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王木春

出版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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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试读：

起源于20世纪初的新式教育还保持着悠久农耕文明的温情，同时又有了工业文明带来的最初的新鲜。文明过渡期在教科书中呈现出的不是激变，而是渐变；不是冲突，而是兼容；不是断裂，而是延续与生长；不是焦虑、不安、高调的，而是安静、单纯和低调的。教育本来就是春风化雨式的，不是秋风扫落叶式的，新式教育的方向稳健、平和、踏实，但最初决定着教育方向的是有旧学根底同时又面朝新时代的那些人，从蔡元培、张元济、张伯苓到胡适之、陶行知这些人都是如此。

蔡元培、张元济分别是1868、1867年生人，都是从旧学中熏陶出来的，以进士、翰林的身份投身教育和出版事业，他们从20世纪初开始参与了最初的教科书编辑，对于建构中国现代教育的贡献自是不言而喻。比他们晚一辈的胡适之、陶行知、晏阳初、叶圣陶、钱穆他们则是1890年代出生，只上过中学的叶圣陶、钱穆和留美归来的陶行知、晏阳初都曾是小学老师，曾致力于乡村教育或平民教育，叶圣陶和陶行知在不同的时空中不约而同地将教育看作是将一个古老国家带入民主的基础。1911年12月2日叶圣陶在日记中记着，他不愿听父亲的话去考时兴的电报学堂，而想通过从事教育来影响人心，他对同学顾颉刚说：

今世人心，固执者尚其大半，无定者亦非少数，似此任之不顾，终难相成此大民主国。而欲革人心，自非口笔不能。……此身定当从事于社会教育，以改革我同胞之心，庶不有疚于我心焉。

此时正在辛亥革命当中，苏州已然独立，民国即将诞生，他也恰好中学毕业，在选择前途。相距五年，1916年2月，在美国留学的陶行知给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院长写信说：

余今生之唯一目的在于经由教育而非经由军事革命创造一民主国家。鉴于我中华民国突然诞生所带来之种种严重缺陷，余乃深信，如无真正之公众教育，真正之民国即不能存在。……余将回国与其他教育工作者合作，为我国人民组织一高效率之公众教育体系，以使他们能步美国人民之后尘，发展和保持一真正之民主国家，因此乃唯一能够实现的正义与自由的理想之国。

一年后他学成归来，在太平洋的轮船上表示，自己的志愿就是要使全国人民有受教育的机会。这与一辈子致力于平民教育的晏阳初的思路也是一致的。叶圣陶、钱穆一面做小学教师，一面写作、研究，成绩斐然。从1912年到1922年，叶圣陶在中小学任教的十年间发表大量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童话、评论、诗歌，还从事篆刻、编辑等。以1921年为例，短短的一年间他辗转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中国公学中学部、浙江第一师范三校，一边参与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担任《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撰稿人，发表了《隔膜》等短篇小说22篇，“文艺谈”40篇，童话10篇，独幕剧、诗歌、杂文等20多篇（首）。（参见《先生当年》，008页）

钱穆也是如此，他的著作《论语文解》就是在小学教书时写出来的。重要的学术著作《先秦诸子系年》《刘向歆父子年谱》也是他在江苏省无锡第三师范学校和苏州中学任教时完成的。那个时代的先生，起码还有许多闲暇时光，课堂以外的时间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他们可以尽情地在自己最感兴趣的领域耕耘，挥洒他们的汗水，追逐他们的梦想。他们在课堂上可以是好老师，但不妨碍他们业余成为好作家、好学者。即便时局动荡，社会上升的渠道始终还是畅通的。生于1913年的孙犁年轻时做过几年小学教师，1936年到1937年他在白洋淀一带教小学，这段经历与他后来以白洋淀为背景的小说不会没有关联。

王木春对叶圣陶、孙犁他们当年的生活心向往之，因此有了这本《先生当年》。他也是一位中学语文教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2012年盛夏，《教师博览》在东山岛举行笔会，那是他的故乡，也是他任教多年的地方，那次笔会，就是他作为东道主安排的，他带着我们去东山岛上的各处名胜，享受天光海色。“病树前头万木春”，一个好记的名字，加上他腼腆的笑容，说着说着脸上还会出现红晕，一见就感到亲切。他好学、爱读书和谦逊的性格，都给我留下好印象。上个月，我接到他一个短信，问是否方便接电话，有事找我，接通电话，他告诉我写了一本书，叫作《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即将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想要我写序。接着他把书稿发过来了。老实说，这本书的范围已跨出了教育，更准确地说是关于知识分子的陈年旧事，但有一点似乎可以确定，书中涉及的先生大部分都可以算是民国教育的产物，他们的基础教育或大学教育是在那个时代完成的，多数人也是在那个时代开始从事教育，曾经站在民国的讲台上，虽然有些故事发生在此后。

木春注意到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军事篇中的几份“战报”，1946《国民党第四十九师第七十九旅文礼部进犯如皋及其东南地区战报》，以及1947年山东孟良崮战役中《国民党第一兵团在鲁中蒙阴孟良崮地区狙击解放军遭受惨败战报》，惊叹那些电稿中非同寻常的文字表现力，显示出一位有眼光的语文教师对汉语的敏感和关切。令我感慨的是他的目光没有停留在回忆录、人物传记或现成的研究性著作上，他读了1912年9月3日《教育部公布学校仪式规程令》，发现当年学校的仪式规程简洁，而又十分注重礼节，每次活动必有学生鞠躬、教师答礼。他又在台湾旅美作家王鼎钧先生笔下，读到了具有现场感的记忆，丰富了有关民国学校仪式的认识。（见《先生当年》，006页）

最近这些日子我在山上闲居，山顶有湖，漫步湖畔，我常想及中国教育的现代起源，我关心的是肇始于晚清的新式教育或东西洋留学生涯是如何重构了几代人的知识世界和精神生命，张伯苓、陈独秀、鲁迅、胡适、徐志摩、宗白华、顾颉刚、叶圣陶、钱穆、黄侃、梁漱溟、闻一多、朱东润、陈鹤琴、金克木、季羡林、启功、谭其骧、李长之、程千帆、吴组缃……书中所涉及的先生，已不仅是子曰诗云的产物，不是整天陷在“为万世开太平”这样古老的大词大话之中，而是融入了建造新文明的新潮流之中。虽然各人的价值取向或有不同，但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新的因子，就是胡适留学美国时耿耿于心的“新造因”。1916年1月11日，他写信给女友韦莲司，提出这个说法，认为如果缺乏必备的先决条件，政治就可能上轨道。无论是主张君主制还是共和制，都救不了中国。他认定，自己的职责就在于准备这些先决条件，即新造因。1月25日夜，他在写给同乡、同学许怡荪的信中有更进一步的论述，就是要从根本下手，“为祖国造不能亡之因，庶几犹有虽亡而终存之一日耳。适以为今日造因之道，首在树人；树人之道，端赖教育。故适近来别无奢望，但求归国后能以一张苦口，一支秃笔，从事于社会教育，以为百年树人之计：如是而已。”

