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徐静主编
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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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试读：
《遵义会议精神研究丛书》编委会
主任 陈敏尔
副主任 谌贻琴 张广智 刘奇凡
成员 白芳芹 侯正茂 徐静 姚远
宫喜祥 吴大华 郑强 宋晓路
首席专家 徐静
专家组 陈晋 高永中 肖裕声 徐占权
郝立新 彭红 柳建辉 宋毅军
李东朗 徐圻 唐福金 陶渝苏
本书主编 徐静
副主编 余福仁 丁凤鸣
编写组 杜黔 李朝贵 谢以佐 杨达
李林 刘丽 田茂乾 刘毓麟
陈莹莹 姚媛媛 王姣姣
总序 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2015年6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后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1]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为研究提炼、传承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重要指导和根本遵循。
遵义会议是发生在贵州地域上的重大党史事件，中共贵州省委历来高度重视对遵义会议的研究，2013年明确由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牵头申报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课题申报于同年12月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批准。在首席专家徐静的主持下，经过近两年的努力，共完成由一个总报告、五个子报告构成的项目研究成果，并获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验收结项。本套丛书正是在课题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经过进一步修改完善后形成的。丛书集研究性、资料性为一体，堪称目前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方面最系统、最完整、最权威的成果，代表了目前全国这方面研究的最高水平。这是全国党史界一件可喜可贺的事。
丛书的可取之处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形成局限在遵义会议召开的这三天时间内，而是把遵义会议看成以遵义会议为中心，包括通道会议、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会理会议、沙窝会议等共同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系列会议。遵义会议精神则主要是这一期间及其前后一段时间内形成的宝贵精神。从中国革命精神的构成来看，遵义会议精神应是井冈山精神的延续，是延安精神的起点，是整个中国革命精神的一个重要链接点。
丛书的可取之处还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提炼局限在政治学的学科视域内，而是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及社会学、心理学、文化人类学等学科理论为基础，从精神的主体视角、要素视角、动力视角、时间视角、空间视角等进行多视角解析，从实现中国梦必须走中国道路、弘扬中国精神、凝聚中国力量这一时代需要出发进行多方面思考，坚持历史性与现实性、党性与民族性、共性与个性相统一的原则，研究视野开阔，成果学理性强，结论令人信服。
丛书的可取之处更在于，不是把遵义会议精神的价值局限在某一个历史的节点上，而是在阐释其历史价值的同时，注重从探索中国梦的精神引领、推动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塑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增添人类历史文化重要遗产等方面进行深入探讨，总结出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正是因为这样，这一研究课题的重点不仅在于总结和凝练精神，更在于传承和弘扬精神。《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突破性成果，集中体现在把遵义会议精神内涵初步提炼为坚定信念、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民主团结、敢闯新路、一往无前等，这一表述，既广泛汲取了历史上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精华，更与时俱进地增加了对遵义会议精神时代价值的评价，为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弘扬遵义会议精神提供了较为坚实的学理支持，拓展了更为广阔的实证空间。
坚定信念始终是推进党的事业不断胜利的根本。80年前，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处于极度危险和困难之中，但我们党从来没有动摇过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以及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必胜信念。面对强敌，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共产党人没有任何的悲观失望和张皇失措，表现出了超强的政治定力和战略定力。党通过召开遵义会议等系列会议，及时纠正“左”倾错误，从而实现中国革命转危为安。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展现出前所未有的光明前景，但我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们党仍面临着“四大考验”和“四大危险”，两个百年的奋斗目标还需要经过长期艰苦奋斗才能实现。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牢固树立革命理想高于天的坚定信念，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信念，不断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
实事求是始终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根本思想方法。80年前，“左”倾教条主义不顾中国国情，照搬苏联模式和经验，致使中央红军遭受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遵义会议坚持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分清了长征以来的大是大非，抓住主要矛盾，作出正确抉择，解决了当时最突出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在极端危急的情况下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一个新的历史节点上又一次恢复和弘扬了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使改革开放取得了举世惊叹的辉煌成就。今天，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我们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加复杂多变。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用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独立自主始终是探索中国道路的重大原则。80年前，我们党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决定了自己的路线、方针、政策，依靠自身力量纠正了“左”倾错误，克服了重重困难，一步步引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全面开启了不同于俄国的中国革命道路。从那以后，独立自主精神的弘扬，就已成为党领导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常态。今天，我国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奋力实现中国梦的关键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我们夺取新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胜利之路。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必须继续坚持独立自主，始终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绝不走封闭僵化的老路，也绝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而不懈奋斗。
