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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9 10:16: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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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仲富兰

出版社:复旦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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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播电视评论教程

广播电视评论教程试读:

总序

“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这套丛书终于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掠过心头的是阵阵的喜悦!

不断演进的社会、飞速发展的科技,引发了传播内容与形式的深刻变革,也推动了媒介领域的巨大革命。其间,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形成着独特的文化社会现象。可以说,人类社会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强烈地感受到“信息化时代的来临,媒介化社会的形成”。广播电视(当然我们注意到了网络的出现对媒体间壁垒的消融和整合),作为建立在新技术基础上现代传媒族群中极为重要的媒介,以其特有的传播特征和方式,建构了当今社会交往的特殊形态,酿就了人类新型的思维方式,催生了当代社会崭新的生存方式。

应当说,经过半个多世纪,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有一批有志于此的人士在广播电视的教学和科研领域进行了孜孜不倦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其间,最为值得注意的是,一个努力构建有中国特色的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研究目标已逐步明晰起来,并开始为之倾注气力。根据中国传媒大学赵玉明教授的研究,至1992年11月,国家技术监督局颁布的国家标准《学科分类与代码》中,将“广播与电视”列为“新闻学与传播学”学科范围的二级学科,下设“广播电视史”、“广播电视理论”、“广播电视业务”等三级学科。1997年3月出版的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主编的《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研究状况与发展趋势》中称“90年代以来,广播电视已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1997年颁布的研究生学科、专业目录有“广播电视艺术学”;1998年颁布的本科生专业目录中有“广播电视新闻学”、“播音主持艺术”、“广播电视编导”等专业;2002年出版的复旦大学徐培汀教授的专著《二十世纪中国的新闻学与传播学》的前言中称“本书视广播电视学为独立学科”,并在第六章“广播电视学研究”中作了专门的论述……

我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广播电视“学”,其关键之处在于,我们既然已经看到了“广播电视的出现和发展,正在全球范围内影响着人类文明的进程,形成着独特的文化社会现象”,那么,我们就完全有理由尽快地将广播电视学——这一学科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呈现在世人面前。这也就是说,我们要将广播电视学科的壁垒,真正树立起来!在这方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也做了不懈努力。2003年初,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全国率先申报“广播电视学”博士点获得成功。这一勇于突破新闻传播学原有学科目录,打破广播电视学科建设中条块分割状况,将广播电视新闻与广播电视艺术多个一级学科按照学科群进行大整合的举措,在新闻传播教育界形成了相当的影响,在广播电视教育领域的影响更大。

也正是在这重要的时代背景和学科背景下,有着我国新闻传播教育最悠久历史的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在复旦大学百年华诞之际,与复旦大学出版社紧密携手合作,将编辑出版一套具有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广播电视丛书的重任担当了起来。经过为时两年的努力,这套丛书终于问世了。这对于新闻传播院系的师生,对于广播电视的从业人士,都是一个福音。

如果要说“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这套丛书有什么最显著的特点,首先,这套丛书是从努力构建中国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的高度来进行整套丛书的创意、企划和构建的。这整套丛书的整体出版思路是:在厘定构建中国广播电视学学科体系(理论体系、实务体系和教学体系)的前提下,按照宏观(意识与理念)、中观(体制与机制)、微观(运作与技巧)来进行丛书完整架构设计和资源配置的。

在宏观层面,丛书充分注重了广播电视本体论的基础研究和创新理论,如《当代广播电视论纲》全面、系统地梳理了中国广播电视学体系的框架,并科学、深入地阐述了中国广播电视学的理论;《中外广播电视史》突破了传统写作思路,引入广播电视传播思想史的视角,将相关的体制、管理、节目等作为史的脉络进行梳理贯通。而《电视文化的观念》则在文化学研究的背景下,积极探索了广播电视作为特有文化传播现象的发生机理、传播规律和审美特征。如在中观层面,丛书充分注重了广播电视体制和机制的开拓性研究,如堪称我国第一部的《影视法导论:电影电视节目制作人须知》,即从法学研究的角度审视了广播电视机制运行中的一系列法律问题,既有理论的完整性,又有实践的操作性;又如《广播电视节目营销》、《电视制片管理学》、《世界电视产业新论》,则在我国深入推进文化体制改革的背景下,将研究的视角转向了广播电视产业特性研究,努力在广播电视的市场营销和广播电视制片管理特别是广播电视产业进程等领域进行拓展,其重要性和创新性十分突出。体现在微观层面,这套丛书一方面十分注重了现代广播电视的实务理念、实务操作(包括新技术支持)的全面创新,如《当代广播实务教程》、《当代电视实务教程》、《当代电视摄影制作教程》、《广播电视评论教程》、《当代广播电视播音主持》等著作,每本著作都可以说是一个全新体系的范例。而另一方面,这套丛书则又大大拓宽了广播电视实务领域,如《电视节目策划学》、《电视节目形态学》、《电视纪录片教程》,甚至《视听率教程》也进入了我们的视野。显然,这在国内是非常具有突破意义的。“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这套丛书的又一个特点是注重了“与时俱进”。一方面,这套丛书紧紧追踪中国新闻传播事业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密切关注中国广播电视事业的改革前行;另一方面,又极为关注了世界范围内新闻传播格局的快速嬗变,特别是广播电视业界的前沿发展。当然,在这套丛书每本著作都尽可能好地体现上述想法的同时,我们还在丛书中专列了一本《当代广播电视前沿》,以充分体现出这套丛书紧逼前沿、全面概览、透彻评析的特点。我们设想,《当代广播电视前沿》每年都修订再版,以跟上飞速发展的广播电视事业的需要。“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这套丛书的第三个特点就是,该丛书的作者基本上都是活跃在广播电视教学、研究领域的一流学者。这么多专家、学者在百忙中参加到该丛书的编撰中来,亲自撰稿,本身就说明了许多问题。值得一提的是,这支专家队伍,不但在他们的研究领域中都取得了骄人的成绩,而且,他们中的许多人,近年来常到海外讲学、研究。正是这样,才能保证这套丛书拓展了广阔的国际背景。“当代广播电视教程·新世纪版”这套丛书第四个特点是其浓郁的精品意识。平心而论,我们现在广播电视方面的书已出版了许多,但是,其质量状况令人堪忧。正因为如此,复旦大学出版社破例让这套丛书进入了复旦大学“博学”出版精品系列。其目的,就是要打造出我国广播电视界的一套名牌丛书,特别是要推出一套真正为诸多高等院校认可并具有权威性的教材。

有人感言,讲“感谢”两字最多的莫过于一年一度的奥斯卡电影颁奖典礼中的获奖答词。2004年,一位奥斯卡电影获奖者上台领奖前首先发誓说:“今天,我站在这里决不讲‘感谢’二字了……”可是,一开口,又“感谢”连篇了。既然“感谢”出自内心,来自肺腑,就不必回避!因此,对于这套丛书的出版,我要借作序的机会说些感谢的话:首先要衷心感谢的是复旦大学出版社。特别是感谢总编辑高若海先生和编辑章永宏,是他们在诸多广播电视书籍纷至沓来的时刻,选择了我作为主编来组织这套丛书,并为这套丛书的出版倾注了大量心血;其次要衷心感谢的是,参加丛书写作的各位专家学者,有了他们投入、专注的耕耘,才有了这套高水平的丛书。感谢所有帮助过这套丛书出版的人们!

今年是中国农历的鸡年,在众多咏鸡的诗歌中,明代诗人的“平时不敢轻言语,一叫千门万户开”是我最喜欢的。但愿这套酝酿、筹划、积累良久的丛书,像唤开千门万户的雄鸡报晓,叩开读者的心扉,唤起读者的共鸣。孟建2005年2月28日于复旦大学

绪论

第一节 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

过去的100年,中国社会生活经历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从封建君主专制走向追寻民主共和,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社会主义社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从贫穷走向小康。我们可以从新闻评论的波澜起伏中窥见已经逝去的那些惊心动魄的重要时刻、典型事件、思想发展的轨迹和时代前进的足迹。透过这些岁月留下的颗颗思想珍珠,我们不仅觅见百年中国的历史沧桑,而且也可以了解新闻评论走过的发展轨迹。

追溯当代广播电视评论的渊源,我们不能不将目光投向风雨沧桑的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报纸评论曾经是广播电视评论的老师。近世以来,一代代报人笔走龙蛇,援笔濡墨,嬉笑怒骂,道出人生百态,写尽世间万象;议论风生,严谨中有风趣,诙谐中透着老辣。回眸我国新闻评论的发展历程,“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中国报人以特有的爱国传统、理智和豪情,勤于思而敏于行,静坐书斋而心系天下,盼望中华富强。他们以文报国,以匡扶时世为己任,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忧患意识贯穿到评论文章之中,力图以事实和言论来指引国家的走向,社会的发展。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爱国主义和社会责任成为办报的主旋律。

中国报刊与西方报刊最大的不同之处就在于,西方资产阶级报刊的兴起主要是为了适应商业活动的需要,因此其最早出现的报刊文体是消息。而19世纪下半叶起,中国尖锐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使报刊一开始就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所以中国资产阶级自办发行的报刊,言论早于消息出现。有论者说得好,评论“是历史的草稿,老报纸的l00年是前后交融的一本书,一条线。这100年,可以涵盖中国的20世纪,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中国现代史,是一部中华民族不断奋[1]斗与抗争的历史,是一个国家追求进步与光明的生动描摹”。

1849年,一个江苏昆山的才子——王韬,因生活所迫,到上海西方传教士开办的墨海书馆做翻译,逐渐接受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1862年王韬因上书太平天国遭到通缉,流亡香港。1867年,他随西方传教士理雅各到欧洲,亲眼目睹了西方的资本主义文明。1874年,王韬在香港创办了《循环日报》,自此才有了近代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份宣传维新思想的报纸,王韬成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揭开了我国报刊言论史的第一页。

随着中国民族资本主义的诞生,资产阶级维新运动蓬勃开展起来。适应维新运动的需要,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办报高潮,资产阶级维新派把报纸作为进行政治斗争的工具,与封建顽固派展开了斗争,并培养出了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著名的报刊政论家。梁启超作为维新运动的健将,写下了数百篇评论文章,创立了别具一格的“笔端常带感情”的“时务体”政论,“举国趋之,如饮狂泉”,一时洛阳纸贵,影响深远,最终推动了报刊政论向新闻评论的演变。

1901年到辛亥革命的10年间,是中国社会大动荡、大变迁的年代,也是新闻评论日臻成熟的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这个时期有了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矛盾进一步加深。《辛丑条约》的巨大屈辱和沉重赔款,封建官僚政治的腐朽黑暗,极大地加重了人民群众的负担,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益尖锐激化。从19世纪70年代以来就形成的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报刊政论,在这一时期获得了质的飞跃,孕育了现代意义上的新闻评论,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评论文体开始从单一的政论向多样化发展。

资产阶级在救亡图存时期所表现的奋发求变,为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代表人物、中国早期的著名报刊政论家梁启超自由奔放、感情充沛的“报章体”体现出来,表现出虎虎生气。他们创办的报纸,成为资产阶级维新派进行政治斗争的主战场,而政论就是斗争武器。一种真正具有新闻评论性质、突出了时效性和新闻性的评论文体——“时评”适应社会和时代斗争的需要,脱颖而出。1904年,《时报》总编辑陈景韩将政论体裁加以改变,开辟“时评”,使呆板冗长的长论变为短小精悍的短文,体现了精确、简短的原则。这种新的评论形式,对以后的新闻评论产生了极为重要的影响,历久而弥新,至今光彩依旧。此外,作为著名报人的梁启超在《新民丛报》开辟了《国闻短评》专栏;创办《中国白话报》的林白水,首先在他的报纸上使用白话文写作评论,开启了新闻评论白话化和大众化的进程,从而推动新闻评论向白话化和大众化方向发展。此时,介于政论和文学之间的杂文开始发育,编者按语的运用范围日渐扩大。所有这一切,标志着我国的报刊评论已经从政论发展成为新闻评论了。

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直接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最终爆发了揭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新篇章的伟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在这样一个革命与反动激烈交锋、新文化与旧思想反复较量的时代,作为时代风向标的新闻评论在经历低谷之后再现生机,一方面从“不谈政治”到揭露北洋军阀的卖国与黑暗统治,一方面以《新青年》为阵地,大力宣传民主与科学的新文化,同封建旧文化展开论战,最终在“五四”爱国运动的洗礼中走向辉煌。这一时期最具光彩的无产阶级新闻评论诞生了。无产阶级新闻评论经李大钊、陈独秀等人的新闻实践逐渐成熟起来,他们开始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作为分析社会现实问题的指南,以质朴的语言、透彻的说理,饱满的激情,开创了新闻评论的新天地。

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结束的几年间,无产阶级的报纸评论继续向前发展,而资产阶级报纸政治上逐渐右转,新闻评论再度沉寂。在这样一个风云变幻、纷纭复杂的多事之秋,无产阶级的报刊评论以全新的风格展现出顽强的生机和活力,培育了毛泽东、陈独秀、蔡和森、瞿秋白、恽代英等一大批杰出的无产阶级报刊政论家。他们主办的《向导》、《中国青年》、《政治周报》等报刊,以其富有战斗性的革命政论文作为发动群众、提高人民的斗争觉悟、打击和揭露革命敌人的战斗工具,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资产阶级主办的私营报纸,此时因政治环境的压迫和报纸的商业化,评论在写作风格上倾向于采用含蓄的笔法,多因事而发,借题发挥。同时,评论形式日益减少,具有感情色彩、富有号召力的评论也逐渐销声匿迹。不过,此时的评论界仍有可圈可点之处,如:上海《商报》陈布雷的评论,被称为“文坛寂寞中的异军”;而中国资产阶级新闻学的奠基者邵飘萍在他主办的《京报》上发表的评论文章,以短而精的形式,富有变化的风格,表现出很强的战斗性;曾经开白话评论之先河的著名新闻评论家林白水在《社会日报》上发表的新闻评论,采用第一人称的写法,夹叙夹议,往往发端于苍蝇臭虫之微,而归结及于政局,风靡一时;著名报人张季鸾在这一时期,曾经写下了不少具有影响力的评论作品。“九一八”事变后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前的抗日救亡运动,新闻评论在激烈的民族矛盾、阶级矛盾及空前的民族危机中得到了洗礼,焕发出生机。国统区的新闻评论一方面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歌颂奋起抗战的将士,代表人民群众的抗日救亡呼吁;另一方面,谴责和抨击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要求建立全民族的抗日救亡统一战线,坚决抗击日本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的报刊评论则在反对蒋介石的“围剿”,揭露其不抵抗政策,逼蒋抗日,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新闻评论在战斗的洗礼中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具代表性的是著名的报刊评论家邹韬奋在《生活日报》的小言论代表了报纸评论的大众化趋向。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下了大量的杂文作品,为杂文的发展和当时的社会政治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此外,《世界日报》张友渔和张恨水的时评和杂文,也在当时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1937年,中国进入了抗日战争时期。这一时期,沦陷区、国统区、解放区的新闻事业发展不平衡,因此也就存在着三种不同立场和世界观的新闻评论。但总的来说,报纸评论的战斗性比以往大大加强,批评不利抗战的各种弊端的评论,鼓舞士气、振奋人心的评论和军事评论大量刊载,与抗战无关的评论一度绝迹。新闻评论在严酷复杂的战争中有了新的发展。中国共产党的新闻评论,以《解放日报》和《新华日报》为代表,以深刻中肯的洞察力,高屋建瓴的气魄,尖锐泼辣的战斗文风,在新闻评论史上写下了光辉的篇章。生动鲜明、朴实通俗的群众性评论,标志着评论走向大众化与新闻宣传并存的时代。进步的私营报纸的评论也在抗日战争中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战斗性。《申报》、《大公报》等在异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战斗,涌现出了一批有影响力的脍炙人口的评论作品。此外,新式标点符号逐渐普及,促使评论文字迅速通俗化,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了解抗战形势、投入抗战洪流的要求。

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国民党反动派、中国共产党和各个民主党派的报刊言论代表了各自不同的政治主张和不同的政治立场。这一时期集中围绕着争取和平民主、进行人民战争、反蒋反内战三方面发表评论。解放区的报刊评论中,1947年《晋绥日报》的反对“客里空”,使评论的思想性、论战性增强,同时以风格明快的编者按语活跃版面,引导读者,很受欢迎。无产阶级新闻评论具有了完全不同于其他报刊评论的风格:坚持宣传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分析问题,做党的喉舌和人民的喉舌,立场坚定,态度鲜明,具有现实针对性和权威性,切实担负起了发动民众和指导革命的重任。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闻评论也揭开了新的一页。从1949年到社会主义改造全面完成,这一时期随着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经济评论逐步发展起来,各级党报对评论尤其是社论高度重视,新闻评论数量增加,出现了编辑部文章这样一种评论体裁。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是继《解放日报》改版后党报的第二次改革,评论的题材扩大,群众言论进入新闻评论领域,文风上也大有改进,贴近生活的百姓话题日益增多。

1957年,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曲折发展时期,到1966年“文革”前的10年间,评论工作出现了“左”的偏差。1966年到1976年的10年“文化大革命”时期,报纸评论对“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个人崇拜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从而使新闻评论沦为“无中生有、无须论证、无限拔高、无限上纲”的“四无评论”,“脱离实际、脱离群众”的起哄式评论,从概念到概念的、空洞无物的“演绎法”评论。评论形成以革命导师的有关论述、以往经验及最近的典型事实为说理的依据的“新八股”。新闻评论几乎成了“四人帮”制造政治谎言的工具,成了他们扣“帽子”、打“棍子”的手段。由于“四人帮”把持新闻舆论,新闻评论在“文革”中滑向堕落的泥潭。

1976年粉碎“四人帮”,全党解放思想,拨乱反正,并于1978年召开了十一届三中全会,把党的工作重心从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1979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因此,这一时期既是中国拨乱反正、改革开放的转折点,也是新闻评论观的重建时期。新闻评论恢复了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在历史转折的关头,新闻评论发挥了重要作用。1978年,《光明日报》首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解放了思想,统一了认识,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作了思想准备。新闻评论也在这场讨论中逐渐摆脱了“左”的流毒的影响,在内容上坚持实事求是,在文风上呈现出短小精悍、生动活泼的清新气象,出现了一批很有特色的评论作品。

1982年改革开放全面展开,在此后的10年中,我国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教育、文化、科技等方面进行了全方位改革。随着这一时期改革开放的全面展开以及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严峻考验,也切实推动了新闻评论的发展,深度报道崛起,新闻述评得以广泛运用。新闻评论选题范围拓展到政治、经济、历史、文化、教育、社会等各个领域,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和普遍社会意义。小言论、群众作者撰写的微型言论大放异彩。值得一提的是体育评论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突出成就。

1992年邓小平同志发表南方谈话,标志着我国的改革开放进入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阶段。在这一时期,新闻评论以邓小平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市场经济的建立发挥舆论先导作用,出现了一大批具有重大指导意义的评论文章。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化,新闻媒介经营走向市场,促使新闻评论贴近生活、贴近市场、贴近受众,追踪社会热点、受众关注焦点。新闻评论专栏增多,出现了一批名专栏、名评论员。

1997年党的十五大召开,经济体制改革进入关键的攻坚阶段,同时面临“入世”的挑战,各种深层次矛盾、新的思想理论疑惑需要澄清,述评成为报纸最受欢迎的优势新闻体裁之一,同时新闻评论朝着多样化和个性化发展。

在当代社会,随着传媒业的发达,传播方式的变迁,报纸已经进入集团操作的“厚报时代”,广播电视也已步入“频道频率专业化时代”,网络更成为亿万受众获取信息的重要渠道。人们在不经意间可以发现,当代传媒所传播的大量信息中,言论性信息的数量呈大幅度增加的态势,如报纸纷纷开设言论版,广播电视开办各种类型的评论性节目,网络媒体开辟名目繁多的论坛及BBS讨论区,公众用发送手机短信表达看法,也成为各类媒体吸引公众参与、扩大影响的重要方式。这说明,在信息技术高度发达、信息渠道不断扩展、媒介竞争空前激烈的今天,“独家报道”已变得越来越困难,“独家角度”、“独家观点”正成为不同类型媒体共同争夺的又一个制高点。[1]周伟:《思想原声,新闻评论》,光明日报出版社2003年10月版,第2页。

第二节 广播电视评论主体地位的确立

改革开放之前,广播电视几乎没有自己独立的新闻评论,广播电视新闻节目主要是播发报纸的社论和评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1978年,伴随着整个民族的反思和思想解放的滚滚大潮,广播电视要“汇天下之精华,扬独家之优势”,“独立发表意见”,才真正终结了广播电视“播读”报刊评论的状态,所以在1978年以前,人们通常是把新闻评论看作报刊文体的一种。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广播与电视都把新闻评论作为重要的节目类型加以开发,从口播广播电视工作者自己撰写的评论,到使评论更加口语化,更宜于“口说耳听”,继而逐步把重点放在使评论更符合媒介自身的传播特征上,即:广播如何在运用声音符号进行评论时,使声音符号的种类和表现力更为丰富;电视如何运用视听结合、声画兼备的手法使其评论既具有形象感,又具有思辨性。广播电视工作者为此作出了辛勤的探索。这种探索大约进行了15年,直到1994年4月1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开播,以及同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纵横》创办,才使广播电视评论的社会影响力得到空前增强。

广播电视评论的崛起,到它作为在广播电视新闻中主体地位的确立,并不是凭空出现的突变,事实上,它是从传统报纸新闻评论的母体中脱胎出来,不断从母体中吸收养分和生命力,不断从体裁与样式上继承与创新,它的主体地位的确立经历了一个艰难的渐变的过程,时至今日,我们还是可以从广播电视评论中时不时地感受到报纸评论对它的影响。

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起各地广播电台的谈话节目开始兴起,80年代中期音响评论出现并逐步走向完善;1987年1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午间半小时》开播,强化了主持人在杂志板块型节目中的串联与评点;同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今日论坛》节目,曾经风靡上海舆论界,“每天清晨,打开收音机,听众都能听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日论坛》节目。这是1987年5月创办的一个评论节目。这个五分钟、千字文的节目,选题讲究,立论求新,有褒有贬,尖锐泼[1]辣,颇有说服力和吸引力”。90年代初期广播谈话节目从“为说而写”向“以说为主”转变;1994年10月1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创办了《新闻纵横》栏目,这种“以焦点类新闻事件为主要报道对象的新闻评论性节目”很快为大多数广播电台所采用。进入新世纪以来,随着传播技术的进步和频率专业化的推进,直播式热线谈话节目逐渐成为广播评论类节目继音响评论后又一主要的节目形态。

1980年7月12日,央视开设并播出《观察与思考》栏目,它标志着我国大陆第一个固定的电视评论性栏目问世,也标志着一种有别于报刊、广播评论,更具电视传播特征的电视评论样式的出现;1994年4月1日开播的《焦点访谈》,以央视的特殊位置、《新闻联播》后的黄金时段、每天一期的高频率、关注中国放眼世界的大视野,使电视述评及深度报道类节目走向成熟;1996年3月推出的《实话实说》及其后的《对话》等栏目,将西方媒体中较为成熟的“脱口秀”节目移植改造成谈话体评论节目;而杂志型、现场直播节目中主持人的有机串联与适时评点,也使其成为电视评论的又一特殊样式。可以说,经过20多年的发展,我国的新闻评论已成为一个横跨平面媒体、电子媒体及网络媒体,由各种传播符号构成、囊括不同类型的体裁与节目样式的传播系统。

从传播学的视野来考察,当代广播电视评论主体地位的确立,在传播功能上对整个新闻传播是一种富于理性的健全与完善。

其一,是从舆论引导为主,到舆论引导与舆论监督相结合。一批以舆论监督为特色的广播电视评论栏目广受好评。舆论监督是新闻媒介的基本功能之一,是我国宪法和法律赋予新闻媒介的神圣权利,也是新闻媒介生存竞争和发展的重要手段。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和民主法制建设的不断进步,舆论监督在国家的民主政治生活中的地位显得越来越重要。江泽民同志曾说:“我们的宪法规定,言论、出版自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基本权利。广大人民群众享有依法运用新闻工具充分表达意见、表达自由意志的权利和自[2]由,享有对国家和社会事务实行舆论监督的自由。”这表明社会主义的舆论监督的实质,是人民群众通过广播、电视、报刊等新闻舆论工具对党和政府的工作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的监督,同时也是党和人民通过新闻舆论工具对社会进行的监督。新闻媒体进行舆论监督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可以报道事实、评论事实,或设置议题、组织讨论。

其二,广播电视评论从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到传播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相结合的趋势,正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态势。以往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之间的最大区别,就是前者主要报道事实,后者着重分析、议论。现在新闻报道与评论边界的日益模糊,不同报道样式与评论样式更多地穿插组合运用。广播电视评论节目从20世纪80年代起在中国迅速崛起,至今已成为新闻媒体加强舆论监督、增强竞争力、提升传媒品牌、扩大社会影响、吸引受众注意力的有力手段。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是全息组合、深刻透视新闻事件或社会问题、富有理性思辨的一种评论方式。央视评论节目《焦点访谈》的定位是:“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基本原则是“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栏目宗旨是“把握生活主流,遵循电视规律,增强传播效果”。1996年5月央视又推出调查型深度报道栏目《新闻调查》。有学者称前一种深度报道为“主观性”意见评说;而后一种为“客观性”意见评说。两种意见评说相得益彰,互为补充,让观众自己去把握与领悟“新闻背后的新闻”、“原因背后的原因”。

其三,从对事实一般的评说议论为主到对客观事物的深入解读相结合。随着社会生活的复杂化程度、社会分工的细致化程度日渐提高,人们对社会的依赖程度也不断增加,仅靠简单的是非判断已很难满足受众的需求。这也是为什么专业性很强的国际评论、法治评论、财经评论等往往比一般的思想评论、社会评论更受人关注的原因。当电视成为我们时代各种声音的代言,普通观众只需要端坐于电视机前享受影像带来的“视听快感”(某种程度上观众的眼睛也成了鱼龙混杂的各种思想观念的跑马地),学人需要警觉的却是“谁是话语的主体”[3],电视是在替谁发出这种声音,声音的内容构成、指向又是什么。在当下中国的政治传播谱系中,电视新闻对政治意识形态的建构处于轴心位置,而这种轴心位置一定程度上是由以《新闻联播》为主的传统类型的电视新闻来确立的。自1982年起,《新闻联播》就被授权比其他媒体早一天独家发布重大新闻,从而一举改写电视在传统媒介阵[4]营中的从属地位。中国电视由于更多地解读了新闻事件,更多地关注社会现实,才不断被加固和强化其在传播中的核心地位。

其四,原先受报刊评论影响很深的痕迹在广播电视媒体中逐渐淡化,而充分发挥广播电视特点的评论在逐渐增强;从意见发布为主到意见发布与意见整合相结合。广播电视评论已从过去发表单篇评论为主,到今天更注重相关评论的整合。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才真正开始步入人们普遍公认的“转型期”: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思想转型、文化转型,四重转型同时展开;就业矛盾、城乡矛盾、东西地区差异等诸多矛盾纠缠错综。“在利益分化和政治放权这两种互为因果的力量作用下,多元化成为社会各领域、各层面发展变化的普遍特[5]征和价值观图腾,中国社会随之带上了碎片化特征。”由此,多元文化的浸淫、统一声音的缺失和生存压力的加大,人们开始“碎片化”地游离于原本笃信不二的官方意识形态之外,在现实情境逼仄下,人们开始怀疑曾经坚定的理想和信念,开始从想象的世界与生活的真实落差中积蓄不满和郁闷,开始为曾经清晰而美妙的今天、模糊而遥远的将来心生迷茫与忧虑。在阵痛和动荡中的人们,不会去理解什么个体与大局、眼下与未来之类的抽象观念,即使潜在的感觉世界正在日新月异,“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依然成为时代的特有图景。依旧日日赞歌的新闻传播模式自然难以被认同,虚无缥缈的电视剧也被人们疏远,人们需要的正是基于生活的有效的安抚、交流和宣泄,一种有现实可能的想象空间,或者说是“一种表象,在这个表象[6]中,个体与其实际生存状况的关系是一种想象的关系”。但特殊时期这种本应由传媒特别是直观的可视的传媒——电视执行的“按摩”作用因为传统传播方式“高高在上,俯瞰苍生,冰冷生硬,千人一面”而付之阙如了,公众与官方沟通的良好渠道(或者说是公众单向度接受的政意下达通道)被阻断,原本严密有效的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和输出系统因为陡然失效而处境尴尬,在这种背景下,广播电视倘若再因袭传统的旧有的传播方式,是没有前途的。广播电视要自己走路,就必须寻找新的节目形式与传播方式。而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崛起与再造,其实是有着内在逻辑的必然选择。[1]龚心瀚:《让广播评论扣人心弦》,《今日论坛》,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5月版,第1页。[2]1989年11月19日《人民日报》第1版。[3]皮埃尔·布尔迪厄:《关于电视》,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5月版。[4]收看《新闻联播》早已内化为国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其至今仍保持着27.6%的年平均收视率(2002年数据),以每晚近3亿的收视人数,创造着世界上任何一个电视托拉斯的大牌节目也难以企及的神话。[5]转引自凌燕:《变革中的中国电视体制矛盾与话语冲突》,香港《二十一世纪》网络版,2003年2月号。[6]路易·阿尔都塞:《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研究笔记)》,李迅译,载李恒基、杨远婴主编:《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海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第三节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定位和关注社会现实

人类生活的一切运转都基于信息,信息和信息的多样化传播模式,如同空气一样无所不在地环绕着人们,像水那样流经人类的全部历史。正是由于习以为常,人们常常忽略了传播媒介自身及其进化形态对社会结构的重大影响,误把传媒视为中性的传送载体。广播电视评论也是这样,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常常把重点放在对广播电视节目贯彻宣传部门的宣传内容上,放在对于受众播送的节目内容以及播出效果的关注上,只是在当代多种新闻传媒形态呈现融合趋势时,才意识到广播电视自身也是一种社会环境,并且创造着新的社会环境,广播电视评论无形中改变着社会,影响着人们的社会生活,对当代社会进程的影响与干预是多方面的。

当前中国社会正处于转型时期,必然会出现各种群体从思想观念到实际行为的种种分化和重新排列组合。这种社会分化和组合给予人们心理的冲击是巨大的。由于受几千年来根深蒂固的小农意识的影响,人们普遍存在求同排异思想,对社会差异难以容忍。这种排斥差异的社会心理,不仅反对个体在社会地位上的差异,而且对不同的生活方式及另类事物也不可忍受,它限制了人们成就动机的实现程度,而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对差异强烈排斥的社会心理氛围,又从反面支持了这种消极的心理和行为,对于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具有明显的负面影响。