木春进一步关心这些先生学成之后，又是如何透过教育来推动这个古老民族的文明更新的。在这方面，“九零后”这一代的胡适、叶圣陶、陶行知、晏阳初等无疑有过许多思考，并付诸了实践，他们在20世纪中国教育史上留下的痕迹抹也抹不掉。木春还关心那些名声并不显赫，却扎扎实实投身基础教育，做着春风化雨工作的人。木春注意到了江苏镇江一个小学校长刘百川的日记，那些具体而微的细节，比如对课桌椅尺寸的关注，绝非可以忽略。小处着手，大处着眼，教育的生命正是体现在细节中。教育毕竟不是空中的事业，而是脚踏实地、得寸进寸的事业。我们不能指望天上掉馅饼，也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只能一步一个脚印，渐进、缓进，教育需要假以时日，在时间中慢慢影响世道人心。

不能触及灵魂的教育只是停留在教育的表面，一个时代的教育如果孕育出了姿态各异、生龙活虎般的各样人物，那个时代的教育就值得我们反复回望、致敬。民国虽短，而且时局动荡，却具备了被后世尊敬的元素。木春的这本系列笔记，不仅是对那些先生的致敬，更是对一个时代的致敬。我写下的这些话，也同样可以这么看。

民国教育当然不是完美的教育，从来都有缺陷，不必说丰子恺漫画中的那把大剪刀，那一个个模子铸出来的人偶。木春的《从苦雨愁城到长堤垂柳——孙犁的小学教职生涯》一文，透过孙犁的回忆，画出了丑态百出的小学教师群像。1933年出生的流沙河先生在《民国教师心里苦》的回忆中，则又提供了另外一幅同样真实的画面。民国教育是丰富的，也是复杂的，从来都不是一潭澄碧的清水。2016年8月14日—15日初稿8月19日夜定稿于白马山上白马湖畔序二“过去竟然是这样啊……”朱 煜

刚读完木春兄去年惠赠的三本关于民国教育的新书，就收到了《先生当年——教育的陈年旧事》的电子稿。蒙木春兄抬爱，要我作序。这当然是我的荣幸，希望我以下粗陋文字不要坏了书稿的清雅。

2009年暑假，我去南昌参加《教师博览》杂志的笔会。我到得晚，独自吃过晚饭，去找蔡朝阳兄聊天。我们是网友，之前没见过面。在朝阳的房间里，我也第一次见到安静的木春兄。“我是上海朱煜。”“我是福建东山王木春。”

现在想来，我们的自我介绍好像有点民国味道。

那天晚上，主要是我和朝阳在说话，天南地北，时事政治，读书心得，如此而已。木春兄一直在为我们泡茶。那是我第一次领略福建人泡茶的功夫。一套旅行茶具，素净雅致。倒水、烫杯、醒茶、泡茶、斟茶、续水……木春兄娴熟的泡茶手法在我眼中，宛如高妙的艺术。我见过茶道表演，与木春兄相比，那实在做作。泡茶间歇，木春兄偶尔慢悠悠地插话。那天具体说了什么，现在都已忘记。第二天开会，会后我先行离开了。

过了两年，某次我在一家杂志上发表了文章，杂志社寄来样刊。那天，我正好去单位传达室，保安师傅递给我一个快递，问：“朱老师，我们学校有这个人吗？”我接过一看，收件人处写着“王木春”。再看杂志名称，我一下子明白了。寄样刊的杂志社将我与木春兄的通讯地址搞混了。那次，我和木春兄的文章刊登在同一期杂志上。

世界真小。某日与朱永通君聊天，他是拙著《讲台上下的启蒙》《教书记》的策划编辑。聊着聊着，不知怎的，提到了木春兄。永通君笑着说：“木春是我的同乡，多年的好友哦。”匆匆几年，2013年寒假，我登上东山岛，又见到了木春兄。东山岛真是好地方。一出门，上面是湛湛青天，下面是无边碧海。坐在细软的沙滩上，看青翠的树丛，听海涛阵阵，心会很静很静。我在东山岛住了两天，木春兄伉俪和永通君热情款待。告别时，我对木春兄说，这里真是读书的好地方。木春兄笑着说，以后来多住几天，可以在这里写东西。可惜，东山岛没有再去，手边总有还不尽的稿债，在纷扰的世事中，心烦意乱见缝插针地写着。木春兄读书则读出了成果，三年光景，编写出四本书。《民国名家谈作文之道》《过去的课堂》《为幸福的人生》都是文章汇编。而这本《先生当年》则是木春兄大量阅读后，孜孜矻矻地写出来的。有一种说法，叫作替人读书——书太多，会读书的人先读，然后分享阅读心得，为别人指出读书路径。《先生当年》就是一根“度人金针”。我也喜欢读民国人物的轶闻趣事，读到动心处，便摘抄下来，引用到自己的文章里。与木春兄相比，读得实在太少了。这本书中起码有一半的资料是我没读过的，将来有机会一定要向木春兄当面请益。

民国只存在了三十八年，但近十多年来，不少“挖掘工”从那时的知识界里发掘出太多的精神矿藏。木春兄就是其中一员。短短的三十八年间，虽然国家内忧外患，积贫积弱，可知识分子有风骨、有学问，活出人的样子。木春兄不仅为我们呈现出那时的中国人中的优秀分子的群像，更将自己对他们的敬意用于现世的观照。比如，他读到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一书中回忆商务印书馆的编辑等级制，想起一段往事：

当时有位朋友在教育局当主任（股级），某天我去找他，他正踌躇满志地坐在崭新的办公桌前，我记得桌上还摊着一本厚厚的大本子，本子下面是一层软皮做垫，上面是日历，旁边还可夹进照片等等。看得我眼花心热的。我感觉办公室有点挤，就随口问朋友：“房间太小，办公桌何必这么大？”朋友微微一笑，神秘地问：“你知道这办公桌的学问吗？”我摇头。他告诉我，副局长的办公桌更大，有多少米长，正局长的办公桌又更大了，是多少米长。我问为什么要搞得这么复杂。他“嘿”的一声，嘲笑我，又启蒙我说：“你个书呆子，这叫级别，怎么能随便越级的？还有啊，办公桌的摆放位置也是有讲究的……”我读过一点古书，知道古代一点礼仪，但无法和现实扯上关系。我以为朋友是跟我说笑话。

教育局局长们的办公桌大小如何，我没机会去欣赏、比较。如今，读了陶希圣“桌子的故事”，我不得不相信朋友当年的“启蒙”——在单位里，桌子是特殊的“名片”，是身份的象征，等级的物化。同时联想起曾经去过的几所中学，那些校长办公室的桌子、副校长办公室的桌子、普通办事员的桌子，果真大小不同。

什么时候，教育界里的办公桌，不再有那么多的大大小小，甚至就像当年的北大，“每个教授的桌椅都一样”，也许就是教育真正有希望的时候。

在本书中，这样的思想之光随处可见。木春兄是位优秀的高中语文教师，虽然也有忙于应试的时候，但他从没有停止过阅读、写作、思考。木春兄的学生是有福的，在确立价值观的紧要时期，能得到一位明白的老师引领。作为同行，也是有福的。在木春兄细致的笔触间，我们感受到前辈的思想光芒和人格魅力，得到战胜黑暗的力量。

