外投资共计10，700亿美元，而外国在美投资也多达10，330亿美元。发达国家也需要外国资金的流入。此外，各国间的科技、信息交流，专利的买卖已是经济发展的头等重要因素。世界市场的作用日益加强。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脱离世界经济而闭关自守。美国经济学家德鲁克认为，“一国经济成败取决于能否利用世界经济变迁。”随着经济生活的国际化，战后出现了地区性经济共同体，并不断向一体化发展。地区性和全球性的经济组织、经济协定多不胜数。美、加、英、法、德、意、日七国政府首脑和财政部长定期开会，研讨制定政策，调整相互关系。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南北对话，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南南对话也不断加强。一切现象表明，新技术革命促进一国经济向世界经济迈进。

最后，新技术革命对社会政治产生巨大影响。当然，它在这方面的作用不像在经济方面那样直接、明显。人们对它的影响范围与深度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但总的讲，新技术革命推动了社会进步。旧的殖民体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瓦解了，这是亚非人民斗争的成果。同时，也是新技术革命的成果。赤裸裸的殖民统治不适应现代生产的要求，不利于宗主国攫取利润。因此英法等殖民帝国在不少地区废除了直接殖民统治，允许殖民地获得政治独立。其次，随着核武器的出现与发展，人类面临着遭受大规模破坏和毁灭的威胁。反对霸权主义的斗争蓬勃开展，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运动日益高涨。同时，各国对世界战争采取慎重态度。冷战趋于缓和，对峙为谈判、对话所代替。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四十多年仍未爆发新的世界战争。新技术革命还带来了环境污染、生态平衡被破坏等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更合理地利用天然资源，单靠一个或几个国家的力量是不够的。科技革命要求各个国家的政府和人民在更广泛的，甚至在世界范围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合作。

第七章　50年代到80年代的美国

第一节　美国经济的发展

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发展五六十年代，是美国经济空前发展的时期。工业生产年平均增长率50年代为4.0%，60年代为5.0%。1970年与1950年相比，美国工业生产增加了1.24倍，其增长的速度比受战争破坏严重的日本、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为低，但比英国为高，也明显地高于美国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速度。美国国民生产总值在战时最高额的1945年是3552亿美元。战后略有下降，朝鲜战争爆发后重新上升，到1953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128亿美元。此后连续上升，1960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5037亿美元，人均收入达1883美元。60年代上升得更快。从1961年到1969年，经济持续高涨。1965年的工业生产增长率达到9.9%。1970年国民生产总值高达9741亿美元，人均收入增长了37.5%，为2579美元，被称为“繁荣的十年”。作为美国经济三大支柱的钢铁、汽车和建筑工业，战后仍然继续发展。整个50年代，汽车销售量年平均接近700万辆，60年代则超过900万辆。1940年和1970年之间，小汽车由2750万辆激增到9000万辆，由平均每五人一辆增至几乎每两人一辆。战后蓬勃兴起的石油、化工、天然气、电子、航空和宇航、原子能等新兴工业部门，发展更为迅速。化学工业增长的重要原因是用化学方法加工和生产一整批新工业品———塑料、合成橡胶、合成纤维、合成洗涤剂、药物、杀虫药剂等的结果。30年代电子工业主要生产收音机和通信设备，其产值在1939年不过5亿美元。战时和战后技术革命的结果，使1969年电子工业的产值接近150亿美元。电视机的产量1947年是7000部，到1971年美国家庭拥有6300多万部黑白电视机和2700多万部彩色电视机，平均每两个家庭有三部电视机。电视台从1946年的10个增加到1969年的673个。1954年，美国只有200部电子计算机，到1970年估计达10万部。电子计算机和工业数据处理设备的销售额连续20年创造新纪录，1969年高达78亿美元。家庭、办公室和工厂消耗天然气的价值，由1940年的8亿美元增加到1969年的108亿美元。煤气公用事业成了庞大的工业，1969年资产达430亿美元以上，比1940年增加了八倍。1970年，美国约有47条定期的国内、国际航空线，雇员30多万人，总收入达85亿美元。1948年，美国航空和宇航工业的销售额首次超过10亿美元大关，到1968年，销售额超过300亿美元，雇员超过100万人，其中半数是工程师和科学家。1969年“阿波罗十一号”宇宙飞船第一次载人登上月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是美国农业巨大繁荣的时期。农场人均净收入（按1960年美元计算）1940年为1714美元，1946年上升到3677美元，1970年达到4500美元。这个时期农业实现了高度的机械化、电气化、化学化、良种化。在经营管理上实现了专业化、社会化。500英亩以上的大农场从1940年的26.5万个增加到1969年的36.7万个。这类农场在二战开始时只占1/25，此时已占1/7。农业劳动生产率迅速提高。1950年，每个农民可供养15.5人，1960年增加到25.8人，1970年又增加到47.1人。1947～1970年间，美国农业人口减少了2/3，从占总人口比例的1/6降至1/20，而美国农畜产品却居世界首位，1970年生产的玉米占全世界的43%，大豆占74%，动物油脂占57.2%。美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谷物输出国。

美国对外贸易和资本输出也迅速扩大。1946～1950年的年平均出口额是118.29亿美元，进口额是66.59亿美元，顺差51.7亿美元；1970年出口额增至432.24亿美元，进口额是399.516亿美元，顺差32.724亿美元。战后初期，美国出口贸易约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1/3，但此后美国出口比重呈下降趋势，1970年降为15.5%。1971年美国第一次出现外贸逆差。战后，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资本输出国，资本输出急剧扩张。资本输出总额从1938年的115亿美元猛增到1970年的1555亿美元（其中私人直接投资占781亿美元）。1960～1970年，美国仅从直接投资一项中就获得623亿美元的巨额利润。

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发展迅速的主要原因，首先是世界第三次科学技术革命深刻地影响到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促进了老工业部门的技术改造和新工业部门的发展及一系列新工艺、新产品的涌现。科技革命大大促进了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使生产成本降低和产量增加。30年代工业生产率只增加约20%，1950～1970年则增加了94%。30年代农业每人每小时生产量没有变动，但1940～1970年间增长率为430%。第二，国民经济军事化是这一时期美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的特点。50年代的朝鲜战争和60年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使国家长期保持高额的军事开支，刺激了经济，特别是与军事有关的经济部门的增长。第三，政府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资本的力量和国家的力量相结合，国家调节经济和实行一些社会经济改良，在一定时期中刺激了经济的增长，缓和了经济危机的发展。第四，这一时期美国工业生产的增长，是同垄断资本利润迅速增长、投资的日益扩大分不开的。美国公司纳税后的利润1937年为52.8亿美元，1947年为201.9亿美元，1972年为546.2亿美元，是战前的十倍。利润的膨胀引起了投资的扩大。美国私人企业固定资本投资按1972年价格计算，1951～1960年为597亿美元，1961～1970年为928亿美元。投资增加使再生产不断扩大。此外，美国垄断资本通过对外援助、对外投资和对外贸易，加强对外经济扩张，掠夺别国的原料和燃料，倾销过剩商品，转嫁经济危机，也是维持这一时期经济增长的重要因素。

然而，维持五六十年代美国经济迅速发展的诸因素，在资本帝国主义制度下也含有深刻的内在矛盾性。国民经济军事化和信用膨胀支撑了工业的增长，但又削弱了工业进一步增长的基础，加剧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各种矛盾，引起经济危机的频繁爆发。在这20年中先后出现了四次经济危机。1953年3月～1954年4月的危机是50年代的第一次美国经济危机。1957年3月～1958年4月的一次危机和1960年2月～1961年2月的一次危机，前后相距不到两年，是美国历史上最短的一个周期。60年代扩大印度支那战争曾一度推迟了危机的爆发，出现了战后美国历史上最长的一个经济周期，即1961～1969年持续高涨104个月，但危机终于在印支战争高潮的1969年10月爆发。五六十年代的经济危机，每次持续时间为8～14个月，工业生产下降8.1%～13.5%。经济危机常同财政状况恶化和美元危机交织在一起。早在1960年10月就爆发了第一次美元危机。伦敦市场上美元贬值，黄金价格上涨。世界各地随之掀起一股抛售美元、抢购黄金的浪潮。美国借助英格兰银行的支持，才平息了浪潮，渡过了难关。到1970年7月，又爆发了一场新的更为严重的美元危机。这时，美国的黄金储备下降到102亿美元，只及流动外债（510亿美元）的1/5。尼克松政府宣布停止各国中央银行向美国兑换黄金。年底，被迫宣布美元贬值7.89%，即法定兑换率由1盎司黄金合35美元改为合38美元。即使在繁荣的60年代，美国失业人口尚在300万人上下，70年代后增加到400～500万人。企业开工率经常严重不足。

70年代的危机滞胀与80年代的发展1973年12月至1975年4月，美国发生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是一场世界性的危机，它从英国开始，后来扩及美国、西欧和日本。危机期间，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工业生产下降了8.1%。美国的工业生产下降了13.8%，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了7.8%，全国失业人口达850万，失业率为8.9%。这场危机的一个特点是物价持续上涨。危机期间，美国的消费物价指数上升了15.3%。

1975年上半年危机渡过高潮后，美国经济增长速度缓慢，出现了相对停滞的趋势，出现了通货膨胀的情况。西方经济学界把这种现象称为滞胀。

在滞胀时期，经济发展速度远比五六十年代慢，而且行程曲折，没有出现全面的经济高涨。国民生产总值在1976年恢复到危机前最高点后，经济增长率逐年下降。1971～1980年间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仅为3.1%。出现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固定资本投资缓慢。在生产设备大量过剩的情况下，经济复苏基本是靠消费性需求的增加，没有出现大规模的生产性投资高潮。而固定资本投资不振，严重影响了经济的增长速度。

经济滞胀导致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1978年，美国有全失业人口605万，远高于危机前的数字。另一严重问题是通货膨胀。五六十年代，资本主义各国采用凯恩斯学说，实行膨胀性金融政策，放松银根，鼓励投资与消费，并不断扩大货币供应量。这一做法对防止危机、促进经济发展起了一定作用。到70年代，遇到低增长、高失业的形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达到7%左右。美元在金融市场上的霸主地位也日渐丧失。1977年10月到1978年11月连续发生八次美元危机。1979年又一次出现抢购黄金的浪潮。年初每盎司黄金兑换218美元，到1980年1月21日一度高达375美元。

1980年2月，美国再次陷入经济危机。工业生产下降了11.8%，比1973～1975年那次危机下降的幅度小。但这次危机不是经历繁荣之后出现的，而是在滞胀基础上产生的，因而还是严重的。失业率上升到30年代大危机以来的最高峰，达到10.8%，失业人数达1200万以上。通货膨胀率达到两位数字。危机持续了三年左右。