一个社会的风气与一定的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有关。大众传媒作为社会文化的载体,它无时无刻不在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工作生活。从当前广播电视评论节目辐射的广度而言,话语主题的触角伸向了市民生活的每个角落,几乎囊括了人们社会生活与饮食起居的所有方面。人们应该向往美好的生活,而“美好的生活”不能脱离丰裕的物质。人们在精神生活方面还需有更高尚的追求,广播电视评论是社会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提倡什么,反对什么,它旗帜鲜明地亮出自己的观点,具有引导示范的意义。

新闻永远是“人”的新闻,如果放弃了对人、对社会的深沉的关怀,那么新闻和发布它的机构将变得毫无价值,所有的意义都将黯然失色。而广播电视节目要成功地关注现实、干预社会,就要考虑自己独特的定位。所谓定位,就是要舍弃不适合自己发展的那部分空间,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世界里,解决“说话有人听”,“节目有人看”的问题。

其一,寻找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合适的生存空间。既要追求节目的收视率,更要追求节目对于社会的存在价值。在节目信息量、深度、广度等品质内容上,在播报方式、播报语言和节目风格等形式上去创新,这样,也许可以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其二,寻找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合适的心理占位。所谓心理占位,就是节目作为一个产品,在听众与观众心目中所占据的不可替代的位置。比如央视的《新闻联播》在观众心目中就是意味着政策高度;《焦点访谈》就是深刻、犀利地披露事实真相。一档节目一旦在受众中找到正确的心理位置,往往就不容易被轻易替代。创造一个独特的心理位置,在观众心目中达到难以忘怀、不易混淆的优势效果。

其三,寻找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合适的节目内容。一档节目要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除了主持人、包装等外在因素外,更多的是取决于节目内容。在海量的信息面前,选取什么样的内容(即选题)进入这档节目,这是必须事先有个定位和规划的。事实上,要让评论节目给听众和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必须对信息内容进行取舍,只有把传播的信息削尖了,才能更快地钻进人们的头脑,并留下深刻的印象。因此取材时要跳出“人人满意”的陷阱,要把矛头对准那些易于主持人发挥评说的、富有曲折情节的故事,通过市民化的叙述、个性化的点评,把这些故事端上受众的“餐桌”,让它们成为普通市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其四,寻找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合适的外在形象。一旦节目的传播内容被确定,就要为这些内容选择一个合适的外在表现形态。表里合一、内外相衬才能达到和谐圆满的效果。考虑外在形象,首先就要确定节目的名称。节目的名称也像钓鱼人钓钩上的诱饵,它能钩住目标受众的注意力,从而在他们的头脑中树立起一个牢固的品牌。在节目外在形象的定位上,除了节目名称,当然还有节目的包装,包括节目的片头、片尾、口播背景、宣传片、宣传词、字幕处理、色调搭配等。

定位节目,做强自我,是为了更好地关注现实,进行社会干预。如今,我们的社会取得了很大的进步,确有很多值得称道的方面。但也并非尽如人意,如官场的腐败,商界的欺诈,社会公德的滑落以及家庭伦理的失范,也是世人有目共睹的。这里,自然又牵涉到一个广播电视新闻媒体的社会责任问题。这个问题看上去似乎是个老而又老的问题,但始终不可回避。作为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在大家都一股脑儿地想着如何适应市场、取悦公众、扩大广告、创造盈利的时候,是否也能够稍稍兼顾一些超越性的精神方面的东西,给其一席之地,以拨正当前社会风气?当整个社会能有一种源于物欲而又不为物欲所左右与支配的精神时,我们的大众媒体才当得起体现“先进文化代表”这样一个崇高的称呼。

在受众的需求中,知情权无疑是受众最基本的一个需求。事实上,知情权本身就是民主法制、公平正义的题中应有之义——社会公众(即公民和法人等)有知悉、获取社会资讯与公共信息的权利和自由。不少国家对这种知情权以法律形式加以确立。在我国,公民享有知情权也是有宪法保障的。我国《宪法》第三十五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知情权是公民实现其他民主权利的基础。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懈怠。人民怎样才能很好地监督政府呢?首先必须拥有知情权。众多事例足以证明,公民知情权的缺失就会导致人民和政府之间的相互不信任,相互猜疑,混淆视听,严重的会导致谣言四起,扰乱社会秩序,对政府来说,则给自己的工作和决策带来被动,带来巨大的压力。现实中,我们常常遇到这样的情况:少数单位和部门的负责人,出于种种见不得人的目的,对一些已发生的事件不是通过媒体让受众及时知晓真相,而是拼命捂盖子,让媒体和受众如坠云里雾里。这些人以高压、恐吓、威胁、利诱等手段,设置重重障碍,使媒体无法掌握第一手材料,不能客观公正地对事件进行及时报道。比如,广西南丹矿难、山西繁峙矿难等,就是明证。这无疑是对公民知情权的一种公开践踏。

作为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必须通过建章立制等手段,在保证国家机密、国家安全和满足公民知情权之间取得一种恰当的平衡。人们要在社会实践中有效地改造世界,就要取得对整个世界,包括自然、社会以及人自身的真切了解,把握实践对象的内在本质和规律性。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通过实践基础上的认识活动来实现。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有义务也有责任把真实的情况告诉给听众和观众。新闻是对社会、自然的一种客观记录、求证的过程,势必会遇到艰难险阻,甚至会付出鲜血和生命的代价。很难想象,一个不敢正视现实、一个回避纷繁复杂的社会矛盾、一个以虚假的数据和言辞粉饰太平的评论节目,会得到受众的青睐。相反,只有那些敢于以俯仰天地的境界坚守人间正义、敢于以悲天悯人的情怀揭示事件真相、敢于以建设性的姿态深刻探讨社会问题的评论节目,才会越来越多地占据传媒市场的份额。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还有一个使命就是要通过对事实的揭示,使人的行为符合一定的道德原则和规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有着十分鲜明的社会功利倾向。道德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所特有的,由一定历史时代经济关系决定的,以善恶标准进行评价的,通过社会的舆论、习俗、传统、教育和个人内心信念等维系的,调整人们相互关系以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行为原则和规范的总和。在相当意义上讲,人类的道德原则具有普适性和永恒性,比如诚信,在任何时代都具有至高无上的地位。然而,善的生成与养育并非一劳永逸,它需要良好的社会土壤与环境。作为舆论中坚的广播电视媒体,是社会的心灵与良知,在扬善惩恶、褒美抑丑方面,可谓责无旁贷。对于假、丑、恶的东西,如果我们不是拍案而起、当头棒喝,而是听之任之,让其蔓延泛滥,我们的内心就得不到安宁,受众就会抛弃我们,历史也不会原谅我们。

广播电视评论是作为一种共享的场地或平台存在的,在服务于人们获取讯息的同时,也适时地提供意见性信息。作为一种最为广泛的公共领域,它造就了传统的口语传播和文字传播远难以达到的信息共享程度,它将原来属于各个社会层面内部的场景推到了前台,从而整合了信息系统。声调和画面,无论经过怎样的准备,一旦显现,情感、情绪的隐秘就不可能完全被遮蔽。以往被间隔在人际交往和印刷传媒狭小空间的性、婚姻、不育、同居、离婚、家庭暴力、疾病、死亡等等隐蔽问题,越来越成为公开讨论的话题,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因其传播载体的特性,使其能够绕开空间的隔离,不再使人们限制在一个给定的信息系统中。例如儿童不再只通过家长和老师,还通过各种电子传媒获取各种环境信息,直接体会许多成人的观念和感觉;女性与男性获取信息的差异明显减少;政治权威的信息系统不得不适当公开,领导人成为公众评论的对象。专家们只有显示出拥有“普通”知识时才能得到尊重,电子传媒融合不同的知识场景,打破学科的界限,也为学科间新的对话开辟了道路。

传媒的价值取向,是建立在受众本位思想基础上的。受众本位,是指大众传播媒介在信息传播活动中,以受众为中心,以最大限度地维护受众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满足受众获取信息的需要。一个时时刻刻为受众着想、把受众放在第一位的媒体,是注定要得到受众的拥戴,并最终会占有较大市场份额的。任何一个媒体要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下去,必须有内容。这个内容就是思想。“没有思想,是走不远的。”一个对受众负责任的广播电视媒体,是应该而且可以远离炒作、远离商业化侵蚀的。它应该避免偏激,也不追求或者为了制造“轰动效应”、“吸引眼球”而失去分寸感;它在商业化的侵蚀面前,要永远坚守自己的宗旨、理念与责任。

第四节 在创造性转换中与受众平等交流

广播电视评论的基本任务就是要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从中国的社会生活现实出发,以政治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为前提,以理论创新、体制创新、科技创新为动力,以发展为主题,以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提供强有力的舆论支持,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产品日益增长的需求为出发点,在创造性转换中关注社会民主化进程,进一步构架和谐社会,全面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

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上,提出了把不断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它标志着我们党在执政治国方略和认识上的深化,是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执政理论的新贡献。和谐作为一种思想,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的精髓。中华文化的和谐精神可以归纳为八个字:“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就是说,和谐不是指完全同一,而是指事物多样性的有机统一。中华传统文化的和谐精神对我们处理当代国际、国内事务具有重要的价值。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我们党根据我国社会发展的实际创造性地提出的一个新概念,也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神与我们党治国理政追求的完美结合,其内涵十分丰富和深刻。

作为广播电视媒体,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重要的不是口号而是通过创造性的努力,在创造性的转换中关注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作为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在内容的取舍、节目、栏目与时段的安排、体裁的设计以及语言文字的讲究上,都应该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审美口味。广播电视评论节目,不管它体现出什么样的风格,听众和观众喜欢与否的标准取决于其心理接受的程度。不管观众面前的作品表达的是深沉的哲理意味还是平淡的生活体验,首先触动其情感和交流愿望的是一种“态度”,一种语言或者说是一种“语气”。这种“态度”和“语气”来自于电视画面,是流动的画面所营造和产生的。观众需要的是与自己坦诚、平等、平实交流的语气和态度,只有唤起了观众的信任和兴趣,那么在此基础上的传达和传递才是有意义的。不管你拍的是什么,说的是什么,观众才会随着你的表达产生情感的积累和相应的探讨与思考。犹如真正的朋友间相互交流,未必说的都是双方非常感兴趣的话题,但其交流的氛围和情感都仍然是愉快的、持续的、持久的。事实上,我们就是应当能赋予评论作品这样一种在观众心中能与之对话沟通的语言和态度,一种平和的语气和口吻。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需要寻找与观众平等交流的视线。平等意味着没有教训也不会献媚。不久之前,南京电视台以《直播南京》为代表的直播类民生电视新闻在全国掀起了一股热潮,并被上升为一种电视现象和方向。它要求记者把自己看到的进行负责任的记录和深入调查、梳理,寻找有意义、能够打动人的内容现场。而后,不管怎样由此及彼、由表及里或者由内到外,最后一定要再回到作为新闻主体的现场。跟诗歌要让人看到意象、小说要让人看到人物、戏剧要让人看到冲突一样,电视直播就是要让观众进入有声有色的现场。其次是传播内容与民生更接近,传播风格更加率直,节目或许就是要像家庭成员或者一位造访的密友那样触手可及,并且把话说到受众的心里去。在主持风格上,拒绝正襟危坐、拿腔拿调,强调轻松、平等交流,像平时说话一样说话,说受众听得懂的话,说老百姓生活中常说的话,像平常和老朋友聊天一样和受众交流。主持人代表采编人员要率先摒弃教化的面孔,用服务的姿态走近观众。与平等传播相适应,节目追求贴近性、趣味性、服务性,追求轻松明快的节奏感,追求形式上的规律性。电视台不是电视剧的跑马场。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所打造的优秀品牌才是观众的期待,才代表广播电视媒体的原创水准。

平静是一种态度。广播电视评论节目通常是制作人主观情感的真实吐露,带有创作者的个性、文化及审美特征,所以要想让作品心态平静首先应该是创作者的心态要放平静。这种平静,是一种出乎其外的表现,而入乎其内的是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和对生活的极大的热情。也就是说,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并以犀利的洞察力找出一个个关键点逐个击破,或者是找出一个个情绪点逐个展现。但在开机之后,要将热情与激动转化为一种平静,不能处在个人情绪化的创作状态中跟着感觉走。观众思想与情感的形成过程是自觉的、水到渠成的,而不是某个人的思想倾向和主观臆断或情感渲染所能决定的。主观色彩浓厚的片子会使观众感觉被牵制、被影响,从而失去与观众心灵的契合。广播电视评论节目虽然具有教化和引导的职能,但应当是潜移默化地渗透和自然自觉地形成。今天的观众需要的只是平静的交流,态度上的接受才能使观众理会任何意图的传达。热情投入是创作的动力,但不可热情地处理,热情地处理会使评论节目成为孤芳自赏的个人作品,而不是观众和老百姓喜欢的节目,那么作品也就失去了它的价值。据一些业内人士透露,有些谈话节目为了追求所谓的“效果”,竟然在现场安排“话托儿”,举手站起来说的都是节目组为他们事先准备好的话;还有就是让节目组的工作人员扮演当事人——这就有点令人啼笑皆非!

平视是一种角度。以平视的视角去记录,去制作节目,充分体现创作者对观众的理解与尊重。创作者应完全站在观众最能接受的立场上摆事实、看问题、说道理。观众感受到的是真切和坦诚的语言和口吻,以这种方式记录生活和表达情感的节目,质朴自然,完全是开放式的理解与尊重,其负载的宣传及教育功能是容易被观众领会和接受的。但我们有些评论节目,在新闻价值的判断上不求甚解,生吞活剥,误导受众。比如,构建和谐社会,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利益关系的调整。因为,贫富差距拉大已是当前一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已威胁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在这种情势下,理应多从社会调节机制和公平合理的制度安排的视角去寻求对策,去抚慰受众的情绪。相反,如果是以一种“饱汉不知饿汉饥”的姿态,居高临下地一味对贫困群体横加指责,诸如“观念落后,有仇富情绪”,“没有进取精神,一味地等靠要”等等,这显然不合时宜,既不利于问题的解决,也不能满足受众对和谐社会的审美需求。

平实是一种境界,是创作者放平了自己的心态,在尊重客观事实的基础上以一种平实的理解心态和真实情感来与受众交流。平实是受众信任和关注作品的“保险单”,也是广播电视评论节目趋向成熟的标志。要使作品达到平实的境界,就应该采用最朴实的手法和真实的情感以及翔实的语言。制作节目的人与看电视的人之间的关系就是传达与接受的关系,也是相互交流沟通的关系,节目的语言和心声是创作者本身的情感与心态的体现。要让作品具备平实的风格,创作者必须懂得朴实地尊重和反映生活,翔实地记录过程与细节的原貌,用真实的情感换取观众的认同和回应。这样的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才不会使观众产生距离感和排斥心理,才是成功之作。但有些节目不是这样,反而刻意包装,肆意炒作。一类是蓄意捏造,耸人听闻;再一类是添油加醋,大抖各种莫须有的猛料;还有一种是短话长说,又长又臭,主题重复,连篇累牍,几百字、几分钟能说清楚的问题,偏要占去几千字、几十分钟的版面与时段,全然不顾受众满意不满意,高兴不高兴,接受不接受。有些节目文字表达过于“八股”、粗放、生硬,千篇一律,对新闻主题的挖掘过于表面化,缺少个性、文采与灵气。至于说从文化的层面对事件背后所隐含的终极价值进行开掘,就更是做得不够。可喜的是,这些年来,有关媒体在这方面不断地进行着有益尝试。获第十四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的评论《微笑,并保持微笑》一文,语言风格轻松含蓄,充满散文气息,与抗击“非典”的内容相得益彰,大大增强了评论类文体的可读性与感染力。同样是本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千里风沙小站行》也令人眼睛一亮。这组系列报道,以简洁的文字,透过一种生动、朴拙的描述,让受众能感受到作品的一种“原生态”魅力。传媒是社会生态链条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唯有将“责任”二字高悬于头顶,唯有真正将受众装于心中,我们才能在媒介价值的取向与开掘上有所作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生活的深刻变化,意味着作为大众传媒有机组成部分的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不能再因袭以往固定不变和千篇一律的模式去传播和反映生动、丰富、运动、变化着的信息。要遵循“以人为本”的原则,有利于实现人的全面自由发展。要处理好发展与稳定的矛盾。要在努力寻找最适度的社会发展机制与动力源泉的同时,探求最佳的社会稳定机制与社会团结机制,谋求发展机制与稳定机制之间的动态平衡与良性互动,使社会既充满活力、生机勃勃,又和谐安定、秩序井然。在传播作业的手段上,要逐渐改变行政为主的手段,转变为经济的、法律的、文化约束为主的手段。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遵循市场运行规律,依照国家的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创新传播手段,把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各项功能酣畅淋漓地发挥出来,为全面推进社会进步做出广播电视新闻工作者的贡献。

第一章 广播电视评论基本特点

第一节 广播电视评论的一般特征

对广播电视评论特点的表述,目前新闻学界与广播电视学界还没有一个统一的定义。本书的观点是,广播电视评论是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就新闻事件或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发议论、作解释、提批评、谈意见的一种广播电视文体,是广播电视新闻中各种议论(包括直播的新闻访谈等)形式的总称。

一、强烈的新闻性

广播电视评论与广播电视新闻是一对孪生兄弟,用一句通俗的话来表达,评论是“新闻伴侣”,本书所指的“广播电视评论”,主要指的是新闻评论,它具有强烈的新闻性,针对社会生活中新近发生的热点、焦点、现实的问题所发表的事实性信息与意见性信息。广播电视评论作为新闻体裁,具有与被称之为“新闻纸”的报纸评论一样的新闻性;具有广播电视消息、新闻特写等体裁一样的基本属性。

老一辈新闻工作者吴冷西曾经说:“新闻应该按新闻的规律办事——让事实说话。”“新闻所以有力量是靠事实说话,用事实宣传观点、思想、政策。这是因为,人们认识世界的规律,是从具体到抽象,从个别到一般。新闻要提供大量的事实,让受众从中得到概念、结论、判断。”广播电视作为大众传播媒介和新闻传播工具,它基本的要素包含着信息含量和思想含量。吴冷西的这句“用事实说话”包含着“事实”和“说话”两个要素,前者指的是信息含量,后者则是指思想含量。“事实”是广播电视评论第一和基本的要素,如同眼睛不能容忍沙子一样,新闻最不能容忍虚假。最有说服力的是事实,可以说广播新闻写作的一切方法和技巧,都是运用事实的方法和技巧。新闻事实永远是广播电视评论得以生存和取得公众信赖的生生不息的源泉。

新闻的本源是事实,事实在前,新闻在后,事实对新闻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我国新闻界很重视一条新闻报道的基本规律,叫做“用事实说话”。所谓说话就是评论,广播电视评论就要忠实、客观地对新闻事实作出实事求是的选择、表现、分析和解读,使听众与观众不仅了解事实,还能够通过对深层信息的拓展,来了解和事实有关的背景,以及事实可能的发展趋势、影响等等。

广播电视评论不仅包括新闻变动的客观信息,还传递了对新闻报道的倾向和理解,渗透或者表达某些必要的背景、观点、评价等等。广播电视评论不仅要报告事实,还应该根据受众的需求来解读事实。用事实说话,就是通过精心选择的事实,运用事实本身的逻辑力量,来表现出作者的倾向和观点。

广播电视评论就是阐释事物的本质、意义、影响,在提供信息的同时,充分地解释信息背景、信息层次和信息形态。人们之所以在哲学的、科学的、文学的诸种作品之外又需要有新闻,因为新闻讲的是当前的事实,它是生活的镜子,时代的足迹。人们指望着通过它了解从自身周围直至整个世界(乃至宇宙)的真实情况。如果评论没有新闻性,所讲的都是“虚构的故事”,或者“昨日黄花”,那就没有新闻评论存在的必要,它就失去了存在的基础。所以,失去新闻性,或者没有时效性的话题,也就不成其为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了。

二、论述的时效性

新闻性,是各种新闻体裁作品的共同属性。广播电视评论体现新闻性就体现在它的时效性。广播电视新闻以时效性强而领先于报纸。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新闻界的时效性竞争以天计算,90年代中期广播电视推出整点新闻后,其时效性以小时计算。今天随着通信技术的日新月异,广播电视评论的时效性又有了相当快速的进步。广播电视评论的时效性有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侧面:一为时间,讲究尽可能缩短新闻评论与所反映的新闻事实之间的时间差,以最快的速度反映客观实际的发展变化;一为时机,即强调因时应势,增强对宏观实际的影响,而不单纯争一时之快慢。时效性的这两个侧面,一则注重绝对时间,一则讲究相对时间,两者之间存在着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

新闻评论对时间的要求,有时几乎与新闻报道一样强烈。特别是那些因特定新闻事件而发的评论,赢得时间往往意味着赢得主动权,赢得先声夺人的优势。而忽视时效这一因素,则可能使评论成为“马后炮”,削弱以至于完全丧失存在价值。早在20世纪80年代,海外媒体就开始利用卫星新闻采集手段(SNG)进行异地连线报道。我国的广播电视在20世纪90年代初也开始大量应用连线报道,主要采用的是电话连线。连线报道满足了广大受众的知情权,体现了记者“永远在路上”的工作作风,同时连线报道成本小,时效性强,有利于传播效果。

所谓“连线报道”,其实是现阶段广播电视评论加强时效性的重要手段。有论者认为:“新闻连线报道可概括为运用先进的视音频技术,在同一时间将不同地点的相关人员、画面对接在一起,就同一新[1]闻事件或话题,展开报道叙述或者讨论评述的节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闻连线报道,就是以主演播室为中心,单线、复线或放射线状与其他分演播室主持人或外景地记者相互串联,共同来完成信[2]息传输的一种报道方式。”近年来连线报道频频出现于广播电视评论节目中,导播不时地让主持人和事件发生地的主持人或记者进行连线沟通,有时还会有事先做好的其他节目插播进来。这种报道方式已经不是一般的新闻报道,它对于新闻事实采取了更多的主观评判。这种新闻评论直通新闻发生地,由记者或主持人通过电话或手机(包括特约记者或其他媒体的新闻从业人员)直接播报和评析新闻。比如央视、中广和凤凰卫视就比较注重连线报道中前方记者和后面演播室主持人的专题侃谈作用,有的连线报道还会请专家学者就敏感问题进行评述,介绍相关背景资料。

通过“连线评论”增强了广播电视评论的现场感,让受众感到、听到、看到事件就在现在、身边,增强了新闻的真实性及可信度,也充分体现了记者和主持人的工作作风和媒体的快速反应能力,可以是访谈、评论,也可以描述或者报告新闻现场的情景,很显然,连线评论大大增强了广播电视评论的时效性。

从相对时效而言,连线评论的对象既可以是特派记者,也可以是某一领域的专家或负责人,对新闻事件进行点评,因此不是一般的新闻就能加以概括的。随着电信业的不断发展,用连线报道进行长时间的广播电视报道与评论已不成问题。在新闻时效性不断被强调的今天,连线报道和评论将会越来越多地被广播电视采用,并成为一种重要的述评方式。我们一直在强调要增加对社会新闻尤其是突发性事件的评论,这就是对广播电视评论立体化的解读。新闻事件、专家解读和百姓评说三者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并充分发挥短信平台的互动作用,连线评述今后会越来越多地以互动的方式出现。

随着社会生活节奏的加快,人们已经不满足一般的从容的泛泛而谈式的评论,而更加大了对广播电视评论的时效性要求。[1]张金辉:《对国内电视在美伊战争中新闻连线报道的分析》,紫金网,2003年11月30日。[2]关爱梅:《电视新闻连线报道》,《青年记者》2004年第8期。

三、评说的特指性

任何一篇新闻评论都有自己的评论对象。广播电视评论的评说对象,要比报纸评论更有针对性。广播电视评说的对象,虽然千差万别,各有各的表现形态,但都毫无例外地存在于当前的客观现实之中,而且都与一定的时间、地点、条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换句话说,作为评论对象的事物,都是在“现在”这一时间、地点、条件下存在的“这一个”客观事物,这就是所谓评论对象的特指性。[1]“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对于广播电视评论来说,明确并自觉体现评论对象的特定性,是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基本前提,也是深入事物内里、中肯揭示事物本质的保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是马克思主义的活的灵魂。“一把钥匙开一把锁”,这就要求要根据不同的情况,采用不同的方法挖掘选题。

所谓评论的特指性,就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个案挖掘出材料现象背后的深层内涵,抓住材料所揭示的思想意义。顺着材料内容寻因求果,找出材料表象背后内在的必然性,找出与此材料内在实质相同的材料做例证,证明观点。

评论的特指性还可以促使我们找出与正面事例相反的例子,从反面论证论点。结合现实中与材料相近的问题谈,有助于认识的深化,比如在企业改革中有许多职工下岗,有些人以为离开单位,没了什么保障,于是悲观失望,什么也不想做。而有些人却觉得离开了原单位,却获得了更多的选择的机会,结果不少人在下岗后还干出了轰轰烈烈的事业。正反观点交锋,可以使评论的论点进一步深化,使观点更全面。即使对于那些持反对意见、消极看法的,我们也可考虑到其合理性,以之作警策,从而使我们在前进中更能万无一失。

再如,我们对于某一种社会现象进行评论,特指的评论总是比一般化的泛泛而谈有力,而且能产生更大的社会震撼力。2003年前后,有关拖欠农民工工资的事情曾经闹得沸沸扬扬,各地媒体都在报道和评论,但回顾那个阶段的广播电视评论,一般化的评说较多,义愤填膺者不少,具有特指性的评论显得较为少见。2003年10月24日,温家宝总理去看望重庆市云阳县人和镇龙泉村十组的乡亲们,一个叫熊德明的农妇向总理反映说,现在农民的收入主要靠打工,村里大多数劳力都在云阳新县城搞建筑,一年收入有五六千元左右。但是在修建新县城中心广场阶梯的过程中,包工头拖欠农民的工钱一直不给。她爱人李建明有2000多元的工钱已拖欠了一年,影响娃儿们交学费……温家宝总理当即指示地方政府要解决好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六个小时之内熊德明就拿到了被拖欠的工钱。央视根据这一新闻事实进行了报道,对此做了大量新闻评论,熊德明获得了央视年度经济人物社会公益奖,一时间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因此,观察分析任何事物,都只有把它与时间、地点和条件紧密联系起来,才能真正把握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之间的必然联系,也才能准确、中肯地揭示事物的本质。如果无视时间、地点和条件的特殊性,其结果不是为表面现象所迷惑,就是不着边际地泛泛而论,总之都难以作切合实际的具体分析,当然也难以洞察事物的本质。[1]白居易:《与元九书》。

四、文体的政论性

广播电视评论与报刊新闻评论不一样,为什么还要强调它的政论性呢?所谓文体上的“政论性”,即是指广播电视评论也是隶属于论说文、政论文的范畴,它的政论性特征概括了两者的基本特点,其中主要有:1)明确阐述对于事物——评论对象的看法;2)以说理为主要手段;3)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有关问题。前两项是包括政论文在内的所有论说文共有的特点,后一项则是一切政论文包括广播电视新闻评论的基本属性之一。综合起来,新闻评论的政论性,就是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阐明对于所论述的事物的看法。

广播电视评论为什么非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问题不可呢?广播电视评论只有坚持政论体裁观察、分析事物的这个共同视角,才能形成完善的体裁特征,也才能与其他平面媒体论说体裁相区别。但这种政论表述,是依托声音、画面和文字的政论性体裁。

广播电视评论是广电媒介的政治旗帜。文体政论性这一性质决定它必须善于从政治上辨别事物,在论述中体现鲜明的倾向性。所以非但无产阶级新闻评论自觉地坚持这一特点。就是资产阶级新闻评论也不例外,只不过它们有时伪装“非政治”、“非党派”、“非意识形态”罢了。

广播电视评论面向广大听众和观众,它所分析的事物、所论述的问题,都是受众关心或需要引起受众关心的事物或问题。至于能否真正吸引多数受众,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善于寻求适合多数受众的视角,寻求互相之间的共同语言,建立沟通思想与情感的桥梁。从思想、政治或伦理角度分析事物、阐述问题,无疑更有利于唤起多数受众的接受兴趣,更容易为多数人所理解。这么说,当然没有贬低其他评论文章(如文艺评论、体育评论、经济评论等)的意思,只是为了说明广播电视评论的本质是一种新闻评论。要赢得更多受众,就非着重从思想、政治或伦理的角度分析论述问题不可。

近年来,各级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和栏目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不论是“焦点”、“热点”还是“广角”、“透视”,抑或“观察”、“思考”,“话题”、“访谈”之类,都在全国各地观众中产生了不可低估的影响。这些评论栏目对改革开放中的重要问题、对关系国计民生的热点问题、对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对与群众生活息息相关的焦点问题、对各项工作中出现的难点问题进行追踪调查、阐述评论;或者在重大事件、重要节日的关键时刻,采取记者现场采访、记者或公众现场述评、主持人与观众面对面谈话、专家访谈、大众参与评说等多种方式展开评论。同时注意充分调动广播电视传媒的多种手段,实现了综合运用画面、字幕、评述评议和实况音响,以画面和字幕等诉诸观众视觉,以实况音响和评述评议诉诸观众听觉的完美结合,由此凸显出电视评论的鲜明特征。

五、论证的逻辑性

广播电视评论,既然是政论性的论说文,就必然具备一般说理文章的构成要素。它包含着论点、论据、论证的三大要素,在论点、论据、论证之间,要求作者不能自相矛盾,驴唇不对马嘴,必须具有严密的逻辑性。

所谓“逻辑性”指的是从材料到观点,从个别到一般,从对许多个别事物的分析和研究中归纳出一个共同的结论的推理形式。使用这种方法,一般是先分论后结论,即开门见山提出论题,然后围绕论题逐层运用材料证明论点,最后归纳出结论。这种结构的方法,比较符合人们的思维认识规律。运用事实论证时可以有两种形式,即概括总体性事实和枚举个别事实。概括总体性事实的说服力在于事实所体现的普遍性,它是对事实的总体或全局的全面性统计或概括。事实论证有很强的说服力。但是,这种完全归纳法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因为它要求至少具备两个前提:一是所统计或概括的对象数量是确定的,是有限的并且不太多的;二是所统计或概括出现的性质是该类任一对象所固有的。由于现实条件的限制,能够得到这种事实材料的人是极少的,因此它的可操作性不强。当对象的数量很大或者无穷大时,就无法使用这种论证方式。

枚举个别事实又称典型例证。这在逻辑上称为不完全归纳法或简单枚举法。它是根据某类事物的一部分事物具有某种性质,从而推出该类事物都具有该种性质,其前提与结论之间的联系不是必然的,只有在没有遇到反例的情况下才能成立。增强这种论证方式的途径是尽可能寻找有代表性的典型事例。

