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下)(txt+pdf+epub+mobi电子书下载)

作者：邢春如

出版社：辽海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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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术考古(下)试读：

前言

艺术的诞生与发展，是人类勤劳与智慧的结晶。艺术已成为人类社会一项重要的文化构成，艺术素养也已成为人类精神境界的重要内涵。在璀璨的艺术星空中，那些有经典性的代表作品，不但是艺术家本身的才华表现，也蕴涵着时代、社会、民族的兴衰成败，揭示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发展轨迹。源远流长的中国艺术殿堂是多姿多彩的：精美的原始彩陶、辉煌的商周青铜器、神圣的历代宗教壁画、博大精深地雕刻以及美轮美奂的音乐、戏剧，无不体现着中国艺术的无穷魅力。在这里，既有审美的欣赏，更有历史的认知与启示。《中国艺术史话》以精炼、浅显的语言与精美的艺术图片共同阐述人类源远流长的艺术发展历程，全方位展示了我国各种艺术的精华，多角度介绍了中国艺术的发展脉络。《中国艺术史话》虽然不是我国出版艺术类百科全书的第一部，但却是目前国内内容最全、规模最大的一部。全书文字量达300万之巨，收录图片3000余幅。按照分卷内容编排，有绘画、书法、建筑、雕塑、音乐、舞蹈、文学、戏剧、影视、工艺美术、民间艺术、艺术品收藏等24卷。可以说，这部百科全书是我国出版界又一次大胆而成功的尝试。

马克思曾经说过：“如果你想得到艺术的享受，你本身就必须是一个具有艺术修养的人。”一个富于艺术修养的人，他的精神生活一定比别人丰盈和充满活力，他永远不会真正寂寞，因为他是汇聚着人类的全部尊严和骄傲活着。一个又艺术修养的人，不论他担任什么工作，总会比其他人更能体谅人、更仁慈、更幽默，更易展现个性，更潇洒从容。历史上许多政治家、军事家、企业家能以他们的辉煌业绩产生广泛的影响力和巨大的震慑力，他们身上最具魅力的地方，往往是那一份艺术素质。

英国哲学家培根说过：“历史使人明智。”历史的经验是前人巨大的代价才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包含着发人深思的哲理。要深刻地了解现实，理智地面对将来，就应当自觉地回顾历史。现代人只有了解历史，才能感受历史启迪现实的无穷魅力。惟有从历史经验这里感知杂乱纷纭的现实，才能体会历史智慧的美感与简洁感。

艺术史当然也概莫能外，这种由历史引发的智慧、魅力与美感，对丰富一个人的生命内涵，提升一个人的素质，是非常重要的。只有了解了中国艺术的历史，才能提高一个人的艺术修养与人文素质，进而树立民族自信心，确立正确的人生观与价值观，才能以他们的不断传承和新的创造，继续为人类文明的发展做出新的贡献。在共同的血脉上发展起来的13亿中国人和5000万在世界各地的华人，都应有这样的共识，都应当承担这样的责任。《中国艺术史话》把传统的艺术教育和未来的展望，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引导当代中国人顺应悠久古老的中华文明融入世界发展的现代潮流。

因本书规模较大，编写时间仓促，书中难免存在错误，敬请广大读者朋友们批评指正。本书编委会2007年5月

二、古代建筑考古

耳目一新的史前城址

按照传统认识，人们一直认为城址的出现是在进入夏商周三代才开始的，但是经过考古发现，一座座史前时期的城址呈现在我们面前，让我们惊诧于这一座座历尽沧桑的古老城址的同时，深切地感到我们的祖先们的智慧与力量，一种民族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谈到史前时期的城址，首先要从龙山文化的最早发现地点——山东济南章丘龙山镇城子崖遗址的发现和早期发掘说起。

1928年，我国第一代考古学家吴金鼎先生在考古调查中发现了城子崖遗址，引起当时的考古学者们的关注。1930年和1931年，先后由著名考古学家李济和梁思永带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成员在这里发掘，确认了后来命名的山东龙山文化，并发现了这个时期的城址线索，在1934年出版的我国第一辑考古报告《城子崖》中做了介绍，但囿于传统观念的影响，人们不敢相信这个时期能有城，所以近半个世纪以来，人们都没有使用这条重要资料。上个世纪70—80年代以来，龙山时代的城址在山东、河南等地陆续有所发现，城子崖的资料再次引起人们的思考。可喜的是，1990—1992年，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又对城子崖遗址进行了调查和发掘，并把30年代挖过的探沟又清理出来，经过进一步的分析研究，确认在这里先后有龙山文化时期、岳石文化时期和春秋时期三个历史阶段的城址，城子崖史前城址之谜越来越清晰了。

