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天红
出版社：河北人民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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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的故事试读：
引言
当走进博物馆，置身于精心布置陈列着文物的展厅，驻足凝视那一件件镌刻着历史沧桑、蕴含着文化积淀的文物展品时，我们惊叹于古人的巧夺天工，同时，也并不了解这一件件文物背后的故事，不知道它们是如何被勘探、发掘、整理后呈现于世人面前的。
文物是实物形态的历史文化遗存，是具有历史、科学、艺术价值的代表性的历史遗物，并不是所有的历史上遗留至今的东西都可以称为文物。我们可以把文物分为不可移动文物和可移动文物。不可移动文物基本上都是文物史迹，如古建筑、石窟寺、石刻、古遗址、古墓葬、近现代的重要建筑、纪念地等。可移动文物主要有：石器、陶器、铜器、铁器、金银器、玉器、瓷器、漆器、工艺品、书画、古文献等。文物从不同的侧面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人们的生产生活、社会关系、意识形态以及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当时生态环境的状况，是宝贵的历史文化遗产。
文物是文化的载体，是一种物化了的文化。有价值的文物必然凝聚着古人的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内涵。每一件文物的发现、流传都是一个传奇性的故事，每一件文物的产生则是内容更为生动丰富的故事。一件件精美雅致的文物，无一不是文化历史的侧影。
说文物的故事当然少不了淘到一两件宝贝的快乐，更多的却是文物中透出的几代人的家国离愁。文物永远是一个说不完的话题、讲不尽的故事，它凝聚着、诉说着一个民族全部的生动的历史。
文物是一个民族和国家重要的历史见证。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文化灿烂厚重，也是一个文物大国，文物遗存丰厚。据文物部门的统计，我国现存的文物点大约有40万处，馆藏的文物大概有2000万件。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历史悠久的大国来说，现存的文物不是太多，而是太少了。大自然的破坏、外族的入侵、内部的动乱、愚昧和贪婪，在历史上曾经给文物带来无数次的劫难。现在我们能够看到的文物，都是劫后余生的珍宝。这些文物瑰宝不仅是我国人民的宝贵财富，也是人类共同的珍贵财富。因此，文物勘探、发掘、保护至关重要，我们不能看着祖先留给我们的这一件件宝贵的文化遗产在岁月的风雨烟云中遭到损毁、破坏，变成永远的遗憾。保护文物，传承文明，我们每个人责无旁贷。
让我们走进琳琅满目的文物的世界，体会华夏文化的博大精深，从中汲取丰富的精神财富吧。第一章语言文字及载体甲骨文
甲骨文的发现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考古学上的三大发现之一（另外的两个重要发现是敦煌文书及流沙坠简）。殷墟的发掘由甲骨而起，作为商代王室贵族的占卜问天之物，甲骨给我们带来了3000年前泱泱大国的信息。
晚清的光绪年间，河南安阳的西北有个不起眼的地方叫小屯村，小屯村的农民在这风沙弥漫的黄土地上耕作，经常从地下翻出一些刻有文字的甲骨，因不知甲骨为何物，便把这些无价之宝扔在河边，或用来填坑。后来有一个姓李的剃头匠，不知什么原因，染上一身脓疮，无钱求医，无可奈何中，灵机一动，将扔在河边的甲骨碾成粉末涂在身上。没想到，这些粉末将疮面的脓水吸干，血也止住了。甲骨这种止血治疮的功效很快传遍了小屯村，村里的几个读书人称之为“龙骨”，好像这些甲骨还颇有一点来历。剃头匠将“龙骨”以六文钱一斤的可怜的价钱卖给了中药店。可谁能想到，这种“龙骨”竟是3000年前商王朝的遗物呢？又有谁能想到，这些所谓的“龙骨”在日后竟然成为一门新兴的学问，造就一大批新的学者，并进而引起了一场史学的革命呢？
农民们把甲骨弄碎作为肥料，或是仿效那个剃头匠，将甲骨磨成粉末，冒充成“龙骨”，大批量地卖给中药铺，作治疗破伤用的刀枪药，一斤才值几文钱。因为药店收购的“龙骨”一般不要有字的，所以，当时老百姓常把出土的甲骨上的字刮掉，也有的担心刮掉太多会减轻甲骨的重量，所以就设法把字磨去，磨到模模糊糊而不易辨识的程度为止。有些农民认为刻有古怪符号的龟甲和兽骨是不祥之物，有碍庄稼生长，所以就把它们扔进枯井。当时，像这样被当作肥料和药材而被销毁、或是被废弃的甲骨不知有多少。这实在是令人痛心的事情。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才有了变化。刻辞卜骨：河南安阳市殷墟小屯南地出土。商代占卜多用龟甲和兽骨。其中兽骨称卜骨，多用牛的肩胛骨。
1899年，甲骨文终于被当时任清王朝国子监祭酒的王懿荣发现。据说，王懿荣当时身患疟疾，派人到北京宣武门外菜市口达仁堂药店购买中药“龙骨”。“龙骨”买回来后，他打开药包，无意中发现龙骨上隐隐约约地刻着一些奇形怪状的符号。王氏是有名的金石学者，精通上古三代铜器铭文，号称“泛涉书史，嗜金石”。而面对这些稀奇古怪的符号，竟不知所云。不过，他相信这些甲骨的价值，并因此引起了更大的兴趣。于是他开始细心揣摩、研究这些符号，最后经仔细观察，并与已知的金文等古文字相印证，遂认定这些符号是一种已经遗失了的我国古代文字。就这样，使全世界史学界和考古学界为之震惊的甲骨文，富有戏剧性地被揭示出来了。王懿荣也就成为最早发现甲骨文的学者。他又从中药店里了解到，这些带字划的所谓“龙骨”是古董商人从河南一带收购来的，他就以每版2两银子的价钱收购了12版甲骨文。1900年，古董商人范维卿、赵执斋听说北京有人以优惠的价格收购甲骨，就携带了数百片甲骨来到北京。王懿荣又以高价收购进来。从此，甲骨文身价倍增，一些有识之士如《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古文字学家罗振玉等人纷纷出资收购。一些外国传教士也随之加入了购藏甲骨的行列。1900年上半年，王懿荣又先后两次从商人那里买得有字甲骨千余片，并潜心进行研究。1900年7月，八国联军入侵北京，王懿荣以国子监祭酒的身份任团练大臣，抵御外敌入侵，兵败后王懿荣义不受辱，与妻子一起投水自尽，壮烈殉国。令人遗憾的是，我国最早发现甲骨文的王懿荣和甲骨只有短短一年的缘分。
