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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时间:2020-07-19 10:54: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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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杨树军

出版社:中国经济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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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曰·我曰

子曰·我曰试读:

序一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 过常宝

孔子死后,弟子们纂辑孔子生前的语录成《论语》一书,其目的是要使孔子因立言而不朽,身列君子之林。这是孔子的梦想,也是弟子们的敬意。但历史很快就赋予孔子圣人之名,地位大大超过君子,而《论语》也被高度经典化,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圣经。

与《诗》《书》《礼》《易》《春秋》五经不同,《论语》多讲做人做事之道,虽然多为训诫之辞,但语言朴实,循循善诱,显得很亲切,古代无人不读,社会影响力要远远超过五经。对于学者来说,《论语》的格言体制也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所以,社会构成的法则、人际交往的道理、立身成人的门径等,都从《论语》这个根基上生长出来,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脉。

历史上那些有使命感、有学识的人,很自然会亲近《论语》。每个人所关心的问题不同,性情资质学养不同,悟解的方法不同,见解也就不可能完全一致。抛开学术趣味不谈,仅从一般读者的角度来看,因为都是基于《论语》文本,各家阐释往往殊途同归,或多或少都能有所贡献。学派、学者之间有争辩、有批评,但无非是为了强调自己正确,最终是各种观点都会照样存在,就如同摆在超市中的商品一样,任后人挑拣、选取,各有所用。总之,讲《论语》的人,只要不是哗众取宠,都有利于文化发展,有利于社会人心,根基既是牢固的,枝杈不妨旁逸斜出,婀娜多姿。值得警惕的,倒是那些卫道士们:或自居正统,死守教条,是为迂腐;或苛责他人短处,以求上位,是为虚伪。

当今时代,人们竞相逐利,贤人遂发思古之幽情,期望从古老的传统中,重新找到前行的道路。这是《论语》当下的机遇和使命。但奇怪的是,在全社会热衷于《论语》的同时,各路专家却哑然无言,俨然“礼失而求诸野”的状况。显然,皓首穷经,无助于《论语》意义的生成,而身体力行,做修行的功夫,才是真正的、鲜活的“克己复礼”。两千年的文化传统,使得《论语》已经成为中国人的起点和归宿,成为存在的方式,值得每一个个体认真地去体悟和实践。

本书作者杨树军是我的大学同学,思虑敏锐,性情温和,有君子之风,现为深圳一所学校的校长。作为一个教育家,有不少论教育教学的文章和专著,有一个在“自然长大”理念中成长的爱女,还在学校里开辟了十余块菜地给学生种,显然,这是一个有着强烈责任感、有智慧,并能够身体力行的人。树军和《论语》的遇合,有着冥冥中的必然性。树军自云对《论语》有两年涵咏的功夫,但作为一个教育家,他所关心的是学生的成长及其成长的社会环境,关心的是人类的未来,有着急切的认同、批判和疗救的愿望,所以,他反对学术的趣味,无意将《论语》还原为历史的事实,也无意作哲学的思辨,而是用体悟和揣摩的方式,再现孔子的人生境界,在古圣智慧的大炉中熔铸当代文化碎片,有意无意中勾勒出自己的文化理想图景。幽默,甚或是刻薄,是思维敏锐思想活跃的表现,也是非学术化的一个标志,在本书中也很突出。但是,树军归根到底是一个教育家,有着与孔子一样的职业,负有传道授业的使命,而孔子的做法是推己及人,知无不言,却并不加强于人,这是忠恕之道,是温柔敦厚,也是这本书最主要的特点。

书名“子曰·我曰”,我想,大约不是要和孔子并驾齐驱,自立为“杨子”。我的理解:孔子是孔子,我也只是我,不可同日而语;但此刻当下,谁又能说孔子不是我,而我又不是孔子呢?你认真对待它,“我曰”便是一家之言;你喜欢高头讲章,“我曰”便是姑妄言之。总之,“我曰”充其量只是大树上的一根枝桠,但却与千载之上的“子曰”有一气相贯,对于一个教师来说,这算是上等的事业了。(过常宝,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上古文学和文化,著有《楚辞与原始宗教》《原史文化及文献研究》《先秦散文研究——上古文体及话语方式的生成》《依然旧时明月——唐诗宋词中的生命和情感》等多部学术著作。)

序二 每个中国人心里都有一个孔子

《论语》存续了2500年,再过一个2500年,我们都会消失,而《论语》依然会存在,这就是《论语》的意义。

作为一所学校的校长,我经常想的问题是我能为她留下点什么,这样说多少有点不自量;事实上,几乎所有的学校都在做着同样的事情,这些事情过去也一直在做,大部分人甚至不会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觉得有问题的也不一定能找到解决的办法。当然,我也不认为自己能够真正改变什么。

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在孔子看来,武城是小地方,当不起他的礼乐大道。

什么是学校的“礼乐大道”?我相信对所有人来说,这都是一个问题。

我花了两年多的时间将《论语》解读了一遍,听众就是我的同事,频率是每月两讲,每次90分钟左右。在本书中,我做的工作主要是将讲座的口头语言转换成书面语言。两年多的时间里,同事中真正对《论语》发生兴趣的人的比例并不高。我则好像拥有无穷无尽的时间一样,一直把《论语》装在心里,而且固执地希望我的同事也这样做。

此时此刻,当这部书稿成形时,我也越发清楚自己的寡陋,在一片莽莽山林中我发现自己只是迷失在一个浅薄的洞穴里,甚至不知道即使这个洞穴深入进去也可以洞察整个山林的秘密。很多时候我们急于表达意见却不自觉轻浮,我们没有耐心去了解和思考,从这个意义上讲,回归经典——我现在正在做的事情是有价值的,尽管微不足道,但是一个正确的端绪。

这是一个没有圣贤的世代,众多儒者也仅仅是在搞学问,他们的纯学术式的研究,与其自身修养可以完全无关;我们没有这种研究动机,我们也不打算复兴儒学。

人们对孔子要么顶礼膜拜,要么嘲弄奚落,其实,他既不伟大,也不可笑。意必固我是孔子明确反对的,孔子的主张是无可无不可,即不主动、不刻意——甚至根本不起意。

我原本的目的也不为传播儒学,那太宏大了,即便是可以传递某种价值观已经属于意外之获了,诸如信守中庸,努力在形式与内容之间做出适当选择等等。

这也是一个“无礼”的时代。在传统中国社会中,礼首先表现为礼俗,它无所不在,无人不包。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及残唐五代是礼崩乐坏的两个高潮,礼坏与社会动乱之间有着十分明显的因果关系,接下来的汉代尊孔,宋明也是儒家大发展时期。今日中国,我们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可我们最终发现自己并不快乐!“四书五经”是“太学”的主要课程,今日大学的主流功课则是科学知识,以前培养的是一群无用书生,今天造就的是一帮难有信仰的有用之才。

所以我们决定潜心阅读《论语》,即便我们什么也改变不了,我们还有机会改变自己的内心,在心里自我重现传统中国式的美好时光。

解读中国人的密码在《论语》里,走进中国人心灵的通道也在《论语》里。我相信孔子的意义首先在于他让我们成为中国人。

百家争鸣因他而起。平王东迁后周天子在各诸侯心目中迅速贬值,尽管名义上周天子还是天下“共主”,但实际上没有人真拿他当回事,正所谓礼崩乐坏,一地鸡毛;当历史的进程演绎到东周后期时,各种社会矛盾开始显现,有见识的人都知道社会出了毛病,但究竟是哪里出了毛病?应该如何矫正?第一个站起来发言的是孔子,恢复周礼、施行仁政,从那以后群贤毕至,大家争着发表自己的意见,其中有赞同孔子的,更多的人是将孔子当作批判的靶子,而这几乎成了他们的思维定式。

中国思想史上最辉煌的时代当属孔子所处的春秋及接下来的战国时期,从文化史和学术史的角度看也不难得出相同的结论,而且这样的高度在数千年的中国历史中从未被重复或超越。

就像青藏高原是中国大江大河的发源地一样,诸子百家坐而论道,百家争鸣风起云涌,这些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化当之无愧的源头。

儒家文化由他创立。孔子死后儒家一分为八,其中一支由曾子而子思、孟子、荀子,一路演绎下来,连道家和法家跟孔子都脱不了干系。汉代大儒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儒家的宗主地位,宋代是读书人的朝代,朱熹算是一个集大成者,清朝则是中国儒家文化史上的最后一个高峰。“五四”运动打倒的是孔家店,还原的是孔子的本来面目,他既非“内圣”,也非外王,他就是中国最早的理想主义者,他运气一般,但他孤独而执着,他甚至觉得自己就是一只狗——一只一身本事的丧家狗。

科举进行了1300年,“子曰”被天下读书人诵读了千万遍,在这种永不停歇的重复中他们当然就会认可并信服,等这些读书人都信服了,普罗大众当然也就信服了,儒家的价值取向就是这样深深地根植于每一个中国人的内心的。《论语》各篇章虽然没有集中的主题,但其整体教化力量却非常强悍,两千多年过去了,这里有历代帝王的刻意为之,也有士农工商、万千黎民的自然选择。无论是偶然还是必然,在很大程度上,孔子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心理架构,是没有什么疑问的。出自《论语》的数百个成语早已渗透在我们每个人的言语中,每一个讲汉语的华人都能随口说出一些《论语》里的“道理”,而他自己甚至根本就不知道其出处。

仁义礼智信忠勇恕,这些品质说起来都很值得推崇,即使自己做不到,板起面孔要求别人去做总是没有错的,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种独特的民族气质:含蓄、内敛、节俭、隐忍、热爱自然、重视家庭、爱面子、讲排场,诸如此类。

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很多时候是可以从生活细节上加以辨别的。西方人往墓地送鲜花,中国人送食物,这大概从孔子站在家门口眼巴巴地等待鲁君分送祭肉就开始了;西方人一年到头想方设法将自己晒黑,世界知名化妆品牌的美白产品的主要销售对象都是中国人,因为孔子认定读书做官最要紧,耕田种菜是没有出息的,那些老农、老圃当然是粗黑的,他们一直都需要将自己漂白;西方人天天洗澡,中国人天天洗衣服,因为衣服是穿给别人看的,随便不得——这是礼!“衣冠南迁”说的是文化的转移,如果说儒家文化之前浸润的还只是黄河流域的话,从司马东晋开始,这种影响迅速扩展至长江流域。

不管我们喜欢与否,我们永远都是中国人,如果追根溯源,我们可以在孔子那里找到所有蛛丝马迹——这就是《论语》的真正意义。

孔子生活在2500年前,《论语》成书也超过了两千年,解读《论语》的著作据说超过两千种。隋文帝开科举1300年,800名状元、10万名进士只是跳过了龙门的幸运者,他们背后则是不计其数的寒窗苦读人,所有这些人花费无数个春秋悉心揣摩的都是子曰和诗云。我们说有一千个读者便有一千个哈姆雷特,孔子的读者则应该是数以亿计了吧?因此我相信我讲的《论语》全部是拾人牙慧——尽管他们的理解也多有分歧,即便有一两处暂时没有找到出处,相信也只是自己的涉猎所限。好在孔子本人也奉行“述而不作”,我打算做的工作也仅仅是转述,但转述也有一个选择的问题,如果说这其中有我的劳动价值的话,那便是如何选择的问题了。

因为在《论语》里浸润的时间还不够,我讲的基本上就是我知道的全部,除此之外,讲《论语》单单读《论语》肯定是不够的,对诸子百家、历史文化也应当有所了解,这就更不是两三年的工夫所能达到的。

怎么来讲《论语》呢?前贤的做法大多是重点字词注释加翻译,今人也喜欢加上自己的体悟,也有人只是将孔子作为一个由头,其实是在自说自话,还有人干脆把孔子当成反面教材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论语》尽管是当时的白话,但毕竟过了两千多年,今天我们读起来已经十分拗口了,因此一些字词与现代汉语之间的联系是必须讲清楚的;我想尽量避免去翻译,又要照顾忠实原文,更专业的学者往往设法让原文的每个字都有着落,如此较真,还要传情达意,对历代大儒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另外,如果能借助《论语》学习一些历史文化知识,也算是额外收获吧!

我们毕竟不是给文学院里的学生上课,也不是搞学术研究,精准对我们来说没有那么重要。重点字词要照顾到,但“解读”当能更准确表达我们做的事情;一些篇章历史上的歧义很多,这里只介绍我比较倾向的一种,必要时也会兼顾其他。

在讲《论语》之前,还有几个背景必须让大家先了解一下。

第一,孔子并不知道自己生活在“春秋时期”。“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平王东迁,史称东周,孔子的意思只是在东方复兴周公之道。东周又可以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大家今天讲的春秋、战国,只是因为时间接近而借用了《春秋》《战国策》两部书名而已。

我们常说的五千年中华文明是如何计算的呢?目前学界勘定夏朝应该从公元前2070年算起,从夏朝算到现在大约是4000年,如果从黄帝算起,大致再往前推一千年,这样加在一起就有了5000年。

孔子不止一次提到尧舜,至少在孔子时代,大家已经相信中国的历史要从“尧”算起。但是在他之前,人们心目中最早的“圣人”只是禹,而黄帝和神农的“出现”却是在战国时期,到了秦代才开始讲“三皇”,至于盘古的传说则是汉代以后的事情了。

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3000年,这算是目前的“信史”。如果中华文明能够算到5000年的话——南怀瑾说中国的文化史甚至可以上溯至百万年前——2500年前的孔子刚好处在其中点,这是从时间上看。

从孔子对整个中华文化的贡献看,他的价值也是承上启下的。孔子说自己是“述而不作”,关于孔子对“六经”的贡献,历来的说法是“删诗书、定礼乐、修春秋、序易传”,比如《诗》原已有之,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诗》原本有三千余篇,是孔子让其成为“诗三百”。《乐经》亡佚后,六经变成了五经。两千年来,四书五经对全体中国人内心的实质影响大体等同于《圣经》对西方人的影响和《古兰经》对穆斯林的影响。

站在5000年中华文明中点的孔子,对他之前的2500年中国文化进行了一次系统而全面的梳理总结,如果没有孔子的这项工作,中华文化能否延续下去以及如何延续将是一个问题。孔子之后的2500年里,我们处处可以嗅到孔子的气息。

从世界范围看,在孔子生活的年代,先后出现了亚里士多德、柏拉图、苏格拉底、释迦牟尼及犹太教的先贤——所谓的轴心时代——是这些真正的大师撬动了人类5000年文明史。

孔子当然知道自己是周天子的子民,在孔子生活的时代,周天子迁都洛阳也已经过了300年,但西周和东周的说法只是源于后代便于区分表述它们,正如我们今天又将东周划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阶段一样。我们现在习惯说孔子是东周春秋时期鲁国人,但孔子自己并不清楚这一点。

第二,孔子的一生孤独而执着。

孔子的履历比较清晰,大致分六个阶段:

1岁到33岁,孔子生活在鲁国。“圣人之后”对孔子而言是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武王灭纣后,封纣的庶兄微子启于宋,尽管是庶出,但有确切的证据证明,孔子就是微子启的后裔。孔子一脉以孔为姓始于其六世祖,那位高权重名叫“孔父嘉”的先辈,他名嘉,字孔父,绵延到孔子的曾祖父便正式以“孔”为姓了。

孔氏一族后来家道中落,到孔子的曾祖父时“移民”到了鲁国,有证据证明,孔子曾经在年轻时回宋居住过一段时间。孔子的父亲叔梁纥做过鲁国郰地的行政长官,算是一个“县级干部”,据说孔子的父亲身高十尺,力大无穷,是一个典型的赳赳武夫。

这位“县级干部”一口气生了九个女儿,就是生不出儿子;娶了一个妾终于生了个儿子,取名孟皮,却有腿疾,不是祭祀祖先的合适人选。后来他到颜家求亲,颜家有三个女儿,老大、老二都嫌叔梁纥老,老三不嫌,她就是颜征在,也就是孔子的母亲。当时,孔子的父亲已70岁,而孔子的母亲只有20岁,有一种说法,这种老夫少妻生出来的孩子不是白痴就是天才。孔子身高九尺六,通过换算,其身高应该超过2.2米,而他从小就显露出的不同寻常之处绝非身高这么简单。

孔子3岁丧父,17岁丧母,19岁娶妻,20岁生了孔鲤。孔子从小受了不少冷眼,吃了不少苦,但跟一般孩子玩游戏过家家不一样的是,孔子跟一群小伙伴玩的是摆放礼器、演习礼仪。按照孔子自己的说法,他15岁立志要做学问,主要是自学。孔子三十而立,就当时情况而言,就是在“礼”上已经颇具成就。孔子开私学先河,他设坛授徒当自此前后开始。

