遍访西欧赏落红(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高秋福

出版社：新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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遍访西欧赏落红试读：

一辈子研究国际问题，主要研究方向是非洲和中东。但是，对欧洲，特别是对西欧，我总觉得有一种难以割舍之情。这倒不是因为那里得天独厚，土地丰腴，气候温润，经济比较发达，而是因为那里人杰地灵，慕求自由，崇尚创新，一批批哲人墨客光耀千秋，科学、文化、艺术长期在世界上独领风骚。

欧洲位于东半球的西北部，与亚洲一脉相连，犹如伸入大西洋和北冰洋的一个巨大半岛。欧洲总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从地理上说，可分为东西南北中五部分。但是，在人们的习惯上，无论从人类文明发展来说，还是从1945年二战结束后开启的“冷战”地缘政治学来看，欧洲一般又分为东西两大部分。西部居住的主要是拉丁人、日耳曼人、高卢人，以基督教文明为主导，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世界；东部居住的基本上都是斯拉夫人，以斯拉夫文明为主导，有近半个世纪曾属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世界。而单就西欧而言，又有狭义与广义之分。狭义的西欧通常指欧洲西部濒临大西洋的陆地及附近岛屿，包括英国、爱尔兰、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摩纳哥等国家。广义的西欧，除上述地区外，还包括整个北欧、南欧及中欧部分地区。这样算下来，广义的西欧有24个国家，面积377.4万平方公里，人口约4.1亿。就面积和人口来说，西欧国家大多属于中小国之列；而从经济发展水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和文明发展程度来说，所有这些国家则都排在世界前列，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等还被视为世界大国。

广义的西欧虽有阿尔卑斯山、亚平宁山、比利牛斯山、斯堪的纳维亚山等山脉，但大部分地区是平原，地势低平，河湖交汇，水量充沛，资源较为丰富。这里海湾和内海较多，海岸线曲折绵长，与世界各地的海上交通便利。这里人口密集，城镇化和知识化程度较高，经济和文化发展一致性趋向和整体性意识较强。这里的文明形态虽是发生在本地区，但追根溯源，最早可追溯到地中海东部地区。那里的居民吸收古代埃及文明和巴比伦文明的成果，创造了自己独特的文明，使之由东向西、由南向北不断扩展，先是在希腊半岛形成古希腊文明，然后继续扩展，创立古罗马文明、中世纪文明、文艺复兴文明、以启蒙运动为开端的西欧近代文明和为工业革命促生的西欧现代文明。西欧文明的持续发展，启迪人们的心智，解放人们的思想，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萌生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无论是以千年计的西欧古典文明，还是以百年计的西欧近现代文明，科学、哲学、文学、艺术、建筑等皆得到全面发展和繁荣，各个领域都涌现出一大批光耀于世的杰出人物。他们站在时代潮流的前头，开拓进取，忘我献身，为人类社会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

西欧在历史上有光辉的一页，也有不大光彩的一页。世界资本主义首先在西欧发生和发展，但那里的人很快就发现，本地地盘实在狭小，以葡萄牙、西班牙、英国、荷兰、法国为代表的“时代列强”，利用积累起来的资本、技术和依水傍海的便利航运条件，随即向非洲、亚洲和美洲大规模拓展、入侵和殖民。这个被西方称之为“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既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时代，也给世界带来无穷的灾难。殖民主义的横行，将自己的发展建立在他人苦难的基础上。殖民者自视高人一等，睥睨和蹂躏其他民族。在这种氛围之下，西欧逐渐滋长了自奉高贵的“欧洲中心论”思想，孵化出优越种族论和宗主霸权意识，将其他种族和民族视为粗鄙和低下，将他们的文明视为野蛮和落后。这种霸权主义的历史观和文化观，反过来又为欧洲列强对外从事大规模征服活动提供了思想武器。

二战之后，以英国为代表的一些西欧列强开始走向衰落，其长期拥有的霸主地位逐渐被美国抢占。西欧国家试图联合自强，组建了欧洲联盟。联盟不断发展，后来又吸收一些中东欧国家参加。目前，西欧面临一系列难以解决的新问题：经济发展迟滞，金融危机魔影憧憧，失业率普遍偏高，外来移民和难民大量涌入，社会安定受到严重威胁，一向奉行的文明包容政策受到排外言行的严重干扰。最近，英国坚持退出欧洲联盟，长期追求一体化的西欧各国开始出现中途梦断的担忧。

讲述这一切，并非想对西欧今后的发展做出什么判断，而是想为本书所涉内容提供一点粗浅的背景资料。作为一个以国际新闻报道为业者，本应具有强烈的现实感，但不知为何，我最感兴趣的却不是西欧困顿的现状，而是它辉煌的往昔，尤其是其悠久文明的历史演化。因此，无论走到哪里，我总是进博物馆，入教堂，访城堡，谒名人墓地，瞻文人纪念馆舍，总想在不大为人留意的地方发现一点人类文明演进的踪迹，钩沉一点不大为人关注的历史遗痕。但是，我自愧不是研究历史的学者，能否遂心所愿，说到做到，那当然就是另一回事了。

西欧24国，除了冰岛、挪威、安道尔和马耳他，我都曾到访过，有的国家还去过多次。较有影响和较为熟悉的大国，自然去得多一些，也写得多一点，影响不大或不大熟悉的小国，自然去得少，也写得少。笔触涉及较多的大国，也没刻意去追求平衡的想法；涉足较少的小国，也没有硬着头皮强做文章来凑数的打算。不过是随心所欲，走到哪里，略有所感或所悟，就随手记下，回头查阅资料，拓展视野，加深印象。心弦动、手发痒之时，再将一些粗浅的认知和感受整理成文。正因如此，本书篇什不少，但不成系统，只能算是兴致所至的挥洒，没有什么缜密的思考与精心的推敲。

我之所以有这点雅兴，不能不说同自己的经历有点关联。我最早接触国外事务，是从英国开始的。大学时期学的是英文，毕业后专习英国文学。研习英国文学，不能不兼及整个欧洲的文学、艺术乃至历史。可是，我们这代人生不逢时，不能按照自己的意趣行事。研习英国文学刚上路，我就被要求转向非洲文学，后又转行从事新闻工作。我长期心感憋闷，但又“很听话”，以螺丝钉为榜样，“拧放在哪里就在哪里发光”。长期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不敢说搞得多么出色，但可毫无愧疚地说“是尽了力的”。不过，在“尽力”的过程中，坦白地讲，我没有做到“专心致志，心无旁骛”。这是因为，我还一直惦念着文学，惦念着英国乃至整个西欧。

从事国际新闻报道几十年，我在国外工作的时间大多消磨在非洲和中东，但在国外的游踪，很大一部分却留在西欧。这不是随心所欲的安排，而是工作上需要的巧合。而正是这种巧合，又成为加重我对西欧情有所钟的另一个缘由。这份情，不敢说有多么浓重，但我相信，笔下还是不时有所流露的。这几十篇不成样子的小文，也许可为佐证。（2016年7月11日）社会万象篇法国阴影下的两个袖珍国