1903年，刘鹗印行了中国第一部著录甲骨文的书籍《铁云藏龟》，这本书对甲骨文的搜集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眼看着甲骨文售价日涨，一些古董商人想垄断甲骨交易从而大发其财，便故意隐瞒甲骨出土的真实地点，诡称出自河南汤阳、卫辉。直到1908年，经罗振玉多年留心探访，才得知甲骨其实出自河南安阳的小屯，从此以后，甲骨的搜集者纷至沓来，使这块一向默默无闻、植满五谷的田野一下子变得喧闹起来。伴随着甲骨文被确认、购藏和挖掘的过程，古文字学家也开始了艰苦的破译工作。在古文字学家看来，破译一个甲骨文字，就像天文学家发现一颗新星一样。为什么安阳的小屯发现了这么多的甲骨？甲骨上的文字究竟是什么意思？很多学者，包括外国的学者，对此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纷纷地投身到甲骨文的研究中来。
经过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叶玉森等人的努力，甲骨上可以认识的字逐渐增多，甲骨片上排列的某些文字成为可以通读的文句了。1910年，罗振玉又释出10多位殷王的名谥。原来，这些刻在龟甲和动物肩胛骨上的文字，正是殷人占卜的记录文字。甲骨文是最早的汉字，它已经体现出象形、指事、假借、形声等汉字的构成规律。在殷人的生活中，占卜和祭祀是最重要的事情了。这些卜辞反映了商代社会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况，是研究商代历史最真实、最珍贵的历史资料。出土甲骨文的小屯村正是古文献上所记载的殷墟！从甲骨文被确认为商代遗物，到甲骨出土地点被认定为小屯，再到小屯被证实为殷墟的所在，前后经历了20多年的时间。所谓“殷墟”，是商王朝后期的王都遗址，小屯正是它的中心。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盘庚迁都到这里，一直到纣王亡国。商被周推翻以后，这里就失去了往日的繁荣，逐渐地沦为废墟，所以叫“殷墟”。因为甲骨的发现而导致了殷墟的发现，而殷墟的发现是近代史学的开端。
先后由郭沫若、胡厚宣主持编辑的13巨册《甲骨文合集》收录有代表性的甲骨4万多片，基本上反映了甲骨文的全貌。在出土的近15万片甲骨上，涉及不相重复的单字4500多个，经几代学者的努力，现在已经考释出近三分之一，靠这些已认识的字，基本上能通读和准确理解甲骨片上的全文，并用于研究商代历史。
甲骨文是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龟甲和兽骨统称甲骨。兽骨多用牛羊的肩胛骨。甲骨在使用之前，要先经过加工，首先把甲骨上的血肉除净，接着锯削磨平，精心地打磨。然后，在龟甲的内面或兽骨的反面用刃具钻凿凹缺，叫做“凿”。也有在甲骨下端宽薄部分的正面做“凿”的。“凿”的排列是整齐有序的。占卜的时候，先用火去烧灼甲骨上凿的穴，因为甲骨厚薄不均，被烧灼的凿的正面呈现出各种各样的“卜”字形的裂痕，这裂痕称“兆”。研究裂纹的走向形状，可以判断事情的吉和凶。殷人怕一次占卜不可靠，每次都要用三枚甲骨来试验。在今天的人看来，这当然是迷信。占卜问题时，要从问题的正反两方面问，如问下雨，要先问下雨，再问不下雨，每一问都要灼若干个兆。占卜的人，要将自己的名字、占卜的日期、要问的问题都刻在甲骨上，还要把兆的次序和性质刻在兆的旁边。最后将占卜的结果，即占卜是否灵验刻到甲骨上。经过占卜证验之后，这刻有卜辞的甲骨就成为一种档案被保存下来了。甲骨文字：帛、丝、桑、蚕等字。江苏南京云锦博物馆收藏。
从1899至1928年间，大量甲骨流往国外，据不完全的统计，流落国外的甲骨，日本12443片，加拿大7802片，英国3355片，美国1882片，德国715片，苏联199片，瑞典100片，瑞士99片，法国64片。约有12个国家共收藏我国殷墟甲骨26700片左右。大批甲骨的流失，是我国文化财富的巨大损失，也给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带来不便。
甲骨的发现无疑是20世纪初的一件大事，其发现之时正是我国疑古之风盛行之际，一些人认为西周以前的历史只是古史传说，无证可信。先前有人怀疑过《史记·殷本纪》的记载是否可靠，通过甲骨文的发现与研究，我们确信，商朝历史是我国的信史，而且，我们由此可以进一步地认为，《史记·夏本纪》的记载也应该是可信的，这就为夏文化的探索提供了光明的前景，增强了人们认识夏、商、周三代以及史前文化的信心。罗振玉罗振玉（1866—1940年），字叔蕴，一字叔言，号雪堂，又号贞松老人。祖籍浙江上虞，客籍江苏淮安。近代教育家、考古学家、金石学家、敦煌学家、目录学家、校勘学家、古文字学家，中国现代农学的开拓者，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奠基人，甲骨学的奠基者。他在文字方面的贡献主要体现在甲骨文的收集研究、铜器铭文的编纂印行、简牍碑刻等古文字资料的搜罗与刊布等方面。竹简
早在商朝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就已经知道用毛笔和墨在竹片或木片上写字，所用的竹片就是竹简。竹简大约长一二尺，宽半寸左右，每片上面多的可以写三四十个字，少的只能写七八个字。这样，一份文件往往要用很多竹简，一部书就要上千片竹简。这么多的竹简，要按照顺序用麻绳、丝绳或熟皮带把它们串联起来。用丝绳串的叫做“丝编”，用熟皮带串的叫做“韦编”。编串起来的竹简，古人把它叫册。“册”字实际上也就像几片竹简连在一起的样子。孔子晚年的时候研究《易经》，由于来回地看，翻动的次数太多了，那竹简的皮带就断了三次，这就是“韦编三绝”的典故。由此也可以知道，古人读竹简的书是很困难的。竹简体积大，又很重，携带起来很不方便。战国时候，有个大思想家叫惠施，他外出的时候，所带的竹简要装五辆车，所以后人形容某人学问大，就说他“学富五车”。其实，五车竹简所能记载的文字，还不如今天的一本书多。汉朝有个文人叫东方朔，他给武帝上了个奏折，竟用了3000多片竹简，要两个壮小伙才能抬得动。汉武帝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才把东方朔的大作看完。东汉初年，光武帝把图书运到洛阳，动用了2000多辆车子。
281年，有人在汲郡（今河南省北部）盗发魏襄王墓，发现了大量的竹简，计有16种书，包括著名的《竹书纪年》和《穆天子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地不断有竹简出土，其中不乏很有价值的文献。例如，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的发掘、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的发掘，都曾经出土很多有价值的竹简。睡虎地秦简
战国时期，各国先后实行变法，进一步制订法律，加以公布。秦代的法律对2000多年的封建社会产生过深远的影响，但是，有关秦法的材料却很少。秦始皇作为第一个专制帝王，作为焚书坑儒的暴君，被人骂了2000多年，历史上的儒家学者在追述封建社会的法律制度的时候，不愿意与秦连在一起，所以，人们对秦法的了解非常之少，秦简的出土弥补了这一缺憾。湖北云梦睡虎地出土的秦简，就是战国晚期秦国执行的法律。