齐景公和晏婴到鲁国访问时,曾经当面向孔子请教礼的事实,足以证明孔子当时已算是“名人”了。

34岁到35岁,孔子赴周适齐。这两年孔子大概两次出国,一次是去洛阳,一次是去齐国。去洛阳是到周的国家档案馆向老子问礼,电影《孔子》对此事有涉及,但孔子到底见没见过老子还是个问题;孔子去齐国却是《论语》中有提到的,齐景公和晏婴都算是孔子的熟人,但孔子在齐国并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还是回到了鲁国。齐景公不用孔子,据说是晏婴在中间起的作用,但孔子此次到齐国也不是毫无收获,主要是听到了韶乐,韶乐之妙让孔子“三月不知肉味”。

36岁到50岁,孔子返鲁。如果说33岁之前的孔子已经在鲁国小有名气,36至50岁这段居鲁时光,则让孔子真正成为文化大师。孔子主要做了两件事:读书和教书。

客观上,是鲁国当时的混乱局面让孔子可以潜下心来做学问的。当时的鲁国是君弱臣强,三家把持国政,大夫又控制着三家,鲁君听季氏的,季氏则听阳货、公山弗扰他们的,乾坤倒转,让孔子实在看不过眼。阳货曾经逼孔子出来从政。

50岁之前,孔子研读了《易》,认清了自己的命,他的命就是去做官,这应该是孔子卜卦的结果。

51岁到54岁,孔子仕鲁。这是孔子最辉煌的三年,电影《孔子》在此处落墨甚多。从中都宰开始,到司空、大司寇并摄行相事,鲁国为他提供了实现人生价值的大舞台,诛少正卯、夹谷之会、隳三都也让人们见识了一个读书人的雄才大略。

但是礼崩乐坏日久,人心早已不古。家臣不可救药,三桓不可救药,鲁君同样无药可救。对齐国而言,鲁国的强大对自己终非好事,于是设法让鲁国疏远孔子。

这一年,齐国送了一批美女给鲁君,季氏接受了,竟三日不朝,这让孔子恼羞成怒;这一年,鲁君甚至把分发祭肉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省了,孔子明白自己离开的时候到了。

55到68岁,孔子周游列国。孔子周游列国是去找工作,去找官做,六十多岁的老人即使在今天也已不太适宜上路,但孔子还是义无反顾地选择了出发。

孔子师徒先到了卫国,期间有在匡地被围困的惊险桥段,那一次孔子被人当成了阳货,据说他们的长相有些相似,因为阳货曾经为害于匡。最被孔子看不上眼的人竟然长得像他,听起来真是一件闹心的事情。他在卫国出仕的时间是两到三年。

孔子离开卫国后,又在陈国待了两三年。在去陈国的路上,孔子险些被宋国的司马氏杀害。

孔子离开陈国转了一圈,又回到了卫国,有轻薄文人相信孔子再次回到卫国,是因为那个叫南子的美女。期间还有陈蔡绝粮的惨痛经历,这一次他在卫国的工作也只持续了三年多。还是不顺,于是孔子又回到了鲁国。

颠簸了14年,断断续续工作了八九年,其他时间大致都在路上。脚步没有跨出今天的河南和山东两省,没有一份工作如意,没有一天舒心的日子,剩下的事情只有回家了。有钱没钱,回家过年。

69岁到73岁,孔子返鲁。孔子这次回国本来是受季康子之召回来的,但人家想用的是他的学生,而不是老迈的他,但是我们宁愿相信,此时此刻的孔子其实已经无所谓了。

问题在于孔子的晚年依然凄凉。69岁那年儿子孔鲤卒,家里也没有什么余粮,“有棺而无椁”属于薄葬,孔子情愿别人相信自己这样做只是依礼而行。

隔了一年,鲁哀公捕获了一只麒麟——其实就是一只鹿——这是孔子心目中的仁兽,仁兽被捕获该是一件多么悲哀的事情!这一年他最宝贝的学生颜渊卒,孔子伤心欲绝。这一年,孔子绝笔。

第二年忠勇的老子路被人剁成了肉酱,一切都在预料之中,跟颜渊的离去比起来,孔子这一次看起来平静了许多。此时的孔子已年过七十,所谓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境界——越守礼就越自由。

又过了一年,已入化境的孔子永远离我们而去。

钱穆说,《论语》之难难在意蕴,不在文字。更多的文字乃至意蕴的问题,我们在《论语》的阅读中慢慢体会吧。

儒家是中国人的粮店,道家是中国人的药店,药店不是人人时时需要,粮店却是须臾不能离开的。《逃离德黑兰》结尾有一句台词:“如果想听到掌声,我们当初就加入马戏团了。”马戏团没有什么不好,但在美国中情局工作,很多时候注定只能做无名英雄。我们也不太有机会站在聚光灯下,比这更重要的是,那原本不是我们追逐的部分。

段子曰:理想如大便,有时候你努力了很久,发现只是一个屁。

与孔子共勉。杨树军2014.6

“子曰·我曰”之:学而第一

1.1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开学第一课——

这算是最早的“开学第一课”了。“说”和“乐”,这里都是愉悦的意思,“君子”则是孔子的理想人生。老师在第一堂课里试图告诉他的学生:为学原本是一片欢喜大境界。“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孔门四科包括德行、言语、政事和文学,说是研究生院里的四个专业也算恰当;“六艺”可算是当时设定的六门必修课,大致包括了礼仪、音乐、射箭、驾车、书法和算法六种能力,因而这里的“习”单说是复习肯定是不够准确的,它至少还包括了练习、温习、实习等含义。作为一种知识或技能,学会并不难,某种形式的“重复”也是必要的,不断的重复中知识才能变成你的能力。“驭”是驾车,或牛车或马车,今天我们也驾车,假以时日,五年驾龄十万公里后人车合一的境界对大多数人都不算问题。“重复”也适用于我个人对阅读的体会。第一遍你觉得自己读懂了,等你潜下心来去读第二遍时你会觉得其实你原来根本不能算读懂了,读第三遍时你一定又会有新的收获。经典就是那些你正在重读的书,有些书就是这样被我们读成了“经典”。

值得我们“重复”做的事情又岂止经典阅读,我希望自己电脑硬盘里存足100部经典电影,跟这一样重要的是自己还有时间和心情常常把它们翻找出来。“習(习)”,从羽,原意是小鸟在阳光下练习飞行时飞出去又飞回来,其场景是如此清新而活泼。“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在以贝壳为货币的远古时期,一串贝壳是“月”,两串就叫“朋”了,其意义极为吉祥;“同门曰朋,同志曰友”,这里的“朋”应该是指同学,而不是我们今天语义中的朋友。

孔子说,有新的同学加入进来跟我们一起学礼习乐,堪称人生一大乐事。孔子的声音在当时肯定不是主旋律,孔门师徒也不是什么快男超女,有人认同他们、加入他们让人受宠若惊。

所有的工作都是不同程度的重复,教师的意义在于我们总有机会迎接新生,这些新人们稚嫩、青涩却又有满身的希望。工作的内容大致一样,但因对象变了,新鲜感也就有了,因此每逢有崭新的学童来到我们身旁时,我们应该学会用掌声和微笑表达我们内心的愉悦。

孔子一生孤独,“知我者,其天乎?”便是夫子的慨叹,但《论语》中的孔子有说有笑、风趣、睿智而豁达,他反复告诉自己的学生,别人不了解你,那是正常的,我们的道行不通,我们也是一早就知道了的,既然如此,我们该说的就说,该做的就做,至于结果……天应该是知道的吧?

这就是“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凡是不能让受教育者感觉愉快的教育都是错误的教育。这才是人生原本应该有的欢喜大境界。《论语》20篇、500章中本章名气最大,但凡识得几个中文字的没有不知道本章的吧?这就是第一的好处——《论语》中的第一章,同时也说明开头总会给人更深刻的印象。

编撰《论语》的弟子们在讨论把哪一章放在开篇时一定争论了半天,但最后大家取得了共识,因为一定有弟子说这一章也可以看作夫子一生的真实写照。

孔子的少年——学而时习之;

孔子的中年——有朋自远方来;

孔子的老年——人不知而不愠。

孔子年轻时期的学习主要是自学,他可以请教的人不多,但好在“文武之道,未坠于地,在人”。孔子好学而善学,30岁之前在鲁国已算是小有名气。

孔子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他培养了一大批学生并最终涵养了整个中华文化。《史记·孔子世家》中言及孔子的学生数量之多时说:“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从30岁到70岁40年间孔子大约每年要接收七八十名学生,这些英气勃发的后学才俊纷至沓来,让“诲人不倦”的孔子喜不自胜。

奔波了一辈子,扰攘了数十年,鲁国、卫国、陈国,国君、家君没有一个真心实意听他的,他能听到的更多的是冷嘲热讽甚至是面斥,但这都不能真正影响已入化境的孔子了,他知天命、耳已顺,随心所欲但永远都不会违反什么。他是不跟人一般见识吗?我觉得更多的是内心的一种淡定。

为什么要生气呢?如果原本并没有什么太多的指望,也就谈不上生气了,其实别人是否了解你真的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重要。

其实,本章三节之间真的有这些逻辑关系吗?

1.2 有子曰:“其为人也孝弟,而好犯上者,鲜矣;不好犯上,而好作乱者,未之有也。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与!”

有子曾经扮“尸”——

把谁放在第二的位置,相信也曾经让那些编纂者纠结了很久,最后大家争吵妥协的结果是目前这个样子,把有子放在曾子前边——怎么能说《论语》杂乱无章呢?在一些枝节问题上可能是这样,涉及原则问题岂可马虎?

有子,名若,一位老实巴交的道德先生,这些都没有什么特别之处,我坚信有子能有今天的位置跟他长得酷似孔子有很大的关系。

起码我们知道有两个人长得像孔子,除了有子还有阳货,“子畏于匡”,孔子周游列国时师徒一行曾经在匡地受阻,起因就是当地人把孔子当成了阳货。一个是得意门生,一个是想起来都厌恶的人,长的样子却都像他。

孔子身长九尺六,研究者换算出这一高度相当于今天的2.2米。就算山东人个子高,就算今天的山东人已经退化了,一个身高2.2米的家伙怎么都算是一个“异类”吧?很难让人相信阳货刚好也是这样一个异类;另外,如果孔子真有这样的高度,那次在郑国跟学生走散,别人在描述这位落魄先生时可能只就其身高落墨即可,“丧家犬”的名号从此不为人知矣。

当然有子像孔子应该是眉眼上比对的结果,疑似率至少在百分之八十以上吧。

祭祀先人时不能凭空想象,否则容易走神。最早时就让死者的某个子孙坐在前边,其余子孙们的悲戚便比较容易有具体的指向,这个坐在前边的人叫“尸”,演变到后来变成了“牌位”,一个写着死者名字的木牌。前些年就已经有人把灵堂设在了互联网上,跟亲人会面的频率及时长主要取决于你所在地区的网速和流量收费标准。

有子曾经扮演过孔子的“尸”,因为孔子死时他唯一的儿子鲤已经不在了,有子取得这一资格的原因是因为他的长相。睹物思人,一群跪在下面的学生不禁悲从中来。但这事因为曾子的反对没有搞成,有人说曾子反对的理由是有子的学问不足以应付学生们的提问。

孝悌是儒家最重要的价值观,“三谏不从,号泣而随”,看着父亲正在步入险地劝谏又不听,如果你是孝子唯一的选择便是哭着紧跟在父亲的身后——义无反顾地一同涉险。《论语》第二章即由有子来强调这一概念算是合情合理。善事父母为孝,敬事兄长为悌,其实孝悌原本只限于父亲和嫡长子,因为只有嫡长子才是父亲的合法继承人。按照礼的要求,如果嫡长子先死,父亲也需要守三年孝。弟,通悌。父慈子孝,兄良弟悌。父慈子孝最后上升为君仁臣忠,兄良弟悌扩展至朋友有信。

犯上作乱属大逆不道,至少儒家相信避免犯上作乱的最有效途径就是弘扬孝悌,事父事兄者自然会听从领导,听从领导者当然也会遵守社会秩序。

孝悌还是仁的基础,仁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人其人,把自己当人,也把别人当人,这可不是一个低标准,很多时候我们不把自己当人,也不把别人当人,当什么?当畜生,所有的底线都可以放弃;当神仙,无爱无恨、不生不死。

君子守护住这一基础,“道”即由此而生。道是君子们的终极追求。

1.3 子曰:“巧言令色,鲜矣仁!”

一个拍马逢迎的人——

巧言,花言巧语。令色,讨好谄媚的表情。两者的根本问题在于它们都不是出于真心真情,舞台上跳舞的小学生、赛场上女子体操队员和飞机上空姐的笑容大体都可归入“令色”一类。

孔子升任大司寇第七天就杀了少正卯,少正卯是鲁国大夫,据说他的讲堂就设在孔子旁边,孔子的学生都跑过去了,只有颜回没去。少正卯是以什么理由被杀的呢?孔子列举了他五大罪状,但能够坐实的似乎只是一条“言伪而辩”,换句话说,在孔子看来他就是一个巧言令色的“佞者”,而佞者当然是该死的!

孝悌者仁,巧言令色者不仁。口头表达能力强、表情丰富与巧言令色的区别在哪里?孔子是一味地反对巧言令色者吗?孔门四科中就有言语科,言语科的看家本事不就是嘴皮子吗?

但就孔子对学生的态度看,能言善辩的学生都讨不到老师的欢心,就算他们能力很强。子贡和宰予始终都像是后娘生的,多嘴多舌的子路也常常招来老师的破口大骂,好人只有一个,名叫颜回——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

孔子喜欢的人原本就不多,颜回却是他唯一的宝贝,这事比较奇怪。是因为颜回是少正卯与孔子的较量中唯一立场坚定的学生吗?更多的人相信颜回是跟孔子最像的学生:好学、不得志。说的好听是用行舍藏,其实是“藏”了一辈子,颜回39岁就死了,几乎从来就没有被“用”的机会,亏死了。

木讷跟巧言令色刚好相反,木是面无表情,讷是笨嘴拙舌。孔子说:刚毅木讷,近仁,好像说的就是颜回。

如果你拿不准你身边的人能否深交,巧言令色可以作为唯一的指标,说的比唱的还好听,挤眉弄眼,善以色相动人者不会是好人。

防火防盗防记者,建议把巧言令色者也作为选项,记者不全是坏的,巧言令色的人里真没好的。

1.4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终于轮到曾子了——

相信曾子对自己的排位并不满意,尽管孔门弟子中名正言顺称“子”的除了有若便是他了。孔子的学问得以发扬光大功劳最著者当属曾子,一般认为曾子也是《大学》和《孝经》的作者,曾子的衣钵传给了孔子的孙子,一个叫子思的人,再传给孟子,孔孟之道似乎是靠曾子衔接起来的。曾子是著名的道德先生,但孔门十哲中没有他,是宋儒最大限度地发掘了他的道德潜力,并将他送上了圣哲的祭台。

这样说还是比较抽象,有两个小故事可以帮助我们记住曾子此人。

曾子,名参,字子舆,其父曾晳,名点,就是那位将“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作为自己人生理想的人,他们父子都是孔子的学生。两父子有一天一同在田里锄地,儿子不小心锄掉了一棵庄稼苗,一旁的父亲挥起锄头将儿子打昏在地,儿子苏醒的第一件事就是跟父亲道歉,因为自己的不小心惹父亲生这么大气,实在是不孝,回家后还以欢快的琴声向父亲传达自己欣然接受父亲责打的心声。听说此事的孔子都坐不住了,小杖受,大杖则走,等着父亲打伤是陷父亲于不义,如果被父亲打死,做儿子的更是罪莫大焉。

曾子家里比较穷,常常以野菜充饥。有一次曾子的妻子因为没能把那天的野菜煮烂,第二天便被曾子休了,别人质疑女人没犯“七出”之罪为什么就被休了呢?曾子的逻辑是一个连菜都敢不煮熟的女人还有什么事情是不敢做的呢?他儿子也来替母亲求情,曾子的说法是:万一哪一天你母亲让我把你打死,而我又听信了她的谗言,那将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啊,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出现,还是趁早写一份休书给她吧。

比这更雷人的是曾子从此一辈子不再续娶,并最终成就了一位道德楷模,楷模的业绩主要是建立在对自己女人近乎蛮横的伤害上的。宋元之后的读书人都以他为榜样,其实那也只是嘴上说说,最多再扮出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只要有条件哪个不是三妻六妾,大红灯笼高高挂;江南贡院旁边就是著名的秦淮河,一水秦淮多少梦,十里香艳,六朝金粉。

