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吕玉琪
出版社：青岛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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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雾英伦试读：
细雨晴风
谈及英伦，雾的话题每每像一个影子挥之不去。
回国工作不久，遇到了常驻北京管理英国外派教师事务的皮娅，几年下来，她京腔京韵的普通话已经很像那么回事了。皮娅打趣地问：“你在伦敦见到雾了吗？”我一愣。这还是第一次碰到外国人问我这样的问题。虽然是戏谑，但不说，还真没有意识到，人们感觉中的那个遥远的岛国该是怎样一种风情。
记得初到英伦，飞机降落在伦敦西思罗国际机场的时候已经是深夜了。一车人挤着行李来到伦敦西区伊林一带的中国使馆教育处招待所借宿。第二天走出那个门牌为51号的小院，放眼一看，隔着林荫小路的另一边竟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仲秋的树林已经开始飘落零零散散的树叶，落在绿草地上却没有人理会它们，从草地上踩出来的一条小道曲曲折折地通向远处另一头的房子。人很少，几个孩子急匆匆地正赶去上学。高纬度地区的薄薄寒意明显地从脚下升起。“这草不会是真的吧？”一个从北方去的同学怎么也不相信眼前的草地在这个季节仍然绿草依依，就连久居南方的我也有些怀疑，这丝丝寒意怎么让草地能没有一丝察觉呢？
但那果然是真绿。在很快搬出伊林之后，我们发现居住的北区似乎更容易看见蓝天，不管是在明媚的阳光下还是布满繁星的夜空里，只要是天晴的日子。不过跟随着深秋的到来，细雨绵绵的季节也就到了。严格地说起来英国四季的温差并不大，冬季里晴天和雨天是交替着来的，给满眼的绿色留下了绝好的生存机会。
夏季温暖的阳光似乎更被湿润的岛国上的人们所钟爱。夏季来临的时候，日照时间逐渐加长，天黑得越来越晚，细雨散去，春季里大朵大朵飘游在蓝天上的白云也远离了不列颠岛的上空。人们屋后的小花园、路边的小草坪都成了接受阳光恩赐的好地方，随便铺一块东西趴在那里一晒一天，一堆一堆的年青人坐在酒吧外露天长凳上喝着英国特有的黑啤酒，直到掏干净身上最后一枚硬币。定神想想，着实很难想像这就是被人们称为雾都的伦敦。
环境保护在发达国家走过大工业污染的痛苦期之后，走上了日愈清晰的发展道路。当各式各样的绿色组织激烈地讨论着热带雨林问题，甚至俯首承认那些最原始的部落生存方式合情合理合法的时候，静心细想，思绪总会将我拉回到英伦土地上那大片的绿草地，还有在伦敦郊外看到的一望无际的金黄色油菜花。
在伦敦的日子经常收看的独立电视台有两个节目是颇有新意的，一个是在休闲时间播出的教人种花草修剪花园的节目，经常能看到一些英国人把他们自己精心培育的花木和屋后的小花园展示给大家，情趣盎然。另外一个却富有挑战性，叫做“一日首相”，主角可以真实地在唐宁街生活一天，可以召见那里的部长们，发布指示，当然这些“指示”并不被执行，但是进那里的“角儿”们对环境和海洋问题无一例外地都要提起。印象特别深的是一个环境组织负责人去当“首相”，他宣布一夜之间拆除全部核设施，让人们生活到田园里去。而依照局外人的眼光，如今的英国人生活得已经够田园的了。
后来我在牛津街的一个书店里用99个便士买到了那本翻译得极传神的著名长篇小说《雾都孤儿》，它的原名叫做《Oliver Twist》（《奥立佛·图斯特》）。
绿草都市
我的案头，一直存放着一张与西明斯特市市长的合影照片，这是市长参加与城市同名的西明斯特大学毕业典礼时，和即将离开的学生逐一合影而留下的。这位身着黑色燕尾服，上衣挂着一圈英国贵族饰物的市长一出场时，真有点明星的效应，他仿佛成了西明斯特大学那个告别晚会的象征人物。
大伦敦市不设市长。西明斯特市是伦敦市的中心区域。在被分割成若干个市和镇的大伦敦当中，西明斯特市是极其重要的核心部分，白金汉宫、唐宁街、海德公园、牛津街等一系列政治、经济、商业和教育机构都在这个市的区域之内。
泰晤士河自西向东横穿过伦敦，把城市分割成南北两岸，将近全英五分之一的人口就居住在河两岸的这个城市里。不论生活在城市的哪一边，绿色的园林都像穿越这个都市的绅士，落落大方地停留在街道之间。城市中央一望无际的肯辛顿花园与海德公园、芬馨博林公园的大片草地点缀着如织的街景，走出北四环区，一连串与绿色有关的地名更能让人想像到那儿的旖旎风景。南岸的格林威治连绵的绿草地从岸边一直延伸到山坡上，这个古老的都市无一处不与草地结缘。偌大的城市没有市长是难以想像的，它除了警察、城市交通、邮政等必须一体化的事情由国家直接管理以外，其他城市庶务均由伦敦下辖各市分别负责。
忙碌中的这个都市步履匆匆，街头闲人很少。也许是英国人不苟言笑的内向性格所决定，他们很少在外面说话，因而一旦走到街上，立刻昂首阔步，行走如风。无论住在哪个市区，没有人能真正分出他们脚下此刻跨越的是大伦敦下的哪个市。区域的划分对生活在这个城市里的人来说没有多少实际的意义，除了选举时上门推销选票的着装整齐的小伙子们告诉你现在的候选人是谁外，几乎没有人关心伦敦辖区的各个市长们的存在。
连接这个城市的是稠密的地铁和轻轨铁路系统，十几年以前，在这个交通系统里的几百个站台上，还是靠人工检票维持秩序，八十年代电脑带来的自动化革命一夜之间使进出地铁站全部实现了机器自动检索，上万名工人为自动化的实现而失业，而这些检票工人几乎都是妇女。为此引发的要不要类似的自动化的争论一直持续到九十年代，但是铁路交通系统的亏损并没有因为裁员得到根本缓解。虽然地铁票价近几年来每年都有几分钱的向上浮动，但杯水车薪并不能使之完全实现扭亏。已经有人提出来让英国的地铁完全私有化，改变现在由国家控股政府管理的办法，但是一直未得到实施。劳资双方的矛盾由于不景气更加激烈，地铁工人罢工一年总能碰上几次。
遇上罢工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有时候因为罢工来得突然，走到地铁口时才发现竖立在站口的“抱歉”通告，临时改乘巴士，时间就显得格外匆忙。不过大部分时间罢工都会及早通知政府，这时候政府就要发挥它应有的作用，地铁系统里办公室的白领管理者们被全部调动起来下到一线，有驾驶经验的人当起了司机，不过再如何加以调动，也是无法实现正常班次的营运，一时地铁里拥挤不堪，电子显示器也不正常报站了，所有人只好凭经验上下车。据说地铁工会的力量是十分强大的，罢工的工人不会因为不工作而失去工资，在罢工的那些时间，老板不发工资了，工会会把他们应得的薪金发给他们，直到最终劳资双方达成一致。在井然有序的状况里，我们很难看出斗争双方矛盾的激烈，这是进入成熟资本主义阶段后工人斗争很常见的一种方式。在当代西方发达国家中，大多数人生活富裕的实现，既有生产力提高经济繁荣的因素，更有工人不断抗争向资方索回自己权利的因素。
