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变革(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刘京晶

出版社：知识产权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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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治理变革试读：

作者简介

刘京晶，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文化发展研究院讲师，国家文化改革研究基地办公室主任，研究方向为公共文化管理、文化政策。主持和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立法、国家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指导标准制定、文化部“一带一路”文化发展规划（2016—2020）和繁荣群众文艺规划（2016—2020）编制等多项国家及部委重大课题，发表重要论文数十篇。

自序

我们可以预见，“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将构建一个更加开放平等的公共文化体系。技术革新与不断发展将直接倒逼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模式进行变革。例如，我国现在不少农家书屋存在利用率低、图书数量少且不受群众喜爱的问题。互联网社会下，农民对于获取资讯、技能的要求越来越高，而原有的旧的农家书屋模式可能不再适应农村文化建设发展的要求，而这样的需求与供给鸿沟需要更潜入式、便捷化、人文性的方式去解决，互联网基因的注入成为解决问题的重要抓手。

思维变革。在未来公共文化服务模式选择上，将可能形成“全民总动员”的新形势。在互联网与文化融合的大背景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边界将进一步模糊，将会有更多社会力量参与到公共文化建设中来，真正实现产业事业联动，共同提高居民文化水平。同时，目前政府主导的“办文化”格局将转变为政府“管文化”，政府、非营利组织、社会企业、公民共同联动构建未来公共文化服务的新格局。公共文化服务在“互联网+”的影响下，将体现出“最大最小”的价值取向，即最大程度上实现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同时满足个人最小的个性化需求。全国公共文化服务将打破原有的地区条块分割的状况，充分发挥互联网传播的实时化、互动化来实现城乡、地区间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同时，未来公共文化服务更可以通过“云—网—端”的模式满足每一位公民的个性化公共文化需求，这将极大程度上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效率，也将推动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终极愿景。

内容变革。在供需关系结构上，互联网的连通性将构建起一张全国的网络，无论你在中心城市，还是在偏远地区、贫困地区都可以享受到均等化的文化服务。在这个巨型数据网络中，大数据的开发将会针对每一位群众提供精准化、个性化的创新服务。以公共图书馆为例，地方图书馆可能将在不远的未来转型为区域公共文化枢纽，其主要功能不再是藏书，而是成为针对不同的社会群体提供多元化的在线阅读、智慧体验、文化交流、情感沟通服务的平台。图书馆可能会为年轻人提供先进的视觉增强、虚拟现实的阅读体验，同时为其在线阅读和移动阅读提供内容服务，实现“有网络的地方就有图书馆”；对于老年人来说，他们可以从图书馆找到可读可听可快速打印的纸质材料；对于儿童来说，他们可以找到更为科学化的体验材料来开发智力，根据兴趣和能力开发特长；对于视觉障碍的人群来说，3D打印可以快速为他们打印任何一本网络中的盲文版文献资料。这样的科技化、智慧化服务，将大大增强公共文化的服务效率，让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实现不再停留在纸面上，固定在房间里，而是真正服务每一个人。

管理变革。“互联网+”深刻影响着整个社会形态和群众生活方式，也颠覆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发展模式，对我国的文化法律体系建设、现代治理体系建设、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建设等方面都提出了新的要求。良法是善治之前提。目前我国与公共文化服务密切相关、已列入立法计划或正在修订的重大法律法规有《公共图书馆法》《著作权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法》《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条例》等。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或修订将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提供更为系统、完备的法律支撑。“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也对这些法律制定的前瞻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何使得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法律真正在“互联网+”社会中发挥可操作性、具有引导性作用？如何构建公平的竞争机制，引导社会资源和国家资源协同为公共文化提供支持？如何通过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规范化的引导，从而影响国民文化素养，提升国家软实力？这些实际的问题都需要更新的思维来解决。“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也将创新现有的治理体系。未来，一个全民参与的综合协调机制将通过互联互通的网络建立起来，届时我国互联网管理部门的权责将加重。同时，“全国一张网”的服务模式可能会造成垂直消解，即地市级和区县级的图书馆、文化馆会转型为国家服务体系的一个实体服务终端。在这个“理想国”里，每一个个体都可以对公共文化服务进行线上监督，实时提出自己的意见与建议，实现真正的社群化管理模式，不断提高评价体系的透明指数，促进公共文化投入资源用在刀刃上。

全新公共财政投入机制将在互联网与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融合过程中建立起来。相信在现有投入结构、效能研究的基础之上，利用互联网技术，立足于大数据基础来调整财政投入的具体方向将成为可能。而数据的透明化、全民的互动化也将使得公共财政投入更加高效。

总之，“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带来的改变将是颠覆性、革命性的。如何在新的社会信息化、数据化洪流中把握服务导向、提高服务质量，将成为我国文化研究领域的重大课题。我们似乎可以预见在公共文化服务思维、内容、管理三次方重构的过程中，中国文化将真正实现“文以化人”，改变我们每一个人。2016年7月引言公共文化服务，与互联网同行

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互联网作为科技进步的重要表现，逐渐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随着智能手机和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以及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的出现和运用，互联网迎来了加速裂变式的新一轮革命。人人手中的移动互联网终端成为互联网这张无比庞大的大网上的一个个小节点，每个人的生活因此被联结，30多亿网民共同构筑了无比精彩丰富的互联网生活，人类全面进入了互联网时代。“互联网+”已经成为全产业界思考和讨论的命题。淘宝颠覆了传统的商业零售模式，许多百货公司举步维艰；滴滴打车改变了路边招手的行业模式，乘客有了专车出行的新体验；微信抢红包成了猴年春节的主菜单……互联网推动了传统行业质的飞跃，也开辟了新兴业态的蓝海。在新创设的公司中70%都是互联网企业。一夜之间，似乎全世界都站在了互联网的风口。