孔子对曾参的评价是一个字:鲁。一般认为曾参不是蠢笨,不是智力不行,而是——憨、拙,有点像金庸笔下的郭靖,大智若愚的样子,这种人最适宜练降龙十八掌,孔门的学问可能也有点像降龙十八掌,适宜曾参修炼。“三省吾身”,是三次反省、多次反省,还是从三个方面反省,历来有歧义。后文的反省内容包括为人谋、与朋友交和传,“三省”理解为“从三个方面反省”很通,但杨伯峻说如果是想表达这个意思,按照《论语》的表述习惯应该说“日省吾身者三”。

另外,根据曾子近乎道德洁癖的性格,他反省的内容也应该不止这三样。

我每天三番五次地反省自己,为别人谋事有没有尽心尽力,在跟朋友交往中有没有守信,老师传授的知识有没有按时复习。

这三条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每天问问自己有没有糊弄别人,有没有糊弄朋友,有没有糊弄老师。

不用心做事,其实是糊弄自己。

1.5 子曰:“道千乘之国,敬事而信,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

仁道也是权术——

古代打仗主要是靠战车,强国战车数量多;车离不开马,马很长时间里都是战争胜败的关键,汉武帝与匈奴的较量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拿马说事,蒙古人的剽悍一多半的功劳也要算在马身上。现代战争争的是制空权,歼-20超音速、隐身、第五代,它一飞冲天,便举世哗然。

乘(胜音),四马一车为一乘,四匹马并排拉车,中间两匹叫服马,外边两匹叫骖马。古代的车主要是战车,分小车和大车,分别由马和牛拉行,马车有速度,战场上冲锋陷阵,牛车载重大作为运输车,主要是辎重。小车还可细分为驰车和革车,前者无防护,轻便速度快,也是四匹马,叫驷;后者车和马都有皮革、金属防护,是真正的乘。牛车一般是一头牛拉一辆车,平时人坐的车叫“安车”,由一匹马拉行。

一乘的标准配备除了车马,还包括车上甲士3人(居中者驾车),步卒72人,另配后勤保障人员25名,加在一起是100人。看“二战”时期的纪录片,前边坦克开路,紧跟后面的端着步枪的士兵,合在一起叫一个战斗单位,坦克是核心。“千乘之国”,一千辆车,四千匹马,十万兵士,不是小数,因为当时整个“中国”可能只有几百万人口。千乘之国是大国,从表述口气说的也是大国。“道”是领导。

一个领导者要尽忠守责,信义著于四海,对自己要节俭,对别人要仁爱,要爱惜民力。“爱人”“使民”都是对别人,但人和民的区别很大,民才是今天的人民,百姓、黎民、大众,在古代也叫庶人;相对应的“人”是士人,跟今天的贵族接近,包括知识分子和公务员阶层。士农工商,后三种人不能叫“人”,只能称“民”。“使民以时”,老百姓的主业是种地,种地农时最重要,农闲时用用他们没有关系,农忙时还是放他们回去,要不大家吃什么?

孔子是圣人之后,又做过卿相,当然属于贵族阶层,他的所有发言也都是站在贵族阶层的。因此千万别跟他说种庄稼、种菜的事,有生意头脑的人,像子贡,有经济实力,会说话,对老师又忠诚,但是在孔子那里就是不讨好。

1.6 子曰:“弟子,入则孝,出则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读书没有那么重要——

入孝出弟,在家要尽孝道,出门要友爱兄弟朋友。“谨而信”是说要谨慎守信,这是孔子反复强调的美德。“泛爱众,而亲仁”,泛爱原不是儒家思想,孔子讲仁爱,墨子才讲兼爱,兼爱就是泛爱。但孔子这里的落脚点是“亲仁”,你要爱所有的人,但只能亲近真正有仁德的人。

孔子周游列国的第一站就到了卫国,那一天冉有给孔子赶车,看见卫国人丁兴旺,孔子就表达了一个观点:人口多了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设法让他们富裕,第二件事才是教育他们。我们改革开放30年的治国理念跟这差不多,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然后让大家一起富起来,最后才发展教育;现在很多人还不算富裕,所以发展教育还使不上劲。

这里孔子表达了类似的观点:行有余力,则以学文。行是放在“学文”前边的,该做的都没做好就去“学文”,太奢侈!“文”不是今天的文学,主要指的是诗书礼易那些经典,跟“文化”的概念重合部分较多。

没有知识能富裕起来吗?如果都已经富裕起来了,还学什么文化呢?

1.7 子夏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

经学大师出场——

子夏,名商,孔子晚年收的弟子,当之无愧的经学大师。孔子死后,子夏到西河讲学,有名的学生很多,对儒家的传承贡献很大,并直接影响了法家。能在第一章出现的学生都非泛泛之辈。四科十哲中他属文学科。

子夏的话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里有4句话。

贤贤易色,第一个“贤”是动词,第二个“贤”是名词,指那些有贤德的人,意思是把喜欢美色的心改换成尊崇有贤德者的心,或者说要像喜欢美色一样尊崇贤德之人。

孔子并不迂腐,他承认人的某些本性,“好德如好色”什么的,德跟色有什么可比之处吗?假如说好色是人的本能,在孔子看来好德大概也可以。

还有一种理解更值得注意,贤贤易色专指夫妇一伦,是说丈夫注重妻子的贤德而忽略其容貌,只要心灵美,老妻如母。结合下文,这种理解似乎更顺畅。下文讲应如何对待父母、君上和朋友。夫妇、父子、君臣、朋友另加兄弟是为五伦,君臣和朋友属家庭之外的关系,叫人伦;其余三伦都属于家庭内部的关系,叫天伦,天伦之乐是家庭里的快乐。朋友是兄弟的延伸,这里只讲“四伦”也算合乎逻辑。

对待父母要尽心竭力,只要努力了结果并不重要,这就是孝。百善孝为先,原心不原迹,原迹家贫无孝子;万恶淫为首,论迹不论心,论心世上无好人。传统观念认为精神出轨是可以接受的,身体才是底线。电影《非诚勿扰》中葛优和舒淇曾经在这个问题上纠结过,舒淇说自己的身体绝对不会背叛对方,但对方要允许自己的心偶尔开点小差;葛优说自己的心不会背叛对方,可以允许自己的身体有时候开点小差吗?不行!女人说。灵魂与肉身同在一处看来不是很容易。

孝心为重,淫行当止。这是儒家的观点。

对待君上、国家要勇于献身,对工作要全身心投入——要用心做事。

第二层意思——能做到上述四条,学不学的已经不重要了。

1.8 子曰:“君子不重则不威;学则不固。主忠信。无友不如己者。过则勿惮改。”

谁是你的朋友——

这一章前儒们的争论集中在“无友不如己者”,一方解作:没有朋友不如自己的,意思是说谁都有优点,要虚心向所有的人学习。更多的人解读为:不要跟不如自己的人交朋友。

前解是往圣人脸上贴金,孔子应该是谦虚的,向身边的所有人学习;后解则直指人心。朋友有三种,超过你的,跟你差不多的,不如你的。跟第一种人交往当然最划算,一起吃饭自然由他去埋单,什么你的我的,这一餐还是你请客,我就不跟你争了;一起聊天你总能增长见识,受启发,总之赚翻了。跟第二种人来往吃饭一般都是AA制,除非谁评上了先进,中了大奖主动请客;一起聊天算是平等交流、互相启发,不亏不赚,大致持平。碰上第三种人就亏死了,什么都跟在你屁股后面,永远只说一句话“我随便”。

三道算术题第一道是加法,第二道是加加减减,第三道则是减法,结局大家算得清,孔子也算得清。

就全章而言,孔子是在描述君子的整体属性,对照孔子关于君子的概念——修己以敬,君子做好自己的事情就可以了,作为君子只做对自己有利的选择似乎并无不妥。综观《论语》,其实孔子算不上是很谦虚的人,更多的时候他是一个内心骄傲的人。最后一句:过则勿惮改。也是对君子的要求,君子还是可能犯错误的,一个人犯点错误不可怕,犯了就改,改了再犯,犯了还改,然后就进步了。“不重则不威”,重,老成持重的重,大约就是要常常板着脸孔、没事端着,这样才够威严。因为孔门的学习不重知识,礼乐射御,没有言传身教不行,不摆点谱也不行。“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虽然说的是小人和女人,但道理是通用的,很多时候太亲近了他跟你没大没小、嬉皮笑脸,不利于传授本事。“学则不固”有两种断句法,其一,紧跟前句,固是“坚固、牢固”;其二,单独成句,意思是学习以后人就不再固陋。两相比较二解更顺。

主忠信,固守忠信。意思与“谨而信”接近,孔子很看重这一点,后面还要多次强调。

1.9 曾子曰:“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矣。”

死给人看——

中国人不怕死,因为中国人视死若生。帝王将相可以调动的资源多,在阴间照样要富贵,为此往往会大费周章地修建陵墓,按生前的气派修,修陵墓是新皇帝即位后的头等大事。秦始皇算是一个顶峰,日月江河、三山五岳,为了皇权永固他让整个兵团埋伏在自己身边,为了怕自己死后孤寂,陪侍他左右的还有万千个后宫佳丽。

中国人重死,其主要表现在中国人的死极具观赏性。对死者而言这算是一个交代,对生者而言这更多的是面子。

刚死的人要认真面对,这叫葬之以礼;以前死的人也不能掉以轻心,要隆重祭祀,这就叫祭之以礼,合在一起就叫慎终追远。曾子认为这两者都做好了民风自然就会淳厚。“兴灭国,继绝世”是秦汉之前的传统。周灭殷商封商的后代于宋,封夏之后于杞,尧舜黄帝其后代皆有分封。没有人相信自己有朝一日会被别人革了命,但他们还是相信被革了命的王朝只是子孙不争气,纣王虽然残暴,并不能因此否认汤曾经施行的王道,列祖列宗还是要按时祭祀;古人相信祖先只接受自己后代提供的祭品,于是便封一块领地给他们后代,便于祭祀。

杞人忧天、守株待兔便是夏和商之遗民创造的经典小品,遗老遗少就是一代不如一代的意思,一直到清朝八旗子弟。

这一传统终于汉高祖刘邦,他原本也打算效仿古人分封项羽的后人,但张良用事实告诉刘邦他并没有这个实力而且情况早已改变;此后大家讲究的是斩草除根、赶尽杀绝。从此世风日下、人心不古矣。

看来曾子的话还是有道理。

1.10 子禽问于子贡曰:“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

看不清楚的子贡——

中国没有真正的商业文明,士农工商中商永远都排名最后。农业社会讲求一亩三分田、精耕细作,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守土重迁;传统商业靠的是买空卖空,赚取差价。前者靠的是德行和体力,人会骗人,土地不会,你把汗水挥洒进去了,大地就一定会给你回报,所以中国人爱做长远打算,几千年不算长,汉民族的所有美德都来源于此。游牧民族逐水草而居,他们把日子安放在马背上,走到哪里,哪里是家。

做生意讲究奇货可居,头脑灵光,眼界活泛,但这样的人注定不讨孔子喜欢,尽管孔子也看不上耕种。

子贡是个做生意的天才,司马迁在《仲尼弟子列传》中给了子贡最多的篇幅。今天“老板”已经不吃香,“儒商”才够品位,今天的儒商往往就是那些书读不好、生意也不能真正做大的人。要说儒商,子贡就是他们的祖师爷。

子贡的学问也很好,《论语》中子贡和孔子的互动很多,问的问题有水平。冉有搞不清楚老师是否真打算帮卫君做事,子贡说我去问问吧,他见了孔子提出的问题是——伯夷、叔齐何人也?孔子的回答是——古之贤人也。子贡又问——怨乎?孔子回答——求仁得仁,有何怨?子贡走出来告诉冉有说咱们老师不会帮卫君做事的。是接近于禅宗式的答问。子贡还获得了与孔子“言诗”的资格,下文会讲到。

子贡最突出的是外交才能。据《史记》记载又一次齐国准备攻打鲁国,鲁国上下人心惶惶,子贡出去走了一圈,人们就看到了一个匪夷所思的结果:吴国灭亡了、越国称霸了、晋国强大了、齐国乱了,鲁国平安无事了,感觉子贡就是一条能量无限的鲶鱼。子贡相鲁相卫,纵横捭阖,算是一代奇才。

子贡有情有义,坚决捍卫孔子的地位。孔子死后,等别的好学生坏学生都陆续散去后又独自为老师守墓三年。

子禽,即陈亢,可能是子贡的学生,他在《论语》中是个挑衅者,易中天说他不像粉丝像媒体。

在子禽看来主动问别人和别人主动告诉你区别很大,四处打探总有些不地道,无意中听来的不同,他想知道孔子属于哪种情况。子贡的回答——孔子是一个温良恭俭让之人,他需要主动问别人吗?就算有时候是他老人家打听的,但也可以说是别人主动告诉他的。

原来只有“闻”字,既可以是听来的也可以是问来的,“问”是后来才有的,表示主动向别人打听。子禽觉得兹事体大,不可不察也,子贡觉得对老师来说这根本就不是一个问题。

学习先要放低自己的身段,如果总是气汹汹的,居高临下等于是先将自己关闭了,别人的好处如何吸纳呢?

温良恭俭让,温和、善良、谦恭、节俭、礼让,温文尔雅,谦卑有礼,是子贡心目中的孔子,但不是孔子的全部,孔子是个内心骄傲的人。

1.11 子曰:“父在,观其志;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

人生有几个三年——

父亲还在的时候,一个人是否孝就看他的志向,父亲不在了,他的孝主要体现在他的行动上。如果连续三年都能按父亲说过的办,那就可以算是孝了。

以前是男权社会,孝的对象主要是父亲,在丧礼和祭礼上嫡长子享受的待遇等同于父亲而高于母亲,据说是武则天改变了规则,让父母的地位真正平等了起来。

父亲盯着,做儿子的不太可能有什么独立行动,所以只能从他的志向上去判定,即使父亲不在了,三年之内做儿子的还是不能改变什么,如果坚持了三年,我想以后多半也懒得去改了,因为已经习惯了。这还是普通人家的规矩,贵族家庭做儿子的连父亲聘用的“臣”都不能随便改,那就更别想别的了。

孝道常常害人,在你还是绝对的弱势群体时就被教导要完全服从、顺从,不能有自己的想法,长大后多半唯唯诺诺、循规蹈矩,嘴里讲的也多是陈词滥调。

中国人的国民气质一半来源于此。

1.12 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小大由之,有所不行。知和而和,不以礼节之,亦不可行也。”“礼”与“和”——

车马象仕帅,为什么有的吃肉,有的要吃草,怎样才能顺利地把肉吃到嘴里,怎样让吃草的也甘之如饴呢?这的确需要一种东西让大家对现状都予以遵循。不同的车马服饰可以将彼此区分开,某种仪式可以对这种区别加以强化和确认。按规定你见了他必须跪下来磕头,时间长了只要一看见他你的膝盖自然就会发软,这就是俯首称臣,即表示这七尺肉身就交给他了。

学校里规定学生见了先生要主动问好并行礼,不能直呼其名,这是现代学校礼仪,坚持这样做的学生就是有礼貌的好学生。

礼是什么?都说是周公制礼作乐,其实历代居上位者都有贡献。《礼记》里说:“道德仁义,非礼不成。君臣上下,父子兄弟,非礼不定。”毕竟有五千年的文明史,中国是礼仪大国,中国所有文化遗存的每一个碎屑上都可以找到礼仪文化。

礼是对人与人之间距离的确认,也是对这种距离的具体描述。

日常起居、婚丧嫁娶、宾介君臣每个人应该有的权利和义务是什么,都必须有明确的规定,否则就会一片混乱。先将这种“距离”划定,每个人都认可它并来遵守它,这就是“礼”的理想。如果没有“礼”,无论是家庭内部还是各社会成员之间,人与人之间的地位不可能平齐,凭什么让大家心甘情愿地各归其位呢?——礼是这样规定的。这是一种虚假的“公平”,但它很容易让人接受。

有子说,礼的本质就是调和,和谐是硬道理;所有的事情都应该遵循和谐的原则。和谐是和谐,礼还是底线,如果逾越了礼,那和谐不要也罢。

社会从来就是不公平的,“礼”是它的润滑剂。从这个角度讲,礼与现代社会的“法律”十分接近,只是法律是靠强迫的,它背后是强大的国家机器做保证。礼也是约束性的,但它要求的是大家自觉遵守,因为不具强制性,所以要反复说教。《礼记》里是礼仪规范,《论语》里的礼仪说教也很多。

从另外一个角度讲,礼是由上至下的,礼对居上者更有利,法律更多体现的是下层民众的诉求,法律的理想是保护弱者。

从最高的“道”开始,周公讲德,孔子讲仁,孟子讲义,荀子讲礼,到了他的学生韩非、李斯只能讲法用法了,礼已经是底线了。老子是讲“道”的,在他看来德仁义礼都只是降低标准之后的无奈选择。

中国规矩多其实就是礼多,虽说是礼多人不怪,历代有损益,但总的趋势是删繁就简。

就在不久之前我们家乡的日常生活中还能寻到许多规矩,老人出殡日有一项仪式叫“路祭”,我曾经目睹过一次“路祭”,从早上一直持续到傍晚,棺木就摆在村口,子孙亲友依次上前祭拜;高潮部分是几个女婿的拜礼,最烦琐的一个要整整磕够八十一个响头,历时一个多时辰,仪式演绎到后半部分几乎成了一出滑稽剧。

现在是连懂这些“老礼”的人都快死光了。

1.13 有子曰:“信近于义,言可复也。恭近于礼,远耻辱也。因不失其亲,亦可宗也。”

一切都是有条件的——

信也有大信和小信之分,“尾生与女子期于梁下,女子不来,水至不去,抱梁柱而死。”尾生之信当然是小信;事关民族国家的、跟“义”能扯在一起的当然都是“大信”,大信要去兑现,小信要看心情。

孔子说:言必信,行必果,硁硁然小人哉!——孔子言直指人心。

孟子说:大人者,言不必行,行不必果,惟义所在。——孟子言气势威严。

恭顺当然是对的,但也要以礼而行,否则常常是自取其辱。

姻亲本没有血缘关系但也算是最亲的人,作为同宗来祭拜也是可以的。因,这里读作姻。

1.14 子曰:“君子食无求饱,居无求安,敏于事而慎于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谓好学也已。”

一个好学生的标准画像——

孔子说如果富贵是可求的,再低贱的事都值得做。

孔子还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

相信在孔子的逻辑里读书注定是不可能富贵的,阳货也相信:为仁不富,为富不仁。

一生贫苦的颜回因营养不良而早死,但他总是深得老师的欢心,孔子对“家累千金”的子贡总是不冷不热的。“敏于事而慎于言”,做事要勤快,说话要谨慎。“就有道而正焉”,向有道之人请教。

其实贫困和好学之间真的是成正比吗?