70年代美国经济长期陷于危机和滞胀之中，这是由国际和国内的各种因素促成的。其一是资本主义国家发展不平衡的规律。西欧、日本经济实力上升，美国逐渐丧失了战后20年独霸世界市场的优势。1948年，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工业中所占的比重达到53.9%，超过其他资本主义国家的总和，1970年下降到40.9%。1947年，美国出口占资本主义世界出口总额的1/3，1970年降到15.5%。在争夺世界市场的斗争中美国逐渐处于不利的地位。从1965年起，日本、联邦德国、加拿大对美国的出口相继超过了从美国的进口。第二，是经济结构调整的影响。战后时期技术革命所创造的某些新产品，生产量不断扩大，使市场逐渐达到饱和，如家用电器、电子产品等；而另一方面有些新成果、新技术、新工艺、新产品要形成巨大的经济效益尚需要时间，还不能取代处于衰落中的传统工业，对这些“夕阳”工业进行新技术改造还需时日。这种新旧交替变化调整中所表现的“停滞”现象，是和传统的周期性危机有所不同的，它既是一种危险，但又是一种机遇，既有危机，又有转机。第三，追求最大限度利润的规律使美国资本向世界扩张，寻求廉价原料和廉价劳动力。美国国外资产从1950年的544亿美元，上升到1970年的1655亿美元，增长了两倍多。但国内的传统工业如汽车、钢铁等工业，由于工资高、利润低，资本家不愿投资进行更新改造，致使这些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缓慢，削弱了传统工业的基础和竞争力。第四，第三世界联合开展维护资源的反霸斗争。从1973年起石油输出国组织开展“石油战”，连续三次提价。1950年原油价格每桶1.71美元，1973年涨至5.11美元，1981年10月达到34美元的高峰。“石油战”结束了有利于美国经济发展的廉价石油资源时代，加剧了美国的能源危机。1970年美国进口石油11.57亿桶，1977年上升到31.03亿桶，为消费量的46.4%。石油是工业和农业的动力，石油涨价导致整个物价的上涨。第五，是美元霸主地位的丧失。战后，美国凭借其绝对优势地位，创建了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从中得到许多好处。但到70年代美元一再贬值，多次发生危机，这不能不对经济滞胀发生影响。

然而，70年代以来美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仍居世界首位。按1972年美元价格计算，1970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为10，750亿美元，1980年为14，807亿美元，十年期间增长了37.7%。国民收入按当年美元计算，1970年为7984亿美元，1980年为21，214亿美元。

1983年，美国率先走出危机，经济回升很快，打破滞胀局面。1984年的经济增长率达到6.9%，是1951年以来美国的最高增长率。此后，增长率有所下降，但一直到1990年，经济连续八年增长。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都有所下降。从道·琼斯股票指数的变化也可以看出美国经济的改善。危机前的1972年，道·琼斯股票指数为1052，1982年降为776，1983年升为1287，超过危机前的指数。1987年突破2000，比1972年增长将近一倍。到1988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48，806亿美元，比日本和西欧国家高出很多。美国经济的这种迅速发展，使它在世界上的地位再次得到加强。

美国经济问题依然很多。财政赤字、内外债务和外贸逆差居高不下。里根政府作出巨大努力来削减赤字，虽取得一些成果，但1987年仍有1476亿美元的赤字。美国的国债则是有增无减，超过2万亿美元。对外贸易，在1975年还有顺差91亿美元，而此后则连年逆差。1980年为253亿美元，1988年增为1374亿美元。美国经济日益受到西欧和日本的挑战。

垄断资本统治的加强五六十年代，美国出现了一次规模空前的企业合并运动。战前20年代有一次合并高潮，1920～1929年大公司合并的企业约7000个，1945～1954年大公司合并的企业仅为2929个，而在1965～1969年这五年就达8213个。1947～1972年，最大的100家公司在全部制造业资产总额和生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分别由39.3%和23%上升到47.6%和33%。1970年，最大的50家银行占有商业银行资产总额的47.8%、存款总额的47.4%。过去的合并运动主要是横向合并和纵向合并，而这次混合性合并逐渐成为主要的合并形式，即许多不属于同一行业或同一生产程序的企业，甚至是业务上毫不相关的企业之间进行合并。到1970年，这种混合性合并占全部合并企业数的87.8%，形成众多的经营多样化的联合企业。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原来主要经营电信业务和制造电信器材，60年代以来合并了50多家与电信无关的公司，经营范围扩展到面包食品、人造纤维、住房建筑、旅馆酒吧、保险、投资基金、房地产、计算机、化学制品等。通用电气公司合并了众多企业后，产品达300种。从60年代起，越来越多的美国大公司加速合并大量国外企业，成为国际化垄断组织即跨国公司。到1972年，美国垄断组织已在国外拥有约8000家工业企业。国际电话电报公司是一个巨大的跨国公司，它的200多家子公司分布于60个国家，1969年占该公司资产总额的一半，占职工总数的72%，1970年占销售总额的42%和纯利润的35%。

随着生产和资本集中的加剧，美国垄断财团，即金融资本集团的势力进一步加强。它们以所掌握的一批金融企业为核心，通过放款、互派董事、收购股票等方式，渗入工矿、交通运输、贸易等部门，操纵国家经济命脉，进而控制政治、文化等各个领域。洛克菲勒和摩根两个东部老财团，不仅在美国居于统治地位，而且也是世界上最大的垄断财团。洛克菲勒财团靠石油起家，现拥有埃克森等七大石油公司，产量占世界石油产量的四分之一。这个财团的金融中心是大通曼哈顿银行，它打进军火、化学、电器、电子、航空、原子能、钢铁、橡胶、公用事业等部门，至少控制了20多家资产各在10亿美元以上的大公司。摩根财团的金融中心是摩根信托公司和银行家信托公司，它在美国基础工业及军火工业部门一直占有垄断地位，在钢铁、电器、电子、汽车、化学、有色金属等方面实力更为突出。1970年，洛克菲勒财团和摩根财团控制的资产达3742亿美元，大约相当于美国其他16个大财团资产的总和，超过了英、法、联邦德国和日本四国金融垄断组织所控制的资产总额。在美国十大财团中，次于它们的有美洲银行财团、芝加哥财团、第一花旗银行财团、波士顿财团、梅隆财团、得克萨斯财团、杜邦财团和克利夫兰财团，还有为数众多的地方性财团如旧金山财团等。

垄断财团同国家政权的结合，进一步加强了它们对美国政治生活的控制。美国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都要反映大财团，首先是洛克菲勒和摩根两大财团的利益和要求。50年代艾森豪威尔上台是摩根和洛克菲勒争夺妥协的结果，他的内阁是有名的“富豪内阁”。1961年民主党人约翰·肯尼迪上台，是洛克菲勒财团实力增强的反映。后来约翰逊和尼克松先后入主白宫，则有南部和西部财团崛起的背景。历届政府的部长及高级官员，大多是与垄断资本有密切关系的人。垄断组织和政府机构的人员互换达到很大的规模，1967年7月到1971年12月，有1101名中高级军官转入私人军工企业任职，同时各军工垄断组织领导人有232人进入国防部。

美国垄断资本与国家政权在经济上的结合空前紧密，国家垄断资本主义有了高度发展。美国政府推行广泛干预经济生活的政策，保证垄断资本的利润，刺激生产的发展。一是政府增加采购和订货。政府用于采购商品和劳务的开支从1946年的275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1003亿美元，从占当年国民生产总值的13.1%增加到占19.8%，大部分是用于军事采购。美国大财团垄断了大部分军事订货，这就保证了它们获得垄断高额利润。二是扩大投资兴办国有企业和工程。国家从保证再生产的条件出发，对投资大、周转时间长和利润率低的一些基础工业、交通运输和公共事业等进行大量拨款。在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国家占到投资总额的60%左右。原子能工业、宇航工业等需要巨额资本，投资风险大，从一开始就由政府兴办。1950～1971年，原子能工业建厂投资由21亿美元增加到100亿美元。60年代后期，对宇航工业，国家每年耗费50多亿美元。三是国家开支巨额的科研经费，保证垄断资本集团获得新技术成果和巨额利润。仅军事研究发展费用就从1960年的66亿美元增加到1970年的125亿美元，其中95%以上落入资金雄厚、技术先进的大军火公司手中。研究取得成果，这些公司即可获得新产品的专利权，得到一笔新的军火订货，还可以将新技术用于其他产品的生产。如果研究失败，费用则由政府报销。四是国家通过财政、税收、信贷、金融和劳动等经济政策，调节国民经济，影响再生产过程，应付经济危机，调节劳资关系，保证垄断资产阶级的高额利润。五是由国家与外国签订各种协定，成立各种经济组织以及通过美援，以国家的力量推动私人资本和商品输出，占据有利的销售市场、原料产地和投资场所，帮助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加强对外经济扩张。

另一方面，美国国内的反垄断倾向和竞争机制也在强化。当代生产力的发展需要大中小企业并存，需要更能适应产业结构更新、易于满足多样化消费的中小企业。国际竞争的加剧也要求美国保持生产力发展的活力。因此，美国在战后一直坚持1890年和1914年制定的反垄断法，禁止有组织的反竞争安排，不允许任何一个企业或财团垄断某部门的全部生产或销售。1950年，又通过塞勒——凯维弗尔反合并法，禁止相互竞争的企业合并。1970年通过反托拉斯法修正案，规定因他人违背反托拉斯法而受害的个人和企业可以提出上诉，法院和联邦贸易委员会应受理此事。

第二节　艾森豪威尔政府和肯尼迪——约翰逊政府的国内政策

艾森豪威尔的“新共和主义”1952年美国大选，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英雄德怀特·艾森豪威尔以其个人的巨大声望被共和党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击败了民主党的史蒂文森，使共和党20年来第一次重掌政权。1956年，艾森豪威尔连选连任，主政白宫直到1960年。艾森豪威尔的政治观点是坚持传统的共和党保守主义，实行削减开支、平衡预算、降低国债的紧缩政策，主张权力分散、尊重州权、企业自由。但他同意维持“新政”改革的主要内容。为了得到广泛的支持，艾森豪威尔把自己的政治纲领称为“自由保守主义”或“新共和主义”。其实，他的政府是企图在“新政”式的国家干预和传统的自由放任政策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这使希望取消“新政”立法的共和党极端保守派大为失望，但政府的这种温和基调却非常迎合50年代大多数美国人的情绪。

艾森豪威尔内阁成员几乎全是从大公司的头面人物中遴选出来的，如财政部长汉弗莱是巨大的克利夫兰地产公司及汉纳钢铁制造公司的总经理，他以一个成功的企业家的身份来华盛顿推行削减开支、平衡预算的政策。国防部长威尔逊是通用汽车公司总经理，他一上任就宣布将国防部订货转向大厂家。农业部长本森是个塔夫脱分子，他认为减少农业补助金是刻不容缓的。邮政部长萨默菲尔德是汽车批发商。商业部长威克斯是波士顿的工业家。新内阁似乎是正统的共和党保守主义的堡垒，但他们在行动上却是精明的实用主义者。

艾森豪威尔政府首先推行新的财政政策。政府各部门要求尽量节省开支，文官职位减少了10万个。随着朝鲜停战，军事开支也大大削减了。1954年联邦开支削减了近10%，达65亿美元，但仍未达到预算平衡。联邦储备银行决定提高利率和紧缩信贷，引起投资、就业、生产和利润下降，税收减少，经济指数暴跌。为了推动经济发展，政府只好采取灵活的政策，迅速放松信贷，扩大国防和福利的拨款，财政赤字随之增加，1959年的赤字达到13年来的最高额。事实上，坚持平衡预算的主张从一开始就没能认真执行。为履行减少税收的竞选诺言，政府提出1954年税收法，降低国内货物税，使个人和公司在1955年少缴14亿美元所得税。但新的所得税法对收入较低的人很少裨益，反对派批评该法是对那些最不需要的人规定了税收减免。

