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蒋谦
出版社：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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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科学主体性解释的“类脑模型”试读：
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出版说明
后期资助项目是国家社科基金设立的一类重要项目，旨在鼓励广大社科研究者潜心治学，支持基础研究多出优秀成果。它是经过严格评审，从接近完成的科研成果中遴选立项的。为扩大后期资助项目的影响，更好地推动学术发展，促进成果转化，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按照“统一设计、统一标识、统一版式、形成系列”的总体要求，组织出版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成果。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序《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科学主体性解释的“类脑模型”》是一部极富创造性和启发性的著作，它是蒋谦先生二三十年殚思竭虑的结晶。作为科学思想发展的认识论著作其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认知主体结构的大脑模型，并预告了一个科学思维的“全脑革命”。
人类的认知活动包括认知主体与认知对象两个方面的相互作用，其研究可大致区分为对象论的和主体论的。对象论强调外部的经验，主体论强调内在的先验。主体论的研究经历了从个体到群体的发展，而作者提供的大脑模型致力于阐发这两者的结构关系。
这个模型的创造性在于，设想了个体认识和群体认识的同构特征。这种同构表现在空间和时间两个方面。在空间上，东西方思维差异的特征类似于人类个体大脑左右两半球功能的互补；在时间上，人类个体的认知发展重演人类整体的认知历史。
这个模型的启发性在于，群体与个体的这种同构性可以归结为一个数学模型。这数学模型基于分形几何学的自相似结构，描述整体与部分所具有的共同的特征。遂认识主体的结构层次可以据此无限延伸，使整体生成论成为可能而与分析重构论互补。
以上是我对该书的理解和认识，并以此为序表示我对蒋谦先生这项研究的赞赏和支持。董光璧2016年2月17日于北京名流花园
导言
1987年9月的一个早晨，我坐在书桌前，正打开书本之时，忽然一个念头出现在我的脑海中：西方人的分析的、逻辑的思维，东方人的整体的、形象的思维，与人类大脑两半球的机能是多么的相似啊！这是一个新奇而鲜明的意象。难道东西方人的思维构成的整体格局恰如一个大脑构型？我为自己的这一闪念和猜想而激动不已。我进而联想到，19世纪初，年轻的德国气象学家A．魏格纳（Alfred Wegener）某天因身体欠佳，躺在病榻上，当目光落在墙上的一幅世界地图时，意外地发现大西洋两岸的轮廓竟是如此的对应。很快，他的脑海中掠过一个念头：非洲大陆与南美洲大陆曾经可能是贴合在一起的，只是后来才破裂，漂移而分开的。他由此形成了后来著名的“大陆漂移说”，掀起了地质学、地球科学史上的一场革命。我虽不耽于幻想，不攀名门，也不祈求轰动效应，但大自然鬼斧神工而造就的奇妙格局，却坚定了我关于自然统一性的信念。无疑，献身于科学事业的魏格纳始终是我的精神偶像之一。
然而，当我以“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尝试去描述和证实这一事实（现象）的时候，现实的“骨感性”充分地呈现出来。这种“骨感性”不只来源于我的知识和能力的匮乏，更主要来源于对人们可能不接受这一事实的担忧与焦躁，即担心流行的观念拒斥这些事实，以致可以对一些明显的事实做到视而不见。不过我想到，对仰望星空的恬静的探求，从来都是人们了解自然、认识社会的不竭动力，历史上一些观念的形成和改变从来都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当年，开一代新风的哥白尼为了论证地球是球形的观点时，曾说道：“由于有高山和深谷，人们没有立即认出大地是一个完整的球体。但是山和谷不会使大地的整个球形有多大改变。”这意味着，通常人们囿于眼界的局限性，受制于“高山”和“深谷”的遮拦而无法认清真理的面目，但真理并不总是被遮蔽和阻隔的，人们也并不总是身陷“高山”和“深谷”之中的。我认为，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随着眼界的逐步开阔，人们终将认识和接受那些最明显的事实并形成新的观念。正是有了这样的认识，我的研究才不会因为心理上的阻碍而停顿。1993年，我的两万字的论文《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的比较研究》发表在当年的《自然辩证法研究》（第4期）上。
在那篇论文中，我所要表达的核心观点是，地球上的人类精神世界是一个整体，由人类精神构成的智慧圈或思想圈是一个大脑构型。虽然人类的精神因地域的差异而呈现多样性，但它们本质上是互补的。这正如伟大的丹麦物理学家N．玻尔（Niels Bohr）所认为的那样，人们只有从精神的互补方面才能更完整地理解这个世界。在那篇论文中，为了增强论文的说服力，我分别从东西方各自的自然观、认知方式、逻辑形式、数学、语言、美学与艺术等方面加以比较，并运用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人类学、思维科学的最新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和证明，最后将其上升到哲学的高度加以论证。其中包括引述“三个世界”理论、盖娅假说、智慧圈理论、全息理论、互补原理等。尽管我的论证是想说明地球智慧圈具有人类大脑的某些特征，但我同时陈述了我关于解答脑科学、科学思想史以及思维科学中的一些难题的若干想法。
现在看来，由于受到占有资料的局限性和对问题理解深度不够的影响，那篇论文的一些基本观点和论证材料是不够完善的。但我不得不说的是，那篇论文所提出的问题应当是有针对性的，试图解答这些问题的基本想法也应当是有创意性的。因为这种针对性、创意性，即使在今天所面对的问题语境中依然有着前瞻性的指导意义。为此，我愿意在原有论文的基础上，以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尤其是其中的科学认知）为圆点，通过重新搭设研究框架来丰富和完善我的思想。