城子崖龙山文化城址北垣弯曲，中部呈弧形显著外突，其余三面城垣平直，城东西455米，南北最大距离540米，面积20万平方米。城墙建筑方式是采取典型的“外挖内筑”。所谓外挖是指在城墙外侧下挖形成壕沟，而内筑是指用挖沟所取之土夯筑在内侧形成墙身，壕沟与墙身连成一体。此种建筑方式既便于取土，较为省工；又利于形成绝对高度，成为有效的屏障。墙体夯筑方式比较原始。城始建于龙山文化早期，已测定的数据显示最早为距今4565±130年。城垣由版筑、堆筑结合筑成，拐角呈弧形。城的使用过程中经过了多次的修葺。从筑城技术上看早期比较原始，晚期有明显的进步，已出现比较规整的夯土层，并有稀疏且极难分辨的夯窝。城子崖龙山城已探明南北门，两门之间有道路连接。

城子崖龙山城址的发现，对开启中国史前古城研究有重要意义，这一成果获1990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和“八五”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目前史前城址的发现不仅地域大，数量多，而且更可喜的是年代更早的城址也陆续重见天日，对促进学术研究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城子崖遗址发掘现场

综合今天的发现，属于龙山时代的城址在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已经陆续发现五六十座，特别是在河南、山东最为集中，如河南安阳后岗、登封王城岗、淮阳平粮台等，其中安阳后岗龙山城址的发现和确认也有与城子崖龙山城址大致相同的经历。在山东除城子崖城址外，在寿光（今青州）边线王、邹平丁公、临淄田旺、阳谷景阳冈以及日照五莲丹土、日照两城也都有新的发现；长江流域的四川、湖北及湖南等地已发现多处早期城址。令人可喜的是在这些早期城址中，除龙山时代的相对较多以外，还发现年代更早的原始城址，如河南郑州西山仰韶文化城址，山东滕州西康留、五莲丹土、阳谷王家庄等大汶口文化城址，年代都在距今5000年前后，年代更早的湖南城头山城址年代已近距今6000年。

这时期的早期城址在规模大小、建筑方法上都带有其早期特点和原始性，各城之间差异明显。如小的面积仅1—2万平方米，大的可达几十万平方米，甚至百余万平方米。有的只有壕沟而无城墙，有的有城墙而无壕沟，有的城墙是堆土施夯，有的是版筑而成，夯具大多为几根木棍束在一起来行夯。但是其研究意义则是不言而喻的，它的产生背景，它与周围同时代城址和一般村落遗址的关系，以及在中国古代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等问题，都成为学者们探讨的重要内容。

比翼双飞的早商都城

商代是我国奴隶制的繁荣阶段，随着甲骨文的确认，引发了对河南安阳殷墟的发掘，从而找到了盘庚迁殷的都城所在地，一座座商代城址陆续被揭露出来，其中偃师、郑州商城的年代最早。

偃师商城位于河南省偃师市城关镇西部的塔庄附近，地处洛阳盆地东缘，北依邙山，南临洛河，东阻成皋，西挡崤函，依山带水，地势平坦，是人们生产、生活的理想之地，素有“河山拱戴，形势甲于天下”的美誉。

经过15年的勘探和发掘，一座保存基本完好的早商城址展现在世人的面前。城址包括大城、小城、宫城三重城垣。

大城城垣西、南两面较直，北垣东段向东南斜收，而东垣中段偏南部位的墙体又向西南折收，使城址平面略呈刀形，中部往北宽敞，南部犹如一把刀柄。南北最长1700余米，东西最宽1200余米，南端仅宽740米，周长近5500米，城址面积200多万平方米。城墙都是先挖基槽然后层层夯筑而成，墙底一般宽17～19米，有的超过20米，距原地面残存高度1－3米不等。可确认的城门有5座：北垣近中部有1座，东、西垣对应部位各2座，南垣尚未发现城门。护城壕宽18～20米，环绕于城垣外侧四周。

小城位于大城西北部，大致呈长方形，南北长1100米，东西宽740米，面积约80万平方米。已知北墙中段和东墙局部有曲折，墙宽6～7米，建筑方法与大城城墙基本一致。而其南墙、西墙和东墙南段同大城城墙重合。城墙两侧有坡度较缓的护坡。在城墙北侧发现一条与城墙平行的东西向壕沟，沟宽2～2.5米，深0.9米。沟内填满褐色淤土，出土少量商代碎小陶片，该沟极有可能是排水设施。城墙外有路土，当是道路之所在。通过小城城墙的发掘证明，小城的修建要早于大城。