公共文化服务和互联网的耦合并非一朝一夕，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内容。政府积极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内容、服务手段和服务体验，在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公共文化服务结构的网络化及公共文化服务管理的自动化方面进行了积极探索和建设。2002年开始，政府相继实施了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三大公共数字文化重点工程，各级财政累计投入85亿元，初步建立了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工作框架，显著提升了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能力和水平。地方政府顺应互联网发展趋势，结合本地实际，在数字公共文化建设上做出了有益探索。如上海市推出了“城市公共文化云”，把互联网、云计算等信息通信技术与文化资源打包上“云”，通过云连接、云操作、云平台和云整合等手段，实现包括公共文化和商业文化在内的云应用，使用户如网上购物般实现自选文化产品或信息服务消费。“浙江文化通”以移动通信网络为支撑，以图书馆、文化馆、博物馆以及影剧院等公共文化单位集成管理系统平台和基于元数据的信息资源整合为基础，以适应移动终端一站式信息搜索应用为核心，以“云”共享服务为保障，通过手机、iPad等手持移动终端设备，为公众提供搜索和阅读数字信息资源服务。公民可以在任何时间、任何地点登录，获得自助查询公共文化资讯、查阅借阅图书及相关服务。重庆市北碚区“公共数字文化体验平台”通过整合本地文化资源网站、多媒体移动APP终端、科技体验厅等，集合成文化馆数字化新媒体，为群众提供各类相关服务，内容涵盖群众艺术培训、文化展览、文化互动体验、阅读等群众性文化活动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宣传等。

但是互联网发展的迅猛速度确是始料未及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与信息化部（简称工信部）2015年2月16日发布的数据，截至2015年2月我国现有手机用户12.89亿户（相当于91.4%的中国人在使用手机）；互联网宽带接入用户2.03亿户，移动互联网用户（3G和4G用户）8.8亿户，这意味着每三个中国人里就有两个人使用移动互联网。互联网已经成为国人生活的必需品。随着信息通信、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为代表的现代信息技术快速发展，互联网应用的深度和广度不断拓宽，互联网不再是简单的消费品，而是作为重要的生产要素和生活要素，渗透到经济、政治、社会、民生、军事、文化各个方面。公共文化服务与互联网的深度融合将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必然趋势。人们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手段、方式和途径发生重大变化，互联网已经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阵地。互联网的时代大潮涌来，面对如此庞大的互联网用户，公共文化服务如果仍然延续传统的服务手段、服务内容和服务方式，其效能的发挥必然无法满足互联网时代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互联网技术突飞猛进，人民群众需求迫切，服务型政府的建设要求等对现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如何适应互联网发展提出了重大命题。互联网将对公共文化服务带来什么？

互联网的核心特质是互联互通、共建共享。任何人都可以通过一台计算机自由地接入互联网，开放、平等、免费地共享互联网的精彩世界。这与公共文化服务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便利性四大属性相融相通。“互联网+公共文化服务”，不是简单地通过互联网技术实现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而是将互联网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内涵特质与公共文化服务有效嫁接、融合，使公共文化服务的运行体系全面现代化、信息化、互联网化，使公共文化空间在互联网世界全面延伸和拓展，为人们提供更多优质、便捷、实惠的公共文化服务，让人们全面享受互联网发展所带来的文化红利。随之而来的是一场全新而深刻的变革，一场对公共文化服务战略思维、内容结构、管理秩序产生极大冲击和震动的治理变革。一、互联网技术创新公共文化服务新模式

互联网作为20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改变了社会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包括知识的生产方式和公共服务方式。在互联网技术的推动下，公共文化服务的业务内容范围不断延展，从传统的“三馆一站”主要依靠阵地服务发展为阵地服务与数字服务线上线下互为补充的立体格局，公共文化服务业务模式发生变化、重组，传统公共文化服务过程再造再设计，公共文化服务的传播方式更加立体、服务载体更加多元、服务内容更加丰富。公共文化服务借助互联网的触角得以更广泛的延伸，更广大人群被纳入公共文化服务的保障范围，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更加充实完善。传统“三馆一站”的文化阵地，在互联网的互联互通之下有望变成公共文化集成中心，人们既可以参加各种文化活动，也可以方便、快捷地享受海量的文化资源，同时利用互联网可以成为公共文化产品的生产者、传播者。甚至人们可以足不出户，浏览数字图书馆、数字博物馆，满足精神文化生活需求。

而在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的助力下，公共文化服务的模式创新将全面提速。公共文化服务将被全面纳入城乡公共服务的集成平台。通过互联网技术的重组，将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系统的多元化，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柔性，改进和提高服务效率，扩大公共文化服务的品种和数量，扩大信息资源共享的范围，形成社会参与的技术环境，促进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从简单到丰富变革。二、互联网思维塑造公共文化服务新管理

在互联网大行其道的时代，互联网思维几乎成为所有商业思维的起点。互联网是否可以有效改造一切事物尚不可定论，但是互联网思维以人为中心的理念却是放之四海而皆准。便捷、免费、吸引用户深度参与、注重用户体验、注重数据的价值，这些互联网思维的关键词的确深深契合公共文化服务的发展理念。

互联网的发展将使互联网思维逐渐渗透到社会的方方面面。在资源广泛共享的互联网络中，公共文化服务不再是以提供者为中心，而转变为以公众为中心，同时兼顾公众的个性化服务和增值服务；由单一渠道服务向多渠道一体化服务变革。一方面，公众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通过形式多样的渠道去获取公共文化服务资源；另一方面，对于同一项服务，公众可以根据自身需求和条件选择合适的渠道，从而推动公共文化服务范围社会化、服务对象个性化、服务体系网络化、服务层次立体化、服务内容精品化、服务方式主动化。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评价将从是否人性化的标准去衡量，人们对公共文化服务的需求也将越来越多元越来越差异化。面对这些变化，公共文化服务的管理者难以置身事外处变不惊。

