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万千人
出版社：北京科学技术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昨日军统试读：
写在前面的话
这是一本很随意的书，如果它可以叫做“书”的话。
说随意，并不是指写作的态度，态度决定命运，那岂是可以随意的！
我说的随意，是指写作的方式。
首先是体例，不甚严谨，岂止不严谨，简直就没有体例。
由于这本书最初是网上连载的一个帖子，为了吸引大家每天来看，不得不借鉴评书的某些做法，讲到一个比较关键的地方，不说了，且听下回分解。
但是，我没有袁阔成先生、单田芳先生他们那样的本事，人家也是每次都给你留下一个悬念，还能保证每一段都是半个小时。我不行，所以弄得每一个段落长短参差。
第二，率性而为，想到哪儿说到哪儿，造成枝蔓太多。有的时候写着写着突然扯进一个不太相关的话题，每每引起大家抗议，但改进不大。主要是个人觉得所谓写作，本就是一件很轻松的事，如果设限太多，一“累”了就不爱写了，所以这一点还请大家原谅。
还有的朋友觉得我写得太慢，经常来信敦促。在这里我要解释一下。
一个呢，怨我自己，刻苦有余，奈何才气不足，所以写东西很费劲；再加俗务缠身，每天平均1000字，已经费了牛劲。想当年高阳先生说他每日必写3000字，真是了不起，晚生比不了。
从客观上说，这个题材比较特殊，资料的收集有点困难，颇多的事情众说纷纭。有时候，为了查一个简单到不能再简单的东西，比如核实一个生卒年、或是一个籍贯，都要费上一天的工夫。
不过，也正得益于此，笔者可以不谦虚地说，这本小册子中谈到的每一件事情，甚至每个人物口中的每一句话，都是有依据的。
没谱的事，我是绝对不写的。
如果说这本书还有些意义的话，那就是这一点了。
万千人2010年8月第一章军统的前世今生
关于军统，我们尽可能讲得轻松些，少讲什么组织沿革啊之类的，那个大家可以去看历史书。“军统”是个泛称，其前身是复兴社特务处，抗战期间叫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抗战胜利以后改为国防部保密局。至于1949年以后叫什么，那得另外写一本书。
所以，讲“军统”，要从复兴社特务处开始。一、复兴社——传说中的“十三太保”
这个复兴社，简单地说，是一个忠于蒋介石的组织。
复兴社的成立，最初源于黄埔四期生滕杰的一份《计划书》。其中提到：应该“在无声无息（极端秘密）的原则下，以黄埔学生为骨干，结合全国文武青年之精英，切实把握民主集权制之原则，来建立一个意志统一、纪律森严、责任分明和行动敏捷”的坚强组织。并希望依靠这个组织，整肃腐败、唤醒民众、抵抗外侮，最终“复兴我中华民族”。
蒋介石看了这份计划书后非常赞赏，复兴社就这样成立了，其宗旨，就是滕杰讲的那几句话，这是明的，实际上，由于这个复兴社整个由黄埔学生组成，自然忠于他们的蒋校长。
滕杰，1905年生，江苏阜宁人，军校四期毕业。
滕杰在军队中主要做政治工作，后来转入政界，他与那些直接带兵打仗的人比起来，不是太知名。但就这一件事，足以让他载入国民党的党史。所以我们在讨论黄埔四期生的时候，除了林彪、胡琏、张灵甫，不要忘了还有这个滕杰。
复兴社的骨干叫干事，也就是传说中的“十三太保”。具体哪13人，说法不一。有说是刘健群、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酆悌、郑介民、曾括清、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戴笠、胡宗南等13人；也有说是贺衷寒、邓文仪、康泽、桂永清、刘健群、潘佑强、郑介民、葛武綮、梁干乔、肖赞育、滕杰、杜心如、胡宗南等13人。笔者稍稍倾向于前一种说法。
其实，也许不一定是13个人，也许多、也许少。中国人对有几个数比较偏爱，一个“三”、一个“四”，动不动“三大什么”、“四大什么”，再一个就是“十三”。
还记得“说唐”里边，靠山王杨林手下就有“十三太保”。好汉有李元霸、宇文成都、裴元庆那一伙子人，有没有秦琼我忘了，反正单雄信才排第十六。到了单田芳先生那儿又给改成“十三杰”，可要排名的人又有十四个，否则秦琼排不进去。没办法只好把第十三杰说成是两个人：上首，秦琼；下首，四宝大将尚师徒。
所以排名这个东西就这么回事，都是后人说的。二、后来者居上——戴笠执掌特务处
复兴社的核心组织，叫力行社——怎么这么复杂！那没办法，历史原本如此。
力行社下面，有诸多机构，其中有一个，就是特务处。
特务处处长，出乎意料地给了戴笠，副处长郑介民（同时兼任侦察科长）。
为什么说出乎意料呢，因为军界、政界最讲资历。戴笠的资历有点浅，你别看他岁数不小了，但在黄埔只是个六期生，郑介民可是二期的。
郑介民一是不愿屈就在戴笠的手下，二也不爱干那些“偷鸡摸狗”的事，嫌层次太低，几次找校长，想调工作，都被驳回。
按：戴笠当处长，很多人反对。当时有几个人呼声很高，如桂永清、邓文仪、康泽，也包括郑介民，一水儿的黄埔学长，但最终戴笠后来者居上，蒋介石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应该说蒋介石把戴笠看得还是很准的，从此戴笠在特工这个领域中如鱼得水，大展其才。
后来戴笠野心膨胀，到抗战结束以后，准备谋求海军总司令的位置，但因飞机失事摔死。国民党海军建立，总司令正是当年被他PK掉的桂永清，这是后话了。
戴笠以他手下的“密查组”为基础，组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
在此之前的1931年秋天，戴笠和蔡劲军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上尉参谋的名义，分别召集了一批军校的同学，帮蒋介石搜集情报，叫做“密查组”，戴笠手下这一伙儿人，就是后来传说中的“十人团”。
关于“十人团”究竟有谁，按沈醉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梁干乔、黄雍、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
沈醉本人并不是“十人团”成员，他说的话，不一定准确。
与“十三太保”不同，“十人团”是有着具体标准的。
邱开基是特务处最初的两个科长之一，郑介民是侦察科长，邱开基是执行科长。据邱开基回忆，戴笠曾对他讲过，所谓“十人团”，指的是特务处还没有成立之前，就与他一起“义务”地为蒋校长搜集情报的十个人，这其中，包括周伟龙，其他还包括谁，戴笠没有说。