宫城在小城纵向轴线偏南部位。初建时的宫城大体呈正方形，面积约4万平方米，四周有宽约2米的宫墙。宫城内的宫殿建筑群密集分布于宫城的中、南部。在宫殿的附近引渠修池，形成“青林重复，绿水弥漫”的御用池苑，是中国古代宫殿建筑群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因而，池苑也是中国古代帝都的重要内容之一。而目前发现最早的帝王池苑遗址就是在偃师商城1号宫殿北部发现的长方形水池。而在小城西南隅的2号宫殿，则应是戒备森严的皇家仓储之所。

宫城内还有多座水井和较完备的排水系统。在宫城的北部还有一条东西向的大灰沟。

在大城的中部和北部，曾发现多处中小型建筑、窖穴、水井和灰坑，可能是中下层居住区，并有制陶作坊。在大城东北隅的护城坡内发现有铜渣，在护城坡所叠压的灰坑里和城墙的夯土里都发现有铜渣、木炭和陶范，这些发现都证明这里在之前曾是一处铸铜遗址。铸铜遗址是商周时期考古的重要遗存，偃师商城城内筑铜遗址的发现，丰富了偃师商城的文化内涵，同时也为研究偃师商城的性质和商代早期青铜冶铸业提供了重要的资料。

与偃师商城年代相近的郑州商城发现于五十年代初。

郑州商城，在今河南省郑州市区偏东部，东起凤凰台，西至西沙口，北抵花园路，南到二里岗，面积25平方公里。1955年开始发掘。据碳－14测定，年代距今3570±135年，其上限约当公元前1620年前后。

城址位于遗址中部。城墙分内城和外城两部分，内城的平面近似长方形，四垣周长6960米，其中南墙与东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墙基最宽处达32米，局部地上残留最高约5米。城周有缺口11个，其中有的可能是城门。城墙系用土分层、分段版筑法夯成，其横剖面呈梯形，每段长3.8米左右，夯层较薄，夯窝密集，相当坚固。在城内外两侧筑有护城坡，护城坡夯层则是斜坡筑成，内侧较缓外坡较陡峭。平均底宽约20米，顶宽约5米，高约10米。

外城墙位于内城南墙和西墙之外约600—1100米。早在上世纪50年代，考古工作者们在内城外东南二里岗一带，即已发现外城墙2100米。至上世纪80年代、90年代，在内城外南、西南侧又发现两段外城墙，分别长980米和435米。三段外城墙相连长度500多米，形成一个朝向东北的大敞口，圈筑在内城东南角、南墙、西南角及西城墙南段之外，对内城形成一个环抱之势。在内、外城墙之间，多分布有商代文化遗存，而在外城墙之外则基本没有商文化依存分布。

城内东北部有宫殿区，还有小型房基和水井等遗迹。城内东、北部近40万平方米的较高地带，现已发现有3座大型宫殿的夯土台基建筑遗存，应是商代大贵族居住的宫殿区。宫殿区东部还有蓄水池和输水管道等贮水设施。

在偃师和郑州发现的这两座商代早期城址，不仅在古代城址发展史上有重要意义，而且对商代早期历史的研究也有巨大的学术价值。我们相信，随着田野考古工作的继续和研究的深入，它们将进一步发挥出重要作用。

礼仪之邦的齐鲁故城

西周立国之后，大肆分封诸侯，“以藩屏周”，拱卫周王朝的统治。各诸侯国也纷纷在各自领地之内建立都城进行统治。在东方主要有齐国和鲁国。齐、鲁两国都是大国，一个是灭商大功臣吕尚的封邦，一个是周公长子伯禽的领国。两国相临，以泗水为界，都有过辉煌的历史，直到战国先后被楚所灭。

临淄齐故城是西周至战国时期齐国都城遗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周围。周武王灭商后，封姜尚（即姜子牙）为齐侯，建都城于营丘。至七世齐献公元年（公元前859年）始都于临淄，至齐亡均以此为都。城位于淄河西岸，由大城和小城（宫城）组成。现在残存的两城城墙主要属战国时期。宫城东西长1.4公里，南北长2.2公里左右，平面略呈长方形。城墙墙基一般宽2—30余米。有南门2和东、西、北门各一，门道宽8.2—20.5米，城门外口两侧土墙往往凸出，已具后代瓮城的雏形。城墙外有宽13—25米的城壕，西壕北端与泥河的源头相连接。大城东西约4公里，南北约4.5公里，平面也略呈长方形，东墙因沿淄河而筑，故曲折不整齐。南、北墙外有宽25—30米、深3米以上的城壕，东西墙外则借淄河和泥河为壕。已探出东西门各1，南北门各2，加上小城城门共11座。城内有全城性排水系统，小城和大城均发现有排水道。在小城内探出3条街道，大城内探出7条，皆与城门相接，把大城分切成十多个棋盘格式的区域。