这样说并非有自夸之嫌。在科学认识活动中，人们常常会看到认识主体自身包含的两个方面同时存在的现象，如两种研究方法（经验观察与理论概括）、两种思维方式（综合的与分析的）、两种智力风格（言语型与图像型）、两套语言表述（观察语句与理论语句）、两类知识类型（探究型与实用型）等。不论我们愿不愿意承认，这样的两个方面在科学认识主体的不同层面上，在认识活动的不同阶段中，总是存在着的。不仅如此，这种并置、二分的两个方面还具有两极性、不对称性、互补性等特性。例如，在不同的科学家个体，不同的科学共同体中，他们有的偏重于理论概括，有的擅长于经验描述；有的讲究数学与逻辑的方法，有的则强调类比与体验在科学活动中的作用。许多时候，这些看起来“单向度”的认识方法和智力风格能够在科学认识活动中发挥极致的功效，而当两种认识方法和智力风格在更高的层面上达到互补时，常常会使科学认识活动达到一个新的境界。
早在古希腊时期，哲学家柏拉图就注意到东方人的思维是直观的和功利的，是与古希腊人截然不同的。在近代，许多著名的哲学家和科学家，如莱布尼茨、伏尔泰、黑格尔等人都对东西方民族思维的差异进行过比较研究。其中，莱布尼茨曾对有关中西科学思维的比较说过一段为人广泛引用的话。他说：“在日常生活以及经验地应付自然的技能方面，我们（欧洲与中国——引者注）是不分伯仲的。我们双方各自具备通过相互交流使对方受益的技能；在思考的缜密和理性的思辨方面，显然我们要略胜一筹，因为不论是逻辑学、形而上学还是对非物质事物的认识，即在那些有充分理由视之为属于我们自己的科学方面，我们通过知性从质料中抽象出来的思维形式，即数学方面，显然比他们出色得多。同时，我们的确应当承认，中国人的天文学可以与我们相媲美。看来他们对于人的知性的伟大悟解力和进行证明的艺术至今还一窍不通，而只满足于那种靠实际经验而获得的数学，如同我们这里的工匠所精通的那种数学。”不过，“如果说我们在手工艺技能上与之相比不分上下，而在思辨科学方面要略胜一筹的话，那么在实践哲学方面，即在生活与人类实际方面的伦理以及治国学说方面，我们实在是相形见绌了。”在当代，随着乔治·萨顿（George A．L．Sarton）、李约瑟、M．克莱因（Morris Kline）、F．卡普拉（Fritjof Capra）等著名科学史家和科学家的深入研究，东西方在科学思维方式、研究方法、知识形态等方面的差异显得更为突出和明了。如果这些研究和论断是可取的或有价值的，就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那就是，在统一时空模式当中的东西方科学是否也构成并置的两个方面？并且这两个方面同样具有两极性、不对称性、互补性等特性？
当下的语境——表现在自然科学、人文科学、哲学等领域中——总体上来说，仍然处在一种“精神分裂”的状态之中（不只是学科领域之间的隔膜），表明了回答上述问题的紧迫性。因为许多看似时髦的用语、激烈的争论，依然掩饰不住它们的精神的迷茫与游移。而这种迷茫和游移在科学史、科学哲学中，可谓有过之而无不及。举例来说，随着逻辑经验主义的式微，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以来，科学哲学中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动向、新的热点。隐喻、意象、模型、具身、实验、技术哲学以及科学中的女性主义等，纷纷进入科学哲学家的视野当中，逻辑经验主义成为许多人加以拒斥的对象。其蔚为大观之势，让人们看到了过去曾经是东方科学文化才具有的种种范式，如今在西方科学文化中所重新占据的位置。于是，一部分人盲目地跟从于“模仿”与“应和”，没有看到西方科学哲学中的所谓“东方转向”不过是对西方几千年来一直存在的泛滥的理性主义的一次纠偏，也不过是现代思想领域中热衷于新奇的非理性主义、后现代主义的又一次“骚动”，或者说是对他们缺乏文化自信的一种补偿。对于这种转向，我们应当将其放入一个更为宽广的背景中来加以理解。
另外，普遍主义、本质主义、逻辑主义在一些人的思想观念中仍根深蒂固。这些人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关地方性、差异性和多样性的说明，尤其不愿意接受任何有关他所“宠爱”的科学文化传统与普遍公认的已有科学文化范式相分割的判断，因为那样会“贬低”他所持有的那种科学文化的价值。在他们看来，科学之为科学是因为有一种称为“科学”的东西摆置在某个地方，留给人们的只是如何去发现它而已。在他们身上，形式化、抽象化的理智主义思维特征比之最为“正宗”的西方学者并不逊色多少；许多时候，逻辑和符号可以代表一切。毫无疑问，这种主义和思潮会带来一系列的后果。后果之一就在于他们忽视了世界的“异质性”。这种情形正如当代神经经济学（the science of neuroeconomics）研究者在评论主流经济理论时所说的：“主流经济理论丧失优势的原因在于，它所基于的理性选择假定暗示着决策个体或群体具有行为的同质性（homogeneity）。这种假定由于忽略了真实世界普遍存在的事物之间的差异特征和不同条件下认识的差异性，导致了主流理论的适用性大打折扣，这也是它不能将‘异象’纳入解释范围的根本原因。”科学哲学中的某些景象不也是如此吗。
造成“精神分裂”这种状况的原因固然很多，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由于没有站在统一的人类科学的高度来正确认识和把握东西方的科学与哲学。而这一点又与我们长期以来对主体或主体性问题的忽视有关：要么把更多的目光投射于被认识者，而忽视认识者自身；要么过多地关注于个体的、生理意义上的认识者，而忽视作为共同体，特别是作为文化意义上的共同体的认识者；再就是，完全否定认识者或主体的存在——这是认识者自身迷茫状况的一种典型的病态表现。相比较而言，那种对主体或认识者进行回避（存而不论），或将其“悬置”起来的做法，则是更为隐蔽，更为有害的做法。因为那样，我们将无法真正面对主体凸显的各种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主体的结构、功能、状态、前置条件、能力范围、客观效应等方面，也不能对其做出恰当的认识与评估。因此，为了克服对主体问题的忽视，像康德那样倚仗“纯粹理性批判”这把利剑重新确立人类主体的应有地位，确立人类理性在自然面前的“法官”角色，使主体（认识的主体）的能动性得以充分地发挥，当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唯其如此，我们才能从整体意义上揭示人类精神的全貌，才能有效避免人类精神世界的分裂。很明显，这种对主体的重新确认更多的是来源于康德后期的人类学意义上的主体性的确认。它包括了主体的所有方面，不仅有认识的，还有情感的、价值的、实践的等，还包括构成主体的文化方面，即基于不同类型的文化本体而形成的文化主体方面。