欧洲西南部有两个袖珍国，一曰摩纳哥，以赌博之邦名闻遐迩，二曰安道尔，因地处偏狭而鲜为人知。两国一东一西，均与法国为邻。法国是欧洲大国，历来难逃以大欺小的诟病。因此，要了解这两个小国，自然避不开法国这一话题。

摩纳哥是略大于梵蒂冈的世界第二袖珍小国。它从东北到西南地形狭长，东南濒临地中海，其他部分皆为法国所包围。国境最长处3公里，最窄处仅200米，总面积2.02平方公里，只有半个颐和园大。全境均为阿尔卑斯山余脉，临海多悬崖峭壁，被称为“悬挂在巉岩上的国家”。所到之处，无不青峰蜿蜒，绿水荡漾，两相交映，令人如置身风景画屏之中。记得初次往访，一因道路不熟，二因沉迷于路旁美景，从法国入境后不到十分钟竟又回到法国。再折回来，旅馆难找，且价格昂贵，不得不又回到法国解决食宿问题，第二天再回领略这一小国的芳容。就这样，一次访问，折腾来折腾去，出入境竟达三次。这实际上也是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摩纳哥确实为一弹丸之地。

摩纳哥传说为古希腊神话英雄赫拉克勒斯所建。但有文字的记载是，这里早在史前时期就有人居住。从公元前10世纪起，先后有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阿拉伯人前来，临海修建城堡。到公元1162年，来自意大利西北部的热那亚人赶走阿拉伯人，把这里变成热那亚共和国的领土。1297年，热那亚的格里马尔迪家族独占摩纳哥，开始长达700多年的统治。在此期间，摩纳哥赢得法国承认，于1358年宣布为独立的公国，地盘比现在大好多倍。后来，西班牙王国和撒丁王国取代法国成为摩纳哥的保护国。法国于1861年又夺回对摩纳哥的保护权。此时，芒通和罗克布伦两个地区对格里马尔迪家族统治不满，意欲分立。摩纳哥统治者无力阻拦，就以410万法郎的开价将这两个地区卖给法国。结果，摩纳哥的领土由原来的20多平方公里缩小到不足2平方公里，基本形成现今摩纳哥的版图。1911年，摩纳哥颁布宪法，宣布为君主立宪国，君主称“大公”。

摩纳哥的统治者从血脉上讲是意大利人，但历任大公及其家族成员大多长时间居住在巴黎，并同法国贵族通婚，思想感情逐渐法兰西化。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摩纳哥表面宣布中立，实际上却一直为法国军队提供医疗帮助，路易斯亲王还作为骑兵上尉参加法国军队。战后，两国签订政治关系条约，法国承认摩纳哥是独立的主权国家，摩纳哥则承诺在尊重法国的政治、经济、军事、航运利益的前提下行使主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先后被德国和意大利侵占。战后，年轻有为的兰尼埃三世继承摩纳哥大公之位。他于1962年修改宪法，重申摩纳哥为君主立宪制国家，大公即国家元首，实行家族世袭统治。2002年，摩纳哥同法国签订新的条约，规定即使格里马尔迪家族今后没有继任人，公国仍作为独立国家存在，从而消除了摩纳哥最终被法国吞并的担忧。但是，摩纳哥的主权终究有限，外交和防务均由法国负责，相当于首相的国务大臣由法国人担任。

摩纳哥人口3.64万，其中本国人8400名，占23％，法国人10200名，占28％，意大利人6200名，占17％，其余的来自上百个国家。摩纳哥人口虽少，但却是世界上人口密度最大的国家，也是世界上幸福指数最高的国家：期望寿命近90岁，失业率为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15.86万美元，居世界各国之首。这些成就的取得，摩纳哥人认为，主要是因为在发展中解决了两个问题，一是资金，二是空间。这就形成摩纳哥现今的两大特色，即兴建赌场带动全面发展，填海造地扩大生存空间。

摩纳哥早在19世纪初就提出发展赌博业缓解财政困难，但法国不同意。几十年后，摩纳哥再次提出这个问题，法国当政的拿破仑三世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摩纳哥于1856年颁发赌博业启动准许证，把特许经营权卖给在德国经营赌博业成功的法国人布朗兄弟。经过勘察，他们决定把赌场建在海边，并以执政的夏尔大公之名命名为“夏尔山”。此即后来以动辄挥霍万金而闻名的“国际赌城”蒙特卡罗。两年后，蒙特卡罗赌场正式开张，法国和西欧其他国家的赌客蜂拥而至。赌博业的开启很快带动旅馆、餐厅、海滨浴场、划艇俱乐部、歌剧院、夜总会的兴建。一时间，以赌博业为中心的各种服务业成为摩纳哥最大的经济增长点，税收最高占到国民总收入的70％。现在，赌博业税收虽然不再是国民收入的主要来源，但旅游业被带动起来，年游客逾百万，收入占到整个国民收入的55％以上。摩纳哥因此被称为“世界富豪的游乐场，烧钱的俱乐部”。赌城蒙特卡罗

摩纳哥不缺钱，但国土狭小，缺乏发展空间。兰尼埃三世继任大公之后，提出向天空、地下和海洋索要空间的设想。向天空，主要是修建高层大楼；向地下，主要是把购物中心、娱乐设施、停车场等均修建在地下。这样，摩纳哥土地的使用面积成倍增长。向海洋，除在海上兴建游泳场、划艇俱乐部之外，主要是填海造地。从1964年到1972年，摩纳哥在南部的丰特维耶区展开大规模填海造地活动，先后造地0.22平方公里，使国土面积增长十分之一。兰尼埃三世因此被称为“利用和平手段扩张领土的国君”，逝世八年后仍为其臣民所怀念。

与摩纳哥不同，安道尔是内陆国，历史与发展另具特色。山谷中的安道尔

安道尔位于法国与西班牙之间的比利牛斯山东段南坡的山谷中，南北长48公里，东西宽38公里，面积464平方公里，相当于北京的海淀区。全国平均海拔1300米，是欧洲平均海拔最高的国家。气候属山地型，大部分地区冬季漫长寒冷，夏季干燥凉爽。积雪期最长可达8个月，即使初夏依然是一片银白世界。因此，安道尔是滑雪爱好者向往的地方。每年有近千万外国游客经法国涌入安道尔，旅游收入占其国民收入的80％。以人均接纳游客数量和人均旅游收入来说，安道尔堪称世界第一大旅游国。

安道尔人口8.5万，其中23％是属于加泰罗尼亚族的本地人，其他为外国移民，以西班牙人居多，其次是法国人。安道尔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只有父母双方均为安道尔公民的子女才有资格成为本国国民。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1万美元，在西欧属中等偏下。国民预期寿命高达82岁，则位居世界前列。

