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画家王维(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尹临洪

出版社：山西人民出版社

格式: AZW3, DOCX, EPUB, MOBI, PDF, TXT

解读画家王维试读：

王维在中国文学史和美术史上都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然而对于他的生卒年代却历来说法不一。关于生年的说法主要有三种：即王从仁的武则天如意元年（692）说，顾起经的武则天圣历二年（699）说，赵殿成的武则天长安元年（701）说；对于卒年的说法也主要有三种：《旧唐书》的唐肃宗乾元二年（759）说，《新唐书》的唐肃宗上元初（760）说，赵殿成的唐肃宗上元二年（761）说。以上关于王维生卒年代的说法究竟哪种正确呢？通过对有关史料的分析研究，我认为以上说法都不正确。一、王维生年之考辨（一）王维应生于长安三年《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新唐书·王维传》中记载：“开元初，擢进士。”“开元初”和“开元九年”这两种不同的记载是否矛盾呢？不矛盾。唐玄宗开元纪年一共二十九年，如果把它分成三个阶段，那么第一阶段就应该是开元元年到开元十年，显然开元九年也可以称作开元初，所以并不矛盾。《旧唐书》记载的“维开元九年进士擢第”是否准确呢？应该是准确的。在封建社会进士擢第不仅对本人和其整个家族是光宗耀祖的事件，而且对封建社会的统治阶级也是非常重要的事件，所以进士擢第的文人们在中榜后要举行许多重要仪式：如披红戴花骑马游街、新科举子游园聚会、皇帝设筵宴请新科举子等等，所以文人们经常是“十年寒窗无人知，一旦成名天下闻”，由此我认为《旧唐书》中关于王维进士及第的记载是不会出错的，也就是说王维进士擢第的时间确实是“开元九年”。

王维是开元九年进士擢第的，那么他当时的年龄又是多大呢？唐代张彦远《历代名画记·王维传》中说王维“年十九进士擢第”。这个“年十九”的记载是否可靠呢？应该是可靠的。理由有四：

第一，张彦远约生于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卒于唐僖宗乾符六年（879），他同王维生活的年代相距不是很远，应该有可能搜集到王维比较准确的资料。

第二，《旧唐书》中说：“王维，字摩诘，太原祁人。父处廉，终汾州司马。徙家于蒲，遂为河东人。”这说明王维原为太原祁人，后来全家就搬到了“蒲”定居下来，并且在这里生活了很长时间。即使他步入仕途后也应该和这里有着这样或那样的联系。“蒲”即蒲州，唐代属于河东府管辖，治所在今山西永济县。张彦远也是河东蒲州人，和王维是老乡。这样张彦远就可以从王维的亲戚和后人那里搜集到有关王维更准确的资料。

第三，张彦远家世代好书画，高祖父张嘉贞为唐玄宗时宰相，封河东公。曾祖父张延赏为魏国公，祖父张宏靖封高平公，三人都官至同平章事。父亲张文规曾任尚书、观察使等职。张家自高祖父、曾祖父时就刻意搜集历代书画名迹，家藏极富。这些条件对张彦远了解王维的事迹都是有利的。

第四，张彦远对待绘画研究具有近乎痴迷的献身精神。如其自称：“余自弱年，鸠集遗失，鉴玩装理，昼夜精勤，每获一卷，遇一幅，必孜孜葺缀，竟日宝玩。可致者必货弊衣、减粝食。妻子童仆切切嗤笑，或曰：‘终日为无益之事竟何补哉？’既而叹曰：‘若复不为无益之事，则安能悦有涯之生！’是以爱好愈笃，近于成癖。”可见张彦远“弱年”就开始搜集鉴赏古代绘画，每得到一幅都要认真研究，仔细比较，并且达到了痴迷的地步。《历代名画记·王维传》中说王维“工画山水，体涉古今。人家所蓄，多是右丞。指挥工人布色原野，簇成远树，过于朴拙，复务细巧，翻更失真。清源寺壁上辋川，笔力雄壮，尝自制诗曰：‘当世谬词客，前身应画师，不能舍余习，偶被时人知。’诚哉是言也。余曾见破墨山水，笔迹劲爽”。从这一段关于王维绘画作品与绘画风格的详细记载中可以看出张彦远曾亲眼见过王维的绘画作品并进行了认真研究。在研究时张彦远不可能不涉及王维的其他一些情况，如哪里人氏、官居何位、绘画特征、哪一年进士擢第等等，而张彦远又具备上面谈到的三条有利条件。所以我认为《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年十九进士擢第”应该是准确可靠的。

既然王维是在开元九年进士擢第，而当年的年龄又是十九岁（虚岁），那么他应该生于武则天长安三年，即703年。（二）驳王维生于如意元年说

上面的第一种说法说王维生于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如果真是这样，那么到开元九年他已经三十岁了。王维三十岁才中进士显然和他本身的情况不符。

第一，青年时期的王维一心求取功名，不可能到三十岁才突发奇想去考进士。如果从二十岁开始考进士，三十岁才考中，至少要参加五六次考试而且都名落孙山，这显然和王维天资聪慧、才冠当代的情况不相符。《新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九岁知属辞”。“属”是缀辑、写作的意思。“辞”是文词、言辞的意思。“九岁知属辞”说明王维在九岁时就能写出相当像样的文章。否则《新唐书》的作者不会把这件事载入史册。此外，在《全唐诗》中也记载有王维十五岁时所作的五言绝句《题友人云母障子》，题下注：“时年十五。”内容是“君家云母障，时一作持向野庭开。自有山泉入，非因一作关彩画来”。由此可见王维九岁就会写文章，十五岁时就已能作出如此秀蕴工整的律诗。我们不能不说王维是一个天资聪慧而又少年有成的才子。青年时期的王维更是诗名冠代，画绝天机。《旧唐书》中记载说：“与弟缙具有俊才，博学多艺亦齐名。”《新唐书》中说：“维工草隶，善画，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俊才”说明王维确实才学过人。“博学多艺”是说王维不仅善于作诗，还精于书画，精通音律与禅宗。“名盛于开元、天宝间”，说明王维的名气并不是昙花一现，而是持续了很长时间，是从时间跨度上说明王维名气之大。“豪英贵人虚左以迎，宁、薛诸王待若师友”是说洛阳和长安城内的权贵对王维都十分尊敬，连宁王李宪、薛王李业也把他当作老师或朋友来看待。这是从高度上说明了王维名气之大。由此可见王维在当时可谓名冠当代。这样一位天资聪慧、才学过人的才子，会在三十岁才考中进士吗？肯定不会。

第二，《宣和画谱》中说：“若维者妙龄属辞，长而擢第，名盛于开元、天宝间。”那么“长而擢第”是什么意思呢？“长”应该是成长的意思。因此这里是说长大成人之时很顺利地考中了进士。长大成人就是指十八九岁，而不可能是长到三十岁。