艾森豪威尔政府主张尊重州权、企业自由，认为联邦政府过多地占有自然资源就会侵害州权。在开发动力资源问题上，要与工业家合伙，这样既能为公共利益服务，又加强了企业自由。认为联邦政府在这些领域里干预过多，就会造成浪费和“潜滋暗长的社会主义”。艾森豪威尔政府取消了战时价格、工资、房租等方面的控制，把许多国有工厂廉价出售给垄断组织。杜鲁门曾两次否决把潮淹区石油所有权归予各沿海州的议案，最高法院曾判决确认联邦政府对这些近海土地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艾森豪威尔却发誓要反对“联邦对州权和州务的侵犯”，1953年签署了《潮淹地法》，宣布海底资源属于沿海各州。公有电力的主张者要求政府在爱达荷州斯内克河上的赫尔峡谷兴建大型水坝和水力发电站。1955年联邦动力委员会否决了由政府兴建峡谷工程的计划，发给爱达荷公司建设许可证。艾森豪威尔极力减少政府对电力工业的干预，他同样反对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扩大业务。1953年，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为了满足原子能委员会不断增加国防用电的需要，请求拨款1亿美元修建一座新的火力发电厂，遭到国会拒绝，总统则支持原子能委员会从私人企业获得电力的建议。以狄克逊和耶茨为首的几个公用事业公司提出在孟菲斯建立发电厂，向该市和原子能委员会提供用电。经过五个月的争论，1954年11月原子能委员会批准了狄克逊——耶茨合同。民主党人攻击这个合同是政府把一个“毫无风险”的垄断权拱手交给了私营企业，想拆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台。后来揭发出那个劝说政府接受投标的特别顾问，原来是一个兜售狄克逊——耶茨公司证券的投资公司的副总经理。上台以来就发誓要根绝营私舞弊的艾森豪威尔不得不下令取消这个合同。结果由孟菲斯兴建市营发电厂供应所需电力。艾森豪威尔还提出美国的原子能开发活动可向私人企业开放，不必由政府保持垄断，私人可以插手原子能发电。国会经过激烈斗争通过1954年原子能法，规定在原子能委员会的保护措施下，私营公司可以利用原子能情报、材料和生产设备；并授权原子能委员会给私人建立核反应堆颁发许可证。

艾森豪威尔政府的农业政策也是尽量减少控制，降低平价补贴，节省政府开支，尽可能使农业走向自由市场。但是农场主都赞成获得最高补贴，反对对1949年农业法规定维持90%的平价补贴再作任何削减。国会经过激烈的论战，还是通过了政府提出的1954年农业法。该法规定对主要农产品的补助，1955年将削减到维持平价的82.5%，1956年再削减到75%。农业地区对此不满，是共和党在1954年中期选举失败，使民主党重占国会微弱多数的原因之一。1956年政府实行“工地银行”计划，企图用补偿农场主休耕土地的办法减少农产品生产过剩。尽管农场主每年休耕几百万英亩的土地，但由于农业技术的改进，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连年获得创纪录的丰收，农产品过剩依然如故。政府的农业开支不仅没有减少，反而从1953～1954年的不到30亿美元增加到1960年的55亿美元。1958年艾森豪威尔签署的最后一个农业法，规定主要农产品价格补贴将逐步降低，到1961～1962年度将降到平价的65%的最低水平。在他的任期之内，农业这个错综复杂的难题显然没有解决。

艾森豪威尔在他的整个任期内都试图使社会和福利立法稳步扩大，尽管不断受到保守派的妨碍，但他还是比较成功地维持并扩大了罗斯福和杜鲁门那一套社会福利立法。1954年和1956年对社会保险法进行了修订，适用范围扩大到独立从业人员，使几百万从前未享受保险待遇的人也能享受到。增加7%的社会保险赔偿金得到国会通过。到1960年，得到社会保险法保护的约有5800万人。接受退休金的年龄限制降到62岁，残疾人为50岁。1955年修改公平劳动标准法，将最低工资从每小时75美分提高到1美元。尽管国会两次拒绝总统关于联邦参与全国健康保险计划的要求，但联邦在公共卫生、医学研究、医院建筑等项目上的开支还是不断增加，1954年为2.9亿美元，1961年几乎达10亿美元。在住房和公路建设方面，1954年住房法规定为低收入者兴建新住宅35，000套。1955年艾森豪威尔要求建房14万套，住房法仅提出再建房45，000套。随后五年的住房法都规定要进一步增建住房，还为清除贫民窟拨款，放宽抵押限制等。但这些办法都不足以解决全国性的严重住房问题。1956年通过的公路法，规定拨款330多亿美元修建一个42，500英里的全国超级公路网。联邦政府负担经费的90%，10%由各州负担。

艾森豪威尔政府在采取措施资助教育事业上非常吝啬，国会否决对教育经费给予援助的法案。只是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美国人震惊不已时，国会才在舆论的压力下于1958年9月通过了国防教育法。该法规定对大专学生提供长期贷款，如贷款学生毕业后同意到中小学任教五年，贷款的一半可免予偿还。还为有志于从事高等学校教学工作的研究生提供5500个奖学金名额，并拨款2.8亿美元给州立学校，以改进自然科学、数学和外语的教学计划。艾森豪威尔当政八年中，结束了朝鲜战争，抑制了麦卡锡主义，同赫鲁晓夫进行会晤，恢复了战后的和平共处。但艾森豪威尔政府过分强调预算平衡，拿不出有效的刺激经济的办法。它在民权、教育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立法上无所建树，对低收入选民缺少关怀措施，国际上又受到苏联空间技术领先的挑战，共和党政府名声一落千丈，民主党势力抬头。

肯尼迪的“新边疆”和约翰逊的“伟大社会”在1960年大选中，美国选民对共和党政府日益感到失望。民主党乘机攻击共和党政府造成“导弹差距”，使美国失去“优势地位”。它提出的竞选政纲宣称，要恢复美国的“军事、经济和道德力量”，重新制定援外方针，更加强调经济援助和国际合作，促进没有通货膨胀的经济增长，结束共和党的紧缩政策，扩大社会福利和保险，加强民权立法等。民主党总统候选人约翰·肯尼迪（1917～1963年）战胜共和党候选人尼克松，当选总统。

肯尼迪当选时43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轻的总统。肯尼迪在就职演说中宣称：“火炬已传到新一代的美国人手中。”他要开拓“新边疆”，号召建立“全球大联盟”以反对人类共同的敌人：“暴政、贫困、疾病和战争本身”。他组织起一个最年轻的、办事效率很高的内阁和智囊团，雄心勃勃地要推行他的“新边疆”计划。他送交第八十七届国会的议案就有107项，内容极其广泛，包括由联邦提供经费来刺激经济发展、减少失业、提高最低工资、稳定物价、大量拨款改建城市贫民窟、实行医疗计划、援助教育事业、实施较合理的农业计划、开发和保护国家资源、发展空间技术、改善社会保险和民权立法等，其中有73项通过，成为法律。但是，肯尼迪旨在使国家摆脱衰退、刺激经济增长，并用经济和社会福利手段帮助贫苦阶层的“新边疆”计划，往往遭到保守的共和党人和南部民主党人的联合反对。总统要求通过一项教育法案，在三年内向各州提供补助金23亿美元，以改善学校建设和提高教师工资，并在五年内拨款33亿美元作为联邦奖学金。1961年5月参议院通过此项法案，但由于天主教要求教区学校与公立学校获得同等补助被总统拒绝，天主教的民主党人便加入保守派，在众议院法规委员会否决了肯尼迪的法案。经过政府不懈的努力，1961年还是取得几项立法的胜利：新住房法授权以近50亿美元来进行为期四年的地方城市更新计划；工人的每小时最低工资在两年内由1美元提高到1.25美元；地区重新开发，提供近4亿美元联邦贷款和拨款援助经济停滞和严重失业的“贫困地区”。

1962年肯尼迪争取立法最重要的成绩是通过了贸易扩大法，授权总统降低关税50%，并可以对主要是由美国与共同市场进行贸易的商品实行免税。美国放弃维护薄弱工业的传统保护关税制，政府实行“贸易调整补助”，通过发放补助金的办法来帮助那些受到进口商品威胁的企业和工人，资助这些企业转产或增加新品种并重新培训工人。该法提供了一种灵活的手段，使美国在迅速变化的局势下可以谈判有利的贸易协定，密切同欧洲共同市场的关系。肯尼迪渴望实行一次全面的减税来繁荣经济，但1962年税收法与他原来建议的已是面目全非。国会授权总统拨款9亿美元用于严重失业地区的公共工程计划，但否决了他的需耗资20亿美元的反衰退公共工程计划。国会否决了利用社会保险体制为老年人提供健康保险的医疗保健法案。肯尼迪头两年的立法工作远未能达到实现“新边疆”计划的要求。尽管民主党在中期选举中获得引人注目的胜利，但1963年总统面对第八十八届新国会还不是有求必应的。肯尼迪要求45亿美元外援被砍去33%，59亿美元的太空计划削减了10%以上。他提出一个详尽的削减税收的法案，虽获众议院通过，却在参议院搁浅了。这一年的教育立法取得较突出的成就，通过了高等教育设施法，拨款12亿美元改善科研教学设施，对私立高校建设也给予贷款；批准了关于加强职业教育的措施，扩大人口密集地区教育经费补贴，延长并扩大国防教育法的权限；通过新建的公共医疗中心对精神病开展防治，兴建医科和牙科学校等。国会因这些令人瞩目的建树，被誉为“1963年教育国会”。1963年美国经济充满生气，肯尼迪政府使国民生产总值增长5.6%。美苏紧张气氛大为缓和，东南亚出现相对稳定，和平与繁荣的年代似将来临。肯尼迪满怀信心地要争取连任，以进一步实现他的“新边疆”计划。为此，他于11月前往副总统约翰逊的家乡得克萨斯州进行活动，力图调和民主党内两派之间的分歧，希望在来年大选中能够团结一致。但1963年11月22日中午，肯尼迪在达拉斯市遇刺身亡，约翰逊继任总统。

约翰逊一上台就宣称要“继续”肯尼迪“开始”的事业。他利用肯尼迪遇刺所引起的人们巨大的感情冲动，加上他长期作为参议院多数党领袖熟谙操纵国会的本领，积极推动国会通过“新边疆”的主要立法。约翰逊说，“对已故总统的最好悼念或颂扬莫过于尽早通过他长期为之奋斗的民权法案了。”当第八十九届国会第一次会期休会时，已通过政府提出的89项重要法案，只否决了两项。约翰逊在第一年使国会通过的肯尼迪拟定的立法项目，比肯尼迪当政三年通过的还要多。

1964年大选结果，约翰逊以空前多数选票当选美国总统，这表明他已经树立起自己的公众信任，不再需要借助于肯尼迪之死来推动国会通过“新边疆”立法了。早在1964年5月，约翰逊就提出“伟大社会”的目标，作为他的政府的施政纲领。他在1965年的国情咨文中，更进一步地提出一系列实现“伟大社会”的方案。他说，“伟大社会”有赖于所有的人都能富足与自由。在约翰逊任内，国会通过了一系列法令。1964年2月通过的税收法是肯尼迪留下来的法案中最先通过的一项重要法令。它规定将最低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从20%降为14%，最高收入阶层的所得税从90%降为70%，从而使居民收入增加，促进经济繁荣。同年8月，通过经济机会法，拨款8亿美元，建立一支美国志愿队。凡16～21岁的男女均可报名，接受文化教育、职业训练，然后派往各地，帮助地方政府兴建各种工程。1965年通过住房法，政府拨款建房，并补助低收入者住进合乎标准的住房。凡房租超过本人收入四分之一者，超出部分由国家补助。1966年通过了示范城市和都会发展法（模范城市法）、阿巴拉契亚地区发展法、公共工程和经济发展法。这些法令不仅着眼于解决贫民窟问题，而且要解决整个地区的问题。法令决定拨款帮助落后地区修筑铁路，兴建公共工程，发展经济。1964～1967年间，国会先后通过了水土保持和国家野生环境保护法、水质法、固体废料处理法、空气质量法、控制汽车排气法等一系列保护环境的立法。约翰逊还使国会通过了长期争论的有关保健和教育的立法。1965年通过的医疗保健法规定对65岁以上的老人实行义务医疗护理。另一项补充计划规定，每月交3美元保险金的人，其医疗费用在自付50%以后，剩余的部分80%由社会保险金提供。1965年通过的中小学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国家拨款13亿美元帮助中小学教育，同时为大学生提供奖学金。此外，还通过了民权立法。总之，约翰逊的立法成果十分巨大，堪与罗斯福新政的立法成果相媲美。