民主团结始终是党充满生机活力的法宝。80年前，遵义会议很好地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的武器，正确地开展党内思想斗争，形成了党的光荣传统，战胜了党内“左”倾教条主义、“右”倾分裂主义，实现了全党全军和各族群众的大团结。今天，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始终不渝地坚持党要管党、从严治党，大力弘扬团结—批评—团结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在政治上、思想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不断增强党的凝聚力、号召力、向心力，保证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敢闯新路始终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80年前，遵义会议根据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正确抉择，善于转变、敢于突破、勇于胜利。今天，我国正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呈现许多新的特点。面对新形势新任务，我们要继续发扬敢闯新路的政治勇气，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布局，准确把握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科学认识新常态、主动适应新常态、正确引领新常态，在新常态中实现新发展，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一往无前始终是战胜一切困难的制胜法宝。80年前，面对敌人几十万大军的围追堵截，党和红军没有退却，而是通过召开遵义会议，冷静地自我剖析、研判形势、应对挑战，充分体现出前赴后继、勇往直前的豪情壮志。狭路相逢勇者胜！凭着这份豪情壮志，红军不仅战胜了敌人穷凶极恶的追杀，还战胜了恶劣自然环境的制约，更战胜了内部的“左”倾教条主义和右倾分裂主义。今天，在迈向民族复兴的征程上，我们将进行许多具有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遵义会议彰显出的伟大精神鼓舞和激励着我们，无论有多少艰难险阻，只要我们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定前行，就一定能够取得最后的胜利。
2015年是遵义会议召开80周年，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这套丛书的出版为纪念这两个值得纪念的重要历史节点献上了一份厚礼。作为一个党史工作者，我谨以此序对这份厚礼的呈送表示真诚祝贺。2015年9月（作者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中国中共党史学会会长、中央党史研究室原主任）
[1]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一 绪论
（一）选题背景中国共产党在90多年的奋斗历程中，培育和形成了一系列反映政党性质、彰显民族精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就是其中最重要的精神之一。改革开放以来，遵义会议[1]精神得到了一些领导同志的重视。1984年1月，廖汉生参观遵义会议会址，留下“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题词。1991年2月，李鹏[2]参观遵义会议会址，题词：“发扬遵义会议精神，建设有中国特色[3]的社会主义。”2011年7月，刘云山视察遵义时指出：“贵州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有着光荣的革命传统，铸就了伟大的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概括起来就是‘勇于突破，敢于超越，善于转变，攻[4]坚克难’的精神，这是推动贵州发展的宝贵财富。”2015年6月1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参观遵义会议会址和遵义会议陈列馆后指出：“遵义会议作为我们党历史上一次具有伟大转折意义的重要会议，在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坚持走独立自主道路、坚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政策策略、建设坚强成熟的中央领导集体等方面，留下宝贵经验和重要启示。我[5]们要运用好遵义会议历史经验，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
但总体上看，在理论界以及广大干部群众、青年学生的思想深处，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认识还比较模糊，甚至存在许多误区。比如，有人说遵义会议就开了三天的时间，怎么可能铸就一种精神？有人认为遵义会议精神就是指遵义会议的具体内容，与我们今天通常所说的传达某某会议的精神差不多。为此，有人甚至提出把遵义会议精神改称为“遵义精神”，以避免误解。还有人认为遵义会议精神是长征精神的一部分，没有必要单独列出来。这些认识的误区，不仅极大地影响了我们对遵义会议精神本身的认识，而且还会影响我们对遵义会议精神历史价值、当代价值以及弘扬路径的深刻认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政党，要想走得更远、走得更好，就必须在精神层面对自己的历史有更多、更深、更完整的思考。
为此，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和提炼成为当前党史党建领域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任务。中共贵州省委高度重视此项研究，中共贵州省委党史研究室做出“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具体课题设计，于2013年12月获准立项为国家社科基金特别委托项目。由此，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在以往多是做出初步探索的地方性研究的基础上，开始了国家平台上的更深入和更系统的研究。研究旨在突破若干认识误区，进行历史与现实深度融合的探讨，凝练出在全国能形成广泛共识的遵义会议精神的精准表达。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让遵义会议精神永放光芒”的指示，是本研究在历史与现实的融合中最终找到超越历史、超越现实的精神的永恒基石。（二）相关研究综述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陆续有人从精神层面关注遵义会议。改革开放以来，遵义会议精神吸引了更多关注。1985年1月，贵州省相关部门组织召开“纪念遵义会议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收到的论文中有部分涉及遵义会议精神研究。比如：常征的《历史经验的启示》、杨一鸣和郭文运的《遵义会议给我们的启示》、黄国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胜利，教条主义思想路线的失败》、费侃如的《毛泽东同志在遵义会议前后的杰出贡献》、项承武的《独立自主，走自己的路》、王棣章的《遵义会议的独立自主思想永放光芒》、胡庆寅和黄世稀的《遵义会议和独立自主》、柯惠的《遵义会议是正确处理党内矛盾的典范》、邵代富的《遵义会议是党走向成熟的标志》（以上论文均见《丰碑》，贵州人民出版社1985年12月出版）。这些论文不仅论述了遵义会议的伟大历史意义，而且初步探讨了遵义会议所留下的精神遗产。