从以上两点可以看出王维生于武则天如意元年（692）的说法是根本站不住脚的。

这种说法是怎样得出来的呢？首先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王维活了七十岁（虚岁），依据是王维的《责躬荐弟表》中写道：“臣又逼近悬车、朝暮入地。”他们认为“悬车”是古人七十岁之称。又根据《王右丞集笺注》中记载的上元二年七月（761年8月）卒，就推算出王维是在武则天如意元年（692）出生的。“悬车”是古人七十岁之称吗？不是。《辞海》对“悬车”有三种解释：“悬钩兵车，使之缓行。《国语·齐语》:‘至于石枕，悬车束马，逾太行与辟耳之溪拘夏。’韦昭注：‘三者皆山险溪谷，故悬钩其车，逼束其马以渡。’谓辞官家居。《汉书·叙传下》:‘身修国治，致仕悬车。’古代记时的名称，指黄昏前的一段时间。《淮南子·天文训》:‘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悬车。至于虞渊，是谓黄昏。' ”由此可见，他们的说法是由第三种解释引申而来的。但是在唐代用悬车表示人的岁数并且准确到七十好像不大可能。因为就算把人的一生比做一天，把人的去世比成天黑，也不应该七十岁了还处在黄昏前的一段时间。否则古人就不会发出“人活七十古来稀”的感叹。可见由“悬车”推出王维活了七十岁是站不住脚的。所以这种说法自然也就站不住脚了。（三）王维生于圣历二年说是怎样产生的

说王维生于武则天圣历二年（699）是因为《新唐书》记载王维去世时“年六十一”（虚岁）而《旧唐书》又说王维“乾元二年（759）七月卒”。用759减去60就得出699，即武则天圣历二年。（四）王维生于长安元年说是怎样产生的

说王维生于武则天长安元年（701）是因为《新唐书》中说王维卒时“年六十一”，而《王右丞集笺注》中说王维上元二年（761）七月卒。用761减去60就得出701，即武则天长安元年。按第二种说法到开元九年王维应该是二十三岁，第三种说法应该是二十一岁。这两种说法虽然和《历代名画记》中记载的“年十九进士擢第”都比较接近，但却显然都不相符。因此他们的说法都是不准确的。由此可见对于生卒年代的考证不能只简单地照搬史料，而是要认真地分析研究，看看是否符合本人的实际情况后再下结论。二、王维卒年之考辨

下面再来看关于王维卒年的说法：第一种说法是《旧唐书》中记载的“乾元二年七月卒”。第二种说法是《新唐书》中记载的“上元初”。第三种说法是赵殿成主张的“上元二年（761）”卒。“上元初”并不是“上元二年”。760年闰四月唐肃宗把年号由乾元改为上元，那么，760年既是乾元三年，又是上元元年，761年是上元二年。到上元二年的九月壬寅，唐肃宗去“上元”号，称元年，以十一月为岁首，这样当年的十一月称作元年建子月，十二月为元年建丑月，依次为建卯月、建辰月、建巳月。建巳月就是上元二年后一年的四月，作为太子的唐代宗监国时又将“元年”改为宝应。宝应元年为公元762年。这样，真正的上元纪年只有上元元年和上元二年的前十个月。所以《新唐书》中记载的“上元初”不可能是指上元二年（761），而应该是乾元三年（760）四月改元为上元元年不久才对。那么王维到底是卒于乾元二年（759）还是上元初（760），还是上元二年（761）呢？（一）说王维“乾元二年七月卒”站不住脚

我们看《旧唐书》的“乾元二年七月卒”。这个记载有年有月较为详细，似乎很准确，但它根本就站不住脚。

第一，《全唐文》中收录有王维的《请回前任司职田粟施贫人粥状》，内容为：“右臣比见道路之上，冻馁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沟壑。陛下圣慈怜愍，煮公粥施之，倾年以来，多有全济。至仁之德，感动上天。故得年谷颇登，逆贼皆灭。报施之应，福佑昭然。臣前任中书舍人给事中，两任职田，并合交纳。近奉恩敕，不许并请。望将一司职田，回与施粥之所，于国家不减数粒，在穷窘或得再生。庶以上福圣躬，永宏宝祚。仍望令刘晏分付所由讫。具数奏闻，如圣恩允许，请降墨敕。”

文中的“逆贼皆灭”当指安禄山叛乱被平息，应是至德二年（757）中的事情。那么“道路之上，冻馁之人，朝尚呻吟，暮填沟壑”自然是至德二年之后的事情。于是我就从至德二年开始往后逐年查起，发现唯一与文中描写相符的只有上元元年中的有关记载。《旧唐书·肃宗本纪》中记载上元元年“四月甲午，李光弼奏破贼于怀州、河阳。……是岁饥，米斗至一千五百文”。“时大雾，自四月雨至闰月末不止。米价翔贵，人相食，饿死者委骸于路”。《资治通鉴》中也记载上元元年六七月份：“三品钱行浸久，属岁荒，米斗至七千钱，人相食。”从这些记载中不难看出上元元年四月和闰四月乃至六七月份都是通货膨胀、米价上涨、饿死之人委骸于路。这些情况与王维在此文中描写的情况完全一致。而且文中提到的“刘晏”是在上元元年五月才担任户部侍郎的。因为《旧唐书·肃宗本纪》中记载：（五月）“癸丑，以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勾当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新唐书·百官志》中说户部：“尚书一人，正三品；侍郎二人，正四品下。掌天下土地、人民、钱谷之政、贡赋之差。”可知河南尹是无权管理京师土地的，只有户部才有此职责。由此可见王维作此文的时间应在上元元年（760）五月份以后，所以他不可能在乾元二年七月卒。

第二，《全唐诗》中记载有王维所作的律诗《恭懿太子挽歌五首》，内容如下：

何悟藏环早，才知拜璧年。翀天王子去，对日圣君怜。树转宫犹出，笳悲马不前。虽蒙绝驰道，京兆别开阡。

兰殿新恩切，椒宫夕临幽。白云随凤管，明月在龙楼。人向青山哭，天临渭水愁。鸡鸣常问膳，今恨玉京留。

骑吹凌霜发，旌旗夹路陈。凯一作礼容金节护，册命玉符新。傅母悲香褓，君家拥画轮。射熊今梦帝，秤象问何人。

苍舒留帝宠，子晋有仙才。五岁过人智，三天使鹤催。心悲阳一作四禄馆，目断望思台。若道长安近，何为更不来。

西望昆池阔，东瞻下杜平。山朝豫章馆，树转凤凰城。五校连旗色，千门叠鼓声。金环如有验，还向画堂生。

既然是挽歌，应该是在恭懿太子去世后所作。恭懿太子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旧唐书·恭懿太子传》中记载：“维上元元年，太岁庚子，六月己未朔，二十六日甲申，皇第十二子持节凤翔等四州节度观察大使兴王佋，薨于中京内邸，殡于寝之西阶。粤八月丁亥，册赠皇太子，庙号恭懿。冬十一月庚寅，诏葬于长安之高阳原，礼也。”既然恭懿太子是上元元年六月二十六日去世的，八月被册赠为皇太子，庙号恭懿。那么这五首挽歌自然应该是在上元元年八月以后所作，也就是说王维在上元元年（760）八月还健在，所以不可能卒于乾元二年（759）七月。