与之相关联的，妨碍我们达到正确认识目的的还有盛行于解构主义、后现代主义等背景下的一种“碎片化”倾向。这种倾向囿于“琐碎的事实”“物质的冲撞”“连续性链条的断裂”以及“怎么都行”的幻相与信条之中。例如，在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那里，知识的形成被归结到无意识的，充满着断裂、分叉、扩散、重叠的世界系统当中。在他看来，描述一个“陈述的整体”如同描述一个有欠缺的和支离破碎的形态，而历史是一个“不见人影之历史”。在美国科学哲学家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K．Feyerabend，也译为法伊尔阿本德）那里，对理性主义的批判使其走到了反面：不仅否定任何“常态科学”，而且将科学定律也看作是可以修改的，甚至是“虚妄”的，从而陷入“无政府主义”的泥潭之中。在美国当代科学哲学家约瑟夫·劳斯（Joseph Rouse）那里，由于整个世界是处在无休止的、瞬息万变的动态网络中的状态系统，任何活动本身，即使是主体与实践活动，都被看作随机应变的东西，主体性的实践活动被降格为外部世界互动之网中的一个物化片段或一个偶然事件，似乎一切都依赖于“物质的冲撞”和实证化的、技术化的手段的实施。然而人们立刻会质询：如果按照福柯分叉的、断裂的话语陈述体系，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劳斯的开放的、情境不断重组的实践模式，那应该使得科学有无数种类或者无数发展的可能性，但是为什么今天的科学仍然体现出某种统一性、结构性和规范性呢？事实上，在科学主体的不同层面，我们都可以看到不变性的或相对稳定的东西的普遍存在，人们依然可以找到一部理性的、连续的编年史以及普遍存在的意识模式。
在这里，盛行于语言学、神话学、人类学和哲学中的结构主义虽然一直以来没有那么好的声誉，虽然结构主义有意或无意地贬抑了主体的地位（它以普遍存在的系统与结构关系取代人的主体性），但它仍然是我们认识各种现象的一把利器。正如美国哲学家E．拉兹洛（Ervin Laszlo）所说的，“现代结构主义和系统分析研究的重要性正是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在形形色色的研究领域中，它们为非还原论的现象统一论提供了一个新的概念框架。它们使用前后一致的概念思维结构，并使人们相信，他们用以说明经验事实的统一框架意味着被说明对象本身的统一”。此外，结构主义所倡导的科学精神以及对经验现象的实证性研究，有可能使它（结构主义）和我们一道彻底抛却纯粹精神、绝对自我意义上的先验主体，而在一个新的层面上确立或重构出崭新的主体架构（尽管可能不全是有意识的）。因此，结构主义有可能与我这里谈到的认识论上的自然主义结伴而行：它使我们能够顺利地从“认识”问题的研究过渡到“认知”问题的研究；它通过对认识（认知）主体的研究提供出对认识（认知）主体结构的内在构成和内在机理的精细化的刻画与说明。例如，它可以将科学理论的历史看作一个结构化了的对象，通过其结构的形成与整体转换，为说明科学理论的发展提供有效的认识论分析。而且，作为一种方法论，结构主义并不只是对结构对象作出静态性的描述，而是在指出对象具有它自身结构的同时，也指出结构已经蕴含着的整体与部分的相互作用，表明结构发生的、历史方面的情境。更不用说，后结构主义通过情境因素的介入和网络化的交互作用，使结构主义的思想和方法在新的语境中获得了新的生命力。所有这些都是我在重新定位于科学主体这一基本方向的同时，选择结构主义及其方法论作为探索人类科学认知结构这一主题的根本原因。
毋庸讳言，正是自然主义和结构主义的方法使我注意到这样的现象或事实，即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的不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之间存在高度的相似性和同构性。对于这一现象或事实的深究，是我阐述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基本动因。随着研究的深入，我认识到，人类大脑两半球机能的非对称性与东西方思维差异之间的关联性，有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当代文化神经科学的证据表明，大脑内的神经模块构造常常对应于特定的文化模式，而文化模式为特定的神经组织塑形。既然因现象和事实而惊奇，而提问，我除了紧密追踪当代前沿学科的研究成果外，还必须对已有的实证科学的证明材料给予更多的注意。不过我必须申明：认为人类科学的认知结构是一个“大脑构型”的命题，只能算是假设性的；在可观察的层面，我们不大可能找到真实世界的对应物，也许它更多地只是一个解释性的模型。或者说，对于人类科学认知结构问题的探究，是一个基于大脑模型的思考（the model of brain-based thinking）。道理很简单，企图依靠一两门经验的或实证的学科，给出上述命题和模型以完全而令人信服的解释，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超级复杂的综合体。用系统科学家们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开放的、复杂的巨系统，许多方面仍然离不开非实证学科及其方法的判定。因此，与其说我们所面对的是一个自然化的综合体，还不如说是一个需要通过形上学的思辨加以构造的综合体。
这样，基于某些猜测和构想以及由此而形成的概念体系的融贯性（coherence），必然会使我们在一个全新的或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一些熟知的经验事实。诚如英国著名哲学家A．N．怀特海（A．N．Whitehead）所说：“哲学建设的真正方法便是构建一个由诸观念构成的体系，一个人们尽其所能而构建的最佳体系，然后不懈地探索如何依据该体系来阐释经验。”在我看来，许多时候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困境，并不是由于缺乏相关的实证材料，也不是没有被置于专业分工和分立学科内部的概念认识当中，而是由于我们没有将这些孤立的实证材料和分立的概念按照某个确定的主题而编织成或构筑成一个明晰、融贯的理论体系。或者，我们已经确立的概念体系为我们所面对的各种“正例”或“反例”弄得左右为难；许多时候，个别化的例证、碎片化的观点，甚至不能让人们形成任何有效的推论。例如，在英国科学史家G．E．R．劳埃德（Geoffrey Emest Richard Lloyd）的研究中，他虽然正确地注意到历史文化的多样性，注意到中西科学文化的差异以及这种差异在科学认知活动中的具体体现，但由于他较多地缠结于不同历史文化语境中的个别案例或特例，因而难以做出更为一般性的概括，以确定中西科学文化与认知活动中的质的差异方面，进而形成一个统一的解释模式。这影响了他的理论的说服力。为此，运用“奥卡姆剃刀”对那些无关宏旨的细节进行“剪除”，而着力于主干的“修理”，显得尤为必要，即在收集和整理材料方面，只考虑那些基本的和主要的方面，而不是事无巨细。