以这个标准来衡量，梁干乔是特务处成立以后才加入“团体”的，黄雍则一直在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工作，根本没有直接参与过戴笠的情报工作，显然不在其中。
按乔家才的回忆，是戴笠、唐纵、徐亮、周伟龙、张筱高、王天木、张炎元、胡天秋、马策、郑锡鳞。
这其中，少了梁干乔、黄雍两个人是对的；多了两个人，王天木是对的，他很早就跟着戴笠“跑单帮”，帮了戴笠很多忙。张筱高则不知何许人也。
在这份名单中，明显拉掉了一个人——从进入军校六期就一直与戴笠、徐亮形影不离的王孔安，这才是真正的“十人团”当中的最后一位。
1932年4月1日，特务处正式成立，办公地点设在南京徐府巷，后迁洪公祠，称乙地；另在南京鸡鹅巷53号、戴笠的住宅设联络处，称甲地。乙地一般是不对外的，要到乙地办事，须先到甲地领介绍信。
按：戴笠与胡宗南是“铁哥们”，当时胡宗南已是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这个鸡鹅巷53号就是胡宗南的驻京办事处，戴笠给他兼着驻京办主任。后来特务处成立，胡宗南将这个院子送给了戴笠。
这就是复兴社和特务处成立的大体经过。
要说的是，复兴社远不是那么简单。全盛时期，复兴社掌握着很多报纸、刊物，还成立了许多外围组织，与国民党其他派系的矛盾越来越深刻，尤其是触动了“CC系”的势力，渐成尾大不掉之势。
尤其是在“西安事变”中，复兴社及特务处工作不利，致“委座蒙尘”，彻底改变了复兴社的命运。1937年3、4月间，蒋介石手谕复兴社，“停止一切团体活动”。
按：“西安事变”的发生，戴笠和他的特务处，难辞其咎。这件事以后还要谈到。
1938年4月，国民党成立了一个新的党团组织，以“代表、领导全国的青年力量，服务抗战”，这个组织的名字，叫做“三民主义青年团”，简称“三青团”。
到此，特务处完成了他的历史使命，以后，要看军统局的了。三、特务处的“天敌”——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
早在特务处成立之前的1928年左右，国民党党内最大的派系——CC系也搞了一个特务组织，即隶属于中央党部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从分工上来说，两家各搞各的，党务调查科做党派工作，特务处搞军事情报。但工作开展起来以后，戴笠才发现这个分工自己吃了亏。
这时全面抗战还没有开始，反共成为首要任务，特务处成立的初期，骨干都是些军校学生，头脑相对比较简单一点，杀人越货、“偷鸡摸狗”还可以，搞反共，实在是勉为其难。反观党部调查科，一个是早开展工作四五年，经验、基础都好得多。再一个陈果夫、陈立夫都是搞党务工作起家的，手下集中了一大批共产党的叛徒，经常在内部召开“理论研讨会”，学习、讨论共产主义理论，水平自然不一样。
按：国民党内部，颇有些人极讨厌戴笠，陈立夫就是其中一个，从不给好脸，经常私下里损他们，说特务处的人“一副吃相难看的样子，用便衣特务代替一切，还要情报工作干什么”。戴笠恨之入骨又无可奈何。
所以从特务处成立伊始，两家就斗得不亦乐乎，同行是冤家嘛，到后来弄到把工作放在一边，以跟对方制造摩擦为乐趣的程度，如某次设计捉弄了对方，甚至假装误会把对方的人揍了一顿，都能高兴好几天。
为解决“内耗”，蒋介石决定成立一个统一的机构来协调特务工作。1935年5月，成立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注意：此军统非彼军统），局长陈立夫。
下设三个处，一处党务处，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升格组成，处长即著名的中统头子徐恩曾；二处军警处即戴笠的特务处；三处是新成立的邮检处，处长丁默邨（后来落水当了汉奸，即《色戒》中影射的那位“易先生”）。四、双峰并峙——“中统”与“军统”
抗日战争爆发以后，1938年3月，在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决定把三个处分开，其中一处党务处升格为中央党部调查统计局，简称“中统”；二处军警处升格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三处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维持原处级架构不变。“中统”的事暂且不表。
军统局的局长，例由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担任，此时是贺耀祖，戴笠为副局长。但蒋介石明确指出，实际的工作由副局长来负责。之所以这么做，主要是蒋认为特务工作其本质，是一种偏恶性的工作，权力不妨给，但政治地位不宜太高。
按：历任军统局长，在贺耀祖之后，还有林蔚、钱大钧。但这些人都很知趣，不过问任何具体事务（估计也不爱掺和这些烂事）。
终其一生，戴笠都只是军统局副局长，少将、挂中将衔，死后追晋中将。但戴笠的手下，起码有不下十个中将，少将得有二十多个，起码他下面的处长就全是少将。这是因为很多特务都兼任着公开的职务，但在“军统”，他还是戴的手下。
这个格局，一直持续到1946年3月17日，戴笠飞机失事为止。换言之，“戴记军统”，一共维持了整整八年，基本与抗战共始终。
戴笠死后，大约在1946年7月前后（有的文献说是7月1日），“军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局长先是郑介民，后为毛人凤。一直到1949年去台。这是后话了，以后再说。
至于“中统”，则于1947年改名为中央党部党员通讯局，简称“党通局”，1949年又更名为内政部调查局。第二章特务们是怎样练成的
蒋介石靠黄埔起家，戴笠处处学他的“校长”，最重视学生，其实就是培养自己的班底。事实证明，后来军统的骨干，不是黄埔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特务训练班出来的。
1932年4月1日，戴笠的特务处成立，在此之前，戴笠已经开办了他的第一个特务训练班——“洪公祠特训班”。一、军统特务训练的滥觞——“洪公祠特训班”1“洪公祠特训班”对外名称叫“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因设在洪公祠，后来人们称之为“洪公祠特训班”。
