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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周纬著

出版社：中华书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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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兵器史稿试读：

原始人类，工兵不分，石器即石兵也，以石片斫物则为器，以石片格斗即为兵。故叙述石兵，应自叙述石器始，石器明则石兵亦明矣。石器时期之年代，颇难为准确之估定，尤其原始石器时代，在真原始人未确定以前，实难限定其年代也。若依各国考古学家普通估计之法，则可假定新石器时代约在距今七千年至九千五百年之间，旧石器时代约在距今九千五百年至四十万年之间，再远则为原始石器时代。但其间尚有区域问题，恐亦未可一概而论也。

原始石器时代之石器，现在出土者颇少，故尚未能为各期之分析。至于旧石器时代之石器出土者既多，欧洲人曾为之分期如下：

旧石器时代前期分为舍利（Chellean）文化期及阿雪利（Acheulean）文化期。

旧石器时代中期名为摩斯特林（Mousterian）文化期。

旧石器时代后期分为奥利那西（Aurignacian）文化期、梭鲁特（Solutrean）文化期及马格德林（Magdalenian）文化期。

旧新两石器时代过渡期名为阿奇林（Azilian）文化期。

各期之名字，均由欧洲地名而出，但因已成习惯，故他洲如美洲、亚洲等处之考古团体，掘出石器，亦皆援引上列诸时期，以相附合，以相比拟。法国考古学家德日进（Dr．TeilharddeChar⁃din）、桑志华（E．Licent）、步日耶（H．Breuil）诸氏，在中国各地发现旧石器时代之石器，亦均举以与上述诸期相比拟而定其年代。近年荷兰人在爪哇发现“爪哇猿人”或“爪哇人”，及前期旧石器时代石器，欧洲考古学家亦均认为与舍利文化期之石器因同式而同期。

吾人苟欲认识上述各期石兵之特性，以便手执一器，即可分辨其期代，而为发掘时或鉴定时之标准，则不可不知此各期石器之形式及制造之法。兹为介绍如下：

在旧石器最古之舍利文化期中，几于只有一种石器，法人呼为石拳，英人称为手斧。其形式至为简单，亦甚易辨别，大都系天然石块，略如中国端阳节所食之短体肥胖之粽子形，边上当然凸凹不平，底部稍圆而较为平整，半系古人挑选之故，半系用多磨平之故。此种老石兵，欧洲最多，在小亚细亚与中亚细亚各地亦有出土者，在中国出土之旧石器时代之石器中（如周口店等处出土之石器）则未曾见及，说者谓此可为中国人种非从西来或中西不同源之一证。阿雪利文化期出土之石兵较多，可分为石刀、石刮等类，不难一望而可辨别其形式，但其制造之技术仍甚为简陋，较之舍利期并无改进，仅将天然石子敲去其碎片而用其中心石核耳。降至摩斯特林文化期，虽然石器仍形粗陋，但其技术已有进步；因不但利用石心（石核），且已知同时利用敲下或落下之石片制器，而制造之方法亦已较上两期为进化。盖在上两期中，制造石器之法，系以石击石，去其碎片，留其中心，可谓一击或击一次而成；摩斯特林期之石器，则须再击始成。其法系选择石子之一面或一点而敲击之，一击即可获得大小合意之石片，石片敲下之后，再将石子敲击以成器，且整齐其边角，使成锐利之边锋。是以摩斯特林期石器制造之特点有二：（一）将撞击的力量缩小在石之一点。（二）再击或二重手工之打琢。奥利那西文化期的石器与摩斯特林文化期的石器大致无甚差别，然亦小有不同之点，此系先后人工差异之故，欧洲考古学家大都能辨别。再降至梭鲁特期，则石兵及他种石器之制造尤形进步，已有两面边锋，犹如制刀者已能制剑矣。迨至马格德林期，制造石器之技术更加长足进展。从前制作石器系以石击石而用其中心石核及碎片，其始仅一次打击，其后则多次打击，击而后琢；马格德林期石器之制造，已知利用居间器击打，而不复以石块击石块。譬如斯时燧石器之打击，均曾经过一种中间媒介的工具，如石凿、石钻、石锤之类，而不直接用力打击其石块；是以马格德林期之石器，其体积面积均能大小如意，制成各种不同之器具。斯时人类之知识已大形进化，可谓已有科学观念，因吾人至今亦尚沿用此种方法凿石也。至于阿奇林期，系旧新两石器时代之过渡时期，有人名之为中石器时代，亦有人名之为尾旧石器时代。在此时期中，马格德林期的艺术已不复存在，系另以么石器（日人译为细石器，即含有结晶成分之小火石所制之石器）代表斯时制作之石器，此外并无他种特征。

就骨角等器言之，人类自有生以来，即知利用此等俯拾即是之天然兵器。至前后旧石器时代，骨角器使用的范围愈形扩大，可为其时代之又一区别。在舍利期及阿雪利期中，是否仅用天然骨角为器，或已知加以人工制作，虽尚不能断定，但曾经使用骨角兵器则毫无可疑。降至摩斯特林期，则确知业已开始人工修制骨角器，但其形式及使用范围是有限制的，颇为简单，其制造之技术当然亦甚简陋。至奥利那西期，则人工进步，遗有以鹿角制成之骨针及他种骨器甚多，恐已有骨镞之可能。再迟至马格德林期，则骨器之种类愈多，制作的技艺亦愈形进步，因斯期之人类已知利用间接琢击刻划之工具也。至新石器时代之前，阿奇林期中，则斯时驯鹿业已绝灭，鹿角制器因以不见，而骨器制作的艺术亦复呈衰落之现象。就美术方面言之，绘画及雕刻之遗迹，在西欧前旧石器时代之遗迹中，尚无确定之发现；在奥利那西期中，则确已发现雕刻及造型艺的开始；降至马格德林期，则最初的艺术已达最高之成就。此种自然形象之造型艺术成为旧石器时代之(1)动物画家及雕刻家之专长，实为人类史上之特彩。

中国近十余年以来，发掘之工作渐盛，各地出土石器颇多，时有所闻所见。但旧石器之出土者，仍以东北及西北诸省为著，西南亦略有发现，中部及长江流域尚只有新石器出土，广西则最近曾发现中石(2)器时代之石器。今就现有之出土物，比照欧洲分期法，而分别中国旧石器为：

前旧石器时代　前期周口店文化；

后旧石器时代　后期周口店文化及河套文化；

尾旧石器或中石器时代　达赉湖（在东北北部海拉尔附近）文化及广西文化。

此种分别，当然尚过于简陋，且难免错误；盖因中国地大物博，发掘之工作甫经开始，此时颇难分区断定，应俟将来出土物增多，地点增多，详细比照鉴别，始能如欧洲式之细分期代也。今如就现时各处已经掘出之石器而论（石兵居其大多数），则已有下列之成绩：

旧石器时代之石器：河北周口店，宁夏水洞沟及中卫，新疆酒泉(3)，四川珙县及峨眉，以及西康等地。

旧新两石器时代过渡期或旧石器时代尾期或称中石器时代之石器：广西武鸣及桂林，东北北部达赉湖等地。

新石器时代之石器：内蒙古乌里乌苏沙漠及哈达庙等地，新疆温宿、哈密、吐鲁番等地，东北地区齐齐哈尔站道南昂昂溪、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凌源及锦西县沙锅屯、貔子窝等地，陕西斗鸡台等地，河南渑池仰韶村及安阳殷墟等地，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等地，山西大同等地，河北龙关县黄土坡、董家窑等地，江苏南京栖霞山、金山卫及镇江等地，浙江杭州古荡、杭县良渚镇及湖州漾湖等地，福建武平县南小山及厦门南普陀等地，四川珙县、峨眉等地，广东雷州及香港附近之拉吗岛及兰岛等地，近年均掘出新石器时代之石兵及石具等石器甚多。