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秦墓的发掘，使2000多年前秦国的法律、吏治等情况得见天日。根据墓葬形制和出土文物，可以断定这批墓地是战国末秦国至秦始皇时代的墓葬，这些墓密集地分布在睡虎地山嘴上。12座墓中共出土文物400余件，主要有漆、木、竹、陶、铜、铁等各种器物，其中以漆器最精美，造型独特，色彩亮丽如新。但所有的发现中最激动人心的是11号墓中出土的1155片竹简。
简长23.1～27.8厘米，约合秦尺一尺二寸，宽0.5～0.8厘米，简文是用毛笔抄写的秦代隶书，字迹工整清晰，共有4万多字。简的上、中、下都有三道残存的绳痕，可知当时是以细绳分三道将一枚枚竹简编辑成册的，出土时绳索已腐朽，竹简散乱成堆，看不出原来的编撰顺序。
李学勤等10多位学者经过一年多时间的辛勤工作，终于弄清了这批竹简的内容和价值。秦简的内容十分丰富，共有《编年记》、《语书》、《秦律十八种》、《效律》、《秦律杂抄》、《法律答问》、《封诊式》《为吏之道》、《日书》甲种和乙种等10种书籍（《语书》、《封诊式》和《日书》是原有的标题，其余各书书名是云梦秦简整理小组根据内容拟定的）。《编年记》记载了从秦昭王元年（前306年）到秦始皇三十年（前217年）统一全国战争过程中的大事，很多记载和《史记》的记载一致。某些记载比《史记》更详细。
睡虎地发现的秦律竹简，主要分三大类：一是法律答问。前面是律文，后面是问答式的解释。教官吏如何处理各种刑事案件。其中最重要的是非法取得财物的“盗”和杀伤他人的“贼”。所谓“盗”，从盗窃钱币、珠玉到衣服，乃至于偷采别人的桑叶。二是封诊式。主要是处理各种民间民事和刑事的案例。譬如盗马的、盗铸钱的、争夺敌人首级的、争夺走失的牛，等等。从《封诊式》中的《治狱》、《讯狱》两节来看，秦律也不主张刑讯逼供，认为不刑讯而能够把案件搞清楚是最好不过。只有当犯人欺骗、不服罪的情况下才能施刑。施了刑就必须在审讯记录中说清楚。三是其他各种法律。实质上就是政府的各种规章制度。有关农田林苑的管理、田税的定额有《田律》，有关学徒的考绩有《均工》，有关户口登记管理的有《傅律》，有关邮送公文的制度有《行书律》，有关游士的管理有《游士律》。秦代《法律答问》竹简：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11号墓出土。银雀山汉简
孙武和孙膑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军事家，在汉代的史书中有明确的记载，南宋以后，《孙子兵法》的作者又成了问题。原因是孙膑的著作，即《汉书·艺文志》著录的《齐孙子》，也就是《孙膑兵法》失传，到后来只留传下一部《孙子兵法》。从《隋书·经籍志》开始，再也见不到关于《孙子兵法》的著录。有人认为《左传》中没有记载孙膑的事迹，因而怀疑历史上是否真有孙膑这个人和他所著的《孙膑兵法》。有人认为《孙子兵法》是由曹操改编而成，或根本就是后人伪托；还有人认为根本就没有孙武其人，兵法为孙膑所著。直到1972年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中竹简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同时出土，才解决了这个聚讼已久的问题。
临沂老城南约一公里的地方，有两座小山冈，东西对峙，好像两个卫士拱卫着临沂。这两座山冈，东边的名为金雀山，西边的名为银雀山。
1972年4月10日，临沂县城关建筑管理站的一位老工人来到“临沂文物组”报告：在临沂地区卫生局的基建工地上，发现了一座古代的墓葬。临沂文物组闻讯以后，立即派人前往勘察。4月14日，临沂文物组考古人员来到工地进行正式的发掘。
1号墓出土的器物有鼎、盆、壶、盘等陶器和杯、盒、壶、盘、奁、杖、兀、案等漆器。考古人员发现，在边厢北端有一歪斜的椭圆形木兀和在它上面的彩绘，与一堆烂在一起的竹片粘在一起，无法分别提取，只好先一块儿取出来再慢慢地清理。取出来的时候，腐朽的竹片还折断了一部分。当时考古人员也没有在意。不久，他们发现竹片上似乎有字。于是他们小心地用清水一点一点地冲洗上面的淤泥和水锈。清洗以后，竹片上居然出现了字迹。经过仔细地辨认，上面写的是“齐桓公问管子曰”七个字。考古队员们非常兴奋，意识到有了重大发现。前后两天，从边厢内一共出土竹简及竹简的残片4900多枚。汉代《孙膑兵法》竹简：1972年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
由于竹简在墓中毕竟已经浸蚀了2000多年，早已腐朽。简上的文字不是刀刻，而是用笔墨写成，因此只能用毛笔蘸着清水一点一滴地耐心冲洗，才能慢慢洗去水锈，显出字迹。稍有不慎，或用手指一抹，不仅墨迹会被抹掉，简片也会变成一堆泥。考古工作者辛勤地工作了4年，才完成了对竹简的初步剥离和整理。
专家们发现这批竹简全部是书简，主要内容为《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六韬》、《尉缭子》、《晏子》、《守法守令十三篇》、《元光元年历谱》等珍贵的先秦古籍和数十篇佚书。银雀山汉墓考古发掘最重要的收获无疑是《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
临沂银雀山1号汉墓竹简的出土，使失传已达1000多年的《孙膑兵法》竟然从地下被挖掘出来，同时出土的还有我们都已知道的《孙子兵法》，而且这些竹简的书写年代都确定无疑地比我们所见到的史书记载要早得多。这就完全证实了历史上确有两个“孙子”，他们的著作《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本来就是两部不同的书。
临沂竹简《孙膑兵法》的发现，使我们第一次窥见它的大致内容和特征。它不但在内容上，而且在体例上，都与《孙子兵法》有很大不同。以篇幅论，《孙膑兵法》比《孙子兵法》长。孙武兵法不到6000字，《孙膑兵法》残简的文字就比它多；从体例来看，《孙膑兵法》主要以孙膑同齐威王、田忌等人的对话形式，论述了有关兵略、作战、阵法以及军队建设等方面的问题，这与《孙子兵法》以较为概括的语言，论证有关战争、军队和战略战术的问题，是很不一样的。
孙膑是孙武的后代，又是著名的军事家，他读过《孙子兵法》，受过孙武军事思想的影响。因此《孙膑兵法》在军事思想上对《孙子兵法》有所继承和发展。
