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美）张勉冶,译者 董建中

出版社：江苏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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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背上的朝廷：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建构(1680-1785)试读：

序“海外中国研究丛书”

致谢

呈现给读者的这本书看起来似乎很光鲜，但我自己知道从最初的想法到最后的完成经历了怎样的困难。一路走来，我感谢每一位给予我支持与帮助的人。

1990年代，我很幸运认识到了怎样才能成为专业历史学家，当时我在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身边有着一大群这样的人。差不多十五年来，周锡瑞（Joe Esherick）一直教育我真诚做人。其间，他教导我应该追求的是：论点令人信服、条理清楚，叙述精心构制，论证严密，材料翔实。我只希望这本书能接近他的学术高标准。像所有好的导师一样，毕克伟（Paul Pickowicz）总是给予我更多的指导。有次在一个重要的场合，他平静地说，“事情最后的结果并不总是我们所想的那样”，这话让我不再担心失败，也开启了我学术上的一些大胆想法；毕克伟一直鼎力支持我，是智慧建议的来源，使我不仅学会生存，而且茁壮成长。高彦颐（Dorothy Ko）带领我经历了文化与语言的转变，永久改变了我的思考方式。那是令人陶醉的日子，我进入了思想的殿堂，她对我的学术发展有着重大影响，怎么说都不为过。她任职的学校一直在变，可是每当我需要时，她总提供灵感，并且向我展示了，解释过去也是一种体验当下、展望更为开放的未来的方式。在圣迭哥拉荷亚镇，我总是盼望着上藤谷藤隆的课；我一直视他为学识渊博、慷慨大度、幽默与敬业的楷模。柯素芝（Suzanne Cahill）、王岗培养我立志成为汉学家和书籍爱好者，我一直心存感激。我也从同学那里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他们是Julie Broadwin，James Cook，董玥，Mark Eykholt，Susan Fernsebner，Joshua Goldstein，刘璐，Cecily McCaffery，Andrew Morris，Charls Musgrove，Elena Songster，汪利平。本书中的许多想法和观点都是出自我们共有的经历以及讨论课内外常常是很激烈的讨论。

我会永远记着与贝杜维（David Bello）、 Jeanette Barbieri在北京与南加州时一起的日子，尤其感谢贝杜维，当我还在“数羊”，也就是埋头清点备办乾隆南巡的各种人财物的时候，他提醒我注意家产制（patrimonialism），也感谢他在档案馆、骑车途中、书店以及中国人民大学对面艾德熊快餐店的陪伴。这是我最喜欢的一些回忆。也要感谢我的启蒙老师，他们为我开启了思想与制度的大门，送我走上自己所走的道路：F.Jane Scott，Naoni Duprat，John Waters，Perry Link，周质平，袁乃瑛，唐海涛，Marvin Bressler。感谢陆西华（Gertraude Roth-Li）十多年前在伯克利精彩的夏季课程，这是我第一次隐隐窥识学术的堂奥。也要特别提到欧立德（Mark Elliott），让我分享他的幽默，从而在“权威”面前不感到拘束；他对我的研究有兴趣并给予了积极支持。

国际大学项目的老师使得我在台北收获丰厚；周长贞、吴咸义所做的安排，使我在台北的生活有声有色，帮我度过了一段极艰难的日子。也是在台湾，庄吉发、陈捷先慷慨同意我加入他们的课堂，分享他们的知识与见解。在北京，郭成康也是如此，并且给出了重要建议，使这一课题更加可行。黄爱平总是拿出时间，见面讨论我的研究。夏宏图在档案馆陪我，她幽默风趣，学识丰富。

如果没有以下机构的许多知识丰富的图书馆管理人员、档案管理人员以及工作人员的帮助，本书是不可能完成的：“国立故宫博物院”（台北），“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与傅斯年图书馆（台北），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北京），中国国家图书馆（北京），北京大学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与约翰·克鲁格中心（华盛顿特区），哈佛大学哈佛—燕京图书馆（马萨诸塞州剑桥），犹他家谱学会家庭史图书馆（犹他州盐湖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东亚图书馆，乔治·梅森大学图书馆馆际借阅部。这里无法一一开列以各种方式帮助过我的人，但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以下几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的李静、朱淑媛；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部的居蜜、Judy Liu；约翰·克鲁格中心的Prosser Gifford，Les Vogel，Peg Christoff；哈佛—燕京图书馆的Jessica Eykholt、马小鹤；犹他家谱学会的Melvin Thatcher。

我得到了许多的经费支持，这对于课题的完成至关重要。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的奖学金减轻了我研究生学习的外在压力。Hwei-chih Hsiu和Julia Hsiu对加州大学圣迭哥分校中国研究的捐赠使我可以在伯克利学习一夏天的满语。西雅图Blackmore基金会资助了我一年期在台北的高级语言学习与基础研究。国际教育学会的富布赖特奖学金资助我在台北的“国立故宫博物院”与“中央研究院”进行六个月的研究。之后，我得到了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慷慨资助（由美国学术委员会管理），能够于1998年在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进行研究。作为国际研究学者，我在美国国会图书馆约翰·克鲁格中心，用一年时间认真将博士学位论文修改成书，得到了卢斯基金会、美国学术委员会的资助。利用乔治·梅森大学的A Mathey Junior教师资助与学术休假，可以两个学期不必上课，进一步修改书稿。乔治·梅森大学其他的支持也极有助于本书的最后定型，历史与新媒体中心主任Roy Rosenzweig，友好地请Stephanie R.Hurter提供技术服务，绘制了本书第5页的清晰明了的地图；历史与艺术史系向Mr.Jake Kawatski和 Ms.Cherry Currin提供经费，请他们制作了本书的索引，比我自己处理要高明太多。

哈佛大学亚洲中心所请的两位匿名审读者阅读了整个书稿，纠正了史实与格式上的一些错误。此外，在过去一些年中，许多人对本书的全部或部分给予帮助或是反馈意见。这些人包括：David Bello，Joan Bristol，马雅贞，Lisa Claypool，Robert DeCaroli，董玥，Mark Elliott，Joseph Esherick，Susan Fernsebner，Karl Gerth，Josh Goldstein，韩承贤，Mike Hearn，Laura Hostetler，胡明辉，Chris Isett，Dorothy Ko，Eugenia Lean，李卓颖，刘一苇，刘璐，Susan Mann，Cecilly McCaffrey，Tobie Meyer-Fong，Steven Miles，Sue Naquin，Anne Reinhardt，William Rowe，Bruce Rusk，Randolph Scully，Mark Swislocki，Joanna Waley-Cohen，汪利平，Erica Yao，还有日本亚洲研究会议（东京）、哈佛大学、芝加哥大学、美国国会图书馆和华盛顿大学（圣路易斯）的会议参加者。虽然并不是每一条意见都吸取了，但我要对他们深致谢意，因为每一位作者都会期盼并需要活跃而认真的听众。最后要说的是，所有的错误或是不当之处都由我一人负责。