互联网将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创新，由传统管理向现代管理变革。从宏观上，要求管理者利用互联网技术改造传统服务方式，将互联网工具广泛应用于公共文化服务管理全过程，推动文化管理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从具体服务机构上，要求采用大数据、云计算、云存储、物联网等技术，对管理和服务的全过程进行信息化管理，从而大大提高服务效率。从社会效果上，要求由被动式服务发展到参与式服务，拓宽人们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渠道。在互联网思维的推动下，管理者的决策将民主化科学化，促使公共文化服务走向大众，由普通服务向保障权益变革，从单一管理向追求社会公平转变，从而提高公共文化服务质量和效率，加强公共文化责任，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三、互联网生态营造公共文化服务新空间

互联网技术营造了一个网络虚拟空间和数字平台。基于这个虚拟空间，无数的个体跨越时间和空间的距离彼此连接，社交、工作、休闲、娱乐统统可以在这个平台上实现，形成了人人创造、人人享受的互联网生态，随之也催生了虚拟的公共文化空间，为公共文化的发展拓展了无限的可能性。虚拟的公共文化空间与实体的公共文化空间不同，公共文化服务的主要服务流程变成了文化资源的信息采集、加工和传播，公共文化资源可以克服现实环境下由于职能分工和空间分割造成的信息分散，进行跨地域、跨行业的配置和整合，实现数字资源的网络化传播、传输，有效地缩小城乡差距、消弭数字鸿沟，营造出便捷、开放、平等的公共文化网络新空间。

网络公共文化空间既可以实现现实公共文化资源的数字化，如数字图书馆、数字美术馆、数字博物馆等，又可为公众文化需求反馈拓展便捷的渠道、为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的评测提供技术的支撑、为公众自主参与公共文化服务搭建广阔的平台。网络公共文化空间将与现实的公共文化服务设施网络互为支撑，共同构成一个完整的服务体系，为群众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权益的实现保驾护航。

所谓风口，是机遇也是挑战。目前，我国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还存在发展不均衡，城乡、区域、群体差别较大，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高等诸多突出问题。站在互联网的风口，抓住新一轮信息化浪潮的契机促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和发展，与互联网携手同行，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必然选择。第一部分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思维变革公共文化服务正随互联网时代嬗变，而最根本的变革是思维。在这部分谈到了在互联网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职能定位将真正回归服务，公共文化服务和文化产业应当在时代的前行中共舞，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包括公民个人都可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重要担当者，数据对于公共文化服务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以及公共文化服务对每个个体的关照汇成对最广大群体的服务。这些零落的观点只是这场思维变革的星星之火，燎原之势还待时间去升华、检验。从思维的嬗变转化为行动力，触发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管理发生变革，未来已在想象之中。第一节不仅仅是掌舵，更是服务

你有多久没去过图书馆、博物馆了？

你知道自己可以免费进入这些公共文化设施场馆去享受公共文化服务吗？

你现在还会驻足在街头的报刊栏读读报纸吗？

看到社区、广场、公园里的大妈在跳广场舞，大爷们练着太极拳，你是否愿意凑凑热闹？

2014年国家投入公共文化服务建设的资金达到583.44亿元，也就是说国家在每一个公民身上实实在在地投入了42.65元，以保障公民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文化服务，包括读书、看报、听广播、看电视、参与群众文化活动、欣赏文艺演出等。如果在农村，还能通过“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免费欣赏数字电影。目前每万人公共文化设施的建筑面积已经达到508.87平方米。全国共建有县级以上公共图书馆3117个，文化馆（含群艺馆）3313个，乡镇（街道）文化站41110个，公共博物馆、纪念馆3473个，工人文化宫1300多个，青少年宫700多个，科技馆350多个，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3000多个。共开设广播电视播出机构2564个，广播电视传输发射台站21000多个。各类出版物发行单位12万多家，发行网点17万多处，建设阅报栏、阅报屏7.2万余个，建成农民体育健身工程42万多个。国家实施了“广播电视村村通工程”“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农家书屋工程”等文化惠民重大工程。截至2014年底，我国广播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分别达到97.99%和98.6%。已基本实现全国通电，农村地区广播电视村村通。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已建成3.55万个乡镇（街道）基层服务点、70万个村（社区）基层服务点，基本实现覆盖所有乡镇、行政村。农村电影放映工程建设数字院线252条、放映队约5万支，年放映800万场，年观众人次约15亿。全国县级城市拥有数字银幕超过7200块，已有10个省（区、市）实现了县城数字影院全覆盖。农家书屋工程建成60.1万家书屋，为边远地区建成1.6万家卫星数字农家书屋。从2008年开始，除“遗址类”以外的公共博物馆、纪念馆和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等陆续向社会免费开放。全国2780个公共博物馆、347个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及43510个公共图书馆、美术馆、文化馆（站）已实现免费开放，实现了零门槛进入。2014年，丝绸之路、中国大运河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我国的世界遗产项目增至47项，居世界第二。我国共有38个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非遗名录，居世界第一。

以上这些内容都是国家公共文化服务的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是指以政府部门为主的公共部门提供的、以保障公民的基本文化生活权利为目的、向公民提供公共文化产品与服务的制度和系统的总称，包括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资源和服务内容，以及人才、资金、技术和政策保障机制等方面内容。作为政府的一项基本公共服务职能，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是政府的责任和使命。一、强化政府的掌舵职责

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政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是衡量政府管理水平和能力重要的指标。政府的文化福利承诺与文化责任担当必须兑现。因此，强化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当中的主导地位是应有之义。“政府失灵”是现有公共文化服务机制的突出弊端。财政支出权重心下移、收入权相对集中、均等化转移支付不完善等制度性失灵导致的直接后果就是公共文化服务发展滞缓，城乡区域发展失衡，甚至造成某些不发达地区出现公共文化服务“真空化”和“荒漠化”的严重后果。在长期的“唯GDP”的考核机制下，公共文化服务职能被许多基层政府边缘化。久而久之，政府尤其是县一级政府并没有认识到自身在公共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缺乏主体意识，没有将其作为“基本责任”来履行，“说来重要、干来次要、忙来不要”的现象造成了公共文化服务发展的滞后。主要表现在：