三道高井洪公祠，原是《中国日报》，“中央军校毕业生调查处”就设在这里，“参谋本部特务警员训练班”借用的也是这个地方。“洪公祠特训班”一共举办了三期，每一期半年。第一期于1932年3月开班，这是“军统”特务训练的开始，在“军统”林林总总的特训班中很有代表性，因此我们重点介绍第一期的情况。“洪公祠特训班”开班时，共有学员30名，中途有3个人退学（特训班居然还有敢退学的，够人性化的），到了结业分配工作时，只有27人。
既然是培养特务，总得有一个选拔的过程，不能扒拉脑袋就算一个。据军校五期生喻耀离回忆，学员们是通过“中央军校特别研究班”选拔出来的。当时，正在接受培训的喻耀离突然接到通知，让他于某日到洪公祠报到，并特别警告他，此事不准告诉任何人。
喻耀离还以为是“提前分配工作”，特别高兴，美滋滋地赶到洪公祠。一看有30个人，都是军校同学，谁都不知道来干什么，又不敢互相打听，彼此都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过几天开学了，才知道是培养他们当特务。
要特别指出的是，这一期学生出了两个响当当的人物。
陈恭澍，军统著名杀手，当过北平站站长、天津站站长、上海区区长；刺杀过汪精卫、张敬尧、王克敏；从1932年参加工作，始终站在行动工作的第一线，“甜活儿”全归他了，也绝了。唯一令人惋惜的是有一个短暂的时间落水当了汉奸，虽说后来又跟“军统”接上了关系，毕竟于大节有亏。
陈恭澍的事，我们在讲“军统”杀手的时候会有很大的篇幅涉及，这里暂且按下不表。
刘乙光，生于1898年，湖南永兴人，军校四期毕业。
刘乙光只比陈恭澍高一期，岁数却比陈恭澍大了“一轮”之多，陈恭澍在五期生中属于岁数小的，因为他是初中毕业就考入了黄埔，入学的时候才15岁，比规定的入学年龄小了两岁多。而刘乙光则是师范出来进的黄埔，在四期生中属于最大的那一拨。
说起刘乙光，此人一辈子几乎只干了一件事——看守张学良，从大陆跟到台湾，陪伴了张学良一辈子，并一步步地晋升为少将。当看守居然能干成少将，也算是一段佳话。
除了上述两人，有据可查的还有15人：
翁一揆，军校三期
翁光辉，军校三期
廖宗泽，军校四期
田动云，军校四期
徐志道，军校四期
庄骏烈，军校五期
喻耀离，军校五期
陈致敬，军校五期
丘尧勋，军校五期
唐焕文，军校六期
戚南谱，军校七期
杨英，军校七期
徐远举，军校七期
王一士
郑兴周
另有13人，没有确实的材料。
按：据一些材料反映，还有何龙庆、陈善周、赵理君、赵世瑞、郭履洲，都是大名鼎鼎的人物，尤其是赵理君。以后我们都会提到。
但是不是这一期的，存疑。2
在军统各种各样的训练班中，“班主任”几乎都是戴笠（没好意思叫“校长”），惟独这一期例外，班主任是当时的参谋本部二厅厅长申听禅，副主任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王固磐，但显然他们都是挂名。
具体的管理，分为三个组。民国时似乎很喜欢用“组”这个名称，最起码“军统”特别爱叫“组”。这个“组”可大可小，大的组长，级别能到少将、中将。
戴笠负责“事务”组，主持日常工作；
特务处副处长郑介民负责“教务”组，管教学；
李士珍负责“训育”组。
李士珍，1896年生，浙江宁海人，军校二期。
李士珍是国民党警察事业的创始人，曾留日学过“高等警察”，历任中央警官学校教育长，去台后任中央警校校长，出版过《警察行政研究》、《警察精神教育》等专著。
大家不要以为李士珍是光会埋头著书的书呆子，这又是一个厉害角色。为了争夺对警察系统的控制权，此人几乎与戴笠斗了一辈子，基本是个不相上下的局面，以戴笠当年的权势熏天，能跟他平分秋色的只怕天下没有几人！甚至，戴笠飞机失事，都跟他的存在有些间接的关系。你说这是一般人吗？
但在此时，他们还是工作关系。
要我说，李士珍这个“训育”组的角色，基本相当于现在的“学生处”，每天早晚两次集合点名，晚上点了名之后还有一顿训话，这个不好那个不行，学员都很烦他。你说是不是差不多这个角色？
谈到学习和生活，陈恭澍在回忆中用了“筚路蓝缕”来形容当时的条件，大家不要以为学当特务有多舒服，那个条件是相当艰苦的。
上课的教室就是礼堂，开会也是这儿（反正人也不多，一共30个学生嘛）。里边有十五张长条桌，两个人共坐一条板凳，正好三十人。用木板垫高一块，就是讲台了，黑板也是旧得变成了深灰色的那种。
学员宿舍，有门没窗户，一下雨就漏水。床是高低床，铺盖是不会有人给你提供的，均须自备，可想而知什么颜色都有。
伙食，正餐六个人一桌，四菜一汤（原来这个标准民国时候就有了），管吃不管饱，而且教师和学员的餐标完全一样，这个应该说是难能可贵。
条件不怎么样，但纪律却是严格得不可想象，整个六个月的学习期间，学员们基本过的是一种“与世隔绝”的生活，所有的休息日全部被取消不说，课余时间还一律不准外出。据陈恭澍后来回忆，除了集体外出搞活动什么的，没有任何一个人单独出过训练班的大门。
看来李士珍处长还是很称职的，像管犯人一样地管这些未来的特务头子们。不过要我说，那时的人还是规矩，换成现在你试试？教练坐在饭店门口都看不住，人家跳窗户！3
训练班的开学典礼，据喻耀离回忆，是在1932年4月1日。
按：1932年4月1日，实际上就是特务处成立的当天，以后多少年，“军统”都要在这一天举行“四一大会”以示纪念。自1946年以后，由于戴笠在当年3月17日飞机失事，遂改为“三一七大会”。
由于训练班已经于3月开班，实际上是补办开班仪式。“蒋校长”亲自莅临，让学员们都感到极为荣幸。
按：那个年代，蒋校长在军校学生们心目中的地位，可能是我们现在的人们所不能想象、也不可理解的，甚至可以说那就是神。如果蒙校长接见一次，“温谕”几句，都是无上的光荣。如果能得到一张校长写上“蒋中正”三个字的照片，那真得找个镜框供起来。
所谓开学典礼，仪式很简单，桌上放一本《三民主义》、一支手枪，由蒋校长先领着大家宣誓，誓词是：“余誓以至诚，奉行三民主义，服从领袖命令，遵守团体纪律，尽忠职守，严守秘密。如违誓言，甘愿受最严厉之处分，谨誓。”
新鲜的是，大家宣誓完后还要把每个人手中的誓词收集起来，当场焚化，有点像江湖帮会之类的入会仪式。这是一个象征意义大于实质的举动——告诉大家，我们从事的是一项极崇高的事业，大家要随时做好献身的思想准备。
宣誓过后是校长“训示”，据喻耀离回忆，蒋介石当时说：“特务人员，是个无名英雄，为国家民族的灵魂，做领袖的耳目。特务工作是一种非常的工作，要有坚忍不拔的精神，抱定不成功便成仁的决心，方可达成所负之任务。特务工作是一种终身职业，不得中途变更。”等等。
开学典礼之后马上开课，大家都很关心特务训练班都学什么，先说大家感兴趣的。
首先自然是枪械，特务嘛，包括射击和枪支的拆卸。