临沂银雀山汉墓出土的竹简古籍，恢复了孙武和《孙子兵法》、孙膑和《孙膑兵法》的本来面目和历史地位；除此以外，还使一批长期以来被疑为伪书的古籍，如《六韬》、《尉缭子》、《管子》、《晏子春秋》等书的千年冤案得以反正。《六韬》是我国古代一部著名兵书，现存六卷，包括《文韬》、《武韬》、《龙韬》、《虎韬》、《豹韬》、《犬韬》。这部书主要是用周文王与姜太公（吕望）问答应对的形式，阐述兵家军事思想和政治哲学思想。此书的作者，历来传说为周吕尚所著；但自宋代起，就有不少人认为它是伪书，不是汉以前所作，而是后人伪造。现在，《六韬》残简在西汉前期墓葬出土，足证它在西汉前期已广为流传，不是后人伪托。《尉缭子》也是一部著名兵书，现存5卷24篇。《尉缭子》继承了《孙子》、《吴子》有关的军事思想，颇得用兵之意。其“敦本务实、峻法明刑”的特色深受后世推崇。作者尉缭，是战国中期梁惠王时代的人，相传为鬼谷子的高足，精通兵法。《管子》是先秦时期著名的综合性著作，体系庞杂，内容涉及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制、哲学等多个方面，曾影响了一代学人。作者管仲，曾任齐国宰相40年，完成齐国各方面改革，又以“尊王攘夷”为号召，使齐桓公得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成为春秋五霸中的第一位霸主。《晏子春秋》又名《晏子》，共8卷，包括内篇6卷、外篇两卷。内篇记载晏婴对国君的劝谏，以及晏婴对君王和权臣等提问咨询的应对。全书由200多个简短的故事汇集而成，没有固定的体例。作者晏子，姓晏名婴，春秋时曾在齐国做官，历仕齐灵、齐庄、齐景三公，为政有贤名。根据银雀山汉墓竹简，发现《晏子》八篇大部分都有，可以肯定是西汉以前的作品。
银雀山竹简还为校勘古籍提供了最早的范本。竹简对传世著作的篇章组合、段落分合、句读、字句的错误都有校正作用。
2号墓出土的32枚竹简，内容为公元前134年西汉的《元光元年历谱》，以10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中国最早、也最完整的历谱。其所记的晦朔干支，订正了自宋代以来的很多错误。石头的书石鼓文
中国古代的小说名著《红楼梦》原名《石头记》，为什么叫《石头记》呢？这就是曹雪芹的奇思妙想了。《红楼梦》第一回就交代说，空空道人访道求仙，在大荒山无稽崖青埂峰下看到一块大石，上面字迹分明，写着无材补天的顽石“亲自经历的一段陈迹故事”。
追溯起来，石头上刻书写书的历史十分悠久。人类曾经在很多不同的材料上写书，石头是其中之一。石书虽然现在不多见，但在古代却相当流行，差不多与汉字的产生、发展同步而行。西周、东周时期，石刻文字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20世纪30年代在河北平山县的古城址范围内的南七汲村西南，发现一块大河光石，上面刻有文字。经有关专家研究，取名叫《公乘得守丘刻石》。这块刻石长90厘米，宽30厘米，厚40厘米。上面刻有文字两行，共19个字。刻文记载一个为国王监督管理湖池园囿的名叫公乘德的官，和一个看守陵墓的名叫曼的将，共同敬告后来贤人的事情。从刻文的字体和出土情况来分析，这块刻石的年代应该属于东周时期。这一时期更为有名的石刻文字叫“石鼓文”。流传到现在最早的石头书——刻石，要算秦国的石鼓。“石鼓文”刻石于7世纪初，即我国唐朝初期，在陕西省雍县（今凤翔县）出土，质地是花岗岩，直径1米，共10鼓。开始时没人重视，就地放置于田野中，日晒雨淋，无人问津。后来被迁移至凤翔府，放在夫子庙里。唐末五代时期石鼓散失，下落不明。后人多方寻找，总算皇天不负有心人，北宋时的司马池再次将它运到凤翔府学保存，但此时石鼓已经遗失一鼓。北宋仁宗皇祐四年（1052年）时多处访求，终于得以补齐。徽宗大观年间（1107—1110年），蔡京又将石鼓运至东京汴梁（今河南省开封市），放在保和殿的稽古阁。据传，在这期间曾用金粉填其字，以示珍贵。金朝吞灭北宋，铁骑攻破汴京，趁着战火，金人将石鼓劫运到金中都（今北京城西南一带）。中间不知经过多少曲折，元朝建国以后，又移置于大都（今北京内城北部）的国子监大门内。石鼓在这里躺了600多年，从元朝、明朝、清朝，直至民国时期再也没有被移动过。20世纪30年代，中日战争全面爆发，当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马衡先生，将它南迁到四川的峨嵋山保存。现在收藏在北京故宫博物院。战国秦石鼓文：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初石鼓文出土后，立即引起了学者的重视：书法家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撰写文章推崇它的书法；诗人杜甫、韦应物、韩愈等则赋诗作歌，赞扬它的价值。宋代欧阳修等编撰《集古录》，强调石鼓文的文物价值。此后历代的学者，如北宋的苏东坡、南宋的郑樵、元代的潘迪、明代的周进、清代的阮元都对此有所论述。近代的一些著名学者也曾经就此发表研究成果，如马衡的《石鼓为秦刻石考》、郭沫若的《石鼓文研究》、唐兰的《石鼓年代考》等。
关于石鼓文的内容，自唐代开始就争论不休。唐宋人大多认为是《诗经·周颂》的逸诗。后来又有“汉代说”、“北魏说”、“北周说”，分歧如此之大，原因是石鼓上没有署名，没有官职、年号之类可以作参考。近代古文字专家唐兰等学者考证认为，石鼓记载的是，周天子派使臣到秦国，秦献公和他们一起出游、打猎的事。文体是诗，10首诗为一组，格调与《诗经》有点相似。《集古录》《集古录》：即《集古录跋尾》，10卷，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书成于北宋嘉祐八年（1063年）。它是欧阳修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周秦至五代金石文字跋尾400多篇。其中碑刻跋尾占绝大多数，铜器铭文仅20多篇。跋尾内容多偏重于史事评论，其目的在补正史传之阙谬，以传后学。侯马盟书
闻名于世的晋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山西的临汾、运城地区。作为春秋晚期晋国都城所在地的侯马，更是遍布珍贵的文化遗迹。山西侯马，具有十分丰富的古代文化遗存，自1956年以来，进行过多次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1961年国务院将“侯马晋国遗址”首批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之一。战国侯马盟书：山西省侯马晋国故址出土。河南安阳中国文字博物馆藏。
1965年，在山西曲沃县配合电厂基建的考古发掘中，发现了侯马盟誓遗址。侯马遗址东西长70米，南北宽55米，面积3800多平方米。大约有400多个坑，这些坑大小不一，最大的坑长1.6米，宽0.6米。大多数坑的北壁下有一个小龛，龛里放有玉币，一共有210件。在所发掘的360多个坑里，有羊骨177具，牛骨63具，马骨19具。这些玉币和牺牲都是奉献给神灵和祖先的祭品。最重要的发现就是盟书了，形体完整的有656件。侯马盟书的辞文多数是写在长约20公分，宽3～5公分的圭形石片上，也有在玉块、玉片上的。这些玉块、玉片最大的不过拳掌大小。每块石片上均各书写一篇完整的文字，字数最多的有222个字，最少的为51个字。单字形体最大者是2.2厘米左右，最小者是0.2厘米。这批文字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古代文字中用毛笔书写而篇章完整的官方典籍，十分宝贵，其文物价值不言而喻。盟誓是我国古代为了某些重大事件举行集会、制订公约、对天盟誓的政治盟约礼仪。盟誓的辞文被称为盟书或载书，一般一式两份，一份藏于负责盟誓的专门机构“盟府”里，一份埋于地下或沉于河中，以取信于鬼神。侯马盟书便是埋在地下的那一份。