我将此书献给我的父母亲，他们给我展现了如何能带有尊严地，将日常奋斗和苦难转化为深具意义的东西。献给我的姐姐Denise和Lisa，感谢她们对小弟我多多承让，不止一次地纠正我，事事为我示范。献给Pam和Koni，感谢你们养育了一个出众的女儿，并教导我们如何看待问题。最后要的说是，将我的挚爱、敬重与感激献给Sue ，她的鼓励、力量与不倦的幽默，引导着我们走出可能遇到的郁闷与无聊。张勉治（Michael G.Chang）

绪论

乾隆皇帝（弘历，1711—1799；1736—1795年在位）是统治中国内地的第四位满洲皇帝，他的祖父是康熙皇帝（玄烨，1654—1722；1661—1722年在位）。乾隆皇帝既沐浴在乃祖的光环之中，又为乃祖的盛名所遮掩。1751年首次南巡时，乾隆皇帝欣然承认先辈的遗产：“粤自我皇祖圣祖仁皇帝巡幸东南……历今四十余年，盛[1]典昭垂，衢谣在耳。”康熙南巡不仅是歌颂和传说的素材，而且也是一种政治表演——众人被吸引并表现得井然有序：（康熙三十八年）三月十四日癸未（1699年4月13日），御舟入境，沿途迎谒者数百里不绝，而苏州为尤盛。凡在籍诸臣为前一行，监生、生员次之，耆老又次之，编户之民又次之。水路并进，每舟列黄旛，标都贯姓名迎驾等字于其上。路亦如之。凡献康衢送若干帙，装以黄绫。姑苏驿前、虎丘山麓各建綵亭，纵广百步。榱桷栏楯极壮丽，桥巷树綵[2]坊，锦棚高出檐表，遍列花灯。

这样的节庆场面被认为是“体皇上合天下之欢”。此种编排自然是有益于朝廷，也对苏州当地官员和名流有好处，这些人都在皇帝面[3]前“竞献其力”。约五十年后，乾隆皇帝通过编排具有同样寓意的万众欢庆的生动场面，以仿效“皇祖”。

1750年初，也就是在首次南巡前整整一年，乾隆皇帝发布一道关于预备“辇路”的上谕，其中坚持要能被民众很清楚地看到：“道[4]路虽观瞻所及，间或蔽以布帷菅蒯之属，旷野中竟不为障蔽。”在离开北京的这一天，乾隆皇帝急切地想见瞻仰圣驾的人们“阛阓通衢”，他听说“士民父老念切近光”，尤为高兴。然而，存在着一个问题，乾隆皇帝“诚恐地方有司因虑道路拥挤，或致先期阻拦”，决意不要那些操心琐碎之事的小官僚们扫此事之兴，“若道路宽广，清跸所经，毋虞拥塞”，他在一道专门下发的上谕中，说得明白：“不[5]得概行禁止，以阻黎庶瞻就之诚。”六个星期后，圣驾抵达苏州，他骄傲地宣称：“入境以来，白叟黄童扶携恐后，就瞻爱戴，诚意可[6]嘉。”李斗是十八世纪末的扬州人，他证实了乾隆皇帝的叙述：“道[7]旁或搭彩棚，或陈水嬉。共达呼嵩诚悃，所过皆然。”正如乾隆皇帝所说，“就瞻”的举动是相互的，充满着特殊意义。看与被看，两[8]者“既足慰望幸之忱，而朕亦得因以见闾阎风俗之盛”。

乾隆皇帝的南巡，在当时，首先乃政治上非同寻常之事。南巡的消息在整个清帝国以及亚洲沿海和大陆都有反响。日本的德川幕府（1600—1868），从停靠大阪的中国商船上的水手那里得到情报，了[9]解到了经由江南的乾隆皇帝的长期行程。朝鲜使臣在他们的日记和[10]官方报告中对南巡有记载。内亚的首领和高僧——包括六世班禅[11]罗桑巴丹益西（1737—1780）——自然会了解南巡的情况，因为有时候他们是乾隆南巡时的扈从。时至今日，南巡的景象依然能牵动大众和历史的想象。的确，每一位清史（1644—1911）乃至中国史[12]的研究学者，多少都知道一点1751—1784年间的乾隆六次南巡。[13]同样广为人知的是康熙皇帝的六次南巡。然而，正如著名清史专家郭成康所说：“对南巡，人人都可以说两句，但是还没有人做过深[14]入的研究。”我的研究，旨在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上，填补这一空白。

让我们先对乾隆南巡“说两句”。南巡旷日持久，乾隆皇帝及相当大规模的扈从花上三五个月的时间，巡历帝国最繁荣和最重要的地区之一——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见图1和表3.1）。从出巡路线可以看出，乾隆皇帝及扈从走陆路，经直隶、山东、江苏北部，到达清河县（今天的清江）的黄河和大运河交汇处。乾隆皇帝视察那里的堤坝[15]塘堰等综合水利设施。渡黄河后，这一移动的朝廷向南，乘船沿大运河，前往主要的县、府等治所，如宝应、高邮、扬州。就在扬州以南的地方，御舟过长江并在常州、无锡、苏州等沿线重要城市停留，之后到达浙江。在浙江，皇帝一行继续向南，过嘉兴府，接着向省城杭州进发，在那里乾隆皇帝举行召试，检阅地方军队并游览城市景点，包括著名的西湖。在后四次南巡期间（1762、1765、1780和1784），乾隆皇帝前往海宁县视察沿杭州湾的海塘，然后去杭州。1751年，圣驾从杭州出发，渡过钱塘江，这样乾隆皇帝可以亲祭位于绍兴府、传说中的圣君大禹的陵墓，这是皇帝行程的最南端。（1751年后，乾隆皇帝再未前往绍兴。）图1 南巡路线示意图（由乔治·梅森大学历史与新媒体中心的Stephanie R.Hunter绘制）