按：枪支拆卸，听起来很神秘，其实不要以为枪这个东西有多复杂。不知道大家拆过枪没有，笔者拆过手枪，“五四式”的。
过去的枪，结构是很简单的。以“五四式”为例，其实就那么几个零件：枪管、复进机、发射机座（就是一个连着扳机的装置）、套筒座（其实就是枪柄）、套筒（就是子弹上膛那一下，往后拉的那个东西），当然还有弹匣。另外还有一两个小件，叫什么忘了，好像有个枪口帽吧，反正全加起来不超过七八样东西，当然制作精度比较高一点。熟练以后，闭着眼睛拆散再给组装上并不是难事。
顺便说一句，这个“五四式”手枪真不怎么样，又大又重不说（倒是个防身利器，即使没有子弹，照着脑袋上敲两下也够呛），最大的缺点是不准，同一性极差。但最大优点是威力大，“五四式”是军用枪，强调杀伤力，跟AK47一样，只要打到要害处，肯定一枪毙命，没有抢救那一说。
爆破。大家都是军校出来的，对这个并不陌生。但此番学的主要是用特定物品自制爆炸物，不是给你两箱现成的炸药，你往哪一埋、一点、一炸那么简单。
毒物。包括麻醉之类的。据说有一次上实验课，用兔子来示范，结果把相对应的剂量注射进去之后，没想到遇上一只命大的兔子，半天也不死，弄得教官下不来台，学员在底下暗笑。
通讯。就是《潜伏》中余则成那一行了，包括电讯、密码、密写等等。
驾驶。包括卧车和摩托车。因为没有几辆车，时间又短，多数人都没学会。
按：那个年代汽车少，所以会开车的人也不多，即便是军统特务。像《潜伏》中余则成那样到哪里都有车开，还什么车都抓起就开的可能性是不大的。据沈醉回忆，他曾向戴笠自告奋勇承担某个行动，其前提就是沈醉会开车，而且驾驶技术极好。
摄影。这是每个情报人员的必修课，包括照相机和暗房技术。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弄个数码的，即拍即看，不清楚再来一张就是了。那会儿可绝对是过了这个村没这个店，洗出来一看不清楚，要耽误大事的。
上面说的大体属于专业课，还有大量的基础课或者叫理论课，主要有以下一些课程：
行动术。理论性内容比较多，属于纸上谈兵。
侦察学。主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军事侦察为案例，特务工作在那个时代的中国，还属于新生事物，没有太多现成的教材可用。
情报学。就是《潜伏》中陆桥山那一行，情报是一切特务活动的基础，因此这是每个特工都要通晓的一门功课，包括从搜集到应用的全过程。
军事情报学。由郑介民主讲，郑介民的本行就是干这个的，后来还出版过一本专著，名字就是《军事情报学》。
高等警察学。教官自然是李士珍，前面说了嘛，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武装斗争。耳熟吧？顾名思义，这是专门针对我党的一门课程，据说教官教得非常好，得到大家一致认可。
帮会。如哥老会、青洪帮，等等。当时帮会盛行，搞情报不了解这一行是不行的。
按：军统的很多高级干部都在帮会。如王兆槐是杜月笙的弟子；陈恭澍是青帮第22代“通字辈”弟子；戴笠早年也加入过王亚樵的“斧头帮”，并且他和杜月笙是非常好的朋友，戴笠在上海呼风唤雨，与杜月笙的鼎力相助是分不开的。“契卡”。即1917~1922年的“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负责人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捷尔任斯基（看过《列宁在1918》的一定对他有深刻印象）。讲前苏联的特工活动，那会儿的“契卡”，大概就像后来的中情局一样，代表世界特务工作的最先进水平。4
上面这些课程，均根据陈恭澍的回忆。从这些课程中，大家不难看出：第一，除了射击等个别几门课程，其实特训班也没什么新鲜的，并不神秘；第二，这么多的课程，短短半年的时间，自然只能是学个大概，哪样也学不精，连开个车都没学会（比咱们差远了）。想成为某个方面的专家，那是门也没有。后面怎么样，能不能成为一个出色的特工，就要看每个人的悟性和造化了。
像前面我们没有考证出姓名的那些人，要么是工作性质极端保密，不能见诸史料记载。也不能排除因个人悟性太差或没有崭露头角的良好机遇而终身籍籍无名。
像陈恭澍是往行动方面发展，年纪轻轻就成了一个专门搞暗杀的专家，恐怕他也是始料所不及。
像刘乙光，分配到南京特务处本部特务队，后来当了队长。听着挺厉害，其实是负责管理特务处的内部监狱，最终以一名高级看守终身，估计也是做梦都想不到的。
按：军统（包括前期的特务处）有一套非常严格的督察制度，大凡特务们在工作中出现严重违纪或工作失误造成严重后果，就要去“反省”，即关禁闭，其实就是军统的内部监狱。待遇分三种：“甲”地条件最好，跟家里差不多，只是限制自由；“乙”地就差一点了，但“甲”、“乙”两地都在军统单位内部。除此以外，还有“丙”地，“丙”地设在南京陆军监狱中，专门辟出一部分监号，那可就是名副其实的“蹲监狱”了，只是比一般的犯人少挨几顿揍罢了。
刘乙光的工作，就是负责管理这些因违纪或工作失误而需要反省的“同志”们。后来，大概是看他具有当看守的“天赋”，又很忠实可靠，被戴笠指派去看守张学良，从此开始了自己漫长的看守生涯——其实，也等于蹲了一辈子监狱。
转眼半年过去，“洪公祠特训班”结束，这回是真的该分配工作了。喻耀离被分配到河南，后又回了他的老家江西南昌，陈恭澍则被分配到北平，去建立特务处北平站，同去的有杨英和戚南谱。
从此，陈恭澍走上了他的杀手生涯，不久之后，就要迎来他的“初出茅庐第一功”——刺杀张敬尧。二、军统特务的“摇篮”——浙江警官学校
大体在1932年末，为了便于戴笠开展工作，蒋介石任命他为浙江警官学校（以下简称“浙警”）政治特派员。大家不要小看“浙警”，当时中国不像现在，每个省都有自己的警察学校。当年，“浙警”是中国仅有的两所专业警校之一。
得此天赐良机，戴笠岂能客气？
他首先在校内设立政治特派员办公室，派他军校六期的同学王孔安为办公室书记长，主持日常工作。
按：“书记”、“书记长”这类词，以后会经常出现，大家不要搞混了，以为“书记”是国民党的支部书记，不是的。国民党的党务机构，一般设在地方，如“上海市党部”、“湖北省党部”。不像我党，“支部建在连上”——目的是强化党的领导，这也是我党最终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国民党的党务机构主官，名称多变，有叫书记的，也有叫主任委员的，也有叫书记长的，还有其他一些叫法。这也很正常，大家不要用现在的观点去看当年，说怎么这样不规范。大凡一个组织在创建初期，大抵如此。另外，当年处于战乱年代，组织频繁改组，一改就容易乱。