在重视“论证的逻辑性”方面,主要是必须保证事实材料的真实性和可靠性。所举的事例必须是确有其事,不能夸张歪曲,叙述要准确,就是细节也不能失真。运用枚举法时,要注意可能存在反例,所以在表述上要有分寸感,避免陷入绝对化,避免以偏概全。一般来说,对众所周知的事实,可以比较随意地列举,对比较生僻的事实,就要注意其可靠性。同时,也要避免被事实所驾驭而转移论题。事实总是多侧面多含义的,引用事实并不是引用它的全部内容,而往往只是其中的一个侧面或一个部分,即事例与论点相一致的那个切点,其他方面在引述或分析时就要舍弃。

论证的过程,越是在时间上、地域上、性质上、角度上呈多样化,例证的概括性便越高,说服力也就越强。所以,我们在进行事实论证时,要把思维的流畅性和变通性结合起来。所谓流畅性,就是能从一个例子迅速地联想到一系列、一连串的例子。所谓变通性就是在这一系列的例子中,在角度、地域、性质、时间上有所不同。

第二节 广播电视评论与报刊评论的联系与区别

与报刊评论相比,广播电视评论起步较晚。我国的广播电视评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如前所述,早期广播电视评论多是“播读”报刊评论的模式,即使后来由作者写好文字稿,也是由播音员在话筒前照本宣科地念;电视评论也是在一条或一组电视新闻后在荧屏上加上“本台评论”、“编后话”的字样,由播音员对着摄像机照念(读)文字稿。这种单向的“你播我听”、“你播我看”,与报纸评论的“你登我读”没有本质的区别,只不过增加了播音员出镜的画面罢了,它与广播电视传媒本身并无内在联系。这一阶段的广播电视评论,没有形成独特的个性。所以我们在探讨广播电视评论的特点时,必须从评论体裁、媒介属性、媒体特征和节目要求等方面了解广播电视评论与报刊评论的联系与区别。

一、报刊新闻评论的类型

广播电视评论与报刊评论的关系,用两句通俗的话来表达叫“藕断丝连”、“平面立体”。“藕断丝连”指的是它们的联系,当代电子媒介的所有评论都是从报章新闻评论发育而来,报纸新闻评论是广播电视评论的“母亲”。其中的新闻性、时效性、政论性、逻辑性等等,特别是精神文脉是丝丝入扣、一脉相承的。但是,报刊评论毕竟是“白纸黑字式”的文章,现在的语言称之为“平面媒体”,而广播电视评论则主要是运用声音、图像,辅之以简短文字的新闻评论,它是一种“立体交叉”的全新的评论变种,是新闻评论的一种全新的样式和节目形态。

我们不妨梳理一下报章评论的主要类型。

1.社论

国内外的报刊历来对社论这一重要体裁都是十分重视的,新闻学家们都认为社论在报刊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英文《韦氏大词典》关于什么是社论的解释是:“社论是一个报纸或杂志表明其总主笔或领导人意见之文章。”社论是报刊最重要的论文,是代表编辑部的、具有指导性的论文。20世纪50年代时,我国报纸曾提出“天天有社论,版版有言论”。如今,社论在各地地方党报日趋式微,反映着新闻与社会的巨大变化。

2.评论员文章

评论员文章,既非个人署名的一般性文章,又不代表整个编辑部,好像只是编辑部某个评论员的文章,有比较大的灵活性;它既有一定的官方色彩,又不完全代表官方,写作上可以自由一些,文章选择的角度可以小些,论述得可以深入一些。其规格和权威性介乎社论与短评之间。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类评论常取“观察家评论”这种形式。

3.编辑部文章

比“观察家评论”规格更高的类似于社论形式的是“编辑部文章”。这种形式,是我国报刊的独创。当然,20世纪80年代以后,评论国际事务方面的观察家评论和编辑部文章,几乎没有了。评论国内问题方面的编辑部文章尚偶然出现,近年来,评论员文章越来越受到人们重视,也出现不少好文章。过去动辄数千字的评论员文章逐渐演变成长则一千字左右,短则七八百字的文章,文风也出现了可喜的变化。

4.特约评论员文章

是由评论员文章而来的,这是一种“超重型评论员文章”。评论员文章冠以“特约”二字,用以加重文章作者的身份,给人一种“来头不小”的感觉。这种类型的报纸评论始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中,在平反冤假错案、拨乱反正中,发挥过很大的作用。以后,在较长时期中,这种“特约评论员文章”几乎没有再出现过。

5.短评

顾名思义,短评就是短小的评论。过去的短评有长到一千字的,近年来的短评一般都很短,一般不会超过五六百字。在表达方式和表达方法方面更加运用自如,异彩纷呈。短评,是目前报刊、广播、电视评论中常见的形式,但近年起色不大,作用有限,不仅数量日益减少,且佳作也少。如果短评不形成自己的个性,这种形式很有可能被其他评论形式所淹没。

6.编者按语

虽然谈不上是一种独立的评论文体,却也是一种依附于新闻报道或文稿的画龙点睛式的简短的新闻评论。它是报纸对新闻稿件或一般文章所加的评介、批注、建议或说明性文字。按语根据需要通常存在着三种形式:文前按语、文中按语和编后。(1)文前按语。即平常所称的“编者按”,有时也叫“编者的话”,在三种按语形式中,它的地位最为重要,它的编排位置也最为显著。行文要求提纲挈领,言简意赅,使用论断性语言直接地鲜明地提出论断,不必重复所依附的新闻材料本身,也不必展开论证。(2)文中按语。在形式上类似于我国古代的点评,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延安《解放日报》、《晋绥日报》经常运用这种形式。文中按语与新闻报道既有配合关系,又有渗透关系。插入文中,标上句号,附在某句话、某一小段文字后面。有感即发,有疑即注,有错即批,直截了当,灵活醒目,于字里行间表明编辑部的立场、观点和态度。这种按语依附在新闻稿件的字里行间,随时进行褒贬评点,以增强新闻报道的思想性和鲜明性。(3)编后。又称“编后小议”、“编者后记”、“编者附记”、“编余”等等,它是编者按语的一种常用的表现形式,是编者对新闻稿件有感而发的一种抒情、议论、联想的文字。它依附新闻稿件,旨在深化稿件的主题或报道思想。

7.专栏评论

在报纸新闻评论中,那些一般有固定栏目名称、定期刊发的、作者个人署名的、短小的新闻评论统称为专栏评论。

报纸的评论类型还可以做细分,但大致离不开这七种类型。早在广播电视出现以前,我国新闻评论体裁已经获得了相当充分的发育,成为现代报纸的“四大件”之一。广播、电视媒介问世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内,广播电视没有自己的评论,就是照本宣科地在广播电视中播读报纸评论。

二、广播电视评论的独特个性

广播电视评论,尤其是广播评论最早就是引进、移植并使自己的传播方式逐步适应、改造报刊新闻评论体裁,并在适应与改造中逐步摸索广播评论的新路子。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中国的广播电视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种变化主要体现在广播电视评论更多地糅合了新闻报道与新闻评论的各种要素,进一步模糊了报道与评论的界限,淋漓尽致地展现广播电视自身的优势与独特个性。这种独特个性就是在对各新闻要素全方位立体展示的基础上,适时地作客观、公正、准确的分析和评论,深刻剖析新闻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逻辑层次和新闻主体的独特个性,以深刻揭示新闻主题和相关的背景材料所包含的深层次意义,挖掘出新闻本身的内部实质。广播电视评论的主要特色是深入浅出。所谓“深入”,一是能恰到好处地“以小见大”,通过节目所涉及的具体事件、现象和背景,提炼出深入思考的问题;二是注意把新闻事件或现象放到特定的社会大背景下进行分析,紧密配合党和政府特定时期的宣传重点和舆论导向;三是时刻关注党和国家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提法和态度,并将其融入相关的新闻评论中,既让老百姓更多地听到党和政府的声音,又使新闻报道中所阐述的相关问题更具说服力。所谓“浅出”,是指评论都是通过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口语“说”出来的,平实亲切,很容易被老百姓所接受。为此,广播电视评论既是新闻深度报道的重要组成部分,又是广播电视深度报道的精华。

广播电视评论既可以配合报道翔实地交代有关新闻信息,又可以对报道中表面化的东西深入分析,增加同一主题下新闻材料的容量和整体新闻的报道力度,把新闻的信息含量和思想含量高度一致地统一起来。这样的评论既可以解释说明正面宣传的典型性,帮助干部群众认识问题、解决问题、统一思想,也可以表明党和人民的立场、观点、态度,更深层次地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引导舆论,使得新闻报道既全面周详,又透彻明晰,能让受众对当前的社会热点和群众广泛关注的重大新闻事件、社会现象了解得更加深入全面,更为客观、系统,以真正实现广播电视新闻报道的深度解读。

改革开放以来,广播电视评论工作者创造了许多新鲜的经验和评论模式,大致归纳起来,有四种独具广播电视“个性”的评论模式。

其一是央视的《焦点访谈》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纵横》,可以归入一种模式,影响所及,许多地方电视台都纷纷仿效。它把重大的政治问题作为自己的评说对象,或解释中央政策,或褒扬先进事迹,或揭露社会丑恶,或评说国际风云。它完全突破了播音员或主持人照读评论员写好的“本台评论”的传统模式,它有专门的一线采访记者深入社会各个角落,进行深度采访。评论主要是基于这种采访,并渗透在采访中,从而形成一种广播电视新闻述评方式。

其二是各地电台、电视台所创造的“说新闻式评论”模式,致力于突破广播电视评论刻板、严肃和远离受众的局面。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主持人也在说的过程中,一边说一边带上评论,真正成了“用事实说话”。主持人边播边说边议,用日常口语创造类交流氛围。说新闻式评论一边播着新闻录像,一边在告知观众事件经过,一边还在对事件做着评论,告知事件的过程与评论的过程紧密融合在一起,使观众不但了解了事件进程,而且知晓了评论者的态度和意见。应该说,几乎所有的电视节目都追求这种交流感,都追求口语化的表达方式。但是,追求的程度是不同的。“访谈”式主持的口语是政治化了的口语,而说新闻式评论的口语则更日常化一些。

其三是“沙龙式新闻评论”模式。它是指一群对某个新闻事实或现实问题感兴趣的人聚集在一起展开讨论的评论方式。安排了专门的讨论场地,人们专为讨论某个新闻事实而去,因而每个人都是有备而来,有话要说。比如央视的《实话实说》栏目就是这样。它最初的栏目宗旨就是“每周一个话题,每题一个热点,每点一次舌战,每战一道火花”。后来考虑到对真诚自然的倾诉与沟通的包容,宗旨变为“让你知道别人想什么和怎么想的”。它每期都有针对性地请一些有关的专家作为嘉宾,还请来一些与话题有关的群众,组成讨论现场。评论方式群言化,在沙龙式评论中,主持人既具有话题引导功能,又在评论中不唱主角,而是作为沙龙的组织者。真正的主角是请来的那些“宾客”。为使他们都能畅所欲言,主持人在其中穿针引线。在这样的场合,人们敞开自己,进行充分的表达,在观点的交锋中获得一种交流的愉悦。

其四是“家常式新闻评论”模式。家常式新闻评论模拟的是人们在家中看电视时发议论的场景。比如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就是这样,它有一个主持人,两个嘉宾,新闻放上一段,然后他们就由这段新闻展开神侃。侃完一则新闻,再放一则,然后再接着聊,如此循环往复,直到结束。家常式新闻评论视角平民化,它模拟的是老百姓看新闻的视角,而不是大众媒体上一般评论所持的那种宏大视角,也不是专家们对新闻的透视。每个家庭成员都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在一本正经地评论新闻,而是把新闻与自己身边的琐事连接在一起,以联想的方式进行感想式评论。它追求的不是深度,而是愉悦,是借新闻进行的一种放松休息活动。这种平民视角的评论正好适应了看电视的观众们所处的环境和所有的心境,使电视屏幕中的每个新闻评论者变成[1]了家庭中参与评论的所有成员中的一个,融入了家庭中的侃谈。[1]参见杨新敏:《电视新闻评论的几种模式》,紫金网,2005年6月11日。

三、声音符号与图像符号

与报刊这种平面媒体相比较,广播电视的传播符号显然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按照索绪尔的符号学理论,每一个语言符号包括了能指与所指两个部分。能指是符号的物质形式,由声音—形象两部分构成。这样的声音—形象在社会的约定俗成中被分配与某种概念发生关系,在使用者之间能够引发某种概念的联想。这种概念就是所指。能指与所指之间的关系是自由选择的,对于使用它的语言社会来说,又是强制的。语言能指与所指的关系是非自然的,是可以改变的。

广播电视是通过声音、图像、文字等符号面向广大听众、观众的,通过这些符号就客观实际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事物、现象、问题阐述相应见解和看法,借以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的一种体裁。它们的个性发展,直接受媒介的传播方式、传播特点、受众的状况,以及体裁的基本特征等因素的综合制约。弄清楚这些因素的作用,是正确认识广播电视评论个性发展目标和方向的前提。

声音符号,包括有声语言和音响,是广播、电视共用的基本符号。广播、电视中的声音符号,以自然形态或日常生活中的声音符号为基础,但两者之间又存在着质的差别。广播是一种诉诸听觉的表现艺术。其完整准确的定义是指依靠无线电波或者通过导线传播,诉诸人的听觉的媒介特质。广播丰富的表现力在于广播的语言和音响在听众心目中映射出美丽的图像,从而激发起听众广阔的联想空间,在翩翩想象中达到对传播信息的理解和记忆。音响是个非常广义的概念,泛指一切声音,它是由物体运动中产生的,并被人们的听觉器官所感受的各种声响,它又分为自然声响和生活声响两大类,它的作用是创造真实感,烘托环境,增强感染力。自然声响包括风声、雨声、雷声、鸟鸣等等。生活声响又分为物体声响、人物声响、音乐三种形式。物体声响表现的是物体的品质和功能,如斟酒的声音、汽车起动的声音、飞机降落的声音等;人物声响表现的是人物在各种环境中发出的声响,如儿童的哭声、闹市中的嘈杂人声、剧场里的掌声等;音乐是一种比较特殊的声响,是各种乐器按照一定节奏和旋律有组织地发出的声音。同时,音乐也是一门表现艺术,它通过演奏或演唱来表达思想感情,反映社会生活,包含有丰富的情感因素,在很大程度上对听众有情绪上的影响作用。

广播直接利用声音,通过说和听表情达意,交流思想情感,既方便又迅速,这是声音符号的长处。但声音符号最大的弱点是稍纵即逝,不易保存,不能微观选择。换句话说,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声音表情达意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长处和短处、优势和劣势对立统一的过程。

不过,如果作进一步考察,那就可以发现,人们日常运用声音尤其是有声语言表情达意,由于说、听双方面对面交谈,说话人不光是利用语词,而且广泛调动声调和表情、动作等手段;听话人也是既听言又“察色”。语词+声调+表情+动作,赋予了声音丰富多彩的表现方式,以及文字望尘莫及的表现能力。所以英国作家萧伯纳说:“(在英语里)有50种说‘是’的方法,有500种说‘不是’的方法,[1]而只有一种写这个的方法。”而伯德威斯特则说,社会交际只有30%—35%使用语言(语词),其余都使用语言以外的其他手段。A.Mehrabian的说法更为极端,按他的统计,信息传递只有7%用语言(语词),37%用声调(高低、快慢、长短),其余55%靠表情。而且,由于说话人与听话人面对面交谈,当面锣对当面鼓,上面所说的短处[2]或劣势一般也不难克服和消除。

图像符号是一种形象符号,信息传达更为直观,在表达某种具象概念的时候,文字或者语言的描绘需要经历从抽象到具象的转换过程,而图像符号则是由具象到具象的直接传递,它简化了人们解读符号的过程,使符号信息的获得更加轻松、迅速。同时这也避免了意义传达过程中可能产生的干扰和偏差,能够更加准确地传递符号信息。因此,使用图像语言基本上可以达到“一目了然”、“所见即所得”。但是,当电视图像符号需要表达某种抽象事物时,却是它的弱点所在,单纯的图像,往往难以精确地表达意思。再如表达人的心理活动,图像符号只能通过形象的象征和比喻进行表达,需要人们从形象中提炼出意义。[1]转引自朱增朴:《声像传播论》,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3年版,第145页。[2]参阅王振业:《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93页。

四、受众的差异对体裁的影响

媒介与受众是一枚钱币的两面,谁也离不开谁,媒体与受众是相互依存、相互适应的关系。麦克卢汉说:“媒介即讯息。正是传播媒介在形式上的特征……而不是特定的讯息内容,构成了传播媒介的历[1]史行为功效。”受众选择某种媒介,就形成与媒介的传播方式相适应的接受方式和接受心理;而媒介要实现预期的传播效果,则要时时顾及受众习惯了的接受方式和共同的接受心理。读、听、视,其实都有其相应的接受方式和接受心理定势。

与报刊作为印刷传媒的读者相比较,广播电视的听众和观众的基本状况,大致可以有这样几个特点:1)由于较少受文化程度的限制,听众和观众的绝对数量多;2)按接受能力划分,在成年人中至少多了文盲、半文盲这么两个受众群体;3)整体的平均接受能力,低于报纸的读者;4)多数听众和观众处于半接收状态;5)在同一时间里一般只能选择一种媒介,不像报纸读者那样可以边读边听。

广播电视,尤其是电视的信息模式同时打通听觉和视觉通道,在受众知觉和信息加工的环节达到了前所未有的境界,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受众普遍会选择这种费力程序最低的媒介来满足认知需求。人们在屏幕里进行心理体验,认知图式由电视节目内容积累而成。电视媒体成为“新的自然”,对受众的控制效果明显加强。电视是最有现场传真感的媒体,从来没有哪一种媒体能够如此鲜明地综合表达世界。视听知觉通道的全面激活和信息加工过程的简化使电视成为受众获取“媒介现实”的最轻松的选择。

受众最终是通过自己的感官去接受信息的。媒介信息以过滤或衰减的方式进入受众大脑。人脑在接受视听嗅触等各类信息时,几个通道可以同时受到注意的分配。而研究证明视觉是认识外部世界的主导[2]感觉,通过视觉通道接收的信息比率高达87%,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认知心理学认为,多种感觉通道比单一感觉通道对信息的接收更轻松,对信息的认知更全面。观看电视的过程就好像身处一种仿佛是面对面的现场交流中,受众无需特别精力负担,适当地分配注意力便能激起和维持一种自动加工式的心理活动。

电视图像具有一览性的特点。媒介决定论派的开山祖师伊尼斯(Harold Ad-ams Innis)将媒介分为两大类:倚重时间的媒介和倚重空间的媒介。电视无疑属于前者,电视画面中的各种组成元素如线条、形状、色彩等都是同时被人们的知觉所感知的,可以一览无余,瞬间把握,因此更为高效。而语言符号是继时性的,听人讲话或看文章,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听或看下去才会明白。

另外,人们对距离近的东西会投入更多的关注,而且注意力和记忆也会有所加强。电影与电视的差异之一在于电影的宽银幕带来的强参与感,使人容易集中注意力,“心理卷入”的程度高于电视。而电视中的特写镜头也起了相似的作用。大量特写镜头的拼接、频繁的切换,从认知方面讲,不仅可以引起更多的注意,还可以提供有用的线索和暗示。

电视图像是具象的,它简化了信息加工的过程,可以直观地在头中直接生成相应的形象,而感知抽象的语言符号则需要经过思维加工才能产生相应的形象。按符号学理论,印刷媒介的符号是信息的信息,只是符号信息中的“媒介关联物”的部分,只有与“对象关联物”(所指)和“解释关联物”(能指)相结合,符号的意义才能彰显。因而只有具有阅读能力的受众才能运用视觉对文字进行解读,儿童就因识字水平的局限无法读懂报纸内容,漫画则对他们有着强烈的吸引力。

显然,广播电视在现在家庭中不仅仅是一件家用电器,而是一个熟悉的家庭成员。听广播、看电视这种活动长年累月地重复,成为一种有助于形成现实效应的习惯。许多年轻人从出生起就大量接触广播电视节目,其价值观和行为方式都来源于广播电视,他们在屏幕里进行自己的心理体验,认知图式由电视媒介积累而成。[1]〔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2]李元授、陈扬明:《新闻传播学》,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第三节 广播评论的基本特点

一、广播评论的风格特征

自从20世纪80年代提出广播评论要“自己走路”以来,在20多年的广播评论实践中,对广播评论还是缺少研究和概括。进入90年代之后,广播评论面临着新的更加艰巨的任务,这就是要更多地接受公众的参与,不断接纳来自广大听众的信息与呼声。这一方面反映了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正在向深度与广度挺进,另一方面也说明了广播电视宣传要突破以往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一统的“纯说教式”的僵化模式。

过去,办广播,办电视,也讲群众性,也要考虑不同社会层次、不同行业特点、不同年龄人群的收听习惯,这是正确的。因为尊重群众,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观点。60年前,解放区一位老新闻工作者,曾经给广播评论风格特征做过精彩的分析,他就是恽

[1]逸群。恽逸群是党的报刊宣传活动家利新闻教育家。早在1947年担任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的时候,他就以广播爱好者和延安(陕北)新华广播电台长期听众的身份,对广播的风格及其主要特点的问题,比较系统地讲了自己的看法。他说:“广播应该有自己的风格,这个风格的主要特点是‘短、浅、软’。短,大家都晓得了;浅就是通俗,使人一听就懂;软就是轻松、风趣,使听众在文化娱乐中不知[2]不觉地接受你的观点。”这里讲的虽然是整个广播的风格,实际上主要指广播新闻和广播评论等新闻体裁的风格特点。这些看法,是针对当时延安(陕北)台的播出情况而讲的。恽逸群比较研究了广播和报纸的传播特点,认为广播应该有更多“以短为主要特点的新闻、评论”;对比分析了国民党和香港广播宣传的优劣,指出国民党广播电台的宣传从来就是拙劣的,“每天除了放唱片,就是读报,使人听了腻得慌”,而抗日战争之后的香港广播电台则以节目活泼、清新、多样,进入了广大市民的生活。正是在广泛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他针对“陕北台的新闻少,更没有自己的具有广播特色的评论”的状况,强调这些是广播的灵魂,建议人民广播根据广播自身的传播特点,在广播新闻和广播评论方面“创出新路子”。以“短、浅、软”概括广播体裁的风格特点,这在60年前是见解独到的,在现在也仍然不失中肯,甚至是一种富于针对性的见解。

广播诉诸说、听,直接面对着各有不同需求、接受能力悬殊的各种类型的听众。广播的各种稿件,只有短小、浅显、生动活泼、亲切平易,才能适应大多数听众的接受能力和收听状态,具有广泛、持续的吸引力。正如西方的一位广播新闻研究者所说的:“银行总经理不会因为报道是用基本词汇写的而被弄得心烦意乱;相反,那些处在半收听状态中的理解能力不强的听众将会由于你写得复杂而被完全弄糊[3]涂。”

广播评论不是什么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而是与千百万人民群众紧密相联,为人民群众喜闻乐听的雅俗共赏文体。“短、浅、软”三字诀,比较好地概括了广播评论的风格特征。它要求选择那些为大多数人所关心的问题作为题目,能引起更多的人注意,能拨动更多的人的心弦,不能把那些高、大、艰、深,与广大群众现实生活、工作毫无关系,或者关系不大的问题作为自己的题目。这个特点,要求它必须是面对广大人民群众讲话,讲他们能够听、愿意听,听后受益的话,因此,在写作上要适应受众的听觉习惯。在写作手法和语言运用上,也要与报纸评论有所区别,要深入浅出,一听就懂。而电视评论具有与广播评论的共同特征,同样以传播意见性信息为主要的目的或手段。但由于电视具有传播迅速、声形兼备、形象直观、转瞬即逝等特性,对于以抽象的逻辑思维与逻辑推理为主要手段的新闻评论而言,电视评论并不具有优势。

广播评论节目的群众性,主要体现在“通俗化”这三个字上。什么是“通俗”?“通”就是通顺的意思;“俗”就是大众化。过去,上海有一首打油诗:“深入浅出叫通俗,浅入浅出叫庸俗。深入深出犹可为,浅入深出最可恶。”通俗化应当是广播评论的一项重要要求。评论必须放下架子,用群众喜闻乐听的形式,以平等待人的态度,以商量问题的口吻同群众谈话,切忌居高临下地板起面孔说教。同时,广播评论的语气也要通俗,要使群众听得清、听得懂,切忌晦涩难懂,故弄玄虚。[1]恽逸群(1905—1978),江苏武进人。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2年起从事新闻工作,先后任上海新声通讯社记者,上海《立报》记者、总编辑,中国青年新闻记者学会秘书主任,《译报》、《导报》总编辑。1939年到香港主持国际新闻社编务。1945年进入解放区后,历任新华社华中分社编委、社长,《新华日报》华中版社长兼总编辑,华中新闻学校校长,山东《大众日报》总编辑,济南《新民主报》社长。1949年后,任上海《解放日报》副社长、社长,华东新闻出版局局长,华东新闻学院院长。1955年因受潘汉年案牵连,从此离开新闻界。1978年12月病逝。参见《新闻学大辞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728页。[2]《中国人民广播回忆录》,广播出版社1983年版,第125页。[3]〔美〕马克·霍尔:《广播新闻——新闻写作指导》,尔煌译,内部发行。转引自王振业:《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09页。

二、短小精悍

广播评论,尤其是在新闻节目里播出的文体,要短小精悍,以短制胜。为什么必须短?读者看报有选择性,不感兴趣的内容可以放下不看,或以后再看,而广播节目是“线性结构”,受众只能按顺序收听收看,无法选择。如果写得冗长,势必诱发受众的“关机意识”。广播评论要短,这是逼出来的,不短就不能生存。随着评论新闻性的增强,短评论是一种趋势。短了群众才愿意看,愿意听。当然,评论的短和长要根据内容来决定,有的主题重大,内容特别重要的评论,该长还是要长。短小精悍这一特长,是指新闻节目里的评论而言,不包括专栏节目、主持人节目和评论性节目里的评论,这些节目里的评论,有的可能比报纸评论还要长。“短”本身并不是目的,而是实现广播评论预期目标的必然要求。一般广播新闻体裁都要求短小精悍,目的在于扩大节目的信息量,力争在有限的节目时间内容纳更多的内容。广播评论要求篇幅短小,当然也同节约节目时间有关,但主要是由它的内容决定的。主要还是要着眼于适应听众专注收听的耐久力,因此既要求短而有物,也要求短而易知(理解)。这样,求“短”就要从精炼内容入手。为了使文章短小精悍,历来有两种不同的方法,一种是“省文”,一种是“省意”。为了“短”应着重在“省意”上下功夫,而不能单纯追求“省文”。“省文”就是尽可能节省文字,力求言简意赅。但如果一篇广播评论写得像古代政论一样,长的不过数百字,短的只有几十个字;把三句话拼成一句说,把一大堆听众并不熟悉的内容硬塞进有限的篇幅里,短是短了,听众也如同云里雾里不知所云,同样起不到好的收听效果。“省意”,就是在一篇文章里突出最主要的问题,在论述一个问题时讲非讲不可的道理;这样既能压缩篇幅,又能在关键处具体、充分地评述内容,无疑比“省文”更有利于兼顾短而有物和短而易知的要求。

三、深入浅出

广播评论与报刊言论不同,大众化,口语化,深入浅出,句子短,节奏明快,生动明了,一听就懂,易懂好记,入情入理。要在适当控制说理的抽象程度的基础上,调动各种手段,在内容和表现形式、表现方法方面,为听众创造理解抽象内容的条件。求“浅”必须以深入理解事物、了解听众接受能力为基础,注意防止庸俗和浅薄的倾向。

当一个新闻事实被受众接受之后,人们总想知道别人的感受,想听听别人对这个事件的看法,同时也想向别人说说自己的看法。这就是新闻评论存在的接受心理基础,而作为广播电视媒体也有责任利用新闻评论引导舆论的优势,充分发挥其正确地反映舆论、影响舆论和导向舆论的作用。广播评论节目编辑或主持人必须深入地弄清事实真相,然后以符合广播规律的方式告诉听众,让听众了解和接受。其中“概括”、“严密”、“通俗”、“热情”这八个字是做到深入浅出的基本要求。

所谓“概括”,要求语言不但精炼而且内涵丰富,能精辟阐释事理的本质和规律,开门见山,直奔主题并且一语破的。

所谓“严密”,首先是正确。所持的观点立场要正确,流露的感情要健康,格调要高尚。其次是准确。表情达意要到位,作者所思所感与语言的表达两者间要高度和谐。再次是严谨。要把握好说理的度,点到为止,注意分寸。

所谓“通俗”,要体现在评论的各个方面:选择的论题来自生活,是大家熟悉的、关心的;说理的方式是合乎民族习惯的、平易近人的;阐述的道理是深刻的、实际的、为人心悦诚服的;使用的语言文字是浅近的、大众化的。

所谓“热情”,是以与人为善并满腔热情的态度去说理,再加上适当的说理技巧,就会收到良好的说理效果。毛泽东曾说:“政论应[1]该像政论,但并不排斥抒情。”通过抒情来议论是议论的一种手法。因为精当、深沉、含蓄的抒情能带来文章热烈的气氛和感染人的气势,从而能更好地实现宣传、教育的目的。

广播评论语言要大众化,播起来要顺口,听起来顺耳,易懂好记。前几年,有的群众反映有些机关干部坐着小车下乡、下基层,工作没做多少,喝酒、要礼品成风,群众反映强烈。就此电台发表一篇广播评论:题目是《葫芦干部种种》。评论列举了有的干部是“糖葫芦”,下基层成串,喝酒成桌。有的干部是井里的“水葫芦”,你在上面看它在下面,你在下面看它在上面,人入心不入。有的干部是“宝葫芦”,下基层纪念品、礼品、土特产满载而归。改革年代需要开拓进取精神,办实事,严于律己,不谋私利,葫芦干部要不改弦更张,定会变成糊涂干部。这样的广播评论形象具体、易懂好记,能起到举一反三的宣传效果。[1]《毛泽东新闻工作文选》,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203页。

四、稀释抽象内容

广播评论在说理的过程中,总要运用概念、判断和推理等逻辑手段,以及同逻辑手段相对应的词语、句子和章法。然而,有许多评论的内容,例如科技方面的概念雷电、冰雹、沙尘暴、台风、泥石流、滑坡、地震等各种自然灾害形成的原因、过程和预防措施,对这些概念,必须通过专家访谈、约请专家解析,对广大听众不易理解的生涩概念,进行“稀释”,帮助广大听众易于接受和理解。或者适当控制抽象表达的内容,恰当处理它与其他概念的关系,形成既能揭示事物本质,又比较易于理解的判断和推理。而在语言文字方面,则要求运用明白确切的词语、简洁明快的句子和平易质朴的章法,要照顾多数听众的接受能力。只要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事物的实质,一般应避免作多层次的推论。把握这一原则,不仅有利于多数听众的理解,而且还具有防止节节拔高或无限上纲,以及说空话、说大话的意义。