小城内以“桓公台”为主体，分布有大片宫殿建筑基址，附近有铸币、铸铁、铸铜作坊址，城西园囿区内有离宫别馆遗迹。大城南部为宫署所在地，中部、东北部、西部为手工业区；城中及城南有墓地多处，时代均属东周。遗址出土物主要为陶器、铜器和瓦当。战国陶器常有戳印纪年陶文，瓦当多为素面，少数饰树木双兽纹和树木卷云纹，偶有“天齐”文字瓦当。

曲阜鲁故城是西周至战国时期鲁国都城遗址。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城区及其外围。据载周初成王时周公长子伯禽在此建都，直至鲁倾公二十四年（公元前249年）楚国灭鲁。抗日战争时期日本人曾在此调查、发掘。1977～1978年，山东省博物馆又做了详细的勘察和发掘。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整个鲁故城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最长处为3.7公里，南北最宽处为2.7公里，四周围有城壕。城垣从西周晚期至西汉共经6次修补。东、西、北各有城门3，南墙有2门，门道宽7～15米。城内西部至北部有西周前期堆积，晚期堆积扩大到东北部，东周时期的遗存遍及全城。城中部和中南部的周公庙高地及其周围，发现有宫殿区，东西长约1公里，发现有密集的大型建筑基址群9处，其东、西、北三面发现有夯土墙基。此即为春秋至西汉时的鲁王宫城。

城内已探出东西、南北交叉的街道各5条，皆通向城门或重要遗迹。其中一条从宫殿区直通南城墙东侧的“稷门”，门外有“两观”、“舞雩台”遗址，形成一条贯穿南北的中轴线，说明城内最重要的建筑物是按中轴线位置来规划的。鲁城的宫城位于城郭中心，这略似《周礼·考工记·匠人》所述都城规划而异于其他东周都城。

城内西、北部有周代铸铜、冶铁、烧陶、制骨作坊遗址共10处，有的年代延续至汉代；城的东部发现烧陶遗址1处，出土遗物以陶器为主，也有瓦、瓦当等。陶器的形制以鬲、豆、盆、盂、圜底罐、瓮为最多。在城西部有100余处西周东周墓地，有的墓可早至商代晚期。随葬品有陶器、铜器、蚌器等。遗址和墓葬所出土的陶器，表明西周时候的鲁文化是综合了商文化和周文化等因素而形成的。

以里坊为特色的隋唐都城

隋唐时期，我国的封建社会进入到了一个空前的辉煌时期。隋灭北周后，在汉长安城东南龙首原一带营造新都，隋文帝杨坚命宰相高颎等总督其事，著名建筑家宇文恺负责规划设计和营造，定名为“大兴城”。当时面积83.1平方公里，是现存的明清西安城的7倍。

隋大兴、唐长安城由郭城、宫城、皇城和各坊、市等构成。宫城和皇城位于外郭城北部中央，各坊分布在宫城、皇城的左右和皇城以南，东西两市分别在皇城的东南和西南，东西对称，整个城市规划整齐，布局严密，是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

外郭城又称罗城，呈长方形，周长36.7公里。城墙全用夯土版筑，仅在城门处内外表面砌砖壁。墙宽一般在12米左右，有的仅存3～5米。城墙外侧有与城墙并行的城壕。外郭城每面有三个城门，城门的形制除明德门是5个门道之外，其余各门均为3个门道。明德门是南面正门，北对皇城的朱雀门和宫城的承天门，位于长安城的中轴线上，规模宏大壮观。

宫城平面呈长方形，位于郭城北部正中，南连皇城，北接禁苑，周长约8.6公里。宫城中部为太极宫（隋名大兴宫），其正殿名“太极殿”（隋名大兴殿），是皇帝的正衙，位于宫殿区的南部；宫城东部为太子所居“东宫”；宫城西部为掖庭宫，是宫女居处，东西宽702.5米。据记载掖庭宫之北有太仓，南有内侍省。唐太宗时又在太极宫东北禁苑内修建大明宫。玄宗时则在郭城东城另置兴庆宫。