我还特别留意书中关于民国时期的学校管理运作的介绍。有一篇介绍无锡辅仁中学的文章，我印象尤深。

无锡辅仁中学是一所袖珍型的私立学校，是圣约翰大学四位早期校友回乡创办的。学生仅200名左右，基本来自创办人在附近的亲戚朋友子弟，少数从四乡八镇过来。别看学校规模小，培养出的人才却不得了：在海峡两岸就有12位院士（据较近数据，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无锡共60人）。还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以及国学大师钱锺书。

极小的规模与极大的成绩形成强烈的对比，原因何在？第一个原因是校址：

辅仁中学独具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学校没有任何围墙，与古老的东林书院比邻而居，中间相隔一排矮松树。东林书院内保存一座东林祠堂，有学生顽皮不听话或不用功，老师就带他们到祠堂的小石凳上罚站，伴以谆谆教诲：“那几个人就是你祖宗！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祠堂里供奉的除了旧时东林党人，还有本地一些杰出的读书人，所以学生都自命为东林党人。不难想象，如此切近而富有人情味的训诫所能达到的教育效果了。

但更主要的原因，我认为是学校的管理机制：

辅仁中学没有校长，而是几位老师组成校务委员会，由一位校务会主任负责日常事务。这管理模式，就是放在今天，一点也不落后。大概辅仁中学是私立学校，多人合办，且创办人对教育怀有共同热情，一心服务乡里，所以教学理念和公立学校有所差异。据许倬云回忆，当时和辅仁中学仅一河之隔的县女中，办学理念就大为不同。

另外，先进的教学理念和教学方式也很重要：

更奇的是，辅仁中学极力倡导学生间的互助互帮，形式上接近于今天的合作学习。班上同学三五一群，自主结成一个个小组，彼此切磋学业。每天下午四点钟放学，小组同学不急着回家，在学校里共同继续学习两个钟头；寒暑假也是一小群一小群同学自己上课，超前学习。第二学期或第二年上课时，老师讲课，这群学生已先读过，老师就教别的东西。课文都是学生自学，老师点拨和指导学生，不讲课文本身。

这是一所非常自由的学校：“功课好的学生可以跳班。教育部对学校办学没什么干涉，连课程纲要都没有。”“教数学的教员可以教国文，教国文的可以教地理，历史教员也可以临时过来教物理，不是乱搞的，教得十分称职。”师资水平这样高端，学校管理这样开明，学生怎么会学不好！

木春兄在文中引用许倬云先生的感叹：“我想很难再找到一个那么自由自在的学校，以及让学生随心所欲的老师。对我来说，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木春兄特地说喜欢句中两个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因为它们是诸多原因的核心。

二十多年前的一个清晨，我走进东林书院。没有其他游客，我抚摸着院内的一根清代石柱，心中全是思古幽情。终究是读书太少，那时完全不知曾有一所美妙的学校就在东林书院的隔壁。如果现在去看，还会有遗迹引我默想吗？有人说，读历史就是为了知道将来又要发生什么了。这话太悲观。不过也难怪，看多了种种惨烈的历史，这样想也是自然。而我作为一名小学教师，整天与可爱的孩子在一起，心中难免灰暗少些，光亮多些。所以我读到木春兄讲述的这些历史故事，总会如孩童般天真地想，如此自由的学校应该会在将来重现吧。

了解民国人物的陈年旧事，最好的方式是三五友人围炉而坐，喝着茶，慢慢地聊。聊到尽兴处，忽听一人惊呼：“过去竟然是这样啊……”众人抚掌大笑，所有滋味尽在其中。木春兄，那时免不了又要劳你泡茶哦。2016年9月28日第一辑当年教育“打孩子”的古风

1936年，年仅23岁的孙犁经高中同学候士珍、洪振宗的介绍，到河北安新县同口小学任教，其间还兼授一年级的自然课。小学所在地的同口镇是远近闻名的大镇，位于白洋淀边，垂柳遍地，风景甚佳。同口镇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出了几位大军阀。提到军阀，以为他们都是赳赳武夫、大老粗。非也。镇上的军阀们十分重视家乡教育，舍得花钱做教育，小学设备很好，师资水平也高，至少比孙犁两年前在北京象鼻子中坑小学高出许多。

可是，面对一年级的小学生，未经过师范教育的孙犁常常感到手足无措。每当走进教室，孩子们总是乱哄哄的，闹个不停。好不容易安静下来上课了，有的孩子吵着要撒尿，却解不开裤带；有的孩子撒完尿回来，自己却结不上裤带。这些事，孙犁都得走下讲台亲自动手帮忙。有一次，坐在前排的一个孩子，格外顽皮，任孙犁怎么说也不听。孙犁一时烦躁起来，同时要显示一下“师道尊严”，就用教鞭在孩子的头上敲了两下。这孩子哭叫着走出校门，全体同学见状都为之变色。原来，孙犁打的这个小学生，不是普通人家子弟，是学校的董事，本村一个大军阀的爱子，而且是其爱妾所生。

孙犁知道自己闯下大祸了。可转念一想，再怎么严重，也不过卷铺盖一走了之，构不成什么别的罪过。

第二天，孩子照常来校上课了。过后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究其原因，就像50年后孙犁在《尺泽集》里分析的：“就是在旧社会，即使军阀的爱妾，家长的观念仍然是：请来老师和请来保姆，其目的是不一样的。”

在那时代，大军阀的爱子尚且“敲就敲了”，何况贫寒人家的子弟呢？

现代著名诗人汪静之是安徽绩溪人，和胡适老家是邻村。汪静之最早的诗歌创作，就获得胡适的极大鼓励与切实帮助，可以说，胡适是汪静之诗歌写作的引路人。晚年汪静之在口述中提到一件有关胡适母亲教子的事。当时，胡适村里有位出了名的私塾老先生，是本地公认最有学问的人。胡适小的时候，母亲曾打算让他到这个老师那里去读书，但最终母亲还是选择了另一位“名誉不大的，学问不够好的”老师，理由是，那位学问第一的老先生从不打学生，对学生很好。而第二位老师“可是要打学生，很凶”。胡母认为，小孩子要打才行，老师不打孩子，孩子“就要给他宠坏了”，如果打了，“小孩子才有规矩”。所以，胡适就跟了那个要打孩子的老师读书了。

汪静之所讲的胡母的事，今天看去，有点匪夷所思，但联系胡适亲撰的《四十自述》中的母亲形象，也就释然了。

我“文革”后开始念小学，小学里绝大多数的老师是本村人。当年同学们的父母见了老师，第一句一般是：“某老师，我家小鬼不乖的话，你尽管替我揍他。”——这绝不是说说而已。当然，我这里不是鼓吹教师“体罚”有理，只是想说明，从前的确大量存在这类“体罚”现象，大家对此都习以为常。另一方面，这也体现了那时古风之犹存，师道之尊严。