进入21世纪以来，学术界开始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和表述问题。代表性的成果有：潘健等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贵州社会科学》2003年第3期）、吴廷述的《遵义会议精神是“三个坚持”》（《贵州党建交流》2003年第4期）。这些文章分别从不同角度论述了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2003年，中共遵义市委组织课题组，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了研究，将遵义会议精神归纳为五个方面。2009年，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部、中共遵义市委在中共遵义市委党校联合举办“长征与遵义会议精神”学术研讨会，对遵义会议精神作了进一步的探讨。此外，还有申振东等的《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理论前沿》2006年第14期），其对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进行了阐释。
2012年以来，有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遵义会议精神，推动了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的深化。代表性的成果有：石仲泉的《再谈遵义会议——刍议遵义会议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4期）、金民卿的《弘扬遵义会议精神 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光明日报》2010年5月18日）、王国敏和梁晓宇的《马克思主义视域下的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理论学刊》2011年第11期）、解海南的《遵义会议精神的现实启示》（《军事历史研究》2011年第2期）、季明的《遵义会议与党的思想路线》（《军队政工理论研究》2005年第2期）、陈晓东的《试析遵义会议的民主精神》（《苏州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苗体君的《试析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与形成》（《遵义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2期），等等。
总体上看，既有的研究重点从政治学视角对遵义会议精神进行了初步阐释和提炼，尤其是石仲泉的文章，能够站在一个非常高的视角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内涵和价值，为我们下一步研究奠定了一定基础。但既有研究存在的普遍问题是研究的高度、广度、深度、关联度和力度都不够。具体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研究高度不够。既有的研究大都把遵义会议精神局限在遵义和贵州这个地域，没有站在中国共产党的精神历程、当代中国精神建构以及人类精神遗产的高度来判读遵义会议精神。虽然石仲泉的文章有较高的视角，尤其涉及了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华民族精神之间关系的探讨，但这种探讨限于文章的篇幅，还有诸多有待进一步展开的空间。二是研究广度不够。既有的研究大多从党史、党建、军史角度进行研究，视角单一，鲜有从文化学、社会学、哲学等方面切入的；尤其是孤立地、狭隘地看待遵义会议及其精神，没有把遵义会议看作是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一系列会议组成的体系，更没有通过这个体系审视中国共产党于遵义会议前后在精神层面所经历的跌宕、起伏和涅槃。同时，既有的研究方法过于单一，多采用文献研究法，缺乏现代社会学、文化学、经济学等研究手段的介入。三是研究深度不够。既有的研究大都停留在对遵义会议精神内涵的提炼和表述上，没有更加深入地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历史意义、当代价值和弘扬路径。而且在对遵义会议精神的表述上，又更多地局限于传统的政治话语体系，没有深入挖掘遵义会议精神的文化内涵。四是与其他精神的关联度不够。既有的研究大都突出革命精神的共性，缺少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研究，没有很好地彰显出遵义会议精神的个性特征，更没有通过对遵义会议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比较研究，把中国共产党在那个历史时期的精神历程完整地呈现出来。五是研究力度不够。与对井冈山精神、延安精神的研究相比，学术界对遵义会议精神的研究关注度明显不够，无论是高层次的论文、专著还是项目研究都明显偏少，研究资源的投入明显不对称。（三）基本概念和基础理论
1.基本概念（1）精神
精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概念，似乎不言自明，但实际上又很难说明白，自古以来人类对精神的探索就从未中断过。本书根据已有的探讨，进一步对精神的基本概念进行解读，以便为遵义会议精神研究确立基本的逻辑出发点。
中国古代一般把精、气、神三者并提。“精”指精气，“气”是一种物质形态，而“精”来源于“气”，是“气”的精华，归根到底还是一种物质。“神”指精气的活动和由此产生的“神明”，“神”由“精”所派生，有了“神”，人才会生气勃勃。“精神”作为完整概念始见于《庄子·知北游》：“精神生于道，形本生于精。”西汉《淮南子·精神训》是中国古代分析精神的第一篇专论，高诱解题说：“精者，人之气；神者，人之守也。本其原，说其意，故曰精神。”王充进一步论证了“精神本以血气为主，血气常附形体”、人死“形体坏烂，精神散亡”，并提出“精神依倚形体”的唯物主义命题。汉魏以后多简称精神为“神”。范缜《神灭论》创造性地提出“形质神用”的命题，把精神看作肉体的一种作用，克服了过去把精神看作一种特殊物质（精气、血气、神气等）的缺陷，给佛教神不灭论以致命的打击。宋明时期陆王心学极力夸大精神的作用，陆九渊提出，“收拾精神，自作主宰。万物皆备于我，有何欠阙？”朱熹亦提出“精神一到，何事不成”。近代孙中山认为“总括宇宙现象，要不外物质与精神二者”，提出“凡非物质者，即为精神”。强调“精神虽为物质之对，[6]然实相辅为用”，“精神者，革命成功之证券及担保”。
精神一词的英语是spirit，德语是geist，拉丁语是spiritus，指人的感觉、思维等意识活动和一般心理状态，与“物质”相对。柏拉图认为精神与物质是二元的，以精神为理念，精神关系到不变的东西，物质是变化的东西，由理念与物质结合而为现象世界，它也是变化的东西。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引申出形式与质料可以相互转化的理论，认为有形式的身体对作为身体形式的灵魂来说则是物质。笛卡儿的二元论把精神与物质看成两种不同的实体。斯宾诺莎提出身心平行论，认为自然界（神）有广延（物质）与思维（精神）两个属性，自然界是无限的，而广延与思维是有限的，两者的运动变化是相互平行的。康德所了解的精神是自我意识或统觉。统觉以其能动作用把感性形式与知性范畴加之于感觉到的观念材料上，形成人的知识，这种观点探讨了人的认识形式与认识内容相结合的关系，肯定了主体精神的作用，也没有完全否定客观的物质世界（自在之物）的存在。黑格尔认为人的精神只是绝对精神的一种表现形式，绝对精神与绝对理性同义，因而表现出他的绝对精神的理性性质。绝对理性的运行构成自然界、社会和精神世界的整体。现代心理学的各流派均因其基本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对精神的理解有所不同，其中以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影响为最大，它把精神领域分为有意识状态和无意识状态，开创了对无意识的研究，并把精神分为意识、前意识、潜意识等层次，为当代西方哲学[7]广泛采纳和研究。
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是与物质相对应的最基本的哲学范畴，来自拉丁文spiritus（原意是轻微的吹动、轻薄的空气）。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个人的精神活动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精神在内涵上与意识范畴相同，既包括个人的意志、思维、情感等活动，也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理论、学说、方针、政策等。马克思主义反对把精神神秘化，同时也反对形而上学唯物主义简单地把精神活动归结为物理的和化学的机能，或把它理解为低级的感性认识活动。马克思主义认为精神生活是使人与动物区别开来的重要因素之一，它无论对个人还是对社会来说都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殊意义，精神的进步是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社会的精神现象一经产生即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产生巨大的能动作用。精神的变革往往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人的一切行为和活动都[8]是在精神的支配下进行的，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变成物质的力量。