至于骨兵、角兵及蚌兵器，则凡石兵出土处大概均有，唯因较易腐碎，故完整者较少；但山东、河南等处，近年曾发现大量古代遗物，其中颇多完整者。其最古者当推周口店出土之物，次古者推西北各省出土之器，山东、河南等处出土者则已距铜器时代不远矣。玉兵即系石兵之一种，《越绝书》载风胡子对楚王曰：“黄帝之时，以玉为兵。”玉为美石，人类制石器时遇石质之坚美如玉者，特别细加琢磨，摩挲玩赏，以满足人类爱美之天性，斯即玉兵之滥觞，在传说中之黄帝时代，庸或有之。现在出土玉兵之较古者系河南殷墟出土之玉镞、玉匕首、玉刀、玉戈、玉矛头、玉斧、玉圭等器；其较佳者以白玉或碧玉所制之矛头，多有配以铜管柄而镶嵌绿松石者，均系铜器时代之物。殷代白玉有系来自西北者。

中国出土石兵之最古者，当推河北房山县周口店十余年前所发现之物。先是奥国人师丹斯基（O．Zdansky），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在周口店采得化石很多，于一九二六年在此化石中发现两个人之牙齿，定名为“中国猿人”或“北京人”，嗣复陆续发现人齿颊骨、脑盖骨以及体骨多具，一九三九年春，复发现完整无缺之人首化石，于是“北京人”之人群存在已毫无疑义。北平地质调查所自一九二七年起开始发掘，至今未辍（历年工作及鉴评重要人士，为杨钟健、裴文中，法国考古学家德日进、桑志华、步日耶及奥人步林［Bolin］诸氏）。据中外人士之鉴定，此遗址之时代当为原始石器时代或前旧石器时代，距今约四十万年。发掘时发现有人类用火之遗迹，因为地层内有灰、有焦骨、有烧过之石，并有木炭。原人之下臼齿、破牙床、牙齿、破骨及头骨化石在数年以前业已屡次发现，近年除出土整骨不少外，最近且获全首化石。原始之石兵，数年前即已掘获颇多，大都均在第二石英层之间，即发掘处第八、第九、第十层之间。一九三一年一年中即已掘得石器两千余件，其中人工痕迹显著而成器具者有数百具（据德日进诸氏之鉴定，其中石器大都为早期即最老旧石器时代之物）。其石质有数十块为绿色砂岩、石英砂岩、石英斑岩及绿色页岩，余均为石英，并有燧石数块。其类似兵器之石器，可就其形状分为七种：（一）椭圆形　前端一钝尖，腹部前方为凹入利刃，脊部前为凸出利刃。（二）菱形　腹部同前，脊部为一稍直之利刃。（三）肾形　前端为圆形利刃，腹部全为利刃。（四）长刀形　前端为一尖，腹部为外凸之利刃，脊部及后端皆为宽面。（五）正方形　四面皆利刃。（六）三角形　前端为三个面所成之尖，腹部为利刃，脊部及后部为宽面。（七）梯形　腹部为利刃，其他三面为宽面。

周口店出土物中，亦有骨兵及角兵，其最显著而完整者，为鹿角及其他动物腿骨打成之凿及刀，锋刃尚锐。体上有人工割切之槽，其浅槽作平行线形，或作交叉形，深槽较为宽大，均只有一槽，在器腹之中部，切工有时甚为平整（均见第一图版）。关于周口店石兵、石具之制造法，据裴文中氏之报告，第二石英层所发现之石器，其制造之方法系将力量缩小至一点而打击，出土石器之半数均具如是一次打击之痕迹，并且在石器之边上曾发现再击之痕迹。但此第二石英层所发现之石器，并非周口店出土中所含最古之石器：一则因第一石英层中，已发现炭火遗迹，可以联想至欧洲摩斯特林文化期；二则因法国考古专家步日耶是年（一九三一年）来华视察之结果，认为周口店之“中国猿人”或“北京人”，业已广用石器，此种“中国猿人”之生活期，伊虽未敢确定为原始石器时代，然信必可当欧洲之前旧石器时代，(4)约在距今五十万年以前。据步日耶教授之视察结果，因周口店猿人曾用花岗石子及他种石块为工具，以击碎骨角且割划石块。步氏在周口店小河中，拾得甚多；其中有一沙石块，系在较近地面之地平线上捡得者，作复杂方体形，其四平面均有人工锥刺之痕迹联作凹条形。此种凹条痕之石器，在法国自摩斯特林期起，各级地层均有，在西班牙台维拉地方亦曾发现阿雪利期之遗物。至于锥刺凹条之用意或其用途，则专家之见解不同，有谓系为便于把握而不致滑手者，有谓系为捣磨谷粟之用者，尚无定论。步氏又在曾受人工之石英之下层中捡获一沙石厚块，三面均经打制，几成直角，其左面必曾为琢割之用。据云在法国加洛勒河高流域之老旧石器时代之一地层中，曾经发现多数同样之石器，均系舍利后期之物。在西班牙之加斯梯洛地方亦曾发现此种石器，系在摩斯特林或前摩斯特林之地层掘出者。步氏又曾寻获曾经打琢之其他沙石块数具，但其人工较为简单，中有一器类于斧锛，仅一长边锐利。周口店猿人又曾用石刀割物，步氏曾在小河捡获石碎片数具，均有人工痕迹；其中一石刃较宽而薄，有未发达之球形柄，想系为割木之用。但从未见有杏核形之石具，如尚有他种岩石（沙石化石）之大型石具，伊以为当在有灰迹大地层之根底求之。因步氏曾在其地寻获沙石化石块数件，业已变腐，难认其原面，然其普通外形颇类三面形之大型打击石块，或两面形之杏核形石具，但此不过言其形式颇相类似而已。至于曾经人工之燧石，仅见及带沙质之燧石打制片一块。反是，乳色石英块极多且大，在灰层下及灰之上洞中寻获至数千件之多，有大如人首者，而大如拳头者更多。其中数具必曾为锥台之用，其一边线尚凸而且锐；又有较小之多面体石英块，显系石核器，且有重用之痕迹。石英矿层系在隔水之对面，洞中或近处并无此种原料也。尚有三四小石英块，两面曾经加过工，颇似两面石器；其他则较为圆体，或系将石核器改变为小斧之用者。多数均无再击或修整之痕迹，用痕则显然可辨。此外尚有贝壳形石具颇多，有宽锋如剪刀者，有窄锋如凿者，其中颇有形如老旧石器时代之角连垂线形之石凿者，想曾用以割锯鹿角者。亦有略作螺锥形或方体形及尖锐如鸟喙形者，又有直形及凸形或凹形之石英刮，但其尖不甚锐。统上观之，乳色石英所制之石具，可谓完全无缺，各类均有，令人忆及法国协浦雷地方发现摩斯特林人所制之各种含沙石英石具。步氏结论谓：