讲到师道尊严，汪静之在他的自述中，还交代了这位学问好又善待学生的老先生的晚景。老先生后来上了年纪，人家不再请他教书了，他的老伴也过世了，身边又没有一儿半女的。老先生就写信给汪静之的岳父，希望得到照顾。汪静之的岳父从前也是老先生的弟子，此时正在汉口做生意。汪静之的岳父就请老先生到汉口，给他养老送终。

这种为老师养老送终的事，就不仅仅是“师道尊严”四个字所能概括的了。2015.03过去的学校仪式

闲翻《中华民国史档案汇编》，看到1912年9月3日北洋政府下发的《教育部公布学校仪式规程令》，颇觉有趣。该令规定了学校仪式的类别及确切日子，各仪式的礼仪程序和具体动作。

当时的学校仪式分四类：祝贺式，始业式（即开学典礼），毕业式，各种纪念日。

祝贺式类似于今天的升旗仪式，但北洋时期的祝贺式仅在元旦及民国纪念日才举行。议程有：立正、奏乐、唱国歌、校长致训词。跟今天的升旗仪式比，祝贺式的程序多了两个环节：唱完国歌，师生要行三鞠躬；校长致辞后，还要再一次奏乐、唱国歌。

始业式：师生齐集礼堂，学生向老师行一鞠躬礼，老师答礼，然后校长致训词。

毕业式就较为复杂：师生齐集礼堂，学生向老师行一鞠躬礼，老师答礼，学生就座；校长依次授予毕业证书，学生接证书后一鞠躬，退回原位；校长和来宾致训词毕，一学生代表答谢，然后行一鞠躬，退下。

最特殊的是纪念会式。纪念会式是各种纪念日的仪式，主要包括孔子诞日、本校成立日等。从“等”字推测出，一些地方性的纪念活动也可通过学校仪式举行。纪念日仪式程序由校长自定，但规定中强调一点：“拜跪及其他宗教仪式不适用之。”由此可见，校长在纪念日活动中拥有相当的自主权，这一点，我们现在的校长恐怕难以企及。我亲历某县一中举办校庆，仪式的程序乃至哪些人有资格坐主席台，都是县分管教育的官员一一裁定的。

从《规程令》里不难发现，学校的仪式次数不多，程序简洁，然而针对性很强，而且仪式全过程十分注重礼节（从每次活动中必有学生鞠躬、教师答礼看出），气氛庄重。没有今天层出不穷的各种主题仪式，也不动辄让师生签名、学生宣誓。《规程令》虽然条目比较详细，毕竟都是些纲要的规定，太抽象，至于具体操作结果如何，我不得而知。随后读到台湾老作家王鼎钧先生的《碎玻璃》一书，才有了现场感。王先生1927年生于大陆，1949年去台湾，后居美国。他用一支生花妙笔，把旧时代一个小学的毕业典礼描绘得既真切又深挚感人。

那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山东省苍山某小城。城里唯一的小学就在一座大庙里。庙的大殿是礼堂，纪念周活动和毕业典礼都在此举行。

每年的毕业典礼是小城生活的大事。德高望重的老族长必定亲自来看新生的一代，他银发飘飘，满座肃然。典礼进行中，他眯着昏暗的眼睛看着每个人，一个细节都不漏过。典礼结束后，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仪式，也是个固定节目——老族长带着毕业生由城东走到城西，由城南走到城北，在每个有故事的地方都会逗留，向孩子们娓娓讲述祖先的嘉言懿行，以及小城那段“天降洪水”的古老传说。

王鼎钧小学毕业那年，老族长已垂垂老矣，走路要人搀扶。可老族长不顾校长的劝阻，坚持他那一年一度的“毕业旅行”。他说，我要让这些即将长大成人并且可能背井离乡的孩子，对自己的“根”有清楚深刻的记忆。他叮嘱校长：即使他一病不起，这个行走的仪式无论如何都不能“简免”，必须年年举行。

老族长确实老得走不动了，校长只好叫来一顶多年不用的旧轿子，众人抬着老族长继续出发。旧轿子载满小城的故事。小学生们跟在轿子后面，望着起伏蜿蜒的轿顶，一路前行。一顶轿子，一行小小的队伍，走成一道独特的景观。

老族长停在一口井旁，用喑哑无力的声音告诉孩子们，这是祖先挖成的第一口井，就是这口井，繁衍了一代代的小城人，就是这口井，一次次把小城的人从厄运里拯救。

老族长虔诚的脸，苍老的话语，连同古井的传说，从此留在漂洋过海的王鼎钧的心里。

这是王鼎钧先生五十多岁时写下的少年记忆。无名小城的无名破庙里，富于历史感和现实性的毕业仪式，把一个族群、一座城的全部记忆，打进孩子们的生命底色中。

这样一些沾满泥土气息的毕业仪式，在旧中国的大江南北，或许到处皆是。

到我上学的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此类仪式早已绝迹。每逢学校举行开学仪式，高音喇叭里只有一个又一个领导的声音。2014.1.14民国教师的业余时间

穿行在民国史料间，常讶异于一个奇特的景象：不少民国大家是中小学教师出身，他们奔波于衣食谋之余，遍览古今中外书籍，著述丰赡，成就卓然。比如，大家熟知的朱自清先生，在白马湖春晖中学任教期间，仅一年内写下散文集《踪迹》以及包括《教育的信仰》在内的多篇重要的教育文章；钱穆在当中小学教师期间，刻苦自修文史典籍，并出版了成名作《先秦诸子系年》等，为后来成为国学大师垫下厚实根基。我想，身为教师的他们，在教学之暇的学术或创作上颇多建树，固然由于个人的禀赋与勤勉，但与他们所处的时代环境——往小的方面说，教育环境——是否大有关系呢？

我琢磨这问题，是始于阅读《叶圣陶年谱》一书。我注意到，叶圣陶在从1912年到1922年担任小学或中学教师的十年间撰写数量众多的文言小说、白话小说、童话、评论、诗歌，此外在篆刻、编辑等领域也颇有建树。仅1921年，叶圣陶上半年在吴县县立第五高等小学（简称五高）、下半年应邀到中国公学中学部教国文，10月又转到浙江第一师范任教（即著名的杭州一师），短短一年内，他一边教学，一边与茅盾、郑振铎等人发起组织“文学研究会”，被邀做《小说月报》和《晨报副刊》的撰稿人；更重要的是，这一年里叶圣陶发表了大量的作品，据《叶圣陶年谱》记载，主要有：《隔膜》等短篇小说22篇，“文艺谈”40篇，《小白船》等童话10篇，独幕剧、诗歌、杂文等20多篇（首）。

除上述这些活动和文艺成就，在浙江第一师范时，叶圣陶与朱自清等人一起担任晨光文学社的顾问。别看这个貌似微不足道的文学社顾问，叶圣陶投入不少精力。这时期的文学社活动成就了冯雪峰、柔石、魏金枝、潘漠华、汪静之等诸多诗人。诗人汪静之在晚年回忆说：“十七岁到十九岁三年中胡乱写了很多的新诗，朱自清、刘延陵、叶绍钧、胡适之、周作人、鲁迅诸先生都出乎意外地给我许多指导和赞许。”毕业那年，汪静之的诗集《蕙的风》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两年内销量超过两万册。这个出版数字在当时是极其可观的。