皇城也称为子城，位于宫城南，北与宫城相接，中隔横街，无北墙。东西两墙与宫城的东西墙相接。平面也呈长方形，周长9.2公里。据文献记载，皇城内有东西向街道7条，南北向街5条“皆广百步”。各街之间设置有中央官署及其附属机构。

郭城内有南北向大街11条，东西向大街14条，其中通南面3门及东西6门的6条街，是主干大道。尤其是明德门内的南北大街——朱雀街宽达150～155米！这样宏伟的大街在古今世界都城中，是绝无仅有的。各街路面均起拱，两侧建有排水沟。

坊是长安城的重要组成部分。城内的道路纵横交错，将城区划分为110个坊（隋炀帝时称为里）。里坊大小不一，小坊一里见方，大方则倍之。四周筑有高厚的坊墙，有的小坊设二门，有的设四门。坊内有东西横街或十字街，还有许多小巷——称为“曲”。

皇城的东南和西南方向有作为商业区的东、西二市。城东南隅有风景游览场所芙蓉园和曲江池。

隋大兴、唐长安城是中世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之一，为中国里坊制封闭式城市的典型。其总体规划设计上遵从中轴对称原则，加上结构严谨，区划整齐，是曹魏邺城和北魏洛阳城布局的发展和完善。但在宫城南面另筑皇城是从隋筑大兴城开始的，将宫城与其他区域隔离，从而加强了宫城的防卫。该城在规划设计上还充分利用了自然地理的条件，如：都城的东部有所谓的“六坡”的岗阜高地横贯城内，为了达到控制各坊的政治目的，在这些高地上布置官衙、王府、和寺院、道观等建筑，除起到了监督的作用之外，还增强了城市的立体感。此外，风景区芙蓉园、曲江池也与都城结合为一体，不仅美化了城市，而且也提供游览之处，实为古代城市规划中一大创举。

该城在我国都城发展史上占有特殊地位，特别是长安城的形制，不但是中国中世纪城市的典型，也影响了临近国家都城的形制。尤其是当时边疆地区的地方政权的都城建设深受其影响，典型的如渤海上京龙泉府城的规划，即仿效了长安设计；临近国家也是如此，如日本的平城京和平安京，不仅都城形制和布局效仿长安，而且就连宫殿、门等的名称也直接袭用长安城的称谓。因此，了解和研究隋大兴唐长安城就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殷墟的宫殿建筑

位于河南省安阳的殷墟的考古发现在中国考古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最早甲骨文的发现，到妇好墓的揭露，每一次都带给世人以震惊。

殷墟遗址是商代晚期城址的代表，也是整个商朝建筑艺术的最高水平的代表。遗址分布在河南省安阳市西北洹河两岸，年代约公元前14世纪末至前11世纪，自盘庚迁殷至纣王自焚于鹿台共经历了12王，计273年。

遗址范围约30平方公里，洹河南岸以小屯村宫殿、宗庙区为中心，周围分布有手工业作坊、一般居址和平民墓地等；洹河北岸侯家庄与武官村一带为王陵区。外围还有一般贫民居住的简陋房屋。在小屯村北有王室玉石作坊。其附近有一自西南向东北的壕沟，长约750米，当是宫殿的防御设施。铸铜遗址在苗圃、薛家庄、孝民屯。制骨作坊在北辛庄南和大司空村南地。侯家庄商王陵已发现大墓13座，内有大量殉人和人牲。还发掘出人祭坑1400余座，为商王室祭祀祖先的场所。

殷墟布局以宫殿区为中心，周围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再外则是墓葬区。宫殿区位于小屯村北洹河南岸，历年来共发掘50多座宏伟壮观的宫殿建筑基址。没有发现环绕宫殿区的城墙设施，只在小屯村西、村南发现有7—21米、深3—10米之间、总长约1700米的大型壕沟，与洹河河湾一起可组成方形的防御设施。

宫殿区内现已发掘夯土建筑基址，可分甲、乙、丙三组。甲组基址15座，分布在遗址的北边，东、北两面濒临洹河，以东西向为主。其中甲组中又可以分为南北两个部分，如果我们将这两部分独立起来看的话，就会发现：首先，在北部的一组房子（甲一至甲十），从图中我们可以清楚而直观的看到，它们基本对称的排列在一条中轴线的两侧，呈现一一对应的分布。甲六房址最为清楚明白，这条中轴线就从它中央穿过，而且将整组的房址一分为二，在这条中线南北两侧的建筑都对立分布。我们可以由此复原一下当时的布局，甲十就相当于大门（或是影壁），甲八、九就是一进大门的东西两塾，经过门道（甲七），进入堂屋，进入前堂（甲六），然后是后室，即甲四、甲三、甲五应是厢房，而甲一、甲二则是在后院中的两座小屋。这样，一座功能齐全、富丽堂皇的古代宫殿就显现在我们眼前了。再看位置较靠南的一组建筑基址（甲十一一十五），他们的递进关系十分明显，其中十一号面积最大，这样看来，该组建筑显然是宗庙等与祭祀有关的宗教性建筑物。

