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一样的曾国藩：为人做官的学问(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孙朦

出版社：海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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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一样的曾国藩：为人做官的学问试读：

一、修身养性：内外兼修，超凡品质

以诚为本，诚信做人

曾国藩率领湘军与太平军交战，作为将帅，他威震三军，权倾天下，但他待部下却处处不忘一个“诚”字，并且向手下人强调：“诚”必须出自内心，内心之诚乃“血诫”。他还强调：“精诚所至，金石为开，鬼神亦避”，“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

曾国藩自身坚持“须有一诚字，以之立本立志”，也处处以“血诚”要求与约束自己的下属。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忮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发不祥。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至纷者以静。”“文员之心多曲，多歪，多不坦白，往往与武员不相水乳。必尽去歪曲私衷，事事推心置腹，使武人粗人坦然无疑，此接物之诚也。以诚为之本，以勤字、慎字为之用，庶几免于大戾，免于大败。”这是曾国藩对文武之臣对“诚”的不同表现的分析。

曾国藩也将“血诚”这一精神贯穿了整个人生。我们来看一个故事：

咸丰二年（1852年），曾国藩的母亲去世了，曾国藩请假回到老家荷叶塘服丧。一天，他在一家饭店写对联，被一名叫韦永富的太平军看见了，太平军要曾国藩帮忙抄几份告示，并说：“我们太平军尊重读书人，你归顺我们，包你有吃有穿，仗也不要你打，日后我们天王坐了江山，给你一个大官当。”

曾国藩先是有点紧张，但马上镇定下来思考对策，这告示是绝对不能抄的，否则曾国藩就是不“诚”的人了。那人见曾国藩犹豫，就说不跟我们走算了，帮我们抄完告示就放行。按常理说曾国藩为了顾全自身可以答应，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在他看来，替太平军抄告示岂不是在为反贼做事？

韦永富把曾国藩带到一个村庄，将他安置在一间屋子里。一会儿，太平军端来了饭菜，说：“先生，吃饱了，然后抄三份告示。”说罢将写着告示内容的纸展开放在曾国藩的面前，曾国藩一看，见是《奉天讨胡檄》。曾国藩看完后，气愤地拍桌子骂道：“胡说八道！天诛地灭的贼长毛！”他把告示推向一边，做出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架势。

我们尚且不管太平军是否顺历史而为，仅看曾国藩内心对清政府的诚意却是真实的，这也与他做人的基本原则相符合。他常常告诫自己：“知己之过失，毫无吝惜之心，此最难之事。豪杰之所以为豪杰，圣贤之所以为圣贤，便是此等处磊落过人。能透过此一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装饰丑态。盗虚名者，有不测之祸；负隐匿者有不测之祸；怀异心者有不测之祸。天下唯忘机可以消众机，唯懵懵可以破不详。破天下之至巧者以拙（诚），驭天下之之纷者以静。”

事实证明，曾国藩做到了言行一致，他装病不写告示，恪守“血诚”。太平军的将领罗大纲听说军中来了一个读书人，便连夜跑来看望，希望他归顺太平军。可曾国藩却以敌意的目光看着罗大纲，不为所动。罗大纲是位爱惜人才的将领，他没有计较曾国藩的态度，在曾国藩身旁坐下，以尊重的口气说：“老先生路上辛苦了，兄弟们少礼，你受委屈了。看样子你是个饱学之士，我们太平军中正缺你这样的人，你留下来吧，我向天王举荐，你就做我们的刘伯温、姚广孝吧！”

曾国藩回答道：“刘伯温辅助朱元璋打江山，姚广孝却是朱棣篡夺侄儿位子的帮凶，这两个人怎能并称？”

罗大纲哈哈大笑，他说：“先生，你也太认真了。刘伯温、姚广孝都是有学问、有计谋的好军师，如何不能并称？至于是侄儿做皇帝还是叔叔做皇帝，那是他们朱家自己的事，别人何必去管！方孝孺不值得效法。我看成祖也是个雄才大略的英明之主，建都北京便是极有远见的决策。老先生若是对此感兴趣，以后我们可以一起商榷。”

曾国藩没有料到太平军中也有人才，谈起历史人物是颇有见地。罗大纲临走时希望曾国藩抄几份告示，因为第二天要用。曾国藩说自己病了，头昏脑涨，无法胜任。罗大纲上前摸了摸曾国藩的额头，果然滚烫，便不再为难他，叮嘱手下人去找医生来给先生看病。

谁知与罗大纲一起来的一个湘乡籍士兵认出了老先生不是别人，而是大名鼎鼎的曾国藩，他把这一情况告诉了罗大纲。罗大纲惊讶不已，他冲到曾国藩面前吼道：“你原来是个大清妖头，险些被你骗了！你不在北京做咸丰的狗官，为何跑到这里来了？”

面对怒气冲冲的罗大纲，曾国藩只要向太平军乞求饶命，不仅性命可保，还会捞个官当当，但那就不是曾国藩的为人风格了，宁做方孝孺，不做姚广孝，大不了一死罢了。儒家讲中庸，但并不提倡明哲保身，“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三军可以夺帅，匹夫不可夺志”！儒家一直把“诚”视作中庸德性观的轴心，它是联结天人，使之合一的规范，是人的道德思索与行为规范的凭借；“诚”是贯通天地人的普通规范，它能够将三者有效连接，从而使人的生存处于一种相互和谐的格局之中；“诚”既允诺了在具体的、不完满的伦理实践中，达到全体的、完满的道德理想的可能性，从而开启了“血诚”作为实践导向的大门。

曾国藩对这些道理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使他的心情逐渐平静下来。他任凭罗大纲威逼利诱，就是坚守对清政府的“赤诚之心”，让罗大纲无计可施，后来，曾国藩在义士康福的帮助下逃出了太平军大营。

在曾国藩看来，“诚”可表现天地之真，充实天地之美，完成天地之善。“诚”为人性中第一美德，为英雄豪杰、伟大人物立德、立言第一要素，有了真诚才能体现人的文明与高尚。曾国藩修身绝学要让自己的话使别人相信，就得把握一个“诚”字，这是人能够立下大业、成就大业的根基。曾国藩把“诚”字作为自己立身的根本，他一向以“诚”字来训导自己的下属，要他们从自己的日常生活做起，说实话，做实事，以诚相见。他还专门举了北魏高允的故事，用来说明“诚”字的重要，并感叹：“信人者，人未必尽诚，己则独诚矣；疑人者，人未必皆诈，己则先诈矣。”

严于律己，身先士卒

作为一个领导者要服众，就需要不断完善自己，只有使自己不断趋于完善才能树立威信，才有资格对别人加以指导。最好的推出自己的方法就是成为众人的榜样。严格要求自己的人办事总能达到让人满意的效果，因为他们对自己一丝不苟，精益求精。

为人处世讲究原则，高标准、高要求获得高效率。但能做到对人的过错不计较、不苛责的领导者并不多见，曾国藩却是这方面的典范。

有一个故事生动地表现了曾国藩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为官员作出示范，使大家深受教育。秦淮河是古都南京名胜，也是游船画舫的聚集地。太平天国运动期间，秦淮河一带受到战争的洗劫，日渐萧条凄凉。战争结束后，秦淮河畔出现了昔日的画舫，恢复了繁荣景象。

六安郡的太守涂廉访，封建思想根深蒂固，对这种情形极为不满，便通令各县严厉禁止秦淮河的画舫灯船，并把此事的处理结果禀报了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曾国藩对涂廉访说：“听说淮河灯船，尚寥落如星辰。我多年前曾过此处，只见千万船只来往如梭，笙歌之声，彻夜不绝，实在是太平年代的一大乐事啊！”涂廉访听后感到很不好意思。

没过多久，曾国藩约来各位官员共游秦淮河，并设宴款待太守涂廉访。席间，曾国藩风趣地对大家说：“三十年前，我是心想游弋而不敢游弋，三十年后，我是心不想游弋而不禁别人游弋。”停了一会儿，他又说道：“三十年后的今天，我身为两江总督，处理政事不能凭一己之好恶，一定要为金陵百姓恢复一个源远流长、大家喜爱的游乐场所，并重建一个人文荟萃、河山锦绣的江南名城。”

曾国藩以身作则，不只凭个人喜好处理事情，对秦淮河灯船所抱的开放态度，对幕府中的官员启发很大，最受教育的还是太守涂廉访。他撤销了原来的禁令，并采取积极措施修复鸡鸣寺、莫愁湖、胜棋楼，恢复了六朝旧迹，使龙盘虎踞的石头城再放异彩。曾国藩不禁秦淮灯舫的举措，在金陵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一时间各地商贩云集秦淮河畔，富商大贾携眷游玩，呈现一派繁荣昌盛的景象。

任人唯贤并听取贤者的意见和建议，是为官之人的基本素质。但曾国藩自认为有权之人是很难做到的，但他还是尽力而为，在选用人才上尽量做到宽容有度，贤者优先。

他在给好友的信中写道：“今年我在省里，在下辖的武职官员中特别赏识塔齐布这个人，实在是因为军营目前的风气不好，官员们遇事退缩，行为虚浮，漫不经心，无所作为，骄纵涣散，如同撮合起来的泥沙不能当饭吃，令人又是叹息又是痛恨，获得一个像塔齐布这样热血澎湃、立志杀敌的人实在很难，因此我才倍加器重，屡加赞许。除此之外，我也缺乏可以信赖的心腹。至于那些不受我肯定的人，则是人人对之斥骂唾弃。有些人想要混淆黑白，颠倒善恶，将大才、小才各种人才混为一谈，那么依着我这不够宽大的胸怀，对此实在不能容忍。造成今天整个社会的动乱，只因为人们混淆是非，对万事漠不关心，才使得志贤人灰心丧气、偷奸耍滑之徒得意洋洋。”

凡是那些在官场上奔波的人，仕途大都坎坷不平，身败名裂的也为数不少，有些人因为无形中卷入党派之争、官场是非，稀里糊涂地就被罢官免职了。曾国藩总结出古代高官失位的原因，概括起来主要是四个字：昏、傲、贪、诈。曾国藩家书中提到了这四败：“昏惰任侠的人败，傲狠妄为的人败，贪鄙无忌的人败，反复多诈的人败。”曾国藩认为居官就必须戒此四败。欲不昏惰任职，必须做到“明”，尤其是知人之明，只有知人善任才可构成一支结构合理、战斗力强的队伍。在军中他可以预言谁可以为营官，谁可以为大帅，正如某人后来的表现，验证了他的预言。如他保举塔齐布说：“将来如打仗不力，臣甘问罪。”后来，塔齐布果然屡建战功，后战死沙场。

曾国藩做事讲究原则，对部下要求也很严厉，但不管是多急多大的事情，他都能冷静、客观地对待，不意气用事。他认为陈国瑞率军驻扎济宁力量单薄，便把部将刘铭传军派到济宁，驻守济宁城北的长沟集。陈国瑞性情暴虐，向来看不惯湘军，看到刘铭传军配备着先进的洋枪很是嫉妒，于是产生了抢夺的念头。但他采用的方式过于激进，又杀人又抢夺激怒了刘铭传，刘铭传把陈国瑞的士兵全部打死并将他软禁。回去以后，陈国瑞恶人先告状，向曾国藩控告刘铭传，刘铭传也不示弱，两人就争吵起来。曾国藩对于陈国瑞的蛮横早有耳闻，火并事件发生后，他对陈国瑞屠杀自己部下的行为十分不满，但在向皇帝的呈禀中，他仍客观地讲述了陈国瑞的功与过，使陈国瑞只是受到了适宜的制裁。这样，陈国瑞不得不向曾国藩认错，并服从曾国藩的调遣。

曾国藩不仅对部下要求严格，而且能够做到身先士卒、严于律己，他提倡节俭就由自身做起。一般认为，做官的人都很贪图安逸，而曾国藩则是一个例外。曾国藩的日常生活及其简朴，对家人也同样这样要求。儿子曾纪泽新婚，曾国藩谆谆告诫儿子，要求儿媳妇亲自下厨做饭，并学习织麻纺纱之事。曾国藩一生廉洁自律，官至一品总督，家庭生活却与普通家庭并无两样。曾国藩在过30岁生日时，添置了一件青缎马褂，但平日并不穿在身上，只有遇到庆典或者过年时才穿一次，所以，虽然那件衣服伴随了曾国藩几十年，拿出来仍然如同新衣。

曾国藩做京官十多年，尽职尽责，鞠躬尽瘁。他在给父亲的家书中写道：“对于衙门里的各种事务，现在都已经很熟悉，同事都很佩服我。和上下级的关系，我处理得很好。既然我现在在礼部衙门，就应当为国家做好分内的事。不敢苛求什么，也不敢懈怠，只有为国家尽心尽力地服务，才是我最大的心愿。”虽然只是普通的家书，但是却反映了他严于律己的作风。

身为一家之长、一国重臣，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既是名人就必有非议，功过是非必有定论。作为后世的人，要学会借鉴前人，取长补短，这才是正确的态度。曾国藩修身绝学《论语·子路》说：“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曾国藩严于律己，凡事都以身作则，对国家，他始终忠心耿耿，忠于职守；对部下，他赏罚严明，管教有方；对子女，他言传身教，管理有道。总之，曾国藩为人处世始终有自己的原则，为下属、子女以及后人都做出了表率。

坚韧不屈，成就事业

曾国藩一生的功绩不能算空前绝后，但也算是数一数二。他的成功和他终身所奉行的也是为人们所推崇的“坚韧”是密不可分的。

曾国藩对坚韧的理解是：君子稳重而有威严，有坚强忍耐的性情，灾难面前毫不畏惧，刀架在脖子上就当作没看见。想立功德创伟业就必须要有“坚韧”之心，战场上有此心就会所向无敌，生活中有此心就会有所修为。对外无敌、对内有为才是厚德载物的境界。

1854年11月27日曾国藩在给他诸弟的信中说：我自从服官及办理军务，近几年来，心里常常有郁屈不平的感受，每每仿效母亲大人指腹示于儿女们的样子说：“这里边蓄积多少闲气，无处发泄。”

曾国藩就是靠坚韧成就了他的事业。青少年时代靠坚韧的苦读博取了功名，取得了进身之阶，到中年以后更是靠坚韧战胜了磨难。他懂得忍辱包羞、屈心抑志的道理才能安稳地渡过坎坷。

曾国藩在江西带兵的时候，当时虽是督师，实居客寄的地位，筹兵筹饷，一无实权，二无实力，州县官都不听他的话，各省督抚又常常为难他。湘军将士虽拥戴他，可是他们的官阶有的比他还高。这时，曾国藩要靠什么才可以在无奈的环境中生存？靠的就是坚韧。他在父亲去世，弃军回籍奔丧，急流勇退的情势下，耐心地听取了朋友的规劝，做了自我反省。

自率湘军东征以来，曾国藩有胜有败，曾四处碰壁，究其原因，固然是由于没有得到清政府的充分信任而未授予地方实权所致。同时，曾国藩也感悟到自己在修养方面有很多弱点，如在为人处世方面固执己见，自命不凡，一味蛮干。后来，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谈到由于改变了处世方法所带来的收获，无非是“坚”中多了一些“忍”，结合时势把“坚忍”二者的关系处理得更为妥帖了。靠这种坚韧，曾国藩终于走出了那种阴霾笼罩的心境，度过了那段痛苦的日子。

曾国藩在江西的困境不只在于军事，更大的苦处是清廷一直对他不放心，怕他的力量太大。湖北巡抚之职宁给胡林翼，也不肯给曾国藩，这使他率兵三四载一直处于孤立无援之境，用兵、用人、用饷无处不难。清政府不肯向他放权，使他在江西处处受到地方官的排挤和刁难。因为没有钦差之衔，地方官轻视他，他在江西用兵，军饷要江西地方出，地方官总认为他并非国家正规军，为湘军输饷是额外负担，因此不肯出饷。曾国藩军队缺饷，只能自己筹措，也受到地方官的抵制。他无能为力，只好向朋友求助，惨淡度日。在籍刑部侍郎黄赞汤曾捐助曾国藩80余万两，使曾国藩感激万分，终身念念不忘。势力、人心、友情、困境太多东西在他心里纠结，使他在逆境中看清楚了官场和世事，做到人情冷暖心中自知。

樟树镇败后，湘军一支由塔齐布的旧部毕金科率领。毕骁勇异常，率部与太平军作战，凶悍无比。但毕军粮饷奇缺，军队常饿着肚子打仗。咸丰五年（1855年）底，地方官得到江西巡抚文俊的授意，竟以军饷做诱饵，逼迫毕金科进攻景德镇。景德镇是赣、皖、浙三省交通枢纽，太平军有重兵把守，堡垒坚固。毕金科只有千余湘军，又饥又疲，但是为了得到饷粮，不得不冒险进攻。结果，反复苦斗，直至全军覆没，毕金科也丧命，景德镇城下。曾国蒲对此事耿耿于怀，直到4年以后，曾国藩率部攻陷景德镇，在毕金科战死之处立碑纪念，亲自为他撰写碑文，内容十分凄婉动人。

其中有：“内畏媚嫉，外逼强寇，进退靡依，忍尤丛诟”之句，说出了曾国藩在江西几年的困难处境。值此困难处境，曾国藩想：这到底是为什么？自己以一个回籍的文官，冲破重重阻碍创办湘军，在两湖、江西苦苦地战斗着，打赢了仗是别人的功劳，打败了仗，几乎受到全国人的唾弃。自己为国苦战，要权无权，要粮无粮，处处受到排挤、打击，好几次被逼自杀。思前想后，就感到越来越凄愤，以至于不想再过问世事。由于好友刘蓉等人的百般劝说，他才勉强坚持着。

祁门附近的羊栈岭失守以后，一场新的危机又逼近曾国藩和湘军祁门大营。太平军本来就已占据徽州，此时，黄文金部二万多名将士攻破建德，切断了祁门大营与皖北安庆等地的联系。而李世贤和刘官芳两部太平军正分别从东、北两个方向对祁门大营发动进攻。至1860年11月，曾国藩天天生活在四面楚歌之中，有时是一日数惊，有时是整夜不得一眠，真是度日如年。

幸好有部将鲍超等人的拼死救援，曾国藩才得以渡过险难。1861年4月，他移驻休宁。在这里，他又组织了八九千名湘军官兵对徽州城发动攻击，以期再占该城，疏通皖南至浙江的粮道。出乎曾国藩意料的是，湘军几次接战，又都均告失败。

在4月14日的日记中，他详细描述了自己焦虑的心情，大意是说：今天各营进攻徽州，我的心忐忑不安，多次登楼观望。到中午突然下起了大雨，心如火燎的更加不安了。傍晚接信知道各部都因雨而败，心中又忧又气。这场仗关系重大，若能拿下，则周围三县皆有粮饷接济，若拿不下，三县都保不住。夜里竟然着急得睡不着，口干舌燥。并且，当曾国藩看到进攻久久不得战果，心中越发着急，而完全忘记了湘军多年来攻城作战的教训，一味盲目地下令官兵攻扑城墙时，被太平军瞧准时机，暗开城门，派出一队精兵出城劫营，湘军大败。

曾国藩带着残兵败将，狼狈地退回祁门。他悲观到了极点，吩咐身边的人为自己的后事预做料理。伤心归伤心，他仍旧未忘记战略考虑，为了稳定军心，将湘军分兵于安庆和祁门。除了要表示信守他向朝廷所作的许诺，克尽他作为两江总督的职守，他还多次表示，自己驻守皖南，是为了吸引太平军的一部分兵力，以减轻湘军在皖北方面的压力。在给咸丰皇帝的奏折中，他就自己驻守皖南与安庆会战的关系作了这样的预测：若皖南再坚持两三个月，则皖北、安庆有必克之理，大局有必转之机。他愿意用自己的苦守坚持、内心的反复伤痛换得战事的转机。

根据曾国藩的计划，牵制李秀成等部太平军于皖南，不仅可以减轻皖北主战场上湘军的压力，而且还能导致太平军两大主力之间的相互矛盾，使之相互仇杀。

直到1861年曾国藩才从祁门离开。曾国藩为安庆会战做了最大的投入。曾国藩修身绝学要想成就大业，恒心是必不可少的。恒，贵在坚持。无论遇到什么磨难，都不低头，而以“坚韧”面对。坚持得久一点，胜利就近一点。曾国藩一生的成功，得益于坚韧二字，用梁启超的话来说：设若曾国藩的意志与忍耐稍有不足，则其一生为失败之人，无疑也。