前几天，翻阅《叶圣陶答教师的100封信》，在1961年《答孙文才》的信中读到一段话：

业馀时间创作，现在的老师想来觉得困难，我那时却容易。老实说，从前教师的责任感是不能与今天的老师比的。上了课就算尽了责任。备课是很少下工夫的，甚而至于根本不备课。教师们集体备课，更是梦想不到。我当时总算能稍微备一下课，此外，对学生的作文本总算能从速改完，决不拖欠。情形如此，课馀时间不少，可以写些习作了。

忠厚诚笃如叶圣陶，他的话是可信的，他的表现也具有一定代表性。叶圣陶在另一次讲演中也提到，上世纪二十年代，他已主要从事编辑工作了，但还先后兼任几所中学的高年级学科教学。在今天，这是不可想象的。那时的教师之所以课余时间多，“备课可以很少下工夫”是一个因素，另外，那时还没有现在漫天飞舞的练习册和试卷，以及多如牛毛的各级各类开会、检查、评比、补课（学校组织的）。就我个人体会，上世纪九十年代当教师比现在轻松得多，当时的网络技术和印刷技术还没这么发达，所有习题和试卷需靠教师手工刻写，客观上制约了题海战术的滥用；另一方面，一年到头，无中生有的检查、评比也不常见。

有意思的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培养的学生的素质似乎不比今天靠大量练习“饲养”出来的学生低。继续深追下去，民国时代，尽管“教师的责任感是不能与今天的老师比的”，教师备课“很少下工夫”，可培养的人才是我们后来能比的吗？如此一对照，也许有必要反思一下：今天的教师们，整天忙忙碌碌，冲冲杀杀，貌似敬业可嘉，但是否在做着大量的无用功，甚至是反作用的事？

无论如何，读了叶圣陶信中这段话，顿生无奈与忧虑。我想到当下教师越来越狭小的生存时空和普遍焦虑的精神处境。今天，庞大的教师群体中间，为什么难以诞生出与民国大师们稍可比肩的人物，答案似乎不言而喻。进一步推想，如此平庸的教师群体，又能“生产”出什么样的学生呢？2013.12一人教书，养活九人

民国时期，教师工资以抗战之前的二十年里为最高。陈明远先生在《文化人的经济生活》一书里，用详实的数字说明了当时“中小学教员的待遇”。

以广东为例，1932年公立学校的中学教员待遇开始改为“月薪制”，其中规定：初中教员每周任课18～22节（每节课45分钟），月薪60～80银圆，约合1999年人民币1800～2400元；高中教员每周任课16～20节，月薪80～120银圆，约合1999年人民币2400～4800元。而同一时期北平公立和私立中学教员的月薪为100～200银圆；国文、英语、算学三科的教员，月薪则在200银圆以上。朱东润书法

上述两地的教师收入算高吗？我们对比一下当时普通人的生活状况：全国各地到北平的学生，每月伙食费大约4到6银圆。再举一个例子。1935年，著名作家杨沫和丈夫马健民租住北平一个小四合院，一间东屋分成里外两部分。马健民在《世界日报》社当校对编辑，月薪20多银圆。当时的消费情况如下：每月房租6银圆，菜金8银圆左右，有时花l角钱买点儿猪肉（1银圆可买7～8斤五花肉）炒菜吃上两顿。当时的杨沫刚生孩子，没有工作，一家三口的生活全靠马建民一人的收入维持。对照居民的消费水平，不难看出当时教师待遇的可观。

前不久，读《朱东润自传》，这部五十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更具体地记叙了上世纪二十年代前后中学教师的待遇。1917年，22岁的朱东润先生辞去在上海《中华新报》的兼职工作，乘轮船经香港，到达广西梧州的广西第二中学，开始了为期三年的英文教师生涯。朱东润在梧州任教，月工资是广西纸币100元（相当于上海通行的硬币约90元）。需要说明的是，当时，全国各地中小学教员的待遇不一样，总体还不高，大多采用“时薪制”，即根据课时付给薪水，比如，周作人在去北大的前几年（1913—1917年），任教于浙江第五中学，月薪50元，后因为增加课时，提高到月薪68元，同时每超工作量1小时，另加薪1元。直到1923年正式施行新学制后，全国中小学教员的待遇才明显提高。不过，据我的估计，当时地处偏远的广西梧州，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水平，不可能高于全国的多数地区。

三年下来，朱东润单靠教学收入（这段时间，朱东润业余不再译书），居然解决了一系列迫在眉睫的物质难题。首先，还清了他在上海读中学那几年亲戚们给他的全部资助；其次，在苏州老家，从伯父手中购买了五间旧屋，并改造装修好，供母亲居住和自己结婚之用。其三，也是那几年最大的一笔开支——负责大哥全家七口人的生活费（因为大哥早辞去了工作，在家休养）。也就是说，朱东润一人在外教书，至少养活了包括自己在内的九个人。

1919年暑假朱东润离开广西梧州，转回离家较近的南通，在南通师范学校担任教员，同时在江苏省立第七中学兼课。不久，朱东润有了两个孩子，但大哥一家子的负担照样靠他的教书收入支持着。当然，在南通，因为身兼两校功课，一周有24课时，工作量不轻。话说回来，那时的教师虽然课时比较多，但几乎没有考试压力，平时也不需要对付各种会议和检查。总体上说，工作负担应该不是特别繁重。

民国这段时期，中学教师的待遇如此之高，在今天的许多教师看来，大概有点天方夜谭。2014.06“家贫无奈作先生”

从朱东润等人的故事中，大致可以发现民国教师的待遇是相当高的。但据此就以为民国时代是教书匠的天堂，则未免太武断。

夏丏尊先生在一篇短文的开头写道：“在现制度之下，教师生活真不是一件有趣味的事。同业某友近撰了一副联句，叫作：‘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愤激滑稽，令人同感。”这篇《无奈》刊发于1924年11月16日春晖中学的校刊《春晖》上。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上虞春晖中学，声名远播，享有“北有南开，南有春晖”之美誉。孰料，身在春晖中学的夏丏尊先生，也免不了有“无奈”的时候。

我想起民国时期的两位“破教授”。

周作人在追忆“五四”前后那一批北大同仁时，专文写了“二马”兄弟之一的马衡（字叔平）先生。马衡先生教金石学，精于金石和古物鉴赏，为人古道热肠。马衡夫人则是宁波巨贾叶澄衷家的千金小姐，因此颇看不起大学教授的地位。马衡夫人曾对别人说：“现在好久没有回娘家去了，因为不好意思，家里问起叔平干了些什么，要是在银行什么地方，那也还说得过去，但是一个大学的破教授，教我怎么说呢？”一个堂堂的北大教授，地位竟比不上银行职员，以至无法“端上台面”，这不能不令人唏嘘。实际上，这位后来成为故宫博物院院长、被誉为“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前驱”的马衡先生，在当时的教授中已算得上是“土豪”了。他平时西装革履，出入有私家小汽车，而风云人物胡适那时也才买了福特车，还是二手的，跟马衡的比，低两个档次。尽管如此，在马衡夫人看来，大学教授就是“破”教授，跟银行职员没得比。时至今日，从社会地位看，是银行职员高，还是大学教授高，恐怕仍不易定论。但我身边的一些年轻教师，纷纷削尖脑袋跳出“校门”，去某个科局或乡镇混个小公务员，却是不争的事实。