乙组基址21座，位于甲组之南，门多南向，多数面积较大，其中乙八基址南北长85米，东西宽14.5米。乙组基址大多相互连接，叠压关系复杂。丙组基址17座，在乙组西南，其中门向南的9座，向东、向西的各4座，面积稍小，排列对称。乙、丙组基址附近皆有与祭祀有关的现象。乙组、丙组因保存和发掘的原因，其布局情况现难以说清，但当时也是精心设计的则无疑问。安阳小屯殷离宫遗址复原图

甲、乙、丙三组中，甲组年代最早，乙组次之，丙组最晚。宫殿和宗庙建筑多有夯土台基，台基上设有柱础。地面建筑已经荡然无存，无法准确复原，但可以确认当时尚未使用砖瓦，墙体应为泥土夯打而成，屋面则以草覆盖，其造型在甲骨文中可以得到启示。甲骨文与建筑有关的皆从“介”，或许就是当时地面建筑的形象写照。

从总体上看，安阳殷墟的宫殿区位于地势较高的今小屯村东北地。宫殿基址大多经过层层夯打，有的有多层台阶，高出地面数十厘米。高台建筑不仅可以防潮、通风、防水，而且又有重要的防御性能，并能够显示统治者高高在上的威严。

周原的宫殿建筑

周原在陕西省岐山、扶风两县北部，是周人的发祥地和灭商以前的政治中心，周王朝建立之后，这里仍是周人的大后方和根据地。公元前12世纪末或11世纪初周人首领古公亶父迁都此地，西周末年因西戎入侵而成废墟。近百年来，这里多有重要发现。已发掘的主要建筑基址有岐山凤雏和扶风召陈西周大型建筑基址以及近年来在云塘和齐镇发现的建筑基址群。凤雏的甲组建筑基址坐落在东西宽32.5米、南北长达43.5米、高1.3米的夯土台基上，以门道、前堂、后室为中轴，东西配置厢房各8间，并有回廊相连接，形成一座前后两进、东西对称的封闭形院落。前堂是这组建筑的主体，东西长17.2米，南北宽6.1米，台基上有排列整齐的柱洞，东西7行，南北4行，可知其面阔为6间，进深为3间。建筑物地面和墙壁以细泥掺沙和石灰涂抹，光洁坚硬。另外在基址中还附设有两条用陶管套接或用卵石砌筑的排水设施。凤雏的大型建筑基址覆盖着一层很厚的红烧土，表明是被火焚毁的。在扶风召陈村已经发掘出15个夯土建筑基址，这是一组规模不同、保存情况各异、建成时间也有早晚的建筑基址群。从出土的陶器来判断，约修建于西周中期，使用到西周的晚期。其中3号、5号、8号基址规模较大，保存也较好。3号夯土台基东西长24米，南北宽15米，现存高度0.73米，台基上东西有7排柱础，南北有5—6排柱础，并有两道隔墙，将房基分隔为3间。8号夯土台基略小，东西有8排柱础，间距2.5—3米，南北有4排柱础间距3米，台基周围有宽0.5—0.55米的卵石散水。召陈的建筑物屋顶大都用瓦覆盖。遗址中发现很多各式板瓦、筒瓦和半瓦当。这类大型建筑，很可能是当时贵族的宅院，也有人认为是周人的宗庙或宫殿建筑。在云塘和齐镇发现的建筑基址群基本属于西周晚期。在云塘发掘区共发现建筑基址5座及围墙、“U”字形石子路等，是一组由多座建筑基址构成的“品”字形建筑群，保存完整。在齐镇已发掘了3座建筑基址。这两处西周建筑基址群之间有一定的关系，它们正处于周原遗址的中心区，从西向东处于凤雏和召陈建筑群之间。结构布局完整规范，在高台建筑技术、用瓦、散水、柱础建造等方面与凤雏和召陈建筑群有相似之处，但结构布局有很大不同，与文献中有关周代宗庙建筑和贵族礼仪活动的记载多有吻合，目前考古工作仍在继续之中。