本书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精神的基本观点。（2）中国精神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发展道路及其经验引发了人们对“中国精神”的讨论。有人认为：“中国精神从大处说是中华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感情的综合反映和共同的价值理念，是国家软实力的人格展现，代表着共和国的国家形象，体现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彰显着中国人的精神风貌，为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强大[9]的精神力量。”还有人认为：“中国精神，是指生发于中华文明传统、积蕴于现代中华民族复兴历程，特别是在近代中国的快速崛起中迸发出来的具有很强的国族集聚、动员与感召效应的精神及其气象，[10]是中国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显示。”
笔者认为，中国精神不仅是一个空间地域的国家精神，而且是一个动态的、历史的概念，具有不断形成和发展的历史过程。当代中国精神不是对历史上汉、唐、宋、元、明、清时期的民族精神的简单复制，而是中华民族在近代经历100多年的磨难之后，在中国特色社会[11]主义道路上的精神再生和精神创造。这种精神，被习近平表述为[12]“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当代中国精神建构的灵魂。因为，当代中国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带领全体人民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而这个道路在价值观层面的表现就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13]上述四个方面的内容集中反映了当代中国发展的指导思想、共同理想、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道德规范，这些内容对于今天引领当代中国精神的建构，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其中，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理论基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宏伟蓝图，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强大力量，社会主义荣辱观是构筑发展当代中国精神的道德保障。建构当代中国精神，必须深入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3）中国共产党精神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一直高度重视自身的精神建设。1921年，中共一大明确指出：“我们能否利用易于激发起来的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能否把民主主义的政治革命引上工人阶级社会革命的轨[14]道，所有这一切均取决于我们在高举红旗的斗争中的努力程度。”努力激发无产阶级的革命精神，是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始就高度重视的一个课题。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撰文指出：“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也是党的伟大精神形成史……中国共产党在90年的奋斗历程中，培育形成了一系列彰显政党性质、反映民族精[15]神、体现时代要求、凝聚各方力量的伟大精神。”并于2011年5月13日至6月15日，在理论版推出了“寻根——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系列专版，对具有代表性的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改革开放精神进行深入解读，追寻其历史轨迹，探究其深刻内涵，阐释其时代价值，受到广大读者的广泛关注和充分肯定，掀起了讨论中国共产党精神的热潮。
如果说党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史就是党的伟大精神形成史，那么这部历史必须是连续的过程，是由在若干历史节点上铸就的革命精神、建设精神和改革精神所组成的完整体系。在血雨腥风、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无数中国共产党人用生命和鲜血铸就了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使中国共产党与以往的政党、使我们的军队与旧式的军队在精、气、神上有了根本区别，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衷心拥护和支持，为中国革命在困境中峰回路转、呈现蓬勃生机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推动中国革命在艰难中奋进、在曲折中前行，直至取得最后胜利。在意气风发、激情燃烧的建设年代，党继承革命年代的大庆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等，为党带领人民初步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国民经济体系和国防体系提供了强大精神动力。在波澜壮阔、生机勃勃的改革年代，党培育形成了伟大的改革开放精神，这种精神要求解放思想、提倡敢闯敢试、鼓励改革创新、坚持与时俱进、强调科学发展、彰显以人为本，与创造奇迹和辉煌的改革开放实践互为支撑、相得益彰。
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铸就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既有其普遍性，也有其特殊性。就普遍性来说，他们都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重要组成，构成中国共产党精神的完整链条中不可缺少的环节，但因这些精神诞生在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时期，与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建设和改革的新时期所铸就的精神相比，又彰显出不同的特色。比如遵义会议精神强调的独立自主，是要回答如何从实际出发探索中国革命道路；而改革开放精神强调的独立自主，则是要回答在对外开放和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如何坚持中国的事情按照中国的情况来办、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来办。正是在坚守与变革、继承与创新的有机统一中，中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铸就的伟大精神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为不断发展着的党的事业提供着不竭的精神动力。中国共产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进程中培育形成的一系列伟大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科学思想理论、崇高理想信念、高尚道德追求、优秀政治品格、优良工作作风、积极精神风貌的结晶，是铸就和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的生动过程。中国共产党精神已经渗透在中国共产党的血脉中，熔铸在中国共产党的性格中，成为中国共产党保持旺盛生机和活力的文化基因，成为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成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精神力量，值得我们倍加珍惜、努力传承和大力弘扬。（4）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精神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在争取独立和解放的道路上铸就了伟大的革命精神，这既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时代体现，又是以革命为时代主题的时代精神的民族表达。中国共产党是中国革命精神的主要创造者，其在革命年代铸就的红船精神、井冈山精神、遵义会议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等，既是中国共产党精神的集中体现，同时也是中国革命精神的集中体现。