第一，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尚不完善。从资金投入看，随着财政对公共文化服务的持续投入，文化事业经费出现显著增长，但由于长期以来经费基数偏低，财政投入增长与文化发展的需求之间仍存在较大差距。2014年，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为2683亿元，仅占全国财政总支出（15.17万亿元）的1.77%，全国人均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仅为206元。而教育、卫生、科技的支出水平分别为15.1%、6.6%、3.5%。我国文化服务支出占比过低，难以保障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此外地区财政投入差异较大，如浙江2014年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重为0.75%，人均文化事业费52.83元；而同期江西财政支出比重为0.27%，人均文化事业费为15.52元，两者相差近3倍。

从设施方面看，虽然基本实现了省、市、县、乡行政层级的覆盖，但是在广大农村基层特别是城乡结合部、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边疆地区仍存在盲区。截至2013年底，全国仍有619个县级公共图书馆和791个县级文化馆建筑面积小于800平方米，分别占县级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的22.8%和27%。全国有4876个乡镇综合文化站建筑面积小于300平方米，占总数的14.2%。而人均体育场地面积仅有1.46平方米。

从资源方面看，公共文化资源总量不足，无法满足城乡居民的需求，缺乏资源统筹整合能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项目种类少、产品不丰富、质量有待提升。如图书资源，国际图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2002年修订的《公共图书馆服务发展指南》中规定的人均藏书为1.5～2.5册，而我国2014年人均藏书仅有0.58册。如广电综合覆盖率目前已经达到98.42%，但有线广播电视覆盖率只有50%左右。

从队伍方面看，基层文化队伍存在着门类不全、规模偏小、结构不当、素质偏低等问题。专职公共文化队伍数量严重不足。如全国公共图书馆从业人员仅5.2万人，意味着平均2.5万人才配备1名公共图书馆管理员。乡镇综合文化站等基层文化单位在编不在岗、在岗不尽责的现象仍然突出，文化专干不能“专职专用”，已成为严重制约基层公共文化服务开展的问题。以青海省格尔木市为例，全市有12名乡镇文化站工作人员，但中专以下文化程度占7人，名义上是文化专干，实际上均为兼职，主要精力在其他工作上，极大影响了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和文化惠民的效果。此外社区文化指导员、文化义工、农村文化管理员队伍不稳定，服务水平不高。

第二，公共文化服务效能不高。近些年，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在各地建设成果显著，成为城镇化进程中的一大景观。但是重投入轻产出、重硬件轻软件、重建设轻管理、只管建不管转的现象普遍存在，公共文化设施利用效率普遍不高。以人均图书借阅量为例，2008年美国人均图书借阅是7册，英国是5册，中国仅为0.25册，这反映了我国公共图书藏量并没有转化为服务效能。

有的地区在公共文化设施规模上盲目求大，在建设标准上盲目求高，在设施功能上盲目求全，对配套设备购置及维护、资源建设、服务开展等缺乏应有的资金支持，运营体制落后，服务水平低，相关内容不能定期更新等，逐渐地失去了对老百姓的吸引力，甚至有一些设施处于“空壳”状态，难以正常运行。公共文化服务设施运营效能偏低、闲置现象严重。据相关统计，在被调查的场馆中有近三成未公示开放时间和服务项目，推迟开放或提前闭馆的情况时有发生。各类设施不按规定运营的情况也很普遍，尤其对残疾人、农民工等特殊群体的服务缺乏长效机制。

公共文化设施难以有效覆盖的问题仍然存在。以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为例，该州面积8.42万平方公里，相当于2.3个台湾，人口仅90万，地广人稀，人口大多以自然村寨、牧区的形式分布，导致县、乡固定文化设施的利用效率不高，流动文化设施和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相对滞后。

此外，由于体制原因，我国实行的是部门主导的自上而下的“条条”建设模式，财政资金建设项目和重大文化惠民工程分散在文、广新、工、青、妇、体等各个部门，缺乏统筹和整合，难以发挥综合效益，资源不足与资源浪费并存。

第三，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水平不高。从城乡看，虽然国家2013年对“县及县以下”的文化事业费投入从2010年的占比36%上升到48%，但由于广大乡村底子薄、基础差，以及其他的资金来源渠道较少等原因，城乡差距仍然非常大。由于历史欠账较多，目前县级以下基层公共文化资源匮乏问题尤为突出。2013年在我国2712个县级公共图书馆中，无购书经费支出的有580个，占到县级公共图书馆的21.4%。

从区域看，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也不均衡。从东中西部地区文化投入的比较来看，2014年东部地区文化体育与传媒支出约占全国总量的41.6%，中部约占22.9%，西部约占29.3%。东中西部的财政投入总额均有所上升，且东中西部地区的不均衡态势有所好转，但是中西部地区的文化投入总额还是远远低于东部地区。2013年东部地区人均文化事业费为48.23元，中部地区为23.58元，西部地区为41.53元，中部地区的人均文化事业费远远低于东部和西部。就各地文化事业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来看，全国平均维护事业费占财政支出比排名前五位的省市自治区是：浙江1%、上海0.69%，海南0.63%，北京0.62%、广东0.52%，排名最末五位的地区分别是：西藏0.3%，黑龙江0.29%，河北0.28%，江西0.26%，安徽0.23%。