一旦发生罢工事件，担负伦敦政府中重要职能的苏格兰场的警察们就要开始忙碌了。苏格兰场名气很大，功能上有些类似于我们国内许多城市的“110”报警服务系统，什么事都干，平常的伦敦街头很少能看见警察的影子，但一出情况，警察到达非常迅速，用黄带拉起来实行交通管制是警察的拿手好戏，伦敦市内大块草坪很多，这些草地一旦有紧急的情况，就会被当做警察的停机坪，不管是出了案子还是修路，警察们首先用黄带隔离一通再作处理。忙归忙，警察们的处罚权力却很小，就连处理违章的车辆，也只是给车主下达一个去地区法院见法官的通知，至于罚不罚，罚多少，都由法官说了算。区域法院事无巨细，什么都要管，我在一次社会实践课时去旁听过一个小案子，是一个简单的打架案，发生在工地，被告还一手的泥，法官决定对他罚款时，他嚷嚷道没那么多钱，“那就25英镑吧”。法官最后决定，就像一场讨价还价的结果。公诉人和律师都在台上，程序倒是工工整整，一点不差。
座落在泰晤士河畔的议会大厦，公众也可以进去旁听，只要提前领取旁听票，经过安全检查就可以进入楼座的旁听席。泰晤士河经过多年治理，已经变得清澈如初，环境保护的重要在经过大工业时代的污染之后，已被人们认识得非常清楚。这也是议会经常要讨论的问题，凡涉及到环境和五十年以上建筑物受影响的工程都要事先得到议会的批准。伦敦市内的房子是不允许拆的，尤其是历史在五十年以上的建筑，所以学建筑业的人常常抱怨在英国没有什么事情可做。而保护这些建筑和维持它们光彩照人的面貌却要付出很高的代价。十年以前，伦敦市中心西明斯特市区内的古老建筑都十分灰暗，长满青苔，政府为了清洗它们，采用专家提出的把细沙和清洁剂混合，然后用高压水枪喷射的办法，将整街整街的建筑物清理得光亮可鉴，再加上绿化和优化工业结构，大工业造成的雾都伦敦早已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了。
保存爱心
和朋友聊天，偶尔说起人生不老之法，忽然有人冒了一句：“保存爱心。”大笑之余，令我想起几件在英国遇到的小事，让人感到爱心真是一种可贵的东西，而且在世界任何一个角落有良知的人心中都是相通的。
那年秋天本想去苏格兰的首府爱丁堡看民间戏剧节，结果去的时候已经结束了，只好在爱丁堡和附近的格拉斯哥小玩了几天，之后准备坐夜间长途汽车返回学校，一晚上在车上，正好可以省去一天的住宿费。
车是夜间十点半的。白天走了一天的路累极了，所以天黑不久就到了圣安德鲁广场边的长途汽车总站去等车。苏格兰的气候像我们北方，立秋以后明显就凉下来了，下了一天小雨，真有点凉嗖嗖的感觉。夜间的候车室开了一点暖气，但是一开门就能立刻感到一阵湿冷的空气吹进来。
坐得有点犯困的时候，忽然转门被推开，随着一阵风吹进来，一个冲进来的女孩用很少见的大嗓门焦急地说道：“谁有一个英镑，谁有一个英镑富余，我要坐的车正好少一镑钱。”我一激灵猛地被惊醒，不觉有些纳闷，眼前这一出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从前在国内一些地方看惯了用类似办法讨人钱财的伎俩。就在转念一想这女孩要的不多，仅仅就是一镑钱而去摸口袋的时候，已经有几个人回答说“这里有”，而且一个身手敏捷的中学生模样的男孩已经掏出一个硬币递了出去，那女孩急急道了声“谢谢”上车去了。
大约过了二十分钟，窗口值班的老头开始喊下一班的站名，那个来旅游的男孩拿起背囊站了起来，摸出口袋里全部的硬币准备上车时买票，就在他边离开座位边点钱的时候，忽然叫了起来：“天哪，我还差五十个便士。”显然刚才要是他不送给别人那一个英镑他已经足够买票，而且上车还可以买一罐可口可乐呢。
这戏剧性的一幕立刻引起了候车室里一阵开心的笑声。值班老头从值班室的小窗里伸出头，边笑边说你怎么也不数数自己的钱就给别人呢。这时候坐在男孩边上的一家人招手把那个红了脸的男孩叫了过去，他们一家三口都掏了一遍身上的硬币，集中起来一起递给了男孩，男孩很羞涩地收下了钱，转身跑出门奔长途汽车去了。
这一连串的事情发生得很快，笑过之后候车室里又恢复了宁静。虽然钱很少，事情也很小，但那种发生在陌生人之间人与人的信任和交流却令人感动。坐在椅子上我想起来，我自己曾经在公共汽车上的两次偶遇也和这件事有异曲同工之处。
第一次亲身体会是在坐公共汽车去学校的路上。按习惯英格兰的巴士是司机兼售票员，乘客前门上后门下，所有乘客必须准备好硬币，我去学校的路程是80个便士，给他一镑找回20便士，这样做次次都没有问题。那天出门时无奈身上怎么也找不出硬币，只好拿了一张5镑的纸票上了车，心想再多找4个硬币不就行了嘛，结果一登上车，偏偏司机没有零钱，他要我再等一辆试试。我正心里狠狠地骂妈的这是种族歧视的时候，坐在车门口一位慈眉善目的老头微笑着拿给了司机一个硬币，说明是给我的。我上车后立刻向老人道谢并且把那张纸币递过去，要求他把除了车票的钱找给我，没想到老人连想都没想，连连摆手说没关系。这件事发生得挺早，我也多少有些意外，因为平日里英国人彬彬有礼，不多言语，在商场里每找一分钱都要算得仔仔细细，一下子给人一镑钱似乎有些不可思议。
这件事过去后的另一次乘车却又让我感到了苏格兰式的淳朴。那次是刚去爱丁堡，刚换的苏格兰镑全是纸币，而苏格兰的巴士更有意思的是司机卖票根本不找钱，自己备好硬币投到钱箱里，按一下电钮出一张票。没办法，我只好硬着头皮又去求助于司机，没想到这一下体验到了真正的苏格兰朴实。司机说“对那些没有硬币的人我们也要帮助他们”，慷慨之下颇有点天下穷苦人是一家的味道。看着窗外的黄昏，我疑心这哥儿们是不是喝了二两才上岗的，看看脸色却一丝酒气也没有。坐在后座上，旁边的苏格兰人热情地对我说要找便宜的旅社，那就在前面叫纽英顿的地方下车吧。一到站，那人就连连告诉我到了，到了。我一摆手，下了车，那次是我惟一一次没有买票在不列颠岛坐了回车。
落日情结
初尝印度菜是在租房居住在北伦敦加林弗路的那段日子。后来一度喜爱有加，竟有些割舍不得。