安道尔原是来自西班牙东北部的加泰罗尼亚农牧民的祖居地，公元7世纪被阿拉伯人占领。公元800年，法兰克国王查理曼称帝，在当地居民配合下赶走阿拉伯人，在西班牙北部建立一些缓冲国，安道尔即为其中之一。819年，新皇帝路易一世（虔诚者）颁布“自由敕书”，授予安道尔独立权，但受西班牙北部边陲地区塞奥－德.乌格尔伯爵西塞布的辖制。西塞布的后裔则把安道尔交给乌格尔地区主教管理。1206年，封建领主卡斯特利布罗和卡贝强占安道尔。卡贝的后人因与相邻的法国富瓦伯爵联姻，逐渐把其所占安道尔的土地转移到富瓦伯爵手中。从此，富瓦伯爵同乌格尔主教为占有安道尔开始长期的纷争和冲突。1278年和1288年，法国和西班牙先后签订两个协议，决定两国分享安道尔的宗主权：法国的富瓦伯爵获得世俗统治权，西班牙的乌格尔主教获得宗教统治权。安道尔后来宣布为公国，但仍向宗主国缴纳象征性的贡金：每逢单年向法国缴纳贡金960法郎，每逢双年向西班牙缴纳贡金460比塞塔，另加火腿、山鹑、奶酪等一些食品。行使宗主权的方式后来几经变化，但纳贡的规定却始终未变，一直延续到700多年后的今天。

法国和西班牙分享宗主权之后，围绕安道尔的斗争并未结束。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新政府认为法国同安道尔的关系是“一种封建性安排”，遂放弃对安道尔的宗主权。17年后，拿破仑一世当政，又恢复两国的隶属关系。1868年，安道尔召开首届议会，制定新宪法，规定国家最高权力属于法兰西和西班牙两国元首。法国实行共和制后，其总统和西班牙乌格尔地区主教同为安道尔国家元首，称为“两大公”。他们的权力由各自指派的常设代表行使。法国总统的常设代表是与安道尔接壤的东比利牛斯省的省长，乌格尔地区主教的常设代表是教区助理主教。安道尔的立法和行政权由称为“总委员会”的议会行使，但重大事项须报请两大公批准。这些规定，至今一直在执行。

1993年3月，经全民公决，安道尔通过有史以来第一部宪法，宣布安道尔是独立、法治、民主的主权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但“两大公”体制继续沿用，只是仅限于仲裁和协调作用。同年6月，安道尔同法国和西班牙签署三方协议，法国和西班牙在同安道尔保持“特殊关系”的同时，承认安道尔为主权国家，并同其建立外交关系。安道尔实际上是法国和西班牙共管的国家，不但没有自己的国家元首，也没有军队，只有少数武警和交警负责维持社会秩序。安道尔也没有监狱，犯罪分子往往被送到法国或西班牙服刑。

安道尔和摩纳哥均生活在法国的阴影下，生存与发展都离不开法国。有人说，法国是这两个小国的保护伞，但“享受保护就要付出一定的代价”。另有人说，这两个小国犹如点缀在法兰西天边的两颗小星星，“发出的光亮再微弱，法国也要拿过来，烛照彻夜不眠的巴黎”。（2013年7月26日）意大利怀抱中的两个“国中国”

前往亚平宁半岛，当然首先会安排访问意大利。但是，且不要忘记，半岛上同这个南欧大国并存的，还有两个袖珍小国。它们不但有独特的历史，还有独特的发展道路。它们展露的，既有世所罕见的精巧雅致，也有政治争斗的惨烈悲壮。

这两个袖珍国，一是梵蒂冈，二是圣马力诺。两者的四面皆为意大利领土所包围，有时被误称“位于意大利境内”。其实，它们都是独立的主权国家，并非属于意大利，只能说是“国中之国”。这样的国家世界上还有一个，即被南非领土所包围的莱索托。这种“国中国”地缘现象的生成，说起来有点话长。梵蒂冈的圣彼得广场

梵蒂冈的正式名称为“梵蒂冈城国”，位于意大利首都罗马城西北角的梵蒂冈山丘上，是世界上唯一偏安于异国都城之一隅的国家。它的面积只有0.44平方公里，同天安门广场一样大，是全球最小的国家，被称为“世界袖珍国之最”。人口1380人，常住居民540人，是世界上人口数量最少的国家，但按人口密度来说却位居世界前列。人口的85％来自意大利，百分之百信仰天主教，并从事与教会有关的工作。这个世界上唯一的纯天主教国家，实行政教合一制度。教皇自称“基督在世间的代表”，拥有至高无上的神权，也拥有最高的行政、立法和司法世俗之权。教皇由全世界的红衣主教选举产生，终身任职。过去出任教皇的都是意大利人，而从1987年起，教皇则分别来自波兰、德国和阿根廷。尽管他们原来都是外国人，而就任教皇后就成为梵蒂冈人，不但是这个蕞尔小国的元首，也是全世界8亿多天主教徒的精神领袖。

梵蒂冈这种世所仅有的宗教政治体制，是由其独特的历史而形成。原来，梵蒂冈是古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4世纪，西罗马帝国开始衰亡，罗马城的天主教主教乘机掠夺土地，随后自称为“教皇”。751年，教皇与法兰克王国结盟，共同对付来犯的伦巴德人。五年后，法兰克国王丕平（矮子）为酬谢教皇，将罗马城及其周围地区拱手相赠，史称“丕平赠土”。教皇对“赠土”拥有世俗统治权，从而奠定了教皇国的基业。此后，教皇势力日盛，管辖范围扩大到意大利中部，总面积达4万多平方公里。一个以教皇为君主、以罗马为首都的教皇国开始形成。历任教皇都居住在梵蒂冈，并在那里修建城墙、宫殿和教堂。梵蒂冈逐渐成为教皇的宗教与政治活动中心。

1870年，四分五裂的意大利实现统一，教皇的世俗权力被剥夺，其统辖的罗马和其他一些地区被没收。只享有宗教特权的教皇被迫退居到狭小的梵蒂冈，原来的教皇国实际上不复存在。1922年，墨索里尼夺得意大利政权，血腥镇压反对派，积极寻求同教皇和解。1929年2月，他同教皇庇护十一世的代表签订«拉特兰条约»，承认梵蒂冈是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教皇在其辖地享有世俗统治权。这样，梵蒂冈城国正式确立。

梵蒂冈没有任何自然资源，也没有工农业生产活动。其财政收入主要靠不动产出租、教徒捐款、银行盈利、邮票发行和旅游收入。它在世界各地有数百亿美元的投资，还有100多亿美元的黄金和外汇储备。它每年的游客逾百万，具有宗教色彩、印制精美的邮票每年发行数百万套，也是一笔不菲的财政收入。梵蒂冈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现居世界前列，高达10万美元。国民不向政府纳税，反而享受房租、水电、医疗等各种补贴，成为世界上“福利待遇最高的国家”。梵蒂冈没有失业现象，也没有犯罪行为，从1952年起不再设监狱。梵蒂冈也没有军队，只从瑞士雇用十多名警察象征性地守护教皇的驻跸之地。整个国家显示的是一片祥和气氛。圣马力诺山巅的碉堡