2.基础理论（1）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由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两大部分构成。从辩证唯物主义视角来看，物质是第一性的，精神是第二性的，个人的精神活动是人脑的机能和属性，具体包括个人的意志、思维、情感等活动。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视角来看，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精神生活是社会物质生活的反映。精神在内涵上与意识范畴相同，也包括社会生活中的思想、观念、理论、学说、方针、政策等。社会的精神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对社会的发展有巨大的能动作用。精神的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人的一切行为都是在精神的支配下进行的，精神的力量可以转变成物质的力量。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所要揭示的，就是遵义会议精神有其产生的社会历史基础，其不仅是个体的精神活动，而且是特定的社会存在所决定的社会精神生活的具体体现，这种精神最终又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推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胜利前进。（2）中共党史学
中共党史学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同中共党史紧密结合的学科，这门学科既有强烈的历史学色彩，又有强烈的政治学色彩，具有政治学和历史学的双重学科属性。传统的党史研究一般不包括党的精神史。但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不仅指党带领各族群众开展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光荣历史，而且包括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形成史。因此，本书将充分采用党史学研究的基本方法，尤其会充分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把中国共产党的精神看成一个不断发生、发展的历史过程。基于此，本书将系统梳理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尤其是六届四中全会到六届六中全会期间的历史，探寻其背后的精神升华过程，在对革命逻辑的梳理中发现其背后的精神逻辑。这种梳理，既是党史学的学科拓展，也是党史学在精神领域的大胆尝试。（3）社会心理学
从社会学视角对精神的研究比较稀缺。费孝通就认为：“人的精神世界，可以笼统地说成‘人的一种意识能力’，但实际上，这是一个远远没有搞清楚的问题。社会学自身无法完成这种探索，但这种探索，对社会学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最理想的，是在社会学研究中真正开辟一个研究精神世界的领域，从方法论层次上进行深入的探索，探索如何基于社会学的学术传统和视角，开展对人的精神世界研[16]究。”目前对精神这个问题有所涉及的学科主要是社会心理学。但因为这门学科存在两个不同的研究取向，因此对其学科性质一直争论很大。1908年，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发表《社会心理学导论》，开启了心理学取向的研究；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社会心理学》，则开启了社会学取向的研究。罗斯认为，社会心理学考察社会的“心理面”和“心理流”，是在人们开始形成具有一致性的“心理面”或“心理流”时才考察他们。1807年，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一书中论述不同于个体精神的绝对精神。此后，涂尔干认为，集体意识是独立于个人置身其间的特殊情况的；个人消逝了，它仍旧存在。因此，社会[17]心理学开始于群体并终结于群体。社会心理学比较普遍的研究方法包括访谈和问卷。从社会心理学来分析遵义会议精神，主要是探讨中国共产党人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群体，在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会议期间所铸就的集体精神。（4）政治社会学
政治社会学要探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政治社会化。而政治社会化就是指一定的政治体系中政治文化在社会成员中获得认同的过程。这一概念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一般认为，从个体来说，政治社会化是个人对社会政治文化的认同过程，即一个人特有的政治态度、政治情感、政治价值观和政治认知模式的形成过程；从社会来说，政治社会化是社会向其成员灌输政治价值观念的过程。政治社会化的途径可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正式途径指专门的政治社会化机构进行的有意识的政治教育和政治信息沟通；非正式途径指一个人所接受的非政治态度性的信息沟通，如一些基本的价值观和情感倾向、审美定式等。政治社会化对维持或变革政治体系有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为政治系统培养合格的“政治人”，维持政治体系的有效运转；另一方面传播和发展政治文化，为政治系统提供合法性支持。具有政治社会化功能的主要有政府、政党、家庭、教育系统、社团、大众传播媒介
[18]等。从政治社会化的视角来看，遵义会议精神首先应该是一种政治文化层面的东西，即一种政治精神，或者说是一种被赋予强烈政治色彩的集体精神。因为这种精神能够产生出群体凝聚力，有效地形成政治整合，因此在中国共产党执政的道路上需要不断地弘扬这种精神，而这个不断地弘扬、传播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的政治社会化的过程。尤其在全面深化改革的时代背景下，大力弘扬这种精神，意义更加重大。（5）文化人类学
文化人类学主要研究人类各民族创造的文化，以揭示人类文化的本质。研究党的伟大精神的形成史，还需要借助文化人类学的基本观点和方法。因为中国共产党本身就是东西方文化交流、交融的产物。中国共产党的形成和壮大，本身既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沃土，又是西方先进文化的代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产物，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结晶。因此，中国共产党精神是东西方优秀文化精神的集中体现，探究中国共产党的伟大历史，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伟大精神的形成和发展史，其背后一刻也离不开基于东西方文化比较、文化交流、文化融合的深层分析。（四）基本研究思路
本研究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深刻把握物质和精神的辩证关系，按照精神为物质所派生，但又相对独立于物质，且能作用于物质，并转化为物质力量的基本逻辑展开，首先探讨遵义会议精神产生的社会历史背景、形成过程，分析遵义会议成果的历史价值及精神体现；从不同视角揭示遵义会议精神内涵体系，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凝练表达；在得出遵义会议精神是什么的基本结论之后，进一步比较遵义会议精神与其他革命精神的异同，探讨遵义会议精神的当代价值和弘扬路径。本研究由一项总课题和五个子课题构成。总课题是“遵义会议精神研究”。子课题共有5项，分别是：①遵义会议精神文献研究；②遵义会议精神比较研究；③遵义会议精神与地域文化发展研究；④遵义会议精神与党员干部教育培训研究；⑤遵义会议精神与中国梦的实现研究。总课题与子课题之间不是简单的一个谁包含谁的关系，而是在总课题统领下，总分之间的既相互照应又相对独立的一个系统运行中彼此强化的关系。