刚搬去那栋属于一个印裔会计师的外租楼的时候，颇有些害怕那种混合着山坡上长大的动物们被烹食的味道弥漫在空气里。我们租了楼上，楼下住的是来自巴基斯坦的一个老头，他的名字叫班。每当老头班制作那些食物的时候，那些味儿便不可避免地从楼下他自己的厨房飘出，飘到楼上。有时候因为担心挂在房里的衣服上会留下这些味儿，所以走出房门，老是会拉起袖子闻闻，自己也觉得像个怪物。
但是每当看到一群群穿着深蓝上装红花格短裙的学生们走过大街，他们中间那么多皮肤黝黑的印度后裔孩子们无拘无束地走过的时候，心情又立刻释然，觉得一切被异化的担心都是多余的。
不列颠岛的不落日剩下最后一抹斜阳在北爱上空游荡的时候，给这个昔日的帝国带来的人群肤色的多样化是不言而喻的。没有人能准确说出整个英格兰居住的印巴民族和其他民族的各类人群到底有几百万，尤其是喜爱妻家妹妹成群的印巴民族部落般迁移居住在英格兰这一方水土上的时候。过去一度曾作为这个岛国荣耀的纷杂的种族群落固然激活过大工业齿轮下的市场，现今却成了没落绅士们怨声里无法割舍的裙带。老英的祖先们用排子枪驱赶土著人走向大海的年代已经一去不回，现而今谁也无法阻止那些被侵占过的陆地上的人们大摇大摆地走在昔日故主家园的土地上。
老头班曾经谈起他在家乡是一个富人，但我很难看出他曾经富足的风采。班的子孙们住在其他地方，平日里的班其实是非常孤独的，他做饭一个星期只做一次，做很多，其他时间吃剩的。班做的饭一定要送给别人共享，当然是新做的那一餐。刚搬去加林弗路的那一天大约是星期四，班刚做了一顿饭，红油羊肉汤，大料黄浆饭，猛烈的混合味道飘过之后，班大声叫道“拿碗来，拿盘子来。”可是端回来之后不敢动手，看着碗里漂着的一层红油和不知名的树叶，不敢吃，真的不敢吃。
浪费是可耻的。尤其是在那种完全私有制的社会里，把吃剩的东西留在盘子里是要遭人冷眼的。习惯了那种吃法之后，每每想起国人上饭馆碟碟有余的泱泱大国之潇洒，心里总有痛楚。对班的朴素感情下的慷慨赠予，吃与不吃着实矛盾了许久，最后决定去汤食之内容，浅尝之后并不觉太怪，从此每周便叉勺交替大啖起来。
我的吃法显然是不正宗的。班的大家庭在一些特殊的日子总会聚集到班的大客厅里，在大红花地毯上席地而坐，大声地说着西印度大陆音节响亮的语言，直接用手抓起香料丰富的黄浆饭送到嘴里，然后很高兴地摇头，摇头，表示“你说的对，我表示同意”。这是他们民族最典型的表达方式：点头不算摇头算。这种聚会也酷似中国传统大家庭的聚会。这个时候只要我在家，班总忘不了站在楼梯口喊“Lu，盘子”，以便送我一些印度大菜。班的孙子也要无拘无束地爬上楼来翻我的水果吃。当然有来有往乃我中华民族之美德和优良传统，在购物的时候买一些东西送给班也是经常做的小事，但对食品班却往往不接受。尤其对我自觉味道不错亲手制作的中华菜肴，班从不拿盘子上来，因为老头很固执地只吃他亲手做的印度食品，其他肉类一概拒绝。后来我炒菜的时候，看着不断升起的油烟，也冒出过一些古怪的念头，那就是究竟谁的饭香？我的小锅炒得叮当有声的时候，对班不也是一种嗅觉刺激么？
和老头班真正建立起友谊是在一次班发现我会理发之后。那天在房子的后院里给中国同学理发，班很高兴，主动请求给他来一个。给班理发很容易，老头头发很少，中间部分不用管，只管修短边区就行了。但班专门做了一次烧烤作为答谢，把一块特制的铁板架在炉子上，将剁成馅的羊肉拍成小饼放上去烤，边烤边吃，同时佐以瓜果，味道不错。班的谈兴也由此剧增，把他所有的贮藏食品的柜子打开给我看，以示他的东西之多。“这是我的麻烦”，班说，因为他的子女多，虽然不住在一起，但常来。这些东西他们要吃，也要带一些来，但是房东不理解。房东每周从家里过来收房租的时候，总要东看看，西瞧瞧，认为班的东西太多。班对这个来自印度一个岛上的房东十分藐视，不就是多两栋房子吗，你不知道过去我班有多富有。
已经完全西化了的房东是不会理会班的啰唆的，他照样我行我素，用老英们的精打细算增加着他自己的收入。对于登上这个西北半球岛国的许多印巴人来说，实际上已经进入了这个社会的各个阶层，公共事业部门的社会服务人员占了相当数量。最明显的标志就是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除了白人和黑人，浅黑肤色的印巴人也列位其中。不知道他们对耸立在大英博物馆里的一垛垛印度寺庙的壁画会有怎样的心情，二百年的占有和掠夺使不列颠的主人们有充分的时间把那些墙群拆下来搬到伦敦。经济每况愈下的时候，不列颠的后人们总对居住在他们土地上的各色人群颇有微辞，但又不敢发作。无人可怨，几百万人因此生于斯，长于斯也就成了一种无奈的风景。
Zone，奇特的交通区划
欧洲的大城市里，很少看见高架桥。尤其是那些古色古香具有上百年历史的大街和建筑群落之间，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风貌，使人一眼就能认出这个城市不同于其它国家城市的独特之处。然而汽车工业的发展给城市交通带来的拥挤和困难是不言而喻的。在发展中，欧洲一些城市先后采用了公交优先的办法来鼓励人们减少私人轿车的使用次数，同时这也有利于环境的保护。在伦敦这个拥有一千余万人口的大都市，人们想出了这样一种区划办法来管理交通，他们把它称作“Zone”，即环状区域。
这种环状交通区划不受行政区域的约束，伦敦的市中心划作一个圆环，作为一区，向外延伸的第二个圆环是二区，依次类推，整个大伦敦被分为六个区。管理交通的办法主要体现在票价上，巴士、地铁和城市铁路纵横交错遍布整个城市，但区域之间的票价却差异极大。市中心作为政治、金融、商业中心，进入这个地区，票价十分贵，而二区、三区的票价相加，也不及一区一张票价。四区以外的广阔环形地区票价就更加便宜。不仅乘公共交通工具如此，驾驶私人轿车停留在一区的停车费也要比周边的区域贵。伦敦可以停车的道路边一般都有醒目的标志和自动收费器，投硬币进去后自动显示时间，超出了时间一旦被交通巡边员发现，一张通知就要上法庭见分晓。