返程时，皇帝一行北上，沿大运河到长江南岸的镇江府，然后向西，走陆路至前明的都城江宁（今天的南京）。这里乾隆皇帝又一次举行召试，检阅军队，参观该城的历史古迹。接下来这一移动的朝廷折回镇江，过长江，继续沿大运河北上，到达与黄河的交汇处。从1757年第二次南巡开始，乾隆皇帝及贴身扈从在山东—江苏交界处与皇太后一行分开，走陆路到徐州，视察该地区的重要水利设施。在返回大运河后，皇帝一行乘船继续北上至德州，最后回到北京。皇太后的船队返京时常常更为从容，通常比皇帝晚一些日子才回到京郊。

1751年首次南巡，乾隆皇帝在主要城市停留时间很长：杭州九天、苏州八天、江宁四天。除参加上述精心编排的大众欢庆仪式外，他还做了许多事情。其中，他视察水利设施，祭祀地方神祇，陟黜地方官员，接见地方名流，予以各种恩赏，招揽学术和文学人才，检阅军队以及参观景点和历史名胜。

我研究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具体的实例，阐明在帝国核心和江南之间所表现出的以动态张力及持续性博弈为特点的多面关系。“江南”字面意思是“（长）江之南”，但它实际上是指一个更为辽阔的地理—文化地区，包括两个重要的省份：江苏和浙江。在十七、十[16]八世纪，这两个省在一些方面对于清帝国举足轻重。从政治上看，来自江苏和浙江的汉族士人占据了九品文官制度中后五品的多数职位。从经济上看，这两个省创造了帝国的商业和农业大半财富，向国家供应漕粮，它们上缴的赋税占据国家收入的最大份额，更不用说它们所出产的食盐、丝绸和瓷器等其他重要的商品和奢侈品了。在文化上，江南是汉族士人学术和高雅艺术无可争议的中心。然而，十七世纪清朝入主中原以来，它也成为反清复明运动及反满情绪的堡垒。清廷是如何对这一重要地区及居民建立起权威及合法统治的？在十八世纪，清朝对于中国内地统治的切实条件是什么，历史机制是怎样的？这是本书要解决的两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其次，这是对于盛清统治的研究。它探讨了盛清的政治文化，盛清的统治是由一系列历史参与者在这种文化里予以建构的，并通过这种文化进行争夺，而所有这些人是在社会和历史所建构的情境之中进[17]行活动的。我的主要看法是：南巡——以及更广义的巡幸活动——是盛清政治文化的最重要内容，在这一重要、多变的历史时期，它对于清朝统治的形成起着关键作用；这一时期有人称为“盛世”，或称为清朝征服的“第二阶段”“盛清”，或干脆称为“长十八[18]世纪”（1680年代—1820年代）。

我以为，清朝统治是由紧密系于相互依存、因时而变的动态网络的各种集团组成；这些集团的互动，既建构了一套相互重叠的意识形态话语和制度安排，同时也被后者所建构。可以说，清朝统治通过相互重叠的民族例外主义（exceptionalism）和王朝（家族）统治的意识形态进行建构时，它既是民族的（ethnic），也是王朝的（dynastic），也就是说是“民族—王朝”的（ethno-dynastic）。而且，“民族—王朝”统治，从历史上看，是一种特殊的、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家产制统治（partimonial domination）形式，这一点我后面将详作解释。这里只是指出，在清帝国意识形态的构造中，清朝统治同时所[19]具有的民族与王朝的向度至为明显，而南巡则是绝好的例证。

将南巡首先视为意识形态的活动——也就是作为维护权力、会产生特殊意义的一套话语和象征的活动——有什么意义呢？这样的一种取向，如同所有对于意识形态的批评研究一样，要求详尽考察“各种象征形式所建构和表达的意义的多种途径”，以便“建立和维持[20]统治关系”，更具体地说，这将民族—王朝的统治，解释为是通过清廷熟练运用各种霸权话语（其中包括“法祖”“无逸”“观民”“返淳还朴”）进行建构的。这种占有话语的举动，赋予这些格言以大量的意识形态意涵，使得清廷能够调和人们所谓的“民族的”和“天下一家的（cosmopolitian）”统治模式间（也就是“修辞的竞技场”）[21]的内在张力。因相似而产生合法性（文化的同化）和因差异而产生支配关系（民族的区别）原则间的内在矛盾，只是“1680年至1780年这一百年间清朝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几乎各个方面”都充斥[22]着的许多“均衡的二分或紧张关系”中的一个而已。

在清廷于各种行动和互动之前就已存在的领域内（就是说，现有的制度安排），在维护并申张其“家产制”特权中（见下），民族—王朝统治得以彰显自我。此时，清廷寻求——不同程度地成功了——对于汉族精英所组成的各种集团，加强其权威和影响，这些汉族精英不仅主导着科举考试和行政部门，而且支配着地方社会。换言之，清民族—王朝统治的核心是乾隆朝廷，针对中国内地在经济和文化上具有霸权地位的地区和地方精英集团，一以贯之地执着于嵌入了意识形态的“家产制统治”。

本研究极大地受益于标榜为清史研究中的“阿尔泰”学派（与汉化学派相对立），它研究的是“以清为中心的清史”，或简称为“新[23]清史”。正因如此，它加入了还在进行中的关于“汉化”作为一种[24]理解清朝统治运行及意义的可行范式的争论。无论清史研究中这一修正论的趋势是否真的“新”，抑或仅仅是代表了早期英文研究的[25]一些论题的重新提出，这可以进行争论。无论如何，我的研究，与“新”清史许多研究一道，直接是受益于已故的傅礼初教授，傅礼初思想的影响应当予以正式承认，也值得大段的征引。在1979年2月7日写给时任《清史问题》（目前期刊《帝制晚期中国》的前身）主编柯志文（James Cole）的信中，傅礼初（应邀）给出建议：在清史研究领域，“有三件事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1）清帝国作为一个整体的运作情况。内地、满洲、蒙古、新疆、 西藏以及西南土司，在多大程度上是自给自足的小世界？它们之间相互关系加强或松懈的机制又是什么？内亚领土并入帝国对于中国内地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2）中央政府，尤其是君主制的基础。除了皇帝的奴仆（太监、 包衣、旗人和士大夫）外，皇帝还倚赖哪些人来支持中央政府的利益，反对地主们的利益？地主阶级真的因为将他们中的成员吸纳进政府就被控制了吗？朝廷与商人以及其他的非官方人员间的联系，还有多少是我们还没有认识到的？对于中央政府的运转、权力的真正运作模式，我们缺少明晰、统一的认识。（3）满洲人研究。我们需要更多地了解清初的历史，更多地了解满[26]洲人，他们的目标是什么，他们要建立一个怎样的帝国。