[1] 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2] 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
[3] 时任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中宣部部长。
[4] 王兵：《刘云山贵州考察工作纪实》，《贵州日报》2011年7月27日。
[5] 《习近平在贵州调研时强调：看清形势适应趋势发挥优势 善于运用辩证思维谋划发展》，《人民日报》2015年6月19日。
[6] 以上参见方克立主编《中国哲学大辞典》，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第719～720页。
[7] 参见冯契、徐孝通主编《外国哲学大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8。
[8] 卢之超主编《马克思主义大辞典》，中国和平出版社，1993，第340页。
[9] 李明泉、向荣、肖云：《中国精神：历史内涵与主体性建构》，《中华文化论坛》2012年第3期。
[10] 邹诗鹏：《中国精神的历史生成及其时代呈现》，《光明日报》2012年11月20日。
[11] 徐静等：《核心价值与大众行为——春晖行动答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76页。
[12] 习近平：《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第40页。
[13] 《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网，http：//CPC.People.com.cn/GB/64093/64094/4932424.html。
[14] 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档案资料》（增订版），人民出版社，1982，第22页。
[15] 任理轩：《论中国共产党的伟大精神——写在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之际》，《人民日报》2011年6月16日。
[16] 费孝通：《试谈扩展社会学的传统界限》，《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
[17] 参见乐国安主编《社会心理学》（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3，第5、27页。
[18] 王邦佐等编写《政治学辞典》，上海辞书出版社，2009。
二 遵义会议的历史形成
由于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犯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以及其他一些问题，第五次反“围剿”失败。长征开始后，红军指战员通过对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红军接连失利，以至于濒临绝境的现实与前四次反“围剿”所取得的胜利进行比较，清醒地认识到这是排斥以毛泽东的主张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领导，贯彻执行错误的军事路线造成的恶果。对这一错误，早在中央根据地时期，许多干部就产生过疑虑和不满，相继提出批评意见，有的干部还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军事顾问李德发生激烈争论。毛泽东等人曾多次提出过正确主张，却被拒之千里。长征不断失利使得红军队伍不满情绪日益增长，希望党和红军早日摆脱被动困境，要求纠正错误，改换领导的意见也在酝酿。行军途中，毛泽东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多次向张闻天、王稼祥以及一些红军干部分析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开始以来临时中央在军事指挥上所犯的错误，并得到大家的认可。周恩来、朱德等人也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他们同博古、李德等人的分歧明显加大，争论在从老山界到黎平、猴场的一路上没有休止过。
为此，中央红军长征至贵州期间，中共中央召开了以遵义会议为转折标志的一系列会议，即从1934年12月到1935年3月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遵义会议、“鸡鸣三省”会议、苟坝会议等。其中，黎平会议否定了原定至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做出了西进贵州向遵义方向前进的战略决定，是遵义会议的前奏；猴场会议重申了黎平会议的精神，并强调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是遵义会议的前夜；遵义会议集中全力解决了党内所面临的最迫切的组织问题和军事问题，结束了“左”倾教条主义在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鸡鸣三省”会议继续巩固和扩大遵义会议成果，完成了中央最高层的组织调整任务；苟坝会议使遵义会议提出的“改组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任务最终得以圆满完成，进一步巩固了毛泽东在党内、军内的地位。这一系列会议，从广义上都可以称为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在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而这些成果是在与共产国际中断联系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取得的，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开始走向成熟。同时，以遵义会议为代表的系列重要会议，还成为遵义会议精神得以铸就的载体和途径。（一）血战湘江：遵义会议前的重大挫折
1934年10月，中共中央和中央红军被迫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战略转移。11月中旬，从中央苏区向西进行战略转移的中央红军突破了国民党军的三道封锁线，继续西行，向湘桂边境前进。蒋介石欲围歼红军于湘江以东地区，于11月22日任命湘军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西路军和中央军薛岳、周浑元两部共16个师77个团进行“追剿”；令粤军陈济棠部进至粤、湘、桂边界进行截击；令桂军白崇禧部以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扼要堵截。
11月25日，中央红军分4个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军第四道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此时，何键也命令其第一路两个师由东安进至全州、咸水一线；第二路一部进至零陵、黄沙河一线；第三路由宁远尾追红军；第四、第五路由宁远向东安集结。
11月27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第二、第四师各一部顺利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地域。这时，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携带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口。第二天，敌“追剿军”第一路由全州向脚山铺地区的红军第二师发起进攻，国民党桂军主力由龙虎关、恭城一带向兴安、灌阳以北进击。随后，第二路敌军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红军阵地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红军于湘江两岸。
广大红军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击了数十倍于红军的优势之敌，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渡过了湘江，进至西延地区。但红五军团第三十四师、红三军团第十八团被敌阻于湘江东岸，虽然经过英勇战斗，杀伤大量敌人，但最终因弹尽粮绝，寡不敌众，大部分壮烈牺牲，第三十四师师长被俘，后惨遭杀害。其余各部也伤亡惨重。