所有到访罗马的人，无不前往梵蒂冈一游。我曾有两次这样的经历。跨过流经罗马城的台伯河，穿过那扇日夜有人守护、终年总是洞开的城门，圣彼得广场、方尖碑、大教堂扑面而来，令人突然感到这个袖珍之国原来如此富丽辉煌。圣彼得广场呈椭圆形，长宽不过两三百米，面积0.08平方公里，说不上多么宏大，但就其占有全国总面积18.5％来说，这却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广场中央是直插云霄的方尖石碑，石碑顶端是作为天主教象征的十字架。广场两侧是半圆形的大理石柱廊，284根圆柱和88根方柱，分排成四列，造型和谐，气势恢宏。广场的底端是世界上9亿天主教徒心目中的圣地圣彼得大教堂。教堂融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风格为一体，辉煌壮丽。教堂不仅是庄严肃穆的宗教场所，还是精美绝伦的古典艺术的展厅。在其穹顶和四壁上，绘制有米开朗琪罗、拉斐尔、布拉曼特等艺术大师以«圣经»为题材的绘画和雕塑作品。缺乏自然资源的梵蒂冈，原来却拥有无比丰富的人文宝藏。

与政教合一的梵蒂冈绝然不同，位于亚平宁半岛东北部的圣马力诺是欧洲最古老的共和国。从罗马去威尼斯途中，可以看到西边蜿蜒有一座不高的山丘。沿着缓缓的山坡行驶，十多分钟后就看到一座用钢筋搭建的简陋门楼，旁边竖着一块醒目的标牌，上面用意大利文写着“圣马力诺海关”。海关其实只有这个牌子，没有任何设施，也没有值班人员，汽车可以长驱直入，不需办理任何入关手续。原来，这只不过是进入圣马力诺国境的一个标志，圣马力诺根本就没有海关。沿着山路再走十多分钟，就到达与国家同名的首都的城门。举目眺望，四野尽是青翠的山峦。据介绍，这个山丘之国南北长13公里，东西最宽处8.75公里，总面积61平方公里，比北京的西城区稍大一点。全国人口大约3万，90％是圣马力诺人。这个袖珍国拥有自己的主体民族，从一个侧面反映其历史比较悠远。

圣马力诺的建国，滥觞于一个悲凄的传说。这里原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公元3世纪中叶，帝国东边的亚得里亚海上有一个名叫阿贝的小岛，岛民以凿石为业。他们忍受不了领主的欺压，在一个名叫马力诺的石匠带领下，于257年驾驶几叶扁舟，来到亚平宁半岛上的海岸城市里米尼。岂料，逃离政治迫害不久，又遇到宗教迫害。罗马皇帝为维护传统宗教，大肆迫害基督教徒。信奉基督教的马力诺不得不再次逃亡，逃到西南方一个名叫蒂塔诺的荒僻山冈，隐居在岩洞中。他一边采石，一边宣传基督教义。信奉基督教的人越来越多，就在蒂塔诺山上修建起一座修道院，建成一个“石匠公社”。蒂塔诺山本是里米尼一位贵妇的领地。她看到马力诺尽做善事，广受拥戴，就把领地赠送给他。不久，马力诺病故，被追认为“圣徒”，获赠的土地被命名为“圣马力诺”。301年9月3日，圣马力诺宣布建国，圣徒被尊奉为“国父”。

圣马力诺不断发展，于1263年宣告成立共和国，改族长统治为两位执政官联合执政。此后，战争、入侵、掠夺仍不断发生，从罗马教皇到邻近的几个公国都想把圣马力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为保卫自己的疆土，圣马力诺人先后在蒂塔诺山的三座峰峦上修建三座碉堡。他们利用几个公国之间的矛盾，进一步拓展领土，大致奠定了现今的国家版图。19世纪中，意大利民族统一运动兴起，亚平宁半岛上诸多小国均被纳入新建立的意大利王国。圣马力诺因为从一开始就支持意大利的统一运动，意大利王国政府深为感激，没有将它兼并。双方缔结条约，意大利承认圣马力诺是主权国家，圣马力诺则把其外交、安全、海关等事务全部托付给意大利管理。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圣马力诺均宣布保持中立，实际上支持意大利。二战之后，意大利共产党的影响力大增，圣马力诺共产党跟进，通过公民投票赢得国家政权，同社会党联合执政长达12年之久。这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上是比较鲜见的。1971年，圣马力诺同意大利签订«睦邻友好条约»的补充协定，确定两国之间保持“永久性友谊”，外交关系由总领事级升格为大使级。根据协定，圣马力诺不建正规军，仅设几十人的警察队、仪仗队和军乐队，安全事务仍由意大利承担。

作为现今世界仍存的最古老的共和国，圣马力诺有一整套独特的民主共和制度。全国人口虽少，却有六七个政党，通过直选争夺作为一院制“大议会”的60个席位。大议会选举两名执政官，作为国家元首联合执政。被选中者如拒绝出任或中途擅自离职，则要罚款。他们的任期是半年，不能连任，但卸任三年后可以再任。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双行制”，且任期如此短暂，是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的。执政官月薪5美元，创世界上国家元首低薪之最。这种民主制在圣马力诺已实行几百年，其他国家都难以仿效。

圣马力诺政局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农牧业虽然比较发达，但国民经济的支柱还是旅游业。走进首都圣马力诺市，可以看到并不宽阔的街道两旁到处是旅店、餐馆和旅游纪念品商铺。这样一个小国，据说有大小旅馆800多家，每年接待游客四五百万，旅游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半左右。圣马力诺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约5万美元，虽然难以同梵蒂冈相比，但在世界排名中也处于前列。

大国有大国的辉煌，小国有小国的魅力。圣马力诺和梵蒂冈，历史不同，发展道路不同；相同的是，两国均在政治旋涡中挣扎，历史的机缘使它们生存下来，且日臻繁荣。当然，所有这一切都离不开意大利。因此，人称它们是“躺卧在意大利怀抱中过着幸福生活”。（2013年7月26日）生存在历史夹缝中的列支敦士登

离开瑞士金融中心苏黎世，汽车向东南方行驶，不到两个小时来到莱茵河边。只见一座灰白色的廊桥横跨河上，桥中间竖立着一块金属牌。牌子的这面写着“瑞士联邦”，另一面则标明“列支敦士登公国”。原来，列支敦士登与瑞士以莱茵河为界，桥中央就是两国的分界线。可是，国境线上既无士兵巡守，也不设关卡，无须出示护照就可驱车过桥，从一国直抵另一国。这样的经历，我在欧洲其他国家也曾有过，倒也并不感到惊奇。然而，令人纳罕的是，金属牌上为什么书写的是德文，文字上方飘扬的显然是国旗的上角为什么镶着一顶金冠。我后来发现，这两个问题的解析，却是了解列支敦士登的关键。