知足慎独，戒傲自律

世上有两种人：一是不知足者，二是自我满足，自我满足者又有两种：一盲目满足，二知足常乐。前者就是物欲横流，后者心灵通达。曾国藩不计较得失，知心足志方为好，并以“知足慎独”为人生学问，可谓智者！

曾国藩有一首诗最能代表他的“知足”观：

独则心安，主敬则身强，

求仁则人悦，习劳则神钦。

的确，知足是一种最大的满足。宦海多年的曾国藩深知知足之道：知足就会觉得心中像天地一样宽广，贪得无厌会觉得宇宙也十分狭小。对于没有超乎常人资质的人来说，多欲多求就更招致祸害：贫困时总想到丰盛，困境时经常寻求平安，富贵时要求有千乘车，尊贵时追求万钉带，没有得到又要求迅速赏给，得到后又永久占有，芬芳的香气可比椒兰，位置稳固如同泰山。追求荣华富贵，没有知足，整日精神昂扬但越来越委顿，天气有寒有暖，日月有全有缺，时运好时多结善缘，时运不好会生灾患。各种福分不可期求，各种祸害往往纷至沓来。一句话会招人怨尤，一举足便会有障碍。举首望世界，乾坤是多么大啊，得到荣誉不要立即欢欣，遇到患难也不要立即气馁。你看十个人中，八九没有依赖。别人穷困多超过我，我的穷困仍然可以忍耐；况且处于平坦夷途，还有什么事值得嗟气叹息呢？对于世界少一些索求，走路、睡觉都十分愉快，听天由命活到老，就不会四处不安。

俗话说：一个名利思想不能彻底拔除的人，即使能轻视富贵荣华而甘愿过清苦的生活，最后还是无法逃避名利世俗的诱惑；一个受外力影响而不能在内心加以化解的人，即使他的恩泽能广被四海甚至遗留给千秋万世，其结果仍然是一种多余的伎俩。

对曾国藩而言，名心太切和俗见太重，大概是他出道入仕之初的最大缺点了，这不仅损害了他的人生境界，而且也严重地损害了他的躯体。

人生有许多因素可导致失败，其中戒傲为一。不理解此学问，永远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曾国藩深知其理。

曾国藩为人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为官戒傲“天道忌盈”，是曾国藩颇欣赏的一句古话，他认为“有福不可享尽，有势不可使尽”。他“势不多使”的内容是“多管闲事，少断是非，无感者也无怕者，自然悠久矣”。他也很喜欢古人“花未全开月未圆”七个字，认为“惜福之道，保泰之法莫精于此”。他主张“总须将权位二字推让少许，减去几成”，则“晚节渐渐可以收场”。他于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5月25日）给弟弟们的信中教弟弟们应“常存敬畏，勿谓家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勿谓己有文学，而遂敢于恃才傲人”。后在军中，军务繁忙，他仍写信告诫沅弟说：“天下古今之庸人，皆以一‘惰’字致败，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一‘傲’字致败。”不仅对军事而言如此，且“凡事皆然”。同治二年（1863年6月），曾国荃进军雨花台，立下战功，然其兄要求他“此等无形之功，吾辈不宜形诸奏牍，并不必腾诸口说，见诸书牍”。叫他不要表功，认为这是“谦字真功夫”。

曾氏为官不傲，也与磨炼有关。道光年间，他在京做官，年轻气盛，时有傲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咸丰初年，他在长沙办团练，也动辄指摘别人，与巡抚等人结怨甚深；咸丰五、六年间，在江西战场上，又与地方官员有隔阂。咸丰七、八年在家守制经过一年多的反省，他开始认识到自己办事常不顺手的原因。他自述道：“近岁在外，恶（即憎恶）人以白眼蔑视京官，又因本性倔强，渐进于愎，不知不觉做出许多不恕之事，说出许多不恕之话，至今愧耻无己。一又反省自己“生平颇病执拗，德之傲也”。

他进一步悟出了一些为官之道：“长傲、多言二弊，历观前世卿大夫兴衰及近日官场所以致祸之由，未尝不视此二者为枢机。”因此，他自勉“只宜抑然自下”。在官场的磨砺之下，曾国藩日趋老成，到了晚年，他的“谦”守工夫实在了得。他不只对同僚下属相当谦让，就是对手中的权势，也常常辞让。

自从咸丰十一年（1861年6月）实授两江总督、钦差大臣之后，曾位高名重，多次上疏奏请减少自己的职权，或请求朝廷另派大臣来江南协助他。他的谦让是出于真心，特别是后来身体状况日趋恶化，他更认为：“居官不能视事，实属有玷此官”，多次恳请朝廷削减他的官职，使自己肩负的责任小些，以图保全晚节。总之，曾国藩一生功名卓著，是他善于从“名利两淡”的“淡”字上下工夫，讲求谦让退让之术。而被一些人颂为“古今完人”。

居家戒傲

曾国藩认为“傲为凶德，惰为衰气，二者皆败家之道……戒傲莫如多走路，少坐轿”。他不仅自律甚严，对自己的兄弟子侄也严戒其傲。咸丰十一年（1861年3月14日），他曾对专在家中主持家务的澄弟写信，要他加强对在家子弟的教育。并对骄傲的几种表现形式做了阐述：“凡畏人，不敢妄议论者，谦谨者也，凡好讥评人短者，骄傲者也……谚云：‘富家子弟多骄，贵家子弟多傲。’非必锦衣玉食，动手打人而后谓之骄傲，但使志得意满毫无畏忌，开口议人短长，即是极骄极傲耳。”并说自己以不轻易讥笑人为第一要义。对澄弟表现出来的骄傲，进行了尖锐的批评，说他对军营中的“诸君子”“讥评其短，且有讥到两三次者”。由此可推知澄弟对乡间熟识之人，更是鄙夷之至了！他认为傲气可表现在言语、神气和脸色上，所以要做到“谦退”，须时时检点自己的言行。

曾国藩告诫子弟，千万富不忘贫，贵不忘贱。既已做了仕宦之家，他便力戒子弟不染官气，他说：“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慎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茶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他对家人坐轿一事都严加规范，指出四抬大桥“纪泽断不可坐，澄弟只可偶一坐之”，这种大轿不可入湘乡县城、衡阳府城，更不可入省城。并嘱咐澄弟对轿夫、挑夫要“有减无增”，随时留心此事。曾国藩也力戒家人在家乡干预地方行政。他给家中写信说：“我家既为乡绅，万不可入署说公事，致为官长所鄙薄。即本家有事，情愿吃亏，万不可与人构讼，令长官疑为倚势凌人。”又告诫诸弟：“宜常存敬畏，勿谓家中有人做官，而遂敢于侮人。”

他力戒子弟不要递条子、走后门。儿子曾纪鸿中秀才后，数次到府城参加岁考科考，都不顺利。同治七年（1865年7月），已是大学士的曾国藩，特地写信告诫纪鸿：“场前不可与州县来往，不可送条子。进身之始，务知自重。”纪鸿没有中举，曾国藩就把儿子接到金陵衙署中亲自教学，始终未去走后门。

为学戒傲

千古以来，文人相轻，已成为一种老毛病。曾氏对此有清醒认识，力倡以“戒傲”医文人之短。

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11月20日）他给家中的四位弟弟写信说：“吾人为学最要虚心。尝见朋友中有美材者，往往恃才傲物，动谓人不如己，见乡墨则骂乡墨不通，见会墨则骂会墨不通，既骂房官，又骂主考，未入学者则骂学院。平心而论，已之所做诗文，实无胜人之处；不特无胜人之处，而且有不堪对人之处。只为不肯反求诸己，便都见得人家不是，既骂考官，又骂同考而先得者。傲气既长，终不进功，所以潦倒一生而无寸进也。”

告诫弟弟们不要恃才傲物，不见人家一点是处。傲气一旦增长，则终生难有进步。在信中他又以自己的求学经历劝勉弟弟们。

曾国藩深知“谦受益，满招损”之理，在他所有的事业中，戒傲是第一要义，也是他人生不败之法。曾国藩修身绝学曾国藩为人十分谦虚，他认为自己享有大名，是因祖宗积德所致，且总觉名誉太大，因此教育家人不可倚势骄人；他认为傲气是致败的原因之一，并指出傲气的表现形式在言语、神气、面色三个方面；他谆谆告诫弟弟们要谦虚，对于没有经历过艰苦的后辈子弟，他更担心，怕他们不知不觉地染上骄傲的习气，“谦”是曾氏家教的一个重要内容。

谦而不欺，立身之本

无论一个人有多大的成就，多高的社会地位，谦虚做人的要求都是立身之根本。谦而不欺是一种低调的做人品格。谦是礼，不欺是果，与人为善但并不被人所欺。《尚书》中说：“满招损，谦受益。”谦虚作为一种美德，既表现了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和积极的进取精神，又体现了对他人的尊重。曾国藩说，人若保持谦虚，自可进境无穷。自身的充实和完善皆由好心态开始。所以人无论在什么时候都能够谦虚，才能算做真正的君子。《说苑·敬》中概括出六种谦逊的美德：“德行广大而守以恭者荣，土地博裕而守以俭者安，禄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贵，人众兵强而守以畏者胜，聪明睿智而守以愚者益，博闻多记而守以浅者广。此六守者，皆谦德也。”由此可见，谦逊美德能使人获益良多，拥有谦逊就拥有了福气。

一个谦虚的人无论处于何时、何地，都能觉察到自己的不足之处，永远怀着一颗上进之心。

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谦虚之人必为低调之人，不招人厌恶，不引祸端，即使有祸也能避过。

在读书方面，曾国藩认为，“吾人为学最要虚心”，他以切身体验告诫弟子：“读书穷理，必得虚心。”

曾国藩曾经说过一句话：“天下无穷进境，多从‘不自足’三字做起。”他曾打过一个比喻：一个人埋头看书，即使每天不吃不睡不玩，而且坚持看到一百岁，在一般人眼里，可能算是知识渊博了。但是中国的古籍浩如烟海，即使有人认为他已经博览群书，而他所看过的书与整个史籍比较，却是九牛之一毛，大海之一粟。因此，一个人不能自满，天下之大，强中更有强中手。

在治军方面，曾国藩受命组建湘军之后，便常常自责，“唯有敬濯不敢师心，而务要虚心，以收集思广益之效”。这种想法一直伴随着他。他在日记中这样写道：“古之得虚名而值时艰者，往往不克保其终，思此不胜大惧。将具奏折，辞谢大权，不敢节制四省，恐蹈覆辙之咎也。”在那个年代，曾国藩能这样想是十分不容易的。他要求湘军内部自将领至兵卒，必须精诚团结，努力作战，有功不能骄傲。受他的影响，湘军虽然屡立战功，但从不自傲，这就是曾国藩作为一代圣贤的过人之处。

在仕途方面，曾国藩年少轻狂，经常轻议时政，因此，遭到了某些官僚的反对，经历过挫折之后，他改变了为人处世之道。在长沙城的绿营中，他主动谦虚地与当地官员交好，不仅给他人台阶下，也缓和了人际关系。

曾国藩视为立身之本的是“谦”字。若要做到以谦立身，首先要戒除骄气，因为，骄傲自满是人生的大敌，盛气凌人是人际交往中的败德。曾国藩认为骄必然会导致败，他经常谆谆告诫子弟部下，不可骄傲。欲求稍有成立，必先力除此习，力戒其骄；欲禁于己之骄，先戒吾心之自骄自满，愿终身自勉之。

谦虚也是一种尊重他人的体现，只有尊重他人，才可以获得他人的尊重。当然凡事皆有度，不夜郎自大也无需妄自菲薄，这两种做法都只会有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不要过分谦虚，这样不仅不会获得他人的尊重，反而令人看轻自己。

谦虚要以事实为依据。本来自己做得不错，却说成一塌糊涂，本来自己很有能力，却把自己说得一无是处，这是一种过谦的表现，也就是虚伪。谦虚不是一种形式，而是发自本心的由内而外的个人素质的体现。

谦虚必须要把握一定的分寸，要分清什么时候该谦虚，什么时候不该谦虚，谦虚的对象和程度都要因人、因时而异。这样的“谦”才是应该提倡和追求的。

曾国藩一生恭谦，他作为长房长孙，给予家族的威仪和他作为三军统帅给予诸将的严厉，谈得最多的，也是他一直最为担心的，便是家族和三军的傲气。家书中劝诫幼辈要戒骄戒躁，军事上亦同。正是因为他的“谦”使他的人生更加辉煌。他也是低调为人高调做事的典型代表。曾国藩修身绝学曾国藩曾经这样说：“人必中虚，不著一物，尔后能真实无妄，盖实者，不欺之谓也。”也正是因为有这样的态度，使他在不到十年时间里，就由一个默默无闻的守节闲官，逐渐升阶为权高位重的封疆大吏。他的受益可以用他自己说过的一句话来概括：“谦以自持，严以驭下，则名位悠久矣。”谦虚也是一种以退为进的人生谋略，更是修养自我的保身之道。

修身恕道，内圣外王

曾国藩所处的时代，正是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碰撞、交汇、选择的历史巨变时期，曾氏正是处于这个转型时期的精英人物。作为儒家学者，他的身上灌注着传统文化的精髓。另一方面，作为政治实权人物，他处于政治一军事一文化舞台的中心，身系朝局安危的重任。双重身份使得他在西洋文明面前不能不仔细考虑，审时度势地处理问题。

在适应封建统治的前提下，对个性不断加以调整，实现自我，是曾国藩实现其文化人格的途径。

在现实方面，曾国藩的整个仕宦生涯都充满了冷静的理性和灵活的机智。致仕之后，如何运用理性应对世事的原则方法，则因人而异。封建官场如战场，祸福难测。曾国藩一方面清醒地认识到官场的险恶，要求自己谨言慎行；另一方面为了在保护自己的基础上发展自己，就必须理性地设计和机智地应对。为此，曾国藩规定了自己从政的原则：

一、对朝廷尽心竭力。

二、处理好同僚关系，做到不使不求。

三、尊重权臣，但绝不攀附。

四、修身齐家。

在湘军的组建、人事安排、湘军的裁撤方面，曾国藩就是按照上述原则来施行的。清政府迫于旗兵的腐败无能，任命曾国藩组建湘军，在心理上又忌疑汉人带兵。曾国藩深知此点，既要组建一支强大的军队，又不能犯满人的大忌，这是非常棘手的问题。在组建湘军之初，他主动安排满人塔齐布为副将，以换取统治者的信任；湘军壮大为国家军队主力时，直接推荐担当军政大臣的是皖籍的李鸿章而不是湘籍将领，以此来消除朝廷对他结党营私的怀疑。攻陷天京以后，主动撤裁湘军，消除朝廷对他拥兵自重、图谋不轨的嫌疑。

他凡事小心谨慎。想在是非之地做个闲人是很困难的事情，但他还是做到了。正如他自己所言：“成大事者，规模远大，与综理密微，二者缺一不可。”

俗话说，好习惯成就一个人，坏习惯毁灭一个人。坏习惯的革除和好习惯的养成最能证明一个人的恒心和意志，而曾氏在这两方面都有值得后人效仿的例证。其一是戒烟，曾氏自少抽水烟，烟龄长达二十多年。后来，自觉有害。进入而立之年后立志戒烟，将水烟袋捣碎，发誓说：“若再食言，神明近之。”但长期养成的烟瘾，并非那么容易戒掉。最初几日痛苦难熬，凭着坚强的忍耐力，终于断然戒烟。其二是坚持日课、月课，规定自己每天、每月要坚持完成任务，内容包括：“读熟书十页，应看书十页，习字一日，记日记一则。”这些课程一两天容易做到，若要长期坚持，则需非凡的意志和毅力。

另外，在情感方面，曾国藩充满了对皇帝的忠和对本阶级的爱。作为理学大师，曾国藩继承了儒家“仁民爱物”的品德，并能言行一致。他了解民情，体恤百姓所受的疾苦。他说：“设官为民，官不爱民，余所痛恨。”在他的家书、诗词中，无不透露出亲爱家人、和睦邻里、匡时救民的心情和愿望。

曾国藩在修身应世方面也是明清两朝儒家学者中的佼佼者。曾国藩儒臣、大臣的双重身份是其内圣外王文化人格的写照。他以儒学治政、治军，并在从政带兵的实践中普及儒学，在“立身”与“辅世”，“守道”与“救时”，即内圣外王的结合方面成效卓著。

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除此之外，曾国藩还疾恨贪暴，多次犯颜直谏，尽忠竭力，为整顿吏治、缓解阶级矛盾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作为武官，功绩更是显赫。最初在湖南创办团练，在整饬湖南吏治民风方面颇有立竿见影之效。人送他绰号“曾剃头”，一方面反映他杀人之多，另一方面，反映了他惩处贪暴肃正风气之功。他以儒学训练湘军，使之成为富有战斗力和号召力的军队，并最终镇压太平天国运动。

晚年，他出任外交大臣，对外交涉的首要原则就是坚守儒家的“忠信诚敬”，推诚相与，采取谦让的原则。他说，“为封疆将帅者，虽内怀勾践栖会稽、田单守即墨之志，而外却十分和让”，要求“谦怀抑抑以待洋人”。在妥协退让的同时，也表现了据理力争、“坚持不允”的尊严。曾国藩的外交原则不是消极的，而是弱国涉外事务的积极有效的原则，背后隐藏着儒家忍辱负重、徐图自强的苦志。另外，曾国藩有别于一般士大夫的方面还在于：他不仅能恪守古训还有创新精神，对新生事物能纳为己用，也正因此才能在洋务运动中获得成绩。

自古以来，朝代更替，争斗不休。每一次新政权的建立，都要随之产生一批维护国家机器运转的官吏。

在东西方文化产生碰撞时期，曾国藩不仅是封建伦理的捍卫者也是中国现代科技文明的先驱，他的忠诚与睿智非常人所能及。他手握重权，军事实力足可以与清廷鼎力抗衡；他绞杀太平天国农民起义运动，于清王朝战功无数；他关心民生疾苦，采取措施，减少税费。他的一生可以用精彩纷呈来形容。

在官场上混迹多年，位高权重，没有经受过大的波折；对皇帝，他尽忠尽孝，但并不盲目服从，他会采取一套委婉的办法来应付；对同僚，他尊重有加，并不曲意奉承；对下属，他以诚相待，不会傲慢无礼；对洋人，坚持国家主权的原则，大事苦争，小事放松。后代许多名人都对曾国藩推崇有加。

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力的人物，曾国藩曾经手握重兵，左右了晚清政局，由于他杰出的政治才能和政治谋略，延续了清王朝的“历史寿命”。由此可见，纷乱的外世影响不了明智的内心。个人的力量虽然有限，但只要理性、善变、多谋还是可以挽救一时的危难的。曾国藩修身绝学曾国藩的修身原则、恕道精神都是其内在修为的理论总结，也是在对先儒学习、体验、取法的基础上加以抽象概括形成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完善，在当时乃至以后都有很大的影响力。

平静之心，以静修身

在古代，圣人大家对修身养性中的“静”就十分注重，并有箴言教训流传于世。例如，孔子说“仁者静”，老子说“致虚静，守静笃”。

修身养性是完善自我的第一步。良好的修养是提高自身素质的保障，也是人生有所成就的前提。圆满的人生和良好的品德是不可分的，唯有修养自己的品行，才能享受真正的成功和恒久的快乐。

在社会动荡、战火连天的险恶环境里，曾国藩可以保持内心的平静，这与他的修养关系密切。曾国藩是一个内心涌动着极大热情的刚烈之人，在使得他最初在静以修身的过程中有不少纠结，往往在动与静的牵引下左右徘徊。他每天坚持静坐来平息内心的躁动，认为“不拘何时，静坐半时，体念来复之仁心”。他的这种做法使他得到很大的好处。翻阅曾国藩的日记和家书，你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关于精神修养方面的言论。

面对嘈杂喧闹、物欲横流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曾国藩非常赞同借鉴前人，他能将古代先贤的人生智慧与精华融化到自己的思想中，通过反省自己以求得养心保身之法。中年过后，面对众多大事，他有意识地克制自己，从而使自己的心胸更加宽广，以便从容应对扑面而来的时代浪潮。

咸丰三年（1853年）曾国藩正在老家为父亲守丧，朝廷命令其编练团练，用来抵抗太平军。那时的他在朝野还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当他在众多的团练中脱颖而出、独树一帜时，朝中大臣都为曾国藩在军事上的过人才华而惊叹，一介儒生竟然在军中龙腾虎跃，这怎不令众人百思不得其解并向他竖起大拇指呢？其实这与他在任京官时能抓住时机给自己充电，并且能在清静中立下大志有很大关系，这也体现了诸葛孔明所说的“宁静致远”。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勤奋苦读，博览群书，学业超群；中年率军打仗，屡败屡战，直到胜利；晚年勤政为官，编纂古籍，致力洋务，追求不息。他不仅具有百炼成钢的魄力，而且具有百折不挠的韧性，在追求事业的人生征途上能够始终保持坚不可摧的意志、矢志不移的进取精神和充沛精力。这正是因为他能将“养其身”与“有作为”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思想引领行动，他通过自己的努力完成了举世瞩目的时代使命。