不过，倘若马衡先生与三十年代暨南大学教授、作家方光焘相比，简直就像一个在天，一个在地了。

方光焘早年负笈东瀛，毕业于日本东京高等师范学校，1929年又被浙江省教育厅派至法国里昂大学攻读语言学研究生。1931年辍学回国参加抗日活动。1938年在暨南大学教书，一人担任四门功课。辛苦如此，可仍然入不敷出。

那时候，学生去教授家串门是家常便饭，教授会顺便请学生抽烟、吃点心什么的。

一次，方光焘的学生、后来成了著名翻译家的吴岩去老师家，方师母恰好买馒头回来，方光焘先数了数，顺口道：“恰好每人两个。”于是每人抓两个，盘子空了。这不是方光焘吝啬，而是无奈。

又一次，吴岩病了。方光焘上门看望，“穿一件灰不灰黄不黄的袍子，头发硬得像茅柴，眼镜深得像两个洋瓶底”，因为长期缺乏营养，整个人又瘦又黄。方光焘回去后，吴岩的一个亲戚知道他是国立大学的教授后，觉得不可思议，说“还不及私立小学的校长和洋行里的买办神气”。

大学毕业之后，吴岩再次去见方光焘。方光焘告诉吴岩，10年前他去日本留学时借的款至今尚未还掉，当教员这些年，常遇到各种意外，家庭的、社会的。起初还存着还债的想法，现在连这点想法也不敢奢望了。如今，无论如何紧缩日常开支，还是难以维持生活，必须加借新债。方光焘把每月的收支情况细细算给吴岩听后，说，过些日子非得把妻儿一并送回乡下老家去谋生，否则走投无路，“到不能生活的时候，就统统饿死吧！像我这样的人要饿死，简直是中国的羞耻！”“像我这样的人要饿死，简直是中国的羞耻！”听着80年前大学教授的这句话，我不由涌起某种伤痛。只是，饿死一个“破教授”，是不是就会让人觉得那是“中国的羞耻”呢？

还好，方光焘没饿死，要不然中国就少了一位作家、翻译家和语言学教授。

可夏丏尊先生，就没这等好运了。“命苦不如趁早死，家贫无奈作先生”的对联，似乎成了他困顿一生的写照与谶语。这位把毕生精力献给教育的前辈，终生清贫，在盛年时就离世了。

值得一提的是，1905年夏丏尊去日本求学也和方光焘一样，因为“家贫”而负债累累，以至中途被迫辍学回国，谋职糊口。

在中国，自古以来，教师（尤其中小学教师），往往是贫寒子弟。今天格外如此。我们看到哪位县委书记或副县长的儿子在拿教鞭？这到底是一种什么现象呢！2015.01“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

台湾著名历史学家许倬云先生在《问学记》《谈话录》两书里，零星提及上世纪四十年代的无锡辅仁中学。随后，香港中文大学出版了《许倬云八十回顾》，许倬云的这段求学经历，才从厚重的书页与历史的烟尘中清晰起来。

抗战一结束，16岁的许倬云随父母从四川到上海，不久，因为无法适应上海的学习环境，回到老家无锡。

无锡辅仁中学是一所袖珍型的私立学校，是圣约翰大学四位早期校友回乡创办的。学生仅200名左右，基本来自创办人在附近的亲戚朋友子弟，也有少数是从四乡八镇过来。别看学校规模小，培养出的人才却不得了：海峡两岸就有12位院士（据较近数据，全中国的院士人数，北京第一，上海第二，无锡第三，无锡共60人）。还有一位著名的科学家钱伟长，以及国学大师钱锺书。

辅仁中学独具浓厚的历史文化底蕴。学校没有任何围墙，与古老的东林书院比邻而居，中间相隔一排矮松树。东林书院内保存一座东林祠堂，有学生顽皮不听话或不用功，老师就带他们到祠堂的小石凳上罚站，伴以谆谆教诲：“那几个人就是你祖宗！你对不对得起你祖宗？”祠堂里供奉的除了旧时东林党人，还有本地一些杰出的读书人，所以学生都自命为东林党人。可以想象，如此切近而富有人情味的训诫所能达到的教育效果了。

这得感谢创办人这种有意的选址和校园结构，它注定了学校具有包容、自由而开放的办学特点。

辅仁中学没有校长，而是由几位老师组成校务委员会，由一位校务委员会主任负责日常事务。这种管理模式，就是放在今天，一点也不落后。大概辅仁中学是私立学校，由多人合办，且创办人对教育怀有共同热情，一心服务乡里，所以教学理念和公立学校有差异。据许倬云回忆，当时和辅仁中学仅一河之隔的县女中，办学理念就大为不同。

许倬云从小随父母颠沛流离，不曾受过正式的学校教育，只是跟父亲零碎学些历史地理知识，以及自己随性阅读些古典名著。到辅仁中学前，许倬云根本没有英语和数学基础，不过，不拘一格的高中老师认为许倬云的历史、地理和国文程度已达标，特许他在这些课上自学数学。当然，还有个条件：许倬云必须一边听课，如果老师提问题，他也要起来回答。无锡辅仁中学照片1无锡辅仁中学照片2

更奇的是，辅仁中学极力倡导学生间的互助互帮，形式上接近于今天的合作学习。班上同学三五一群，自主结成一个个小组，彼此切磋学业。每天下午四点钟放学，小组同学不急着回家，在学校里共同继续学习两个钟头；寒暑假也是一小群一小群同学自己上课，超前学习。第二学期或第二年上课时，老师讲课，这群学生已先读过，老师就教别的东西。课文都是学生自学，老师点拨和指导学生，不讲课文本身。正由于有这种浓厚的互助风气，许倬云的功课在短时间内就赶了上去。

辅仁中学里，功课好的学生可以跳班。教育部对学校办学没什么干涉，连课程纲要都没有。

在自由开放的空气中，辅仁中学的师生关系非常亲密。据许倬云回忆，每位教员可以帮其他教员代课，甚至是不同学科间的代课，比如，“教数学的教员可以教国文，教国文的可以教地理，历史教员也可以临时过来教物理，不是乱搞的，教得十分称职”。这种师资水平，堪称一绝，今人无法想象。难怪1950年后，辅仁中学很多老教员被抽调去大学教书时，依然可以胜任。

几年后，与许倬云同班的30多名同学，全考上全国前六名的大学。这成绩，放在今天，也足以令某些牛气冲天的名校刮目相看吧。半个多世纪后，许倬云还不禁感叹道：“我想很难再找到一个那么自由自在的学校，以及让学生随心所欲的老师。对我来说，这样的教育十分有用。”