这种盟誓的形式最初是奴隶主贵族开始使用的，到春秋晚期逐渐地流行起来，成为当时社会政治生活中令人瞩目的现象。据统计，从鲁隐公元年（公元前722年）到鲁哀公二十七年（公元前468年）的254年中，诸侯国之间的盟誓就有近200次，其中和晋国有关的达50多次，至于私家和宗族间的盟誓就更多了，因而有人把春秋形容为“世道交丧，盟诅滋彰”的时代。在我国古代史籍中，记载的盟誓种类很多，依据不同的角度可有不同的类型。按其参加人员分，主要有天子与大臣、诸侯间的，王臣参加的，多个诸侯之间的，诸侯与卿大夫之间的，诸侯与少数民族之间的，诸侯国君与国人之间的，卿大夫与卿大夫、家臣、本宗族成员之间的等；按其性质分，有政治性的，军事性的，经济性的，混合型的；按其仪式分，有血盟（人血盟、动物血盟）和非血盟的。而侯马盟誓则主要是晋国卿大夫、本宗族成员间的政治军事性的动物血盟。
根据考释的结果，可将盟书的内容分为五类。第一类是宗盟类，是同姓同宗的人在一起举行盟誓。宗盟类的盟辞强调内部的团结，具体内容是：要尊奉宗庙祭祀和守护宗庙，主盟人赵鞅为加强晋阳赵氏宗族的内部团结，要求大家一致对敌，为此而举行盟誓。第二类是委质类。委质类的参盟人本是赵尼的家臣，在赵尼失败以后，他们转而投靠赵氏盟主。他们在誓盟仪式上发誓，不再和赵尼等人交往，决不帮助赵尼等人回到晋国。否则氏族将被灭绝。这是赵氏家族的新成员宣誓效忠的盟辞。第三类是纳室类。这类盟辞是参盟人发誓不纳室，即不扩大奴隶数量，同时也要反对和声讨宗族兄弟的纳室行为，否则甘愿接受株连的制裁。这是从经济上加强赵氏家族内部的团结。第四类是诅咒类。辞文内容并非誓约，而是对既犯的罪行加以诅咒与谴责，使其受到神明的惩处。这是从精神方面压制恐吓那些背叛的思想和行为。第五类是卜筮类。这是盟誓中有关卜筮的记录，不是正式的盟书。东周钟舞模陶范：山西博物院藏，山西省侯马晋国遗址出土。
通过这些盟书和相关的文献，我们对2500多年前的那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有了更多的了解。公元前500年，晋赵鞅率师围卫，卫国送给赵鞅500家奴隶以求和。赵鞅以赵氏宗主的身份，把这500家奴隶置于他的旁支宗族赵午的采邑邯郸。公元前497年，赵鞅向赵午索取这500家奴隶，将这500家奴隶迁置到自己的采邑晋阳（即今太原一带）。赵午回到邯郸，告其父兄，父兄皆表示不给赵鞅这500家奴隶。于是赵鞅逮捕了赵午，囚禁于晋阳，并且再次以赵氏宗主的身份命令邯郸另立主君代替赵午，随即杀了赵午。赵鞅的政敌范氏和中行氏逃出晋国跑到朝歌（今河南淇县）。赵午之子赵稷和舅族荀寅（亦称中行文子，晋国六卿之一）以及荀寅的姻族范吉射（亦称范昭子或土吉射，晋国六卿之一）结成了联盟，起兵攻打赵鞅。赵鞅一度失势，由晋国都城新田（今侯马市）逃回晋阳。赵鞅回到晋阳不久，随即得到晋国六卿中韩不信（亦称韩简子）、魏曼多（亦称魏襄子）二卿的帮助，于公元前496年，带晋阳甲兵，以讨伐荀寅、范吉射的名义，从晋阳返回晋国都城新田，盟于公官。第二年又得知伯（亦称知跞，晋国六卿之一）的支持，并且参加赵鞅之盟。此后，赵鞅的宗族地位和卿大夫的地位才在晋国稳定下来。侯马盟书所记载的盟誓，主要为公元前496年，知伯参盟于赵鞅以后，赵鞅为了巩固自己在宗族内部的地位而进行的一系列“宗盟”。
赵鞅为了争取战争更大的胜利，能够得到奴隶的支持，于公元前493年与郑国作战时，宣布了包括以解放奴隶为号召的“铁誓”。赵鞅与范氏、中行氏的这场战争，主要战场在现在的河南省北部和河北省的西南部。赵鞅在为时9年的这场流血斗争中，打击了政敌，壮大了自己。他曾两次围攻朝歌，并进行了历史上的有名的“铁之战”，击败了援助范氏、中行氏的郑国军队，最后消灭了范氏和中行氏，赵鞅取得了晋国执政卿的地位。
侯马盟书使用了相当于句号和逗号的标点符号。都写在字的右下角，尽管这些符号比较原始，但它开创了我国使用标点符号的先例，其价值不可抹杀。
从书法艺术上看，侯马盟书是目前所发现的最早的用毛笔书写的完整篇章。书法熟练，纤巧秀丽，是书法艺术的珍品。石经
东汉著名学者蔡邕，发现当时儒家的经文有许多错误，由于经书是当时的教科书，他恐怕贻误后学，就建议把经文加以校正。然后，蔡氏用丹笔把校正过的经文亲手写在石碑上，由工人陈兴等镌刻。从灵帝熹平四年（175年）开始，到光和六年（183年）刻成。共刻了七经，即《周易》、《尚书》、《鲁诗》、《仪礼》、《春秋·左氏传》、《公羊传》和《论语》。这些石碑高1丈、宽4尺，共64块。石经刻成以后，立在洛阳太学门前。因为刻石开始于熹平年间，所以世称《熹平石经》。石经的刻成，为经书提供了标准文本，受到当时学者的欢迎。每天都有很多人前来抄写，太学门前车水马龙，街道为之堵塞，影响之大可以想见。石经上的经文，是由蔡邕用当时通用的隶书手写的，字体遒劲美丽，所以它不但为儒家经典树立了标准文本，同时也为后来学习书法的人提供了结构优美、气势磅礴的隶书典范。直到今天，研究书法的人，还在临摹《熹平石经》的文字结构和笔法的技巧。《开成石经》：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刻制于唐开成二年（837年）。
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又在石碑上刻成12种儒家经典，刻石227块，一共163卷，65万多字，立在唐朝首都长安的太学内。这部石经是郑覃以当时风行的楷书写刻的。《开成石经》保护得比较好，经过1000多年，没有遭到任何破坏，现在仍完好地屹立在西安市陕西省博物馆的碑林里。
清朝的时候，雕版印书已经非常普遍，但乾隆皇帝为了表示自己提倡儒家文化，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又下令在石头上镌刻一部《十三经》，由蒋衡用楷体书写全文，共10多万字。由于当时雕版印书盛行，这部石经已不为世人所重视，现在完整无缺地保存在北京国子监原首都图书馆与首都博物馆之间的夹道内。
佛教为了宣传它的教义，也学习儒家的方法，利用石头来刻经。石刻的佛经始刻于南北朝，大盛于唐、辽、金。其中的摩崖石刻佛经以安岳的卧佛院石经为代表，安岳的卧佛院地处四川中部，境内山石奇秀，历代均有摩崖留世，是川中地区时代较早、数量集中、内容最为丰富的佛教石刻之乡。卧佛院始建于唐开元年间，至宋时共雕像1600多座，唐代刻经洞15个，还有已开凿完洞窟而尚未刻经或未开凿完工的洞共40个。其中洞壁已刻满佛经的15个洞，经文多刻在洞内左、中、右三面，刻经总面积达151.25平方米，40余万字。