北京“中国猿人”或“北京人”，与前所观测者不符，并非无人类知识之动物；其头脑已与真人甚相接近，已属于人类。虽当时尚未脱去兽类之性质，然已有渐进之聪明，开始抑制群兽，火及打制石器是其武具。此非最古原人，其艺术及实验科学均由其多级祖先传授而成，惜此时吾人对其祖先尚一无所知耳。然则吾人在周口店所获之意外之事实，非但并不减少“北京人”之意义，且可扩充其结果，逐渐往前推进，以追求而达于吾侪人类之来源。

又一法国考古专家德日进主教，在华传教多年，曾参与周口店发掘工作，据云其地最下层，即C层，系炭灰与石器层，此层所出之石(5)器有数千件之多，可以为下列之分类，以研究其制造之法：

一、击碎或打制之石子。可以分类如下：（一）方形石器　在C层中，觅得绿石三面方之大石块数件，三面打制，一面有锋，或系打劈之器。此方形石器系C层中常用之器，用痕显然可见。（二）切体石器　多数系较小石子，曾受直下之打裂，如切割形，想系切去石子圆头之故。其平面想系为压碾之用，其凸出之部分则用作圆锤，但用痕不显。（三）石斧　C层所获之石子，大多数作石斧形，如下：（1）笨斧，或原石斧　此为最简单之石斧，大都为绿色宽平之石子，其天然之边有一处或数处受过捶打者，裂而成锐形，用久乃成利锋。亦有长扁形石子，上端受捶打，下端犀利，较似斧形者。又有作蚌壳形者。尚有曾经先后两次击打，假作“再击”形者。（2）踵斧，或制踵之石斧　均系绿色石制，其用以击劈之一端作锐锋形，其上方对端则经人工打击成方形或多边形，想系便于把握之故，故称之为踵。（3）利斧，或带刃之石斧　均绿色石制，其一边有人工斜击形，成为利刃，虽略如刮刀，然体形较大，且受有工作时之痕迹，故仍系石斧。但制时打裂痕与用时打裂痕实难分别，有时只知制时打裂痕之粗陋，或竟难于辨认。此种锐斧，其刃既属人制，则所选择之石块或石子当然上大下小，上重下轻，上宽下窄，而且上端便于把握，下端稍为打磨，即成刃矣。

二、石英核。此类小型石器，大都作圆锥体，由不规则之人工打击而成，均系石英制，因其小故名之为核。均曾经“再击”之手工，有反复之痕迹，略如之字形。但有时确系石子之中心核，未受许多人工，有时直接用为石斧石锤，亦无再击之痕。可为分类如下：（一）扁圆核　此类石英核，大都作不整齐之形体，有一面平一面凸下锐而两边作棱角形者，有两面平下锐而两边作凸角形者，有两边及上端均凸凹不平仅下锐者，有经过“再击”者，有用花纹石英制而作圆锥形或蛤蜊形者。打击之人工均甚显明。（二）圆锥核　此类石英核石器，其形体较为完整，有如圆锥体，其底面及锥体上“再击”之工痕显然可辨，工作亦较为细致。

三、石刮。除上述圆锥及锥形斧外，C层中石刮极多，其较大者有如利斧，前已述及。今就其多数较小者言之，可分为线形、凸形及凹形等数种如下：（一）线形石刮　其较大者有如石英制而形如镞头者（长一二○

(6)公分），有用缺边绿色石子制而形如桃者；其较小者多用近于么石之石英块片制，其质为半透明之水晶石。工作亦颇细致，有作镞头形者，有作蛤蜊形者，有作长方形者，均上凸而下锐，两面较为平滑，边亦较为整齐，亦有直如线者，此均水晶石之原体使然，人工仅使之锐利便用耳。（二）凹形石刮　此类石刮不多，其发现者仅石英制数件，形如鸟首，上颈方而下首锐，又粗糙水晶石制数件，形如不完整之镞头或锚头。（三）凸形石刮　此类石刮更少，其出土者，或系偶然之器，不得视为广用之品。其形体有长而上曲，形如军刀之尖者，一边直如刀背，一边曲如刃尖，上端尖锐而下端平；有用花纹石英制而形如方贝壳者。（四）复形石刮　此类少数石英石刮，不但一两边曾经“再击”，抑且四边均经“再击”。有正视之作正方形而侧视之作蛤蜊形者，有作长方形体者，有作马甲形者（背心形），有作两边宽平之杵形者，亦有横看如僧帽形者。各边“再击”之痕迹显明，是否可成为一类制之器，则尚属疑问。（五）石锥，或尖头石具　C层中觅获尖头石器四件，其上端均尖锐如锥，下端平面，未经“再击”，想系“北京人”有意制成之石锥。有形如香蕉者，有形如镞头者，有形如短肥之竹笋者，亦有形如不规则之茧壳者。（六）石灰石制石器　C层出土者中有两件，一作方帽形，一作尖帽形，工作颇细，下端均平，疑系捶打或捣磨之器。

关于周口店C文化层石器之制造方法及其上两层A与B文化层石器之制造方法，德日进均有阐述，因限于篇幅，姑予节译。德氏之结论，认为“周口店石器自成一类，不能强与他处出土之摩斯特林期或较古期之石器相比，应视为周口店特有之文化期。周口店地层，远在石器时代以前，盖在地质时代之早期更新统之间。‘北京人’就文化方面言之，可以视为老旧石器或前旧石器时代之最早一代表”。然则“北京人”或竟为东亚之原始人，尚在“爪哇猿人”之前，生存于四十万年以前之世界亦未可知。因“北京人”关系中华民族之来源至巨，故不惮详述其原始式之兵器焉（关于周口店出土之石兵骨兵，参阅第一图版第一、二、三、四、五、六、七等号）。中国旧石器时代之石兵，近十数年以来，因发掘工作之发展，其他各地陆续出土者亦正不少。(7)其较先发现而有专书记载者，当推法国教士考古专家桑志华、步日耶及德日进诸氏于十余年前在宁夏与内蒙古鄂尔多斯左近长城南边水洞沟地方掘得之旧石器时代石器。其中较著之石兵，如石髓石器，颇类欧洲出土早期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石英石石凿，有似摩斯特林文化期之人工式样者；石灰石石刃，有似奥利那西文化期之人工式样者；石英石双面石刮，亦有似属于奥利那西文化期之人工式样者。其他许多石灰石及石英石等等大小石刃，均系旧石器时代之物（关于宁夏水洞沟旧石器时代之石兵，参阅第一图版第八、九两号）。一九三二年德日进氏又与杨钟健君随同中法人士所组织之法国锡特洛因（Citroïn）爬行大汽车队西北考察团前往甘肃、内蒙古及新疆一带考古，获得旧及新石器时代之石器不少，其中有他处未曾发现、从未经(8)人研究者，颇饶兴趣而有价值。其旧石器时代之物，有威城（宁夏、兰州间）迤南中加儿河流域获得之石英石制石锤、石凿，杂斑累累，又作蚌形，琢打简单。内蒙古通古尔地段获得之石斧、石核锤及石英石凿，其人工琢打之痕迹似较为整齐，然其形式古笨，想系旧石器时代之物，但未能确定。在新疆哈密与肃州（酒泉）间获得石英石尖刮、石英石尖凿及石英石一面平之圆刮。尖凿之尾部曾经人工打琢修整，尖刮又似石刀，德日进均断为旧石器时代之物，然存疑问。吾人以为自一九三五年广西发现中石器时代石器证明与越南中石器有关。一九三六年前后，马来半岛及南洋群岛发现腰形石斧，与内蒙古、西藏、新疆同形石斧有关，同时出土之其他石器又与广西中石器有关，于是中石器时代石器之系统逐渐露其重要性。此项内蒙古、新疆之石器，德氏未敢断定为旧石器时代之物，而又非新石器时代之器，或者为中石器时代之石器欤？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藏有中国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等器数十件，系该馆人员在四川及西康各处搜寻及发掘所得者。内有数器系在四川觅获与摩斯特林文化期之石器同式者，其他各器多系西康出土者，石质以黑石块者为多，沙石次之。四川出土者，有作磨盘圆凸纹，颇似碎磨石片，打工均甚简单，仅边上间有打制痕迹；西康出土者，其黑石片仅边刃上稍有人工，颇似天然石片，其他沙石器则打击之人工较显（第一图版第十、十一两号）。