没有任何一本书能令人满意地回答所有这些问题，但我的盛清巡幸（特别是乾隆南巡）研究，对于傅礼初所提出的三个问题都进行了一些探讨。

我在后面各章中对于南巡的分析，至少在两个方面不同于已有的研究：第一，我视南巡是在特定时期——也就是1680、1740和1780年代——全面恢复巡幸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因此，我对于南巡背后皇帝的动机给出了一个更复杂和更具历史场境的解释，尤其关注一直进行中、作为一种家产制统治形式的民族—王朝统治的建构和重构。第二，我深入探讨了困难且棘手的问题：地方对于南巡的反应以及大众对南巡的认识。这里，我旨在打破史学家历来所赋予清廷在历史上的能动作用的“垄断认识”，提供一个对于盛清统治更为复杂且精细的历史说明。特别是，我认为，乾隆南巡是清廷基本（人们可以说是建制的[constitutional]）使命的表现，就是清廷在面对重要历史发展时，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的意识形态原则和制度理据，而这些发展最终却又超出它现有的或完全的控制。在此意义上，南巡是清廷应因一系列历史境况的不可或缺的内容，这些历史包括诸如军事威胁、水利危机以及趋势日益增强、影响着十八世纪清朝所有层面的人口增长、商业化、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文化流动性。

家产—官僚制帝国：前近代国家形成的一种模式

这里所要表述的巡幸在清朝统治形成中的核心作用，取决于将这一帝制晚期国家理解为一种“家产制统治”形式。因此，在我开列本书主要论点和组织结构之前，先要对“家产制”概念做一点开场白式的解说。

1979年，约在傅礼初与读者分享他对于未来清史研究看法的同时，研究莫卧儿帝国的史学家布莱克，尝试使用韦伯的“家产—官[27]僚制帝国”的框架重新解释莫卧儿帝国。布莱克自陈其目标是挑战以下认识：视莫卧儿政府为“合理、具有高度体系化军事、行政和[28]法制框架的英属印度帝国的不发达先行者”。他认为：“视莫卧儿帝国为家产—官僚制帝国，是一种更富成果的取向，这更接近本土[29]思想，更能与其他学者关于前近代国家的著作一致起来。”这里，我采纳了类似的方法来研究清朝，希望进一步推动前近代王朝帝国的[30]比较研究。

很显然，布莱克“很大程度上利用了韦伯关于家产制国家的著[31]作”，描述了一种前近代国家形成（state-formation）的模式，将“仿效家长制家庭的一种私人、传统的权威”作为其首要原则：家产制统治起源于家长对于其家庭的权威；它要求服从于一个人，而不是一个机构；它依赖于臣服者和主人之间的相互忠诚；它仅仅唯统治者意志是从。在韦伯看来，当领主和君主们将他们的统治扩展到家长所属领地之外地区的外部家庭的臣民（这些人自身也是家产制主人）时，家产制国家出现了。这一扩大涉及了权威的变化：从家产制的（这是家内的和个人的）到纯政治的（这是军事的和司法的，并必须由外部家庭的官员进行管理）。然而，扩张并不限制统治者的野心。在一个更大的范围内——这被构想成为一个大的家庭——统治者/主人努力以同样[32]的、绝对和不受限制的方式，行使军事和司法权力。

据布莱克对韦伯的解读，这类政治组织有两种表现形式：（1）家产制王国和（2）家产—官僚制帝国。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它们的幅员和辐射力。家产制王国乃“其中的小者，在机构和统治上更接近家长制家庭所体现出的理想”。家产—官僚制帝国更强的扩张性迫使统治者制定“一整套策略和方法，允许……在辽阔地域、众多人口和[33]高度复杂的国度，存在已弱化的个人、家庭主导的统治”。

这些策略和方法中最重要的，是统治者培植家产制依附者，这些人在正规的行政机器之内，可以担当文武官员，故而有利于垄断“任何中央统治者权力的两种决定性的来源：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收[34]入，我们称之为‘赋税’，以及军事与维持治安的权力”。埃利亚斯的这一表述与韦伯原有的重点有些不同，他认为，最具决定性的权力杠杆，不是军事和司法，而是军事和财政。

然而，韦伯和埃利亚斯都同意，“由那些首先要忠诚于个人而不是王朝或机构的士兵所组成”的军队，形成了一切家产制机器的基础。由于其规模和复杂性，“家产制皇帝的军队分成两个集团：皇帝的私人家内士兵，以及主要属下（常常是皇帝同族）的士兵……后者[35]注定听命于他们的指挥官而不是皇帝”。

在民事领域，“（统治者的）家内控制向外延伸，这产生了家产制之外的官员”，他们“既非依存者，也非官僚”，只是在一个“处于家产制王国的家内机构向高度官僚化体系的近代国家过渡的中间型机构工作”。因此，一个家产—官僚制帝国的制度结构内的官缺，“界定得并不严密，安排得并不完美”——这显然不同于现代官僚制度职责分明的层级制。那些在家产—官僚行政中的官员，因个人条件——“忠诚、家族和地位”及“读写等技能”而被选中。没有固定的薪俸作酬劳，这些官员被赋予了其他“各种好处，比如有权得到应上缴国家的某些收费、赋税或物品”——从现代观点看，这可以说是“包税”或“腐败”。韦伯和埃利亚斯也都强调，随着高度商业化经济的出现，“以利润为导向的垄断”或说商业主义，在维持家产[36]制国家方面，起到了日益重要的作用。在这种环境之下，统治者有效地将商业巨富纳入他的私人依附者网络，成为家产制统治的一个支柱。

家产—官僚制下出任公职者——不论是士兵、商人或有口才学识之人——“唯统治者意志是从，常常执行与他们职务无关的任务”。家产制统治者“要求他们官员的个人忠实和效忠，这样的统治者无视现代的私与公之间，或个人与职务之间的区别，设法使属下成[37]为家内依附者”。简言之，每一个家长制统治者的目标，是将每一个利己主义的“臣”降至卑颜屈膝的“奴才”（满文aha或boo-i aha）。家产制国家形成绝非静态，可能是在结构上有极大变化的过程，上面最后一句，是对事实上存在着的鲜活对抗过程的精炼表述。在中国帝制晚期历史中，这一不断的权力博弈，表现为一条“紧绷的线”——一端是居支配地位的君主（以这位统治者的家庭和私人依附者网络为中心），一端是相对独立的文职官僚（由以地方社会为基础、通过科举考试获得合法身份、有着经济和文化上霸权的精英充[38]任）。