下面，我对本书的主要内容加以简要介绍，以便帮助读者了解本书的重点和各章之间的内在逻辑关系。
本书共十四章。第一章首先明确研究的指向性，即人类科学的历史和哲学分析；凸显研究的问题域，即人类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为了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和解决这一问题，我将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置于主体或主体性的认识论问题背景之上，并对之进行深度的哲学分析。我的观点是，当前的科学历史研究、科学哲学研究普遍存在着否定主体或将主体“悬置”起来的偏向，而这种偏向已经造成了不良的后果。它集中表现为忽视对科学认知主体及其结构的研究。可以说，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研究的许多问题均与这种忽视有关。为此，寻求一条出路势在必行。这一出路的最便捷的地方莫过于从认知问题入手，通过更多实证性的研究打破眼前的僵局，然后再升华到较高的理论层次。所以，在第一章中我将指出自然主义在科学哲学中的兴起，并描述科学史研究中出现的“认知转向”，最后汇集和梳理科学历史研究认知进路中的各种尝试和努力。
当然，认知问题境况并非那么一目了然，它与文化现象总是紧密地缠结在一起的。也就是说，离开了文化维度，认知的问题是很难讲清楚的。在历史上，科学首先是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受到人们注意的。不同的文明或文化孕育出不同的科学发展路径和不同的研究方法，已是不争的事实。特别是那些以小的文化区域为单元组成的大的“文明板块”，在人类活动的早期就已经提供了少数几个定型了的“科学文明板块”。只是从这一角度看待科学认知问题，似乎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为此，在紧随着“认知问题”提出来后，我们所面对的正是基于文明或文化而产生的科学认知问题。为了说明这一点，我借用了地质学、地球科学中板块构造理论中的“板块”概念，将其略加改造，用以指称不同类型的文化或文化区所构成文明的板块，进而说明不同的“科学文明（文化）板块”的含义。不难看出，科学文明板块是本书中的一个基本概念，是本课题研究的基本视角。该视角不再把着眼点放在科学家和少数科学家团体身上，而是着眼于更大程度的统一性，并触及地理—社会（文化）—认知的多层次的关联性与同构性。它将表明，个体的、小群体的科学认知活动是受制于科学文明板块认知活动的；科学文明“母体”的所有禀赋和提供的一切条件是特定文明板块中科学技术发展所能达到其应有高度的基本前提。
伴随着问题的提出，与之相关联的深层次的理论问题是必须首先加以解决的。这些问题包括认识论、本体论和方法论三个方面。由于所讨论的问题是基于科学文明板块而提出的，因此其认识论问题与本体论问题紧密相关，所讨论的问题显示出鲜明的独特性：既然我们的主体是基于科学文明板块的科学认知主体，那么这个主体与对象性的世界或客体又是一种什么关系呢？鉴于文明或文化是人类实践活动的方式，处在人与自然的中间环节上，是说明人类科学活动的最切近的基础，因此，从文明或文化入手，不仅能够部分地揭示科学文明板块效应的内在机制，也能在微观的层面上有效地说明文明或文化与认知之间的相互关系。简单地说，文化虽然是人类活动的产物，但它一旦形成就具有了相对独立的“本体世界”的意义和地位，并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形成一道“文化之幕”。一方面，文化本身构成一种“认知装置”或认知模式，直接影响着人类认知活动；另一方面，文化认知开启了一个新的实在领域。为了充分说明这两个方面，我提出“文化框架”这一新概念。很显然，由于文化框架的存在，一个以文明板块（文化区域）为“边界”的认知主体与世界的某种“界面”关系便形成了。
在方法论方面，由于相关研究涉及跨层次、跨领域的对象何以具有关联性、相似性和同构性的说明，因此，对于运用什么样的一般方法进行研究也显得非常必要。第四章的内容表明，对宇宙万物呈现的二分、对偶、全息、互补等特性的说明，古老的哲学智慧依然发挥着作用；单个大脑的神经构造和活动机制与种系在发生学意义上的相似性与同构性，并非一种偶然巧合的事件。为了具体地说明科学认知问题，我在阐述历史上的精神胚胎学和精神重演论合理性的基础上，以瑞士著名心理学家皮亚杰（Jean Piaget）关于儿童认知发展与人类科学思想之间的平行性研究为例，论证科学认知的跨层次、跨领域研究的可能性，以及类比联想、系统分析、相似性分析和模型化处理的方法在研究中的重要作用。毫无疑问，跨层次、跨领域的研究必须动用多种学科的资源。除了传统的相关学科以外，脑科学、认知神经科学、人工智能（人工神经网络）、系统科学、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科学哲学、文化人类学等前沿学科和交叉学科也是不可或缺的主要学科。这当中基于认知神经科学的视角，一门“科学认知神经学”的构想也在情理之中。
既然人类大脑是人类科学认知结构说明的原型，并且在人类大脑与人类科学认知活动之间可以建立具有映射关系的类脑模型，因此，了解人类大脑的形态、结构、功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简化的模型，是很有必要的。与通常相类似的介绍不同的是，在第五章中我将依据近二十多年来所掌握的资料，较为细致地阐述大脑左右半球功能不对称性的认知神经科学依据。其中既包括依据最新的脑成像技术所获得的关于大脑活动的“判据”，也包括依据最新的文化神经科学（cultural neuroscience）所形成的新概念和新论据。其最后的结论无不拉近了样本模型（大脑）与目标模型（科学认知活动）之间的距离，使得类脑模型被看作说明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基本模板。
由于样本模型与目标模型之间能够建立基本映射关系的主要依据在于它们之间的不对称性，因而从一般的意义上系统探讨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本质属性、表现形态、发展规律等，对于全面说明人类科学认知结构的大脑构型具有特殊的意义。事实上，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在认知的不同层次和认知的发展过程中都是普遍存在的，历时性的变化则在不同的阶段上表现出不对称性。可以说，不对称性既是科学认知结构的主要表征形式，也是认知活动得以进行的内在根源。对于造成认知不对称性的原因，我们可以从多个方面进行分析，包括认识论的、人类学的、认知科学的等。但是，要想最终找到不对称的综合性原因，还可能要涉及生态学、理论物理学（基本粒子物理学）甚至宇宙学等方面。例如，更大范围的不对称性可能与地球资源分布的不均衡性有关。它们可能从整体上制约了人类认知的不对称性。这些问题探究起来比较复杂（这些显然不是本书所要探讨的内容）。