从以上两点的分析来看，《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的“乾元二年七月卒”显然是错误的。（二）说王维“上元初卒”也站不住脚《新唐书·王维传》中记载的“上元初卒”是否能站得住脚呢？也不能。《王右丞集笺注》和《全唐文》中都收录有王维的《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全文内容为：“右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别，恐难再见。匪躬之节，诚不顾家。临老之年，实悲远道。陛下均平布政，中外递迁。尚录前劳，仍收旧齿。使备顾问，载珥貂蝉。趋侍玉墀，从容琐闼。不才之木，跗萼联芳。断行之雁，飞鸣接翼。自天之命，特出宸衷。涂地之心，难酬圣造，不胜戴荷踊跃之至。”《全唐文》中的《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结尾没有日期和署名，而《王右丞集笺注》中却有写此状的日期和署名，内容是：“上元二年五月四日，通议大夫守尚书右丞臣王维状进。”王维在安禄山攻占两京后曾被迫授伪职，后王缙曾请求削官为王维赎罪被贬为蜀州刺史。王维还作过《责躬荐弟表》说明己有五短，缙有五长，请求肃宗将王缙调回京城供职。后肃宗将王缙诏回任命为左散骑常侍。此文即是在王缙被授予左散骑常侍后王维所作的感谢文。作此文的时间是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可见王维在上元二年（761）五月四日之前还健在。所以《新唐书·王维传》中所说“上元初卒”是不符合王维自身情况的。（三）说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也是站不住脚的

第三种主张是《王右丞集笺注》中说卒于上元二年（761）七月。他说：“至旧史称右丞全归之日，在乾元二年七月。新史则云上元初卒，年六十一。集中有《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其系尾年月，乃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又集中有送邢桂州诗。而邢济为桂州都督，亦上元二年中事。”可见他主张王维卒于上元二年是根据王维所作的《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和《送邢桂州诗》。赵殿成在为《王维集》注解时发现王维作的最后一篇文章是《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时间是上元二年五月四日。以后集中再未发现王维的作品，于是他断定王维应该死于上元二年（761），至于能精确到七月可能是参考了《旧唐书·王维传》中“乾元二年七月卒”中的“七月”。很显然，《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只能说明王维在上元二年五月四日还健在，把它作为王维死于上元二年的依据显然是站不住脚的。

第一，《王维集》中收录的诗文有两种情况，一种是诗文标明了写作日期，一种是没有标明写作日期。例如王维的诗往往就不标明写作日期。在标明写作日期的文章中王维最后写的是《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时间是上元二年五月四日。但这并不能证明王维就是在上元二年五月四日之后就去世了，因为在此之后王维还可能写有诗文，只是没有写明作诗的日期罢了。所以赵殿成依据《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上面标明的时间断定王维去世于上元二年是站不住脚的。

第二，《新唐书·王维传》中记载：“疾甚，缙在凤翔，作书与别，又遗亲故书数幅，停笔而化。”《旧唐书·王维传》中也说王维卒时，王缙并不在长安，而在凤翔。如果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的说法是正确的，那么王缙在上元二年七月应该在凤翔，但是这显然和王缙本身的情况不相符。理由如下：

首先，《旧唐书·王缙传》中说：“历工部侍郎、左散骑常侍。撰玄宗哀册文，时称为工。改兵部侍郎。”可见王缙在担任左散骑常侍期间曾作过“玄宗哀册文”。哀册：“古代帝王死后，将遣葬日举行‘遣奠’时所读的最后一篇祭文刻于册上，埋入陵中，称为哀册。”那么玄宗是什么时候去世的呢？对于这一点，有两种记载。《新唐书·玄宗本纪》记载的是“元年建巳月”。《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记载的“上元二年四月甲寅”⑥。“元年建巳月”中的“元年”和“上元元年”的“元年”是两码事，“上元元年”是公元760年，“元年”是上元二年的十一月之后到第二年的四月。“元年建巳月”即上元二年的后一年的四月。此年建巳月甲寅，唐玄宗（即圣皇天帝）崩，丙寅是夜，唐肃宗又崩于长生殿，唐玄宗和唐肃宗死在同一月。相差十二三所谓“元年”是唐肃宗搞了一个特殊的年号和一种特殊的计算月份的方法，使史学家们无所适从，所以《旧唐书》竟把唐玄宗的卒年搞混乱了。元年建巳月唐肃宗驾崩，太子监国，便以“元年”为宝应元年，所以“元年建巳月”即宝应元年（762）四月。《旧唐书·玄宗本纪》中记载的“上元二年（761）四月甲寅”是错的。

②《旧唐书》第3416页。天。

既然玄宗去世的时间是宝应元年（762）四月，而王缙又在担任左散骑常侍期间作过“玄宗哀册文”，那就说明宝应元年四月他担任的还是左散骑常侍。从《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中可知王缙在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前不久才被调回京城担任左散骑常侍。也就是说王缙从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到宝应元年四月一直担任的是左散骑常侍。《新唐书·百官制》中说左散骑常侍的职责是“掌规讽过失，侍从顾问”。可见左散骑常侍是陪伴在皇帝身边规讽过失的。而肃宗在上元二年七月并没有去过凤翔，所以王缙也不可能去凤翔，因此说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不符合史书的记载。

其次，王缙被贬为蜀州刺史，王维曾作过《责躬荐弟表》请求肃宗将王缙调回京城。上元二年五月四日前不久，王缙被调回京城任左散骑常侍。王维作了《谢弟缙新授左散骑常侍状》以示对肃宗的感谢。他在文中写道：“右臣之兄弟，皆迫桑榆。每至一别，恐难再见。……临老之年，实悲远道。”表明自己在年老之时不愿再兄弟分离。肃宗在《肃宗皇帝答诏》中非常同情地写道：“鹓行并列，承明晚下。雁序同归，乃眷家肥。”表示愿他们兄弟团聚。因此我认为肃宗不会在短短两个月之后又让王缙去凤翔做官，让这对兄弟短暂的团聚后再次分离。

由以上分析可见，王缙在上元二年七月是不会在凤翔的，因此说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是站不住脚的。（四）王维应该卒于宝应元年《新唐书·王维传》记载：“宝应中，代宗语缙曰：‘朕尝于诸王座闻维乐章，今传几何？’遣中人王承华往取，缙裒集十百篇上之。”代宗索要王维乐章的时间是宝应年间，宝应一共两年，宝应元年是762年，宝应二年是763年，宝应二年七月壬子改为广德元年。也就是说王维至迟应该在宝应二年六月底之前去世。《全唐文》第三百七十卷收录有王缙的《进王维集表》，内容如下：“臣缙言：中使王承华奉宣进旨，令臣进亡兄故尚书右丞维文章。恩命忽临，以惊以喜，退因编录，又窃感伤。臣兄文词立身，行之余力，常持坚正，秉操孤贞，纵居要剧，不忘清静，实见时辈，许以高流。至于晚年，弥加进道，端坐虚室，念兹无生。乘兴为文，未尝废笔，或散朋友之上，或留箧笥之中。臣近搜求，尚虑零落，诗笔共成十卷，今且随表奉进。曲承天鉴，下访遗文。魂而有知，荷宠光于幽穸；没而不朽成大名于圣朝。臣不胜感戴悲欢之至，谨奉表以闻。臣缙诚惶诚惧，顿首顿首。谨言。宝应二年正月七日，银青光禄大夫尚书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臣缙表上。”