要运用具体事例、数字、常识、历史事实和概括社会生活经验的成语、格言等各种人们熟悉的材料,以及举例、比喻、比较等各种方法说明道理,帮助听众经由具体事例理解抽象内容。当前由于文化教育的普及,科技知识进入千家万户,很多专业用语用在人们日常谈话当中,并取得崭新的意义,例如:聚焦、曝光(光学术语)、充电、触电(电学术语)、断层(地质术语)、污染(环保术语)、拍板(商业用语)、出炉(烹调用语)、软件、硬件(电脑用语)、脱钩、挂钩(铁路用语)、梯队、瞄准(军事用语)、框架、工程(建筑用语)等等。“曝光”本来是指使照相底片、感光纸感光,再加处理,影像就显出来,现在常常比喻把隐蔽的、见不得人的事公开出来,让群众知道真相。“充电”本来是指把电源接到蓄电池的两极上使它获得放电能力,现在常常比喻加强专业知识学习,对此还是根据约定俗成的原则。要把符合词汇规范化和群众语言习惯的新词新语,跟由于临时表达的需要而使用的随机词、随意拼凑而形成的生造词区别开来,保持祖国语言的纯洁健康。

五、讲究说理艺术

俗话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既然广播评论是通过新闻事实说理,我们就要想办法把“理”说得实在,说得别人愿意听。事实上,广播评论的语言所关涉的,并非单指词藻或词汇,还包括写作者惯用的句法、句式、炼字、炼词的习惯,生活经验,个性习惯及思维方式等。它所反映的,是作者对世界的认识和思想,是作者的全部内力,也许还有作者的天分。我们常说“文如其人”,即是说,从文章的语言里,可以看出写作者的全部。什么都能作假,但语言不能。所谓笔下功夫,是你一下笔就能让人看出来。讲究说理艺术,语言最重要,也最难。语言蹩脚,味同嚼蜡,谁愿意听呢?广播评论首要的是让人听懂,听明白。这就要求广播评论既讲究文法,又要尽可能朴实自然。说理要情理相依,富有机趣,语言便应在自然朴实中见出意趣。

按维特根斯坦的观点,语言即思想。因此,广播评论的语言不只是作者词语积累、运用能力的体现,更是作者对世界的体验方式、认知能力、理解程度的形象表征。往往有这样的情形,想到了,却表达不出来,表面上看,是语言的障碍,实际上,还是思想。“想到了”,但是还没有想深,想透,想明白,或者说,没有想到位。

思想到位,语言就会到位;思想到位,语言也才能到位。这时候,不一定非得是“华丽的词藻”才能表现。最准确的,往往是最朴素的,最接近事物本身的。而且事实上,绝大多数作家,都追求着“由绚烂归于平淡”的转变。许多广播评论的优秀作品,大抵是极其家常化,口语化,娓娓道来,其语言几与华丽绝缘,但每一篇,都是真正优秀的上乘之作。而所谓的文字功底,显然是对生活的个性化的表达。这种表达,以准确为基本原则,以灵动、凝炼、充满生命力为最高追求。

把“软”与“短”、“浅”并列为广播的风格特点,对于完善广播评论的个性特征,具有特殊的意义。广播评论内容的听知效果,与听众的收听状态关系极大。听众乐意听,有持续收听的兴趣,进入聚精会神的收听状态,自然能够比半收听状态更容易听懂,更能深入地理解和接受它的内容。怎样调动听众的收听兴趣?除了内容本身的说服力以外,重要的就是适当讲究“软”的说理艺术。增强说理的亲切感、感染力和吸引力。不妨设身处地想一想:一篇评论,如果摆出居高临下的架势,用颐指气使的口吻讲道理,甚至疾言厉色、盛气凌人,就会令人听而生厌、闻而生畏。

提高说理艺术,应该注重“平等待人”、“换位思考”、“启发引导”、“顾及大家”这16个字。“平等待人”,就是永远把自己看成是群众中的一员,不要老想着“我多么高明”,在群众中,你永远也不高明,应了上海一句流行的俗话“低调就是腔调”。要以平常心,以平等的态度、平易近人的口吻说理,即使是批评性的评论也不能扯高嗓门、声色俱厉,也要娓娓道来,让听众在事实面前感受到是非曲直。“换位思考”,就是时常把自己设想为听众,“如果我是听众,将喜欢听一些什么?”这样设身处地地为听众着想,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捕捉听众关注的焦点上,把说理重点放在为听众排难、解惑、释疑上。“启发引导”,是说听众是一个集合的概念,其中不乏“高人”,悟性特别高的人,也有文化程度很低的人,他们的水准参差不齐,接受能力也比较悬殊,一则评论要想既让接受能力较低的听众听懂,又能够让接受能力较高的听众感到有所启发,还是应该重在启发引导,通过层层分析,把事实也就是论据告诉听众,让他们自己来感受到事实的力量。“顾及大家”,这里的大家,就是受众群,广播评论节目不是给少数人办的,是为多数听众创造方便的收听条件。讲究“软”,把文章写得生动活泼、轻松风趣、娓娓动听、引人入胜,则可以激发听众的收听兴趣,使听众进入乐于听的境界。“短、浅、软”互为作用,将使广播评论更好地适应广播的传播特点,收到更好的听知效果。反之,忽视其中任何一个特点,则可能事与愿违,难以收到事半功倍之效果。

第四节 电视评论的基本特点

一、电视评论的成功实践

电视评论的特点,针对当前具有普遍意义的新闻事件和重大问题发挥舆论功能,实行舆论监督,评析社会思潮。从功能上区分,有提示性评论、倡导性评论、批评性评论等。从体裁上区分,有评论员评论、电视论坛、电视述评、电视座谈、主持人议论、电视答问(电视谈话、电视对话)等。当然,因特殊的播出需要,电视新闻节目中还沿用了传统的播音员播报和本台评论、编后话等。电视评论几乎容纳了广播评论的所有优点,而且它更具有鲜明的图像特点,可以将说理论事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

与报纸和广播相比,电视评论起步较晚。我国的电视评论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央视开办于80年代初的《观察与思考》的宗旨是:通过对具有普遍意义或群众关心的事件、问题或人物进行调查、采访、分析、评述,引起大家的思考。1980年7月12日《观察与思考》栏目推出的第一个节目《北京居民为什么吃菜难》就以老百姓关心的社会热点问题为话题,主持人和采访记者、编辑同为一个人,在演播室出镜,面对面地与观众交流(播出的节目中穿插有到新闻事件现场调查采访、发表议论的声画内容),并第一次以“主持人”身份出现在电视屏幕。这种注重调动电视手段,主持人采用无稿播出、不化妆、衣着朴素、态度平和的电视评论栏目,一改过去“居高临下”、“我说你听”、“我打你通”的评论模式,增加了与观众的贴近性和互动性,使电视评论具有了亲和力和感染力。而且,这种有观众直接参与的方式,较之于由播音员出镜口播的方式来说,无疑是电视评论的一种突破性进步。从1980年到1994年3月最后一次节目播出,《观察与思考》积十几年之艰难探索,为中国电视评论奠定了一方展示功力的平台,并催生了央视新闻评论部和中国电视业第一代主持人。《观察与思考》栏目是朝着“说节目”的目标而努力的,它也为后起的《焦点访谈》节目的脱颖而出铺平了道路。1994年4月1日,央视在黄金时段推出了新闻评论性栏目《焦点访谈》,把选题的标准定在“政府重视、群众关心、普遍存在”的基调上。在论证方式上主张“用事实说话”,充分调动画面的、声音的、文字的、图表的、动画的等电视传媒所独有的综合性优势,使电视评论更具有论据的明确性和形象性、论证的准确性和逻辑性、论点的鲜明性和深刻性,从而形成《焦点访谈》的基本特色。这个电视评论栏目瞄准党的工作重点、群众关心的热点、各级政府部门着力解决的难点展开调查采访和分析评述;声画合一,图文并茂,以议为主,以叙铺垫,把主观论据与客观事实紧密结合,融为一体;用观点传播意图,用观点影响受众,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展开尖锐的舆论监督。《焦点访谈》播出后引起了强烈反响,有效地发挥了新闻媒体的“喉舌”和“桥梁”作用。

电视评论以其前所未有的勇气和大胆创新的精神,改变了人们以往认为电视媒体只适合于浅层传送信息而不宜于求深的观念,向多年来单一的平面化的传统方式发起了挑战,并形成了独有的“形象化政论”模式。这是电视评论一次质的飞跃。这种以声画见长的电视评论,以其真实、具体、直观、可感的视觉形象和听觉形象,使受众在“绘声”“绘色”中自然而然地接受媒体传播。这种传播效果,是报纸和广播永远也无法企及的,这也正是电视评论的独特优势所在。继《焦点访谈》这种述评式栏目之后,央视又相继推出了《实话实说》谈话式栏目和《新闻调查》深度报道式栏目。这三种不同类型的评论性栏目被业界称为“加强电视评论的三大步”,这也是中国电视评论迈出的关键性的三大步。

二、声音画面同步兼备

电视评论是综合运用画面、字幕、实况音响(同期声)和论述语言的新闻评论。符号的多样性,决定了电视评论具有不同于主要诉诸文字的报刊评论,也不同于广播评论单纯运用声音的特点。

在构建电视符号系统过程中,大家一开始就注意到了电视与广播的区别,“听广播”、“看电视”,便是这种区别的最直观的显现。传播学认为,符号是人类传播的要素。传播的一方,利用符号表达“意思”,接受的一方通过符号理解“意思”。电视评论同时运用画面和声音表达内容,既赋予它具体、形象、富于感染力和吸引力的表现优势,也提出诸如怎样恰当处理声画关系、通过具象的表现手段表达抽象的观念性内容的问题。广播只能诉诸人们的听觉,而电视不仅诉诸人们的听觉,更重要的是诉诸人们的视觉。“无声的画面,仍然可以成为电视艺术作品,而无画面的声音,则根本与电视绝缘”,“没有[1]了画面,就没有了电视”的结论,这是典型的“主画论”。“主画论”在电视符号系统建立之初以及之后较长的时间居于主导地位,使得电视符号系统成为一个稳态系统。

电视叙事声音和画面的互补机制取决于它们各自承担着的不同的电视的功能,它们各自承担的功能的融合才构成电视叙事的符号系统。电视画面和声音各自功能的负载并不意味着它们处于封闭状态,恰恰相反,这两大系统都处于开放状态。一方面,电视声音和画面各自都从相邻艺术和相关范围汲取营养。从认识论的角度看,电视声音和画面符号的构建,独立品格的形成是一个过程,是从较低水平的有序向较高水平的有序上升的流转不息、生气勃勃的过程。在这两种有序状态之间,电视声音和画面以其互补机制,通过与外部环境的交叉与联系,刺激与反应,“同化”与“顺应”,打破旧的有序,导向新的无序状态。这是电视声音和画面互补机制表现出来的独具特征的形式。电视画面从电影画面汲取营养,电视声音从广播声音延伸,形成一种元初的有序。随着互补机制的形成,电视声音和画面均需脱离母体,进而建构自己的独立品格。[1]高鑫:《电视艺术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三、声音与画面有机结合

电视声画关系整合表述为:电视传播的声画关系是以语言为基础,以叙事为本质,主要通过声音叙述和表现、画面描写与再现,声画功能互补的声画一体的关系。

电视传播以语言为基础。语言是“人类最重要的交际工具”。人类创造了巨大的文明,这个文明离不开语言符号。语言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意义怎么估计都不过分。文明社会人的交流,经济、文化、军事、教育、科学等一切社会活动和社会发展,都是借重于语言进行的,文化、教育、科学都是用语言构成的,人类的一切传播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电视也不例外。语言不仅是电视传播的基础,也是画面解读和阐释的基础。

视听结合作为电视评论的另一基本特点,是从感知通道的角度说的。人类认识外界的事物,都需要经历由视觉(眼)、听觉(耳)、触觉(四肢)、味觉(鼻舌)等器官的感知和大脑的综合加工的过程,其中视觉和听觉是最主要的感知通道。电视媒介同时诉诸视觉和听觉,为人们提供获得外界信息的较完备的工具,大大延长了视、听器官和强化了它们的感知功能,因此迅速发展成为当代最富有吸引力的传播媒介。视听结合这一特点,决定电视任何时候都必须把视、听放在同等的地位,两者不可偏废。这是我们认识和把握电视评论这一媒介特点的重要前提。

但是,从接受心理的角度说,观众既然选择了电视,其第一心理需求就是看,就是连看带听或连听带看。况且,在电视评论出现以前,新闻评论都是供读或供听的;怎样使评论可视,或者说怎样用画面为表现评论的主题和内容服务,是一个完全崭新的课题。鉴于以上这些因素,在表现手段上适当地强调和突出“以视为主”这一侧面,一个时期内重点在“视”上下功夫,可以说是形成和完善电视评论的视听结合特点,增强其说服力和感染力的关键。电影艺术大师伊文思说过:[1]“画面是电影的主体,解说词只是加强画面效果。”伊文思这句话,是电视“画面崇拜”的理论依据。“一幅画就是一个完整的传播”,这一称颂画面魅力的名言,成为电视“画面崇拜”的旗帜。尽管有人不同意这种以画面为主的论点,但是,适当突出“视”的侧面,首先要求电视评论尽可能选择适于画面表现的题材或话题,如含有可以由画面直接再现的具体、生动、形象的新闻事实,或画面素材丰富的社会现象等。这是电视评论发挥画面表现功能的重要条件。由于捕捉了真实、典型的直观画面,并进行了恰当的组接,电视评论所阐述的道理也更易显示一定的说服力和感召力。[1]朱光烈:《“声画结合”论批判》,《现代传播》1999年第5期。

四、声音与画面双线互补

电视评论需要整合声音与画面的双重资源,声画关系定位于以语言为基础,以叙事为本质,主要通过声音叙述和表现、画面描写与再现,声画功能互补的声画一体的关系,来论述主题,深化电视评论所要论述的新闻事件的思想内涵。

电视评论传播以语言为基础。这里需要指出,强调在电视评论中适当突出“视”这一侧面,绝不意味着视觉语言可以取代论述语言,或论述语言无足轻重。电视评论毕竟是评论,它如同其他媒介的新闻评论一样,重在通过说理,阐述对于所评论的事物的思想、观点、见解和态度。而无论是思想、观点还是见解、态度,多数是画面拙于表现的,一般主要依靠论述语言来表达。因此,视觉语言不仅不能取代论述语言,而且必须与论述语言紧密配合。

其次,电视评论又离不开具体的新闻事实,讲述事实的过程,就是电视评论的叙事本质。电视声音和画面分别包含了电视传播的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大系统。符号的基本特征是它的指代性,符号总是代替某一事物,它承载一定的内容(概念、意义),是传播活动的基本要素。符号的基本属性是指代性、社会共有性和发展性。从电视评论承载的符号看,电视评论属于大众传播,查尔斯·赖特认为,大众传播的功能共有四个:监视环境、舆论引导、传承文化、娱乐。胡[1]正荣据此概括为:传播信息、引导舆论、教育大众、提供娱乐。

电视声音是一个时间流程,它在时间中运动,是历时性的。叙述是一个过程,是线性的、流动的,也是历时性的,是时间的艺术。而电视画面负载了非语言系统的全部具象性符号。它以流动、动态的空间,通过横向的展示,主要承担电视的描写再现功能。再现是描写性的,共时性的,这与电视画面的特质相一致,因此电视画面主要承担了描写再现功能。电视并非仅仅通过画面描写再现,声音也可以描写再现。画面的叙述和声音的再现就是电视声画互切的边缘区域。

电视评论声画一体,交相扶持。在视听兼备、有声有形的电视叙事艺术中,画面赋予声音以形态、神韵,声音则回报画面以生命、现实感和生活气息。在电视叙事文本中,声音(语言)历时性地提供事件、人物和背景,画面则共时性地展示这一事件、人物和背景。声音和画面,如骨肉难分,相辅相成,交相扶持,相得益彰,一损俱损,[2]一荣皆荣。因此,有人说“电视是声画一体的时空复合艺术”。

电视评论声音和画面各自承担着电视的功能,强调声画一体,其实就是要充分发挥声音和画面的功能,声画互相补充。电视评论的线性传播方式,实际上是由承担不同表现任务的两条线——画面线和声音线组成的,它们分别从两个通道消除人们对事物认知的不确定性,进而更好地接受和理解评论的政论性内容。在这种“双线互补”的声、画关系中,声音影响观众对画面内涵的理解,画面则有助于观众经由具体、形象的材料领会声音所概括的抽象内容。它们相互结合,相互补充,可以收到相得益彰的表达效果;而任何割裂这种互补关系的做法,则必然会削弱甚至损害政论性内容的准确表达。所以,英国电视理论家格林·阿尔金说:“电视不只是一种看的东西,然而也没有必要说音响或画面哪个更重要。在制作一个效果好的电视节目时,两者是相辅相成的。如果说两者中任何一个能独立发挥作用的话,那不[3]是对它的赞扬,相反,却说明这两者还没有很好地结合起来。”本章小结

广播电视评论是广播电视新闻媒体就新闻事件或国内外新近发生的事实报道发议论、作解释、提批评、谈意见的一种广播电视文体,是广播电视新闻中各种议论(包括直播的新闻访谈等)形式的总称。

我国的广播电视评论经过20多年的发展,逐步走向成熟。广播电视评论与报纸评论体裁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应从评论体裁、媒介属性、媒体特征和节目要求等方面了解广播电视评论的基本特点。

广播诉诸说、听,直接面对着各有不同需求、接受能力悬殊的各种类型的听众。广播的各种稿件,只有短小、浅显、生动活泼、亲切平易,才能适应大多数听众的接受能力和收听状态,具有广泛、持续的吸引力。电视评论是综合运用画面、字幕、实况音响(同期声)和论述语言的新闻评论。符号的多样性,决定了电视评论具有不同于主要诉诸文字的报刊评论,也不同于广播评论单纯运用声音的特点。

思考题

1.广播电视评论的一般特征是什么?怎样理解广播电视评论论述的时效性?

2.与报刊评论相比,广播电视评论的独特个性是什么?

3.广播评论有哪些风格特征?怎样稀释抽象内容?

4.电视评论的基本特点是什么?试述电视评论的声画关系。[1]胡正荣:《传播学总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年版。[2]参阅唐卓凯编:《电视叙事声画一体论》,http://www.studa.net。[3]引自《电视音响操作》,中国电影出版社,第5页。

第二章 广电媒介特点与评论符号系统

第一节 广播电视传播的特性

广播电视评论的传播特性离不开对其载体——广播、电视的媒介特点。它对于理解评论的符号系统至关重要。为了弄清楚传播特性,兹分别对广播、电视的传播方式、手段和特点逐一分析。

一、广播的传输方式

广播以声音为传播信息的唯一符号,这是它与报纸、杂志、电视的根本区别所在。

广播信息的传送包括四个基本环节。即广播节日的采集、编辑、加工、制作;广播节目信号的发射和传输;听众通过接收设备收听广播节目;听众反馈,即对广播节目内容的反应和回馈。

广播传输方式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无线广播和有线广播。无线广播即通过无线电波传送广播节目的传输方式。有线广播是通过导线或光导纤维所组成的有线传输分配网络,将广播节目信号直接传送给用户接收设备的广播传输方式。它具有抗干扰能力强,可有效地控制接收范围,传输频带宽,能构成双向传输系统等特点,具有独特的作用,可与无线广播互相补充,组成完整的广播传播网。

无线广播根据不同的划分标准,可分为许多类型。按调制方式,可分为调幅广播和调频广播。调幅广播即采用调幅调制方式的广播。当正弦形载波的振幅受调制信号(即广播节目的音频信号)控制而按调制信号的规律变化时,这种调制方式称为调幅。调幅广播具有在服务区域内都能收到稳定的电波,在山岳和高楼大厦林立的地区,不会因多径反射而产生信号的失真现象等优点;其缺点是射频频率低,容易受雷电等自然噪声和人工噪声的干扰,并且不易消除。调频广播即采用调频调制方式的广播。当正弦形载波的振荡频率受调制信号(即广播节目的音频信号)控制而按调制信号的规律变化时,这种调制方式称为调频。与调幅广播相比,调频广播具有噪声小,音质好,抗干扰能力强的特点,可用作高保真度广播。目前的立体声广播一般采用调频方式广播。

按使用的波长,可分为长波广播、中波广播、短波广播等。长波广播即使用频率以150千赫到285千赫的无线电波所进行的广播,其波长为2000米到1050米,故称为长波。长波在我国没有用于广播业务,而只用作无线电通讯和导航业务。中波广播即使用频率以300千赫到3000千赫的无线电波所进行的广播,其波长为1000米至100米。按1979年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规定,亚洲地区的中波广播从526.5千赫到1605.5千赫,其波长为570米至187米。我国采用此规定。中波广播既可利用沿地面传播的地波传播,也可依靠电离层反射的天波传播。白天主要靠地波,传播距离较近,晚间可利用天波和地波,传播距离较远。中波广播均采用调幅方式。近年来,有些国家开始用中波进行立体声广播。短波广播即使用频率从2.3兆赫到26.1兆赫的无线电波所进行的广播,其波长约从130.43米至11.5米。由于短波广播频段中地波衰减很大,不能形成有效服务区,因此短波广播主要利用电离层的反射来进行传播。使用方向性强的天线并调整天线的高度与方向,短波可以传播到地球上的任何地区,故可用作国际间的广播或对边远地区的广播和节目传送。基于这一特点,世界各国大多用短波来对国外广播,短波广播频段也是国际上唯一公认可用于对国外广播的频段。由于电离层的变化,使短波广播的可靠性和稳定性较差,接收好坏与昼夜、季节变化也有关系。短波广播采用调幅方式,但1987年世界无线电行政大会决定,从2015年底开始,短波广播全部改用[1]单边带制,这样不仅可以设置更多的电台,而且可以节省功率。[1]袁军:《新闻媒介通论》,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年版,第111页。

二、广播的传播特点

传播特点是由传播手段决定的。广播以声音为唯一传播符号,以节目为内容的基本形式,并最终诉诸受众的听觉,这些传播手段决定了广播有别于其他传播媒介的传播特点。

广播的传播特点是与报纸、电视相比较而存在的。

1.广播的传播优势(1)迅速及时。广播以电波为物质载体,每秒传播速度高达30万公里。相当于绕地球7圈半,可以在顷刻之间把新闻信息送到千家万户,广播传播与听众接收几乎是同步的。广播的迅速、及时、灵活和机动,播出时间长,可一天24小时全天候播出,新闻档次多,时时更新,遇有重大突发性事件,可随时插播。与广播一样,电视也是以电波为物质载体传播新闻信息的,按道理,电视的传播速度应与广播相同。但在实际传播活动中,电视的拍摄、制作、发射等工序都远比广播复杂,费工费时,很难像广播那样应对新闻事件,特别是不测的突发性新闻事件。因此,在时效上,电视比广播略逊一筹。(2)覆盖面广。广播通过无线电波传播,不受地理空间的限制,电波所及,都是它的覆盖范围。广播传播和接收的技术装备比电视简单得多,更容易扩大覆盖范围,提高入门覆盖率。尤其在国际宣传方面,广播更显得得天独厚,是一种跨地域、跨国界的传播媒介,可以超越国界的限制和封锁。因此,广播几乎都是各国对国外宣传,尤其是对敌对或意识形态不同的国家进行宣传的首选媒介。即使到今天,卫星电视覆盖全世界,但往往受到被覆盖地区政府的诸多限制,国际广播虽然也常常受到对象国的干扰,但由于接收设备极为简便,干扰往往很难奏效。(3)受众广泛。广播以声音符号传播信息,因此,广播既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无论识字不识字,文化水平高还是低,只要听觉正常都可以成为广播受众,也不受年龄、职业、性别的影响,只要具有收听能力和一定理解能力即可,真可谓老少皆宜,雅俗共享。(4)伴随收听。移动收听,也称伴随收听,即广播听众可以“一心二用”。听广播不像看报纸,它可以腾出听众的双手,听众可以边干活边收听。听广播也不像看电视,非有固定位置正襟危坐不可,听众可以边活动边收听,散步锻炼、漱洗就餐、乘车走路都可以收听,极为自由和方便。时至今日,各个城市的交通广播办得都有起色,正是适应了广播移动收听的特点。广播占据了听众日常生活中许多其他媒介不可能占据的时间,这也是广播得天独厚的优势所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交流问题研究委员会指出:“在世界所有地区,大众交流工具中最为普遍的是无线电。”“目前还没有任何其他工具具有这样的潜力,影响如此多人,能够如此有效地起到消息报道、教育、文[1]化和娱乐作用。”(5)声情并茂。有声语言不仅在内容上可以负载丰富的信息,而且音调、语气,包括停顿都可以传递感情色彩,具有一定表现力和感染力。记者、主持人、播音员善于创造和谐的交流气氛,可以收到变单向传播为双向交流的听觉效果。音响的运用可以增强广播的现场感、立体感和真实感,使听众闻其声如临其境。至于音乐,本身就带有浓厚的感情色彩。各种声音符号的和谐组合可以有效地增强传播内容的感染力,收到以“声”动人,以“情”感人的传播效果。声音符号具有很强的塑造形象的能力,可以充分地激发人们的听觉想象力。当电视夺走了大部分受众后,广播仍以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活力活跃着。广播是属于个人的传播媒介,它可让人们自由地想象。它赋予受众以想象的余地,是“幻想者的乐园”。广播这种激发人们“自由想象”的特点,可以有效地调动人们的各种情感因素,参与广播信息的再创造,从而达到传播者与受众互动、交流乃至难分彼此、交汇融通的良好传播境界。

2.广播的传播劣势(1)转瞬即逝。广播以声音符号传播信息,而声音的特点是转瞬即逝,看不见,摸不着,不留痕迹。如果当时听不清或听不懂,很难事后查找,使得听众难以对广播传播的内容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一些抽象、艰深的问题以及理论性和技术性较强的内容,听众往往不易听懂。这一点与作为视觉媒介的报纸有很大不同。报纸可以反复阅读。从人的生理功能上看,听一遍远远赶不上读一遍的效果。此外,广播只闻其声,不见其形,广播中的同音异义的字、词很容易产生误解,甚至导致完全相反的理解。如“治癌”和“致癌”,“全不完成任务”和“全部完成任务”等,在报纸上不会产生歧义,而在广播中则完全是另外一回事。(2)选择性弱。广播是线性传播,按时间顺序安排节目内容,因此,人们称广播的传播特点是“一条线”,即一条时间线。这一特点,使听众只能依时间顺序收听,即不能任意选择内容收听,也不能选择收听时间的快慢,因此,听众往往处于被动的接收状态,选择性很小。当然,广播的选择性弱是针对某一特定的时间而言的,即在特定的时间里,听众只能按编排顺序逐个收听节目内容,不能作“跳跃式”的选择。而就整体而言,听众还是具有相当大的选择权。如果听众对某一个台的节目不感兴趣,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他台的节目。(3)不易贮存。相比之下,声音的贮存困难要大得多。早期的广播,由于没有录音机,广播节目内容完全无法以声音的形式保留。这给研究早期的广播历史带来极大不便。即使在录音技术和设备高度普及的今天,广播内容的贮存还是要比报纸困难。当然,在互联网时代,新媒体的崛起,数字广播已经使广播原有的长处和短处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是另一个话题了。[1]《多种声音,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82—83页。

三、电视的传播手段

电视是继广播之后出现的又一电子媒介,被誉为20世纪人类最伟大的发明之一。电视极大地拓展了人类视听信息传播的广度和深度,以其视听兼备的独特传播优势,在当今各种传播媒介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

电视是运用图像、声音、文字等符号编制成节目,然后通过一定的传输方式进行信息传播的一种媒介。因此,电视的传播手段包括传播符号、编辑手段、节目、传输方式等方面。

1.电视的传播符号

电视的传播符号是电视赖以表达信息内容的物质载体。电视传播符号包括图像、声音、文字三大类,其中图像、文字诉诸人的视觉,声音诉诸人的听觉,因此,电视被称为“视听媒介”。(1)电视图像。电视图像是电视屏幕框架内所记录的、能表达的影像。电视图像是电视信息表达的最基本符号,是由一帧帧画面或一个个镜头连续运动构成的,是客观世界运动的场景和过程的展示。电视画面由框架、影像、构图三个基本要素组成。(2)电视声音。声音是另一种重要的电视传播符号。电视声音包括语言、音响、音乐三个部分。语言分为解说词、人物同期声、台词、画外音等;音响分为与电视节目有关的现场音响和效果音响;音乐分为器乐和声乐。声音在电视信息传播中具有多种功能。声音与画面可以构成对立、统一、同步等种种关系,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起到省略、隐喻、象征等声画蒙太奇的效果。声音具有渲染气氛、表达思想情感和抒情的作用;可以作为画面组接、转换的依据,具有扩展时间、空间的表现功能;声音还具有解释、议论、说明背景、刻画人物内心活动的功能。总之,画面与声音是电视符号的两个最基本因素,两者犹如电视的两条腿,两个侧面,缺一不可。画面与声音只有相互协调、有机配合,才能产生立体的、连续的、完整的传播效果。

在电视声音的各种成分中,解说词、同期声和音乐起着主导作用。(3)电视文字。电视文字是直接呈现在电视屏幕上或叠现在电视画面上的一切文字的总称。如直接呈现在屏幕上的公告,叠在画面上的台词、歌词、人名、地名、要闻插播、节目预告等,都属于电视文字范畴。

总之,图像、声音、文字三种基本信息符号,均以特有的表达方式和功能,在电视传播中起着各自的作用,体现了电视信息传播符号的综合性。

2.电视编辑手段

由图像、声音、文字等传播符号记录和承载的音像信息,有赖于通过一定的编辑手段组合成完整的电视节目才能为电视观众收视解读。从这个意义上说,电视编辑是介于传播符号与电视节目之间的一个中介因素。

蒙太奇是电视编辑的最基本手段。蒙太奇(montage),源于法语,原意为“构成”、“装配”、“组接”,用于电影、电视,有剪辑、编辑、组合之意。蒙太奇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影视作品的结构手段和叙述方式,包括镜头的分切与组接,场面、段落之间的连接与转换,以及剪辑的具体技巧技法。画面之间、声音之间、声画之间的各种组合关系均属于蒙太奇手段的基本内容。通过各种组合,将视觉、听觉元素构成运动的、完整统一的荧屏形象。二是指影视创作的一种基本思维方式,存在于创作者的创作观念之中,贯穿于从构思、选材、拍摄到制作的全过程,是创作者在构思过程中一种独特的思维活动。

蒙太奇手段的运用需要剪辑技巧加以保证。剪辑技巧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镜头之间的组接技巧,目的是保证镜头转换的连贯与流畅;二是段落之间的转换技巧,目的是保证段落转换既有明显的段落性又有连贯的视觉感受。