湘江战役是红军长征中损失最惨重的一仗，是关系中央红军生死存亡的一战。从11月25日到12月1日，中央红军苦战五昼夜，在广西全州、兴安间抢渡湘江，最终突破了国民党军设置的第四道封锁线，粉碎了国民党蒋介石围歼中央红军于湘江以东的企图。但此次战役，红军损失可谓惨重，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从长征开始时的8.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这是当时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执行逃跑主义的错误路线给红军带来的巨大损失。血战湘江后，悲观笼罩着这支缺弹少粮、疲惫不堪的远征之师。而残酷的现实是：敌人的重兵已在北上湘西的必经之路设下了口袋阵，红军面临着第五次反“围剿”后最艰难的危局。早在第五次反“围剿”开始时，毛泽东等人就对博古、李德的错误指挥提出过许多很有见地的批评意见。接下来的路该怎么走，红军内部出现了越来越多不同于博古、李德的声音。（二）黎平会议：遵义会议的前奏
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召开红军长征中的第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史称“黎平会议”。通道会议未能对改变战略转移的方向做出决定，只是做出了西进贵州黎平，再北上湘西的行军路线调整，但如果继续往湘西进军，就会钻进敌人布下的口袋，招致灭顶之灾。为纠正“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的错误，挽救党和红军的命运与前途，时任中央政治局常委、中革军委副主席、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反复思考，决定在交通闭塞、兵弱民穷、粮草富足的黎平县城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来解决这个迫在眉睫的问题。
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黎平县城红军总司令部驻地（二郎坡胡荣顺商号）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和候补委员王稼祥、刘少奇等（军事顾问李德因患疟疾发高烧没有参加会议，会后周恩来向其传达了会议内容）。会议由周恩来主持，会上讨论了红军进军方向的问题。犯“左”倾错误的领导人仍未肯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打算，提出到黔东北后转向湘西，与强敌硬拼，达到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毛泽东则主张放弃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甩掉重兵围堵，避实就虚，不往敌人的口袋里钻，改向黔北进军。会议经过激烈争论，最后中央政治局采纳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从而结束了自老山界以来关于红军战略行动方针的争论问题，改变了中央红军长征的前进方向。这是自宁都会议毛泽东被错误撤销红军总政委职务之后，党中央在重大战略决策问题上第一次接受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时任一军团政委的聂荣臻在后来的回忆中说：“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决议，[1]是我们战略转变的开始。”
黎平会议后，中央红军在会议的决议和新的军事战略部署指引下，采取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转败为胜，以破竹之势，直驱入黔，屡挫顽敌，一路高歌猛进，走向光明，最后取得万里长征的伟大胜利。黎平会议是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中一次重要的会议，是以遵义会议为伟大标志的系列会议中的一次重要会议，在思想上和组织上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做了必要准备，成为伟大历史转折的开端。陈云说：“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的召集是基于在湖南及通道的各种争论而由黎[2]平政治局会议所决定召集的。”1986年，时任中共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高度评价黎平会议，强调：“黎平会议在党的历史上具有重要[3]的地位，黎平会议在党和军队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三）猴场会议：遵义会议的前夜
黎平会议后，红军经贵州腹地向黔北挺进，所到之处赢得贵州人民拥戴，先后攻克锦屏、剑河、台拱（今台江）、施秉、黄平、镇远、余庆七座县城。12月底红军占领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镇，把十几万敌军甩在湘西南，使蒋介石企图在沅江以东“剿灭”红军的计划彻底破产。红军进入贵州后，蒋介石又急忙改变兵力部署，在黔东南地区合围截击红军。中共中央政治局认为，在敌合围形成之前，争取时间突破乌江，进占遵义是粉碎敌人“围剿”的正确选择。从黎平到猴场的征途中，博古与李德一直没有放弃“左”倾冒险主义思想，再次提出“一是不过乌江，可以在乌江南岸建立一个临时根据地；二是回头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主张，12月31日，红军直抵乌江南岸各渡口，做好渡江准备，但由于博古、李德二人的执意要求，队伍中渡江与否的争议声四起，许多中央领导和军团领导极力反对这一主张，“红军往哪里走”的抉择又一次摆在了中共中央与红军的面前。
为进一步明确红军进入黔北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意图，再次纠正“左”倾冒险主义者的错误，1934年12月31日下午至1935年1月1日凌晨，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乌江南岸的瓮安县猴场镇宋家大院内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周恩来、张闻天、毛泽东、朱德、陈云、王稼祥、李富春、李德、伍修权（李德的翻译）。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再次否定了“左”倾冒险主义者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重申了黎平会议决议，坚持部队全速前进，渡过乌江，向遵义进发。会议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渡江后新的行动方针的决定》，提出首先在以遵义为中心的黔北地区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战略任务，并要求红军立刻准备在川黔边广大地区转入反攻，做好同蒋介石主力部队或其他部队作战的充分准备，争取建立川黔边新苏区，把向川南进军作为此阶段最中心的目标和任务。会议还决定，为加强政治局对军委的领导，军委今后必须在政治局会议上报告作战方针、作战时间和作战地点。会议要求在全体红军指战员中进行广泛深入的宣传鼓动，最大限度地鼓舞部队战斗意志，提升胜利信心；并要求红军争取时间，进行休整补充，扩充队伍力量。1月2日至5日，中央红军从江界河、袁家渡、回龙场、茶山关各渡口突破乌江天险，陆续抵达乌江北岸，准备挺进黔北，攻占遵义。
猴场会议再次肯定了关于中央红军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彻底否定了博古、李德要求中央红军到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错误主张，实际上取消了李德对中央红军的指挥权。它解决了黎平会议遗留下来的思想问题和组织问题，是继黎平会议后，中央政治局召开的又一次重要会议。猴场会议肯定了毛泽东的战略战术思想，为实现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战略意图、逆转红军危难处境、取得乌江战役的胜利提供了有力保证，使中央红军避免了再次陷入重围的危险，赢得了战略主动权。猴场会议为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军事上做了具有决定意义的准备。会后，红军遵照会议决定，由撤离苏区以来的消极避战迅速转变为积极应战，主动出击，恢复了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帮助群众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光荣传统。猴场会议做出的正确决定，为红军强渡乌江天险，攻占遵义做了准备，拉开了中国革命历史性转折的序幕。（四）遵义会议：伟大的转折
黎平会议与猴场会议的正确决策，引领红军北渡乌江后顺利占领遵义地区，不仅把一路围追堵截红军的十几万敌军甩在了乌江以南地区，而且震慑了北面的四川军阀，使其退守长江不敢主动进攻红军。贵州军阀王家烈也因红军突如其来的攻击惊慌逃向川黔边地区。