有一次,孔子派公西华去办事,作为管家的冉有想给他发点补贴,孔子同意发六斗四升粮食(够一个人吃一个月),最后冉有竟发了八百斗——按照钱穆的考证,这大约是一个人十年的口粮。

从这件事看孔子家可不穷。

1.15 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道),富而好礼者也。”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

一次师生之间的切磋——

人穷气短,容易卑躬屈膝、低三下四,见到有钱有势者习惯阿谀奉承,潜意识里大概是想得一点好处吧?财大气粗,有钱人更相信没有钱搞不定的,温总理希望开发商血管里流淌的也应该是道德的血液,开发商则相信自己已经绑架了国家经济。

子贡是有钱人,也是读书人,他知道没钱的时候不谄媚,有钱的时候心平气和、低调行事并不是一个太低的要求。

老师的境界当然更高,不谄媚?不够!最好是将贫穷忽略,专心于道的追求,有钱人最好再植入文化,做有钱人里最有文化的人,这样有钱人就更有余力去讲礼了。

老师的开导让子贡浮想联翩,“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是否也可以这样解读呢?切、磋是治骨牙,琢、磨是治石玉,骨器、象牙、玉石要打磨成器都讲究先粗后细、精益求精,越到后边的工序要求越细越严,这跟穷人先要不谄媚、最好乐道是一样的道理,与有钱人先要“无骄”、最好“好礼”也是一样的道理。

切磋、琢磨两个词即来源于此,但词义已变。现代考古发现旧石器时代已经有精美的玉制器物,玉的硬度远高于普通金属,很难想象七八千年前的古人可以将一件圆润、规整的玉猪龙打造出来。

孔子把《诗》看得很重,不学诗无以言,如果不把《诗》学好连话都不会说;诗言志,在公开场合能够恰当地引用《诗》在当时是一件十分风雅的事情,李零说这跟“文革”时人们说话先引用《毛主席语录》的情形差不多。

能够对《诗》有这样的解读,孔子认为可以给予最高的奖赏——与言诗,跟你谈《诗》。这个奖项孔子颁发过两次,还有一次颁给了子夏,那次子夏是把《诗》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跟“礼”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

20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文学的黄金时期,大学里盛产诗人,诗人当然常常要与人言诗,碰上老是要跟你言诗的家伙其实是一件很不爽的事情。

对子贡而言,仿佛是一次有准备的“请教”,不知能否算是学生对老师的启发。

1.16 子曰:“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

孔子的口是心非——

至此《论语》第一篇算是功德圆满了,第一章结尾说,人不知而不愠才是君子,这里进行呼应并补充——君子更重要的是去了解别人。

这个意思孔子后面还要反复说到。

不被人理解在孔子看来真的那么不重要吗?孔子一生颠沛流离、口干舌燥就是为了让别人理解他。

“子曰·我曰”之:为政第二

2.1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天上的星星参北斗”——

人文源自天文,儒家十三经以《周易》为首,道家“三玄”也以《周易》为首,《周易》的基本语言是阴阳,最大的阴阳是天地和日月。伏羲氏仰观于天、俯察于地,始画八卦,斗转星移、雷电风火让古人既恐惧又好奇,这是天文学发展的原始动力。远古没有污染,空气澄澈,天上的星星密密麻麻让人无法不仰望。

中国古代没有纯粹的天文学,立竿测影是一次充满科学精神的尝试,借助于它我们的祖先相当精准地知道了一天的长短,四时的演变,但也仅此而已。中国文化缓慢演进了五千年但始终没能真正迎来科学的春天,火药和指南针很早就被发明了,但它们一直不具备工程学上的意义,中国人更习惯在庆典和风水勘定时派他们上场;炼丹术与古典化学真的有传承关系吗?“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中国人了解自然的真正目的是为了认识自己;中医治病讲究的是合天地、合四时,因为中医认为人体也是一个小宇宙,天人合一是属于中国人的智慧。

北辰,即北极星,将北斗星斗口两颗星连接再顺延五倍到达的最亮的那颗星就是北极星。古人观察北极星的位置是固定的,北斗星一年四季围绕着北极星旋转,其他行星也是绕着它转,古人认为北辰就是天的中心——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共,是拱,环绕。

孔子认为德就像北极星,居上位者能以德治天下,百姓自然就会云集响应,赢粮而影从。

另外一种情况就是“道之以政,齐之以刑”,建设法治社会。出身草根的朱元璋深恶贪官,发誓用严刑苛法除尽天下邪恶,但让朱皇帝百思不得其解的是人性的堕落:衙门口展示的人皮草袋尚未干透——剥取该衙门前主人的人皮里边包上稻草,继任者已经开始重复前任的错误了,前赴后继,死而后已。

一个组织的管理大致有三种形式:人治、法治和文治。第一种可以是仁治王道,也可能是极权,一切都只能寄希望于当政者的道德水平,尧舜禅让天下,因为他们都是圣人;子路片言可以折狱,因为子路的赤子之心可昭日月,这些都属于可遇而不可求的个案。法治社会是现代国家的追求目标,但不一定是人类社会的最高理想,大不了就是一出永不落幕的警匪大片,主角是一只变态的猫与一只痛苦的老鼠;文治——文化管理则是一座海市蜃楼,也许我们可以超越凡俗、不食人间烟火,一起居住在这座最理想的楼里,否则我们还是心向往之吧。

孔子这里讲的德政还属于人治的范畴。

2.2 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

诗之失,愚——《礼记》里说:“温柔敦厚,诗教也;诗之失,愚。”这两句话可以参照《礼记》里另外两句来理解——洁静精微,易教也;易之失,贼。《周易》研究得法可以让一个人洞察世事,既有人文情怀,又有科学精神;弄不好人就会显得贼头贼脑。《诗经》也是这样,一个人温柔敦厚、从容淡定可能是它的功劳,一个迂腐的人也可能是它教化的结果。

孔子非常注重“诗”的学习,他认为一个不学习“诗”的人连话都不会说,孔子就是这样教训自己儿子的;诗言志,古人让“诗”来帮自己说话,说话时引用“诗”在当时是一件很风雅的事情。《诗经》是中国最早的文学作品,就其内容可分为风、雅、颂三部分,赋、比、兴是其中常见的表述方式。“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第一篇,开宗明义,先民们似乎也没有那么多忌讳。

一言以蔽之,现在是成语。

思无邪,前人考据繁杂,大致意思就是:思想正派。总的来说,教人温柔敦厚才是诗经的主流价值,这也是儒家的核心价值;还有一种理解说“无邪”是直抒衷曲,毫无伪饰,也符合《诗经》的风格。

学生问王阳明:“思无邪”为什么能概括三百篇?王阳明说:“岂特三百篇,《六经》只此一言便可该贯,以至穷古今天下圣贤的话,‘思无邪’一言也可该贯。此外更有何说?此是一了百当的功夫。”王阳明是说诗书礼乐易春秋体现的都是儒家的价值观吗?“诗三百”实际是311篇,说诗三百是取其整数。唐代是诗歌的黄金时期,留下来的诗歌数万首,清人蘅塘退士晚年与自己心爱的女人在耳鬓厮磨间编选了一本《唐诗三百首》,这部流传最广的唐诗选本竟是一次爱情的结晶,也是311首,仿的就是《诗经》。

2.3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从儒家到法家——

孔子思想的核心是“仁”,其实在现实中仁从来都行不通,发展到孟子开始讲“义”,仁是发自内心的,义已经有强迫成分了;再发展到荀子只能讲“礼”了,不管你内心怎么想,甚至怎么做也顾不上了,只要还顾及表面的“礼”就可以了。等礼都没有人肯守的时候呢?荀子有两个主要学生:韩非子和李斯,他们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一个重理论,一个重实践。法家讲的是利害、权术和结果。

天冷了是锻炼身体还是添加衣物,儒家选择了前者,法家选择了后者。前者没有约束性,来得也慢,其理想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法家简单而有成效,但副作用也明显。

政和刑对应的是德和礼,前者指的是政令、刑法,后者是道德和礼仪。靠政令和刑法管制国家,老百姓的反应只能是设法逃避这种管制,一旦成功就会得意扬扬,更不会有什么羞耻感;靠道德和礼仪呢?刚好相反,是解决言行一致的理想途径。“民免而无耻”的局面离天下大乱不远矣,有信仰的人内心会有一种约束,这是一种自我约束,它的力量可以无限强大,面对超级自然灾害,大和民族的内敛和自持令人震撼;如果大家都设法去突破某种东西,他唯一的心理障碍只是东窗事发、血本无归。

传统中国社会治理的核心是自治——皇权不下县,儒者或者绅士依据礼俗通过示范、调解等方式管理各社会成员,绅士们更多的是在遵从内心的伦理道德。宗族是社会管理的基本单位,它的管理方式是柔性的,虽然也有家法的威慑,但执行家法的过程却是一个让执行者与被执行者都痛苦的过程,其本身的教育意义也许更深刻。现代官僚管理社会的依据是法律。从内心讲,礼俗是大家的,法律首先是别人的。现代管理者是持尺度者,他存在的意义在于度量他人,在这个过程中与他本人的道德水平没有关系。

道和齐是递进关系,道更多的是引导,正面的、积极意义更多;齐是下一步,政令不畅,刑法伺候。就算你心里没有什么道德约束,基本的礼仪还是要讲的。

前边像是法家的做法,后边才是儒家的理想境界。理想实现不了,法家是最后的底线,传统中国政治是两者并存,起码表面上是这样。准确的说法是内法外儒,表面上忠孝仁义、一团和气,严刑酷法是最后保证。

春秋战国礼崩乐坏一日不如一日,秦灭六国,苛政猛于虎狼;汉初开始矫枉过正,到了武帝,全国一统奉儒家为正宗,其实只是表面现象,骨子里还是法家那些东西。

第一章讲“为政以德”,这里讲“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更全面,而且从正反两方面来讲,更透彻。

2.4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孔子的墓志铭——

孔子这句话的蛊惑性是显而易见的。15岁开始立志对现在人似乎不是一件难事,我们6岁入学,15岁完成9年义务教育,其文化程度大致已经相当于过去“秀才”的水平,大小也算个知识分子了。三十而立,立什么?立的原始含义是一个人在一块平地上站住,按于丹一贯宏大而雄辩的说法它“并不是一个外在的社会坐标衡量你已经如何成功,而是内在的心灵标准,衡定你的生命是否开始有了一种清明的内省,并且从容不迫,开始对你做的事情有了一种自信和一种坚定”。《论语》中有“不学礼,无以立”和“不知礼,无以立也”的教导,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人知礼了,也就算“立”了。鲁三家之一的孟僖子临终前告诫儿子说:“礼,人之干也,人无礼不立。”

30岁还是一个子承父业的年限,家庭内部的改朝换代,父亲手里的财政大权一般在长子30岁时要移交,这叫一世。

其实老百姓更倾向于“立”就是事业有成。在个人欲望极度膨胀的今天,让一个30岁的大孩子事业有成则几乎等同于害人了;40岁可以达致不再迷惑的境界吗?对许多人而言这差不多是一个最迷惑的年龄,50岁开始认命,到了60岁,什么都无所谓了,70岁以后呢?——更无所谓了。

孔子却在70岁达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想怎样干就怎样干,全对!这就是化境,属于最高境界。孙悟空的前半生已经做到了“从心所欲”,但常常是无法无天,这时候的他是需要一根“紧箍咒”的;等他历经险阻修成正果后那根“紧箍咒”便自动消失——因为他已到达最高境界。其实60岁都已经无所谓了,70岁以后是否逾矩又有什么关系呢?孔子无意中为所有的中国人设立了一个标杆,标杆的高度比“跳一跳可以摸到”的高度又高出了一点点,这就是大家忧郁的根源。老是要去套标准、去比对,一比就有了心理压力,不达标就只能惭愧。

从“立”到“不惑”到“知天命”到“耳顺”最后到“从心所欲不逾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吗?

他日,孔子说:“不怨天,不尤人,下学而上达,知我者其天乎!”耳顺当不尤人,知天命故不怨天矣。

网上的段子曰:20岁,故乡外地一个样;30岁,白天晚上一个样;40岁,环肥燕瘦一个样;50岁,美女恐龙一个样;60岁,官大官小一个样;70岁,房大房小一个样;80岁,有钱没钱一个样;90岁,男人女人一个样;100岁,活着死了一个样。

2.5 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于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

不依礼不算孝——

孝是有标准的,遵照礼的规定就是孝,或者说孝的衡量标准是礼。这一点很重要,人的能力大小不一,但礼与穷达祸福不是对应关系,换句话说,一个人不管混得怎样都不影响依礼行孝。

礼的规定繁杂如牛毛,单是丧礼和祭礼中的“五服”制度就够我们学习几个课时的了。斩衰、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什么人穿什么服装,从一个月到三年,不同的身份有不同的守孝时限,这些都是有严格规定的,无故违逆可能就是僭越,当然也可称之为——不孝。

这是孔门一种常规教学模式吗?孟懿子对孔子的回答明白了吗?应该没有,孟懿子为什么没有继续追问?孔子为什么不主动解释清楚呢?同样的问题连樊迟也是一头雾水,但这次老师决定诲人不倦,不懂讲到懂:孝从某个层面讲就是不违逆,什么叫不违逆呢?活着的时候以礼事之,死后依礼葬之、依礼祭之。

鲁国三卿分别是季孙氏、叔孙氏和孟孙氏,孟孙氏的第八代宗主叫孟僖子,他有两个儿子,孟懿子和南宫敬叔,孟懿子是孟孙氏第九代宗主。孟僖子十分敬重孔子,临死前叫两个儿子向孔子学礼。孔子隳三都因为孟懿子的反对而功亏一篑,孟懿子因此不入孔门。据说孔子34岁时向老子问礼是带着南宫敬叔的一起去的。他们两兄弟是孔门中的“官二代”。

樊迟,就是樊须,孔子的学生,喜欢耕种,曾因此被孔子破口大骂。“七十二贤”中有他,他后世的名声还是来自于他的重农思想。

司马谈临终前告诉司马迁说人生有三孝,小孝孝亲、中孝孝国、大孝立身,司马迁随以宫刑求取残生而著《史记》。面对终于完成的恢宏巨著,司马迁的理想却是藏之名山,以待圣人君子,其内心之悲苦可知矣。

2.6 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唯其疾之忧。”

久病床前无孝子——

这几章比较集中讲“孝”,上一章强调孝必须依礼,这一章谈的是具体问题,怎样对待父母的疾病。

问题提的好像很普通,但如果结合“久病床前无孝子”的俗语来看这确实是个谁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毛主席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只做好事,不做坏事。疾病,在古汉语中通常是两个词,疾,是小毛病;病,是比较严重的病。这里不一定是小毛病。

这句话另有一种解读:一个人如果想一想自己生病的时候父母那种揪心、恨不能自己替孩子生病的样子就知道什么是孝了。

还有一解,只让父母为你的疾病操心就算是孝了,意思是其他问题你都应该自己搞定。后两种说法都太绕。

孟武伯是孟懿子的儿子,是孟孙氏第十代宗主。

鲁国是周公姬旦长子伯禽的封国,季孙、叔孙和孟孙三家当然都是姬姓,季、叔和孟都是氏。姓和氏在周之前是分开的,孔子,是子姓、孔氏。

2.7 子游问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谓能养。至于犬马,皆能有养;不敬,何以别乎。”

孝养、孝顺与孝敬——

孝养的落脚点是养,冷了加衣、饿了添饭,这跟饲养牲畜没有本质区别,但在当时就有许多人这样理解孝,孔子十分不满。

今天的标准是孝顺,强调要顺着父母,对的当然要顺着,错了呢?80后子女给50后父母的经典概括是:父母皆祸害。这也是一个网络组织的名称,似乎对50后的父母人人皆可食其肉、寝其皮。大约是以前的父母太过注重教育孩子要孝顺了,物极必反。

其实20世纪50年代出生的那一批人是最特别的,什么事情都让他们赶上了,或者说他们什么事情都没赶上。长身体的时候碰上了三年自然灾害,读书的时候碰上了“文革”,停课闹革命、上山下乡,生孩子的时候碰上了计划生育,开始考虑退休生活的时候碰上了下岗。这些人不是更应该得到子女的孝敬吗?