3.电视节目

电视所传播的各类信息都是以节目为基本单位组织起来的,节目是电视内容的最终组织形式和播出形式。

电视节目品种繁多,分类标准多种多样(下一章还要分析)。电视评论节目是指对新闻事实作出分析和评断,以影响和引导社会舆论的节目类型。它是电视机构的旗帜和灵魂。电视评论节目的形式有录像评论和口播评论。录像评论一般以固定的节目形态出现,如“电视论坛”、“电视述评”等;口播评论常常在消息类节目中由播音员出画面播出,如本台评论、短评、编后语等。

4.电视传输方式

电视传输方式即电视信息的传送形式。作为电子媒介,电视与广播一样,也是以发射、接收设备和电波(无线或有线)为信息传播的物质载体。电视信息的传递包括三个基本环节:运用电视摄像管和话筒摄取景物图像及伴音,然后按一定的构思进行编辑组合,制作成各类电视节目;把电视节目的视频、音频信号调制成射频信号,再通过电缆或天线发送出去;由接收机把射频信号转换为图像、声音信号,在屏幕上还原成完整的电视节目。

电视传输方式总体上可分为两大类:无线电视和有线电视。

无线电视是通过无线电波传送电视节目的传输方式。发射的电波属于米波和分米波频段,只能在视距范围内直线传播,覆盖区一般在方圆100千米以内。为扩大覆盖面,可利用微波或卫星传输到较远地区后,用差频转播方式由大量差转台来覆盖一部分地区,也可用直播电视卫星发射传输电视信号直接供个体接收。个体接收是每个接收户在电视机前端配置一个变频器、一个调制转换器和一副直径较小的卫星接收天线,直接接收卫星转发下来的节目。电视直播卫星是目前远距离传输电视信号的主要方式。电视广播的图像信号和伴音信号分别采用调幅方式和调频方式,利用不同的载波频率进行发射。

有线电视是通过金属导线或光导纤维组成的有线传输分配网络,把节目信号直接传送给用户的一种电视传输方式。有线电视又称“电缆电视”,是一种区域性电视。有线电视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六七十年代以来,因同步通信卫星和广播卫星的使用,地区性的有线电视传输网络已逐渐发展成全国性的有线电视传输网络,成为与无线电视相辅相成、互为补充的重要的电视传输系统。

四、电视的传播特点

电视和广播都是以节目为内容的基本组织形式,并通过无线电波或导线进行传输的。传播手段的共同之处决定了电视和广播具有某些共同的传播特点,如迅速及时、覆盖面广、受众广泛等优势以及转瞬即逝、选择性弱、不易贮存等劣势。这些都是电视和广播与报纸相比较之后的共同传播特点。电视和广播在传播手段方面的根本区别在于其传播符号的不同。广播以声音为唯一传播符号,诉诸受众的听觉;而电视以图像、声音、文字为传播符号,既诉诸听觉也诉诸视觉。传播手段的不同,决定了电视有别于广播的传播特点。

1.电视的传播优势(1)形象、直观、直接,具有强烈的现场感。这是电视最大的传播优势。电视通过图像、声音等传播符号,把客观事物具体的、可视的典型形象直接呈现在受众面前,客观事物的各种颜色、形状、声音、细节、场景、气氛等,不经任何中介环节,直接为受众“耳闻目睹”。可以说,电视受众的“身临其境”之感是不用调动联想和想象功能而直接形成的。电视传播的这种形象性、直观性、直接性,是电视之所以具有巨大魅力的根源所在。(2)内容及表现手段的综合性。电视是一种包容性、综合性极强的媒介。节目内容之丰富广泛、品种之庞杂、表现手段之多样,是现有其他媒介无法比拟的。电视将提供信息,反映、引导舆论,社会教育,文化娱乐,服务社会等各种功能融于一体,触角伸向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各个角落,无所不包,无所不及。电视新闻既及时、形象地传播国内外发生的大事,人类生存环境的重大变化,担当要闻总汇的重要角色,也及时地反映社会舆情,提供对事态的评断和分析,帮助人们认识和理解环境的急剧变化,释疑解惑,求得对事物的共识,使社会各个部分、各种环节、各类因素整合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保持社会的健康运转。电视广泛地兼容了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建筑、文学、戏剧、电影等艺术表现形式之精华,又形成了自己鲜明的风格特征,被人们称为继电影之后的“第九艺术”。电视声形并茂,视听兼备,既作用于听觉,也作用于视觉,属双通道信息传播媒介。(3)面对面的人际“交流”与“互动”。电视是迄今为止所有大众传播媒介中最富于人际传播色彩的媒介。人类传播活动基本上可分为两大类型,即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人际传播是指相互之间面对面的亲身传播,也称面对面传播,人对人传播。人际传播是人类传播活动中最古老、最自然、最富于人情味的传播形式。人际传播符号极其丰富。人际传播时,不仅语言符号在发挥重要作用,而且一系列的非语言符号,如手势、表情、姿势、眼神、服饰、气味等也在传播着十分丰富的信息。这是人际传播的魅力所在。大众传播是通过媒介组织向为数众多、成分复杂的受众大规模地传播信息的过程。电视媒介在广播的基础上,又多了一个使信息交流得以较大程度实现的得天独厚的“通道”,即传播者直接面对观众讲述,或在屏幕上交谈,或把采访过程呈现于观众面前。这些讲述、交谈、采访,传递的不仅有语言符号信息,而且有十分丰富的非语言符号信息;观众接收到的也不仅仅是某一种符号所传递的单个信息,而且是由多种符号承载的全方位的立体信息。尤其是电视节目主持人和电视谈话类节目的广泛运用,打通了传者与受者之间的“屏障”,给电视传播增添了更加浓厚的“人际”色彩。电视观众已不再是信息传播的旁观者和被动的接受者,而是主动的参与者乃至传播者。这种较大程度的信息交流相互动是报纸媒介不可能达到,也是广播媒介所难以企及的。(4)家庭收视,共同接受,融洽关系。电视是以家庭为单位接收的传播媒介,家庭是电视信息传播的“终端”。在信息的接受方式上,电视与报纸、广播存在一定区别。报纸、广播一般是个体阅读和收听,电视则常以家庭为单位集体收视。电视信息接收的家庭性,给电视信息传播带来了很大的人气效应和群体效应。

2.电视传播的负面效应

电视除了与广播一样,具有某些电子媒介共同的传播弱点和局限性外,还有自身独特的传播劣势。这些传播劣势往往是由给电视带来巨大传播优势的传播符号——活动的画面本身所导致的。可以说,活动的画面这一电视特有的传播符号,在赋予了电视以巨大传播优势的同时,也为电视带来了一系列的传播劣势。(1)可视性的增加,意味着可想性的减少。电视信息传播的形象、直观、直接,使观众无需调动联想和想象功能,就能直接感受到客观事物的细节、场景、气氛、颜色、形状、声音,从而不经任何中介环节,形成“身临其境”之感。毋庸置疑,这是电视传播的巨大魅力所在。然而,如果我们回过头来从另一个角度进行分析,结论也许正好相反,即电视信息传播形象、直观、直接的特点,实际上成了电视受众联想与想象功能得以充分发挥的巨大屏障。电视以活动的画面为核心符号,它把形象直接诉诸人们的视觉器官,符号本身就是形象的直接显现,无需借助中介的转换过程,符号与被表现的事物是合二为一的同一种存在。这一特点实际上是极大地削弱了受众参与形象再创造的积极性。(2)活动画面自身的局限。活动的画面是电视最基本的符号,活动画面的局限也就成了电视信息传播的主要障碍。例如,活动的画面无法表现已经发生,但未能及时记录下形象的内容;难以表达对尚未发生的未来事物的展望;很难直接表现事物内在规律,如某些抽象性、理论性较强的事物,人物的内心世界等,对一些不具备形象性的事物也很难以活动画面的形式加以表现。活动画面的这些局限性虽然可以通过解说、旁白、字幕等语言文字手段,或图片、实物、历史资料等加以弥补,但是,由于画面形象是电视传播最重要的因素,也是电视表现的基本特点和电视传播魅力的根本所在,缺乏活动画面的表现无疑会影响电视优势的充分发挥,削弱电视的吸引力和感染力。(3)与其他传播媒介相比,电视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功能和影响往往更为直接、深刻。早在1948年,美国两位社会学家拉扎斯菲尔德与罗伯特·默顿就合著了《大众传播的社会作用》一文,对大众传播媒介的负面功能作了深刻的分析。此后,许多西方学者乃至国内的一些学者从各种角度对大众传播媒介对社会的负面影响作了大量研究,在这些研究成果中,对电视弊端的分析最多也最为深刻。就社会地位而言,电视被称为“第一媒介”,其社会影响远非其他传媒所能比拟;从传播特点来看,电视传播的形象、直观、直接的特点使其具有巨大的正面影响的同时,也极易造成巨大的负面影响。学者们对电视弊端的揭示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电视污染。电视大量制作、播放色情、凶杀、暴力等不健康内容的节目,严重危害社会,尤其是辨别力不够健全的青少年。电视污染不断遭到社会舆论的指责,各国也制定了一些法令政策对其进行控制,但电视污染仍然是一个十分棘手的社会问题。2)电视文化侵略。利用电视手段对其他国家、民族进行文化渗透和侵略。主要是一些发达国家凭借自身强大的经济科技实力,拥有规模庞大的电视传播系统,运用电视媒介对不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文化观念、价值观念、政治观念的渗透。许多发展中国家已采取相应措施禁止随意收看境外卫星电视节目,以抵御来势凶猛的电视文化入侵。3)电视综合征。这是由长时间收看电视,受电视视听信号刺激而导致的神经系统的病态反应。如“电视孤独症”、“电视兴奋症”、“电视颓病症”等,被社会心理学家统称为“电视综合征”。此外,大众传播媒介共同的一些社会弊端,如大众传播麻醉人的精神,导致人与人之间的隔离,导致受众产生冷漠心理,降低大众审美鉴赏力和文化水平等等。

需要指出的是,电视弊端主要由商业化的电视运行机制所致。商业化电视机制中,由于一味追求商业利润,迎合社会大众的庸俗需求,电视弊端无法避免。我国电视台归全民所有,由国家统一经营,遵循社会效益高于一切的根本原则,这种体制为杜绝电视弊端的发生和蔓延提供了基础。但是,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电视运行方式也在发生许多深刻的变革,如何避免重蹈西方商业化电视覆辙,防患于未然,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值得深思的重大问题。

第二节 广播评论的符号系统

一、声音的特性和广播评论的语言符号

广播评论主要是通过声音符号来传播的。研究声音的物理特性,不是本文的任务。广播评论的声音符号主要有三种:口头语言、音响和音乐。

声音是由发声体震动引发弹性介质的震动(声波)导致的动物听觉感受器的感知。它是人类(包括动物)接受外界信息的主要途径之一。声音的不同组合会对人的生理和心理产生不同影响,因此,人们将声音分为乐音和噪音。所谓乐音,是指适合于人的听觉感受器官、使人感到和谐悦耳的声音;噪音则是指声音无规律混合,它会引起人们嘈杂的听觉感受。

播音语言是广播电台播音员的口述语言,而现场语言是电台记者在新闻发生现场录制的人物讲话声。

口语和书面语言,在基本词汇和语法结构要求上,两者大致相同,但是在具体用语和表述方式上,是不尽相同的。区别于书面语言,广播语言必须口语化、通俗化,因为广播评论是给人听的。口语化是指从群众的习惯用语出发口述宣讲;通俗化是指从群众的实际接受能力出发口述宣讲。一般情况下,影响说话者的因素主要有三个:一是所说的内容本身;二是说话者对内容的态度和说话者本身的客观条件,包括年龄、职业、身份、地位等;三是说话时的环境,包括时间、地点、场合、对象和天气等等。

当人们用文字进行交谈的时候,书写者(说话者)和读者是不见面的。他对所说内容的态度主要通过对词语的选择和搭配表现出来,这些内容的声音形式只有在阅读行为发生后才出现。所以影响说话内容的说话者的态度和情境是在听话者这一方的假想和理解中完成的。日常口头交谈在面对面的情况下发生,是对话式的。说话者的言说可以视听话者的情绪进行调整,并配合非语言符号的使用。而在广播评论节目中,评论节目一开始,就意味着说话行为开始,没有日常面对面交谈的情境的调节作用。说话者要表达的内容全部是由声音符号承载的,声音本身的情感功能在交流的过程中会自然地流露出来,这就要求广播所说的话必须与社会场景、时代氛围的诸种要求相一致,承担比口头交谈大得多的社会责任。

广播是通过声音符号塑造的媒介世界,具有瞬间呈现、易于理解的特点。同时,声音符号与文字符号虽具有抽象意义上的相似性,但由于声音是诉诸听觉的,在表达文本的意义和情感时,需要把视觉材料转化为听觉材料,经过语汇、语法和语调的重新创造,减少文字的模糊性,增加表意的确定性,呈现的世界比起文字世界更趋直白、明晰,但意、趣方面又不能与之相提并论。

二、语言符号在广播评论中的作用

语言是广播评论中最为基本的也是起着很大作用的符号,通常表现为论述语言。论述的作用可以概括为以下五点:(1)表达论点,直接表明节目或评论员本人对某一事物的看法和态度,是作者的立场和世界观的直接反映。(2)阐释论据,就是进一步诉说立论的理由和根据。论据一般分为事实论据和理论论据,一般广播评论多引用事实论据,包括叙述事实和转述他人的观点和看法。(3)表现论述的逻辑关系,如论据与论点的内在联系,以及话语间的衔接、过渡、转折等。(4)解释和说明,如交代新闻事实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其他背景,解释陌生的关键词语,介绍有关知识等。(5)在音响评论中,论述语言还有补充、完善音响材料的功能,如说明实况音响发生的环境和背景,揭示音响的深层含义,解释方言词等。

可见论述语言在任何时候都处于主导的地位,在一篇广播评论中起着决定成败的作用,我们必须明确这一点,这是正确处理广播评论声音符号的关键。

三、非语言符号在广播评论中的运用

非语言符号相比语言符号,缺少正式的语法规范和语用规范。它主要通过人体器官的形态变化、与人有关的某些物质或自然物质的变化来传递信息,其表达的内容十分广泛,可以作为人们传情达意的重要辅助手段,弥补语言符号在表达上的不足之处。

1.非语言符号的特点(1)使用范围狭小。语言符号是依据语法、逻辑的规则排列的。非语言符号没有很强的规则性,它传播信息时,只是在一连串符号中着重突出某个符号,而该符号的表述没有固定的位置,而且它总是与语言符号等其他表达方式结合在一起,鲜有独立出现的情况,使用的范围比较狭小。另外,非语言符号与指称对象之间具有某种相似性,因为它使其他客观事物符号化。比如双臂上下扇动可以表示飞翔的鸟,竖起食指可以代表数字“1”。(2)通义性和协同性。非语言符号几乎可以称为“世界语”。因为它与实物之间的相似性,往往可以产生举世通用的意义。非语言符号是一种心领神会的代码,这种代码的解释尽管难以言传,但是其准确性甚至会超过语言表达。另外,各种非语言符号在传播中是相互关联、互为依托、协同一致的,如果它们不是这样,传者的意图就要受到怀疑,就会出现信息传播的障碍。(3)真实性及对语言符号的纠正。语言是行为的指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除非是训练有素的演员,一般人很难以非语言符号去骗人。如果你的讲话同你的目光和面部表情不一致,聪明的听者总是可以依据非语言符号作出正确的判断,以否定语言符号的虚假性。

2.音响与音乐作为非语言符号的分类和功能(1)音响。在广播新闻评论节目中非语言符号主要指音响和音乐。广义的音响泛指广播中出现的所有声音,它包括自然声、人声、动物的声音、机器工具的响声、音乐声等,狭义的音响则把音乐另外作为一类。在广播评论中出现的音响只能是自然产生的声音,称作写实音。写实音和非写实音的主要区别在于前者的客观性,也就是说写实音是自然存在的,不可模拟的。广播非语言符号中的音响主要有以下功能:

①产生现场感,发挥证据的功能。音响能使听众产生如临其境的联想,产生强烈的现场感。例如报道一场足球比赛,比赛双方的呼喊,双方球迷的呐喊助威、欢呼、打鼓吹号等可以传达现场诸多信息。如第一届全国广播电视优秀节目评选中获奖广播作品《喜看我国运载火箭水下发射成功的壮观景象》,是一篇录音评论。记者在用语言描述现场情景的同时,播出了各种绘声绘色的现场音响:指挥所的口令、火箭升空呼啸声、直升机的轰鸣、高声奏响的国歌等等,给观众以现场感和可信感。

②表现时间和空间。音响效果能体现特定的时间与空间,在广播评论中还能转换时间和空间的关系。例如用蝉鸣转到夏天,用公鸡的啼叫把时间转至清晨,用浪潮汹涌的声音把空间转移至海上。

③传达现场信息。在现场新闻评论中,音响常常作为现场叙述的一种补充与叙述同时出现,成为叙述的背景。如庆祝香港回归的现场新闻评论中,在记者现场叙述的同时出现的群众的欢呼声和锣鼓声,营造着喜庆的气氛。

④刻画人物形象及心理。在录音评论中,音响还可以用来刻画人物的形象、心理状态与思想境界。如在抗洪抢险的录音评论节目中,风雨声和波涛声后再播报先进人物的事迹,其音响起到了塑造人物风貌和大无畏气概的作用。(2)音乐。音乐是通过组织声音(主要是乐声)表现情感的艺术。与语言的理性化特征相对应,音乐富于感染力。由于广播具有优秀的声音传真性,可以将音乐的作用发挥得比较好。音乐不仅在文艺节目中担任着主要角色,在广播评论节目中也起着一定的作用。

①作为评论栏目的声音标志。一般广播电台评论节目开始时,先播放栏目开始曲,又称标识音乐,然后呼报台名和节目名称,再向听众介绍当天的节目安排。如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开始时先播放的曲调,成为它的一个标识。

②作为节目的间隔或过渡。一套较长的广播评论节目往往需要作一些分类归纳或段落分隔。音乐常作为有效的间隔方法。这些音乐在广播中被叫做“间隔乐”。它在节目中起着划分段落、调控节奏、营造氛围的作用,给听众舒缓情绪、转换接受心态提供时间。

③配乐广播,渲染情绪,烘托气氛。对于评论报道中是否可以配音乐的问题,在广播新闻界曾有争议,多数持反对态度,认为这样既不真实又影响新闻评论的时效性,主张取消这种做法。但是在一些欣赏性的软新闻评论和文艺性广播中,这种做法还是被认可的。

④填充时间空档。广播评论节目的播放是以时间为存在方式的线性传播,要求节目准时连贯,不能停顿、中断和倒转。而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例如播音员或者主持人的播音速度把握不准,播出内容的临时删减,出现播放技术障碍时,或者实况转播因事先的不可预料性而产生时间的误差,等等,往往会在节目中产生空档,在这种情形下,可以视情况采用恰当的音乐来填充。

四、广播谈话与听众参与

广播谈话节目作为广播评论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被称为“谈话体评论”,其中最鲜明的特征,就是它对社会心理和社会生活的介入性。由于其介入界面的宽泛度,在节目中总是反映出各类现实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这些问题和矛盾在生活的各个层面尖锐地反映和作用于人们的心理和思维活动中,直接影响着人们既定的生活方式和生活行为。

广播谈话体评论是基于一个互动的界面,听众的参与有着充分的言谈自主性。一般来说,谈话节目中的话语主体不应就事论事地表达自己对事件的看法,主持人在对事件与事件主体进行评论时,应该尽可能涉及事件背后的普遍性社会结构以及个体的利益与主流社会倾向之间的冲突,形成真正的讨论机制,构成一个完整的与参与者共同建构的自由表达意见和理性的形象。

广播谈话评论以关注社会、关注民生、关注人性为宗旨,以真实感人的新闻事件、广为争议的社会热点和颇具趣味的轻松话题为谈话内容,通过主持人、嘉宾和现场观众的互动,以故事的曲折感人和谈话者的个性魅力感染人,以鲜活的思想触角和自由的理念碰撞吸引人,以精彩的民间语言和平民化的谈话方式打动人,创造一个气氛热烈、场面活跃、状态自由的谈话空间。谈笑世间奇闻,话尽人间百味,这正是广播谈话评论的魅力所在。广播谈话评论节目应在力争把一个话题谈深、谈透的同时,注重节目的平民化、趣味化。不言而喻,广播谈话评论节目对主持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揭示日常生活中司空见惯的生活现象、民众观念与政治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张力关系的过程中,以具有公信力的权威性,协调各类社会矛盾冲突,以构建国家整体利益和社会整体秩序的和谐平台,完成传统的以政治教育为核心机制的媒体传播所无法完成的社会整合功能。

要办好、办活广播谈话类节目,节目形式的拓展也是一种很好的思路。比如,越来越多的电台利用技术特点,通过电话线的无限延伸将直播室的空间不断扩大;或者通过打破媒体之间的界限,充分与电视、网络等合作来扩大广播节目的传播空间。广州人民广播电台制作的《穿梭双宝》是一档多年来收听率一直很高的节目,被群众誉为“空中的漫画”。为了扩大节目的影响力,广州电台把《穿梭双宝》节目中两位知名主持人的形象卡通化,将发生在节目中的故事做成漫画集出版,结果一经推出便受到了听众们的欢迎。这种尝试,是将电子媒介的触角伸向印刷媒介,实现了在更大空间内的联袂合作。还有,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人生热线》主持人苏京平与北京电视台合作,将《人生热线》的故事搬到荧屏上,制作了一档电视节目《夫妻剧场》,与广播节目《人生热线》相映生辉。这些都是拓展广播谈话类节目形式的有效尝试。

我国的广播谈话节目从十年前发展到今天,已经逐步走向细分化、“窄播化”的道路。谈话体广播评论在把握题材的原则上,首先要坚持正确的导向,反映积极进步的价值观、健康向上的人生态度和主流文化。像广州人民广播电台播出的《零点冲动》节目,关注普通人的情感经历,通过个人的喜怒哀乐触及社会问题。其次,选题在关注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群时,应更多地关注他们当中的强势精神;要特别注意选题的比例、取向和分寸的把握,不可以在节目中猎奇猎艳,更不可以展示丑恶和颓废。社会越来越复杂,广播作为大众媒体在反映和关注社会生活的过程中既要客观真实,又不能陷入自然主义,把不健康的东西渲染扩大。同时,要尽量避免无主题的闲聊,节目如果不设主题,就很可能使支流的东西成为主流,混淆视听。因此,广播谈话体评论节目一定要有主题,有时甚至可以设置一个月、两个月的大主题,如人文篇、社会篇等,这样才能把握住谈话的方向。

第三节 电视评论的符号构成

电视评论有别于其他媒介新闻评论。电视具有强大的表现力和现场感,是和它的符号构成,以及符号特性密不可分的。

电视评论的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听觉符号,即言语,包括同期声、解说词和音响等。另一类是视觉符号,即画面和屏幕文字等等。其中画面与同期声是主要叙事手段,解说词兼具说明、解释和论述的功能;从整体上说,声画双线体现了述评缘事立论、因事说理的特点。

一、画面的类型和表现功能

电视评论的画面,可以直接再现事物、场景以及记录其发生、发展过程,给予人们仿佛亲自面对事物、身临其境之类的感受。在电视评论中,它主要用来表现事实,如同报刊评论用文字、广播评论用声音描述事实一样。画面所表现的事实,可以成为引出论题的“由头”,为论题提供具体的时空环境,赋予论题以某种视觉的冲击力,借以增强现实感和吸引力。

电视的传播符号主要包括画面、声音、屏幕文字等三种。这三种符号在电视传播中各有其不可或缺的传播功效。画面具有“再现性”、“现场性”、“概括性”等传播特性,故有利于反映生活的原生态,展示事件发展的过程,有利于直接传达“言外之意”或某些“难以言传”的微妙内容;声音具有物理性、表情性和心理性等特性,因此它在电视传播中的有效运用可以打破画面的时空局限,大大扩展电视传播的内容范围,可以通过缜密的逻辑推理和精确的分析来阐述深刻的思想内涵与哲理,也可以渲染、烘托环境气氛,刻画人物心理,加强传播内容的真实感和亲切感;屏幕文字一方面可以起到画龙点睛、深化受众对传播内容与主题的认识作用,另一方面有助于形成受众视、听、读三种信息接触行为的一体性,加深对信息记忆的深度。电视同时兼容了画面、声音、文字等传播符号,而且它们不是一种简单的相加关系,而是相互整合,形成合力。这种合力就是我们常说的电视再现事实、表情达意、概括抽象、谈古论今、上天入地的潜能。

画面按表现功能大致可以分为以下三类。

1.口播评论的画面

主要是指播音员、主持人的画面,偶尔也有配合评论内容的静态画面或图片、图表。

2.再现事物发生发展过程的画面

多摄自新闻事件或人物、事物活动的现场,主要用来表现事实,起支持和阐明论点作用,具有增强论述说服力、感染力和吸引视听等功能。

3.再现访谈过程的画面

以记录访谈过程为主,有时对访谈现场周围的环境、氛围也有所展现,可以给予人们仿佛亲自面对事物、身临其境之类的感受。画面如同广播评论的音响一样,它所展现的事实,为电视评论的论题提供具体的事实场景,凸显出一种让观众身临其境的感觉。我们不妨以前几年在全国引起很大反响的电视评论《振兴开封经济座谈会开成了催眠会》中的一个片段为例:

这组画面,既再现了受访人的神情,也部分展现了博物馆现场惨不忍睹的景象。画面与声音相互配合,显然强化了词语的表现力和感染力,增强了受访人的语言分量。

电视评论是以画面、同期声、解说词为主要构成部分的多样化表现艺术。画面、同期声、解说词具有相对的独立性,有着自身的表现规律;但这三个组成部分之间还有着内在不可分割的联系。造型正确、构图完美的新闻画面可以激发起观众的视觉美,提高新闻评论的感染力,强化传播效果。而好的解说词可以使画面形象更加完善,可以表达画面本身难以表达的内容,可以起到画龙点睛、深化节目内容的重要作用。电视评论同期声运用同样是发挥电视评论优势的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对于增强电视评论的真实性和感染力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而同时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先进的电视技术也逐渐成为为传递电视评论内容服务的重要手段。

二、解说词与抽象语言

在电视评论节目中,解说词是非常重要的传播手段。解说的作用就是解释、说明、补充画面,或把画面放到某种特定的内容之中。“背景解说必须以画面为基础,为画面服务,不能脱离画面我行我素。从大多数情况来看,解说是非独立的存在,它只有依附于画面才有意义。如果解说词喧宾夺主,电视画面仅仅成为解说词的图解,这[1]时电视的特性减弱了。所以,解说词在于补充和升华画面。”许多时候,当画面无法表达其中的抽象概念,必须辅之以解说词。

解说词的作用包括以下一些方面。

1.补充画面背景

电视评论节目受时空的局限,不能表现过去与未来的时空,也无法对片子里的主要人物的背景情况以及相关事件的背景原因用具体的镜头来表述,因此就只能依赖解说词来完成。解说词的写作规律确定了解说词应当既根据画面的含义创作,又不能简单地重复画面上已经表达了的内容。这就要求解说词作者善于捕捉、发掘画面中最有兴味、最能感人、最富有寓意的细节,来作为自己遣词造句的动机,或依据自己的生活经历和体验,使解说词与画面在空间、时间上发生对位式的联系;或诱导观众的逻辑推理和概括力,使画面的含义获得再一次的升华;或根据画面与语言在形象上的逻辑联系,制造解说词与画面意境上的彼此烘托、共振作用。

2.整合画面

电视评论节目画面的一系列组合,如果没有解说词的整合,使画面有较为明确的指示关系,则有可能使画面处于无序状态。有时候如果只有画面,可能会使一些抽象的东西无法表达,而且各个画面之间的连接关系也会令人难以捉摸,所以这时候就需要解说词来整合这些画面。有一部短电视片《失物招领处》,在镜头展现琳琅满目的待领失物时,这样解说道:“这么多的遗失物品说明有许多粗心人丢三落四,但更说明有许多品格高尚的人拾金不昧。”两句对照的话言简意赅,既鲜明又生动、准确。美国全国广播公司在中国摄制《紫禁城》,对中国古老的文明赞叹备至。当画面展现故宫珍宝馆收藏的瓷器景泰蓝及各种雕刻工艺器件时,解说词是这么写的:“在中国发明瓷器七百年以后,马可·波罗才第一次把这些瓷器的样品带回意大利”,“当基督渡越伽里略海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使用指南针;而中国人发明纸张的时候,用来做十字架的木料在耶路撒冷还是一株幼苗”。这些解说词大大丰富了画面的意境,使节目有了深度。

3.开展论述和分析

解说词可以克服画面语言对思维不利的一面,通过对画面审视,以画面为基础,可以广泛而自由地生发想象和联想,从而拓展画面时空与画面信息。央视《焦点访谈》2004年10月26日播出的电视评论《毁田烧砖何时了》,就是运用解说词与画面的互为补充的手法,由点到面,层层剖析。【主持人】:现在我们大家看到的是一个砖窑,位于安徽省的长丰县。这种砖窑烧出来的砖大都是实心的黏土砖,也就是我们过去常常见到的小红砖。因为这种砖既占用土地又浪费能源,所以从20世纪90年代初,国务院有关部门就联合成立了墙体材料革新办公室,多次下文要求各地严禁占用耕地,兴建这种砖瓦窑,已经建成的也要限期调整复耕,《土地管理法》中对此也做出了规定。国家大力推广利用废渣生产的新型建材,最近记者却接到一些群众反映,说是安徽省合肥市所属的长丰、肥东、肥西三县,目前还在兴建这种砖窑,毁田烧砖。【解说】:一到合肥,长丰县罗集镇的村民们就向记者反映了他们的耕地被砖厂占用的情况。

记者:占了你家几亩地呀?

合肥市长丰县罗集乡罗南村村民:7亩多。

记者:7亩多呀。你总共才几亩地呀?

村民:我总共才只有13亩地。

村民:原来这块都是新种的地,都是水稻,现在只能种玉米,水不过来。

记者:没水了。

村民:水都让那个厂家搞得,没办法搞嘛。

记者:你们一个村就有5个窑啊?

村民:5个窑。

记者:那这占了就有1000亩呀。

村民:1000多亩呢!

记者:是不是占了荒地呢?