当年，国民党的各级机构没有那么多职数，一个正职、顶多一两个副职，像军统，始终是一正一副。
这样就带来一个问题，即主官不在位时，得有人替他处理一些日常的事务，因此民国时期，各机构一般设秘书长或主任秘书、书记长或书记，大体都是一个意思，即主持内部日常工作的这么一个幕僚长。
这个幕僚长因时、因地、因人而异，可能地位很高。但不管职位高低、不管叫什么，这个幕僚长由于长年帮主官看家，参与密勿，其实际地位都不低，权力也很大，如果是主官的亲信，那就真的是能当半个主官的家了。
接着戴笠又派赵龙文为警校校长兼杭州警察局局长。紧接着，教务处、政训处，全换上了特务处的人。
经过一番改组，“浙警”成了特务处的特务训练学校，戴笠从学生中挑选了一批最优秀的，办了四期特警训练班，培养出了许多特务骨干，在特务处早期，除了“洪公祠特训班”毕业的几期学员以外，“浙警”的师生员工，也成了特务处最初的班底之一，许多人都是从这里走上他们的特务之路的。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军统“三毛”就是在“浙警”聚齐的。军统“三毛”“浙警”出来的第一个人才，就是毛善高。
毛善高这个名字，大家可能不熟悉。那我告诉你，毛善高进入特务处以后，改名为毛万里——什么，还不熟悉？那我再告诉你，他还有个哥哥——毛人凤。
这下熟悉了吧！
不过此时的毛人凤还在地方政府当小职员，他的弟弟毛善高听说当年的戴大哥（毛人凤与戴笠是同乡加同学加亲戚）正在主持“浙警”，于是就来投考，想当警察。考完之后心里没底，就托人给戴笠带话，问能不能看着毛人凤的面子，关照一下。
没想到这一下关照大发了，戴笠见着当年的小兄弟一聊，觉得是个有用之才，又是家乡的子弟，大喜过望：“考什么警校！到我这里直接参加工作，跟着我干革命。”
于是，毛善高直接进入特务处当上了国民革命军军官，授少尉军衔，任“洪公祠特训班”书记员，并改名为毛万里，后来成为军统著名的将级特务。
说完毛万里，再说他的哥哥毛人凤。
毛人凤，原名毛善馀，浙江江山县吴村水晶山底人，生于1898年，比戴笠小一岁。毛善馀与戴笠是江山文溪高等小学的同学，而且一起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毛善馀就是此时改名为毛人凤的，取“人中龙凤”之意。
另外，戴笠的妻子，闺名叫毛秀丛，与毛人凤是同族的远亲，因此戴笠与毛人凤也沾点亲。
毕业以后，毛人凤回到家乡当了一个小学教员（跟胡宗南一样，看来要想出人头地，先去教小孩子念书），“军统”的法官周养浩就曾是他的学生。
黄埔军兴，毛人凤也在此时赴广东参加“革命”，不过他考入的是黄埔军校潮州分校。但在校期间生了一场大病，只能退学回家。
按：毛人凤是潮州分校第一期的，这一期的学生，在铨叙年功时，比照黄埔军校第三期。
事情就这么巧，回家的路上，居然意外地碰到了戴笠。
按：关于这件事，我一直很怀疑其中是否有“演义”的成分，因为他们的这一次偶遇，对戴笠、对毛人凤的影响都太大了，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对中国都产生了影响。
人海茫茫，哪儿那么巧就碰上了，但这件事两个人又都提到过，似乎也没有不相信的道理。
据戴笠后来自己回忆：他考入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学后，因“宣传革命的道理”被学校当局开除（我们这边的文献记载是因调皮捣蛋被开除），不管什么原因吧，反正被学校开除是没错的。
戴笠失学以后，要说这人赶上倒霉就没办法，干什么都不顺。就跟姜子牙似的，卖面吧，赶上刮大风，面被吹跑；开饭馆吧，赶上天热，肉都臭了，反正基本就没干过什么正事。
正在这个时候，遇上了刚从广东回来的毛人凤。毛人凤听了戴笠的遭遇，就劝他说，革命的希望在广东，你应该去投考黄埔，干一番大事业。
走投无路的戴笠听了，当即决定到广东“投身革命”。所以我们要知道，毛人凤虽是戴笠的下级，但他却是戴笠“走上革命道路”的牵手人。
按：不要以为“革命”这个词是我们这边专用的。在当年，去广东参加革命军，反帝反封建、打倒军阀、打倒列强、挽救民族危亡，就是革命，这是每一个有志青年、特别是读过书的知识青年的唯一和最高理想。而“参加革命”的最直接途径，就是投身黄埔，这也是为什么黄埔军校能够影响中国军界几十年的重要原因，因为它吸引了太多当时中国最优秀的青年人。
有一部老影片《大浪淘沙》，基本反映了当时的情况，建议没看过的找来看看。听一听影片主题曲《工农兵联合起来》（据说还是根据一首匈牙利民歌改编的），一定能体会到当时那种热血沸腾的感觉。
后来，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中，就有后来被他拉入特务处、成为“十人团”成员的唐纵、徐亮、胡天秋，还有王孔安。
再后来，我们都知道了，毛万里加入军统之后，自然要推荐他的哥哥毛人凤，戴笠是很重视乡谊的，也一直惦记着自己的老同学，正好此时毛人凤在政府里的小职员也干不下去了，于是“毅然”投身“军统”。
当年戴笠投考黄埔之前，曾与毛人凤相约“后会有期”。
再相聚，竟是两代特务头子之间的风云际会。
1934年，36岁的毛人凤加入特务处，叙为上尉军衔，并被派往“浙警”政治特派员办公室任书记。从此，毛人凤为戴笠当了12年的书记、书记长、主任秘书，并于戴笠死后接过了他的衣钵。
按：毛人凤的“成长”道路，在军统绝对是个“异数”。因为他一天“外勤”都没干过。在抗战之后，密捕马汉三的行动由于事关重大，毛人凤亲自带队，还曾开玩笑，说“加入团体这么多年，这是我第一次捕人”。
因此，终戴笠的一生，毛人凤都是以一个幕僚长的身份出现。你可以说他不懂业务，而却能剪灭群雄，把保密局牢牢地抓在自己手中，其心机和手段，实令人有深不可测之感。
再说说军统“三毛”中的第三根“毛”——毛森。
毛森，原名毛鸿猷，加入军统前是个小学教员，由于在考师范的时候，用了同乡“毛善森”的文凭，所以加入军统时，他叫做“毛善森”。
这个同乡“毛善森”，大概和毛人凤、毛万里是一辈的，都叫“毛善什么”嘛，所以，不仅现在，即便在当时，“军统”中的很多人也以为毛森和“大毛、二毛”是兄弟，其实不是。
由于不甘心当“孩子王”，“毛善森”考入戴笠把持的“浙警”，毕业后又被戴笠送到特训班学习。在加入特务处的时候，觉得老冒充别人的名字也不是个事，于是去掉一个“善”字，改名毛森。
这名字，改得够学问，毛骨森森，人如其名。
这个毛森值得介绍几句：
一是他曾两次被捕，居然两次都能逃脱。