孝敬是内心的态度,思想问题解决了,行动从来都不是问题。

子游是孔门文学大师,来自江浙的子游为孔学南渐立下了汗马功劳。

2.8 子夏问孝。子曰:“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

色难即是心难——

孔子这里论孝是有层次的。依礼是最低要求,因为有没有依礼大家都看得见;身体健康是基本要求,年纪越大、阅历越多就越能体味这句话的分量;孝敬是比较高的要求,饱暖生淫欲,衣食都没有着落的时候孝的首要含义就是养;脸色是最高要求,光心里诚敬还不够,还要和颜悦色,还要心甘情愿。

有事,后辈们代劳,有好吃的先紧着长辈吃,这还不能算是孝的唯一标准,你在做着这一切的时候还要心甘情愿、和颜悦色。“有酒食,先生馔”,今天的孩子可能已经很难理解了。第一,这是一个物质时代,孩子们对食物紧缺没有概念,老师请学生谈谈粮食紧缺问题,美国学生问——什么是紧缺?非洲学生问——什么是粮食?今天的中国的孩子可能也会疑惑到底什么是紧缺,他们当然也就没有机会以此尽孝。第二,现在是独生子女时代,孩子们生来就认为好东西就应该紧着他们享用,孝是什么玩意?

2.9 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

疑似大智慧——

跟颜回讲了半天课,他什么问题都没有提出来,就像个傻子。但他回去后自己琢磨总能发现新的问题,他可不是傻子。“不违”是孔子喜欢的,孔子真正喜欢的是“不愚”。老师讲课时老爱提问题的学生应该不讨孔子喜欢,像子路、宰予,所以我相信他的学生在他面前多半都不怎么敢说话,因为谁都知道他不喜欢那些能说会道的家伙。那一次他想让学生们各自谈谈自己的理想就说“以吾一日长乎尔,毋吾以也”。他竟然天真地以为大家不积极发言是因为他的年龄问题。

颜回是在刻意讨好老师吗?整部《论语》孔子都在夸颜回,其实颜回有什么值得孔子这样做呢?似乎什么也没有,反正颜回就是好。颜回一生辛酸,没有事迹,没有言论,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向他学习。

但无论如何,上课时启而不发,开会时左顾右盼成了我们的传统,讲得越好的课学生越没有问题,只有领导一个人的声音的会议就是最成功的会议。

2.10 子曰:“视其所以,观其所由,察其所安。人焉哉?人焉哉?”

你的来世今生——

所以,现在的状况。所由,以前的情况。所安,将来的发展。廋,隐藏。孔子说,我们考察一个人目前的状况,再了解一下他的过去,就可以推断他将来的发展,一个人其实什么也藏不住。

已知两点的位置就可以画定一条直线,该直线也是第三点的轨迹,远近不同而已。这就是一个人的来世今生。

这句话一定有背景,只是我们不知道。《论语》里的许多话都是在某种特定背景下说的,但记录者以为那些没有孔子的话本身重要,因此一律予以删除。“人焉廋哉?”显然是有感而发,尽管孔子有时不免迂腐,但以他的心智和阅历,没有什么是他看不透的,在他老人家面前我们都不应该——装。

一个人出生的那一刹那第一个点就划定了,等他初懂人事时第二个点也已确定,他的一生——第三个点的大致轨迹便因此而被圈定,你可以挣扎,就像一根波浪线,但永远跳不出佛祖的手掌。孔子有位老朋友名字叫原壤,据说是一位“方外之圣人”,孔子对他的评价有三句话:“幼而不孙弟,长而无述焉,老而不死,是为贼”,小时候你就不乖,长大了还是提不起来,一把年纪了还在浪费粮食。原壤人生的三个阶段都如此不堪,却也得了一个“圣人”的头衔。

2.11 子曰:“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

谁有资格当老师——“学而时习之”,习就是“温故”,学习要经常复习,复习要有新的发现。《礼记》说“记问之学,不足于为人师”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可作补充。记问之学,是指那些可以用来掉书袋子的鸡零狗碎,是别人或者书上说的,跟你没有关系。“记问之学”不属于自己,是“述而不作”,“知新”是在原有基础上有创造,它已经是属于你自己的了。“新”通常来自“温故”,但“温故”并不总是指向“新”的,现在学校课堂上许多老师最擅长的就是这样的温故,烫剩饭,一样的题目要反复训练,追求的是速度与准确度,一看就会,一做就对。这跟“新”无关。

一部经典作品里肯定有值得你反复咀嚼的东西,如果你能从中咂摸出了特别的味道,你当然就可以成为别人的老师了。

2.12 子曰:“君子不器。”

你不是东西——

如果说是因为这四个字使得工业革命是从英国而不是中国开始的显然有点言过其实,但如果说时至今日中国制造几乎等同于劣质的尴尬现状跟孔子君子不器的教导不无关系大致也不算冤枉他老人家。“器”对应的是“道”,器是物品,一物一用,道是终极价值。孔子前半生积极鼓励学生出仕,晚年更在意道的推广,子游、子夏是他最后收的学生,他们皆长于诗书礼乐的传承,这也算是从器到道的转变。

中国有“君子不器”的传统吗?秦兵马俑陪葬坑出土的那辆青铜车马的铸造工艺即使在今天看来也算是巧夺天工。上面大量使用的某种青铜丝平均直径只有0.1毫米;伞柄与车身连接用的子母扣设计精巧,至今依然可以灵活拆装。长沙马王堆汉墓中辛追老妇人身上那件轻如烟雾的素纱单衣重量不足1两,折叠后可以装进一只火柴盒,真正的薄如蝉翼,连现代科技都做不到。这是儒家文化尚未发酵的秦汉时期。《核舟记》是明代作品,在一枚桃核上展演了一出电视连续剧,文章结尾作者调侃说奇巧人大概是特意挑选了一枚狭长的桃核来雕刻的;鼻烟壶是清朝有闲阶层手上最精致的玩意,这种来自西洋的“工具”传至东土后迅即进身成为一种可以把玩的奇巧淫技,君子不器吗?这些更多被划进了玩物丧志的行列。

桔槔是一种利用杠杆原理取水的工具,原本并无多少技术含量,但确实可以减轻劳动强度,春秋时已广泛使用,子贡看到有人还在抱着瓮浇水就建议他使用桔槔,结果被人奚落了一番:有机事必有机巧,有机巧必有机心。这也算是君子不器吧?

中医理论和中药还不是中医的全部,《黄帝内经》包括“素问”和“灵枢”两大部分,其中灵枢部分主要研究的是针灸,华佗已经可以进行开颅手术,今天的中医靠的依然是望闻问切,离开西医的设备中医就不会看病,有研究者将这归咎于“君子不器”的流毒。中医首先是文化,良相和良医是可以相互切换的,这已经远超“器”的境界了。

中国人擅长向不可能挑战,他们以能够在米粒甚至头发丝上写字为荣,他们为在一张普通邮票上到底能写五千还是六千个汉字苦思冥想、潜心修炼,但这条道路的前方永远都不可能是纳米级的科学狂欢。“子曰”作为科举考试的标准答案一直延续了千百年,它早已成为信条并深深嵌入中华民族的灵魂,相信“君子不器”的警语不止一次被孔子提起,“君子谋道不谋食”也成了所有读书人的自觉行为。

子贡最矫情的一次是主动问孔子——赐也何如?孔子的回答让人沮丧——汝器也,你是个东西;子贡还问自己算是个什么东西,孔子说琏瑚也,按照易中天的理解,孔子的意思是说子贡是个豪华饭桶。

我们都是君子,君子有更高的人生追求,从这个意义上讲君子当然不是东西,说人不是东西今天却是骂人。

教师的全部心思只关注课堂上那点事也是将自己局限在了“器”的格局上,君子不为也。

2.13 子贡问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后从之。”

说与做的关系——

这句话的另外两种断法是“先行其言,而后从之”,“先行,其言而后从之”,还有一个版本是“先行,而后从之”。从之,跟着说。

不管哪种断法,其意思都是明确的。孔子这里论述的是说与做的关系,一个君子应该是这样的:先做再说。其实孔子这里的回答已经属于“照顾情面”了,我们相信他心里真正接受的是只做不说!

孔子讨厌那些能说会道的“佞者”,关键就在于他们说的多做的少,或干脆只说不做,夸夸其谈,满嘴跑火车;先把事情干好了再去说是符合孔子价值标准的,做了也不说的人呢?大概就是仁人、圣人或者雷锋吧?雷锋的选择是在私密性的日记上“说”。

说与做的关系问题其实是一个价值取向的问题。现在的问题是大家都急吼吼地抢着说,说出来的比你原本有的还要多。

有文化学者说于丹像一只“文化夜莺”,流畅、华丽、空洞,说得太有技巧、太善于表达也算是一种“佞者”吧?

2.14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水地比,上上吉——“北”是两个人背靠背,“比”也是两个人,前胸贴后背,像卿卿我我的一对,仔细一看却是两个男人。

六十四卦中第八卦是“比”卦,坤下坎上,水附大地,相互依存,亲密无间,相亲相辅,顺风顺水。比卦是上上卦,如果求姻缘,大概就是比翼双飞的意思吧。

周,各方面都照顾到,跟所有人都搞好关系,等距离,君子之交淡如水。《沙家浜》里阿庆嫂有一句唱词:人一走,茶就凉,有什么周详不周详。刁德一是怀疑阿庆嫂与新四军之间关系密切,彼此互相照应,“你与他们常来往,想必是安排照应更周详”,周详的意思很接近。

几个美国人生活在一起,他们可以只谈天气和体育,而且一定会谈;三个中国人多半都会分为两派。派与派之间你死我活、势同水火,派系内部则嬉皮笑脸、共产共妻,一旦分赃不均,顷刻间又会你死我活、势同水火。不能说美国人都是君子,按照孔子的归类法,小人与女子凑在一起常常会挤眉弄眼、叽叽喳喳、家长里短——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必要的时候就不择手段,置对方于死地而后快。

还有人将周与比理解为团结与勾结,但问题似乎还是没说透。如果你有走进教堂的经历可能对“周”的理解更深刻,教堂里认识的不认识的,男女老少大家都是兄弟姐妹,但彼此之间又没有任何利害关联;比陌生人要亲密得多,比亲朋又要疏远得多,他们之间的关系应该十分接近孔子这里说的“周”吧?

大千世界其实就两种关系:人与自然、人与人。我们学校教育也是期待在这两个方面影响学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复杂,“周而不比”可以作为一个基本原则,讲究共赢,但不结盟。“君子不党”也是古训。

孔子对君子与小人的区别似乎有特殊的嗜好。

2.15 子曰:“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

博学、慎思——

学与思的关系有点像美酒与佳肴,新谚曰:吃而不喝则罔,饮而不食则殆。《中庸》里有“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的教导,学问、思辨然后付诸行动。

温故而知新,温故的过程就是思考的过程。学来的东西从本质上说还是属于别人,思考所得才真正属于你自己。思考是一种状态,只有沉迷其中人类才能真正思考。

尽管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认为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这似乎证明思考恰好是人类将自己与其他物种区别开来的标志,因为我们相信假如一只垂头丧气的狗开始思考了,上帝是笑不出来的。

但这是一个无须读书的时代,还在思考的人的数量大概跟还坚持生活在野外的大熊猫的数量十分接近了。康德是人类思想史上一颗巨星,他不仅终生未娶,他80岁的人生履历表几乎一片空白,海涅说无法描述这个人的一生,因为他在这个世界上几乎从未生活过。但我们都记住了那条哲学的黄昏小路——每天傍晚康德都会准时出现在他家附近的那条种满菩提树的林荫小路上,他的身影踽踽独行,但他的思想天马行空。

学习的人不多,思考的人更不多,这才是最大的隐忧。

2.16 子曰:“攻乎异端,斯害也已。”

中庸是一种教养——

南怀瑾老前辈曾经这样引导我们来理解中庸的“中”字,河南话里“中”字的使用频率非常高,它的含义包括:行、可以、好、厉害等,“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孔门心法之要诀就是两个字——中庸,子思以此传于孟子。

鲁迅先生举过这样一个例子,如果你想在墙上开一个窗子大家一定不同意,如果你说拆掉整个房子,大家就会同意开一个窗子,这就是“中庸”的意义吧?“允执厥中”是挂在北京乾清宫中和殿上的一块匾额,它时刻教导着皇帝要不偏不倚,奉行中庸之道,而满朝文武三跪九叩之后抬头望见的也正是这四个大字。

中庸里有科学精神。不偏谓“中”,不易谓“庸”。不前不后、不左不右、不上不下,居于六合之中,这里边没有感情色彩,没有个人偏好,没有商量的余地,它是科学而非艺术。“异端”宋儒之后多解为非圣人之道,甚至限于佛道两家,佛度天下、道只度自己;但道家是孔子以后的事情,儒道原是一家,佛教大范围流布更是唐以后的事情。物体都有两端,对任何一端而言另外一端都是“异端”。攻,攻击。

不要死守任何一端,因为这是有害的。

本章歧义甚多,不同的理解之间可能正好相反,这里的解读是为了和孔子的中庸思想联系起来,可能稍显牵强。

2.17 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你知不知道——《道德经》第71章说:“知不知,上矣;不知知,病矣。”知道自己有所不知那是聪明人,连自己知道什么都不明白的人那就麻烦了。《庄子》里有啮缺问王倪的故事,王倪三问三不知,然后告诉啮缺,你不必失望,你怎么知道我所说的“知”不是“不知”呢?你又怎么知道我所说的“不知”不是“知”呢?《庄子》里还有庄子和惠子在濠水边关于是否“知鱼之乐”的著名辩论。

知道还是不知道,这真是一个让人无限纠结的问题。

佛学里有“觉”与“观”的概念,你的具体感知就是觉,比如你痛苦的感受;“观”是你的意识,仿佛有另一个你,这个你清楚你的感受。因此人生有四种境界:

第一,你痛苦并且知道自己痛苦;

第二,你痛苦但你不知道;

第三,你没有痛苦但你不知道;

第四,你没有痛苦,你也知道这一点。

第一种人像是中国的知识分子,第二种人像是中国农民,第三种人像是中国的公务员,第四种人大概只有那些有文化的富二代们了。

四年大学也是四种不同的境界:

第一年,你不知道自己无知;

第二年,你知道了自己的无知;

第三年,你不知道自己已知;

第四年,你知道自己已知。

日本福岛核电站泄漏事件到底有多严重?那些核专家怎么就知道自己讲的就是自己真正知道的呢?来自网上的一个段子是这样的:日本地震了,专家说核电站是安全的;一号机组爆炸了,专家说二号、三号机组不会爆炸,二号、三号机组也爆炸了,专家说保护壳不会爆炸的,保护壳炸飞了,专家说保护壳炸了核辐射也不会泄漏,东京检测到了核辐射,专家说中国是安全的——听到这里我的眼泪下来了。

子路是孔门里的大师兄,比孔子小不了多少,对孔子忠心耿耿,在一帮师兄弟里威信比较高,但常常被孔子斥责。这里是子路第一次露面,似乎一露面就没有好果子吃。孔子在这里教训子路,大概就是希望子路有朝一日能够到达最高境界吧。

2.18 子张学干禄。子曰:“多闻阙疑,慎言其余,则寡尤。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则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禄在其中矣。”

多听少说,多看少动——

俸和禄在古代是两个词,有俸银和禄米的说法,前者是钱后者是粮食,也有三部分组成的,再加上丝帛。禄,属于待遇,有点像是今天的级别,即使没有行政任职也可以做调研员、巡视员之类。过去这些可以公开花钱去买,属于政府行为,叫捐,它是科举制度的重要补充,只要捐了就可以着官服、享受某些特权,但不一定可以获得补缺,只有获得实缺才能享受俸银。

因此禄更重要,它属于终身可以享受的待遇。“干禄”就是获取这种资格。

阙,空缺。“多闻阙疑”,多用耳朵听,别用脑子想,有疑问自己留着。“慎言其余”,对于那些有把握的也要尽量少说。“多见阙殆,慎行其余”,多用眼睛看,有危险的地方尽量躲着点,就算是有把握的,也要小心。“寡尤”“寡悔”,麻烦事少。嘴巴不招惹是非,行动上不惹麻烦,想不在官场上混好都难。

这是孔子的“官场须知”,今天依然适用。

后世学者也把孔子的话当成做学问的“指南”,竟然也通,可见官学从来难分明。古人可以在良相和良医之间自由“切换”,今天有人可以在官场和学场间游走自如,有博士书记,也有厅级教授。

子张也是孔子的重要学生,人比较直爽、冒失,有“小子路”之称,这种性格的人一般不适宜在官场混。孔子这里是因材施教。

2.19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

摆平就是水平——“民服”相当于摆平,怎样才能摆得平,这是所有领导者必须思考的问题。孔子的答案很简单:把好的放在差的上面。

直和枉相对,大致相当于贤臣和小人。诸葛亮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

谁是贤臣、谁是小人由谁说了算?领导。

谁来保证亲贤臣而不亲小人?领导。

如果领导是小人呢?