嵌入了民族意义（意识形态）的家产制

对于民族（ethnicity）在家产制国家中作用的研究，或被疏忽或分析上存在着混乱，尤其是在中国历史领域。这种混乱许多可以追溯到使用韦伯的理论探讨中国帝制晚期的历史。韦伯在巨著《经济与社会》中对于“中国家产制官僚”的描述，建立在他对于明朝（1368—1644）的官僚与君主间持久紧张关系的理解之上。韦伯清晰地描述了“中国”（明朝）的“家产制官僚获益于……占有土地的贵族阶层的完全缺位”，故而“能够阻止对官位侵夺的重现，能够抑制有着固定保护关系的形成以及地方名流对于官位垄断的出现”。对此，韦伯继续写道：“皇帝的家产制政权通常使用的手段：短暂任期、官员任命排除在亲属所在地区（例如回避制度）以及利用密探进行监视[39]（所谓的科道官员）。”这一“中国家产制官僚”的分析没有注意到民族问题。

即便如此，由于其解释力及圆融表达，韦伯的“中国家产制官僚”极大地影响着后来的中国历史研究学者，包括清史学家。已故的魏斐德教授，可能追随韦伯，更可能是追随他的导师、喜好韦伯的列文森教授——他是将家产制统治概念运用到中国晚期帝制国家历史[40]的最积极支持者之一。同韦伯一样，魏斐德将“中华帝国的家产制”与“明朝专制制度”划等号，将“家产制”理解为“任命官员进[41]行的统治”，这有着韦伯思想的印记。[42]

明朝国家无疑是“家产制”的。明朝缔造者朱元璋（明太祖，1368—1398年在位）及其最早期的继承者，都是强有力的“家产制官僚”的推进者和维护者。明朝皇帝持续不断地反对士人—官僚（士大夫）重申特权的斗争，导致了中央政府的全面重建，其顶点是1380年2月17日明廷有效地将官僚机构“斩首”——这是明朝缔造[43]者朱元璋申张其家产制特权的分水岭。此外，“沿北部边境，使用皇子作为皇帝的代理人”，以及在情报和安全事务方面使用锦衣卫和[44]太监，是家产制机器膨胀确切无疑的表现。

此外，我们还可以加上“有着特殊权力，在官员的治地进行系统[45]性的巡查”，即巡抚和总督。巡抚（字面意义是“出巡安抚之人”）是中央派出的家产制代理人，以协调和监督省级官员。这种指派最早出现在1391年，当时朱元璋派遣太子“巡抚”陕西。约三十年后，1421年，永乐皇帝（1403—1423年在位）派26位最信任的官员巡抚帝国各处；然而，这种做法直到1430年“才成为一个稳定模式”。[46]在明朝，任命“出巡安抚之人”——或“全面协调之人”——一开始是暂时的，由朝中权贵、六部侍郎出任。从1453年开始，巡抚也被授予副都御史或佥都御史衔，这赋予他们弹劾官员的权力并可以[47]接近皇帝。

总督（字面意思“全面负责”）一职最早授予兵部尚书或侍郎，[48]负责处理地方上超出了一个省法定权限的军事问题。最早对于总督的特别任命是在1441年；然而，从1450年开始，所有派到地方、有着特别（以及可能是暂时）军事任务的高级京官，都被授予此衔。

然而从纯粹分析的角度看，不清楚为什么这些明朝家产制做法应该被认为是“汉人”所固有。我们可以很容易将明朝统治家产制诸方面，追溯到上一个王朝——元朝时蒙古（成吉思汗）统治中国内地的传统。明史专家们承认，“正式建立于1368年的明朝与元朝在组织[49]结构上很像”。的确，家产制统治的概念也绝好地描述了元朝的部落之上的政治组织（在第一章我称之为“帝制联盟”）。学术权威们已经指出，“元朝政府在结构上，是部分家产—封建制，部分官僚[50]制”。换言之，元政权这一“半公开”和“表面官僚化”的本质，[51]与“家产制官僚”的分析框架很契合。

当然，当明初统治者和官员们开始对明国家结构剧烈变革时，他们抬出了带有民族蕴意（“汉人”）的历史先例（基本上来自唐朝和汉朝），作为他们行动的意识形态的辩护理由——所有的行动，都“反映出他们深信，刚刚覆亡的蒙古统治早已剥夺了他们作为汉人的[52]真正文化身份”。然而，在历史学家看来，从先前一个时期，回归有着更“纯粹”民族性质的制度安排的这种说法，必须作为意识形态进行分析，探究其来龙去脉，而不能简单地作为一个可靠的历史事实陈述予以接受。易言之，身为有着批判思想的史家，我们对于民族的参考及援引，应视之为有待于分析和解释的、处于具体历史时期的以及意识形态的话语（作为分析的对象），而不是作为构成我们自己分析柜架基础的概念。那么，“汉人”“蒙古人”或“满洲人”等这些承载有民族意义的用语，就不能用以概括“家产制统治”的特点，“家产制统治”实际上是一个民族中立、“中空”的分析概念，同样适用[53]于中国整个帝制历史时期，包括汉人和非汉人的王朝统治。

因此，民族对于帝制晚期中国历史的研究很重要，但仅是在意识形态的意义上——也就是说，作为为了在亲和团体中建构一些信仰而生成和使用的一套特殊意义，这反过来成为建立和保持家产制统治关系的基础。用韦伯的术语，民族——“一种对于共同祖先……的一种主观信仰，因为体质类型或是习俗相同，或两者兼而有之，或是因为殖民和移民的记忆”——“推动了任一形式的群体的形成，尤其[54]是在政治领域”。故此，我认为，民族认同的话语和符号，在家产制国家的形成中，就像在元朝、明朝以及更重要的清朝统治的某些时期那样，可以作为政治上强有力的意识形态概念，并是意识形态的构成因素。