中央红军顺利突破乌江后，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以下简称中革军委）立即命令：“我野战军仍分三路前进，坚决并迅速消灭阻我前进之黔敌，并实行追击”，“中央纵队以第二师及干部团主力担任攻占遵义消灭黔敌”的任务，其余各路纵队进入指定地区“迅速进行休息、整理、补充并开始准备进入反攻的战斗和争取首先在黔北的发展”[4]。按中革军委电令，红一军团第一、二师，红三军团分别向遵义前进，截断遵义至贵阳的交通，据守乌江北岸并命令各军团后卫销毁架设的浮桥，以乌江防线为屏障，转攻为守，封锁各渡江点，阻击各路追击和增援的敌人，保证红一军团主力夺取遵义。国民党二十五军副军长侯之担听闻红军渡过乌江并向遵义挺进的情报后，留下少数兵力防守遵义城，仓皇逃至桐梓。
红一军团执行刘伯承总参谋长“智取遵义”的命令，于1月5日迅速拔掉团溪至深溪水方向两处前哨据点，俘敌200多人，再乔装成黔军，夜抵遵义城南门下，叩开了遵义城门，击退守城敌军，迎接红军先头部队进入遵义城。6日凌晨，红军其他部队陆续进城，消灭扼守老城的敌军，7日，红军全面控制了遵义新、老城，红二师抵达遵义城。8日，红军总部进驻遵义，9日，军委纵队和中共中央也进入遵义。红军占领遵义后，为了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机关的安全，巩固遵义，建立黔北防御，中革军委命令红二师第四团追歼向北逃窜的溃敌，夺取娄山关，进占桐梓，防御川敌进犯。红军队伍得以在遵义城内休整十余天，这十余天的休整不仅是物质上与体力上的补充调整，更是攸关整个红军命运转折的“调整”。
长征出发以来，“左”倾错误领导人推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红军浴血奋战，突破四道封锁线，付出了惨烈代价。进入贵州后，中央政治局先后召开的黎平会议、猴场会议，逐渐积聚了反对“左”倾错误路线的力量，许多中央领导及红军将领逐渐觉悟到，不改变党中央领导、不纠正错误的军事指挥，党和红军将难以摆脱被动挨打的困境，改组党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的酝酿逐渐成熟，终于在到达遵义后，迎来了这一契机。
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出席会议的政治局委员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陈云、博古，候补委员有王稼祥、刘少奇、邓发、何克全，还有红军总部和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以及中央秘书长邓小平。李德及担任翻译工作的伍修权列席会议。会议由博古主持。
会议首先由博古做“关于反对第五次‘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过分强调客观困难，把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原因归结于敌人过于强大、白区苏区配合不够等，而不承认失败主要是他和李德压制正确意见，在军事指挥上犯下严重错误导致的。接着，周恩来就军事问题做副报告，他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的战略战术错误，并主动承担责任，做了诚恳的自我批评，同时也批评了博古和李德。周恩来还提出：如果第五次反“围剿”之初采纳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敌人的“围剿”是可能被粉碎的。会议集中力量讨论了博古的报告，并展开了争论。张闻天按照会前与毛泽东、王稼祥共同商定的意见，做了反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报告，比较系统地批评了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实行单纯防御、在战略转移中实行退却逃跑的错误。毛泽东接着做了长篇发言，对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分析和批评，并阐述了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和此后在军事上应该采取的方针。毛泽东根据他在一年来搜集到的每次战役的材料，结合博古与周恩来的报告，参照张闻天的讲话，一针见血地指出：博古所总结的反五次“围剿”失败的原因不能成立，详细地概括了反“围剿”失败的原因，用强有力的事实依据和战役数据赢得了大多数与会者的认同。王稼祥在发言中也批评了博古、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周恩来、朱德等多数与会同志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同意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提出的提纲和意见，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刘少奇等于15日下午与深夜相继赶往遵义城，中途参加会议的，在听取相关与会人员的介绍后，纷纷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只有凯丰（何克全）等个别人在发言中为博古、李德的错误进行辩解，而李德坚决不接受批评。持续了三天的会议，对以后的组织问题、军事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与会的多数人赞成和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周恩来经过一夜反思，诚挚地接受了到会同志的批评。参加会议的大多数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都从切身经历中体会到“左”倾冒险主义否定与排斥毛泽东给红军和革命造成的损失是不可弥补的，唯有结束组织上、军事上的错误领导与指挥，才能扭转红军与中国革命的艰难局势。会议集中全力检查了五次反“围剿”战争与西征初期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根据刘伯承、聂荣臻的提议决定和审查了黎平会议所决定的暂时以黔北为中心，建立苏维埃根据地的问题；根据王稼祥、张闻天、朱德、周恩来的建议，讨论并改组了党中央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会议最后做出如下决定：第一，增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由一位根据地领导人进入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核心，从此形成以毛泽东为正确代表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第二，推举指定张闻天在会后起草《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讨论。这个决议，在中共中央和红军离开遵义到达云南省扎西（今威信）县境后召开的会议上正式通过。决议充分肯定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所采取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明确指出博古、李德在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是导致红军不能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主要原因。第三，常委再进行适当分工。第四，取消长征前成立的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第五，改变了黎平会议关于在黔北建立新根据地的决定，决定北渡长江在成都西南或西北地区创建新的根据地。
遵义会议的上述五个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之后召开的“鸡鸣三省”会议、扎西会议、苟坝会议上又做了进一步完善与补充。
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由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第一，它明确回答了红军的战略战术方面的是非问题。会议在批判博古、李德等人的军事教条主义的同时，改换了中央的领导特别是军事领导，反复强调领导中国革命应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根据中国革命斗争的实际情况，来规定和制定红军的组织形式、战略方针和战争形式等，充分肯定了以毛泽东的主张为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军事路线，对党内两条军事路线的一场大争论做出了正确的结论。第二，会议解决了党内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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