为了详尽地说明科学认知的不对称性，从第七章开始，我将用三章的篇幅分别从认知风格、语言构造、知识表征三个方面具体展开论述。在第七章，我尝试采用认知风格理论和测量心理学的方法，从宏观的角度对东西方科学思维的特征、类型和风格做一次整体的“心理测量”。我很赞成美国物理学家、认知心理学家A．米勒（Arthur I．Miller）的一个观点：“科学史是认知心理学的思维理论的‘实验室’”。为了使这种测量更具量化样本的意义，我设计出一套古代科学家思维风格测评量表，并对东西方历史上有代表性的科学家进行测量和评估。虽然这一套测评量表与任何测评量表一样，都不可能不带有测量者的主观意图与偏好，但我认为，只要这种测评依据的是公认的史实，而不是纯粹的主观臆断，并且具有内在的融贯性，其结果理当是可信的，是成立的。我的结论是，东西方科学思维具有大脑两半球意义上的“半球风格”特征。
在第八章，语言成为关注的焦点。毕竟语言作为主体活动的能力因素之一，作为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与心智、思维、心理等认知因素是密切关联的。要想彻底弄清科学思维的机制、类型、过程等，必须对语言的构造和形态做一番细致的“解剖”和分析工作。除了早期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被加以利用以外，新兴语言学分支的研究成果也成为重要的证明依据。例如，认知语言学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概念基础和研究方法；媒介环境学从传播、媒介和文化的角度综合性地阐述了语言与思维、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后者集中体现在马歇尔·麦克卢汉学派的核心成员罗伯特·洛根（Robert K．Logan）所著的《字母表效应：拼音文字与西方文明》一书中。结合这些新的研究成果，我具体从六个方面，对中西语言不对称性给科学认知和思维带来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和讨论。通过这些分析和讨论，我们还可以看到，科学哲学中语形、语义和语用三者关系如何协调的难题，实际上可迎刃而解了。
除此之外，知识的不同表征形式也是我们确认不同知识类型和科学认知不对称性的重要方面。这在第九章中有详细的讨论。这里所要提示的是，美国著名计算机科学家、哲学家休伯特·德雷福斯（Hubert L．Dreyfus）把人工智能中的形式化倾向与西方两千多年以来的理智主义传统联系起来，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洞见。并且，随着人工智能研究的深入发展，人工智能领域中产生的“身体智能”（body intelligence）的新概念，使人们将其与现象学大师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以身体为中介的知觉现象学，以及英国分析哲学牛津学派的代表人物G．赖尔（Gilbert Ryle）关于“知道如何”（knowing how）与“知道什么”（knowing that）两种知识类型的思想联系起来。而我将其与东方的智识方式，尤其是与《黄帝内经》中的“身体语言”联结起来，这可看作对休伯特·德雷福斯等人的上述思想的一种补充吧。
鉴于传统科学史和科学哲学偏重于西方科学历史的研究，对东方科学的历史发展有所忽视，尤其没有准确把握东方科学文化的特质，本书用第十章、十一章两章较大的篇幅，从“知觉”和“意象”两个方面，论证东方科学认知特征及其历史地位与作用。我们可以看到，在一个不对称的认知取向环境中，负责语言和逻辑的左半球总是处于“显性”表达的地位，而东方科学文化体系因其“知觉”和“意象”属性所带来的“沉默”性质，使它自身不能直接或便捷地用“话语”的形式表达出来，且越是复杂的智慧，越难用话语表述，即不论怎样“折腾”，似乎难逃出“非常道”“不可名”的“魔咒”。好在认知科学的发展使我们具备了一定的“解读”条件和能力，也就是说，我们现在可以对“沉默半球”的内在构造和生成机制进行描述和分析了。我认为，随着这类讨论的深入发展，我们对东方科学文化的右脑偏向或视知觉在东方科学认知活动中的独特性，能够有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并有助于弥补东西方科学认知在整体性方面的缺失。
接下来，我们不妨做出一个大胆而富有趣味的想象：假定我们是来自遥远太空的外星人，当我们来到地球面前时，我们以一种超乎寻常的眼力，看到了这个蔚蓝色星球上遍布着的数量众多的生物体（尤其是人类生物体）。这些生物体以一定的方式联结成网络，而其中的每一个人类生物体都如同大脑神经元一般，不同数量的“神经元”又各自组成了大大小小的“模块”，这些模块共同组成了一个色彩斑斓、层次分明的“神经网络地形图”。在这个地形图上，外星人又以更为超乎寻常的眼力看到了发生在“神经系统”之上的思维活动，尤其是看到了其间的概念和范畴的生成、链接、并置、转变的活动情况。换句话说，外星人进一步看到的是地球上的“概念思维地形图”。至此，外星人对地球上我们称为科学认知的过程一目了然。事实上，这个外星人正是我们自身作为旁观者的一个假象。这样一个假象并不是毫无依据的。如果再从文化传播（人类整体意义上的）这个视域出发，我们就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到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R．Popper）所说的“第三世界”以及在这个世界里所发生的概念变化过程，或者说，我们可以看到一张基于科学传播（以及由这一传播所构成的网络系统）的“科学概念思维地形图”。透过这张地形图我们或许能够真正明白，为什么人类科学认知活动从来都是一个整体，就会明白东西方科学从来都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尽管它们各自经历了漫长的史前时期，并有着如此之大的差别）。要知详细的内容，请读者阅读第十二章。
在第十三章中，我以个案分析的方式（尽管之前也有少量的案例分析）对本书的主要观点进行一次“检验”。这个观点就是，东西方科学思维（认知）的不对称性差异以及双方的相互作用类似于大脑两个半球机能的互补、融通行为。为了不致使问题的讨论流于空泛，我选择数学思维或数学认知为个案，分别撷取古代、近代数学发展史中的典型例子（主要是微积分）加以分析和说明。这样做的结果无疑是使本书的科学史意味更浓，但我并不希望读者将其当作数学史的专章来看待。我倒希望读者注意我的一个重要立论：东西方分别以“算”和“演”为代表的不同的数学方法显现出不同的数学认知方式；算术和代数更多的是与时间认知有关，而几何则更多的是与空间认知有关；在历史上，两种数学从来就是相互交织和相互影响的；微积分的形成正是东西方数学认知互动、融通的产物，尽管其署名权基本上为西方人所享有。此外，本章的意义还在于，它将表明作为整体的文化是怎样作用于个体认知的。毕竟重要的科学发现和发明是通过个体而展示出来的，但两者的关系并没有推翻本书的一些基本假设。