列支敦士登位于欧洲腹地，夹在瑞士和奥地利两国之间。它本身是内陆国，而包围着它的两个邻国也是内陆国。这样的国家被称为“双重内陆国”，世界上只有两个，另一个是位于中亚的乌兹别克斯坦。这种罕见的地缘现象，对列支敦士登的历史发展影响深远。瑞士和奥地利均同德国接壤，瑞士东北部和整个奥地利都讲德语。列支敦士登总人口3.64万，大多属日耳曼族，也都讲德语。因此，列支敦士登虽然与德国并不搭界，但德语却是其母语和唯一官方语言。

列支敦士登国旗上的金冠，一般认为是这个公国元首的冠冕，是这个君主立宪制国家的象征；但也有人说那是神圣罗马帝国的皇冠，因为这个公国同神圣罗马帝国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公元5世纪，日耳曼族的阿勒曼尼人从北方迁徙到这里。12世纪，这里被神圣罗马帝国占领，随后作为采邑分封给施伦堡伯爵和瓦杜兹伯爵两个家族。17世纪末，一个叫列支敦士登的家族看中这两块领地。这个家族居住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附近，先后在奥地利、捷克、波兰等地购得大片土地，但却没有从帝国皇帝那里讨到一块封地。根据帝国规定，没有从皇帝那里得到封地者，不管多么富有，都没有资格在帝国议会中取得一席之地。因此，列支敦士登家族一直寻求得到一块封地。17世纪末和18世纪初，列支敦士登家族决定“以金钱买声望”，出高价购得施伦堡伯爵和瓦杜兹伯爵的两块领地。1719年6月，新当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奥地利君主查理六世将这两块领地一并敕令为公国，并以列支敦士登家族的名字命名。从此，列支敦士登公国正式建立，并以一个主权成员国的资格在帝国议会中得到一席之地。

列支敦士登公国是当今世界上除沙特阿拉伯之外唯一以家族名称作为国名的国家。但是，在公国建立之初的200多年中，作为国家元首的历任大公却从未踏上这片属于自己的土地。他们在维也纳、捷克东南部的瓦尔季采等地修建城堡和宫殿，作为寓公长期驻跸在那里。这说明，建立公国完全是出于政治需要，而不是生存需要。神圣罗马帝国1806年解体之后，列支敦士登公国先后加入拿破仑控制的“莱茵联盟”和奥地利皇帝主导的德意志邦联。1866年，德意志邦联瓦解，只有6000人的列支敦士登正式宣布建国，政体为君主立宪制。

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列支敦士登均保持中立。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列支敦士登摆脱长期对奥地利的依赖，转而接受瑞士的保护，同瑞士订立关税同盟，海关、邮电等部门均交由瑞士管理，使用瑞士货币，外交事务由瑞士代理。1938年，法西斯德国吞并奥地利，列支敦士登面临亡国的危险。可是，德国担心同瑞士关系恶化，对列支敦士登并没有采取任何军事行动。战争结束后，捷克和波兰没收了列支敦士登家族在波希米亚、摩拉维亚、西里西亚等地的世袭土地，还有其赖以安身立命的一些城堡和宫殿。这就迫使列支敦士登家族不得不回到其先人受封、但从未常住过的以瓦杜兹为首府的公国。现任大公汉斯——亚当二世是首位居住在公国境内的君主。

作为君主立宪制的列支敦士登公国，大公是国家元首，家族世袭。但是，与欧洲其他仅具象征意义而没有政治实权的王室不同，列支敦士登家族拥有相当大的实际统治权。政府由五人组成，除首相和副首相之外，其他三人均为兼职人员。国家没有军队，边界、领空等国家安全事务完全由瑞士军队承管。这不由令人感到，这个大公国好似是瑞士的一部分。

汽车越过廊桥，景色同瑞士那边十分相似。远方高山回环，近处绿水萦绕。时值盛夏，山顶仍是皑皑白雪。白雪之下，松繁柏茂，一碧如黛。山脚河畔，绿草如茵，野花点点，牛羊成群。列支敦士登面积只有160平方公里，开车两小时即可周游其全境。国虽小，但高山、绿水、白雪和青草交相辉映，好像增加了立体感，显得天宽地阔。幽静的瓦杜兹

汽车径直开到首都瓦杜兹。瓦杜兹依山傍水，人口大约5000，犹如我国的一个乡镇。一条大街南北纵贯，若干小巷东西杂布。大街不宽，小巷幽深，全都掩映在红花绿树之中。街上车辆川流不息，挂的大多是邻国牌照，来去匆匆，阒无声喧。路上行人熙熙攘攘，多半为身负行囊的游客。全城建筑，大多是红顶白墙的尖顶小楼，楼前楼后有小巧玲珑的花圃环绕，雅致清幽。据说国家设有几十名维持社会秩序的警察，但我们一个也未看到。置身这样的环境，使人不禁顿生远避尘嚣、遁入世外桃源之感。

长期和平安定的社会环境，为列支敦士登的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二战之前，这里的大多数居民以农牧业为生，全国只有经营陶瓷和纺织的三家小作坊。战后，特别是近三四十年来，大量引进外国资本和先进技术设备，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现在，全国人口中，从事农牧业生产者不到2％，其他都转向工业、金融业和服务行业。列支敦士登资源和能源严重匮乏，但劳动力受教育程度较高，集中精力发展的是精密机械、金属加工、光学仪器、陶瓷制品等高新技术产业。工业产品的95％供出口。另外，最具特色的产业是邮票印制和假牙制造。列支敦士登印制的邮票种类繁多，设计精美，每年都有几百万集邮袋发往世界各地，成为各国集邮爱好者竞相争购的珍品。每年销售邮票收入约占全国财政收入的15％，赢得“邮票王国”的称誉。列支敦士登的假牙产量据说占欧美各国假牙总产量的60％，每年制作5000多万套，行销全球上百个国家，收入几亿美元，因有“人类牙齿再生地”的美称。现在，一个原本以农牧业为主的贫穷小国，已经发展成为高度工业化的世界富国之一。国民生产总值虽然仅有50亿美元，但人均却高达14.31万美元，排在世界前十个富国之列。俯瞰瓦杜兹的古堡是大公府邸

更令人惊羡的是，列支敦士登这样一个仅有30个居民点的“乡村国家”，竟有各种注册公司7.37万多个，人均两个，是世界上人均公司最多的国家之一。这种现象的形成，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政局稳定，银行业有严格的保密制度，对外国企业有很大的吸引力；另一方面是因为列支敦士登是欧洲鲜见的低税率国家，不少外国企业为降低税赋支出而到这个被称为“避税天堂”的国家登记注册，一些富商巨贾争相申请成为列支敦士登的国民。这就造成两大奇特现象的出现：一是外裔公民的人数超过本国居民，二是国家的最大项财政收入靠征收外国公司的税款。因此，有人说，列支敦士登是利用自己的特殊条件，靠外国公司大老板“自动掏腰包”来养活。