茫茫大千世界纷繁复杂，熙熙攘攘，这容易引起浮躁的心理。为了克浮止躁，曾国藩在“静”字上狠下工夫，他说：“治身不静则身危。”然而，这也需要有个过程，刚开始的时候，他也像平常人一样不懂得如何保持内心清净，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他在写给弟弟的书信中说：“应酬日繁，予以素性浮躁，何能着实养静？”可见心浮气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不知道如何不断完善自己。

由于“静”字工夫欠缺，曾国藩也曾吃过大亏。他刚刚踏入社会的时候，由于年轻气盛，血气方刚，不懂得如何收敛自己，造成了很多不愉快。一次，他在家中为父亲祝寿，他的一个朋友前来做客，吃饭的时候，他与朋友因为一件小事发生了冲突，结果他跟这位朋友吵了起来，不欢而散。后来，曾国藩也承认自己过去无意中在人前流露出高傲不凡、咄咄逼人的神气，“好与诸有大名大位者为仇”，而缺乏“静”字工夫。

太平天国起义后，曾国藩来到湖南衡州办团练，他经常指责别人的不是，与绿营兵钩心斗角，摩擦不断，与湖南官场开始貌合神离，后来分道扬镳，他还在南昌与陈启迈、恽光宸明争暗斗，这些事情都把他推入尴尬艰难的困境，无意间为自己增加了更多的障碍。锋芒毕露、心气过高、性情过烈，必然会伤害太多人，给自己设置许多绊脚石，从而埋下许多意想不到的陷阱。

咸丰三年（1853年），因团练刚刚建立，曾国藩不敢轻举妄动，皇上多次催促他出兵，他都陈述理由按兵不动。但经过一段时间招募训练，湘勇人数逐渐增长，多达万人，他就以为自己的力量强大了，以致失去了平静，仿佛已经稳操胜券，一切功名利禄将信手拈来，更显得有些心高气傲。其实，那时的他对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根本就不太清楚，对敌手的战术更是不甚了解。他熬了一宿亲自执笔的《讨粤匪檄》，怎么看都觉得别扭，他由于对这个檄文不满意而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讨粤匪檄》并没有直指太平天国的要害而重手出击，他绕开了太平天国的思想主张而大谈卫道保教，里面提到了“士不能诵孔子之经，而别有所谓耶稣之说”等等，这些都不是太平军的致命点。与其说曾国藩不善于抓住对方的要害，不如说他事前不够心静，并没有潜心分析、仔细研究太平天国的战术战略和指导思想。

曾国藩当时不但不了解太平天国最有号召力的“蛊惑”究竟是什么，更不了解太平天国的军事部署，对沿途的军事要地也没深入研究，便带水陆两万湘勇迎兵出击，以致不知不觉地进入了太平军设下的圈套。明明进了圈套，他还不知误入虎口，自以为旗开得胜，为轻易地得到了岳州城而洋洋自得。由于他放松警惕，甚至连夜间巡逻的人都不派出就高枕而眠，结果被太平军打得丢盔弃甲，落荒而逃。由此亦可见平心静气在人生中的重要作用。曾国藩修身绝学面对嘈杂喧闹的世界，人心总会受到羁绊，若想静就能静下来，的确很难得。曾国藩深信静以修身的要点是“制欲窒忿”，所以他以淡泊为皈依，戒除淫思奢欲，能在受诱惑之前就大彻大悟，从而享受宁静安泰的至高境界。

崇尚节俭，戒奢戒侈

曾国藩一生生活俭朴。他自己衣着朴素，布袍鞋袜，都是其夫人、媳妇所做。吃的也是粗茶淡饭。即使是官至大学士，每次吃饭也仅一个荤菜，如果不是有客人来，从不增加。因此时人戏称他为“一品宰相”。“一品”，指的就是“一荤”。一件衣服，平时舍不得穿，只在庆典或过新年时才穿上。这件衣服穿了30多年，到他去世时，还像新的一样。对此，他幽默地说：“古人云：‘衣不如新，人不如故。’然以吾视之，衣亦不如故也。试观今日之衣料，有如当年之精者乎？”

其实，曾国藩的节俭的作风，是其家风影响的结果。他的父亲曾麟书虽是个穷教书先生，生活贫寒，却刚强自立，主要是凭借节俭的生活习惯。他在山村教育子弟，经常告诫曾国藩说：“俭约者不求人。”曾国藩两个友人的父亲、也都以此告诫。曾国藩认为，他们“交相毖勉，力求所以自立者，以图无忝所生。”曾国藩的生长、交游环境，使他培养了俭以自立的志气。

曾国藩作为同辈长男，从持家之始，就将“俭”字放在头等重要的地位。他教育子侄说：‘俭’字工夫，第一莫着华丽衣服，第二莫多用仆婢雇工。”其中的“俭”字，又与“勤”字相关联，所以曾国藩常常将“勤”“俭”并举。不用奴婢和仆役，固然是为了少花钱，但更重要的目的却是为了培养家人亲自劳动、爱惜劳动成果的习惯。曾家的男子要亲自下地耕田，妇女更要亲自纺织。为儿子娶妻，也选勤俭之家，而不愿与官宦之家联姻，以免长奢惰之习。纪泽刚刚结婚，曾国藩就告诫儿子，要他引导媳妇织布做衣：“新妇始至吾家，教以勤俭，纺绩以事缝纫，下厨以议酒食，此二者。妇职之最要者也。”而当时曾国藩已经是位尊权重的大军统帅、封疆大吏了。

清朝官吏的俸禄很低，尤其是在清初的时候，县官、知府每月薪银只有几两、十几两。许多人无以为生，只好借机克扣，导致了康熙晚年吏治腐败的局面。雍正为了从根本上扭转这一风气，设立养廉银制度，大大提高了地方官员的俸禄，也缓解了贪污现象。但京官的俸禄仍然较低，特别是没有实权的翰林等闲职。因此许多人科举之后，一心希望散馆外放，得到肥缺。

曾国藩考中进士，入选翰林院任庶吉士，在当时这是储才之处，预示着后来的飞黄腾达。但他一开始就面临着清贫的生活。他给家里写信说：“当京官者，大半皆东扯西支，从无充裕之时。”每月的薪银根本无法满足庞大的开支。作为长男，他要寄钱孝敬父母，作为长兄，他要接济兄弟，作为一家之长，他要供养一家人。此外，官场应酬，更是不可缺少的开销。但一个闲职官员，又没有别的收入渠道，要想生活，只有自力更生了。曾国藩的交游圈子基本上是与他同时或前后考中的进士，也都是穷翰林。为了共渡艰难，他们经常互相拆借，彼此接济。但这毕竟不是根本的办法。曾国藩认识到，节俭才是唯一的良策。

其中吴廷栋是他最要好的朋友，曾国藩以师礼事之，极为钦服，后来成为理学名臣。他的节俭，较曾国藩有过之而无不及。由于他所任都是京官清要之职，没有实权，俸禄微薄，他又从不贪取，以至他退休后，连一间完整的房子都没有，日食不给，他也处之晏然。当时曾国藩正任两江总督，见他过于贫寒，中秋节时，带着300两银子，亲自去探望。询问他近来情况，吴廷栋说：“贫吾素也，不可干人。”意思是贫寒惯了，不愿打扰人，实际上则是以俭自强，不希望求助他人。曾国藩知其深意，竟没有敢将银子拿出来。曾国藩的旧交，大多如此。因此培养了一代自强的风气。

曾国藩为维持生计，也曾经向他人借过钱，借钱的辛酸使他尝到了人情冷暖，也坚定了他自立自强的决心。他曾告诫曾纪泽：“受人恩情，当为将来报答之地，不可多求人也。”向别人借钱，低声下气，看人脸色，对于像他这样一个有强烈自尊心的人来说，是非常难堪的。

另外，受人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借人一回钱，就欠一份人情，不是简简单单还钱就能了结的。次数越多，心里的包袱越重，最后总觉难安。倘若持身节俭，偶尔一借，别人敬重，也会鼎力相助。但如果为人奢侈，以致用度不足，很少有人愿意借给，会被人轻贱。用度奢，往往是欠债难还，债上加债，既失信于人，又进一步刺激了自己的物欲，不仅极大地破坏了个人形象，也将越陷越深，难以自拔。

所以，曾国藩的节俭并不是要省几两银子，积少成多，使自己成为一个大富翁。他不爱钱，不敛钱，不聚钱，直到去世时，家中仅有1万多两银子，比一般士绅富户都不如。他的真正目的是使自己保持勤俭风气，更主要是为了儿女们能自尊自立，以免养尊处优，丧失努力进取的动力。他经常说：“居家之道，不可有余财。”有余财则子女必趋于骄奢，只有保持节俭自立，才可成才：“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

同时，曾国藩重视勤俭持家，因为在传统社会中，家是一个人事业的根基，治家与治国相通相关。不善治家者，必不能治天下。一个人即使再有能力，倘若家庭出了问题，也就如木拔其根，难以立足。曾国藩有这样一种不同寻常的看法，他认为为官不是长久之计，而家庭则与一个人的一生相始终。所以，他认为治家比为官更重要。他曾经给自己的夫人写信告诫说：

夫人率儿妇辈在家，须事事立个一定章程，居官不过偶然之事，居家乃是长久之计。能从勤俭耕读上做出好规模，虽一旦罢官，尚不失为兴旺气象。若贪图衙门之热闹，不立家乡之基业，则罢官之后，便觉气象萧索。凡有盛必有衰，不可不预为之计。望夫人教训儿孙妇女，常常作家中无官之想，时时有谦恭节俭之意，则福泽悠久，余心大慰矣。

他曾专门给四弟写信，告诫他要节俭。节俭之法，是戒好动：“凡多欲者不能俭，好动者不能俭。多欲如好衣、好食、好声色、好书画古玩之类，皆可浪费破家。弟向无癖嗜之好，而颇有好动之弊。今日思做某事，明日思访某客，所费日增而不觉。此后讲求俭约，首戒好动。不轻出门，不轻举事。不特不作无益之事，即修理桥梁、道路、寺观、善堂，亦不可轻作。举动多则私费大矣。其次，则仆从宜少，所谓食之者寡也。其次，则送情宜减，所谓用之者舒也。否则今日不俭，异日必多欠债。既负累于亲友，亦贻累于子孙。”

他的告诫，简直不厌其烦。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他又在信中说：弟之勤为诸兄弟之最，“俭”字工夫，日来稍有长进否？诸住不知俭约者，弟常常训责之否？

曾国藩的节俭还表现在一些特殊的事情上。他认为，日常持家应当把一些零碎物件，如碎布、小纸片都要收集起来，以备使用。如他所言：“务宜细心收拾，即一纸一缕、竹头木屑，皆宜捡拾”，“可珍之物固应爱惜，即寻常器件亦当汇集品分，有条有理：竹头木屑，皆为有用，则随处皆取携不穷也。”积少成多，就会变废为宝。这样家里既显得整齐，又节省了财物，还养成勤动手、办事有条理的好习惯。

曾国藩从政治军，每件书信、文牍、奏章都要抄一副本，收藏在家中。早在成丰四年（1854年）五月，他就对几位兄弟说：

凡谕旨、章奏等件付至家中者，务宜好为藏。我兄弟五人，无一人肯整齐收拾者，亦不是勤俭人家气象。他还特别告诫：“余寄回片纸只字，俱请建四兄妥收。”经过日积月累，曾家所藏的书籍、文献已经汗牛充栋。这些不起眼的东西，后来都成了珍贵的史料，堪称无价之宝。曾国藩修身绝学曾国藩节俭，对“自立”二字看得极重，这就使他的认识又提高了一层。“俭”字不仅可以使有限的财物发挥最大的效益，还可以塑造自立自强的个人形象。

不求名利，淡泊明志

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伤神、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舒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做人，于名于利，不刻意；为官，不媚上，不欺下，如此，才能活得清爽。

曾国藩一生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他没有功名利禄之心是不可能的。他在初次进京赶考时，就充满希望。他的好友刘蓉在评价当时的曾国藩时，用了“锐意功名，意气自豪”一语。

曾国藩在考中进士时，名列三甲，按照惯例，三甲进士多不能进入翰林院，曾国藩又羞愧又失望，差一点儿就打道回府了。后来，由于几个好友的尽力规劝，年轻气盛的曾国藩才留下来，按时参加朝考。

有功名利禄之心，并为此锐意进取，应该说是值得肯定的，但如果把功名利禄看得过重，把自己所有的精力都放在追求名利上，就走向了极端，走进了死胡同。人生丰富多彩，除了功名利禄，还有其他方面的东西可以去尝试，这样才是享受人生乐趣的做法。

曾国藩涉身军务，战争的激烈、残酷，人事上的相互猜忌、争权夺利，时时刻刻让他处于紧张焦虑之中。为此，曾国藩常感身心疲惫至极，描述自己身体状况的言语时常载于他的日记和与朋友的书信往来之中，而一旦谈及身体状况，就免不了涉及古人心胸开阔、恬然物外的自怡之趣，曾国藩对此充满了羡慕之情。

一次，曾国藩读苏轼的诗，其中有云：“治生不求富，读书不求官。”曾国藩看后沉思良久，又添上了两句自己的话：“修德不求报，能文不求名。”这四句话中，前面说的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要靠个人的奋斗，后面则是功利上的东西。若能够达到这四句话所说的境界，那么就可以算作一个心胸宽广，懂得乐生之人了。

曾国藩的名利之心比较重，尽管他自己也不愿意这样。但曾国藩常常做不到这一点，经常为了博得一个好名声而茶饭不思，寝食不安。对此，曾国藩心欲改之而又无可奈何，在日记中可以看到当时曾国藩矛盾徘徊的复杂内心世界。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二初九，曾国藩在日记中对自己进行了批判：至书铺，见好物与人争，若争名争利，如此则为无所不至之小人矣，倘所谓喻利者乎？

曾国藩认为，与人争名争利，则流于小人之列，这是正人君子所不齿的。又如，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十月二十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日内不敬不静，常致劳乏，以后须从“心正气顺”四字上体验。谨记谨记！又每日游思，多半要人说好。为人好名，可耻！而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何日能拔此根株？

曾国藩以古人开阔胸怀、淡然物外的生活处世态度为榜样，除了排解自己心中汲汲于功名利禄之心思外，还在于养生、长寿。他对幕僚李续宜说：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向每谓沉闷非养生所宜，乃以润帅之轩昂豁达，亦复不登中寿，则知命之修短，事之成败，名之显晦，皆有冥冥者主持。吾辈但求大德不甚逾闲、此外正当委心任运，淡泊相遭。阁下劝我宽怀，仆亦愿阁下旷然自适也。

郁郁不乐是养生之大敌，要想生活过得轻松自如，就要想方设法去掉为名之心，没有了为名之心，政务、军务中的烦恼、不顺也就可以淡然处之。为此，曾国藩曾经作一对联以自励：战战兢兢，即生时不忘地狱；坦坦荡荡，虽逆境亦畅天怀。

人生中难免会有诸多不如意之事，在追求功名利禄之路上，有成也有败，这些都与个人的运气有很大关系，不单纯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什么事都这么想得开，自然就心情舒畅了。为了去掉好胜争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内容。“忮”是嫉贤害能；“求”是贪利贪名。怠惰的人自己没有修养，嫉妒别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曾国藩认为要想取得成功，先要去掉“忮”心，所以说人如果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而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以说人如果完全没有求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就都是卑污。

曾国藩对自己、对他人都有客观的认识。他说：“人皆为名所驱，为利所驱，而尤为势所驱。”说孟子生活的时代，苏秦、张仪、公孙衍辈“有排山倒海、飞沙走石之势，而孟子能不为动摇，真豪杰之士，足以振砺百世者矣”。苏秦是个读书人，据说是鬼谷子的学生。他不甘心现状，在动荡的社会中跃跃欲试。他把战国时的游说之风，以及士人汲取名利的求实态度发挥到极致。

曾国藩身处名利中，又能时刻戒惧名利，因此他能对功名保持一定距离的窥伺。为此，曾国藩也不得不想尽一切办法缓解，学习古人淡泊名利的心胸是他一直不断追求的，但人的性格一旦形成，往往很难有所更易，何况曾国藩身居高位，政务、军务缠身，要说不计名利是不可能的。他能够践行的就是不断提醒自己，不断以古人心胸开阔者为学习榜样，读他们的诗作文章，体会他们在其中表达出来的光明磊落之心。

除了学习这些古人胸怀，体会其胸襟之外，曾国藩比别人更高一筹。别人胸怀虽淡，笔下却难以写出来，曾国藩却可以用笔写出淡定之怀。后人读他的诗文，其中自有一股雄浑之气，但细细品味，又有一种闲淡雅致。争名争利，凡人尚且难免，何况曾国藩位极人臣，权倾朝野，他能在繁忙的公务之外保留一分平淡之心，确实难能可贵，尤其在功成之际，悄然身退，自削兵权，力求不显山、不露水，其修养非平常者所能及，这是因他精识“淡”字妙用之故。曾国藩修身绝学胸怀大志者，所关心者大，所注意者繁，因此往往都是劳心伤神、忍辱负重之人。当此之际，便应以“淡”字求得纾解。曾国藩一生忙碌不堪，却以恬淡养生，以冷淡处世，以平淡为官，以远淡治学，胸中自有一片淡定之天，得人生极乐。

自强不息，立身之本

自胜者强，自强者胜。战胜别人的人只是有力量，而战胜自己的人才算坚强。自强与成功有着内在的联系，虽然自强者未必都能成功，但“不自强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也”。

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在曾国藩读过《周易》之后，他对自身有了更深一层的感触。咸丰元年（1851年）七月十一日，他在日记中写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仁者以厚德载物。”并且，他还对《周易》中的“自强”思想加以发挥补充，使“自强”一直贯穿于他处世应变的行为当中，并且内化为了自己思想中的核心内容。

曾国藩的一生。从个人的求自立，到国家的求富强，一直贯穿着这种自强的思想。他对王大之刚直不阿的性格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曾对子弟说：天之生贤人也，大抵以刚直葆其本真。其回枉柔靡者，常滑其自然之性，而无以全其纯固之天……国藩尝采辑国朝诸儒言行本末，若孙夏峰……王而农（王夫之）……梅勿庵之徒，皆硕德贞隐，年登耄耋，而皆秉刚直之性。寸衷之所执，万夫非之而不可动；三光晦、五岳震而不可夺。故常全其健之质，跻之大寿而神不衰。不似甘俗孱懦竖子，依违濡忍，偷为一切，不可久长者也。

正是有了这种刚强的意志，曾国藩才能够成就大事业。曾国藩奉行一生、奋斗一生的最高理想是“立言、立功、立德”，这三者他都做到了。立言，他的著述、家书、日记广为流传，至今仍被四处传阅着；立功，他或许可以说挽救了清王朝，使清王朝统治延续了半个多世纪；立德，他处处以身作则，为人谨慎小心，注重品德修养。他既是湘军的创始人和领袖，也是洋务运动的领袖，是中国近代史上一个较为重要的人物。

曾国藩的成功来自自强不息的精神，他没有任何权势支持，全靠自己努力奋斗。他身患重病，如果没有坚强的意志，其事业也不会有那么大的成就。

曾国藩经常谈论“刚强”二字，以懦弱无刚为大耻，他一生的事业，与他刚强的性格是分不开的。曾国藩提倡自强、倔犟，这都是大丈夫立世治人所必不可缺的。曾国藩常以自立自省并省人，对子弟从不娇惯纵容。在家不染无赖之气，为官不染官宦之气，哪怕是在个人和家庭的“小事”上，都体现出曾国藩决断的高明之处。

曾国藩的性格使得他养成了不求人的习惯，自己站直了腰，别人便把他当成可以乘凉的树。曾国藩曾说办大事要多得帮手，但他主张关键之处还在于自己。如果自己立得住，很多人都来帮助；如果自己不成器，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恐怕仍是形单影只。对此，曾国藩有切身体会。在他治军从政过程中，经历了许多磨难。