中国原始石器时代及前、中、后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现在业已出土者似尚只有此数处，但绝不止此，国内必有多数地方，均蕴藏旧石器时代之石兵甚多，将来发掘之结果，想必陆续有以昭示吾人也。第二节中石器时代之石兵

中石器时代，或旧石器时代尾期，或旧新石器过渡时期中之石器，在中国出土者，当以裴文中、桑志华诸君于一九三五年在广西武鸣及(9)桂林掘获之石器为其首次。石兵不多，但有青石磨盘一具极堪注意，据断为研磨颜料之用者，因其上面尚粘有红色也。其器一面平，一面满体凿刻梯形及山形槽纹，非但可以证明新石器时代以前之广西地方已有略知艺术之人类居住，抑且与越南东京化平省地方出土之石器花纹相类似，但较彼丰富复杂，其间关系甚显。其他石器，除多数磨盘石及少数秤石或压重石外，有石杵及墓石等人工物。石刃则有石斧、石刮、石凿及中心石刮、一边石刮、双边石刮等器，打制之痕迹显然，形式亦有与旧石器时代之石器相同者。但磨杵锤枰等器已加磨制人工，唯磨工粗糙，远不如新石器时代石器磨工之平滑整齐也。中国原始时代及前、中、后旧石器时代之石器中，均未见有石镞，广西中石器时代之洞穴中，亦未发现此类射远兵器（第二图版第一、二、三、四等号）。第三节新石器时代之石兵

中国新石器时代之石器，近二十年来，各地均有所发现，尤以最近数年出土者为多。地质调查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各省图书馆、博物馆、古物保存所以及考古专家辈之努力，发掘事业之进展甚速，出土器物日多，专门报告何止数十种。是以一九三六年新加坡赖佛斯博物馆所出《马来石器汇刊》（英文版）第一册中，曾有英国考古学家加能费斯（Callenfels）在其专著中赞美中国人近来对于石器时代器物之研究及工作，谓“骎骎乎驾于日本之上”，进步甚速，盖实有所据而云然也。

新石器时代之石兵，业已大形进化，非但人工磨制精良，兵器平泽锐利，可与现代之石器相比而无逊色，抑且各种兵器均有，如石刀、石刃、石匕首、石刺刀、石枪、石矛头、石戈、石镞、石棒、石斧、石圭、石镰刀、石锛、石铲等器（日本且有石盔发现），几于全套武装均有。既然出土之地点较多而广，可依地理由西北而东北而东南而西南，分省叙述，并各依出土先后以列之。

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氏，于十余年前，在甘肃、新疆一带曾发现新石器时代之石器，为数不多（陶器则甚多），但其中有一兵器可与注意，即骨石合制之刀是也。其刀以骨为干，而以燧石薄片嵌入为锋(10)口，出土于西宁县周家寨（第一图）。

一九三二年，法国教士德日进与杨钟健在甘肃、内蒙古及新疆一带收获新石器时代之石器不少，其中有类似他处出土之物者，有异于(11)各处出土之物，而从未经人研究者。此类石器大多数均系打琢石器，极有兴趣及价值。其中有大石铲三具，其长达三十公分，想系新石器时代居住沙漠地方人民所用之大型石铲；内硅晶石制平杵形大铲二，发现于内蒙古乌里乌苏沙漠中，两头作圆形，体平而如板；又绿岩石制尖脚形大铲一，发现于新疆吐鲁番东边七角井子地方，其切面略如合盖蚌壳形，边上之打琢痕迹较多。琢腰平面石子二件，颇似近年马来半岛出土之腰形石斧，系在新疆温宿出土者。此种中部左右琢入凹成腰形之腰形斧（第三图版第一号），出土范围甚广，北至蒙古、张家口等处，南至马来半岛，中达四川、西康及西藏等处，均曾发现同式样之器，今又在较西之新疆温宿地方觅获，可以证明当时利用此等石兵之人群，其足迹几遍及于亚洲之东南北各处，是否与广西中石器时代之人类同期或在后，尚待证实，今只能假定为新石器时代之石器耳。一边琢腰两面有刃绿石小刀一具，其切面作合蚌形，又圆锥形或馒头形火山石块小石锤一具，均获自内蒙古哈达庙地方，颇似“满蒙新石器时代式”；而半琢腰之刃，又与腰形斧同其源流。据德日进之记载，谓此次在内蒙古搜寻石器之结果，并未发现磨制石斧，仅获打制（琢制）之器，然则此种石器之属于中石器时代，固有可能性也。新疆西部七角井子地方出土之石器，尚有立体如锥（蛇头形）、平面如扁蚌之绿石块制石凿或石琢二具，系用扁平石块制成，而琢打其一边者，其尖喙凸出可认。德氏又在新疆温宿地方获得黄色柔沙石制之石刀，磨制甚平，磨工颇细，其形略如雪茄烟，底圆而上尖略歪，两面磨平，一边开口，有三缺痕，想系用损者。德氏谓此刀颇似数年前李济在河南殷墟发现之刀。又在温宿获一石刀或石刮，则较上刀大为简单，系用天然长扁一头圆形、一头直形之石子琢打其一边而成刃者，切面作叶形，想较上刀为古。温宿出土之石器，据云大都均系用天然石子制成，石子大小不等，大率长圆形或圆形，其体扁直平泽者居多。或琢打其一边而成刃，或琢打其圆体而成磨盘与冲捣器，或琢凹其腰而成腰形斧。此种石子制之石器颇多与近年马来半岛出土之石子制石器相仿佛，彼此应有关联（第三图版第一号）。

东北诸省近十余年来，出土新石器时代石器颇多。如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梁思永氏，曾先后在吉林昂昂溪及热河查不干庙、林西、双井、赤峰等处，掘出新石器时代石器及骨器多种。安特生氏，(12)亦在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掘出仰韶时代遗址之琢制石镞数种及磨制石斧（第六图版第十一、十二、十四等号及第三图版第六号）。昂昂溪之骨兵，有渔叉及骨刀等器（第七图版第十四、十五、十六、十七等号），应系古代渔人所用，其中亦有角制器数件。石兵则有精琢不同式之石镞（第六图版第九、十两号），精琢类于矛头之石器（第六图版第三、四、五等号），琢边石刀（第四图版第一号），石斧锛（第三图版第二、三两号），以及么石制石刃及类于石矛头或匕首之兵器。