为促进旅游事业的发展，列支敦士登政府于2011年4月曾推出一项“国家出租方案”。根据这个方案，任何人只要出资7万美元，就可把这个国家租借一天，当一天大公，“过一天国家元首之瘾”。这个方案实施的结果不得而知，其实不过是一种吸引游客的招数。这个看上去有点恶作剧味道的计划，恐怕也只有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袖珍小国才想得出来。

大国有大国的活法，小国有小国的生存之道。像列支敦士登这样的蕞尔小国，处在大国争逐的夹缝之中，既要自尊自重，也要忍辱负重。从自身的条件出发，要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委实不易。（2013年7月21日）站在柏林墙的废墟上

35年前，一堵大墙，突然竖起，横穿柏林城；28年过去，这同一堵大墙，转瞬之间，轰然坍塌。这一竖一坍，集中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两极集团政治的兴衰。其中的是非毁誉，自有人评说，且一直有人在评说。我本人曾两度访问柏林，一次踯躅在大墙的东边，一次脚踏在大墙的废墟上，所见所闻，迥然不同，俯首沉思，不禁感慨系之。

我初到柏林是1986年5月。准确一点说，我到的是东柏林。那是一个周末的傍晚，灰蒙蒙的天空飘着细雨，天还有点凉。许多人出城度假，街上灯光昏暗，几乎阒无人迹，给人一种荒寂的感觉。汽车向前行驶，不知到了什么地段，只见一个巨大的阴影猛然扑压到车窗上。我发现那是一堵墙，一堵看不到尽头的灰色大墙。“柏林墙！”我脱口而出，有点惊诧。“是的。”陪同的民主德国友人肯定了我的判断，再没有多说一句话。大墙的阴影在车窗上迅速闪过，历史的篇章在我头脑中缓缓翻转。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美、英、法四大战胜国对德国及其传统首都柏林实行分治，德国一分为二，柏林也一分为二。东、西柏林遂成为东西方两大政治与军事营垒对峙的缩影。五十年代以后，东西方之间“冷战”加剧，东、西柏林成为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的前沿阵地。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民主德国同苏联经过密商，决定在东、西柏林之间修建一堵高墙，将这个城市的社会主义东部与资本主义西部完全分开。从1961年8月13日开始，民主德国在这个城市的东、西区边界线上堆石头、打木桩、拉铁丝网。随后，将一块块预先秘密制作好的水泥板竖起来，正式建成隔离墙。这种隔离墙后来又从柏林市向外延伸。到1975年5月，这堵整个以“柏林墙”名之的隔离墙全长达160多公里。墙高3.5米，钢筋水泥结构，墙顶呈圆管状，使人难以攀越。沿墙建有许多瞭望台、碉堡和警犬桩，军警日夜监视，防止有人偷越。

在柏林逗留三天，我几次从大墙前经过，但因那里属于军事安全要地，没能靠近。可是，每想到大墙的那一边就是凶狠的帝国主义、腐朽的资本主义，就不由产生一种如临大敌的恐怖感。当地的友人私下告诉我，沿墙有几个过境通道，经过特许可以到西边去看看。说实话，一墙之隔，两个世界，两重天地，这确实足以撩拨人的好奇心。我们同行的几个人很想到“那一边”去看看。但得到的答复是：一般说是可以去的。但由于我们代表团的领导是位名人，从政治影响考虑，还是不过去为好。这样，大家也只好受其“连累”，未能过去，留下无限遗憾。

1995年底，我再访柏林，东、西德国统一，柏林也统一。我最惦着要看的还是柏林墙。我当然知道，1989年下半年，随着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政治剧变，民主德国也震荡起来，要求拆墙的呼声越来越高。11月初，民主德国政府经过讨论，决定拆墙。11月19日，成千上万的人涌上街头，铲子、镐头、推土机并用。没几天时间，这堵巍峨的高墙就被拆除。我首先来到当年大墙封锁最严密的地段——波茨坦广场。我早就听说过，这里曾并列着修了两座高墙，两墙之间是一片开阔地，地上布满地雷和防坦克用的三角铁，人称“死亡地带”。而今，墙拆雷除，地面铲平，形成一片真正的开阔地。据友人说，这片靠近市中心的黄金地皮已被德国奔驰、日本索尼等国际知名大公司高价买下，不久将在这里大兴土木，修建高楼大厦。我又来到著名的勃兰登堡门。这座德国历史上颇多记载的门楼，位于菩提树大街的尽西头。我记得很清楚，上次来访时，我不能接近它，只能离它100多米用长镜头拍个照，因为大门那一边是不容接近的另一个世界。现在，大墙不见了，几个门洞大开，人们可以自由穿过。我走过大门，发现西边几步之遥就是原德意志帝国国会大厦。大厦在1933年2月被纳粹分子焚烧，现正修缮，准备1998年迎接德国国会还都柏林。就在离修缮大厦搭起的脚手架不远的马路旁，铁栏杆上挂着十六七个带黑十字架的大幅人头像。原来，这些人是当年不听劝告，在偷越大墙时被打死的东德人。在大墙存在的20多年中，遭到这样不幸的人有多少，没听说过具体数字。当年，这些人偷越大墙是单纯出于同亲人团聚，还是有什么政治原因，已难一一查考。不管怎么说，他们都是“冷战”的牺牲品，这是确定无疑的。

柏林墙拆除后，那大量的水泥残料弄到哪里去了呢？一位目击者告诉我，墙推倒后，一辆辆卡车将残料运走，大多用于重新去修公路，特别是柏林通向各地以及德国东部和西部之间的公路。这样，那些曾将柏林乃至德国分隔开来的东西，又把柏林和德国东西两部分连接起来。对此，一家德国报纸评论说，历史总是爱跟人开玩笑。水泥本是用来将不同的东西黏结在一起的，而“冷战”时期它却被用来将一个完整的东西分裂开来。而今，“冷战”结束，水泥被扭曲的作用终于又恢复过来。同一位目击者还告诉我，大墙推倒之后，一些颇有眼光的市民、甚至不少来自世界各地的外国人，将一块块水泥残片收藏起来，作为人类那段特定历史的纪念品。还有一些生活困难的市民和无就业机会的外国难民，利用这些水泥的残垣断壁做起无本生意。他们把水泥板砸成碎块，稍加装饰，作为纪念品向外国游客兜售。这种独特纪念品的价格，按体积大小和质地不同而论定。所谓质地，主要是看采自何处和有无修饰。标明采自勃兰登堡门、波茨坦广场等著名地段的，或表面绘有优美图案的，特别受人青睐，价格因而也就特别高。我在勃兰登堡门前，亲眼看到许多小商贩在兜售这种“冷战纪念品”。我出10马克买了一件。那是一个不大的白色有机玻璃方盒，里边装着一块仅有掌心大小的水泥片。水泥片上嵌着一段长不足10公分的黑色铁丝，下边用红色油漆写着大墙修建与拆除的日期。我同小贩攀谈起来，得知他是来自土耳其和伊拉克边界地区的库尔德人。他向我解释，这块水泥片采自勃兰登堡门前的大墙，上边的铁丝来自墙上的电网，很有收藏价值。但一位颇为内行的德国友人说，这可能是赝品，因为当年的墙上根本没有这样的铁丝网。他还说，大墙从1989年年底拆毁至今5年多，真正的大墙残片已经很难找到。于是，一些吃大墙饭的小贩就开始仿制水泥片，做成纪念品出售。听了这番话，我也怀疑刚买的纪念品是真货。但是，我还是把它带回国来，因为我认为，真的也罢，假的也罢，反正一看到它，在我的头脑中总会唤起对“冷战”的可怕记忆，激起对和平的热切期盼。这样，收藏就值得。