抗战期间，“军统”被捕的特务，几可以百千计，其结局，无非两种，要么英勇捐躯、要么落水当汉奸。能逃出来的，据我所知，只有两位（当然我说的是有头有脸的），其中之一就是毛森。
按：还有一位是刘戈青。这位更不得了，在日伪监狱里都敢揍监狱长，真是一位铁骨铮铮的英雄好汉。
二是毛森被捕以后，身在缧绁之中，居然还能假人之手制裁叛徒，实在是智勇双全。而他制裁的这个叛徒——“军统”东南区电讯督察李开峰（化名余玠），不少人认为是《潜伏》中李海峰的原形。
三，你“军统”不是不让结婚吗，毛森就敢，而且是堂而皇之地结，不但结，戴笠还送了礼金。厉害不？
毛森早就看上了特训班的同学，女特务胡德珍，因此，当“军统”派他到杭州当站长的时候，他向戴笠提出，赴敌后需要工作伴侣，有利于潜伏。戴笠一听不但特批，还给了他500元安家费。
后来，毛森在狱中“制裁”叛徒李开峰，就是胡德珍负责往来传递信息，最终成功的。看来找个同行还真是有好处。
和那些偷偷摸摸结婚而被关禁闭的军统“同仁”们相比，真不禁让人感叹，“同是一个单位的特务，怎么思考问题的差距就这么大呢！”曾见过孙中山的文强
文强，湖南长沙人，1907年生，军校四期。
文强是个文武双全的人，不光会写诗，他是学美术出身的，字也写得很好。他曾在长沙益群美专学习，并加入了共青团。
文强还是个武功高手，据说90多岁的时候，到武警部队参观，仍旧打得两三个小伙子不能近身。
文强的一生，颇具传奇色彩，与中国现代史上的诸多大人物都有瓜葛。
文强是文天祥的第23代孙，其父辈曾追随孙中山，因此文强17岁时就拜见过孙中山先生。
文强与林彪是军校四期的同学，当过林彪的班长，两人还因琐事打过架，而且是林彪先动的手，可想而知，身材瘦小的林彪自然不是文强的对手。
1936年，文强进入“浙警”任情报参谋训练班政训员，受到戴笠的特别赏识。
1948年，文强离开情报机构进入军方，任徐州前进指挥所副总参谋长、中将。1949年1月，在淮海战役中和杜聿明一起被俘。
由于他的这种特殊经历，文强“牛”得很。在改造中，文强一度表现得非常抵触。
文强刚进入功德林监狱的时候，狱方让他写一份悔过书。结果被文强一口拒绝：“我不写，我爱国爱民，当年我不走，可能就没命了。”
牛！让你牛！牛的结果，文强给定了个甲级战犯，他的上司杜聿明反而是乙级战犯。
1959年，杜聿明第一批被特赦，文强则于1975年才最后一批被特赦，与杜聿明、沈醉相比，他被多关了15年。
文强的儿子文贯中，是著名的经济学家。
文强的另一个儿子，曾开过一个“阿文汤包”店，前些年很知名。军统里的外交家萧勃
萧勃的公开身份是中国驻美大使馆的武官。
萧勃是湖南湘乡人，原名萧仁玑。其父萧鸿钧是湘乡的一位名人，有名到什么程度呢？萧鸿钧1935年去世的时候，蒋介石亲题“老成典型”四字，当时的国民政府湖南省主席何键亲笔为他写了悼词，还赠送了一副瓷棺。
我不知道萧鸿钧另外还有什么事迹，值得蒋介石给题字。
萧勃还有个哥哥，原名萧仁兵，是军校四期步科毕业，跟黄公略是政治大队第三队同学。
按：湖南湘乡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往远了说，有诸葛亮的第一接班人蒋琬；往近了说，有曾国藩一家昆仲子侄。进入现代，参加革命的，有蔡和森、蔡畅；1955年的大将，一共10个，湘乡就占两个，陈赓、谭政；黄公略如果不牺牲，起码也是个大将。那边的，有宋希濂；军统的，另外还有周伟龙。作家里，有萧三、张天翼。
当年，戴笠曾经从“浙警”挑选了几个佼佼者，送到美国留学，其中就包括萧勃，学成之后就地参加工作，直接担任军统美国站站长。
有人说萧勃摊上这个活不错，大家都当特务，同样是站长，别人在敌后，每天风餐露宿、“偷鸡摸狗”不说，不定哪天就给抓起来，没准哪天就掉了脑袋。你萧勃每天养尊处优，按时上下班，端着杯红酒、出席出席派对，就把活给干了，又体面还安全，真不公平。
那没办法，“革命”分工不同，萧勃的岗位是出席派对，你的岗位是“偷鸡摸狗”，不具有可比性。再说了，人家萧勃会外语，你会吗？不会就老老实实蹲墙根去，甭说那没用的。
抗战期间，萧勃为戴笠立了一大功，即“中美合作所”最终落户军统。“珍珠港事件”之前，中方曾向美方提供了比较翔实的“日方可能袭击美海军”的情报（这个情报，并非军统获得的，以后我们会讲到），日美开战，证实了中国在谍报方面的实力，美国海军方面也产生了双方合作的兴趣，决定派海军中校梅乐斯与中方接洽此事，最初的合作对象并不是军统，而是中国海军。但因梅乐斯与萧勃是好朋友，所以梅乐斯找到萧勃，请他出面安排与中方的联络。
萧勃自然第一时间将此事汇报给军统，使戴笠有机会撇开海军方面，直接把梅乐斯作为军统的客人弄到中国，予以热情接待，并通过梅乐斯向美国海军方面提出进行情报合作的计划。
1943年7月1日，美国海军情报署和军统合作建立的情报机构正式成立，这就是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英文缩写SACO），简称中美合作所。总部设在歌乐山下的杨家山。
中美合作所使戴笠搭上了美国海军的关系，戴笠也因此与梅乐斯成为极好的朋友，并且通过梅乐斯的关系，获得了日后美国海军支持他出任中国海军负责人的默契。
如果不是戴笠意外飞机失事，没准他就会出任中国海军的总司令呢，那可就不是少将的问题了。“浙警”的女特务之一——胡宗南的夫人叶霞翟
叶霞翟，生于1913年，浙江松阳人。
叶霞翟也是师范出身，当过小学教师，后来考入浙江大学，然后又入“浙警”，毕业后加入特务处。
这个叶霞翟挺有意思，放着好好的大学不上，去读警校，不理解是为什么。
据说叶霞翟是戴笠很看重的人，但某一次偶然叶、胡相遇，戴笠是特务，很善于揣摩他人心理，认为这两人挺合适，于是就在两人之间说合。
戴笠知道，胡宗南最崇拜的女性就是他们的校长夫人——宋美龄女士，于是他索性好人做到底，把叶霞翟送到美国去留学，既让叶霞翟接受美国式的教育，又使她摆脱在别人眼里“女特务”的印象，否则，堂堂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这是一支光荣的部队，蒋介石就是靠这支部队起家的）师长大人，娶个女特务回家，说起来总是不大好听。
所以人说戴笠机灵、会办事，真不是吹的。
挺好一桩婚姻，真是英雄美人，再般配不过了，虽然岁数差得多点（胡宗南比叶大将近20岁，认识的时候已经40多岁了）。孰料，这位师长大人（后来升了，官更大了），别人不学，要学霍去病，“匈奴未灭，何以家为”，不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我就不结婚！