清民族—王朝国家的系谱

十八世纪中期（约1725—1775），清朝经历了空前的辉煌。这一在当时和现在都被称为“盛世”的阶段，也是人口、经济、社会和政[55]治的重大转型期。人口方面，清帝国人口激增。最可靠的官方记录表明，清朝人口增加了一倍，从1743年的1.64亿升至1808年3.50亿。[56]经济方面，国外白银大量内流，加之西南地区新开矿山，铜的供[57]应日益增加，扩大并加速了整个帝国经济的持续商业化。社会方面，日益的商业化促成了职业的多样化、越来越多的各层次的移民和社会流动（向上或向下）和地位的竞争（以及随之而来的焦虑）。[58]政治方面，乾隆皇帝继承了近一个世纪的清朝国家形成的果实，这以乃父雍正皇帝（胤禛，1678—1735；1723—1735年在位）时期[59]高度集权（“专制”）的国家机器为发展顶点。独揽政权、军队，并将税收牢牢掌控，乾隆皇帝因此能够攫取大量的农业和商业剩余。对于前朝国家组织和物质资源进行的家产制支配，使得清廷可以通过[60]庞大的通信网络和供给线，维持大规模军队。这一后勤保障上的突破，保证了清朝在1750年代中晚期，一劳永逸地消除了来自北部[61]和西北边疆部落联盟的常年威胁。尤其是三次所谓的“西师”（1755—1759），平定了伊犁河流域（准噶尔）和塔里木盆地——两者在1760年成为后来的新疆。这将清帝国领土扩大了近一倍，使之[62]转变成了一个内亚帝国。

总而言之，这些十八世纪的发展成了清朝成功的记述。但是它们只是该问题的一半，因为空前的和平与繁荣（至少是在中国的中心地区）产生了新的困境。十八世纪，清廷在中国内地所面对的政治问题，与十七世纪的不同，它们是由于成功而不是由于征服所带来的问题，是接任者而不是征服者所面对的问题。在乾隆朝，尽管王朝长治久安，但也不会如此轻易就摆脱了征服（以及持续不断的对于征服的需求）[63]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种种遗产。

理论上所界定的从家产制王国（帝制联盟）到领土更为广阔的家产制官僚帝国（帝制官僚）的转变，与我们现在对于清朝国家形成的[64]理解完全一致。清朝政治和国家形成的最重要理路——在1644年之前及之后很长时间——是一个脆弱的部落联盟（爱新觉罗家族是其中的统治家族），不停地努力确保其家产制特权：“对外”是被征服的汉人和内亚臣民，“对内”是原来征服者精英的强势和不同民族的成员和家族，也就是部落贵族。可以说，在清朝国家形成的最初阶段，吸纳了汉人并采用了明朝的制度模式，这些在新生的清朝国家内，总是被归入更为广阔的、爱新觉罗家族凌驾于长久对手的家产制统治理路之中。

在1644年向南跨过长城之前，清政权由以下组成：八旗（满文jakun gūsa，建立于1601—1636年），理藩院（建立于1636年），以明朝家产制安排为原型的六部（建立于1631年），由内三院（建立于1636年）组成的内廷。

八旗制度是典型的家产制，是清朝征服者精英（在1640年代这一集团也包括汉人中的境外居民、蒙古人、满洲人，甚至还包括一些[65]朝鲜人）的核心制度。到1644年清朝进行征服之时，“八旗”实际上由发挥着社会和军事功能的二十四个旗组成（满洲八旗、蒙古八旗和汉军八旗）。各个家庭要向他们所在牛录或旗输送士兵，用粮食（由种植而来）、马匹和羊只（由畜养而来）供应他们的男性成员，[66]并提供盔甲与武器（由手工制作）。最初，满洲八旗分属八个贝勒控制，这些贝勒是部落的缔造者、领袖、家长努尔哈赤（1558—1626）的子侄。这些旗实际上是直接效忠于这些贝勒的私人附属物和军队。这一安排在这些满洲贝勒间确保了一种共治形式，而努尔哈赤汗位的继承人皇太极（1592—1643；1626—1643年在位），在其[67]中只不过是居首位而已。八旗和牛录的长官要用战利品犒劳他们[68]的士兵和家庭。

八旗制度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的军事性质，而且在于这种组织被灌输的纪律和政治忠诚。旗内所有成员，部分地依赖在战争中获胜以维持生计。纪律在战争进行当中及结束之后，都至关重要。努尔哈赤借助八旗制度可以控制他的追随者，实现其承诺：既不劫掠战败者，[69]也不中止农业生产。蒙古和汉军八旗最早是在1630年代组建，是将新近战败或投诚的蒙古部落以及明朝军队纳入新生清政权的一种手段。起初，在八旗制度内，蒙古首领和明朝指挥官保留着对他们自己武装（牛录）的控制。后来，皇太极为了扩张权力、凌驾于其他满洲贝勒之上，逐渐通过家产制任命，将强势的指挥官与他们的忠实拥护[70]者分离，破坏这些半独立军事力量的根基。然而，可能是因为清初战事频繁，皇太极不能彻底摧毁满洲贝勒在满洲八旗内部的权力。皇帝自将的三旗即上三旗（满文dergi ilan gūsa），与由其他贝勒控制的下五旗（fejergi sunja gūsa）间长久存在着区别，这是皇太极在制[71]度上欲对整个八旗实现家产制控制抱负受挫的表现。

不消说，十七世纪中期明朝的崩溃和随后清政权对于中国内地的征服和占领，在清朝国家形成过程中留下了挥拭不去的印记。1644—1645年后，八旗制度和清宫廷一道，形成了一个“国中之国”（state-within-astate），“外圈之国”（state without）是从明朝继承下来的帝制官僚机构。用严格的分析（不是意识形态）术语来说，这一“国中之国”的安排，反映了一种张力，不仅是在两个具体的“民族”或是“文化”（满和汉）之间，更是在两个截然不同的政治社会之间，其凝聚和认同都根植于两个相异的文化政治传统和国家形成的轨迹，[72]现代学者称之为“北方的”帝制联盟和“南方的”帝制官僚。事实上，帝制联盟和帝制官僚都呈现出了家产制特色，只要指出如下事实就足以说明问题：面对更加不可预知的历史发展，保持亲近然而不断变化的可靠（家产制）同盟圈的凝聚力及纪律性，事实证明，这对[73]于清朝的统治者来说，是个永远要面对的问题。康熙、雍正、乾隆皇帝概莫能外。

一旦清廷在1730和1740年代取得了对于这一“国中之国”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更为全面的控制，那么它就处于更为有利的位置，能够更有力地将其家产制统治扩展至“外圈之国”，也就是它所承袭明朝的制度。清廷朝此方向的努力，也是十八世纪中期预料之外的事件和历史环境所造成的。清朝国家形成这一旷日持久的历史进程，导致了一个民族嵌植型家产制统治——我将之称为“民族—王朝统治”——的出现与苦心经营。乾隆皇帝在1740和1750年代对巡幸的恢复是这一历史机制的组成部分。