柏林墙倒了，分裂的德国于1990年10月统一。我曾盘桓在几片大墙的废墟上，与不同背景、不同职业的德国朋友交谈。我发现，他们对德国统一的看法有很大差异。有人认为，有形的墙倒了，但无形的墙仍然存在。柏林的东西两部分，从经济发展、城市建设、就业机会、工资数额到生活水平，都有很大差别。«法兰克福评论报»说，德国东西两部分“在若即若离的情况下混合在一起”，它们之间“实际上仍存在一道深渊”。来自西部的人埋怨，为实现国家统一，在东部已投入几千亿马克，自己的实际利益受到影响。东部有的人原以为墙一倒，一切都会改观，但实际并非如此，他们不免感到失望。有一位西柏林人说：“我们过去住在‘围城’里，面对苏联的威胁，整天战战兢兢，但我们同时享有一些特权，诸如减收个人所得税，工薪比其他地区平均高8％。大家戏称这些为‘战栗奖金’。现在，倒是不再战栗了，但‘奖金’也就没有了，实际收入受到影响。”几位东柏林人则说，他们不但遭受高失业率之苦，而且政治上受歧视，心理上很压抑。虽然不再希望回到过去，但仍不时产生怀旧之思。

新华社驻德国的记者朋友告诉我，这种社会动向与个人心态，不仅嗅觉敏锐的大众传媒有反映，连动作总是慢半拍的文学作品也有反映。1995年8月，德国当代著名作家君特.格拉斯出版长篇小说«说来话长»。小说以德国统一为主题，描写两个经历不同的德国人在大墙倒塌后漫步柏林街头，评说大墙的兴废史和德国近200年的分裂与统一史。一个是德国多次历史事件的目击者，其观点是，德国历史的延续就是分裂与统一的不断重复，德国目前的统一“很难说对将来意味着什么”。另一个是“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告密者，其看法为，统一的德国并不值得留恋，因而决定远走高飞，去西班牙谋生。作家对德国统一持批评态度，认为统一进程是上层权力机构操纵的，人民的意愿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作家这一看法，在德国政界和舆论界引起轩然大波。不少人认为，这位老作家的新作没有反映历史的真实，是一部失败的作品。另有少数人对这位老作家的不同政见进行抨击，甚至提出要烧掉这本书。

我在柏林逗留两天，去了不少地方。我发现，柏林墙其实并未完全拆毁，至少有三段作为历史的见证保存下来。一段在柏林市的南部郊区。从原来曾是东柏林政治中心的马克思－恩格斯广场出发去滕珀霍夫机场的路上，我从车窗中看到，在马路右边一个较为空旷的地带，昏黄的天空下兀立着一段有四五十米长的灰色大墙，显得异常冷峻而孤寂。还有一段是在国会大厦附近看到的。并不太宽的施普里河从大厦旁边静静流过。隔河相望，有一段长约几十米的黑、红、白三色相间的大墙由东向西延伸，将原来位于西柏林的国会大厦与位于东柏林的一家工厂隔开。再有一段位于柏林市东南部的米伦大街。这里的柏林墙原来也是并列两堵，中间有施普里河流过，河中有雷区，河上的大桥被截断。现在，河中的地雷已扫除，河上的铁桥已连通，河西岸的大墙已拆掉，只剩下河东岸长约1000米的一堵墙仍留在那里。这堵墙里里外外涂画满各种抽象派图画，简直成了一个大画廊。这些画，多数是拆墙时所画，少数为后来所画，有的地方现在还在画。其实，有些是画的，有些不是画的，而是用油漆喷的。画中有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昂纳克等政治人物的变形头像，或加以嘲弄，或寄予某种政治含义。但大多为各种构思奇诡的图案，色彩斑斓，对比鲜明，据说代表了人们在大墙倒塌后各色强烈感情的宣泄。我们来到这里时，有两个土耳其失业青年正在墙上用油漆喷画。我问他们喷这干什么，其中一人说：“没有事干，心中苦闷，拿这开开心。”再仔细看，我发现图画的画面上或缝隙中还有一些文字，德文、英文、俄文、日文都有。有的写道：“由铁锁、栅栏、铁丝网封闭的大门，今天终于打开。”有的写道：“克里姆林宫的飓风已经逝去。”有的还写道：“在许多地方，许多小人物在做许多小事情，但却能改变世界的面貌。”这些文字，也许有助于我们了解其中某些图画的思想内涵。残留下来的柏林墙成为涂鸦画廊

米伦大街上这段大墙可以说是现今保留下来的最完整的一段柏林墙。它是整个柏林墙的缩影，是“冷战”的佐证，是历史的文物，也被称为“现代艺术画廊”。也许正因为这样，它成为柏林的一大景观，每天吸引成千上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前来参观。在这里，人们从不同的政治观和价值观出发，评说历史，议论现实，展望未来，臧否人物，倒也显得十分热闹。不幸的是，据说在这“冷战”的废墟上，至今仍有人在鼓吹“冷战”。这不由使我想起捷克革命作家伏契克临终前告诫他的同胞那句话：人们啊，我爱你们，但可要警惕啊。（1996年8月）无书的图书馆

馆舍内无图书却称图书馆，这有点不可思议。但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一座图书馆，不久前我还参观过。它就在柏林市中心的倍倍尔广场上。

倍倍尔广场位于德国著名的洪堡大学前面。广场由一块块方石铺地，中央的地面上镶嵌着一块1.2米见方的钢玻璃。几经游人践踏，玻璃有点发毛。但透过有点模糊的玻璃面，仍可看到下边是一个密封的幽洞。洞深5米，洞底是一个约50平方米的暗室。暗室的四周是一排排木制的书架。据说，书架上可摆放两万册图书，但却一本也没有摆。离这个别致的“图书馆”不远的地方，地面上并排嵌着两块铜牌。一块铜牌上镌刻着：倍倍尔广场上的无书图书馆