咸丰七年（1857年），他因不满清廷不重用，索性借口父亲去世，回乡守制。当时军中情势危急，许多人对他都很不满，包括一些亲朋好友。有些人认为他不能成大器，因此离开了他。幸亏他后来反省了自己，重新出山，人们才回到他身边。从此他知道了，别人之所以帮助你、跟随你，是觉得你能成大事，也会给他们带来荣誉和利益，并非因为你个人，但每个人有自身的利益追求，很难想象谁会一辈予跟定你，为你甘心付出，不求回报。

一个人的成功不在其有多高的天赋，也不在其有多好的环境，而在其是否具有坚定的意志、坚强的决心和明确的目标。脚踏实地，百折不挠，一步一个脚印地向着崇高的理想迈进，总会有所收获，有所成就。

自强是什么？是努力向上，是奋发进取，是对美好未来的无限憧憬和不懈追求。自强者的精神所以可贵，在其依靠的是自己的拼搏奋斗，而非父辈的荫庇提携。自强是自立的前提，不自强无以自立；自立是奉献的前提，不自立何谈奉献。

有人奋斗是因为他的环境艰苦，一旦条件改善了，他也就没了奋发向上的动力了。曾国藩能在安适中自省自强确实令人感佩！曾国藩修身绝学自立才能自强，这是人人都懂的道理，却并不一定人人都能做到。曾氏家族为什么能一门英杰？正是曾国藩以自立要求子弟，以自立姿态立身行世的结果。曾国藩以自强为立身之本，他说：“从古帝王将相，无人不由自立自强做出。”他的这一理念，正来自于传统文化中“自强不息”的精神。

敢于改错，不夸大言

人不是圣贤，都会有过失错误，但能不能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至关重要。曾国藩的修身法中，不惮改过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相见，自然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便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事后曾国藩就指责自己，这就是心有不诚，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虚伪强辩，谈文说理，往往文饰浅陋，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这不过是表演而已，这有什么好处。

曾国藩虽然意识到自己的毛病，表示悔改，可事到临头，又身不由己了。没过几日，朱廉甫前辈偕同邵蕙西来访，这两个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信实、见闻广博的人。尤其是朱廉甫前辈屈尊来访，不就是把曾国藩视为志同道合的人吗？没想到曾国藩故技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沽名钓誉的话。

还有一次，好友陈岱云来访，想看曾国藩的《馈贫粮》，结果曾国藩以雕虫小技，不值一看为由深闭而固拒。事后曾国藩反省，这都是好名的虚荣心理在作怪啊！都是不诚实的表现。

经历了内心的这几次折磨与争斗，曾国藩开始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性格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征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开口必诚，才能却除狂妄的恶习。

曾国藩比荀子还严格，要求也更具体，在1842年2月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一切事都必须每天检查，一天不检查，日后补救就难了，何况修德做大事业这样的事？汤海秋说：别人道德行为比我高的，我得找到自己不足之处，与抱怨者相处而能保持心情平静，就可以算是一个君子了。”

他不仅逐日检点，而且事事检点，天下能够做到这一步的人，大概寥若晨星。曾国藩的这种检点思想，并不是他心血来潮的奇思异想，实在是扎根于深厚的文化传统的自然秉承。孔子就说过“见贤思齐（看齐）”，“见不贤而内自省也”，看到别人有毛病就反省自己，孔子大概是中国第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孟子也是一个善于反省的大师，曾国藩最服膺于他，表示“愿终身私淑孟子”，“虽造次颠沛”，也愿“须臾不离”，而孟子是从别人对自己行为的反应中来反省的，他最著名的方法就是“反求诸己”，爱人不亲，反其仁（反问自己的仁德）；治人不治，反其智；礼人不答，反其敬。曾国藩认真钻研过的程朱理学也强调“正己为先”。曾国藩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来“逐日检点”的，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所以他才对自己要求得那样严格，不可有一天的怠慢。

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并通过每天的《日记》反省自我，以促进自己改正缺点。

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初三日，曾国藩的两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忿不可遏，歇斯底里，完全忘记自己的身份。虽经友人劝阻，仍然肆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检讨自己，又很后悔。过了几天，好友冯树堂来访云：“心中根子未尽，久必一发，发则救之无及矣。”《日记》日：我自蓄此忿，仅自反数次，余则但知尤人。本年立志重新换一个人。才过两天，便决裂至此。虽痛哭而悔，岂有及乎！真所谓与禽兽类择者矣。

过了几天，曾国藩出门拜客，又因为下人不得力，屡屡动气。说自己每日间总是“忿”字、“欲”字往复，“知而不克去，总是此志颓放耳！可恨可耻”。三月十六日，他出门拜客，在友人家吃了酒饭后，等候下人，久候未至，“大怒，不可遏抑。惩忿无功，溃决至此”。

曾国藩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欠，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同时，他坚持写作《治心经》以惩戒不好的习气。他的《日记》中载，六月初五日，写《治心经》反省以前之事。六月初八日，写《治心经》一本。初十日，又写《治心经》一册。

道光二十四年（1844）五月初一日，下人因事与曾国藩争辩，曾国藩又动气，一怒之下将两位下人一同开遣，“心不快者一日”，次日《日记》又说：“尚为昨事心绪烦乱。”

曾国藩据自己的经验得出：克服心理障碍应以“广大”二字为“常用药”。而这广大，则应把自己看得渺小，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又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

曾国藩正是经常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来保持自己的心态平衡。他总是感到“我不及人者多”，就是“不能与诸贤并论”的樊哙，他也认为有“不可及者二”。越是能看到自己不足而又有信心的人，就越能有所长进，就越能更多地拥有别人的长处，就会有更大的成功之可能。

曾国藩改掉缺点毛病的决心之大、意志之坚，是不多见的，对他一生性情方面的修养，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其成功的关键在于三个字：不自欺。他认为人之所以修己不利，做事无恒，无非是自欺二字作怪，自欺所以欺人。只要能做到不自欺，就任何事情都能够坚持到底并取得实效。因此，他要求自己“禁欺如火”。

为了发现和改正缺点毛病而不自欺，曾国藩采取了两个办法，一是给弟弟们去信，向朋友们打招呼，请他们时常指出自己的缺点，二是记日记，借此每天对自己的言行进行反省。

曾国藩大概是对自我反省和批判最多的古人之一，不仅严厉，而且苟细，如针如刺，直指心灵中最漆黑的部分。也许你不佩服他的功业，不佩服他的道德，也不佩服他的文章，但你不得不佩服他对自我剖析的勇毅。曾国藩修身绝学曾国藩认为，知己之过失，承认它，并且改正它，毫无吝惜之心，这是最难的。豪杰之所以是豪杰，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在这里。磊落过人，能通过此关，寸心便异常安乐，省得多少纠葛，省得多少遮掩，还有那修饰装点的丑态。

持之以恒，死而后生

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是一种坚强的信念。坚持了，说明已经尽力，即使没有成功也会无怨无悔；没有坚持，就等于早早放弃，更不可能获得成功。

曾国藩自始至终担起平定太平天国运动的重责，在连年的征战生涯中，他遭受了旁人难以想象的挫折与磨难，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始终不放弃，坚持到底，最终取得了胜利。

曾国藩的成功，原因之一就在于他坚持到底，并不断努力。其弟曾国荃开始在雨花台扎营时，曾国藩劝说曾国荃道：“太平天国军气势犹如旺盛的火焰，现在不可对他们有什么意图。”他又以“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希望曾国荃明了清军所面临险境，速速退兵。曾国荃却认为在坚固的城池下面驻兵，可以持久，因此他无论如何都不退兵。

当时整个战局对曾国藩很不利，曾国荃不听劝阻轻兵冒险前进，力量薄弱，这时湘军各营又遭到疾病的困扰，战斗力大大下降。一旦天京城下的湘军被太平军击溃，再想组织足够的力量形成包围之势简直难上加难，其结果不只是前功尽弃，最重要的是曾国藩无法向朝廷交代。所以，曾国藩根本睡不着觉。他在给儿子的信中说，自己这两个月十分忧心战事，牙痛得也厉害了，心情更是糟糕。

在如此险恶的环境下，曾国藩费尽心思，调动了一切可以调动的兵力，用以援助危在旦夕的雨花台大营。为了得到最为真实的消息，从而做到没有丝毫偏差的判断，曾国藩躬身前往雨花台大营进行视察。一路上劳苦奔波，未加休息的曾国藩就急于听取曾国荃的汇报；在耳听为虚、眼见为实的原则下，曾国藩又亲自视察了雨花台的防护措施，看到曾国荃的所有防御工事都井然有序、有条不紊，脸上终于露出了喜色。此后，曾国藩从大胜关赶赴金柱关、龙山桥，随后由东西梁山入裕溪口小河，查看了雍家镇、运漕镇、石涧埠、无为洲，接着从神塘河出发回到了北京。短短一个月内，曾国藩不顾舟车劳顿，查阅了进兵天京的各部湘军的防御工事，他认为“曾国荃围军坚定，水陆楫睦”，决心取消撤兵的念头。曾国藩将双方力量进行反复对比、全面分析后得出湘军不能撤，撒军恐怕扰乱军心，军心动摇则胜利遥不可及的论断。

最终，曾国藩凭着自己坚强的忍耐力取得了最终的胜利。耐力是人适应周嗣环境的心理因素和物质因素的总和。曾国藩的战略中最忌打持久战时“势穷力竭”。他认为作战时将士们的精力、士气，整个战争中战略战术的布局、全部的作战计划、粮饷的补充都至关重要。两军对峙时没有这些准备，根本就没有力量与对方抗衡，更谈不上取得战争的胜利。曾国藩带兵打仗并不求胜心切。与此相比，他更注重战势的发展，认为在持久战中要让士兵充分休养，养精蓄锐，抓住时机再举兵攻打，以得到最后的胜利。

曾国藩在《有恒箴》里说道：“自吾识字，百历及兹，二十有八载，则无一知。曩者所忻，阅时而鄙；故者即抛，新者旋徙。德业之不常，日为物牵，曾未间或愆，黍黍之增，久乃盈斗。天君司命，敢告马走。”义说：“闻同知录：易经有日‘易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日：小恒其德或承之羞。’读之不觉愧？”曾国藩常常在日常生活中小断反省自己，认识到有恒实是一个人事业成功与否的关键所在。他在日记中说道：“我几十年来因循守旧不肯下苦功学习作文，现在我已渐渐衰老，悔恨也来不及了。”

由此可见，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认定其正确性，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从死中求生。

自咸丰三年曾国藩带兵作战，直到攻下安庆，在这个时期，他可以说天天在艰难困苦中挣扎，几度九死一生。但他坚持不懈，奋勇进取，从困境中寻找生机，终于获得成功。曾国藩说：“困心横虑，正是磨炼英雄，玉汝于成。李申夫尝谓余怄气从不说出，一味忍耐，徐图自强。”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屡受挫折，但愈挫愈勇，不论在什么环境中都不忘坚韧和进取，令人不得不佩服他。

曾国藩的有恒和进取不仅表现在战事上，更在家训中。他说：“人生唯有常是第一美德，余早年于作字一道亦尝苦思力索，终无所成。近日朝暮写，久不间断，遂觉月异而岁不同。叮见年五分老少，事五分难易，但行之有恒，自如种树蓄养日见其大而不觉耳。”

可见，为人做事，贵在一个“恒”字，持之以恒，方能有所成。观点虽然简单易懂，但却不是人人都能做到。曾国藩居官为政绝学曾国藩无论做人，还是带兵打仗，都有一种坚韧进取的精神。不下决心则已，一旦下了决心认定其正确性，那么无论条件如何艰苦，前途如何险恶，他都义无反顾、不避艰难、奋进拼搏，从死中求生。

二、治学持家：治学严谨，持家有道

专心潜读，明道经世

读书需潜心，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43岁时才补为县学牛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

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8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围藩几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15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围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基础。

同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上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但他仍旧坚持阅读。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

他认为生老病死，世事变迁是谁都改变不了的，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水肿，大如鸩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之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这时，书对他而言已经不是有形的物体而是无形的精神依靠。曾国藩治学绝学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不靠天分，勤能补拙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一生最辉煌的成就虽是军事，但他的爱好读书也是为时人传诵的。从曾国藩一生读书的经历来看，他在道光十五年入京参加会试前，读的是“子曰诗云”，习的是帖括制艺，眼界不广，学识不宽。会试报罢，暂留京师，开始涉猎诗、古文，尤好韩愈的文章。第二年会试又报罢，他买回一套二十三史，孜孜细读，将近一年。这才使他的学识逐渐开拓。道光十八年入翰苑后，清闲少事，他更励志学习，广泛阅览，且勤做笔记，分“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抄、诗文草”等5门，手抄笔摘；加上他在京都有不少良师益友，切磋扶持，不间时日，因而学识大进。可以说，京宦12年，是曾国藩后来成为一代大儒的坚实的奠基期。

12年中，曾国藩博览经、史、子、集。道光二十二年，他“定刚日读经，柔日读电”，所订“日课”十二条中，也有“读史”一项。他读得最细的，是《左传》、《国语》、《史记》、《汉书》和《易知录》等。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

曾国藩的晚年也是在读书中度过的。同治十一年（公元1872年），是曾国藩在世的最后一个年头，当时，他患病已多年。这年正月二十三日，他右足麻木，中医称为“肝风”。病愈后，他对二女纪曜说：“吾适以大限将至，不自意又能复常也。”二十六日，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路过金陵，他出城迎接，在轿中还背诵《四书》。忽然间，颤抖的手指着旁过的戈什哈，似欲说点什么，却口噤不能出声，“似将动风抽掣者”，只得急回署中。延医服药，医者均谓他“心血过亏”随后，病情旋发旋止，旋止旋发。但他依然不辍公事，不废阅读，《理学宗传》数本，日不释手。

二月初三日，他还阅看了《理学宗传》中的《张子》一卷，写了日记。而这天的日记，竟是他从道光十九年以来极少间断的日记册中的最后一页，他在上面留下了他生平写的最后一个字。第二天午后，他由长子曾纪泽陪同，在总督府后的西花园散步时，屡向前蹴，忽喊足麻，却已抽搐，儿子急扶他至花厅，他已不能言语。于是更衣端坐，家人环集左右。三刻钟后，即瞑目气息。

这位16世纪50、60年代的中国政治和军事舞台上叱咤风云而又温文尔雅的曾国藩，只活到62岁，就带着“学业一无所成，德行一无所许”的自艾自责而过早地谢世了。但从中亦可看出，曾国藩确实可以称得上活到老、学到老的典型。曾国藩治学绝学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学有所择，才有所得

书与文化、与知识总是相连的，书是学习的媒介。这一点并没有错。然而，书分几类几种，有的书能学习文化、能学到知识，但有的书却能误人子弟、贻害终生，所以学知识、学文化与一味地读书并不是一回事。

读书是曾国藩坚持了一辈子的事情，他日日读书，日日写作。因此，曾国藩对读书应有所择有所得的认识也比较深刻，他认为：

盖自西汉至今，识字之儒约有三途：日义理之学，日考据之学，日辞章之学。各执一途，互相诋毁。兄之私意，以为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明则躬行有要而经济有本。辞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考据之学，吾无取焉矣。此三途者，皆从事经史，各有门径。吾以为欲读经史，但当研究义理，则心一而不纷。是故经则专守一经，史则专熟一代，读经史则专主义理。此皆守约之道，确乎不可易者也。

在曾国藩看来，义理之学最大，义理清楚则身体力行有原则，待人处世有根基。辞章之学，亦是用以发挥义理的工具。欲读经书史学，就应当研究义理，那样专心一致才不会心绪杂乱。读经、读史、读专集、讲义理之学，这都是有志者万不可改变的。就是圣人再生，也一定不可能更改。因为这些都有裨于躬行和经济，正所谓“读书所以明理，明理所以做人”。

人生天地间，大约总想明白些事理的。如果想生活得更好，更有质量，更符合自己的理想，那就一定要明白些事理。当然，有人终其一生也不见得就明白多少事理，这种人，生得糊涂，死得也糊涂，所以他的生命不会留下痕迹。顾炎武曾说：世间有两种读书人：一日“通儒”，一日“俗儒”。曾国藩便是中国标准的“通儒”。先从学问上下工夫，融会贯通了，便身体力行，扩充而及于立身、处世、为政、治家、整军各方面，完成了他的全部人格。

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12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书不都是为念的，有的是浏览翻阅的，有的是参考备查的，有的是应熟读背诵的。有些书只能浅尝，有些只能吞咽，只有少数一部分书才值得细嚼慢消化。我们在读书前首先得先问自己：我为什么读这部作品？我想从中得到些什么？我想从中学到什么新的信息？然后再开始阅读，这样，那些自己感兴趣的或是对自己有用的信息就会被选取、吸收。

读书的技巧在于有选择地读。有了明确的价值取向，那么，我们所见到的只是我们想知道的。有目的，有选择，阅读效率、能力必然会提高。要记住，阅读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严肃工作之一，不是“随便的事”，不是“消闲”；所读书中至少精读一本，并要全力以赴，不要吝惜时间和精力；要同思维和想象的懒惰作斗争；每一个地方都完整清楚地搞懂；什么地方也不要放过不读；不要半途而废；哪里需要想象——就要“尽量地”想象；要拿着笔读，写摘要、批语和摘录；要学会使用目录；不要只是“从左往右”读，还要常常“从右往左”回读；先很好理解，然后再评论；读完原文后才读别人的评论；搞清它的实质并把扼要记下。

曾国藩善于做札记。曾国藩说：“大抵有一种学问，即有一种分类之法，有一人嗜之者，即有一人摘抄之法。”

做好札记的笔、纸要准备好，读书不动笔，等于白读，读书不作记，读也白读。《论语·宪问》中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这句话对曾国藩的影响很大，他认识到了读书有为人与为己两种目的。正是由于曾国藩深知做学问与明义理之道，读书修业也便成为了他终生的为己之分。

曾国藩在学习古人诗词方面不敢贪多求全，而是挑选出对自己最为适合的李白、杜甫、苏轼、黄庭坚四位大家，作为自己专心学习效仿的对象。《庄子》的“用志不纷，乃凝于神”对曾国藩来说是至理名言。只要翻看曾国藩的诗文，我们经常可以看到他对庄子的许多感叹和敬佩。例如在《圣哲画像记》中，曾国藩将庄子与左丘明、司马迁、班固并称，说“左、庄、马、班之才，诚不可以一方体论矣”。

当然，在古今文章大家中，曾国藩最佩服韩愈。入仕以前，曾国藩作文主要宗法桐城派方苞、姚鼐等人，考中进士后，他发现桐城派的源泉在韩愈，于是改奉韩愈为楷模。这就是他后来所说的“中年以后别有所宗”。并且，他在《送梅伯言归金陵》诗中写道：“文笔昌黎百世师，桐城诸老实宗之。”意思是说桐城派各大家宗法韩愈，只有韩愈的文章才可称为“百世之师”。道光二十四年（1843年）三月，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我近来读书不多，只有古文自觉有进境，将来此事当有成就，恨当世无韩愈、王安石一流人与我相质证耳。”刚学韩文就想和韩愈相抗衡，未免言大，但也表明了曾国藩心中高远的志趣。所以，他在任京官期间，给自己订立了必修课程，除了作为儒家知识分子必通必精的十三经外，还有四门课必读，那就是《史记》、《汉书》、《庄子》和韩愈的文章。

曾国藩教育子弟读书，主要是以自己的学习经验为例相训导。他认为，读书不在多，而在精。他曾告诫曾纪泽说：“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有所择。以韩退之为千古大儒，而自述其所服膺之书，不过数种。”在选择经典读本上，也以韩愈为参照。接着他又自述道：“余于《四书》、《五经》之外，最好《史记》、《汉书》、《庄子》、《韩文》四种，好之十余年，惜不能熟读精考。”《史记》是曾国藩一生中非常重视的历史和文学著作，他自己对《史记》“嗜之成癖”，认为每一个读书人都应该熟读这本著作，如果能够读懂《史记》，那么对于以后的读书和治学就会有不可限量的促进和帮助作用。而对于司马迁的豪侠与任气精神，曾国藩也十分欣赏，他自己就经常以豪侠自任。尽管曾国藩认为司马迁也有不足之处，与圣贤的“自得之乐”稍有差距，但是可以说从治学与做人等方面来看，曾国藩受司马迁的影响不可谓不深。曾国藩治学绝学曾国藩在京师做官、做学问十二年，书友书师颇多，这对他一生的学业有很大的帮助，他也就更认识到读书的意义和目的。他在给兄弟的信中谈得十分诚恳：“乡间苦于无书，然尔生今日，吾家之书，业已百倍于道光中年矣。买书不可不多，而看书不可不知所择。”