令人望而生畏的票价使一区以外的居民没有必要的事情通常不进入一区，当然这是以各区域内完善的生活和娱乐设施为前提的。但对于旅游的人来说却不得不为进入一区去看那里的博物馆、公园和商业街而花去手中昂贵的英镑，因为伦敦绝大多数的景点几乎都集中在一区，一天走上几个来回光为票花去的钱就足可以吃上一个星期。和伦敦弯曲延绵的街道一样，聪明的英国人用细密的思路，想出了一种既刺激旅游业繁荣又可解决为了工作不得不进入一区人们的困难的办法，那就是旅行票。旅行票分为多种，对上班必须横穿几个环形区域的人来说，买的时间越长越经济，买一年的票肯定有两个月是免费的，买半年的就免去一个月，同样买一个月就减去了一周的价钱。而对游客和临时出门办事的人来说最方便的就是一日旅行票，它的票价只是在一区坐地铁往返一趟的价钱，但从早晨上班高峰过后的九点开始，就可以任意乘坐任何车次，直到子夜十二时。伦敦的地铁有十四条线路，密布整个城市，为了方便辨认，每条地铁线都被标上了不同的颜色，不管在地铁站内有多少条线纵横交错，旅客也不用害怕走错月台，只要事先看准自己乘坐的线路是什么颜色，在进口时顺着这个颜色走就不会错。英国人习惯上把地铁叫做“筒子车”，同一条线上的不同方向列车一般也各有各的月台，乍一看很窄小，但因进入月台之前就区别了方向，故避免了人们对同一月台上对开的列车再产生错觉。电子显示器的产生给等车的旅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那就是不但能预告即将到站的下几趟列车的时间，而且几乎分秒不差。
有趣的是这种旅行票不但可以乘坐地铁，对市内的各路巴士和火车同样有效。伦敦市内的火车站大约有四十几个，除了通往南岸地铁不发达的区域，其他站大都和地铁站相连，走出地铁扶梯是地面，再往上是火车站。而长途汽车站和机场在候车室大厅里就有地铁口，从西思罗机场任何一个出口出来，都可以在大厅内直下地铁，分流旅客的速度之快远远超出仅用机场巴士。
人们常常把地铁票称作老大，因为它是一种交通全通票。不过火车和巴士也有自己的车票，它们的票价也是以环状区域的划分来定价的。说到伦敦的巴士有一大特色，就是不打铃不停车。巴士车上的扶手通常都装着许多按钮，铃在司机的身后，车上凡是要求下车的人都必须先按响铃铛，司机才会在前方车站停车，不然就呼啸而过。巴士司机又是售票员，前门上，后门下，路边站台的人们在看清自己的车次之后，也要先招手示意才停车。但在高峰时间就不一样了，司机掌握着是否停车的大权。司机座前有两面后视镜，一面可看清下层的情况，一面可看上层，如果两层都坐满了，停站时就只开后门不开前门。具有传统绅士风度的老英们在车站上排好队，前门不开，谁也不上，谁也不抱怨，乖乖等着。据说这种秩序就是在战争期间也不曾乱过，就像他们手中的长伞，不丢的东西老也不丢。
爱走路的英国人
英国人走路之快，在到了伦敦后不久就有了体会。路上遇见的人几乎都是行色匆匆，很少碰到慢悠悠闲逛的人。惟一觉得最悠闲的人，是在西区的伊林看到的那个开着三轮轿车的老头，他口里衔着一只大烟斗，慢突突地开来，居然还能腾出一只手来打招呼，真有点只羡人间不羡仙的意味。
在西明斯特大学开课后不久，班主任迪尼就邀请同学们去她家里喝下午茶，下课时留下地址说好第二天不见不散便离去了。下午很少有课，从图书馆出来，换乘一条很老的地铁线在她告诉的安吉儿站下了车，掏出厚厚的一本伦敦地图A to Z去查找迪尼的方位，不料却发现还离得挺远。迪尼是极少数的骑自行车上下班的人之一，穿一件黄色的背心作警示标志，在根本不设自行车道的路上一会儿汽车道一会儿人行道颇有点不畏艰险的勇气。按我们坐车的时间算，从她家骑到学校肯定不算近。迪尼是个环境保护拥护者，就是不买汽车。
在安吉儿站口看完地图，走了一会儿，仍然有些不放心，于是在路边拦住了一位老太太询问这个门牌号码这么走对不对。老太太很仔细地边说边比划左拐右拐朝前走一类的话之后，见我们几个仍在犹豫的样子，立刻动身往回走要领路前去。我们见状急忙谢过，按她指的路走去，临别老太太还说“不远，大约走十分钟”。不料这一走又走了近二十分钟。这回对英国人走路真的服了，这么远的路连老太太都敢说十分钟，不容易。
在英国很废鞋，这是留学生们总结出来的经验。伦敦的车费说来是很贵的，加上又有环状区之分，跨过一个环区就加一码价钱，因此跨区走路是一件很合算的事情。再说有了英国人走路的榜样，走就成了家常便饭。一般的人上班下班乘地铁或其他公交工具，去车站也肯定是要走一段路的。
放暑假的时候，我和章练、建军约好去参观一下马克思的墓。一代伟人在被他的祖国普鲁士流放，又被相邻的法兰西限期离境之后，远渡英吉利海峡，被宽容地允许在伦敦居住下来。他受了恩格斯的资助，就在离伦敦大学不远的大英图书馆写完了改变了世界的《资本论》，死后只静悄悄地安息在伦敦北区Highgate的一个公墓里。知道这个公墓的人很少，那天去参观颇费了一些周折，在那一带的山城里转，被售货员、挖路工等人告诉了好几个“大约十分钟”的路程。最后被守门人一眼认出是来自中国大陆，便毫不留情地每人收了一个英镑的门票。那个公墓是一个有些规模的公墓，很大，还有草地和一小片园林。和那些雕刻成各式各样的墓碑相比，马克思的墓很庄重，上面刻着“无论怎么说，他的学说给这个世界指出了一条道路”的英文清晰可见。
在我们离开那里的时候，发现我们前面走着两个老人，他们也是步行了很久，大概是凭吊亲友，说很久没有到这里来了，交谈之中我们说起了即将回归的香港，他们说知道知道，那是一定要发生的事情。
走出园林，两位老人给我们指了一条靠近地铁站的路，他们也是要走回去，说别浪费钱走过去真的不远。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了通往地铁的巴士站，凭着当天的“Travel Card”，我们理所当然地在招手站等起了巴士，等到我们坐上车的时候，他们已经走出了很远，但车毕竟比走路快，在下山的路上，我们再次和他们挥手告别。那天走了不少路，要是听从了健步的两位老人，那个“十分钟”还得走几个十分钟。
回国后看到一项资料，说若按走路的速度算社会生活节奏，英国人首推第一，而不是美国人。这一点我没有亲身的比较，但老英们走路的劲头真有点不怕累不怕苦。
华姐
华姐是一个很特殊又很平凡的人物。
说起来，华姐的一生颇有些传奇色彩。早年华姐一家是侨居在柬埔寨的华裔，战乱中豆蔻之年的华姐只身逃出战火到了越南，后来数经辗转定居在英国，家中亲人俱无消息。二十多年过去，在纺织业发达的英国，华姐成了熟练的织衣女工，并和一位广东籍姓陈的先生结婚生子生活下来。
华姐的热心和善良在她一家居住的社区是很出名的。那里华人有一个社区活动中心，对华姐几乎无人不知。华姐帮助过的人各式各样，虽然她经历过颠沛流离的磨难，但对生活的信心却令人敬佩。
华姐夫妇勤俭一生买下的小楼，他们全家只享用楼下一层，那层还包括公用的厨房。楼上一层出租给房客住，当然也包括给留学生。“我这里的房间很光芒啦”，每当她介绍她的客房的时候，总是用“光芒”来形容，其实指的是光线很好。华姐的普通话是从她先生那里学来的，陈先生五十年代去香港之前是大陆农村一个大队的会计，能写一手很漂亮的汉字。