图书馆　米夏.乌尔曼设计

1933年5月10日焚书纪念碑

1994—1995年修建

另一块铜牌上刻的是：

1933年5月10日，在这个广场的中央，纳粹学生焚烧了几百位自由作家、出版家、哲学家和科学家的著作。

这两块铜牌标明，这个“图书馆”实际上是一座“焚书纪念碑”，是为纪念1933年5月纳粹分子焚烧图书于1995年修建的。原来，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即将到来的时候，德国文化艺术界人士于1994年达成一项共识，决定建立一座纪念碑，声讨法西斯当年焚烧图书、摧残人类进步文化的罪行，使后人铭记过去，并昭示未来。他们委托以色列著名雕塑家乌尔曼进行设计。考虑到三四十年代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大屠杀，委托他来完成这一任务看来是再合适不过了。他没有辜负重托，提出一个大胆而新颖的方案，以当年的焚烧图书事件为题材，设计出一个无图书的图书馆。当年的焚书事件发生在倍倍尔广场，无书的图书馆当然就放置在那里。但是，为不破坏广场的整体性，没有将图书馆修建在地面上，而是安置在地下。这个别致的地下图书馆，只摆放一些书架，书架上空荡荡的，没有一本书。这就昭示人们，无数的图书均被法西斯党徒们烧毁。德国文化艺术界人士非常赞赏这一设计方案，认为它“以令人震惊的方式”揭示了六十多年前希特勒上台后大肆摧残人类文化的罪行。这座创意独特的“图书馆”于1995年3月20日正式建成。

曾是无赖和流氓的希特勒，于1933年1月30日登上德国政府总理宝座。为巩固他及其纳粹党的统治，他旋即制定了“对赤色恐怖进行斗争的方针”，签署了所谓“保护德意志人民紧急条例”，声言要“切除民主制的毒瘤”。为此，他指使其党徒在40天的时间里放了两把火。

第一把火是焚烧国会大厦。1933年2月27日晚上9时许，在希特勒的头号帮凶赫尔曼.戈林的指派下，一伙纳粹党徒从地道偷偷溜进柏林的国会大厦，洒上汽油，摆上易燃化学品，然后点着火，大厦很快被焚毁。他们随即嫁祸于德国共产党，逮捕其领导人，查封其报刊，捣毁其办公室和印刷所。在不到六周的时间内，1.8万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被捕下狱，工会被解散。全国上下立时陷于一片白色恐怖之中。

第二把火是焚烧进步图书。如果说第一把火是纳粹党徒们玩弄的政治阴谋，矛头所指是德国共产党，那么，这第二把火却是在光天化日下点燃，搞的是“阳谋”，攻击的目标是坚持进步与正义的知识界。希特勒鼓吹“德意志民族至上论”、“生存空间论”等沙文主义思想，否定德国文化上的人道主义传统，焚烧进步书刊，迫害进步文化人士。1933年5月10日，这种摧残进步文化的活动达到高潮。这天午夜时分，掌握纳粹党宣传大权的约瑟夫.戈培尔策动成千上万名大专学校的学生上街游行。他们手举火把，高唱«威塞尔进行曲»、«德意志高于一切»等纳粹歌曲，向市中心的倍倍尔广场进发。倍倍尔广场旁边是1809年由普鲁士著名学者威廉.洪堡创办、大哲学家黑格尔曾任校长的洪堡大学。在游行队伍到达之前，法西斯党徒们已奉命将这所大学收藏的200多位作家的两万多册图书堆放到广场中央。游行队伍一到，火炬抛向书堆。顿时，烈焰升腾，火光冲天。这时，又有一辆辆满载图书的卡车从其他地方开来。一些受法西斯蛊惑的年轻人爬上卡车，发疯似地将车上的图书扔进火堆。在国会大厦纵火案发生仅仅一个多月之后，柏林市又一次陷入烈火的恐怖之中。德国法西斯当年焚书的场面

这天晚上，德国其他城市也发生了类似的焚书行动。在被焚烧的图书中，有德国和其他各国大量文史哲名著，还有一些自然科学著作。马克思主义的哲学著作以及德国共产党作家贝托尔特.希莱希特、安娜.西格斯、史太凡.海姆、路德维希.霍恩等人的文学作品首当其冲。德国进步作家亨利希.曼、托马斯.曼、阿尔弗雷德.安施德、阿尔弗雷德.德布林等人的作品，甚至连一向宣称“不问政治”的著名作家埃利希.雷马克、厄尔恩斯特.维歇尔特、埃利希.凯斯特纳等人的作品，还有包括亨利希.海涅、阿诺尔德.茨威格在内的几乎所有犹太作家的作品，统统被烧掉。包括举世闻名的化学家弗里茨.哈伯和物理学家艾伯特.爱因斯坦在内的一些自然科学家，其著作也被付之一炬。未能幸免的还有杰克.伦敦、厄普顿.辛克莱、海伦.凯勒、赫伯特.乔治.威尔斯、马塞尔.普鲁斯特、安德烈.纪德等一大批欧美著名作家的作品。参与焚书活动的学生们发表的一份宣言称，凡是“对我们的前途起破坏作用的，或者动摇德国思想、家庭和人民的动力根基”的作品，统统属于被焚毁之列。面对广场上几万册图书化为灰烬，戈培尔宣称：“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一个新时代。”他所说的“新时代”，其实就是希特勒在政治、思想、文化各方面推行法西斯专政的时代。

在这个时代，遭殃的不仅有图书，还有图书的作者。在刻有这座焚书纪念碑修建日期的那块铜牌的上方，还镌刻着德国19世纪大诗人海涅的三行诗：

这不过只是个前奏：

在焚毁图书的地方

最后也势必会焚毁作者。

海涅确实伟大，在德国刚刚进入帝国主义阶段，他就以非凡的历史眼光洞察到它在政治上和文化思想上走向反动的必然。他这一预言，没想到近百年后竟应验了。被法西斯分子焚烧的书籍的作者，有的受到骚扰，有的遭到通缉，有的则被捕入狱。一时间，德国成为著名女作家莉卡达尔.胡赫所说的“地狱帝国”。几年内，有几千名作家、艺术家、学者、科学家忍受不了法西斯的政治迫害和精神折磨，被迫逃离德国。连被称为和平主义者的作家雷马克都说：“我不得不离开德国，因为我的生命受到威胁，虽然我既不是犹太人，在政治上也并不左倾。”法西斯党徒加给他的罪名是对第一次世界大战“采取反英雄主义态度”，将他的作品烧毁的同时，还向他本人下达了通缉令。亨利希.曼、托马斯.曼、布莱希特、爱因斯坦等也都先后流亡国外，最终成为反法西斯斗争的战士。

焚烧进步书刊，迫害进步作家、科学家的事件，在中世纪的欧洲就曾经发生过，但其规模和惨烈程度都不及这一次。其实，大规模焚毁图书和迫害知识分子的事件，不只在欧洲，在我国也曾发生过，诸如“焚书坑儒”和“文化大革命”事件。这些事件虽然发生在不同的国度，不同的时代，但却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当然，书籍是永远也焚烧不完的，书籍的作者也是永远坑不完、杀不绝的。但这种事件的一再发生，确实值得全人类警惕。“无书的图书馆”，或称焚书纪念碑的建立，我想其意义正在于此。（1999年12月）

试读结束[说明：试读内容隐藏了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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