在满洲人统治之下，将起初是特设的巡抚和总督的职位正式制度化，这可能是清朝如何将从明朝继承而来的家产—官僚结构转变成为民族—王朝统治工具的最具意义然而却极少得到评论的事例之

[74]一。新建的清朝，在占领了中国内地诸省之后就立即将巡抚和总督官缺变成了其政权构成的一个永久和正式的组成部分。只是在这一历史的关节点，我们可以恰如其分地将总督译为“governor-general”（区别于“supreme commander”），将巡抚译为“provincial governor”（区别于“grand coordinator”）。在清朝的最初数十年，从1644到1661年，绝大多数（76—80%）总督和巡抚，或是汉军旗[75]人或是满洲旗人（后者要少得多）。然而，欧立德已指出，“到1680年，汉军督抚的数目已锐减，并再未能恢复到此前的水平”。[76]而且，在乾隆朝，“统计数字……证实，满洲人被任命为督抚的比[77]例非常高”。到十八世纪中期，那时督抚不仅是家产制统治的代理人，而且是对内地各省官僚进行家产制统治的代表。清朝督抚的官位很显然是韦伯所谓的“missatic”制度——即“有着特殊权力，在官员的治地进行系统性的巡查”——的实现，这是统治者对于其领土[78]亲自巡查（即巡幸）的补充。日益被满洲旗人充任的督抚，在巡幸过程中很积极，并是乾隆皇帝亲随扈从中地位凸显的成员，这不是偶然现象（见第三章和附录A）。

任命家产制代理人（旗人和奴才）为各省督抚，是与内务府、[79][80][81]奏折制度以及军机处等其他家产制的制度或机构的出现，在同一时期发生的。所有这些制度或机构的发展对于巩固清朝家产制统治极为重要，但在八旗内部，皇帝彻底剥夺贝勒的权力，有利于加强对于内地各省的民族—王朝统治。事实上在乾隆朝，巡抚和总督转变为民族—王朝统治的直接工具，部分取决于最高统治者凌驾于八旗（国中之国）的最终完成，且是与后者同时发生的。

到十八世纪，所有的八旗军队，包括满洲八旗，已经处于皇帝的直接控制之下。这是在1720和1730年代初雍正皇帝亲自夺取了八旗内部任命权后实现的。一些学者将十八世纪雍正皇帝剥夺权贵的特权[82]称为“八旗制度的官僚化”，这并不完全准确。欧立德指出，“尽管趋势是朝着更大范围的官僚化，但清朝时整个八旗从未出现一个中枢机构，没有一个能解决所有与八旗有关事务的场所”。简言之，八旗的“官僚化”有着限度——这一过程绝不是表示“八旗制度的合[83]理化是向着其逻辑的结论发展”。[84]

实际情况是，雍正皇帝——恕我不能同意曾小萍等人的看法——不是（至少用韦伯的术语说）对官僚政治（“正式地”）予以合理化之人，而是家产制集权者，任命他自己的忠实代理人到八旗的权[85]力位置，为的是打破与之对抗的王公贵族的独立权力。雍正皇帝的最终目标不是正式对八旗制度——一种出类拔萃的家产制制度——的管理予以合理化（或官僚化），而仅仅是阻止它变成自治力量的场所，从中出现征服者精英的对手。简言之，雍正皇帝寻求的是权贵中立，而不是使八旗官僚化。

这一制度转变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随后的“汉军出旗”，这是[86]出于人口、财政和意识形态的考虑。这一持续很长的过程等于八旗的一次“民族净化”。结果，皇帝所在的爱新觉罗家族俨然转变成了满洲人的指称。正因如此，雍正皇帝能够在1728年3月初宣布：[87]“满洲人等俱系太祖、太宗、世祖、圣祖皇考之所遗留。”由于牢牢控制住了八旗——它现在变成了一个新近重建和“满洲”民族身份具体化的制度依托，乾隆皇帝更是无所顾忌地申张清廷对于广大地方官僚（“外圈之国”）的家产制特权。征服的意识形态遗产以及1740和1750年代财政和军事持续不断的突发事件也迫使他如此行事。由于清朝国家形成中的这些发展，乾隆皇帝在南巡中申张家产制特权，常常就变成了实施民族—王朝统治的同义词，我们会在以后的章节中看到这一点。

从元到清的帝制晚期统治者的政治权力和权威，是通过并在家产制官僚帝国的制度安排内部建立的。然而，这些家产制官僚帝国的意识形态特征和政治文化不完全相同，也就是说，在历史上，它们是变动的并依情况而定。与本研究最相关的是，明王朝的缔造者朱元璋及其继任者们没有——可能也不会——充分地利用巡幸活动作为维护[88]他们家产制特权的手段。这是帝制晚期民族认同意识形态力量的明证，也验证了许多抗议巡幸的官僚认识并把巡幸描述为一种具有民族色彩（因此也是未开化和不得体的）治理模式所达到的程度，正如第一章所概述的，到十六世纪初（如果不是更早的话），许多汉族士大夫反对巡幸的想法，不仅因为它们将君主人身置于危险境地，而且因为它们与并不遥远的契丹、女真和蒙古统治者季节性的迁移和打猎相似。盛清时期巡幸的恢复，是一项充满着意识形态色彩（即有着民族色彩）的事业，我在本研究整个的余下部分主张，康熙和乾隆皇帝恢复巡幸（其中包括南巡），为的是申张和扩大清的民族—王朝统治——这在本质上是家产制统治的一种特殊历史形式。

巡幸与清朝统治的形成

本研究将巡幸定位为盛清时期家产制政治文化的核心内容。我的最重要论点是，乾隆朝廷之所以利用巡幸，是因为它是有着政治效力、具有多重象征意义的活动，能够在社会各阶层——每一个都有自己特殊的历史和利益——中同时产生意义，进而有利于他们内部的意[89]识形态凝聚与再造。