读书有志、有识、恒久

中国人向来推崇那种坚持不懈、奋斗不息的精神。古代知识分子的必读书籍《孟子》中便有“一曝十寒”的典故，意在告诫人们做事必须坚持不懈、持之以恒。中国先秦时期的杰出思想家荀子也在其著名的《劝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骐骥一跃，不能十步；驽马十驾，功在不舍。锲而舍之，朽木不折；锲而不舍，金石可镂。”意思是说，只要有恒心，平凡之才也可以创造出骄人的成绩，缺乏恒心，即使是天纵英才也将一事无成。而且，古今中外无数鲜活的事例都证明了“恒”心对一个人事业成功的重要性。

曾国藩强调：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曾国藩认为，人不应因困苦变故而废学，读书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乐趣。

曾国藩在读书时曾为自己立下一条座右铭：“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不问收获，只问耕耘。”他相信自己终有一天，会像云中展翅翱翔的凤一样不鸣则已，一鸣惊人，引起九州震动，如同深山中的巨木一样，有朝一日会成为国家的栋梁。在给儿子的家书中，他将有志视为取得成功的首要品质，说：“盖士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然而，古往今来，总是立志者芸芸，遂志者寥寥，原因便由于许多人立志不坚，立志不真，正所谓：“无志之人常立志。”因此，曾国藩一再告诫子弟们必须真立志，立长志。他担任京官期间给在家乡诸弟的信中写道：“倘能发奋自立，则日不可不读书，即旷野之地、热闹之场亦可读书，负薪放泵，皆可读书；苟不能发奋自立，则家塾不宜读书，即清静之乡、神仙之境亦不能读书。何必择地？何必择时？但自问立志之真不真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正如“书中自有千钟粟，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

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曾国藩为了激励自己树立远大志向，曾在湖南涟滨书院时改号为涤生，取涤其旧染之习，焕然新生之意，可以看出曾国藩希图长进的志向和决心。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或叫做进德与修业。

他在给诸弟的信中说：

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辞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进德修业的目的，在于自淑和淑世，也可以说是成己成物。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所谓“有民胞物兴之理”；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两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当然，这里的读书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冲动，而是上升为一种理念上的行为控制，是治学意义上的读书了。

在京城，曾国藩先后拜理学大师唐鉴、倭仁两位前辈为师，请教进德修业之术。在两位师长的教诲下，曾国藩自立课程十二条，悉力以赴：主敬、静坐、早起、读书不二、读史、谨言、养气、保身、日知所亡、月无忘所能、作字、夜不出门。

这个课程表，曾国藩终生行之不辍。他的读书方法，学术见解，道德修养，都取得了很大的效益。

曾国藩严于律己，除自立课程十二条以外，还为自己编订了一个自修的课程：凡是读书的心得、人情的历练、本身的修养、诗文创作，莫不分别记录下来。这些记录共分五类，命名为：《茶余偶谈》、《过隙影》、《馈贫粮》、《诗文钞》、《诗文章》。

有心得，能自觉记录下来，日积月累，必有收获。曾国藩从道光十九年（1839年）开始做诗文钞，并且开始写日记。后来基本没有间断过。从咸丰八年（1858年）六月起，更是不曾中断过一天。行军、生病的时候，也仍然照记不误，直到他去世的前一天为止。就此一端，便可以看出曾国藩持之以恒的毅力。

曾国藩虽然在科举上已达到巅峰状态，并且做了高官，却还在读书治学上按对一个学生的要求，严格规定自己的功课，毫不苟且，按日施行。这种持之以恒的精神，不仅在今日很少见到，即在古人中，也很难得。坚持不懈是事业成功最基本的条件。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作为理学修养甚深的曾国藩，在元月十七日的日记中写下一句慨言，以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

同治十一年（1872年），曾国藩的老病之躯已如风中残烛。三月五日这天，前河道总督苏廷魁过金陵，曾国藩出城迎候，出发之前还要阅读《二程全书》，而且在迎接途中的马车上还在背诵《四书》，然而这时的他只能用手在空中比画了，欲有所言，口嗓已不能出声。身体差到如此地步，他还是坚持每日阅读《二程全书》，可见其读书的恒心。他后来的日记中发出感叹：“近年或作诗文，亦觉心中恍惚，不能自主。故眩晕、目疾、肝风等症皆心肝血虚之所致也。不能溢先朝露，速归于尽；又不能振作精神，稍治应尽之职。苟活人间，惭谏何极！”

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有志向的人一般都不会甘于平庸，有见识的人则知道学海无边，不会满足于现状，井底之蛙这种人都是一些没有见识的人。所以，那些有恒心的人，肯定也没有办不成的事。所有读书人都应记住曾国藩的这句：第一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曾国藩治学绝学在晚清“同光中兴”诸将帅中，曾国藩个人的天资禀赋即使不如某些人所说的鲁钝，起码也不是最突出的，他之所以由一个普通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位出将入相的“中兴第一名臣”和“中国最后一位儒家大师”，对后世诸多领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的重要历史人物，与他那做事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切己体察，贵专有恒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

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23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26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二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左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问。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曾国藩认为读书应该有心得体会，如果没有就说明没有虚心去体会，没有联系自己所思考的问题。这种状态下做学问，即使只研究一种学问并坚持到底，收效也是微弱的。在读书之前先要摆正自己的学习心态，同时能把学到的内容与自身联系解说文意，深刻地反省自己，尽力弥补不足之处。

古人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好的方法可以使人事半功倍；反之，则事倍功半。常言道：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曾国藩总结的这一套学习方法，无论是学习态度，精神还是具体方法都对于今天的我们具有借鉴意义。曾国藩治学绝学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

学以致用，学习改变命运

命运是可以被改变的，改变命运的方法有许多种，以学习改变命运并非捷径，但一定会有效用。

曾国藩生逢封建社会末世，长在湖南山乡一个普通的农家。在那样的一个历史环境中，想出人头地、光宗耀祖，别无他途，只有走学而优则仕的路子。曾国藩少年时代便经历了这样的阶段。自然，此时他读书的志趣并不高，完全是为了科举考试。但通过顽强刻苦的学习，随着知识层次的提高和心智的不断开发，曾国藩的人生志向也逐渐得以树立并不断提高，正是这种顽强的志向推动曾国藩跳过了科举考试的龙门，成为成千上万读书人中的佼佼者。

少年时期的曾国藩资质一般，但他读书舍得下工夫，又在父亲的训导下养成了良好的阅读习惯，所以自8岁读《孝经》《大学》、《中庸》、《论语》、《孟子》，9岁时居然把五经读完了。父亲曾麟书继续指导他念《诗经》，同时开始教习他做八股文。14岁那年，父亲的好友欧阳凝祉来家中看望曾麟书，见了曾国藩的八股文章和诗作，大加赞赏并决定将女儿许配给他。曾国藩因为才学得到了夫人，而他成功的人生也才刚刚开始。此后，曾国藩除继续苦学八股文之外，父亲还教他读《史记》、《文选》等其他书籍。

道光六年（1826年），曾国藩去参加长沙府的童子试，名列第七。祖父曾玉屏与父亲曾麟书认为曾国藩的确有培养前途，继续跟曾麟书学习，恐怕会贻误这孩子的前程，遂决定将曾国藩送往衡阳，后义将他送到本县的涟滨书院，接受名家的指点。曾国藩从较为沉闷、呆板、狭隘的私塾学习环境进入比较正规、活跃的书院读书，心情十分振奋。为了立志向上学有所成，曾国藩在涟滨书院改号，以此激励自勉。

经过刻苦的攻读与名师的指点，曾国藩的学业果然大有长进。道光十三年（1833年），曾国藩年23岁，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而他的父亲曾麟书苦苦拼搏了20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了这份功名。第二年，曾国藩进入岳麓书院读书，准备参加这年的乡试。

岳麓书院是中国最古老的书院之一，名闻天下，在宋代便被称为“天下四大书院”之一，出了许多位在学术思想上有影响的人物，如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就曾长期在岳麓书院讲学。岳麓书院具有务实的学风，十分注重对学子道德情操的培养，是湖湘学派的中心基地。进入岳麓书院后，这里浓厚的理学气氛，对曾国藩产生了深深的影响。良好的学习环境和氛围，给他的长进创造了条件。虽然学习的内容不外乎是应乡试、中举人，以应会试所需，但在书院期间，曾国藩读书之刻苦是有名的。工夫不负有心人，入学岳麓不到一年，道光十四年（1834年），24岁的曾国藩在湖南乡试得中第36名举人，在科举之路上又向前迈进了一大步。

道光十七年（1837年）入京会试未中，他只得怏怏返乡。

转年，偏偏又是闰年。闰年有恩科，可发联袂会试。为了能让曾国藩不错过这次机会，二次进京赶考，祖父星冈公卖了三次地还差十几两的缺口，父亲曾麟书也急得连着几夜不能入睡。此时的曾麟书已近知天命之年，知道自己天生是秀才的气数，不要说进士，就是举人也无望了。但是他要在儿子身上补上这缺憾。为了儿子，他不惜想尽办法。最后终于从亲戚家借了些银子，这才使得曾国藩有了进京城的路费。

曾国藩临进京时就已下定了决心，这进士考不中便罢，若中了，就一定十几二十几倍地报答家人。他明白自己的命运终究要靠自己去改变，再多的艰难都不应该觉得难。到京后，曾国藩找到在京的长沙会馆住下，便不顾一个多月长途跋涉的旅途劳累，静下心来认真读书。

几经周折之后曾国藩才正式走上了官道。从一个农家青年到治军大吏，这种飞跃性的命运得益于他自身的努力和造诣，更得益于他的求学之旅。

不仅如此，在曾国藩以后的从政经历中，更是显示了他超前的智慧与远见，他面对内忧外患的国家形式，没有故步自封，而是主动地向先进的西方人学习，并把这些新鲜的血液注入自己治学、治军的实际中。

当疯狂的西方列强迈着侵略的铁蹄踏上中国这片沉睡的大地时，曾国藩显得很冷静，他知道考验的时候到来了，他更知道之前所读的圣贤书在洋人那里是丝毫不起作用的。要变强就要先学习。因此，他开启了学习西方先进科学文化之风，给闭塞的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在同治元年（1862年）十二月，曾国藩对现代科学有了初步认识，光学、重学，流学、电气学、磁石学、动物学等。虽然没有足够的时间去研习，但他已经知道这些就是帮助西方人变强的知识，他认为只有先弄懂这些才能找到救国的根本办法。

曾国藩认为，人的本性是与生俱来的，因此，通过其他方法很难改变人的本性，但是学习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本性。通过学习就可以改变一切。因此，曾国藩首先提出了以学习求变的方法。

曾国藩把学习新知识放在了一个很重要的位置上，读书是他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事情，他的一生从来没有间断过读书。虽然他明白起步太晚了，但只要不停下脚步就有变强的机会。爱国心和身为中国人的自尊心不允许他放任列强的凌辱和掠夺。对他来说，读书不是为了消磨时光，是为了不断地汲取新的养分和智慧，以及增加求变的积累，救国于危难。

他认为要强国就要先自救，你要变强也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他先从自身开始做起，由朱理学到法家再到庄家，现在又是现代科学，多次求变只为救国救己。

在我国近代史上，除曾国藩之外还有一些开明的有识之士倡导学习西方先进知识，推行洋务。在鸦片战争后，魏源提出了“师夷长技以制夷”的口号，这是中国人在思想意识领域的一大进步。

曾国藩之所以有如此先进的思想与远见，主要是因为他对学习的高度重视以及对知识的热忱渴求。他的府中聚集了一大批当时最先进的知识分子，例如精擅边境史地学的张穆、何秋涛，还有近代史上最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衡芳，以及中国第一位留美学生容闳。

这些杰出的人才代表了当时最先进的观念，也引导了当时中国科学研究的浪潮，充实了曾国藩的思想与观念，使他对局势的发展有了更为直观和真切的了解，也使自己的责任感更加强烈了。

曾国藩求知若渴，他不仅精心拜读过上述几位的著作，而且还对《溯方备乘》、《校那庐抗议》《几何原本》等书有过专门的评价，不仅如此，他还让自己精通数学的儿子曾纪鸿为饥何原本》译本作序。曾国藩治学绝学知识是促使社会不断走向进步的动力，也是一个人各方面能力发展的源泉。古人信奉“学而优则仕”，但是，做官若不能为人谋福为国解忧，学得再多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既然学了，就要学有所用，及时地更新自己的思想与观念，加快自己日益落后的步伐，这一信条才是救国之道。曾国藩正是深知这个道理，不断地自我学习，真正做到了学以致用，学习改变命运。

遵守孝道，提携弟辈

从一个人对待父母兄弟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个人的修养与人品，通过修养与人品，就可判断他是否出类拔萃，能否成就一番大事业。

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凡父母、祖父母之一言一行都会认真遵守，并且用文字记录，以待日后警醒自己，教导子弟，传为家训。在他看来，作为晚辈首先要想到尽孝，在父母有生之年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尊重他们的言行，想父母所想，急父母所急。所以心中无论有多少事、多大的事，但总要有一处空间是留给父母的，并且时刻记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赡养父母、孝顺父母是儿女的福分，也是儿女的本分。

曾国藩的祖父星冈公，年轻时就很仗义，他心地善良，胸怀宽广，对那些老成端庄的人，星冈公总是很恭敬地对待他们，也从不懈怠其他各种人，譬如乞讨的、借宿的。对于需要帮助的人们，他都很热情地给予接待。街坊邻居、亲戚好友有好事，他就去祝贺，有丧事他就去探访，有人生病就去看望。乡亲们出现了纠纷，他常常在中间调解，主持公道。他从不畏惧强势，对那些做事特别不讲道理的人，常常不给他们情面，对其严加斥责。他还主动帮助整修乡里坏掉的道路，帮助那些无依无靠的孤寡老人和年幼儿童。由于星冈公为人正直，慷慨大方，在当地受到人们的尊重。

家庭对人的影响是很大的，父传子，子传孙，好的家训代代相传，良好的家风永不衰落。星冈公上了岁数身患重病，行动很不方便，说话也不清楚了，生活不能自己料理。儿子曾麟书孝顺至极，日夜侍奉在前，星冈公要东西，用眼睛示意，不舒服时就皱皱眉，曾麟书心思细腻，常常在父亲想问题之前就想到了。星冈公每晚小便六七次，又非常要面子，不愿仆人帮忙，曾麟书衣不解带侍奉在一旁，一看见父亲要起来，赶快将器皿放好，待一会儿工夫再走过去，从不让父亲感到难堪。冬天大便，让别人帮忙挪动父亲的身体，曾麟书就在旁边挡住，父亲身上弄脏一点马上就换洗。父亲病了三年，曾麟书没睡一夜安稳觉，这打破了“久病床前无孝子”的说法，星冈公的长期生病更显示出曾麟书对父亲的孝道。

从以上两个故事可以看到，曾国藩为人恪守孝道，与他良好的家教是分不开的。教育向来就有言传身教之说，星冈公讲话向来条理性强，分析问题精辟、透彻，很多话都成了家规，这大概就是言传；“麟书公对父亲孝顺，时间虽长却更加用心，没有任何怨言”这大概就是身教。星冈公与麟书公与后世的教育方法虽然不同，但对于教育儿孙，成为乡人的榜样却起到了相同作用。

曾国藩官职在身，长年在外奔波，在家时间较短，但从来不忘惦记双亲。他经常通过书信告诉父亲自己的现状，让父母不必担忧。每次写信给父母，开头总是：“男国藩跪临父母亲膝下”或“男国藩跪禀父亲母亲万寿金安”，末则写上“男谨禀”或“男谨呈”。从这里可以看出曾国藩即使远在千里，对父母也是非常关心的。

由于在外做官，不能对卧病在床的祖父尽孝道，在家书中他说：“敬悉祖父大人病体未好，且日加剧。父叔率众兄弟服侍已逾三年，无须央之懈，独男一人远离膝下，未得一日尽孙子之职，罪责甚深。”他除了自己常写信回家向父母问安，也常要求兄弟、子侄写信汇报父母的身体情况。

有一次，曾国藩从弟弟的信中知悉父亲因过多地为家中之事劳累，以致累坏了身体时，马上写信给父亲，在信中他说道：“大人之身，上奉高堂，下萌儿孙，外为族邻乡里所模范，千金之躯，诚宜珍重。男恭窃卿赢，服役已兼数人。而大人以家务劳苦如是，男实不安于心。”他又写信给弟弟，让弟弟一定要照顾好父母，一片孝心不表自明。

曾国藩要做什么事时，总要征求父母的意见，有时两位老人不同意或想不开时，他便很耐心地给父母解释、开导。老人实在想不通而不答应时，曾国藩便听从他们的意见不去做。

曾国藩虽然位居高官，但对父母的孝心未曾有半点改变。他时时牵挂着家中父母，渴望回归故里亲自侍奉双亲，但是官场事务繁多抽不开身，只好把这种惦念和关切通过书信的问候向父母传递。

曾国藩的孝顺不仅只对双亲，他一直主张“贵体孝道，推祖父母之爱以爱叔父，推父母之爱以爱温弟之妻妾儿女及兰、惠二家”，并努力去实现它，真正做到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成为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孝子。

曾国藩的三叔曾骥云一直在家务农，生活比较艰苦，曾国藩时常惦记他，并在生活上尽力给予帮助，待他如同父亲。他在曾国藩兄弟的帮助下，生活慢慢好了起来。

曾国藩不仅是一位孝顺长辈的子女，更是提携兄弟、照顾小辈的长辈，他更是弟兄、小辈的榜样。

作为兄长，曾国藩对兄弟的爱是多方面的，爱之以德，对德的苛求，这是曾国藩的突出之处。他自知出身贫贱，得志之时切不可忘乎所以，更应在品德修养上齐头并进。宦海生涯，曾国藩看透了无德之人为人诟骂的本质，他更看重的是一个人无愧天地，无愧于心的崇高境界。

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在军事上颇有才华，在曾国藩的提携下加入湘军，很快成长为一名得力干将，并立下了许多战功。但他性情有些骄傲，曾国藩常常苦口婆心给予教导，耐心帮其分析身上的弱点，指出正确的行为方法。

曾国荃攻下天京后，起居奢华，言语傲慢，行为放纵。曾国藩写书直言相告，劝其顿去恃功享乐之心，重修德业反省之课。他的严词责备是不加掩饰的，甚至是尖刻的。他始终认为：今天进一分德，便可算是积了一升谷；明天修一分业，又算剩一文钱。只有德和业都增进，那才算真正的成功，而成功亦不足悖……

曾国藩在兄弟们的眼里是令人敬畏的。他代父教弟，不苟言笑，不怒自威，更以德行服人。一次，曾国藩和友人小珊因一件小事发生争执，虽过错在于小珊，然而曾国藩事后仍内疚不已。兄弟几人劝曾国藩勿以为怀，曾国藩却说道：“一朝之愤，不近人情。我德有缺损，可想可见。”他不顾兄弟们的劝阳，坚持要去登门谢罪。

在生活中，曾国藩对兄弟们也倍加关照。有一次，曾国荃左臂疼痛不能伸缩，曾国藩特别担心，后来专门派人给弟弟送去三幅膏药。曾国藩得到一个“一品”的名额，不给自己的儿子曾纪泽，却给了弟弟的儿子曾纪瑞，事先并没有告诉弟弟。

从这些事情我们可以看到，曾国藩在家中是一个孝顺父母、关爱兄弟、舍己为人、眼光长远的人。他是长辈眼中的才俊，是兄弟眼中的榜样，也是众人眼中的楷模。曾国藩持家绝学曾国藩治家有方，兄弟多有建树，子孙也人才辈出，家中一团和气，携老扶幼，子孝妻贤，因此也被世世代代广为流传。

严教子女，规以治家

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他是这样的一位父亲：学问博深，见识广远，阅历丰富，位高权重，要求严格，他把所有的经验、智慧、理想、兴趣、已成之志、未竟之业全部压过来。做曾国藩幸运，做曾国藩的儿子更幸运。他把自己的全部知识、经验和智慧毫无保留地传授给儿子，他为儿子提供了远比一般人优越的生活条件和学习环境，他为儿子提供了一个又一个挑战困难和失败的机会，他把儿子看做他的躯体和心灵的新的延续。

曾氏家族的治家传统是以“严”著称的。据曾国藩说，他的祖父星冈公对父亲曾麟书督促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其大声呵斥。有时别人惹得他不高兴，他却以斥责儿子的方式发泄。每当此时，曾麟书总是屏住气，靠着墙，快走慢行，面色和悦如初。家风如此，曾国藩自然深受熏陶。他提倡以严治家，教导子弟律己戒骄，一生从不怠慢。