王缙进献《王维集》的时间是宝应二年（763）正月七日。从《进王维集表》中不难看出王缙对于代宗要求他进献王维的文章感到很意外，说明他事先并没有准备。表中也明确写有“恩命忽临，以惊以喜，退因编录，又窃感伤”、“臣近搜求”等语。这说明他是在接到唐代宗的旨意后才开始收集整理王维文章的。把零零散散的东西搜集整理在一起自然需要一段时间，恐怕一两个月的时间是不行的，我们给他估计上四个月的时间，那么代宗索要王维的文章应该是宝应元年八月份或九月初，也就是说王维在此时就已经不在人世了。

前面论述了王维卒于上元二年七月是不符合事实的，那么可能不可能在上元二年七月之后到上元二年十二月之前这一段时间去世吗？不可能。

新旧《唐书》都记载王维去世时王缙在凤翔。那么他什么时候最有可能去凤翔呢？王缙是由左散骑常侍升为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的。在担任左散骑常侍期间他不可能因公去凤翔，当然更不能在王维病重时因私事去凤翔。所以最有可能的就是在他担任了御史大夫兼兵部侍郎之后。因为兵部侍郎相当于掌管军事最高长官的副职。唐代御史大夫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相当于今天最高检察院的检察长，只设一人，从三品，下设御史中丞为其副职。御史台下设台院、殿院、察院；台院掌纠察百僚、弹劾不法；殿院掌殿廷供奉之仪式，纠察朝会典礼失仪和随驾检举非法等事。察院监察地方官吏以及尚书省的六部。可见御史大夫职权很大，管理范围也很广，要监察全国政府机关和官员，所以这时候最有可能因公去凤翔。那么王缙是什么时候担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的呢？前面说过是在作过“玄宗哀册文”之后，玄宗是宝应元年四月去世的，所以王缙担任兵部侍郎和御史大夫的时间自然是在宝应元年四月之后。杨文生先生在《王维诗集笺注·王维年表》中就明确指出，王缙“宝应元年，任兵部侍郎兼御史大夫”，真正进入宝应元年的是此年的四月份。代宗要求进献《王维集》的时间是宝应元年八月或九月份的事情，那么王维自然应该在宝应元年四月到八月或九月份之间去世。

这里还要说及一点：《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代宗时，缙为宰相，代宗好文，常谓缙曰：‘卿之伯氏，天宝中诗名冠代，朕尝于诸王座闻其乐章。今有多少文集，卿可进来。’缙曰：‘臣兄开元中诗百千余篇，天宝事后，十不存一。比于中外亲故间相与编缀，都得四百余篇。’翌日之上，帝优诏褒赏。”“翌日”就是第二天，王缙第二天就把《王维集》进献给了唐代宗。而从王缙的《进王维集表》的言辞看，好像又是唐代宗让中使王承华奉宣进旨，王缙接到旨意后才开始编纂《王维集》，编纂好了之后又写了一篇《进王维集表》才进献给皇帝。哪种情况符合实际呢？笔者认为应该以王缙的《进王维集表》为准。一是因为这是王缙本人所写，不会有误。二是从人之常情来说，王维死后，王缙正在悲痛之中还顾及不上编纂王维的文集，而在唐代宗那边，王维的去世他也很悲伤，悲伤之余让王缙整理王维的文集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所以唐代宗在王维刚去世之时，便让王缙整理编纂王维文集，王缙接收了皇帝的命令，着手整理王维的文集，经过数月的忙碌，整理出来进献给皇帝是合乎情理的。但不管是哪种情况，王缙向代宗进献《王维集》的时间是宝应二年正月七日，这是确定的。无论是哪种情况，王维的卒年都应该是唐代宗宝应元年四月之后到宝应元年七八月份之前。因为王缙整理王维的诗文总得一段时间。

经过以上分析王维的生卒年代就清楚了，王维应该生于武则天长安三年（703），卒于唐代宗宝应元年（762），享年六十岁（虚岁）。第二节王维辋川别墅考

王维隐居的地点是风景优美的辋川别墅。《旧唐书·王维传》记载辋川别墅说：“在辋口，辋水周于舍下，别涨竹洲花坞，与道友裴迪浮舟往来，弹琴赋诗，啸咏终日。”“辋口”在今陕西省蓝田县辋川乡的白家坪村。“辋水”即辋川水，发源于秦岭北麓，向北流入蓝田县南入灞水。古时候，辋川水流过辋川别墅前的欹湖，两岸山间也有几条小河同时流入欹湖，从山上俯视下去，诸水汇合像车辋环凑，所以叫“辋川”。今天辋川别墅早已踪迹全无，那么王维是什么时间得到辋川别墅的，辋川别墅捐为寺庙后到底是叫清源寺还是叫鹿苑寺，原来辋川别墅的建筑究竟是什么样子？下面我们一一来看。一、王维与辋川别墅（一）王维得辋川别墅的时间

王维得辋川别墅的时间最迟不超过天宝三载。唐代诗人储光羲《蓝上茅茨期王维补阙》中说：“山中人不见，云去夕阳过。浅濑寒鱼少，丛兰秋蝶多。晚年疏世事，幽性乐天和。酒熟思才子，溪头望玉珂。”“蓝上茅茨”指的就是王维隐居的辋川别墅。“山中人”和“才子”都指的是王维。诗中说王维的官阶是“补阙”，即左补阙。王维在天宝三年迁为侍御史，所以他得辋川别墅最晚不会晚于天宝三载。（二）辋川别墅捐为寺庙后的名称

天宝九年，王维母亲去世。由于王维母亲一生信佛而王维本人又是虔诚的禅宗信徒，于是他上表请求把别墅捐为寺庙。在《请施庄为寺表》中他写道：“臣亡母故博陵县君崔氏，师事大照禅师三十余岁。褐衣蔬食，持戒安禅。乐住山林，志求寂静。臣遂于蓝田县营山居一所。草堂精舍，竹林果园。并是亡亲宴坐之余，经行之所。……伏乞施此庄为一小寺，兼望抽诸寺名行僧七人。精勤禅诵，斋戒住持。上报圣恩，下酬慈爱。无任恳款之至。”

那么，辋川别墅改为寺庙后叫什么名字呢？据《重修蓝田县志》记载：“清源寺，一名鹿苑寺，在县南四十里辋川上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郭若虚《图画见闻志》、董逌《广川画跋》中记载的寺名都是“清源寺”，而今天当地村民都叫它“鹿苑寺”。有人说在王维去世后，为了纪念王维，把寺名改成了“鹿苑寺”，也有人说是宋代改成了“鹿苑寺”。唐代李吉甫收藏有王维的《辋川图》。他在画上题跋说此图是蓝田县鹿苑寺主僧子良送给他的。题跋日期是元和四年（809）八月十三日。元和四年，在王维去世之后，但在张彦远撰写《历代名画记》之前。这样看来，说在王维去世后，为了纪念王维把寺名改为“鹿苑寺”的说法是对的。当时虽把寺名改为“鹿苑寺”，但并未废掉“清源寺”之名，所以就成了一寺两名。张彦远写《历代名画记》是沿用的旧名。当地村民之所以把“清源寺”叫作“鹿苑寺”是因为王维别墅所在地叫鹿苑。现在村民们叫它“鹿苑寺”而不叫“清源寺”，原因是这个名字既能代表地址，又对王维有纪念意义。（三）王维与辋川别墅

王维虽在辋川隐居，但除了丁母忧期间，他平时在那里居住的时间并不多。因为辋川别墅距离长安有一百余里。在今天交通如此发达的条件下，从西安到辋川别墅旧址来回至少也需要三个多小时。在唐代，既没有高速公路，又没有现代化的汽车，而且唐朝官员是十天休息一天，所以王维平时在那里居住的时间不会太多。