第一章讨论巡幸的内在多重意义。第二章至第四章集矢于清廷，尤其是乾隆皇帝恢复巡幸，以宣传民族—王朝例外主义与统治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是通过王朝孝道、勤勉、武功及仁政等纠结在一起的话语和姿态得以建立的。然而，民族—王朝统治意识形态的这些外在表达，并不是清廷建立其对于江南的权威的仅有手段。同等重要的是清廷对于汉族精英的理念和利益的包容，这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予以详述。在汉族精英占据着经济和文化霸权意识形态的地方，由于实行更为“民族中立”的包容策略，常常遮掩了民族—王朝例外[90]主义和统治的意识形态主张，但它没有完全消失。这里家产制统治是通过天子和士人领袖在地方上的圣贤统治的话语建立起来的。然而第七章，证明乾隆皇帝也继续将自己刻画成为并有意作为勤勉的马上满洲统治者，而不是图安逸的汉族士人形象，尤其是行进在江南备受赞誉的风景之中时。最后，第八章探讨大众对于乾隆南巡的认识，以及1770和1780年代它们对于清朝统治机制的影响。

巡幸在意识形态上的丰富性，源于其内在的多重意义。这种多重意义产生于巡幸的不断变化的地位，这是由于经典注疏和官僚上谏的日益演进的传统，也由于帝制国家形成的历史兴衰，这在第一章有详论。到十八世纪，对于巡幸的反响包括一连串意识形态的紧张和对立——在文与武、君主与官僚、南方与北方、汉人与“蛮夷”之间，此恰恰是这一礼仪的引人之处。在十八世纪，巡幸是盛清统治者达到精妙平衡的重要手段：一方面承认汉族臣民的价值、感受和利益，而另一方面继续保持并申张明确的民族—王朝（家产制）统治意识。

若我们不将南巡视为一种要孤立分析的独特现象，而是四个基本方向上更为广泛的巡幸的复兴，那么民族—王朝统治统摄一切的意[91]识形态必然需求就清晰可见。基于此认识，第二章分析了康熙和乾隆皇帝各自在1680年代和1740年代恢复巡幸明确的时间选择和意识形态（民族的）内涵。从这一分析角度解决了一系列的重要问题：康熙和乾隆皇帝究竟是如何通过巡幸活动强化清朝民族—王朝统治的？在清廷和其官员间所进行的各种意识形态的对立和博弈的条件和结果是什么？南巡与其他方向的巡幸是什么关系？

如第二章所详论的，凭借着拥有源于王朝孝道和皇帝狩猎的相同的辩护性话语，所有的巡幸变成了爱新觉罗家族（进而言之全体满洲人）在武和文领域纪律和勤勉的大肆鼓吹的象征——这将在第四章和第七章进一步论述。那么，作为1680年代和1740年代对于巡幸更广阔范围的复兴一部分，南巡也被用以提升清朝在军事和民事方面进行民族—王朝统治的合法性。

第三章和第四章描述乾隆南巡军事方面内容。第三章的前半部分突出与将一个朝廷置于运动之中有关的军事和民族的变化形式，特别是将清廷以更为机动的马背之上的朝廷和营帐之内的朝廷形式所进行的重建。第三章后半部分所讨论的是，官方制造人们称颂南巡的种种努力——也就是，像变戏法般地展现当时江南民众的欢呼以及接下来将这种表现公之于众。这里我呈现的是，清廷应对大众谣言和不满的能力是有限的——这一主题将在第六章和第八章作进一步申论。

第四章继续分析映射出清主权含有军事表现形式以及嵌入了民族意义的南巡。这一章特别阐释了乾隆皇帝如何通过展示骑射，以及在江宁和杭州检阅驻防八旗，既对满洲人武力发出指示，又炫耀了这种武力。如此展示满洲人在江南的军事力量，旨在给广大臣民（包括文与武，既来自内地又来自帝国的内亚边疆）造成如此印象：这一出巡中的政权仍然处于战时状态。

南巡中这些支持和夸耀八旗武力的努力，证实了清廷执着于民族—王朝统治的信条。但我们也要承认，乾隆皇帝是在更广阔的（以及变化的）社会历史背景下，努力实现这样的意识形态使命。一些相互关联的趋势，包括商业化、人口激增、职业多样化以及社会流动性，在征服者精英各阶层加速了认同危机。这反过来，促进了南巡期间，清廷在意识形态上对于民族—王朝例外主义和统治的宣扬的激烈程度。此外，皇帝言辞可觉察得出的变化——从1740年代和1750年代缄默不语的忧虑到1760年代不加掩饰的耀武扬威（triumphalism）——反映出初始是艰难困苦，而后则是西师最终的胜利。通过将乾隆南巡置于这些更宏大的背景之中，我们可以更深入地理解十八世纪中期内亚领土并入清帝国，是如何影响清朝在内地统治的进程的。乾隆南巡既反映也加强了盛清政治文化在一个既繁荣又有着旷日持久战争的年代的更具普遍性的军事化。

还有其他一些历史事件对于乾隆南巡有着同等重要的影响。其中，首要的是黄河—大运河水利设施日益改变的社会形态以及由此而来的危机迅速增多，还有附带而来、持续膨胀的河工官僚，所有这些发生在1730至1760年代的这几十年。我已有文章探讨了南巡中这一重[92]要方面。可以肯定地说，乾隆皇帝的南巡，与十八世纪中晚期清廷对于一些重大变化的更大范围的反应，密不可分。

第五章和第六章讨论了乾隆皇帝包容内部日益分化然而却是极重要的江南精英集团的种种努力。这里所做的分析，从民族例外主义的种种表现转向了在地方社会内部精英霸权的社会再生产，这一切都是服务于家产制统治的。清廷显而易见的成功背后，不仅是对地方精英霸权（经济和文化上的支配）的承认和再度肯定，而且也有由上述长期趋势所推动的精英身份日见加深的危机。这些趋势叠加在一起，结果是，加深了有抱负的精英对于身份的焦虑，并促使他们指望朝廷成为社会声望和合法身份的神圣供给者。此等环境之下，清廷分而治之的策略尽管成功了，但只能是通过一直是不稳定、充斥着潜在紧张关系以及相互矛盾的竞争和博弈。

第五章详论了商人和乾隆朝廷间动态的和日益演进的关系。这里我集中讨论了乾隆皇帝日增的依赖性——不自在地依赖于来自扬州盐商的“捐输”（实际上是家产制加派或政治献金的盘剥），以满足不断进行中的战争和治水的财政急需。作为这些捐助给内府的回报，乾隆皇帝对于商盐，从经济和象征资本两方面予以恩赏，尤其是在南巡期间，许多是给予了那些已有名气但日感焦虑和不安的士人和拥有功名者。

清廷对于士人精英的包容是第六章的主题。这里，我的分析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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