然而，60年代中期以后，约翰逊政府使侵越战争不断升级，同苏联的军备竞赛加剧，庞大的政府开支使通货膨胀日益严重。约翰逊政府已陷入严重困境，声望陡起陡落的约翰逊不得不于1968年3月正式宣布不参加连任竞选。

60年代的社会动荡60年代，美国经济大发展，但也引出众多社会问题。社会动荡不安，出现了大规模的争取黑人民权运动、反对侵越战争的群众斗争和青年造反活动。

美国黑人有2300多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1%，是人数最多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由于严重的种族歧视，广大黑人处于被奴役、被压迫的境地，生活在美国社会的最底层。黑人得不到平等的选举权。一些州用文化测验、宪法知识测验和交高额的人头税等办法来剥夺黑人的选举权。1954年选举中，密西西比、路易斯安那和亚拉巴马三州共有150万黑人适龄选民，但只有21，000人获得选举资格。学校实行种族隔离制度，黑人得不到平等受教育的权利。黑人在就业方面受到严重歧视，经常处于“解雇在先，受雇在后”的状况。到1950年黑人失业人数占黑人人口的14.2%。城市黑人的失业率比白人高一倍，黑人的工资远远低于白人。1952年黑人妇女工资只及白人妇女的41%。在住房和城市公共设施上也实行隔离制，联邦政府的房屋建筑计划中就制订了专供白人或专供黑人居住的严格限制。南部诸州是美国黑人最集中的地区，被称为“黑人地带”，农场主把最耗费劳动力的工作让黑人农业工人去做，工资微薄。在这种重压下，美国黑人争取自由、平等和反对种族歧视的斗争从未间断。到了五六十年代，这一斗争进入了新的高潮，掀起了一次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的民权运动。

战后民族独立运动的高涨，特别是非洲人民挣脱殖民统治枷锁，纷纷走向独立，使越来越多的美国白人意识到，当美国凌辱自己的黑人少数民族时，它显然不能赢得亚非新兴民族国家的尊重与合作。美国黑人在北方城市中心的日益集中和经济力量的扩大，已成为两党都不得不承认的政治力量，两党都不能丢掉扩大民权立法的旗帜。1954年5月17日，美国最高法院对布朗控告托佩卡地方教育局一案作出历史性判决，宣布在公共教育方面实行“隔离但平等”的原则违背宪法，取消种族隔离制。这一判决使“每个黑人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可以站起来做人”，他们将得到联邦政府的支持。1955年，亚拉巴马州蒙哥马利市的黑人市民为了反对公共汽车的隔离乘车规定，在他们的领袖马丁·路德·金牧师的领导下，开展了长达331天的抵制公共汽车运动，迫使地方法院作出了反对在公共汽车上实行种族隔离的判决，最高法院于1956年确认了这一判决。抵制公共汽车运动揭开了战后美国黑人民权斗争新高潮的帷幕。1957年，阿肯色州小石城当局不顾最高法院关于布朗案的判决，调动州国民警卫队阻止黑人学生入学。艾森豪威尔为了维护联邦政府的最高权威，派出联邦军队到小石城强制执行布朗案判决，武装护送黑人学生入学。但一些州仍然顽固地抵制取消种族隔离，弗吉尼亚州和阿肯色州下令关闭兼收黑人学生的学校。1959年州与联邦法院都宣布弗吉尼亚州关闭学校为违宪。到1960年，即布朗案判决六年之后，南方300万黑人学生中只有18万、占6%的黑人学生和白人学生一起上公立学校。1960年1月31日，北卡罗来纳农业和技术学院四名黑人大学生在一家午餐馆就餐遭到拒绝，但他们没有屈服，每天坚持在餐馆静候要求接待。这一行动立即得到黑人群众的响应，发展成为“静坐”示威的群众斗争。几周之内，南方其他城市就发生了几十起“静坐”示威，并由饮食部门扩展到其他公共场所，向公共设施中的种族隔离制度发动猛烈的冲击。当时整个南方州际运输系统如汽车站、火车站、机场的休息室和餐馆都实行种族隔离。1961年，种族平等大会、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和金牧师的南方基督教领导会议等民权组织发起了“自由乘客”运动，冲击州际公共汽车的种族隔离，把黑人民权运动推广到全国。许多白人也支持并参加了这一斗争。结果州际商业委员会命令所有公共汽车公司在州际路线上取消种族隔离，越来越多的地方车站取下了“白人”和“有色人种”的标记。

1963年4月，马丁·路德·金牧师领导一系列“静坐”和示威行动，抗议伯明翰商店、旅店和就业方面的种族歧视，遭到伯明翰当局的镇压，金牧师和其他领导人被逮捕，警察用水龙和警犬冲击游行队伍。警察的暴行使抗议活动迅速扩大，春天和初夏，全国举行抗议示威750多次，仅仅11个南方州就有近14，000人被捕。8月28日，在华盛顿举行了规模空前的示威游行———争取就业、争取平等的“自由进军”。参加的有男女老幼，有黑人和白人，代表100多个团体，包括民权、劳工、宗教组织，总数达25万人。马丁·路德·金牧师在林肯纪念堂前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著名的《我有一个理想》的演说：“我梦想这个国家会有一天站起来，体会到‘我们认为这些是自明之理，一切人类生而平等’这个信念的真正意义。我梦想有一天在佐治亚的红山上，昔日奴隶的儿子们和昔日奴隶主的儿子们，同坐一起，亲如手足……我梦想有一天，我的四个小儿女会在一个不以肤色、而以品格优劣为准的国家里生活。”华盛顿进军将战后黑人民权运动推向高峰，它使争取公民平等权利的斗争真正成为全国性的伟大群众运动。1964年，美国黑人斗争由非暴力的和平示威发展到以暴抗暴的斗争。7月纽约哈莱姆区、8月洛杉矶瓦茨区首先开始武力抗暴。此后，无论是北部、西部还是南部，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市，只要有黑人聚居的地方，几乎都有抗暴斗争。其中最突出的是1967年7月纽瓦克和底特律的抗暴事件。黑人一度控制了底特律西城区大部分，汽车工厂全部停工，整个城市陷于瘫痪。约翰逊下令联邦空军部队5000人开进底特律“恢复秩序”。这一年黑人抗暴斗争扩展到128个城市。1968年4月4日，种族主义暴徒在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暗杀了美国著名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非暴力主义者马丁·路德·金牧师，这更加激起了大规模的抗暴斗争，黑人抗暴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172个城市。60年代中期美国不断扩大印度支那战争后，黑人的抗暴斗争和人民的反战运动汇合在一起，猛烈地冲击着美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战争政策，加剧了美帝国主义面临的危机。

在日益壮阔的群众运动的推动下，美国国会和政府通过和颁布一系列有关消除种族歧视的法律和法令。1961年和1964年分别生效的宪法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修正案，扩大了选举权。1964年通过的民权法规定，黑人可以同白人一样享用旅馆、餐厅、娱乐休息场所，并授权联邦政府可以提出公诉，要求取消公共设施和学校中的种族隔离。1965年8月又通过选举法，决定取消文化测验和其他类似的选举资格审查，并对干预选举权利的行为规定了惩处办法。1968年的民权法禁止在出租和出售住房时实行种族歧视。经过长期不懈的斗争，黑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地位有了显著的改善。1954年南部诸州参加选民登记的黑人不到四分之一，到1970年超过三分之二。黑人担任各级政府职务的明显增多。1966年南部诸州约有100名黑人被选为州与地方一级官员，到1972年超过1000人。1965年几乎没有黑人市长，到1970年已有80个市镇长是黑人，联邦政府和国会也有了黑人的席位。1957年，南部诸州和白人一起上公立学校的黑人学生只占黑人学生总数的4%，到1970年达到84.3%。公共服务设施也消除了种族隔离。然而，美国黑人问题并未彻底解决，要消除事实上的不平等，尚须进行长期的、多方面的努力。

60年代随着侵越战争的扩大和失败，全国兴起轰轰烈烈的反战运动。1965年3月24日，密执安大学3000名师生举行越战讨论会，反对美国入侵越南。这一抗议活动迅速波及各校。同年，开始出现反战游行。1966年，国会召开听证会。富布赖特、罗伯特·肯尼迪、麦戈文等议员公开谴责政府的战争政策。他们人数不多，但影响颇大。1967年，反战斗争进入高潮。4月和10月发生数十万人的反战游行，很多人公开焚烧征兵卡，冲击征兵部门。1968～1969年，斗争持续不断，发生近两千起抗议示威。1970年，尼克松出兵入侵柬埔寨，又引起反战高潮，四百多所学校学生罢课抗议，十多万人在白宫前示威游行。反战斗争一直坚持到美国侵越战争结束。

60年代，美国青年运动蓬勃发展。1964年12月2日，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分校大约一千名学生占领学校行政大楼，要求政治活动自由，改革学校管理体制。学校向警方求援，逮捕了数百名学生，这引起广大师生的强烈抗议。学校被迫让步。这以后，学生运动迅速兴起，并同黑人争取民权运动、反战运动结合在一起，形成极大声势。青年人还搞起反主流文化活动。他们不满现实，故意违反社会道德准则，他们打扮奇特、言行粗野、蔑视金钱、吸毒纵欲。后来，一些人走向自我修养，崇拜东方宗教，一些人搞恐怖活动。新建立的黑豹党、气象员派，号召进行城市游击战。70年代，青年造反运动逐渐走向消亡。

第三节　从尼克松到里根政府

尼克松和福特政府1968年，美国举行第三十七任总统选举。副总统汉弗莱被提名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共和党则提出尼克松为自己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中，民主党虽处于执政的有利地位，但内部几派相互斗争，再加上越南战争问题，力量被削弱。尼克松则提出要结束越战实现和平，但不是不惜一切代价的。选举结果，尼克松获43.4%的选票，只比汉弗莱的42.7%多0.7%，以极小的优势获胜。

理查德·尼克松于1913年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巴林达。大学毕业后任律师。二次大战期间，任海军军需官。1946年当选为众议员，1950年成为参议员。1952～1960年任副总统。1960年竞选总统，败于肯尼迪手下。1962年竞选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遭受失败。但1968年又东山再起。

尼克松上台正值美国在越南陷于困境之时，而解决越南问题又需调整同苏联，特别是同中国的关系。因此，尼克松在第一任内把主要精力用于外交方面。1971年7月他不让国务院和五角大楼知道，非常秘密地派遣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基辛格到北京，直接和周恩来密谈两天。1972年2月，尼克松访华。27日，中美签订上海公报，赞成中美关系正常化。同时美国宣布，对“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不提出异议”。从此，中美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3年1月，美国同越南签订《关于在越南结束战争，恢复和平的协定》。尼克松政府把50万侵越美军撤回国内，同时，从日本、韩国、泰国、菲律宾和台湾地区撤走大批部队。美国驻亚太地区的总兵员由90万人减为24万人。美军的全部现役军人也由354万缩减为216万。尼克松政府的这些措施得到普遍的支持。