至于人类科学未来发展将呈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任何固执己见的定论或一厢情愿的展望都难免会有失偏颇。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随着智慧圈（noosphere）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以东西方两大文明板块为代表的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与融合将更加紧密，更加频繁。马克思曾经提到的“两极相逢”思想将在这个时代得到最充分的展现。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S．Kuhn）意义上的科学革命因此而被纳入一种板块构造意义上所发生的运动过程之中；互补成了革命之源。如果从人类大脑两半球的机能及其互补关系来看待这一趋势的话，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人类进入了“全脑”时代。在这个时代之前的任何文明发展的“单侧化”或“优势半球”与“非优势半球”的更迭，都将被一种更具意识状态的“全脑思维”所取代。就科学的发展而言，全球意义上的知识框架的规划和设想将被提上议事日程。一门具有元科学性质的新学科——“全脑科学”——也将诞生。
中国历史上伟大的哲学家庄子曾经说过“天地有大美而不言”，这个“大美”是什么呢？就让我们一起，去做一次不算长的思想探险之旅吧！第一章科学史研究的认知维度
英国著名数学家、科学哲学家伊·拉卡托斯（Imre Laktaos）曾借用康德的名言说过以下这句话：“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洞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盲目的。”这就是说，科学哲学必须来源于科学，必须从科学自身挖掘科学哲学问题并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科学又有赖于科学哲学提供的概念框架和解释原则，以便向人们展示一个清晰而连贯，具有可检验性和说明价值的知识图景。不言而喻，科学史从来不乏各种学说和理论的说明。仅仅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逻辑经验主义、历史主义以及科学社会学等学派，轮番登场或交叉出现。如果说人类科学史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黑箱”，那么这些学说和理论仿佛就是为打开它而配制的各种“钥匙”。在各式各样的钥匙当中，有的能打开科学史的某一扇门，有的则只能打开半扇门而让其中照进一些光亮来。总体上，展现在我们面前的科学史仍然被许多迷雾所笼罩，至多还只是一个“灰箱”。关于这一点，致力于探讨科学史与人类认知活动的著名认知科学家南希·J．纳赛希安（Nancy J．Nersessian）在其《打开黑箱：认知科学和科学史》一文中为我们指明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就是“认知—历史”分析。南希·J．纳赛希安指出：“认知历史假定科学是人的心智与世界及其他人相互作用的一种产物。它预先假设，科学家在科学史基础上已经创造并发展的认知活动是通常思维复杂化的结果。为了理解科学怎样发展和改变，需要了解关于科学家的实际活动和人类认知能力及其局限性怎样产生、限制这些活动两方面的知识。”在这里，科学史被看作人类特别是科学家的心智及其活动的历史，更明确地说，科学不只是一个成果不断积累和创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认知过程和智力进化、发展的过程。在我看来，这的确是一个很好的视角，也是一个很好的方案。它实际上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过去各种学说和理论的认知维度。当然，这种着力于科学认知发展和概念变化过程描述，尝试重建或还原已经发生过的科学历史的认知维度的做法，并不排斥历史上对科学史所做的社会的、逻辑的说明，它只是为了弥补传统框架的不足。
本章主要讨论三个问题：第一，通过具体案例说明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第二，阐述当代科学哲学中认知主体及其结构问题；第三，概述科学史、科学哲学研究中的“认知转向”。第一节科学历史中的“认知问题”
首先还是从科学史出发，看看我们对科学史上发生的一些现象、事件和过程的说明和解释出了什么问题。下面分别选择天文学、数学和物理学三个方面的例子来加以说明。
例1：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
对中国人来说，天文学曾经是一门很重要的学科。历史上，中国人对各种天象曾做过大量而细致的观察和记载。其中，有关彗星的记载尤为丰富、详尽。据今人统计，从上古至1911年止，关于彗星的近日记录不少于2583次。更为重要的是，中国有关哈雷彗星的记录是世界上最早的确切记录。这就是公元前613年（春秋鲁文公十四年）的“秋七月，有星孛入于北斗”。而公元前467年（秦厉公十年）“彗星见”的记录则是哈雷彗星的再现记录。从公元前240年（战国秦始皇七年）起，哈雷彗星每次回归，中国均有记录。对于中国古代天文学关于彗星特别是哈雷彗星的详细、完整的记录，国际天文学界给予了高度赞扬。科学史家李约瑟引用天文学家C．P．奥利维耶（C．P．Olivier）的观点，说中国古代有关哈雷彗星的记载，特别是1066年的那一次彗星的记载，对西欧天文学的影响是众所周知的。他说，这“应当归功于中国观测记录的细致”。然而，所有这些，在学术界并没有将哈雷彗星的发现权归属于中国。一般认为，哈雷彗星是由英国科学家E．哈雷（Edmund Halley）于1682年观察发现的。他依据开普勒行星三定律和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成功地预测了哈雷彗星的再次出现。这里的问题显然是，有如此丰富观察和记录资料又精于天文历算的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发现”哈雷彗星呢？
例2：为什么“印度—阿拉伯数码”在西欧传播缓慢？