2.20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

上梁不正下梁歪——

有什么办法让老百姓态度恭敬、内心崇顺、勤勉努力呢?孔子的答案是,上面的人端肃,下面的人自然就恭敬;上面的人父慈子孝,下面的人自然崇顺;有本事的就提拔,没本事的提供教育机会,他们怎么会不勤勉努力呢?

百姓既不恭顺也不卖力大概让季康子十分苦恼,孔子这里是话里有话,你自己做好了别人自然也会做好,这也算是“因材施教”。类似的场景《论语》里还有,如“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

上章的哀公是鲁哀公,本章是季康子,其“哀”和“康”都是谥号。谥号是死后的称号,有地位的人才可能有。汉朝最后一个皇帝是汉献帝,把自己的皇位贡献了出来,曹魏一党在决定将“献”字献给他们曾经的主子时心情应该是十分复杂的。周厉王、周幽王、隋炀帝、文帝、武帝、睿宗褒贬分明,谥号一般在下葬之前议定,大有盖棺定论的意味。南宋第二位皇帝是宋孝宗,真是名副其实了。孝宗是太祖一脉,而高宗是太宗的后代,高宗对继承人首要的期待就是“孝”。

上章孔子是“对曰”,本章是“曰”,因为前者是回答鲁侯的问题,所以是回答说,以前孩童入学所学内容称为“小学”,包括洒扫应对和研习文字。“应对”就是下对上,季康子是鲁侯的卿大夫,跟孔子算是平起平坐,直接说就可以了——这就是礼。

2.21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

孔子的泛政治化——

政治是什么?庙堂之上、国之大是、肉食者谋之,芸芸众生岂可儿戏?但孔子认为在某种意义上讲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政”。孝悌父兄,敬长爱幼,是为齐家,齐家而后可以治国、平天下。

前些年北京出租汽车司机也是这样以为的。“的哥”只是南方人的叫法,在北京他们就是名副其实的“侃爷”,一辆出租汽车就是一个移动的政治局微型会议室,发言人永远都是坐在前面那位目不斜视负责把握方向的家伙。这些年近距离聆听教诲的机会不多了,听说是因为收入的原因,真正的北京人都不爱干这个了;今天你在北京街头拉开一辆出租车的车门招呼你的可能是一位河北唐山的小伙子,甚至你有机会听到湖南味的普通话。

孔子办的是私学,学生的出路就是出仕,这些都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孔子自己也一直在寻找机会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国内不行就去国外,从一位青年才俊变成满脸落寞的老人,一如既往,无怨无悔。“你为什么不去从政呢?”说这话的人多半不怀好意,孔子不可能听不出来,他引用《书》上的话说,孝敬父母、友爱兄弟,最终影响的就是政治,我这不算是从政,什么才算?

算吗?孔子这话显得特别迂腐。

2.22 子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

仁义礼智信都是孔子看重的品德,这里是讲“信”。

大车是牛车,速度慢,马力大;小车是马车,速度快,马力小。是车就得有动力,在以牲畜作为动力的车上一定要有车辕,一头连接车轴,另一头通过一根横木固定在牲畜身上,这根横木叫衡,跟车辕成垂直方向,衡与辕相连处有一个可以活动的插销,方便车辆的转弯;大车的插销叫輗,小车的叫軏。这是一种说法。

这个插销当然很重要,因为它是一个“着力点”。

车厢叫舆,车厢里铺的席子叫茵。车厢旁边用来倚靠的横木或木板叫輢。车厢后面的横木叫轸。车厢前边用来扶手的横木叫式,或者轼。车走的不平稳,人站在车上遇见需要行礼的人手就要扶住“轼”,所以轼也有表示敬意的意思。古时上车是从后边上,为了便于蹬车,车厢里一般会设一条绳索,叫绥,“升车必正立执绥”;驾车的人叫仆,仆把绥交到蹬车人的手里叫“授绥”;嫁娶时则由新郎将绥交到新娘手中,也叫“授绥”,所以“授绥”也有迎娶的意思。车轴的外端为防止车轮滑脱就用一根销卡住,一般是用金属材料,叫辖,现在的含义是管理。车停下来时为防止车辆移动会放一块三角形的木头在车轮下面,这块木头叫轫,相当于手刹,前进时先要把这块木头拿开,叫发轫,现在的意思是“开始出现”。两轮之间的距离叫轨,“车同轨”是将天下的轮距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了下来,这是一件大事,一般认为是秦始皇的功劳。

2.23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孔子的一道算术题——

一世是30年,十世就是300年。一世为什么是30年?据说跟《易经》有关,用易经来推算一个人的时运,每一卦是六爻,每一爻管5年,总共是30年;30年一过就变了另外一卦。

传统中国家庭里的“改朝换代”每30年进行一次,因为父亲要在长子年满30岁时将家里的财政大权移交给他,作为家族就算是另一代了。这是关于“世”的另一种说法。

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管是巧合还是必然,30年似乎永远都是一个特别的坎。一甲子是60年,两个30年。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这对中国而言是一个特殊的年份,辛亥革命只是让我们从形式上告别了旧中国,“五四”运动引进了科学和民主,让中国开始成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国家;30年后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人民开始站起来;再推30年是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中国人民开始富起来;舆论普遍认为2009年又是中国面临重大转折的一年,这一年土地政策出现重大调整。

子张问300年以后的事情有办法知道吗?孔子说3000年以后的事情都有办法知道。孔子推导的过程是这样的,由A到B之间的变量是知道的,由B到C之间的变量也知道,假如这个变量是固定的,继续往下推导由C到D的变量大致也可以知道,依次类推。

这里说的应该仅限于礼。从夏至商再到周,礼一直在变化,按照这一变化的规律推算3000年后的礼会是什么样,孔子说他知道。

但是30年前中国是什么样子?今天是什么样子?30年前中国北方农村的葬礼跟3000年前可能没有本质的差异,今天的孝子们可能只是将一个做成“小姐”的纸人草草烧给先人了事。

2.24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清明时节雨纷纷——

鬼,是一种似人而非人的怪兽,人死了以后大概就会变成这个样子。日本鬼子,就是当年老百姓看见日本人的感觉,外表像人,但不干人事,其实不能算人。

人死了以后会变成两个部分:魂和魄,一阳一阴,魂升入天际,大概就变成了鬼;魄则归于大地。

祭和奠的意思有区别,灵堂和花圈的中央都会写一个“奠”字,是对刚死去的人来说的,是凶祭;祭是对以前的死人——追远。

祭祀是礼,其本身也应该合乎礼制,疏怠肯定不对,过于频密者多半有实际利益诉求,也是对神灵的亵渎。不该做的事情乱做,该做的却不做。这种风尚让孔子不爽。

“子曰·我曰”之:八佾第三

3.1 孔子谓季氏,“八佾舞于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季氏家的“春晚”——

佾,音义,舞之行列,纵横人数相等属于“系统默认设置”,这样的舞列方方正正威严如仪,方正很重要,孔子连肉切得不方正都不食,他相信割不正人也不正。传统北方人家是用八仙桌的,边是边、角是角,北方人多率直;多用圆桌的南方人性格柔和、善变通。八佾,即纵横各8名舞者,共64人,这是天子独享的规格,诸侯享六佾,36人,大夫享16人,士享4人,这些都属于“礼”的规定。

舞者在堂下舞动四肢以娱人耳目,观者在堂上欣赏艺术。尊卑很清楚,今天的艺术家们都在台上,老百姓下来了。堂下即是庭,中庭、庭院,古人都是先堆土成台,然后在台上建房子。有一次孔子站在堂上,他儿子孔鲤从中庭经过,孔子就告诫他要学诗、学礼,“庭训”“庭教”由此而来。

是可忍孰不可忍!现在是成语,有一种拍案而起的感觉。

按照礼的规定季氏是大夫,只配享用四佾,现在他跳过六佾,直接摆出了天子的排场,这让孔子怒不可遏:连这个都能够容忍,还有什么不能容忍呢?但更多的人认为孔子没有这么容易发飙。孔子只是在客观地分析季氏的行为——孔子谓季氏:如果这样的事情他都忍心做,还有什么事情是他不忍心做的呢?忍,是季氏内心的纠结。

季氏真正在意的是八佾还是四佾,这至少说明他是懂礼的,他只是在试图突破某种东西。因此堂下那一群美女在跳什么他未必真正有兴趣欣赏,类似的还有公司举办的“酒会”和西方亲友间的“party”,没有人会真的在乎去吃什么、喝什么,大家去的目的是为了交际;从这个意义上讲,季氏家的歌舞的核心价值主要不体现在其艺术性和娱乐性上,我们甚至可以推断八佾之舞根本就不好看。

这大概就是季氏家的“春晚”吧,而且观众只有季氏一个人。

现在你明白大家为什么都觉得“春晚”不好看了吧?

央视的“春晚”跟季氏家的“春晚”有不少类似之处:央视“春晚”舞台背景的主色调一定是典型的中国红,喜庆、红火是这台晚会主要想表达的中心思想,“咱们老百姓今儿个真高兴”就是“春晚”最热闹的声音;季氏家的“春晚”的主题同样要突出,其关键词包括:庄严、气派、君临天下。

总而言之,两台晚会都不以娱乐受众为首要目标,因此都不好看。央视春晚小品王、有“春晚东方不败”之称的本山大哥曾经表达过这样的观点:他当然知道什么样的小品好看,但他演不出既符合“春晚”要求又好看的小品,因为央视“春晚”是有要求的,有些题材不能碰,有些话你也不能说。

两台晚会的最大不同在于一台是你演给我看,另一台是我演给你看!

春晚当然不好看,它原本就不是为了好看——这是今天的礼。

3.2 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守不住的线叫“底线”——

彻,祭祀结束之后撤去祭器。雍,是天子祭祀使用的音乐。“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就是《雍》里的“歌词”,出自《诗经·周颂》,大意是有诸侯们助祭,负责主祭的周天子神情端肃。这些是周天子跟各诸侯之间的事情,大夫根本就挨不上边。

但现在鲁国三家大夫们祭祀时在自家堂上奏起了雍之乐——村干部就喜欢强调自己的领导身份!祭祀是大事,它是一个人社会身份和地位的确认,有没有资格参加祭祀、在祭祀中做什么都是原则上的事情。祥林嫂死了两任丈夫,儿子也给狼叼去了,自然也就失去了参加祭祀的资格,当她用自己的全部积蓄去土地庙捐了门槛仍然无法换取参加祭祀的资格时她彻底崩溃了。

前一章是说有人乱跳舞,本章是讲有人乱奏乐,这就叫礼崩乐坏、天下大乱。

3.3 子曰:“人而不仁,如礼何?人而不仁,如乐何?”

核桃都有仁——

礼乐固然重要,仁更重要,核桃都有仁,人岂能没有?

最早的诗和歌是不分家的,诗都是可以唱的,歌词本身就是诗。上一章里的“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句,它既是《诗经》里的诗歌,也是天子祭祀时的音乐。今天的诗是朗诵的,朗诵没有固定的章法,全凭各位的理解,但听来听去似乎天下的朗诵只有一种腔调,大家比的是嗓子的构造,声音好听的人似乎天生就会朗诵;今天的乐曲可以不配词,许多配了词的,也是几句大白话,你甚至可以当梦话听,寡淡寡淡的。

礼乐也不分家,什么人用、在什么场合用,这些都属于原则性问题。

但礼乐又是表面的东西,其本质还是内心的诚敬。如果内心没有诚敬感礼乐可以不要吗?孔子大概不愿意面对这个问题;如果内心足够诚敬呢?其他问题应该都不在话下,这就是孔子的表里观。

3.4 林放问礼之本。子曰:“大哉问!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

来时的路已被遗忘——

礼的本质是什么——这个问题肯定经常被人们谈论,现在是一个叫林放的人正式提出来。关于林放的“信史”不多,零星的记载也多与本章有关。“大哉问!”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这个问题问得好!因为他觉得这个问题很重要,还有一层意思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说得清楚的。

奢,烦琐。俭,简单。“与其……宁……”现在我们说“与其……不如……”在烦琐和简单之间孔子为什么会选择简单?上章说:“人而不仁,如礼何?”跟仁比起来礼没有那么重要。“阳货”篇里有:“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礼就是那些玉器和丝绸的往来吗?由此看来,烦琐还是简单都不是问题的实质,既然这样何必大费周章,一切从简好了。这是指一般的礼仪。

具体到丧礼与其随随便便,不如哭哭啼啼。随随便便当然不合孔子的主张,哭哭啼啼其实也不是孔子想见的,理想的情况是内心要有悲戚,表面的东西没那么重要。

许多东西当它变成一种仪式后其本来的用意往往会被大家遗忘。升国旗是为了唤起参与者内心对国家的那种神圣感,但当升旗成为一种固定礼仪后,大家在乎的只是整个过程是否合乎某种规范。就像我们原本打算去一个地方,但沿途的风景迷惑了我们的双眼,我们终于忘记了我们的目的地,也遗忘了我们来时的路。

上章谈表里,此章论形式与内容。

3.5 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

华夷之辨——

中国历史上有东夷、西戎、南蛮、北狄的说法,东西南北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这里的中国是先秦的概念,大致包括今天的山东、河南、陕西和山西部分地区,即黄河中游一带。东夷、西戎、南蛮、北狄具体包括哪些地区、跟今天的少数民族地区有什么传承关系并无一致说法,多为性状描述。

夏商周的核心统治区域都在黄河中游,这种格局到了东晋开始突破,从南宋开始中国的政治中心正式远离中原。“中国”人觉得自己是正统,是天下的中心,是化内,有强烈的道德优越感,而生活在中国之外的那些人都属于化外,他们长相怪异、茹毛饮血、文化落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另一次孔子在称颂管仲时曾说:“微管仲,吾其披发左衽矣。”披头散发、衣襟向左边掩正是夷狄的特征,华夏应该是束发、衣襟右掩。至少在孔子看来做夷狄之人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

尽管那些夷狄之族都有国君,还不如华夏之族没有国君呢。

还有一解:那些夷狄之族都有国君,不像华夏之族有君等于没有。前章孔子对当时礼崩乐坏,国君无能,大夫肆意僭越行为深表不满。

华夷之辨自古有之。元朝是蒙古人统治中原,在此之前契丹之辽、女真之金就像中原正统文化头上挥之不去的噩梦;清朝的满族是外族,唐朝李氏一般也认为是鲜卑人的后裔,一方面我们讲此三朝都是中国历史上最强盛的时期,另一方面我们也一定会讲中国汉民族强悍的“汉化”能力——像一头怪兽不管什么垃圾吃进去都能变成它的大便。其他少数民族如匈奴、西夏、月氏、羌,乃至东北老毛子、八国联军、东洋倭寇叨扰中华留给我们的绝不单单是历史书上那几行轻飘飘的文字。