在我的朋友当中，有相当一拨人在华姐的家居住过，或者是经华姐介绍在登喜路公园街附近找到了合适的住房。我们发现华姐的出租房纯粹是一种巧合，记得那天和老姚几个人在伍德格林一带的超市瞎逛，边购物边想碰碰运气能不能找到价钱合适的住房，天近黑了，几乎没有什么希望大家准备回去的时候，在一家玩具店的大玻璃窗上看到许多小纸条广告，其中就有署名华姐的中文字条。用中文张贴很特别也很让人感到亲切，五六个人决定打电话。华姐约我们往前走，在一个地铁站口见面，我们先到了，不一会儿华姐用手推车推着一个孩子也来了。见到我们有这么多人，华姐有些意外，因为她只有一间空房，但是顷刻间华姐立即热情地说“不要紧啦，慢慢来啦”，好像一个承包商一样信心十足，五六个大汉跟在个子矮小推着小推车的华姐后面，一走就走到了深夜，所有人不论男女全部安排妥当。
那种突然的情况对华姐的关系网真是一种检验。华姐带着这些人一路走，一路留下选定房子不走的人，直至最后一个。遭遇困难最大的要数老张和惠民，这俩人都是1.80米以上的大个，说好了俩人合伙住在一块，起先华姐带他们去开越南菜馆的华人那里，“住在楼上，楼下是菜馆，还可以找（挣）钱啦”，华姐如是说，但是俩大个把开店的老板吓得愣住了，不敢同意他们住他的房子。在不列颠这个老牌帝国，华人也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他们都各自有自己的群体，甚至连语言也不是完全能互通，要互相信任当然就更难了。这就是海外的中国人。后来我们发现，华姐的心始终是站在穷人一边的，她说“那些富人有钱，不会拿房子给人住啦”。怕人不信，试验了一家，果然被拒之门外。“有一个地方，肯定能住”。末了，华姐有些沮丧地说，“那是一个香港老头，孤身一人，房子没有我的光芒啦”。最后老张他们终被暂住在那里。
住在华姐家里，是非常能感受到海外华人那种勤奋和节俭精神的。华姐一家吃一种很特殊的饭，就是一个酸菜汤和一种肉丁什锦饭，我们一直疑心这是一种柬埔寨式套餐，但是从来不见别的花样。尝起来味道与我们八大菜系中任何一道都无法相比，而他们一家每每啖之都有滋有味。华姐是很熟练的女工，因为还要管孩子，活儿是送到家中来做的计件活，白天忙活了一天，晚上每每要做到深夜。华姐最看不得人闲坐在那里，“出去找（挣）钱啦”，是她的口头常用语。每当从报上看到招人启示，华姐都要留出来给人看，这时候住小单间的老姚总怀疑这是她的阴谋，想把人支得远远的，每周只回来给她交钱。因为稍远一点的餐馆如果真干上了就只能大礼拜才能回来。其实回想起来，勤劳致富的确是华姐的一种朴素心态，她最看不惯的香港仔朗若读完了书没有事干有很长一段时间，他是香港公职人员子女，很小就被送到英国接受教育，毕业后只想找一份银行的事干，最后凭他的条件当然如愿以偿了，但是用华姐的地址冒领救济金的事在他搬走后被华姐发现了，在他回来取信的时候很不愉快地发生了争执。朗若算得上是一种把不列颠帝国的老底摸得底掉的殖民地土地上走来的人。
天气好的时候华姐经常带人去购物，熟知哪里有便宜东西是华姐的专长。小便宜终归是要占一点的，华姐坐巴士不论多长都只买四十便士的票，司机问她去哪儿，她每每坚定地回答一句“四十便士，Please”。大家各买各的票，每次都笑起来。有些去过的露天市场后来再也想不起来是哪儿了，就觉得这是一件很不合算的事，还是上超市吧。
华姐年纪大了。从客厅的照片上看年轻时的华姐站在热带异国风情的树下颇为动人。说及这些，华姐淡淡地说“我姓文，很久很久以前的事啦，不说啦。”华姐叫什么大家都不知道，这一带的人不论男女老少，遇见她都只叫她华姐。
小店生涯
世界上各个角落生活着的华人很多，但是曾在马来半岛居住过的华人却是很有特色的一个群落。由于他们的后代大都受着多重文化的熏陶和影响，无论再移居到哪里，他们适应生存的能力和对语言的贯通都是十分令人叹服的。
在国外遇到的马来半岛出来的华人大都能讲很好的英语和汉语，他们的广东话和闽南话也是极熟练的，当然马来语对他们来说是基本语言。那些居住地和印度移民群落相邻的，印度语也会不错。这些为他们再度闯荡世界提供了极为便利的条件。
老陈一家算是其中极为普通的一户人家。从马来半岛移居英国只有几年的时间，陈家在伦敦北部离阿森纳足球俱乐部不太远的路边开一间外卖店，外间边制作边卖炸鸡、汉堡和薯条，里间是做中式餐的厨房。小店不大，里外不过两间房，楼上作仓库，多余的一间还租给留学生住。
每天上午十一点小店开门，早餐是不做的，中餐主要卖汉堡和炸鸡，中式餐也就只卖点炒饭、炒面什么的。中午时厨师和前台不过两人，厨师是雇请的伙计，当家的自然是老板娘陈太了。陈太是第三代华裔，四、五十年代的华人后代在马来是极少上学的，女孩就更不用说了，陈太不识字，自然是不识各种字，但是却会讲各种话。稍忙一点的时候陈太很感叹以前认识的一个中国女孩，“她可以一脚踢。”一脚踢就是又写菜单，又做餐，又卖餐。当然这是很不简单的事，陈太把这种能力首先归功于女孩能识字。
如果单从有文化来说，陈家的孩子要幸福多了，他们免费接受义务教育，享受尽了战后经济复苏实行的高福利带来的好处。放学之后陈家还在读中学的儿子和女儿要来外卖店帮忙，卖晚餐的时候便不用为下菜单、听电话、接订单的事发愁了，但令他们心烦的是上高中的儿子大了，总希望到外面的大饭店去做计时工，那样挣钱多，也无拘无束。卖晚餐从下午三点就开门了，买的人多起来要到五点以后了，接电话写单是陈家女儿的事，儿子操起大漏勺炸东西，闲的时候赶紧到地下室用机器打马铃薯条提上来备用。
天擦黑的时候老陈才来上班，老陈白天在市中心的唐人街做装货工，一身强壮的肌肉，正值壮年的老陈是这间店的主人，却又是连锁店的雇工。老陈回到店里的工作是送外卖，他是全家惟一有驾照的人，白天开去唐人街上班的车，晚上才真正派上用场，一直送外卖送到深夜。
严格说起来，老陈还算不得这里真正的主人，他们开店的小楼和设备都是向人租来的，每月都要按合同交租给别人。老陈一家又开店，又去替别家商店做工；既租房营业，又把剩余房子租给学生；既当老板，招收工人，又亲自干活，节省了部分劳力，虽然这是一种不太复杂的关系，但仔细说起来在微观经济学上却有着很重要的意义，因为这非常符合成本核算和地租的原理。而这房子真正的主人是两兄弟，哥俩把店租给陈家经营，自己凭着年轻力壮在别处拿着工资干活。这是个例子，但又是普遍存在的现象，在那种生存条件下，不会有人只想用辛苦积累的资本把自己变成房屋拥有人，而是要变成房东。