在内政方面，尼克松政府偏于保守。它极力扭转约翰逊政府向贫穷开战的势头，解除负责此项事务的上层官员，关闭大部分的职业队训练中心。它没有提出什么引人注目的议案，比较重要的有：提出从1972年起将行使选举权的年龄降为18岁的议案、妇女平等权利案，以及联邦援助公路法案等。

尼克松政府面临着严重的经济问题。1970年8月，国会通过经济稳定法案，授权总统采取行动稳定物价、房租和工资。尼克松最初反对干预经济，但一年后，他就宣布实行“新的经济政策”，用行政的力量解决失业、通货膨胀和美元危机三大问题。1971年8月15日，尼克松宣布冻结物价和工资90天。这项规定对富人有利，因为工资容易冻结，而物价很难控制，资本家经常采用更换商品名称的办法变相提价。从1971年11月起，开始新政策的第二阶段，改冻结为管制。政府规定，物价和工资每年只能提高5.5%，而且提高应是有计划地进行，须得到政府有关部门批准才能付诸实施。1973年1月，政府取消强制性控制。但没过多久通货膨胀又加剧起来。政府于1973年6月再次宣布冻结60天。直到1974年，政府才停止对物价和工资的行政干预。新的经济政策还有另一方面的内容，就是克服美元危机的措施。进入70年代，美国的黄金储备从战后最高的250亿美元降为105亿美元，而这时外国人持有的美元共达500亿，超过美国的全部黄金储备。在这种情况下，尼克松政府于1971年8月15日，宣布停止外国中央银行用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同时对进口商品征收10%的附加税。西方国家对美国的做法十分不满，认为它违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美、英、法、联邦德国、日、加、意、比、荷、瑞典“十国集团”财政部长于9～12月接连举行四次会议，商讨妥协方案。最后，美国决定改变近40年来一直未变的黄金兑换率。美元贬值8.57%，1盎司黄金价值从35美元上涨为38美元。与此同时，西德马克和日元升值13%和17%。尼克松还宣布取消10%的附加税。1973年美元危机再次爆发。2月尼克松政府决定将美元再贬值10%，1盎司黄金升价为42.22美元。

1972年，美国举行新一届总统选举。尼克松在50个州中的49个州获胜，共获得61.3%的选票。尼克松得到521张选举人票，而民主党人麦戈文只得17张。尼克松十分得意，认为定可主持美国独立200周年的纪念活动了。但是，他的夙愿未能实现。

1973年六七月间，巴尔的摩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发现副总统阿格纽犯有受贿、勒索、偷税等问题。阿格纽虽极力否认，但证据确凿，无法抵赖，于1973年10月辞职。众议院共和党协商委员会主席福特接任副总统。

对尼克松更大的打击是“水门事件”。早在1971年6月17日，警察在民主党全国委员会水门办事处发现门把上安设有电子窃听器。这件事最初不大为人们所注意。后来，查明是共和党的总统重新当选委员会派人所为。1973年3月，调查取得新的突破，涉及到白宫。尼克松极力掩饰，弄得矛盾百出。尼克松的国内问题高级助手霍尔德曼和埃利希曼以及司法部长克兰内斯特，因与事件有牵连而相继辞职。1974年，法院查明，尼克松在水门事件后的第六天，曾指示他的助手让中央情报局制造一次国家安全行动，以掩饰水门的问题，并指示不让联邦调查局插手此事。这是妨碍一个国家机构调查罪行的明证。法院要尼克松交出他在白宫的录音带，以验证此事。但是，尼克松拒绝交出，引起公愤。7月24日，首席大法官宣布，最高法院一致裁决，尼克松应交出录音带。与此同时，司法委员会表决通过，向众议院呈送三项弹劾总统的条款：指控总统给司法工作设置障碍，指控他滥用职权，指控他不尊重委员会的传票。尼克松无力反驳，于1974年8月9日正式辞职。福特接任总统，纳尔逊·洛克菲勒任副总统。正副总统都不是民选产生的，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

杰拉尔德·福特于1913年出生在内布拉斯加州。耶鲁大学毕业后任律师。二次大战期间为海军少校。从1949年起一直是众议院议员。1965年当选为众议院共和党领袖。

福特是个保守派分子。面对70年代的经济危机，他只会萧规曹随，拿不出什么得力的措施来。他讨厌控制物价和工资，主张政府少干预经济。在福特任内，国会只通过一些不太重要的法案，如资助学校的法案，决定拨款250亿美元帮助中小学；住宅建筑法，拨款80亿美元资助建房和补贴中下等收入者的房租；1975年，决定实行印第安人自治，他们的事务由首都印第安事务局转到各地部落会议管理。

卡特政府1976年，美国举行总统大选。福特勉强战胜里根，争得共和党对他竞选连任的支持。福特提出的竞选纲领仍是老一套的货色，他谴责民主党乱花钱，瞎管制，主张平衡预算、减轻赋税、支持企业自由。民主党推出卡特做总统候选人。卡特呼吁用“愈合的时代”取代近来的“痛苦的时代”。最后，卡特以51%对48%的选票战胜福特，当选为第三十九任总统。这是自1932年胡佛失利以来第一次在职总统竞选失败。

小詹姆斯·卡特于1924年出生在佐治亚州的一个农场里。他是自札卡里·泰勒（1849～1850年在职）以来第一位来自美国南部的总统，得到多数黑人的支持。卡特是一名地方领袖人物，1971～1975年任佐治亚州州长。入主白宫前没有全国性政治工作经验。

卡特上台后，面临经济滞胀所带来的众多问题。首先是能源问题。1977年，美国消费的石油有一半靠国外进口。而国际石油价格不断上涨，美国为此付出的款项几年内就增加三四倍。1973年进口石油花的钱为84亿美元，1977年就猛增到400亿美元，成为美国经济一大负担。卡特政府想扩大核、煤等其他能源，减少石油和天然气的消费。为此，提出国家能源法，对石油消费进行管制，对开采原油增收井口税。国会讨论后，把原法案中的棱角都磨掉了。1978年10月通过的能源法，对改善能源状况意义不大。1979年3月，宾夕法尼亚州的三英里岛核电站发生泄漏放射性物质事故。人们对过多依靠核动力发生怀疑。能源问题成为卡特政府的一个头痛的问题。

失业率高是另一个问题。为减少失业，1977年政府拨款60亿美元用于地方建设，拨款79亿美元举办公益服务事业，同时对企业实行减税，以鼓励它们多雇工。政府的措施取得一定效果，1976年的失业率为8%，1977年降为6.4%，1978年低于6%。

通货膨胀的问题更严重。1977年的膨胀率为7%，1978年升为9.6%。美元不断贬值。1979年7月每盎司黄金的价格竟超过300美元。卡特政府采取紧急措施，将贴现率提到9.5%的新记录；紧缩信用，减少信贷资金；回笼美元，减少货币流通量。政府的干预使美国避免了一场金融恐慌。1979年中，国际石油价格再次猛烈上涨，终于在1980年春把问题重重的美国经济又拖入危机。

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于1979年1月1日同中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1979年10月，巴拿马运河条约正式生效。美国同意在2000年将运河的管理和防务权利交还巴拿马政府。但在同伊朗关系上发生麻烦。1979年11月4日，霍梅尼政权扣押美驻伊使馆52名人员做人质，要求引渡前国王巴列维回国受审。美拒绝伊朗的要求，于1980年4月同伊断交。4月24日，美组织军事人员乘飞机去营救人质，因遇沙暴而被迫返回。此后，美改为与伊朗谈判，但直到1981年1月20日卡特下台时，美国人质才获释。在美伊交恶之时，苏军于1979年底入侵阿富汗，美采取制裁措施，宣布对苏联实行谷物禁运，但效果不大。卡特被指责“对共产主义软弱无能”。

里根政府1980年，卡特被民主党推举出来竞选连任总统。但这时的卡特因经济危机的日趋严重和人质问题的长期未得到解决而形象受损，威信下降。共和党提出里根为总统候选人。选举结果，里根获得489张选举人票，当选为第四十任总统。卡特只得到49张选举人票，这是在职总统少见的惨败。

罗纳德·里根于1911年2月出生在伊利诺斯州的一个皮鞋推销商家里。1932年取得了尤里卡学院的社会学学士学位。在26年的演员生涯中共拍过53部电影。1966～1974年任加利福尼亚州州长。里根在1968和1976年两度参加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但先后败于尼克松、福特手下。

里根在1980年竞选中的胜利，表明保守派影响的增长。民主党自由派从罗斯福开始，扩大政府干预经济，增加财政开支，扩充福利。约翰逊执政时达到高峰。但70年代出现危机和滞胀，自由主义影响下降。

里根上台时，正值美国陷于经济危机。因此，他在1981年1月的就职典礼上宣称，他的政府要对内振兴经济，对外重振国威。里根采纳孟德尔的供应学派理论，认为克服危机和滞胀，应从凯恩斯的调节需求转向调节供应，即从扩大消费转为减税、鼓励投资来刺激生产。里根政府在1983～1985年的三年中连续减税23%，使个人和企业少缴所得税3500亿美元，从而为美国经济增添了庞大的市场购买力，使久经压抑的私人消费开支出现引人注目的增长。1983年美国商业零售额的增长率达到9.3%，1984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上升为13.6%。1986年10月，里根又签署税制改革方案，简化税则，把个人所得税从15种减为两种，税率原为11～50%，现为15%和28%。另外，削减或取消对某类个人或公司的减免税特惠。里根还采纳货币主义的主张，大力控制货币发行量，紧缩银根。1982年7月到1983年7月的通货膨胀率仅为2.2%。

里根政府还根据新的情况决定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在同企业的关系方面，过去政府管制、控制企业，以保护老百姓和中产阶级不受大企业侵犯。但到了70年代，过多的管制削弱了美国企业在国际上的竞争能力。另外，随着高技术和服务业的发展，新的就业机会绝大部分是由百人以下的小企业创造的。政府要扶助小企业，而小企业不适应政府的繁多管制。因此，政府决定解除管制，使小企业能更好地对市场作出反应。在劳资关系上，30年代政府帮助工会组织起来，加强工会同资方谈判的力量。战后，工会力量增大，掌握工会的工会官僚不问生产情况如何，一味要求提高工资。因此，人们倾向于限制工会。里根政府解散了发动罢工的机场塔台工作人员工会。在社会福利方面，过去为了帮助穷人和少数民族，制定了一系列立法。但社会保障制度有许多弊病。65岁以上退休工人的养老金、医疗补助金等项目的收入，合起来有时比退休前的收入还多。国家的社会福利支出在80年代达到2000亿美元。政府感到负担过重，决定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削减政府其他方面的开支，以期减少财政赤字。

里根的经济政策取得一定成果。美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中率先摆脱危机。1984年，通货膨胀率和失业率同时下降。经济增长速度达到6.9%，居于资本主义世界之冠。

在对外关系方面，美国自从越战失败以来，霸权地位受到苏联的严重挑战，国际影响有所削弱。里根政府决心扭转这一情况，提出“扩军抗苏，重振国威”的口号。它依靠日渐增长的经济实力，大肆扩军备战。1981年的军费是1567亿美元，1985年猛增为2644亿美元，其增长速度超过苏联。美对苏态度也日趋强硬。1983年10月，美又悍然出兵入侵格林纳达，颠覆当地合法政府。里根被美国报刊称为“强有力的总统”。