从夷狄之族延伸开去,一个金发碧眼的“洋人”在过去中国人心目中几乎等同于一个西洋景,他们毛发遮面,生活粗糙,文化落后。中国人崇洋媚外的历史在整个中国历史中并非主流。

以前中原地区流传一种说法,在蒙古人统治时期,汉族女子新婚之夜必须先交由蒙古人“验明正身”,所以汉族人家通常都会溺死第一个孩子。天下大势分分合合,民族交融亦是大势,中国人很早就知道同姓不婚的道理,几千年下来,谁敢拍着胸脯说自己就是纯种的汉人?小时候屁股后面青色的胎记据说为汉族人所特有,老人们说那是阎王爷的脚印;也有人说小脚趾上的两片指甲才是汉族人的特征。

中国人的特征大概只剩这些了。

3.6 季氏旅于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

季氏可恶——

孔子讨厌季氏主要是季氏不按牌理出牌,个性太过张扬,不懂低调做事、谦卑做人,感觉有点像当年的陈水扁。

像河和江在以前是指黄河和长江一样,如果直接说“大山”很多时候指的就是今天的泰山。泰山“五岳之首”的江湖地位主要基于两点:泰山虽然海拔只有1500多米,在山中不算高,但在平坦的齐鲁平原上它突兀而立,气势非同一般;其次“周礼尽在鲁”,鲁国作为周公的封国,承接了比较多的周文化,这样说来,鲁国算是当时的文化中心。

封禅是当时的大事,各诸侯只能选择境内的山,天子当然不受此限制;泰山地位独特,鲁君可以来,周天子也可以,其他人按说没有这个资格。但当时的情况复杂,其他国家的国君也有到泰山来的,但最离谱的是连季氏也敢来。“季氏旅于泰山”,有人认为“旅”是祭祀的一种形式,但我相信季氏是打着游猎的旗号到泰山封禅。事态严重,说是游猎,万一擦枪走火弄不好就是天翻地覆,孔子用的是“救”。冉有是季氏的宰,也是孔门最能干的学生之一,跟子路一样擅长军旅之事,跟子路一样似乎也不怎么讨孔子欢心。“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这句话最莫名其妙。林放前章问过“礼之本”,能够追问根本的人当然就是认真思考过的人,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判断,林放是知礼之人;泰山这里说的是泰山神。林放都知礼,泰山神更知道吧?因此泰山神是不会接受季氏此种僭越行为的。

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不久便率领群臣浩浩荡荡来了泰山,首开天子泰山封禅的先河。皇帝称天子,他们究竟是谁生的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他们需要天下人都确信他们就是上受天命、巡视天下的。于是他们纷纷来到泰山,因为感觉这里似乎更接近天庭,站在泰山极顶他们更容易与“天”进行一次必要的对话。应该有一段时间,秦始皇一定会屏退左右独自登上祭坛,希望能够亲耳聆听上天给他的某种指令,而且他似乎也听到了。

从泰山下来还没有来得及回到京城秦始皇就死了。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尸体开始发臭,李斯和赵高让人拉一车咸鱼跟在后面,好给他们空出一点时间以便安排他们心仪的胡亥顺利接班。来的路上其威仪如山,让刘邦项羽以各自的方式表达了极大的羡慕和妒忌,回去时却变成了一阵阵臭气。顺利即位的秦二世不久也到泰山来了,但回去就死在了赵高手上,并顺带葬送了大秦王朝。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汉武帝五次到泰山封禅,在他身后光武帝、唐玄宗、宋真宗先后都来到了泰山。被人称作“天子”时间久了他们自己也难免怀疑自己到底是谁的儿子,至少他们相信自己跟普通人是不同的。传说有一次朱元璋在内宫跟马皇后闲聊,说起自己原本是一介食不果腹的小和尚,不曾想竟然做了皇帝,这话对朱皇帝而言是不小心说出了实话,但此语出自帝王之口显得十分轻薄。朱元璋说完之后就出去了,善良的马皇后即刻告知在旁边侍候的两个小太监从此一个装聋、一个作哑;朱元璋过后也意识到了自己的失言,回来审问两个小太监发现一聋一哑,方才作罢。

登临泰山的“天子”们每次都要刻石表功,他们相信即使上天没有听见他们的声音,说不定哪一天也会看见他们写在石头上的文字,就算上天看不见,天下人总能看见吧?

3.7 子曰:“君子无所争。必也射乎!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

友谊第一,比赛第二——

孔门主要是六门功课,“射”是其一。在漫长的冷兵器时期弓箭及升级版的弩机一直都属于“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就其威力而言,后羿射日就是一次核子爆炸式的展演,而最早熟练使用它的秦人凭借它的威力一举扫平了天下。起初它只是一种狩猎的手段,它减轻了劳动强度并提高了效率,借助于这种精巧的设计我们的祖先第一次吃饱了肚子;但瞄准的目标从动物改换成人几乎是必然的,这种大规模射杀行为一直持续到了西方火器的传入,射杀变成了瞬间的消灭。

其实在历史上你很难分得清射箭到底是军事行动还是体育运动,“体育是和平时期的战争”,如果绿茵场上可以解决争端为什么一定要动刀动枪呢?就算一场公平的球赛解决不了问题,还可以秀一场实弹演习嘛。射礼有四种,大射是为了选拔人才,宾射是贵族间的一种社交礼仪,燕射是贵族们的休闲娱乐项目,乡射则是平民日常练习射艺。“君子不争”是古训,但不争是不可能的,射礼可以化争,既然是为了化争,双方就应该彬彬有礼。《周礼》中对“射礼”有十分详尽的规定,四种射礼中繁简不一,大致有12道程序:

备礼:有关人员各司其位,所需器具陈设堂下;

迎宾:揖礼迎宾登堂;

开礼:司射携弓相请宾主,一番谦让;

配耦:一次六人,两人一组,分上下射;

纳射器:准备一弓、四箭;

倚旌:明示靶心,除左衣袖,右手拇指带扳指,上一支箭;

诱射:司射做示范,揖进揖上,射四箭,工作人员将箭取回;

一番射:赛前练习,上下射依次揖升射四箭;

二番射:正式比赛,根据成绩罚酒、献酒;

三番射:奏乐射,程序同二番射;

旅酬:宾主余兴未了,相互敬酒;

送宾:奏乐送客,揖让礼别,工作人员收拾器具,打扫卫生,各回各家,各找各妈。

3.8 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为也?”子曰:“绘事后素。”曰:“礼后乎?”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矣。”

孔子给学生的最高待遇——

这个待遇孔子曾经颁给子贡一次。

巧笑倩兮,梨涡绽放,笑容很美。美目盼兮,顾盼生辉,眼神也很美。素以为绚兮,以素为绚,借助于白,彩色才更明显。素,纯白;绚,灿烂。

绘事后素,有两解,一、画画前先打好白色底;二、画完后用白色钩边。用白色是为了突出彩色,白色是基础。“礼后乎?”画布上的笑容为什么可以如此灿烂?眼神为什么如此摄人心魄?白色底子打得好效果才会好,说到这里子夏突发奇想:就像一个人应该以“礼”打好底子一样吗?

这话当然合孔子口味了。《左传》说:“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荀子也说:“人无礼则不立,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

孔子决定颁发最高奖赏——跟你讨论《诗》。

3.9 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孔子的学术心得——“兴灭国,继绝世”是古之遗风,夏之后封于杞,殷之后封于宋。孔子说夏、殷之礼他都了解,但他了解的那些礼准确与否都难以在杞和宋得到验证。为什么呢?因为档案资料和贤人都不足够,如果足够应该可以验证。文献,包括档案资料和贤人,献,通贤。

这可能是孔子当时比较苦恼的一件事情。

春秋五霸有宋襄公,但以宋国的实力不足以称霸,宋襄公是以其“仁义”之名被历史记住的。宋襄公是春秋时期的堂吉诃德,作为嫡长子他曾经执意将王位让与庶兄子鱼,子鱼坚辞不受后,襄公又毫无戒心地拜他为上卿;跟楚王相会时对楚王明显设好的陷阱视而不见,坚持按约定携少量车马赴会结果做了楚王的阶下囚;“不鼓不成列”更是让这位襄公成了千古笑谈,楚强宋弱,子鱼建议半渡击敌,宋襄公坚持认为那不是仁义之师所为,结果大败。“兵者,诡道也;政者,正道也。”他的迂腐就在于军政不分。还是这位君子倾力帮助重耳正式执掌了齐国。

他似乎总是在为他人做嫁衣裳,“襄公”的谥号也算是名副其实。他是一位伟大的理想主义者,尽管他没能带领他的国家走得更远,但很难说那是他的错还是那个时代的错。孔子与宋襄公同为子姓,同是殷人,他们的执着、他们的不合时宜以及他们骨子里的高贵同样一脉相承。

宋襄公的迂腐和他的书生气息穿越两千年的历史沧桑后又似乎在昭示我们做人其实还是不要那么聪明吧!

我们今天缺的不是聪明而是书生气。

3.10 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

冇眼睇——

禘,大祭之礼。灌,禘礼的第一项“献酒”仪式。孔子说,禘礼从第一项仪式开始我就不想再往下看了,看不下去——冇眼睇(要用纯正广州话读出来)!

孔子觉得自己生不逢时,看到的、听到的全部不成体统,跟今天很像。

日本动漫对中国四大名著进行了全面改编,《西游记》——四个美男的故事,女生版的《三国演义》里刘备是一个弱智儿童,张飞是一个女生……

——冇眼睇!

3.11 或问禘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于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

哪壶不开提哪壶——

这次有人问禘礼跟上次孔子发牢骚说“冇眼睇”时间应该相差不久,孔子的气都没消,又提什么禘礼,别跟我说什么禘礼,我不懂禘礼!懂得禘礼的人整个天下都在自己的掌握之中!

有一种力量叫礼仪。

孔子常常沉浸在“周公制礼作乐而天下大服”的美丽回味中,治理一个国家究竟有多难呢?从孔子多次关于“问政”的回答中我们相信在孔子心目中治理天下其实没有那么复杂,孔子主张“为政以德”,他认为孝敬父母、友爱兄弟也就是为政。《论语》中孔子多次言及为政,但是具体措施并不多,因为在他看来为政的确也不难,周公就是最好的例子——依礼乐而已。《易经·系辞下》也说“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其实我们什么也不需要做,万物都在变化,但永远都是万物自己在变化,即使黄帝尧舜那样英明的圣人也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而已,这才是“激发生命的力量”。先民开始不穿衣服,后来会用兽皮遮蔽下身,毕竟没有衣领和衣袖,黄帝和尧舜衣冠楚楚自然就成了天下的领袖。

这就是“礼”的力量。

现代人的不同在于他们把迷信的内容从“礼乐”换成了“法律”。礼乐多好啊,所有人都做谦谦君子,整个社会歌舞升平,圣人为每一个人都设定了一个准绳,可是每一个人都在试图突破,相对居下位者突破的冲动更强烈!法律也好啊,为所有人设定了同一条准绳——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似乎大家都痛恨它,越是居上位者突破它的冲动越强烈。

孔子的政治理想在现实面前再次受挫。

3.12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子曰:“吾不与祭,如不祭。”

让我们假装相信——

祭祀鬼神在当时是大事,也是很正常的事情,但孔子似乎并不是一个虔诚的有神论者,“敬鬼神而远之”应该是孔子的心里话。孔子还抢白过子路:“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即使平日里孔子也不说那些“怪力乱神”之事。

但孔子真的相信这个世界上原本就没有鬼神吗?——鬼才信。他只是回避这个问题,或者说他一直都认为有比这个更重要的问题。

有一次孔子生病,子路牵头成立了一个“治丧委员会”,祈求神灵,大肆为老师祈年,孔子知道后大发雷霆:“吾欺谁?欺天乎?”要说祈求,我不是一直都在“祈求”吗?在孔子看来遵礼守乐、施行仁义其实就是为自己祈福了。“获罪于天,无所祷也。”如果得罪了天向谁祷告都没用!孔子是相信天命的,但这个天命跟神灵有区别,那是冥冥中支配一切的力量,孔子是学《易》后才知道自己命数的。

祭祀就要当受祭者就在面前,祭祀神灵的人心里要有神灵。孔子说他没有亲自参与的祭祀就等于没有祭祀。“吾不与祭,如不祭。”也有不断句的,“与”理解为“赞同”。我不赞同祭如不祭的态度。

3.13 王孙贾问曰:“与其媚于奥,宁媚于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孔子不想被“潜规则”——

奥是尊位,主人居住;灶是烧火煮饭的地方,烟熏火燎的,通常是下人待的地方,但俗语说向灶神献媚更有效,这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县官不如现管”的“潜规则”。

王孙贾是卫国大夫,有军旅才干,卫灵公无道国家却可以生存王孙贾是一个因素。王孙贾这里是开导孔子,有些事情你求卫君不如求南子,县官不如现管嘛。南子就是卫国那位著名的美女,她放荡而贪婪,最终死于非命,电影《孔子》对此落墨甚多。

孔子说卫君也没有天大,更别说南子了。孔子的意思是说真要献媚,自己只向天献。

古代家居布置比今天讲究,古代是依礼,今天主要是看邻居和星级酒店。

以前民居主体建筑物的内部空间分为堂、室、房。前面正中一间为堂,堂后为室,室的两侧为房,分东房和西房。堂通常是行吉凶大礼的地方,人死后停放在堂中叫殡,抬去墓地叫出殡,堂一般不住人,功能类似于今天的客厅;古人席地而坐,堂上的座位以朝南的方向为尊。室内的座位则以朝东(门在东边)的方向为尊。官署的“堂”叫厅,是听事之所,故古时官员审案时称之为“升堂”。堂有时还作为讲学之处,别称讲堂、学堂。以前筑台建屋,房子高于地面,因此堂前有阶,分东阶和西阶,有尊卑之分。堂上东西有两根楹柱,堂东西两壁的墙叫序,有东序西序之分,堂后有墙与室隔开,室与房各有户(即单扇门)和堂相通,门是两扇门,从门的繁体字看很清楚。室户偏东、户西相应的位置有一窗口叫“牖”;室还有一个朝北的窗口叫“向”。窗,原本是开在屋顶的。东房后部有侧阶,通往后庭。

后庭也叫内廷,一般为女眷居住,内廷的门较小,叫闱门或闺门,俗称“二门”,“大门不出二门不迈”的“二门”即指此门,“待字闺中”“闺女”都缘于此。小户人家不一定有内廷。

大门是第一道门,一般是三开间,中间通行,两边叫塾,也是孩子们受教的地方,称私塾。堂所在的主体建筑为五开间、五进,其中堂占据三开间、四进,堂前不设墙。堂的边为廉,室的角为隅;廉隅,转指品行端庄。

古代总称堂室为“寝”,周代又有大寝、小寝之分,大寝即堂,又称“正寝”,小寝为室又称“内寝”。古俗男子居外女子居内,故古人称妻为“内人”,即源于此。

3.14 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

我们从哪里来——

周之前有夏商二代,其礼乐文明一脉相承,到了周礼乐制度日益完备,深得孔子欢心。

夏开始于何时?今天的专家给它“定”的时间是公元前2070年,但是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的“铁证”至今都不能说找到了,先秦古籍如《尚书》多有提及,但《尚书》成书时间肯定不会早过战国,也许那时有一些文字材料我们今天看不到了吧?

另外一个有趣的细节是《史记》里有详尽的《夏本纪》和《殷本纪》,但一直以来大家对它的真实度莫衷一是,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完全印证了司马迁关于殷世系的记述,由此推断司马迁关于夏朝世系的记述也应该是可信的——夏朝是一个被大家“推断”出来的朝代。

严格来讲,夏朝关于“国家”的概念应该还很模糊,那时的社会组织以部落为主,所谓的夏大体相当于部落联盟,而夏本身就是一个大的部落,王也只是部落联盟的首领,因此夏朝——如果它真的存在过的话——跟今天的华夏中国之间的联系也十分缥缈。

殷商已经十分接近真正意义上的国家了,它有较发达的农业和制造业,青铜器制造水平已相当可观,商人重鬼神,擅卜筮。最重要的是殷已有相当成熟的文字,那些被镌刻在龟甲和兽骨上的奇妙符号向我们诉说着3000年前一个伟大王朝的所有秘密。

孔子是殷人之后,至少别人还很看重这一点,但孔子自己对取代殷的周似乎有更多的认同感。今天中华文明的主要源头应该是周,文王的仁义、周公的礼乐经过孔子及儒家的无限放大后绵延不绝影响至今。

在中国漫长历史中真正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另外一个朝代是宋朝,这个存在了319年的赵宋王朝有一顶永远摘不掉的帽子——积弱积贫,它是否真弱真贫我们难下结论,它曾经创造了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文化却是事实。近代中国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宋。

3.15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每一次提问就是一次“刷新”——

太庙是鲁君的家庙,当然是鲁国最重要的祭祀场所。这里是孔子的用武之地,儒,人需也,儒原本为贱业,为人司仪掌礼操办婚丧嫁娶之事,也包括挖墓坑,给死人穿衣服。现在孔子走进太庙对祭祀的每一个细节都要问,他这算是请教吗?或者是考问?