著名的石刻佛经还有《房山石经》，因刻于北京房山而得名。《房山石经》始刻于隋代，盛刻于唐、辽、金三代，终刻于明朝末年，历时1000余年。所刻佛经共1022部，刻石15000余块，分藏房山石经山西天9个洞室和南塔前地穴中。地穴石经发掘后已移存云居寺文物保管所藏经库。这批石经，不仅数量众多，内容丰富，而且还有一些过去从未著录过的经典，例如《释教最上乘秘密藏陀罗尼集》、《唐玄宗御注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等。此外，还有大量“石经题记”。据初步统计，约有7000条，其中有明确纪年的近1500条。《房山石经》是世界罕见的文化工程。它不仅对研究我国佛教的兴衰、佛教典籍的流传有很高的价值，而且对研究我国古代（特别是古代北方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艺术等情况，提供了一批重要而丰富的原始资料，具有重大的史料价值。《房山石经》的由来颇有传奇色彩。南北朝时期出现了两次皇帝大规模的“灭佛”运动，盛极一时的佛教遭到了几乎灭顶的灾难。信徒们惟恐失去信仰，北齐一个叫慧思的和尚有意将佛教中的重要经典刻在石头上，存放于洞中，如果“法难”再次降临，手写经书被焚烧殆尽，就等灾难过后取出石经作为底本拓印，以免失传。这种虔诚的信仰也确实令人感动。
慧思的愿望在有生之年并没有实现，他的弟子静琬秉承了师傅的遗愿，立志吸取“灭佛”的教训，镌刻石经。静琬云游四方，最终选择房山作为刻经之地。于是静琬开始化缘筹钱，潜心刻经。石经山上有一座金仙公主塔，塔上的题记中记叙道：唐玄宗的妹妹金仙公主听说了刻经一事深受感动，她请求皇帝赐给云居寺4000多卷大唐新旧的译经。唐代还没有发明雕版印刷技术，经卷都是手写的，非常珍贵。这4000多卷译经由当时佛教界中很有学识的版本目录学家智昇和尚亲自护送到云居寺。今天，全国范围内保存的唐代写经也十分稀少，而房山有4000多卷篆刻在石头上，无怪已故的佛教协会会长赵朴初曾感叹云居寺为北京的敦煌。
1999年9月9日，在举行了一场盛大的佛教仪式后，云居寺石经重新回藏地穴。在原址上改建了一座现代化的地宫，面积达400平方米，底板、侧墙和顶板均采用防水设施。回藏并不意味着与世隔绝，人们依然可以通过参观廊的大玻璃看到地宫里的石经。北京房山石经：这是镌刻于863年的唐代石经。《金刚经》扉画
中国古代有四大发明：造纸、印刷、火药和指南针，这是中国对世界文明的贡献。其中造纸和印刷术与文化的发达直接有关。没有纸的发明，我们无法想象人类知识的积累；没有印刷术的发明和进步，我们无法想象知识的广泛传播。根据考古的发掘，证明中国至少在公元前1世纪已有纸张出现。2世纪初，蔡伦改进了造纸方法，此后书籍全靠人们在纸上抄写来传播。到了8世纪前后，又发明了刻版印刷术，几百部几千部书可以一次印成，比过去手写的时代，向前踏进了一大步。当然，由于雕版印刷的成本比较昂贵，在雕版印刷已经发明和使用以后，抄写的方式并没有销声匿迹。东汉的王充，明朝的宋濂，他们最初的读书，学问的积累，主要还是靠抄书。明清那些小说名著，最初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在民间传播。
虽然印刷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但是，印刷术发明的确切年代却是一个有争论的问题。一般认为，雕版印刷术的发明始于唐代。至唐末咸通年间（860——873年）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有趣的是，最早的雕版印刷品和佛教的传播很有关系。寺院和佛教徒们很早就利用民间新兴的刻版印刷术，作为宣传佛教的工具。他们在这方面显得非常的聪明，一点也不保守。除了捺印的小块佛像以外，有时刻些大张佛像和律疏。远在刻版印刷术大兴以前，中国的木刻画就已经出现了。7世纪中叶，唐代玄奘法师以回锋纸印普贤菩萨像，布施四方。唐末司空图为洛阳敬爱寺僧惠确写的雕刻律疏文，曾说印本共800纸，可见那时寺院已有施舍用的律疏印本了。唐代的刻版印刷物，晚清时在敦煌的藏经洞里已有发现。其中最著名的便是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的《金刚般若波罗蜜经》。经的前面有一幅精美的扉画，（卷首刻印《说经图》）现藏英国伦敦博物馆。全经作卷子装。卷首的扉画框高24厘米，宽28.5厘米。由7个印张粘接而成。正文前是净口业真言，凡五行；正文，包括首尾题名，凡287行；正文后又是真言，凡4行；最后落款一行，总共296行，每行19或20字不等，总计约镌5000字。正文框高亦为24厘米，全长463厘米。加上卷首扉画宽28.5厘米，总长则为491.5厘米。题有“咸通九年四月十五日王玠为二亲敬造普施”一行。咸通九年也就是公元868年，这是世界上最早的有明确年月日的雕版印刷物。《金刚经》卷首插画（局部）：该画描绘佛陀与弟子须菩提交谈的场景。
卷首所镌扉画，描写的是释迦牟尼佛坐祗树给孤独园对长老须菩提及僧众说法的故事。此画刀法遒美，神态肃穆，是一幅接近版画成熟期的作品。但见释迦牟尼佛端坐中央莲花座上，妙相庄严，胸藏万法，神态怡然。长老须菩提偏袒右肩，右膝着地，合十恭敬而向佛言。佛的左右，挺然屹立着两员护法天神，面目威严，精神尚武。周围环立着众僧和施主，亦洗耳恭听，神态虔诚。在微风吹拂中幡幢浮动，两位仙女驾着祥云从左右两个方向飘然而来。与之上下呼应，经筵前面却卧着两头勇猛的狮子，神态欲出，但又囿于佛法，表现得无可奈何。图中凡人物二十二、狮子二，加上经筵、经幛、祥云、砖地、莲座、佛光、衣带等，显得构图错综复杂，但又中心突出，层次分明，错落有致。人物形象各异，面部表情、站行神态，都很生动自然。人的须发、衣裟皱褶、行云飘带等各种线条，都很流畅明快。整个扉画显得古朴大方。“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印卖咒本”陀罗尼经咒：上刻梵文及小佛像，唐代文物，1944年四川成都出土。
除此以外，成都的唐墓中出土了一张成都府卞家印的梵文陀罗尼经，中央刻一小佛像坐莲座上，外刻梵文经咒，咒文外又围刻小佛像，这是国内仅存的最古的唐刻本。那时成都是西南文化出版的中心。唐时刻印的书籍，只限于广大市民阶层常用的通俗书籍和佛教经典，这为两宋的蜀本打下了良好的技术基础。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宋朝政府派人到成都雕造大藏经5000余卷，这是一次规模巨大的出版工作，蜀本由此知名。如果蜀川没有雕版印刷的优良传统和雄厚基础，要雕刻如此规模的佛经是无法想象的。活字印刷
雕版印刷较之手抄，当然有它的优越性。一部书版，可以印几十部、几百部书。雕版印刷的发明对于文化的普及确实起了巨大的作用。但是，雕版印刷也有它的缺陷，每印一页书，就要刻一块版，人力、财力和时间的消耗非常大，很辛苦。如果印了一次不再印第二次，那就是很大的浪费。要是不得已半途而废，损失就更大。版片的保存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当雕版印刷发展到很高水平的时候，人们觉得每印一本书都要重新雕版，是一件十分费工的事情，因而极力寻找一种更快、更省的印书工艺。活字版就是在这种需求的推动下被发明出来的。活字印刷术的发明是印刷史上又一伟大的里程碑：它既继承了雕版印刷的某些传统，又开创了新的印刷技术。活字印刷和雕版印刷一样，先制成凸出的反体字，然后刷上墨，再印到纸上。活字印刷用的是一个一个的活字，印书之前，先排成版，然后再印刷。印完以后，可以把书版拆开，排另一种书或另一页书。而雕版印刷用的是一块一块的雕版，这种雕版只能印刷一种书。