1984年，举行新一轮总统选举。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蒙代尔在竞选中向里根提出指责说，“生活比以前好，但军备竞赛扩展到太空，赤字留给后代好吗？”蒙代尔还打破政界200年的传统，挑选众议员费拉罗女士为副总统候选人。但里根仍以518张对20张选举人票的绝对优势获得胜利。

在里根的第二任期内，美国经济继续发展，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从1983年的14，110美元，增加到1988年的19，766美元。但问题仍然很多。财政赤字在1983、1984年曾有所下降，而1985、1986年又回升到2000亿美元以上，1987年和1988年又降到1500亿美元左右。联邦债务则持续增加，1988年达到2.4万亿美元。对外贸易连年入超。在对外关系方面，里根提出星球大战计划，向苏联提出严重挑战；另一方面，又多次同戈尔巴乔夫会晤，寻求两国关系的调整。

1988年，美国举行总统选举。乔治·布什以426张对112张选举人票的压倒优势取胜于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杜卡基斯，当选为美国第四十一任总统。这样，布什就成了自1836年以来在职副总统竞选总统成功的第一人，而且使共和党自二战以来首次蝉联三届执政。布什作为里根政府的副总统，竞选获胜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根本的原因是经济形势对共和党有利。里根政府当政八年，美国基本上摆脱了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加剧并存的“滞胀”困境，到里根第二任期届满时，美国经济持续增长六年，成为战后和平时期美国经济增长持续时间较长的一次。通货膨胀率已经从1980年的13.5%，降至1988年底的4.6%。失业率降至5.3%，为14年来的最低水平。美国选民是根据自己的经济情况投票的，而大多数美国人在里根执政期间收入增加了，这就为布什竞选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第八章　50年代到80年代的西欧各国

第一节　联邦德国的兴起

经济的飞速发展50年代初，联邦德国的经济已经恢复到二次大战以前的水平。这以后，进入经济高速发展时期，联邦德国人称它为“黄金的50年代”。在1958年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以前，联邦德国经济发展非常迅速。1952～1958年期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达到7.6%，远远超过同一时期美国2.2%的增长率。这一时期的失业率则从6.4%下降为1.7%，因而在劳动市场上几乎找不到劳动力。加入经济共同体后，联邦德国的经济发展日益和西欧其他国家的步伐趋于一致，年平均增长率降为5%。这一时期，外籍工人大量涌入联邦德国。1955年外籍工人只有8万人，1970年猛增为200万，占非独立就业人员的十分之一。

此时，联邦德国经济出现两次危机。一次发生在1952年2～5月，一次在1958年2～4月，产值分别下降了2.6%和3.1%。由于危机时间短，产值下降幅度小，对联邦德国经济影响很小，也不为人们所注意。相反，联邦德国经济的成就却十分引人注目。它的国民收入在1950年只有233亿美元，到1970年就上升为1668亿美元，20年间增长了六倍多。联邦德国的工业产值在1955年超过英法，重新跃为资本主义世界的第二工业大国。这个地位保持了将近20年，进入70年代以后，逐渐被日本超过，退居第三位。然而，按人口平均计算的工业产值，联邦德国不仅把法国、日本、英国抛在后面，而且在1970年超过了美国。联邦德国重要工业产品的产量都成倍增加。1950～1970年期间，钢的产量从1200万吨发展到4500万吨，发电量由445亿度发展到2426亿度，汽车产量由30万辆增为384万辆，合成纤维的产量由1000吨增为49.7万吨。农业也有较大发展。谷物收获量从1950年的1020万吨扩大到1970年的1729万吨。但农业仍是德国经济中的弱点，每年都需进口大宗农产品。

联邦德国经济的增长促进了外贸的发展。1950年，进出口贸易总额只有46亿美元，1970年猛增到646亿美元。在对外贸易中，联邦德国从1952年起年年顺差。50年代平均每年顺差22亿马克，60年代平均每年顺差87亿马克。联邦德国的黄金外汇储备不断增加，到1970年达到124.4亿美元，占资本主义世界的15.2%，超过美国，居世界第一位。

经济的发展使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电视机、自动化洗衣机等各种家用电器以及汽车逐渐进入居民家庭。每1000居民中拥有小汽车的数量，1950年为11辆，1970年增为236辆。一名普通工人在1970年仅用20周的工资就可以购买一辆最便宜的大众牌汽车。

联邦德国经济发展迅速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战前的德国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毫无疑问，这为联邦德国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除此以外，值得提出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发展科学，提高生产率。联邦德国政府注意从发展教育着手来建设科技人员和熟练工人两支队伍。1950年，联邦德国在校大学生为10万人，平均1万居民有21名大学生。1970年增加到41万人，平均1万居民有68人。除了正规的学校教育外，联邦德国也重视职工的业余教育。中学毕业生不上大学者，三年内有法定的休闲日去接受正规课程教育。每周上课一至二天，结业时通过考试作为职业资历。由于教育和训练的结果，联邦德国的科研和工程技术人员不断增加，就业人员的科学知识和技术水平普遍提高。

为了加快科技发展，联邦德国特别注意引进国外先进技术。最重要的办法是进口专利和许可证。据统计，从1950年到1973年，联邦德国进口专利和许可证的支出从2200万马克上升到165，400万马克，增长了74倍以上。

由于注意发展本国科学和引进外国先进技术，联邦德国的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1951～1965年，工业生产率年平均增加4.5%，成为联邦德国经济发展的基本因素。

第二，利用外国资本。外国资本输入对联邦德国经济发展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战后初期，美国国家垄断资本在马歇尔计划的名目下输入联邦德国。50年代以来，美国私人资本涌入联邦德国。1957年，美国公司在联邦德国的投资达5.8亿美元，1975年上升为87.3亿美元。外国资本的输入固然加剧了联邦德国垄断资本同外国垄断资本之间的矛盾，但对于增加联邦德国企业的资金，扩大就业，增加税收，引进新技术和新设备，加速经济发展都起了积极作用。

第三，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发展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最直接的形式是建立国有经济。联邦德国在这方面远不及法国、意大利。它主要通过国家投资参股的办法控制了邮电、交通运输和电力等基础经济部门和动力工业部门。此外还直接经营一些投资大、盈利小、风险大的部门，如原子能、宇宙航行以及其他尖端科研项目。

联邦德国政府通过制定法令政策来干预调节国民经济。在财政政策上，实行减税免税和加速折旧的政策以促进积累。在金融政策上，限制货币发行和信贷以控制通货膨胀。在对外贸易政策上，奖励出口，规定出口商品一律免税。在社会政策上，1952年通过企业法，规定在5人至2000人工厂中建立企业委员会，职工代表参与决定企业的各方面事务。1955年，为服务行业制定了职工代表会议法，内容同企业法相似。两个法令的通过使劳资矛盾有所缓和。60年代联邦德国很少有罢工，每100个就业人员因罢工而损失的劳动日每年仅为23个，这个数字比日本的147个、英国的233个、意大利的1305个要少得多。

1967年6月，联邦德国通过了《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这一稳定法被称为20世纪中期经济干预的伟大宪章。过去，联邦德国政府基本按照艾哈德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理论”行事，对经济的干预是有限的。1966年4月发生经济危机，持续了15个月。危机期间，工业生产下降7.6%，失业人数达到67万。在危机的影响下，经济部长、社会民主党人席勒提出稳定法。过去，11个州和25，000个城镇每年都自行制定自己的预算，国家无法制定多年的财政计划和相互协调的政策。新法令在一定程度上把财政权集中到中央。联邦政府可以制定统一的五年财政计划和中期公共投资纲领。另外，国家通过联邦银行建立经济平衡准备金，可以根据需要停止支付预算资金、限制贷款，或向银行借债以扩大公共开支等。政府用这些手段稳定经济发展，争取1968年达到四个经济目标：即价格稳定，年通货膨胀率不超过1%；充分就业，失业率不超过0.8%；对外经济平衡，出口顺差保持在国民生产总值的1%左右；适中的经济增长，国民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维持在4%左右。实施稳定法后，成绩显著，四项目标均成事实。联邦德国经济稳步向前发展。

基督教民主联盟的长期执政1949年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后，基督教民主联盟长期执政。它的领袖康拉德·阿登纳连续四届担任政府总理，直到1963年，被称为“铁腕人物”。

在1949年初次进行议会选举时，全国有16个政党参加竞选。其中六个小党连一个议员席位也没有获得。另外一些党也只获得很少几个席位。人们对这样多的政党感到厌烦。1953年修改选举法，规定只有取得5%以上选票的党才有资格进入联邦议院。这样，许多小党在政治舞台上难以立足，逐渐解体或为大党所吞并。议会中逐渐形成基督教民主联盟——基督教社会联盟（通称联盟党）同社会民主党对抗的局面。自由民主党则稳定地保持着少数派地位，起着某种平衡、缓冲作用。共产党于1956年8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1968年后，被允许合法活动，但未能取得5%的选票，没有进入议会。极右分子于1964年组织国家民主党，被人们称为新纳粹党，为多数人所唾弃，也未能进入联邦议会。

1957年，联邦德国举行议会选举。这时，阿登纳政权的威信极高。一方面，它引导国家走出战争废墟，创造了经济发展“奇迹”。另一方面，争取到西方废除占领法规，使联邦德国重新获得了完整的主权。联邦德国还加入了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同西方结成巩固的联盟。同时，阿登纳于1955年9月访问莫斯科，同苏联建立了外交关系。基督教民主联盟对自己执政的成果引为自豪。它在1957年竞选中提出的口号是，“不要搞实验”，认为按原有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就可以了。社会民主党提出不同的政纲，主张经济国有化，政治中立化，要求民主德国、联邦德国各自退出华沙条约组织和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建立中立统一的德国。选举结果，联盟党大胜，获得50%以上的选票和席位。社会民主党获得1/3的席位。

社会民主党在历次竞选中接连失利，党内要求变革的呼声愈来愈大。1959年11月，党在戈德斯贝格召开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新党纲。新党纲规定，社会民主党是一个“人民的政党”。党纲不再提马克思主义，只说党信奉民主社会主义、基督教理论、人道主义，是一个“思想自由”的政党。关于党的任务，党纲不讲阶级斗争，只说用“文明、和平”的手段，建立一个“人人机会相等”、“能够伸张正义”的社会。关于经济政策，党纲不强调国有化，提出要保护私有制、保护自由竞争。在对外政策方面，党纲表示赞同参加西方防务、实行义务兵役制。

1961年9月，举行新的议会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获242席，丧失多数地位。社会民主党力量大增，获190席。自由民主党获67席。阿登纳继续担任总理，同自由民主党合作，组成联合内阁。但他的威信下降，不少人要求他辞职下台。1963年10月15日，在新一轮选举到来之前，阿登纳被迫宣布辞职。原经济部长路德维希·艾哈德接任总理。

艾哈德是基督教民主联盟中居于少数的新教领导人，作为联邦德国战后经济奇迹的设计师得到人们的赞扬。上台后，他把政府变成更合传统的内阁制，而不是阿登纳时期的“总理民主制”。但他缺乏阿登纳那样的坚强意志和政治手腕，无力制止基督教民主联盟内部的严重派系斗争。1966年春，联邦德国发生经济危机。内阁决定大幅度增加税收。自由民主党反对，于1966年10月退出内阁。艾哈德内阁垮台。

自由民主党想同社会民主党联合组成新政府，但是社会民主党拒绝了这个建议，因为这样一个内阁只能获得勉强超过半数的支持。另一方面，基督教民主联盟和社会民主党不顾各自党内相当多的反对意见，决定组成一个大联合政府，由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库特·基辛格担任总理，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