总体来看，现有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还存在着三个明显“不适应”，即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要求不相适应、与我国当前的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不相适应、与基层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不相适应。要解决目前公共文化服务“政府失灵”的问题，将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与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相匹配，不可能完全撇开现有的文化体系“另起炉灶”，现实选择是对目前公共文化体制机制的弊端进行结构改革。无论是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理论还是凯恩斯的“国家干预”学说，从世界各国政府的行政实践来看，不难发现，单纯的政府供应与市场调节均无法完全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美国开国元勋杰弗逊有句格言“好的政府是管的最少的政府”，其中所蕴含的“限制政府公权力”思想影响深远。这句格言有其时代局限性，并不能完全适用于我国国情，但确实充分反映了政府治理能力与其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的角色息息相关。“政府管得过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活动，不仅影响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增加交易成本，还容易滋生腐败。”尤其在互联网时代，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提供公共文化服务有三个维度：一是直接提供文化企业和社会机构不能或不愿提供的公共文化服务；二是组织民营文化企业、社会机构参与提供公共文化服务，并明确其责任；三是对公共文化服务的生产和供给进行有效监管。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需要强化政府的掌舵职责，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着力营造环境吸引社会资源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并积极促进资源跨体制流动，同时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形成政府主导、社会参与的复合型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通过制度设计强化政府的掌舵能力，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从根本上解决“政府失灵”的问题。一方面，要明确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建设中的责任，做到既不缺位，也不越位。建立有效的文化考核机制，对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提出明确的考核指标，将群众满意度和反馈作为评价政府文化职能的重要参与，通过考核机制强化各级政府保障公共文化服务的义务，切实履行政府保障职责，强化兜底作用。另一方面，要处理好主导与引导的关系，积极引入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服务领域。以政府为主导建设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同时，要解放思想，创新工作手段，建立开放式的参与机制，积极引导其他社会资本进入公共文化建设领域，保障各类主体竞争的公正公平，从而形成文化服务均等享受、文化发展同步推进的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格局。二、服务型政府：公共文化服务的中国式治理

在现代国家，政府既是“社会福利的提供者”，也担当着“经济稳定和增长的主舵手”的角色。政府支配着庞大的社会资源，自然对福利保障、教育、交通、医疗、文化、环境、治安等方面承担着不可推卸的责任。社会期待政府能在尽可能节约公共财政的情况下提高服务效能，使得公共资源可以更为有效地运转。对此，西方国家将私营企业优良的管理绩效和先进的管理方法作为政府进行管理创新的改革选择。1980年，英国撒切尔政府推行以缩小政府规模和进行“财政管理创新”为中心的改革，其后的梅杰政府（“公民宪章运动”）、布莱尔政府（“第三条道路”）继续推进政府改革，进一步发挥市场化作用；新西兰则在1988年开始以“政府部门法案”为蓝本的改革；加拿大在1989年成立“管理发展中心”，并于次年发表题为“加拿大公共服务2000”的政府改革指导性纲领；美国于1993年成立“国家绩效评估委员会”，用来指导政府改革，后于1998年更名为“重塑政府国家伙伴委员会”。这些改革的重要特征在于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服务领域中的作用，积极借鉴私营管理的技术和方法，提升政府的管理能力和公共服务能力。于是，西方行政改革的主体指导思想——新公共管理理论诞生。新公共管理以顾客需求为导向，以提供全面优质的公共产品、公平公正的公共服务为其第一要务。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彻底扭转，不再是管理，而是服务。政府政府职能由“划桨”转为“掌舵”。政府制定政策来掌控社会的发展；政府通过授权让企业或者社会力量执行政策，并将竞争机制引入行政管理，将效率作为公共行政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建立企业家政府，是西方公共管理理念向市场法则的现实复归。

作为对传统行政理论和新公共管理理论的反思和修正，登哈特夫妇提出和建立了一种更加关注民主价值和公共利益、更加适合现代公民社会发展和公共管理实践需要的理论选择——“新公共服务”理论。传统行政理论以政府为中心，强调改革完善政府本身，“新公共服务”理论将公民置于整个治理体系的中心，新公共文化服务强调服务于公民、追求公共利益、重视公民权和人的价值。政府职责既不是单一的“掌舵”，也不是“划桨”，而是通过充当公共资源的管家、公共组织的保护者、公民权利和民主对话的促进者以及社区参与的催化剂来为公民服务。

新公共管理和新公共服务的理论都成为西方政府行政改革运动的重要指导思想，也为我国政府机构改革提供了重要启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分别在1982年、1988年、1993年、1998年、2003年、2008年和2013年进行了七次规模较大的政府机构改革。前四次改革的指导思想仍是传统集权性的行政管理准则，致力于建立办事高效、运转协调、行为规范的政府行政管理体系，忽视了政府的社会管理与公共服务职能。2003年的政府机构改革是一个转折点。之前政府职责是既创造环境，又直接创造财富。2003年以后新的时代发展对政府提出的新要求是“政府创造环境，人民创造财富”。在不断的实践当中，政府职能定位于经济调控、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四大职能，并在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中进一步指出“要建设服务型政府，强化各级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服务型政府”是在充分借鉴西方公共管理理论的基础上结合中国现实国情提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府管理模式，其核心价值是人本精神、责任意识和服务理念。

以人为本是我国建设服务型政府的灵魂。公共管理的出发点是人，只有在充分尊重人、理解人的前提下努力创造条件去满足不同人群的合理需求，公共管理活动才能顺利达成目标取得成效。以人为本，是要消除城乡差距，通过发展和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实现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全覆盖，不留盲区、不存死角，保障和实现每个城乡居民的基本文化权益，让公共文化服务的阳光普照城乡大地；以人为本，是要充分发挥城乡居民的主体作用，激发和调动群众的创造力以推进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实现全民共建共享公共文化服务的丰硕成果；以人为本，是要以城乡居民真实的文化需求为出发点，为群众提供所急所想、丰富多元的公共文化服务和产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责任意识是要求政府以高度的责任感和担当力，去认真倾听人民的声音，积极回应人民的要求，为人民提供选择的机会，创造条件让人民参与到社会管理当中。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政府的责任意识体现在以“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为重要原则，这是党在文化建设领域坚持“人民性”的重要体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坚持公共文化服务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尊重人民群众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发挥人民群众在文化建设中的主体作用，引导群众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自我表现、自我教育、自我服务，充分发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在丰富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密切社会公共交往、促进社会共识、培养现代公民、培育核心价值方面的积极作用。