活字版发明后，先后有泥活字、木活字及金属活字。谈到活字版的发明，不能不提到毕昇和沈括。由于封建社会对科技的漠视，无数的发明创造和发明家的生平事迹被湮没无闻，尤其是那些出身平民的发明家的事迹就更是鲜为人知了。多亏北宋著名的文人沈括（1031—1095年，杭州钱塘人）在其所著的《梦溪笔谈》一书中，详细地记载了同时代的平民毕昇发明活字版及其工艺概况：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年），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他用胶泥制作活字，活字的形状是像铜钱那样的薄片，像刻图章一样在每片上刻一个字。然后用火烧，使其坚固耐用。那些常用的字，就多刻一些。按字的声韵来排列存放。接着就是排版，先准备一块铁板，上面铺上一层松脂、蜡或纸灰一类的材料。再准备一个铁框（范），放在铁板上。然后按照书稿排版。排满以后，将铁板加热，待松脂和蜡稍一融化，再用一平板压一下，将全部活字粘在铁板上，并保证字面的平整，以利于印刷。等到松脂和蜡凝固以后，就可以开始印刷了。印完以后，再将活字退放原处，以便下次使用。为了提高效率，可用两块铁板，交替使用。由此可见，毕昇发明的活字版，已经是完整的成熟的工艺技术。沈括说：“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显然毕昇的泥活字已经排版印书，而且效果很好，但是究竟印了什么书，什么式样，既不见传本，也不见著录，现在已经不得而知了。如果不是沈括在《梦溪笔谈》中提到了毕昇发明活字的事迹，那我们将永远不会知道我们的祖先曾经有过如此了不起的发明创造。
版本目录学家缪荃孙（1844—1919年）曾经说，北宋范祖禹（1041—1098年，成都华阳人）所著的《帝学》一书，有宋代泥活字的版本传世。1978年，经许多版本学家的鉴定，现藏重庆图书馆的这本书，并非宋朝的活字印本，而是清代的活字本。《梦溪笔谈》关于毕昇活字的记载：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版。中国印刷博物馆藏。
1987年，在浙江温州市郊的白象塔出土的北宋文物中，有《佛说观无量寿佛经》和《写经缘起》的残页。经宽13厘米，残高8.5—10.5厘米，纸色发黄，但质地坚韧柔软，经文按回旋形排列。具有明显的活字版特征：字体比宋版书小，技术拙劣，长短大小不等，经文出现漏字，墨色浓淡不匀，在回旋处字形有颠倒现象等。时间是北宋的崇宁二年（1103年），离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有50多年。
南宋光宗绍熙四年（1193年），曾经做过宰相的周必大在潭州（今湖南长沙）用沈括所记的方法，用胶泥铜板刊印了他所著的《玉堂杂记》。“玉堂”就是翰林院的美称，这本书写的是翰林院的一些趣闻轶事。在周必大给程元诚的信中提到：“近用沈存中法，以胶泥铜板移换摹印，今日偶成《玉堂杂记》二十八事。”存中是沈括的字，其法当是指以胶泥活字在铜板上排字，再用纸加以摹印。元朝初年，忽必烈的谋士姚枢教学生杨古用沈括所记毕昇泥活字法印成《近思录》、《小学》、《东莱经史论说》等书，时间大约在1241至1250年，可惜杨古所印的活字印书未能流传下来。1295年，安徽旌德县的知县王祯为了刻印他所著的《农书》，用两年的时间，刻制了3万多个木活字，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副木活字。1298年，王祯用自制的木活字试印了一部《旌德县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就印了100部。这是我国方志中最早的活字本，可惜没有流传下来。王祯还发明了可以转动的排字盘，直径7尺，轴高3尺，盘内分成许多格子，两个大轮盘可以摆放3万多个字。排版的时候，一个人念书稿，另一个人按照字韵从盘里取字。宋代毕昇活字版复原模型：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
最使人振奋的是近年发现并经考古专家考证，确认为西夏时期采用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创制的西夏文泥活字排印的《维摩诘所说经》的出土，这是现存的世界上最早的泥活字印本。它的出土对研究活字印刷的发明和应用具有重要意义。《红楼梦》的第一个刻本便是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高鹗、程伟元所刻的木活字本。
明朝人在泥活字、木活字之后，发明了铜活字。在弘治、正德年间（1488—1521年），在江苏的苏州、无锡、常州、南京一带，有很多书坊印刷了铜活字的书籍。其中最著名的是无锡的华家和安家，数量多，也有传本流传后世。华家解决了铜活字印刷中一系列的技术难题，用铜活字排印了24种书籍，对后世影响很大。
清人在泥活字、木活字、铜活字之后，又发明了磁活字。雍正元年（1723年），有一位举人，叫徐志定，做过知县。他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用毕昇的方法制成磁活字，并于第二年用磁版印成其同乡张尔岐的《周易说略》一书。
现在能见到的泥活字印书实物，是清代苏州人李瑶和安徽人翟金生两家用毕昇遗法自造泥活字印刷的书籍。清代道光十年（1830年），苏州人李瑶在寄居杭州时，用泥活字排印了清温睿临《南疆译史勘本》，道光十二年（1832年）李瑶用泥活字排印了自著的《校补金石例四种》。在自序及前封面中，将本书编辑、校补、制字、排印经过，做了较详细的叙述。
在用泥活字印刷方面，最有成就的是清代安徽泾县西南水东村人翟金生。皖南泾县的翟氏，历来多奇巧之人，例如宣纸的创制者，就是翟氏的先人。翟金生字西园，是一个没有功名的穷秀才，以教书为生，能诗善画，颇具艺术才能。他深知一般既无官诰又无科第的人，要想使自己的著作雕版行世、广为流传，那是很不容易办到的事情。因为雕版印书工本太大，劳师费时，即使很有见地、很有水平、很有价值的作品，也是极难登付梨枣，镌版印行的。这就使很多作品沉埋无闻，明珠潜光。为了避免雕版的浩大工本，翟金生发动子侄，根据沈括的记载，刻意仿制毕昇的泥活字。且分大、中、小、次小、最小5个型号，凡十万有奇。其制造方法和过程相当复杂。翟金生竭尽30年的不懈努力，最后才获得成功。到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他用白色连史纸排印了自己的诗集，名曰《泥版试印初编》。此本国家图书馆亦有珍藏，看去字画均匀，纸墨精良，是泥活字印刷的又一成功作品。
翟金生在道光二十七年（1847年），又排印其友人黄爵滋的诗集——《仙屏书屋初集》18卷。此本国家图书馆亦有珍藏，其封面印有“泾翟西园泥字排印”两行。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冬，翟金生的弟弟翟廷珍用其兄的泥活字，排印了自著的《修业堂初集肆雅诗钞》4卷3册。翟氏的泥活字有时也称为“泥斗版”、“澄泥版”、“泥聚珍版”等。