王维在辋川生活期间营造了令历代文人墨客赞叹不已的辋川二十景，如文杏馆、鹿砦、宫槐陌、柳浪、辛夷坞等美丽景致，但今天这些景致已经都没有了。一千多年来由于各个时期的变化和毁坏，除了传为王维当年的钓鱼台还有踪迹外，现仅有一棵银杏树可作为王维曾隐居此地的见证。这棵银杏树相传是王维亲手种植，高约二十米，直径一点八米，枝繁叶茂，生机盎然，位于原鹿苑寺大门南约三米处稍偏东一些。《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王维“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药臼”是制作中药的器具，这说明王维经常自己制药，而银杏树的种子和叶子都可以入药，有敛肺止咳的作用，所以这个传说是可信的。钓鱼台传说是王维垂钓的地方，位置就在银杏树南面临河谷的地方。原来是一块平整的大石头，现在已被破坏——开山炸石震坏了。王维笃信佛教，居常蔬食，不茹荤血，佛教信徒是不能杀生的，按此理他不可能在此钓鱼。我问76岁的老人王发义和73岁的老人褚文认王维是否在此钓鱼，他们笑着说：“都是听说，一千多年了，说不好。”

王维去世后，被葬在鹿苑寺之西，后人还在寺内修建了王维祠以示纪念。《陕西志》记载说：“西安府蓝田县有王维母博陵县君崔氏及维墓，俱在鹿苑寺西。王右丞祠在蓝田县辋川鹿苑寺。”今天这些遗迹已经都没有了。《蓝田县志》第二章《古墓冢》中对王维墓记载的较为详细：“王维墓，位于辋川乡白家坪村东60米处。墓地前临飞云山下的辋川河岸，原墓地约13.3亩，……墓前遗物有清乾隆四十一年（1776）督邮程兆声和陕西巡抚毕沅竖立碑石两座。‘文革’中被毁，其母亦葬此地。《新唐书·王维传》:‘母亡，辋川第为寺，终葬其西。' ”二、王维辋川别墅考

天宝九年母亲去世后，王维上表把辋川别墅捐为寺庙，也就是清源寺，又叫鹿苑寺。辋川别墅被捐为寺院本是出于王维对佛教的虔诚，但是这一举动却给辋川别墅带来了毁灭。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几次著名的灭佛事件。会昌五年的唐武宗灭佛就是其中的一次。《中国佛教史》记载：“对于佛教，除长安、洛阳各四寺，地方诸州各一寺外，悉毁坏之。僧徒则上寺二十人，中寺十人，下寺五人而外，悉令归俗，毁寺之材木，以造廨驿，金银则总交度支之财政官，铁像造农具，铜像、铜器铸钱。”这次灭佛几乎是对佛教毁灭性的打击，当时的鹿苑寺应该在劫难逃。九十多年后周世宗时又发动过一次灭佛事件。《中国佛教史》记载：“废寺三万多所，民间的铜器、佛像，限五十日以内，由官司收买铸钱；私藏铜五斤以上不纳官者处死。”即使鹿苑寺在武宗灭佛时侥幸逃脱，这次对它又是一次劫难。鹿苑寺无论如何不可能侥幸躲过两次劫难。所以北宋黄伯思游览辋川时鹿苑寺已经看不到了，他无奈地感慨道：“然此地今遗址仅存园湖，垞泮率为畴亩。未有高士踵兹逸怀，使人慨想无已。”王维隐居的辋川别墅今天自然是看不到了，那它原来是什么样子呢？我们只能从传为王维的《辋川图》摹本中去寻找答案了。今天存世的王维《辋川图》摹本有很多不同版本，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宋郭忠恕的摹本和现藏日本圣福寺的摹本。郭忠恕的摹本分为两种情况，一个是绢本设色的临王维《辋川图》，今藏台北故宫博物院。还有一个是石刻，是明末画家郭世元受当时的蓝田县令沈国华所邀，把郭忠恕临摹的王维《辋川图》摹刻上石，此石刻今天依然保存在蓝田县文管所。传为郭忠恕的摹本和保存在日本圣福寺的摹本虽然在尺寸和局部内容上有一些不同，但对于辋川别墅的建筑规模、建筑结构和建筑样式的描绘基本完全一样。那么这些摹本中描绘的这个建筑物是不是就是王维隐居的辋川别墅呢？传为郭忠恕临摹王维的《辋川图》日本圣福寺藏王维《辋川图》摹本（一）辋川别墅的建筑规模《中国名画家全集·吴道子 王维》的作者洪惠镇先生说：“郭忠恕所作的《临王维辋川图》，卷首题‘摩诘本辋川图’，其根据的原作是否可靠就是一个问题。画中雄伟壮观的琼楼玉宇完全是帝王山庄的气象，与王维的‘茅茨’判若霄壤，王维原作理应不会这样肆意夸张，把自己朴素的别墅画得如此豪华，不符他的秉性与修养。传世的所谓王维《辋川图》，必有蓄意伪造者和将别人以辋川别墅为题材的创作附会为王维原作。郭忠恕此画可能要么临自前两类图本，要么本为自己的创作，却被后人判为临自王维原作。”《辋川图》摹本中辋川别墅的平面图

洪惠镇先生的怀疑不无道理。王维遭遇了人生巨大不幸，少年丧父、中年丧妻、老年孑身一人。生活中的不幸并没有换来仕途的一路通畅。在事业和生活的双重压力下，他最终走上了笃信禅宗，寄情山水的道路，过着苦行僧一般的生活。这样一个王维怎么会把自己隐居的别墅修建得如此豪华呢？

王维自然不会把自己隐居的别墅修建成这个样子，但如果他购买的是别人的二手别墅那就另当别论了，因为建筑的规模不是按照王维的审美情趣修建的，在他购买之前就已经成为了那个样子，购买之后他也没有办法再把它变成“茅茨”。《旧唐书·王维传》中说王维：“得宋之问蓝田别墅，在辋口。”可见王维隐居的辋川别墅恰恰是购买宋之问的二手别墅。宋之问是山西汾州（今山西汾阳附近）人，由于擅作应制诗，深受武则天赏识。《旧唐书·宋之问传》记载：“则天幸洛南龙门命从官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则天以锦袍赐之，及之问诗成，则天称其词愈高，夺虬锦袍以赏之。”这个故事形象地说明宋之问确实深得武则天赏识，在朝中地位极高。高官的别墅自然和王维的茅茨是天壤之别。难怪洪惠镇先生说：“画中雄伟壮观的琼楼玉宇完全是帝王山庄的气象，与王维的‘茅茨’判若霄壤。”后唐冯贽《云仙杂记》卷八记载：“王维居辋川，宅宇即广，山林亦远，而性好温洁，地不容浮尘，日有十数扫饰者，使两童掌缚帚，而有时不给。”这也说明王维辋川别墅的规模确实很大。