我喜欢他话中的两个词：自由自在，随心所欲。2013.11民国的学校图书馆

民国前20年，社会动荡，但教育的发展非但未停滞，且获得快速进展。1936年教育家张彭春先生在伦敦出版了《中国在十字路口》，书中提到，从1912年到1936年，全国学校和学生的数量增长迅速：小学从86318所增至265000所左右，学生人数从2793633增至11668000左右；中学从373所增至1900所左右，学生人数从52100增至404000左右；大学及学院从4所增至82所，学生人数从不足1000增至44000左右。从上述数据看，小学到大学，学校和学生数的增长都在数倍以上，而增幅最大的是高等教育，学校数增加20来倍，学生数增加40来倍。民国学校图书馆

该书还记载，1931年，国际联盟教育家代表团访问中国后，对中国的教育进步给予了高度肯定：“3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各种不幸遭遇的受害者……尽管面临的情况是内忧外患，财政极度紧张，旱涝自然灾害连年不断，中国仍然坚持一种信念，即教育新兴的一代乃是文明社会至关紧要的大事，并且在情况许可下竭尽全力促进其发展。这种成就是西方任何一国政府绝不可能达到的。”

如果这些数据和评价太宏观，通过下面两个小事例，对当时的教育情形，也能管窥一斑。

数学家吴大任在回忆他的老师姜立夫时提到，上世纪三十年代，南开大学的数学图书质量居于世界前列。图书馆内，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期刊都是完整的，著名数学家的论文集也是较齐备的。另外，图书馆还有许多珍贵的绝版书。1932年，德国汉堡大学的E·Sperner来北京大学讲课，曾应邀到南开大学访问，当他目睹这么多珍贵的数学藏书时，一边翻阅，一边惊叹不已，欣羡备至。那时的南开大学，是私立学校，资金靠校长张伯苓一块钱一块钱从海内外募捐而来，其图书馆中的报刊和藏书，居然足以让世界一流的数学家惊叹和羡慕，不难想见，当时学校对学术的重视、全社会对教育的看重。

大学是学术的重镇，图书馆里的图书、杂志数量多些，质量好些，理固宜然。但实际上，民国时期，全国各地中小学里质量好的图书馆，并不在少数。

孙犁在《〈善闇室纪年〉摘抄》一文里写道，1924年，孙犁跟随父亲到安国县城读高级小学。这座高小，设在城内东北角原是文庙的地方。学校的教学质量，应该还可以，老师虽然都比较平凡，但个个循规蹈矩，兢兢业业。最值得称道的是学校的设备比较完善，有一间阅览室，里面放着《东方杂志》《教育杂志》《学生杂志》《妇女杂志》《儿童世界》等，都是商务印书馆的出版物，称得上是当时最新潮最先进的教育类和社会类杂志。阅览室里还有各种改编的历史故事，如岳飞抗金兵、泥马渡康王等等。而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小说集，如叶圣陶的《隔膜》、刘大杰的《飘渺的西南风》，以及鲁迅和许地山等人的作品，在阅览室也随处可见。此外，多种社会科学、文艺理论著作甚至连一些苏联文学作品，阅览室里都有。这些优秀的书刊打开了孙犁的眼界，为他后来的创作和评论奠定了基础。

规模不大的安国县城——当时人口最多几万人——的一所小学，在那样一个时局混乱的年代，竟然建设了如此完善的阅览室，里面的杂志和图书也如此精良，不由得不令人惊讶。

事过半个世纪，也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我在县城一中读书，学校也有一间阅览室，有丰富的文学杂志，像《人民文学》《小说月报》《诗刊》《散文》《收获》《萌芽》等等，都是当时一流的文学刊物。学校附近还有一家单位，叫县文化馆，馆中设有阅览室和图书馆，杂志与藏书颇丰，借阅方便，我阅读的多数古代小说，就是从那儿借来的。到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回校教书，文化馆里的图书馆和阅览室不知去向，连原先的房子都被拆了。至于学校的阅览室，杂志种类越来越单一。到后来，差不多只剩下学科教学类的杂志和著名的《读者》《知音》了。还好，几年前，学校受捐助建起图书馆，又过几年，听说开始购进了新图书。

前几天，一个高二学生拿着龙应台的书《目送》，上面盖着学校图书馆的戳印。我一看那久违的蓝色戳记，突然很感动。2014.12严正的一课

出生于1919年的台湾著名作家张秀亚，小时候住在大陆。4岁时，随父母到了冀南。在冀南县署任职的父亲，身边有位跟随多年的仆人孙荣，是个善良的老头，非常疼爱张秀亚。

那时，张秀亚还没到上学的年龄，每天在家里跟母亲学完几个汉字，就一心等着孙荣接她出去玩。当工作闲下来，孙荣便带着张秀亚出门，把她举上肩头，一老一少的足迹踏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有时孙荣还领着张秀亚去城外古战场挖“铜箭头”，屡有所获。

父亲住在县署内，张秀亚和母亲在外头租房住。一天，孙荣带张秀亚到县署一间雅致的屋里。忽然，张秀亚发现窗台上有一枚闪闪发光的铜币，茶杯口大小，顺手放进自己衣袋里。第二天清晨，妈妈洗衣服时发现了，严厉地询问她铜币的来处，张秀亚怕妈妈责备，谎说是孙荣给她的。下午孙荣又来了，妈妈取出那枚铜币，当场向孙荣对质。孙荣看了看双眼充满了哀求的张秀亚，承认确实是自己给的。妈妈这才放心离去。

之后，孙荣还是像平时一样，若无其事地将张秀亚放上肩头，带她去城隍庙看戏。张秀亚松了口气，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

走到郊外无人的地方，孙荣突然停住脚步，放下张秀亚。他从袋中摸索半晌，掏出一个铜币，比从窗台取来的那枚更大更亮，送到张秀亚的掌心，说：“筠姑儿，这是我给你的，这是我孙荣真的给你的，……昨天……的那一枚呢？交给我吧，让我再把它摆回那窗台上去……。你太小了，谁又能责备你呢，只是以后再也不要随便拿人家的东西了……”小小的张秀亚顿时震住了。

童年的一幕，时过半个多世纪，依然印在张秀亚的记忆中。她在《种花记》一书中写道：“四岁多的孩子，原分不清‘人的’与‘我的’界限的，我感激那个可敬的老人，当我的稚龄就为我上了严正的一课：‘勿妄取。’以后我每逢在学校侥幸得到‘品学兼优’的奖状时，我总觉得上面的那个‘品’字，是我童年的那个老朋友孙荣为我写出来的。”

比张秀亚小两岁的著名学者、戏剧家吴祖光先生，少年时代也有过“偷钱”的经历。如果说张秀亚的“妄取”还有些不经意，吴祖光的“妄取”则是赤裸裸的“偷”了。

念小学时，有一阵子，吴祖光喜欢和同学们出去玩，看戏、看电影、吃零食等，这样一来，平常母亲给他的零花钱变得不够花销了。

一天清早，当家人还在睡梦中，吴祖光早早起床，瞥见桌上摆着一叠铜钱，竟然鬼使神差地拿了一部分放进口袋，然后上学去。这是“偷东西”的第一次，起初稍觉不安，但母亲没发现，平安无事。往后，“顺手牵羊”的次数渐渐多起来，一旦零花钱没了，就伸手拿一些。曾有几次，母亲感觉桌上的钱似乎少了一点，只是嘀咕几句，可也没往心里去。吴祖光的胆子更大了。