村民:哪是荒地呀!都是农田呀!【解说】记者了解到,长丰县兴办了几十家黏土砖厂。这些砖厂占用的土地少则几十亩,多则一二百亩,大都集中在公路两边的耕地上。尽管多年来国家三令五申,不准上这种小砖窑项目,安徽省也于去年6月出台了159号政府令,禁止兴建、扩建黏土生产线,但县里的一些人仍然是我行我素。

这段解说词在进一步指出了当地有关部门的官员,不是不知情,而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为违规的砖窑厂的建立大开方便之门,语言具有抨击力,而且起到了对这个事件总体上的抽象概念的表达。

紧接着,记者还采访了国家发改委环境和资源利用司的官员,指出乱建砖窑厂、破坏土地资源为国家法令所不许可,用解说词进一步评析了“毁田烧砖”的危害性:【解说】国家推广的新型建材卖不出去,可是毁田烧砖仍在进行。据了解,目前合肥市仅肥东和长丰两个县就兴建了54个黏土砖企业,占用耕地大约是4000多亩,毁田可以达到2500亩以上。而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除了县里有关部门、乡镇政府以及窑主的责任之外,也与包括合肥市一些开发区在内的用砖大户没有严格执行省里的规定,继续使用实心砖有关。现在,合肥市的领导已经表示要对此依法严肃处理。而据国家发改委的有关部门提供的材料显示,我们节目中反映的这种情况在广西北海、河南洛河、四川成都乃至全国的部分省市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它已经引起了国家主管部门的高度重视,也将采取有力措施加以解决。

这就利用解说词的功用,由点及面,说的是安徽几个县的情况,同时也兼及其他地区,让世人警醒,“毁田烧砖”在全国许多地方存在的现象不能再继续下去了。[1]高鑫、周文:《电视专题》,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第192页。

三、同期声与现场语言

把声音与画面割裂的落后观念已经过时,但如何发挥画面同期声的作用和效果仍是值得研究的课题。通常认为同期声包括人物现场声、环境音响、现场音响等多种声音和动作效果。同期声能够起到传递和增加画面信息量、烘托气氛、表现环境特点等重要作用,是电视评论中需要认真处理的工作环节。尤其是在电视评论节目中,如果在摄录电视画面时隔绝了同期声,那只能是不完整、不真实的画面记录。

电视评论中的同期声有两种:一是伴随事物发生的同期声,具有强烈客观性。一是访谈的同期声,有一定主观性。它们虽然都与画面同步摄录,但主、客观的性质有所不同。前一种声音的发生和摄录,一般不以采录者的主观意愿为转移,具有强烈的客观性;访谈同期声因访问而发生,在访谈过程中,有采访人的参与,带有一定的主观性,其中的提问、追问、诘问更体现了采访人对于有关事件的看法。如安徽电视台2006年6月28日《超级新闻场》播出的新闻评论节目《白血病打不倒的乡村老师》就体现了记者采访注重运用同期声的意图,我们看开始的一个片段:

在安徽霍邱的姚李镇有一名普通的乡村老师,在过去的一年里,他牵动了这个小镇许多人的心,他自己也感觉到生命再一次升华。【正文】郑青是一个性格比较开朗的人,平时他总是笑呵呵的。就算现在他躺在了病床上,脸上也常常洋溢着微笑。从他乐观的精神状态上看,也许没有人看得出,他刚刚经历过生死考验。【同期声】郑青:还是活着好……(黑场落)【配音】郑青是一名普通的乡村教师。几年前他通过教师资格考试走上了教师的岗位,来到了偏僻的姚李镇长岗小学。长岗小学的老师年龄偏大,多在40岁以上。这位年轻老师的到来让这个偏远的乡村小学焕发了新的生机,很快孩子们就喜欢上了年轻、外向的郑老师。不过,孩子们没有想到,他们的幸福没有持续太久:在去年春天的一堂语文课上,一个意外发生了。【非编】模拟:流鼻血。【配音】偶尔一次流鼻血,郑青没有太在意,可是从那次以后,这鼻血就没有停止过。【同期声】郑青:有时候一天流几次。【配音】身体的异样让妻子、学校的老师和孩子们隐约感到了一丝不安。一次次流血不止也让这位身处壮年的汉子很快虚弱了下来。【同期声】郑青的妻子王道琴:头晕,身体没有力气,挑水都挑不动。【配音】在家人的催促下,郑青利用学校放暑假的时间,去医院做了检查。检查的结果让他和家人一下子都懵了:慢性粒细胞白血病。

郑青今年还不到30岁,妻子王道琴是一个贤惠善良的传统女性,他们还有一个8岁的可爱女儿。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一家人一下子蒙了。【同期声】郑青:只在电视里听说过。【同期声】王道琴:从来也没有想过会发生在自己的身上。【配音】接到诊断结果,郑青觉得自己这一辈子就这么完了,原来死亡距离自己是那么近。整整一个夏天,他在忧郁和茫然中度过。【实况】敲钟,上课。【配音】转眼新学期到了,在学校的老师都以为他需要请病假休息的时候,郑青又一次意外地来到了学校,他向学校提出了一个让大家都意想不到的要求:继续给孩子们上课。

这里对患了白血病的乡村教师的采访,如果没有受访人的同期声,只有几个与访谈人的镜头,所有的话都是让主持人或记者说,就会显得苍白。乡村教师郑青以同期声来回答记者锲而不舍的追问,达到的效果甚至超过了访谈的预期目的,一个可亲、可爱、品德高尚的乡村教师的形象就出现在我们面前。

选用同期声,最能体现编辑的功力。采访记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要积极搞好配合。编辑要根据整体节目的策划,安排好哪里需要播音员解说,哪里用同期声,用哪段话有力度有感染力,都要精心安排。记者辛辛苦苦采访到的同期声素材一大堆,如果编辑时怕麻烦,随便选上一段便了事,那就白白浪费了采访时的一片心力,后期做出来的节目质量就要大打折扣。

选用同期声最怕的是重复。本来播音员已经解说得很透彻了,接着又跟上一段类同的同期声,可以说那就是废话了。如:有一条新闻本来导语对某地植树造林的成果已经交代清楚了,接下来一段采访又细化了造林成果,这就是多此一举了。同期声在电视评论中的运用,宜短不宜长,哪怕是一两句最有感染力的话,它就能提升节目的档次。

为增强同期声的可听效果,即使它本来就不需要剪接也不需要拼凑,但在画面上可以做一些处理,效果会更好。如在开始出同期声时可剪辑上一个五六秒的画面,观众听到有人说话,却不知人在哪里,正在奇怪时,人出来了,这种悬念感就会增强同期声的效果。另外,在一段同期声中间或最后穿插一组与采访内容相关联的镜头都是很好的做法,它在很大程度上能增强观众的听觉和视觉。

四、文字语言:屏幕文字和画面文字

屏幕文字和画面一样,属于视觉符号。除了能用作标题之外,还具有概括论点和提示、补充、说明等多种表现功能。传统意义上,屏幕文字在电视新闻画面中起到的只是新闻内容的提示、强调或者彰显功能,以有效弥补画面在传达讯息方面的不足。但作为电视评论节目表现的元素,文字符号同样带来美学感性的认知,尤其是配合计算机制作的特效技术及设备的进步,屏幕文字的应用不但更多样化,同时也充分发挥其艺术可视化的效果。目前电视评论在屏幕文字的表现主要有评论标题、讯息滚动、段落新闻提要、报道旁白、采访摄像记者姓名及报道地点、受访者身份及姓名等样式。其中,尤以评论标题及讯息滚动的功能最为显著。

评论标题是屏幕文字最常见的方式,功能在于以简单明了的标题简要说明本评论或话题的内容。广义上的字幕新闻是指“电脑控制字幕发生器,在电视屏幕打出字幕,用简洁文字向观众传播最新消息,[1]它是电视新闻最简便的报道方式”。从狭义上看,字幕新闻是独立于电视画面,对刚刚过去或正在发生的新闻事实进行文字报道的一种样式,它多以滚动的形式出现,因此又常被称为滚动新闻。电视新闻直播虽然已经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字幕新闻的滚动播出以实时更新的方式满足了观众对新闻时效性的高要求。从某种意义上说,由于有了字幕新闻,电视成了不仅可视、可听,也可“读”的媒体。

现在海外不少电视新闻十分重视以文字标题搭配口播内容的方式,因为这不但有助于不同年龄及教育层的观众理解评论概要,同时也方便随时转进本台收看的观众迅速掌握播报中的节目内容,吸引观众继续收视下去。落实在做法上,每档评论一开始播报就要上标,并尽量保持上标状态,让观众维持视觉的新鲜感。即使是突发的现场联机新闻也要跟紧口播新闻的内容进度,持续更换大标,让观众掌握最新动态。此外,新闻评论标题的字体要大且字数以一行为原则,务求浅显有力,让观众一目了然。

为展现新闻的实时更新或对重要新闻加以提要、预告,一般都在新闻的主画面四周以滚动字幕的形式呈现。例如CNN在其新闻画面的底部滚动字幕条,将重要新闻以标题方式及时更新、回流报道,台湾电视就将此称为“新闻跑马”。我们这里称为“讯息滚动”,新闻镜面的四周布满跑动的讯息。

画面文字,也可称为“字幕语言”,它可以作为解说语言的补充,通常分为以下三种:

一种是解说词以字幕形式出现,一般见于数字较多,或较为复杂的、不易听懂的文字解说。

一种是对画面的解释,这种最为常见。比如被采访者讲话的内容,用字幕表现出来;再比如,一两个或一两行字提示画面中不易被看见或者看不懂的局部。获得湖北省新闻奖的系列新闻专题片《思想解放东南行》中有几个片子,就大量运用了字幕语言。我们看到湖南卫视《晚间新闻》中出现过几次这样的现象:一则新闻中完全没有解说词,全部是用精炼的字幕语言交代新闻内容。这样的表现手法新颖独特,能够很好地调动观众的收视兴趣,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

还有一种画面文字不附属于解说和画面,能独立表达信息。它告诉了人们另外的事情或这则评论在文稿和画面中没有涉及的内容,在这种情况下,画面文字不再是其他语言形式的补充,而是新闻内容和信息的补充了。

总之,画面文字除了说明画面信息、事件的时间和地点之外,还能通过简单的几个字起到画龙点睛、神来之笔的效果,同时也可以提供其他语言形式所不能涉及的信息。现在,特别是在刚刚兴起的电视评论栏目中,画面文字的运用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广泛。如何更恰当、准确地运用,仍然值得我们进一步研究、分析和总结。本章小结

广播电视评论的传播特性离不开对其载体——广播、电视媒介特点的分析研究。

广播以声音为唯一传播符号,以节目为内容的基本形式,并最终诉诸受众的听觉,这些传播手段决定了广播有别于其他传播媒介的传播特点。电视以其视听兼备的独特传播优势,运用图像、声音、文字等符号编制成节目,然后通过一定的传输方式进行信息传播。电视的传播手段包括传播符号、编辑手段、节目、传输方式等方面。

口头语言、音响和音乐构成广播评论节目的符号系统。

电视评论的符号分为两类:一类是听觉符号,即言语,包括同期声、解说词和音响等;另一类是视觉符号,即画面和屏幕文字等。其中画面与同期声是主要叙事手段,解说词兼具说明、解释和论述的功能。从整体上说,声画双线体现了述评缘事立论、因事说理的特点。

思考题

1.分析比较广播电视的传播手段与媒介特点,指出其异同之处对于节目的影响力。

2.广播评论的符号系统包括哪几种类型,各有什么特点?

3.电视评论符号系统有哪几种类型,同期声、解说词对电视评论的影响如何?

4.电视声画关系有哪些特点与类型,这种声画关系对于电视评论有什么影响和作用?[1]引自叶子:《电视新闻栏目研究》,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5页。

第三章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形态

第一节 广播电视评论的结构

在广播电视新闻的节目形态中,广播电视评论占有很大的比例和相当重要的位置。可以说,当今世界各国的广播电台和电视台都将评论节目安排在黄金时间,并以相对固定的栏目形式,以此来打造广播电视机构的声誉和品牌。

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各个电视台评论节目都十分活跃,如上海台的《新闻观察》、北京台的《今日视点》、河北电视台的《新闻广角》、湖南卫视的《新闻观察》、云南电视台的《今日话题》等先后涌现,这是技术和人文条件成熟之下媒介发展的必然现象。上海电视台曾创办全国第一个杂志型电视新闻专栏——《新闻透视》。这个专栏努力按照新闻性、社会性、知识性、服务性和思想性相结合的要求,对新闻事实进行报道和评述,内容大多是群众关心的新闻事件和社会性题材,采用杂志式编排,既生动形象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又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要求和呼声,在党、政府和人民群众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从而成为深受国内同行和观众喜爱的名牌栏目。

当今的广播电视评论比之以往的节目形态,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其中既有对其他媒介评论(例如报纸评论、网络评论)的承袭和融合,又在各方面条件的作用下发挥出自身特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格局。今天,评论已经作为一种精神贯穿在广播电视媒介中,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大评论概念,一种报道和评论的融合,一种平等互动的个性化评论,这也是与广播电视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开放相适应的。当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是各方面意见的汇聚,让受众能做出自己的评价的时候,就意味着从社会生活中汲取了其所需要的能量,其媒介意义和人文意义也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实现。

一、报道与评论同步进行

广播电视评论由两部分信息构成:一是作为事实的信息;另一是作为意见的信息。两者互为依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广播电视评论节目中,许多节目所报道和揭示的事实本身就包含着评论,而且是有事实作为佐证的最有力的一种评论。

报道和评论同步并行的结构形态,成为现代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重要特性。过去那种报道与评论截然分开的观点和报道与评论泾渭分明的做法,已经难以适应当今广播电视传播的特性和当代听众与观众的心理需求。以电视评论为例,从电视传播的特性来看,其先进的科技手段直接将原始形态的信息场提供给观众观察体验。

首先是当代传媒技术条件为广播电视新闻的报道与评论并行提供了保证前提。评论空谈义理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最为重要的是事实的展现、场景的展现,事实是最有说服力的东西。其次,从观众的心理需求而言,他们不再认为媒介的意见是必须听从的“真理”,而是将它作为一种事件性的存在,也是一种客观现实,他们既了解了客观事件,又倾听了各方面的见解之后,自己作出判断才是最重要的。“现代观众要求新闻报道是主客观的辩证统一,即主观努力求得事实的尽可能客观公正的报道,同时将主观的见解作为另一种客观存在体现在报道中,为观众迅速地提供一个完整的认知系统,使观众在事实和见解的同步接收中开拓自己判断的思路,增强判断的依据,提高信[1]息的价值,同时获得一种及时交流的愉悦。”

报道和评论同步并行的结构形态与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用事实说话的话语方式相辅相成。通过报道与评论的并行,将事件性信息和意见性信息融为一体,事实在各方面的声音中呈现,评说在对事实的人格化铺叙中凸现,给予观众极大的思考空间。

现在,世界各国的电视台都注重在每天连续不断地报道新闻的同时,进行及时充分的评论,用事实说话。我国的新闻节目也是在发展中逐渐体现了报道和评论的并行和辩证统一的进程,乃是广播电视媒介不断进步使然。原有广播电视新闻中评论因素的加强,无论是中广的《新闻纵横》、央视的《焦点访谈》,还是广播电视的各档新闻节目中,都有节目主持人在新闻的前后所加的简短提要和评说,利用新闻的编排及时为事件提供背景资料,即时访问当事人、知情人和专家,同时报道各方面的看法,努力将评论融于报道之中。与此同时,评论节目中越来越注重报道的力度,不仅是那些有既定话语倾向的评论节目强化报道的作用,对于一些无定论的调查过程来说同样也是如此。这是基于广播电视特性和人的需求所作出的体认。譬如央视评论节目《焦点访谈》的“用事实说话”,以正在进行的过程展示和对同一事件各个层面的纪实,提供给观众的是一个内容和形式结合、信息和意见兼备的整体。而成都电视台的《新闻背景》特点是“只述不评”,实际上就是以一种隐晦的手段让观众自己作出评论。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的指导思想之一就是“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报道、追踪、深化、解释、评述,既生动形象地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又及时反映群众的意见、呼声和要求”。评论节目逐渐以报道和评论的并行形成一种有利于观众作为自己个人判断的信息体系,以更多有价值的信息为人们提供多元化的思考角度。[1]朱羽君、殷乐:《电视评论——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五》,我写传媒网(http://www.woxie.com)2004年3月9日。

二、采访与调查的观点展示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做得最多的工作就是“汇聚”,汇聚什么呢?汇聚方方面面的声音,搜集林林总总的看法,这就离不开记者、主持人的采访与调查。事实上,意见、情感等评论要素都可以在其中获得人性化的体现,用事实说话也落实于此。记者、主持人采访与调查的过程即为评论的过程,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成为展示各种意见和信息的特有节目形态。

第一,采访与调查的过程使各种意见得到充分的表达,而电视评论更具有具象展示的作用。事实的呈现本身就是一种意见表达,但这种表达需要通过记者、主持人的视线,通过摄像机的镜头有目的地进行,让事实在动态过程中展现。在《焦点访谈》的一期节目《如此迎接参观团》(2006年9月4日播出)中,江西省遂川县衙前镇为了迎接上级的一个参观团,规定凡是公路旁有碍观瞻的厨房、厕所、牛棚猪圈等建筑都要在参观团到来之前完成拆迁改造,这加重了不少村民的负担。拍摄者没有简单地拍村里村民的厨房与公厕,而是通过记者与村民的聊天,通过村民来诉说情况。在此次拆迁改造中,村民得到的补助多的不过一两百元,而用于新建的费用少则几百元,多则要几千元,一些家境困难的村民为此还借了债。记者拍摄了有的村民家为了节省材料钱,只把朝向公路的一面改为砖墙;还有的村民拆掉了厕所后,因无钱再建,就在远离公路的地方用白布临时围起来当厕所。像这样一些镜头,目的性强,调查感强,客观性也强。

其次,采访调查的过程中,当事人、群众、相关方面专家乃至记者、主持人等各方面的意见、话语都作为一种信息,和事实的信息汇集在一起,提供给了观众一个尽可能宽阔的视角。

譬如2006年9月,上海市继10万高龄无保障老人纳入社会保障之后,将近200万中小学生和婴幼儿大病重病基本医疗保障制度也开始实施。上海电视台《新闻透视》选取了上海普通市民的话语镜头:

黄惠兰(83岁老人):现在很开心,我夜里也睡得着觉了。以前睡不着啊!为什么呢?没有生活来源啊,想想靠共产党我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很开心的。

王凤英(71岁老人):共产党好,共产党对我好,我一直在讲共产党对我真好,否则本来像我这样怎么办呢?我心里相当开心啊。

李女士(上海市民):本来像这个小孩以前我们要全部自己付(医疗费)的,现在国家帮我们承担了一半,怎么不好啊,很好的。

解说词:吴女士的儿子欣欣今年刚上小学,一年多以前被查出得了白血病,吴女士只得辞职回家照顾孩子。上月底,丈夫单位效益不景气,集体买断了工龄,当一家人还在为孩子再也无法享受职工家属劳保而产生的巨额医疗费担心时,少儿学生医保办法施行了,吴女士说这可真是雪中送炭。

吴女士(上海市民):心里的一块石头落地了,对我们这些大病儿童的家庭来说是非常大的帮助。

解说词:的确,在少儿医保制度出台前,孩子一旦得了大病,巨额的医疗费往往会给家庭带来沉重的负担。现在,新的少儿学生医保办法,配合少儿住院互助基金,等于上了双保险。

张新民(上海市医疗保险局副局长):这次经过市委、市政府充分酝酿,出台了少儿学生的基本医保制度,可望在很大的程度上改变这种一子有恙、全家拖累的情况,使广大市民和家庭增强了抗风险的能力,多一份安全感。

此外,由于评论节目所具有的意见汇聚的作用,有些事实并不是常规采访途径所能获取的。在某些特殊情况下,隐性采访与调查,也是评论节目展示事件过程的重要手段,能使观众获得一些更为贴近真相的信息,从而作出较为准确的判断。如果没有暗访,人们就不可能见到咸宁工商局长的前后两副嘴脸(《焦点访谈·咸宁工商取财有道》),不可能看到山西309国道乱收费的现场情况(《焦点访谈·罚要依法》)……当然也就不能够鲜明生动地作出自己的评论。

需要注意的是,采访调查的过程即为评论的过程意味着评论者身份角色的转换,在某种程度上,记者、主持人由结论的得出者成为意见的中介者,包括记者、主持人自己的意见也成为信息的一部分,让观众在尽可能宽广的视域里作出自己的判断,这体现了现代民主社会的评论精神。

三、话语与表达的多向互动

评论是一种话语表达,而任何的话语都是双向或者多向的,只有在一种互动的过程中,评论才得以真正完成。对这种多向互动的追求首先体现在充分展示相关人等自己的评论。对于一件事情,人们会发表不同的看法,这些看法在他们的判断中可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就需要在各种评论的多向交汇中架构观众的思考空间。

譬如上海电视台的《新闻透视·埋在手机账单里的秘密》(2006年8月7日播出),说的是消费者明明没有定制相关业务,手机却被莫名其妙地扣费。在这期节目中,记者没有做任何评论,而是通过两个曾在某网络公司任过职的年轻人来诉说事情真相,在一石激起千层浪之后,迅速采集了多方面对这一事件的反馈,来完成对事件的评论。

小王:我在这个公司工作,从一开始到最后辞职,都一直在做欺骗用户的工作。

解说词:小王所说的这家公司,是上海优博计算机软件有限公司,它主要是为移动运营商直接提供增值服务。据小王称,2004年6月,公司将一项代码为2158、名为情趣男女的增值服务,私自绑定到一批联通的手机号上。

小张(小王的同事):它什么业务都没有,它的名字就叫情趣男女,它没有信息,用户收不到信息的。

解说词:被绑定的用户究竟有多少?小王说难以估计。不过,他透露,从今年1月到7月,在优博公司的客户服务部任职期间,光有关情趣男女业务的投诉电话就达到上千个。每次,他都在重复这一套说辞。

小王提供的投诉清单显示,几乎所有投诉者都得到了退款,数目从5元到200元不等。市民陈先生在查询电话账单时无意中发现,从2004年7月份起,这项名为冠伦2158,资费为5元的信息服务,就一直出现在自己的账单上。

记者采访同期声:陈先生:“你申请过吗?”“没有,从来没有。”“你知道这是什么吗?”“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我只知道打和接听,别的一样不懂的。”

解说词:经交涉,电信部门退还了陈先生85元。汪先生是今年2月份发现多出这笔钱,他刚为手机充值,就被扣去了5元钱。但由于他之前没有索要过账单,所以根本不知道这笔钱被扣了多久。

汪先生(市民):公司说退给我钱,退给我20块钱好吗?我说怎么行呢!我说你什么时候扣的我都不知道,怎么能你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呢?他们说我们只能查最近半年的(账单),半年以后就没办法查了,我想这件事情复杂了,算了,只好哑巴吃黄连。

解说词:对于上述说法,法律专家明确表示优博公司必须举证。因为从法律角度来说,相比消费者,优博公司是强势方,理应承担举证责任。

律师:你说谁的举证能力强一点?肯定是这个公司,你说我同意的话,你起码要有签字或者有其他的证人,这个证明应该是由你公司来提供的。

记者:采访中,记者要求优博公司提供用户的定制记录,但遭到拒绝。按照规定,电话记录信息只保留半年,这就意味着今年2月份以前的电话记录已不可能查阅。至于究竟有多少用户为情趣男女服务买过单,还有多少用户仍在为此花上冤枉钱,我们不得而知。

这档电视评论节目就是尽可能地将一般当事人、报料人、一般普通市民、律师等观点与意见及时组织到节目中来,使各方面的意见汇集于一炉,让观众自己来判定,使观众通过节目了解最新的情况,从而实现评论的多向互动。

现代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发展逐渐将多向互动作为评论的一部分,这是传播观念从单向走向双向的必然产物。参与体现在评论节目为人们提供的声音表达上,记者采访、人际交流的形式使得群众在屏幕内参与评论成为可能,而评论节目中的反馈实现的就是对职业评论者的评论,这也是评论精神的深层体现。

四、内容与形式的个性呈现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内容与形式,在今天媒体发达、频道纷呈、栏目众多的情况下,日益朝着个性化的方向发展。电台和电视台的各种评论栏目要想保持其立足之地,取得竞争中的强势地位,就必须办出特色,有明确定位,针对特定的对象、特定的题材范围、特定的方向和目的、特定的收视人群对栏目进行整体策划,着力打造自己的品牌,形成听众与观众对广播电视评论栏目的期待。

在内容的定位上,随着频道的增多,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专业化是节目发展的重要方向,财经评论、法制评论、时政评论、音乐评论、体育评论等等,使评论更精更专,强化求深的信息传播定位,从而形成自己的个性。

在形式的确定上,广播电视各个评论栏目应有相对稳定的要素和组合方式,比如《焦点访谈》就有记者出镜现场调查采访,记录动态的调查过程,出示证据,揭示真相,采访当事人、知情人,形成舆论氛围,主持人和记者发表鲜明的见解和评论等,这些要素的组合形成节目特有的结构形式,使栏目富有个性。每期节目基本上保持大体相同的特色和风格,在相对稳定的基础上不断改善和发展。而《新闻调查》的时间容量较大,则以“主题事件化、事件故事化、故事人物化”形成自己的个性。

上海电视台的评论节目有《新闻观察》、《新闻透视》、《东视广角》,还有大型杂志型新闻调查节目《1/7》等。《新闻观察》20分钟一期,每周播出,强调选择一时期内有新闻价值的话题或热点,以深挖稳抓取胜;《新闻透视》则另有特色,5分钟的节目,一事一议,短小精悍,对事件的反应很快,时效性很强,紧贴正在发生的生活,收视率经常保持在20个百分点左右;上海东方电视台的评论节目《东视广角》在1999年改版后,以广角对生活的全方位包容与其他评论节目区分开来,并以现场讲故事和演播室评论的分离作为自己的特色,并努力推出自己的名牌主持人。其他像北京电视台的《北京特快》、《今日话题》,广东电视台的《社会透视》,福建电视台的《记者观察》等等,也都逐渐形成了自己的节目特色。

其次,是一大批广播电视节目,特别是电视评论节目培养了一批出色的主持人和调查记者,他们通过个人出镜、发声,展示自己的个人特色和独特魅力;这些主持人与采访记者反过来也给电视评论节目增彩添光。个人一旦进入电视,尤其是主持人、记者实际上就超越了个体本身,成为了一种特殊的载体,是交流和传播信息的重要中介,记者、主持人的形象、语言、口语表达、采访分析能力、应变能力、个性特征等等是让评论节目得以深入的重要因素。在世界电视媒体的发展中,这一点已有共识。在西方电视媒体中培养自己的富有个人魅力的名牌主持人、名记者,已是关系到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大事,是提高栏目收视率的保证。

美国电视新闻顾问费兰克·麦吉就曾表示:“如果三大电视网播报同一题材的新闻节目,那么是什么因素促使观众选择收看其中一家的节目呢?假设三家电视台的规模相等,报道的准确性和广度又相同,那么就要取决于主持人的知名度和与观众的‘和睦关系’如何了。如果观众认为主持人是值得信赖的,真诚的,热情的,温和的等等,那[1]么观众就不大可能会选择另一个节目。”

这种个人声音的出现适应了媒体与观众关系的变化,在尽可能的条件下营造了一个良好的人际沟通的氛围,有助于平等交流,而且记者、主持人以个性取得观众的亲切感、信任感,以个性对个性,以真诚换真诚,使得观众愿意接受,并愿意主动提供反馈,使得观众与媒体的双向交流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实现。

中国电视节目主持人在充分理解党的方针政策和对事件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强调以个性化的语言进行评论,目前像中广、央视和各地广播电台、电视台都涌现了一大批知名的节目主持人和著名记者,他们在个性化的评论方面已作出很大努力,正在取得观众的认同,而其他各台的评论节目也在推出自己的名牌主持人,朝着个性化评论方向发展。个性化的评论既实现了评论话语的多元化,也为观众提供多个视角、多种见解,为观众提供一个参照体系,有助于观众对新闻事件的主动参与和平等交流,增强媒体的生命活力,体现着媒介未来的潜在特质。[1]转引自朱羽君、殷乐:《电视评论——电视节目形态研究之五》,我写传媒网(http://www.woxie.com)2004年3月9日。

第二节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形式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是借助于广播电视媒体,对新近的或正在发生的重大事件和社会问题进行评说、议论、分析和解释的各类栏目的总称。对于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分类,切入角度不同,得出的结果也就不同。而且,在通常的表述中,节目与栏目往往混为一谈,并没有明确的界定,由此导致的直接结果就是对于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出现各式各样的分类方式:有从报道方式分的,有从信息渠道分的,有从组合方式分的,有从时效性角度分的,还有从报道领域分的,可谓琳琅满目、五花八门。

一、广播评论节目的三大门类

广播新闻评论节目的形式有谈话体评论、口头评论和录音评论。

1.谈话体评论

谈话体评论是用谈话的方式阐述对于事物看法的一种评论形式。谈话体评论既可以用来发表意见,阐述对事物的见解,也可以用来进行讨论和评析,谈话者以完全平等的态度和口吻面向听众说理论事。由于广播谈话的说、听双方不在同一场合,过去,这种空间距离使双方无法进行即时的直接交流,而只能由说话一方借助某种中介,创造一种类似双方交流、交谈的语言环境。其中的交流感不同于日常交谈中的直接交流,称为“类交流”。上海人民广播电台《阿富根谈家常》就是这样一种谈话类评论节目,曾在全国引起很大影响。现在通信技术的发展已经完全突破了“类交流”的形式,电话、网络、短信,都使广播谈话体评论如虎添翼,有了长足的发展。

2.口头评论

广义上说,广播评论都属于口头评论。传统的广播评论是由记者写好稿件,由播音员或主持人诵读,现在这种评论依然存在,例如上海人民广播电台《990快评》。我们这里所说的广播“口头评论”,专指由记者、编辑自己撰稿,记者自己出声播讲的评论形式,是由评论员自己采写、自己播音、个人署名的,与传统播音员播送的评论相对应的一种广播评论。其形式有播讲体、述评体等。

口头评论的记者,又是口头评论的播者,两者合一。这种同一性,将评论的文字内容、表达方式和播音方式统一起来。记者用自己的嘴说自己心里想说的话,把自己采写评论时那一字字、一句句用心血凝成的话语自己播出来,将无形的情感融入有声语言的表达之中,可以大大增强评论的感染力。口头评论的优势,就在于能够发扬广播的特长。现代化的广播把“以声传情”的奇妙作用发挥到了难以想象的高度。而口头评论正是把广播评论“用道理说服人,用事实启迪人,用感情感染人”紧紧地融合在一起,理、事、情交融在统一的作者兼播者的“口述”之中,有一股内在的不可替代的情感贯注、渗透心间的感染力。有一位语言学家曾经说过,“是”字只有一种写法,谁都得这样写,但是,却有50种说法。说法不同,含义各异;说法即使相同,说者不同,含义也往往有别;说法、说者即使都相同,而所说的时间、地点不同和所含情感不同,含义又不尽相同。正如世界上没有同样的两片树叶一样。口头评论,即使同一位作者播他自己采写的同一篇,由于几次播出的心情不同,播出来的效果也会不同。那细微之处变化无穷,而感染听众之处往往就在那字里行间、细枝末节、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之中。