热河林西之石兵则有大石核制之石刃、石刮刀、石凿、石槌等器；么石制之小刃及刮、锥、凿等器；非么石制之钻、割、刮等器；精工琢打而成之非么石制石刃、石刮、石钻、石槌等器以及捶制捣器、磨器、大小石磨盘及手磨棒杵等器。赤峰出土石器，有制作简朴，颇类旧石器时代石器之石兵二件、粗糙石刮、石槌、磨制石斧碎片及捣磨石器。其中有一大石子制之石斧，石皮尚在，琢痕清晰可数，颇堪注意（第三图版第四号）。

从前热河凌源地方，曾出土双孔燧石小刀，嗣后河南殷墟等处亦(13)掘出此种双孔小燧石刀极多。章鸿钊氏谓为石粟鉴。《集韵》云：“鉴，刚也，其刃长寸余，上带圆銎，穿之食指，刃向手内，农人收获之际用摘禾穗，与铚镰制不同，而名亦异，然其用则一，此特加便利耳。”录之以备参考。

奉天锦西县沙锅屯洞穴层出土之石镞，多系琢打制法（长者疑系矛头），形式亦与河南出土者不同（第六图版第十一、十二、十四等号），然安特生断为仰韶时期遗址之石兵（一九三六年，北平研究院史学会考古组，由徐炳昶君领导，曾在陕西宝鸡斗鸡台地方掘出新石器时代之石兵多件，尚未详细报告）。

日本关东厅博物馆及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均藏有东北南部貔子窝及牧羊城出土之石镞多具，大小长短不等，有平底、尖底、弧底及半圆底诸形式，均磨制之物（第六图版第十五、十六两号）。日本帝国大学又藏有河南安阳小屯出土之尖长石棒一件，判为石镞，恐系矛头，作三角锥形，茎部切面作圆形（第六图版第六号）。又东北南部牧羊城出土骨镞，茎长而刃无棱（第七图版第十三号）。安特生图示(14)河南渑池县仰韶村出土新石器时期末之磨制石兵数件，称为仰韶文化期之制作品。中有石矛头一具，其形式已与后来脱胎铜制矛头相仿佛；板岩石镞三具，均底平而尖锐，体形则各不同（第六图版第十七、十八、十九、二十等号）；绿色石锛一具；白色大理石凿一具；绿色石斧二具（第三图版第五号）。各器磨工颇精，琢痕乌有，且形式整齐锋利，已接近铜器时代，故安特生断为新石器时代尾期之物。又日人小林胖生曾居北平多年，搜集吾国古兵极多，即铜镞一项，闻在河南等处收集者，已有数千件之多。其所收藏之仰韶村出土石镞，由章鸿钊君选印十件于其《石雅》一书中，但其中多数恐系石矛头，仅一、四、五等号，或为石镞，然四号又类小刀，其头形体恐亦非作镞用者。总之，仰韶期接近石铜器时代，或已至石铜器时代。石矛之形式，已甚进化。又因石矛头或者脱胎于石镞，或者同时创制，形制略同，择其小者短者装小柄短柄为箭而射远者为镞，择其大者长者装大柄长柄而刺近者为矛首，故仰韶出土之石矛头，辄被误认为石镞也。近十年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河南安阳殷墟等处发掘之结果，发现石兵不少，但石镞迄未多见，骨镞则甚多，贝蚌镞亦有。李济因而假定殷人所用石镞或许是别处输入的，但即系别处输入的，如殷人喜用之，殷墟中亦当有巨量遗镞，因石镞较骨、蚌镞耐久，埋地不损腐，而战士载镞其数量必较他种兵器为多，故小林胖生能在河南一省以贱价搜获精美铜镞至数千枚之多（内有殷周及战国之物）。今殷墟少见石镞，恐系石镞至殷代业已退化，铜镞业已进化至相当程度，非石镞之所能冀及，故殷人或殷之前代人遂放弃石镞而改用铜镞也。至于殷墟出土其他石兵之所以尚多者，非但系殷人祖先之所遗留，亦因便于利用，其值较廉，故仍继续制造，而与铜兵并用耳。如大批出土之小石刀二种，一作雪茄烟状，可切、可割、可刮；一作扁豆荚形，而两端各有一孔，与上述热河石粟鉴同形，可以穿索悬腰，可以敲燧石发火，亦可切、可割、可刮，便于使用，或且可为农具，如章鸿钊氏之所引证者，是以殷人仍普用之。以安阳一处出土者计之，此类小石刀已有数千具之多，可知当时制造之多及使用之广（第五图版）。此外尚有长方厚背、凸背、三角及长方曲身四种直刃形之石刀。凸背尖端曲刃石刀、梯形双刃石刀，均已去铜刀之形式不远，用法亦与铜刀同样便利，而值较廉，且不生锈，故不畏汗，置诸怀中，反较为耐久便用（第五图版）。其他石器，如石斧、石锛，磨工均甚精泽，且有穿小孔者，或者亦曾与铜器并用（第三图版第七、八、九、十、十一等号）。故殷墟出之石兵，已在石铜器时代之后，其较佳者，均系铜器时代之石器，较仰韶期之石器更为晚近之物矣。近年河南浚县大赉店史前遗址出土之石器，其时期则较早。据刘耀氏所图示者但磨工业已精泽，恐非新石器时代末期之物，当为石铜器时代之石器。计有彩陶期覆盂形大刃一件，似斧而非斧，似割牛刀而非刀；且三面均有琢打而制之刃，人手只能把握上面；但上面虽平，而有一边作凹入之短槽，或为缚柄之用，此器或系安柄之战斧，亦未可知。又有玉斧一具（第九图版第十二号）、玉戈或玉矛头一具（第六图版第三十四号）以及黑陶期中心穿孔之板岩小石刀、小石锛及无孔之火成岩小石斧，体厚而类于凿，均系磨制石器而略带有琢痕者。又河南安阳等处，亦曾掘出骨制斧、锛及骨镞、蚌镞不少（第七图版第四、九、十、十一、十二等号，第八图版第一、二、三、四等号）。

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曾于一九三○年及一九三一年在山东历城县龙山镇城子崖掘出石兵、骨兵及角蚌制兵器甚多。据云，城子崖系中国黑陶文化遗址，其时期大约在仰韶期以后之石铜器时代，距离新石器时代之尾期或者尚不甚远。在黑陶层之上层，曾同时发现铜兵，经断为战国时期之物，与下层石、骨器无关联，乃系后代人遗(16)留于其上面者。城子崖之石兵，均系精工磨制者，形式已接近铜器。其中如扁豆荚形双孔石刀及中部穿孔之石斧，均与河南及热河出土者相类似，是否属于同一黑陶文化期，尚待证实。其他尖头形、长方形及曲头形之石刀，磨工均甚整齐锋利，亦有类似河南殷墟出土之物者。石镞之出土者则较殷墟为多，形状各自不同，大都作三棱体，亦有作六角形者，式样均已接近铜镞，其较大者亦恐系石矛头（第六图版第七、八、二十一、二十二等号）。石凿、石斧、石刮等器磨工均甚完好，大约均系红铜器已开始时之石器。城子崖出土之骨兵甚多，尤以骨镞为最。骨镞较石镞长，战镞之切面大都作等边三角形；猎兽及捕鱼之骨镞则切面扁圆而镞头间作双钩形，人工均甚完整平泽，或者已用金属器工作（第七图版第一、二、三、五、六等号，第八图版第五、六、七、八、九等号）。骨制矛头亦不少，有两边向内凹入者，已接近铜矛形式。骨刺兵亦有，形如细角，颇为锐利，不亚近代刺刀（第八图版第十三号）。骨刀长体者多亦有宽短而穿孔者，共计掘出骨器三百四十四件之多，其残缺者尚不在内。角器之完整者，亦掘出一百三十六件，其兵器中有长刀可以安柄者，有尖锋匕首（第八图版第十号），及锤棒等物；角镞则未之见，想因角质或形不宜于制镞之故。蚌镞（贝壳镞）则出土者不少，盖因蚌壳之体小者，常天然具有镞形，质坚而利，稍加磨制即可用也。唯因蚌之形体无定式，故蚌镞之切面亦各不同，但中均有孔，便于贯矢（第七图版第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等号）。其他蚌制兵器，有铲刀、锯刀等器，大都均较石器为大而较薄，盖以蚌体使然，用为铲锯，反较石铲、石锯便而易制多矣（第八图版第十一、十二两号）。城子崖蚌器共出数百件，不完全者居多数，恐其实数尚不止此，必较石器骨器尤多，山东滨海，蚌壳易得，故佩用者极多，但因年久压碎，故多数难于辨认耳。