对小店来说，最快乐的日子是阿森纳开赛的日子，夏天过去，迎来足球赛季的时候，大拨大拨的人走出地铁口，向俱乐部球场拥去。进去的时候带上一包西式快餐，回家的时候买一套中国餐，外卖店登时生意十分红火，再忙老板都高兴，锅勺碰得喀嚓响，厨师忙不过来骂几句老板也行。不过这样的好日子自然不会是天天有，生意清淡的时候，望望马路斜对面铁路桥下的麦当劳外卖店，小车像流水一样绕着房子走圈，最后从窗口拿走一包包食品，老板娘陈太常会自言自语地说“要是有鬼佬一半的生意就好喽”。曾经是小店厨师的上海人老李，是物理学博士生，留着很长的头发，常常用黑乎乎的手扶眼镜，很认真地安慰她说“陈太，你已经很能干了。”陈太屡屡十分生气“你怎么知道我能干不能干，大陆男子真粗鲁。”她以为“能干”是个很荤的笑话，全然不知老李是在夸奖她。
文化的差异是一个很古怪的东西，即使是同一血脉的中华文化，异地都会有差异。或许能干这一类词真的使许多人不解其褒贬，但对生活的追求却是相通的，勤劳节俭的中国人有这样一个小店就足以安居乐业了。
老人肯的故事
霍夫是英格兰南部一个美丽的小镇，与著名的海滨度假城市布莱顿仅一街之隔，实际上就是以一条从海滨延伸往市区的大街为界，左边是霍夫镇，右边是布莱顿市。很多来过这里的人以为这是同一个城市，其实它们虽同属苏塞克斯郡，却一个是市，一个是镇，各有各的市政厅，各有各的火车站。
老人肯和他的妻子琼就居住在霍夫。
到达霍夫那天是圣诞节的前一天，那时节天黑得很早，下午四点不到已经有了阴沉沉的感觉。肯站在霍夫站的月台上等我们，很高很胖的肯穿一件天蓝色的夹克衫，说话时有些气喘，但一见面就开起了玩笑。
肯是一个如此快乐和充满幽默感的老人，这是我们没有料到的。在此之前我们见到的大多数英国人都是十分文静和认真的人。在申请去一户家庭居住时，我们就知道将会是在一户老人家中，这是英国大学里设立的寒假项目，放假时可以向学校申请去一户普通人家中免费生活一周，让外国学生更多地了解当地人，也藉此度过这个多雨寒冷的假期。
肯虽然年过古稀，车却开得飞快，把我们几个人接回家中后，妻子琼做了一道正宗英式下午茶，红茶、柠檬和甜点，然后宣布了一条他们家的规则，即可以在任何时候提出开饭，理由是他们俩人都上了年纪，对吃已经不敏感了，感到饿的时候很少，如果有人饿了，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提出来做饭，且不受餐数限制。回到家，肯的任务就是坐在一座老式壁炉前看电视，很少走动，一边看一边作评论员和故事员，能把所有的人都逗乐。
最得意的事情对肯来说是两件事，一是他年轻时的英俊潇洒；一是参加过反抗德国法西斯的第二次世界大战，虽然他仅仅是一名士兵。总结起来这些其实都是他年轻时候的事。人老了，愿意回忆年轻的时光对世界任何民族的人来说都是一样的。肯在琼的面前毫不掩饰过去的风流倜傥，用他的话来说追求他的女孩子可以站成两条线延伸下去，而不是一条线。琼很同意他的说法，认为事实真的如此。“而琼也是遇到了我才真正开始了幸福”，肯最后说。这种真假难分的玩笑在东方恐怕是很难开起来的，在绅士已经不多的现代英格兰也恐怕是不多见的。肯很嘲笑法国士兵，他说他们把枪一丢就跑到英吉利海峡这边来了，然后我们帮他们打回家乡去，肯一脸的自豪。
肯和琼有一儿一女。女儿是老大，已经成家，儿子仍是单身，他们都和大多数西方青年一样，很早就开始了独立生活，自己居住在外面。和我们现在城市的许多家庭一样，真正和父母贴心的是女儿，圣诞节肯一家约我们去女儿家吃火鸡，这是传统的英国节日食品，他说通常在圣诞节一个家庭离不开的两样东西，一个是火鸡，一个是啤酒。肯的女儿出生在美国，是战后肯和琼在美国做生意期间出生的，肯总是戏谑说女儿是“美国佬”，因为她有美国的身份证，的确他的女儿不但说话有美式英语的口音，而且做任何事情也活泼开放许多，她和丈夫没有孩子，却收养了两个非常漂亮可爱的小孩，而且俩人的游戏就是甘做孺子牛，让孩子骑着玩。见到肯的儿子是在圣诞后了，那天肯开车带我们去郊外参观，路过肯儿子就职的高尔夫教练场，那小子是那里的教练，朋友挺多，挺牛气。
肯那时其实已经病得很重了，每次大把大把吃药以后基本上是不进食的，而驾车出去游览的时候却对生活充满了信心。肯和琼特别喜爱乡村的生活，去田野转转，看一看乡间农舍是非常开心的事，但对英国这样早已工业化的国家来说，乡间的房屋比城里的要贵得多。有一次外出途中他曾提议去一间他们曾看中过的空屋看看，但还未走近，就听见了狗吠，“已经住上人了”。他不无遗憾地让大家停步，不去打扰那里的主人。“我以前养过许多狗”，他说，“最多的时候有十条”，他问琼说是吗？充满了对生活的留恋。那次虽然在肯家里只住了四天，我们却几乎走遍了那附近能去的地方，在霍夫旁的小村看了英格兰最早的乡村舞蹈，在乡村酒吧喝过传统的黑啤酒，在布莱顿古老的羊肠小街，肯坐在那里等琼带我们去参观。肯虽然回到家只坐在沙发上不做任何事，可出门一穿上那件天蓝色的夹克衫就充满了精神。
这是一对多么可贵的老人。在离开那里以后的日子里，我时常想，和平是多么美好的事情，像肯说过的，他理解在他参加抗击德国法西斯战争的时候中国的抗日战争要比他们还要艰苦得多，他敬佩中国的老一辈战士们。和肯说的一样，如果我们不改革开放，我们就不能亲眼目睹那些世界各个角落热爱和平的人们。想想二十年前尊敬的小平同志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两大主题时，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肯已经去世了。
不久前我收到了琼的来信。琼告诉人们，在后来的几年中，肯依然是用欢乐和笑声充满自信地生活着，其实他们都明白他的心脏病已十分严重。琼已经卖掉那栋充满了肯的笑声的小楼，搬到了新的地址。
Pub，男人的去处
Pub，我们通常把它译成酒吧，是只喝酒不吃饭的地方。曾经和大学校园一样，从前在英国它是男人们去的地方。
真正英式的酒吧其实连凳子也很少，大多数人就这么站着聊。
聊什么呢？板球是很早以前的话题了，后来就是足球和赛马。不过一种传统的说法就是酒吧是逃避女人们的地方，绅士是不做家务的，就去酒吧喝啤酒吧。据说一战期间战火纷飞，一到板球开赛，士兵们提议停火听收音机转播，以示过去他们进酒吧只是为谈板球。但是后来板球不流行了，酒吧还是依旧红火。
到如今英国的酒吧仍然是很优雅的地方，卡拉OK什么的是绝对没有的，男人们只是神聊。偶然有一两个大点的地方，可能放一张台球桌或者一两台水果机，就是我们说的老虎机，也没几个人玩，苦闷着呢，非聊到深夜不可。
外面的世界静悄悄的。坐在车上不好说话，大家都低头不语；图书馆不好说话，影响别人；买东西不用说话，开架购物自己拿呀；回到家大家还是彬彬有礼，没啥可聊的，还是憋足了劲上酒吧去吧。过去为了躲女人有人逃到印度洋群岛上去，现在不列颠帝国只剩下北爱一小块地作太阳的影子了，没地方可逃，还是聊天去吧。