服务理念作为服务型政府的核心理念，强调公共管理的权力和合法性来源于人民，强调人民的满意度是评判政府管理活动的终极衡量标准，更加强调了政府的服务意识，强化了政府的服务职能。目前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存着的突出问题，关键在于是对人民群众的文化需求缺乏真实的了解，还是从管理本位出发而不是以服务的理念出发。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必须将人民群众的评价作为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效能考核的重要依据，保障人民群众基本文化权益充分实现。

公共文化服务既然立足于“服务”二字，服务职能和服务意识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应有之义。随着文化体制改革的不断全面深化，建设服务型政府成为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政府职能由“办文化”向“管文化”转变，从具体的管理手段过渡到政府引导、社会力量参与的“宏观指导”。同时进一步理顺文化行政部门与所属企事业单位的关系，实现政企分开、政事分开、管办分离。多元社会主体参与的公共文化服务社会化治理将成为趋势。

而互联网将推动服务型政府的建设，加速公共文化服务职能部门从高高在上的管理者回归到以人民为中心的服务者。互联网大大降低了公共文化服务信息公开的技术门槛，倒逼公共文化职能部门和公共文化机构建立透明、通畅的反馈通道。互联网就像一个放大镜，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中的每个细节都暴露在社会公众面前，供人们审视、检阅、评价和参与。从公共文化需求的表达、公共文化设施的建设运营、公共文化资源的更新、公共文化场所的使用、公共文化活动的组织开展、公共文化服务效果的评估到公共文化服务的服务流程、服务方式、服务内容都将成为公众的关注点。

解群众文化之忧，必须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与群众的文化需求相对接，主动适应互联网的趋势，自觉提高“用户意识”、运用“用户思维”，从群众的文化需求出发，提供更多差别化、有特色、有针对性、便捷优质的公共文化服务。如浙江省嘉兴市图书馆利用千兆网络的网速及遍布城乡总分馆的公共电子阅览室，为春节期间返乡购票的外来务工人员提供免费、快捷的网络通道。图书馆工作人员对外来务工人员进行全程免费购票培训及辅导，对于不了解网络的外来务工人员，图书馆的工作人员还会代为购票。这种服务意识值得广大的公共文化设施借鉴学习。

服务理念内化于心，外化于行，机制上的保障是基础。从制度设计上对公共文化服务的考核评价要从“量”到“质”进行转变，立足于效能建设，以群众的满意度为出发点进行公共文化资源的配置、公共文化设施的布局和公共文化人才的培养。公共文化服务本身所具有的文化涵养功能更应该充分运用到公共文化服务队伍的自身建设上，逐渐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管理者的服务意识和服务理念。第二节事业产业都是服务

中间艺术园区是位于北京“西山文化创意大道”，以文化创意产业为主导的文化科技园区。50多位优秀艺术家、设计师及20多家文创、科技应用企业入驻园区。这不仅仅是一个产业园区，事实上它更是一个城市公共文化设施综合体，园区内有许多文化艺术场馆。中间剧场保留着传统工业遗留的痕迹，拥有一个100座的艺术影院和450座的中型剧场。中间影院拥有5个商业影厅，同步上映最新的国内外大片。中间文化艺术广场常年举办丰富多彩的文化艺术活动。中间美术馆是由建筑大师崔恺设计的民营公益美术馆。另外依托美术馆、剧场和企业及艺术家资源，园区还开展面向社会大众的文化、艺术、科技类的教育培训基地——中间课堂。中间艺术园区为入驻企业和艺术家提供了丰富的公共文化资源，良好的公共文化艺术氛围成为园区独特的优势，不断吸引着更多知名的企业和艺术家入驻，获得了良好的经济效益。此外，中间艺术园区成为周边居民开展群众文化活动和进行艺术鉴赏的场所，集聚了大量人气，园区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大大提升。图1-1 中间剧场（注：图片来源于中间剧场官方网站）一、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聚合

文化是民族屹立于世界之林的根本。文化作为历史积淀是全民的宝贵财富，也成为文化事业的主体。图书馆、博物馆等积淀的就是人类在过去创造的灿烂文化。与此同时，人类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同时，还在不断创造新的文明成果，在充分吸收以往优秀文化的基础上，还会产生新的精神文化需求，并表现为各种市场需求。为满足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就要依靠文化企业创作生产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和服务，繁荣文化市场，从而形成文化产业。

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余年间，我国文化领域几乎是单一的国有制，文化机构作为事业单位完全服从计划经济模式的管理。改革开放之后，开始在实践当中对文化机构实行“事业单位，企业管理”，但文化的经济属性一直是被避忌的，在传统观念中文化就是“事业”。但事实上，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由个体劳动者和私营企业带动的文化市场如雨后春笋发展起来，到20世纪90年代，我国的文化市场体系已经初步成型，成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庞大的文化企业群体已经形成为文化产业，吸纳了大量经营者和从业人员，创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文化产业已经成为第三产业中一个举足轻重的部类。而在官方文件当中第一次使用“文化产业”的概念是2001年“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至此，发展文化产业正式列入国家计划。2002年，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提出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区分开，明确提出“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2007年，党的十七大又对二者做了进一步的论述。2011年，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分别强调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将其二者区别开来。

文化事业是以社会公益为目的，依靠国有资产举办的、在文化领域从事研究创作精神产品生产和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活动及相关组织机构。其大致包括以下内容：九年义务教育、党和国家重要的新闻媒体和社会科学研究机构、体现民族特色和国家水准的重大文化项目和艺术院团、重要文化遗产和优秀民间艺术、老少边穷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文化发展、面向大众的文化基础设施建设等。国家支持和保障文化事业，并鼓励它们增强自身发展活力。