日本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藏有我国东北南部及河南、山西等地出土石兵多具，有东北南部琢制（打制）石斧一，山西石槌一；但槌上琢痕颇类近代之物，而石槌之用途，至今尚可于内地及边域见及。此二器是否石器或石铜器时代之物，殊难断定。又有河南小屯出土磨制石刃一、山西大同出土磨制石斧三，内一斧上部有孔，类于锛。此四器则似属新石器或石铜器时代之物，但或者在后亦未可知。

河北龙关县黄土坡董家窑曾有石兵出土，北平历史博物馆藏有数器，均系磨制者。其中有孔之燧石斧磨工极精；又燧石锛及有孔燧石刮二具，亦系精磨之品；又沙石斧或锤一件，左右各有一小耳，或为双手抬高凿下之用，或为安柄之用；灰石锛一件，较大于燧石锛；灰石刀及燧石刀各一件，一如矛头，一如厨刀。以上各器，想均系石铜器时代之物。

山西万泉县等处，曾于一九二九年前后出土石兵多件，现存于南京古物保存所者有燧石刀、燧石凿、燧石斧（三件）、燧石镞等器，均系磨制之器，系新石器时代末期或石铜器时代之物（该所又藏有一九二九年河南洛阳汤湾出土之上部穿孔燧石大石圭一具，一边有锋刃；又燧石制长石凿一件，体厚而重，即其残存之体，已长十一英寸六分，厚至二英寸）。山西太原民众教育馆藏有骨镞数具，其形式仅具平边矛头形及两叠边形，或系新石器时代之物亦未可知。

南京和平门外四十里远之栖霞山脚下，在二十余年以前开筑京沪铁路时，曾有筑路工人发现类似石兵之石器。一九三○年，南京古物保存所前往该山脚试掘，唯掘地不深，广仅数丈，工作范围太小，未能获得多数同样之石器，以资考鉴。现所存于该所者，有似石器非石器之石核及石块十余件：有类似石镞而过大者，有类似旧石器时代之石拳（手斧）而形式不无可疑者，有类似石凿之残体者，均系黄色石灰质石制，均非磨制之器，人工打琢之痕迹亦稀，颇似天然石块；仅有一二器似确曾经过人工打琢者，但痕迹模糊，无从鉴定，须俟将来续在该处或附近为较大规模之发掘，获得大宗石器时，始克断定其时代。无论如何，江苏、浙江等处，以及长江流域，在新石器时代（或者远在旧石器时代），即已有人群居住，地下必埋藏石兵等石器甚多，且区域甚广，到处均可以随时发现，此则为必然之事实，无可置疑者也。近年来如金山卫、镇江等地，与浙江之绍兴、吴兴、嘉兴、武康、湖州等处，均已先后发现石器不少，尤以古荡及良渚镇之发现为至关重要。

一九三九年七月十二日，南京市有大飓风过境，清凉山附近老树及竹笆等均被吹倒，在掘土修笆时，作者于离地面仅尺许处（旧为塘池）发现石器一枚，似远古石器时代之石锤，且中部有人指（拇指）把握之痕迹甚深，此器可证明南京一带，在远古石器文化时期即有中国本土人群居住（可称为远古吴越文化时期），且此器不同于北方出土之器，而形式雅观，亦南中国古文化之一特征也。此器略如一中国式布鞋形，根直而首尖，底平而两帮（边）自底上联成一锐角，三边两头，一头可凿，一头可捶打，中段指痕陷入至半寸之深，可见其用期之久。器重通秤四斤四两，约合市秤五斤（二公斤有半），长三○七公厘，一边（鞋底）较平狭，其最宽处约为七○公厘，两鞋边（鞋帮）之最宽处均为一○○公厘，锤首（鞋跟）长八○公厘，宽四○公厘，尖首（鞋尖）长二五公厘，宽约十公厘，系用沉渣地层之硅质石灰岩石制。器面似略有打制痕迹，而非磨制者。其三面平滑，系半出于天然，半由于握用之期甚长之故。

一九三五年，浙江杭州之古荡地方，由卫聚贤前往掘出新石器时(17)代或石铜器时代之石兵甚多，业已刊布报告。其石器均系精工磨制之器，就其具有兵器性质者而论，可分为五种：

一、石斧锛与石钻凿。锛之较大者为燧石制（此系杭县第二区出土之物），磨工完好，形式厚重，体上有用尖器划成之花纹，横直线及圈形、弧形均有，似非偶然之事，惜公布之他器上，未见有同样之花纹。其余两斧锛，一为千枚岩制，一为变质凝灰岩制，均为磨琢兼施之器（第三图版第十二、十三两号）。双尖形之石钻形式特异，为流纹岩制，磨工完好。在北方出土石器中，罕见此式石钻，可见新石器时代或石铜器时代之中国南方居民，早已有其特殊之文化。

二、石刀或石刃。有千枚岩质之石镰刀，其刃锋宽而锐（第四图版第二号）；硅质石灰岩之石镰刀体有双孔甚大，但与热河及河南殷墟出土之双孔石刀不同形；杭州出土之刀作长方形，而刃锋略向外凸，略如新式剃刀片形（第四图版第三号）。又有柄可资把握之三角形石刀，如马蹄形，千枚岩制，切割划刮均可用，或为割兽皮之用（第四图版第四号），北方出土石器中未见此形式，但越南各地出土石刀及铜刀（如越南东京附近清化东山出土之物），则颇多具此形式者，几于完全相同，如出一手所制。

三、石镞。形式简单，可分为有柄无柄两种，正面大都作长叶形，切面作形；亦有多边者，磨工均甚平滑。其较长而有柄者，恐系石矛头，因古人之石矛未必甚长，仅较箭镞稍长，其杆亦然，仅较箭杆稍长，后人所谓短标枪是也。如镞均千枚岩制，仅有少数系硅质石灰岩制（第六图版第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二十九等号）。