再说叶赴美以后，先后在美国乔治华盛顿大学政治系、威斯康星大学研究院学习，获博士学位，1944年回国，在南京当大学教授。要说叶霞翟还真是个学习的料，六七年的时间，居然从军统特务摇身一变成为大学教授，这行业的跨度稍微大了点。
不过也不奇怪，人家本来就是正牌的大学生嘛。
好不容易等到了抗战胜利，满以为胡长官会履行自己的诺言，结果国共开战，成婚之事又变得遥遥无期。眼看着当年的妙龄少女熬成了半老徐娘，这种事，作为女方，又不好催：“你啥时跟我结婚？”不像话，对吧。弄得苦不堪言。
天遂人愿，1947年3月，胡宗南部攻克延安，胡宗南也走到了他事业的最高点，蒋介石专电给他表示嘉许：“宗南老弟：将士用命，一举攻克延安，功在党国，雪我十余年来之积愤，殊甚嘉赏，希即传谕嘉奖，并将此役出力官兵报核，以凭奖叙。”
按：当时，进攻延安的先头部队是胡宗南部的另一支部队第90师，结果胡宗南硬是要第90师改变进攻方向，给第1师让开大路。把第90师师长陈武气得几乎要发疯，破口大骂，但又无可奈何。
最终第1军第1师第1旅于1947年3月19日率先进占延安。
按：攻克延安之后，胡宗南曾经活动，托人找内政部，想把“延安县”改名为“宗南县”。事情办得差不多了，刚要发表，结果延安又被我军夺了回去，搞得鸡飞蛋打。唐纵在日记里曾埋怨“这个胡长官也真是，费挺大劲，好不容易办成了，你就不能多守几个月”。从此，胡长官就开始一步步地走背字，直到退出大陆，在台湾被弹劾，要追究他“丢失大陆”的责任，然后去守小岛。
终于可以结婚了！于是，胡宗南和叶霞翟就在延安的窑洞里举行了婚礼。
此时，胡长官已经51岁，叶霞翟也三十四五岁了。
据胡宗南的卫士回忆，婚礼非常简单，结婚的洞房就是一间窑洞，而且是他自己粉刷的，有人提议叫几个人来帮忙，他说“这是我私人的事情，用不着别人”，然后请了几个人吃了顿饭，就算办婚礼了。
胡宗南于1962年因心脏病突发病逝，他与叶霞翟仅仅共同生活了15年。
叶霞翟赴台后投身教育和慈善事业，曾任国民党中央委员，1981年逝世，享年68岁。
按：胡宗南与叶霞翟的长子胡为真，曾任台“国安局”副局长，因反对民进党的“去中国化”政策被解除公职，名噪一时。“浙警”的女特务之二——军统局唯一的女将军姜毅英
姜毅英也是浙江江山人，有的时候我真怀疑，20世纪三四十年代，是不是所有的有为青年都跟着戴笠进了军统。这其中，姓毛的就有五六个，姓姜的也有三四个，少将、中将起码有十来个，但这其中只有一位女性，就是我们所说的木匠的女儿姜毅英了。
前些日子看了一篇报道，说台湾直到现在，也只有5个女将军，而姜毅英是国民党在大陆时期唯一的一个。
姜毅英，原名姜岳根，出生于1908年，从“浙警”出来之后改名为姜毅英，进入特务处，任报务员，并一步步升迁，直到1946年3月，也就是基本上跟戴笠出事的同时，晋升为少将。
关于姜毅英的事迹，网上很多，大体是一个蓝本，连错的地方都一样，所以网络时代也很糟糕，大家抄来抄去，以讹传讹。
传说最广的，就是“珍珠港”的密电是姜毅英破译的，并说姜毅英因此从中校一步登天晋升为少将，这不对，破译“珍珠港”密电的，是池步洲。另外“珍珠港事件”发生在1941年12月，姜毅英晋升少将是抗战胜利之后的事情了。
姜毅英是一个很有男子气概的人。据沈醉回忆，戴笠出事以后，一开始谁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只知道是失踪了。然后就瞎猜，怀疑戴笠是不是会迫降到我解放区了，蒋介石要求军统局派一名将级军官带着医生、药品，乘飞机到一些可能降落的区域寻找，如找到飞机就跳伞下去营救。
当时郑介民不在家，毛人凤以主任秘书的身份主持日常工作，召集了20多个处长级的特务商议此事，结果这些人无论是搞行动的、搞情报的，没有一个人搭腔，毛人凤急得都快哭了，说：“我有责任，动不了，否则我就自己去了。”最后是总务处处长沈醉站出来，表示可以承担此项任务。
姜毅英也很气愤，痛斥这些特务们忘恩负义，说“在戴局长面前的时候你们这些人一个个好话说尽，现在都变成缩头乌龟！我如果不是女流，也会和沈处长一起去的。”
去台以后，姜毅英脱离了一线工作，任台北雨声小学校长，这所学校是为纪念戴笠而成立的，校址在芝山岩，毗邻“戴雨农图书馆”。
2006年，姜毅英以98岁高龄辞世。其后代中，有一个叫倪雅伦的，据说是名模。参加工作早就是占便宜“浙警”出过一大批处、站级的高级特务。
阮清源，少将，曾任忠义救国军副总指挥、军统局第三处（行动处）处长。阮清源是个多面手，既搞武装，也搞行动。
石仁宠，少将，一直在上海活动。初期搞情报，抗战胜利以后任招商局警务组组长。少将当组长，你说这个“组”小得了吗？据《上海沿海运输志》记载：警务组下设三课一室和一个警察大队，716人的编制。
刘钦礼，少将，一直在山东活动。曾任第二绥靖区调查室主任、山东省会警察局局长。
按：在军调期间，刘钦礼曾主持成立“监护组”，对军调部执行组在山东的活动进行监视，监视的对象包括周恩来、陈毅等，就跟《潜伏》中有关的情节差不多。
夏松，少将，湖南站站长，新中国成立前夕曾被派往天津接替擅离职守的天津站站长吴景中，但因形势变化太快未及到任。
刘人爵，是一位行动专家，专抓人的。新中国成立前夕任湖南省会警察局局长，随程潜参加了长沙和平解放运动，并被长沙市军管会任命为军管会委员。1949年9月4日，毛人凤派特务将其在寓所中暗杀，其墓就在岳麓山长沙会战指挥所遗迹的旁边，不知道现在还保存否。
邓墨村，唐生明的军校四期同学，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部司令的时候，他是稽查处处长。
按：戴笠与唐生明也是哥们，戴笠还是考虑到邓、唐的同学关系，特意派邓墨村给他打下手，以便他指挥，说起来还是好心好意。结果这位邓处长可能是跟戴笠久了，习惯于请示、汇报，什么事情都去找唐生明。唐生明是公子哥的脾气，极不耐“俗务”，不几天就给搞烦了，看上了正在常德附近的临澧特训班当教官的沈醉，死活找戴笠把邓墨村给换掉了。
萧绍文，陕西站站长，曾策划暗杀教育家李敷仁。
杨超群，川西站站长。
王清，广东文昌县人，中山大学毕业（又一个大学生考警校的）。海外部副特派员，负责督导南洋的情报工作。
按：在《潜伏》中，吴站长曾说，“陆桥山是郑介民的人”。军统的几个首脑人物，戴笠、毛人凤是浙江人，唐纵是湖南人，郑介民是广东人，因此军统也就自然而然地分为浙江派、湖南派和广东派。
三派之中，湖南派人最多；浙江派稍逊，但势力最强；广东派势力最弱。主要是郑介民初期不甘于当特务，等醒悟过来，安插了一些人，但已经晚了。王清、何崇校、邢森洲，都是广东人，是郑介民为数不多的班底的重要成员。
丁继曾，通讯专家，有专著《通讯方法》，后去台。
周昌嗣，去台后任台北县警察局长。