有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既然宋之问的辋川别墅不适合王维的审美情趣那他为什么要购买呢？我认为有两个主要原因。第一，从位置上讲，辋川距离长安不算太远，能够满足王维半官半隐的生活。唐代官员休假是旬假，也就是十天休息一次。王维想过半官半隐的生活，必然要找一个距离长安不远而又风景优美的地方，辋川无疑是满足这两个条件的最佳选择。第二，王维购买辋川别墅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也就是说他看中的不是辋川别墅的建筑，而是它周围美丽的自然风光。王维在购买了辋川别墅之后就致力于周围美丽景致的开发。在他的《辋川集》中收录有他作的二十首诗歌，内容都是对辋川周围美丽景致的赞美，没有一首是赞美辋川别墅的宏伟与华丽，这也说明真正让王维动心的不是辋川别墅的人工建筑而是它周围的美丽风光。

综上所述，王维辋川别墅的建筑是从宋之问手中购买的，并不是王维自己所建。所以我们不能因为现存的《辋川图》摹本中的建筑规模很大就否定它不是王维隐居的辋川别墅。（二）辋川别墅的建筑样式

不同版本的王维《辋川图》摹本中的辋川别墅不仅建筑规模完全一样而且建筑结构和建筑样式也完全一样。建筑结构都是分为三部分：亭子、游廊和主体建筑物。主体建筑物由大门、前殿和后殿构成，游廊的作用是连接主体建筑物和亭子。第一次看到这样的建筑样式我感到很奇怪，因为游廊和亭子下面明显有很多木桩支撑，游廊和亭子都不是席地而建，下边好像还有溪水流出。游廊和亭子不是席地而建，主体建筑物是否也不是席地而建呢？由于建筑物下部被游廊遮挡，依靠观察是根本看不出结果的，我们还是来做一个分析吧。游廊的主要作用是连接亭子和主体建筑物，供人行走。如果游廊腾空，主体建筑物也必然腾空。因为游廊的底面和主体建筑物的底面应该是等高的。否则，从一个亭子出来必须先上几个台阶，才能够走上游廊，而快接近另一个主体建筑物时，也必须先下几个台阶，才能进入另一个建筑物，显然很不方便。所以一定是建筑物的底面和游廊的底面是等高的，这样行走起来才方便。那么图中描绘的辋川别墅为什么没有席地而建呢？我认为有三个原因：一是洪水威胁；二是健康因素；三是野兽威胁。亭子和游廊的建筑样式辋川别墅线描图

陈高庸在《中国历代天灾人祸表》（下册）统计中表明隋唐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水灾比例最高的时期。《资治通鉴》就记载了很多次长安地区的严重水灾，最严重的一次发生在永徽五年。书中记载：“永徽五年（654）五月，丁丑，夜，大雨，山中涨溢，冲玄武门，宿卫士皆散走。右领军郎持薛仁贵曰：‘安有宿卫之士，天子有急，而敢畏死乎？乃登门桄大呼以营宫内。上遽出乘，俄而水入寐殿，水漂溺卫士及游居人，死者三千余人”。辋川别墅位于辋川口，此处是诸水汇合之处，状如车辋，故名辋川。水是从高处往低处流的，诸水在此汇合，说明这里地势较低。长安城中的水患尚且如此严重，地势较低的辋川别墅更是可想而知。一旦洪水泛滥，席地而建的房屋很可能屋毁人亡，所以出于安全的需要要让房屋的底面和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

房屋的底面和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还可以有效抵制潮湿对人身体的伤害。唐代不仅降水多，而且气温也较高。竺可桢教授把5000年来的气温分为四个寒冷期和温暖期。第三个温暖期相当于隋唐和五代时期。从他1973年绘制的气温差图上可以看出隋唐时期气温处于一个相对较高的时期。因为唐代气候较今天温暖湿润，故唐代黄河流域普遍开发了水稻田，还是很重要的桑蚕养殖地区。王维隐居的辋川别墅周围原来还种植有竹子和辛夷花，不过由于气候的变化今天已经看不到了。王维的《辋川集》还收录有他描写竹子的《竹里馆》和描写辛夷花的《辛夷坞》。气温高再加上辋川口河流众多，使辋川别墅的地表环境过于潮湿，所以从健康的角度考虑也不能把建筑物席地而建。

此外，建筑物的底面和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还可以防止山中野兽的侵袭。唐代的气候比今天湿润温暖，辋川别墅又三面环山且有充足的水源，更适于野生动物的生存，所以席地而建的建筑更容易受到野兽的侵袭，让建筑和地面保持一定的距离则可以有效地阻挡野兽的侵袭。《重修辋川志·名胜卷之二》中记载辋川口附近有一个虎窝：“在临湖亭之南，高山突兀，巨坞深陷，因旧时其中多藏虎豹，故乡人称其地曰‘老虎圈’, 《县志》称其为虎窝。”明代蓝田县令王邦才在《辋川图赋》中说：“南森荫苍翠，茂林丛密，有虎豹猿鹿，昼吼夜啼，百千为群。”可见在明代辋川口附近依旧有狼虫虎豹出没。

综上所述，传为王维《辋川图》摹本中的辋川别墅的建筑样式和唐代当时的气候条件是相符的。（三）辋川别墅的建筑环境

摹本中描绘的辋川别墅的建筑规模、建筑样式都和王维当时的情况是一致的，那么它周围的环境是否和真实环境一致呢？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我到蓝田县辋川乡的白家坪村进行了实地考察。

辋川别墅自然是踪迹全无，但周围的地理环境还在。今天辋川口的北面、东面、西面三面环山，南面是一条很宽的已经干涸的河谷，这说明这里曾经是一条大河，有水流过。显然这和摹本中辋川别墅周围的地理环境基本是一致的。摹本中辋川别墅的北面、东面、西面也是三面环山。南面是一片广阔的水域。那么摹本中的山峦形象是否就是根据这里的山峦绘制而成呢？摹本中那片广阔的水域会不会就是这条干涸的河谷里原来的流水呢？我们一一来看。传为王维《辋川图》摹本中辋川别墅周围的环境图

首先来看摹本中的山峦形象。摹本中辋川别墅三面环山，其中特征最明显的是北面的山峦。北面的山峦由两个较大的山峦组成。右面的山头略比左边的高一些。右面的山峦左陡右缓；左边的山峦右陡左缓。那么摹本中北面山峦形象是否就是根据现实中辋川口北面的山峦形象绘制而成呢？我拿出摹本的印刷品和辋川口北面的山峦形状进行对比，发现摹本中北边山峦的形象和这里北面的山峦的形象极为相像。30多岁的司机袁师傅是本地人，他仔细比对后也说很像。76岁的村民程生杰从小在这里放羊，对周围山的形状非常熟悉。我拿出摹本印刷品让他看，他也说很像，就是画的这里的山。他还指着印刷品中北边的山峦一一说出名字，右边的叫寺沟岭，左边的山叫寺林。为了验证他们的说法，我们决定把摹本中北边山峦的形象和这里北面山峦的形象做一个认真的对比。我们用了一个小时爬上了对面的山顶。我发现辋川口北边的山峦也是由两个山头组成，右面的山头略比左边的高一些。右面的山峦左陡右缓，左边的山峦右陡左缓。这和摹本中的情况完全一样。显然摹本中北边的山峦形象就是根据这里的山峦绘制而成。