有一回，为了买副乒乓球拍和球网，吴祖光居然把桌上一大叠铜元全部扫进口袋里，碰巧很快母亲回头找钱，事情终于败露。在母亲的追问下，吴祖光低头承认了事实，并交代了钱的用途是买球拍和球网等。

母亲只说了一句“这是偷钱，做贼，懂么？”就让吴祖光先去上学。放学到家，吴祖光看见祖母正在分蛋糕给弟妹们。祖母见了吴祖光，说：“今天呒没你格份。”等弟妹们都出去了，祖母拿了一根尺子，边骂吴祖光“贼骨子……”，边举起来，但并没有敲下去。吴祖光偷眼看站在旁边的母亲，母亲的眼光温柔依旧。

当晚，吴祖光担心父亲回来后找自己算账，早早便睡下。半夜，朦胧中听见父亲回来了，接着父亲和母亲悄悄走到自己床边。确认吴祖光睡着了，父亲说：“把这个放在这儿吧，又不是不给他钱。一定要偷，多难为情。”吴祖光感觉到母亲把一件东西轻轻摆放在他的枕边。

第二天醒来，吴祖光惊讶地发现，枕边多了一个盒子，打开看，是两个球拍、一面球网、半打乒乓球。

从这天起，父亲、母亲以及祖母，都没有提起这桩丑事，像压根儿没发生过一样。吴祖光也不再偷钱了。

吴祖光的父母、祖母，张秀亚笔下的仆人孙荣，都是普通人，更不是什么教育家。面对孩子“偷东西”的行为，他们没有长篇累牍的训教，没有简单粗暴的惩罚，而是选择了最朴素、最温存的方式，给孩子上了“严正的一课”。2015.03父亲的教育

提及父亲的教育，不由想起《梁启超家书》，想起《傅雷家书》。梁、傅二人那种洋洋洒洒的耳提面命，是极为难得的教育方式，也是普通人难以企及的。在民国诸名家中，还有另一种父亲的教育，更显平民化，也别具魅力。

钱穆在《八十忆双亲》中深情回顾了童年时的两件事。

有位堂兄曾住在钱穆家里，一天傍晚，堂兄邀请钱穆同往七房桥，还交代钱穆“要告知婶母”。钱穆照办不误。母亲以为钱穆是随便说说，未予理睬。等到开饭，家人发现哥俩不见了，才明白钱穆讲的是实话。父亲带着家里的帮工杨四宝，掌灯连夜赶去七房桥。此时钱穆已睡着，听说父亲来了，急忙披衣起身，跟着父亲回家。一路上，父亲绝口不提此事。回到镇上，父亲还让钱穆进一家汤团铺吃汤团。回家后，母亲和姐姐哥哥，都在灯下等候着。母亲和姐姐对钱穆开玩笑说：“你倒好，反而可以吃上一碗汤团呢。”又催促钱穆赶紧睡觉。第二天也不见所谓的“秋后算账”，好像一切没发生过似的。

钱穆自幼聪慧过人，记忆特别好，以至他父亲都认为这个儿子“或前生曾读书来”。当时，钱穆的父亲每晚必到街口一家鸦片馆，镇中有什么事，就在鸦片馆里处理。一天晚上，帮工杨四宝领着钱穆同去，父亲也不反对，大概想让小孩去见识一下世面。在鸦片馆里，忽然有个客人问钱穆：“听说你能背诵《三国演义》，真的吗？”钱穆点头。又一个客人说：“今晚试一试如何？”钱穆又点头。第三个客人就自告奋勇，让钱穆背诵“诸葛亮舌战群儒”一节。钱穆便边背诵边表演起来，一会儿扮演诸葛亮，一会儿扮演张昭等人。背诵结束，大家纷纷向钱穆的父亲夸奖孩子，父亲哦哦哦哦，不说什么。第二天晚上，杨四宝又带钱穆去，父亲同样不阻拦。半路经过一座小桥，父亲问钱穆：“知道‘桥’字如何写吗？”钱穆说知道。“桥字什么偏旁？”“木字旁。”“把木字旁换成马字旁，是什么字？”钱穆回答：“是‘骄’字。”父亲又问：“‘骄’字什么意思？”钱穆又点头答：“知道。”于是父亲挽着钱穆的手臂，轻声问：“你昨晚的所作所为和‘骄’字接近吗？”钱穆一听，如闻震雷，俯首默不语。到了鸦片馆，客人们见了，又出题目“诸葛亮骂死王朗”来考钱穆，钱穆假装背诵不出，大家扫兴了，于是作罢。此后钱穆再也没去鸦片馆。这一年钱穆9岁。《八十忆双亲》一书中，钱穆对父亲的教育感触良深，他总结道：他的父母教育子女，从无疾言厉色，子女偶有过失，父母的态度反而更温婉，总期待子女自己去悔悟。特别是父亲，教育子女时从不灌输大道理，而是从侧面加以暗示和启发。长大后，无论当小学教师、当大学教授，还是办新亚学院当院长，钱穆都非常出色，这与小时候受父亲的熏陶是分不开的。

同样靠自学成才的梁漱溟先生，也很幸运地拥有一位好父亲。

父亲对梁漱溟的教育“完全是宽放的”。在梁漱溟的记忆中，他没挨过父亲一次打，甚至父亲也很少正言厉色地教训过子女。但父亲对子女并非放任自流。在梁漱溟七八岁至十二三岁这阶段所接受的父亲的教育，主要有三方面：一是讲戏，父亲爱看京戏，常把戏中故事讲给儿女听；二是带子女出门，购买日用品，或办杂事，锻炼孩子的办事能力，接触现实，知晓社会人情；三是关注个人卫生等细节，各种生活常识则随时随地加以嘱咐，让子女知道如何照料自己。例如：

正当出汗之时，不要脱衣服；待汗稍止，气稍定再脱去。

不要坐在当风地方，如窗口、门口、过道等处。

太热或太冷的汤水不要喝，太燥太腻的食物不可多吃。

光线不足，不要看书。

但梁漱溟9岁那年发生的一件富有戏剧性的小事，却影响了他的一生。一次，梁漱溟积蓄的一小串铜钱不翼而飞了，他各处寻问，接着吵吵闹闹，最终仍没下落。第三天，梁漱溟的父亲在庭院前的桃树枝上发现了铜钱，心知是儿子自己遗忘的。但父亲没声张，不斥责，甚至也没喊儿子来看。他在纸条上写了一段趣味横生的文字：

一小儿在桃树下玩耍，偶将一小串钱挂于树枝而忘之。到处向人寻问，吵闹不休。次日，其父亲打扫庭院，见钱悬树上，乃指示之。小儿始自知其糊涂。……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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