周原先周遗存的发现为探索先周文化的起源提供了资料。西周建筑基址的发现为寻找早周都城提供了线索，对系统解决西周宫室制度等方面的学术问题提供了实物证据，填补了我国古代建筑史上的空白。

布局清晰的原始村落

很多人都看过西安半坡遗址博物馆，它把史前时期原始村落直接客观的展示到人们面前。在史前时期数以万计的村落遗址中，陕西临潼姜寨遗址也是最具有代表性的一处地点。这里地势平坦，气候湿润，土层深厚，河流纵横，以渭河为主干，北岸有清河、石川河，南有零河、戏河、玉川河、沙河、临河、潼河等支流。姜寨遗址就座落在临河岸边。

姜寨遗址堆积丰富，延续时间长，从仰韶文化早期的半坡类型，持续有史家类型、庙底沟类型、西王村类型，最上层还有陕西龙山文化的遗存，前后达2000多年。从1972年到1979年考古学家在这里进行了连续11次发掘，把现存约2万平方米的遗址揭露了17084平方米。其中以年代最早的第一期即半坡类型的遗存保存最完整，把一座据今6500年前后的原始村落完整的再现在人们面前，在海内外学术界受到普遍的关注。

由于位于遗址的最下层，遗存保存非常完好，清理出房屋基址120座，有方形的和圆形的，有地穴式和半地穴式的；灶坑261个，有坑穴式的、有地面式的，还有灶台式；窖穴297个，有方形、长方形、圆形、椭圆形和不规则形，这些坑穴当初大部分是作为临时储藏东西的地下仓库挖建的，所以大部分都比较规整，少数是倒垃圾废物的灰坑；窑址3处和制陶作坊一处；在这里还发现了其他地方罕见的牲畜圈栏和牲畜夜宿场各2处；在居住区内发现多段零星的道路，有的是用料僵石铺垫的，有的是用红烧土铺垫的，也有的是人工踩踏形成的，保存最长的一段长53.3米；在居住区内外，共清理墓葬380座。发掘出土的各种遗物也非常丰富，生产工具类3811件，生活用具类1528件。其中完整和可以复原的陶器939件，陶片10万余片，陶器种类以钵、碗、盆、瓶、盂、壶和器座为基本组合，有120片陶器和陶片上有刻画符号；生产工具和加工工具有斧、铲、刀、敲砸器、砍伐器、锛、凿、磨盘、磨棒等，以石质为主，也有骨质和角质的；狩猎、渔业工具有镞、网坠、矛、叉等；此外还有笄、坠饰、管状饰、陶鸟等饰件；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还发现了一件红铜片。如此丰富的遗迹和遗物，为我们了解仰韶文化早期阶段的社会生活提供了详实的实物证据，犹为可喜的是这里各种遗迹布局清楚，为研究当时氏族社会组织结构找到了难得的形象资料。

整个居址中间是一个面积5000平方米的圆形中心广场，围绕广场有五组相对集中的

房址

如果说在姜寨遗址的发现是古代村落的典型代表的话，那么发现于安徽蒙城县的尉迟寺遗址就以其鲜明的特色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尉迟寺遗址位于安徽省蒙城县许町镇毕集村东150米处，是皖北地区最大的一处古代村落遗存，1989—1995年发掘。大型红烧土排房建筑，是尉迟寺遗址的一大特色。经过考古工作者几年的发掘，共清理出成排成组的红烧土房基40余间。房屋多为东南一西北向，门向西南；少数为东北一西南向，门向东南或西北，形成一个具有向心力的聚落共同体。每间房子的面积约在8—20平方米。其建筑工序均经过了挖穴、立柱、抹泥、烧烤等过程。房子虽然成排成组，但都以单间独立，未发现套间，体现了以个体家庭为单位的居住形式。每间房子根据面积的大小，分别设有一门或两门，房内都有数量不等的生活用品和生产工具，最多达80余件，这些房子分别起着居住和储藏的功能。在有的排房前面，发现有用小红烧土粒铺垫的大型活动广场，是当时人们集体活动的地方。这样，一幅生动的先民生活的画卷就展现在我们眼前。房址

考古资料证明，距今1万年左右，相当于新石器时代早期，人们就开始建造地穴式（半地穴式）住房，这些原始建筑犹如一个个的小“窝棚”，极其简陋。经常受到暴雨、野兽等各种灾害的侵害。到距今9000—8000年的时候，人们逐渐学会在地面上建造房屋，通常是在地势较高而又靠近水源的地方，大家生活在一起，相互协作，共同与大自然恶劣的条件抗争，维持着人们的生息和繁衍。建造房屋从地下到地上，在今天看起来简单平常，但从建筑发展来说，这是极为关键和重要的一步。在这一基础之上，人们开始建造用木柱和土墙共同支撑房顶重量的房屋，我们将它称为木骨泥墙建筑。