聊着聊着，到了大学也为女生开放的年代了，酒吧也得开放了。好多酒吧干脆在门口安上几排简易的木桌木凳，女人们爱晒太阳，喝着黑啤酒也聊开了，有人把吃奶的孩子也带来了，喝着一大扎啤酒，孩子饿了，撩开衣衫就喂奶，不耽误事。
好多人一聊就不结婚了，我们那儿的两个老师老迪尼和老海伦都没结婚。老迪尼参加露天音乐会，是合唱组的一员，觉得很开心，请所有的同学去看，唱完迪尼一高兴，对去了的那些人说我请客，去酒吧喝啤酒。后来请迪尼的朋友帮忙办事，末了也好办，上酒吧喝扎啤酒，省事，省钱，不像咱中国人非得饭局才了事。
老海伦问各位同学，去过英国的酒吧没有，一举手都没有去过。好，下篇作文就写这个，去吧，不去写不出来。同学们怕呀，以为那是乌烟瘴气的地方，其实一看，什么也没有，柜台里一排啤酒桶，柜台外一伙人傻聊。看来还是咱国内学走了样。回来了海伦一问，是哪家啤酒厂办的酒吧，没看清，再去。这才弄明白，老英的酒吧还真有点讲究，属于某个酒厂的酒吧，只卖本厂的啤酒，别的牌子一律不卖，属于独立性质的酒店什么牌子都卖，不受限制。但是不论酒吧是什么人办的，生意一般都很好，聊天的人能喝上大扎的啤酒，很满足。
城里如此，乡下也不外乎。乡下的酒吧只去过一次，那是真正的百年老店，从一条石头路走上去，里面光线不太好，但是柜台和木凳都是古色古香的，看着磨损得发亮的长木把将桶里的啤酒压出来，心里真挺惬意。据说最老的酒吧是在莎士比亚故乡，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定神想想，如果一个地方几百年只卖一种啤酒，喝的人会是怎样一种感觉？！
酒喝多了，当然不是什么好事，有人一出来就想放松，趁着天黑在街上放水，女人喝多了更麻烦，就躲到停在街上的小车后面，夜里走道冷不丁从车后站起个人来真有点吓人。政府就干预了，规定子夜一到，一律停售各种酒类，于是酒吧有了一种铃，敲三声，第一声停止卖酒，第二声敦请各位加速喝下去，第三声关灯关门。聊完了的人们要回家了，这时候无论地铁还是巴士，都是一个小高峰。
排这个队，Please
在英国，排队是常事，只要是需要等待的时候，人们总会自觉排成一行。“排这个队，Please”。在遇到询问者的时候，回答完“是”与“不是”，总会有人善意地说上这么一句。当然人少的时候女士可能会被优先上前，但在多数情况下排队是一件无人可抱怨的事情。这一良好的习惯即使在二战期间也不曾被破坏，伦敦屡遭狂轰乱炸，人们排队进入地道时一样井然有序。英国作为同盟军反攻欧洲的后方基地，囤积了大量的军队和物资，一个美国记者曾经感慨地说，就凭英国人如此良好的秩序，打败德国人一定不会有问题。
这位记者的话当然被后来的事实所证明，自觉排队也为所有的文明国家所共识。如今的排队，更有了一米线的设置，这是大多数服务行业都有的，为了避免拥挤，也是尊重他人的隐私。
一米线的设置非常广泛，其实它也非常简单，就是在柜台前的地上划一条线，所有等待的人都在线外排队，只有轮到办事的时候才能跨过线上前与工作人员对话。无论是超市、商场的结账台，还是邮局、图书馆或者其他购物买票的地方，甚至在公共场所的卫生间，一米线都发挥了极好的作用。
那次我去伍德格林购物城里的社区图书馆办借书证的时候，是一个周末，图书馆里人挺多，开架借阅的书也有阅览区，可以坐在那里看书。我手里拿着可以证明我住在这一地区的一只信封，选好了书站在一行借书人的后面，速度不快，比起在银行办手续还要慢。好不容易到我前面一位先生还书了，他很仔细地说明某本书延误了归还日期，按照规定，甘愿每日罚款一分钱。这种罚款是一种象征性的，但却体现了一种制度。轮到我了，走过一米线，我看到在台后工作的是一位残疾女士，一只胳膊是不能工作的，我不觉心里一颤，对等待过久顿时释然，同时觉得这份工作对残疾人来说无疑是一份尚好的工作。图书馆里很安静，那位女士替我办完图书证和要借的书，很耐心地解释这个图书馆的所有规定。后来有许多个周末在这里借阅过简写的故事和小说得以消遣。随着大学课业的完成，大学图书馆的借书证被收去了，而那份借书证却成了我曾在当地生活美好的纪念。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地方都需要一米线，特别是当排队成了一种习惯之后，排队乘巴士肯定是不需要这么一条线的。每当从市中心的尤斯顿上车返回住地，巴士一俟人满，司机都只开后门下人，不开前门上人，暮色里车开过二区、三区，坐在巴士二层看到一行行人自觉地站在那里等着下一辆车，车上则坐满安静读报的人，这真是一种难得的风景。
计时上的Parttime效应
Parttime和Fulltime可以简单地把它们理解为分段计时和全员计时，这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包括香港）都是运用非常广泛的计酬办法，后来不断延伸其用义，以至许多领域对之都有所采用。英国的工厂、公司大都同时使用全员计时雇员和分段计时雇员，那些全员计时雇员实际上相当于我们有一份固定工作，一周五天按时上班下班，无论工作紧张或轻松，都按时坐在工作台前或车间里，老板付给的报酬当然不论单位的效益如何，都是固定的。而对许多公司来说，这种全员计时工都是掌握有一定熟练技术和比较全面的工作人员，他们随时可能被抽调到其他岗位，或者能指点新手，但这种工作人员数量都不多，因为对老板来说成本太高，每周的薪金对他们不能少一点，而且每年还都要有一定幅度的工资增长，一个季度还要有一周的带薪休假，这种雇员多了，无疑是一种沉重的包袱。
分段计时工于是被创造出来，而且被广泛认同。分段计时工只在每周最忙的时候去上班，对工厂来说，可能是周一、周二订单多的时候，对餐馆来说，大多是周末。这种雇员工作的时间可以是相对固定的一段时间，也可以在忙的时候增加劳动时间，因为他们领取的不是佣薪，而是按小时计酬，干多久就拿多少。分段计时工的使用对雇主来说最大的好处就是没有福利的要求，他们一般不会加薪，也不用休大假。对工作的人来说就是灵活，他可以一连干好几份工作，或者可以把学习和工作时间合理地错开，当然所得税是一定要交的，那是老板的事，如果他守法，就应该而且必须为雇员交税，因为那涉及到雇员一生的社会福利和保险。