我们知道，数字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数学史家一般认为，印度人利用巴比伦人的位值制原则建立起了十进制体系，并将巴比伦人的分隔符号转变成了完整意义上的“0”。大约公元662年，西叙利亚人已经知道了印度人的发明。从这个时期开始，包括十进算术和0符号的印度数码体系经由阿拉伯地区传到了中世纪的欧洲。当时被称为“印度—阿拉伯数码”（实为印度数码）。然而，这个传播过程是非常缓慢的。直到12世纪末，一小群学界精英才熟悉这个体系。而这大部分要归功于当时的意大利数学家斐波那契（比萨的列昂纳多，Leonardo of Pisa）1202年出版的《算盘书》一书。即便如此，阿拉伯—印度数码当时并未在整个欧洲扎下根，还只是开头。到13世纪末，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银行家们仍然被禁止使用印度—阿拉伯数码。直到17世纪，印度—阿拉伯数码体系才被真正吸收到西方数学理论中来。这个时候距斐波那契著作的出版已经有近六个世纪之久，距西叙利亚人的传播已整整一千年！对此，科学史家乔治·萨顿慨叹说：“从十进制的发现到获得哪怕如此初步的普遍接受，时间总计一千多年。”在他看来，16世纪荷兰数学家西蒙·史蒂汶（Simon Stevin）所著的《十进算术》小册子可看作文艺复兴时期算术学的里程碑式的著作。“这项革新意义深远，又是如此‘简单’。在当时那些老练的数学家眼中非常简明易懂。然而十进制小数并没有迅速取代其他类型的小数。”那么这又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样一个缓慢的传播过程呢？
例3：为什么电磁学理论没有产生在中国？
中国古代很早就有关于磁现象的记载和描述。公元前250年左右，战国末年的《韩非子·有度》篇中有“先王立司南以端朝夕”的记载。司南是古人用来识别南北方向的器械（或为指南车，或为磁石指南勺）。东汉哲学家王充的《论衡》描述司南形同水勺，且勺柄自动指南。李约瑟在其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指出：“我们能够相当有把握地说，到了公元一世纪的时候，中国人已熟悉磁铁块的指南特征，把它们制成短勺，就能围绕其钵体的中轴线转动。人们可以随便猜想：在一个每种事物都与其他事物按照确切的相互联系规则联系起来的世界里，一块刻成北斗星状的天然磁石竟能参与其宇宙方向性……在某种方式上，道教的整个观念乃是力场的观念。”他认为，在《易经》八卦的阴极和阳极中也体现了宇宙力场观念。中国人对“场”（field）、“远程作用力”（action at a distance）等概念的了解，比西方人早一千多年。因为，“12世纪末以前，在欧洲根本没有人谈到过磁学，因此我们相信磁学来自中国人的早期研究”。可是，让李约瑟感到十分困惑的是，现代意义上的电磁学和量子力学为什么就没有产生于中国。这个谜被历史学家称为“李约瑟之谜”（Needham’s paradox）。
对于科学现象和科学知识的解释，基于基本概念和理论框架的不同，解释类型是不相同的。这些不同类型的解释具有明确的解释目标和一般的解释模式，从而构成各自不同的解释纲要。加拿大著名认知科学家保罗·萨伽德（Paul Thagard）认为，通常的解释纲要有逻辑解释纲要和社会解释纲要两种，分别以逻辑经验主义和科学社会学派为代表。下面我们试以这两种解释纲要，简要地说明上述三个例子的原因及其所呈现的问题症结所在。
例1解释纲要
A．社会解释纲要
解释目标：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
解释模式：天文学在古代中国有着极其重要的政治地位，体现了统治阶级的政治利益；天文学家受制于王权，并服务于王权。这些利益关系和权力关系均使他们形成一些获得性概念和判断。
解释理由：在古代天象观测中，彗星的出现属于异常现象，具有警示和谴责的意味。天文学家可以如实记载，可以按照“旨意”加以解说，但不得随意发挥，更不能擅自篡改，民间也不允许“私习天文”。故古史虽记载有丰富的天文现象，但终未能以科学探究的方式发现哈雷彗星。
反驳：正是由于具有“官方”性质，中国古代天文学才获得了较高的地位，且获得了持久的发展。而且，“中国人连续正确地记录交食、新星、彗星、太阳黑子等天文现象，持续时间较任何其他文明古国都来得长”。其中，关于哈雷彗星中国人也有三次回归记录。同一颗彗星的轨道相似性已经呈现。
B．逻辑解释纲要
解释目标：为什么中国人未能发现哈雷彗星？
解释模式：中国古代天文学中的主导观念和主导研究方式（如观察、测量）使得天文学家形成一些获得性的概念和判断。
解释理由：在发现哈雷彗星之前，中国尚未形成大地球形观，也缺乏行星按椭圆轨道运行的知识；在方法上主要是搜集经验性的观察资料，具有重归纳、轻逻辑的特点，故未能推演和计算出哈雷彗星的轨道及回归年。
反驳：明代大学者徐光启等已接受西方大地球形观，亦未见少数学界精英据此发现哈雷彗星。同时，古代天文历法精于计算和推演，连复杂的五星会合周期也能相当精确地计算出来。
例2解释纲要
A．社会解释纲要
解释目标：为什么“印度—阿拉伯数码”在西欧传播缓慢？
解释模式：西欧中世纪晚期经济和技术的发展给科学文化的复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杠杆，算术或计算数学适应了新兴商业资本经济关系的需要。数学家们顺应这种经济关系和实用商业贸易的要求，形成一些获得性的概念和判断。
解释理由：虽然新兴的工商业早在文艺复兴运动的初期已经在欧洲法国甚至更早时期的意大利等国开始产生萌芽，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经济关系的全面确立却是在17世纪以后的欧洲各国，因此，适应工商业需要的计算数学在西欧的传播经历了比较长的过程。
反驳：且不说17世纪以后的欧洲，即使是文艺复兴时期的西欧各国，其生产力水平和工商业经济规模也应当高于七八世纪的印度、阿拉伯的水平和规模，然而，为什么那个时期的印度、阿拉伯世界会形成印度—阿拉伯数码呢？
B．逻辑解释纲要
解释目标：为什么“印度—阿拉伯数码”在西欧传播缓慢？
解释模式：古希腊时期形成的基本数学概念和数学逻辑方法，使得不同时期的数学家据此形成一些获得性的概念和判断。
解释理由：由于古希腊数学文本的拉丁文译本直到12世纪才在欧洲广泛出现，作为古希腊数学源头之一的丢番图（Diophantus）的《算术》，有一个与“印度—阿拉伯数码”体系漫长的磨合期。
反驳：古希腊数学传统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以几何学为代表的演绎数学，而不是计算数学；即使是古希腊的算术和丢番图的早期代数学也与印度—阿拉伯的计算数学有着质的差别。
例3解释纲要
A．社会解释纲要
解释目标：为什么电磁学理论没有产生在中国？