其次我们来看摹本中辋川别墅南面的广阔水域。今天这里只能看到一条干涸的河谷了。75岁的村民张志明说：“70年代把龙脖子那个地方炸开了，水就从龙脖子直接向西流走了，不再绕到这里的河道中。”但这也说明这里曾经是一条大河，这和摹本中的情况基本一致。唐代由于降水丰沛，当时的水域面积要比现在大得多。这里有一个矛盾的地方是摹本中辋川别墅的南面几乎紧邻水面，也就是说现存的这棵传为王维亲手种植的银杏树应该紧邻河谷北岸，因为它的位置就在原来鹿苑寺的南面三米处，而今天我们看到的河谷北岸却距离银杏树有一段距离。这是为什么呢？张志明老人说：“原来的河道比现在宽，距离银杏树的距离很近，后来沿着河道北边的内侧修了一条路，占用了河道的一部分，所以今天看来距离就远了，”这样看来在没有修路之前河谷北岸是紧邻银杏树的。也就是说摹本中南面的水域和现实中辋川口原来的情况是一致的。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摹本中辋川别墅周围的环境和现实中辋川口周围的环境是一致的。

综上所述，传为王维《辋川图》摹本中描绘的辋川别墅的建筑规模、建筑样式以及周围的环境都和王维当时的情况是相符的，所以摹本中画的辋川别墅就是王维当时隐居的辋川别墅。第三节王维其人

王维（703—762），字摩诘。太原祁（今山西祁县）人，后移居河东蒲州（治今山西永济县西南蒲州镇），遂为河东人。他少年聪慧，十九岁便进士及第。历任太乐丞、右拾遗、监察御使、吏部郎中、官至尚书右丞。唐代宗宝应元年卒，年六十岁（虚岁）。王维少年聪慧、博学多才，他不仅“诗名冠代”、“画绝天机”，而且精通音律、书法和佛理。但入仕后的他却屡遭挫折，再加上生活中的几次重大不幸遭遇，让他感到仕途无望、人生不幸，对现实生活心灰意冷，隐居在远离尘世的辋川别墅中寄情山水成为他人生的最终追求。但他又是一个性情中人，作为长子和长兄的职责使他无法彻底弃官归隐，半官是为了安顿生命，半隐是为了安顿灵魂。一、少年聪慧，博学多才

王维天资聪慧，少年有成。前面说过《新唐书·王维传》记载王维“九岁知属辞”。这说明王维九岁时就能撰著出相当像样的文章。《全唐诗》记载有王维十五岁时所作的五言绝句《题友人云母障子》。此诗言简意赅、秀蕴工整。可见王维确实是一个天资聪慧而又少年有成的一位才子。长大后的王维更是博学多才。他不仅“诗冠当代”、“画绝天机”，而且尤工草隶，精通音律，除此之外还精通佛法。

王维的“诗冠当代”自不必说。“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这些给人无限美感又让人产生无尽遐想的千古绝唱一直被吟诵到今天。他在诗歌上的成就是不言而喻的。

王维在绘画上的成就并不逊色于他在诗文方面取得的成就。他的绘画作品涉猎颇广，山水、人物、花鸟、壁画无所不包，而且成就极高。尤其是他的山水画，《旧唐书》就评价说：“绝迹天机，非绘者所能及。”笔墨的“绝迹天机”和他的独特审美情趣相结合让他的山水画作品中散发着令人陶醉的艺术美。因此唐代就有人把他的山水画作品制成了山水拼盘，由于美丽至极，至腐烂都不忍食去。甚至北宋的文学家秦观还把他的山水画当成了愈疾的仙丹妙药。此外，王维还非常重视山水画理论的总结，他从山水画的立意、构图、技法等诸多方面对山水画进行了认真的研究与探索，写成了中国绘画史上存世的第一部较为详细的山水画论《画学秘诀》。这部绘画理论是研究唐代山水画的重要理论资料，在山水画发展史上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是一部里程碑式的山水画理论著作。

王维的人物画也成就斐然。他继承了顾恺之的“传神论”，注重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沈括评价他的《黄梅出山图》说：“气韵神检，皆如其人。”宋代张洎评价他的《襄阳孟公马上行吟图》也说：“风仪落落、凛然如生。”元代周密评价他的《维摩诘像》也说：“其像如生。”可见王维人物画的造诣之高。

花鸟画中，王维尤其喜欢画墨竹和雪中芭蕉，而且成就极高。元代杨竹西评价说：“唐人爱竹谁第一，精妙独数王摩诘。”北宋诗人慧洪在《冷斋夜话》中也说：“法眼观之，知其神情寄寓于物，俗论则认为不知寒暑。”

除人物、山水、花鸟外，王维还创作了大量的壁画作品。苏轼评价王维和吴道子的壁画时说：“吴生虽妙绝，尤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苏轼认为吴道子还停留在“画工”的水平上，而王维则达到了更高的“得之于象外”的境界。

综上所述，王维在山水画、人物画、花鸟画、壁画等方面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不仅如此，王维倡导的水墨图式从一开始就洋溢着巨大的生命力，摈弃色彩依靠玄与素取得的丰富变化的这种图式逐渐成为中国绘画最主要的图式。这种图式所呈现的“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的审美追求也代替了中国绘画以往镶金错银的审美追求，最终成为中国绘画理想的审美样式。因此王维也被尊称为中国表现主义绘画的先驱。如果从那时算起，中国的表现主义绘画要比西方早一千多年。所以王维为中国画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在绘画中的成就并不逊色于他在诗歌中的成就，就连王维自己也说“宿世缪词客，前身应画师”。

除诗画外，王维还精通书法，尤其精通隶书和草书。《旧唐书·王维传》中说：“维工草隶。”这说明王维非常擅长隶书和草书。

此外，王维还精通音律。《旧唐书·王维传》中记载说：“人有得《奏乐图》，不知其名，维视之曰：‘霓裳第三叠第一拍也。’好事者集乐工按之，一无差，咸服其精思。”霓裳羽衣，唐代著名法曲。为开元中河西节度使杨敬忠所献，唐玄宗润色并制歌词。另外，《太平广记》中也记载说他：“性娴音律，妙能琵琶。”这说明他非常善于弹奏琵琶。此外，王维进士及第后，被授予太乐丞。如果他不精通音律，是没有办法胜任这项工作的。

除诗画、书法、音乐外，王维还精通佛理。少年时他就受母亲的影响对佛教理论有了一定的了解。后来由于怀才不遇以及人生的不幸，他逐渐笃信禅宗，从中寻找心灵的解脱。所以在他的山水画作品和他的绘画理论中都浸透着浓浓的禅味。《旧唐书·王维传》也说：“维弟兄俱奉佛，居常蔬食，不茹荤血，晚年长斋，不衣文采。……在京师日饭十数名僧，以玄谈为乐，斋中无所有，唯茶铛、药臼、经案、绳床而已。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屏绝尘累。”从中也不难看出王维是一个笃信禅宗的佛教信徒。