四、石戈与石钺。有长脊以装柄，其形制已为最进化之石器，千枚岩质。石戈二，一为千枚岩质，一为硅质石灰岩质，体虽短而有柄可以装杆，当系长兵勾兵，故名之为戈。

五、石铲或石锄。所以名之为锄者，因其上部之圆孔甚大，可以纳木柄而用大力锄田，有如锛之作用也。杭州出土石锄特多，磨工亦较精细。长度似亦可为锄田之用；形式则大都长方，下部略宽，刃锋锐利，有直形及弧形之不同；石质则以变质凝灰岩居多，亦有千枚岩及绿色千枚岩质。此种石锄，不但磨工极精细，形式已接近铜锛，且其上部大圆孔之琢制极为匀称细巧，无异今日良工之手艺，恐非仅用石器工具可以获得如此磨琢良美之器物者，故吾人可以推定杭州古荡出土之石器，系新石器时代最晚期或系石铜器时代之物，且有代表中国南方优美柔和高尚古文化之价值焉。

浙江湖州漾湖于一九三四年大旱时涸底露出石器不少。慎微之君乃作小规模之发掘，即已获得新石器时代之石器至百余具之多。其中各种石器均有，石兵极为完全，如石刀、石棒、石镞、石斧、石锛、石锤、石镰、石戈、石矛头，均有出土者。粗工磨制者固有，精工磨制完美如新者尤多。但慎君迄未发表其器物图样及报告，无从据以研究耳。

迨至一九三六年，浙江杭县良渚镇之石器与黑陶之发现，确为南方考古界之创获，可将吴越文化之源流推远几千年。何天行君谓“从中国文化的起源与发展而论，此次的发现，不啻为东南古文化奠一新(18)基础与途径”，非过言也。先是杭县良渚镇一带，向以出玉著名，民之掘玉者，对于石器及黑陶器均弃而不收，以致历久不彰。所掘之玉，并非天然玉，皆吴越文化时期之殉葬玉器，与石器同埋于地下者也。据云土色愈绿者，则出玉愈佳，而伴有骨器之粉。玉器之排列，亦有定式，且凡见有石铲处，大都有玉器，圆口者与玉贴近，或玉居石铲之中与四周；刃口高处即指玉器之所在，但如遇平口石铲，则绝无玉器伴存。出玉之土层恒较为细腻，大部分精细石器，亦出于此层之中。一九三五年，西湖博物馆施昕更君在良渚调查地质，见有黑陶遗址，掘获黑陶器极多，并获有黄沙陶器及骨器石器。嗣由何天行君继续掘得并觅获石器甚多。但因遗址均潜藏于水潭以下，仅能为部分之收获，尚待将来公家为大规模之发掘始能确定地层之遗迹。何君关于石器之报告如下：

就杭县良渚镇所发现的石器形态与制作区别，约可分为前后二期，除小部分未制成石器外，每期又可别为两类：初期石器如板岩石器，石凿、石锛、石锤及石斧等，这一类大都粗制，或击或磨，因刃部有用痕，故知为实用物。这一类应属于史前的石器时代。其次如石刀、石戈、石镞、石镰、石戚、石锉、石杵、石磨盘、石铲、石轮等等，虽亦或磨或击，但较前者为精致。其时代略晚。这一类的石器与古荡所出的相仿，以上是前期的石器（第四图版第五、六、七等号及第六图版第三十、三十一、三十二、三十三等号），疑为殉葬物，时代恐与玉器相等。其中或作玉佩形饰物者。这一类的石器是否与玉器同一时期，抑与石戈、石刀等的时代相近，还不能亟为断定，现在姑且将它们列在后期。此外，这次杭县良渚镇所发现石器里面，一种是向所未见的，现据铜器中古钺形式暂名为钺（戉），此类石器因发现极多，因此更使人注意。其形状略与石锛相符，从这类石器上观察，大约是从石锛所演化而加以修饰的。是否戉字即由代表这种石器的产地而来（金文中“越”字作戉，甲骨中亦屡见戉字），如金文有“夨氏国”，《史记》载夏时有“有戈氏”之国相同，尚不能断而已。

何氏所称之石戉，其报告中云有四具，三具为等边长方形，一具较大，长方不等边，刃较上边长（直长四寸，中阔二寸二分，胡长一寸，刃长二寸三分，中厚五分，胡厚三分）。四戉之外体均作形，下方为刃，中槽或上或下，均在中心线之上。此类石刃似斧非斧，似锛非锛，似凿非凿，似刀非刀，系属古越文化时期中之一种特形石兵，他处少见，而杭县独多。至于良渚镇出土之马蹄形或短脚形石刀，则与古荡出土者同，与越南清化东山出土者亦同。越国石器时代之文化，与越南或有关联，亦未可知。

福建自一九三一年以来，亦已陆续发现新石器时代之石兵及石工具不少。先是斯年春，厦门南普陀附近东边社山坡及峰巢山开马路时，曾由该地大学林教授于该两地拾得石锛（状如刨）各一枚。一九三六年五月，闽西武平县梁教员在该县南小山（山名为小径背、大洋坪、狮形璄、画眉山、风口璄等）发现石锛、石镞、石凿、石杵、石刀、石砺、石瑗等石器甚多。其大多数均在土面，向上之一面，多生黑苔，质亦变松，盖均新石器时代之遗物也。其中数石锛，与厦门出土者同形，其他石器亦有与浙江出土物相类似者。武平遗址，系绵亘数里十余山峰之古代住所或堡垒，山上石镞最多，散布土面，该小山或为古时战争之要塞。由此发现闽越族之古文化大明，而中华远古东南民族固有之石器时代文化，亦愈信而有征矣。

四川成都华西协合大学古物博物馆，藏有四川珙县出土燧石及硅石制之石斧、石凿及石刃数件，均系磨制者，斧之磨工完好，其形式与河北、山西、河南等处出土者相类似，而与杭州出土者迥异。又藏有四川峨眉出土之石器数件，为琢工多磨工少之器，其中有一心形之凿，体面划有两横线及一直线，如系原用该石器之人所划，则必非偶然之事，或者与广西武鸣出土之石磨盘上所刻之花纹有所关系。且此凿似一天然石块，人工之琢打极少，磨工更无，以列于广西发现之中石器时代物中，亦属可能之事也。又有一鹦鹉喙形石斧，磨打兼施而成，其尖极锐，其形与各地出土之石斧不同；其式如锛，而上端方平，可以为锤，颇类今人所用之钉锤，亦可以为凿，而作曲回之凿工，一器可以三用，可称进化之石器。可以想见四川石器时代之居民，已有颇高之文化矣。此外有腰形石斧，即中凹石斧一具，颇类新疆、甘肃、内蒙古、张家口及马来半岛出土之腰形石斧，或者为同一文化期之物，而有相属相联之关系。又石核制有边刃之石兵一件，其面已受磨工。华西协合大学判定以上各石器均为新石器时代之物，然珙县出土之石斧石刃，或属于石铜器时代之物；至于峨眉出土之物，似较为古远，或者属于新石器时代亦未可知。心形之凿，或者更古，然在四川发现他器划有同样花纹之前，殊难断定耳。以上所述，为吾国各省各地出土石兵及角骨贝蚌等项兵器之大致状况也。

新石器时代之石兵，磨工极为良好精致，研究其制造方法，系属极有兴趣之事，且亦有此必要。但因各地出土之石器其制造法未必尽同，而又限于篇幅，不克详述，姑就山东城子崖出土之大宗石兵及角、骨、蚌、贝等兵器之制造法，论列其大要于下：