有意思的是这种计时付酬的办法在学校里运用得非常广泛，一般的大学里都有Fulltime学生和Parttime学生，前者为全日制学生，他们白天上课，在规定的时间内拿到学位和毕业证书，否则就要留级，而后者就自由轻松多了，这些Parttime学生白天可以去工作或做任何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晚上去大学里上课，课时要求也相对放松，可以在若干年之内考完所学的课程学分，拿到和全日制学生一样的文凭。学校的图书馆也是对所有学生开放的，图书馆和电教馆一般是一体的，从早晨到夜间十点，学生们可以自由在图书馆浏览和打印论文，图书馆管理员中也有学生来做Parttime工的人。
不仅学生如此，老师也有Parttime，这些老师只在上课的时候来学校，每周上多少小时课就得多少报酬，我曾经的一位老师就是这种Parttime老师，她来往于几个学校之间，给几个学校的学生授课，当然她首先要取得国家颁发的教师证书，她的工资如果相加，也不比Fulltime老师少，只不过受学校的约束要少多了。
英国的教育是比较开放的，把学校的图书和设备提供给全社会，等于让知识给更多的人享用，并且有了终身接受教育的可能和条件，所以对分段计酬的教师需求的数量就相对多了，这也给教育本身带来了活力。在教学方法上，多种多样的形式也就产生了，总的来说，在中小学校教育中对学生的要求是十分轻松的，教室里的课桌椅也不提倡排排坐认真听讲，而是围作圆圈讲课，大家都参与。在大学里这种形式仍然被保留，对一个主题展开讨论，教师不会先提供一种模式，而是给学生充分的空间，尤其是社会科学学科，有时整堂课全部是学生发言。自然科学学科培养的就是实验能力，做实验就是上课。
“一二一”与生活中的服务
通常英国人是很怀旧的，在我们VCD、DVD普及到许多家庭的时候，几乎所有的英国家庭仍用着盒式带录放机。计算机亦是如此，新一代机型上市的时候，并没有多少人蜂拥而至以旧换新，似乎一切东西只要能用就行。重要的是它的内涵。“一二一”是英国对手机的简称，当然正式的名称是移动电话。这一点外国人在发明手机的时候恐怕绝对不会想到，日后会被中国人在引进的时候称为“大哥大”。说到底这是一个服务意识的问题，因为诸如此类的银行业、运输业、邮政和电信业等出售的不仅是简单商品，也是在出售服务。
既是服务自然是不可以有座椅的。无论去购物、邮信、存取钱，甚至于挂号看病，站在柜台后面服务的人员是没有椅子的，因为客人站着，服务人员必须站着，这不仅仅是尊重，而且大大提高了效率。“一二一”手机在有电话机出售的商场都可以买到，只要拿出有效证件和银行私人账号来登记就行。这一点与买地铁或巴士月票、周票、日票一样，在一般小商店就可以买到，随处可以上车。上了号出售的“一二一”手机非常便宜，通常19至29英镑之间买一部，和买任何东西一样，一般尾数都是9，因为多了一个点，税金就不一样了。但是找头的那一分钱大可以放心，售货员一定要仔仔细细地还给顾客。“一二一”在英国国内白天打比家用电话贵，夜间打免费，这样吸引了大量用户，实际上夜间用的人并不如想像的那样多。电话中话费最便宜的当然是家用电话，申请开通的费用只是买一个电话机而已，绝无初装费座机费之说。相比之下在街头打投币和磁卡电话要贵多了，这样带来的效应是街头通话者一般都要尽量减少通话时间以节省费用，避免了某一个人抱着电话不放而引起的排队等待。当然街头电话敢于贵的原因恐怕还是卖方市场和买方市场的问题，电信业主知道你不是万不得已不会在街上打电话，这时当然是卖方市场占优势，此时不贵更待何时。
无论家庭电话还是“一二一”，话费结算都是不用去电信局排队的，月底时自会收到列项明细的费用单，何时何地打了几分钟几秒钟一清二楚，再加上所需要交纳的消费税金，你只需从私人支票上撕下一张填上寄给电信局便是。私人账户的作用之大不仅限于此，购买任何东西都是可以用支票的。由于账号是统一编制的，在全国任何一个分理处存取钱都是允许的，即使搬家远离某个城市也用不着忙着取钱存钱。到月底一定会收到的还有银行的账单，告诉每个储户本月开支存入了多少，时间、地点在哪里，以备查询。
服务带来的是高质量的生活。相互服务是社会高度分工的结果，自然为别人服务也是很高尚的事情。
服务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能太限制被服务的人。记得给朋友寄过很多信封信纸在一张纸上的信，甚至连邮票也是印在上面的。这种信封比一般的要便宜一半，字也能写不少，因为整个背面展开全可以写字。后来知道许多发达国家的信封是不限制格式的，邮政编码也不是限在左上角的方框里，自己做的信封也行。英国的信封也是如此，邮政编码是跟着地址写的，这样不容易忘。信件都是在夜间传递，家家户户的门上有一个小方洞，天亮前信和早报就已经收到了。晚报是站在街上卖的，下班的人流经过的地方必有报亭。有趣的是需要寄的东西都可以寄，一般去洗印照片肯定是会邮寄回来的，在把洗印好的照片寄给顾客的同时，还会寄上一个印好了地址的信封，下次要冲洗时把胶卷装进去丢进邮筒里就可以了。记得从前的一位邻居要苗种场给他寄过一棵树苗，打过电话之后第二天早晨便已经放在了他的门口，结算方式依然是用支票，把支票寄过去就是了。
超市超什么
超市的历史追溯起来不会太长。起源恐怕是早发工业国家商业竞争进入成熟阶段以后的事情。超市所售出的商品是与国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吃和用的东西，若把吃、穿、住、行分成生活必需的四个部类，超市无疑是属于第一部类的。但是，商品生产发展到出现超市这样一个阶段，已然不是简单地堆积罐头、饼干盒上架自购这个层面的意义了，至少可以说并不仅仅是我们生活里一些地方开出一爿小店，放上几排架子，之后打出一面杏黄小旗自号为超市那样一种简单的事情。
超级市场能给生活带来些什么？
记得一次朋友和我谈论英国这样一个工业和商业发展极早的国家百姓生活时，谈及超市，无不觉得这种在那里极平常和无处不在的方式，确实给生活带来了质量上的变化。超市首先是一种规模经济，不论它自身有多少个连锁店存在，一个名称下的超级市场一定是自成体系的商业巨子。它陈列给购物者选择的同一商品从生食到半成品到成品，从新鲜、冷藏到冷冻品呈系列存在。主食是其重要部分，不像我们现在的大部分超市只供副食品，然后是锅、碗、瓢、盆等工具和日用生活品。吸引人的是其多样化的陈列，比如说肉类，全部按重量分配包装，某一个部位的肉必须说明清楚，未切的、切块的、切丝的和馅状的分放在不同柜台里，再分新鲜和冷冻系列供人选择。蛋也是一样，按大小不同分盒包装，零号个头最大，五号个头最小，当然价钱也是越小越便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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