如果是请教,别人难免会怀疑以知礼闻名的他是否是个骗子,他到底是不是真懂呀?孔子说这本身就是礼。“是礼也。”是典型的孔子式语言。《韩诗外传》里有这样的记载:孔子观于周庙,有欹器焉。孔子问于守庙者曰:“此谓何器也?”对曰:“此盖为宥座之器。”孔子曰:“闻宥座器满则覆,虚则欹,中则正,有之乎?”对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试之,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孔子喟然而叹曰:“呜呼!恶有满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孔子曰:“持满之道,抑而损之。”子路曰:“损之有道乎?”孔子曰:“德行宽裕者,守之以恭。土地广大者,守之以俭。禄位尊盛者,守之以卑。人众兵强者,守之以畏。聪明睿智者,守之以愚。博闻强记者,守之以浅。夫是之谓抑而损之。”

孔子这里表面上是请教,其实是设定了一个“情景”,他真正想讲的是“持满”之道,满则覆,懂得减损的人才能真正拥有。

孔子当然知道太庙里有关规定,在他看来每提问一次都算是对那些“规定”的一次刷新吧?

鄹,就是陬,是鲁国的一个小地方,孔子的父亲叔梁纥曾担任过此地的宰,算是一个“县级干部”。“鄹人之子”,这里有轻视的意思,但鄹人也不是谁都有资格叫的,王临川、李合肥什么的也不是每一个姓王、姓李的人都有资格叫,今天却有敢以“中国”给自己命名的人。

3.16 子曰:“射不主皮,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温润如玉——

射箭作为一种礼仪,射中靶心是目的,力度不重要。

肯定有人认为不仅要射中靶心还要射穿箭靶,甚至还成为一种时尚,这种时尚不符合孔子的口味,他认为射礼乃君子所为,它应该隆重而优雅。

孔子是一块温润的美玉。电影《孔子》的最大败笔在于对孔子本色的把握上,银幕上的夫子要么冷冰冰的,要么甜腻腻的,不能说是读懂了孔子。

3.17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

孔子最伤感的一天——

饩羊,祭祀用的全羊。祭祀——在古代社会生活中的重要性,今天的年轻人可能已经无法想象,国子监是古代的最高学府,其最高行政负责人叫“祭酒”,这一传统至少从齐国的稷下学宫就开始了。

牺牲,祭祀用的牛马羊等,体全叫牲,毛纯叫牺。

牲畜,祭祀用的牛马羊等,杀好后为防止变味在开水中过一下叫牲,饲养起来备用的叫畜。

太牢,牛羊猪齐备,为天子祭礼;少牢,羊猪备齐,诸侯祭礼。

三牲五鼎,原本是说祭祀规格高,现在是说一个人花天酒地、生活腐化。“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古代没有逐利商人精心调配的瘦肉精饲料,养一头牲畜不容易,但祭祀时会倾其所有,体型越大表示越隆重,毛色纯正、牙口小者更受神灵喜欢。马牛羊、鸡鸭兔都是祭台上摆设,今天大致只剩下一只冷猪头了。

周天子每年秋冬之交会将第二年的历书颁发给各诸侯,春秋时期这几乎是表明周天子存在的唯一证据了。各诸侯会将历书藏之太庙,每月初一杀羊祭告太庙叫告朔,然后回朝听政。但当时已经没有人太当回事儿,羊还在杀,但鲁君多半不会亲自到场,其他事情也是一切从简。

子贡是商人,商人言利,讲究的是成本最小化,既然这样——干脆把那只羊也省掉算了。要不要那只羊,在子贡看来只是一个经济问题,而在孔子看来却是一个政治问题。

于是,孔子说了他一生最伤感的一句话——你心疼的是那只羊,我的“礼”怎么办?

底线再一次被人试图突破,孔子未必不知道自己改变不了什么。这里他努力抓住那只羊,就像溺水的人抓住了一根稻草。

3.18 子曰:“事君尽礼,人以为谄也。”

不说憋屈,说出来矫情——

谄,刻意讨好,拍马屁。孔子觉得自己只是仪礼而行,而在别人看来已经是拍马屁了。

是礼有问题吗?可“礼”就是这样规定的,那就是“舆论”有问题了?孔子的苦恼在于他总是被甩在大家的后面,所有的人叫嚣着从他身边呼啸而过,孤寂的他注视着人们渐行渐远的背影独自发着牢骚,孔子就是一个超级“奥特曼”——一个落伍者。

3.19 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

对君臣而言,彼此是个什么东西——

君臣关系复杂而微妙。春秋时有“臣一主二”的说法,君臣以义合,主不仁臣可以选择新主。孔子这里从正面强调君礼臣忠,如果君不君,臣可以解除契约吗?理论上君不能无臣,而臣可以弃君为民;事实是君的选择余地很大,却少有臣会主动舍弃红尘。《道德经》第17章里说:“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管理者与被管理者的关系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况:管理者处于QQ已登录但设定为“隐身”的那种状态——你几乎感觉不到他的存在,但你想跟他说话随时可以,但这样的时候不多;大多数下属都愿意亲近你,而且在各种场合夸奖你,这是最恶心的了;你的下属对你敬而远之;他们希望你出门被汽车撞死。

四种情况境界高低不难判断。定公的境界不高,在他看来君与臣之间就是一种简单的管理与被管理关系,他想知道的是这里面有没有什么诀窍,孔子的原则是两个字——礼、忠。

君讲礼臣自然会忠心,这是孔子的一贯理想,就算是这样,大概只达到了老子的第三种境界,至多是介于第二种和第三种之间,比老子差了一个档次。

如果彼此是两条小鱼,与其曳尾于滩涂,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这是庄子的境界。

3.20 子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的温度——

这是“女儒”于丹的感受,她说孔子没有颜色只有温度,没有颜色大概就是没有鲜艳的颜色——这样说是符合实际情况的,但按照这种表达模式当然就应该说孔子也没有温度,或者说没有明显的冷热,无可无不可,不温不火,温润如玉。

如果不能从孔子身上读出“中庸”二字,你就不能说是读懂了他。

孔子对“诗”的总体印象是——思无邪。《关雎》是“诗”的第一篇,就是那篇“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求之不得”“辗转反侧”。孔子对这一篇的评价是: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淫”和“伤”都属于过度,哀和乐都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过度。“圣人方而不割,廉而不刿,直而不肆,光而不耀”是《道德经》里边的话,方正但不生硬,有棱角但不割伤人,直率但不放肆,光亮但不刺眼。如果把孔子的“乐而不淫,哀而不伤”放在后边也算通顺、恰当。儒道原是一家,此为明证。

中国人的主要气质就是中庸,经由“中庸”可以演变为平和、优雅,也可能造就一种虚伪和狡黠;中庸是一种科学精神,强调的是“执中”,“攻乎异端,斯害也已”,有学者统计64卦128个中爻,凶者仅占3爻。狂狷皆非上上选,所谓的过犹不及。

前章涉及的尖底双耳“欹器”,它想告诫人们的正是“满则覆,中则正,虚则欹”的简单道理,在距今6000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存中已经发现了它的身影,可见中国人“尚中”思想源远流长。

中庸的中国从来就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狂欢”活动,中国最大的节日是春节,这个节日的首要价值指向是要求人们回到家中,唯一的狂欢仅限于舌尖和肠胃。中国人似乎从来都没有十分激烈的感情需要表达,中国人的“热情”处处透着虚情假意。

孔子的“中庸”思想后面还要反复涉及。

3.21 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

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吧——《周礼》规定:“二五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社,专为土地神设的祭祀台,周礼规定每25家要设一个“社”,台上还要种上适宜的树木。稷,是五谷之神。土地和粮食就是一个国家的根本,建国的第一件事就是建宗庙、树社稷坛,所以社稷也指国家。社后来逐渐演变成居民聚集的某种区域,社会、社区即由此而来。

哀公向宰予打听社木的情况,宰予说夏代植松,殷商植柏,周人则植栗树,周人为什么要植栗树呢?取其“战栗”之义,吓唬老百姓的意思,孔子的评价是过去的事情就让它过去好了,多说无益。

孔子这里有点怪宰予多嘴、有点自作聪明,因为孔子是“从周”的。

本章歧义不少。有人认为“社”是土神的牌位,也是国家的象征,对外战争时载“社”而行,希望得到它的护佑。社也是杀人的地方,有人就臆测哀公是想问可否除掉三桓,因为三桓势力大不能明言,只能打哑谜;孔子的意思应该从长计议。

宰予,就是那位白天睡觉被孔子骂作“朽木不可雕”的家伙,他与子贡同为言语科的佼佼者,两人都不讨孔子欢心。

3.22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或曰:“管仲俭乎?”曰:“管仲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然则管仲知礼乎?”曰:“邦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管仲也不是好东西——

管仲的器量不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不俭兼不知礼。管仲个人生活腐化并滥用公共资源,是为不俭;管仲僭礼立影壁、有反坫,当然不算知礼。

三归,有多种解释。税取其三,娶三姓女,有三处私宅等,是就其个人生活作风而言,不思节用。老子说:吾有三宝,曰慈,曰俭,曰不敢为天下先。

对孔子而言“不俭”也许还只限于个人修养问题,是否知礼却是事关生死的原则问题。

管仲早孔子一百年,事齐桓公,春秋第一相,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有大功于华夏。孔子对他评价极高,并将“仁人”的头衔罕有地给了他,本章是孔子对管仲的批评。

有人相信管仲的不俭和不知礼只是为了显示自己并无不臣之心的刻意行为,这是一种自保之道。开国功臣难善终几成定律,汉初三杰之萧何为汉室江山立下了汗马功劳。有人向刘邦报告说萧何在后方爱民如子,深得百姓爱戴,听到如此评价的萧何便知道自己已经惹了大祸,于是开始强买民宅民田,惹得百姓一片怨言,刘邦听到报告后心里十分满意。萧何得以善终不能说与此无关。“管鲍之交”说的是管仲和鲍叔牙的故事。管仲和鲍叔牙是好朋友,他们合伙做生意管仲总是把利润的大部分留给自己,别人都以为管仲贪婪,只有鲍叔牙知道管仲真的需要这些利润;他们一起去打仗,管仲总是躲在后边,别人以为管仲怕死,鲍叔牙解释说管仲家有老母;管仲为鲍叔牙做了几件事都没做成,别人觉得管仲无能,鲍叔牙说是时机不成熟。他们分别跟随齐僖公的两个儿子,鲍叔牙的主子就是后来的齐桓公,鲍叔牙极力向齐桓公推举管仲,管仲做了齐桓公的相,齐桓公也成就了自己的霸业。管仲临死前齐桓公打算以鲍叔牙为相,管仲坚决反对,不久齐桓公失势后竟被活活饿死,几个儿子不顾父亲尸体生了蛆虫却为争抢王位而你死我活,齐国大乱,鲍叔牙因为管仲的反对而逃过大劫。

这就叫管鲍之交,他们相知甚深,不拘小节,堪称佳话。

3.23 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皦如也,绎如也,以成。”

孔子的乐评——

音乐是孔门的专业课程,相信孔子是这方面的专家。鲁大师,是掌管音乐的官员,这里是孔子谈自己对这位大师音乐的理解。始作、从之和以成就像这首乐曲的三个乐章,从收到放最后再收,多听听中国民歌就知道它的套路了。

中国民间从来不缺少音乐,即使在最偏远的乡下也常常有民间乐师的光顾,他们手里一把二胡脚上一个踏板就是整个乐队了,他们的声线嘶哑而富于穿透力,常常有一种摄人心魄的魔力。

他们常常是盲人,像太湖边的阿炳,他们似乎是在用音乐诉说自己的人生。

他们也许是半路出家,或者从小眼睛有问题,为了生计,他们娱人耳目,但没有人真正去关心他们内心的悲催。

古代常常有人为了神圣的音乐而主动刺瞎自己的双眼,只有当你消除了世界上所有的影像,你才能真正走进音乐。

3.24 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于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子何患于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

这人老喜感了——

仪,是一个地方。封人,掌管边界的官员。国与国之间封土植树以示界限,并派人值守,官级很低。但孔子见到的这位很迂腐、很搞笑,在一个90后的东北人嘴里大概就是——这人老喜感了!

这位边地小官的迂腐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强行跟人见面并给人家传递不负责任信息。他要求跟孔子见面的唯一理由是经过这里的名人我都见了,也不多你一个孔丘。见完之后就开始忽悠,你们好啊,虽然现在没有谋到什么好职位,但毕竟碰见了这么好的老师,真是苍天有眼,这个世界从此有希望了!

这件事应该发生在孔子周游列国途中,他们师徒这种狼狈不堪的羁旅竟然持续了14年,这位封人大概也要负一定的责任。

木铎,木舌铜铃,它代表的就是官府的声音,因为百姓一听到它的声响就表明又有新的政令要发布了。封人说孔子就像这么一个铃铛,但它宣讲的不是政令而是天下大道。乡下商业化速度慢,那些推车挑担的行脚小贩手里也有类似的铃铛。金铎(金柝)以金舌名,声音更激越,用于战场,《木兰辞》里有“朔气传金柝”。北京师范大学有著名论坛名叫“木铎金声”,木铎也是教师的别称,北师大的校徽里就有它的造型,理想高远,勇气可嘉。曲阜孔庙有“金声玉振”石坊。

与人相见需得有人介绍,否则于礼不合,不知道孔子这一次为什么会破例。

我更想知道的是孔子到底跟他说了什么。

3.25 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韶”的诱惑超过肉——

孔子34岁那年到洛阳向老子问礼,向苌弘问乐,历史上有“访弘问乐”的记载。苌弘认为就内容而言《武》是“彰周伐殷之功”的音乐,《韶》是歌颂舜功德的音乐,两者并无高下之分;从形式上看,“韶乐之声容宏盛,字义尽美;武乐之声容虽美,曲调却隐含晦涩,稍逊于韶乐。故而武乐尽美而不尽善,唯韶乐可称尽善尽美矣。”

第二年孔子到了齐国,并且听到了韶乐,听得如痴如醉、手舞足蹈,三月不知肉味。以前吃肉不容易,肉的诱惑是深入灵魂的,竟顶不住韶乐的魔力,圣人就是圣人。

但后世儒者多认为韶武之优劣不在形式而在内容,周以武力得以承继殷商,尧舜行的却是禅让之礼。传说许由是尧舜时代的大贤,古代最著名的“隐士”之一。晋《高士传》说,尧召许由为九州长,许由听到后跑到颍水边洗耳朵,巢父来饮牛,问他为何洗耳,许由说尧要召他为九州长,巢父说你自己躲在深山老林里谁能找到你,分明是六根不净,沽名钓誉,倒是污了我的牛口,牵着牛到上游去了。

更多的传言却说这种“禅让”是假的,当事情变得没有回旋余地时,尧将计就计把自己的两个女儿娥皇和女英嫁给了舜,不能把皇位传给儿子,那就让未来的皇帝变成自己的女婿吧!后世篡位者多半走的也是“禅让”的路子,西汉末年作为外戚核心的王莽实际上已经是皇帝了,但那层纸毕竟没有捅破。于是便有善解人意的儒生上表劝进,王莽驳回,儒生再次劝进,再次被驳回,如此三番五次,王莽“迫于无奈”,只得勉强即皇帝位。

在著名的古典音乐中商汤的音乐叫《大濩》,汤的宰相叫伊尹,那是一位著名的厨师,《大濩》就是这位厨师的代表作,濩,货音,意思是“煮”,想象中这首乐曲应该就是一支《锅碗瓢盆交响曲》。

整个商朝似乎跟厨房都脱不了关系。

这些“古典音乐”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国歌吗?尽善尽美,现在是成语,形式与内容俱佳。

3.26 子曰:“居上不宽,为礼不敬,临丧不哀,吾何以观之哉。”

形式与内容——

孔子这里列举了他看不惯的三种情形:居上位者没有宽仁之心,为礼没有诚敬之感,参加丧礼随随便便,孔子说他看不下去。

宽容是一个人最重要的美德,一个心智成熟的人必然宽仁,因为他知道世界上的事情大多不必执着,是你的绕多少圈回来还是你的,不是你的无论如何拼死搂在怀里,终了还是要醒来的。礼与敬的关系、丧与哀的关系,孔子心里分得清清楚楚。

孔子对形式与内容的关系有着深刻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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