口头评论这种广播评论,由记者个人署名,方式是独特的。个人署名的独特,就在于其内涵的两重性:尽管是个人署名,但由广播电台播出,就不仅仅是记者的个人行为,而是一种新闻传播媒介“引导舆论”的新闻评论活动。记者要时刻牢记自己的职责所在,是代表广播电台在讲话,切不可信口开河。另一方面,个人署名,以个人的名义阐述对事物的观点、看法,从听众的角度来感受,感到是在听取“朋友式”的劝说诱导,而不是一家“舆论工具”的播讲引导,在亲切、接近之中不知不觉地就接受了“评论者”的观点。这就大大缩短了广播与听众的距离,更有利于发挥广播评论的作用。

口头评论的记者出声,为避免广播评论风格的“千人一面、千篇一腔”创造了坚实的基础。记者在自己采写、自己播讲的过程中,注意积累、总结经验,探索发挥个人独特之长处,就会在实践中形成个人的风格。久而久之,听众即使半路听起,没听到播报的署名,但一听声音就会知道是哪位记者在说话。

3.录音评论

录音评论是以音响为表现内容的必要材料或手段的广播评论形式。声音的千变万化和丰富多彩,为广播评论开辟了广阔空间和多样的手段。因此,认识广播评论的声音构成,是充分发挥广播特色创新的基石。广播评论只有大力开掘声音源,充分挖掘和运用新闻报道的种种声音,才能激发和满足受众的收听兴趣。

录音评论的音响素材大致包括新闻现场音响、新闻人物谈话、广播工作者(记者、编辑、播音员)口述、有关专家评说、音响资料、音乐等六个组成部分。“现场音响”是能将受众带往现场、最能展现广播传播特性的手段之一。这一手段为报纸、通讯社等平面媒体所不具备,广播记者发现、开拓、挖掘、运用新闻“现场音响”,已成为重要的业务素质之一。新闻事件丰富的原生态声音,为广播新闻采集“音响”提供了取之不尽的声音源。从理论上说,只要发生在新闻现场,一切声音都可以用作广播报道的素材。从实践来看,当然不是所有的自然音响都是广播新闻要传递的。广播报道当然要精选有利于展示新闻、表现主题、烘托气氛的“现场音响”。“人物谈话”是广播评论声音源极其重要的、不可或缺的部分。人的活动是新闻的主体。在录音报道中,新闻人物的谈话、有关当事人的谈话与事实知情者的谈话,常常是表现主题、述说背景、剖析事实的关键因素。在广播评论中,被采访对象的谈话不仅传播新闻事实、背景及其意义,同时因为由“当事人亲口述说”,增强了新闻的可信度和现场感。这一功能是无法由记者或播音员实现的。另外,由于每个人说话的音质、语调各不相同,不同声音的“人物谈话”的出现,将使广播评论的声音元素产生变化。

综上所述,以上多种“音响”,都是“广播评论”创新的构成元素。对其分析判断,目的是继续开拓、挖掘和运用一切有利于展现广播评论的音响,充分发挥广播“声音见长”的优势。广播评论的声音构成越多,评论的表现形式也越丰富。充分挖掘广播评论的声音元素,并将它们实施新的组合,便可产生一系列新的广播评论形式。

二、电视谈话体评论

传播学的经验和实践同样证明,最好的传播效果来自于受众参与的一种活动性的面对面的接触与交流。在西方,电视谈话栏目已成为电视栏目的主体形式,占整个电视栏目总量的60%以上,其中的一个分支便是电视谈话类评论。我国的电视谈话类评论栏目起步相对较晚,从最早的《东方直播室》(上海东方电视台,1993年)算起来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有全国性影响的《实话实说》的出现也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事情。

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是就某一新闻事件直接访问相关人士、开展相关讨论,将人的元素、新闻报道元素、新闻评论元素整合在一起的节目形态。现代社会中,人们接触世界的深度和广度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因此越来越不满足于单纯地被告知,还希望积极地参与讨论社会公共事务。人们不仅想知道观点,还想知道观点出自谁的口中,他为什么这么说,以及他是怎么说的,渴望能够在双向互动的过程中获得多方面的信息,从而进一步贴近信息源,然后再作出属于自己的判断。电视谈话体评论栏目“恰好满足了这一需求:直接展示信息源,既提高了信息的准确性,又以谈话方式提供给人信息和观点,促使观众进行思考,由此与观众达成了一种新的、更为积极与健康的对话方[1]式。”

从实践层面来看,自从1996年央视的《实话实说》播出后,国内许多家电视台“一哄而上”,基本上都有了自己的谈话栏目,其中像湖南台的《有话好好说》、重庆台的《龙门阵》、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等。“中国电视界确实开始经历了第四股浪潮的冲击: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以《正大综艺》为代表的综艺浪潮、90年代早中期以《生活空间》为代表的记录浪潮,以及90年代中后期以《快乐大本营》为代表的游戏浪潮,转而进入了90年代后期以《实话实说》[2]为代表的谈话浪潮。”这股浪潮的形成虽然不排除国内电视挥之不去的“克隆”风,但归根结底还在于谈话栏目这一形态独特的优势,为我国电视新闻评论创造了新的样式和品种。细细分析电视谈话类评论节目的形态,大致有如下特点:

1.电视谈话评论将人际传播展现在荧屏上

以往的媒介使人际交流方式得不到发挥,然而在以人际交流的即时互动为栏目要素的电视谈话类评论节目中,节目基本构成为主持人、嘉宾和相关的静态及动态新闻片,有的还有观众参与。在主持人用几个关键性的问题把新闻事件引出来之后,演播室里或者是电子屏幕上的嘉宾就开始了谈论。如此经由电视媒介的放大,满足并延伸了人们面对面人际沟通的愿望,从而将传播的两个不同范畴——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合二为一。

2.交流成为电视谈话体评论的生命力所在“信息场”的交流是电视谈话类栏目区别于其他类型栏目的显著特征,也是其生命力所在,因为它会让人获得诸多超越于语言表层之外的感知。在电视谈话栏目中,观众的兴趣始于新闻话题,却常常能生发开去,获得全方位的满足。节目主持人、嘉宾、观众畅所欲言的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构建了一个各种信息多向流动、不同思想相互碰撞的“场”。这类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通过对谈话过程中人物语言、性格、内心等的全方位展示,完整地保留了人际沟通的现场氛围,成功地构造了“信息场”的传播和交流。作为大众话语的空间,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为个性化的表达创造了珍贵的机会。由于谈话栏目中的信息、观点均是出自于个人之口,因此,撇开观点的偏颇与否,至少这是用于独特个体的声音,这就赋予了栏目鲜活的生命力。

3.谈话引发观点碰撞,强化人际互动的张力

电视谈话体评论栏目以特定的由头、场合最大限度地刺激了人的交流欲望,栏目中经由主持人的适度引导,引发了嘉宾及观众对共同感兴趣的新闻话题的思考,从而形成了谈话过程中的动态撞击。这就很容易激发出人最为本质的一些东西,强化了人际交流互动中的张力,有点戏剧冲突的意味。正是这一点让栏目变得好看起来。

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最大的特点应该在于“平民视角、互动交流”。在此类栏目中,电视不再是“一台发号施令的机器”,转而以平民的视角关注生活,以受众的兴趣作为新闻议题设置的依据,并邀请受众或其代言人出场。主持人、嘉宾和受众代表畅所欲言,各抒己见。“整个谈话现场和谈话过程成为一个开放的信息场,在这个场中,电视从云端重新回归受众,重新成为平民百姓享有平等话语权的平[3]台。”

现场人际传播的信息交流顺畅与否决定了大众传播的互动性如何;信息交流的深浅程度决定了大众传播的影响力大小;信息交流方式是否多样决定了大众传播是否具有亲和力。因此,只有将人际关系传播和大众传播的效果统一起来,才能增强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的传播效果。这是办好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的关键。

首先,利用技术在现场搭建一个平台,使参与者脱离媒体设定的情景,按内心节奏真实言说。这个平台首选“主演播室+双视窗+分直播室”的形式,央视《时空连线》已基本实现了这一目标。与央视另一个谈话体评论《实话实说》相对照,《时空连线》是半透明型的,由于谈话者不必在媒体设定的情境下交流,而在自己设定的情境里通过大屏幕和主持人、其他嘉宾实现异地同时对话,更可能产生意想不到的碰撞、冲突。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可以借用这种“主演播室+双视窗+分直播室”的形式,使参与者尽可能地真实言说。

其次,是用电话、互联网连接现场内外的观众。这样的做法可以延伸演播室,增加节目参与者,扩大节目信息来源渠道。通过电话、互联网参与节目的观众没有现场嘉宾和观众那样的顾虑,他们一旦参与,思维就非常活跃,节目也会变得很真实生动,使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更加符合节目本质。另一方面,电视作为一个全方位开放的强势媒体,既有通过先进的技术手段将自己融入更为宽阔、更为自由领域的要求,同时,在实现这样的要求方面也有更为优越的条件。

当然,在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中,主持人充分运用语言符号和非语言符号两种手段,演绎好人际传播和大众传播中的双重角色就显得格外重要。从传播学角度来看,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中非语言符号所起的作用不仅和其他人际交往相似,而且有其特殊的重要性。充分地把握非语言符号,娴熟地运用非语言传播,对于改善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的传播效果有重要意义。[1]引自朱羽君、殷乐:《大众话语空间:电视谈话栏目——电视栏目形态研究之二》,《现代传播》2001年第2期。[2]黄永趋、陈忠坤:《从谈话栏目看电视传播的人际化趋向》,中国新闻评论网,2003年7月11日。[3]黄永趋、陈忠坤:《从谈话栏目看电视传播的人际化趋向》,中国新闻评论网,2003年7月11日。

三、电视图像评论

按照电视的表现手段,除电视谈话体评论节目之外,电视评论的形式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口播评论,一类是视听结合的图像评论。电视的口播评论如同广播评论一样,写成文字稿,由播音员播送;屏幕上一般只出播音员图像,间或插播某些与内容有关的图片和文字。这类评论多数是以本台名义发布的,如本台评论、短评、编后话等。这些评论名目基本上是脱胎于报刊评论的。目前使用较多的是短评、编后话等轻型评论。这种口播评论虽然没有表现事物及其场景的画面,没能充分发挥电视的表现优势,但仍然是一种值得重视的播出形式。因为评论重要的是及时表达对于事物的看法;如果一味依赖图像评论,可能因此而丧失评论的时机。尤其是在电视新闻节目中,口播评论仍有不可忽视的价值。例如,口播评论能够迅速及时地分析重大新闻事件,随时表明媒介的立场和态度,为观众提供正确的看法和舆论。

图像评论是与口播评论相对而言的,是以声像兼备、视听结合为特点的电视评论类型。随着电视新闻事业的发展,电视评论在“自己走路”的实践中,越来越得心应手地运用图像评论这种形式,并越来越显现出其独具的表现优势。充分运用声画结合的电视述评,就是较为常见的图像评论。以下我们仅就最具代表性的电视图像评论作些简要的分析,来看看图像评论的特点及其写作、制作要求。

同其他媒介的新闻评论相比,图像评论的独特之处在于表现手段的丰富、多样。除了担负论述、说理的有声语言之外,它还可以借助画面、同期声、字幕等其他媒介所没有的手段表现事实,为分析、议论提供真实、可信、形象的依据,其论据的实证性是独一无二的。

由于画面具有传真的特点,这就使得图像评论对作为论据的新闻事实的“转述”,能够做到直观、逼真、活灵活现,使人如临其境。它不仅能够完成语言、文字所能完成的描绘事实的任务,同时还能够达到语言、文字不能言传的效果。它集语言和非语言功能为一体,以视听形象相结合,并辅之以其他信息符号,把所要表达的事物之象(面貌、状态、环境、气氛、人物表情等)原原本本地呈现于观众面前,让形象、声音、文字等多种表义符号同时作用于观众,让观众以自己的感官感知世界,得以身临其境般地直接观察被传播的对象。电视记者应能敏锐地捕捉到最能表现主题的采访对象,运用电视的各种拍摄手段,选择最能表现事物特点的角度,利用画面所形成的强大视觉冲击力,激发观众的视听兴趣和思考能力。

图像评论对电视记者、编辑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不仅现场画面要精彩,文字也要漂亮。应注意:1)揭示画面内涵,引申、深化画面内容。2)补充画面,交代画面无法说明的内容。画面虽具备直观优势,但它仅仅是事物外在形象的反映,无法体现内在东西。而文字既可描述具体事物,又可表达抽象内容。因此,一旦作为事实论据的画面出现难以圆满阐述的内容时,文字就要作补充、说明,以完善画面形象。3)恰当保留听觉空白,给观众留出观看画面和理解评论内容的时间。

图像评论是利用画面与声音两种符号传播事实、表达观点的。在声音(主要是论述语言)和画面紧密结合的情况下,语言文字没有必要再去描绘画面已经表现的新闻事实(通常作论据使用)的现场情景、事物的外在表现等,而可以中断声音,保留画面的连续性,腾出一段没有声音的时间,让观众看画面或思考问题,为他们更好地理解评论内容创造条件。

我们不妨以央视《焦点访谈》1997年播出的一期节目《“罚”要依法》为例,该节目曾获得中国广播电视新闻奖1997年度电视新闻评论一等奖、第八届中国新闻奖一等奖,这是一篇电视图像评论的上乘之作。

主持人:贯穿山西、河北等几个省的309国道,是晋煤外运的主要通道之一,对山西、河北及相邻省市的经济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然而,近一个时期以来,很多司机反映这条公路上的乱罚款现象多了起来。尽管这条国道上由于种种原因,超载车辆的确不少,但有关部门执法的依据和态度,令很多司机感到不满。【实况采访,同期声】

记者:你们几位都是常跑这条路的吗?

司机:常跑的。

记者:跑了几年了,这条路?

司机:十来年了,一直跑这条路运煤。

记者:在309国道上,哪些路段不合理收费多一点?

司机:东阳关,慢流河。一般得拿20(元)。

记者:凭什么拿这20(元)?他说根据吗?

司机:他不说根据。就是空车也得拿钱,空车他都让你拿钱,他不说啥根据不根据。

记者:他站在马路上,车过的时候,他就一辆一辆收钱?

司机:有的好一点,给你一个票,有的连个票都不给。【解说】11月15号,记者搭乘一辆运煤的空车,在309国道河北省涉县到山西省长治市230公里的路段进行了采访。正常行驶中的车辆在山西省黎城县遇到这样一件事。【实况采访,同期声】

记者:多少?

山西省黎城县交警大队民警刘代江:20(元)。

记者:给10块算了?什么钱这是?这是什么钱?

刘代江:来来来,下来我告诉你。下来我告诉你。

记者:啊?

刘代江:下来我告诉你。

记者:你给我写上吧?

刘代江:我给你写的有啊。

记者:照顾一下吧。

刘代江:再来20(元)。

记者:谢谢,谢谢。

刘代江:拿来!

记者:你照顾一下算了。

刘代江:快点!

记者:谢谢。

刘代江:40(元)!

记者:多少?

刘代江:往前走一下好不好?往前走一下,不要你钱了,往前走,往前走,往前走一下好不好?

运煤汽车司机C:算了,再说就揍你了。给他40(元)算了,你不要再掏钱了,给他40(元)算了。【解说】:拿着这样一张罚款单,记者辨认了半天也没有搞清用圆珠笔写的罚款原因到底是什么。于是,记者来到了黎城县交警大队。

……【主持人】在采访的时候,我们的记者注意到,在山西省309国道的路边竖着一个大大的宣传牌。这个宣传牌的一边写着“有困难找交警”,另外一边写着“视人民如父母”,我们现在这个身后的大屏幕放的就是这个画面。那么我们看到的今天节目中这几个交警的所作所为,难道是按照这个宗旨行事吗?我们现在都清楚地记得济南交警、漳州110报警台,还有南昌的好民警邱娥国,他们正是因为遵照了“视人民如父母”,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所以他们的所作所为赢得了全国人民赞誉。我们也知道,全国广大公安干警也是因为遵照这样的宗旨努力地工作着,所以才有了今天人民热爱人民警察、信任人民警察。我们相信今天节目中这几个交通民警的所作所为是极个别的,同时我们相信,他们这些所作所为不但是公路沿线这些司机们所无法接受的,也是全国人民不认可的,更是广大公安干警所无法容忍的。

法律是有尊严的。我们相信,每一个司机在出车的时候,都应该考虑到自己要严格地遵守这些交通法规。因为只有这样,才是对自己,也对他人生命的最好的一种保护。同时,法律也要求执法者必须遵守这些法律。执法者必须先遵守法律,才是公正、严格执行法律的一个最基本的前提。

本篇评论最大的特点在于通过向观众展现事实,在事实的基础上展开论述。作者运用大量的形象画面,把个别警察乱罚款的表现公之于众,同时,将穿梭于309国道上的司机的抱怨有机地组合起来,形象地展现了在国道上设卡乱罚款、乱收费给民众生活带来的困扰。同时运用了记者现场采访和主持人解说的夹叙夹议,以丰富多彩的画面和同期声,配合主持人的介绍和议论,这些典型的画面及其巧妙组接,为观众提供了直观的形象。而主持人对个别干警的这种表现,没有以偏概全,而是肯定了全国公安干警的主流,对309国道上的个别警察的违规行为则开展批评,很有怒其不争的意味,其中的分析、论述,以及所提供的是理性的认识。述评的基本论断之所以那么入情入理、真实可信,不就是恰当利用图像语言和声音语言夹叙夹议的结果吗?这则电视述评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说明,由于图像评论可以充分地发挥画面等各种表现手段的传播优势,它将在电视评论中占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

四、采制图像评论的特殊要求

电视图像评论采集诸多的事实,汇聚多种声音,但终究要以说理为主,它的画面、音响(同期声)等表现手段都要为说理服务,按照说理的需要剪裁和组接。所以,在采制图像评论时,要对生活中的景象做客观的再现。所谓客观影像的再现,是指电视画面可以准确客观地记录镜头前现实场景的各种面貌,包括物体的运动与现实的声音。电视原本记录的就是现实生活,不是虚构的故事。因此,要求采制图像时具有特殊的要求。

1.重视画面视觉表现力

电视评论所反映的是一种生活的真实,而现实生活总是处于正在发生中的,保持着一种永不终止的流动状态。于是,电视画面、节目形态都在赋予观众越来越强的参与感。由于摄像机记录的是现实场景具体的外在的画面,使得电视画面含义也始终是具体的、明确的,不具有概括性,它传达的是某个具体的物、具体的人在特定情境下的存在状态,而不会是抽象的概念。这种画面的直接展示也消解了修饰语。比如说,如果电视屏幕出现采访对象正在说话的形象,解说词旁白:“某某欣喜地告诉记者……”或者“某某领导坚决表示……”这样的表述实在画蛇添足,因为观众自然会从画面中看出某某是否欣喜,如果某某表情一般,就更糟了,因为观众反而会觉得节目虚假、主观。电视画面的直观形象也培养了观众以轻松的方式“看”而不是“阅读”电视,瞬间的印象感觉胜过了逻辑严密的分析,电视节目的结构并不需要严谨的逻辑和文字表述,画面的视觉表现力和总体的视听吸引力是最重要的。

2.重视画外意义的延伸

所谓画外意义的延伸,是指摄影机记录的客观影像,经过人们的观念作用,会延伸出比本身直接的形象含义更为丰富的引申意义。比如,影视制作者能够通过组织画面内容,或者使观众从特殊角度去观看某一形象,来使画面产生另一种明确的意义。中国申奥片中,三位活力充沛的老人在北京前门楼前踢毽子的形象已不是画面含义的简单再现,它引申着中国的传统文明与现代精神的结合,这是画面内在的辩证法。英国人埃立克·谢尔曼在《论剪辑的艺术》中指出:“一部影片的各个镜头和这些镜头中的各种事物,在剪辑过程中,提供了一系列的创造外延的机会。这种外延是以影片的全部内容而不是以影片的某一部分为界限的。每个画面都贡献一份力量,同其他画面和镜头内容有着联系,都意味着一种外延,在剪辑时被吸收和加工,通过影片[1]的全貌,造成一种牵涉广远的整体感。”这段论述讲述了两层意义:一是画面并不只有一种引申意义。比如,蜡烛可以表示夜幕降临,也可以隐喻燃烧自己照亮他人的精神,甚至可以代表命运的衰败、忧伤的情绪等等。这种不确定性使蒙太奇充满了创造力。二是有些画面本身不一定具有相同性质的引申意义,但是如果寻找到画面之间的相关性,同样能够创造画面本身不具有的意象。例如,一组这样的镜头:东方明珠广场前玩耍的父子,石库门民居里安详生活的老人,上海外滩黄浦江边浪漫而奔放的恋人,人民广场草坪上和谐的和平鸽与人……虽然画面都有各自的具象内容,但都是上海人安乐生活场景的写照,于是整体上聚合在一起,表达了上海乃至中国社会祥和幸福的主题,整组镜头都洋溢着自豪的情绪。人们总是试图从蒙太奇的“上下文关系”中来理解画面意义。这种对于画面外的引申意义的理解受到观众知识修养、生活阅历、审美趣味等因素影响,因此,电视评论应注意画面形象表意功能的挖掘,在反映客观的影像中寻找深藏的思想或情绪感染力。

3.重视画面上解释的灵活性和随机性

正如马赛尔·马尔丹在《电影语言》中所概括的:“画面本身是在展现,它并不论证。”这就与图像评论的宗旨发生内在冲突,因为电视评论总是力图要将画面来论证什么。因此,尽管一幅画面拥有形象上的准确性,但是解释上却有着极大的灵活性、随机性。画面上一个人在奔跑,如果没有上下情节铺垫,观众无法判断此人是被追赶,还是在锻炼。于是,这种随机性就导致了人们可以用完全矛盾的话去说明同样的画面。对于大多数缺乏画面叙事情节支撑的电视评论短片来说,画面解释随意性是一把双刃剑。作为电视评论制作人来说,对此应该有清醒认识。一方面,画面的解说词解释常常是非常重要的,除了它是画面信息的必要补充外,对画面采取什么样的解释方式,有时会影响观众对画面的感悟。比如说,有一组关于1937年老上海租界或者外滩的画面,作为一种历久弥新的影像资料,画面本身记录的客观性已有珍贵的史料价值,于是,这样的镜头常见于反映那一时代状况的各类节目中,而且大多数情况下,只是起着填空佐证的作用。如果编导在这样一组画面上加上类似的解说:“1937年7月7日,抗战爆发,上海的气氛骤然紧张起来,城中散布着各种各样的传言。”对画面背后事实的描述性解释,与特定的视觉形象结合在一起,似乎使缺乏意义深度的空画面陡然变活,老上海人心惶惶的意象自然浮现。在这里,解说词深化了画面的表现力。

4.注重画面造型的审美性

有人以为,电视评论是政论片,把道理讲清楚就可以了,不必重视那么多讲究。这是一种误解。电视评论的画面不仅是现实的复原,同时也可能蕴含着创作者的审美观念;画面不仅具有视觉感知价值,同时也具有美学价值。这种美学价值的实现,不单纯依赖画面意义的超越,也来自画面造型的作用。电视画面造型的构成因素丰富,它既纳入了传统平面绘画或照片所具有的构图、色彩、影调等造型要求,同时又包括了运动、景别、节奏、剪辑以及声音等。在电视评论节目的创作中,画面的经营、色彩光线的处理、运动节奏的快慢以及不同声音的造型效果,都会引导人们感受更为细腻的情感和更为深沉的意境。丰富的画面造型手段为画面表意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它们是电视评论节目传递情感与理念、树立个性风格的重要元素。[1]转引自王晓红:《电视画面编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第43页。

五、电视评论节目的形式

电视评论就其节目形式而言,大致可分为现场直播评论、“画外音”评论、口播评论和纯画面评论。兹分述如下。

1.现场直播评论

电视节目以制作方式来分类的话,大致可分为现场直播、实况录像转播和录像节目播出(录像素材再编辑播出)三种。那么,电视评论的现场直播评论就显得非常突出。

当今广播电视随着电子摄录系统与卫星传送技术的发展,让电视新闻从“今天的新闻今天报道”成为“现在的新闻现在报道”,与新闻报道相伴生的评论也正在成为现实。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使得广播电视能把新闻现场的实况同步传送至相隔遥远的不同角落。电视直播与实况录像转播相比较,两者叙事方式一样,都是完整记录同一时空内发生的事件,但是播出时间却有差异。直播是同步展现,是此时此刻正在进行的事件播出,告诉观众现在发生了什么。实况录像转播是以前发生的事件于事后播出,告诉观众的是曾经发生了什么。1999年10月1日上午,中央电视台播出了在北京举行的建国50周年庆典活动,观众上午在电视上看到的天安门广场阅兵式是直播,是正在发生的新闻事件,而当天下午在电视上看到的就是实况录像播出,它已经变为历史资料了。

直播与录像节目相比较,除了播出时间上的差异外,两者在叙事手法上截然相反。前者叙事时间(播出时长)与行为时间(事件过程)一致,是一比一的长度,它有原汁原味的天然本色。后者则经过蒙太奇手法剪接,缩短了事件的时间长度,是精心雕饰的作品。直播是在一个完整的时空中展示此时此刻的信息,信息量的最大值是一比一,而录像节目是经过了不同时空的信息组合(剪接)。

展现现场,是直播的基本功能。最能让我们体会这一功能的直播范例,就是在美军攻打巴格达时CNN的直播。CNN把一部单机架在楼顶上,这个固定镜头展现的就是巴格达的一个街景,镜头固然单调,但它每天却吸引着成万上亿人的眼球。它何以吸引人们的关注?因为它展现了巴格达这个城市此时此刻的现状,展现了战争的进程。

电视评论直播,是对事件进程的同步报道评论,它不能王顾左右而言他,必须聚焦于直播事件本身。例如三峡大坝工程刚开始时,进行记者的直播评论,有的电视记者一时还难以适应这种新型的直播评论的方式,手拿话筒,站在大坝高处,说的全是四处搜罗来的“汇报”,方方面面一个不少地说了一遍,如同大全景镜头,却没有细节的放大,因而现场的信息模糊。观众看直播评论,并不是想看记者的模样,他们最想了解的是现场,并且通过记者体验和评论来感受现场。站在大坝上不抓住大坝上的东西说,说的净是见不着的东西,这不是相当于在现场念口播稿吗?其实,这个毛病是做惯了录播新闻的人的一种通病:站在现场说现场外面的东西,忘记现场本身。

关注直播现场的细节,用细节来描述和评论,是现场直播评论比较有效的手段。三峡蓄水通航直播时,为了树立现场观念,现场的电视直播评论就比较到位。比如介绍三峡工地上最高的吊车——摆搭式缆机拆除,记者在评论中告诉观众缆机的钢缆有10多厘米粗,说这话时她伸出胳膊比着钢缆又说,这条钢缆比她的胳膊还粗。采访技术员时,她说这条钢缆从高空中放下来需要几天,今天只能放下几米。在这段细节描述里有画面的支持,也有形象的比较,信息量就大了。现场直播评论不仅考验记者的表达能力,更考验记者的发现能力和感受能力。有位记者在总结直播报道经验时说:“在现场,你不是出镜的脸,你是观察细节变化的眼睛,是判断分析新闻的脑子。”

2.“画外音”评论“画外音”评论,也就是记者不出图像,而以画外音解说新闻电影或录像画面。以往“画外音”评论比较多的是用在外地、国外送来的新闻处理上,这些新闻因为不是本台的记者亲自采访的,加上语言、方言的关系,外地、外国电视台记者的口播需要翻译后才能让观众听明白,因此选用这些新闻的图像要另配“画外音”(旁白)。现在,随着我国电视节目的丰富多彩,一些电视台的经济评论有时也采用“画外音”的评论方式。多数的节目都是直接通过片中的主持人之口来介绍商品,人物对话也常常被安排在家庭、社交场所等特定的环境中。事实证明,担任传达信息任务的主持人往往拥有更多的观众,比单纯的以客观的画外音的形式介绍商品的节目更能够引起观众的注意,这要求摄像在拍摄主持人出镜的画面时,尽可能使画面更完美,如环境要好,光线要充足等。如果背景颜色比较亮丽,但环境较零乱,则可采取远拍人物,使背景虚化,突出人物。拍人物近景的时候,则要求人物化妆和穿着要精致一些。主持人也应更贴近节目的形式,更注重仪表形象。

3.口播评论“口播”的形式适用于传统的电视评论,即由评论员撰写好稿件,由播音员或主持人以诵读的方式播出,适用于“本台评论员文章”或者“编者的话”、“编后”。更用于一些突发的消息,或者刚刚收到的“最新稍息”,编辑部可能来不及录像,或来不及拍摄,往往也采用口播的形式。作用类似于广播口头评论,前面已有述及,故此处从略。

4.纯画面评论

它纯粹依靠影像或图像而无旁白,或者只有极少几句旁白、宇幕配合,观众可以一目了然。

以上四种类型,要推第一种“现场报道”最为有效。这是因为,观众看到的是记者亲临新闻现场播发的评论,直接从现场发出的消息,最有权威性。现场报道的结构一般是这样的:记者先在画外作10—15秒钟的介绍,提出新闻导语。记者对新闻事件当事人、知情者或目击者采访,这种访问会给观众一种权威感和真实感。然后是记者播报,即记者对着镜头作直接的介绍或评论,一般是综述全面的情况,或介绍背景。最后是画外音总结。在介绍新闻事件全貌或各方面得来的信息之后,需要画外音总结,或预测新闻事件发展的趋向,或阐述新闻事件的意义及其影响等。

第三节 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传播特性

一、节目的一般特性

1.强烈的时效性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是一种新闻体裁,具有时效性,它总是就当天或者最近发生的新闻事实或现实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发表议论。例如,黑龙江人民广播电台1991年3月20日至30日在新闻性专题节目《早餐前后》中对鸡西矿务局二道河子矿出现的劣质煤问题的追踪报道和评论,就是“进行式”的。作者抓住这个典型事例,说明在“质量、品种、效益年”中,“质量”是企业生死攸关的大问题。评论播出后,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黑龙江省引发了一场关于质量问题的大讨论。有时,我们评论的事情或问题,并不是当天或者即刻发生的,但是它评论的内容总是与当时的形势有着紧密的联系,所以这并不影响评论具有时效性这一基本特征。

2.现实针对性

广播电视评论所强调和关心的是“直接的当前现实”,直接为现实服务。这是广播电视评论新闻价值的一种表现。也就是说,新闻评论总是要紧密配合党的中心工作,并且紧密结合实际情况,针对群众的思想和工作实际中的问题,给予说明和指导,为群众的工作和生活服务。过时的信息就像变质的食品,毫无价值。诚如央视《法治在线》的宣传语所说:“触摸中国法治进程的脉搏”,这所谓“触摸”就是一种现实的针对性。