曾国藩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他强调：“治家贵严，严父常多孝子；不严，则子弟之习气，日就佚惰，而流弊于不可胜言矣。”

传统儒家对子女的爱不仅体现在养，还体现在育。吃饭、穿衣是重要的，子女的教育问题更重要。儒家强调在家教过程中要培养子女良好的道德品质和生存技能，只有学会了这些才能于将来在社会上立足，从更长远更高的方面来说，才能踏上仕途，成为人上人。

教育子女的方法，古今相同之处很多。首先强调长辈的威严，但又强调循循善诱的重要性。爱的方式也崇尚理性化，溺爱是害而非真爱。这些观点都是一致的。

子女们长大后做出非法之事，多是由于做父母的在其小时候过于溺爱、宽容的结果。在子女的品德教育、功课学习上，曾国藩也是倾注了很大心血。他经常写信回家，指导孩子们的学习，从科目的选择，到课程表的制订，都详加叮嘱。有时候，曾国藩还让孩子们把作业寄过来，自己亲自批阅。有时候为了给孩子选择一个老师，曾国藩也要下不少工夫去考察。正是由于如此细心的全面教导，他的子女都走上了成材之路，他的心血没有白费。长子曾纪泽担任过驻外大使，在办理中外交涉方面发挥过很大作用；另一个儿子曾纪鸿精研数学，有著作流传后世。孙辈中有诗人，曾孙辈中有教育家和学者，可谓人才济济、后继有人。

曾国藩提倡治家严谨，对子侄晚辈的要求都极其严格，但又不是一味督责，其深知“其身正，不令亦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重言传更重身教。

以严治家，曾国藩首先率先示范，并把自己的经验归纳总结以教导子弟：“自己儆戒的方法是什么呢？不外“清、慎、勤”三字。我近来把清字改为廉字，慎改为谦字，勤改为劳字，尤为浅显易懂，也确有可以实行的方法。”后来，他又把自己恪守的“廉、谦、劳”作为一种功夫在家书中用以提醒弟弟们，使之成为曾家人人遵守的家风。这就是曾国藩与弟弟们说的廉字功

曾国藩说：“我因为名气太盛，官位太高，常恐祖宗积阴德留下的福气由我一人享尽，所以时时用劳、谦、廉三字自我戒惧，也希望两位贤弟用此自戒。”同治五年（1866年），曾国藩家人离开金陵返回家乡，他立即写信给两个儿子，对家人在家的具体事项做出周密安排，并告诫儿子，一个家庭要严树家风，大房须带个好头。

除了对子女的善教之外，曾国藩在事业成功后，在孝顺父母方面做出了很好的表率。尽管自己不能亲自回家照料父母，但经常写信回家问候。同时，经常给家中寄去银两，以资接济，把父母放在心上。

多数人都想为后代留下些好的东西。虽然这样想，但假若没有能力实现，也就罢了。麻烦的是那些有权有势的当官人，他们如果不能给儿孙留下可观的遗产，即使子孙不说什么，自己也感觉对不住后代。这遗产若为金钱等物质财富，终究是有穷尽的；若是精神财富则可以代代相传。所以说不留下大笔的遗产还好，你留下的遗产越多，害他们就越深。曾国藩对此也有自己的一番理解。

曾国藩不是一个拥有大笔财产的人，但也绝不是一位没有财产的人，还远远没有到临终前，他就在思考如何处理遗产的问题。

曾家先祖星冈公在世时，他认为积攒私财是败家之兆。对此，曾国藩十分信服。他以为，与其给子孙留下大笔遗产，不如教子孙走入正道。他说，如果子孙误入歧途，性情必有变化，将来必定计较锱铢，到那时就难以挽回了。

曾国藩认为只有自强才会有福。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他请弟弟曾国潢将自己在家乡的五马冲的田产都不留给子女。俗话说，不劳动者不得食。所有的获得都需要自己努力去争取。只要自己肯努力，不靠家产，也不用担心没饭吃。

曾国藩在外做官，始终不忘对子女殷殷教诲。从咸丰二年到同治十年这二十年中，他写给两个儿子的信近两百封，教子如何读书、作文、做人。如何做到只求读书明理，不求做官发财。他教导儿子读圣人之书，并能身体力行，学有所用。

由此可见，曾国藩对家人的严格，不但大到品德的修养、与邻里族亲的友善、不干涉公事等，还涉及一些细节，如对男子要规定做收粪、锄草、扫屋、抹凳，女子要做鞋、纺布、下厨、做调料、酿酒。他事无巨细，都要严格要求，没有怠慢轻懈过。他常教育家人要“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富贵人家，不可不记此二语也”。他认为，要树立好的家风，治家更应居安思危、精打细算、目光长远。曾国藩持家绝学在治家上，曾国藩奉行“治家贵严”的准则，提倡“进德修业”、“俭朴持家”。曾国藩认为“进德修业”，就是在积累无形的财富，完全是由自己做主。因此，在曾国藩去世时，清政府上谕称赞他为“学问纯粹，器识宏深，秉性忠诚，持躬清正”。他的德业修行之深由此可见。

和气治家，家和事兴

中国人讲求家和万事兴。曾国藩作为士大夫追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二者自然地结合在了一起，但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一个大家庭真要做到“和”的境界并不容易，这需要一种气度、一种责任心，更需要一种无私心的信念。

曾国藩共有兄弟姊妹9人，1姊、3妹、4个弟弟。曾国藩在兄弟5人中排行居长，二弟曾国潢比曾国藩小9岁，虽然一直潜心钻研《四书》、《五经》，但没有太大的成就。后来以监生候选县丞，这也是曾国藩出钱替他捐的。当时，父亲曾麟书还健在，曾家的大事也全由父亲一人决断，后来父亲去世，家里的事情主要也就由曾国潢一手操持了。或许是仰仗曾国藩的权势，在曾国藩治军期间他在家乡办团练，常常借势杀人，为患乡里。县官对他也毫无办法。曾国藩回去后，知其所为，遂用锥刺其股。曾国潢大声唤痛。曾国藩回敬遭：“你杀人就不痛吗？”这次的教训，他铭记在心，在其后未见有滥杀无辜的记载。

曾国藩在京为官10年，后又编练湘军、镇压太平天国、“剿”捻等，一直很难回家，对家庭的关心常常体现在家书上。在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正月十六日给父母的家书中，曾国藩写道：

6弟（曾国华）实不羁之才，乡间孤陋寡闻，断不足以启其见识而坚其心志。且少年英锐之气，不可久挫，六弟不得入学，即挫之矣，欲进京而男阻之，再挫之矣。若又不许毕业省城，则毋乃太挫其锐气乎？伏望上大人俯从男等之请，即命6弟9弟下省读书，其费用，男于二月间付银什两，至金竺虔家。

夫家和则福自生，若一家之中兄有言，弟无不从，弟有请，兄无不应，和气蒸蒸而家不兴者，未之有也。反是而不败者，亦未之有也。伏望大人察男之志！即此敬禀叔父之人，恕不另具。六弟将来必为叔父克家之子，即为吾族光大门弟，可喜也！

曾国华，字温甫，比曾国藩小11岁，是曾国藩的3弟，由于在族中兄弟间排行第6，所以曾国藩称其为6弟，从小过继给其叔父曾骥云。曾国藩一直认为3弟资质较聪，但读书期问并未有过人的表现。曾国藩为其“纳贡入监”，乡试也未中。咸丰五年（1855年），曾国藩坐困江西，随时有被石达开生擒的可能。曾国华与其父曾麟书赶至武昌，向胡林翼讨救兵。胡林翼拨五千人由其带领，前往营救。此后，曾国华跟随李续宾转战于皖北，三河镇一战，与李续宾同时殉难。

4弟曾国荃，字沅甫，小曾国藩13岁。他16岁就跟随曾国藩在京读书。曾国藩对其极为疼爱，对其管教极严。因此，曾国荃一直对曾国藩非常敬畏。由于在族中兄弟中排行第9，所以曾国藩称其为9弟，军中多称其为9帅。曾国荃18岁回湖南家乡，兄弟二人依依惜别。曾国藩一直将其送过卢沟桥，并赋诗一首，以示鼓励。曾国荃虽天资很高，但无恒劲，在长沙岳麓书院毕业两年，跟随罗泽南攻文，但一直没有长进。曾国藩时常在家书中，告诫其“有恒”的道理，但无论其兄对曾国荃期望有多高，他在科举上却一直不甚得意。24岁人县学、25岁补廪、29岁选为优贡。

曾国荃虽然科举不甚得志，但在军旅上却颇有建树。自随曾国藩治军以后，便不负期望，围攻安庆，荣获首功，一时间名声大噪。随后又顺江东下，驻军雨花台，包围天京，两年中披肝沥胆，终于独获首功。然而，曾国藩却害怕兄弟功名太盛，以免出现功高盖主的局面，所以极力压抑曾国荃，保升诸将，后以曾国荃受谤返家。在家他极力劝导曾国荃持盈保泰，以免曾国荃及家族受到迫害。曾国藩一片苦心，最终使兄弟化干戈为玉帛。

曾国藩的5弟曾国葆，字季洪，后改名贞干，字事恒，比曾国藩小17岁，也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他幼年就有些超人的见解，23岁人县学后，即不肯做举子业。最初随曾国藩练湘军，始僚佐杨载福、彭玉麟，以为非常器，己愿下之，后杨、彭果成名将。他避居紫田山，谢绝人事。及曾国华战殁，才出来带兵，投效胡林翼，与曾国荃会师安庆、南京，因功晋升为知府。后来，为疫病所染，病死于军中。曾国藩说他“智足以安危乱，而名誉不并于时贤”。

曾国藩共有4个弟弟，在生活和从军也避免不了互相支持和帮助。当曾国藩坐困江西，一筹莫展之时，他又常常想自己的身边要是有几个亲兄弟帮助，一定比现在的这帮人可靠。他的苦处，曾国华等在湘乡也明显地感觉到了。曾国藩几个月不通家信，便使他们心中极为不安。特别是曾国藩的父亲曾麟书更是思儿心切，一连数日，饭茶不香，明显消瘦，脸上的颊骨又突了出来。几个儿子成天围着他，不知如何是好。曾府的气氛压抑得让人有些喘不过气来。

曾国荃和曾国华终于憋不住了，去找父亲和其他的兄弟商议办法。大家计议，总觉得不能在家中干等着，应该找人帮助曾国藩一把。去找谁最合适呢？无非就是在长沙的左宗棠和在武昌的胡林翼。左宗棠虽与曾国藩有些矛盾，但毕竟是仗义之人，到了这种危急的时候，想他也不会撒手不管。至于胡林翼，曾家对他历来不错，这个人也最懂得讲究大局，自然会想方设法帮助曾国藩。他们最后商定，分两头进行联系，而将重点放在胡林翼的身上。于是，曾府给骆秉璋和左宗棠各发去一封信。请求他们组织援军以解救曾国藩和他的湘军部队。在家人的努力下，终于组成三支救援的队伍开到江西，于是曾国藩深深感到亲族血缘的关键与珍贵。因而他也赶紧给兄弟送去温情回报，再也不反对其弟弟进入军营。

曾国藩很快就对他们都寄予厚望。他不断给曾国华和曾国荃写信，介绍带勇、扎营和打仗的方法。还告诫他们，湘军的特色之一在于它大量地招揽书生办理军务，因而必须设法处理好与这些绅士的关系。他强调，军营之中用绅士不比用官，绅士本无任事之责，又多有避嫌之念，谁肯挺身而出以急公事？所以，对于绅士，最好的办法是奖之以好言，优之以薪银。如果发现有一个好的，就要大加宣传。如果发现有不好的地方。则要深藏不露。久而久之，他们就会为你所用。

从此后，曾国华和曾国荃一直随营军中，而且很快各当一面，曾国藩有兄弟相助，自然底气也足了许多。

曾国藩是国荃的兄长兼老师，不仅在学问上，而且在修身、处世、治军、治家等各方面给予教导，其关系之厚，可谓兄弟间的典范。因此，当曾国藩死于两江总督上任时，其弟国荃竟丢箸大哭，是毫不奇怪的。

弟有成则贺，弟有隙则谏：容弟误解己之为，但不容己纵容弟之错，曾国藩在诸兄弟之间始终是一位如严父一般的“好大哥”。

治家是儒学理想的一部分，在宗法观念下，个人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如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等。和，在理论上是一种修养、一种信念；在实践上往往体现为一种策略。“和”不仅是目的，也是手段。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曾国藩持家绝学曾国藩在治家方面颇有心得。他说“家和则福自生”，“兄弟和，虽穷氓小户必兴；兄弟不和，虽世家宦族必败”，“兄言弟从，弟请兄允，一家人融洽相处肯定会发达，相反兄弟反目，婆媳扯皮、夫妻计较，这样的家没有不败落的，要守得住‘和’字才好”。

言传身教，皆而有之

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率先垂范，身体办行，才能给别人做示范。

曾国藩深刻地认识到无论自己获得的地位、财富有多么的耀眼，也只是一代。如果子女不成器，他们的境遇并不被看好。越是富人、官家的孩子，越应该谦虚慎行，加强自身的修养。一个人的成功归根结底还是在于自己。历观往代，他总结出居家中的四败：奢淫、骄怠、不和、侮师慢客。因此不管他多么繁忙都不忘教育子女成败兴衰的道理。他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他的示范主要涉及生活、工作、读书、修养、教友、清廉六个方面。

在生活上，曾国藩告诫家人以勤俭自持。他常常痛自惩责，他对曾家寄予了厚望，希望家人力行节俭。

他教导儿子，要成大器必须谨守简朴。他认为凡世家子弟，若能在衣食起居上与一般人家相同，就能有出息。若沾染上富人的奢侈习气就难有作为了。自己身为将相，但所有衣服加起来还不足300金。孩子们若也能坚持这种简朴作风就是一种福气了。

他告诫弟弟力戒骄奢，以勤俭为本。在同治三年（1864年）二月二十四日《致澄弟》中，他提及了对“俭”的理解，大意是说：对于节俭弟弟也狠下工夫，我为此感到欣慰。只是这个“俭”字做到并不容易，由奢入俭比登天还难。就好比家里雇轿夫去县城，往年只有轿夫二名，挑夫一人，而今已经是十名有余。别说减到三四名，就是七八名也很难做到了。曾国藩用形象的比喻、生动的事实，简明扼要地说明了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的道理。曾国藩统率湘军与太平军作战时，他几乎隔几天就要给弟弟曾国潢写一封信，反复告诫他，持家要以俭为本。

在工作上，曾国藩一直非常投入，他每日从早到晚，很少休息。对于一些主要公文，均自批自拟。晚年时，虽然他的右目失明，但是仍然坚持阅读公文，写作诗文日记。在任直隶总督时，他一意清理积压起来的狱讼。对于一些重大案件，他均亲自鞠讯，半年之间，竟然了结了41000余件，多年的陈牍均清理完毕，由此可见他工作时的勤奋与执著。

在读书上，曾国藩重视读书做人的教育，可他却不高高在上、夸夸其谈。他以商量的口吻，中肯的态度，教育子女认识自己在学习与进步中的不足。他指出，学习贵在恒心，读书贵在有常。他严于律己，自订12种功课，并且力行不懈。为了使自己每天都可以遵守十二“堂课”，他专门找人刻印了一些簿子，在上面列出了详细的表格，他每天都要在表格中填写“常课’的相应内容。这12种功课分别为：1．主敬：整齐严肃。做事专心不二，日求精进。2．静坐：每日静坐半时，体验静极生阳来复之仁心。3．早起：黎明即起，醒后不沾恋。此为一天内“勤”的开始。4．读书：一书未看完，断不看他书，且每日以十页为率。5．读史：细研圈点，每日十页，从不间断。6．谨言：刻刻留心，不讲废话。7．养气：气藏丹田，无不可对人言之事。8．保身：节欲节食，善待于己。9．日记：每日一则，体味生活。10．陶冶情操：每月作诗文数首，培灵感养盛气不丧心志。11．习字：早饭后，习字半小时，以此为课不做拖延。12．夜休：劳心疲神之事，切戒切戒。

这12条的实用性自然不用多言，按照此规条管理，必有成效。

在修养上，曾国藩有极大的成功，因此被称之为“圣相”。他时刻检点自己，力求心安理得，努力上进。他所作的五箴，不仅可以律身，亦兼可教诫子弟，垂范后世。

在孝亲上，曾国藩对于父母祖父母非常孝敬，他告诫兄弟以及子女对于父母祖父母的一言一行，要谨守毋违，且为文纪之，以示子弟，传为家训。曾国藩把兄弟和睦、贵体孝道、实行勤俭作为家运之兴的根本。

他在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四月十六日《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中教育弟弟，大概意思说：我细细思考，发现天下官宦人家，多只福泽一代，子孙多奢骄毫无作为，到第二代还优秀的都很少。商人的家庭，勤俭的能延长到三四代，耕读为生的人家，能延长到五六代，其中孝敬老人，亲友互相爱护的就可以福泽十代八代。现今我们乘祖上的福泽，少年得志，就担心一辈子就用完，所以希望各位弟弟和孩子们，努力做耕读孝友似的人家，不做官宦的人家。曾国藩反复强调家势兴衰与个人的修养、立志有很大的关系，孝敬会使家庭兴旺发达，长久延绵而不致衰败。

在清廉上，曾国藩做了几十年的官，从来不取一文来历不明的钱，而且立誓不靠做官来发财。他认为收取不明之财是一种最可耻的事情。他告诫家人应当自谋生计。在京做官10年，他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后来勉强凑足了1000两银子寄回家中，还一再吩咐需以400两分赠予戚族的贫穷者。以后带兵多年，担任总督时，也从来没有占有公家一丝一毫钱财。

由此不难看出，人一生的学习有很多的内容，想做一个优秀出众的人才，不完善自己，不努力管束自己是不行的。不管是思想品德还是外在条件，都应该有所长进才是。曾国藩持家绝学曾国藩是典型的主张言传与身教兼而并重的人物，他写了上千封家书，主要是针对子弟们的教育。同时，他又言行必一，以身作则，是率先垂范的典型。他明白只有自己先做好，才有资格说别人，说的话也才更有说服力。

以谦为怀，不仗势欺人

在封建社会里，一家中出了个有权有势的，家里的人不免要仗势欺人。曾国藩在这方面非常注意，尤其是家里与其他人发生纠纷的时候，更是让家里以谦退为怀。

曾国藩力戒子弟不要习染官宦之气。他教导说：

吾家子侄半耕半读，以守先人之旧，填无存半点官气。不许坐轿，不许唤人取水添荼等事。其拾柴、收粪等事须一一为之；插田、劳禾等事，亦时时学之，庶渐渐务本而不习于淫佚矣。至要至要，千嘱万嘱！

有一次曾家相中了一块风水宝地，准备将先人改葬在这里。不想另一家也看中了这块地，两家于是就争了起来。曾家的人便写信给曾国藩，让他出面摆平这件事。然而曾国藩却写信劝家里人放弃这块地。他说，不是我不想要这块地，如果这块地经过争执之后才到了我们家里，就没有什么吉祥可言了。改葬先人是求得福气，这样与人争执，哪里有什么福气可言？先人改葬在那里，也不会心安的。在他的坚持下，曾家主动让出了那块地。

还有一次，曾家建了一座新宅，为了地界的事情与邻居家发生了争执，官司打到了湘乡县。曾国潢将此事写信告诉了曾国藩，曾国藩收到此信之后，立即写了一封信，并附了一首诗：千里修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长城万里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首诗，是清朝康熙年间的一位大学士作的。曾国藩将这首诗转送给家里人，就是要教给家人以宽容为怀。他的家人于是将地退缩了三尺。曾家的这一举动也感动了邻居，邻居见自家的地方确实方便曾家，便也让它三尺又何妨，将地方转让给了曾家。

尽管曾国藩家教很严，但他的家人中不免还是有一些不听教导的。尤其是他的二弟曾国潢，更是在家乡里依仗权势飞扬跋扈。

湘乡有一座桥叫定胜桥，这座桥是嘉庆年间一位名叫王佐的人独自出资修的，到了咸丰年间，因为时间太长，桥已经塌了，王佐的后人王友交出面，由王氏家族出资，将这座桥进行了重修。桥修了两年，最后终于修成了。修成之后举行试桥庆典，也就是由一个人先走过去。原来计划请曾国潢，结果议论之声四起，有人说“将相之家，不一定会屈身来试桥的”，有的说“姓王的修桥，为什么却要姓曾的来试呢”？王友交便决定自己试桥，结果刚一试完，曾国潢就来了，他见王友交已经试了桥，十分愤怒，顿时怀恨在心。