自从进入到新石器时代早期以来，聚族而居的古村落逐渐普遍，其中的房舍是原始村落的主要遗存，也是重要的研究对象。由于各地的自然环境不同，各地的房屋基址，固然有其共性的因素，但不同区域又有清楚的地域差异，是不同区域文化的重要体现。北方地区以木骨泥墙为特点，南方则以干栏式建筑为特色，两者的相互影响又为后世的楼房（阁楼）建筑奠定了技术和形式的基础。在今天的考古发现中，仅村落遗址中的房址资料，可以说是数量众多，内容丰富，我们择其典范予以对照说明。

北方地区的房址，至迟在距今9000年左右，完成了由地穴式向地面式的转变，除在大房子的基础上向宫殿建筑发展为一种形式外，作为一般村落的房址，则沿着木骨泥墙的模式在发展。

距今5000年前后，建筑发展又有了巨大的进步，出现了更加先进的房子，有的先在地面上垫土夯打出大于房子的台基，在高出周围地面的台基上建房；有的还在墙体外修出缓坡状散水（散水可以疏流雨水保护墙根）。最典型的就要属山东日照东海峪了，东海峪遗址是新石器时代龙山文化的典型遗址之一，位于日照市东海峪村西北，1973年起开始进行发掘。东海峪遗址的房址共发现了12座，均为方形夯土台基式地面式建筑，方向一致，皆向西南，联系遗址整个情况看，这里是一处较大的中心聚落遗址。其房址的建筑水平与技术较其他类型为高，其进步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由夯土台、墙基、土墙、护坡等组成的台基式建筑的出现和用土坯为建筑材料、错缝叠压垒砌技术的产生。台基式建筑和土坯的发明，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房址由土台、墙基、土墙和护坡等构成。这种房址的建筑程序是，先筑起夯土台基，然后在台基平面上平地起建或挖槽建土墙，墙基多为黄黏土夹石块垛成，墙外设置护坡，室内地面采用黄黏土和砂铺垫而成。室内地基和护坡均采用了分层夯筑方法。台基式建筑的出现和夯筑技术的使用，开创了中国传统的夯土台基式木结构建筑的先河，在中国古代建筑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而在南方地区，由于地下水位高的客观条件，在不宜于直接在地面上建造房屋的村落，则创造出一种木质（或竹质）的干栏式建筑，这是一种为了适应当地环境的建筑形式。

在我们中学的历史课本上大家都学习过，在江南地区有一个河姆渡文化，由于河姆渡文化的发现，使我们知道中国是世界上最早种植水稻的国家。这里的房屋形式也颇具特点。河姆渡文化是长江中下游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主要分布在杭州湾的宁（波）绍（兴）平原，并越海东达舟山群岛。年代约为公元前5000—前3300年。河姆渡文化以河姆渡遗址而得名。遗址位于今日杭州湾南岸的余姚市丈亭区罗江乡河姆渡，距余姚城关25公里，地处宁绍平原南缘。河姆渡文化盛行一种载桩加板高于地面的干栏式建筑。在河姆渡遗址的各文化层，都发现了与这种建筑遗迹有关的圆桩、方桩、板桩、梁、柱、木板等木构件，共达数千件之多。第4层的发现的一座干栏式长屋，桩木和相紧靠的长圆木残存220余根，较规则的排列成4行，相互平行，作西北一东南走向。现存最长一行桩木长23米，由西南到东北的第1、2、3行之间的距离大体相等，合计宽约7米，推知室内面积在160平方米以上。第3、4行的间距1.3米，这是设在面向东北一边的前廊过道。建筑遗迹范围内，出土有芦席残片，许多陶片以及人们食后丢弃的大量植物皮壳、动物碎骨等。这座大型干栏式建筑当属公共住宅，室内很可能隔成若干小房间。干栏式建筑主要应为防潮湿而建，长脊短檐似的屋顶以及高出地面的底架，都是为适应多雨地区的需要。直到今天东南亚一带还比较盛行这种干栏式建筑，以适应潮湿多雨气候的需要。干栏式建筑是中国长江以南地区新石器时代以来的重要建筑形式之一，目前以河姆渡发现的最早，另外在江南的马家浜文化和良渚文化的许多遗址中都有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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