而文化产业则具有经营性和市场性。在2003年9月文化部制定下发的《关于支持和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中，明确将文化产业界定为：“从事文化产品生产和提供文化服务的经营性行业。文化产业是与文化事业相对应的概念，两者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产业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必然产物，是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逐步完善和现代生产方式的不断进步而发展起来的新兴产业。”既然是经营性行业，就需要充分尊重市场、适应市场经济的规则，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文化资源中的积极作用，生产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以获取盈利来保障企业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文化事业着眼于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需求，而文化产业更注重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多样性文化需求。发展文化事业是保障人民基本文化权益的主要途径。发展文化产业则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满足人民多样化精神文化需求的重要途径。多样化文化需求就是产业分工、阶层分化、文化教育不同、职业差别带来的文化需要上的多元性。

但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之间又存在紧密的联系，两者互为依托、相互促进。

其一，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的目的是高度一致的，都是“以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根本任务，以满足人民精神文化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培养高度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提高全民族文明素质”。因此，无论是文化事业还是文化产业，社会效益是其发展的首要目标。文化事业的性质与任务就决定了必须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产业作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必须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并始终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担负着满足人民群众精神文化需求的社会责任。

其二，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辅相成。文化事业是文化产业的源泉，文化产业是文化事业的基础，两者皆不可偏废。文化事业一方面是为了满足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另一方面又可以激发创作者的创作灵感并为其提供创作的素材，形成文化产品。文化企业通过对这些文化产品进一步开发来满足人民的文化需求。同时，文化企业所生产的文化产品不断积淀之后转化成文化资源进入公共文化消费领域，之后政府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把当期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这些文化产品和服务最终都会作为文化的积累和积淀进入到文化事业。

因此，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关系可以分为三个方面：一是文化事业为文化产业提供素材；二是文化产业生产的文化产品经过积淀以后形成文化资源进入到公共文化消费领域，推动文化事业的发展；三是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形式把当期的文化产品转化为公共文化产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存在着内在联系，这个联结点就是文化资源。文化事业为文化产业提供生产制作文化产品的文化资源，而文化产业的产品经过积淀成为文化资源通过各种方式进入文化事业。

公共文化服务是文化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具有公益性、基本性、均等性和便利性四大特性。公益性是指公共文化服务是全体人民受益的服务，是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政府或者其他社会主体提供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都不能以营利为目的，要以公共文化利益为目标，使全体公民共建共享文化成果。因此，其成本由全体受益人分担，实现方式就是由税收形成的公共财政进行基础保障，公共文化服务基本上是免费的，或者是收费很少、带有优惠性质的。公共文化服务的基本性所体现的是政府对人民基本文化权利的保障。人民的文化需求就像生活中的油盐酱醋茶一样不可缺少，政府有义务、有责任通过不断建设和改善公共文化基础设施，提供高质量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来满足公民的基本文化需求。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性是指不分区域、城乡、贫富、男女、老幼、户籍，每个公民都有享受公共文化服务的权利。公共文化服务要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成果与服务普惠，需要统筹协调，实现城乡文化一体化发展，使城市乡村各级区域都能够公平、均衡、充分地享受政府提供的文化成果、文化设施和文化服务；也需要平衡东中西部，尤其向中西部地区公共文化服务倾斜，实现全国范围内的文化惠民政策。此外公共文化服务的对象要均等，要实现不同收入人群、不同特点群体的均等性。公共文化服务应惠及残疾人、老年人、城市低收入居民、农民群体的基本文化生活需求。而公共文化服务必须让公民方便享有，因此便利性是公共文化服务实现的前提。

文化产业与公共文化服务的关系也是如此。文化产业是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之源。公共文化服务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需要提供实实在在的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及相关产业门类根据行业特点和发展趋势，无论是传统文化门类，还是新兴业态，均可以提供公益、基本的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并随着文化业态的不断发展，拓展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建设。文化馆、图书馆在公共文化服务设施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而它们的运转则依赖于文化产业中的演艺、出版、电影电视等多个行业。文化产业的繁荣发展提供了一大批内容精良、制作考究的文化产品，丰富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内容，并引导和激活了人民群众的文化消费需求。同时，在竞争激烈的文化市场上，一批有着较强市场竞争力的文化生产主体逐渐成长起来，成为公共文化服务的提供主体。反之，公共文化服务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方向引领，培育了人民的文化消费习惯需求。二、助推文化消费——事业产业的共同任务

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培育和促进文化消费。既是通过公共文化服务的涵养和教化作用，提升国民的文化素养，陶冶国民的艺术情操，培育国民的文化消费需求；又通过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自身的完善和发展促进大量优秀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的生产和消费。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不只是一种文化支出和文化基本保障，也应是激发文化生产活力、促进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基础。公共文化服务设施和网络、优秀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丰富的群众性文化活动有助于营造良好的文化氛围，激发人民群众的消费潜能。文化消费，是文化产品和服务价值实现的终端环节。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在消费这一节点上只有一个根本区别，那就是出资方是国家还是个人的区别。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完全可以有效共振。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对各种文化产业资本、文化产业资源、文化智力资源、文化产权资源产生着集纳和集聚效应，以与公共文化服务密切关联的培训教育、体育健身、演艺会展、旅游休闲等产业表现最为明显。充分重视和挖掘公共文化服务与关联产业的深层关联和转换，有助于推动关联产业发展，产生文化产业效应。通过引导和支持众多关联文化企业开发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的文化消费需求，扩大文化消费市场。