咸丰七年（1857年），翟金生已是82岁的老人了，他又叫孙子翟家祥利用这套泥活字排印了前明嘉靖时翟震川所修之翟氏家谱，名为《水东翟氏宗谱》。此书国家图书馆亦有所珍藏。第二章陶瓷器彩陶
史前艺术的集中体现是彩陶。陶器一发明出来，先民们就千方百计地给它装饰打扮，给它打磨、刻画、压印等。彩绘的运用，使粗糙的陶器变得丰富多彩。学者们把彩陶时期的文化称作“彩陶文化”。史前彩陶的分布范围非常广，时间跨度也相当大。它起始于距今8000多年前，一直延续到距今4000多年的新石器时代的末期。这一时期代表性的文化遗存就是彩陶。彩陶文化的繁荣期大约距今6500到4500年。在这样一个长达2000年的区间内，差不多都有彩陶的制作。其中比较发达的有仰韶、大汶口、大溪、屈家岭、马家窑文化等等。仰韶文化属于母系氏族社会繁荣时期的一种文化。最早发掘的地点是河南渑池的仰韶村，由此而得名。以渭、汾、洛诸黄河支流汇集的平原地区为中心，北到长城沿线及河套地区，南到鄂西北，东至豫东一带，西到甘、青接壤之地。是中国新石器时代诸文化中的一支主干。大汶口文化，分布于山东和苏北地区。因最早发现于山东泰安县的大汶口镇而得名。大溪文化，主要分布于山峡地区和湖北西部的长江两岸。因首先发现于四川巫山县的大溪镇而得名。屈家岭文化，主要分布于长江的中游、汉水流域。因首先发现于湖北京山的屈家岭而得名。马家窑文化，因为最早发现于甘肃临洮的马家窑而得名。主要分布在黄河上游的甘肃、青海东北部。它是在仰韶文化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新石器时代的陶器以实用为基础，陶器上的图案归根到底，要服从实用的需要。先民们把装饰美和实用美结合得很好。陶器上的图案必定是安排在器物最突出的部位。彩陶的图案有流畅的线条，可见当时已经发明了绘画用的类似毛笔的东西，大概是用的羽毛。陶器上的色彩来自各种矿粉。仰韶文化鹳鱼石斧图彩绘陶缸：1978年河南临汝阎村出土。这是至今所见中国新石器时代最大的一幅陶器绘画。
有些彩陶的图画含义非常神秘，现在的人已经很难确切地解释其内涵。1978年，在河南汝州阎和村发现了一个深腹的平底陶缸。缸的侧面绘有图画，画面高37厘米，宽44厘米，是至今所发现的最大的原始彩陶。距今约5000年左右。在这幅彩画上，一只白色的鹳鸟侧立着，嘴长长的，足高高的，尾巴短短的，全身白色。嘴里衔着一条大鱼。鱼的轮廓用粗粗的黑线勾出，鳍和尾画成重色，鱼身填以白色。鱼身似乎是僵硬的样子，鹳圆睁着眼睛，稍稍向后仰着，好像在用力。对面是一把石斧，用粗重的黑线勾出，中间被涂以白色。这幅图案显然不同于一般的图案，它是在表达一个完整的意思。有人说，这只陶缸（瓮棺）具有纪念死者的象征意义。这个陶缸非常大，死者可能是一位酋长。石斧或许是权力的象征。鹳与鱼可能是氏族的图腾。有人猜测，以鹳为图腾的部落打败了以鱼为图腾的部落，鹳部落的首领去世以后，他的骨灰装在陶缸里，人们就在陶缸上绘画以纪念他。
在青海大通县孙家寨的马家窑文化遗址，1973年出土了一个距今约5000年的舞蹈纹盘，在盆内壁口沿画有三组舞蹈人。一组5个人，手牵着手，头侧着，向着同一个方向，两腿稍稍叉开，头上有辫子，身后有尾饰。从发辫和尾饰的方向可以看出，他们在有节奏地跳舞。有人说，他们的舞蹈可能跟某种巫术礼仪有关系。舞蹈纹彩陶盆（局部）：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类型，青海同德宗日遗址出土。陶盆内壁饰两组人物手拉手的舞蹈纹图案，构图生动，线条洗练。唐三彩
唐三彩是大唐的艺术瑰宝。唐代的铅釉类陶器，总称唐三彩。铅釉陶器是汉代发明的，大放光彩是在唐代。这种彩色釉陶是在汉代低温铅釉陶工艺的基础上，经历了一个由粗到精的漫长的发展过程，到唐代，终于烧成了著名的唐三彩陶器。唐三彩一词，不见于古代文献，最早的记载是在民国时期。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唐三彩之名长期沿用至今，当然，专业研究者则多以“唐彩色釉陶”之名称呼，从严格意义上说，后者更具科学性，因为从工艺上看，唐三彩是“釉”而算不上“彩”，但唐三彩是约定俗成的名称，有广泛的影响，因而保持这一名称具有普遍意义。唐代的铅釉陶器，在同一个器物上，黄、绿、白，或是黄、绿、蓝等颜色同时交错地使用，形成绚丽多彩的效果，这就是我们常说的“唐三彩”。唐三彩是一种挂釉的陶器，它的胎质大多是白色的黏土。唐三彩的铅釉全用氧化焰烧制而成。三彩釉是铅釉，是由石英、草木灰和铅的氧化物配制成的透明的釉。这种铅料，不加色剂就是白釉。加一点氧化铜，就烧成绿色。加一点氧化铁，就出现褐色或黄色。加点氧化钴，又出现蓝色。这是唐三彩的基本色调。在此基础上，深一点，浅一点，哪种颜色多一点，哪种颜色少一点，又有千变万化的色彩。釉料中有铅金属，流动性很强，加上各种色彩在窑中烧制的时候，釉层流淌，每一种色彩都在流动，呈现出由淡到浓的层次，精彩纷呈。各种颜色的釉，互相渗透，互相浸润，形成绚丽融合的美丽。
唐三彩这一艺术瑰宝曾经长期地被埋没，它的再放光芒已经到了晚清。现在能够看到的唐三彩，均由墓葬出土。清末光绪年间（1875—1908年），人们开始修筑连结开封至洛阳的汴洛铁路（即今天的陇海铁路）。工程机械隆隆地开到了洛阳城北的邙山脚下。一时间，大批的古墓被掘开，当时人们的眼光大多专注于青铜器及金银器、玉器等，对于墓中那些带釉的陶器则不曾注意。盗墓者也往往将它们弃于墓中，或者将它们砸得粉碎。他们哪里知道，这些被称作“瓦器”的盆碗俑像之类，竟是后来名扬四海的“唐三彩”。直到著名学者罗振玉（1866—1940年，浙江上虞人）的研究发现，才使唐三彩得到了人们的重视。罗振玉以其独特的眼光看到了这种带釉陶器的收藏价值和艺术价值，不惜重金购下，并作了潜心研究。他在其著名的《古明器图录》一书的“序言”中，对这种带釉的陶器作了专门介绍，并称这是“古明器见于人间之始，是时海内外好古之士尚无知之者”。唐代三彩碗：陕西省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陕西省历史博物馆藏。
唐代宗室的墓葬中时有唐三彩的发现。皇太孙李重润（太子李显的儿子，懿德太子）墓出土的三彩器有三彩马、三彩骑马武士俑、三彩骑马男俑以及三彩碗、杯、盘、砚台等。发现于墓门内的一对三彩马，一匹作嘶鸣状，头部饰有精美的杏叶形饰物；一匹鬃毛剪作“三花”，披饰也很华丽。这两件马俑，都是已发现的唐三彩马俑中难得的精彩之作。
该墓所出的一件骑马狩猎俑，可以称得上是一件艺术杰作，马身骨肉匀称，神态骄扬；骑马武士头扎幞头，腰挎长剑，弯弓搭箭，欲射大雕。尤其令人称奇的是，马身和座板上都有古朴自然的木叶纹，这是绞胎工艺特有的艺术效果。这件作品无论是工艺水平还是艺术效果都达到了无与伦比的地步。墓中出土的两件三彩水滴辟雍足砚台，是比较少见的唐三彩文房用具。砚台中心无釉，是研墨的台面，周围有如辟雍环水的墨池。砚表面施黄白绿三色釉，色彩绚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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