章微寒，上校，军统局最后一任浙江站站长，其前任就是毛万里。章微寒“运气”不太好，解放时没跑了，被“憋”在了大陆，只好自首。作为战犯被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75年，与他原来的同事文强、周养浩等同期被特赦（最后一批）。
按：曾有一篇文章描绘了章微寒在出席特赦宴会时的情状：“原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浙江站站长章微寒泣不成声地感慨说：‘这里是一所大学校，一所大熔炉，变有害为有利，化无用为有用。通过几年的改造，我的眼睛明亮了，头脑清醒了，认识了真理，分辨了是非，我要永远说共产党好，还要用实际行动报答人民。’”“洪公祠特训班”和“浙警”出来的这些人，占了一个参加工作早的便宜，经历的事情多，“成长”得快，不几年就占据了特务处和后来军统的各个重要部门。
像毛万里，先给戴老板当秘书，很快就成了北平区书记；像阮清源，在忠义救国军搞特务武装，四五年的工夫就弄成了少将；像陈恭澍，派到北平，今天杀这个、明天刺那个，没几年，居然闯出了一份“辣手书生”的名头。
再往后的，像“余则成”的“青浦特训班”，再后面的“临澧特训班”，就没这么好混了。三、电讯专家魏大铭与特务处通讯网的建立1
特务处成立之初，最让戴笠头疼的就是通讯问题。
当年不像现在，有线电话那么发达，即时通讯全靠无线电台。问题是特务处刚成立，哪有条件去建立无线通讯网络，再说也没钱。
这时，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已经成立几年了，在各地已经建立了一些分支机构，其头子徐恩曾本人又是干这个的，因此有自己的通讯网络。于是，蒋介石规定，凡特务处的情报往来，一律由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代发代收。
老蒋的这个话，等于没说。
首先，大家都是吃同一碗饭的，特务处的情报怎么可能交给调查科去发！再说了，人家调查科的电台装上也不是为学雷锋的，总得先发自己的东西，然后才能帮特务处代发。但所谓情报，都是有时间性的，一份情报，晚了一会儿，可能就一钱不值了。
仰人鼻息的滋味不好受，戴笠发誓要建立自己的无线通讯网。
要办这个事，钱是一方面，更关键的是人，戴笠手下，多是军校学生，懂无线电的人太少了。有钱壮飞的前车之鉴，又不敢随便招聘，十分苦恼。
关键时刻，还是戴笠的铁哥们胡宗南帮了他，把当年“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中的一个介绍给了他。
这个人，就是魏大铭。
魏大铭，原名魏金声，1907年生，浙江金山人。
魏大铭毕业于交通部通讯技术训练所。早年在外轮上工作，后来被李范一看中，调他到商业电台当了一名报务员，逐渐成为熟练的报务员领班。
按：李范一，1891年生，湖北应城人。
李范一也是一个很了不起的人，一方面，他受过旧式教育，他是中国科举考试最后一科的秀才，当时他才13岁；另一方面，他又是留学生，在美国先学经济，然后又学无线电，1917年毕业以后，一直在美国工作。
北伐军兴，李范一回国，当时正好急需他这样的通讯专才，旋即任后方总司令部交通处处长，1927年转前方总司令部任交通处处长。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李范一看到无线电只供应军用，造成极大浪费，因而极力推动“军转民”，这样一来，无线电很快得到一个大的发展；李范一遂成为我国无线电事业创始人之一。
魏大铭就是李范一的得意门生。1932年1月，“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驻常州的胡宗南托李范一为他介绍一位无线电专家，当时魏大铭正在“上海各界抗敌后援会”前线后援组主持电台事务，李遂将魏大铭推荐给了胡宗南。
在很短的时间里，魏大铭帮助胡宗南的第1师建起了一个拥有5座电台的通讯网，胡宗南十分满意。后来胡宗南部调往甘肃，魏大铭不愿意去西北工作。胡宗南恰好做个顺水人情，将他介绍给了求贤若渴的戴笠。
1933年3月18日，魏大铭到特务处报到，工作地点是在戴笠任政治特派员的浙江警官学校。
当时在场的还有浙江警官学校校长赵龙文、特派员办公室书记长王孔安、女生指导员章粹吾等等。他们回忆，当时戴笠正召集他们开会，忽然进来一个风度潇洒的青年人。
戴笠一看非常高兴，马上给大家介绍：“这就是我跟你们说过的，中国两个半无线电专家之一的魏大铭同志，我特地请来，帮助我们建立无线电事业的。”
当时大家穿的不是中山装就是警服，只有魏大铭穿着一身长袍马褂，跟大家反差极大，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什么事情都是由人来完成的，建立台网，首先得有话务人员。因此魏大铭到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开办无线电训练班。
训练班的正式名称叫做“杭州电讯训练班”，也叫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自然是戴笠，副主任魏大铭。
戴笠对这个班的工作高度重视，派出了阵容强劲的队长、指导员等工作人员，如罗毅、萧坚白、罗杏芳、董益三等等，后来基本上都成了高级技术特务，如萧坚白，后曾任国防部二厅技术研究室副主任；罗杏芳后任重庆邮检所所长；董益三，后曾任军统电讯处副处长，戴笠曾经着力培养他以取代魏大铭，结果在他任上发生了著名的“张露萍案”，把戴笠气得要死。
教官，都是魏大铭从外面请的专家，层次极高，如康宝煌、谢松元、苏民等等。
至于学员，自然也要精挑细选，最后从“浙警”的毕业生中挑选了10个，特务处广东站保送了1个，再加上戴笠的本家侄子戴永安，一共12个人，后来都成了特务处在通讯方面的骨干。
第一期培训班的成功，令戴笠非常满意，他特地送给魏大铭一块藏青色毛哔叽布料，让他去做一套中山装，别再穿那身长袍马褂了。另外又奖励他200元钱，魏大铭去买了一部《资治通鉴》。2
第一期的成功令戴笠、魏大铭都很高兴，同时他们也在总结、检讨工作中的一些问题。
魏大铭找到戴笠，对他说，从警校的学员中挑选培养对象，存在很多问题。
第一，警校的学生出来以后，岁数都不小了，再来学习无线通讯这样的专业性很强的技术，本身就是强人所难。
学什么东西都一样，都是需要“童子功”的，无线通讯，其实跟学外语类似，无线通讯也是一种语言，除了专业性强以外，需要一定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