文化消费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文化生活而对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的占有、欣赏、享受和使用。文化消费的内容主要包括书刊、杂志、电影、电视、广播等各种文化产品以及教育、科技培训、艺术表演、互联网、导游服务、各种娱乐场所提供的各类文化服务。文化消费意愿基于消费者进行文化消费的能力，特别是文化消费的支出能力，是影响文化消费意愿的物质基础。从劳动经济学中劳动—闲暇决策的角度来看，文化消费与一般消费相同，都属于闲暇的消费，可支配闲暇时间也被纳入考虑。不同群体的文化消费意愿存在差异，年龄层次、受教育水平和消费习惯是影响文化消费意愿的最基本条件和因素。从文化消费本身分析，文化消费种类、文化消费价格是反映文化消费直接供给属性的指标，文化设施及场所易达性、周围消费观念与行为、媒体广告宣传则测度了环境因素对居民文化消费意愿的影响。

根据西方发达国家的规律，文化消费水平随收入水平变化而变化（详见表1-1），当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后，文化消费开始活跃；当超过4000美元后，文化消费不断攀升；当达到12500美元以上后，文化消费将会呈现出繁荣发展状态。当居民的基本生活需求得到充分保障之后，其文化、娱乐等精神需求将会大大增加。表1-1 收入标准与文化消费特征资料来源：世界银行网站，德勤研究

在数字时代，文化与科技的融合已成大趋势，大众阅读方式也发生了改变，电子书、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等数字出版全新载体日新月异。目前很多传统纸媒都逐渐转向电子版，《华尔街日报》推出了网络版与APP应用，《新闻周刊》也放弃了纸质版，专攻电子版。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智能终端市场的兴起，网络平台已经替代传统的文化信道成为未来文化产品的核心消费管道，文化消费者逐渐转向通过网络获取信息。同时随着移动终端技术的不断进步，基于移动互联网、面向终端设备的应用服务的开发，智能终端逐渐成为数字化内容集成消费的核心平台，带动和刺激全新的文化消费需求，突破了传统的文化消费终端管道的时间、空间的限制。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个性化的文化需求日趋增多。

但目前，我国文化消费总体状况不尽如人意。从消费总量上看，虽然居民文化消费规模增长很快，但居民文化消费占GDP比重一直是低位徘徊，总体规模较小；从消费观念上看，文化消费观念落后，抑制了文化消费倾向；从消费结构上看，文化产品品种少，导致不同收入群体、不同消费偏好的消费需求无法得到满足；从消费实现上看，文化资源分散，文化设施分布不均阻碍了文化消费实现；从消费潜力上看，文化创意严重不足，阻碍了市场需求潜力转化；从消费品位上看，文化消费的思想性及艺术性尚待提高。因此，无论是公共文化服务还是文化产业，在扩大文化消费方面还需要做出很多努力。

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就是一个公共文化服务与文化产业共同发力推动文化消费、取得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双丰收的成功案例。2013年9月，北京首届惠民文化消费季在北京各城区以及区县以九大专项活动、九大展销板块和十六个区县专题活动为载体展开。在一个半月左右的活动期内，累计实现文化消费2654.3万人次，总成交金额52.3亿元。2014年第二届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延续了2013年消费季的火爆场面，数百场文化惠民消费活动相继展开，参与活动的消费者近2000万人，累计惠民优惠达3.96亿元，真正实现了文化惠民的意义。而在文化市场带动方面，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累计吸引3772.5万消费人次，消费金额达101.8亿元。连续两年的北京惠民文化消费季为用市场化方式拓宽文化消费渠道、将公共文化惠民与文化产业融会贯通并形成内生活力的创新性实践，探索出了一条以文化为引领、以惠民为目的、以消费为动力的“北京之路”。国家行政学院祁述裕教授认为，经济增长并不必然带来文化消费同比例增长，文化消费更多时候与居民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文化消费不仅体现了人们的生活方式，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动力，更与经济的发展思路息息相关。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中国经济是以工业经济为主导的发展模式，在这种发展模式下探讨文化消费与城市发展显得不切实际。但在经济实现转型的今天，以文化拉动消费的模式成为经济发展的必然选择。

受传统文化观念及住房、养老、医疗以及教育等方面消费压力的影响，中国的居民普遍形成了较为保守的消费态度和消费习惯。传统的消费习惯制约着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而文化消费上“等、靠、要”的现象广泛存在，进一步抑制了文化消费的活力。此外市场上文化产品良莠不齐也制约了文化消费水平的提升。具有市场吸引力的文化精品仍然短缺，缺少文化精品则难以满足居民的需求，难以形成有效文化消费。提升文化消费的关键在于培育居民的文化消费观念，使文化消费成为一种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扩大文化消费，政府必须担负起应有的责任，扮演好文化发展繁荣的推手，为培育居民的文化消费观点、促进文化消费和文化产业发展提供制度保障。文化消费要想持续繁荣壮大，文化建设是根基。一方面要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使公共文化设施和公共文化产品、活动物尽其用，为培育公民文化消费观念发挥应有作用；另一方面要继续促进文化产业的蓬勃发展，建设良好的文化市场，为文化消费提供丰富优质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双管齐下，不可偏废。

互联网时代的公共文化服务，需要秉持的就是互联互通、共建共享的理念，积极主动与文化产业进行深度聚合。明确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都是为了人民服务这一宗旨，将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平等对待，把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和现代文化市场体系进行通盘考虑，把实现公共文化服务的全覆盖和均等化与推动文化产业成为国民经济支柱性产业进行整体规划，统筹基本文化需求与多样化文化需求的满足，统筹公益性与市场性的要求，积极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

同时深化文化体制改革，建立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相互融合转化的协调机制。打通社会力量参与公共文化服务的通路，在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引入市场竞争机制，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积极作用，采取政府采购、项目补贴、定向资助、贷款贴息、税收减免等政策措施鼓励各类文化企业参与公共文化服务，促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比翼齐飞。此外，建立面向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共同的文化产品的评价体系和激励机制，坚持把遵循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把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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