一、石兵制造法。城子崖石器之制法，依现有之材料来推测，大概分为下列五种手续：（一）取材。按所拟作之器物，择取适当之材料，且往往利用石料之天然形状。为圆柱形者以之作锤，扁平者以之作刀，带尖者以之作矢等。我们于发掘时，常见此类石料。（二）初步打修。在磨光之前，先照器物之形状大致打修一遍，有了大概之形象以后，再从细打磨。（三）打磨兼施。器物之大概形状既成，再就其锋棱露出之处其特著者略打之，其些微者磨之。（四）主要部分之制作。一器物之功用，必有其主要之部分，刀必有刃，矢必有尖，否则失其为刀为矢，故于器形完成之后，再制作其主要之部分。（五）次要部分之制作。钻孔穿槽，以便安柄及系绳，皆为附加之条件。故于主要部分制成之后，始作此类工作。唯斧刀之类，钻孔穿槽，殊属不易。单以钻孔而言，必打与钻兼施方成。有时因打击过重，而致全器破碎，作者于访古平陵期间，获得石刀一片，即系因打孔时用力过大而致碎者。

二、骨兵制造法。今欲断定某器物之最自然之制作方法，即考验此物于制作之时所留工具之遗迹。近代人手工精巧，于器物之上，往往无痕迹可寻。城子崖期之人们却不然，陶器上留有指印是极平常之事，石蚌诸器，多留打制磨制之痕，骨器上所留之砺石痕更为显著。砺石用粗细沙石来磨擦，作成带尖带刃或其他形状之骨器，是为最普通之制法。按其磨制之时，特注意某器之主要部分，其他部分仅磨其大概，或竟不加摩擦，而利用骨块之原形以作把柄。骨器磨制之时，就其磨纹交叉之情形断定，砺石多系固定，而于磨制时常转动被磨之骨块，以求所磨物体之匀称。城子崖上层所出骨器，尚有留锯痕、刀痕、错痕者，以其为石器时代以后物，于此不述。

三、蚌兵制造法。蚌兵之制法，从实物自身所带之遗痕观察，大致与石器略同，分为打、磨、修三步手续。不过因为蚌之本质较脆较软之故，于制造之时，虽可略省时间，但其手工更须精巧。如若用力过大，就会打碎；钻孔修边，一不小心，亦会弄破。刀之磨刃法，多顺生长线之天然弯曲；而锯齿尖之连线，则与生长线斜交。此乃由于齿之用法，不与刃同，若顺生长线而作齿，即齿尖连线与生长线并行，一至应用，齿易脱落，此为必然之事。此种生产知识，必为当时之人在屡次工作经验中所得。遇蚌片较厚者，有时先挖槽，而后钻孔，钻孔皆从两面，以免中途破碎。从作刃、作齿、穿孔这三种技术来看，那时之人们对于蚌器之应用很有经验；就其制造之审慎视之，其对蚌器谅亦为宝贵，或竟在石器之上，盖因蚌器原具有一种装饰性质也。

以上所述，为山东城子崖出土大宗石骨蚌兵制造方法之大致情形也。他处出土物之制造未必一致，且即以山东一省之石器而论，各地出土者形式已迥不相同，其制法亦未必相同，特其大要手续途径，均皆大同小异耳。就手工之粗细而论，浙江杭州古荡及杭县良渚镇出土之石兵，磨工极为精致细腻，非北方出土物所能比及，其光泽之程度，曾令人疑为加釉者，是实为南方优美柔和高尚古文化之一特征也。第四节石铜器时代之石兵

瑞典人安特生于一九二三至一九二四年在青海、甘肃等处收获古物不少，归而作《甘肃考古记》，将甘肃之远古时代分为下列六期，总分为二：（一）新石器时代末期与新石器时代及铜器时代过渡期：

齐家期，仰韶期，马厂期。（二）紫铜器时代及青铜器时代之初期：

辛店期，寺洼期，沙井期。

齐家期所获石器大都系小型石器，与仰韶期大致相同，内多研磨石斧、石镰，亦有尖锐骨器。灰色陶器及形式秀丽之薄肉瓶甚多。未见铜兵或他种铜器。

甘肃所见仰韶期之古址为数极多，村落遗址及葬地均有。其中石骨各器，就全体而论与河南者相似，但细察之则微有不同，如河南常见之矢镞，其用骨贝及板岩所制者，甘肃极为稀少。反是，河南稀见之饰珠在甘肃则甚夥，据此及其他情形，觉甘肃仰韶期与奉天沙锅屯仰韶期之关系，当较河南仰韶期为近。仰韶墓地中曾发现经过琢磨之玉片及玉瑗，其形质系来自新疆和田者，故甘肃石铜器过渡期之民族，与新疆必有贸易上之联络。但吾人向认仰韶期之民族缺乏金属器，乃彼等竟能制作脆薄如瑗、坚韧如玉之器物，诚足称异也。

甘肃仰韶古址中有小集团石兵，为河南所从未见及者，如多数骨刀，其上切口为薄片之燧石镶嵌而成（第一图）。李济谓此种骨石刀，在东北北部也出现过，认为河南殷墟厚背带环小铜刀系脱胎于此种骨

(19)石刀。此事容或可能，然亦未必一定，因铜质不坚硬，刀用厚背，固所应然也。第一图　仰韶期之骨石合制刀 Andersson：ArchaeologicalResearchinKansu． 仰韶期之骨刀，其切口乃燧石薄片所嵌成 （出西宁县周家寨，照原式缩小二分之一）

马厂期村落遗址之器物，安特生尚未曾发现，仅由购买之陶瓮而知有此期之存在。

辛店期之葬地及村落遗址，则于一九二四年完好发现。此期之器物，收获既较多，知之亦最稔。石骨各器，除牛马胛骨所制之鹤嘴锄外，其余均与他期广布之品大致相同。至于铜器虽有所获，极为稀少，就中有形似刀剑之品。

寺洼期包含两种古址，细察之则时代微有不同。寺洼期之模范址在狄道县之寺洼山，附近仰韶期之村落古址有一葬地，除大陶瓮及肥足陶鬲外，有铜器若干件，中有兵器，系甘肃文化较晚期之物。西宁县属之下窑及下西河，除单色陶器外，获有多数铜器小件。

沙井期系从距镇番西三十里模范址之名，此期沙丘中出土器物颇多，在葬地及村落遗址中采获铜器小件无数，内有带翼之铜镞系精工之作。又有多数贝器及绿松石饰珠。此期彩色陶器与苏萨陶器之有鸟形花纹者颇相似，二地文化不知是否互有关联，因其联络路线，至今尚不明确。

除甘肃发现石铜器时代之石兵外，卫聚贤在浙江杭州古荡发现之(20)大批石兵，磨工极为精致，且有与越南出土之物相似者，或为石铜器时代之物，颇属可能。至于河南殷墟出土之石兵，虽用时已在青铜器时代，然制时或尚在石铜器时代，亦未可忽视。殷墟出土石镞不多，此为当然之事实，因青铜器时代业已轻视石镞也。骨镞甚多，则因以铜器削制极易而价值较廉也。殷墟出土之石器，以石刀为最多，数以千计，知在铜器时代，尚广用小石刀。殷墟小石刀可分为下列数种（均见第五图版）：

一、直刃类：（一）长方式，厚背（第一号）。（二）凸背三角式（第二号）。（三）三角式（第三号）。（四）长方曲身式，长方带穿（第四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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