在基辛格执政时期，社会民主党人席勒提出促进经济稳定和增长法，取得成效，社会民主党声誉大增。1969年举行议会选举，基督教民主联盟和自由民主党的席位下降，分别为242席和30席。只有社会民主党增加了席位，获得224席。10月，社会民主党同自由民主党联合组阁，从而结束了基督教民主联盟执政20年的历史。

社会民主党政府和联盟党的再度执政1969年10月，社会民主党人勃兰特出任联邦德国总理。自由民主党人谢尔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这是1930年缪勒下台后，社会民主党人第一次出面组阁。

勃兰特原姓弗拉姆，1913年出生于卢卑克的工人家庭里。1930年参加社会民主党。因从事反纳粹活动，被迫流亡北欧。战后回国，先后担任西柏林的议长和市长。1964年当选为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上台后，推行新东方政策，同苏联、波兰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努力改善同共产党国家的关系。勃兰特的这一政策遭到国内不少人的反对。联盟党利用这一情绪，于1972年4月建议议会举行对勃兰特的建设性不信任投票，并推举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巴泽尔接替总理职务。社会民主党全力反对这一谋划。4月26日，议会投票，联盟党以两票之差未能如愿。

勃兰特见自己在议会中地位不稳，乃于1972年9月举行信任投票。他指使本党议员投弃权票。这样，政府便“失去了议会信任”。勃兰特以此请求总统海涅曼宣布解散议会。1972年11月19日，举行新的议会选举。社会民主党获45%的选票，而联盟党获44.9%的选票，两党力量不相上下。社会民主党在自由民主党支持下，据有半数以上票数。

1974～1975年，联邦德国遭受经济危机打击，工业生产下降12.3%，物价上涨11.1%，全失业人口超过100万。危机开始后，政府同工会的关系发生麻烦。1974年初，公用工会要求提高工资，勃兰特说无论如何不能超过10%，否则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工会不听，举行三天罢工后，争取到提高工资11%。政府威信受到损害。不久，又发生纪尧姆事件。纪尧姆于1955年从民主德国移居联邦德国。1973年任勃兰特的党务秘书，是勃兰特的亲信。1974年4月，纪尧姆被捕，承认是民主德国间谍。5月，勃兰特以承担政治责任为名，辞职下台。

社会民主党副主席施米特接替勃兰特担任总理。副总理兼外交部长是自由民主党领袖根舍。施米特是一个讲求实际的北方（汉堡）人，自信、精明。他领导联邦德国比其他西方国家更为顺利地走出70年代的危机。对外贸易连年顺差，失业率和通货膨胀率低下，政府威望不断提高。1980年举行新的议会选举，施米特连任政府总理。

1980年，联邦德国经济陷入危机。1981年工业下降1.3%。年底失业工人达到170万，占全体工人的7.3%。财政拮据，1981年的赤字高达398亿马克。对如何解决国内的经济问题，执政的两党发生分歧。社会民主党主张更多地采用国家干预手段，增加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自由民主党则主张扩大私人企业的投资。为了平衡财政收支，社会民主党主张向高收入者征收附加税，而自由民主党主张削减社会福利开支，减少失业补贴和医疗费用。1982年9月12日，经济部长、自由民主党人拉姆斯多夫提出经济备忘录，建议削减失业救济、减少房租补贴、取消产假工资、领养老金者需如数交纳医疗保险费、用间接税代替直接税等。施米特拒绝这一要求，说实行社会福利政策现在是、将来仍然是社会民主党的法定准则。自由民主党四名内阁成员遂于9月17日集体辞职。政府陷于危机。施米特想仿照勃兰特的做法，以得不到议会信任为由，解散议会，进行大选，另组内阁。但反对党抢先一步，推出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为新总理候选人，并于10月2日在议会对施米特进行建设性不信任投票。结果，施米特以235票对256票败北，被迫下台。这是联邦德国历史上第一次在职总理被免除职务。

1982年10月，科尔就任总理。自由民主党主席根舍仍担任副总理兼外交部长。科尔于1930年生于路德维希港。1958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73年起任基督教民主联盟主席。科尔的上台使在野13年的联盟党重新执政。

1983年3月，议会举行选举。联盟党获胜，得244席。社会民主党193席，自由民主党34席。此外，绿党获27席。绿党成立于1980年1月，成员主要是教师、医生、中小工商业者、学生等中产阶级，共三万多人。绿党对内主张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反对利用核能，反对经济垄断，主张建立能维护生态平衡的经济制度；对外主张和平主义的中立政策，要求解散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华沙条约组织。绿党的出现是联邦德国政治中的新事物，但它尚不能起决定性的影响和作用。

科尔上台后，不断扩大国家投资，鼓励私人建厂，以增加就业机会。另一方面，紧缩政府开支，限制社会福利，以平衡财政收支。科尔政府的政策使联邦德国经济迅速摆脱80年代初的危机，转入恢复发展阶段。1986年的国民总产值达到19，510亿马克，比1985年增加2.5%。1986年的外贸顺差多达1000亿马克。

1984年5月，爆发了联邦德国历史上历时最长、代价最高的一次劳资纠纷。巴登——符腾堡州的一万多名冶金工人于5月14日举行罢工，要求在不减薪的条件下实行35小时工作周。全国各行各业的工人纷纷响应。到6月初，直接或间接卷入罢工的人数超过40万。资方拒绝工人的要求，并关闭一部分工厂，向罢工者施加压力。但工人坚持不屈不挠的斗争，最终迫使资方让步，答应从1985年4月1日起实行38.5小时工作周，并提高工资5.3%。

科尔政府在对外政策上，强调同美国、西欧保持友好关系，说联邦德国的“安全只能由美国加以保护”。同时宣布继续发展同苏联的关系，但实际上有所削弱。

第二节　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建立与发展

第五共和国的建立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建立的法兰西第四共和国因无法改变政府频繁更换的局面和无力结束阿尔及利亚的战争，于50年代陷入困境。最后不得不给戴高乐以全权，请他创建新政体，并同意他将新宪法草案直接提交人民决断，而无须事先提交议会批准。

1958年6月戴高乐接管政权后，立即任命一批专家起草新宪法。9月4日，即第二帝国被推翻的88周年纪念日，戴高乐总理在巴黎共和国广场的大会上，向法国人民提出了一部新宪法。9月28日，举行公民投票。在各政党中，只有共产党人、激进社会党中的孟戴斯-弗朗斯派表示反对。80%的投票赞成新宪法。1958年10月5日，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正式宣告成立。

新宪法规定，议会由直接选出的国民议会和间接选出的参议院组成。第五共和国宪法的特点是扩大了总统的权力。总统不是议会成员，不由议会选举产生，而由议会议员以及各行政区、海外领地和地方议会的代表组成的选举团选出，任期七年。1962年，宪法经过修改后规定全民投票选举总统。总统不仅是礼仪性的国家元首，而且是三军统帅，拥有通常的行政职能，被授予广泛的任命权。总统可以要求议会重读提交给他签署颁布的法令。在与总理和两院议长磋商后，可以解散议会。宪法第十六条赋予总统在紧急情况下行使自行决定的独裁措施的权力。但在他行使非常权力的时候，不得解散国民议会。

新宪法所建立的政权机构是一个混合体，一半是总统制，一半是议会制。它还保留着向议会负责的总理职位，规定日常工作由总理负责主持。但新宪法使权力重心从第四共和国时期的立法机关转移到行政部门，而且在行政部门内部，最后定夺的权力在总统而不在总理。

新宪法通过后，1958年11月举行第五共和国的首次议会选举。仓促组成的戴高乐派新党———保卫新共和联盟得票最多，获得206个席位。比内领导的独立党占据第二位。其他政党得到的席位只占总数的四分之一。社会党得47席，共产党得10席。

1958年12月，戴高乐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他提名德勃雷做他的总理。各部部长开始时还有一部分由前届政府中的政治家留任，后来逐渐换成技术人员和文职人员。

法兰西共同体的建立与衰退在第四共和国结束之前，印度支那、摩洛哥和突尼斯的问题已经得到解决。但是，阿尔及利亚、撒哈拉以南非洲和各种分散的法国领地问题仍是巴黎的难题。

第五共和国宪法规定建立一个新的法兰西共同体以代替第四共和国时期的法兰西联邦。共同体废止过去的中央集权制，给各成员国以内政方面的自治权，并允许它们随时退出共同体。1958年8月，戴高乐对非洲的法国海外领地进行了一次旋风般的访问，对除阿尔及利亚以外的所有海外领地提出了两种前途，让它们自己抉择：或投票赞成宪法，成为法兰西共同体的成员，或不同意宪法而获得独立。但在后一种情况下，法国将停止一切援助，同时这些领地也将失去它们在法国关税体系中的优惠地位。最后，除几内亚外各海外领地都批准了第五共和国宪法。法兰西共同体正式宣告成立。

法兰西共同体成立后，法国同海外领地的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调整，但同阿尔及利亚的关系问题仍是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这一问题使法国陷入泥潭。能否妥善解决阿尔及利亚问题关系到第五共和国的前途命运。

戴高乐上台时，面临着两种截然不同的意见。阿尔及利亚人民要求脱离法国独立，而殖民主义者、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国人后裔则要求同法国一体化，提出了“法国的阿尔及利亚”的口号。戴高乐没有满足任何一派的要求。他走的是一条摇摇摆摆的曲折道路，忽而采取强硬的军事行动，忽而采取含糊的和解姿态。1959年9月，他提出一个折衷方案，建议成立一个“依靠法国援助，同法国紧密联系而由阿尔及利亚人自己治理的阿尔及利亚”。但是，两派都拒绝接受。

1960年1月19日，殖民主义分子在阿尔及尔筑起街垒，拒不服从巴黎的命令。戴高乐采取强硬措施，1月29日，他穿着将军服，戴着洛林十字章，在电视台发表演说，重申政府的自决政策，并要求所有的部队都必须服从命令。全国举行一小时的象征性总罢工，支持戴高乐的决定。叛乱陷于孤立，迅速失败。

这以后，戴高乐将主张阿尔及利亚归属法国的部长排挤出政府。1961年1月，又进一步举行公民投票，征询国民对阿尔及利亚自决的意见。结果，56%的登记者投了赞成票。

殖民主义者见前景不妙，便再次作乱。1961年4月22日，夏尔、泽勒、萨朗和儒奥四名将军在阿尔及尔逮捕了法国政府代表莫兰和罗贝尔·比隆，夺取了政权，声明他们的意图是以武力维持法国对阿尔及利亚的统治。叛乱得到大约20，000名法国外籍志愿军团的部队和25，000名伞兵的支持。传说，他们将进军巴黎，夺取全国政权。戴高乐通过电台和电视台呼吁法国人民起来保卫法国。后备役军人在巴黎被征召起来。治安防卫部队也开进了这个城市。除了一些极右翼团体外，各政党都提出支持政府的保证。4月25日夜，忠于政府的军队开进阿尔及尔，叛乱流产。此后殖民主义者转而进行秘密恐怖活动，多次图谋暗杀戴高乐，都没有得逞。

1961年5月20日，法国政府同阿尔及利亚临时政府开始举行会谈。最后于1962年3月18日，在埃维昂签署协议，决定停火，并举行公民投票决定阿尔及利亚的前途。4月8日，法国80%以上的公民投票赞成这一协议。7月1日，阿尔及利亚举行公民投票，绝大多数人主张独立。法国接受了这一投票结果，承认阿尔及利亚独立。但侨居在阿尔及利亚的100万欧洲人大多不愿留在这个新独立的国家内，有八九十万人空手逃回法国。