不久，太平军打了过来，县令让县里的人组织团练，并推王友交为首，王友交因为重病在身，不能应命。曾国潢就趁机发泄宿怨，诬告王友交“通匪”。他命人用绳索将王友交捆在马尾上，然后策马狂奔，王友交被拖得血肉模糊，惨死在曾国潢的手下。

曾国潢在家乡为人所恨，曾国藩都听说了，他多次警告曾国潢不要作恶，但收效甚微。后来曾国藩回家的时候，听说曾国潢还是这样，很生气，趁曾国潢睡午觉的时候，用锥子猛刺曾国潢的大腿，曾国潢大喊：“疼死我了！”曾国藩质问他：“我只用锥子刺了你一下，你就痛死了，你杀人家，人家痛不痛？”此后曾国潢果然大为收敛，在待人接物的态度上也好了很多。

曾国藩是一个饱读诗书的人。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观《汉书·霍光传》，知大家所以速败之故。”霍光是霍去病的异母弟弟，他的外孙女儿被立为皇后，霍光以皇后外祖父的身份专制朝政，权力非常大，甚至谁当天子都由他说了算。霍氏家族在朝廷中势力也很大。霍光的儿子霍禹和他哥哥的孙子霍云是中郎将，他哥哥的另一个孙子霍山掌握着兵权，他的两个女婿分别是东宫、西宫的卫尉，霍氏家族的其他子弟、女婿之类也都有相当的职务。霍光死了以后，霍禹成了右将军，霍山掌握了代理尚书的职务。然而，霍氏一门奢侈无度，最终盛极而衰，霍云、霍山自杀，霍禹等人则被处以腰斩之刑，因为受霍氏家庭牵连而被灭族的也有几十家。

曾国藩从历史上大家族尤其是官宦之家兴衰的历史中，得出了“不旋踵而败”的结论。这个结论也许是很残酷的。大凡创业者都经历过一个艰苦的过程，所以深知家业来之不易，但下一代自幼生活于富贵之中，见惯了大排场，没有了吃苦的意识，而骄，而奢，而淫，而逸，而无恶不作，于是到了这一步，也就离败家不远了。这几乎成了官宦之家的规律。

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日中则昃。”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曾氏家族后来长盛不衰，每一代都有杰出的人才出现，像曾纪泽成了杰出的外交家，曾纪鸿在数学方面有很深的造诣，曾广钧是著名的诗人，这样的结果，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得益于曾国藩的这些家训。曾国藩持家绝学中国有句老话叫做：“月满则亏，日中则昃。”齐家之道，同样也是如此。如何对待权位和富贵，也就成了一个为官者家族命运的关键。曾国藩在曾氏家族最兴盛的时候，就提出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提出不要干涉地方的公事，提出仗势欺人是败家之道，这无疑是吸取了历史的教训，也是非常明智的持家之道。

三、奋起之术：积极入世，宏图大志

志存高远，精益求精

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既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曾国藩曾说：“吾曾氏家世微薄，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明者。”当时的曾家，就是湖南湘阴一个普通的耕读之家，生活虽日渐宽裕，但根本算不上什么名门望族。受传统儒家思想的影响，曾国藩幼小的心灵里，便立下了发愤苦读，求取功名的远大志向。为了考取功名，他在青少年时代发愤苦读，百折不挠。

1833年，时年23岁的曾国藩，在这一年第一次参加科举考试就考中了秀才。比起他的父亲苦苦拼搏20多年，才于前一年考取这份功名，曾国藩可谓是功业早成，对于全家来说，自是欢欣鼓舞。同年12月，曾国藩又与欧阳氏喜结连理，这一年的曾家可谓双喜临门。但是，这个功名距曾国藩的远大志向还相差甚远，小小的秀才只不过是他功名前程上迈出的第一步。为了获取更大的功名，此后，他不惜背井离乡，继续求学深造。

1834年，24岁的曾国藩进入湖南最高的学府岳麓书院读书，同年乡试得中第36名举人。这年冬天，曾国藩第一次远离家乡独自北上，准备参加次年春天的会试，不料却没能考中。

1838年，曾国藩再次准备到北京参加会试，但由于家中寒苦，已拿不出什么钱，直到行前才向戚族们借贷到22串钱。曾国藩尽管一路省吃俭用，到京城时也就只剩3串钱了。幸好“皇天不负苦心人”，这次会试得中三甲第42名进士。

曾国藩取中进士以后参加朝考，成绩位列一等第三名。待试卷进呈道光帝御览之后，道光皇帝又特地将他拨置为一等第二名。于是，他便被选入翰林院深造，成了庶吉士。也应验了那句“朝为田舍郎，暮为天子堂”的人生写照。

曾国藩一路走来，也正是靠着自身的勤奋努力和刻苦攻读，才取得进升资格，走入上流社会的。

科举时代的翰林，号称“清要词臣”，前途非常远大。晚清时期的大学士、尚书、侍郎、总督、巡抚等，绝大多数都出身翰林院。很多人一旦到了翰林这个地位，便不再在书本上用功，专心钻研门路，顶多做做诗赋日课，坐等散馆授官。但是来自农村的曾国藩，秉性淳朴，不仅毫无钻营取巧的习气，在京十余年的勤读史书，倒培养出了一股“以澄清天下为己任”的志气来。为此，他还特地将自己的名字“子城”改为“国藩”，暗寓“为国藩篱”之意。

曾国藩改名已不是第一次，在曾国藩的一生中，可以说很多时候他都充满了自信与豪迈。21岁的曾国藩还在湘乡涟滨书院读书时便改号“涤生”，意寓“涤除旧习，焕然一新。”他在青少年时代“锐意功名，意气自豪”，立志“不为圣贤，便为禽兽”。也正是这高远的志向和远大的抱负，一直激励着他要为光宗耀祖、报效朝廷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

古语有云：“富贵足以愚人，贫贱足以立志。”也就是警示后人：富足安乐的环境可以让人失去奋发自立的动力，从而消磨自身的斗志。相反贫困艰苦的环境却可锻炼一个人的心志，使其在这种环境中觉醒，从而萌生改变现状的动力。曾国藩处在安适、舒心的生活里，仍念念不忘自立自强是值得后人敬佩和学习的。环境的好坏对于心境是有影响的，但是并非决定性作用。

人的一生应勤于思，善立志，多想想自己要如何生活、如何奋斗。即使某一天身先死了，也能为世界留下点什么。正因为如此，人活在世上都应自强自立，努力追求那些旁人不敢追求的东西，努力去做旁人不敢做也无法做到的事情，有此自强自立之精神才能报效国家，兴旺家业，才对得起自己。

所以，做人的第一根本就是树立志向，以此让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让自己振作起来，有了目标和方向，人生才不致陷入迷途。只有远大志向才能不断激励着人们奋发向上，有所作为。一流的人才不一定能干出一流的事业，但能干出一流事业的人必定是一流的人物。立志是一个人成事之根本。任何欲成就大事业者，就必须要先立志。

人无志向，柔弱无刚。人一生如果没有奋斗的方向，便像没有舵的船，只会四处漂流，遇险也不懂避，遇激流也不慎行，终无所成。曾国藩说：“人行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

曾国藩为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百般苦学，广泛阅读。尤其在翰林院、詹事府任闲散文职时，悉心钻研历代的典章制度和封建各朝治理国家的经验。曾国藩读书如此用功，绝非为了求得高官厚禄，对他而言读书更多是为了“进德”、“修业”。

曾国藩与平常人一样，也有患得患失、斤斤计较、目光短浅的时候。一次，他曾无情地鞭笞自己：“没有人生志向，生活不能保持宁静，不能宁静内心也就无法自由，这一切的一切其根本就在于没有树立志向啊！我对事情常常持有偏见，往往不能容忍小的事情，因此一些微小的事情，也会让我想一个晚上，一遇到不顺心的事情，就会没精打采的，这正是我思虑过多的原因。生活没有目标没有方向，自己见识又肤浅，想得到心灵的宁静与自由，简直太难了。更何况想的都是粗陋的拙见。在与人交往时爱往小处计较，而引起自身的大不快，又无时间调整自己，长此以往，就是自己在耽误自己啊。”

从这里可见，曾国藩勇于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一面，可以毫不掩饰地对待，反省也很彻底，现代有几个人能够做到呢？

曾国藩说，人要是立有志向，也就能做圣人，做英雄。没有什么无法做到的事，也就无需求助于人，这就是强才自强。一个志存高远的人必定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曾国藩深信自己如深山中不为人知的巨木，终有一日将成为支撑国家的顶梁柱。他也确实实现了心中理想。

曾国藩的志愿，是和他的治学目的论紧密相关的。曾国藩刚到京师时，不免六神无主，心神不静，他认为自己心神不静是因为没有志向，后来他发奋立志，改名为国藩，决心要成为国家之藩篱。他没有怨天尤人而是发愤图强，为自己的志向不懈努力！每个人治学都有自己的目的，或想跻身仕途，或想发家致富，或想陶冶性情，或想消遣自娱，或想著书立说以警后人。正如古书所训：“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而曾国藩虽然是通过科举考试而获得官位进而得以升迁的，但他对钳制心智、残害性情的科举制度却贬损有加。他主张治学的目的应在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在给诸弟的信中曾国藩说：“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述，以图自卫其身。”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读书对于国家，对于自身都是有益的，大可以报国为民；小可以修身养性，卫身谋食立足社会；可借此展现志向，拼搏进取。三者相辅相成，并不矛盾。曾国藩奋起绝学曾国藩认为，凡做事，都要有志向。人生当有人生之志，为学当有为学之志，修身当有修身之志。关于人生之志，曾国藩既有从“雉卵变蛟龙”到“国之藩篱”的自信，又有“未信君山铲不平”的豪迈。正是这种坚定不移的人生信念，使曾国藩得以成为一代“中兴名臣”。

适时自荐，当仁不让

有个叫周寿昌的人非常善于与人打交道，是湖南籍京官在湖南的“包打听”，是朋友当中无所不知的“顺风耳”、“百事通”。可他在个人生活上极不检点，经常出现作风问题，是青楼里的常客。有一次，曾国藩意外听到人们对周寿昌的议论，感到周寿昌如果长期这样下去会把大好前程耽误掉。作为真诚的朋友，他找到周寿昌，直言其过，狠狠地把他批评了一顿。周寿昌当时有些不太理解，听了这些批评后心里很不高兴，事情过后就不愿和曾国藩有所往来，有时远远看到他就迅速绕道走开，两个人的关系渐渐淡漠了。可时间一长，周寿昌意识到曾国藩对自己的指责是出于真诚和关心，是苦口良言，于是对曾国藩感到十分歉疚。他在京城信息灵通、路子宽广，有一次得到了一个绝密的消息，皇上一直在考虑起用曾国藩，但未最后拿定主意，皇上分别召见了恭亲王奕忻和内阁学士肃顺，二人都主张起用汉人镇压太平军。得到这个情报后，曾国藩非常感激周寿昌，因为自己满腔热血，满腔抱负，只苦于没有机会施展，这样一来心中有谱了，他决心抓住这次机会，于是立即向朝廷上了一道奏折，建议在长沙建湘勇大团。顺理成章，他的建议很快得到了批准。

曾国藩认为与人交往时，遇到自己不想参与的事，而自己又有急需解决的其他问题的时候，就要懂得在机会面前衡量利弊。

曾国藩一生多次为贤德或是有功之人奏请封赏或代写碑铭类的表扬文章，而有一次他却选择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这要从湘军创建之初的难处讲起。

当时湘军最大的难处莫过于军饷。数万人马天天要吃饭，可是湘军却得不到国家正当的粮饷供给。当时，武汉的形势很紧张，朝廷让他出兵武汉，他迟迟未动。

正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没有军饷如何出征？他四处向人求助，恳求商绅捐资，但都收效甚微。这时，有个在籍的户部候补员外杨江肯捐资，但他的附加条件是让曾国藩代他上奏准许其为祖父建乡贤祠。曾国藩知道他的祖父是湖北巡抚，但是生前的名声很坏，有贪污受贿的行为。当时在位的道光帝也知道这件事，所以就没有批准。

如今为了军饷问题要为一个贪官申请入乡贤祠，这确实与道德不符，不过迫于无奈只能同意。杨江当即就拿出了两万两白银，其他的乡绅见此情景也纷纷捐助，一下子就筹集了10万两有余。道光帝看了曾国藩的奏折之后下旨斥责他，还降了他两级的官衔，但是曾国藩觉得此事做得值，10万两白银解救了自己的队伍，这个选择他并不后悔。

在有机会拯救自己并只此一条路可选的时候，要学会见机行事，方能安渡难关。这里的关键是要随机应变，要能看到顺境逆转以致陷入逆境时，还有什么可供利用的因素。此时必须沉着分析，看到全局，看到未来，将事情发展的各种可能性，及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通通看透，最大限度地发挥可以利用的因素，由此找出重整旗鼓的机会来。

通往成功的旅途中，世事变幻无常，机遇是一闪而过，要想快速适应变化，并从中捕捉到成功的契机，就要有变通的思维和敏锐的观察力。事是死的，人是活的，知变而善变就能获得成功。

当时，朝廷任命了43个团练大臣与太平天国农民起义军打仗，除了曾国藩，其他人有的战死沙场，有的兵败后远走高飞，没有一个能成就一番事业的。曾国藩脱颖而出获取成功的一个最重要原因，就是他抓住了机遇，并充分利用好这个机遇，冲破坎坷阻挠将事情做到极致，从而成就千秋功业，青史留名。

当时，清政府只是叫大家办团练，将地方维持好，但不让地方建军队。因为大家都很清楚，皇帝是满人，他最大的忌讳就是汉人有军队，但是，曾国藩还是把团练当作军队来训练。江忠源在湖北打仗的时候，军队死了很多人，希望湖南给他提供兵源，帮他在地方训练军队。曾国藩抓住了这个机会，短短几个月，就将团练从1千人扩大到1万人，还很有远见地建立了水营，加上这些辅助人员共1.8万人。

打下武汉后，曾国藩给朝廷写了一个报告，请朝廷将攻打南京的任务交给他。当年打南京是任重道远的大项目，可这个国家项目被湘军这支地方军队拿下来了，这意味着湘军就是当时中国第一支劲旅，意味着曾国藩带领的队伍就是第一。从分散在县里的散兵游勇，到担负着打南京的军事任务的正式军队，湘军完成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过程，这就是曾国藩抓住机遇的结果。曾国藩奋起绝学“机会总是留给那些有准备的人”，毛遂自荐的故事大家都听说过吧，勇于在恰当的时间抓住机会推出自己，从而显露自己的才能，发挥自己的作用，实现人生的价值，是有才能的人的明智之举。大凡胸怀大志的人都会在平时积蓄力量，做好准备，在时机成熟的条件下脱颖而出，一举成名。曾国藩就是这样一个人，所以他能成为清朝的中兴之臣。

危难之际，要靠自己

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危难来临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如果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越是危机的时候，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

人是一种社会性的存在，在危难之际当然可以请求别人的帮助、但是，无论何时，主动权一定要掌握在自己手中。俗话说，“吃一堑，长一智”，经过血的教训，曾围藩深知这个道理的重要性。

1862年5月，曾国藩率军在天京城南门外的雨花台扎下营寨。曾国荃和他的心腹大将李臣典、刘连捷、朱洪章等在太平天国的叛将韦俊的带领下，察看了这座江南名城。天京城高池深，城围辽远，想要轻取这座城池几乎是不可能的。所以他没有轻举妄动，而是一面督促湘军在雨花台一带修筑工事，做长期战争准备，一面派人投书，催促各路人马尽快会师城下。然而，曾圉荃等了多日，也不见别路人马到来。李续宜和鲍超都因各种原因难达天京。这时，可指望的援军只有多隆阿一路。

曾国藩接到雨花台寄来的加急求救文书，命多隆阿迅速南下。多隆阿接信后，开始还有军事行动：攻陷庐州，准备南下，但突然按兵不动，拒赴合围天京之约。曾国藩再三恳请赴援，多不为所动。这时，有一股四川农民起义军入陕。多隆阿与湖广总督官文密约，再奏令多隆阿本人率队入陕，皇帝居然准奏，多隆阿借以不赴天京之援。事实上，多隆阿心里不服曾国藩，根本无心相助。

曾国藩因为没有援兵而有些乱了阵脚，派人飞马送信给官文，仍请将去之不远的多隆阿追回。然而官文明知天京城下急需多隆阿赴援，却置曾氏兄弟的求援于不顾，使曾国荃的雨花台之师成了孤军。通过这件事，曾国藩似乎发现了人性的弱点，也印证了他早已提出的危急之时不能靠别人的道理。人心到底如何，只有在发生了事情的时候才能看得清楚。

曾国藩在1862年9月13日《致沅弟季弟》一信中说：都将军派四个营的兵来助守，自然可喜，但也未必靠得住。凡在危急时刻，只有自己靠得住，而别人都不可靠。靠别人防守，恐怕临战时会先乱；靠别人战斗，恐怕会猛进而速退。幸亏这四个营人数不多，或许不致扰乱弟弟你那里的全局。否则，这部分军队另有一种风气，一种号令，恐怕不仅无益，反而有害。弟弟要珍惜小心地使用这支队伍，把尺度拿捏好。去年春天，弟弟没要陈大富一军，又不留成大吉一军，我很喜欢弟弟的见识。

经过这惊险之后，曾国藩认为，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咸丰五年（1855年），自从罗泽南等离开江西以后，曾国藩在江西的处境堪忧。在这种危急时刻，曾国藩认为首先要“自救”。在内湖水师缺乏一位得力的统领，几位营官也都是平庸之才的情况下，曾国藩只好让李元度兼辖水师事。曾国藩不断地给李元度写信，教他如何带勇，如何列阵打仗。信函中，需要注意的事项一一列出，反复叮咛。但写了这些，曾国藩仍然不放心。他想起上年写的《水师得胜歌》在军中影响很好，既通俗又实用，便再花几天的工夫，写出了一首《陆军得胜歌》。歌中讲到了湘军陆师在扎营、打仗、行军、法纪、装备和训练六个方面所应注意的事项。

尽管曾国藩如此苦口婆心，但李元度仍然不能将他的陆师部队训练成能战敢战之师。曾国藩寝食难安，预感很不好。在陆师方面，湘军在江西的两支主力的统领周风山和李元度也都不很出色。曾国藩花在他们身上的心血很多，但还是不放心。因此，曾国藩在自救的同时，不得不求救。

曾国藩首先写信给湖北的胡林翼和罗泽南，请求罗泽南率部重回江西救援，以解他及驻江西湘军的坐困之危。同胡林翼函商，则是打算将彭玉麟调到江西来充内湖水师统领。胡林翼知道彭玉麟与杨载福矛盾甚深，尽管经过他的苦心调解，双方仍不能尽释前嫌，也正愁如何安置他们，所以便非常痛快地同意了曾国藩的要求。彭玉麟于1856年初才赶到江西南康。

但湘军在汀两樟树镇很快遭到太平军袭击而大败。樟树镇位于吉安与南昌之间，是赣南重镇和南昌南路的重要屏障。1856年2月，周风山见石达开率部来攻，早已吓得魂飞魄散，全部营盘竟在一天之内丢失无遗，大量的官兵和勇丁溃向南昌。

曾国藩闻汛，惊骇不已，从南康乘坐一艘小舟，急速赶到南昌，收拾残局。他过去曾立下一条规矩，凡是溃散的勇丁，一律不准重新招募入营。但这一次他看太平军来势凶猛，而自己手下又再无可战之军，同湖南重新招募更是远水不解近渴，最后只得违背定制，将溃勇重新召集起来，编组成军。然而，他仍决定将统领革职，另委黄虎臣和毕金科为统领。

在这个时候，曾国藩写奏折请求成丰帝同意将从自己身边调走的罗泽南、刘蓉的那支能征善战之师重新调回江西，但却遭到了咸丰帝的拒绝。曾国藩还分别写信给胡林翼和罗泽南，希望他们能够了解他的处境救他于危难。

罗泽南、胡林翼都各有各的理由不能相助。且不久，罗泽南战死，太平军在江西节节进军，曾国藩更加困难重重。当年5月，曾国华等从武昌出发，经湖北威宁、蒲圻、崇阳入江西义宁，于8月抵达瑞州城下。同时，曾国藩的弟弟曾国荃也在骆秉章和左宗棠等人的授意之下，募勇2000人，配以樟树镇败将周凤山回湖南所募勇2000人，合共4000人，组成一军，由湖南东攻江西吉安，称之为吉字营。