从以上四方面分析可以看出，王维确实是一个少年聪慧、博学多才的才子。二、仕途无望，人生不幸

命运之神并没有因为王维的博学多才而对他特别青睐，相反，在他步入仕途后，一连串的打击，让他感到怀才不遇、仕途无望。

第一次打击是在舞黄狮子事件中受到牵连，刚刚步入仕途的王维就被贬到了山东济州，连一个从八品下的太乐丞都没有守住，本来就感到怀才不遇的他第一次感到了官场的险恶。离开长安时王维倍感伤心，对以后能否返回长安也感到希望渺茫。《初出济州别城中故人》中他写到：“微官易得罪，谪去济州阴”; “纵有归来日，多愁年鬓侵”。虽然王维几年后就被调回长安任职，但一直到四十岁时，他还是一个七品的微官。张九龄担任丞相期间，他曾上书自荐，虽然官职得到了升迁，但好景不长，开元二十五年，张九龄由于小人中伤，被贬到荆州担任了长史。王维又一次感到了希望的破灭。在《寄荆州张丞相》中他写到：“所思竟何在，怅望深荆门。举世无相识，终身思旧恩。”张九龄被弹劾后，李林甫就大权在握，他城府极深，口蜜腹剑，上欺玄宗，下压群臣。一时间人人自危。而且李林甫最憎恨由于文学出众入仕的人，因此王维更是感到仕途进取的希望渺茫。三年后，也就是开元二十八年，张九龄辞世。王维仕途进取的希望彻底破灭了。

此外，唐代当时的人事制度也让他感到升迁无望。从开元十八年开始，裴光庭就奏请要求论资排辈升迁官职，不管才学功劳，只看年限如何。这样一来，无能之辈把这项制度视为圣旨，而有才学的人没有一个不怨恨的。这种论资排辈的人事制度让王维倍感痛苦，以至于后来对于仕途进取完全是一种听天由命的态度。

注定王维怀才不遇、仕途无望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王维性格中的正直和注重气节。入仕受挫后，他并没有不择手段，钻营投机。而是一直保持着文人应该有的一种气节。那就是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尤其在李林甫上任之后，这一点就显得尤为明显，他宁愿放弃自己的政治前途去远离尘世的辋川隐居，也不愿和现实世界中的黑暗势力同流合污。这也决定了他必然是怀才不遇、仕途无望。

不仅仕途上进取无望，而且王维在生活中也遭遇了人生的极大不幸。都说人生有三大不幸，一是幼年丧父，二是中年丧偶，三是晚年丧子。首先王维遭遇了幼年丧父。在童年时，他父亲就去世了。王维是和母亲以及弟妹相依为命，作为长子和长兄的王维深感肩上责任的重大。王维入仕途后，弟妹也几乎都要长大成人了，生活似乎发生了转机，但是人生又一大不幸来临，他妻子又离他而去，这大约是在王维三十岁左右的时候。《旧唐书》中记载说：“妻亡不再娶，三十年孤居一室。”按此推算，王维妻子应该在开元二十一年左右去世。少年丧父，中年丧妻，人生的两大不幸让王维饱尝现实生活的痛苦。而且十几年后的天宝九年，王维的母亲崔氏又离他而去，这让王维更加感到痛不欲生，同时也让他感到了现实生活的虚无。

除此之外，社会的动荡也让他尝尽苦头。安禄山叛乱攻陷两京后王维被俘。他为了保全自己的名节，便服药装喑。但是事与愿违，他还是被授予了伪职。作为文人的软弱，他没有杀身成仁。但他还是用文人特殊的方式表明了自己的忠诚。《凝碧诗》就是最好的心灵独白。在诗中他写道：“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官何时再朝天，秋槐花落空宫里，宁碧池头奏管弦。”虽然他用诗歌表明了自己的忠诚不贰，但被俘并担任伪职毕竟是他名节的污点。这对于非常注重名节的王维来说，无疑是心灵深处永远无法愈合的创伤，以至于数年后他还是无法忘记这一点。在《责躬进弟表》和《谢除太子中允表》中都对此事表现出懊悔和自责。《责躬进弟表》中他说：“臣即陷在贼中，苟且延命，臣忠不如弟一也。”在《谢除太子中允表》中写道：“上皇出宫，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此外，在现实生活中没有实现的人生理想只有到艺术中得以实现，在现实生活中无法保全的文人气节只有在艺术中得以弥补。这一特点在人物画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如人物画中的《商山四皓》、《济南伏生像》、《袁安卧雪图》等等。山水画中王维尤其喜欢画雪景山水和以捕鱼为主的山水画，多画雪景是为了抒发自己的孤高绝俗，多写捕鱼则是为了抒发自己强烈的隐居愿望。花鸟画中，以写墨竹和雪中芭蕉著称，其抒发的文人气节是不言而喻的。

怀才不遇的失落、仕途进取的无奈和人生的种种不幸遭遇，让他对现实生活丝毫没有了兴趣。禅宗作为一种精神的麻醉剂很快占据了王维的心灵，在内心中自我调节来达到精神解脱成为他医治精神痛苦的一剂良药。三、珍视情感，半隐半仕

仕途不畅、进取无望、人生不幸、挫折不断，现实世界的痛苦让王维非常渴望隐居遁世，而禅宗主张在静谧的大自然中心注一境、妄念不生，从而达到禅定的境界更是对王维隐居的心理需求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于是在经营了辋川别墅后，能在这优美的自然风光中浮舟往来、寄情山水成为王维最大的人生理想。但是他最终也没有弃官归隐，而是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因为他是一个珍重感情的性情中人。不管是家人的亲情还是朋友的友情，他都极为珍视。少年丧父，中年丧妻，使他对母亲及弟妹的亲情变得格外珍惜。天宝九年，王维母亲去世，在经历了仕途坎坷，以及种种不幸后，他悲愤欲绝，“柴毁骨立，殆不胜丧”。同样王维对于弟妹感情也很深厚。十七岁宦游两都时，他曾作《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写道：“独在异乡为异客，每逢佳节倍思亲。”诗中抒发了一个在外宦游的游子对家人的思念。王维步入仕途并没有因此淡化了他与家人之间的亲情。在《别弟妹二首》中他写道：“两妹日成长，双鬟将及人，已能持宝瑟，自解掩罗巾，念昔别时小，未知疏与亲，今来始离恨，拭泪方殷勤。”“小弟更孩幼，归来不相识，同居虽见惯，见人犹未觅，宛作越人语，殊甘水乡识，别此最为难，泪尽有余意”。在他的《偶然作》中他写道：“小妹日长成，兄弟未有娶。家贫禄既薄，储蓄非有素。”从这些诗中不难看出王维作为长兄对家庭境况和弟妹终身大事的劳心积虑。在弟妹五人中，他与王缙年龄差别不大，两人一起宦游两都。安禄山叛乱中王维被俘授予伪职，平叛后，王维被囚治罪，王缙则请求削官为兄长赎罪，封建文人终生奋斗的目标就是仕途进取，王缙在政治前途和兄弟之情中选择了后者，可见二人的手足之情至深。王维的注重感情不仅表现在对家人的亲情上，而且也表现在对朋友的友情上。王维诗中有许多都是送别诗，其中情真意切，感人肺腑。如在《赠祖三咏》中他写道：“良会讵几日，终日长相思。”在他诗中还有许多悼念朋友的诗歌。如在《哭殷遥》中所写：“负而非一途，恸哭这柴荆。”

正是由于王维是一个性情中人，血缘的亲情，弟妹需要抚养的责任，使他最终没有弃官归隐，而是在心灵的煎熬中过着半官半隐的生活。弟妹长大成人母亲去世后，王维已经人至中年。晚年的他更是寄情山水，吟诗作画，孤居一室，参禅修心。宝应元年，在静谧孤独中燃尽生命最后的一丝烛光。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下载完整电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