在法国同阿尔及利亚商讨解决相互关系的时候，法国在非洲的海外领地除法属索马里外都于1960年宣布独立。这些新独立国家并没有同法国完全断绝关系。它们的货币仍然同法郎保持着密切联系。法国通过双边协定和经济援助仍在这些国家中保持着重要地位。但这些国家毕竟独立了。第五共和国宪法设想的法兰西共同体已名存实亡。有人说，出现了一个“改造了的”或“第二”共同体。它的最高机构是国家和政府的首脑委员会。各国领导人在这里聚集一堂，在平等的基础上商讨各种共同关心的问题。

1969年2月，30个讲法语的国家在尼日尔首都尼亚美召开会议。会议初步决定设立一个机构，以促进各成员国间的文化和技术情报交流。1970年3月，在尼亚美举行了第二次会议，正式决定在巴黎成立法语国家文化技术合作机构。参加这一机构的有法国、比利时、卢森堡、加拿大、南越、布隆迪、喀麦隆、乍得、象牙海岸、达荷美、加蓬、上沃尔特、马达加斯加、马里、毛里求斯、摩洛哥、尼日尔、卢旺达、塞内加尔、多哥和突尼斯，共21个国家和地区。法国希望通过加强文化交流来维持和发展原有的联系。

60年代的经济政治状况第五共和国建立之时，法国的经济和1953～1957年的繁荣年代相比，已经衰退了。阿尔及利亚战争耗费了大量的资财，使国家陷于国库空虚、通货膨胀、外贸收支逆差的困境。1958年12月，法郎贬值17.55%，由420法郎兑换1美元改为493.7法郎兑换1美元。1960年1月1日，进行币制改革，1新法郎等于100旧法郎。

进入60年代后，法国经济发展速度加快。1960～1970年期间，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增长率达到5.6%，超过1950～1960年期间的4.8%。在法国第四个（1962～1965年）和第五个（1966～1970年）经济发展计划期间，传统的纺织、煤炭工业有所削弱，新兴工业发展迅速。机械工业的产值从1950年的104亿法郎增为1973年的1830亿法郎，提高了16.5倍。汽车工业在60年代创造了生产新纪录。1970年，生产了275万辆汽车，比1960年的产量增加了一倍。在飞机制造方面，法国居于世界第三位。达索航空公司制造的“幻影式”歼击机在世界享有盛誉。到1970年，法国的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409亿美元，超过英国，但位于美国、日本、联邦德国之后，居资本主义世界的第四位。

随着生产的发展，法国的黄金外汇储备迅速增加。1958年有10.5亿美元，1965年增为52.1亿美元。法国经济逐渐摆脱对美元的依赖。1965年2月12日，法国财政部宣布退出金汇兑本位制，恢复法郎的金本位制。

法国人口长期增长缓慢。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50年间，人口只增长了10%。但从1950年到1970年的20年间，人口就由4100万扩大为5000万，增长了将近20%。在这5000万人口中，农业人口明显下降，从总人口的20%降为14%。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数迅速增加，占到劳动人口的40%。人口结构的变化，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法国经济的发展。

60年代初，戴高乐由于解决了阿尔及利亚问题而声望大增。总统办公的爱丽舍宫成为权力的化身。1962年4月，戴高乐提名他的办公厅主任乔治·蓬皮杜接替德勃雷担任总理。蓬皮杜毕业于高等师范学院，原是一家大商业银行的代理人，善于理财，但不大了解议会。政府同议会的关系比较紧张。戴高乐认为，现行制度过于受制于议会。1962年9月，他提出宪法修改案，规定总统通过普选产生，并建议就这一修改案举行公民投票。大多数议员反对举行公民投票，并对蓬皮杜提出弹劾。戴高乐乃解散议会，宣布公民投票和议会选举齐头并进。

1962年10月28日，法国公民不顾老牌政党的意见，以1300万票赞成，800万票反对，通过了由普选产生总统的修改案。随后举行了议会选举。戴高乐派获得绝对性的胜利，保卫新共和联盟和民主劳工联盟赢得230席。社会党得67席，人民共和党和独立党等中间党派得53席，共产党得41席。蓬皮杜战胜弹劾案，继续执政。

在对外政策方面，戴高乐推行独立的民族主义政策。他坚持发展法国的独立核力量，不参加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和禁止核扩散条约。1960年2月试爆了原子弹，1965年发射了人造卫星。1966年，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一体化军事机构。戴高乐强调欧洲的特殊地位和作用。他积极参与欧洲经济共同体的活动，力图同联邦德国建立密切关系。1963年1月，法国和联邦德国签订合作条约，规定两国的首脑和外长定期举行会议，协调彼此的政策。他拒绝亦步亦趋地追随美国。1964年1月，在西方大国中首先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并同苏联和东欧国家建立良好的关系。戴高乐的独立外交政策提高了法国的国际地位。

60年代中，戴高乐的地位和声望达到空前高度。但社会中也有一股不小的势力反对戴高乐的政策。左翼和右翼都反对独立核力量政策，认为它是既费钱又无用的威望政策。从阿尔及利亚逃回国的人仍留恋着“法国的阿尔及利亚”。不少群众对总统的独断专行不满，对政府推行的节约政策和反罢工立法不满。1965年首次举行全民选举总统，戴高乐竟然在第一轮选举中没有获得绝对多数，不得不进行第二轮选举，方才获胜。1967年举行议会选举，戴高乐派只取得勉强多数。两次选举表明，戴高乐派的势力在衰落。

1968年5月，法国发生群众运动风暴。在这之前，巴黎大学的农泰尔分院已出现学生运动，斗争矛头指向教育制度和学校的教授。5月，斗争规模迅速扩大。各地大学生纷纷罢课游行。一些学生占据校舍，构筑街垒，同政府派去的警察发生冲突。5月12日，工人走上街头，要求每周工作40小时，每月保证大约200美元的工资。5月13日，学生工人联合举行总罢工总罢课，并在首都巴士底广场组织了20万人的大示威。戴高乐于5月19日发表讲话，说“改革可以，乱来不行”。此后，戴高乐长期不露面。国内局势日益混乱，谣传戴高乐将辞职。5月30日，戴高乐在得到军队的支持后发表一个强有力的声明，戳穿他将辞职的谣言。接着，他宣布解散议会，发布法令，将最低工资提高35%，并许诺进行教育改革。戴高乐的声明成为局势发展的转折点。这以后，几十万人上街游行支持总统的政策。罢工工人因工资得到提高纷纷退出运动。学生的斗争因纲领不清和领导不力而陷于瓦解。

1968年6月，举行议会选举。左派失利。戴高乐派获得议会487席中的358席。长期担任外交部长的德姆维尔接替蓬皮杜担任总理。

五月风暴过后，局面逐步恢复正常，但远非一切已平安无事。工人工资的提高，造成国家开支过大，赤字增加。专家建议法郎贬值，遭到拒绝。结果，物价上涨，工人失业，罢工迭起。1969年3月，全国有900万工人参加罢工。不久，戴高乐又犯一致命错误。他认为参议院已不再对国民议会起牵制作用，这个作用已转到总统手中，因此建议将参议院同经济及社会委员会合并，只起顾问作用。4月，戴高乐将这项建议案提交公民投票决定，并说如果多数不赞成这项改革，他就辞职。1969年4月27日举行投票。结果，47%的票赞成改革，52.4%的票反对。第二天，戴高乐辞职下台。1970年在他的家乡科龙贝逝世。

1969年6月，蓬皮杜当选为总统。他继续执行戴高乐的政策，但在一些方面采取了比较灵活的态度。新上台的总理雅克·沙邦-戴尔马于8月8日决定将法郎贬值12%，以改善法国经济状况。在对外政策方面，同美国的关系有所改善，并同意就英加入共同市场的问题和英国谈判。

德斯坦和密特朗总统1974年4月，蓬皮杜总统病逝。法国举行新的总统选举。大家预测，不是戴高乐派胜利，就是社会党上台。但是，出乎预料，取得胜利的是共和党的吉斯卡尔·德斯坦。他是在第二轮投票中以50.8%对49.2%的微弱多数战胜社会党的密特朗的。德斯坦上台后，仍需戴高乐派的支持，提名保卫共和联盟的希拉克担任总理。

1974年7月，法国陷入战后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之中。工业生产下降16.3%，失业人口超过100万。希拉克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调整经济，于1975年中渡过危机的最低点，但没能把法国经济引向繁荣。

1976年8月，巴尔接任总理。他在经济滞胀的情况下，推行紧缩通货和节约开支政策，引起劳工的不满。社会党和共产党力量大增，并于1972年再度结成同盟，对抗政府。1978年春，举行议会选举。德斯坦的共和党改名为法国民主联盟，获122席。保卫共和联盟获155席。社会党和共产党因两党同盟在选举前六个月破裂，没能战胜执政党，分别获得117席和86席。

1981年4月，法国举行总统选举。民主联盟的候选人、现任总统德斯坦提出“自由、安全、和平”的口号。保卫共和联盟候选人希拉克强调走“没有冒险的变革”的第三条道路，主张在安全中复兴。社会党候选人密特朗针对法国内部问题成堆的情况，强调要对国家的政治经济进行广泛的改革，提出了“就业、和平、自由”的口号。共产党候选人乔治·马歇也提出改革的主张。四位候选人力量不相上下，竞选十分激烈。第一轮投票后，没有人获得绝对多数票。第二轮投票中，密特朗以52.24%的多数票战胜德斯坦当选为第四位总统。

密特朗生于1916年。巴黎大学毕业，获法学和文学学位。1938年入伍，作战受伤被俘，被关在德国集中营里18个月，后潜逃成功。1947年，31岁时担任退伍军人部部长，是第一帝国以来最年轻的部长。50年代是民主社会抵抗联盟主席。第五共和国建立后，他成了反对戴高乐派的中坚人物。1970年，任共和制度大会党主席。1971年6月，该党同社会党等合并，密特朗任党的第一书记。

密特朗于1981年5月正式就任总统。6月举行议会选举。社会党大胜，获285席。共产党得44席，保卫共和联盟得88席，民主联盟获63席。6月23日，社会党同共产党签订“共同执政协议”。法共作了让步，表示支持密特朗的改革，支持法国为保证欧洲和世界力量平衡的行动，支持法国参与欧洲共同体活动，主张为裁减欧洲军备而进行国际谈判。法共还放弃对苏联出兵阿富汗的支持。协议宣布，主张苏联从阿富汗撤军，希望波兰能自己很好完成其经济、社会和民主复兴工作。协议签订的当天，组成以社会党元老莫鲁瓦为总理的新政府。内阁共44名成员，其中社会党37名，共产党4名。共产党人担任运输国务部长、职业培训部长、卫生部长、总理府负责人事与行政改革的部长级代表。这是法共34年来第一次参加政府。

密特朗上台后，宣称要实行法国式社会主义，大力推进改革。在经济方面，他根据社会党的学说进一步加强经济干预。1944～1946年期间，法国曾推行国有化运动。1982年，密特朗再次掀起国有化高潮，把9个工业集团、39家银行和工业金融公司收归国有。原来，公营企业只在煤炭、动力、运输等部门占据重要地位。1982年国有化运动后，公营企业在人造纤维工业、有色金属业和航空工程中占据了优势。在金融领域，公营部分原来就有很大比重，现有新的发展。国家直接或间接占有全部或多数资本的注册银行由30家增为94家，存款额从占总额的59.2%升为87.6%。密特朗的国有化运动使法国的公营企业比重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占据首位。在公营企业的管理体制上，密特朗强调民主管理。1982年2月的国有化法令规定，国家只对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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