3.以新闻事实为依托

广播电视新闻评论必须以新闻事实为依托进行评论。这就要求广播评论具有“今日感”、“时代感”,需要反映和回答现实生活中有一定普遍意义的问题,大至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小至听众关心的菜篮子和邻里关系等问题。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曾有一个新闻评论性节目叫《今日论坛》,它的编者和许多作者在这方面是很注意“今日感”和“时代感”的。有的事情昨天才发生,今天就评论了。同这种充满“今日感”、“时代感”的评论形成对照的是,也有的评论缺乏时效性,也没有新闻事实相依托,给人的感觉是老一套的题目加上泛泛的议论,不讲年、月、日,哪一年都可以广播。

4.传播上的综合性

这是指广播电视评论在传播职能上的综合性、传播范围上的开放性,以及传播方式上的双向性。因为广播、电视都是新闻媒介之一种,新闻性的关键在于一个“新”字,事实要新,内容要新,角度要新颖,评论要有新意。传播职能上的综合性特征体现还在受众广,内容广而多,信息量大。传播范围的开放性是新闻传媒的又一特征。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已处在“信息无国界”的时代。尤其是广播,这一开放性的特征更加明显。广播电视无远弗届,空中竞争十分激烈。这种开放性又带来了它的另一特性,即受众的选择性。受众可根据自身的需要,对接受传媒进行自由选择,听与不听,看与不看,悉听尊便。传播方式上的双向性,就是评论的内容应特别注意传播者与受众的双向交流,接受听众和观众反馈,让受众参与,相互交流。随着社会民主意识的不断增强,广播电视评论的双向性特征将更加突出。

二、权威性与主导性

大家都知道,香港凤凰卫视建立之初,以“向世界发出华人媒体的声音”、“拉近全球华人的距离”、“构建两岸三地桥梁”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短短时间内便在华语媒体中争得强势。然而为凤凰卫视赢得如此声誉的不是借以起家的娱乐节目,而是其后迅速发展的新闻节目。多年来,凤凰卫视已经实现了从新闻节目的单一形式走向多元化、多层次的整体新闻节目框架,完成了从以娱乐为主向以新闻为主的转变;资讯、评论、访谈、专题以及现场直播等新闻节目形态向纵深发展,凸显了凤凰从资讯传播向观点传播拓展的思路和理念。其中,新闻评论节目形态的丰富和不断完善,为凤凰卫视在全球传播市场上发出自己的强音,树立自己的权威起到了重要作用。分析其节目形态和传播优势,对办好电视评论节目是很有启发和借鉴意义的。

凤凰卫视于1999年8月推出的一档时事评论节目——《时事开讲》,是一档及时向观众提供观点的电视评论节目,这档节目针对当前最热门的话题,国际国内的重大事件、突发新闻,从华人的角度与视野做出分析评论,并展望事态的发展;针对不同领域的问题约请相关专家及权威人士,深入讨论事件的真相及内幕,为观众提供与众不同的最新信息和背景资料,提供新的认识事件的方法和角度,帮助观众更立体更全面地了解和判断国际与两岸形势。每期30分钟的节目围绕着当前的社会热点和难点问题,由主持人充当“发球员”的角色,同时换位为观众的身份,在倾听中思考与发问;新闻评论员则扮演“有观点的传播者”,抓住问题、剖析问题,通过自己个性化的观点和表达,在节目中起核心作用。在选题上,涉猎国际、国内尤其是两岸三地的时政与主流话题,往往从一个更加宏大的国际背景来引导观众,并提供更加深、广、透的相关信息与言论。如一系列解读两岸关系的节目,约请各路台海问题的专家与知名人士,从台湾大选前后的最新政局、大陆的政策与态度、国际反应以及未来台海局势发展等多个方面和层次,做了详细和客观的剖析,引发了观众对两岸关系问题深深的关注和思考,赢得了较高的收视率。

此类新闻评论节目还包括《新闻今日谈》、专业财经评论《财经点对点》以及军事评论《军情观察室》等,通过对专业性新闻评论节目的构建,凤凰卫视已经全面打造完成了时事、财经、军事等方面的权威评论品牌,为观众营造了一个良好的舆论引导氛围。

三、帮助受众筛选信息

互联网时代的社会也是一个信息泛滥的社会。据专家介绍,现代光纤的转输速率已达到2 G/s,相当于每秒传送9000页报纸的信息量,如此庞大的信息洪流中难免会包含有大量的冗余信息乃至虚假信息。另外,由于信息的自由传播使受众面对着近乎无限的选择性,新闻编辑的数量将急剧增加。信息学认为,信息的价值量不会因传播而降低,相反,在信息的传播过程中,由于传播者知识的介入将引起信息量的增加,即信息增殖。在信息就是财富的知识经济时代,信息增殖尤其具有现实意义。在这样一个资讯爆炸的时代,人们的生活每天被各种各样的信息所包围,而真正重要和有用的信息往往被淹没其中。网络将把整个新闻媒介都置于尴尬境地。分析信息将成为传播者的主要职能,这就客观上加重了广播电视评论节目的工作分量和工作压力,筛选信息成为评论节目的一大特色。新闻传播者在信息筛选过程中每天都接触大量原始的却是最新的信息,它们除了表面所暴露的显信息外还富有潜在信息,因而要求专业的广播电视评论工作者能够在真真假假的信息海洋中发现这些潜在信息,并通过自己的努力使之成为显信息,从而对社会产生实际影响。

类似凤凰卫视《有报天天读》的节目,虽说是传统意义上的“报摘”节目,但是由于为它对信息的独特梳理方式,正是扮演了信息筛选机的角色。正如肖克罗斯所说:“传媒的任务不就是筛选、提炼、解释和传播信息吗?”筛选的过程便是观点的形成过程。与其他信息类节目不同的是,《有报天天读》信息量大,内容充实,节奏明快;既有信息提供,又有独到见解。节目分为六个环节:天天头条、天天两岸行、天天浮世绘、天天焦点、天天有话儿以及天天点题;搜罗全球主流媒体和重要报纸、杂志的最新信息和精华焦点,包括美国《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洛杉矶时报》,英国《泰晤士报》、《金融时报》、《卫报》、《国际先锋论坛报》等,以及来自我国港台地区、东南亚、日本、韩国、中东等地区主流传媒的主流话语;不仅将当天的重要新闻尽收眼底,还对不同的报章新闻进行同题对比,提供相关评论,对信息的了解既广泛又深入;而节目主持人杨锦麟充分发挥口播语言的优势,对信息进行吸收、整合,极度张扬个性的评论言简意赅,切中要害,令人有意犹未尽之感。

此类节目还包括《周刊点点评》、《媒体大拼盘》,上海东视的《媒体大搜索》以及各地的读报节目,它们的成功在于实现了将平面媒介的单向度传播转向电视多符号共享的视听综合传播;巧妙地将资讯与评论融为一体,以“集约化”的经营放大新闻传播的报道和评论两大功能,实现了资讯的即送即评、资讯与言论并重。

四、拉近与受众的距离

电视新闻评论由于与时事政治、社会生活紧密关联,而打上强烈的时代烙印。当今时代的广播电视人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意识,广播电视新闻评论较多关注社会上芸芸众生的生存状况,近年来,广播电视学术界称之为“民生新闻”现象。“从群众日常生活中采制而来的新闻,内容上锁定群众的生存状况、生存空间,关注群众的冷暖痛痒、喜怒哀乐,形式上充分利用先进的传播手段,提高新闻的时效性和互动性,拉动电视与观众的距离。”民生新闻是“平民视角、民生内容、民本取向”。

以2002年初江苏电视台城市频道创办“南京零距离”为代表(《南京零距离》首先提出“民生新闻”的理念),湖南电视台的《都市—时间》、海南电视台的《直播海南》、安徽电视台的《第一时间》等直播类新闻资讯栏目先后推出。这些新闻资讯栏目都不约而同把“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作为栏目的价值取向,而且都取得了不俗的收视率和广告收入。它们有如下一些特点。

一是以夹叙夹议为特点,点评与新闻水乳交融。以《南京零距离》为例,主持人对社会新闻的点评受到观众的欢迎,成为栏目抓收视率的亮点。2003年6月15日的《南京零距离》报道了一条新闻:一位大学教师对工商银行多收贷款利息不满,交涉无果,一怒之下到该行开了一百张一元的存折以报复银行。新闻之后,主持人说:“大凡事出有因,我们要在这个‘因’上下功夫。”一句话表明了媒体的态度,站在维护群众利益的立场上,但对该储户的报复行为显然是不赞成的。主持人对新闻的点评有时糅合在串联词里,在不经意间发出,但对观众、对社会风气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

二是以切中时弊为利器,点评不避锋芒。这些栏目在社会生活中发挥舆论监督作用,对社会丑恶现象口诛笔伐。《南京零距离》一个最受欢迎的板块“孟非读报”,是以主持人冠名的电视新闻评论小栏目。主持人每天从南京地区的地方报纸上挑选三条新闻,观众要看、要听的就是孟非的观点——常常是冷静犀利而不失轻松幽默的一两句点评。而南京电视台《直播南京》的主持人则以对丑恶现象深恶痛绝而闻名,常常在节目中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

三是以现场直播为手段,主持人即兴点评,时效性极强。“民生新闻”以“短、平、快”著称,为追求时效,这类栏目最大限度地压缩节目制作时间。在2002年10月的一期《南京零距离》中,有一则新闻是某著名景区盖了一个庞大的建筑物,破坏了景区的自然风貌。新闻过后,主持人孟非直言:“这种荒唐的决定背后到底是什么?为什么没有拦阻?”这种表达,符合受众对某一新闻事件的直观感觉,从而容易为受众接受并逐渐喜爱。当然由于是直播节目,任何主持人都有可能出错,及时的纠正加上一句得体的道歉,观众不仅没有反感,相反增加了真实性和现场感。

江苏台城市频道继《南京零距离》之后开办的《绝对现场》,在全国第一次把电视新闻直播栏目化。每天把新闻转播车开到现场,主持人在新闻发生的时空现场评论,与此同时,观众通过卫星播出系统看到节目,把新闻和评论的时效性都发挥到极致。

香港凤凰台的《锵锵三人行》也是一档评论性的谈话节目。由主持人窦文涛与两岸三地传媒界的精英名嘴,针对每日热门资讯七嘴八舌、各抒己见,所选取的题材多为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时政、社会以及市民新闻。他们的言论与意见也不属于追求问题答案的“正论”,而是“俗人闲话”,一派“多少天下事,尽付笑谈中”的豪情,话题往往引出出人意料的联想,激发另类的观点与视角,达到在轻松、诙谐的气氛中融汇信息传播和辩明事理的目的。主持人的角色是引导嘉宾发表极具个人色彩的大胆言论,采用日常聊天的形态,营造谈笑风生的气氛,更多地强调平民化、趣味性和知识性,所涉及的话题包括“母亲节感言”、“交通拥堵背后的人性特征”、“酒后驾车的危险”等,也有“战争有无规则可言”、“探讨日本的民族性”等紧贴国内国际时事热点的话题。

五、在观点碰撞中“就事论理”

传统的观念总是认为,广播电视代表党和政府,它的每一句话都必须是正确的,毋庸置疑的。还有人搬出“学术无禁区,宣传有纪律”,认为广播电视上不能有半点错误。其实,广播电视评论发展到今天,在“现在的新闻现在报”的同时,也在追求“现在的新闻现在评”,既然是即时评论,就不可能绝对正确,事实上也不存在绝对正确的东西。广播电视评论在解读新闻的同时,也在提供一种解读的思路,电视在进行舆论监督和舆论引导的同时也在培养观众,包括培养观众正确的价值观和方法论,也在培养观众宽容的心态。

美国电视观念认为:“争论”是电视新闻的一种方式、一种语言;电视新闻的话语应该是多元的,形式应该是多样的,观点应该要相互不断地撞击。“新闻是有背景的,背景是有观点的,观点是可以争论的。”凤凰台的《时事辩论会》便切合了这样一种电视新闻传播观,以辩论的形式评论时事,以思辨的色彩引导观众,其创新之处在于主持人和现场嘉宾的那一场火花四溅的争论。节目每次由主持人设定一个时事热点话题,从大陆、香港或海外邀请“名嘴”参与,由多位背景各异、领域不同、慧黠过人的嘉宾站在相反的立场上进行激辩,互相争抢话题、表达观点,形成热烈的现场争辩气氛;场外观众通过网络论坛和短信投票的互动形式即时参与争论、发表意见。观众在不同观点撞击的火花中洞悉事件的不同角度,对事件的真相本质会有更透彻的了解。

以央视新闻频道《央视论坛》为标志,电视新闻评论浓缩事实报道,将新闻作为背景、由头,从“评事”走向“论理”,通过嘉宾的声音表达媒体的观点。以演播室谈话为主要形式,节目时间长、容量大,成为与国际接轨的电视新闻评论栏目。它的特点就是淡化事实报道,突出电视评论,从“一事一议”到“一理一议”,思辨性更强。《焦点访谈》等早期的新闻评论节目“用事实说话”,一事一议,就事论事。到《新闻调查》栏目,虽然仍以报道新闻事实为主,但在层层深入的调查过程中贯穿了主持人的一步步分析、思考,成为电视新闻评论从“论事”到“论理”的过渡。而以《央视论坛》为标志,新闻事实淡化为背景、由头,每次以一个或多个大家熟知的新闻事件为例,举事论理,重在表达一个观点。主持人循循善诱,而以嘉宾的论述体现媒体的意见倾向。电视新闻评论栏目由此走向成熟。

透过现象说本质,在深入分析上做文章。《央视论坛》等栏目选用的新闻事件都是其他媒体早已报道过而且观众已经熟知的,但他们观察的角度、开掘的深度、分析的力度往往是其他媒体无法达到的。比如众多媒体报道过的西安宝马彩票案,《央视论坛》在经过一系列准备后做了一档节目《失去公正的公证》。节目列举了西安宝马彩票案、湖南彩球事件和假学历公证三条新闻,邀请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的专家等权威嘉宾,从公证行使的是国家公权说起,提出公证员的选拔机制、公证机构是否应该参与市场竞争,以及公证员的法律责任等关键问题,采用剥笋法层层分析得出结论。

电视新闻评论采用视听结合的多感官符号共享的综合传播形式,运用“电视化”的表现手法,为意见性信息的表达创造出了更多更灵活的形式,构建了更为活跃的话语平台。这些节目都能够发挥电视传媒本身声像兼备、视听结合的特征,结合新闻评论本身的“言论性”优势,直观、纪实的同时也带来了思辨色彩和价值判断。本章小结

当今的广播电视评论比之以往的节目形态,已经呈现出一种全新的格局,其中既有对其他媒介评论(例如报纸评论、网络评论)的承袭和融合,又在各方面条件的作用下发挥出自身特色,形成了自己独有的格局。今天,评论已经作为一种精神贯穿在广播电视媒介中,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提供给我们的是一种大评论概念,一种报道和评论的融合,一种平等互动的个性化评论,这也是与广播电视媒介技术的发展、社会的开放相适应的。当广播电视评论节目是各方面意见的汇聚,让受众能做出自己的评价的时候,就意味着从社会生活中汲取了其所需要的能量,其媒介意义和人文意义也得到了实现。

广播电视评论由两部分信息构成:一是作为事实的信息;一是作为意见的信息。两者互为依附,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广播电视评论节目中,许多节目所报道和揭示的事实本身就包含着评论,而且是有事实作为佐证的最有力的一种评论。

思考题

1.广播评论有哪几种门类?试说其各自的基本形式。

2.什么是电视谈话体评论,其基本特性是什么?

3.什么是电视图像评论?采制电视图像评论有什么具体要求?

4.电视评论节目有哪几种形式,各有什么特点?

5.广播电视评论节目在传播过程中的意义与特点是什么?

第四章 广播电视评论功能定位

第一节 传递意见信息

广播电视评论既是“评论”,就得说理,摆事实,讲道理。因此它第一位的功能就是传达意见信息。

一、阐释新闻背后的意义

处于21世纪的新闻报道和评论,它们的功能属性已经比20世纪起了巨大的变化。一是从新闻的角度看,进入新世纪以来,在新闻评论领域,报道和评论的范围和边界被逐渐打破,传统的新闻报道是把新闻事实说清楚;而现在则是在呈现真相的基础上,深入阐释新闻背后的意义,透视和抵达新闻事件的本质。这是新闻从业人员观念的革命性变化。

广播电视评论,包括电视新闻述评和电视新闻调查等几种当前运用较多的电视新闻评论节目的应运而生,不是偶然的现象。央视先有《观察与思考》,后有《焦点时刻》(现为《时空报道》)、《焦点访谈》、《新闻调查》,北京电视台有《今日话题》,上海电视台有《新闻透视》,广东电视台有《社会纵横》,广州电视台有《城市话题》……无论是电视新闻评论、电视新闻述评还是电视新闻调查等评论节目形式,其主要特性都是通过对新闻事实的深入调查采访,认真分析论证,把新闻事实及其过程完整清晰地呈现给电视观众,进而由出镜记者或节目主持人代表传播媒介旗帜鲜明地表达对所报道的新闻事件或社会热点、疑点、难点问题的看法和观点。广播电视评论是电视新闻的延伸和升华。“它依据新闻事实,就实论虚,以深刻尖锐的剖析阐明媒介的观点和立场,是一种具有鲜明针对性和指导性的论说性新闻体裁,它集新闻性和政论性于一体,熔新闻体裁和政论体裁于一炉,[1]通过揭示真理、引导舆论,完成媒介的使命。”因此,这一节目样式深得广播电视媒介推崇,各级领导重视,广大观众认同。

广播电视评论,包括新闻述评和新闻调查,与其他形式的电视新闻节目共同协力完成着电视新闻的使命,因此从本质特征上看,三者具有明显的共通性:第一,新闻性是三者共同的本性。无论是新闻评论、新闻述评,还是新闻调查,它们都属于新闻性评论节目,而且是深度报道范畴的新闻节目,因此必然把新闻性作为最根本的属性,同时也作为最明显的特征加以追求和张扬。第二,思辨性是三者共同的追求。作为广播电视的重要节目形式,新闻评论、新闻述评和新闻调查在节目内容上都追求一种思辨性,这是因为,一方面,传播媒介作为现代化舆论工具,必然要通过节目表达对重大新闻事件的看法和观点,要让观众在关键的时候能够知晓媒介的声音;另一方面,上述三种节目形式自身的发展、成熟,使自己具备了对社会上的疑点、热点和难点问题进行理性思辨的能力,而理性思辨的冲击力反过来又进一步刺激了这类节目对思辨的追求。第三,广播电视性是三者共同的方向。调查评论式新闻节目不论其起源如何,也不论是哪一种具体的节目形式,只要是以广播、电视为传播媒介,那么就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信息承载量,使自己更具广播电视性。广播电视实践的成功经验已经证明,对节目电视性的努力程度与节目的传播效果是成正比的。

但是在节目形式和播出形态上,新闻评论、新闻述评、新闻调查三者之间又具有非常明显的差异。如《东方时空》、《面对面》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电视新闻评论专栏。这类节目在形态上,可以是评论员或节目主持人出面评论,也可以请特约评论员、嘉宾(专家)或观众发表意见,具体节目形式有评论、发言、讲话、对话、节目编后话等,种类繁多,不拘一格。目前影响较大的,除了《面对面》外,中央电视台国际频道的《中国报道》中的评论部分,因为改变了传统的报道角度,即提倡“用中国人的眼光看世界”,所以评论的节目很有新意。

电视评论,特别是电视述评,包含着“述”与“评”两种成分,亦即所谓“夹叙夹议”,这类节目,记者或主持人往往在介绍新闻事实的过程中,对事实的前因后果、背景、影响等予以及时评说,从而使观众很快了解新闻事实的全貌,并且明了报道者也就是媒介的看法和目的。这种形式的节目现在各电视新闻媒介运用较多,它是电视新闻工作者社会意识觉醒、舆论监督社会的功能在社会意识形态大环境下得以充分发挥的产物。许多优秀的电视述评在社会上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充分发挥了电视评论节目监督社会的积极功能。

另有一种新闻调查类的广播电视评论,是在记者或新闻节目主持人的主持下,针对某一新闻事实或群众关心的重大社会问题以及对社会进程具有直接影响的课题,进行的专题调查研究报道。从节目的内容看,电视新闻调查通过对新闻事实或某一重大社会课题的追踪记录,深入采访,调查研究,分析评论,最终得出具有科学性、指导性和思辨性的结论,从而对社会产生影响。与其他形式的电视新闻节目所产生的社会作用相比,用记者们常打的比方就是:消息是手枪,评论是冲锋枪,述评是轻机枪,而新闻调查则是新闻节目中的重型“加[2]农炮”。目前,在各级各家电视媒介中,中央电视台推出的45分钟长度的《新闻调查》,无论是节目内容的厚重,还是形式的成熟,都堪称电视评论节目的代表之作。[1]张君昌:《电视新闻摄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7年版,第162页。[2]张静民:《电视节目的策划与编导》,暨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109页。

二、设置公众议论的话题

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引导调控舆论的重要途径和方式是议题设置,即根据需要,有选择地、连续不断地报道和评论某一方面的新闻,议论某一方面的话题,营造出特定的舆论环境,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导到设定的方向上来。也就是说,传播媒介对外部世界的报道不是“镜子”式的反映,而是一种有目的的取舍选择活动。广播电视等传播机构根据自己的价值观和报道方针,从现实环境中“选择”认为重要的部分或方面进行加工整理,赋予一定的结构次序,然后以“报道事实”的方式提供给受众,从而引导受众聚焦视线,形成社会公众关注的“热点”和舆论力量。如央视在《新闻联播》和《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中设置的“打假”、“反腐倡廉”等议题,均深入人心,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

议题设置是新闻传媒经过精心策划,突出报道某些包含深意的事实、事件或问题,使之成为公众议论的焦点,并形成媒介所预期的社[1]会舆论或社会情绪。大众传播媒介在一定阶段内对某个事件和社会问题的突出报道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关心和重视,进而成为社会舆论讨论的中心议题,大众传播媒介对改变和坚定受众的态度,对形成一致的看法,对提高媒介人物的知名度和媒介事件的轰动效有着强大的导[2]向作用。马克斯韦尔·麦考斯说:“从现代新闻学来看,议题设置已明确被认为是媒介应承担的责任。每个新闻机构都应该仔细考虑一下[3]自己在引导社会舆论时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新闻媒体要善于捕捉、追踪和报道重大事件的热点问题。比如,在涉及安全问题时,公众舆论的波动最厉害,震动最大,因为安全问题本身就是公众最大的切身利益,是他们最关注的热点。这时就应敏锐地分析舆情,了解大众的所思、所虑和所忧,摸清楚公众最关心、对他们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有重大影响的问题,然后及时准确设定媒体议程,进行重点报道和评论,同时要善于引导公众正确认识和对待这些热点议程,纠正由偏见、谣言、流言等所激发而形成的谬误言论,并作出权威、详尽而又令人信服的评论、解释,发挥释疑、解惑、求真的作用。新闻传媒如果不用来设置重大事件的议题,社会公众也一定会在另外一些场合自发地将它设置为议题。如果那样,结果很可能会是消极因素大于积极因素。与其如此,新闻传媒不如因势利导,积极主动地设置议程,从而自始至终地控制舆论导向。“议程设置功能”理论从考察大众传播在人们的环境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入手,揭示大众传媒的影响力。我国包括广播电视在内的大众传媒是社会主义媒介,从不否认自己的舆论导向作用,旗帜鲜明地把引导舆论作为自己的一项任务。广播电视在当今社会的作用越来越重要。人们之间的交往越来越多地依赖于广播电视等大众传媒。广播电视评论在引领受众精神生活中起着重要的议程设置功能,许多议题的设置都可能是人们茶余饭后的话题,如果议题设置不当,也会产生与实际不符的错觉和种种副作用。前些年社会上的“房地产热”和“经济开发区热”就与广播电视媒体的宣传控制失当有一定的关系。[1]丁柏铨、王雄、董秦:《新闻舆论引导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92页。[2]张金海、饶德江、刘珍:《略论广告的舆论引导功能》,《新闻与传播评论2001年卷》,武汉大学出版社,第104页。[3]田中阳:《大众传播学理论》,岳麓书社2002年版,第183页。

三、培养民族文化规范

不论是一个民族的优秀文化遗产、伦理道德,还是社会进步和发展而形成的新文化规范,都有赖于大众传播媒介锲而不舍地进行“潜移默化”的熏陶。而承担着引导社会舆论和价值评判功能的广播电视评论更应义无反顾地担负起培养整个民族的文化规范的重任。这种“培养文化规范”的功能尽管不是立竿见影式的,而是日积月累,如同生生不息的一泓清泉,滋润和影响着社会公众的精神领域。

一是体现文化传统的传播思想。广播电视从开始创建便确立了坚持党性原则的传播思想,1983年更明确提出了“两个工具”的方针,要求传媒站在党和人民的立场上,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完整、准确、生动地融于各类节目的传播之中。近年来,这一思想扩展为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创造性地体现无产阶级党性原则,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需要。这一特征有利于国家的稳定、人民的团结和民族的繁荣与进步。同时,它又是中华文化的一种现代观照。中华文化所讲求的两大核心内容,一为政治事功,一为伦理劝导。它们并行不悖,显示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通过广播电视评论的意见信息的集聚与散播,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维护国家统一的合理因素,在现代社会仍然有着特殊重要的战略性意义。

二是符合中国人思维习惯的叙事方式。从广播电视新闻传播以线性结构和单体发展有序组合的结构原则出发确立的广播电视新闻叙事方式与传统的文学叙事方式不谋而合。中国传统的文学叙事方式讲求有始有终,首尾相接,以时间为序,一以贯之。即使时空交错,事件复杂,也要“花开两朵,各表一枝”。广播电视评论通用的叙事方式和说理方式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思维习惯,目前仍有广阔市场。但是也应该看到,对大多数现代青年来说,这一单调的叙事方式尽管适合目前广播电视传播与接受的需要,却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如何创造一种崭新的、更令受众喜闻乐见的叙事方式,在我国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三是标志民族文化的语言范式。语言是人类精神交往的工具。特定的语言是特定的民族文化的标志。中国广播电视使用的是以北京语言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型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语言范式。作为中华民族共同语的载体,广播新闻评论以纯正的普通话表现和传播民族的文化。如,在造句规则上讲究按照汉语言的口语顺序安排句子结构,而不用欧化句式;在用词规则上讲究多用现代汉语中的双音词、多音词而少用单音词;在语音规则上讲究区分音同义不同的词语,恰当运用双声叠韵词等。这也体现出汉语言独特的文化内涵和微妙、细致的民族情感。

四是源于现实生活的文化信息内容的传播。美国文化学家拉尔夫·林顿认为:“文化指的是任何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而不仅仅是被社会公认为更高雅、更令人心旷神怡的那部分生活方式。”林顿提示我们,文化就是生活,就是人类为了不同的目的而从事的不同的社会实践。由此看来,广播电视新闻评论传播的全部内容因为直接来源于现实生活,来源于人类为了不同的目的而从事的不同的社会实践,因而具有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特征。

广播电视评论传播内容之所以具有文化的意义和文化的特征,不仅在于它报道了“社会的全部生活方式”,还在于它在传播过程中经过了传者的价值判断与文化设计,最终为同一文化氛围内(或曰同一语境内)的听众和观众认同与接受。

四、激发受众参与的热情

在大众传播媒介产生和发展的初期,受众基本上是处于被动接受的地位。广播电视传播的日趋普及,媒介自身物质机制的不断革新,给听众和观众参与传播和使用媒介提供了便利的条件。随着社会的进步与开放,当代受众主体意识日渐增强,参与使用媒介是大势所趋。这也是为什么当前电视节目中观众参与式节目越来越多、越来越发达的主要原因。

平常人们一直说广播电视服务社会,造福民生,狭义地看,是指提供日常生活的资讯和实用信息。从广义上讲,广播电视提供日益丰富的信息,一是体现在满足社会及个人对各类信息的需求;二是通过交流的过程,达到个人与社会、区域与区域、传统与现代的整合作用。广播电视以其音响和图像符号本身的文化内涵在形象整合方面的优势十分突出。例如1994年6月19日,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播出了《沉重的棉花》,对河南兰考棉花市场掺假的混乱状况做了报道和评论,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朱镕基看到节目后立即做了批示,要求整顿棉花市场,并希望《焦点访谈》、《新闻联播》能对整顿后的情况做进一步报道。1994年8月,《让棉花不再沉重》及时播出,该期节目报道了整顿后的情况。10月10日《收购季节访棉区》播出,在介绍整顿结果的同时,也反映了当地一些人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怪象。棉花关系到广大棉花种植者的利益,同时也与国家的支柱产业、创汇产业息息相关。1994年是中国的“棉花年”,时值国务院有关部委在北戴河召开棉花收购会议,节目的播出无疑给决策者提供了最新的消息。《焦点访谈》这三期节目报道了我国经济领域内的棉花问题,体现了政府意志,反映了民众呼声,疏导了上下信息,推动了社会改革。电视评论节目的这种中介作用是其他媒介难以替代的。

受众(包括听众与观众)是社会群体的成员,并不是孤立存在的群体,受众分属于不同的社会团体或群体,有着不同的社会背景。受众的群体背景可以分成两个方面,一是人口统计学意义上的群体,二是社会关系意义上的群体。受众的群体背景或社会背景是决定他们对事物的态度和行动的重要因素,这种影响有时甚至超过大众传播的影响。受众对大众传媒的接触虽然是个人的活动,但这种活动通常受到群体归属关系、群体利益以及群体规范的制约。

受众不仅仅是传媒信息的使用者或消费者,他们还是构成社会的基本成员,也是参与社会管理和社会公共事务的公众。当我们把受众看成社会成员和公众的时候,受众拥有各种各样的正当权利。一是传播权,受众有权将自己的经验、思想、观点等通过一切合法手段和渠道加以传播。二是知晓权,受众有权获得有关自身所处环境及其变化的信息。三是传媒接近权,受众有权利使用传播媒介开展各种社会和文化活动。这项权利也赋予了传媒应该向受众开放的义务和责任。

根据传播学“使用和满足”理论,广播电视媒介应该把受众成员看作是有着特定“需求”的个人,把他们的媒介接触活动看作是基于特定需求动机来使用媒介,从而使这些需求得到满足的过程。制约成人媒介接触行为的社会条件就更为复杂,这里既有他们完成社会化过程的环境,也包括他们的现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背景、社会的地位、价值观、群体归属关系和人际关系等众多的因素。日本传播学家竹内郁郎在对卡兹的研究进行补充的基础上提出了“使用与满足”过程模式,具有总结的意义。他认为:1)人们接触媒介的目的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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