这样，到1856年9月，湖南、湖北两省先后组织了三支部队共计13000余人援赣。这些湘军部队的到来，使奄奄一息的曾国藩又抓住了几根救命稻草。正在此时，曾国藩发现太平军从江西战场上大量撤出，不久知道天京发生内讧。

依靠求救、自救、天赐良机，曾国藩终于渡过了难关。事后，为了危急时刻不至于仰仗别人，曾国藩致力于部队训练，他要亲手将湘军缔造成为一支有胆有技、能征善战的队伍。经过艰苦的训练，湘军素质迅速提高，逐渐成为一支士气旺盛、能征善战的队伍，而曾国藩本人，也由一个儒生逐渐成长为一名军事家和“训练之才”。

在艰难时刻一定不要失去信心，抱怨是徒然的。在困难时刻最重要的是寻求解决困难的途径、办法，哪些是自己能办的，哪些是需借助他人的，在此前提下去努力经营，或可有成。曾国藩奋起绝学俗话说：靠人不如靠己。危难来临之时，唯一可以依靠的人就是自己，如果寄希望于别人，后果极其危险。越是危机的时候，侥幸心理越是要不得。而曾国藩也认为，危急之际，不要靠别人，专靠自己，才是稳招。

羽翼不丰，绝不妄动

曾国藩对此体会深刻，尤其是他与太平军对峙期间。1853年太平军势如破竹，一路北上，不断扩大着势力范围，连克数城后，如狂风般进攻湖北；次年春，黄州的清兵大营被士气高昂的太平军攻破。清军面对太平军的进攻节节败退，毫无战果，咸丰皇帝坐立不安。他不愿大清的基业毁在自己手中，不想坐以待毙，但又苦于没有良策，最终只有下旨让曾国藩率领湘军前去支援。

在这不到半年的时间内，安徽、湖北各地纷纷告急，曾国藩接到了出兵救援的诏令。

但曾国藩只是上奏解围之法，依旧按兵不动。这惹怒了咸丰皇帝。咸丰皇帝大笔一挥，一纸朱批发给曾国藩：“朕知汝尚能激发天良，故特命汝赴援，以济燃眉。”然而，咸丰皇帝的激将法在曾国藩的身上没有起到丝毫作用。

曾国藩不接旨出兵是因为他理性地分析了当前形势。太平军与以往的农民军有着很大的区别，他们经过了严格的训练，有着很强的战斗力，如果没有一支实力颇为雄厚的军队，是很难与之对抗的。曾国藩的军队虽小有规模，但在战斗力和士气方面仍无法与太平军相比。他认为如果要战胜太平军，不但要加强军队训练，更要考虑到“长江千里，战船实为急务”。

曾国藩下定决心，在提高军队素质的同时，组建水军和炮队。在海上工事方面，曾国藩花了大量财力和物力，力求精益求精。造船的木头质地要好，船要造得大而坚固，做工还得精细，洋炮虽价格不菲，但杀伤力强，质量好，炮队必须要用洋炮来装备。曾国藩明白，如果军队素质和装备没有达到要求，贸然出兵多半会一败涂地，所以前期的准备显得尤其重要。

但曾国藩从大局考虑的同时，心中也难免有些悲伤和内疚。因为自己的按兵不动只能眼看师友战死沙场。

吴文镕是曾国藩的老师，任湖广总督，太平军打到湖北后，湖北向清政府告急，曾国藩很快接到了出兵支援湖北的圣旨，不久恩师吴文镕亲自向他求救。

曾国藩忍住内心痛苦，回信告诉吴文镕自己的难处，讲明其中道理。身为湖广总督的吴文镕没有以老师的资格去逼迫曾国藩前来支援，而是在信中告诉曾国藩，要他不要因师生情分而贸然出兵，自己的身家性命没有国家大局重要，只有等到有把握的时候方可迎战。他希望曾国藩能够稳重，切忌焦躁。曾国藩听了老师的话，按兵不动，结果吴文镕战死。

江忠源是曾国藩的挚友，他遇到危难时，曾国藩也未去营救。

就在江忠源升任安徽巡抚的这年年底，太平军打到了安徽。江忠源殊死搏斗，在庐州被围，急切需要支援。然而，曾国藩迟迟不出兵，江忠源没有盼到援军，最终战死疆场。

曾国藩的老师吴文镕可以说是他的一根重要的政治支柱，如果吴文镕健在，凭着俩人的密切关系，曾国藩的仕途路无疑会平坦许多；江忠源则是一位有大将风度的领袖人物，如果他不战死，作为书生的曾国藩就不用领兵打仗，只需好好经营部队，训练精兵，交给江忠源即可，凭着江忠源的才能，定能够将太平天国运动镇压下去。

他们二人的死，对曾国藩来说，是很大的损失。站在自己情感的角度，他十万个不愿意失去师友；可站在大局的角度，自己去救援只会损兵折将还会陷朝廷于更大的危机之中。

1864年，正当曾国藩分期分批裁撤湘军之际，僧格林沁及其马队却被捻军在湖北牵着鼻子走，并且接连损兵折将。清政府遂命曾国藩率军增援湖北。

此次对于清政府的调遣，曾国藩态度十分消极。其一，攻陷天京以后，清政府咄咄逼人，大有卸磨杀驴之忌，为此曾国藩也满腹愁怨；其二，僧格林沁骄横刚愎、不谙韬略，向来轻视湘军，如果曾国藩统兵前往作战，势必会形成湘军送死有份、论功行赏无缘的情形。此时，曾国藩正处在十分无奈的两难之中，不听从调遣，是不忠；听从调遣，是不利。万难之中，还是只有用“缓”字应之。因此，他上奏推辞道：

臣自咸丰四年躬亲矢石，屡次败挫，厥后十载，久未亲临前敌。即元年秋间大疫，群贼纷乘，曾国荃被围四十六日，鲍超绝粮三日，臣俱未亲行援救。本年奉谕旨，饬臣督攻金陵，臣亦未亲往围攻，非漠视他，自揣临阵指挥，非其所长，不得不自藏其短，俾诸将得展其才，此次臣若自赴楚界，未必有益，而僧格林沁、官文同驻蕲、黄，400里之内，以钦差三人萃于一隅，恐启贼匪轻视将帅之心。

曾国藩以自己临阵指挥并非其所长为借口，拒绝北援，同时又不愠不火，以钦差三人不宜聚在一起，借以讽刺不懂兵法，不谙谋略的僧格林沁和官文，四百里内大军云集，却奈何不得一支捻军。

曾国藩十分清楚，僧格林沁大军在黄淮大地上穷追不舍，失败是注定的，结果只是早晚的事，他断言道：“此于兵法，必蹶上将军。”因此，曾国藩按兵不动，静坐江宁，观其成败。

当高楼寨一战，僧格林沁全军覆灭，捻军声势浩大，他们纵横山东、河南，威逼津京。清廷不得不急忙再次请出曾国藩，命他办直隶、河南、山东三省军务，所用三省八旗、绿营地方文武员弁均归其节制。两江总督由江苏巡抚李鸿章署理，为曾国藩指挥的湘军、淮军筹办粮饷。

此一结果，是曾国藩预料之中的事，当接到再次让他披挂出征，以解清廷于倒悬之急的命令时，他却十分惆怅。在这瞬息万变的政治生涯中，他很难预料此行的吉凶祸福。因此，还须以“缓”字应之。

在攻陷天京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曾国藩在经历了这诸多政治变故后，日益变得心灰意冷，在曾国荃的复出问题上，颇能反应出他此时的心境。曾国藩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说：“沅弟出处大计，余前屡次言及，谓腊月乃有准信。近来熟思审处，劝弟出山不过十分之三四，劝弟潜藏竞居十分之六七。”

当曾国藩接到“赴山东剿捻”的旨令时，他切实感到“诧叹忧愤”，而且在以后的几天里，他都接到了急如星火的催令，命其统兵北上，然后绕至北面向南逼剿。曾国藩在这一份份催令中，已清楚看出，此时清廷的着眼点是在于解救燃眉之急，确保京津安全。可这只是清廷的一厢情愿，而此时曾国藩所面临的出征前的困难是很大的。

湘军经过装减以后，曾国藩的北上剿捻就不得不仰仗淮军。但曾国藩心里也清楚，淮军出自李鸿章的门下，要它与湘军一样，做到指挥上随心所欲，是很难的。

另外，在匆匆之间难以将大队人马集结起来，而军饷供应也不能迅速筹集到。

为此，曾国藩针对一个时期里捻军的活动规律，僧格林沁覆灭的经验以及自己所面临的困难，只好再以一“缓”字应之，特向清廷上奏，陈述万难迅速出征的原因。

曾国藩在提出不能迅速出兵的三个主要原因后，鉴于僧格林沁“贼流与之俱流”的经验教训，曾国藩认为必须以逸待劳，“此贼已成流寇，飘忽靡常，宜各练有定之兵，乃足以制无定之贼。”

曾国藩做事向来是未雨绸缪，对于清廷只顾解燃眉之急的作法，实在难以从命。连僧格林沁这位朝廷的宠臣，战马优良，枪炮齐备，粮饷充足，与捻军周旋了4年多的时间，尚且落得个全军覆没，连僧格林沁本人也落得葬身沙场的结果。而自己兵力单薄，孤军深入黄淮平原，难以调度各方。况且，一个时期里，朝廷处处防范，若继续带兵出兵，不知还将惹出多少麻烦。因此，他推辞道：“仰恳天恩，另简知兵大员督办北路军务，稍宽臣之责任。臣愿以闲散人员在营效力，不敢置身事外，忘尽瘁之大义。亦不敢久绾兵符，自知将致偾事而不预为一区。”

以“不敢久绾兵符”来向朝廷声明，自己并没有贪恋军权的企图。又说“不敢置身事外”，是说自己责无旁贷。话说得很好听，可就是不出山。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他道出了自己的真实想法，他谈到：“若贼不渡黄，剿办尚不甚难，一渡黄则手忙脚乱，万目悬望，万口讥议，余实应接不暇，难乎其免于大戾矣。”尽管他向清廷一一陈述了不能迅速启程的原因，但又无法视捻军步步北进而不顾。正在其左右为难推拖延缓之时，李鸿章派潘鼎新率鼎军十营（包括开花炮一营）从海上开赴天津，然后转道赴景州、德州，堵住捻军北上之路，以护卫京师。给曾国藩的准备和出征创造了条件。这样从1865年5月末让他出征，约经过了20几天的拖延后，曾国藩才于6月18日登舟启行，北上“剿捻”。

俗话说，“小不忍则乱大谋”，人生中的选择，利害轻重都要细细端量。生命固然重要，但与国家、集体的利益相比仍旧是小事。曾国藩奋起绝学“剑戟不利不可以断割，毛羽未丰不可以高飞。”万事没有俱备的时候要经得起考验与诱惑，要明确自己的终极目标，不作中途的无谓牺牲。曾国藩深知这个道理，所以在处理事情的时候，往往权益利害关系，从不轻举妄动。

排除万难，缔造湘军

曾国藩依靠湘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打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藩凭着自己的过人胆略，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队伍，为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

曾国藩选取兵将的标准是：要用“玩命干”的。这是曾国藩在队伍建设上的宗旨。要想创业成功，选人用人极其关键！曾国藩的湘军能够“逆风狂飚”，首先在于选对了人。且看曾国藩是怎么选人的：在中高管理层，他任命了一批郁郁不得志的书生文人。他清楚，野心勃勃但不得志的知识分子，在科举仕途寻不到出路时，打起仗来就会不要命，玩命也要通过这条路出人头地。在普通士兵的选择上，他是只要农民、山民、土匪、地痞，城市出生的“小资”坚决不要。总之一条，他要的都是敢玩命干的无产者。贫穷有力量，当兵有饭吃，给饭吃就玩命；打赢了有银子分，钱最能够提升战斗力。

曾国藩考核成绩时，本着不重苦劳，重功劳。最容易成功的团队，总是那些坚决奉行“不重资历重绩效，不重苦劳重功劳”的团队。曾国藩有个纪律很厉害，打了败仗的团队，不管是连级还是团级单位，只要打仗不得力，从连长、团长等一锅端，一个不留，然后迅速重新招人从头开始练兵，没任何废话可讲。打赢了，就有酒、有肉、有钱，还给发中央级的奖状——皇帝赏给的黄马褂作为奖励。这样做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兵将们的积极性，保持了军队的纯度，增强了战斗力。

湘军经过千磨百折才逐渐成长起来。曾国藩多次说，造物主对大功大名是十分吝惜的，“必千磨百折，艰难拂乱而后予之”，他饱尝的人间苦难是不计其数的。曾国藩曾说：“平生受挫受辱之时多矣，无一次不打脱牙和血吞。”一向傲视群伦，挟“帝王之术”而又以霸才自诩的王闽运在观览曾国藩的奏疏时，也感其“悲苦，令人泣下”，当读到“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欲碎；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彷徨”时，发出“《出师表》无比沉痛”。

曾国藩的磨难既是个人的，又是时代的，因为他走的不是爱新觉罗家族给他铺就的路。他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团练，但他没有像其他团练大臣那样，他要“赤地立军”，这是他的成功所在，也是他历经磨折的由来。薛福成作为他的四大弟子之一，道出了这番道理，他说当时团练大臣虽有几十位之多，但或者有名无实，或者以身殉国，或者闻敌即逃，只有曾国藩走出了团练的框框，“是文正以团练始，不以团练终，且幸其改图之速，所以能成殄寇之气功，扩勇营之规则也”他还说曾国藩虽以团练发轫，“然惟早变其实，并变其名，所以能有成功，否则前事可睹矣”。由于曾国藩打造了湘军这条船，而且湘军在出征不久就把武汉打了下来，他的突出表现让倚食国家饷禄的正规部队感到汗颜。

但湘军这条船实在是造得太大、太显眼，磨折也就接连不断。直到曾国藩40多岁时，他还说自己是“命薄福浅之人”，不足以当大任。尤其是每当关键时刻，总有大的突发事情降临到他的身上，为此他说“事机不顺，似天在磨折”，这或许是他后来总结的成大功大名“人天各占一半”的由来。

再就是军饷养兵。曾国藩深知打仗是要死人的，尤其是战时状态，因此他在组建湘军时，采取厚饷养兵用其死力的办法。在确定一名勇丁的月饷时，他找来几位勇丁，对他们在家务农一年的收人情况进行了调查，有人回答自己一年的收入大约有10多两银子。

他又对现行的绿营饷章进行了认真的计算，尽管绿营兵的月饷不多，但加上打仗时所发的行粮，每月也达到白银4两多。他想，当兵的应该比种田的收人多三四倍，这样算来，每月就得发给他们白银4两上下。这个数字也正好略低于绿营月饷与行粮的总和，一旦朝廷询问起来也有个说法，不至于授人以口实。他拿定了主意，湘军正勇的月饷被定为白银四两二钱。

清朝的绿营兵平时每月饷银马兵二两，战兵一两五钱，守兵一两，清朝初年尚可维持生活，但200年一贯制，绿营兵饷连养家糊口都成问题，哪会有战斗力！江忠源等人募勇时，规定每人每月饷银四两五钱，已是绿营兵的近3倍，湘军比此还要高。不过，曾国藩讲究“技巧”，将绿营的行粮也加在一起统算，表面上湘军饷银不高多少，实际上绿营兵很难发足饷，往往发到二三成，至于行粮，就更不能保证了。换言之，他算绿营兵时用的是“虚数”，他发给湘军的是实数，可见曾国藩还是动了相当心思的。

曾国藩为了使士兵卖命，还给每营增加长夫120人，以减轻士兵的劳役负担，这对提高士兵的战斗力很有益处。原来军队中兵、役混杂的情况至此大为改观，作战部队与后勤部队明显分开，军队向近代化转变。而将领的标准当然更高，规定陆师营官每月薪水银50两，办公银150两，夫介银60两，共计260两，凡帮办、书记、医生、工匠薪水及置办旗帜、号补各费用统统包括在内。其他各士兵每月饷银为哨官9两，哨长6两，什章官与陆师营官同，头篙、舵长与什长同，唯哨官薪水为陆师两倍，每月银18两。总计湘军饷用，大约平均每人每月需银6两。如果统计其各项收入，营官每月为260两，分统、统领带兵3000以上者390两，5000以上者520两，万人以上者650两。薪饷的优厚刺激了湘军的发展，其兵源也就不成问题，曾国藩用的正是“重赏之下，必有勇夫”之策。

于是，“将士愈饶兵，争求从军”，这对于调动湖南农民，尤其是绅士、文生的从军积极性有很大作用，但为日后筹饷却带来困难。为解决这个矛盾，湘军采取发半饷的办法，一般只发五成饷，欠饷数月以至半年成为普遍现象，久而久之形成风气，士兵亦习以为常。

为防止士兵离营，湘军甚至有意拖欠军饷，或扣下大部分银钱存入公所，等失足遣散或假归时进行核算，酌发部分现银以充川资，其余部分由粮台发一印票，至湖南后路粮台付清。若士兵擅自离营，欠饷、寸饷即被没收，不再发给。这样，士兵苦无川资，又恋于饷银，也就不会轻易离营了。同时，士兵一旦假归或遣散回家，就能领到一大笔银两，对未曾应募入伍的人也可以产生巨大的诱惑力。这样，曾国藩就达到了一箭三雕的目的：既减轻了筹饷的困难，又防止了士兵的逃跑，还能引诱大批农民和书生踊跃应募。曾国藩奋起绝学曾国藩依靠湘军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然而在打造这支队伍的过程中，则出现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曾国藩凭着自己的过人胆略，冲破重重阻挠，最终实现了自己的愿望。这支经受了千锤百炼的队伍，为曾国藩立下了赫赫战功。

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在曾国藩领兵打仗的漫长岁月里，他有一个基本思想贯穿其中，这个基本思想在他的用兵中清晰可见，那就是积蓄力量，后发制人。

曾国藩在作战时喜欢避其锋芒，察见其形，先削弱敌人的力量，使敌人的弱点暴露无遗，在动态中捕捉和创造战机，待条件成熟果断决战，可夺取胜利，在而后的对抗中掌握主动。这是一种非常高明而积极的战略思想。

曾国藩明确提出了后发制人的思路。他在给弟弟曾国荃的信中这样写道：“敌人向我进攻，一定要仔细考究衡量，这样应战多半会打胜仗。随意而没有仔细考究衡量，轻率地发兵向敌人进攻的，多半会打败仗。兵者，是不得已而用之的，所以应常常存留着一颗不敢为先之心，必须让对方打第二下，我才打第一下。”

在同一封信中，他还说：“与强悍的敌人交手，总要以能看出敌人的漏洞和毛病为第一重要的道理。如果在敌人完全没有漏洞、毛病的情况下，而我方贸然前进，那么我方必有漏洞和毛病被对方看出来了。不要趁自己有急躁情绪的时候进攻，不要对大家的议论所动摇，就自然能够瞄准敌方可破的漏洞。”鬼谷子曾经说过：计谋可以分为上、中、下“三仪”。上谋是无形的谋略，他使事业成功但不为人所知；中谋是有形的谋略，他帮助成就事业但留下痕迹，不过，因为用得巧妙，大家都称赞他；下谋是迫不得已使用的下下之策，他也能扶危济困，但费力伤物。以上三种计谋相辅相成，可以制定出最佳方案，皆可称为奇谋。奇谋既出，所向披靡，自古而然。据此，鬼谷子提出：“欲闻其声反默，欲张反敛，欲取反与。”这就是利用事物相辅相成的规律，从反面达到正面的方法。鬼谷子还强调：对方所不欲，勿强加于人；不要指出对方的错误而教导别人；别人有短处就避而不说出来；圣人的谋略是秘密的，唯有蠢人才喜欢张扬外漏。

曾国藩发现，将老子和鬼谷子的愈夺先与的策略运用到军事上，则可收到奇效。春秋战国时期，晋国曾称霸一时，朝中的权臣智伯贪得无厌，向另一权臣提出割地要求。桓子大怒，欲与之火拼，这时，他的一个部下任章却老谋深算地说：“我们不妨暂时割地给他，他定会欲壑难填，从此不断向人提出领土要求，惹得国人天怨人怒。然后，各诸侯联合起来，他必死无葬身之地。”后来智伯果然被各领主追杀，被迫自尽。

曾国藩认为，这个例子就说明了“后发制人”战略不可忽视的力量。其实，春秋时期还有一个类似的例子：魏文侯欲借赵国之路去打中山，赵肃侯这下遇到一个不小的麻烦。如果拒绝，就得承认与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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