解释模式：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源于生产经验，服务于国家管理、军事作战、农业灌溉等，具有实用性、经验性等特性。科学家据此形成一些获得性概念和判断。
解释理由：包括指南针、指南车在内的磁应用技术被称为“大一统技术”，是为高度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王朝服务的。随着王朝的更迭、战争的损毁，磁应用技术始终未能完整保存下来。再加上儒家思想重人伦、轻自然的倾向，对磁现象背后的原因没有进行深入的探究。
反驳：磁应用技术并不限于政治和军事，在医药、采矿、堪舆以及日常生活中也有广泛应用，为何这些应用中没有探究磁现象背后的原因呢？
B．逻辑解释纲要
解释目标：为什么电磁学理论没有产生在中国？
解释模式：在古代物理学中，阴阳互补、天人感应的观念占主导地位，观象的、类比的方法是基本的研究方法。物理学家据此形成一些获得性概念和判断。
解释理由：中国古代物理学家相信事物间的相互作用和不可分割性，而近代西方物理学家在原子论思想主导下，认为事物和事物的作用力是可分解的。同时，他们所运用的是数学方法，而中国物理学家运用的是经验的、类比的方法。
反驳：中国传统元气论中的“气”颇似具有波动性和微粒性的“场”；电磁场理论的创立者法拉第、麦克斯韦也运用了类比思维。
通过对以上三个案例的简要剖析，可以看出，对社会解释纲要和逻辑解释纲要总有其反驳的证据和理由。也就是说，单一的社会的或逻辑的解释纲要仍然是不完满的。这种不完满性集中表现在，没有描述和解释清楚科学发现和科学思维的心理过程，也没有揭示和比较不同科学共同体的群体思维特征以及不同民族文化的思维类型在具体科学认知中的差异性。同时，也没有从科学主体构造知识的角度刻画概念变化过程。一部科学史就变成了社会学史或逻辑学史。公允的看法是，将社会的、逻辑的、认知的维度均纳入一个综合的考量当中，例如，纳入文化的考量当中，再从认知视角加以审视，这样做常会得出令人信服的解释效果。或许这正是萨伽德所倡导的认知—社会解释纲要的意义所在吧。第二节科学主体及其“认知结构”
认知的问题涉及科学的主体方面；人们对认知问题的忽视与对科学主体及其认知结构研究的缺失有关。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在当代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研究中存在一种倾向，即过分强调科学研究的对象，强调科学历史中的统计结果、事件、过程以及作为个体的人物，一句话，注重科学研究、科学历史分析的客观方面，而忽视其主观方面。套用马克思批判包括费尔巴哈在内的机械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时的一句话，当前的科学历史、科学哲学没有从主体和主观方面去研究，这是一个很大的不足。由于这一原因，科学仍“被看成为是某种超出人类或高于人类的本质，成为一种自我存在的实体，或者被当作是一种脱离了它赖以产生和发展的人类的状况、需要和利益的母体的‘事物’”。为此，从科学主体的方面就一些问题展开讨论，是很有必要的。
首先必须看到，主体性的缺失与某些哲学观念和研究倾向有关。早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科学主体研究的性质已经发生逆转。哲学分析学派和逻辑经验主义在理性主义原则的支配下，使一切研究对象逻辑化、符号化和客观化。例如，德国逻辑学家G．弗雷格（Gottlob Frege）主张将具有主观性内容的心理学摒弃于逻辑学研究之外。维也纳学派的领袖人物M．石里克（Moritz Schlick）也认为，一切知识因有其逻辑形式，尔后才能成为知识。因此，过去以“人类的知识能力”为研究中心的议题将转向研究普遍的可能的语言方面。对此，皮亚杰批评G．弗雷格以来的逻辑是“没有主体的逻辑”。他说：“当认识论单纯地向自身提问，什么是一般的知识时，它就在相信自身能够做出抽象，认为不必求助于心理学，因为事实上知识获得之后，主体就退出舞台了。”德国现象学鼻祖胡塞尔（Edmund Husserl）也批评逻辑实证主义不过是“将哲学的头颅砍去了”的学说。
但是，这种试图回归或重建科学主体性的声音并不强烈，其效果也并不明显。有的学者，如福柯甚至放言：“人已死。”在福柯的解构主义话语体系中，通过所谓“话语”“话语事件”“话语实践”（都是一个意思）的编织，知识的形成被归结到无意识的，充满着断裂、分叉、扩散、重叠的世界系统当中。在福柯看来，思想史、观念史、科学史等不过是由诸多话语实践相继而成的关系的总体。在话语形成和陈述描述的过程中，“我们不把各种陈述过程的方式归结于主体的单位——这关系作为对合理性的纯创造性审定的主体，或者作为综合经验功能的主体。它既不‘认识’，也不是‘知识’”。从这个视角出发，福柯认为，“知识”大于“科学”，而“知识”不是主体认知的产物，而是历史实践的产物。这样，知识或知识实践就成了科学的主体，是知识而不是主体建构了科学。那么，知识又是谁创造的呢？是“历史”吗？从福柯的描述中，似乎存在着这样一个“历史”。但这个历史（包括思想史）是一个“不见人影之历史”。当然，福柯并不同意说他公开否定主体及其存在性。他辩解说：“我不想排斥主体的问题，我想界定主体在话语的多样性中所占据的位置和功能。”或许他想让人们知道，他所确定的主体的陈述制度既不借助于超验主体，也不借助于心理主观性，只是能够以他自己的方式来重建主体和主体性。然而，他的这些想法与他的作为相去甚远。他实际上通过所谓话语实践将实践的主体或承载者给消解掉了。
这一点在约瑟夫·劳斯那里也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其代表性的《涉入科学》（Engaging Science）一书中，劳斯用“涉入”一词来概括科学实践的最本质的含义，即指某种以物质力量的方式进行的实际接触和关系性互动。按理说，对实践观的如此强调必然包含着对科学主体的充分肯定。然而，劳斯“实践优位”的思想在客观上几乎完全取消了主体的存在价值。因为他说得很清楚：“我并不把实践理解为人类行动者的所作所为，而是理解为有意义的情境，其中这些作为是重要的。有意义的模式不是人类行动者赋予这个世界的，或者是他们共享的生活形式，而是来自他们与世界互动的模式中。”因此，“不需要先天承诺哪些‘主体’能够联系这类实践或者他们能以何种方式联系实践”，因为“从实践角度对科学知识的这一理解不是以主体为中心的”。这样，在劳斯那里，如果说还有什么“主体”的话，那不过是指某种属性、状态和功能的体现者，而这个体现者并不一定是“人”。这样一来，主体与客体的对立虽然消弭于劳斯所要找寻的实践“本体”之中，然而认识论的问题却被转换为本体论的问题——由实践引发的活动不过是整个世界的一种运动状态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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